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特征篇1
关键词：社区文化特征作用
中图分类号：G64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城市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的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社情民意、社会基层各种问题和矛盾反映比较集中的地方。社区文化是一种特殊社会文化，城市社区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统一体，是指城市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在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从理论层面来看，城市社区文化是城市社区居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本社区特点的价值取向。从实践层面来看，城市社区文化就是城市社区的精神、特色、居民素质等编织而成的社区图景。不同城市社区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与重要的作用。
一、城市社区文化的特征
1.地域性。由于社区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所以依托城市社区而发展起来的社区文化也具有地域性。不同社区其文化特征不同，而具有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积淀的社区，其社区文化的地域性就尤其突出。
2.群众性。群众广泛参与是社区文化的基础，首先要把社区文化建设“居民化”放在第一位，脱离社区居民的需求而盲目发展的社区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社区文化活动要与家庭、街道、科技、校园、老年文化及青少年教育等有机结合，通过休闲健身、文化娱乐、科技普及、艺术培训、网络咨询等形式，把社区居民吸引到社区文化活动中来，减少不良文化对社区居民的影响。
3.多元性。我国改革开放对发展多元的社区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当前发展社区文化首先要大力发展与弘扬主流先进文化，同时还要大力提倡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居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文化。所以，多元的社区文化是当前社区文化的发展方向。不论是老年人、年轻人和少年儿童，都应该享受到丰富多彩的、“百发齐放”的城市社区文化。
4.平等性。不论何种身份、何种职业、何种民族、何种年龄阶段的居民。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成果应该平等的。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主要推动力来之于政府财政支持和政府推动，因此，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更应体现平等性。凡是为城市社区发展献力献策的社区居民，都应该平等的享受社区文化带来的精神愉悦，包括生活在城市社区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
5.公共性。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内容之一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怎样发挥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公共服务性，不断满足社区各种利益群体的需求，使生活在社区中的所有公民都能够享受到公共文化体系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是未来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方向。缺乏公共性仅仅满足部分居民文化需求，忽视满足其它群体，在未来的社区文化建设中要加以纠正。
6.价值导向性。社区文化在社区居民中是否具有价值导向作用，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成败的重要指标。社区文化建设的水平决定了社区居民能否在社区中和谐相处、形成生活共同体。以先进文化为指导的城市社区文化对城市社区居民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群众性的社区文化活动可以引导居民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状态，也可以消除社区居民的孤独、寂寞，还可以预防和矫正社区青少年犯罪。
二、城市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1.城市社区文化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精神境界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工作紧张程度和精神压力也随之增加，社区作为人们工作外赖以生活和休憩的主要场所，以往所开展的一些生活活动已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人们希望社区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成为大家赖以生存和坚守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广大社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如：各种家庭文化、科普宣传、文体比赛、广场文化等，这些活动一方面从不同角度与层次等方面满足了社区居民的精神需求，同时社区成员在参与社区活动中，也加强了彼此精神与情感的交流，社区文化所倡导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深入社区居民心中。所以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可以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陶冶居民的情操和提升居民的精神境界。
2.城市社区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
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一方面体现了一个社区全体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道德风貌、精神状态、健康等人文状况，另一方面还反映着一个社区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智力水平。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一般包括受教育程度、道德水准、健康状况、精神状态和创新能力等。要想不断推动社区建设向前发展，必须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而要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水平，就一定不能忽视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
城市社区文化在提高社区居民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教育功能上。城市社区文化的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和专业教育外，还有社会性自我教育。即主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和不断向社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等方式来实现。社区文化针对不同的对象与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水平，而且还可以使其在活动中学到各种技能。另外，社区的医疗、卫生保健等知识宣传、服务活动有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和身体素质的提高。总之，社区文化在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城市社区文化有助于塑造“社区精神”
一定的社区文化，在一定时期内，会影响和规范社区群众的行为模式，并排斥其所否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一方面它不断鼓励社区群众之间的相互协调；另一方面也不断引导人们追求高尚的目标与理想。如此以来，社区成员在长期的交往中就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信仰和归属感，也就是说形成了某一种共同的“社区精神”。
这种社区精神对增进社区群众之间的感情，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常有利。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之间的交往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单位人”界限，成了开放的“社会人”。对于如何增进相互之间的联系就成为社区群众交往的一个难题，而社区文化的群众性活动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社区文化的群众性活动是增进社区居民之间、各类组织之间相互联系与沟通关系的精神纽带，它把社区群众吸引在一起，创造友善、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这种社区精神可以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通过组织老年、青年人等不同形式的演出活动，会吸引社区不同成员的积极参与，从而增强其对社区的强烈认同感与归属感。
4.城市社区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综合竞争力”
“社区综合竞争力”以新的发展观为基础，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社区综合竞争力”是社区经济、文化、自然的持续、协调发展。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小约瑟夫·S·奈(Josephs.nye.Jn)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软实力与硬实力同等重要。一个社区也同样如此，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社区文化的软实力作用非常关键。
城市社区文化可以为“社区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可以通过对社会制度构成要件的指导，来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从而为“社区综合竞争力”提供精神动力。城市社区文化尤其是社区产业文化，它不仅为社区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能够极大地提高一个社区的文化品位。比如，美国的文化名城洛杉矶，靠“好莱坞城”和“迪斯尼乐园”形成了惊人的影视、影像制品业和文化旅游，一方面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洛杉矶世界文化名城的品位。
5.城市社区文化有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凝聚力是维护城市社区稳定、和谐、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居民在共同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过程中，由陌生到熟识，彼此之间的理解与认同逐渐加强，关怀与帮助逐渐增多，就形成了对大家共同生活的家园——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常，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强，就越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社区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进而就越能自觉主动关心社区的事务，积极参与社区开展的各项活动，从而改善社区环境、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而社区凝聚力的增强对于稳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又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机制。因此，社区文化有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城市社区特征篇2
［关键词］土地征收；温州模式；民众诉求；三分三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8－0075－06
以城市建设驱动力的来源划分，城市建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公众需求驱动的“建设城市”模式，其动力主要源于社会公众对城市扩建的需求，由社会公众影响政府去开发和建设城市；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部门需求驱动的“城市建设”模式，其动力主要源于政府部门依靠城市扩建来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需求，由政府主动提出并倡导社会公众去开发和建设城市［1］。目前，我国城市化类型主要是后一种政府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建设”模式，既取得了建设成绩，也存在着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执行困境”的问题。关于城市化建设中理性的土地征收模式问题，可以研究我国改革开放的典型城市“温州”。温州城市建设中土地征收的道路，既有“自下而上”民众诉求“抛砖”的推动，也有“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引玉”的改革；既有其成功的独特性，又有可以普遍推广的城市建设中土地征收模式的共性。科学总结温州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成功经验，对于指导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和谐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自下而上”民众诉求“抛砖”的推动：温州将军村征地的实践
鹿城区的城市规划建设是温州市城市化建设的典型成果之一。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温州民间社会的成长，迫切需要城市化“以造城来满足居民对于城市生活与发展的需要”［2］，温州市鹿城区的规划建设便应运而生。
1．鹿城区进一步城市化“建新城”面临的问题
鹿城区“城中村”改造与城市化建设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是如何科学规划，实现工业与边缘区域农业产值的相对均衡、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温州市鹿城区城市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如下几方面：（1）制度层面：历史规划欠科学，政策执行欠合理。在法制建设相对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运作的“盲目性”特征，使得早期温州市鹿城区的城市化建设缺乏科学规划，越权批地、乱占耕地、侵吞耕地问题较严重，造成了工商业用地与农业建设用地比例严重失衡。（2）环境层面：土地质量整体下降，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一方面是工业区的兴建与城市居民住宅区、商业区的分布紊乱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鹿城区历史建设的规划欠科学，对工商业与农业的投入比例失衡，使得工业用地区域“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超标，城市区域的水资源、大气资源、土地资源遭到破坏。（3）利益层面：市场主体维权意识强，城市规划利益协调难度大。土地征收是城市化规划建设必然的一个环节。鹿城区进一步城市化建设的规划，必然涉及土地资源利用的调整性问题，即涉及包括城市居民、边缘区农民、外来务工人员、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社会中介组织等各个市场主体切身利益的问题。土地征收的利益调整“不到位”，则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会出位”的问题。
2．鹿城区城市化中“民间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
如何在城市化建设中建立“深入了解土地征收的民情、充分反映征地利益的民意”的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使得城市化建设中的城市规划与土地征收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显得颇为重要。温州鹿城区的城市化建设，在土地征收中高度倾听了“百姓心声”，创造了一种自下而上、民间要求的“保护”被征地群众自身合法权益的土地征收模式，即温州“返还地”模式。温州“返还地”模式，可见表1。
