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1
卫生监督是国家管理卫生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国家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保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卫生监督工作。党的十五大明确而完整地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卫生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管理卫生事业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卫生监督执法是政府管理全社会卫生的基本方式，是实现预防战略，保护人体健康的基本手段。卫生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改善社会公共卫生状况，提高社会卫生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卫生监督与行政法“行政”一词就其原意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二指国家行政机关依其职权所从事的管理活动。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调整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中，同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的社会关系。卫生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同级人民政府之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其卫生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纵向行政管理关系，又有各种医疗机构、各种提供卫生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横向卫生服务关系。就纵向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而言，卫生法与行政法是从属和补充关系。卫生监督工作是卫生法的执行工作，即卫生行政执法工作。从卫生法与行政法的从属和补充关系来说，它是以行政法为基础，以卫生法律法规为依据的具体行政执法工作。具体来说，卫生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权的国家机关、杜会组织和卫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对卫生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行为.二、卫生监督主体及其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卫生监督执法的主体主要是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只有卫生行政机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卫生行政执法主体。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法规才将卫生执法权授予某一组织。这种组织称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一般应视同于行政主体。卫生行政机关要把执法权委托给其他组织行使，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并承担法律贵任。2、职权的法定性卫生监督执法主体所执行的法律规范，只能是法律规定应当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执法主体只能在法定职权内履行卫生行政管理责任，不得越权执法。3、行为的主动性卫生监督执法是一种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主动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意愿为转移。一般讲，法律规范颁布后它仅是一种抽象规范。有关公民、组织不自觉遵守，又没有行政主体去执行，就不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实际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自动的发生、变更和终止。行政执法行为，则成为法的定与实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4、国家强制性卫生监督是国家卫生管理行政权运转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由卫生行政主体单方面决定的国家管理活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国家强制性。行使卫生监督职权的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并根据卫生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某一方面卫生行政管理和执行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职权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取得卫生监督主体资格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第一，依据组织法或组织规则设立，并且具有外部生管理职能，能代表国家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行政上的法律关系。第二，必须得到卫生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代表国家行使某一类别卫生行政执法职权。无论什么机关、组织和个人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就没有卫生行政执法职权。第三，法律、法规的授权必须与其外部管理职能、权限、范围一致。包括权限上的一致性及管理范围和对象上的一致性.如县级卫生行政机关就不能被授予省级卫生行政机关的相应权限;其他管理职能的机关也不能被授予卫生行政执法职权。第四，获得卫生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还应当具备履行某一项卫生管理职能应有的技术能力。根据《行政处罚法》及有关部门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监督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三种.1、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是国家设置的，依法行使国家职权，执行法律、法规，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行政机关一般具有以下特点:①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其工作实质是通过职能运转将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付诸实施;②行政机关按层级结构组成，实行领导从属制，下级服从上级;③行政机关在决策体制上实行首长负责制;④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是主动的和不间断的;⑥行政机关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的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行政机关成为卫生执法主体，首先，必须具有外部卫生行政管理职能，或某一特定的相关卫生监督管理的外部职能;第二、依法取得有关的卫生行政执法权第三，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从事执法工作。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卫生监督主体中的行政机关主要有:(1)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包括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地(市)卫生局、县(县级市、区、旗)卫生局。简称各级卫生行政机关(部门)。根据我国宪法、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卫生行政机关的主要执法职责是:①制定规范权。根据其法定职能范围，依法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政策、标准、规范;②监督、检查权，依法对所管辖范围内的社会公共卫生，与健康相关的产品及其生产经营活动，医疗卫生机构及人员等进行监督、检查;③审查审批权。依法对与健康相关的产品，与健康相关的社会活动进行审查、审批、颁发有关卫生许可证;④调查处理权。依法对医疗事故，药品、食品中毒事故，职业中毒事故，其他与卫生和健康有关的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实施处罚权。依法对违反卫生法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2)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我国一个独立的卫生类行政执法机关，是国务院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负责对药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放射性药品、麻醉药品、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包装材料等)的研究、生产、流通、使用进行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负责食品安全综合管理、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查处;负责保健食品的审批.(3)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设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依法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作为进行处理和制裁。(4)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是我国卫生行政执法主体之一。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境卫生检疫法》，对出人境人员或运输工具等进行卫生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对进口食品进行口岸卫生监督检验;对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法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处罚。2、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所谓授权是指法律、法规规定把某些行政权力，授予某些不是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使该组织取得了行政管理的主体资格，即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行使某些职权的能力。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这种行政管理权的组织，就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授权必须有法律或法规的明确规定，其他组织或个人没有授权的资格。被授予权力的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条件:①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②具有熟悉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和业务的人员;③具有相应的检查、鉴定能力等;④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3、受委托组织所谓受委托组织，是指受行政执法机关委托，承担具体行政执法任务的组织。委托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即受委托组织作出委托的行政机关执法，并且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进行执法活动，委托机关对委托组织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1)委托条件。①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明确规定，否则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委托;②委托组织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三个基本条件，即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有熟悉法律和业务的工作人员、有相应的技术检查和鉴定能力。(2)委托执法规则。①委托事项不能超过委托机关的法定权限;②受委托组织只能以委托机关的名义执法;③受委托组织不能再委托;④委托机关对受委托组织的委托权限内的行为，负责监督;⑤委托应当以书面方式进行.目前，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卫生行政机关可以委托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卫生行政执法权。卫生监督机构实质上相当于卫生行政机关内部的职能处室，履行卫生行政机关交付的卫生行政执法任务
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2
关键词：监督行政法制；行政责任；行政救济；范畴
监督行政法制是现代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保障。由于现代行政活动面广、量大、情况复杂多样，行政权力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倾向，在行政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偏差，产生负面作用和影响，从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必须按照现代法治原则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偏差，明确和追究责任，及时和公正地对因行政偏差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救济。这既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也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特别需要加强研究和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明确概念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故本文对行政责任、监督行政、行政救济等监督行政法制的若干重要范畴试作探讨。
一、关于行政责任
（一）关于行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于行政责任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如某些行政管理学者是将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也包括在行政责任范畴内的。即使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此也见解各异。例如，前苏联行政法学者的如下“权威”定义在我国行政法学初创阶段译介进来后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行政责任意味着行政处分的适用和实现。它是法律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狭义理解或是广义理解，行政责任毕竟是行政强制的一部分。”〔1〕按此说法，行政责任是仅由相对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传统的“管理论”的观点，尽管早已过时，但它带来的影响现在仍不可忽视。
又如，在我国曾影响很大的《法学词典》甚至将违反企事业单位内部规章的后果也纳入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责任既包括法律责任又包括纪律责任，将行政责任定义为“实施法律或企业事业单位规章禁止的行为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性质属于轻微违法失职或违反内务纪律，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只能从行政上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2〕这种将私人行政与公共行政混同一体的早期做法，现在看来太过宽泛，显然不当。
有的学者借用西方某些行政法著述的观点，将行政责任单纯视为国家赔偿责任。〔3〕这种定义显然过于狭窄，也不符合实际。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行政责任应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看：就内涵来看，是指行政违法即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外延来看，行政责任的行为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即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和行政相对人；因此行政责任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行政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是同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责任之一。”〔4〕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一种广义的理解。
也有不少学者持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行政违法（以及部分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5〕这种观点目前在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和较多赞同者。
按上述狭义理解的行政责任，其主要特征有：1行政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或其他什么责任。它不是基于道义或约定产生的，而是由法律（行政法）单方设定的。2行政责任是行政违法行为（以及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一种法律后果，它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生。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特征。3行政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有其相对特殊的内容和承责条件。行政责任不能代替其他责任，其他责任也不能取代行政责任。4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外部责任，它不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如接受行政处罚），也不包括行政主体内部的责任（如受到政纪处分）。
