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1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和推进策略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的误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城市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我国城市建设规划问题的研究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现状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顶层设计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的全球共识与我国的提振策略城乡发展一体化下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现状及思考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及应对策略新形势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选择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运营的评价方法及探索实践2016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十大热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三大着力点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③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Z]，2013
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Z]，2010
参考文献：
[1]李正风.关于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5（6）
[2]方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3，（2）
[3]何洁，邓心安.对我国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共性问题的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04，（3）
[4]丁恒龙.我国科技创新制度的缺失与完善[J].甘肃社会科学，2007，（6）
[5]韩霞.加快推进我国科技体制创新的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8，（2）
[6]巫细波，杨再高.智慧城市理念与未来城市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10，（11）
[7]陈柳钦.智慧城市：全球城市发展新热点[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1）
[8]黄涛.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面临六大突出问题[J].科技导报，2012，（2）
[9]毛光烈.智慧城市建设的管理与制度创新--从相关案例分析探究[J].信息化建设，2012，（11）
[10]张叶.我国智能交通存在的问题[n]，中国智能交通网，2012-08-23
[11]佚名.核心技术依赖进口智能交通发展受制约[n]，中国安防展览网，2013-04-11
[12]周春华，王凯.浅析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网友世界，2013，（13）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2
【关键词】智慧城市战略意义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
2015年3月5日，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新一届中央政府如何提升城镇化建设水平时指出：“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这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被纳入中央政府规划中，得到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当前的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逐步兴起。交通拥堵、排水不畅、消防安全严峻、空气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困局严重影响城市建设和城市居民工作生活的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为了提升城市建设的质量效益，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2015年4月7日，住建部、科技部公布了全国84个新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全国智慧城市的试点已经接近300个。但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十分有限，相关的理论指导亦严重不足，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未能突破以往城市建设的模式套路，智慧城市建设面临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
智慧城市这一概念于2009年由美国iBm提出之后在我国逐步兴起，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官方和非官方的场合中频繁被提及。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热潮的迅速兴起，许多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人们对智慧城市的界定中，有的侧重于“智”，有的侧重于“慧”，而有的概念界定则“智”、“慧”兼顾。“智”、“慧”兼顾界定智慧城市的概念中，李重照、刘淑华认为：“智慧城市是对现代城市治理理念的创新，是在充分合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将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完全连接和融合；在缩小数字鸿沟、促进信息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参与式治理，让决策者更智慧地管理城市、环境，更合理地利用和分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维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生活的质量，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平等。”鉴于李重照、刘淑华对智慧城市概念的界定“智”、“慧”兼顾，综合了智慧城市的特质，笔者在本文中采纳了这一界定。从上述概念界定中可知，智慧城市具有区域性，有着显著的地理区域界线。同时，智慧城市还具有资产性、效益性，其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平台建设、智慧应用系统等作为基础，这些基础性资源具有资产性。运用这些资源的目的在于其具有效益性，全面实现技术上的改造创新、互联互通的融合、城市管理的“智慧”，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居民生活质量。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要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益性，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引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在城市的特定空间范围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创新、提升居民生产效益和生活品质。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对于解决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有效促进城市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促进城市管理的高效运作。基于政府行政权威而进行的单项控制和管理方式，导致城市管理的效率低下，“城市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智慧城市建设，创新了城市管理的模式，属于一种协作式的公共管理模式，借助于信息资源、物联网技术融合，通过公共管理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沟通、协同服务，从而形成综合服务体系、管理体系。此种管理模式下，社会公众及时获得城市运行情况、及时反馈意见建议和反映自己的需求，实现市民和公共管理机构之间的“交互式”无障碍沟通，让市民全面参与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促进管理效益的提升，保障城市运作系统高效运行。
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智慧城市建设中，要实现物联网、互联网的融合，就必须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运用对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进行智能化的改造。因此，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能够进一步提高高新技术在城市中的产业规模，提升技术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通过技术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工业产业、服务业等效益的提高，同时还能衍生出智慧商务业、智慧制造业等新的产业形态，知识和信息的“创新驱动”功能将进一步被凸显，最终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促进城市经济的绿色发展。党的十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进行了具有重大战略性的部署安排，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结合党的十的安排部署，当前我国推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要努力实现绿色发展、减少污染消耗，实现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方向的转变，同时实现生产方式的集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无疑，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要素居于十分重要地位，能够据此挖掘人的潜能、资源的潜力，优化个人、组织的决策，促进循环经济、减少污染，且通过培育具有战略性的“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创造经济增长点，促进城市经济的绿色发展。如下表：
2010年～2013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与增长表
图片来源：iBm.智慧的城市在中国[oL].iBm官网，2011年。
促进城市民生问题的改善。信息要素的功用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将逐步“膨胀”，能够有效地主导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公共资源均等化，改变之前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不平等的现象，让市民及时全面获取其所需信息资源，有利于促进市民在医疗卫生、教育培训、交通出行等方面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最终促进城市民生问题的改善。智慧城市建设中，将新增较多的就业岗位，缓解当前的就业难问题。在智慧城市背景下，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各种公共服务可谓细致入微，能够较大程度改善市民的生活，有利于缓解家庭空巢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缺乏统筹规划。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委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但是至今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建设专门规划，目前仅有的一些规划也仅仅对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的技术进行了原则性、方向性的规定。2014年8月，国务院同意印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主持制定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我国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有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该“意见”同样属于原则性规定，具体规划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由住建部、科技部确定的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已经接近300个，许多地方政府亦自行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目前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许多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仓促上马，却缺乏必要的论证，缺乏统筹规划，随意性较大，一旦城市主要党政领导调离便会“人走政息”。
缺乏地域特色。智慧城市建设以政府为主导，这本身也是合理的。但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智慧城市建设，相关职能部门通常懒于进行精心的艺术设计，而是以建筑工程设计来代替。实际上，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创造性，中国目前还缺乏可以参照的智慧城市“样板”，缺乏好的经验。因而，政府容易在主导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沿袭以往的所谓“成功”经验，且不同的城市之间相互“借鉴学习”，一旦有上级政府或者上级领导肯定了某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其他城市便“争相复制”，造成智慧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缺乏地域特色，和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相差甚远，历史的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地域特色均无从体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造成历史文化的极大破坏乃至毁灭。
缺乏市场导向。在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政府均十分重视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容易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政绩工程”，花费巨资投入其中，却由于缺乏市场导向而收效不明显，甚至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建设容易体现政绩的项目，注重通过强化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高科技性，却在较大程度上忽视了民众需求、市场需求。由于忽视了民众需求，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改善民生的力度十分有限。同时，由于忽视了市场需求、缺乏合理的市场导向，人们对相关的智慧城市技术研发不够重视，而是存在“重模仿、轻研发”的现象，因为研发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物质成本，引进的技术之核心部分往往由国外相关机构所掌握，存在极大的信息安全漏洞。
缺乏信息整合。资源的整合，尤其是信息资源的整合，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所在。通过信息整合，使城市的人、商业、通信、运输、能源等全部的核心运行系统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系统”。但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资源关乎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从现实情况看，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利用仍是难啃的‘硬骨头’，信息碎片化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挑战。”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资源导致了大量的“信息孤岛”、“智能孤岛”，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巨大障碍，亟待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采取措施，在政府主导下多部门协同予以整合利用。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