城市社区特征篇3
关键词：失地农民；农民市民化；社会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65-03
“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有数据表明，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要相应减少41万公顷的耕地，产生大量失地农民群体。2009年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闻连利指出，2020年我国的失地农民群体总数将超过1亿。失地农民问题处理的好，可以带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赢得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城郊地区处于城市化最前沿，失地农民在职业特点、城市意识等特质上具有相对优势，往往具有市民化倾向。因此，以农民市民化为视角，研究城郊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视角：农民市民化
从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谐社会构建等角度看，农民群体都要向市民群体转化。目前在农民群体自身发生裂变的背景下，农民市民化具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世界各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都会面临农民市民化问题，英国的强制农民市民化模式、美国的自由迁徙式的农民市民化模式等是国外农民市民化的典型模式。[1]中国农民市民化模式，受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差异的影响，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对城郊地区失地农民群体而言，由于职业状态的兼业性以及居住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是农民群体中的准市民群体。[2]由于准市民群体的身份，城郊地区失地农民在城市习性养成以及城市生活融入上，具有相对优越性。在构建其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地理特点、心理特点、身份特点、职业特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路径是：农民――失地农民――准市民――市民，即以农民为母体，城市化的发展征用了其赖以生产和生存的土地，从而产生失地农民群体，因在地理位置、心理素质、职业特质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他们在城市融入上体现出市民化意愿，不断具备向市民转化的资质，在经由准市民的过渡中实现市民化的转型。从本质上看，失地农民群体是一个过渡性群体，是农民终结的一个过渡节点。因此，在构建其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该在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中寻找切入点，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实现其身份与角色的顺利过渡与转型。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紧密相连，以户籍为分割，实行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实行高福利、高补贴，农村与农民的保障水平与力度则明显低于城市。对于失地农民群体，因失地补偿水平低、就业能力差、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普遍存在，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建立覆盖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迫切性和必然性。构建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立足当前城乡统筹的实践，以失地农民市民化为视角，综合考虑城郊失地农民的地理位置、群体特征、职业特点等，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完善上体现出层次性、差异性和前瞻性。
二、城郊失地农民群体特征分析
准确界定失地农民群体是建立与完善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前提。失地农民群体在地理位置、群体构成以及职业特点上具有特殊性：职业上的非农化特征明显、地域上处于城市化最前沿、群体构成上不断分化导致其异质性增强。
1.城郊失地农民群体职业上具有兼业性。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为农民提供了就业、食物、社会保障等，具有承载功能、养育功能、就业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土地被征用以后，土地承载的就业功能丧失，失地农民群体通常进行二、三产业经营，在经济发达和二、三产业发展迅速的地区这种迹象更为明显。调查显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农民群体的就业在征地前就已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分散趋势，其中发达地区(上海)的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被访者中在征地前务农的人数比例仅为19.3%；[3]嘉兴地区失地农民从职业分布上看,从事企业打工的占33.12%,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占10.19%,从事个体经营(开店、摆摊)的占16.18%,打零工的占29.17%,待业的占9.14%,就业的非农化程度较高。[4]可见，城郊地区失地农民通常进行非农生产，其经济收入更多是通过非农经营获得，人力资本比较高，在非农经营中积累了城市性的存量。
2.城郊失地农民群体自身已经分化，呈现异质性与差异性。城郊失地农民群体以农民为母体，同农民群体一样，其内部充满了层次性与差异性。首先，失地农民群体按所在地区分为农村型失地农民和城郊型失地农民。城郊型失地农民是指原先生活在城市或城镇郊区，因城市的发展和扩张而失去土地的农民。[5]这类失地农民群体除职业上非农化以外，生活习性以及消费方式都与市民相似，具有市民化意愿。其次，失地农民群体有主动性失地农民群体与被动性失地农民群体之分。主动性失地主要是指农民为取得所希望的户口变更、职业转换、经济补偿等利益，无力或者不愿继续承包土地，而自愿放弃土地使用权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一切权利。[6]再次，城郊失地农民群体本身具有年龄层次的差异，分为劳动力年龄群体和非劳动力年龄群体，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社会保障政策的具体选择不同。对于城郊型失地农民和主动性失地农民群体而言，其市民倾向显著，构建其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应考虑到这一因素。
3.城郊失地农民群体处于城市化前沿与社会保障体系边缘。城郊地区受城市化影响最为强烈，建国后，第一个关于土地的法律即是针对城郊地区的。城市郊区是城市化最先辐射到的区域，也是城市化中征用土地最多的区域，产生失地农民群体成为必然，但是城郊失地农民却处于社会保障体系边缘。从原因上看，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整体性与衔接性。失地农民失去土地，理应将具有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的群体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围，避免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边缘化状态，维护其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但现实中，在土地征用制度、失地农民的补偿与安置上，对于失地农民群体的政策倾斜却对此缺乏应有关怀。浙江地区是探索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较早并且较完善的地区，也仍然存在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增加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难度，保障水平依然偏低、农民利益损失较大，存在资金空账的隐患等问题。由此可知，处于社会保障体系边缘的失地农民群体，在市民化进程中以及城市融入过程中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城郊失地农民群体职业特点、地域特点、群体特征及市民化意愿是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依据，考虑到其市民化倾向，应该在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上，将有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的失地农民群体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这就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创新设计，同时需要在征地安置与补偿中更多考虑失地农民的利益，但一步到位的社会保障政策转变不现实，政府的财政负担较大，同时政策也需要在渐进变化中调整、改革与完善。在准确界定失地农民群体的基础上，应立足失地农民群体的内部差异，探索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制度以及医疗保障制度，做好城乡之间的政策衔接，不断探索农民市民化背景下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三、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与设计
目前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探索比较典型的是“嘉兴模式”，其主要做法是“三统一”和“一分别”。“三统一”指政府统一征地、统一补偿、统一实行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分别进行安置。这为探索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一种借鉴，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同样是一种促进。以农民市民化为视角，构建城郊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对城郊失地农民群体进行“农转非”，并在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险、医疗保险上做好城乡衔接，以就业政策、住房政策等作为辅助。
1.将具有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的城郊失地农民群体转化为市民。1999年前实施的《土地管理法》即规定了“农转非”的条件、要求以及操作办法，被征地者意见较少。1999年以后，“农转非”因缺乏就业安置与社会保障而失去吸引力。“农转非”不单单是拥有城市户口，更是城郊失地农民群体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不失时机地将失地农民群体实现“农转非”，为其提供相应的城市社会保障，不但可弥补农村社会保障的不足，而且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与延续。浙江嘉兴地区2001年被国土资源部定为全国首批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同年嘉兴市政府出台《嘉兴市征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其基本思路为以“土地换社保”，失地农民失地后，进行“农转非”的同时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按月领取养老金。一项调查表明：失地农民对征地没有很强烈的排斥,反而认为它是经济发展的良性结果,失地农民能从中受益,因而对土地换保障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和期望值。[7]农民失去土地，处于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状态，但具有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应对其进行覆盖。既然城市化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失地农民群体，依据其市民化意愿，在“农转非”的同时，保障其失地后的生活、生存与发展，是适时而动的选择。而保障全面、补偿合理的政策选择在强化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其市民化进程的顺利实现。
2.城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设计。农民转化为市民后，将享有市民权利，但将城郊失地农民群体一劳永逸地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目前还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过程。考虑到城郊失地农民群体内部差异性，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上，也应体现出层次性。针对城郊失地农民群体，应先建立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辅之以就业制度与培训、就业安置、住房安置等措施。
（1）细分失地农民群体。失地农民群体本身具有差异性和层次性：有主动失地与被动失地的区别；农村型失地与城郊型失地的差异；劳动力年龄与非劳动力年龄的不同。从市民化角度看，考虑到失地农民群体的内部特征以及政府的经济支撑力，将主动失地农民群体与城郊型失地农民群体先行“农转非”，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内，较为稳妥。对于劳动力年龄以上的失地农民群体，将其纳入到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劳动力年龄以内的失地农民群体不但要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要对其进行就业指导与培训；劳动力年龄以下的失地农民群体，到就业年龄后进行职业培训，进入劳动力市场。依此对失地农民群体进行细分，可以体现出其群体本身的特殊性，并实现对失地农民群体的广泛覆盖。
（2）明确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与责任主体。在资金筹集来源上，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增值收益是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资金源。政府征地具有有偿性，有偿性要求政府应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相应补偿，现实中补偿标准低、资金到位不及时的现象较多。一项调查表明，如果成本价（征地价加上地方各级政府收取的各种费用）为100，则拥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只得5%―10%，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60％―70％为政府及各部门所得，而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则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8]失地农民补偿之低可见一斑。在征地过程中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界限，在征地补偿上，要以土地市场价格为基础，提高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在土地增值收益中抽出资金作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源。对于有市民化倾向的失地农民群体而言，征地补偿中要考虑到失地农民群体城市化的融入成本。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对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劳动力安置补偿、青苗补偿的依据主要是以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农民再就业和农村生活方式作为参照系,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征地后,绝大多数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将被迫城镇化,忽视了城乡生产要素价格、非农产业启动难度的差异性,忽视了因城乡生活方式差异引起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忽视了失地农民城市化后的现实。[9]这对探索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启示，既然失地农民属于“准市民”，具有市民化意愿，考虑到其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的分化状态，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上，要强化其市民化能力，增加其市民化成本。在责任主体上，浙江省的具体做法是“三个一点”，采取政府、集体、个人三方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式，政府出资部分从土地出让金中列支，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个人缴纳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缴。并相应占有一定的比例，政府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总额的30%，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总额的40%，个人承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缴，并依据保障总额10%的比例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风险准备金，明确政府、集体与个人的责任。浙江省这种明确社保资金来源与责任主体的做法，符合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值得推广。