（二）关于行政责任的构成、种类和形式
探讨行政责任的构成，旨在便于确认行政违法的后果及其性质，解决应否追究和追究哪种行政责任的问题。为此，需要着重考察行政责任的如下4个构成要件：1已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包括某些行政不当行为）；2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3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是由行政违法行为（包括部分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的；4必须是法定的应予以追究的由该行为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关于行政责任的种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已取得较多共识的有如下三种划分方法：
1划分为国家（行政）侵权责任和国家（行政）合同责任
这是英国行政法对行政责任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英国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当局及其雇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被诉后都应由普通法院管辖且确定有责任后由国家承担责任，行政当局违反行政合同应负赔偿责任，如因社会公益而单方改变行政合同条款则应予以补偿。简言之，行政责任通常因行政当局的侵权或违约而产生且应由国家予以赔偿或补偿。此种划分方法也为许多国家行政法学者所普遍接受。〔6〕
2划分为惩罚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前者是指针对具体实施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者的通报批评、行政处分、责令承担一定赔偿额等等，它通过惩罚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后者是指对因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而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各种有效补救，它是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方面。
3划分为制裁性行政责任、强制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这三类法律责任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和有所区别的。其中的强制性行政责任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包括强制划拨和执行罚。
行政责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补救性的行政责任形式（其中有一些例外也作为民事责任形式）。具体而言，可采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如下八类：1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是非财产性质的最轻微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2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也是非财产性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3履行职务。这种责任由行政失职者具体承担。4撤消违法行政行为。对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本身有义务撤消，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撤消，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有权依法予以撤消。5纠正不当。此即行政不当行为要予以矫正的责任。6返还权益。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被非法或不当剥夺，因而撤消或变更该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时，必须返还相对方的权益。7恢复原状，在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相对人的物品损坏时，行为人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8行政赔偿。行政侵权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纯粹的财产责任；而且这也是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形下给予该相对人权利补救的一种形式。〔7〕
（三）关于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
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是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实务中大量存在和较有难度的问题，但在学界争论较小。对此，目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
行政责任的追究，是指在确定行政责任的基础上，有权机关强制负有责任的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在我国，法定有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国家机关有三类，即：1权力机关。例如，它可用“撤消”的手段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的责任。2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的权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表现在上级行政机关有权追究下级行政机关或所属部门的行政责任，监督职能机关有权追究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等等，而且适用各种责任形式。3司法机关。例如，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有权通过裁判来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的实践来看，追究行政责任必须坚持如下四项原则：其一，责任法定原则。必须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才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且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其二，责任自负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其三，法律责任与违法程度相适应原则。有的学者也将这项原则称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认为追究责任应与该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相一致，还应考虑是否具有从轻、从重或免除的条件。其四，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这项原则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行政责任的免除，是指虽然符合行政责任的构成条件，但根据某些法定条件或理由，追究机关决定不追究作出该行为者的行政责任。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免除；另一种是特定免除（又称豁免），其条件是法定的，其性质是强制的。
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指在法定条件下行政责任主体的更换，即行政责任从一个主体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主体身上，原责任者的行政责任为另一主体所继受。这种转继关系实为转移人与继受人之间的行政责任转换关系。对此，需要明确如下几点：1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法定的，不是由行为人擅自决定的。2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有条件的，只能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发生行政责任的转继。从主体条件上看，行政责任的转移人和继受人限于行政主体，而不发生在个人之间；从时间条件上看，处于行政责任已被确定，但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之际；从客观条件上看，出现了导致行政责任转继的某些法律事实，例如该行政主体被撤消、合并。3行政责任的转继应当公开明确，否则就会失去有效监督，不利于确保有关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补救。
行政责任的消灭，是指行政责任被确定后，因某些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不复存在（例如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在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撤消）。它与行政责任的免除、行政责任的转继比较，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区别在于：一是行政责任的免除发生在责任确定过程中，而行政责任的消灭发生在责任被确定以后；二是行政责任的转继发生在责任确定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之时，而导致责任消灭的法律事实之一却是行政责任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监督行政
（一）关于监督行政的概念与特征
在我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一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上谈到监督问题：其一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行政执法者进行的关于监督检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而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进行的监督检查，这实际上就是指的那种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之一的行政监督检查，它显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范畴；其二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监督者对行政进行的监督，即有监督权的组织和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它是现代行政法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范畴。
在上述后一种理解的基础上，行政法学者又按自己对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等要素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题目的侧重，而对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和表述。例如，从对监督主体范围的理解之角度看，除了“行政监督”这个概念已约定俗成地被理解为仅指“由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内部监督”而较少歧见以外〔8〕，学者们对行政法上的监督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从监督主体的角度来看，可大致分为五种：1最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2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按此种理解，罗豪才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行为”、应松年教授近著称之为“对行政的监督”）；3较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4较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5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公民（按此种理解，王连昌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皮纯协教授主编书称之为“行政法制监督”、朱维究教授主编书称之为“政府法制监督”）。〔9〕
笔者认为，作广义的理解更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而其中“监督行政”的表述比较简明，其实际含义就是“对行政的监督”（但其中应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行政的监督）。对此试作如下简要分析：1与行政（关系）相对应的互补范畴乃是监督行政（关系），它们构成了行政法的一对基础性范畴；2监督行政的行为实施者包括行政外部监督者和行政内部监督者，它们完整地构成了对行政的监督主体框架；3行政内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内部监督，或者说行政机关对其内部的监督）也常常约定俗成地简称行政监督，是一种外延较窄的概念，它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行政外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外部监督，或者说外部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一种外延较宽的概念，它既包括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的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又包括非国家权力性监督的政党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等等。从现代行政法的实践看，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也程度不同地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许多原先属于所谓事实现象的监督行为也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制发展的进程（如公民对环保行政机关的监督行为随着新的环保立法出台）而开始演变为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可说是此类监督纳入现代行政法研究范畴的原因之一。〔10〕从上述广义理解的角度，笔者赞同将监督行政定义为：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过程的监督。〔11〕
按上述定义，监督行政主要有五个特征：1从性质上看，监督行政是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监督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监督主体多元多样化，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二是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3监督对象比较确定，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包括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4监督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主体活动的全过程，又包括行政主体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等各方面。5从行为程序来看，监督行为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权力性监督行为）须严格遵行某些法定程序，属于要式监督行为。
（二）关于监督行政的法治意义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具有促进依法行政的重大现实意义，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积极实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已加入该公约）。〔12〕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权力从根本上说都来源于人民，故其应当对人民负责；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国家机关依法实施、以及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从根本上说也体现了宪法规定的民主监督权。行政权力是一种范围广、影响大的公权力，既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可能性。为防止行政机关、或作出其他违法失职行为而致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即监督行政法制，对行政进行有效监督。其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二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经验表明：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张和滥用的顽强倾向，故监督行政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行政权力的失衡、失控和异化，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强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实现监督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效能化和制度化，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多重的深远意义，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监督行政的原则
