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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9:15:36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1

为加强对全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之间协作配合,及时通报信息,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顺利开展,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政办〔〕21号)精神,结合我市救助管理工作实际,决定建立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联席会议组成人员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联络和协调,做好会议筹备工作;协调、督促各成员单位履行工作职责,落实联席会议决定;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办公室主任由市民政局副局长担任。

二、联席会议和主要部门职责

(一)联席会议职责。

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推动部门间的沟通与交流;督促、检查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工作的落实,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主要部门职责。

1、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充分发挥牵头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定期通报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情况。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及时安排接送、护送返乡,对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在继续查找的同时,要通过救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机构代养、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妥善照顾。救助保护机构要依法承担流浪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责任,为其提供文化和法制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保护服务。救助管理机构要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经费的分配、使用和监督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对跨省救助经费要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2、公安机关。发现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要及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由成年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进行调查、甄别,对有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嫌疑的,要依法查处;对利用未成年残疾人乞讨牟利或进行乞讨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别是以暴力、胁迫等手段组织残疾人乞讨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团伙,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对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批评、教育并引导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无力自行返乡的由救助保护机构接送返乡,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要严厉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比对,及时发现、解救失踪被被拐未成年人。

要综合运用救助保护信息系统、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和向社会寻亲公告等方式,及时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或其它监护人。对经过两年以上仍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公安机关要按户籍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以便于其就学、就业等正常生活。

3、城管执法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告知并协助公安部门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应配合有关部门,直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4、财政部门。建立包括流浪未成年人在内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活救助、教育矫治、医疗救治、临时安置、返乡救助、设施建设、设备购置、运转需要等经费保障机制,做到足额保障。

5、卫生部门、残联。要合理确定定点医院,完善定点医院与非定点医院转诊制度,严格规范诊疗行为。对流浪残疾未成年人,卫生、残联等部门要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市残联要将流浪残疾未成年人纳入残疾未成年人康复、教育总体安排。

6、宣传部门。要强化宣传引导,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弘扬中华民族恤孤慈幼的传统美德,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开展慈善捐助、实施公益项目、提供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营造关心关爱流浪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7、共青团、妇联和妇儿工委。要密切配合民政部门,动员社工队伍、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等,帮助救助保护机构开展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教育与矫治。

8、司法部门。要依法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流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

9、教育部门。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根据学生特点和需要,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学生掌握就业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进行重点教育帮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教育资助和特别关怀。要建立适龄儿童辍学、失学信息通报制度,指导学校做好劝学、返学工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要积极做好协助工作。

10、市编委办。根据救助管理机构工作需要,合理确定人员编制,配备与工作相适应的人员。

11、交通运输、铁路部门。对安排接送返乡的流浪未成年人,交通运输、铁路等部门要在购票、进出站、乘车等方面积极协助,提供方便。

12、扶贫办。进一步落实扶贫开发政策,把流浪未成年人贫困家庭纳入扶贫帮助对象,帮助家庭脱贫致富。

13、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要完善三级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网络,增强救助保护能力。强化流浪未成年人源头预防和治理工作,教育家庭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加强对家庭履行监护责任的指导和监督。对困难家庭予以帮扶,提升家庭抚育和教育能力,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村(居)民委员会要建立随访制度,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或者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要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要报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其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三、工作要求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2

我镇共有困境未成年人27人,其中男性12人,女性15人,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5岁,残疾人3人。导致困境的原因,一是父母死亡(离异或服刑),二是未成年人本人残疾。

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强化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积极探索建??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监测预防、发现报告、风险评估、帮扶干预”联动反应机制,构建覆盖城乡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网络,推动建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督为保障、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形成“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保护对象由原来的流浪未成年人延伸至面临生存困难、监护困境、成长障碍的未成年人。主要包括:

1.因监护人服刑、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2.缺乏有效关爱的留守流动未成年人;

3.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

4.身体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

保护范围:摸清辖区以上四类未成年人基本情况,建立信息库。

(一)打牢监测预防基础。承担信息收集等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事宜,对本区域内困境未成年人进行全面排查。根据原因确定困境未成年人类型,了解困境未成年人在家庭、村(社区)、学校的基本情况,建立困境未成年人基础数据档案。

(二)建立发现报告机制。建立多渠道发现机制,积极发动志愿者队伍、村(社区)群众等,对发现困境未成年人或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主动向派出所和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等报告信息。

(三)开展分类帮扶干预。根据困境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及风险等级,实施分类帮扶。

1.对因监护人服刑、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由镇民政办牵头落实孤儿保障政策。

2.对缺乏有效关爱的留守流动未成年人,由镇妇联、团委牵头落实“留守儿童(学生)之家”总体规划开展帮扶。

3.对身体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由镇卫生院牵头落实新农保帮扶政策,镇民政办负责落实城乡医疗救助。

4.对失(辍)学儿童,由镇中心小学牵头,镇民政办、团委和妇联协助,共同落实助学政策,帮扶实现义务教育。

5.对困境儿童,各相关单位结合“双联”行动,与困境未成年人及家庭开展“一对一”的帮扶活动,并把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纳入城乡低保或及时落实临时救助帮扶政策。

6.对问题儿童,属于有心理疾病的问题儿童,由镇民政办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正。属于有轻微违法行为的问题儿童,由派出所及司法所牵头开展法制宣讲进行帮扶教育。

7.对残疾儿童,由镇残联牵头落实残疾人保障政策,并开展帮扶。

镇民政办:负责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的开展,制定工作方案,填?????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信息汇总表。建立困境未成年人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纳入低保等保障范围。

中心小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督促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帮助解决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采取措施防止适龄儿童、少年辍学。加大对困境未成年人落实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的力度,建立在校困境学生档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帮扶。

派出所:协助做好安全防范、户籍查询、信息采集以及流浪困境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严厉打击拐卖、拐骗未成年人和胁迫、诱骗、利用和组织未成年人乞讨、违法犯罪活动。防止家庭暴力、打击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行为。发现困境未成年人及时告知、引导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

镇司法所: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排查、建档、帮扶工作,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学习状况。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便利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镇卫生院:医疗机构接到群众拨打困境未成年人的急救电话后,及时安排医护人员出诊救治,同时

通知民政办做好费用结算移交工作。镇团委:负责将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纳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考核内容,动员组织青少年、社会工作者、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开展教育矫治和结对帮扶活动。

镇妇联:将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纳入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计划,积极帮助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提升家庭抚育和教育能力。

镇残联:为困境残疾未成年人开展康复、教育和就业培训援助,掌握残疾困境未成年人信息,并纳入扶残助学项目。

(一)准备阶段(2015年4月—2015年5月底)统计完善困境儿童基本情况表。

(二)启动阶段(2015年6月1日—2015年6月底)按照《__县2015年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计划》沐未保办发〔2015〕2号文件相关要求,制定我镇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分类帮扶方案。

(三)推进阶段(2015年7月1日—2015年12月底)准备物资及资金,实施分类帮扶。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镇成立由镇长任组长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组长:__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3

为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管理工作,维护流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283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政办发[]111号)精神,现就我市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及时有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实行关爱性救助管理和保护,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救助保护措施,有效保障了这部分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但由于受人口流动加快、少数家庭监护缺失等因素影响,我市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流浪现象仍然存在,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不畅和服务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行职责,完善政策措施,切实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及保护工作。

二、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快建立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相适应的救助管理服务体系,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基本原则。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落实政府责任,发挥基层组织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工作合力;坚持预防为主和救助管理并重,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责任,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手段,积极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坚持救助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三)主要目标。到“十二五”末,初步建立覆盖全市、发展平衡、及时高效的流浪救助管理服务网络,建立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不断强化救助管理保障能力,确保全市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能及时得到救助保护、妥善安置,基本实现城市街头无流浪乞讨人员工作目标,全面提升救助保护水平。

三、明确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实现救助服务与救助需求无缝对接。市民政部门要围绕创建国家一级救助管理机构目标,抓好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管理和市救助站改造工作,力争年底新增救助床位200张,建筑面积达5000平方米。各县市要积极推进救助站设施的改造建设,提高救助管理能力。探索设立街道、社区救助服务咨询点,在城市出入口处、商业繁华区、交通要道、车站等重点区域设置救助引导标识牌,公示求助电话,扩大救助网络覆盖面。

(二)加强救助网络建设,坚持依法救助与人性管理同步推进。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认真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利用街道(乡镇)、社区(村)现有资源,结合推进网格化社会管理,通过设立救助点、指定网格员或其他人员负责救助管理工作、聘请志愿者作为救助信息员等多种方式,做好辖区居民外出流浪乞讨的预防工作,规劝、引导外地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点求助,并及时告知救助管理机构进行救助。要加大街头主动救助力度,以车站、广场、繁华街区、党政机关办公驻地、各旅游景点、地下通道、桥梁涵洞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场所为重点区域,以流浪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危重病人、残疾人和老人为重点救助对象,全方位开展救助工作,劝说、引导、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并做好夜间站内巡查救助服务。对不愿投站的流浪乞讨人员和其他街头生活无着人员,由救助管理机构提供必要的饮食、御寒衣被等救助。对需要医院治疗的,先救治、后救助,确保街头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生命安全。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救助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行政监督,提高救助工作质量和管理效能。各级救助管理机构要改善救助服务条件,实行人性化、亲情化服务,保障受助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安全;实行24小时值班接待制度,使受助人员及时得到登记、甄别、接收和妥善安置。对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先救助、后甄别;对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离家出走等原因遇到困难的人员,实行分类救助;对陷入困境、居无定所、流落街头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及时设立临时避护场所。

