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法治建设篇1
（一）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
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项事务。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把生态文明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事务纳入到法治的轨道，通过严格而规范的法律制度来管理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事务。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法治化、规范化之路。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成之时，也是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完善之时。使这些法律制度形成良性运行机制，从而以有效的法治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二）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促进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担负着最重要的职责，怎么样能让政府更好的履行好这一为民造福的民生职责，必须要求政府建设法治政府，要有健全的生态文明的行政法规来规范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责权，以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来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维护广大人民的生态权益。为民众创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是政府的法定义务，也是政府的生态职责之一，要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让政府依法用好维护生态文明的权力，法治政府的建成之时，也是政府生态文明法治完善之时。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必须能够有效推进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履职。
（三）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各级领导干部以法治和思维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各级领导干部运用好这些现有的法律制度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以下四方面的法治思维：一是合法性思维。也就是任何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措施的采取和重大决策的作出都要合呼法律制度，要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支撑。二是程序思维。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在既定的程序和法定的权限下运行。三是权利义务思维。以权利义务作为设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准则，把老百姓应该有的生态权益一定要维护好，保护好。四是公平正义的思维。政府公权力要追求维护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把生态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体现到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执法当中，让民众体会到政府执法的公平，让社会感觉到生态文明建设有了体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的正能量。各级领导干部要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生态权益的诉求，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以法治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也当然包括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以法治化理念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世界先进国家的成功的作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法治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也是自然规律。今后通过完善生态文明的法治体系来提升生态文明的治理能力，通过走法治化道路让法治阳光照亮人们追求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梦想。
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法律制度不完善
党的十八报告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虽然重视生态环境建设，但由于缺失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法律制度，从而使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没有很好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由于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执政理念长期左右着各级领导思维，造成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不够优化，因而必须按照十的精神，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制度之上，所以规划法治的不健全成为影响优化国土开发空间的重要因素。
（二）全面节约利用资源的法治机制不健全
党的十报告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虽然我国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但是如何把法律的精神真正落实，必须要求政府对节约能源的法治理念的深刻理解，要有对法律的严格执行，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三）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的执法不严格
党的十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这些要求都不同程度在体现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当中，但在具体执法当中，由于政府过多地考虑了企业的困难，以及长期偏重于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理念，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执法明显不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恶化了生态系统，从而也导致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生态文明建设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严重降低了法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的依法防治。
（四）综合性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
受自然规律支配,资源开发利用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的特征,这必然要求有综合性的资源保护法对其加以调整。宪法中虽有多个条文规定了自然资源保护,但过于原则、空洞《;环境保护法》在体例上将自然资源保护规定为环境保护的两大内容之一,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再加上《环境保护法》并非宪法所规定意义上的“基本法律”,不能适用资源综合性保护的要求;现已颁布的各种资源法则强调了各种具体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缺乏对资源整体性和综合性开发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完善的法治体系。
三、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思考
（一）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法律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存在着多个部门分别管理，实际上自然资源之间是一个有极联系的生态系统，这种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着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从而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二）建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建立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二是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依法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三是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四是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各级领导对生态环境切实重视，从而保障生态环境切实纳入到自己从政过程，作为地方的重点工作来的长远谋划，科学推进。既然是红线就是法律的高压线，是不允许触碰的，无论是什么人只要碰了这个红线就要付出残重的代价，生态环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生存问题，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事情绝不允许，这是法律的红线，任何人都无权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生态法治的权威，从而切实保护我们有限的自然资源。
（三）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
生态法治建设篇2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法律措施
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正在恶化这一问题不得不予以高度关注。河北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严重，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河北的地下水开采严重超量，水资源严重短缺，影响了水资源的质量，并最终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河北由于污染企业较多，废水、废气、废渣大量排放，使河北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根据2013年全年检测，全国空气质量较差的城市则是以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为代表的十个城市，河北成了污染最严重的区域。
京津冀一体化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生态环境，环境容量有多大，发展潜力就有多大。抓好河北的生态环境，不仅是服务大局之需，而且是自身发展之需。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力加强生态环境的法治化建设，即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河北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一）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观念淡薄，对治理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违法行为不重视，一味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不关心生态和社会效益，致使生态脆弱区依然脆弱、生态良好区不再良好。（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立法不健全。（三）环境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齐抓共管保护生态环境的局面还没有真正形成。（四）群众参与环保的法律意识不强。
因此，推进我省生态环境法治化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改进和突破。
一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健全和完善地方性环境立法，以确保各项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我省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大多缺乏针对性，较笼统，对各职责和权限的设定也较模糊。因此，我省在地方性环境立法方面，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是针对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不同的污染领域分别制定有针对性的法规和规章，并同时对各环保部门的具体职责和权限进行明确和细化。为此要研究制定河北省国土治理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等，同时，针对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也要制定一些专门性的立法。
二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来自执行。我国在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生态保护领域已基本实现有法可依，而如何有效执行成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为此，针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着普遍不力的实际情况，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环境执法作为自身的职责，加大执法力度。河北已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环保警察队伍，深入开展了“利剑斩污”和“零点行动”，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政府要学会用激励方式和市场化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引导、鼓励人们自觉保护环境。比如，对于企业环境违法问题，与其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处罚，不如明确企业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让企业对其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环境保护做得好的企业、单位，可通过减免税收、资金奖励等手段，调动企业环保积极性，支持企业环保。同时进一步完善各级人大、政府、政协、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机制，推进环境执法，使之在保障和促进环境执法人员严格规范执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健全环境执法责任制度，不仅要对环境执法过程中执法不力的环境执法人员依法追究责任，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责任范围，把那些不严格执行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导致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行政行为也纳入行政问责和法律问责的范围。
三是发展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能力。司法作为一种手段用来保护生态环境，不仅可以弥补行政执法手段的不足，也有利于对环境侵害进行有效的救济和补偿。我国当前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手段主要表现为对环境侵害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三种诉讼机制。为进一步提高我省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能力，今后应重点完善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针对我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及环境诉讼的专业性，可考虑在公、检、法内部设立专门负责环境案件的侦查、和审判部门，专门负责环境案件诉讼。另一方面，发展环境公益诉讼，除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以外，还应当赋予环保组织和公民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以确保公众的环境参与权与监督权。”
四是以法律保障社会动员和参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就河北来说，应把生态文明教育的思想和观念从娃娃抓起，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环保部门和建设项目单位应主动向公众公开环境信息，特别是大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信息，并合理规范商业秘密的范围和处理纠纷的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守法教育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和违法监督意识。要积极采取各种举措，大力扩展公众环境权，保护人们环境利益，使人们自觉遵守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