监督行政的原则是指导监督行政行为全过程的。对此，我国行政法学者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例如，有学者就监督行政提出如下十项基本原则：1经常性原则；2普遍性原则；3系统性原则；4公正性原则；5具体性原则；6明确性原则；7有效性原则；8实际性原则；9灵活性原则；10公开性原则。〔13〕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在我国现阶段应坚持如下八项原则：1高位原则，即应通过立法赋予监督职能机构以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职权，增强其权威性；2强效原则，即应使监督职能机构拥有强硬、高效和完备的监督手段；3专职原则，即应切实做到监督机构必须专司监督之职，不要兼司他职；4独立原则，即应使监督者在人、财、物和监督工作等方面具有必要的自主独立性，不因这方面因素受制于被监督者；5网络原则，即形成以人大监督委员会牵头的网络化监督组织体系；6民主原则，即充分发挥派、人民团体、各种社会组织、传媒和人民群众在监督工作中的特殊作用；7责任原则，即从制度上、组织上明确规定对某一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由谁负责及其失职责任，做到“监督者受监督”；8保障原则，即从各个方面对监督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对各种社会监督力量）予以充分的法律和政策保障。〔14〕这些原则的覆盖面广、涵括性强，对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监督行政行为的分类
监督行政行为是多元化、多样化、按一定方式有机结合而成的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可对其作不同的分类，其中有些分类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例如，可从主体、对象、范围、内容、程序、效力等角度作出如下分类：
-按监督的主体，可分为：1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2非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执政党、参政党和统战组织的监督，社团组织的监督，企业事业单位的监督，中介组织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公民的监督。
-按监督的对象，可分为：1侧重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2侧重于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财产申报；3既对行政机关又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行政监察、权力机关的监督。
-按监督的范围，可分为：1对抽象行为的监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宪法第67条第七项的规定）；2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如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中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撤消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
-按监督的内容，可分为：1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2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理性监督；3对行政主体行为合目的性的监督。
-按监督程序（顺序、时间），可分为：1事前预防性监督，如设立专门行政程序，权力机关组织人民代表视察行政机关的工作并提出建议，等等；2事后纠错性和补救性监督，如行政复议，司法审查，行政赔偿，等等；3行为全过程监督，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的各种监督措施。
-按监督行为的法律效力，可分为：1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如机力机关作出的撤消决定，人民法院作出的撤消判决，等等；2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但会产生政治影响力等其作用，且经转化也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如政党、社团、传媒、民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评价、批评和建议，等等。〔15〕
三、关于行政救济
从已经介绍进来的外国行政法（学）文献来看，人们对于行政救济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救济概念在各国行政法学中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致情况是：
在英国，“权利依赖救济”（威廉。韦德《行政法》第六编开篇语）的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救济制度已成为当代英国行政法的重要制度，救济概念也是其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说，当代英国法中的救济分为三大类：一是普通私法救济，包括损害赔偿、禁制令（injunciton）、宣告令（Declaration）等救济措施；二是公法上的特别救济（prerogativeremedies），主要有人身保护令、调卷令（Cdrtiorari）、禁令（prohibition）、强制令（mandamus）等救济措施；三是特殊的法定救济，它有时排除所有其他的救济。这些救济措施都有其特殊的程序，它们分别类似于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和措施。例如，强制令就相当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三）项的履行职责判决，它专门用来对付行政机关的错误的不作为（相比之下，调卷令和禁令则用来对付错误的作为）。在英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往往都用较多的篇章讨论救济问题，而一般不使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之类概念（如前述威廉。韦德的《行政法》、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等权威著作均如此）。
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深入人心，行政程序法在美国行政法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行政程序实际上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行政程序与行政法上的权力（即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司法审查（也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已并列为美国当代行政法的三大组成部分。从一些重要的美国行政法学教科书来看，当代美国行政法学大致包括“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和“监督行政制度”这样两大部分内容（有的也将行政程序从后者中单独列出来进行讨论而形成三大部分内容），一般也不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司法审查这个概念为题列出专门章节进行讨论。简言之，在美国行政法中，监督概念已涵括了狭义的救济概念，监督行政制度是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重点是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
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监督（其实际含义大致相当于本文所讨论的监督行政的概念）是一个普遍使用和含义广泛的重要范畴，它“首先是要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使行政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行政监督不仅是监督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同时也考查行政行为的目的性”，“监督的目的是保障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而存在和运作”，它“因监督执行者的不同分为内部或外部监督”：“行政内部监督首先是对人和物的监督，……另一种方式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管”：“行政外部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各种法律救济，同时包括议会监督，在地方上则是地方代表监督，……还可以包括由审计署进行的预算监督和由公众进行的监督”。〔16〕此外，1976年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共有8章，其中第6章就是法律救济程序。可见，德国行政法中的救济概念是与监督概念密切联系且与后者相比较少使用和较为狭义的概念，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救济已涵括于行政监督范畴之内了。
在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大都很少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也鲜有著述列出行政救济的专题章节进行讨论。目前较有影响的行政法学教科书、专著、综述和词典中，都未列专门章节论述行政救济，而一般是各有侧重和取舍地采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对行政的监督等概念以专章甚至专编进行论述，其具体内容大致有行政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行政责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与补偿等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教科书和专著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已有一些中青年行政法学者借鉴英、法等国行政法学理论，在自己的著述中开始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且专题论述行政救济的论文和著作也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若干篇（本），行政救济范畴的使用和研究表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从已出专著来看，所论述的行政救济法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三大部分，大致涵括在广义的监督行政的范畴之内。
由上可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现代日本行政法已兼具两大法系的特点）和我国的行政法学中，各国学者对行政救济与监督行政（或曰监督行政行为、对行政的监督、行政法制监督）这两个用语的理解和使用都有所不同，但总的看它们是密切联系、含义相近、交叉很大、重点不同、常可通用的概念。例如，从狭义上说，监督行政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偏差的预防和纠正，它犹如“事前、事中审查”；而行政救济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偏差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结果的恢复和补救，它犹如“事后审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是有所区别和各有侧重的。大体而言，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我国行政法学与德国行政法学最为接近，许多行政法学著述也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来使用救济与监督之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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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3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的有效形式，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改进监督方式，健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二、述职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学习情况；
（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令的情况；
（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四）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在工作中采取的方法措施、成绩和经验)；
（五）存在问题及今后努力方向。三、述廉的主要内容
（一）述职述廉的内容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
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其他要求与规定为基本依据，结合本人分管工作
,检查报告以下内容:
1、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规定,在本人分管工作中在党风廉政工作方面采取的办法、措施及收到的效果；
2、存在的问题；
3、下年度的工作打算和改进的措施。
（二）个人遵守廉政制度及廉政纪律的情况。
1、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情况；
2、在行使行政权、执法权中的廉政情况；
3、执行收入申报和收受礼品礼金登记制度情况；
4、执行中办、国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情况；
5、参加党内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
6、本部门群众要求说明的有关廉政方面的情况。四、述职述廉的要求
1、中层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每年进行一次，时间一般安排在年底或次年年初，与部门年度工作总结、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年度
干部考核以及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结合进行。
2、述职述廉应采取召开一定范围的会议，由中层领导干部宣读述职述廉报告的形式进行，并组织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
3、述职述廉工作由院党委组织领导,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具体负责实施。
4、中层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前要认真学习对照廉洁自律各项规定，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坚持实事求是，应如实撰写本
人的述职述廉报告，既要肯定已做的工作，又要找出存在的差距，要力求翔实具体，避免空洞泛论或等同于工作总结。
5、对述职述廉中隐瞒、回避重要情况，民主测评中群众意见较大，或者存在其他不正常情况的中层领导干部，纪委、组织部在调查核实
的基础上，视情节轻重，对其实行谈话提醒，进行组织处理或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构成违纪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6、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每年要对述职述廉的情况进行一次综合分析，述职述廉的结果,要作为对干部考核、奖惩和选拔聘（任）用的重
要依据。
7、中层领导干部的述职述廉报告、民主测评的情况以及对有关问题调查处理的结论性材料，按有关规定分别收入领导干部的考察工作档
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4
在必修2《政治生活》第二单元第四课“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一框中，教材是围绕着“行政监督机制”展开的。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在如何表述“怎样监督政府权力”，即“行政监督机制”这个问题时，出现了多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如把行政监督机制和行政监督体系合称为监督政府权力的“监督方式”，而把政府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即“阳光工程”称为“具体做法”。显然这与教材的原旨不一致，属于逻辑认知上的偏差。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行政监督”的两个行为主体，一是被监督者，二是监督者。
一、对被监督者的理解
被监督者，一般笼统地讲是指政府，而政府又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的组成部分叫“机关”，“机构”与“机关”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政府机构中不是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是“被监督者”，只有其中“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才是“被监督者”，如县政府的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林业局、农业局、教育体育局等，这些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指向或针对的是公民、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公民、法人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其他行政机关，如审计局、司法局、监察局等，它们的行政执法行为不是处理公民、法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监督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监督者而不是被监督者；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如市一级的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林业局、农业局、教育体育局等，要对它的下级即县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因此也是监督者。因此，严格说来，作为“行政监督对象”的被监督者，是指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既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实施行政行为的工作人员。
二、对监督者的理解