(三)加强打防机制建设,促进保护合法权益与打击非法行为有机结合。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流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措施。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凡接到举报发现拐卖、拐骗、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组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要立即出警处置,认真检查甄别,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要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的巡查,发现流浪未成年人的,护送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检验比对,依法打击拐卖、拐骗、组织、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牟利或组织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和团伙。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引导护送流浪未成年人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坚持“先解救、后救助”的原则,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被拐卖、拐骗、胁迫、诱骗、利用乞讨的残疾人、未成年人的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对于公安机关解救、护送来站的未成年人,救助管理站要做好接收工作,福利机构要做好婴幼儿临时代养工作。要做好返乡、安置和流出地预防工作,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力接回的,经协商后由救助管理站接回或送回;对符合条件的安置对象,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积极探索社会代养、家庭寄养等社会安置模式;返乡流浪人员或其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做好救助保护和帮扶工作,将符合条件的返乡困难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发挥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监督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或个人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饮食、衣被等帮助,探索开展社工干预、法制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服务,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回归家庭和社会。

(四)加强联动机制建设,促使经常性主动救助与延伸救助服务紧密联结。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解救、保护流浪未成年人工作。民政部门要组织、指导、监督救助管理机构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街头救助、身份甄别、救助返乡等工作,确保安全防范等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强讨恶要、滋扰他人、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交通安全等乞讨行为,协助救助管理站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结合社区警务布点,视情在救助管理站设立警务室,维护救助管理站人员安全和工作秩序。城管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告知并协助公安或民政部门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依法处置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污损公共设施和随处涂画、制造噪音等破坏城市市容环境的行为。卫生部门要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对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肇事肇祸等危重精神病人及时救治。财政部门要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经费自然增长机制,确保救助工作各项经费的落实。编制部门根据救助工作量,按一定比例合理配备人员编制。人社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定其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对救助保护机构的教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职称评定和岗位聘用。教育部门要建立适龄儿童辍学、失学信息通报制度,指导学校做好劝学、返学工作;支持救助机构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做好有轻微犯罪流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司法部门要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卫生、残联等部门要协助救助保护机构对流浪残疾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等。交通运输、铁道等部门要指导各车站协助民政部门做好救助工作,为救助管理机构购票、乘车和接送流浪未成年人进出站提供便利条件。妇联、团委等组织要配合救助管理机构建立妇女儿童庇护中心,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纳入部门工作总体规划。各乡镇(街道)要做好本辖区内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各街道、社区、城市主要道路及广场、车站、景点等公共场所的管理或经营单位,要对本区域内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告知、引导,发现利用乞讨行骗的,及时向公安、城管部门报告。

四、全面落实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民政、财政、公安、卫生、编办、人社、住建、交通、司法、教育、城管、妇联、团委、残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市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负责救助管理日常工作。各县市区要成立相应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要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府目标管理,建立和完善工作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对重复流浪严重、流出量大的重点流出地区进行警示和挂牌督办整改,对工作不力、未成年人流浪现象严重的地区,追究该地区相关领导的责任。

(二)完善投入机制。各地要对救助管理工作经费予以保障,将救助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年实际救助情况和当地生活物价水平作相应调整,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保障救助工作的必要开支和救助机构的正常运转。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经费实行独立核算,并参照儿童福利机构孤儿供养标准落实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标准。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救助管理工作,推进救助管理社会化。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4

一、加强机制建设,整合成员优势,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整体发展。

1、组织体系严密,领导高度重视。县未委会办公室根据全年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情况,及时调整未委会领导小组成员。2008年底成立“12355星光自护学校领导小组”,由团县委叶东同志任组长。在各基层团组织中设立专职权益委员,为所有学校配备法制校长。及时下发2008年未保工作要点,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闲散青少年排查和管控以及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列入基层共青团工作考核内容。年底,希望工程*工作站获得“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工作站项目管理奖”。

2、成员单位联动,健全工作机制。县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结合本部门职能,积极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未委会办公室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听取各成员单位工作情况,制定《*县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信息报送制度》,明确信息报送内容、报送原则、信息处理及考核办法、信息工作要求,确保各委员单位和各乡镇更好地交流工作经验,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全县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按照县综治委统一安排参加了年终综治工作检查,通过检查促进工作,完善考核机制,确保全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制度、有考核。县未委会逐步探索建立与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系机制。通过与关于青少年事务与法律界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逐步建立起经常性的沟通联系机制,对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案例、做法以及其他相关内容进行沟通,借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工作平台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有效开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3、整合社会资源,狠抓“69140120”青少年心理与维权热线建设。县未委会有效整合、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发动社会力量加大服务青少年力度。成立“69140120”青少年心理与维权热线,招募心理咨询志愿者,聘请心理咨询教师、法律咨询专家等专业人士,为我县青少年提供在法律维权、心理健康、政策咨询、就学助困等方面公益咨询服务。热线通过组织志愿者定期研究热线咨询内容特点,有针对性地进社区、进学校开展心理咨询活动,进一步贴近青少年需求,服务青少年成长。

4、建立健全法制校长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法制校长作用,进一步延伸青少年法制教育作用。近年来,法制校长工作作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点力量,一直以来受到县未委会的高度重视,全县71所中小学校配备法制校长连续4年达到100%,学生每学期至少可以上2课时的法制教育课和自护训练课,有效提高了在校学生法律意识。在工作中通过法制校长聘任、法制校长研讨会、“十佳法制校长”评选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法制校长的工作热情,深化法制校长工作。在全市优秀法制校长评选活动中,我县公安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陶严学等4名同志成功当选。县未委会先后组织综治办、司法局、公安局、教委等未委会成员单位就进一步加强法制校长工作进行专题研讨,制定和完善工作意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此外,县未委会高度重视学校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主阵地作用,将青少年法制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纳入了“五五”普法和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县教委将学校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情况纳入了学校的有关工作目标进行考核。为切实做到法制教育、教材、师资和课时的“四落实”,*县在整合县内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团市委、市未委会的教材、师资等资源为我所用,丰富青少年法制教育内容,开拓工作思路。

5、整合社会资源,加大经费投入,保证工作有效推进。县未委会有效整合、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发动社会力量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县财政每年拨付专项经费2万元。2008年,未委会向15个乡镇和1个城镇办事处每个单位拨付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专项经费1000元,各乡镇同时也投入部分匹配资金,保证工作顺利开展。

二、加大教育力度,拓宽宣传渠道,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律观,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1、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广大青少年中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坚持用党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教育引导团员青年,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开展“学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构建和谐*”、“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文明礼仪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和谐*建设。围绕创建全国生态县、创建全国卫生县城等我县中心工作,抓住植树节、“世界地球日”、“世界清洁地球日”等教育契机,结合“群众性生态文明创建”活动要求,开展“青春奥运绿色行动”、“保护母亲河行动”、“奥运在我身边绿色在我心中”作品大赛、“创建国家生态县青年志愿者清洁城市行动”等主题活动,教育全县青少年为家乡生态建设贡献力量。

2、面向社会宣传与青少年成长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了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定职责,未委会成员单位印制了涵盖“两法一条例”、青少年自护知识汇编、普法诗歌、漫画以及相关案例等内容的《与法同行伴你成长》法律宣传书籍,开展“妫川‘五五’普法四季行”活动,组织我县1000名青少年参加“全国青少年网上普法知识大赛”,举办了以“志愿*与法同行”为主题的“法制教育宣传周”活动,以“情景剧大赛”、“送法进社区”、“送法进校园”、“送法进家庭”等活动为载体,将学校普法、社会普法、家庭普法、行业普法有机结合,有效促进相关法律法规深入人心,营造社会依法保护青少年的良好氛围,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取得实效。

3、积极开展青少年自护教育工作。未委会办公室充分发挥自身所依托的共青团组织优势,通过共青团组织、少先队组织、69140120青少年心理与维权热线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青少年自护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中小学生防火、防盗、防抢课外实践活动,开展佳羽有约“国际家庭日”、“与大学生面对面”心理访谈节目,进入石河营西和燕水佳园等社区为同学和家长解答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心理问题,组织青少年代表参加12355北京市星光自护夏令营,邀请12355北京市青少年心理与法律援助热线主管何明华老师、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老师对青少年工作者及家长进行青少年心理培训。此外,为更好地服务青少年抵御侵害、健康成长,县未委会成员单位利用社区学校、青年中心举办“和谐家庭、快乐成长”周末公益大讲堂活动,请身边的好家庭、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为社区居民授课,为社区家长、青少年传授如何构建和谐家庭、如何躲避危险、如何关爱社会公益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通过多层次,多类型,多渠道的青少年自护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环境的良好氛围。

此外,为进一步扩大青少年自护教育的覆盖面,提高青少年自护本领,县未委会积极争取市未委会优势资源,目前正在我县城镇办事处、*镇、永宁镇3个重点地区建设12355星光自护学校,预计2009年暑期可正式投入使用。