（3）做好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与过渡。城郊失地农民群体的未来发展状态是向市民群体转化，因而做好失地农民群体社保体系与城镇社保体系的衔接非常必要，尤其是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首先，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依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2条：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对于“农转非”的城郊失地农民群体，其生活无依靠，就业无岗位，土地无保障，很大一部分都有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应该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进行探索。城郊失地农民属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生活质量层次低，承受风险能力差。在最低生活保障上，应该在保障力度与保障水平上实现城乡协调过渡，实现失地农民群体最低生活保障的城乡统筹。其次，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养老方式有社会养老、土地养老、家庭养老等，土地是农民群体养老最为可靠的保障。失去土地后，土地养老作用基本丧失，尤其对于处于非劳动力年龄的城郊失地农民群体而言，在就业与收入上处于劣势。城郊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障要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进行政策设计，体现农民市民化的趋势，同时应利于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对接，符合养老制度城乡一体化的未来趋势。再次，在医疗保险上，做好与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衔接。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广，是政府引导农民进行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借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模式，探索建立城郊失地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重点是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衔接。
（4）规范社会保障金账户管理。社会保障基金账户的科学设置、规范管理，能够实现有效的监督，使得社保资金透明度高，运转规范，防范资金被挪用、挤占或截留等行为。浙江省目前采用两种账户模式:个人专项账户、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两种模式都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统一管理。“收支两条线”是政府财政补贴、集体缴纳、个人缴费和风险基金资金由国土资源部门在征地费用拨付过程中统一收缴，及时足额转入财政部门的社保基金专户；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基金使用和拨付。财政专户统一管理是财政部门单独建账，专款专用。这种账户模式在目前的实践中应用广泛，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其责任主体明确，并互相协作，避免了运作不透明、缺乏监督与制约等现象。城郊失地农民群体社保金账户管理可借鉴之。
（5）配套政策跟进，形成政策网络。城郊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是一个有机系统，仅仅将城郊失地农民群体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政策中远远不够。失地农民群体市民化进程中还处于城市就业、住房等政策边缘。首先，在就业政策上，明确企业责任，通过企业安置失地农民群体，为其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社会机构对失地农民群体进行就业培训，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与城市适应能力。其次，对于自主谋求职业者，提供信息与资金支持。再次，在住房政策上，可以建立失地农民公寓。例如杭州在2002年针对失地农民群体，统一建立失地农民多层公寓，在购房面积、购房价格、环境与配套设施上给以优惠。多层公寓一套用于自己居住，剩余用于出租，适合城郊地区的失地农民群体，同时解决了城郊失地农民群体的住房以及生活收入来源问题，是双赢的选择与动作。多种政策网络格局的形成，对于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是良性促进。
四、结语
从城市化的角度看，产生失地农民群体是一种必然；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是一种趋势。构建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必然要考虑到其向市民转化的趋势，城乡二元的体制必然走向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政策同样如此。探索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对于建构城乡一元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突破口，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渐进累积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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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特征篇4
关键词：城镇体系；分形理论；等级结构；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51-02
一、引言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发展迅速，作为其省会的石家庄城市规模亦随之不断扩大，整个城镇体系的城市化速度也在加快。
二、石家庄市城镇等级结构规模特征
石家庄市现辖6个区，5个县级市，12个县，它们共同构建了石家庄市的城镇体系。
1.石家庄市城镇规模分布特征
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是指一定区域内城镇规模的层次分布，揭示了一个区域内城镇规模的分布规律（集中或分散）［1］。其等级结构反映了城镇体系从大到小的序列以及规模的关系。在石家庄市城镇体系中，18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如表2.1-1所示。
从计算结果来看，按照城市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2，4，11城市指数分别为2，1，1，而石家庄市的为2，4，11，城市指数明显偏大。这表明石家庄市城镇体系中首位度偏大，属于典型的首位分布。这种规模分布形式还处于城镇体系演进过程中的初级阶段。由此可见，首位城市贡献率太大，在全区内的城市体系中具有绝对垄断地位。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决定着石家庄市城市体系的发展及演进，必然阻碍了城镇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
2.城镇体系规模结构的分形特征
城镇等级规模分布具有分形特征，即城镇等级规模序列分布中局部与整体间具有自相似性，满足分形特征。依据分形理论，对于一个给定的区域范围，假设其由n个城市组成，我们用人口尺度r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将这n个城市的规模从大到小进行排序(1、2、3、……n)，则人口大于r的城镇数量n(r)与r的关系满足：
[JZ(]n（r）∝rD[JZ)]式（2.2-1）
式（2.2-1）是一个分形模型，D为分维数。它表征的是城市规模分布特征。对式（2.2-1）两边取对数，可得：
[JZ(]lnn(r)=a-Dlnr[JZ)]式（2.2-2）
式（2.2-2）中其中，n(r)为区域内城市累计数目(或累计百分比)；r表示城市人口规模，a、D为参数；而D即为分维数。一般来说，D值大小直接反映了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当D1时，表示城镇规模分布较为集中，中间位序城镇数目较多，人口分布比较均衡，整个城镇体系发育较成熟。当D趋于0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当D趋于∞时，区域内所有城市一样大，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无差别。这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社会中几乎不存在［2］。采用石家庄市2006年18个城市的数据，以n(r)为纵坐标，r为横坐标做出散点图，然后用线性回归进行模型。
模拟的函数为y=－0.8005x+3.922。由模拟的结果可知，分维值D=0.8005，a=3.922，R2=0.8556，相关性较好。由D
三、石家庄市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特征
3.1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特征
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是城镇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指一个区域内的城镇由于存在空间相互作用，把空间上彼此分离的城镇结合为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它揭示的是区域内各城镇间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机制［3］。城镇体系各要素(城镇)从理论上来讲，在一个区域内，各个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于空间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征，即具有分形特征，一定范围具有随机分形结构［4］。因此可以运用分形理论中的关联维数来模拟石家庄市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联系。其基本模型如下：
根据关联维数的定义，r0，只是表示r的变化方向，并不一定真要趋近于零，其变化范围限制在最小距离和最大距离之间。超过了这个限制就超出了无特征尺度区。在式（3.1-1）中，关联维数D反映了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均衡性，D值一般在0～2之间变化，当D0时，说明该区域内各城镇间联系紧密，分布高度集中于一地；当D2时，城镇间空间作用力小，城镇布局分散，甚至到均匀的程度。用GiS软件mapinfo将石家庄市域图数字化，测算出18个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矩阵（只写一半）。
对r,C(r)分别取对数，以r为横坐标，C（r）为纵坐标作出散点图，然后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模拟，模拟函数y=1.1766x+0.3572，相关系数R2=0.9621，相关性较好。由模拟的结果可知，关联维数D=1.1766。因为D>1，说明石家庄市城市体系在空间分布上比较分散，城镇间空间作用力小，彼此关联程度一般，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还欠完善。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形理论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优化石家庄市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和空间结构。
第一，加强与北京，天津等城市间的联系，融合京津冀都市圈，促进石家庄市次级城市的发展；以石家庄市区为中心，增强首位城市的辐射能力，带动该区域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第二，加快大中小城市等级规模的整体越升。提高中小城市的整体规模，有利于保城市体系的连续性，改变该区域内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比较分散的现状。加强城镇体系规划，优先发展县城和中心镇，优先发展基础设施较好的县域中心城镇，按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优化整合资源要素，大力实施“一体两翼”战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镇之间的交通网络和通讯网络，增加城镇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城镇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强石家庄与其他城市的联系，使该城镇体系内的物质流、信息流的通达性得到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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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特征篇5