我国政府对智慧城市的充分肯定，结束了人们对是否建设智慧城市的激烈争论，不同行业的人们对智慧城市建设达成了基本统一的认识，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全面展开，且受到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针对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努力实现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突出区域优势地位。当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存在相互复制而“千城一面”、缺乏区域特色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结合城市的性质特征、功能、历史文化等，突出城市的区域优势和特色。针对“人走政息”而导致智慧城市建设“朝三暮四”、缺乏长远规划等问题，要在充分论证、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制定能够突出区域优势地位的智慧城市建设的短期、中期、长期发展规划，相应的规划应由当地人大按照法律途径表决通过并公布，以法治的路径确保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能够稳妥推进，不因城市党政主要领导的变化而“夭折”。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结合当地区域优势而进行，保障相邻城市之间形成专业协作关系，促使相邻城市之间的经济结构实现互补和有序转换。
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当前市场导向不足的问题，导致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由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却收效不够明显，且存在“重模仿、轻研发”现象，信息安全漏洞难以完全填补。为此，当前我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好市场的导向作用，使市场需求真正成为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源动力”，以自由竞争、价格杠杆为手段，让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在城市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发掘创造更多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智慧应用，让智慧应用真正发展成为城市新兴产业，实现智慧增长。政府在主导此项建设过程中，必须走出“形象工程”误区，将其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开展，以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在政府主导下，逐步提高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地位，让企业更多地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以市场化竞争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政府城市管理水平和居民生产效益、生活水平。
强化技术研究开发。智慧城市的建设在较大程度上就是新技术的应用，通过物联网和互联网的融合，对城市资源进行统筹配置、提升城市各类系统的运作效能。在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不断强化技术研究开发，依托新技术培育新兴产业的发展，让城市成为“智慧中心”、“知识中心”。要通过政策法律手段不断优化技术研究开发的环境，强化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城市政府和相关机构要加强和科研教学单位的合作共同开发研究新技术，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依托技术创新培育新兴产业，不断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新的产业集群提升城市产业发育的程度、产业经济的效益。切实加强科技创新研发人才的培养，对不同部门和行业的人才资源进行整合，以鼓励性政策加快智慧城市重点领域的技术研究，对优秀人才给予全方位、高保障的福利激励。
注重信息资源整合。目前我国许多城市的信息系统是各自独立的，比如“交通系统”、“城建系统”、“电子警察系统”等，这些孤立的信息系统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信息孤岛”再庞大和先进，也是孤立存在的，而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形成“系统的系统”即“大系统”，实现各种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整合划一，只有如此才能为智慧城市建设发挥最大化的效用。为了达到信息整合的目的，必须在技术方面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规范，进一步完善物流网技术标准。要建立统一的标准并在政府主导下将各种“信息孤岛”联结起来，以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要注重统筹规划，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期进行科学合理的顶层规划设计，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和其他社会机构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权利义务，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进行统筹管理和指挥。
改进城市治理手段。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急剧攀升，城市各系统超负荷运行，“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且集中爆发，改进城市治理手段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就能够从根本上缓解“城市病”，提升城市的宜居水平。通过改进城市治理手段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从技术的层面上不断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的运行效率，避免城市的盲目扩充。智慧交通、智慧水电、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能够为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目前的关键在于，要不断改进城市治理模式，以更加高效的人性化、互动式的管理模式发挥智慧技术的功能作用。以城市智慧系统及时反馈居民需求，居民亦可通过智慧系统及时了解城市各系统运行状况而据此作出合理的工作、生活选择，提升城市政府工作效能，提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3
记者：王院长，您好。多次在会议上提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高度。请您谈谈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距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存在哪些差距？为什么说全面提升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迫在眉睫？
王B：好的。与中央智库不同，地方智库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应用决策研究，为地方政府决策服务。广东省作为我国地方智库发展的先行地，已经形成了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和高校等官方智库和企业社会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地方智库体系。然而，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距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决策研究实力有限，影响力不足。在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加强地方政府智库的作用》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智库调查研究报告》）中提到，在其开展调研的地方智库中，77%的智库认为其开展战略性、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实力不够；80%的智库认为高水平的数据支撑、科学的分析工具掌握不足；90%的智库认为地方智库缺乏有效整合全社会资源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和手段。同时，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近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中，全国排名前20的智库名单中，地方智库仅有上海社科院一家入选。
第二，规模偏小，研究投入不足。在《智库调查研究报告》中，所调研的地方智库平均实有人数仅39人，但每年承担的课题数平均却在70项以上。同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巨额投入相比，地方智库承担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为例，其每年的科研经费只有不到1000万元，而中国科学院一个在粤研究所如地化所一年的科研经费就达到2个多亿。
第三，各地方主要智库在开展决策研究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拥有决策信息优势，擅长制订政府短期战略和政策，但受制于人才规模，其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决策课题的研究能力相对不足；社科院拥有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决策课题的研究能力，但缺乏决策信息优势和与政府部门对接的便利渠道；社科联拥有智库组织和协调的优势，但缺乏相应的研究能力；党校行政学院偏重于官员教育培养，同样存在研究能力不足的问题；高校智库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但偏重于理论分析，往往不能针对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存在不能“接地气”的问题；企业民间智库独立性强但缺乏政治意识，也缺乏官方智库在实地调研方面的优势。
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地方智库作为中国智库体系的重要力量，迫切需要全面提升决策服务能力。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要求，地方智库必须全方位提升决策服务能力。广东省委书记同志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库调查研究报告》的批示中也提出了对广东智库建设的要求：“接地气”、“有价值”和“高水平”。这实际上给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显然当前广东地方智库离这一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记者：请您谈谈是什么原因造成地方智库决策服务能力不足呢？
王B：造成地方智库决策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存在较大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智库的科研活力，不利于其决策服务能力的提升。
记者：请您结合广东地方智库谈谈现有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
王B：好的。目前广东地方智库主要分为五类：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和高校（不含民间智库，本文侧重谈官方智库）。其中党政部门和社科联是公务员管理单位，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和高校是事业单位。这些地方智库大都初创于建国初期，于改革开放初期成型，其管理体制机制受传统的计划经济影响很深，基本上是机械地套用了党政机关的管理体制机制。以地方杜会科学院为例，其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构设置模式化，研究所的设立追求“大而全”，特点不突出；第二，按传统学科设立研究实体，主要开展以学科专业为研究目标的学术性研究；第三，任职管理行政化，论资排辈逐级晋升，缺乏竞争激励机制和正常人员流动；第四，经费管理统筹平均分配，工资福利与年龄资历挂钩，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格局。显然，这种党政机关的管理体制机制，与智库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时展向智库研究提出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一方面，智库的主要功能是产生思想，现有研究机构较为僵化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利于智库人员思想的交流，稳定但不注重绩效考核的薪资分配方式不利于智库人员的激励，导致智库科研活力不足；另一方面，智库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比如决策信息公开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记者：请您谈谈现有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存在哪些问题。
王B：好的。现有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决策信息公开机制尚未形成。除了党政部门智库（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与党政部门之间联系相对较为密切之外，其他智库如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和高校等与党政部门之间常规性的沟通联系机制都还没有建立完善起来。这些地方智库获取决策信息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智库领导参加政府会议等非常规方式，导致智库科研人员往往难以直接掌握第一手的决策信息和党委政府关心的重大问题。这事实上反映了面向智库的决策信息公开机制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党政部门与智库之间没有建立起畅通的决策信息交流渠道，缺乏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科研人员得到的决策信息往往是滞后于决策需求的，其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时效性。
第二，决策评估和监测机制尚未建立。智库咨询成果一般主要通过党政领导批转、批示推动党政相关部门实现，智库决策课题人员在决策推动和实施阶段基本没有跟进。在决策实施之后，后续的决策实施的效果的评估和反馈过程更是无法介入。这导致智库科研人员的决策咨询研究与现实的决策实施没有直接联系起来，科研人员无法了解决策实施操作过程中的具体程序、遇到的主要问题等，也就无法对决策实施的效果进行有效评估和监测，同时也无法对决策建议和成果进行反思和改进。这是大量智库研究成果不从实际出发，不接地气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智库科研人员无法通过与决策实施部门的跟进对接了解相应的决策实施信息，另一方面也无法对决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反思和完善。这就导致很多决策研究报告往往是“一锤子买卖”，写完之后不管任何结果，也没有后续跟进。
第三，上下级管理机制尚未理顺。目前地方智库与党政职能部门，不同层级政府智库之间的上下管理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存在一定程度多头管理，多头联系对接的状况。党政部门智库（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党校行政学院上下级管理机制相对较为完善，既有国家上级领导部门，也有下级对应管理部门。但党政部门智库的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特别是政策研究室，承担了大量讲话稿、文稿起草任务，影响了政策研究、解读、评估的开展；与党政部门智库相比，社科院的上下级管理机制就一直没有完全理顺。广东省社科院常年属于宣传部分管，无论是同与其对口“上级单位”中国社科院还是同“下级单位”广州市社科院都不是直属的管理关系而只是兄弟单位。同时，广东省社科院在21个地级市都没有下属单位，向下调研常常必须与政研室和社科联对接；社科联在21个地级市有对口下级管理单位，但在中央层面缺乏相应的对口单位进行交流和指导；高校智库与地方职能部门的关系相对较为清晰，主要是决策咨询关系而不存在对口联系，这就导致高校智库实地调研难度相对较大，这也是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能“接地气”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长久以来，各智库之间相对比较封闭，常规的交流互动机制也一直没有形成，事实上这不利于智库人员之间的思想交流、相互学习和经验分享。