4、坚持做好、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工作是青少年法制工作的重中之重。县未委会以国际禁毒日、世界艾滋病日等为契机,实施“青少年远离行动”和预防艾滋病“青春红丝带”行动,积极策划寓思想性、教育性、娱乐性为一体的宣传教育活动,组织禁毒宣传志愿者进入学校、社区开展“珍爱生命远离”和“珍惜青春放飞梦想”健康教育系列活动,发放知识手册,张贴艾滋病预防宣传画,广泛宣传危害、预防艾滋病等相关知识,教育青少年远离、预防艾滋、珍爱生命、健康生活,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禁毒、防艾意识。

三、关注重点人员,扶助弱势群体,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1、专题部署重点人排查管控工作,完善基层组织机构,实施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加强对社会闲散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一是健全基层组织机构建设,在我县15个乡镇和1个城镇办事处设立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机构,不断推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向基层深入,整合村委会、社区、文化大院、青年中心等可利用资源,充实基层干部队伍,对负责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进行法律知识等相关培训,提高其工作能力和水平;二是收集我县“失学、失业、失管”人员信息,对社区闲散青少年信息系统实行定期更新,对重点人的排查和管控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三是抓暂住地流动青少年法治教育和维权工作,针对流动青少年特点采取主动服务和宣传为主的服务形式,以民工子弟学校为主、以建筑业和企业为辅开展管理服务工作;四是针对问题青少年,采取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教育培训等形式,加强励志教育,针对服刑期已满的青少年,协调相关单位建立帮教档案,坚持做到上门走访一次,上法制课一次,办实事一件,以结对帮教的形式开展长期的帮教工作,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五是在年初“两会”、开展平安奥运工作、奥运火炬传递期间诱发的抵制家乐福超市等重要敏感时期,县未委会相关部门及时制定应急预案,发挥学校、城镇办事处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开展大量细致的宣传工作,重点做好对社区闲散青少年等高危青少年群体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及心理疏导工作,千方百计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重要敏感时期的社会稳定。今年,我县有25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较去年减少28人。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5

青少年违法犯罪一般是指14周岁至25周岁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其中重点是14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来,全州公安系统共抓获青少年违法犯罪人员449人,平均占抓获违法犯罪人员的17.1%;**年—**年四年来,全州法院系统共判处未成年罪犯102人,较**年—**年的未成人年犯罪总人数(87人)上升了14.7%。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格尔木、德令哈两市,分别占青少年犯罪总人数的72.5%和20.5%。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较小者为数不多,14—16岁的共有8人,无业、辍学等“自由职业者”较多,占80%以上,性别单一,均为男性。罪犯类型主要集中在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和强*罪4种,以暴力性犯罪行为占主,其中抢劫罪居首,占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40.2%,其次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分别占到21.9%和19.5%。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一人多次犯罪呈上升趋势,由成年人带领参与教唆犯罪占有相当比例,智力型或技术性犯罪已有苗头。从以上数字来看,我州青少年犯罪现象在一定区域内还较为突出,且呈递增趋势,暴力性犯罪倾向严重。因此,切实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依然是综治工作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全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开展情况

(一)健全机构,完善机制,逐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年我州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以来,州综治委预防办加大力度贯彻落实《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各地、各成员单位相继建立了工作机构、明确了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和相关制度,开展了多项工作,取得了一定实效,形成了综治主抓、共青团(预防办)牵头、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多方配合的工作格局,全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有了一定的保障基础。

(二)积极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

近年来,全州把青少年法制教育纳入“四五”普法规划,以学校为重点,深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宣传教育活动,加大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了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司法局制定了《**州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向全州中小学校赠送《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法制宣传材料及光盘80套、《法律进校园》挂图91套;教育局加强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和辅导员的配备,**年以来,共在全州中小学上法制课大课400场次,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学习法律常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以发放法制宣传画、法律知识宣传单、法律讲座、报告会和法律咨询等形式,深入学校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妇联利用“三八”维权周、“六一”儿童节、“6.26”国际禁毒日等节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让进我家”、“青少年远离网吧、远离不文明行为”、小公民道德实践“四进”宣教活动;各级团队组织通过开展法制主题团队会进行集中教育,进一步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有效地预防了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部门联动,强化职能,着力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近年来,各成员单位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职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州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通知》,将预防计划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在各中小学中将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融入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组织操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青少年违法犯罪,加强社会治安防范;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实践少年司法保护制度,做好案中帮教和案后回访考察;审判机关完善少年法庭、圆桌审判制度,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寓教于审原则,做好帮教和矫治工作;司法机关充实学校法治教育力量,创新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州文体广电局不定期开展青少年文化活动,推出了一批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电视、广播节目,丰富了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文化、公安、工商等部门清理整顿出版物市场,收缴、色情的卡通画册和“口袋本”图书,清理违规网吧、游戏机室,进行定期巡查,净化文化市场;团州委不断深化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建立整体联动的维权网络;民政局深入开展弱势青少年群体社会救助工作,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规划实施“明天计划”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项目;州妇联制定实施家庭教育“十五”规划,充分发挥家长特别是母亲在家庭教育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中的特殊作用,大力加强家庭教育,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倡导文明和谐新风。

(四)强化措施,体现关爱,切实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让弱势群体和困难家庭看到希望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预防工作的重要环节。共青团、妇联、教育、民政等部门对因经济困难造成辍学的学生通过送温暖、“希望工程”、“城乡少年手拉手”、“春蕾计划”、“圆梦大学”等活动,帮助辍学学生、失学儿童和困难大学生重返校园,保障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社会失业青年建立青年就业培训基地,完善职业介绍网络,拓宽就业渠道,并积极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帮助进城务工青年追讨拖欠工资维护青年的劳动权益。民政局加强单亲家庭子女、孤残、流浪乞讨等青少年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工作,三年来共通过“明天计划”完成95例孤残儿童康复手术,将1185名单亲家庭子女纳入城镇低保范围,累计救助65名流浪乞讨儿童;去年,团州委、州司法局联合在全州各地成立了青少年(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中心,为弱势青少年群体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领导和工作机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尚不健全,工作队伍和制度亟待加强和完善;二是部门间工作配合不够,工作缺乏整体合力;三是预防工作的观念和手段滞后;四是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待加强;五是一些容易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清除。

三、今后的工作方向

今后我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平安**、文明**建设为根本,以进一步实施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实施的“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为统揽,突出重点群体,强化教育服务,完善工作格局,夯实基层基础,真正体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是主线,预防是关键,服务是重点,维权是保障,建设是基础的总要求。在此基础上,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抓好未成年人重点群体的预防违法犯罪工作。以流浪未成年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边缘学生群体、闲散未成年人特别是毕业后未升学就业的未成年人等群体为重点,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

一是加强对流浪儿童的教育保护。以《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政策为契机,积极推进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其救助保护、工作示范、功能辐射和培训交流等作用。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幕后控制、操纵流浪儿童乞讨和教唆流浪儿童犯罪的团伙和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权益。

二是做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工作。通过制定和落实有关政策,解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养育、监护、教育、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通过志愿行动等形式,广泛开展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活动,多渠道开展帮扶救助工作。

三是加强对闲散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积极实施“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建立闲散未成年人信息管理系统,推动组建专业社团,建立社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站点,对闲散未成年人开展“一对一”、“多对一”的学习辅导、就业培训和生活帮扶。

四是加强对边缘学生群体的教育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和“两免一补”政策,有效防止和减少中小学生辍学、失学。发展初等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拓宽未成年人就学渠道,防止未成年人过早流入社会,误入歧途。

(二)扎实开展青少年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解决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关键在于源头治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一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社会教育活动,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网络信息、报刊、图书、音像制品,加强中小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积极推进社区青少年法律学校、家长学校和中小学法制副校长队伍建设,继续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周等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深化“青春红丝带”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活动、拒绝网络不良信息和社区青少年远离行动,加强青少年禁毒志愿者队伍建设,抓好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拒绝不良网吧和黄赌毒意识。

三是加强青少年维权服务。推进青少年维权服务中心和维权机制建设,推广建立资源整合、监测预警和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提高对青少年的维权服务能力。认真解决进城务工青年工资拖欠、劳动超强度、工作环境恶劣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加大对进城务工青年的教育和服务力度。

四是深入开展“青春自护”行动。围绕防灾避险、治安防范、网络成瘾、心理生理健康等问题,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青少年自我保护教育。通过建立贴近未成年人的自护教育项目,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青少年自我保护社会化教育体系。

五是加强青少年救助和成长服务。进一步加强对困难、弱势青少年的帮扶和救助,加大对闲散青少年的技能培训、就业等服务,加强对问题青少年的帮助和教育,使他们度过难关、树立信心,重新融入社会大家庭。

(三)着力构建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一是推动完善未成年人立法和少年司法制度。结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积极参与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促进有关部门制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配套工作机制,在已有少年司法制度基础上,改革不适应未成年人特点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观念,建立完善综治、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联席会议制度。

二是针对突出问题开展多部门联合整治。继续联合整治打击制售“口袋本”图书、有害卡通画册及不良游戏软件的行为,查处“黑网吧”和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网吧,整治传播色情信息的网站,净化荧屏和声屏,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的综合治理,深化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工作,清除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良因素。

三是继续开展“为了明天工程”宣传。借助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多种媒体,通过举办论坛、开设专栏、专题节目、文艺晚会及公益广告等形式,宣传政策,树立典型,推广经验,不断扩大“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的社会影响,调动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加强各成员单位间的信息沟通,各成员单位每年向州综治委预防办(团州委)报送信息不少于6篇。