城镇化是指第二、三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镇化水平衡量的是城市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中的主导作用程度。很多学者从人口、土地、经济、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等方面设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评价:李爱军等运用人口、经济、社会和居住环境因素因子所构成的综合指数对江苏省无锡市和泰州市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欧名豪等从经济、空间、人口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方面构建了反映城市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江苏省13个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欧向军等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四个方面构建了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陈明星等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乌敦和李百岁运用复合指标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内蒙古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薛俊菲等将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复合成综合城市化水平，对中国城市2007年的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arcGiS分析了中国市域城市化格局。陈文峰等构建了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决策topSiS法和熵权法对河南省各地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王礼刚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法，对贵州各地市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李长亮采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各省、市、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城镇人口指标法可以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非农业人口指标法和土地利用指标法的测算结果较差，复合指标法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某个具体的区域、省份或是代表性的城市，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对省域城镇化水平的评价不多。在研究方法上，复合指数法被广泛采用，但对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及指标的权重尚未达成共识，采用不同指标和不同权重得出的评价结果也各不相同。此外，从空间计量经济的角度研究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分布特征的成果还比较匮乏。鉴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以及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对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对中国省域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探寻中国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2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2．1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城镇化的内涵出发，选择人口城镇化、经济镇市化、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条件城镇化、生活环境城镇化5个方面的20个指标，构建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当评价对象在某一指标上的值相差较大时，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较大，该指标就应被赋予较高的权重，反之应被赋予较小的权重;当被评价对象在某一指标上的取值完全相同时，熵值最大，这时该指标未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可从评价指标体系中去除。需要说明的是，熵权是在给定评价对象集后各种评价指标值的情况下，各指标在竞争意义上的激烈程度;从信息的角度，它只代表某项指标所提供信息的多寡，并不代表某项指标的重要程度。
2．3评价结果
利用综合评价模型分析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得到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化水平的各项指标排名和综合评价指数排名。根据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绘制四分位图。城镇化水平处于第Ⅰ梯度即城镇化水平最高的省区包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山东、北京、广东和江苏;处于第Ⅱ梯度即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包括山西、重庆、新疆、湖北、江西、陕西、福建和辽宁;处于第Ⅲ梯度的省区包括广西、黑龙江、四川、湖南、内蒙古、青海、宁夏和安徽;处于第Ⅳ梯度即城镇化水平最低的省包括贵州、、甘肃、云南、吉林、海南和河南。
3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3．1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全局空间自相性分析，探索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集聚特征。常用的度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指标是moran指数，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者空间临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
3．2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由于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很难发现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模式，因此需要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anselin提出了局部maran指数或LiSa指标来检验每个区域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其结果呈现的形式主要有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4个省(市)城镇化水平呈高—高集聚特征显著，说明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安徽和海南作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所包围，低—高集聚特征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青海、四川、云南，以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贵州作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所包围，低—低集聚特征显著，说明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新疆作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所包围，高—低集聚特征显著。
4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分别是江苏、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河北和天津，综合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分别是贵州、、甘肃、云南、吉林、海南和河南。中国省域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4个省区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特征显著，青海、四川、云南和贵州4个省区低—低集聚特征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缩小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水平集聚特征显著，区域差异较大。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浙江、上海)、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城镇化水平发展较低的省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贵州和云南)、西北地区(和甘肃)。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空间集聚特征外，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还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综合城镇化水平得分最高的江苏省(0．6784)和得分最低的贵州省(0．2105)差距非常大。在短期内会因“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区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欧美发达国产业链条的跨区域延伸等促进区域旅游的有机融合。对武汉城市圈内因旅游产业整合之需，而出让土地的社区，建立失地社区就业支撑体系，失地社区社会保障体系等。前者包括征地农转非人员自谋职业优惠政策、企业吸纳农转非人员的优惠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政策;后者的具体方式有“土地换社保”、三个一点社保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出一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补一点、个人缴一点)等。⑥建立多类型的旅游生态补偿。一方面，开征旅游生态环境补偿税，其目的是通过税收体现“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通过强化纳税人的行为，引导旅游企业等放弃掠夺式的开发旅游景区或旅游资源。另一方面，结合武汉城市圈总体方案所提出的发行水专项债券以及圈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设立，设立旅游生态专项债券、发行等用于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为整合的可持续提供资金支持。
5结论
城市社区特征篇6
关键词：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资本；非自愿移民
作者简介：刘源超(1977－)，男，山东费县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潘素昆(1976－)，女，河北滦南人，经济学博士，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118－04 收稿日期：2007－07－07
一、引言
(一)广义的农民市民化
广义的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的居住地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以后，农民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上与城市逐渐融合的过程。
随着工业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各国都经历了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70％～80％，在经济模式与人口结构同步演化的情况下，农民在融入工业化体系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市民化，并不存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剧烈冲突。发展中国家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城市容纳能力有限，但城乡收入差距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出现了农业人口无法进入城市就业体系的所谓“市民化”问题。
市民化不单是农民居住地的转变，还意味着，具备了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职业特征，与城市文化接轨的意识、行为方式的文化特征，从传统的以亲密关系为主的乡土社区网络转变为契约关系为主的城市化社区。在中国现阶段，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同时意味着户籍身份“农转非”的变更。
(二)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特殊性
失地农民市民化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由于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或开发性项目的原因，农地大部或完全丧失、已将非农产业作为主要谋生手段、居住地由农村改为城镇的失地农民，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虽然失地，但仍然居住在农村(比如退耕还林)的农户等其他失地群体，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如果农民市民化进程是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协调、同步进行，农民市民化本身并不成其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假如能够在工业化的经济体系中找到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一般会选择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经济因素之外的各种障碍，比如文化上的歧视、观念上的摩擦，都将随着农民个体和网络的“城市化”而逐渐消弭；尤其是在二代移民身上，这种来自农村风俗的文化遗留将变得更加微弱。但如果农民是基于原有土地、财产被征用或被剥夺，不足以维持旧的农村生活方式导致的被动进城――非自愿移民，则会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市民化的障碍。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被动的，是基于财产关系剧烈变动的一种生活方式变化。
二、文献综述
林南(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即所谓“社会资本命题”)。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由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组成，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
依据高和荣(2006)的一个概括性述评，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具有增殖性、生产性的特征，而且社会资本不容易被发现、观察和度量，具有无形性、亲密性的特征。
生活方式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经济因素是生活方式选择的原因。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所有类型资本的根基。(林南，2005)”布迪厄提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是可以互换的(莫洛・F・纪廉等，2006)。三者不但可以交换，而且必须交换和转换，因为个体对社会资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例如一个拥有经济资本的成功企业家，可能会进高校深造谋求文化资本，同时会通过结交各种重要人物以培育社会资本。
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生活是“嵌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社会资本对经济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依据这一观点，失地农民作为非自愿移民，经济状况上的变化仅仅是移民全部生活内容变化的一部分，而非生活变化的全部，社会资本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这种变化影响了社会资本投资，会进一步拉大失地农民与“城里人”的收入差距。由于失地农民的网络具有相对封闭性的特点，本文还引用了格兰诺维特关于封闭型社区的消极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开展了角度不同的研究。杨涛、施国庆(2006)对我国失地农民在经济、社会权益上的损失问题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对失地农民规模、失地农民权益流失、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失地农民征地补偿问题、失地农民安置方式、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等七大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李生校、娄钰华(2004)从历史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城市因素、政府因素等五个方面剖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重点针对政府行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期，失地农民已经从局部社会问题转变为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杨涛，2006)。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较之于农民工等群体的市民化问题，显得更加迫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实际上也是探讨农民在新的环境下如何重获经济的自生能力、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非自愿移民对失地农民福利的影响