从根本上讲，我国实施行政监督的主体是人民，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政府性质所决定的。从具体实施行政监督的主体来看，则是行政监督体系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如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社会与公民等这些非国家机关主体，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的监督机关等这些国家机关主体。在明确监督主体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行政监督机制的问题。怎样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关键是“建立健全行政监督机制”。这是一个总的指导原则，不能把它降低到或归结为“监督方式”或“具体做法”之列。行政监督机制作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思想，它存在于行政监督的实践形式和具体运行的过程之中，不是独立于政治实践之外而单独存在或运作的“机制”，它属于理论原则层面的问题。建立健全行政监督机制，“一靠民主，二靠法制，二者缺一不可。具体说来，发挥人民民主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要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人民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行。加强法制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行政监督机制是理论原则，是进行行政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准则；而行政监督的方式或形式则是具体的实践模式，是进行行政监督的现实架构和探索。教材在行文的表述上，也区分“理论”和“实践”，充分突出了这一逻辑关系，如“目前我国已经依据宪法和法律，初步建立起全面的行政监督体系“”我国政府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和公开办事制度”。这就由此进入到行政监督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开始了对如何贯彻行政监督机制这一理论原则的阐释。行政监督的实践模式，即行政监督的方式或形式，包括“行政监督体系”和“政务公开制度”即“阳光工程”，它们在充分发挥民主与法制的作用方面，目标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追求。这些方式都是有效进行行政监督的、正在发展和完善的政治实践，教材把它们分而述之的标准在于，这些监督方式相对于行政监督的对象（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而言，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强制的还是自觉的。那些外在的、被动的、强制的监督方式，就是指“行政监督体系”；而内在的、主动的、自觉的监督方式，则是指政务公开制度即政府的“阳光工程”。在这两种监督方式中，被监督者即行政监督的对象始终没有改变，依然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监督者也没有改变，依然是被监督者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政治力量。“阳光工程”的实施，不是取代了其他监督方式，而是与其他监督方式协同发挥作用的监督，因而更加方便了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监督；不是脱离了“监督体系”的另一个独立的“工程”，而是对“体系”的补充、调动和完善的工程。
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5
一、作为人民的舆论监督
在宪法学中，侧重于强调人民的思路被称之为人民主义。人民主义主要贯穿于宪法的组织规范或授权规范之中，重在探寻宪法所体现的国家权力运作规则和实践。④由于现实中人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人民在中国的实现有两个基本机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的代表制。⑤而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舆论监督都和党的领导密切相关。舆论监督的前身是中共报刊批评实践。从1942年运动开始，中共就经常运用报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党组织的自我清理;新中国建政后，报刊批评屡屡在“反对”等国家政治生活中出场;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又成为中央反腐和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等工作的重要手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舆论监督”的说法，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由于中国新闻媒体一直被定位为和思想宣传阵地，因此舆论监督实际上并非媒体的自主行为，而是如陈力丹教授所言，是“作为党和政府领导、管理职能的一种延伸和补充而发挥作用的”。⑥这正是中国舆论监督和西方国家“媒体监督”(watchdog)的最大区别。
笔者基本上同意陈力丹等学者关于舆论监督是权力行为的看法，但是认为还可以从宪法学角度进一步地说明。国内宪法学界的通说认为，舆论监督的法理基础是人民。而如前面所述，人民和党的领导是统一的。这是因为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建基于其政治代表理论之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集中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和政治上的先进性，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⑦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具有同一性、一致性。这样从宪法学的角度看，作为执政党权力行为的舆论监督便可看作是人民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不同于西方媒体监督，舆论监督并非游离于体制外的“第四权”(theforthestate)，而是在国家政体内运行的正当性权力，它本身就是中国“党—国体制”(party－Stat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来说，基于前面所述的人民的双重代表制，中国具有党政双重权威并存的制度结构，在国家治理上也有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机制。一般情况下，国家治理的常规机制主要通过建立在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上的政府机关而实现;但是拥有“卡里斯玛权威”的执政党经常针对官僚体制的组织过程及其失灵，发起各种非常规化的治理活动。⑧舆论监督便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表现。事实上，在大多数舆论监督个案中，党纪问责都要先于行政追究或司法介入而进行，已经成为后两者的一个前置程序。在中共的非常规化治理活动中，新闻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孙五三教授指出，中国媒体并不计入政府部门，而是直接接受党的宣传系统领导。这不仅为其开展批评性报道提供了权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超程序化运作，从而大大简化了监督程序和降低了监督成本。⑨
因此在党看来，媒体是一个“最尖锐的武器”，可以很好地纠正常规官僚体制的组织失灵。为此，新中国建政以来，中央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等重要文件中对媒体的舆论监督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通过稳定的组织基础(党的宣传系统)、象征资源(喉舌论)和其他各种政策安排，建构了一系列可见或者不可见的舆论监督制度，使媒体成为了舆论监督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中共十提出，“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十报告把舆论监督和其他三种法定监督方式并列在一起，共同视为人民监督权力的工具，正是体现了人民主义“以权力控制权力”的基本逻辑。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基于人民原则和中共先进性代表理论，媒体的舆论监督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党组织的专断，而是必得重视和听取人民意见，反映人民意志。例如《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因此，作为自上而下的非常规权力的舆论监督，用宪法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人民意志的具体体现。它在现实中的权力主体是各级党组织;但在宪法上的主体是“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据此，笔者将这种人民主义语境下的舆论监督含义归纳为如下命题。
命题(一):舆论监督是通过媒体报道而运作的国家权力行为，其正当性来自于人民。它在现实中的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在宪法上的主体是中国人民。
二、作为公民权利的舆论监督:公民VS新闻媒体
与人民主义不同，立宪主义注重从人权规范中把握宪法之核心价值，它的根本逻辑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⑩因此若置于立宪主义语境之中，舆论监督的基本含义和价值取向便是:公众(public)通过相互交流和理性辩论，形成“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以制约公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根据哈贝马斯考证，现代西方国家的公众概念起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开始分立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在哈贝马斯看来，公众不是一群情绪狂热的乌合之众(crowd)，也不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mass)，而是由具有批判精神、独立自主的个体公民构成;后者在平等、开放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中针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理性辩论、达成共识，从而产生了公共舆论。这样看来，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舆论”与立宪主义是高度相通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舆论的主体是理性、自主的个体公民，而立宪主义强调的权利主体同样是有自觉意志的理性个人(in-dividual);二是公共舆论具有强烈的面向公权力的批判性，这无疑也与立宪主义精神是一致的。笔者将在下面说明，随着立宪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兴起，“基于公共舆论的舆论监督”正日益成为现实。
中文“舆论”一词原来指轿夫等“舆人”的看法，引申义为底层民众的意见。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它的语义已发生巨大变迁，已经不断接近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舆论。特别是2004年中国宪法第四次修订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文本，公民权利保障有了明显提高;21世纪以降，市场化媒体的涌现和微博等新媒体不断问世，也一定程度上为公共讨论提供了空间。这些都为公共舆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界还是官方近年来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立宪主义语境下的舆论监督含义。在宪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也即“监督权”是舆论监督的直接法律根据;此外，《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通常也被认为是舆论监督的法律根据;在执政者方面，继中共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后，十报告再次强调了这四种权利，并且把它们和“舆论监督”安排在同一个自然段中，从而实现了二者的意义对接。魏永征教授指出，这样的表述实际上就是肯定了舆论监督的主体乃是人民(公民)，舆论监督就是人民行使“四权”的效果。此种看法正好体现了立宪主义“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基本逻辑。但在立宪主义语境中，学界对于舆论监督的宪法权利主体仍然聚讼不已。迄今为止有两种观点，详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舆论监督的宪法权利主体是公民。持此论者认为，我国宪法规定，凡自然人具有中国国籍即为中国公民。而宪法第41条文本明确规定了监督权的享有主体是“中国公民”，而非媒体;并且从语义逻辑上看，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多数公民组成的公众。但公众是一个集合性概念，不可能成为宪法权利的主体，所以舆论监督的权利主体只能还原为个体公民。童兵、郭镇之、魏永征等学者都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例如魏永征教授提出，人民群众通过行使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形成舆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就成为了“舆论监督”。笔者将这种观点所体现的舆论监督含义归纳为下面的命题。
命题(二):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行使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为。所以公民是舆论监督的现实主体，也是法律上的权利主体。
第二种观点认为，舆论监督的宪法权利主体是新闻媒体。这是因为公共舆论建立在公民知情的基础上，而媒体在传播信息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即使是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也未根本改变。国内学界对此也形成了广泛共识。例如展江教授指出，“舆论监督的意思大概是说媒体一定程度代表公众、代表老百姓、代表人民对权力机关运作的一种监督”。孙旭培教授则更明确地提出，“从法律上说，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是新闻媒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看法。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图亚特(potterStewart)就曾在197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新闻媒体是被明确赋予宪法保护的唯一的组织机构。根据第二种观点，笔者归纳出下面的命题。
命题(三):舆论监督是中国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体现。但是公民监督离不开媒体报道，因此新闻媒体是舆论监督的现实主体，因而也是法律上的权利主体。
三、宪法语境中的舆论监督:人民、公民权利还是媒体权利?
综上所述，对于舆论监督在中国宪法语境中的含义，学界实际上建构了三个不同命题。我们可以对这三个命题的核心观念进行一下对照。(参见表1)比较这三个命题，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有合理之处，但是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概而言之，命题(一)从舆论监督概念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效果出发，将其视为一种国家权力行为，表明了舆论监督与执政党的领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既是舆论监督的现实写照，也是其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根本保证。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在场，舆论监督还能付诸现实。但是命题(一)最大的不足是:公众和新闻媒体在其中是缺席的，或者说，公众和媒体仅仅是象征性地在场。这一隐含的论断不但从规范上违背了人民原则，也不符合处于网络时代的当下中国舆论监督的真实情况。命题(二)提出，舆论监督的实质是公众通过公共舆论来监督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看法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的公民权利保障不断增强，公共讨论空间不断扩大，这些都为命题(二)的成立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命题(二)的不足也很明显，它预设了公共舆论的先验存在，实际上将其化约为公民个体意见的集结(aggregation)。而如前面所述，公共舆论并非多数个体意见的简单累加，而是必得经由一定的中介公开辩论、对话才能形成。因此命题(二)完全忽略了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新闻媒体的作用，当然不符合舆论监督的实际情况。与命题(二)相比，命题(三)突出强调了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实践中的重要性。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媒体不具有西方媒体的独立地位，但是仍然在传播信息和组织公共舆论上发挥了主要作用。换言之，媒体作为新闻生产的制度性机构，可以为公共舆论的发生提供一个建制化平台，这一点即使是在网络时代也没有根本变化。然而命题(三)始终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立宪主义的核心是保障公民权利，媒体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如何能够成为公民权利的享有主体?并且，命题(一)和命题(二)都忽略了上级部门的权力作用，似乎认为只要主张公民权利或者媒体权利，舆论监督就可以自动生成。这一想象的图景其实源自西方媒体“第四权”功能的神话(myth)，很显然悖离了中国舆论监督的实际情况。