(四)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一是强化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做好基础数据的统计、上报和衔接工作。各成员单位要从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育品德高尚、奋发向上的一代新人,是着眼于未来的“希望工程”、“民心工程”,是全社会共同承担的重大责任,是确保**实现“两个率先”,确保现代化建设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上认识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加强与公安户籍部门的联系,做好14-16、16-18、18-25周岁常住和暂住青少年基础数据的统计、汇总、上报和衔接,为科学监测全州青少年违法犯罪夯实基础。

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法律研究,充分发挥其理论前沿阵地的作用,通过举办“为了明天”论坛、专题研讨会等方式,对我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各个领域的发展形势和面临的问题开展研究,为预防工作提供科学决策参考。同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力量针对广大群众关心的流浪未成年人、闲散未成年人和预警监测等焦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制定解决措施。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6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民政部等十九部委《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和市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有关要求,结合我镇实际以“以人为本”为工作原则,以保护流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工作目标,齐抓共管,在9月1-10日进行流浪未成年人集中救助保护行动,净化社会环境,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责任分工

(一)社会事务办公室

1.发挥牵头作用,组织实施相关政策法规,完善和健全镇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和困难,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指导和督促各部门及各村做好工作。会同镇党政办公室建立完善考核机制,定期通报镇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情况,建立挂牌督办和警示制度。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积极性,形成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合力。

2.做好安置返乡,救助保护机构运用救助保护信息系统,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及时安排护送返乡。

(二)镇派出所

1.发现流浪未成年人,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加强出警工作,接到发现由成年人携带或操控的流浪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的通报或“110”报警,应当进行调查、甄别,对有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嫌疑的,要依法查处;对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批评、教育并引导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无力自行返乡的由救助保护机构接送返乡,公安部门予以协助配合。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直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2.综合运用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和向社会寻亲公告等方式,协助救助保护机构积极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3.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或者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节严重的,要予以训诫,责令其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三)城管中队

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直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四)卫生院

1.做好对流浪未成年人中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传染病人的基本医疗救治工作。

2.坚持“就近治疗”的原则。在救助中发现的流浪危重病人,由就近医疗机构进行抢救治疗。

3.坚持“先治疗后救助”的原则。对在救助过程中发现的危重病人,由医院先行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属于救助对象的,由救助保护机构负责安置及经费结算。

4.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做好救助对象的卫生防疫工作。

(五)镇团委和妇联

配合社会事务办做好流女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将其纳入“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计划;动员、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社会热心人士参与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劝导、服务、教育、救助等工作,深入开展“一助一”、“多助一”和“妈妈”等活动,倡导和推进社会热心人士支持、参与照顾和家庭寄养等流浪未成年人安置工作,推动稳定、有效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六)各管区各村

1.建立村民委员会分片包干制度,将辖区内的流浪未成年人及时通报公安或城管部门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

2.发现有成年人携带或操控的流浪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的,及时通报公安部门或拨打“110”报警。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严格依法行政。各部门要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7

[关键词]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通过并实施了十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经过数年的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和听取意见,先后修改十余稿,经人大常委会修订正式通过,并于今年六月一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从原来的56条增加到72条,原有条文大多也有所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理念和保护实践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其中有几点特别令人鼓舞和关注,值得反复认真学习和深入解读。

一、未成年人权利和特殊、优先保护

《保护法》总则第三条是本次修改中在总则中新增加的重要条款,国内立法首次规定: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等,依法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以及受教育等权利,该条文中还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个人认为,这是本次修改中最具影响、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定,有性普遍指导的意义。这一规定是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文件的法律应答和响应,是国际法国内化的实实在在的重要一步,是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后在具体法上的重要体现,可称是我国近15年来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最大的成就和发展成果之一。

《保护法》第一条开门见山指出,本法立法目的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未成年人有什么权利?是全社会或者说是全部有保护责任的人和机关,尤其是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学校、家长等需要特别关注而且是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当然也是未成年人自己需要知晓的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第一部分共41个条文中基本上都是规定需要尊重和保护的未成年人权利,从最根本的生命权到具体的如与父母一起生活、休息、游戏的权利,以及某些特殊未成年人(残疾人)、处在战争、灾害等特殊情况下的未成年人的权利等,内容相当全面、丰富。社会现实中未成年人权利更是十分具体、多样、复杂,有的专家学者分类列出二、三十种甚至更多,《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这一规定非常全面、概括、准确,符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完全一致。同条第二款又独立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更体现未成年人成长中的特殊权利,对未成年人具有特殊意义。

生存权的规定内涵极其丰富。未成年人生存权首先是生命权,生命是自然界发展的成果,人的生命更是自然界的最伟大创造,未成年人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任何权利都无从谈起。生命权对未成年人来说是与其自身幼弱、无力自卫分不开的。未成年人完全不同于成年人,因为他们的生命、存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控制在父母或有关成年人手中的。有时他们在危险面前连呼喊呼救的能力和可能都没有。父母或有关成年人由于自身的情感、矛盾、自私、困难……,都可以成为扼杀小生命的“理由”,无奈、疏忽、无知也会剥夺许多未成年人存活的权利,不当的英雄教育、道德宣传、法律规定也会使一些天真的未成年人失去生命。因此必须重视未成年人的生命权保护。生命权是生存权的根本,也是生存权、受保护权第一位需要受到关注的,这方面还未引起关注、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非常多,例如溺婴、弃婴、自杀、意外死亡、交通事故等。仅举全球儿童安全网络(中国)首次的《2000年至2005年中国儿童意外溺水状况调查结果报告》,我国平均每天有近150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其中溺水死亡占一半以上,幼儿中有三成是由于家长看护不够造成的[1],可见生命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生存权还包括与父母一起生活、抚养、食品供给、疾病治疗、以及摧残、虐待、遗弃、伤害、贩卖儿童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国还有太多的保护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农村、边缘地区。

发展权是由未成年人是处在成长、培育过程中的这一特殊性所决定的,在发展权中受教育权居特殊地位。现代社会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成年人的前途和命运,这在我国各级学校升学中的激烈竞争和家长关注中充分体现,当然这还不仅是小孩个人发展问题,而且是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大问题。发展权还包括受到良好生活照料,获得健康成长需要的物质营养、精神财富、信息资料、技能学习、友谊、和谐环境、不受不良信息的毒害以及不受到的毒害等。

受保护权。因为未成年人是易受到侵犯和伤害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命、生存、健康、生活、隐私、财产、知识产权等可以完全不为人们所重视、所尊重,这方面会涉及到个人或社会的各个方面。受保护首先是体现在国家法律的保护,应该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的保护,最后的保障是国家机关的法律保护。其他生存、发展、参与权都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还有一些特殊保护,如犯过错时需要关心、教育、挽救,违法犯罪也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从轻从宽等等。

参与权。这只有真正把未成年人作为独立、有自主能动性的主体,平等尊重,让其参与与其发育水平、身分、认知能力相适应的学习、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包括与其自身利益有关的各种活动,发表意见,批评建议,创作,维护自己个人、他人或未成年人集体以及社会、国家的权利、利益。从我国已有的实践经验,提升未成年人参与有关未成年人法的立法活动是未成年人参与权的高层次体现,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贯彻执行《保护法》不仅要明确强调上述权利,更要强调特殊、优先保护的原则。特殊保护与优先保护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是非常必要不可忽视的原则,它基于未成年人是成长中人,生理心理不成熟的人的科学论据之上,建立在未成年人认知水平和能力还比较低,幼稚弱小易受欺骗伤害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由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地位、易受伤害的特殊弱势,党和国家重视和肯定未成年人权益特殊保护与优先保护原则,认为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是我国实践证明正确、受到公众支持的社会政策,现在通过立法成为是保护法的基本理念与指导思想。这一原则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中表述为:不论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这被国际社会称之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我国修订后的《保护法》有关特殊保护与优先保护的规定是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的上述规定完全一致的。

特殊保护规定先于、重于一般保护,一般保护规定服从特殊保护规定。特殊保护特殊在优先考虑保护法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在法律阙如的情况下,就可以遵照特殊保护与优先保护的规定精神,依法作出决定或提出意见、建议向主管部门或领导报告请示。

二、司法机关扩大收办权益保护案件

《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这一条修改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的案件中增加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二是在“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之后,增加了当然也说是特别强调了“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首先,要充分评价这一条修改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保护法》总则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特殊权利要特殊保护,具体的要在有关保护的具体各章节条款中落实,司法保护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1)司法保护是其他保护不可少的配套和延续;(2)司法保护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他保护提供保障和最后保证;(3)司法保护还对进入司法程序的特殊对象具有特殊意义的保护。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司法保护就不能全面、有效、持续落实其他保护。司法保护是不同于其他保护的独立的、特殊的保护,具有其他保护无法代替的作用和地位。

但是,修改前司法机关只接受刑事犯罪案件,保护实际上局限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涉及刑事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未成年人,而多数未成年被害人以及大量其他非刑事的权益受损案件,都不在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察机关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实际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一次修改中明确赋予司法机关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有直接干预的权力,而且同条款中突出强调了“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保护法》从指导思想、指导原则到具体司法保护实施中全面体现、始终贯彻落实。这条规定是我国实践中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有力的推动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开拓发展,如法院试建综合性少年法庭,接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案件,有的地方检察院在检察机关内部探讨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与民事检察机关的协调合作机制等就是很重要的开拓性实践活动。