(一)不完全补偿制度带来的福利损失
当前，我国土地征用、尤其是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偏低，与国际通行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差距很大。目前虽然土地的出售是市场化交易，但土地征用却完全是非市场化的过程。补偿标准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实行不完全补偿的政策原则。
由于土地增值收益是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作为“经济人”，会力求在征地时成本最小化、卖地时收益最大化，导致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金额明显偏低。“政府并没有把征用土地看成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不仅没有考虑土地权人丧失土地的间接损失，就是直接损失的补偿标准都只是根据耕地常年产值来制定。”(刘畅，2005)有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使农民蒙受的损失达2万亿元(喻国华，2006)，且农民一旦失地，就被永久性地排除在了土地升值的收益分享范围之外。
补偿标准低、补偿款被村集体挪用侵蚀、拖欠补偿款等问题，让失地农民遭受了直接经济利益损失，影响了他们的当期福利和远期福利，且无法通过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获得补偿。如京沈高速公路辽宁省凌海市某段的征地补偿费，经市、乡、
村三级截留后，到了农民手中每公顷仅剩3900元(何格等，2005)。不对等补偿使农民丧失了角色转换必需的物质基础。
由于农业税取消之前的农民负担、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农民种田收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本，这让部分农民在失地问题上带有“自愿”的心态，宁可被征地而出门打工。这种状况下的失地，表面上看短期内“提高”了农民收入，但却无助于增加农民的长期福利。
依据叶继红(2007)对南京近郊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失地农民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约为38.4％；对生活不满意的因素排在前5位的是经济收入、生活条件、消费支出、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分别占总体的84.2％、24.6％、10.5％、8.8％和8.3％。经济收入成为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指标。
生活方式改变、告别田园生活也给相当一部分农民带来心理上的创痛。与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相伴的，还有城市内的创业压力。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获得最低消费的粮食、蔬菜、肉、蛋都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部分农民怀念农产品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如果本地区存在严重就业不足的情况，则更会降低迁居者对于城市生活的评价。
(二)进入新的“二元”结构体系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指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上的二元结构。依据刘易斯的相关观点，社会经济部门被划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发展支出和福利支出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上的差距。“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并存，传统部门是低收入经济。农村在经济上处于边缘化地位。
如果这种经济上的二元特征没有在农民失地的过程中得到纠正，就必然会反映到农民进城以后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上。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劳动技能都比较低，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经济状况普遍较差，适应城镇文化需要较长的学习过程。
新的“二元”结构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方面。在从农民向居民转变的过程中，部分农民生活圈子还高度依赖原来的乡邻乡亲，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上还具有“村”的特点。如果原来的村集体还有制约力量，则这部分农民还会受到传统的社区等级的影响。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但工业文明下的消费方式具有更强的“符号消费”、“象征消费”的特征(高丙中，1998)。这种同样具有等级色彩的消费文化对于下层人民来说，往往会造成与城市主流群体二元分离的消费方式，形成社区文化、消费文化上的新二元结构。
新社区中的文化“二元”现象，其消极影响就是农民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时会遇到文化上的摩擦，影响其社会资本积累，使其信息渠道闭塞，感觉“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失地农民经济上的自生能力进一步下降。
四、失地导致的农民社会资本的变化
(一)乡土社会网络在城市内的延续
传统乡村网络是一个封闭型社区。失地农民在定居城镇以后，出于维持和保护共通的相似资源的目的，通过同质性互动来维持已有的社会资本(林南，2005)，维护社区利益。这种同质性互动一般说来是延续了乡村社会网络的特点，血缘、地缘关系仍然比较紧密，与城市化人群将职业角色(业缘)、消费模式作为认同资源的情况有所不同。
失地农民所形成的网络具有某种封闭性，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对于维护社区成员的安全、声誉、教育等核心利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网络也会带来消极的社会资本。中国传统的封闭型社区的一些陋习一一消极的社会资本，会在城镇社区中继续存在，导致失地农民在经济利益上进一步受损。比如，婚丧嫁娶的铺张浪费一直是落后地区农民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与“风俗”、“习惯”等社会网络规则密切相关。失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很难摆脱这些传统陋习所导致的经济资本的损失。
(二)社会资本的损失
基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的互换性，如前所述，当前的失地补偿导致农民在经济上遭受了损失。他们没有通过征地活动换取体面的生活，反而使经济资本削弱，这无疑导致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地位降低，使他们处于社会网络中更加不利的地位，并且投资社会资本的能力下降。经济资本对社会资本投资能力的影响是主要的。
应该看到，乡村社会网络的建立是基于长期互惠的关系。这种互惠关系的经济基础在失去土地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过去的一些社会资本投资已经失效。新的经济活动的互惠关系如何调整建立，还是一个问题。例如，过去在土地上的种植养殖活动可能是非竞争性的，但失地以后的摆摊设点、开店等经济活动，可能就转化为某种竞争关系。在中小城镇，是以简单的“门面经济”为主，日用杂货、副食、各种维修、美容美发、餐饮等服务业网点，同业竞争往往比较激烈。
地理、管理体制、周边资源的微妙变化，都会使失地农民丧失原有的一些社会网络资本，这些变化可能是事前难以预计的。比如，由于三峡水电站蓄水，重庆市涪陵区老龙驹乡场就地后靠，建设了新的漂亮城镇。过去镇上农民靠种地和赶场获取不错的收入，在搬迁之后房子虽然气派了，但却不再是集贸交易的中心点了。范云峰(2005)调查发现，“基本上所有门面都关了门，许多门面都堆有柴草。因为没有土地又不赶场，100来人的场镇现在不到100人，大部分人外出打工”，镇子变成了“空城”。
失地农民变为城镇居民后，个人谋生手段变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的社会网络进入成本。新网络对新加入的失地农民群体可能会有一些排斥。一般情况下，被征地农民文化素质都不高，能够从事的工作岗位都以体力劳动为主。不但失地农民之间存在岗位竞争，失地农民与原有城市居民的竞争也会存在。城市底层市民的生活竞争非常激烈，低技能工作岗位很难找到，且不稳定，收入太低，有时不足以维持家庭的体面生活，出现了“社区游民”的现象。
(三)新社区中的社会资本
失地农民所依托的较封闭的网络还会形成某些集体特征的社会资本。集体特征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对于个体社会资本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资本形式。比如三峡城镇化移民构成的移民小区，在落实移民政策、维护移民利益方面，就是态度高度一致的群体，有着更大的谈判力量。
多数情况下，失地农民社区会是一个“同质性互动”较多的“强关系”社区(林南，2005)。农民之间拥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都差不多，且资源的量都比较小。在同一个社会圈子里的同质资源互动，获取外部的社会资本少，突出的表现就是就业难、创业难。浙江省是个私经济繁荣的沿海发达地区，即使这样，失地农民也面临着就业难的苦恼。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柯桥镇“从1992年开始，有29个村陆续被征用土地12561亩，涉及农民24505人，劳动力14840个。目前，这些劳动力中已就业的只有6598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4.5％；无业人员8242人，占55.5％”(杨文兵，2006)。
由于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涉及社会稳定，各地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一些地区开展了针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创业支持等活动。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介入，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弱关系”带来的外部资源，有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资本投资。
目前，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比如宁波就颁布了试行办法(刘华安，2006)。这些保护失地农民经济利益的措施，有利于他们逐步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适应城市生活。一些企业也被要求在安置失地农民中发挥作用。这些企业的网络，又构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积极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四)失地农民的“反市民化”
由于无法融入城市化生活的氛围之中，一些失地农民感觉离开土地后的生活更加艰辛，由此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市民化”的行为。尤其是女性、老年农民群体，经济收入、社会地位都更加弱势，受到的冲击更大，由此出现了所谓“城市农民”的现象。三峡城镇化移民中就出现了这些现象。重庆市巫山新县城的10万居民中约有2/3是占地移民和进城农民。由于不习惯城镇生活，一些居民就开始在房屋的阳台、卫生间喂养猪、鸡、鸭。“文化小区内的70岁的陈婆婆利用住在1楼的优势，在屋外楼搭棚，专门喂了10余头猪、10余只鸡和鸭。类似陈婆婆这样的‘专业户’，在城里就有300来户。”(何昌钦，2005)广州市番禺区的谷围新村是一个新建小区，住户都是广州大学城拆迁的小谷围岛上的失地农民。这个小区以2层楼的小洋房和5～6层的商品房为主，楼房鳞次栉比，但小区内的公共绿地却不断被住户开垦种上了蔬菜。“猪圈搭在花园洋房里，公共绿地种上大白菜”(李卓，2003)的原因，一方面是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城镇内的生活负担。
“种田无地，就业无路，保障无门”的“三无”状态是“反市民化”行为的主要原因。田园生活是自我支配、自给自足的，而城市里的工厂秩序则是强制的、科层制的。如果无法在工业化体系中找到固定工作，失地农民还不得不游离在城市主流的生活方式之外，利用摆摊设点等方式谋生。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可能会被新的网络颠覆，较低的收入使得失地农民的消费层次低，与城市主流消费方式形成一定落差。这些压力都会催生他们“反市民化”的行为，长期保持农村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
还有一种“反市民化”的特殊形式就是“城中村”问题。“城中村”实际上也是失地农民的群体，大部分耕地被征用，一般只能保留政府不愿征用或无力征用的少量土地，以建房租房等非农产业为收入来源。“城中村”实际上是乡村网络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拒绝城市化的一种努力。“城中村”兼有城市和村庄两种特征，土地征用和城市化带来的负收益是这种“反市民化”现象的主要动因。针对“城中村”问题的专门研究已有不少，此处不再详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征地过程中经济利益的损失是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积累和培育的主要障碍。而社会资本投资不足、社会网络狭小单一、信息资源贫乏，又反过来影响了失地农民群体的经济利益。同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不足，也会影响失地农民在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文化资本投资。为此，笔者就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投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城市社区特征篇7
关键词：城市视觉形象；有机生成；后天创造；城市品牌
城市形象从构成素材上来区分，可以分为物质性要素和非物质性要素。它是人们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五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认知，简言之是知觉，即各种感觉的再现。“视觉是一种主动性很强的感觉形式......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①。”作为一个健康人，视觉感知则占据了人类感知系统的主体――83%（表1）。如果通俗的来理解，视觉感知的城市形象――城市形象的物质性元素部分即城市视觉形象，它是城市形象的主体。
在不同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生长出来的城市，都是天赋的自然遗产和积淀的文化资产的载体，换言之，城市视觉形象特征来源于生存环境和人类的生存需求。它在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有机生成。生存环境与生存需求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两个部分。人类面对的最初生存环境无疑是自然界。自然界中的一切要素，包括地形、地貌、地质、能源（矿物和非矿物能源）、景观、水文、材料、气象，甚至生物种类，共同塑造原始的城市形象。各种要素从不同的方面分别对城市形象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而生存需求则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由于人类求生本能而顺应自然或改变自然的需要。生存环境是客观条件，它本身不能演化成城市视觉形象特征，只有通过人的能动作用它才能被感知、被记忆，生存需求是人类对生存环境形成最初的归属感。
荷兰的海岸低于涨潮时的海水，在那里生命得不到保障。一千三百多年来，除了小型的泛滥，平均每7年有一次洪水。阿姆斯特丹全城都筑在水底桩子之上，有些桩子深到10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为了要生存，为了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荷兰人利用从大西洋疾卷而来的狂风行船，发动磨房的风车，不是用来抽掉街道上太多的水，便是用来锯木，制油。于是在荷兰境内，每条大路的转角上都有了那些高达三十多米的巨大的建筑物，从而形成壮观而独特的风车城市特色。