由此来看，三个命题的共同不足在于，都只是强调了舆论监督实践的一个侧面。现实中，舆论监督实践是国家权力出场、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三个方面密切关联、不可分离。它们之间的互动、协商关系型塑了舆论监督的实然面相。换言之，只有把上述三个命题统一起来，才可能全面、完整地描述和解释舆论监督实践。然而，无论在人民主义语境中，还是在立宪主义语境中，这三个命题都不可能同时成立，甚至还包含着潜在的冲突。例如，舆论监督在宪法上的定性要么是人民，要么是公民权利，二者只能取其一;舆论监督的法律主体只能有一个(人民?公民?媒体?)，不可能同时出现三个主体，等等。也就是说，只要置于宪法语境之中，舆论监督话语就会陷入难以消解的正当性困境中。2005年至2006年期间《新闻大学》杂志刊登过两篇关于舆论监督的争论文章，争议焦点便是舆论监督的法律主体究竟是公民还是媒体。事实上，这次争论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悖论藏于宪法语境深处，只不过少有人将其发掘出来罢了。那么，这三个命题为何总是互相对立，难以统一起来?从宪法学的角度看，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正当性来源———人民和人权(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具体而言，自启蒙运动以降，人本主义(humanism)成为近代宪法诞生的思想渊源。宪法上的“人”有两个化身:一是人民，一是个人(也即公民)。人民作为者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也是集体共同意志的体现;公民作为权利的享有者，具有可以辨析的基本特征，并且同样具有自觉的意志能力。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它们的核心观念都是“自主性”(autonomy)，或曰主体性。前者强调公共自主和共同意志，形成了人民概念;后者则强调私人自主和个体意志，形成了人权概念。但是，由于二者都把自主能力归诸于一个主体(人民或者个人)，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命题(一)和其他两个命题必然是对立的;同样的道理，公民和媒体不可能同时成为同一个权利的主体，因此命题(二)与命题(三)也必定是对立的。这样一来，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命题，都意味着拒斥另外两个命题———除非我们主张舆论监督与宪法语境无关。
四、重构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和运作机制
从此看来，上述三个命题之所以难以统一，归根结底在于它们的正当性基础———人民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也正是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难以确立的根本原因。因此，建构舆论监督规范性含义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具体的理论工具，通过它一方面消解人民与人权之间“潜在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保留它们的核心观念———自主性，从而让人民与人权获得辩证统一，重构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成功在中国宪法语境中建构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并进而提出其在现实中能够成立的运作机制。为此，我们需要诉诸哈贝马斯的话语商谈理论(discoursetheory)，详述如下。
(一)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基础转向: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自主性是人民和人权的核心，也是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根源。因此他主张，应当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视角出发，以话语商谈的程序化重构它们的实质性内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解两者之间的张力。具言之，就是放弃对人民和人权内涵的实质性解释，代之以交往性意见形成的程序化，让人民和人权不再是一次性的主体意志决断(即自主性);而是在平等、理性的商谈中，让它们成为一种动态的话语建构过程和运作过程。这样才能既消解人民与人权之间的张力，又使它们“自主性”的核心观念得以保留，从而真正打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接关系。因此，若要建构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我们就必须让其正当性基础发生转向: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也即，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应当建基于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和理性商谈，而不应当只是诉诸于人民或者人权的独断意志。事实上，舆论监督的主体间性基础不仅存在于上述逻辑推论中，也可以得到中国宪法文本的印证。中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宪法第27条第2款则规定，国家机关应当“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从语言逻辑和价值关联上看，这两个条款正好组成了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规范互动结构，它潜在地说明了:人民作为者是在公民与国家的商谈过程中所建构的。而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许多重大制度变革都源自公众与国家的“对话”。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就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而正是在这些通过商谈“激活宪法”、推动国家制度改革的舆论监督行动中，人民的意志获得了彰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是在舆论监督的界面上往复运用、循环茁生。当舆论监督的正当性构筑于主体间性之上时，人民就不再是直接诉诸抽象的共同意志的决断，而是依赖于个体公民的政治参与。于是重构后的“人民”也就不再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同质化概念，而是内在地包含了党组织、公民和媒体三个行动者(actress)，成为了一个“去主体化”的主体。这就为上述三个命题的统一提供了可能。下面，笔者就在结合三个命题的基础上，提出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参见命题(四)。
命题(四):舆论监督是人民的体现(命题一)。它是在公民权利基础上(命题二)，通过媒体报道与国家进行对话、商谈而实现(命题三)。舆论监督的法律主体是作为行动者的人民，它内在地包含了党组织、新闻媒体和公民三个互相关联的主体。或者说，监督权是公民的，舆论监督是人民的。
(二)重构舆论监督的运作机制:走向协商民主
当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基础转向主体间性，它的运作机制自然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前三个命题中，舆论监督的运作机制或者是“以权力控制权力”;或者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而我们不难发现，在命题(四)中，舆论监督的运作机制就是强调公众与国家对话、沟通的“协商民主”(de-liberatedemocracy)。在“以协商民主为运作机制”的舆论监督中，监督权力归于上级党组织，但这种权力的行驶不是独断的，而是必得与公众充分商谈;商谈过程应当向公众充分敞开，不被任何权力或利益遮蔽;而新闻媒体就是公众与国家商谈的建制化平台。需要说明的是，媒体在其中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开放了共享的对话空间，而是提高了公共事件的“可见性”(visibility)，使得个体公民不必直接观察(不在现场)就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自行组织、参与公共讨论。在媒体中介下，公众意见得以相互交锋、澄清、凝聚放大后得到再表达，从而引起上级党组织的回应和支持。因此，这种以协商民主为运作机制的舆论监督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其一，各级党组织应当按照《党内监督条例》和其他相关党内法规的要求，认真听取公众的诉求，尊重公众意见，建立良性的沟通渠道和制度;其二，公民的言论自由应当获得保障，特别要是要保障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其三、媒体报道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应当得到保障，以促成媒体建构商谈的能动性，保证媒体真正成为面向公众开放、畅通的商谈平台。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和命题(四)的内容，笔者制作了图1，用以说明“作为协商民主的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和运作机制。参见图1:
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6
第一、推进改革创新，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注重发挥反腐倡廉教育的先导作
反腐倡廉，教育为先。XX银监局坚持以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工作重点、以岗位廉政教育为重要载体，把廉洁从政教育融入到各项制度之中，不断在实践中丰富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式、扩大教育覆盖面，有效增强了反腐倡廉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一、以党性修养教育为前提，筑牢预防腐败的思想防线。
XX银监局党委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和反腐倡廉教育，认真坚持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定期举办党委中心组学习系列讲座、开放论坛、实地考察等活动，将反腐倡廉、廉洁从政等文件资料列为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20xx年11月份局党委专门以贯彻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为主题召开了民主生活会，会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并据此制定整改方案公布于众。全局多次组织大型理论讲座，邀请会领导、、高等院校等单位专家学者就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为中心组和全体党员进行辅导。为保证反腐倡廉教育的有效执行，还建立了督廉制度，即：干部述职时述廉、党员评议时评廉、组织考察时考廉。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进一步增强了班子成员廉洁自律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以廉政考核为抓手，形成岗位廉政教育常态化。
XX银监局为了增强岗位廉政教育的效果，逐一将各种廉政考核机制嵌入到廉政教育之中。一是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嵌入岗位廉政教育。分别对17个处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了考核。考核采取现场检查和日常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最终评定4个处室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优秀处室，其余全部为达标处室。考核结果显示，各处室主要负责人贯彻落实一岗双责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都能按照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原则，并逐级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做到以工作推动责任制落实，以责任制落实促进工作开展。二是将会规会纪考核嵌入岗位廉政教育。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进行约法三章、履职回避、现场检查若干纪律、履职问责、履职承诺、违规违纪处罚、工作人员守则等银监会工作人员履职行为的会规会纪的考核，并逐级签订廉政《承诺书》，使全体干部职工把执行会规会纪作为一种责任和担当，做到心中有会规、行为有规范，考核通过率为100%;三是将规范化考核嵌入岗位廉政教育。建立相应的考学机制，进行量化和档案化管理，建立17个处室的廉政档案，并做到实时更新，与年终工作绩效考核挂钩，把岗位廉政教育纳入对干部教育管理的范围，作为考核奖惩、选拔任用、上岗培训、尽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三、以专题活动为手段，确保廉政教育的实施效果。
为确保预防腐败、廉洁从政工作不走过场，2010年，局组织开展了多项专题活动。一是开展读好一本书活动。3月末，局纪委、监察室为机关各处室购买了中央纪委法规室编写的《廉政准则释义》和《廉政准则学习问答》，明确要求全体干部特别是处以上领导干部，做好读书笔记，深刻理解《廉政准则》出台的重大意义，以及约束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各项规定。二是举办网上专题讲座。5月份，局纪委召开网上廉政会议，纪委书记邓琦同志紧紧围绕学习廉政准则、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和他律建设、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等重点内容，做了题为《贯彻廉政准则，促进廉洁从政》的专题讲座。三是开展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自查。全体领导干部重温了会规会纪及有关禁止性规定，进一步清楚了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行政执法和准入监管中，我局坚持实行三公开，坚持重大事项集体审批，坚持重大、疑难问题集体研究决定。各处室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细化规章制度，构建特色制度框架。
第二、推进改革创新，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注重发挥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关键作用
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而言，监管权力的异化，将削弱监管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危害大众利益，甚至导致金融风险。只有在权力流转层面建立起有效的制衡、监督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职权套利问题，保障监管权力的正确使用。XX银监局总结历年经验，按照监管业务性质，逐步形成前、中、后台的立体监管，其中，前台为一线的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对被监管机构实施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和市场准入等工作。中、后台为包括纪检监察在内的综合管理部门，主要为确保监管工作健康运转，提供监督、服务、管理等职能。一、以分权制衡权力，防止权力部门化。构建新的监管组织架构，厘清监管前、中、后台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从部门层面实现监管权力的适度分离和相互制约。一是实现审批权与检查权相分离。市场准入等行政管理类业务由非现场监管部门负责，现场检查等风险监督类业务由现场检查本门组织实施。现场检查部门与非现场监管部门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二是实现检查权与处罚权相分离。现场检查部门负责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检查核实，政策法规部门负责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性质进行认定和处罚。三是实现管理权与监管权相分离。办公室、统计信息部门等部门负责对监管前台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和条线管理。
二、以流程规范权力，防止监管权力的滥用。
一是全程监督。纪检监察部门要实现对监管权力运行的全程监督。按照流程要求，检查前检查组将立项审批表报纪检监察部门审查，检查过程中纪检监察部门派人全程参与检查工作，年度终了后纪检监察部门对上年度开展的各项监管工作进行后评价。二是矩阵式制约。在新的监管架构下有两条监管控制线。一条是由非现场监管部门负责的机构监管线。另一条是由现场检查部门、业务创新部门、政策法规部门负责的功能监管线。在业务审批时，功能线与机构线相互制约，共同协商决定准入事项。三是监管公开。充分利用各种内部宣传媒介开设现场检查动态、非现场监管动态栏目，定期对监管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公开,接受全体工作人员的监督。
三、以制度管理权力，防止监管权力寻租。
有了健全组织架构和流程再造，必须同时辅之以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功效。通过增强制度对监管业务的覆盖面和融合度，使监管权力的得到正确的行使。一是组织人事制度中增加对人力资源集成的职责。由组织人事部门在本单位范围内选调监管干部组成检查组实施检查，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人情因素的干扰。二是将履职问责要求落实到监管制度中。根据监管岗位的不同特点明确三项监管责任，即市场准入实行合规责任管理，非现场监管实行主监管员负责制的目标责任管理，现场检查实行主查人负责制的项目责任管理。三项责任的落实，能够有效提高履职问责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三是是将双人监督的原则落实到报告制度中。新的监管机制对各法人机构逐一明确主监管员及其职责要求，建立职能部门与主监管员的双线报告制度。
四、以后评价监督权力，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通过第三方的角度及时发现监管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帮助各部门规避风险、改进工作。后评价机制将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行政处罚等各个监管环节统一视为具有不同职能的监管项目，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对具有普遍性的风险点进行归类汇总，建立合规性、规范性、充分性、有效性和经济性5维的监管质量控制体系，对监管项目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监控。
第三、推进改革创新，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注重发挥制度建设的基础作用。
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治本之策，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障作用是新时期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做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系统，XX银监局的经验表明，要始终坚持把制度建设放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本位，着力在加强民主集中制、畅通民主监督机制以及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求实效。
一、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