为了与此条规定相配套,一方面是在司法保护的其他条文中相应有许多新规定,如第五十条中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第五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并适应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和健康成长的需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活动中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等”。

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许多具体的保护条款,使司法保护具体化具有了可操作性,如:第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五十六、五十七条,等等。

三、未成年人自我保护

《保护法》总则第六条第三款在“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后面,增加“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的规定,是建立在未成年人是成长中的独立主体和未成年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是吸纳我国理论研究和地方立法的原创性成果[2],总结、提升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创造性规定,不仅对构建我国完整有效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丰富充实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参与权的概念,为儿童参与权增添极其重要的内容,并更加具体化、科学化。

长期以来,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到近现代的儿童法律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关注点、着眼点,都是关注外在环境或力量的保护,把未成年人看成消极被动受保护的对象。这在历史发展上是巨大的进步,但认识上并非完美而是有缺陷的,我在保护法修改的过程中,多次通过论文或讨论论述过未成年人是必须受到尊重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权利主体[3],旨在建立外在保护与自我保护协调、结合的完整保护体系。修改前的《保护法》虽然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等,这些都是外在力量的保护,是改善外在环境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保护,这些保护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非常必要的、不可少的,但是,只规定外在力量、外在环境的保护,把未成年人仅看成被保护者是消极的、片面的,要充分的、足够重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作用,把自我保护开发、发展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科学的、可操作的基石性保护系统、培育系统。

当今实践和理论研究证明,未成年人成长进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矛盾,是与社会进步发展所展现的复杂性、多元化分不开的,我国近二十余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这一点看得愈来愈清楚,社会进步发展带来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生活的同时,社会上不良事物与现象也是常常是闻所未闻、防不胜防。24小时不间断的影视、媒体、信息网,既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有引人堕落的暴力、色情、灰色、颓废、诱惑等等腐蚀毒害的内容;丰富多彩、遍布角落、诱惑力极强的广告和商品,既丰富美化生活,又煽起贪婪淫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疏忽、矛盾、摩擦、纠纷、不满,有时是家长、老师、有关人员怎么想、怎么防都想不全、防不了的。如此种种,家长、学校、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能全都看得到、管得住吗?因此,只有外在的多方面保护还是不完整、不安全、不可靠的,只有在承认未成年人是独立能动的权利主体前提下,尊重、相信未成年人在成长中的体力、智慧、品德、知识、水平及其社会责任感,发挥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动性,才能以保持未成年人的良好素质“不变”来应对外在不良事物因素的“万变”,才能变消极保护为积极保护,变单一保护为全面保护。通过提高未成年人的全面的良好素质、正气、能力,与其他保护相配合、协调,可有效、有力地防止无孔不入、不断变化的不良事物的影响、冲击。主客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够保证未成年人保护形成一个全面完整的、积极有效的、先进科学的、有法律依据的保护体系。

自我保护要与增强社会责任感相结合,相辅相成,社会责任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成长成熟、自我完善、自我保护的重要品质和体现。完整的保护体系是外在保护与主体自身保护两方面的有机结合,需要主体方面积极参与,特别需要未成年人自我教育,提高认识、识别能力,提高社会责任感;培育自我调节、自我规范、自我控制、自我防范、强化意志、抵制诱惑或不良侵害能力,使社会责任感成为自我保护和社会保护的人格力量。这样,与外在方面有政府、家庭、社会、学校、司法各个方面的保护力量改善环境、条件相结合,形成多方面协调的科学严密的保护体系,具有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战略作用和地位。

早在1987年上海市人大通过实施的我国第一部保护青少年的地方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中,“自我保护”曾专门规定一章,具体规定“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2004年通过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仍旧充分肯定并保留“自我保护”这一章,尽管在内容、手段、可操作性等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但是其科学性、必要性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扬、借鉴的。

为了让这一修改在实践中真正能发展成内容丰富、科学的、可操作的基石性保护系统、培育系统,在涉及保护战略、理论、指导思想的完整性、能动性、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更需要在内容、制度、手段、办法等许多方面实践探索,仅提出以下十个问题性纲要和个人设想、意见,促进共同考虑:

1.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是指:未成年人提高和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或通过集体组织的力量,积极参与与自己有关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拒绝诱惑或抵制不良环境、不良影响;学法知法,加强法制观念,自觉遵纪守法、自觉控制不良行为,防止伤害,避免罪错,健康成长。

2.尊重和承认未成年人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权利主体,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和希望,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依靠和根本力量。充分认识增加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全面贯彻实施国家素质教育的战略要求,是形成全面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基本构成。

3.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内容包括:从小加强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积极参与有关自身权益的立法、司法活动;保护或保障未成年人根据自己年龄和认识水平积极参与与自己相关的立法调研、咨询、建议、评议、审议的权利;了解社会动向,组织自我保护学习和自我保护活动的权利;提高和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或通过集体组织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呼吁、声援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活动的权利;提高素养,拒绝诱惑或抵制不良环境、不良影响;学法知法,加强法制观念,自觉遵纪守法、自觉控制不良行为,避免罪错,健康成长。

4.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形式主要有:参与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关的活动、组织维权、请求援助、自主报告、检举控告、申诉辩护、接受管理指导、开展自我教育活动等。

5.自我保护能力需要培养和随着年龄逐步提高,学校、家长要学习和掌握培养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的方法、途径;政府鼓励、支持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积极性与能动性,要有措施提高未成年人识别、自控、自制、抵制能力;通过规定制度确立:提高和培养未成年人独立的自我保护能力是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学校、家长及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

6.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有渠道、有帮助力量实现向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请求援助,被请求部门或单位应当接受并在责任范围内及时采取措施,或提供具体指导与建议。

7.做到任何组织和成年公民发现未成年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或其人身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应当及时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报告。

8.总结经验,创造办法,让未成年人自觉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制观念,实践遵纪守法,防止不良行为是重要的自我保护手段。

9.未成年人增强社会责任感,自律、互律。做到:不吸烟、饮酒;远离;不携带管制刀具;不打架骂人或强索他人财物;不;不逃学逃夜;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活动场所;不携带、不传送、不观看不良的影视读物;不参加组织、不良团伙及其任何活动;不做其他危害自身和他人身心健康的事,这是自我保护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

10.共青团、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是未成年人的代表、朋友,带领未成年人维权是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有机组成部分。自己如何代表并指导未成年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映未成年人合理要求;如何经常性正常组织立法调研、咨询与援助活动,同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作斗争;如何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自我教育及其他有益活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随着我国自我保护实践的发展、创造,理论研究的深化,内容、程序的日益丰富、完善、具体化,我建议专门研究制定一部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法。

四、家庭教育

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中一个特殊重要的领域,《保护法》在总则后紧接着就是第二章家庭保护,其中第十二条增加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扶养教育未成年人”,还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这也是在我国立法上首次规定、值得深入解读的新内容,具有深远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贯彻实施中有许多工作急切需要在实践中开拓、探索。

未成年人保护从家庭开始,其基础将追溯及未成年人出生前的父母甚至更早,总体上说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保护是天性的、无私的、全面的,但是悲剧在于未成年人受到侵犯、伤害,最早、最严重、最无情、最无奈也大量是来自父母及家庭。家庭、家长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未成年人保护中如此重要和特殊,在未成年人伤害中也是如此。未成年人从出生来到人世,生命、生存、健康、教育、发展、成长,首先就是家庭、家长的保护,而且时间长达整个未成年人关键成长期,这在目前情况下还是无法由别人代替的,这就是家庭保护在未成年人保护的初始性、基础性、重要性,小平同志在好些方面都说过“从娃娃抓起”,我理解是包括强调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有教有育,涉及做人行事、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需要国家花大力气开拓的领域,良好的家庭教育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指导的、管理的,支持的、限制的,正确的、科学的,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非科学的、错误的都是有损的、侵害的。我国家庭教育千百年来靠父子传袭、社会道德习俗影响,长期处在自发性、经验性的状态下。由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尤其是广大农村十分封闭、现代化进程缓慢,现代科学教育的发展似乎对家庭教育的影响、改变不大。长期封建家长专制统治主义的传统,把子女当作个人财产的观念根深蒂固,“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许多家长教育子女的信条和原则,而家长似乎个个结婚生子后就由上天赋予了教育子女的权力与能力,实际上是父母们基本上克隆自己父母怎样对待自己的那些方法,按自己个人的感觉、情绪、认识水平、道德标准走。新中国成立以后,封建专制的家庭习俗受到批判和改变,新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当今我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急剧发展,社会竞争空前激烈,独生子女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独有的特点,使我国家庭教育存在重大的误区和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独生子女的背景下,普遍存在的过分呵护、疼爱,以爱代教,甚至溺爱、纵容;社会转型、科学发展、竞争激烈,家长对子女期望不符合实际,不断增加学习压力,压抑未成年人个性发展,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请人代管代教,或者交给学校,以他人、学校教育代替家庭家长自己的关心和教育;以钱代教、以学代教、以罚代教。棍棒教育仍有相当的影响和市场,体罚在有些家长心目中仍是教育孩子的唯一手段或认为是最有效、最后的法宝。凭经验、凭主观愿望、凭社会风向,自以为是放任自流,不负责任,甚至以自己的不良行为为子女作出不好的、消极的、负面的榜样。