第四，智库人员的分配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智库科研人员的主要工作是生产“思想”，其工作强度和难度往往超过一般的公务员岗位。然而，现有的智库人员收入分配机制主要采用了公务员体系的财政拨款方式，智库人员的收入按照职称级别和资历分配而不与其科研贡献挂钩，干多干少差别不大。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地方智库的科研活动开展缺乏活力，难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由于干好干坏差别不大，“搭便车”的现象较为普遍，任务往往压在少数几个科研人员身上。然而，优秀科研人员在现有的分配激励机制下往往难以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这与整个咨询行业的高收入状况（包括麦肯锡等企业科研人员的收入都非常高）形成鲜明的对比，导致官方智库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非常有限。
第五，智库科研评价机制尚不健全。长期以来，地方智库科研评价机制一直采用高校的评价机制，以学术论文和规划基金课题为主要考核标准，科研评价机制较为单一化。然而，决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前者注重政策的建议、制定和评估，实践性较强，而后者主要关注学术理论上的贡献和创新，理论导向较为明显。两者的差异导致了智库人员的研究成果形式与高校研究人员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职称评定时往往不被认可，给以决策研究为主的智库人员的成果考核和职称评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举例来说，社科院的主要成果形式就是专报和调研报告，其逻辑结构和行文方式与学术论文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专报和调研报告作为研究成果在职称评定时就基本不被认可。长久来看，这种单一的与高校接轨的科研评价机制不利于对智库人员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库研究人员在其擅长的成果形式上不断创新，精益求精。
记者：要建设高水平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必须全面提升其决策服务能力。破除地方智库发展的制度障碍，创新地方智库管理体制机制，激发智库的科研活力，无疑是重要的抓手之一。王院长，针对前面提到的地方智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您有哪些好的对策建议。
王B：要解决好地方智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就要对现有管理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此我谈七点对策建议。
第一，明确各类型地方智库的定位，充分发挥其长处，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布局合理的地方新型智库体系。不同类型的地方智库的历史基础、人员规模和工作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明确其定位，充分发挥其长处。党政部门智库（政策研究室与发展研究中心）具有决策信息优势，其研究人员规模小但熟悉政府各类政策和具体的决策实施流程，适合从事中短期的政府决策制定、分析和评估等研究工作；社科院研究人员规模较大，视野开阔，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经验，可着重从事中长期的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公共政策的分析评估研究；社科联研究能力较弱，可成为地方智库的组织和协调部门，重点推动地方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党校行政学院研究能力一般，但在培养智库人才，传播智库思想方面有一定优势；高校智库人才基础好，研究能力强，理论基础扎实，但相对缺乏地方实践经验，可主要聚焦于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研究。
第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地方智库要为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服务，必须构建完善与地方党政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机制，改变当前依靠“猜测”、“估计”地方政府及领导决策思路、智库人员获取决策信息滞后的现状。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就是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各级政府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主动向社会信息，增强信息的权威性和及时性。一方面，可积极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技术优势，通过网站、微信和微博等多个渠道决策信息；另一方面，应建立起地方党政部门与地方智库的常规沟通渠道，定期向智库传递决策信息，而地方智库也可以积极与党政部门进行主动沟通。比如地方智库采取年度论坛的方式，邀请地方政府领导参加并表达其对当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法和研究诉求，同时结合年度圈点课题的方式，邀请领导对其感兴趣的决策课题进行圈定。前段时间，广东省社科院主办的“广东‘十三五’发展展望”研讨会，邀请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全国各地专家参加，就广东“十三五”的发展交流探讨，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构建完善决策评估和监测机制。要提高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必须建立地方智库与政府决策执行部门的沟通联系渠道，构建完善的决策评估和监测机制。政府决策执行部门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要积极与地方智库沟通交流，保障提出决策建议的地方智库的科研人员能够在决策实施阶段参与进来，并结合决策实施的过程和结果，对决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监测。如果决策实施以后效果不理想，还要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原有决策建议进行改进和完善，形成决策制定一实施―评估一完善的良性循环。
第四，理顺地方智库上下管理体制机制。首先，应加强地方党委政府对于地方官方智库社科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的直接领导，加强地方党委政府与官方智库的直接联系和对话，将地方官方智库切实纳入到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体系中来；其次，在各级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的智库管理和对接单位，为地方官方智库建立畅通的向上向下的沟通联系渠道，改变各级党政部门与官方智库多头管理，多头对接的现状；最后，支持上级官方智库在下级城市建立智库分支单位，比如支持省社科院等单位在21个地级市共建分院，加强沟通交流，为实地调研提供便利。
第五，构建完善科研资源管理和人才激励机制。科研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主要是解决地方智库科研资源分配和人才激励的问题，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通过收入分配调整最大程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使科研人员自觉积极主动进行科研创新活动，激发科研活力，提高科研资源投入的效率。可以参考当前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的相关做法，通过与下属研究所签约的方式实现资源经费集中投入和管理权利下放，赋予各研究所在机构设置、资源配置、人员管理和收入分配等方面一定的自，并对最后的研究成果进行考核。其中，特别要通过设立对应研究职位的方式实现竞争上岗和退出机制，各研究岗位与其收入分配挂钩，实现科研人员的收入与其科研贡献挂钩，最大程度调动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六，构建完善多元化的科研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智库研究与高校学术研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包括研究方法、逻辑结构和成果形式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与国际智库接轨的科研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改变当前单一与高校评价机制接轨的现状，增强智库科研活力，给智库科研人员以更多的激励。一方面，应通过研讨会和沙龙等多种形式，积极学习借鉴国际智库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的思维视野、模式套路和技术方法，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另一力面，可以借鉴国际智库的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扩展多种成果形式，包括战略研究报告、研究手册等，建立与国际智库接轨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体系。
第七，建立健全地方智库交流互动机制。官方智库之间，官方智库与国际智库、企业社会智库之间要建立良好的交流互动机制。首先，官方智库之间要建立起常规性的联系会议制度，包括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高校智库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就当前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前瞻性和综合性问题进行交流互动；其次，地方官方智库应积极加强与国际智库、企业社会智库之间的学习交流，致力于推动地方咨询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构建开放型的学术和决策咨询交流互动机制。一方面，地方官方智库应建立起与国际智库、企业社会智库之间常规性的交流联系机制，比如通过论坛的方式邀请国际和民间智库共同就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互动，或者邀请国际智库的知名学者开展讲座、分享研究成果等。另一方面，在时机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地方智库可借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模式，就某一重大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合作攻关，共同地方经济社会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在政界、学术界和商业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服务于地方政府决策需求。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变革交叉影响的大背景下，党和政府面临的决策环境日益复杂化，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通过与王院长的交谈使我们认识到全面提升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迫在眉睫，而提升地方智库决策服务能力关键在于要创新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相信贵院通过对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一定能够建设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4
1智慧城市的概念
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3]智慧城市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维基、社交网络、FabLab、Living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营造有利于创新涌现的生态，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智慧城市”的四大特征：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
智慧城市建设将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客观要求。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及时传递、整合、交流、使用城市经济、文化、公共资源、管理服务、市民生活、生态环境等各类信息，提高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互联互通、全面感知和利用信息能力，极大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2智慧城市建设中，档案部门的角色定位
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参见图1）自下向上分为“感、传、支、用”四个层，即感知层、传输层、支撑层、应用层，同时建设安全保障体系、标准规范体系、运营管理体系作为支撑。笔者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本质上就是以网络为基础，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各项关键信息，更好地服务大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据的互联、共享和安全。
图1：智慧城市总体架构
2.1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管理者和参与者。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这些工作都要档案部门来参与呢？首先，档案部门是政府机构建立的基础，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的管理者和参与者。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第492号）规定了档案馆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的场所，[4]各省辖市根据其精神，档案馆统一挂“×××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的牌子，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档案是智慧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公共信息资源。另外，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管理者和参与者，在规划智慧城市建设中所形成的数据分析、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性报告、可行性报告等，应由档案部门统一收集整理并归档保存，为日后向决策层领导、各部门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持。
2.2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部门。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政府部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档案信息资源是一个政府借以完成其工作的基本行政工具，是政府机构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智慧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公共信息资源之一。搭建智慧城市的公共服务平台必须整合政府传统组织内部的数据，还要整合政府跨部门之间的数据，特别是对各政府内部公文、档案、图表、数据信息化的改造，是智慧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步。由于大部分档案应用系统是基于局域网或政务内网的，因此，档案部门的作用就是把分散在各系统中的原始的信息资源进行集中整合，形成统一的信息资源体系，“九九归一”，建成一个统一的大数据库。并对大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和科学管理，使数据高度集中和融合，建立数据中心和共享平台，使数据具有“智能”的技术能力，才能为信息共享提供条件，服务传统行业。其核心就是要构建统一权威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和平台，实现一站式信息服务。只有保障了基础数据在“前端”的真实性和安全性，才能为之后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基本保证。
3档案部门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统一标准缺失。单从档案部门内部来看，全国各个档案部门虽然已经建设了规模大小不等的数据库，但都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而且标准化程度低。更不要说不同行业、不同机构之间的信息化建设了，都各有计划。在其他应用终端上，从政府到行业再到企业，各自也都有自己的标准，相互间的兼容性差，这样就造成宏观上把握不清，信息孤岛与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相关资源不能整合应用，档案数据无规范化控制，存在安全隐患。