威尼斯是处于咸水中的一片海沼之地，最初街道用夯土筑成，泥泞不堪，而且堆满了垃圾，后来就演变成运河，人们就干脆以水为街，形成世界上最美丽的水上城市；蒙古是个游牧的民族，为了适应频繁移动的生活方式，便于拆迁的蒙古包应运而生，形成识别性极强的草原特色。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严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他认为安全是人类基本生存的需要之一，只有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后，才能谈得上其他的高级需求。经济水平低时，人们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上；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就进一步产生了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以及个性发展等许多新的需求，如博物馆、歌剧院等，这也与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需求不谋而合。
图1马斯洛人类需要层次与城市需要层次③城市视觉形象特征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城市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当时所达到的文明手段，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外在表现形式。
1有机生成的城市视觉形象特征
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形象，它是天然生成的。城市在其产生、发育、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其自然环境载体，风土人情和都市历史，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了不同城市迥异的面貌与特征，这个层面上来说，城市形象是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形成的结果，是一种城市面貌的原生态呈现。这类城市具有优势城市视觉形象特征自然资源，如我国的沿海城市青岛、威海等因临海而成为海滨城市；重庆因独特的地理地质条件，城市依山而建，成为闻名的山城等，这些都是以自然景观为基础，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形成城市视觉形象特征。
城市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了所有城市最基础的形象特色。在自然因素当中，尤以山、水为重要，这是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如“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一城山色半城荷”的济南、“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南京，不止是这些历史名城，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可以找出与山水之间的特色关系，“背山面水”构成了城市基本的自然选址法则，“山城”、“江城”、“绿洲城”，都是城市自然特色的写照。城市自然形象特征的体现，在于尊重自然，强化自然。
城市视觉形象特征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生长的机体，它在大地之上勾勒出千变万化的线条，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城市格局：方正的老北京城，曾经一条宏伟起伏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串联着宫阙楼宇，统领着黄土灰瓦；水乡苏州，道路、河流纵横交错，相伴而生；古城丽江饱经沧桑，依山伴水的道路、古朴雅致的民居空间。这些视觉形象特征，又可以通过可视的建筑形式、色彩和可感知的城市空间来体现，丽江古城鳞次栉比的屋顶、青岛海岸边的红顶洋房、喀什老城曼陀罗式的街道，便是典型。城市的格局形态特色，在于秉承和沿袭历史的文脉，创造和体现自我的价值。
2后天创造的城市视觉形象特征
后天创造的城市视觉形象特征，是人为建设活动的成果，具有品牌特点，以人文环境因素为主。当然，在实际的城市视觉形象形成中，并不是绝对的两种形式，它们时而交织，时而分离，共同合力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智慧与对自然历史的文明成果进行的所谓“后天创造”。两种城市形象特征来源互相穿插，不能分割。只有将人文和自然较好的融合起来，才能塑造出具有城市区域特色的城市视觉形象风貌。对同一地方来说，有机形成的形象特征往往早于后天创造的品牌形象特征。低洼的地形造就了荷兰独特的风车王国特色。如今，荷兰的城市生活已经不再需要风车，但是风车得以保留，如桑斯安斯风车村（ZaanseSchans）成为有居民居住、开放式的保留区和博物馆，形成了品牌城市视觉形象特征。城市视觉形象特征的形成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比如纽约的911纪念馆则是由于天灾人祸使然。
成功的品牌作为城市形象的反映，不仅是一个标语或标志。“大苹果”会让我们想起曼哈顿的活力、自信，这些反映在社区行为、建筑质量以及街道生活的特征中。传统和与过去的联系在节日中被加强，这些都加强了品牌。品牌城市视觉形象特征是城市形象差异化和认同感的来源。当城市由于全球化进程变得越来越均质，使城市与众不同的只能是当地传统、建筑特色、反映在当地政府管治下的价值观和突破跨国边界的社区多样性。澳大利亚墨尔本有300多种语言，还有丰富的食物和咖啡文化来传达形象多样性。英国爱丁堡则通过年度性的节庆活动来表达传统和艺术。④
3结语
城市形象是可被感受、可被认知的，是城市的内在素质和文化内涵（隐性层面）在城市外部形态（显性层面）上的直观反映。城市形象包含物质层面和感知层面，城市视觉形象特征是一个城市形象特色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城市区别与其他城市的根本所在，也是城市物质形象中最具个性的一部分。
（1）城市视觉形象特征形成的多种因素：城市美学不是唯一评价标准。
它应该是功能性、舒适性、愉悦性的结合。同时，特征的形成与提升从来不是单一的美学提升，在它背后有多种社会力量的驱动，尤其是经济驱动因素，比如洛杉矶的中心城区，因为中心城区的衰败，杂乱不堪，荒草丛生，充满停车场；政治因素，社会政治系统，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领导个人的领导力；法律因素、社会经济结构等等，它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形态。
（2）城市视觉形象特征是一个不断进化、开放的系统。
“就算城市在产生之初其形态就已经非常完美，但它绝不是已经完成的，也不会是静止的。每天有无数个有意无意的行为改变着它，而这种改变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才会被发觉”。⑤城市视觉形象特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归根结底，它是一种人类文明成果，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反应，它也是人们解决城市问题的结果，是不断累计的结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个问题出现，在不断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城市视觉形象特征不断累积、渐进，这是一个连续而缓慢的过程。
注释：①鲁道夫.阿恩海姆著（美）.腾守尧，译.视觉思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179。
②成朝晖.人间.空间.时间――城市形象系统设计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108.有修改。
③理查德D・宾厄姆（美）.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5。
城市社区特征篇8
关键词：城市化；空间差异；因子分析；空间自相关；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C9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3）02-0472-06
对城市化的研究一直是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学术界对其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测度技术也日趋成熟[1，2]，学者们以不同的研究尺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对城市化区域差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研究尺度上，多尺度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不断增多[3-5]。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有城市化的空间形态与特质[6]、城市化空间格局的特征研究[7，8]、城市化的空间过程研究[9]和城市化的空间机理研究[10，11]等。而研究的方法更是日趋多样化，从原来的定性研究、统计描述等方法[12]逐步过渡到空间分析、数理模型模拟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应用的阶段[13]。
本研究拟选取反映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结合GiS软件对影响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探讨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河南省城市化协调发展，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实现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提供参考依据。
1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地区，介于东经110°21′-116°39′，北纬31°23′-36°23′之间；2009年全省经济总量为19480.46亿元，位居中国第五位。由于河南省人口基数大，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河南省城市化水平较低，仅为37.7%，较全国平均城市化水平46.6%低8.9个百分点，与相邻6个省份和中部6省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也处于最低水平（表1）。2009年河南省有县级以上城市38个；城区面积4025.8km2，其中建成区面积为1913.3km2，比2000年增加839.3km2；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2201万增加到了2009年的3758万；城市化水平也较2000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6个百分点。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1975年提出的城市化过程“S”型曲线发展规律[14]，目前河南省城市化水平正处在快速上升阶段，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研究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能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区域城市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结合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借鉴了已有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成果[15-19]，遵循简明科学性、系统整体性，以及有效性、层次性、可比性、可录性和可行性原则，结合城市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归纳为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等四个方面内容，共21个指标（表2）。
2.2研究方法与模型
2.2.1因子分析方法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是一种寻找隐藏在可测变量中不能或不易直接观测到，但影响或支配可测变量的潜在因子，并估计潜在因子对可测变量的影响程度及潜在因子之间关联性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原理是找出共性因子变量，估计因子模型，计算共性因子变量的取值和对共性因子变量做出合理的解释[20，21]。其具体评估步骤为：
1）为了避免因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xi=（xi-xi）/Si（1）
式中：xi为第i个指标的均值，Si表示第i个指标的标准差。
2）求相关系数矩阵R及R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相关矩阵：
R=XtX（2）
式中：X为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值组成的矩阵，求出相关矩阵R的特征根及其所对应的特征向量a，a即为因子载荷矩阵。
3）建立因子模型。通过对可观测变量X1，X2，…，Xp的分析，挖掘出影响这些变量的公共因素F1，F2，…，Fq（q
Xi=■aijFj+ei（3）
式中：Fj为主因子，ei为第i个变量的构造因子的特殊因子，aij为特征向量矩阵a中的元素。
4）确定因子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贡献率可衡量出每个因子所占原始数据的信息量的多少，同时以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大于80%作为因子个数的选择依据。
5）因子载荷的变换。为得出较明确的分析结果，通过旋转坐标轴，使每个因子载荷在新的坐标系中都能两极化。
6）计算每个城市的总得分值。通过旋转和计算，得到新的较为理想的因子载荷矩阵和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则每个城市的得分值计算公式为：
Si=■djfij（4）
式中：f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公因子的得分，dj作为权重是第j个公因子的贡献率，m为选定的公因子个数。
2.2.2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全局moran’si（Globalmoran’si）指数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全局自相关统计量，moran’si指数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观测值的相似程度[22]。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5）
式中S2=■■（xi-■）2，式中■=■■xi（6）
式中：xi、xj为观测值；■为观测值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当区域i和j相邻接时，wij取1，其他，wij取0；S2为方差。
moran’si指数的取值在-1～1之间，当moran’si为正时，表示观测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当moran’si为负时，表示观测值之间存在负相关，则高观测值的区域与低观测值的区域集聚在一起，呈现空间离散分布格局；当moran’si为0时，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观测值在空间上呈独立随机分布格局。对于全局moran’si指数，可以用标准化统计量Z来检验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Z=■（7）
式中：e（i）=■为期望值；VaR（i）为变异系数。
2.2.3空间关联分析模型通过全局moran’si指数能够判断出现象在空间上的整体分布情况，但难以探测出空间集聚的具置及区域相关的程度，忽略了空间过程的潜在不稳定。而局域空间关联LiSa（Localindicatorsofspatialassociation）可揭示局部空间单元上某一属性值与相邻区域上同一属性值的相关程度[22]，其方法有局域moran’si（Localmoran’si）和局域Geary系数两种。本研究选用应用较广泛的局域moran’si：
ii=Zi■wijZj（8）
式中：Zi和Zj分别是对于均值和标准差的标准化变量。
此外，moran散点图是用来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一种图形。moran散点图中，第一、三象限代表正的空间关联，第二、四象限代表负的空间关联。其中第一象限（HH）表示本区域的值高，相邻区域的值也高；第二象限（LH）表示本区域的值低，相邻区域的值高；第三象限（LL）表示本区域的值低，相邻区域的值也低；第四象限（HL）表示本区域的值高，而相邻区域的值低。
3河南省城市化空间差异分析
3.1河南省城市化综合评价结果