这些问题怎么办?出路何在?靠什么办法来解决?科学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家长素质,加强和改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家庭保护的关键,说到底都在于家长,在于家长的素质、品德、能力、水平,提高家长的素质、教育水平、能力、沟通方法是保护的关键之关键,这方面我国立法还是空白。有人甚至于认为家庭教育是家庭、个人的私人领地,法律不能干预。其实笼统绝对的不能干预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早已为立法、司法实践所否定,我曾建议先要在理论上、立法上有突破、创新,要破除家庭教育涉及私人领域是国家不可干预的观念,要科学解决哪些方面国家必须干预、怎样干预、界入或干预的程度等问题。[4]《保护法》在这一条上的修改又是一个突破,具体落实这项规定有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要做:

首先要宣传,让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理解一个人的教育、管理、指导、保护能力水平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要学习、帮助、指导,这方面我国还处于自发、落后的不自觉状态,因此,要做合格的父母或监护人,就要自觉主动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掌握科学家庭教育知识。当出现问题时,主动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才能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扶养教育未成年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也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其次,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要有专门的独立的研究开拓,界定科学的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个人认为至少应有以下内容:

(一)家庭教育的目标定位、指导思想。主要是以品德行为为主的综合素质教育,从出生开始就有习惯、爱好、行为规范、做人的认知标准、待人处世原则方法、社会责任等的启蒙、塑造、养成、认识、理解,要与社会道德、法律协调吻合统一。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上述内容先要成为家长的认识和行动准则。

(二)有关家庭教育的现代科学知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良好的家庭教育不是文盲、半文盲能够胜任的。虽然家庭教育的知识结构,不可能象教师那样具有专业性,但需要学习掌握一些必要的社会学、少年儿童生理心理学、教育学、其他综合基础科学知识。如对子女独立主体、独立性的认识;对子女成长规律性的认识,尤其是对子女成长中生理、心理不同时期变化特点的认识与行为表现的理解;家庭教育特殊方法的学习、掌握、运用;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等等。

(三)家长的自身素质与日常行为榜样。家庭教育不是说教,不是特定时间教育,也不是单纯讲理或知识文化教育,而是全天候教育,榜样教育,真情实感教育,滋润渗透性教育。把教育溶合在每时每刻、一言一行、喜怒哀乐、处世待人之中。因此,教育子女先要正已律已。

(四)亲职教育的特殊方法与实践训练。教育方法的亲情、求实、针对性、创造性,不拘一格,讲究有效等。

再次,各级政府要组织、建立、推进、管理教育指导工作实体,提供物质条件等,把家庭教育列为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实事工作之一。教育行政部门是承担家庭教育管理、指导的重要责任部门,需要具体策划建立各级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与家庭教育指导网络,负责规划、协调家庭教育指导及管理工作,培训、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加强家庭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

第四,推动其他有关部门与妇联等群众团体按照各自的职责采取措施,保证有专门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家庭教育工作。如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专门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站、家庭保护指导中心等。

最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学校有特殊的优势,学校应承担有关责任,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建立家庭教育指导组,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与咨询等。

有必要为此制定地方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操作规程,这样才能配套,否则《保护法》的这一条规定是会落空、难以实际实施的。

此外,修改后的《保护法》还有许多值得仔细学习、深入研究、认真贯彻的重要内容,本文文字有限未加详细论述,如政府领导纳入规划和财政预算的规定,重点追究国家机关的责任的规定,都值得全面关注,不下大力气研究吃透,就不能真正理解,也谈不上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1]儿童意外死亡之溺水占6成.青年报[n].2007-6-5.

[2]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我国第一部保护青少年的地方法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8

【关键词】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益最大化法律保护

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界定及其保护现状

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界定。“未成年人”是一个与成年人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将法定成年年龄规定为18周岁,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概念的年龄上限一致。①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是指不满18周岁者对其所有的财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适当处分等权利。与成年人的财产权相比,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权利主体是不满18周岁的公民;二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未成年人财产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发展;三是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通常分离。我国法律将未成年人定位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其财产通常由监护人代管。

社会生活中,未成年人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其财产来源主要有:一、通过法定义务人应尽的抚养义务而获得的财产。子女未成年期间,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物品和费用由父母提供,这部分专供其个人使用的物质生活资料和费用构成未成年人最基本的合法财产。二、通过劳动、营业所获得的收入。我国法律以16岁为劳动就业、参军的最低年龄,民法将凭劳动收入自食其力的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第十一条第二款)。未成年人通过合法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受法律保护。此外,部分未成年人因具有某种特殊技能或专长而被特定行业、部门招收录用,像运动员、演员,所获收入理应属于自己。三、参加各种竞赛、评选活动,以及因无因管理、悬赏广告、抽奖、有奖销售等完成规定行为所获得的奖金和奖品。四、未成年人在掌握一定知识、技能后,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或者小发明创造而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拥有知识产权,对相关收益享有财产权。五、接受赠与或遗赠的财产。生活中未成年人常会收到来自各方面的赠与,如亲友给的压岁钱、父母以未成年子女名义的储蓄、社会各界对贫困学生或残疾儿童的捐助等等。时下未成年人拥有房产已不是新鲜事,父母出于规避税收、逃避债务、减少交易成本、为子女上学提供便利等方面的考虑,将房屋产权登记在未成年子女的名下,民间也把这类房屋产权人称为“娃娃房主”。孩子虽未成年,但在法律上房屋已是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六、继承的财产。根据继承法规定,未成年人是父母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还可以代位继承其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遗产,并且可以成为遗嘱继承人。即使尚未出生的胎儿,法律亦明确遗产分割时须为其保留必要份额。七、按照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给予未成年人的财物。如房屋征收与补偿时,按法律、政策规定所发放的补偿款中属于未成年人名下的部分。八、行使人身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所获的赔偿金,以及行使保险关系中的利益求偿权得到的保险金。九、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从事经营、投资活动所获的各项收益。

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保护现状。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他人不得侵犯。但事实上,由于年龄、知识和社会经验的欠缺,未成年人在民事交往中常处于弱势地位,现实生活中忽视或侵犯其财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父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随意处分子女财产;由于未成年人的财产多与父母等家庭成员的财产混在一起,导致离婚案件中常将未成年人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混淆或忽略不计。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法律极少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给予重视和关注,现阶段民事、经济领域内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立法保护方面。目前,我国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相关法律规范,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中,相关立法之间缺乏系统性、协调性,规定得过于概括、粗糙而欠缺可操作性。民事法律领域一直欠缺相关的具体规定。比如,《民法通则》设置监护制度以弥补未成年人能力的不足,但对如何管理未成年人的财产没有规定,也缺乏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的规定。《婚姻法》对家庭成员中夫妻财产的范围予以界定,但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范围不予明确。至于未成年人凭借其劳动、经营、发明创造等形式所获财产的归属问题,法律更是没有涉及。专门立法方面,2006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扩大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范围,确认了其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但这种规定仅是原则性的,只有对相关民事立法进行修改补充,方能真正确立起未成年人独立财产权的法律地位。

司法保护方面。现有法律无法适应纷繁复杂的审判实践的需要,导致司法保护不力。最高人民法院颁行了不少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却一直欠缺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特别是财产权方面的规定。目前,少年法庭作为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审判机构,主要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方面的案件尚未达到专业化审判的要求,案件管辖、适用程序、审判管理和指导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

财产权的享有能使未成年人从社会经济交往中体会到责任的承担,对培养他们为自身利益做决断的成年理性和对他人、对社会负责任的意识至关重要。当前的保护现状严重滞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滞后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现实要求。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刻不容缓。

国际上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比较考察

195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提出,为维护儿童利益的目的而制定法律时,“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为督促国际社会在保护儿童权利问题方面能够普遍承担义务,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中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应当履行保障公约规定得以实施的国际法义务。立法确认并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已成为当今各国的通行做法。由于英美法系国家采取广义的监护制度,不区分亲权和监护,而且取消了人身监护和财产监护的区分,关于被监护未成年人的财产管理规定得较为简单。因此,本文主要介绍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在体例编排上,大陆法系国家多将未成年人财产问题放于亲属法中,通过亲权和监护两项制度予以保护。其中尤以德国法和法国法的规定最为详尽,现归纳总结如下:

明确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范围。一般包括: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无偿取得的财产,劳动、营业等方式有偿取得的财产,供子女个人使用的衣服物品,以及其他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②

父母对子女的财产照顾。德国现行民法用“父母照顾”一词取代过去的“亲权”,以强调父母对子女人身和财产的照顾义务,更好地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一、财产管理方面。父母须就未成年子女受遗赠或赠与而无偿取得的财产编制目录,并呈交监护法院。法国法规定,由父母共同享有对子女财产的无条件的管理使用权,在单方行使管理权的情形下则须接受监护法官的监督;清点子女的财产并制作财产清单;在亲权解除或终止时,父母不再享有财产的法定管理权,应将财产账目交还给子女。二、使用收益方面。法律允许父母为子女利益而使用子女的财产收入,如子女的生活、教育费用;出于经济原则的考虑可以进行投资。但对子女通过劳动取得,以及附禁止父母用益条件的赠与或遗赠而取得的财产不享有使用收益权。法国法还规定,未成年子女结婚或者满16岁时,父母也不再享有收益权。三、限制财产处分,并规定损害赔偿责任。处分权决定着财产的命运,在所有权各项权能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必须坚持“为子女利益”原则。德国法规定除尽道德义务或礼仪需要外,父母不得代子女为赠与。未经监护法院的批准(德国法)或者监护法官的许可(法国法),不得以子女名义为下列行为:开展新的经营,土地、船舶等不动产和商业营业资产、债权、有价证券的处分、借贷,为抛弃权利的意思表示。法国法还规定,非经监护法官允许,父母不得协议分割未成年人的财产。如果父母的财产处分行为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父母要承担连带责任。