3.2相关法规制度建设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信息立法和档案法律法规没有有机的整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CaD文件的面世，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推出了《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1999年，为规范电子文档的归档与管理中的问题，国家档案局又颁布了《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办法》，2000年，为了解决计算机在辅助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国家档案局又颁布了《归档文件整理规则》。2002年，针对公务活动中电子文件的形成、积累、保管、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国家档案局对《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出台了第三部和第四部档案信息化部门规章。[5]但有关电子文件采集的元数据标准、电子文件鉴定保存的技术规范依然空白。数字档案长期保存工作往往是在国家档案机构系统内部进行，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其他部门的参与有限，跨部门、跨领域的长期保存合作机制尚未建。
3.3安全管理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很多档案信息网络管理人员、应用人员缺乏安全意识，有些档案工作者没有受过正规的网络安全培训，对信息网络的安全重视不够，使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缺乏针对性和执行力。同时，缺乏既懂档案工作又掌握智慧城市专业知识，又对信息安全领域熟悉的人才。从专业结构看，档案从业人员主要来自文史学科为基础的相关专业，致使在技术层面上无法提供有力的安全支撑，在信息环境的发展中，标准化管理、计算机辅助管理、规章制度管理明显滞后于档案信息化发展的步伐。
4改进措施
4.1技术层面
4.1.1加强对计算机档案管理系统的管理，确保系统安全。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是信息的整合和共享，就是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把所有数据都放在一个敞开的公共信息资源平台上，大家按需应用。因此，只有平台安全才能保证数据安全，一旦平台被恶意破坏，数据就面临流出的风险。所以，必须提高数据的安全保障，档案信息作为政府的基本行政工具，档案部门应从“源头”抓起，保障数据安全。进一步完善安全防范措施，除采用身份识别、数据备份、访问控制、防火墙技术外，还需采取专用核心密码加密系统进行数据加密，多种安全防范措施并用。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确保计算机和档案的安全，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才能使有密级的信息在网上安全传输和共享。其次，提高档案管理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档案管理计算机网络必须采取强有力安全措施，以克服网络面临的威胁。这些安全措施分为技术措施（如权限设置、个人身份鉴别、防火墙、建立数据备份系统等）和管理措施（如建立健全网络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网络管理规章制度、加强网络运行进程中的监控与管理等）。
4.1.2采用“云计算”。云计算是一种网络服务方式，用户可以通过网络租用或免费获取所需服务，而这些服务经过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涵盖全部可能的it应用。[6]提供服务的网络即被称为“云”，“云”中的使用者可任意扩展并随需获取当中的资源，用户可以通过这种特性，像用水和用电一样按需购买和使用it服务。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5
【关键词】心智障碍；nGo；网络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8-0001-02
1研究背景
与全国其他领域里的草根组织一样，心智障碍领域内的nGo在整体上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甚至更长的发展历程，组织遍布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但是，在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心智障者领域的服务机构诞生一批又消失一批，绝大多数生存下nGo也是举步维艰。多数情况下，我们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寄托于以下三条途径：
第一、凭借着组织自身地努力而成长壮大起来，如同中国市场化初期的企业经营一样。
第二、政府的相关政策优惠，或者至少凭借等待而使政策发生改进，将公办与民营服务组织一视同仁地对待。
第三、随着社会化公益的萌生、更多的社会资助方涌现出来，心智障碍服务领域会发现更多的资助渠道，获得更多的来自社会的资金支持。
但是，为什么其中绝大多数的组织并没有走向强大呢？
有关这一问题的普遍答案是，政策问题对于nGo生存和发展的制约，相关的研究也揭示出政策问题有待改善之处。但是，政策问题只是上述三条渠道中的一条，并不能解答所问到的所有问题。在政策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nGo就一定没有自己的生存之路了吗？于是看到与政策问题关系不大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社会化公益这条道路：通过来自基金会、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国际机构的资金来资助公益组织的成长与运作。但是，目前心智障碍领域内nGo普遍缺乏横向合作，网络建设不够完善，导致资源难以有效利用和整合，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心智障碍领域nGo网络建设的有效方式。
2心智障碍领域nGo的发展现状
近五年来，智障特殊教育学校的规模得到较好的发展，残疾人受教育权得到了更好保障，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素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能力。从11年统计数据①来看：
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及在校生的数量近几年呈上升趋势，在校接受特教的智障学生也逐年增加。近五年来，全国范围内的智力残疾康复训练服务机构②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就全国范围内来看，目前智障儿童早期康复训练与服务的提供规模是远远小于市场整体需求的。并且从访谈资料中得知，目前国内智障学校的数量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首先，就患者人数而言，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中国目前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其中，智力残疾554万人。
其次，根据2009年残联统计数据，“全年开展智力残疾康复训练服务的机构对2.7万名0-14岁的智力残疾儿童进行了康复训练，对2.0万名智力残疾儿童家长进行了康复知识培训。”可见仍存在很大的缺口。③
最后，未入学学龄残疾儿童少年：数量逐年减少。但从数据中看，情况仍无法乐观。
因此，致力于残障群体的民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市场的空白，但是在生存的外在及内在环境中却面临着种种困境：
(1)政策困境:尽管国家对民办机构的鼓励与扶持政策法规不断出台，但由于政策调整与实施具有周期性与相对滞后性，具体的监管规范或鼓励扶持也都停留在宏观指导或文字层面上，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民办机构在注册登记、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仍然面临很多困难。
心智障碍领域的公办机构享受政府诸多优惠政策，在获得政府资助等方面也拥有优势，公办学校普遍学费低，师资力量总体水平更强。与之相比，民办机构在不完善的政策环境中，其各方面都存在劣势，但是仍然得以生存，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因为大量心智障碍儿童、青少年由于户口、自身经济情况以及公办学校招生范围限制等因素进不去公办学校。从当前公办机构的服务对象看，公办机构大多提供符合义务教育年龄的学龄段心智障碍儿童服务，但是针对8岁以下，16岁以上的人群的服务机构却很少，因此大量学龄前心智残障儿童与成年心智残障人士找不到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的场所。同时，由于公办学校招生名额有限，也有大量学生无法进入公办学校，民办机构便成为他们的选择。
(2)服务专业化困境:服务专业化应该是目前nGo需要迫切考虑的重要问题。随着温馨家园等公办机构的推广，民办机构的生存空间将受到严重挤压。而民间机构只有提高自身服务的专业化与个性化，才能增强员工对机构的向心力，促进政府采购和吸引其他资金来源。
但是目前民办机构存在着一些不足：员工专业能力建设不足，片面追求规模效应、个性化不够，各式各样的疗法充斥中国，社区化程度不够等。
(3)组织内部管理困境:目前民办机构普遍存在后继无人和人员流失的难题。这不仅仅是资金短缺造成的，也是因为许多机构不重视非营利组织管理技术和组织文化建设，面临着改善治理结构、提高项目执行力、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岗位配置、提高新员工认同感等困惑。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6
《教育与职业》：近年来，智库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能简单介绍下《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出台的背景和过程吗？
张东刚：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出谋划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形势下推动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2013年5月，刘延东副总理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贡献。会后，我们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进行了深入调研，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修改完善，征求多方意见后，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教育与职业》：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如何？有什么优势，存在哪些问题？
张东刚：高水平智库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显著标志。近年来，高校紧密围绕国家需要，积极建言献策，一批优秀成果及时转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2008～2013年，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承担了600余项国家部委的调研和培训任务，直接参与了《民事诉讼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累计有1600余份咨询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高校科技专家和研究机构为国家行业产业发展、科技战略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持。教育部社科委、科技委、专业学会、研究中心向有关部门呈报了系列专家建议。2013年，首批认定设立了14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文科有2个，各地各高校也建立了一批自己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些都为发挥智库作用、推进智库建设奠定了基础。
高校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一是人力资源集中，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二是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从而解决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问题。三是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四是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高校智库建设还明显滞后，有分量、有影响的智库不多，结构不尽合理，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匮乏，高质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多，每年提交的咨询报告对重大决策产生影响还不理想。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多种，根本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评价机制不健全、改革和支持力度不够。
《教育与职业》：新型高校智库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张东刚：一是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既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二是体现高校优势和特色，紧扣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三是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的创新活力。四是能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为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思想高地，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教育与职业》：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有哪些？
张东刚：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化同步”新要求，聚焦国家急需，明确建设目标，立足高校特点，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建设为重点，以项目为抓手，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
主要举措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一是重点打造一批部级智库，通过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高校软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二是通过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推动智库人才交流，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三是通过建设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加大成果报送力度、加强成果管理，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平台。四是通过大力推动协同、改进科研评价、改革项目管理，推动管理和组织形式创新。五是从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政策配套支持、加强经费支持等方面，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教育与职业》：当前高校智库建设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张东刚：高校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推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一目标，结合高校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按照国家重大需求与高校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当前高校智库建设应当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这领域里，找准关键环节，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教育与职业》：高校智库如何瞄准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