利用SpSS17.0进行计算分析得到因子的特征根和贡献率，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主因子选择原则，选取了特征根分别为10.785、2.655、2.092、1.457、1.141，累计贡献率为86.333%的5个主因子F1、F2、F3、F4、F5，这5个主因子能够充分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足够的信息（表3）。对所选取的5个主因子F1、F2、F3、F4、F5建立因子载荷矩阵，为了便于对各因子载荷进行合理的解释，采用方差极大法正交旋转得到更清楚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第1个主因子在每万人拥有图书数量、人均GDp，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生和护士人数，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千户拥有互联网用户数、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上有较大的载荷；第2个主因子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基本情况、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上有较大的载荷；第3个主因子在燃气普及率、自来水普及率上有较大的载荷；第4个主因子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密度、建成区面积占辖区面积的比重上有较大的载荷；第5个主因子在市区人口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上有较大的载荷。根据各主因子中载荷较大的评价指标分布情况，可确定提取的5个主因子F1、F2、F3、F4、F5分别是经济发展因子、社会发展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城市扩张因子和非农化因子。根据公式（4）计算得到2009年河南省18个地市的城市化水平综合得分（表5），该分值越大，说明该地市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反之越低；其中得分大于零表明城市化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上，得分小于零则表明位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下。
为表现河南省城市化水平分布的概括性特征，通过SpSS17.0计算得到2009年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综合得分的频率分布特征（表6）并绘制其频数分布图（图1）。通过分析可以可知：①数据的偏度值较大，为4.147，说明数据偏离中心且正偏（右偏）态分布明显，即河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得分的频数分布形态与正态分布相比是正偏（右偏）态的，且数据的极端值分布在右端，由计算结果可知该极端值对应的地区为郑州；②数据的峰度为1.456，大于零，说明频数分布较正态分布的坡度要陡峭，呈尖顶峰状，即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综合得分较高和较低的城市所占的比重均较小，城市化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占有较大比重；③中位数为4.953，大于平均数0，无众数，全距为1230.375，标准差为283.523，均较大；说明河南省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很大。
结合表5中2009年河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得分情况，应用mapinfo7.0软件，采用自然划分法，创建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图（图2），将河南省各地区按城市化水平综合得分划分为高城市化水平区域、较高城市化水平区域、中等城市化水平区域、较低城市化水平区域和低城市化水平区域5个类型。由图2可知：①郑州属于高城市化水平区域；②焦作、济源、洛阳属于较高城市化水平区域；③安阳、鹤壁、新乡、三门峡、平顶山、许昌、漯河属于中等城市化水平区域；④濮阳、开封、商丘、南阳属于较低城市化水平区域；⑤周口、驻马店、信阳属于低城市化区域。从整体上看，2009年河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整体上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从局部上来看，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地区呈现由中心向边缘递减的趋势，呈现出“中心―”的发展格局。
3.2河南省城市化空间自相关分析
3.2.1河南省城市化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本研究运用软件GeoDa来实现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的moran'si值为0.3695，对moran'si值进行检验后，得到对应的p值为0.0010，说明在99.9%的置信度下，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为显著的正相关，呈现高城市化水平区域与高城市化水平区域集聚在一起和低城市化水平区域和低城市化水平区域集聚在一起的空间格局。以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值为横轴，对应的空间滞后向量值为纵轴，形成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的moran散点图（图3）。由图3中可以看出，位于第一（HH）、三（LL）象限的地区比较多，即这些地区呈现正的空间关联，这类城市占到总数的5/6，说明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性，即城市化水平高（低）的地区一般与城市化水平高（低）的地区相邻接；其中高值被高值包围的“高―高集聚”的地区有：郑州、焦作、济源、洛阳、鹤壁、新乡、许昌、平顶山；低值被低值包围的“低―低集聚”的地区有漯河、南阳、商丘、信阳、周口、安阳、驻马店；说明这些地区城市化水平与邻近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小。而位于第二、四象限的地区有濮阳、开封和三门峡，这三个地区城市化水平呈现负的空间自相关，即城市化水平高（低）的地区被城市化水平低（高）的地区所包围，说明这三个地区城市化水平与邻近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位于第三象限（LL）的地区仍占到1/3以上，说明实现河南省的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仍是任重而道远。
3.2.2河南省城市化局域空间关联分析通过计算2009年河南省各地市的城市化水平的LiSa值，应用软件GeoDa分析输出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空间关联分布图（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分布存在着局部空间集聚现象。郑州、焦作和洛阳连成一片，呈现“高―高集聚”的正关联，即这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被同样具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地区所包围；驻马店和信阳连在一起，呈现“低―低集聚”的正关联，即较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被同样是较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所包围。说明这些地区与邻近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小，并对邻近的地区有明显的扩散效应；而且“高―高集聚”的地区出现一个城市化发展的“增长极”，“低―低集聚”的地区则出现了一个城市化水平的低谷。除郑州、焦作、洛阳和驻马店、信阳5个地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与相邻地区之间关联性并不显著，且本地区与相邻地区之间存在极化作用，表现为城市化水平空间差异将趋于扩大。
3.3河南省城市化空间差异影响因子分析
3.3.1经济发展因子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经济发展因子的特征根为10.785，贡献率为51.357%（表3），其贡献率在5个因子中比重最大，可见其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最显著的；这与大多数文献研究显示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是相吻合的，即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也相应越高。根据表5中的数据，结合图2可以发现：郑州是区域内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与其邻近的焦作、济源、洛阳、新乡、平顶山、许昌、漯河的地区城市化水平均较高，而且这些地区工业化程度比较高，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和产值均占有较大比重，人均GDp、恩格尔系数在区域内均处于前列。而处于黄淮地区的信阳、周口、驻马店以及与之相邻的南阳、商丘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人口众多、资源较少，二、三产业不发达，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影响。
3.3.2社会发展因子由表3可知，社会发展因子的特征根为2.655，贡献率为12.645%，可见社会发展对城市化发展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具体可反映到城市商业服务、科教、医疗等各个方面。郑州、焦作、洛阳处于高城市化水平的片区，其社会发展水平在河南省的排名相当靠前，反映到具体指标上就是城镇社区服务设施比较完善、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数较多等，也与该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较高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处于低城市化片区的信阳、驻马店、周口、南阳等地区，其科教水平相对落后、农村人口比重大，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较低，其城市化发展也较为缓慢。
3.3.3基础设施因子由表3可知，基础设施因子的特征根为2.092，贡献率为9.961%，可见其对城市化的影响也是比较广泛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以燃气、自来水普及率为主要指标的基础设施因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然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基础设施建设也越完善，这样才能满足更多的城镇居民的生活需求。因此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郑州、焦作、洛阳等地区，其基础设施都是相当完善的，燃气、自来水普及率基本都在90%以上；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信阳、驻马店、周口、南阳等地区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落后，普及率仅为50%～80%，明显制约了其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3.3.4城市扩张因子由表3可见，城市扩张因子的特征根为1.457，贡献率为6.936%，可见其对城市化发展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城市的扩张体现为城区面积的扩大、城镇个数的增加。更具体的可表现在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加、城市公园绿地面积的扩大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农村涌向乡镇和城市，将有更多的集镇发展成为城镇的一部分，也必然要扩大城区面积来容纳这部分人口。以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郑州来说，2000年建成区面积133.22km2，2009年达到了337km2，是2000年的2.5倍多，城市扩张的速度由此可见一斑。
3.3.5非农化因子从表3还可看出，非农化因子的特征根为1.141，贡献率仅有5.433%，虽对城市化仍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已经比较低。城市化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非农化的一个过程，它不仅表现为人口的非农化，也包括土地的非农化；市区人口密度的增加即是人口的非农化，而土地的非农化则可表现在城市道路面积的增加。仅从郑州地区来说，2000年市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96人，人均道路面积为6.21m2；到2009年时，市区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10060人，人均道路面积6.91m2。显然，非农化因子在城市化进程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结语
1）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结果可知，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仍占较大比重，且区域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较大；中原城市群地区城市化水平呈现由中心向边缘递减的趋势，符合“中心―”理论的发展规律，而整体上则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
2）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的全局moran'si值为0.3695，说明2009年河南省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整体上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依赖性。由moran散点图可知河南省5/6的地区城市化水平存在正相关。
3）由局域自相关分析得到的LiSa集聚图可以看出，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存在局部的空间集聚现象：郑州、焦作、洛阳为“高―高集聚”区域，驻马店、信阳为“低―低集聚”区域，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空间关联性并不显著。
4）通过对影响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空间差异的诸多因子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发展因子、社会发展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城市扩张因子、非农化因子对河南省城市化发展均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因子的影响程度最深。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存在着不足：①不同的领域定义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从而影响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结果，在这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②在研究区域的选取上，小尺度（县域尺度）的研究可更全面地揭示河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规律，这也是下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③研究区域不仅与省内地区有相邻关系，与相邻省份的部分地区也有相邻关系，本研究没有涉及与相邻省份地区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上尚有不足之处，今后的研究工作应更全面、更科学，以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和现实合理性。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达良俊教授对本文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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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特征篇9
abstract:thoughthestudyandtheresearchoftheChineseandForeigncities'constructionhistory,somebasicregulationsfollowedinthedevelopmentsandtheconstructionsarefound,withwhichwecouldresearchintheanti-warregulationandfindsomeadvantagesintheurbanplanningandconstructionofthecities.