监护人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财产保护。同亲权相比,监护由于没有父母子女间那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受到更多的限制。一、财产管理方面。监护人在监护开始时就要清点未成年人财产并制作财产清单,有监护监督人时应与监督人共同为之;定期向法院报告财产管理情况,一般每年至少一次。法国民法还规定,监护法官可以随时要求报送财产管理账目,以及向16岁以上未成年人报送的决定。二、使用收益方面。禁止监护人受让被监护未成年人的财产,也不得将财产用于自身或监护监督人;可以将货币作有息投资,如投资于有价证券、公共储蓄机构或信贷机构;为保证财产安全,对现有营业予以维持;将无记名证券转换成记名证券或寄存。三、严格限制处分财产。未经监护法院(德国法)或亲属会议(法国法)批准,不得以未成年人名义为下列财产处分行为:涉及土地、土地上权利、船舶等不动产和商业营业资产、有价证券等重要动产的;开展新的营业或终止现有营业;放弃受领归属于未成年人的遗产。至于无损于未成年人利益、数额小且非金钱或有价证券给付的行为,无需批准。法国法还规定了监护人提起有关未成年人财产权利诉讼的内容。四、监护人的报酬请求权。德国法规定,除青少年局或社团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外,监护法院可以准许给监护人适当报酬。监护人应谨慎稳妥地管理未成年人的财产,对因管理失当而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五、设置监护监督人,以监督上述义务的履行。德国民法规定由监护法院选任监护监督人,监护监督人也要接受监护法院的监督。法国民法则要求亲属会议从其成员中选任监护监督人。

上述规定,对完善我国立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我国应顺应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国际化趋势,真正树立起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立法理念,确认未成年人享有独立财产权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较为完备的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

立法的完善。首先,明确未成年人财产的范围,这是保障其合法财产权的基础屏障。家庭保护立法应当成为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主要领域,应增设“未成年人独立财产的范围”的相关规定,以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对财产的形态及取得的途径予以界定。

其次,区分亲权与监护,对这两项制度分别立法。我国民法把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归于监护之下,将父母等同于一般监护人,这种做法颇受诟病。在未来的法律修订中,宜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规定父母为未成年子女之亲权人,为不在亲权保护下的未成年人设置监护人。在亲权制度中规定父母对未成年人子女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在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则规定更加严格的财产管理职责,并以利益作为驱动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动力之一,规定相应的报酬请求权。

第三,增设监督人或监督机构,以及责任追究机制。对未成年人财产的重大处分行为,须经监督人或监督机构许可后才能实施。而且,父母或监护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管理失当且主观上有过错的,对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明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照顾保护职责。主要包括:一、强化未成年人权利主体的观念,尊重未成年人合理、适当的财产处分行为。在家庭关系中,区分父母和子女各自所有的财产,父母应妥善管理和保护子女的财产。要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本人并听取其意见。二、基于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享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法定权。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货币财产可以做合法的有息投资,对不动产、证券等财产予以维持或增值使用,由未成年人财产所得的收益归未成年人所有。非为子女的利益和需要不能动用其个人财产,不能将子女的财产用于偿还父母的债务或者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三、在当今社会经济制度下,财产处分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等诸多问题,立法对此应作出细致周到的规定。比如,切实贯彻“为子女利益”的处分原则;禁止受让未成年人的财产;对不动产、贵金属、证券等重要财产的限制处分等等。至于非为子女利益的财产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宜以处分行为的有偿与否来确认。四、教育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财产权观念,帮助其发展认识自我的能力,给他们适度的自由和自主抉择、自负其责的机会。比如,可以采取概括准许的方式,个别降低年龄界限、放宽行为能力的限制。在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其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财产保护职责,除上述规定外还应当加入:对未成年人的财产进行调查核实,制作财产目录,必要时予以公证;对财产的收支和管理情况,接受监督人或监督机构的监督;在财产处分上,监护人应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

法律保护的加强。除立法贯彻外,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应当在与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相关的司法活动中得到贯彻始终,以强化司法保护的职能。笔者对此有两点建议:一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针对保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司法解释和实行案例指导,来更好地指导法官谨慎处理涉及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案件。比如,出于尊重未成年人财产权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考虑,不能一概认定未成年人的财产处分行为无效,应当综合未成年人的实际能力状况和交易的客观因素予以判断。在离婚案件中,为保护因父母离婚而利益受到威胁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应注意区分子女的个人财产和父母的共同财产。二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殊需要,在案件审理中,注重提升案件审判人员的专门化程度和专业水平,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的程序和审理方式。(作者单位:安阳大学文法学院)