环境法治建设是事关河北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因此针对河北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河北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生态法治建设篇3
内容摘要: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青海省,其生态建设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生态法理念滞后、生态保护地方立法不完备等问题,法律运行中也存在许多缺陷。基于此,本文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树立区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念,完善地方立法,规范行政执法,并对现行政策进行有效整合,以推进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的相关建设。
关键词:青海省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法律政策
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相关法律存在的问题
(一)生态法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主流意识仍支配人们行为。尽管从理论上政策上都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但观念的转变比政策和行为的转变难度更大。作为生态系统保护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工程,生态法理念并没有深入到立法部门、执法部门的公务人员意识中。第二,区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念没有形成。青海省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区域生态系统保护理念为指导。如果没有区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念,依然沿用传统生态系统各要素保护的模式,则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必将事倍功半。尽管在政府的文件中生态立省、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观念不断强化并被广泛宣传,但这种宣传和强化仅仅是停留在对青海省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上面,对具体涉及到需要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问题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区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理念并没有被重视,青海省生态保护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缘由于此。
(二)青海生态保护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青海省省级及以下地方权力机关、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将近200件进行了统计、归纳和分析,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地方立法水平不高。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立法尽管在数量上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在立法质量上普遍存在水平不高,针对性不强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笔者对青海省地方立法文本与相对应的上级立法文本进行对比,发现青海省地方立法缺乏适合地方特殊性的制度创新,在许多文本中主要是对上一级机构的法律文本简单删改。第二,地方立法缺乏系统性。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地方立法,基本上针对上级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细化,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之间缺乏系统性,相互之间衔接不够紧密,体系不完整,地方立法体系显得零散。第三,地方立法操作性不强。地方立法是弥补国家法律不能完全适应地方特殊性的缺陷,但青海生态保护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处理维护国家法律统一与结合地方实际之间的关系,在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地方立法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地方立法中的实际操作问题。第四,地方立法未能充分体现生态保护的区域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综合管理性。生态系统保护是一项综合系统管理的工程,青海省必须按照区域生态的特点来制定并实施保护措施,但青海省生态系统基本上按照部门分离保护的现状制定法律,没有打破现有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第五,地方立法没有突破第一代环境保护法污染防止和治理的理念和模式,没有将立法的重点从传统的环境保护法模式转变到生态系统保护法模式。但目前青海省生效的很多地方立法文本仍然是前几年制定的环境保护的配套法规和规章,依然将环境保护法中的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防止作为中心,在生态保护方面处于被动局面。
(三)青海省生态保护法律实施存在的问题
青海省生态保护法的遵守基本处于自然状态,即大多数普通民众遵守生态保护法并不是因为知道法律规定而遵守法律,而是处于传统习惯和道德。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对生态保护法律遵守较好的往往是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受教育程度低,也不清楚国家和本地政府对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其遵守法律仅仅是基于习惯、道德或者,而违法者往往是了解法律规定的。
生态保护行政执法存在执法不严、部门相互配合不力、执法物质保障不足等问题。调研中发现一些行政机关在生态保护行政执法中存在执法不严问题,具体表现为对应当严格查处的生态违法案件查处不力,处罚不到位,致使违法者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导致一般群众并不认为该类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群起效之;行政执法涉及利益问题时许多部门争,而无利益的相互推诿。同时,由于青海省生态保护涉及面积广阔,行政执法事项多,而执法人员相对较少,执法经费缺乏,行政执法机关物质保障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青海省生态保护法律监督不力,缺乏法律监督体系。由于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法律监督方面尚无针对生态保护方面的具体规定,生态保护表面上关乎各个部门,但实际上这些部门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在法律监督体系不完善或者不能适应生态保护需要的情况下,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是必然的。
青海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法律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生态法理念教育
第一,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综合发展,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确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发展是建立在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综合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对进一步完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现有管理体制为确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内,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是:统一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生态系统管理的统一协调工作,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生态系统内具体生态要素的管理工作。这种统分结合的管理制度尽管存在协调性差、部门利益严重等弊端,但却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安排具有某种天然的耦合性。第三,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性要求是确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社会基础。传统的资源管理模式忽视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只注重对生态系统内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因而很难维持整体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则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环境区域的特殊性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维护生态系统。第四,生态系统保护中借鉴先进经验勇于创新的理念。自2002年10月GeFop12在我国启动以后,从学习、调研到项目试点区域的选定,再到战略与计划行动的制定,以及相关政策和法律等配套措施的日趋完善,都证明了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广泛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适应性。
(二)完善地方立法
青海省生态保护地方立法要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为方向。从当前国内外生态系统保护的成功经验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未来发展方向,国外已经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迂回道路,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定程度上步其后尘,当前环境污染一系列问题均与传统立法模式有直接关系,在生态保护中单靠资源保护行不通,靠环境污染治理也是不适当的,只有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才可能做到生态保护目标的有效实现。青海省生态保护地方立法要按照区域生态系统制定法规规章。笔者建议将青海省生态系统按照自然属性,将全省国土按照草原生态系统、资源矿区生态系统和农业区生态系统划分,按照生态系统自然属性差异来规定保护的重点和方式。
打破部门分割、生态系统要素分割的立法框架。我国现行环境保护立法基本上采取分割生态系统要素的立法模式,但生态本身是一个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各要素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系统内一个或者两个要素的变化会给整个系统造成影响。为了切实做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青海省地方立法应该打破目前以生态要素为立法框架的模式,将某一区域的生态作为整体来对待。按照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提升地方立法的级别,解决行政区域与生态系统区域无法吻合的问题。目前青海省,自治州、县、自治县制定的规章或者自治条例,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其效力在该行政区域适用。由于生态系统区域与行政区划之间并不必然重合,如果一味按照行政区划而制定制度,必然会遇到制度与自然无法配套的问题。解决该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自然系统的客观要求提升地方立法的级别。笔者认为还可以考虑由某自然系统涉及的地方之间开展联合立法,或者由相关地方之间对同一法规或规章由各自的立法机构分别通过,这样既可以降低立法成本,符合现行立法体系要求,也可以做到同一生态系统中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
(三)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的实施
第一,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的宣传和普及。青海省大多数民众,从朴素道德意识和宗教意识中就具有生态保护的天然观念,尽管可能不清楚法律规定保护水源,制裁水源污染,但朴素意识观念与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理念是同一的,必须加强对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宣传和普及,调动广大群众的生态保护积极性。第二,以奖罚分明来引导群众对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的自觉遵守,让人民群众成为法律执行的监督者。生态系统保护法律遵守不尽人意,是因为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利益受害者,现行诉讼制度缺乏完善的环境破坏行为广泛的诉权主体。必须对那些举报破坏生态系统乃至向国家公权力机关主张的行为予以奖励。相反对那些违反法律破坏生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惩罚,从而使生态系统保护法律落到实处。第三,生态系统保护综合执法。现行法律按照生态要素分开管理、各自执法,这种现状与生态系统本身的综合性、整体性不相适应。为了弥补这种体制性缺陷,生态系统保护行政执法中的部门联动或综合执法尤为重要,在项目审批和违法行为查处过程中,从综合管理的角度审查相关单位的行为是否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其效果必将远远好于现行体制。第四,法律监督方面。尽管我国现行体制中法律监督部门很多,但实际发挥效用渠道并不多,因此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的监督除党委、人大、行政监察等部门外,必须强化媒体和社会的监督,应该在省内权威媒体中专门设立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监督的栏目或渠道,设立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监督专线等方式,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到对生态破坏违法行为的监督之中。
(四)生态系统保护配套政策
第一,将生态知识和生态法律意识纳入干部培训必修课。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青海省的生态建设永远会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生态立省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和协调,因此,必须将生态知识和生态法律意识的培养纳入干部在职教育之中。第二,将生态保护纳入干部考核体系。生态系统保护需要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此应当将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之中,只有在全体干部中树立起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和工作职责,才有可能将生态立省战略落到实处。第三,将生态系统保护纳入经济建设项目审批的必备要件。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中更多的是关注污染物排放和污染治理的角度,属于被动性管制。作为主要生态功能区域青海来说,建设项目的规划立项和审批中必须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和保护,必须要符合生态系统保护的需要。第四,对现有生态保护政策按照生态系统管理要求进行整合。目前青海省的政策不能很好适应生态立省的需要,许多政策有必要进行修改和完善,制定出适合新形势需要的政策。第五,借体制改革契机综合生态保护管理体制。青海省有必要借行政体制改革契机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按照生态系统自然属性对行政机构权限划分进行变动,将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各要素部门中相关权力进行合并,整合为专门的生态系统保护部门,以此解决各相关部门在生态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将生态立省的职责完全放到整合后的生态系统综合保护部门。
参考文献:
1.杨树明.生态环境保护法制研究[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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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作全.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赵学清.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生态法治建设篇4
论文关键词 生态文明 法律生态化 生态补偿 公众参与