20xx年，XX银监局先后进一步完善了党委工作机制、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强化了党委成员分工负责和沟通协调机制，重大事项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并经常通过会议进行酝酿，加强班子成员间的沟通、支持和理解，增强工作合力;建立健全了党委成员管理监督机制，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坚持党委成员定期向党委会报告工作、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强化对班子成员领导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明确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追求公开实效，把党务公开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责任制，结合年度考核等活动，不断完善检查、考核机制，推进处室党务公开工作扎实开展。
二、实施五个强化措施，畅通民主监督机制。
一是强化制度监督，实行诫勉谈话制、履职回避制、重大事项报告制等;二是强化组织监督，党支部通过定期对党员进行思想分析掌握党员思想动态;三是强化重点监督，把监督的重点放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在用人、用钱和决策方面的行为上;四是强化部门监督，通过述职述廉等工作及时掌握干部履职情况，发现苗头问题及时提醒;五是强化群众监督，设立了24小时监督电话，廉政举报信箱，上访人员可根据需要选择传真或电话以及投送信件等方式向我局反映情况，确保事项得到及时、高效、透明处理。
三、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
一是开展履职回避制度落实情况检查。2010年，局纪委认真按银监会《关于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执行履职回避制度自查的通知》要求，在全局范围内对履职回避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局纪委及时制定了整改方案报局党委同意后，予以实施。二是全面落实廉洁从政从业承诺制度。局纪委根据《银监会工作人员廉洁从政从业承诺制度》的有关要求，组织开展了我承诺、我践行、共创清廉高效监管文化主题活动，真正把《承诺书》签订活动办成了会规会纪的学习会、廉洁自律的教育会，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全局已签订《承诺书》195份，签订率100%。三是局纪委将述职述廉作为强化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预防腐败、勤政廉政的重要措施。为做好此项工作，局纪委将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并将其纳入党风廉政建设个人廉政档案。同时，局纪委还将党员领导干部的述职述廉报告、考核结果等上网公示，接受党内外群众的评议和监督。全年，我局累计述职述廉66人次。
第四、推进改革创新，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注重发挥廉政文化的渲染作用。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努力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系统营造廉洁勤政意识和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举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系统的重要体现。XX银监局廉政文化建设注重发挥廉政文化在监管工作中的提醒和督促作用，用廉政文化渲染廉洁监管的氛围。
一、创新形式，丰富廉政文化内容。
充分利用内部宣传平台，广泛开展每周编制一段廉政小贴士、每月开一次网上廉政会议、每季度看一次廉政教育片、每半年搞一次廉政测试、每年开展一次述职述廉及评议的五个一活动;加强警示教育，通过举办预防腐败知识专题讲座、警示教育展览、典型违纪案件通报会等，对领导干部进行警示教育。加强重点教育，实施重点监管廉情监察制度，把廉政文化带到监管现场，使教育和监督有机结合，有效预防监管领域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二、注重引导，构建廉政文化氛围。一是坚持定期学习制度。认真落实有关党纪政纪教育内容，把软任务变为硬指标。局每年专门召开一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每半年上一次廉政党课;每季度定一个专题，宣传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反腐倡廉文件精神;廉政主题活动年，坚持邀请专家进行党风廉政专题辅导等。开设网上廉政会议、网上党风廉政教育专栏。
二、注重正反典型教育。
组织干部职工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以郑培民、沈浩等为先进典型的示范教育，开展以、李真及高官腐败分子和银行业贪腐典型为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不断敲响警钟。通过廉政理论教育，强化了以学明志、以学养德、以学促廉的风尚，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
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7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对财政科级干部监督的有效形式，不断拓宽管理和监督渠道，改进管理和监督方式，健全管理和监督机制，着重提高财政科级干部的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廉洁自律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促进成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财政干部队伍中坚力量。
二、述职述廉对象
述职述廉对象为：科级干部，包括局机关各科室科长、副科长，主任、副主任；局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科级）。
三、述职述廉内容
主要报告本人在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包括参加局里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践行“*”重要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政令畅通；树立大局意识，维护集体利益和荣誉，尊重领导，在岗位中的服务意识、敬业精神、模范作用等。
（二）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主要是指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贯彻落实局领导交办各项任务，依法行政能力；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科室（单位）工作的综合计划、组织管理、统筹协调的能力；自身业务素养、调查研究、分析判断能力，文字、口头表达能力和开拓进取精神等。
（三）工作作风和态度。即工作中认真负责，热忱随和，扎实肯干，勤奋敬业的作风落实情况，遵守局机关和事业单位各项规章制度情况，带领科室或单位人员参加各项集体和公益活动、勇于争先创优情况，以及科级岗位要求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备情况等。
（四）开展工作及取得的成效。主要是科级干部一年来认真履行岗位职责，领导所在科室（单位）完成的工作数量、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和贡献等。内容主要包括内部基础管理、法制建设、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贯彻落实市里和局里重大决策部署以及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等情况。
（五）廉政建设。落实“一岗双责”，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规定的职责，执行廉洁从政准则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情况。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具体内容：1、落实市纪委、局党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在职责范围内组织实施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工作；2、带头组织本科室（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学习中央、省、市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部署要求，学习党风廉政法规，进行党风党纪和廉政勤政教育；3、执行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中财政相关工作任务，落实反腐败源头治理各项工作任务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情况；4、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召开落实情况和反腐败形势分析会，查找存在问题，制定措施进行整改；5、其他工作。
个人廉洁自律的情况，具体内容：1、是否收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情况；2、配偶和子女是否违规经商办企业的情况；3、是否到企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的情况；4、有否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和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市场经济活动，从中谋取利益的情况；5、遵守《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局机关各类廉政建设相关规定等情况。
四、述职述廉的时间安排
述职述廉工作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安排在年底或年初进行，并与我局机关、事业单位年终考核紧密结合，做到同部署、同安排、同落实。
五、述职述廉的形式
述职述廉对象均必须按要求撰写述职述廉报告，并通过网上述职述廉、口头述职述廉等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接受群众评议。网上述职述廉是指由人事教育科集中将述职述廉对象撰写的述职述廉报告，在局域网“述职述廉”专栏上，由全局工作人员进行评议；口头述职述廉是指召开专题会议，由述职述廉对象本人在会上口头宣读述职述廉报告，接受与会者的评议。网上述职述廉、口头述职述廉对象范围在每年的述职述廉工作通知中具体明确。
述职述廉后，组织对述职述廉对象进行测评，一般与年终考核的民主测评结合进行。
局班子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述职述廉采取的形式，对述职述廉工作提出新要求。
六、述职述廉程序
按照“自我总结、群众评议、反馈意见、认真整改”四个步骤组织实施。
（一）撰写述职述廉报告。当次述职述廉工作通知后，科级干部要根据述职述廉的内容要求，按时写出述职述廉报告，送交局人事教育科。
（二）召开述职述廉会议及网上公布。采取口头述职述廉形式时必须召开述职述廉专题会议，参加人员范围为局班子成员、各科室的负责人、局属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局机关及局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
（三）收集与反馈意见。述职述廉工作期间，应广泛收集与会者、所在科室（单位）的同志以及服务群众、相关外单位对科级干部廉洁从政情况和述职述廉报告的意见。收集意见工作由人事教育科和监察室共同组织。收集到的意见如实报告局领导并反馈给本人。
（四）落实整改。科级干部要根据反馈的意见，按照要求，认真制定整改措施，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书面报人事教育科和监察室，并在工作中以此为鉴，时刻提醒自己。
七、几点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科级干部述职述廉工作在局班子的领导下，由人事教育科牵头组织实施，办公室、监察室、监督科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各项有关工作。要周密部署，认真实施，保证述职述廉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二）认真撰写述职述廉报告。述职述廉报告由本人撰写。对在述职述廉中有隐瞒、回避重要情况的，监察室、人事教育科要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提醒并责成其立即整改。
（三）加强监督，落实整改。实行述职述廉制度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把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要认真听取，落实整改。
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8
地税部门作为职能部门，多年来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从新形势、新要求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廉政监督不到位
目前，地税部门的廉政监督基本以上级主管机关为主，客观上造成班子的权力使用在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上级主管机关虽有监督权，但由于时空距离尤其是工作人员数量等因素的限制，事实上很难进行有效监督。
（二）预警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地税部门廉政预警的一般做法是在领导干部被选拔任用前对其进行廉政诫勉谈话，形式较为单一。而近年来出现的反面典型，又恰恰表明了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对于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上级监督不到，群众监督不了，同级又不敢监督，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其实，每个岗位都有其特点，都可能存在容易导致职务犯罪的各种诱惑，完全的自律不可能是永远有效的，必须靠制度进行约束。
（三）监督渠道不畅
一是干部职工反映真实情况的渠道不畅。目前仍然缺少一种能让群众畅所欲言的情况反映机制，信息失真、信息滞后、信息匮乏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另外，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情况重视不够，处理不及时，以及一些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现象，打击了干部群众反映真实情况的积极性。二是群众实行民主监督的渠道不畅。虽然当前在开辟民主监督渠道上作了大量工作，但民主监督渠道还是显得不够充足，即使已有的渠道，如实行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也由于评议方法、评议机制不健全以及评议结果没有很好地与领导干部的任免奖惩挂钩，民主监督渠道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在舆论监督上，同样缺乏专项法律保障，使得监督主体的职能和权利未能得到有力的保障。
（四）监督制度不全
一是在制度内容安排上，重外部监督，轻内部监督，对权力的内在有效制衡，合理分配上缺乏具体规定。二是有的制度规定得比较原则，过于简单，制度之间缺乏连贯性系统性；有的制度只管眼前，不管长远，缺乏预见性和前瞻性。三是在制度执行落实上，有的制度执行起来弹性比较大，刚性不够；有的制度执行得不力，“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抓落实、动真格不够。
二、完善地税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增强监督意识，形成监督的良好环境
首先需要增强个人的监督意识。要在营造监督氛围、畅通监督渠道、保障监督权利上下功夫，不断强化广大党员的监督意识，调动党员开展监督的积极性。要营造主动监督、乐于接受监督、支持保护监督的浓厚氛围。其次，要拓宽党内民主，畅通监督渠道。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使党员充分了解党内事务，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批评权和建议权等，对党内事务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要健全党内党员议事、倡议、批评、检举、控告的具体制度。公开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实行来访接待日，对党员提出的重大意见和建议，要实行跟踪督办，进行反馈，或其他形式公布督办结果。要普遍建立对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民主监督制度，认真坚持党内生活的“”制度，推行党务公开制度，为党员实施监督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二）突出监督重点部位和领域，强化监督的综合效果
一是突出重点对象。明确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切实树立“一把手”的监督意识，是实施党内监督的重点，也是落实党内各项监督制度的关键。二是突出重点部位和领域。虽然目前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要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部位，突出强化对掌握人权、财权、物权的管理部门，实行无缝监管的运作模式。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形成互相制衡的权力格局。三是突出重点事项。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关心、群众关注、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事项，如基建投资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大额度资金的管理使用等，设立专门监督机构，抓住关键环节，明确监督内容，确保对重点事项的有效监督。
（三）健全监督制度，构建监督的长效机制
1、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通过有效实施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查处，最大限度地防止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错误偏差。
2、健全集体议事制度。严格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凡属重大决策、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3、坚持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的住房调整、配偶和子女的工作安排、职务变动、个人财产和收入、个人从事经营活动情况等重大事项，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地方纪委和组织部门要定期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情况进行审核，对隐瞒不报的，除严肃批评外，还要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
4、完善述职述廉制度。规范述职述廉的内容，每年根据上级、同级纪委廉洁自律的要求，结合群众反映的疑点问题、关心的焦点问题，确定具体的述职述廉内容。以请纳税人或有关方面的代表对地税干部现场提问、质询的方法，要求地税干部现场答题、加强述职述廉测评结果的运用，扩大评廉结果的反馈范围，保证群众的知情权，促进述职述廉监督作用的发挥。