关键词:城市建设史;矛盾;动态;城市核心生产力
Keywords:historyofurbanconstruction;contradictions;dynamic;urbancoreproductivity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1-0122-01
0引言
城市化是指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步转变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经济结构变迁意味着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活动转变,以及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社会结构变迁意味着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人口,以及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逐步扩散;空间结构变迁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向城市地区集聚,以及集聚到一定阶段后的再分散过程。中外城市的发展史各有特色,而且都因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但仔细研究其发展的过程及城市的建设特征,则发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都遵循着一些基本的内在规律。本文主要就世界城市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综述。
1主要矛盾与主导利益规律
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阐述,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城市的发展也一样,每次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理念的更新,都是来自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推动。如中世纪城市建设代表的是教会对城市和社会的主导,资本主义的产生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来实现其自身的发展,于是教会专制文化、封建文化与初期的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矛盾,并成为了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双方在政治、文化的对抗,这也社会震荡进一步促动了城市的变革。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个时代的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古希腊的自由布局、人性空间,古罗马宏大的城市建设尺度,中世纪的教堂作为城市中心标志,绝对君权时期的对称城市格局与放射路网,中国古代都城的中轴对称布局……城市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和基地,必然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文化趋势,这种主流的文化更多的是代表当时城市主导者的利益体现。最好的例证就是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史,如近代的上海市。很多外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有着自己的“租界”,规划与建设各自为政,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维护来建设,整体很混乱,同时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完整的体现了殖民文化。再如绝对君权时期的城市建设,纯粹的几何结构、轴线、主从关系成为城市结构的主要特色。城市的建设本身就显示了国王自己的控制欲,是对其主导利益的表现。
综上可知,城市的发展是以主要矛盾及其解决为主要推动力,而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以社会主导者的主导利益及其文化来影响城市的发展与建设。
2动态发展规律
城市的发展因其主要矛盾规律的存在而具有动态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中有着独特性,同时社会的主导者也有着独特性,同时都在不断变化的。如中国古代城市到中国近代城市,主要矛盾和社会主导者在变化,城市文化由原来的封建文化向殖民文化过渡。于是,城市的特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明清北京城的中轴对称“周王城”式布局转变到近代城市特征的具有殖民特征的布局。城市发展的动态特征还体现在不同时代对于同一问题的思考切入点不同。例如新城的建设,英国进行了三代新城的建设,每一次都应社会的需要而思考并进行发展与探索;不同时代,外国城市对于城市中心的建设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的;居住区的设计与建设也有着动态变化的特征。此外动态规律还体现在城市规划理念、城市设计方法等随社会的发展而动态变化以及多学科参与规划设计的改变。例如从测量工程师划分方格形布局到GiS分析城市发展条件等。
3城市核心生产力规律
由于历史基础和发展条件各异,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来看,在不同的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地区也不同。城市的发展可以基于很多条件,优越的地理条件、交通区位、国家的政策导向、社会环境等都可能成为一个城市快速发展的契机。但从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城市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发现并发展城市的核心生产力。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中国近代部分中西部的城市或市镇曾有过短暂的繁荣。有些古老而偏僻的城镇由于当时内迁工厂、学校等原因,引起了城镇性质、规模、规划结构的许多变化。知道抗日战争后,工厂再次迁移,城镇中曾现得人口增加、商业繁荣现象随之消失。很多原来的手工业城市,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也不断衰落。城市的核心生产力是稳定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城市经济又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这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状态中更为重要。城市的核心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城市优势条件的巩固与发展,并将其转化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稳定城市的基础。城市建设史能告诉我们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内在规律,掌握这些规律能更有效的帮助我们认识城市的发展并做好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4结束语
基于此,我们必须探求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它包含五个要点:一是多元化,对全国来说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针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要消除对大城市的恐惧症,在有条件有基础的地区做好大城市、城市群的文章;空间上不同区域发展模式要有所差异;机制上强调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动力上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多种产业共同拉动。二是渐进式,要科学把握城市化发展速度,使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城市吸纳人口能力相协调,逐步放开户籍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改变进城务工人员候鸟式的生活方式。三是集约性,要强调土地高效集约使用,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发展紧凑型城市,避免城市盲目蔓延。四是和谐性,强调城乡统筹、和谐人居、社会平等、安全保障。五是可持续性,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城市的开发强度和生态保护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参考文献:
城市社区特征篇10
关键词:
进入本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集约化时期,由原来追求数量目标到现在追求作品质量优良。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在不断地提高,追求舒适、自然、精致的、有文化品位的环境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城市环境中城市雕塑的形式语言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多元化的时期。可以说,当代城市雕塑形式语言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今城市文化走向,在纷繁芜杂的雕塑造型中提炼出雕塑的形式语言,并对其特征进行提炼,可以从另一个文化角度来揭示城市的文化状态,从而使城市设计更具有人文的深度,也使公共空间的设计更具有人文的内涵。
一、公众参与的互动性特征
城市雕塑由于具有环境性、地域性、公共性、社会性等特点,一件城市雕塑作品首先要考虑的是所在地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创造性、美感等艺术价值必须与环境因素综合考虑。城市雕塑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公共性与社会性,他面对的是非设定的、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
以深圳城市雕塑——《深圳人的一天》为例,《深圳人的一天》雕塑群为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接触艺术场所,这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出城市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公共性与和谐的“市民精神”;充分体现了深圳城市的特点,雕塑的过程充分发动了各个阶层的参与,雕塑群凝固了在特区工作、谋生和奋斗的各路人群的辛酸和喜悦、成功与失落的普通人的寻常故事。该雕塑成功的建立起与公众亲和、密切相融而互动的观赏模式,使观者和介入其间者与艺术之间的主客体界面趋于淡化,而在这当中使观者的内在情感趋于愉乐与提升,使得城市雕塑成为提供给公众自由参观,或可触摸、依偎甚至于攀缘其间的展示形态,以缓解城市高密度、高层化建筑群构成的居住和办公环境对人造成的压抑和排斥,从而成为一种公众性的生活的艺术。
二、文化生态的融合性特征
现代城市在社会文化或物质形态方面都产生了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变化,城市文化环境面临着流行性文化的侵蚀以及学术性文化的冲击,呈现出一种不同文化层次交流、互动和共存的多元景观。它们相互依托、交流,形成一种动态的有机组织,城市环境日益显现出开放和流动的特点,使现代城市雕塑创作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城市雕塑家要将作品置于现代城市公共环境,就必须考虑环境因素的变量,考虑城市雕塑的观念形态与大众日常生活审美形态这样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冲撞与结合。这就需要现代城市雕塑的创作除了考虑美学等方面的因素外,最重要的还要考虑与城市环境相融合的生态关系与城市环境的互动。
城市雕塑给予人们视觉感受的综合印象,是人们心中对城市环境的体验和历史的关联,使自然和人文景观获得象征意义。因此,成功的城市雕塑,必须实现与环境之间的对话,才能在城市环境中表达它特定的环境语言含义。
三、公共空间的标志性特征
唐代长安城的区域划分依靠的是宫苑、里坊城墙。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述的市井划分依靠的是门楼牌坊,达到街区、寺庙的区域识别标示。欧洲城市由于较早关注城市的的公共开放空间,城市雕塑成为区分具有不同功能区域的有效标示,形成了区域品牌的认知,以及文化形象、精神表现的传达。
城市雕塑“标识性”的功能无疑是增强了城市的可识别性,可识别性伴随着的是城市的识别、记忆与联想。城市雕塑在城市中具有定向与导向的功能,它本身所具有的识别物、参照物的功能使其更容易被记忆。其易记忆性增强了城市空间的识别性与可记忆性,因此城市标志性雕塑也成为唤起城市记忆的关键要素。
四、消费时代的世俗性特征
1990年代以来,当代雕塑己从1980年代新潮美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和挪用转向对大众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化的加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背景下,当代城市雕塑把大众文化作为主要的艺术资源来使用并非是一种偶然,而是一个关键性的选择,并且已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现象。
当实雕塑的批判性和指向性的功能,伴随着轻松的视觉载体和通俗易懂的写实语言,让大众的视觉在摆脱传统严肃和精英文化的审美局限的同时,人们更关心的是雕塑在思考着什么。尽管不能用精英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大众的消费文化,但大众的消费文化也足以说明大众对文化权利的民主诉求。不管在何种意义上对艺术进行消费,大众总能从中找到自己,找到他们寻求的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文化贵族时代,大众对雕塑艺术消费的过程正是“彰显自我,昭示民主”的过程。
五、传统文脉的符号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