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环境法治保障机制的健全，是解决生态危机、调控生态关系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的建设归结为人类与自然关系和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处理。如何处理好这两大基本关系，由“两大对抗”转为“两大和谐”，已成为21世纪决定人类命运的最大课题。衰退的地球和巨大的社会鸿沟，使人类不可能在社会对抗的基础上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地球有限的资源和空间已不能承受对抗性社会不断加剧的冲击；也不可能在与自然对抗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因为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会摧毁社会和谐的基础。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环境法治保障机制的建立，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一、生态文明内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最早由德国生态学家恩斯特·海格尔（ernsthaeckel）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一般认为，生态就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
对于文明，《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实际上，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
由此，所谓生态文明，指人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以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和谐相处，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指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指人类用更为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努力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与价值取向。
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生态文明的建设，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而环境法治作为一种环境治理方式，环境法治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生态文明建设急需破解的法律难题
环境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环境生态危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文明建设活动。当前，在这一过程中，急需破解的法律难题主要有：
（一）环境法律生态化问题
环境生态危机仍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环境时代已悄然来临。传统法律都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在对待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时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传统环境立法目的是以保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为核心，而且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利益以及自然的利益却很少关注，并且没有体现生命物种之间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在执法和司法领域也都是以保护人类利益为核心展开的，人类给予自然的道德关注几乎为零。
为了应对环境生态危机，传统法律不可避免将遭遇生态化的冲击和挑战，迫使环境法律变革的推进。而促进环境法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中国环境法律生态化，就是以一种积极姿态来应对环境时代挑战的方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过程和环境法律完善的过程。
（二）生态补偿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缺位，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和扭曲的局面，不仅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而且破坏了地区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因此，必须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以便平衡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促进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很多地方，尤其是矿业城市，是以牺牲公民的生存权、健康权、环境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的高速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的后果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公民利益的损害，最终失去依托环境发展经济的潜力。因此，构建生态补偿制度，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保护公民利益，保障公民相关权利。
（三）公众参与监督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面临着环境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冲突、代际之间环境利益的冲突、整体环境利益和局部环境利益的冲突。这些环境利益的冲突不仅影响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会导致社会的冲突和失衡。而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的引进和完善为环境利益冲突的解决和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因为公众参与监督机制是由社会公众民主决策、共同确定科学的发展范式，有利于形成社会认同的环境目标，其为平衡各方利益、各种利益提供了正能量。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治保障机制
良好的环境法治保障机制的构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在出现生态文明建设瓶颈和障碍因素时，能迅速从法律制度上予以保障性调整，使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良好运作和最优目标。创新环境法律生态化机制、构建生态补偿法律机制以及健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能够从制度上保障生态文明的建设。
（一）创新环境法律生态化机制
所谓环境法律的生态化，主要指“环境法律以当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为价值取向，以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为目标，越来越多地运用和体现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越来越重视用法律规范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样一种变化或发展趋势。
环境法律的生态化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法律基本理念的生态化。将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平正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法制观作为法律生态化的基本理念，并在法律变革中起导向作用。
二是法律制定的生态化。首先，在立法内容和法律体系结构方面，注重健全和完善有关环境、资源、能源等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增加保护自然、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比重。其次，在宪法和部门法的立法指导思想、目的、原则和内容方面，突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理念。
三是法律实施的生态化。主要表现在执法生态化和司法生态化。执法生态化体现在：行政执法机关应该在执法理念、执法机构、执法行为和执法手段与技术等执法的各个环节体现生态化，注重保障环境和生态平衡。司法生态化体现在：司法机关应该在司法理念、司法裁判、司法程序和司法执行等司法的各个环节体现生态化，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
四是法律生态化变革的推进同时需要国家政策性倾斜、法学研究方法和内容的生态化、社会公众生态法制化意识提高、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配套措施等。总之，法律生态化应该在各个领域逐次展开，要以各个领域综合性的结果来使其本身得以实现。
（二）构建生态补偿法律机制
生态补偿是以经济性手段对环境与自然资源进行补偿，旨在恢复生态环境，保障自然资源充分利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则是利用宏观调控管理政策和法律手段调整相关主体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实现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重要机制和手段。
以水资源为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构建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是对现有法律体系的完善。完善《水法》，对目前已成型的《生态补偿条例》草案应尽快通过法定程序出台。省市区应尽快制定地方性的《流域生态补偿条例》，就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的补偿问题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主要包括水资源生态补偿的主体、补偿标准、补偿途径、补偿对象，以及如何使用补偿费，补偿费的来源、对于补偿费使用的监督机制等等。
二是征收生态补偿费或资源税。随着全球资源短缺与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税收手段已成为保护资源最主要的方式。针对我国目前水资源数量匮乏、分布不均、利用率低下的现状，政府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在个别地区试点实行水资源税的管理。依据征收水资源税的可行性，在试点实行水资源税时，必须在税基、税收主体、纳税环节、税率、减免税等方面进行总体设计，保证其可操作性。
三是建立资源开发生态风险基金制度。由于水资源开发中生态环境面临的风险有些是无法预期的，水资源开发生态风险基金的建立将这种风险转化为了一种政府和社会承受的风险。水资源开发生态风险基金属预防性生态风险基金，其来源于水资源开发者、地方财政收入或专项资金以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当然，其他的各种社会团体包括环境保护组织也可以募集环境恢复生态补偿基金，如发行生态补偿、社会捐赠等。而且基金的使用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三）健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社会，社会突发性危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迅速扩散性都日益增强。在诸多现代社会风险中，环境破坏的风险逐渐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化解风险的题中之义。
公众参与监督机制，作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一项权利和义务，目前存在诸多弊端。诸如：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公众的环境权利意识、参与意识较低，参与形式单一等等。鉴于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一是明确公众参与监督环境资源管理的阶段和范围。在环境立法、行政、执法阶段，涉及专业性知识较强的阶段，可以限制公众的参与；而在其他阶段则应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环境利益诉求。
生态法治建设篇5
第二条本省生态草建设区域的具体范围,依照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生态草建设规划确定。
第三条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态草建设和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生态草是指以草本植物为主,乔、灌、草相结合的生态植被。
本办法所称生态草建设,是指以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采取封地管育、植灌种草、林草结合,促进植被恢复和改善,治理荒漠化土地的综合性和工程措施。
本办法所称荒漠化,是指因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主要指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和草原退化。
第五条省及生态草建设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态草建设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生态草巡护稽查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态草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省及生态草建设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牧业、土地、水利、环境保护、、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生态草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七条生态草建设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因地制宜、分步实施;(二)坚持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保护治理与开发利用相结合;(三)遵循自然规律,依靠科技进步;(四)国家投资与地方多渠道投入相结合,政府组织与社会各界参与相结合;(五)坚持谁治理、谁经营、谁受益。
第八条生态草建设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态草建设工作纳入工作日程,并实施考核。对在生态草建设中做出显着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单位和个人在自愿的前提下,捐资或者以其他形式开展公益性的生态草建设活动。
第九条省及生态草建设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态草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十条生态草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生态草建设规划应当对治理荒漠化土地,实施生态草建设的时限、步骤、措施、植被恢复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
凡从事生态草建设活动以及在生态草建设用地上进行开发利用活动,必须遵循生态草建设规划。
第十一条省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生态草建设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生态草建设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生态草建设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草建设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生态草建设规划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生态草建设规划。
第十三条生态草建设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生态草建设规划,因地制宜地组织营造防风固沙林网、林带,种植生态功能较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
第十四条省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同其他有关部门对生态草建设用地的面积、植被构成、生产能力、灾害等基本状况实行监测,并定期公布监测结果。
第十五条建立省荒漠化治理基金制度。荒漠化治理基金通过政府投资、社会捐赠和认治投资等方式筹集。
荒漠化治理基金必须用于生态草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十六条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生态草建设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建设生态草实验示范基地,引进和培育优良草种、树种,提高生态草建设技术水平。
第十七条生态草建设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及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进行公益性生态草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优先提供建设用地和进行技术指导。
从事公益性生态草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将种植的植被委托他人管护,或者交由当地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护,并应当按照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技术标准进行治理。
第十八条从事营利性治理荒漠化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或者承包经营权。