张东刚：发现和找出真正需要研究和咨询的问题，是智库研究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这要求智库与实际部门建立起密切联系。一是要密切跟踪重大决策。全程紧密跟踪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同时要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提供决策储备。二是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如选拔推荐高校智库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到实际部门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智库人才在实践中锻炼能力。三是要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选题征集，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拓展成果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高校智库成果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教育与职业》：如何提高高校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
张东刚：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高校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要出思想、谋战略，特别是在一些前沿应用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提高高校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一是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重点支持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推出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着力推动跨学科研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大力推进新兴学科发展，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学科支撑。三是大力推动科研方法创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文科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和条件保障。
《教育与职业》：智库建设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东刚：智库建设是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总揽性抓手，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以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都可以通过智库建设来推动。我们相信，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必将有力地推动高校社科领域的综合改革，提升创新能力，促进高校社科事业的创新发展和科学发展。
链接
大学智库建设任重道远
据统计，目前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多家，数量甚至超过智库最发达的美国。从数量上来看，应该说中美两国都属于智库发展的大国。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至今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数量很多，但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美国智库存在很大差距。目前，中国的官方智库发展得比较成熟，数量众多，影响力很大。民间智库数量少、影响力薄弱，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大学智库数量很多，但是由于缺乏相对稳定与科学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在政策制定领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优势。在目前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智库最具备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必要条件。推进中国大学智库建设，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7
一、智库与高校智库的内涵
（一）智库
当前，委托智库对重大国策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成为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智库是国家的“大脑集中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智库是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对战略性问题和公共政策进行研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最佳理论、策略和方案，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专业研究机构。显然，为了进一步完善政策决策机制，提高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质量，加强国际影响力，则必然要求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嵌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中。诚然，受制于人们之间存在利益共识上的不可通约性，智库的决策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利益，但它能够为调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分歧提供平台。通过扩大服务范围和对象，智库可以为社会和个人提供决策及咨询，实现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从而减少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
（二）高校智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种类型。其中，高校智库设立于高校内部，是独立于传统院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组织，由高校单独或与其他机构、组织协同创建，通过生产政策知识和政策思想，培养政策研究人才，构建知识运用与政策制定之间的桥梁，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由于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学术研究成为了决策咨询研究的坚实后盾，通过理论的转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策制定者，使其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
作为组织机构的一种形式，高校智库必须具备三方面的要素：（1）人员要素，包括以学者为主的研究者，以扩大影响力维护信息传播的媒体工作者，以及进行多渠道争取资源和促进政校交流的公关人员。（2）技术要素，具体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实训室等“硬件”成分，以及高校社会网络关系、跨学科关联等等“软件”成分。（3）价值要素，高校智库要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为目标导向。作为智库的一种类型，高校智库具有非盈利性、专业性和政治性等共性。与官方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在确定研究重点和研究内容方面独立性较强，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弱；与民间智库相比，高校智库的组织机构相对规范，资源较为丰富。总体上看，高校智库具有学科领先、精英集中、资源庞大且综合性强等优势。
二、高校智库的功能
尽管高校内部针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充满各种争议并积极参与讨论，但决策者对争议的内容和过程并不感兴趣，在后者看来，争议应该在学术团体内部解决，高校智库提供给他们的应该是统一和及时的结论[1]aDDinne.Ref.{C6B7C7e6-F1e9-42e1-9D52-66187998Be82}。高校虽处在资源高地，但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整合，在研究和预测事物未来发展上占据有限地位，无法像高校智库能够凝聚尽可能多的力量服务咨政、启迪民智、发出中国声音。如果说高校教师是知识管理的前端――生产和更新，那么高校智库则是知识管理的末端――转化和传播，构建了知识和行动之间的桥梁，真正打破了“象牙塔”封闭状态。
从功能上看，高校智库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应用研究型，这类智库主要集中在综合性大学内，侧重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另一类为理论研究型，这类智库主要集中在专业性大学内，侧重于长期的理论研究。无论哪种类型的智库，对于高校自身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的高校智库不可能完全独立，另一方面，高校智库的发展为突破自身瓶颈提供了动力。以高校教育智库为例，相比国家政府层面的统筹规划，高校教育智库在研究问题上具有针对性，更贴近教育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国家干预带来的负面作用。近年高校积极建设智库机构，根本动力在于越来越意识到：（1）高校智库能够激励和引领其他类型的智库。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不仅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民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政府的公信度，高校智库咨政模式的发展有助于激?l民间智库探索其生存和发展，当越来越多的民间智库能够发挥咨政作用时，社会就越民主和谐。（2）高校智库有助于高校真正走出象牙塔。如果说高校和社会之间普遍存在“结构洞”，那么高校智库便是连接两者的桥梁。（3）高校智库能够将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政策的制定基于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科学执政有了科学制政的前提，将有助于改变以往低公信度的局面。
三、高校智库建设面临的困境
目前，大部分高校智库主要对政府决策作进一步阐释，完全由高校智库独立提出的新概念、新战略很少，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智库转型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专业影响力排名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专业领域均排名第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专业领域排名第五；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在社会发展领域专业排名第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大国与周边关系专业领域排名第四。在综合影响力排名前十名智库中高校智库占四席，其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位列第二、第四、第六和第九。可见，高校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较大。但是从《全球智库报告2015》来看，全球顶尖智库前100名中，中国进入名单的6所智库机构中仅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一所高校智库，这种反差值得我们思考。
（一）独立性不强
组织机构的独立性是获得公信力的基础，高校现有的智库大多依附于政府或相关部门，缺乏相对的自主性，对出台的相关政策缺乏批判的勇气和责任。高校智库缺乏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机构设置上，没有像胡佛研究所那样在独立的基础上共享高校资源，与一般的研究机构无异，大多数高校智库隶属于高校而存在，不具备法人地位，无法凸显高校智库的地位和重要性，使得一些高校智库身兼数职，从而被边缘化。（2）资金来源上，主要靠政府拨款生存，通过市场和捐赠等途径获取活动经费较少。（3）选题动机上，受前两项的制约，高校智库在选题上也难以实现独立，往往找“对口”的项目进行研究，难以突破高校原本的知识发展机制。一旦高校智库献言献策后，决策方往往基于自己的需要有选择性地挑选高校智库研究成果，以证明某项政策的合理性，同时过滤那些?⒒岵档顾?选政策的研究成果。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决策方和谏言方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高校智库的研究基于真理和科学的追求，而政策的制定基于权力和秩序的维护，这一矛盾导致高校智库难以真正服务于政策制定[1]aDDinne.Ref.{44a81BF2-5a30-4FDD-9816-8F64FD2aB733}。
（二）信息不流畅
高校专家发表的学术论文难以转化为在现实社会中被充分理解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正确理解政策运作程序上存在偏差。相对于决策者，高校研究人员对时间的敏感性较弱，不能及时给出对策，即便提出最佳解决办法，但拟解决的问题和政策条件往往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延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影响。根据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进行的一项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测评结果显示，从中央部门到县级政府平均得分无一超过60分（百分制），这一调查反映了在《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七年后，中国政府整体透明度状况仍不理想。例如，在217个测评对象中，无法打开网站或官方网站上找不到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的有37个，占总数的17%。在剩余的180个测评对象中，有72个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公开指南中没有包含条例所要求的全部信息，占总数的2/5[2]aDDinne.Ref.{28C6aD51-BCB4-4582-8165-a358B6948348}。决策咨询研究必须以占有翔实的信息数据为基础，但是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难以从政府那里获取第一手信息数据，即便等到数据公开时，已过了研究的前沿期，缺乏及时、全面的官方数据，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自然难以保证。事实上，智库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检测和预警的使命也强烈要求具备信息获取的便利条件，在智库系统较为完善的国家，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封闭空间，将更大范围精英的智慧和普通民众的意见渗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
（三）咨政意识不高
高校人才队伍庞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4年全国共有153.5万高校专任教师；同时，高校可以调动参与课题研究的研究生非常多，作为培养研究生的主力军，高校每年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97%以上。以2014年为例，研究生在校人数为1847689人，其士研究生在校生有312676人；此外，高校能够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协同互动，形成学术研究共同体，这是其他研究机构和企业所不具备的人才资源优势。另外，在高校研究人员的学历结构中，24.17%和36.87%的研究员分别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其他研究机构中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研究员分别为14.58%和29.46%，而在企业中相关数据分别为1.07%和7.33%[3]aDDinne.Ref.{0209CD40-B601-4B76-94FC-5338F18141eD}，这一组数据突出反映高校处在人才聚集的高地。
事实上，高校智库并未因为人才的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力量强大但相对分散，当面对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研究时，呈现出明显的机构合力不足、学科合力不足、人员合力不足、研究合力不足，导致研究中各种力量和问题的碎片化现象严重，数量庞大而质量欠佳导致高校智库的影响力远低于应有的程度。如在《全球智库报告2015》世界最佳大学智库排名中，前十名里有6所属于美国，中国仅北京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排名。第二，通过统计智库中国网上的数据，列入高校智库的机构共有146所，大多集中设立在重点高校内，其中，北京大学有17个，清华大学16个，复旦大学有13个，中国人民大学有11个，浙江大学有8个，五所高校拥有的智库机构占榜上名单的45%[4]aDDinne.Ref.{0209CD40-B601-4B76-94FC-5338F18141eD}，其余高校智库也大多分布在重点高校内。整体上中国高校智库作用发挥非常不充分，尤其是普通高校在高校智库建设的意识上还比较欠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课题完成情况和数量，高校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导致高校教师的研究兴趣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大都是在自己划定的研究领域“闭门造车”，社会问题研究意识比较淡漠[5]aDDinne.Ref.{256D6F84-F2B5-4C25-935e-a0B1CFa8F388}。