5、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凡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凡是容易出现、滋生腐败、引发不公现象的事项，都最大限度地向党员和干部公开，增强政务公开工作的透明度。
（四）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
1、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作用。充分发挥地税纪检监察部门的组织协调作用，强化其他部门的监督职能，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齐抓共管，形成监督合力的良好势头。
2、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在继续充分发挥特邀民主监督员作用的基础上，全面构建廉政预警机制，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提高监督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和主动性。发挥当地纪检、监察部门投诉举报中心和民主评议机关活动的作用，多渠道、全方位地收集廉政预情信息，及时发现和解决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腐败问题。
3、发挥其他监督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新闻舆论、审计、财经等部门对地税干部的监督，实现内外监督结合，多渠道、多方位了解掌握地税干部的现实表现，使广大地税干部始终处于多层次、多角度、网络型的内外监督之中，形成立体化监督的态势。
（五）完善监督体制，提高监督的内在权威
加强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下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完善现行的反腐败领导体制，探索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实行系统上级管理的体制，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和制约，保证纪检监察部门相对独立地实施监督检查工作。抓紧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向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报告情况的制度，明确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时限以及责任追究办法，发挥下级纪检监察部门接触多、信息灵的优势，取得监督效能的最大化。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则要从干部任免、人员编制、业务培训、工作考核考评、经费管理等各方面，加强对下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领导。
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9
地税部门作为职能部门，多年来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从新形势、新要求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廉政监督不到位
目前，地税部门的廉政监督基本以上级主管机关为主，客观上造成班子的权力使用在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上级主管机关虽有监督权，但由于时空距离尤其是工作人员数量等因素的限制，事实上很难进行有效监督。
（二）预警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地税部门廉政预警的一般做法是在领导干部被选拔任用前对其进行廉政诫勉谈话，形式较为单一。而近年来出现的反面典型，又恰恰表明了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对于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上级监督不到，群众监督不了，同级又不敢监督，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其实，每个岗位都有其特点，都可能存在容易导致职务犯罪的各种诱惑，完全的自律不可能是永远有效的，必须靠制度进行约束。
（三）监督渠道不畅
一是干部职工反映真实情况的渠道不畅。目前仍然缺少一种能让群众畅所欲言的情况反映机制，信息失真、信息滞后、信息匮乏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另外，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情况重视不够，处理不及时，以及一些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现象，打击了干部群众反映真实情况的积极性。二是群众实行民主监督的渠道不畅。虽然当前在开辟民主监督渠道上作了大量工作，但民主监督渠道还是显得不够充足，即使已有的渠道，如实行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也由于评议方法、评议机制不健全以及评议结果没有很好地与领导干部的任免奖惩挂钩，民主监督渠道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在舆论监督上，同样缺乏专项法律保障，使得监督主体的职能和权利未能得到有力的保障。
（四）监督制度不全
一是在制度内容安排上，重外部监督，轻内部监督，对权力的内在有效制衡，合理分配上缺乏具体规定。二是有的制度规定得比较原则，过于简单，制度之间缺乏连贯性系统性；有的制度只管眼前，不管长远，缺乏预见性和前瞻性。三是在制度执行落实上，有的制度执行起来弹性比较大，刚性不够；有的制度执行得不力，“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抓落实、动真格不够。
二、完善地税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增强监督意识，形成监督的良好环境
首先需要增强个人的监督意识。要在营造监督氛围、畅通监督渠道、保障监督权利上下功夫，不断强化广大党员的监督意识，调动党员开展监督的积极性。要营造主动监督、乐于接受监督、支持保护监督的浓厚氛围。其次，要拓宽党内民主，畅通监督渠道。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使党员充分了解党内事务，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批评权和建议权等，对党内事务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要健全党内党员议事、倡议、批评、检举、控告的具体制度。公开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实行来访接待日，对党员提出的重大意见和建议，要实行跟踪督办，进行反馈，或其他形式公布督办结果。要普遍建立对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民主监督制度，认真坚持党内生活的“”制度，推行党务公开制度，为党员实施监督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二）突出监督重点部位和领域，强化监督的综合效果
一是突出重点对象。明确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切实树立“一把手”的监督意识，是实施党内监督的重点，也是落实党内各项监督制度的关键。二是突出重点部位和领域。虽然目前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要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部位，突出强化对掌握人权、财权、物权的管理部门，实行无缝监管的运作模式。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形成互相制衡的权力格局。三是突出重点事项。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关心、群众关注、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事项，如基建投资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大额度资金的管理使用等，设立专门监督机构，抓住关键环节，明确监督内容，确保对重点事项的有效监督。
（三）健全监督制度，构建监督的长效机制
1、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通过有效实施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查处，最大限度地防止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错误偏差。
2、健全集体议事制度。严格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凡属重大决策、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3、坚持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的住房调整、配偶和子女的工作安排、职务变动、个人财产和收入、个人从事经营活动情况等重大事项，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地方纪委和组织部门要定期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情况进行审核，对隐瞒不报的，除严肃批评外，还要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
4、完善述职述廉制度。规范述职述廉的内容，每年根据上级、同级纪委廉洁自律的要求，结合群众反映的疑点问题、关心的焦点问题，确定具体的述职述廉内容。以请纳税人或有关方面的代表对地税干部现场提问、质询的方法，要求地税干部现场答题、加强述职述廉测评结果的运用，扩大评廉结果的反馈范围，保证群众的知情权，促进述职述廉监督作用的发挥。
5、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凡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凡是容易出现、滋生腐败、引发不公现象的事项，都最大限度地向党员和干部公开，增强政务公开工作的透明度。
（四）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
1、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作用。充分发挥地税纪检监察部门的组织协调作用，强化其他部门的监督职能，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齐抓共管，形成监督合力的良好势头。
2、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在继续充分发挥特邀民主监督员作用的基础上，全面构建廉政预警机制，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提高监督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和主动性。发挥当地纪检、监察部门投诉举报中心和民主评议机关活动的作用，多渠道、全方位地收集廉政预情信息，及时发现和解决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腐败问题。
3、发挥其他监督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新闻舆论、审计、财经等部门对地税干部的监督，实现内外监督结合，多渠道、多方位了解掌握地税干部的现实表现，使广大地税干部始终处于多层次、多角度、网络型的内外监督之中，形成立体化监督的态势。
（五）完善监督体制，提高监督的内在权威
加强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下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完善现行的反腐败领导体制，探索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实行系统上级管理的体制，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和制约，保证纪检监察部门相对独立地实施监督检查工作。抓紧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向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报告情况的制度，明确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时限以及责任追究办法，发挥下级纪检监察部门接触多、信息灵的优势，取得监督效能的最大化。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则要从干部任免、人员编制、业务培训、工作考核考评、经费管理等各方面，加强对下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领导。
论述行政监督的作用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科学决策；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二、监督对象
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委各级党组织、委领导成员、副巡视员，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和直属单位领导成员，特别是委领导班子、机关各处室及直属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三、加强监督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和省纪委的有关要求，结合实际，制定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处理、谈话和诫勉等党内监督若干制度。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实施，并自觉接受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监督。
（一）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
委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对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全局性的问题，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由委党组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党组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委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支持领导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委领导班子成员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维护和增强委领导班子的团结。
1．集体讨论决定事项的主要内容
（1）凡需向省委、省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报告请示的重要问题、重大项目，机关年度财务预算安排，在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初步意见的基础上，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
（2）省财政预算内投资安排、机关干部及直属单位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
（3）需要由委党组集体讨论决定的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重大问题，由委领导碰头会讨论确定。
2．集体讨论决定事项的有关程序
（1）办公会议。由主任或受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参加。办公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如需要可临时安排。办公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办公室负责。会议的议题由办公室向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和各处（室）了解收集后报主持会议的主任审定。各处（室）需在办公会议通报、研究决定的事项，于每周星期三前书面交办公室。会议决定的事项由办公室整理成《办公会议纪要》，经主任或主持会议的副主任审定后，印发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和各处（室）遵照执行。办公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办工作由办公室负责。
（2）党组会议。由党组书记主持，党组成员参加会议，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党办主任、人事处长列席会议。党组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根据需要安排有关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
党组会议讨论的议题（人事安排问题除外），由办公室征求各党组成员意见后提出，报党组书记确定；讨论人事安排事项，由人事处征求各党组成员意见后提出，报党组书记确定；会议决定事项由党组秘书整理成《党组会议纪要》，经党组书记审定后印发执行。
（3）委领导碰头会。由主任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召集，党组成员参加会议，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列席会议。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由办公室向有关处（室）传达并按分工负责贯彻执行。
办公会议、党组会议和委领导碰头会记录，由党组秘书负责。
3．集体讨论决定事项的表决方式
委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重要事项，要进行表决。结合所议事项的实际情况，委领导班子成员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由党组秘书如实记录，并由委领导班子成员签字确认在案。
（二）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
1．委党组通过召开办公会议、党组会议和委领导碰头会通报重要情况。根据需要由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或通过其他适当方式，向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通报。
（1）及时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指示、决定；
（2）及时通报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及其他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
（3）检查通报各项重要工作及省领导交办的重要事项的完成情况，研究和布置阶段性重要工作；
（4）通报和讨论本委其他重要事项；
（5）委领导班子成员相互通报重要情况。