第十九条生态草建设区内国有荒漠化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生态建设规划,确定生态草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生态草建设区内集体所有和依法确定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有荒漠化土地,在取得土地使用权或者承包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的前提下可以进行生态草建设,土地使用者或者承包经营者也可以委托他人,或者与他人合作进行生态草建设。委托或者与他人合作进行生态草建设的,应当签订协议,协议书应当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条从事营利性荒漠化治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治理活动开始前,向治理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治理申请,并附具下列材料:(一)治理土地权属的合法证明文件;(二)符合生态草建设规划的治理方案;(三)治理所需的资金证明。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项所称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治理范围界限;(二)阶段治理目标和治理期限;(三)主要治理措施;(四)植被管护措施;(五)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二十二条为进行生态草建设而取得土地使用权或者承包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采取治理措施,按照生态草建设的技术标准和治理方案完成治理任务;并不得改变生态草建设用地的用途。
第二十三条经过治理达标的地块,植被的平均覆盖度应达到85%以上。治理者完成治理任务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的规定,应当向县级以上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验收合格的,应当发给治理合格证明文件;验收不合格的,治理者应当继续治理。
第二十四条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从事生态草营利性建设活动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取得不超过50年的土地使用权。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从事生态草建设活动的,应当在法定的使用期限内由双方按合同约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采取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治理荒漠化土地的,当事人各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签约各方的权利义务、面积和等级、四至界限、承包期限、收益分配和违约责任等条款。
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应得的承包收益,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个人承包的生态草建设用地,在合同规定的承包期限内,允许继承人继续承包。
承包期满,发包人继续发包的,原承包者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
第二十七条生态草建设用地的承包经营权,经发包方同意,可以流转,实行合作经营的,经合作各方同意,可以流转。
第二十八条单位和个人投资进行荒漠化土地治理的,可以依法免征或者减征有关税收。
第二十九条禁止在生态草建设用地上擅自从事挖沙、取土、耕作、刮碱土、挖植物等破坏生态草建设用地植被及其建设设施的活动。
第三十条禁止在生态草建设用地上放牧。
第三十一条确因科研、教学需要,到生态草建设区采集标本的,应接受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二条禁止擅自向生态草建设用地上排放污染植被的废液、废气、废渣。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以下各种行为,由县级以上生态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委托生态草巡护稽查机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不按照治理技术标准和治理方案进行治理、擅自改变生态草建设用地用途或经验收不合格又不按要求改正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擅自从事挖沙、取土、耕作、刮碱土、挖植物等破坏生态草建设用地植被及其建设设施活动的,责令其停止破坏活动,限期恢复植被,可以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三)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在生态草建设用地上放牧的,责令停止放牧,赔偿损失,并按放牧大牲畜每头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放牧小牲畜每只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罚款总额度不超过1000元。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擅自向生态草建设用地排放污染物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截留、挪用生态草建设资金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生态草建设行政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监察机关或者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对于拒绝、阻碍生态草建设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触犯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态法治建设篇6
关键词：五位一体辩证关系“十三五”规划
在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的新常态下，指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正确认识和把握“六位一体”建设的辩证关系，对实施“十三五”规划，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建设是基础，为其它建设提供物质条件
经济建设则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物质程度。经济建设为其它建设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首先就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网络等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民以食为天”，人必须具备基本生活资料。经济建设为其它建设提供生产资料。自然资源不但规定一个地区的生产部门分布、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而且规定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向、潜力和特征，甚至还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保护自然，让自然资源不断地给人们提供原材料。经济建设与其它建设必须协调发展。经济建设的发展决定其它建设的速度，为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建设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发展，相得益彰。
二、政治建设是根本，为其它建设指明正确方向
政治建设则是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文明进程。政治建设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政治生态建设性质和特点决定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果动摇了这一点，那就动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政治建设为其它建设提供法律保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坚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私有财产。再次，政治建设为其它建设提供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实现中国梦，需要和谐稳定政治环境，而和谐稳定政治环境是发展经济和全面进行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和前提。在国际上我国倡导“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彰显了中国形象。在国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惩治腐败。抓好社会治安，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持社会稳定。政治建设为其它建设保驾护航。
三、文化建设是支撑，为其它建设提供智慧
文化建设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文化建设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文化和智力支撑。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党的精神旗帜。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极大地提高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文化建设为其它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柱，凝结全国各族人民力量，才取得无数辉煌成就。再次，文化建设可以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出精品、创名牌，由制造向创造提升。政治建设：倡导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出现“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的新局面。社会建设：弘扬“真、善、美”，抑制“假、丑、恶”。生态文明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出现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新景象。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文化的引领，一个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社会建设是平台，为其它建设营造发展机遇
社会建设是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进步程度。社会建设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营造和谐社会环境。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为科技创新大国。从全球范围看国际经济竞争甚至是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竞争。从国内看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矛盾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巳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即将迎来笫四次工业科技革命的浪潮，社会建设为其它建设与创新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其次，社会建设为其它建设提供发展机遇。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已的东西。”如果只是跟在别人后面模仿，那么永远就被别人牵着走，差距就不可能缩小。面对新常态，党中央、国务院以新的理论和思路破解生产力发展难题，社会建设为其它建设与创新提供发展空间，生产力进入新的阶段，使生产力进一步获得了解放和发展。社会建设为其它建设提供人文关怀。站在新世纪高度，提出中国人民“寻梦、追梦、圆梦”愿景。党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一方面以人类自我关怀为终极发展目的，尊重人、爱护人、发展人，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尊重人价值和权利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育以诚守法为核心的义利观，社会经济发展既公平竟争而又充m活力，让人民梦想变为现实。
五、生态文明建设是前提，为其它建设打造自然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则是指人与生物环境之间的协调程度。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的基础上，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提供自然环境，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是人类的培养基和粮仓。生态文明建设为其它建设提供了自然资源。若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不断地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在社会经济建设中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天人合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其它建设同步发展。如果不加强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缺乏经济基础，不加强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就没有正确方向和法律保障，不加强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就缺少智力和道德支撑，不加强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就缺乏良好社会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与其它建设必须同步发展。
“五位一体”建设虽然各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功能，绝不能强调某一位而忽视另一位的建设，必须统一于“总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只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位一体”建设的辩证关系，对于实施“十三五”规划，把我国建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n].人民日报，2015-10-3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8
生态法治建设篇7
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永续发展，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长期性，只能靠政府引导和推动才能实现。我国是行政主导型的政治运行机制，政治的导向、协调、强制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这决定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融入政治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一、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法律保障体系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法规体系，规范和约束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2］，为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p10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彰显了我们党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法规，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首要的是建立和完善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
（一）完善生态文明立法体系加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完善生态文明立法体系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有序推进的前提基础。我国环境立法是遵循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内容而制定的各种法律制度，近几年陆续制定了三十多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环境立法不断完善。但审视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不论是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还是单行性立法，在立法的基本理念、具体内容和可操作性上仍存在不足，突出的问题是法律实施效果与最初的立法初衷不完全一致，中央立法对地区性的具体情况考虑不周、实践中难以推进。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环境立法，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环境立法，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加强环境立法制度创新的设计，转变陈旧的环境立法理念，转变环境立法重心，由“经济优先”原则调整至“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在具体实践中，实现由“污染治理”转向“污染承担”，严惩污染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保障。环境立法要与时俱进、反映客观现实。法律的制定源于现实的需要，鉴于我国环境形势的新发展，对于新产生的环境问题，如雾霾治理、环境安全等方面的立法，需要重新制定相关法律。所以，要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管理及保护的法制体系，从政治的高度、长远的视角创造性地开展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4］，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立法，制定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律制度。