注释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9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办理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适用的一系列诉讼制度。鉴于未成年人犯罪是因其生理、心理、成长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导致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差异,现代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因此,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论文(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刑事古典学派兴起以后,肇始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报应刑罚论”主张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严重程度,对刑罚不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各种酷刑,如死刑、流放同样适用儿童等未成年人。[1]随着刑事法理论的发展,刑罚惩罚功能的唯一性开始动摇,兼之以警示性预防犯罪功能。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影响和推动下,刑罚观念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也形成了一些现代刑事法理论:一是非犯罪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着变化,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随之淡化、弱化,如果不认为是犯罪,就不一定要受刑法惩罚。同时,社会自身的某些缺陷与犯罪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因此,一些欧美刑法学者认为是“刑法制造了犯罪”,国家要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刑法认定犯罪的行为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某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2]二是非刑罚化理论。该理论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要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非刑罚化理论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替代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3]三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或性的大小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而且,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犯罪人的个人特性,如年龄、品格、习性和对社会危险性程度等;四是轻刑化理论。轻刑化理论要求减轻法律规定的对某些犯罪的刑事处罚,虽然这些行为仍然被认为是犯罪,但在处罚时比原有刑法规定要轻得多,[4]如适用缓刑等。虽然这些刑事法理论属于刑事实体法学的范畴,但它们对刑事程序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要求未成年人的诉讼程序始终围绕着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特殊的保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犯罪的关键随着人权保护理念取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刑事诉讼已从单纯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进入了同时关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新时代。在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双重目的的指导下,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各个内容的设计和安排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双重目的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例外。[5]而且由于未成年人身心方面的显著弱点和劣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除了要服务于打击犯罪的需要,更要注重人权的保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实现控制犯罪方94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预防犯罪,即通过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使未成年人充分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避免以后再次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是,不仅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并加以保障,而且通过特殊诉讼程序的迅速简便性使未成年人尽快摆脱讼累,从而减少诉讼时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6](p626-628)在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犯罪的关键。(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东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推动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立法。美国于1889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未成年人法庭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执法机构、审理程序、处理办法和管辖对象等内容,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正式形成。之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纷纷效仿,颁布未成年人法和未成年人法庭法,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未成年人或者叫“少年”司法制度。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立法。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确定少年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文件,在此基础上,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即凡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之后联合国分别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准则》等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司法管理和保护被拘押的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文献的范本,构成了少年司法领域的联合国准则体系。我国已经承认并且签署了这些国际公约,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刑事政策上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立法体制上,形成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为主要内容,以《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体系;在组织体系上,相继成立了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或未成年人犯罪办案组;在诉讼制度上,实行不公开审判制度、讯问和审判时监护人到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在执行上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少年犯改造制度,“分开关押”,“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极力推行“社会矫正”的刑罚转置方式等等。总的来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建设滞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要求公、检、法、司等各部门内部均应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并配置专门人员,这是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组织保证。虽然目前我国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部门有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科或处室,但由于受机构编制限制,这些机构经常处于撤了又设,设了又撤的状况,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素质高、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审判工作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法官队伍。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法官还有其他案件的办理任务,无法全身心地集中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至于公安部门,则几乎没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警察机构及队伍。由于侦查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相当小,经办未成年人案件的男性警察缺乏女性的温柔,不太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难免将办理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作风带到未成年人案件中,在讯问过程中如果使用打骂、威吓、讽刺等手段,很容易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灵带来伤害。(二)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从社会责任的现实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社会应以矜恕之心对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7](p626-628)因此,很多国家颁布了未成年人法庭法,对未成年人适用与未成年人不同的诉讼原则和程序,对其进行帮教,敦促其回归社会。而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与成年人适用的是同一部《刑事诉讼法》,这就不可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从而将其与成年犯区别对待。由此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立案、和开庭审判标准,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上没有充分体现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在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采取上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逮捕比例过高,取保候审的比例过小,不符合对未成年人的少捕、慎捕甚至不捕政策;法庭审判与未成年人采用同样的审判模式,不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紧张、恐惧;与成年犯适用同样的缓刑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适用监禁刑的比例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从现行法律来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不应该仅仅指未成年人审判制度,还应该包括未成年人警察制度、检察制度、监狱制度、律师制度、调解制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95度等一系列的制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影响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三)诉讼中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不够⒈没有严格执行讯问时监护人在场原则。讯问时监护人在场是英国等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北京规则》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我国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由于《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非强制性的“可以通知”,致使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只是在第一次讯问时通知,在后续讯问中则不再通知,或者自始至终根本就不通知。被讯问时没有监护人在场,不利于保护身心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⒉法律援助启动过晚,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没有确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始于案件至法院后,为时太晚。事实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法律知识欠缺,对于讯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诱供、变相长时间讯问等情况缺乏处理的能力,所以在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帮助。此外,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予以拒绝,而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一般都会准许,这种做法没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⒊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存在多次“污染”的受害现象。我国在刑罚执行阶段基本上实现了未成年犯的分管分押,但在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但司法实践中因资源短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审前阶段集中关押、同处一室的现象较为普遍,容易造成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二次污染”。另外,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法院基本上没有实行分案审判。同案审判时虽然依法要对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分别进行讯问,但由于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中,共同被告人必须同时到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成年被告人当庭翻供,拒不认罪等不良影响。夫成年人在法庭上的被“污染”现象,亦即司法理论中研究的“二次受害”问题。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门司法制度,应该吸引我们投入更多的关注。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建立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队伍⒈建立少年司法机构,专辖未成年人案件。国际上通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均为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司法机构,使用独立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当前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现实下,设置少年法院专辖未成年人案件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必然选择。它可以促进少年实体法、少年程序法等法律出台,带动与少年法院相配套的少年侦查、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尽快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⒉实行办案人员专业化制度。利用专业教育、在职培训、进修课程以及其他各种适宜的授课方式,使所有处理少年案件的人员具备并保持必要的专业能力,是《北京规则》第22条的要求。因此,我国少年司法机构内部,有必要实行办案人员专业资格制度,以建立起一支稳定的专业化的少年司法队伍。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官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并经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在警察机关内部,应当设立专业的少年警察,其中女性占一定的比例。少年警察专辖辖区内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应当实行严格的专业培训,使其具备和保持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高专业水准。(二)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完备的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处理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8](p529)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程序以及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和执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未成年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工作体系,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建设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⒈慎重启动和运行刑事诉讼程序。首先是要把好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关。立案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口,制定比成年人案件严格的立案标准,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严格控制在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内,既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干预对未成年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是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对未成年人不的裁量权,实行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尽量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终止于诉讼的前期阶段”;第三是赋予少年法庭对案件的筛选权和处置权。《北京规则》要求“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以防止少年司法中进一步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消极作用”,因此,除了机关应严格掌握对案件的移送外,审判机关也应进行必要的审查,以决定是否只有将少年案件交付审判才是最佳的处理方法。法院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庭前审查不能象成年人案件一样局限于程序性的审查,除了审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指控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外,还应通过社会调查来审查对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采用其他更有利的处理方式而无需交付审判。⒉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同时也为了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成长,应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不捕规定,扩大不捕的适用范围,从根本上减少对未成年人的逮法学论坛96捕适用;制定区别于成年人的取保候审制度,明确对未成年人扩大取保候审适用的特殊条件,对于未成年犯的取保候审操作方式,可以考虑尽量使用保证人制度,有利于防止其父母帮助逃匿,效果会好于收取保证金。[9]其次,应制定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更宽的缓刑标准,尽量少用监禁刑。在制定适用标准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⑴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性质以及是否有严重后果;⑵悔罪表现;⑶其他可以适用的条件,比如被害人方面是否要求和解、家庭环境是否能承担好再教育责任、偶然犯罪等。[10]⒊实行缓和式庭审模式。《北京规则》第14条规定:“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为了减少庭审中的对抗气氛,缓解少年的紧张情绪和抵触心理,很多国家都强调在少年审判中的缓和气氛,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少年法庭仅仅由一个具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房子构成,少年和法官分别坐在椅子上,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交谈”。[11]笔者认为,缓和式庭审模式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接受教育,也有利于诉讼各方在庭审教育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值得我国借鉴。(三)加强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⒈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基本含义是,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如监护人或者专设的适当成年人)到场,为未成年人提供帮助,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同时监督警察在询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行为。该制度源于英国,1981年英国刑事诉讼皇家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未成年人可能不能很好地理解讯问的重要性或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并且可能比成年人更易受到他人建议的影响。他们可能需要一些友好的成年人的在场支持,以建议和帮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目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我国香港地区也确立了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根据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已经加入的《北京规则》精神,我国应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即侦查人员在对(拘留或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时,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旁听审讯过程,向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协助被讯问的未成年人与侦查人员的沟通,以监督侦查人员的讯问方式是否合法公正,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⒉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应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律师介入时间应提前到侦查开始。在审前阶段,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又缺乏法律援助,使得他们在这一阶段应有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应将指定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阶段。其次,建立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指定辩护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即这种辩护一经法院指定,就具有强制辩护的效力,被指定的辩护人不能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基于辩护权的性质,被告人有权放弃这一权利,拒绝辩护,但这一放弃必须以被告人神志清醒,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12](p111)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尚未成熟,尚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现状即成为其不能正常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障碍,因此,未成年被告人不能拒绝指定辩护。对此,国外的相关法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等作了规定。未成年人案件辩护人参加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方面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我国应尽快确立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⒊严格实行分案处理制度。分案处理制度是指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程序上分离,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执行刑罚。分案处理要求:一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可能不采取羁押措施,特别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要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关押看管;二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系共犯或者有牵连关系的案件时,要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机构和办案人员,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三是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要与成年罪犯分开,不能在同一场所执行。分案处理制度有利于防止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的“二次污染”,所以我们应严格实行,除非分案处理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才可以恢复合并处理,同时应采取相应的特殊保护措施,以免未成年人的“二次受害”。【参考文献】[1]张运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6).[2][4]刘志成,熊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解不诉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1).[3]丁寿兴,刘玉奇.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理性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2).[5]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理论基础[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4).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10

今年,XX县人民法院在县委、县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上级法院的正确指导下,坚持公正司法、廉洁司法、高效司法,以执法办案为抓手,围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主线,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妥善处理家事纠纷,严厉打击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犯罪,为维护全县社会和谐稳定大局贡献了司法力量。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妥善化解家事纠纷,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XX法院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中,切实履行主责,发挥审判职能,对诉至法院涉及妇女儿童、侵害妇女合法权益以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坚持快立、快审、快结。今年,审结离婚纠纷、抚养权纠纷、抚养权变更纠纷等各类涉及妇女儿童权益案件1235件,在审理过程,秉承最大化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坚持维护社会和谐与修补社会关系并重的理念,积极开展调解工作,调解撤诉926件,调撤率74.98%。当前,XX法院暂无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例。

(二)严厉打击犯罪行为,保护妇女儿童健康安全

为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今年X月X日挂牌成立了XX法院少年法庭,由一名副院长主抓少年法庭工作。同时,建立配套心理疏导室,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和帮扶,促使其正常回归社会,定期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的滋生和蔓延。今年来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5件。坚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强奸、猥亵儿童等犯罪,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今年以来,共审结强制猥亵儿童、强奸等刑事案件9件。其中,对邓某某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案,依法严厉惩处,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三)强化司法服务水平,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

为进一步加强妇女儿童维权保障,XX法院建立了有关工作机制,确保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案件能够快捷、高效、公正处理,为妇女儿童维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在诉前阶段,建立了标准规范的委派调解流程,避免存在程序空转现象,对于适宜调解的纠纷,积极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成本较低、对抗性较弱、利于修复关系的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在立案阶段,要求立案庭干警保持热情接待、耐心引导、细致服务,对缺乏法律知识、文化水平不一的来访妇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到让群众满意。在审理阶段,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保护弱势主体,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案件判决后,要求审判人员逐案进行释疑解惑,对有实际困难的案件当事人提供帮助。通过上述举措,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持续提升。

(四)强化联动协作机制,着力打造齐抓共管格局

积极加强与妇联组织的沟通协作,加强妇联人民陪审员队伍建设,将法院的司法优势与妇联工作特点有机结合,推动法院与妇联在妇女儿童维权工作中的优势互补。主动联合团县委、妇联等相关单位,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评估,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和心理动态,有针对性的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具体措施。今年6月,XX法院少年审判法庭法官组织团县委、县妇联工作人员对一起未成年涉嫌放火案做庭前社会评估,详细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在校表现以及其被指控犯罪前后表现,为下一步的审判、回访、帮教奠定基础。邀请县教育局、团委、妇联、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共同协商、探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正路径。

(五)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妇女儿童维权意识

强化法治宣传教育是提升全民族法治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XX法院依托“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等特殊节日,组织干警走上街头、走进社区、深入乡村,广泛宣传《婚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法律,开展法律咨询活动。每逢新学期开学,组织干警到其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学校中开展法治教育,上好新学期法治教育“第一课”。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邀请学校学生、社区群众走进法院,观摩旁听庭审,体验法治文化。同时,加大巡回审判力度,带上国徽到田间地头、村委会开展巡回审判,实现“审理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

二、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工作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问题的存在:一是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问题突出,家暴、侵犯幼女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案件涉及到金钱给付义务时,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审执衔接有待进一步畅通;三是宣传工作还不够,维护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舆论氛围不浓,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XX法院将继续坚持在县委、县委政法的领导下,立足审判职能,狠抓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这条主线,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推动妇女儿童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一是参与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党委政府领导,公检法司共同统筹,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同时,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当中,逐步形成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大格局。

二是构建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与公安派出所、妇联群团组织、居(村)委会进行协调与合作,积极构建家事协调中心,对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家事纠纷,推动实现集中化解、类案化解、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