（四）成果转化不佳
根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的数据统计结果可知，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庞大，几乎每年都超过三十万，如图1所示。尽管人员众多，但是成果转化率偏低。2014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方面出版著作数为27522部，数为322274篇，其中在国外学术刊物上10903篇；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与咨询报告为10659份，其中有5138份被采纳。如果将提交给政府部门的咨询报告作为成果产出的能力指标，那么，咨政能力=10903/（27522+322274）*100%≈3.1%，如果将被政府采纳的决策建议作为成果转化的质量指标，那么，影响政策能力=5138/（27522+322274）*100%≈1.5%，极低的成果产出率和转化率反映了高校在发挥智库的作用方面十分不理想。
高校研究与智库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理论范式研究，后者是现实模型研究，二者在思维和研究范式间存在鸿沟，高校智库的研究重在文献综述、比较研究和模型分析上，应该采用田野调查法，考察实际问题，而不是借助思想实验探究理论，缺乏实践维度与实证性会阻碍高校智库的成果转化。与国外普遍存在“旋转门”现象不同，中国高校教师对政府部门决策运作机制了解不深，不熟悉地方行政机构的工作方式，缺少方便快捷的沟通渠道，缺乏向政府决策机构转化研究成果的桥梁，这些因素制约着教育智库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
四、多维度提升高校智库建设质量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国已经有435家智库机构，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尽管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其总体活跃程度相对较低，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中国智库仅4家上榜。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在《2014年中??智库报告》中将活跃智库描述为：常规性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界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享有一定的国际、国内影响力。高校作为学术界的主梁，成为智库的重要成员是建设中国一流智库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研究者既有构筑学术象牙塔的本职之责，又有在十字街头摇旗呐喊的社会之任[6]，因此必须将人才培养与咨政服务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建设一流高校智库应从资源、市场、评价和影响等方面入手。
（一）多层面进行资源协同
资源协同是指资源之间的有序相干，体现了资源在整体运行中协调与合作的能力。各类资源相互协作拉动事物共同前进，产生1+1>2的效应。建设一流高校智库必须协同物力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社会资源。
物力资源协同是基础。（1）高校具备一定数量的科研机构，以武汉大学为例，目前已经成立重点实验室、中心、研究站、研究基地、校建平台等科研机构105所[7]aDDinne.Ref.{D65F08F7-848B-40D0-9Ce9-68aaDe5e90C6}。协同各科研机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各类设备和数据资源，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资源，走数据共享的绿色科研道路，从而降低资源的浪费和避免项目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利用信息技术采集和分析信息，建立决策模拟系统，建立社会科学数据库和实验室，更大范围共建共享资源，达到通过先进的方法和丰富的数据来提高咨政服务质量的目的。（2）高校内建立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是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的枢纽，高校图书馆通过与国内外多所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建立文献交换关系，增强了其文献保障能力，尤其是日益更新的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包含了及时反映最新学术成果的图书、会议论文、专利等产品，极大地缩小了信息的传播成本，为高校智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协同是关键。国外成功的智库具有一个共同点――智库专家大多具备多学科背景、多种工作经历、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和决策程序。建设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交互式高校智库，促进专家的流动，一方面让各领域专家、交叉学科科研工作者以及政府和企业人员自由平等地展开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推动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创新[8]aDDinne.Ref.{45118900-171a-456B-8836-64D88334a668}。国际上一流的智库通常采用开放式用人办法，协同管理高校专家与非高校专家。建立高校智库人才网络信息平台，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知名度，促进智库间的传播与对话，有利于研究者进行相关的统计和研究工作，进一步积累和提升知识。在人才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上，根据业务进行标准化分类，一类专门进行资金募集工作，使智库专家从繁琐的申请课题和筹措经费中脱身。另一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对观点进行整合与汇编，针对性地提交给政策制定方[9]aDDinne.Ref.{14FB1031-692D-4970-988B-82B879D88775}。
社会资源协同是保障。建设一流高校智库要改变传统高校“象牙塔”模式，走开放互动的发展道路，通过校际联盟、与世界顶级智库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深化资源结构改革和提高利用效率。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是高校智库联盟的重要代表，作为一个跨校间的合作性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北大学等七所美国非常知名的大学[10]aDDinne.Ref.{4eC4121F-C8C5-4747-aBF9-00a82D77B512}。一些院校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积极吸引政府官员加入智库队伍，了解体制内的运作过程，缩短了捕捉最新政策决策动向的时间，政府官员可以利用人际关系调动相关资源，突破智库初创时发展资源的瓶颈。
（二）以竞争激活思想市场
智库无论从事“对政策的研究”还是“为政策的研究”，其立足点都是非赢利性的。具体的说，智库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不排除它能够获得实际利益。尽管智库是非赢利性组织，但是资金的实力也影响到智库的生存与发展。在资金筹措方面，应按照高校智库成果转化率进行资金分配，形成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第一，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按能力分配资源，对于能力越强、被采纳决策越有效的高校智库，国家拨款越倾斜，以此激发思想市场的活力。第二，建立社会力量捐赠机制，鼓励基金会、企业、个人向高校智库捐助，向社会传播智库的重要性，提升智库的社会地位。高校智库之间展开思想竞争，脱颖而出的决策建议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和共识，较为充分地保障了决策的正当性，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
（三）制定科学的高校智库评价体系
任何机构没有科学的管理就没有健康的发展，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能够为高校智库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一方面，在评价高校智库专家时，除考核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著作的质和量以外，应将成果的转化率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还要关注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例如，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次数，与公众进行的对话程度等，对于高校智库学术成果的评价不能局限于高校内部，要让其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中接受考验。另一方面，在评价高校时，将其参与智库发展，提升智库水平，发挥咨政作用大小纳入大学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从资源的利用率、成果转化率以及国内、国际影响力方面考察高校实力。对于咨政服务，不能止于提交给政府部门的咨政决策，而要重视对咨政决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和长期跟踪，研究“智果”在实施中的规律，从而提升智库咨政能力。
（四）扩大高校智库影响范围
首先，扩大服务范围。主席在访问德国时，提出将“智库外交”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的智库报告于2013年1月22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文版，英文版随后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及时将的智库报告翻译成多种语言，将思想传播到全球。高校智库“转知成智”，要发挥高校的语言优势，尽早将智库报告翻译成多种语言，到网络上。
其次，高校智库与媒体协同。一流的高校智库除了具有雄厚实力以外，媒体的力量功不可没。利用媒体联络机构、网上平台、创办刊物、建立公众号等方式，研究报告，与公众碰撞智慧，收集数据，引发新的研究议题和方向，并为智库赢得广泛影响力和更多优质资源。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复旦发展研究院等智库已经建立了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公众号。另外，将媒体力量吸收到高校智库中也是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以胡佛研究所智库专家的任职经历为例，97.6%有大学工作经历，45.7%曾在政府部门工作，16.6%具有商业组织身份，22.1%是媒体工作者[11]。
最后，将人才培养纳入智库建设体系中，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招募60名左右志愿者或实习生，占工作人员总数的1/3，这样既培养了人才，又节省了开支。全球著名的兰德公司不仅有各类人才和专家，而且还成立了生产智库的机构――研究生院，培养年轻一代的智库力量，这些做法都值得中国高校借鉴。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8
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公布两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总数为193个，超过40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80%以上的二级城市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智慧城市建设“乱花渐欲迷人眼”。
总体来说，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势头良好，已经在提升社会管理、加强公共服务、提升产业结构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不少城市的经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良好抓手和持续动力。但也有一些应用属于一时冲动建设，使用者寥寥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由于认识不够完善、缺乏系统经验，一些试点城市建设贪大求全、求大求快、盲目投资现象明显，造成了资源浪费，这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一哄而上带来的重复建设
“智慧城市”概念在炙手可热的同时，也是乱象隐现。
在目前已经开展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一哄而上的现象，在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口号后，就开始盲目上马一批项目。等到发现还需要建设相应的关联系统和配套措施时，才回过头来再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既浪费了时间、金钱，还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度。智慧城市该“降温”了。
“说降温可能有些不恰当，这是一个朝阳行业，未来的市场还会更加广阔。不过，现在各地的智慧城市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没有把握住智慧城市的内涵。”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表示，“某些智慧城市停留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没有规划和应用的支撑，导致大量的基础设施荒废、闲置。”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泰豪集团董事长黄代放在其上交的2014年两会提案中指出，目前全国智慧城市发展缺乏统筹。
一是全国智慧城市发展缺乏统筹指导。由于各部委侧重点和关注面不同，且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造成不少地方政府难以适从，很难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建设方针，造成了不少人力、财力的浪费。
二是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缺乏总体规划。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如果不做好总体规划设计，就很容易产生信息孤岛，出现重复建设、无效建设等后果，造成国家和民众的资源浪费。
目前，提出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与几年前各个城市争相发展云计算产业景象颇为“神似”。倘若通读一些城市提出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就会发现其侧重点并不明显，更多的还是大而全的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的智慧建设，好似每个领域若没有和“智慧”搭上，就觉得要拖试点城市建设的后腿。对此，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教授甄峰指出，智慧城市不能蜂拥而上，需要从城市特点出发，寻找适当的发展路径与建设模式。可以说，做好顶层设计已经成为各个试点城市决策者的必修课。
顶层设计是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指导下，旨在为智慧城市建设实施提供指导的整体规划。顶层设计主要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内容、各重点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避免分散投资和重复建设。
针对智慧城市的复杂性，专家认为其顶层设计需按照科学的城市发展理论，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导下，以城市发展突出问题为牵引，立足城市现实基础，强调城市区位优势，从全局视角出发进行的智慧城市总体架构设计。具体而言，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应统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民生等多个方面协调发展，调动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民众等各种力量，综合理念、制度、方法、技术等多种元素的协同驱动，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