（二）推进严格的生态文明执法体系建设执法机制是法律制度实施的关键环节。环境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授权、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行使环境执法权的活动”［5］。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不仅要以完善的立法体系为前提，而且要提高环境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强化生态文明执法体系建设。如果环境法律制度仅成为摆设，没有落到实处，再完善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也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事实上，我国制定了不少关于保护环境的法律，然而破坏环境现象仍屡禁不止，环境污染仍日趋严峻，除去环境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客观因素外，与环境法律制度执行的不彻底有着很大关系。首先，要明确政府在保护环境中的责任，实施监督监管者的法律机制，以完善政府的环境责任职责［6］。要建立高效运营的环境执法体制，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加强政府环境治理战略。其次，改变环境执法方式，建立环境行政执法约谈模式。“环境行政执法约谈，是指在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享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主体，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社会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行政行为。”［7］环境行政约谈模式是现行行政约谈的表现形式，是建设服务性政府的软性执法方式之一。增强环境执法能力不能运用单一执法方式，一方面要运用强硬规定，遵循“违者必究”原则；另一方面更要运用软执法，加强引导示范、劝告鼓励等方式。要加强环境执法普及，在群众中宣传环境执法理念，鼓励群众对环境执法进行监督。最后，加强环保执法的部门配合，深化各执法部门责任。环境执法是在国家机关统一领导、各地方政府协调配合下完成的。认真履行生态保护责任，是各环保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要在执法过程中推进各级环保执法部门的密切配合，明确环保部门责任，保证各部门的有机协调，杜绝消极推卸职责的现象，提升环保执法效率。在深化执法部门责任的同时，要强化执法的意识，规范执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和对违法行为的追究。总之，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执法机制，就是要深化执法责任、转变执法手段、加强执法配合。
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离不开在政治建设中的制度体系创新。只有从政治建设的角度对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进行完善与创新，加强政策支持，才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源头保护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源头保护制度体系主要包括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污染防治制度以及生态红线制度。建立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有助于加强对自然资源环境的产权、使用、监督的管理，实现资源环境高效利用。只有明晰自然资源环境的产权关系，才能实现使用与保护、权益与责任的统一，缓解资源无节制使用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国土空间开发是以一定的空间组织形式，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获取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过程。面对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现状，亟需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以保障国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污染防治制度是预防与治理环境污染的一系列制度法规的总和，法律法规以其强硬的约束力成为环境污染防治的利器，应努力建立起层级分明的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把资源环境保护纳入从宪法到部门法的各个法律层级之中，使任何污染环境的行为都难逃法律的制裁，最大限度地预防治理环境污染。生态红线制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严守资源环境保护的底线。生态红线的划定一方面给人以警示的作用，体现环境保护制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底线原则，彰显了环境保护制度的不可逾越性。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8］。生态红线的提出是强化生态保护的强制性、规范性手段，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保障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以生态补偿制度为中心的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体系指出，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3］（p105）。加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是我国当前修复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是资源，也是资本，利用生态就要付费。因为现代生态系统是人化的自然系统，只有投入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才能再生产出维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使用价值［9］。对生态环境，不能仅有索取，还应有大量的投入。近年来，尽管国家和地方都制定了一些涉及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和措施，但总体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还比较薄弱。因此，要探索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加快开征环境税，完善计征方式。对受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经济赔偿，这可以使“污染者负担的原则”落到实处，从而有效分解和传递环境责任，彰显生态公平。应尽快建立并完善废弃物及排污收费制度，将排污权交易引入市场机制，把污染治理从政府的强制行为变成企业自主的市场行为，运用经济杠杆来激励企业治理环境污染。
（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政策支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关键环节在于政府行政管理。环境政策是国家治理环境污染和加强环境保护、调节环境权益冲突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管理、调节等手段措施的总和［2］。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市场主体自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绿色发展模式，而且需要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积极为之提供环境政策支持，其中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是推进生态文明的主要手段。应建立完善的能源使用税收机制，限制化石燃料等不可再生资源使用，开征环境税收。环境税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10］。环境税必然会影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改变其成本收益比，迫使企业重新评估本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环境保护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刺激企业改进技术，治理环境污染，发展绿色经济，提升企业综合实力。要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提高收税标准，对新型环保企业减轻税收压力。还要利用税收有效调节市场价格，引导市场主体开发环保产品，走生态文明之路。在完善财政政策的同时还要加强财政投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积极探寻生态文明道路的企业及时给予资金帮助。对于企业来说，改进生产设备，进行污染处理工作，无形中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需要政府给予投资上的支持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激励。应灵活运用财政和金融杠杆的调节作用，制订各项优惠政策，如政府拨款、政府补贴等，对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的企业给予支持和鼓励，减少企业开发运用绿色技术的社会环保成本。政府还应加大绿色产业政策扶持力度。政府部门应制定详尽的绿色项目规划，对绿色项目、绿色产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可以简化审批程序，建立绿色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制定特惠绿色政策，对绿色项目、绿色企业给予科技及人员支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银行等金融领域对绿色企业及绿色项目进行低利息放贷。
三、完善领导干部的绿色政绩考核和生态保护责任追究制度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不仅应完善环境法律制度、严格环境执法，还要求政府必须加强自身责任体系建设，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之中，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领导考核的指标中，构建完备的政府生态责任制度体系。只有在健全的责任监管体系基础上，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的内容才能贯彻、实践才能落实。多次提出，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强化政府的生态责任、完善干部的绿色政绩考核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进生态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及生态补偿制度等，以构建责任明确、奖惩分明的考核办法和目标体系。
（一）完善领导干部的绿色政绩考核制度领导干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者和执行者，领导干部的环保意识和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有很大影响。有些领导干部把政绩简单理解为GDp数值大小，在这种以经济指标论政绩成败的错误政绩观的指导和驱使下，以牺牲地方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环境破坏。党的十提出了建立“绿色政绩考评”制度的方针，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这就是绿色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所谓绿色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就是把绿色GDp核算（GDp扣除生态、资源、环境成本和相应的社会成本）的主要内容和指标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硬性指标［11］。对领导干部进行绿色政绩考核评价的目的，在于科学评价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引导领导干部形成正确的施政导向。领导干部树立“绿色政绩观”，就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工作追求和目标，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完善领导干部的绿色政绩考核制度，还要建立制度保障体系和监督机制，把绿色政绩考核的内容、方式和标准法律化、制度化，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按章办事。要建立一整套与严密的组织监督和广泛的民主监督相配套的有效制度，把制度约束与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11］，拓宽监督渠道。要聘请专业绿色政绩考评监督人员，公开监督电话和举报邮箱等，建立领导干部绿色政绩公示制度，将考评内容、过程及结果在网上公布，增加绿色考评制度的透明度，使干部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对绿色政绩考核优秀的干部，要给予相应的精神或物质奖励，通过激励机制带动其他领导干部的环境保护建设。要对绿色政绩考核结果差的干部坚决惩治，取消其行政职责或者给予相应罚款等，尤其是对以损害环境利益换取经济增长的要进行严肃处理。
（二）完善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1］。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是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主体的制度形式，也是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我国当前的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建立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3］（p105）。按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到承担领导和管理责任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是包括政治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内的严密责任体系。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中各部门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直接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主体承担后果；另一方面完备的责任制度，将监察部门、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等联合起来，将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追究切实落到实处。新修订的《环保法》贯彻了中央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理念。新《环保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对主要负责的领导干部实行“引咎辞职”政策，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生态责任意识。
四、积极发展生态领域的民主建设
政治民主和公众政治参与行为是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政治高度予以重视，更需要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公众从政治层面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和过程主要包括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四个方面。第一，公众在政治选举投票时，应关注候选人有关生态文明的政策主张和绩效，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使选举出来的领导干部能代表自己的生态权益。第二，公众通过征询、调查、听证、辩论、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参与政府决策中，特别是在关于自身生态利益的决策时表达自己的生态诉求，并努力使之影响政府决策。第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并参与行政机关的管理过程，从而对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提出要求、指明方向。第四，公众应强化监督意识，积极监督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针对任何责任主体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进行监督；对政府或企业已造成的污染进行治理、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和保护行为的监督；对生态环境有潜在危险的、将来可能会污染环境导致生态系统破坏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政府和其他企事业单位损害公众生态权益的行为举报，要求其停止破坏环境的行为并负起责任，直至发起司法机关公诉。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在民意基础上建立的制度才能让人们更好地遵守，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接地气”，扩大制度建设过程中的群众基础，调动群众参与制度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加强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的学习教育和宣传