2．委各级党组织对于事关全局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或请示。党员领导干部要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自觉接受监督。对隐瞒不报、不如实报告、干扰和阻挠如实报告或不按时报告、请示的，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对下级请示不及时答复、批复或对下级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不及时处置，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述职述廉制度
委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机关各处（室）正副处长（主任、副主任）及直属单位领导成员按照规定进行述职述廉。
1．述职述廉内容
（1）委领导班子、直属单位领导班子述职述廉内容
述职内容：
①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包括理论学习、政治表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行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权威、团结协助、选人用人等情况；
②领导能力方面，包括总揽全局、科学决策、求实创新、开拓进取和处理复杂问题等能力；
③工作实绩方面，包括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
述廉内容：
①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状况，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相应措施，进一步组织贯彻实施情况；
②把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纪政纪条规情况；
③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定期对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考核，对存在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情况；
④组织并领导查处重要违纪案件情况；
⑤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严格按照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重要岗位严格实行轮换制度，以及认真贯彻落实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制度情况。
（2）各级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内容
述职内容：
①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包括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学以致用，不断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的情况；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事关方向、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态度，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的情况；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情况；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联系群众，自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情况；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克已奉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的情况。
②在组织领导能力方面，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科学决策、开拓创新的能力；发现人才、培养干部、知人善任的能力。
③在工作作风方面，包括执行民主集中制，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发扬民主，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情况；勇于改革，敢于负责，坚持原则，严格管理，严谨细致，勤奋敬业的情况。
④在工作实绩方面，包括在完成任期目标和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所提出的工作思路、采取的措施、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所取得的绩效等情况。
述廉内容：
1）党组书记、主任述廉内容
①组织召开领导班子廉洁自律民主生活会，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领导班子成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情况；
②领导检查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任务落实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情况；
③领导查处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违纪违法案件情况；
④听取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汇报，指导和支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
2）纪检组长述廉内容
①协助委正职领导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组织分析委机关和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廉政状况，检查和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及时向委正职领导或领导班子汇报情况，提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情况；
②掌握委领导班子成员廉洁自律情况，对班子成员出现的不廉洁现象和违纪违法案件及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情况；
③组织检查委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及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的情况；
④指导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案件的查处，并及时向委正职领导汇报，提出处理建议交领导班子讨论情况；
⑤抓好党风廉政和职业道德教育，重点抓好委机关副处以上干部的党纪、政纪、法纪教育，促进廉洁自律情况；
⑥组织领导纪检监察部门抓好廉政制度的落实和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及案件查处等工作情况。
3）行政副职领导（含受一把手委托分管处室和直属单位的副巡视员）述廉内容
①抓好分管处（室）和直属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时部署、检查，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情况；
②是否抓好分管处（室）和直属单位的领导干部、领导班子廉洁自律工作，参加分管单位领导班子廉洁自律民主生活会，指导和帮助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的情况；
③及时发现分管处（室）、直属单位出现的违反廉政规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组织提出整改措施情况；
④对自己业务工作范围内，属跨处室、跨单位的业务工作，在保证完成业务工作的同时，做好所涉及人和事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
4）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领导干部述廉内容
①抓好廉政教育情况。包括经常结合本处（室）、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组织学习党纪、政纪和廉政规定情况；
②结合业务和行政管理，认真抓好办事公开制度的落实，及时发现违纪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的情况；
③结合本处（室）、本单位业务工作特点，认真执行上级和本委各项廉政制度情况；
④对本处（室）、本单位发生违反规定的问题及时汇报，主动协助纪检监察部门做好查处工作情况。
2．述职述廉时间和形式
（1）委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在届中和换届前一年在规定范围内述职述廉一次，采取召开干部职工大会或干部职工代表大会形式进行。
（2）机关各处（室）正副处长（主任、副主任）及直属单位领导成员结合当年的年度考核在本处（室）、单位范围内述职述廉一次，并组织本职范围内的干部职工进行民主评议或民主测评。
3．述职述廉要求
各述职述廉对象要对照述职述廉内容进行认真总结，并按要求参加述职述廉。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会议的同志，其发言提纲可由有关同志在会上代为宣读，会后及时向本人转达会议的有关情况。
（四）民主生活会制度
1．每年召开一次委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除上级另有要求外，时间一般安排在4至8月之间召开。
2．认真抓好会前的几个重要环节。
（1）找准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每次民主生活会前，党组要采取“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的方法，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采取“面对面”、“背靠背”等多种方式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党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对一年来的思想和工作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确定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如上级党组织对民主生活会的内容有统一要求，党组要按照要求，结合实际确定重点解决的问题。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及开法，提前15天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2）组织好学习，为开好民主生活会奠定思想基础。要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组织领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的相关内容，学习党的有关文件。时间一般安排3天左右，其中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1天。领导班子的每个成员，都要认真阅读规定的篇目。学习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为对照检查，自我剖析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好准备。
（3）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如实进行反馈。民主生活会前，要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会议的时间和主题，听取群众意见。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要“原汁原味”地由党组主要负责人如实反馈给本人，并向上级报告。
（4）认真撰写发言提纲，深刻进行自我剖析。领导班子每个成员都要根据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和群众所提意见，认真准备发言提纲，着重检查在党性党风方面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检查廉洁自律情况，剖析思想根源；同时对其他成员提出批评意见，对领导班子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整改建议。不能出席会议的同志，其发言提纲可由有关同志在会上代为宣读，会后要及时向本人转达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批评意见。
（5）开展谈心活动，坦诚交流思想。党组主要负责人要同领导班子的每个成员分别谈心，对其一年来的思想、工作情况作出适当评价，肯定成绩，同时着重指出存在的问题；涉及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一些问题，要做好思想沟通工作。领导班子成员之间要互相谈心，增进了解，互相帮助，化解矛盾，加强团结。
3．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民主生活会。
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增强民主生活会的思想性和原则性。坚决克服和纠正那种只谈工作不谈思想，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或者就事论事、敷衍了事的做法。领导班子成员都要认真检查自己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正确的要诚恳接受并切实改正；不符合事实或不完全符合事实的，要实事求是地作出说明。互相批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乱扣帽子，不无限上纲。
4．切实发挥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的作用。
党组书记是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第一责任人。要高度重视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握好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时机。准备工作不充分的，不要匆忙开会。在民主生活会上，要带头认真学习，带头进行自我检查和剖析，带头开展批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其他同志，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
要切实担负起制定和落实领导班子整改措施的领导责任。整改措施要具体，针对性要强，要明确具体责任人。每次民主生活会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向干部、群众通报有关情况和整改措施，接受群众监督。在下次民主生活会上，党组要对上次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说明和总结。
5．会后要及时报告情况。
民主生活会后20天内，向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和省直机关工委报送民主生活会情况，包括存在问题、整改措施、会议原始纪录，党组书记的发言稿等。
6．直属单位班子领导成员的民主生活会，参照委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做法进行。
（五）处理制度
1．委直属机关党委、纪委要高度重视处理工作，通过处理，对委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指导监察室及时研究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问题。监察室对重要事项的办理，要进行督促检查，直至妥善处理。
2．凡向委直属机关党委、纪委检举党员或委各级党组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以及党员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委直属机关党委、纪委要按照有关规定，指导监察室及时调查处理。党员署真实姓名检举的，要视情况将处理结果告知该党员，听取其意见。
3．委新提拔的处以上领导干部，要轮换到办公室做处理群众工作1个月。
（六）谈话和诫勉制度
1．委直属机关党委、纪委，每年同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人、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谈话一次，主要了解机关各处（室）和直属各单位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实施党内监督的情况。围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廉洁从政等工作，相互交换意见，研究问题；同时针对领导干部个人执行党纪、政令，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及正确行使权力等方面的情况，帮助谈话对象进行回顾总结，肯定成绩，指出存在问题和不足，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和要求，以利共同做好反腐倡廉工作。
2．一把手或纪检、人事分管领导对新上任的处级领导干部实行廉政谈话。根据新的领导岗位职责，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特别是带头认真执行廉洁自律规定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廉洁自律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予以提醒，要求其注意克服和认真整改，进一步提高廉洁自律自觉性，并积极主动地抓好职责范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3．委直属机关党委、纪委，发现处级领导干部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群众反映处级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一般性的违规问题，以及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到位造成不良后果等，对处级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早打招呼，及时提醒，严格要求，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分清责任，督促整改，帮助其举一反三，吸取教训，防微杜渐，使他们少犯或不犯错误。
四、实施要求
（一）机关各支部、直属单位党组织一定要从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重要性，认真学习、广泛宣传、严格执行《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二）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和直属单位班子成员要在抓好实施《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工作的同时，切实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主动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自觉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正确行使党内监督的各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