专家指出，做好顶层设计，涉及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和业务架构，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部署和分阶段推进，涉及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和机制等等一系列问题，是解决智慧城市发展难题的可行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个部委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的基础上，已经研究起草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并于2013年上报至国务院。该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思路、建设原则、主要目标以及信息安全保障等要求，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加强对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实践的引导。借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将结束政出多门、盲目建设的“乱象”，进入统筹推进的新阶段。
信息孤岛现象普遍
在信息化发展的初期，由于整体设计能力的不足，以及缺乏信息化统筹机制，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往往以项目为中心，政府各部门独立建设了一系列的信息系统，逐步形成了随意生长的“系统丛林”。在“丛林”中，系统之间互不相连，信息资源重复采集、互不共享，造成许多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延续，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自为政、信息孤岛等老问题，智慧城市将变得“非智慧”，大大增加了智慧城市建设失败的风险。
显然，多头并进的管理方式并不利于合力。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提交建议，智慧城市建设法规、标准滞后，国家要加强顶层设计，防止一哄而上，资源浪费。
他以所在的城市南通为例。南通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工业信息化部的两份试点城市名单，目前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预计到2017年智慧城市建设投入将达156亿元，整个城市的管理水平会实现智慧技术的高度集成。但智慧城市建设也出现诸多无序和浪费，各地存在项目一哄而上，基础参差不齐，部门各自为政，信息孤岛普遍现象。因此，昝圣达建议，国家层面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建立起政策规划、法律法规和统一、细致、完备的标准体系。工作机制也需整合发力。
标准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牵引力，对于应用驱动性很强的智慧城市，标准的制定更是不可或缺。标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对智慧城市的统一认识。由于各地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解和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信息化开发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异，智慧城市的“智慧”程度还存在很大差距，有可能造成各个城市盲目建设、城市间应用形成更多孤岛和难以连通的问题，导致“智慧城市”不智慧的局面。
标准体系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是避免智慧城市建设无序发展的保障条件。当前，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也越来越多地受到iSo（国际标准组织）、ieC（国际电工委员会）及itU-t（国际电信联盟）等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重视。
据了解，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归纳起来由五大类别的标准组成，即智慧城市基础标准、智慧城市支撑技术标准、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标准、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标准、智慧城市应用标准。当前，对于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如何遵循现有标准；二是如何针对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重点研制新标准；三是如何根据智慧城市不同场景需求，制定标准实施指南。
“智慧城市不只是物联网建设，还应打破交通信息孤岛，形成多方面的信息数据共享联动。”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曾这样表示。
政府大包大揽现象严重
智慧城市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办公，例如网上审批；第二个层次是政府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如各种缴费和信息查询；第三个层次则是老百姓对老百姓提供的服务，或者说信息消费，老百姓包括企业和个人两类。
“就是要打造一个公共服务平台，有点儿像58同城。但是58同城没有政府参与，是一个纯市场化的平台，智慧城市则需要将老百姓、企业和政府连起来。由政府一手操办是不行的，因为它不懂市场化特别是互联网思维，必须引入企业。”全国人大代表孙丕恕坦承，产品的完善和市场的培育都需要一个过程，“智慧城市平台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政府的数据。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数据，多是动员了一个国家的力量获得的，是一个市场化的公司难以做到的。围绕这些数据，可以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契合用户需求的信息服务产品，不断吸引着优秀的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和用户前来。”
但是，在目前信息不尽透明的情况下，政府手中的很多数据，即使是非保密的、应该公开的数据都没有公开，想要进一步挖掘并开发相关的信息产品自然无从谈起。政府公开数据或者搭建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将是智慧城市能否落地的关键。
不过，专家也表示，“政府开放数据在中国还没有先例，究竟哪些数据要开放、如何开放、在哪开放等，弄不好很可能就会出现侵犯市场隐私等问题，这些情况都需要探讨，建议应当建立相关规则制度，对政府开放数据做出有效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黄代放在2014年两会提案中还指出，当前有部分城市过度依赖国外厂商的解决方案，甚至在规划设计环节都引入国外公司，暴露了许多城市关键信息，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智慧城市是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领域。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将会产生大量的政府、社会以及个人信息，其中包括交通、能源、金融等多项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关键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一般会采取高度集中的方式实行存储、加工以及调配。一旦出现信息泄露甚至被敌对势力掌控的情况，将会对个人、社会乃至国家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充分运用政府和市场两个手段推动智慧城市持续发展。在规范各地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强调总体规划设计的重要地位，而不是本末倒置，由企业的解决方案决定。
“大数据”没有充分挖掘
没有大数据就没有智慧城市。大数据应用可以让你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说到智慧城市不得不提及大数据。因为大数据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更不用说未来信息化程度更高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智慧来自大数据。大数据是智慧城市的一个基础，没有大数据，智慧城市就是一个空架子。
现代社会是数据型社会，随着全球化网络进程加速，数据信息在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今，社会生活进入大数据时代，全球所有信息数据中90%产生于过去两年，大数据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最重要的价值，一是促进信息消费，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二是关注社会民生，带动社会管理创新。
大数据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在城市规划方面，通过对城市地理、气象等自然信息和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人文社会信息的挖掘，可以为城市规划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强化城市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交通管理方面，通过对道路交通信息的实时挖掘，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并快速响应突发状况，为城市交通的良性运转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大数据将极大提高智慧城市政府部门的决策效率和服务水平。智慧城市的建设首先需要一个“智慧政府”，大数据使数据共享成为可能，政府各个部门的既有数据库可以实现高效互联互通，极大提高政府各部门间协同办公能力，提高为民办事的效率，大幅降低政府管理成本。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数据的实际利用情况并不乐观。在很多城市的智慧推进过程中，大数据仅仅是作为海量数据的集合，政府并没有更好地探索如何盘活已有数据存量，用好大数据增量，挖掘出其背后真正的价值，用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管理决策水平。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9
前言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越发普及，智慧化已成为时代的宠儿，传统的图书馆受到先进理念和智慧的冲击，也体现了智慧化元素。2003年奥卢大学图书馆的艾托拉首次提出了“智慧图书馆”的概念，智慧图书馆是可以被人类感知的，不局限于空间限制的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与物联网相结合的新兴产业。智慧图书馆是将传统图书馆管理融入进现代科技领域中，利用互联网先进管理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效率，方便读者借阅，为读者提供一个更舒适的阅读环境。智慧图书馆成为读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阅读方式，能够实现随手翻阅、随时查找，随地登录。通过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减低了服务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完全颠覆了传统图书馆的管理模式。
一、大数据和智慧图书馆概念
1.大数据
自从2012年金融转型开始，全世界开启了物联网“大数据”时代，社会发展整体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大数据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大数据与数据量大并不是同一概念。大数据必须是能够提供给人类使用资源的，再大的数据量如果不能够被人们利用，也不能称之为大数据。换言之，大数据不是数据的整合数量。百科全书中对大数据的定义是，大数据：指的是因资料量太多，用现有统计工具或者软件无法统计的一种资讯信息[1]。美国将大数据时代、智能化生产、无线网络称为开启未来的三大科技革命。
2.智慧图书馆
随着大数据一词被公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智慧校园、智慧城市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侧重点逐渐加大。目前，智慧图书馆的定义并不明确，从不同的角度定义智慧图书馆会产生不同的概念。笔者根据对不同定义的分析发现，《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观点相对来讲更加全面的诠释了智慧图书馆这一概念。即智慧图书馆是在传统图书馆基础上，运用物联网、元计算、智慧化设备等融合而成的系统。
二、大数据时代下智慧图书馆的实践
智慧图书馆和大数据理论是在近些年信息时代背景下衍生出来的。因此，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技术、管理和实践三个方面，国外的智慧图书馆领域已经有所成就，早在2004年，加拿大渥太华部分高校及公共图书馆等已引入了电子图书馆[2]。发达国家已经在智慧图书馆领域迈出了实践性的一大步。我国智慧图书馆的起步较晚，最早引进智慧图书馆的是台北市图书馆、随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各个省、市地区图书馆以及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高等学府也纷纷加入了智慧图书馆建设阵营。本文中仅以北京大学以及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为例进行探索。
作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北京大学，在2012年也引进了高科技技术，将传统图书馆管理技术与云计算、物联网、语义检索等功能相互融合，当读者需要查询相关资料时，不仅能查询到原始文件，还能查询到与之相关的信息、实事，还可将其导出成任何格式或形成报告，供人们使用。经过改造后的图书馆，不需要专人看管，无论读者在馆内的哪一个地方，都可以轻松通过随手操作屏幕，进行查询和阅读、欣赏字画等。完全沉浸在智慧化图书馆编制的科技神话中。智慧图书馆再不仅仅是一个学习、阅读的场所，还可以提供给公众一个会面的艺术氛围。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通过建设数字图书馆和手机图书馆，轻易访问海外电子文件。通过手机app平台，公众可以轻易登录，自行借阅馆内图书，避免路途奔波到图书馆才能借阅图书的传统借阅方式。借助手机就可以轻松阅读，实现借阅“零门槛”的个性化服务。
三、大数据时代智慧图书馆的发展
大数据时代下智慧图书馆已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为此美国的乔治敦法律图书馆在2013年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就大数据进行讨论。212年，我??教育部也组织了一次专题报告会关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图书馆建设。由此可见，大数据对喜爱你在图书馆建设的冲击。
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就是智慧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行业的创新、可持续发展，是图书馆推行的新理念和实践。智慧图书馆从形式上看，智慧化已实现。第一，智慧化的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每天都有很多的信息需要处理，所以智慧图书馆的带宽和接口必须要足够多。互联网对智慧图书馆的发展非常重要。智慧图书馆要实现绿色、高效、安全、环保，就要建设足够的互联网设施。互联网的运用还可以实现能源消耗的降低，可以充分感应安全环卫信息、车流信息、人流信息等。第二，智慧化的馆藏资料。图书馆的基础就是藏书，传统的图书馆藏书很多，不方便管理，而且书籍极容易破损。书籍的分类、管理和保存都要占据很大的空间，还要花费工作人员较长时间的进行摆放，对于图书的查找也不方便。而智慧图书馆中，实体图书占得比重较小，多以电子形式存储。这样虽然方便了管理和查找，但这就对智慧图书馆有了更高的要求：其一，就是快速输出数据检索，数据的输出一定要快这就要有强大的网络支撑；其二，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是重中之重，智慧图书馆可以和外部沟通，但也要注意自身数据的保密；其三，就是数据的存储，智慧图书馆的数据非常多，就需要很多的存储设备。第三。智慧化的服务形式。传统的图书馆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读者只能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才能得到服务。而智慧图书馆突破了实践、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在实体环境中提供服务，在网络上也可以接受图书服务。这就极大的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更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获得图书的途径。
现在已经建设智慧图书馆的有三大特征。第一，规模性。现代的智慧图书馆数据量可到tB，更甚者可达pB。第二，多样性。现代的智慧图书馆可实现你对数据的任意要求。第三，高速性。现代的智慧图书馆的书籍建立，整理收集和处理分析速度还在
四、大数据时代智慧图书馆建设的背景