各级政府要学习和宣传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引导、塑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环境。如果说管理是社会控制的“硬手段”，那么教育则是社会控制的“软手段”。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硬手段”，加强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学习教育和宣传引导，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软手段”，是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的思想保证。加强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学习教育和宣传引导，还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要通过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普及教育，使生态文明制度真正深入公众、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可围绕树立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普及公众生态文明理念，在学校及企事业单位推进绿色教育、倡导绿色文化理念等几方面内容进行。面对时下信息传播形式的多样化，生态文明教育在丰富宣传内容并使之多元化的同时，也要创新宣传形式，改变以往静止、平面为主的宣传策略，将图文并茂等立体宣传手法融入环保教育活动中，使宣传模式多样化。要通过大众媒体推出一系列的以宣传生态文明建设为主旨的创新活动，如环保情景剧、环保动画设计大赛等。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环保宣传节目为突破口，运用微信、微博、微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普及生态知识，加深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意义的认知，强化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明确其环护责任，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在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中，除了以政府的环保、宣传、教育组织为主体，还可以共青团、联合志愿者群体等组织，发挥特定社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使参与主体多元化。政府与群众要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优势，提高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制度的普及程度。
生态法治建设篇8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环境法制；环境立法；环境政策
【正文】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步。昔日的山青水秀土肥村美的秀丽乡村，出现了水体大面积污染、土壤肥力下降、垃圾随意堆放、工业污染加剧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力度不够，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落后于城市速度，对农村居民卫生和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近期国家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力度，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农村的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使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并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切实解决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威胁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
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
(一)水体污染严重，水生态系统破坏
农村水体污染主要表现是工业污水、农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三污合流”，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污染饮用水源，无法满足农田灌溉；同时近几年农村旱涝灾害频发，河流断流，湖泊萎缩，鱼虾绝迹，天然绿洲消失，水库蓄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严重。
（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固体垃圾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村庄建设规划差，基础设施少，道路无硬化、无公厕、人畜居住混杂、不可降解农膜使用量急剧增加却无法回收，固体垃圾随意堆放。
（三）农业生产不当，环境资源破坏严重
农民环保意识比较薄弱，滥施农药、化肥，恳荒围湖造田，乱挖乱采，不仅农业产品受到严重污染，也逐渐污染了土壤、空气、水源，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自然灾害多发，土地退化、沙化、碱化严重，进—步加剧了人地矛盾。
（四）集体林权改革滞后，林业生态系统破坏
集体林权改革滞后，经营主体不明确、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其次地方政府决策不当，盲目开发山区，发展果业，加剧了森林植被破坏。再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伐木为柴，乱砍滥伐现象屡禁不止，结果是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使生物多样性环境遭受了破坏，并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土地蓄水量下降。
（五）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的工业污染
乡镇企业大多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布局不合理、无集聚效应、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工业化。由于其生存环境、基础条件及管理水平的相对薄弱，造成污染后缺乏治理技术与资金，治理困难，使农村生态环境产生工业化污染问题。同时大量污染严重的城市工业企业搬迁到城郊或农村地区，或者直接将城市垃圾运往农村，造成城市工业污染“上山下乡”。
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法制成因与对策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自然、历史、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原因，这里只对其法制成因与对策进行分析。现行法制状况对环境的保护力度不够，立法是从过去的经济发展为重，环境保护为轻出发，“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①所以，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以新的角度和新的观念完善环境法治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下面对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成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环境政策原因环境政策原因主要表现是环境政策失灵。环境政策失灵是指国家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宏观政策失灵和微观政策失灵。宏观政策失灵集中表现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忽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缺乏必要的环境问题保护对策，只到07年国务院专门召开的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才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才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新的高度。与城市相比，城市早已在这些方面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环境噪声和烟尘控治、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循环经济与节能及减排、综合利用等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同时还有“创建环境模范城市”的鼓励政策以及有“飞行监测、限期治理、关停企业”等强制措施，而农村在这些方面几乎是空白。微观政策失灵是指具体的环境保护政策的缺陷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政策不够健全，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实效性强的政策，即使有政策但因原则性太强缺乏可操作性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已有的环境保护政策存在着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尚需完善。无论是政策体系，还是工作力度，农村环保工作都还在起步阶段，其中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规模化畜禽及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农药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等政策几乎是空白。因此，要根据农村环境问题量多面广、监督对象复杂的内在特点和工作基础薄弱的实际现状，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支持工作，在政策上倾斜，在经济上扶持，在技术上支持。要多出台农村环保财政补助、污染减排财政奖励等政策手段，推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尽管中国农村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有别于城市，但城市环境保护积累的经验和各项管理制度足以供农村环境管理借鉴。”②环境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资源、环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环境支撑。所以加大政策保障措施，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二）立法原因
立法原因主要是指农村生态环境立法缺位，已有立法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环境保护法》立法时间较早，受时代影响侧重于工业污染控制和城市环境保护，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关注不够，仅有几个条文很简单。我国目前的诸多其他有关的生态环境法规，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措施与制度规定不足。二是农业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缺乏统一规范，并且未能将农村环境、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村生态的保护统一起来，农民的环境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三是行政法规不到位，本应弥补农村生态环境的上位立法的过于原则性和不足这种情形，却未能出台一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一些重要环境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如土壤污染防治、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农村噪声污染、农村生活污水污染、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基本是空白”。③各地方即使有相关地方法规，在规定上也不尽相同，比较混乱，并且是条块分割，形不成完整统一制度体系。如农业部负责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保护和管理农业环境，控制农药、化肥、农膜对环境的污染，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农村村镇环境保护工作，各个地方政府所颁布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涉及到渔业、水利、林业多个部门，内容和规定都存在差异。因此，加强立法工作，完善农村环保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将来的《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强调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并制定农村生态环境单行法；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也要关注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办法》等专项法规，逐步把农村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管理体系之中，修订原有涉及农村环境保护而不适宜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责权清晰，有效防止农村地区种植业、养殖业、工业、生活以及外来污水和废弃物的污染，防止农村生态遭到破坏。
（三）法律制度原因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方面，考察现有的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法律制度，会发现现有的制度比较零散、不全面，缺乏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法律制度系统而明确的规定，无法满足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需要，从而导致制度缺位、制度执行和监督不力的情况。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虽已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污染制度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主要应用于城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同时在农村生态保护方面仍存在制度缺位现象，至今仍没有一套治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具体安排。在这种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诸如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水资源浪费与污染严重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再次，尽管在有些方面建立了制度，但由于制度执行不力，致使制度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从环境污染的治理制度来看，如排污收费制度，资源收费制度虽然对控制环境污染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实施中存在着一定问题。此外，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计划、农业、林业、畜牧、水利和科技等多个部门，管理体制与环节多、各项治理措施相互脱节，造成制度执行和监督不力。因此要尽快建立起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制度。“农村环境保护制度和考核体系建设要尽快建立，将城市环保和农村环保置于平等位置，从法律、法规体系上，对农村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提供依据”，④它是构成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法律的基本内容，对于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法律的目的与任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制度应当包括：除继续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制度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切实可行外，还应建立如下制度：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制度、农村清洁生产促进实施制度，生态环境建设问责制度、农村环保责任制度和农村生态环境考核制度，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农村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农村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环境破坏事故防范与预警制度、农村环境纠纷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制度等。
（四）政府管理原因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环境管理不当。主观上来看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是有政策但政策在部门之间协调不足或冲突，无手段和措施来达到政策目标；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有效行政管理工作体系和管理措施。客观上是农村生产与生活中不科学的行为，长期形成的一些生活陋习和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的缺失，企业地处偏远、点多面广，排污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监管主体很难界定，难以用城市的监管的手段与用行政执法的手段来治理。因此要克服以上不足，农村环境治理要走与城市环境治理不同的工作思路，要创新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意识，变监督管理为预防管理，变单纯的依法行政为服务与执法相结合。具体工作中要将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纳入年度考核范围，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工作体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落实工作人员与经费，探索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农村环保治理社会化管理模式和机制。其次，制订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及年度实施意见，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将各项整治和建设任务分别落实到相关部门，并建立农村环境保护责任制，设立环境指标作为对乡镇考核的重要指标，专门出台年度生态任务和环保专项行动考核办法。再次，要强化农村环境服务与执法力度。在服务上，要象创建国家环保城市一样大力开展生态乡村示范创建，重点开展农村工业点源污染防治、生活污水与垃圾治理、农村畜禽养殖业的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流域河道整治、生态产业实施等关键工程。加大农村农业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的推广运用力度，落实好“以奖促治”和“以奖代补”的政策措施，做好农村环保项目申报，积极争取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在执法上各执法单位要切实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监管和对违法排污企业的打击力度，加大农村环境执法力度。
（五）生态环境技术规范制定与推广原因现阶段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尚不足，对环境保护的知识很欠缺。滥用化肥与农药、秸杆随意焚烧、家禽粪便污染水源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却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浑然不知。长期以来，农民缺乏环保理念，而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主导作用不足，农民缺少科学规范来保护环境，也缺乏科技与资金，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过去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随着各乡镇精简与压缩，基本处于瘫痪与失灵状态。既是尚存的农技推广系统由于缺少财政支持，也无法开展农业技术推广，从而切断了农民获取环保措施的最重要渠道。农村的环境污染治理正是由于存在着政策、技术、经济等方面问题，从而使农村污染治理体系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基本没有形成有效防控与治理机制。因此要组织农业科技服务专家队伍，在农村中大力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科技知识，提高农村干部群众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大力推广绿色植保和环保防治技术，引导农民发展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畜牧业、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等环境问题；要发展生态农业，控制农药、化肥、农膜等对农田和水源的污染。积极推进农村环境的监测工作，加强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要针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和农民群众的特点，采取符合农村实际、贴近农民群众的形式，制订简单易懂的安全控害技术规程，把农产品安全生产安全与监控、农村生活污染防治、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秸秆综合利用、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农药化肥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技术编发成切合实际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手册，把生活与生产活动的科学规范以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送到农民身边、农户家中，使环保科技知识与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三、结论
环境法制建设是事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因此针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
【注释】
[1]李建平，《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对策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7第3期35页。
[2]林真、李卫华、丁洪，《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措施》，《农业环境与发展》，2007年第1期32页。
生态法治建设篇9
一、基本情况
04年3月，我县提出了建设生态县的目标：争取到2020年，把仙居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达高效、人居环境优美、社会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目标。2004年6月，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并提出审议意见。近年来，按照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县政府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制订和实施规划，大力发展生态经济，重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整治，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一)明确工作目标，健全工作机制。县政府把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在建立工作机构、召开动员会议、与各相关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制订生态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并建立健全考核机制;组织编制了《仙居生态县建设规划》，经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制订了《仙居生态县建设规划实施细则》，生态乡镇规划编制已作了相应部署;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环保知识，提高全社会的生态环保意识，树立生态环保理念。
(五)生态环境管理能力有了提高。一是建立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体系。制定环境突发性污染应急预案，落实环保应急措施，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了一些环境突发事件，缓解社会恐慌，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加强环境监察巡查。对一些环境影响大、群众反响强烈的污染项目进行重点监控，对市控重点污染源实行月巡查，一般污染源做到季巡查。三是严厉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事件。针对一些三废银冶炼、非法炼油等突出环境违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予以重点查处。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由于我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又地处灵江流域上游，加上以医化行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布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存在一定矛盾，生态县建设一些经济指标完成难度较大，环境保护压力较重。
(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共识。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涉及20多个部门和所有乡镇、街道，但少数成员单位重视程度还不够，配合意识还不强，面上工作进展不平衡，部门之间、城乡之间还未有效形成整体合力;生态环保宣传的深度广度还不够，有关政策精神未能得以及时贯彻落实;一些环境污染主体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环保问题较为突出;广大群众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缺乏理性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强，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不浓。
(二)环保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控制性工程未建成投入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正在建设之中，生活垃圾处理工程进展艰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落后，污水收集管网、排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集镇环保设施严重缺乏，农村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城区供水管道老化，部分城区、城郊及多数集镇没有自来水设施，饮用水安全问题较为突出;一些涉污企业污染处理设施落后，三废银等废金属集中冶炼设施尚未建成。
(三)重点生态区域保护形势严峻。一是永安溪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河道采砂点多面广，影响了永安溪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保护;一些拦河工程影响鱼类生存繁殖环境;部分土地整理项目影响了沿溪湿地保护和防护林体系建设。二是沿溪沿线森林景观档次不高。森林结构不合理，林分质量不高，观赏性不强。三是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较低，县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尚未落实，生态公益林保护与林农生产生活需求存在矛盾。
(四)环境污染点多面广，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一是医化、工艺、废金属回收等行业污染面广量大，部分医化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存在治污投入不足、排污设施运行不正常、超标排放和偷排、漏排等现象，少数限期治理企业进度缓慢，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生，局部污染问题严重。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而盲目引进高污染项目的问题。以三废银为主的废金属回收冶炼遍及城关及周边地区，并有向边远乡村蔓延之势，导致空气和地下水污染扩散。二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滥用农药、化肥现象仍然存在;畜禽生产总体上还处于粗放、落后的经营状态，污染物缺乏有效治理;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水环境污染状况令人担忧，农村生活垃圾乱丢乱倒，环境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三是跨区域污染问题呈上升趋势，治理协调难度较大。
(五)城南化工区整治达标任务艰巨。城南化工区被列为市重点监管区，要求今年10底前整治达标，如果不能按期完成整治任务，将给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制约。根据目前情况，城南30多家医化企业，大部分污染处理设施设备落后简陋，有的甚至没有处理设施，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要达市验收控制目标，难度很大，压力很重。
(六)生态环境支持保障和管理能力较为薄弱。生态县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还未形成，生态补偿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氛围未真正形成。生态环保管理力量不足，执法条件较差，设施设备落后，难以适应生态环保形势发展要求。
三、几点建议
生态环境是承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统一思想认识，营造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深刻认识生态县建设的科学内涵，认真研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贯穿于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生态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担负起决策、指导、协调、监督等各项职能，各成员单位和乡镇、街道要紧密合作，主动参与，进一步明确责任，形成政府统一领导、环保部门统一监管、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局面。要利用各种媒体，采用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全社会的思想认识，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加大县城排污管网建设力度，力争早日实现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全部入管网集中处理;重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研究处理好县垃圾处理工程的一些实际问题，力争如期建成使用。要研究建立符合我县实际的城镇、乡村垃圾处理运作机制，积极探索垃圾减量化产生、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的有效模式。重视城区供水管道改造及部分城区、城郊和集镇的自来水设施建设，切实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督促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改进环保治理设施，提高污染处理能力。支持尽快建成贵金属集中回收冶炼设施。
(三)加强重点生态区域环境保护。一是切实加强永安溪生态环境管理。对永安溪采砂，要科学安排、严格审批、从严监管，确保合理有序开采，严禁在鱼类繁殖期采砂，防止过度滥采而影响永安溪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行洪安全;重视解决好拦河设施建设带来的鱼类生存繁殖环境破坏问题;实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加强永安溪沿岸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湿地自然环境保护;妥善处理好土地整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二是加强景观林建设。在高速公路、省道等主要通道两侧山体和风景名胜区，实施林相改造，发展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增强生态功能，改善景观效果，提高观赏品位。三是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设立县级专项生态补偿基金，落实40万亩县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并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管护，研究解决林农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四)加强环境综合整治，优化生态环境。一是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以绿色农产品作为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大力推广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发展生态农业;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导向，积极推进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发展低消耗、低污染、高科技、循环型的生态工业，要严防产业转移中的高污染项目转入;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并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切实加强污染治理。深入实施811环境整治行动，继续推进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要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环保执法专项行动，加强监察、督查和巡查，努力遏制环境污染。要重点抓好医化行业的整治，重视解决工艺企业的污染问题，限制废金属回收业的无序发展，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白银等贵金属集中回收冶炼进程，实行污染集中治理，规范冶炼行为。要重视跨区域环保协作，防止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全面推进以村庄整理、旧村改造、下山脱贫、生态移民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实施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加快农村改水改厕进程，减少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优化养殖业布局，推行生态养殖模式，切实解决种、养业的污染问题。要继续重视研究秦州养殖场的处置问题。
生态法治建设篇10