1.智慧图书馆理论体系
随着智慧图书馆给人们提供了方便的阅读方式，智慧图书馆的普及率越来越高。虽然国内智慧图书馆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还需改进。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仍处在智能阶段，部分学者将智慧图书馆误认为智能化图书馆，对于二者之间概念的区分不明确，简单的认为智能化图书馆就是智慧图书馆，将传统的物联网检索应用看成是智慧图书馆；其次，一部分学者认为智慧图书馆只是简单的物联网技术上的延伸，部分学者认为智慧图书馆是物联网和智能化的结合，对于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和相关概念认识不清；再次，智慧图书馆的研究人才技术水平仍需提高，现阶段的智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发表的建设性的文献较少，其他的技术人员的没有发表过文献或没有发表文献的能力。
2.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宏观的全局的顶层设计
目前，国内的智慧图书馆仍处在萌芽阶段，虽然，智慧图书馆的发展迅速，但缺少国家宏观指导和高端设计，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智慧图书馆的精髓，没有对智慧图书馆的更广泛应用进行挖掘，呈现智慧图书馆乱象丛生的状态[3]。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拱托业绩、好大喜功、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将智慧图书馆建设作为一种标志性政绩来建设，偏离了推广智慧图书馆的初衷。因为建设部门和设计者大多对于智慧图书馆没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盲目开发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全局意识，独立设计建造，无法满足大数据的信息检索需要。大大降低了智慧图书馆的使用率，无法做到资源共享。
3.网络安全
物联网的应用是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基础，在大数据时代，智慧图书馆的网络安全成为保护资料的核心技术问题。智慧图书馆涉及到文献资料的机要性，也涉及到个人财产安全和隐私保密性[4]。网络安全是保证智慧图书馆信息安全的最大难题。无论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将加强网络安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防护高度。2012年通过了《加强网络安全的决定》，这一决定为政府、单位、个人的网络安全使用提供了法律保?o。
4.智慧图书馆项目牵扯部门的协调
智慧图书馆牵涉到部门众多，不同地方的高效、图书馆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行政机构，给数据资源共享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若想让信息数据贡献出来作为公共资源进行共享，需要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统一起来，但信息毕竟涉及到政府政策法规、企业管理经验等保密性的资源，能否让企业有意愿的贡献出信息资源，还需要政府的协调。智慧图书馆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项目工程，涉及到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等领域的高端技术应用，需要将不同领域进行资源整合，合理分配供应平台将系统组建而成。
五、大数据时代建设智慧图书馆的完善
1.深化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
智慧图书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和信息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衍生的，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慧图书馆在时间和发展空间上仍有恨到的发展空间。大数据智慧图书馆建设发展必须要依托我国国情和科技发展的趋势。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基于理念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5]。完全照搬外国的实际案例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无法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依靠社会力量，争取社会科学组织、各高校、团工委等机构资助智慧图书馆建设相关技术的理论研究，鼓励专家侧重研究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内涵、技术、创新、结合实际情况将智慧图书馆深入挖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图书馆理论架构，用于指导智慧图书馆未来发展之路。
2.争取政府支持，搞好顶层设计
面对仍处在萌芽阶段的智慧图书馆，政府作为智能部门，是唯一可以进行宏观调控的组织。智慧图书馆的发展迅速，应从人才建设、资源共享、管理职能等方面，对智慧图书馆进行国家宏观指导和高端设计，让大多数人真正的了解到智慧图书馆的精髓，对智慧图书馆的更广泛应用进行挖掘，从根本上杜绝呈现智慧图书馆乱象丛生的状态。从地方政府的关注点在拱托业绩、好大喜功、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转移到，将智慧图书馆真正建设成为提供信息查询服务的平台，不忘初心。提高建设部门和设计者对于智慧图书馆深层次的认识，在建设过程中，提高全局意识，使智慧图书馆满足大数据的信息检索需要。大大提高智慧图书馆的使用率，真正做到资源共享。
3.加强支撑平台建设，推进大数据在图书馆的应用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传感器等先进技术，将传感器放置在智慧图书馆内，结合管内现有的智能化设备、卫星导航网，建立物联网终端平台，提高管内感知水平。在提高业务处理能力，了解读者需求，利用数据发现新的软件，推进智慧图书馆不断发展，拓展信息化应用，提高图书馆信息化的支撑能力，创建决策型阅读平台。
4.吸取国外经验，加大软件建设力度
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核心在软件开发上，无论是智慧校园还是智慧图书馆亦或是智慧医院，都是以网络为支持，数据为基础。我国智慧图书馆近年来注重硬件建设，忽视软件开发，然而，智慧图书馆的核心技术就在软件开发上。通过快速馆藏清点功能、读者自助借还书功能、安全防盗功能、快速查找功能、统计功能、自助借还、安全防盗、预借取书、信息查询、数字资源推送、24小时开放等等都需要软件技术建设，才能在智慧图书馆上建设道路上更加平稳。
5.完善法规制度，建立安全机制
在法律上明确物联网智慧图书馆的责任和义务，保护读者权益是立法根本宗旨和监管的主要服务对象，规范资物联网公司的营运资格和营运方式。立法监督体系主要分为一是在现有物联网法律法规基础上，针对物联网的特点和风险制定、修改法律，二是对于物联网信息中发现的漏洞，作出法律上的补充和完善，打击不法分子利用法律盲区进行违法活动，损害人民财产安全。创建物联网公平、合理、稳定的交易环境，维护读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6]。所以物联网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就成为目前智慧图书馆建设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要确保物联网信息使用运行程序的安全，严防个人信息的泄露，资金的流失，给物联网读者带来巨大的损失。
目前，对于物联网的使用已?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无论是学生还是成人，甚至是老人，都对物联网信息的使用有所涉猎，但与此同时就存在了很多读者的个人信息和财产信息被盗取，并用这些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的行为，给广大读者不仅带来了财产上的损失，还对读者的日常工作学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联网信息处理量大，无法做到毫无差错，为了提高智慧图书馆的安全性[7]。一方面，防止黑客入侵，由于物联网中存在大量登录人员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具有高私密的个人信息，所以读者账户安全问题的解决就成为提高技术安全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建立读者与图书馆的信用评估体系，降低道德风险。最后，完善操作流程与安全管理办法，监管部门不定期监测。
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篇10
记者：任院长，近年来，贵院提出跨越转型战略，不断强化智库建设，在提高决策咨询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同时通过人才强院、科研强院、管理强院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贵院的转型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请您谈谈贵院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地方新型智库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任宗哲：我们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加强交流合作。一是改变过去书斋式的研究状况，鼓励科研人员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和田野调查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并把自己的成果放到实际中去检验。做到课题来自实践中，成果写在大地上。为此，我院相继开展了“社科专家走三秦”和“走、转、改”等活动。二是搭建发展平台。我院与部分省直部门、高校以及市县（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有关市县（区）和企业建立了调研基地，为科研人员调研提供方便，为社科院走出去拓展了空间。我院还促成中国社科院与陕西省政府的战略合作，签订了院省合作协议，促进了我院的发展。先后争取设立了“三秦学者岗”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人才的引进培养、科研团队建设和科研质量提升搭建平台。三是强化对外学术交流。我院先后与9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有过学术交流活动，积极推动我院科研人员走出去。近5年，共承办国际以及全国、全省大型学术会议10余次，社科院专家学者参加国际及全国学术研讨活动130余人次，开阔了科研人员的视野。
二、提高科研质量。一是改善科研办公条件，采购配备基本的电脑、投影机以及文献数据库等软硬件设备；二是完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修订科研人员业绩考核制度，加大了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力度；三是实行课题招标评审制度，提高课题立项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四是加强课题过程管理，鼓励团队合作，鼓励学术讨论。通过以上措施促进了科研质量的提升。
三、调整学科体系。过去我们侧重基础理论学科，但这明显不适应形势需要，为此我们做了学科设置调整。撤并了哲学所、历史所，新成立了政治与法律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金融投资研究所、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与省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对接。此外，又灵活设立了一批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学科调整和研究中心的设置较好地满足了我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
四、注重成果转化。立足于智库发展需要，我院在应用对策研究上狠下功夫，并十分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近5年来，一是加大参与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县区、企业等决策的调研论证。参与完成省上各种重大调研活动285人次，完成调研报告300余篇。被各级政府采纳建议48项、省内企业采纳建议69项。其中，“关中―天水经济区”、“西咸新区”这两个理念的提出和相关研究论证，最早由我院科研人员完成；二是提高送阅件的数量和质量。提交送阅件126件，成果得到、刘延东、赵乐际、赵正永等国家和省里主要领导的批示70余次；三是加大省情研究力度。编辑出版陕西经济、社会、文化蓝皮书和《陕西省情研究》，为省委、省政府领导和职能部门了解省情、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四是提高院办期刊水平。经过几年努力，我院的《人文杂志》先后被评为全国哲学类核心期刊、中文类核心期刊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12年首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
五、强化队伍建设。伴随全省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社科院人才短缺问题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院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近5年引进硕士、博士及博士后54人，引进和聘请高级职称人才7人，同时我院科研人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有8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壮大了科研队伍，优化了人才结构，为我院科研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为我院的智库建设增添了后劲。
记者：通过智库建设的实践经历，对于加快地方新型智库建设您有哪些体会和认识呢？
任宗哲：在智库建设的实践中，我们的体会和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准确定位是前提。地方社科院向智库方向转型基本已成为所有地方社科院的共识，但做哪种类型的智库，目前的认识并不统一。我认为，地方社科院作为智库，必须要有不同于党委政府研究室、党校（行政学院）、高校、民办研究机构及咨询公司等类型智库的特点，必须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地方社科院在信息获取、基础研究、切近市场等方面都存在劣势，在此情况下，必须寻求自身的相对优势，专注于具有地方特色的应用和基础研究。
第二，科研质量是生命。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解释和问题的解决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在当今价值多元化、思想意识多样化的环境下，对于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很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智库的权威性如何体现，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可，科研质量和水平是地方智库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地方社科院作为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专业水平是其生存的根基。因此，我们要强化服务于智库建设的学科建设，学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提升专业水平，提高智库服务质量。
第三，深化改革是途径。要实现地方社科院的跨越转型，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学科体系的创新，又要有科研、人事、财务、行政、后勤等管理领域的创新，建立起能够充分激发科研创造力和活力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出成果、出精品、出人才的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目标。
第四，人才管理是关键。地方智库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尊重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一是要建立完善的考评体系。完善人才和科研成果的科学评价体系，将人才业绩与奖惩有机结合在一起，给科研人员加压力、增动力；二是要压担子、分任务。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需要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需要给科研人员压担子、分任务，这是完成科研任务的需要，也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三是要加大人员的在职培训力度，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法不断提升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能力和素质。
记者：贵院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地方新型智库建设的经验和做法使我们深受启发。我们相信贵院一定会在新型智库建设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