一、社会文明的历史考察
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一种怎样的文明形态?其现代化转向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历史内涵?这些问题的有效解答有赖于我们对社会文明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科学的诠释。从辞源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文明是由两个词语“社会”和“文明”构成的,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社会”。就“社会”一词而言,在中国文化中,“社”指的是祭神的地方,“会”指的是聚会,合起来即“因为祭神而举行的村民集会”或“村民集会是为了祭神”;在西方文化中,习惯上将civil(市民的,文明的civilization)与“society”连用,构成为civil?摇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是因为经济的或其他物质往关系而构成的伙伴关系。在中西方的文化语境中“社会”有着不同的理论祈向,中方文化中的“社会”更多注意的是一种非物化或非功利的人际关系;而西方文化中的“社会”则更多地关注理性、物化和功利的人际关系,即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不管怎样,社会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总和”,那是确切无疑的,不管这种人际关系是一种物质性的功利关系,还是一种非物质性的互动关系。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文明是伴随着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的,所谓现代市民社会(Civil?摇Society)指的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紧密相联并协同作用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①而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社会自主性地位的提高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在日益强大的市民阶级推动下,通过发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实现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②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打碎了专制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束缚和羁绊,政治国家将本来属于市民社会的社会权利重新交还给了社会,社会因有了足够的自而变得文明化。由此可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就社会文明形成的前提基础即获得社会自而论,人类社会最早的社会文明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
二、政治生态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定位
从社会文明生成的历史发生学视野可以看出,社会文明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是市民社会发展壮大而政治国家权威性不断削弱的历史产物。日益脱离政治国家专制统治的市民社会,能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国家的影响而独自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可以完全摆脱政治国家而自谋发展。事实上,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其发展所需,决定了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量的权利;此外,市民社会还需要依靠国家政权来整合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现代化的有序进行。”③一方面,市民社会离不开政治国家的宏观治理,另一方面,政治国家也不可能继续传统的专制统治,只能实施有利于市民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善治,因为市民社会毕竟是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市民社会的支撑,政治国家就会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由此可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是一种生态关系,是政治国家社会化与市民社会政治化的逻辑互动。
如果说我们在谈论社会文明的概念范畴之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国家或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那么,我们在论及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概念范畴之时,就更应该关注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生成或形塑,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市民社会或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或市民社会畸形发展基础之上。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通过革命手段满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以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文明和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革命方式毕竟不是目的,只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一个手段而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而是建设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不是削弱政治国家的权力以还政于社会,而是形塑新的政治国家权威以取代传统的专制统治,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前提问题。事实上,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以革命手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建设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加强政治国家的领导权威;第二步才是推行或实施积极有效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实现社会现代化。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形塑不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以及市民社会发育并不健全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首先不能从削弱政治国家权威增强社会自的角度来考察,而是恰恰应该从增强政治国家政治权威以及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前提的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说,必须关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政治生态视野。所谓政治生态指的就是政治要素同其他各种要素之间构成的生态关系。总的来说,政治生态可以分为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两种类型,政治内生态指的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政治外生态指的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现代化起步阶段的最大障碍就是呈现出一种政治内生态危机,即满清王朝的“半衰败化”以及中外勾结致使社会现代化的实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为此,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为目标的试图影响政治外生态以最终促进政治内生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中国的出现或形塑,首先不是市民社会培育或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政治内生态危机而引起并由政治力量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等的推动下而实现的,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其本身不是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结果,尽管其在理论上和地位上本来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但就其完善程度而言,我们所形塑的或将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某些具体制度上很有可能不如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那样完善。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积极培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目前尚处在“补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之课”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文化水平极为低下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实现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政治权威,因为只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才能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有效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真正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毋庸讳言,从政治生态的力量视野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历史定位上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之课”的文明形态。
三、政治生态视野中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着眼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文明形态,不是文明的终结,而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文明形式,需要我们站在政治生态的理论高度进行不断的理论创新,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一)政治内生态: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形塑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提出,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健全,都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推进的。当然,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健全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国家的宏观调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无法无天地进行专制统治,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毫无疑问绝对不是一种传统的政治统治形式,不是封建的专制统治,也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统治,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政治治理形式。这种政治治理形式有其合法性基础,当然这种合法性基础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内生态方面的合法性基础,也有政治外生态方面的合法性基础。就政治内生态而言,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要逐步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另一方面,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做到“以德治国”,即“德法兼治”。历史表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算建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真正实现政治内生态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以促进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形塑,才能真正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
(二)政治―经济生态:市民社会培育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和健全离不开特定经济基础的支撑,离不开政治―经济生态的实现和稳态发展。历史早就表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因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社会自然就构成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具有较强的经济指涉性,构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发展基础。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④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⑤“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⑥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底蕴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为此,要夯实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以实现政治―经济生态的稳态发展。
(三)政治―社会生态: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社会”文明,或者说是一种以“社会”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在社会学看来,“社会”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作为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和一个活的有机体的社会形态,而狭义的社会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包括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等在内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指的是狭义的“社会”文明,所谓狭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指相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而言的社会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状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等方面的总和。而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实质上涉及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其本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过这种和谐社会不是自发的社会和谐,而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予以实施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有赖于政治―社会生态的健全和稳态发展。由此可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社会现代化,其实质上就是促进政治―社会生态的稳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着眼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而不可能是全部;要真正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就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促进政治内生态、政治―经济生态以及政治―社会生态等的稳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
注释:
①韩克庆:《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49-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③王继、王浩斌:《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探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87-98页。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