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1
（一）市场主体法对市场准入机制的调整
市场准入是政府部门通过批准和注册,对企业进入市场进行管理，是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对市场主体资格的确认。市场主体法是调整市场主体组织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调整市场准入和退出的相关法律规范。对市场主体法的专门研究并非就要单独立法，市场主体法可与市场规制法和市场监管法等经济法律制度共存于一部法律中。市场主体法是资源配置过程中制度设计的第一道门坎，对于市场主体的准入和退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论是市场的准入和退出，都源于法律的授权、许可和确认，是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市场主体法对市场准入的设计主要考量就是：公平，秩序，自由，效益和安全等理念。市场主体法对市场主体资格的确认有准则主义、核准主义和特许主义三种模式。准则主义指市场主体只要依法登记就可以在登记的范围享有市场主体资格。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英文直译即“negativelist”）就是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进行投资管理，将管理方式由审核制改为备案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进行投资，无须审批核准，仅需备案，便可申请登记成立公司或以其他商事主体资格从事经营活动。清单之外的竞争性领域市场主体按“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自由进入市场，不需要政府的审核批准，只需要登记备案即可成为相应的市场主体。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公司法》。关于公司设立注册资本的修改，改“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为“认缴资本制”，消除了资金门槛的限制，赋予更多创业者市场准入的资格，使资源由市场机制更自由更公平更有效地优化配置。国务院国发〔2014〕20号印发《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指出，国务院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领域、行业、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2]国务院2014年3月25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六条措施，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便利境内外投资主体的跨境投融资。[3]政府对市场准入简政放权对我国市场机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创造了基础性条件。[4]核准主义指市场准入要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审核批准取得相应的市场主体资格，市场主体在核准的范围内享有经营自。核准主义主要适用于涉及公共事业，经济安全，基础建设，稀缺资源和能源开发等领域。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在非竞争性领域政府依据正面清单的“法不授权即禁止”的原则行使审批权，目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调控目标或者市场安全，有序开放而不是为了设置市场进入障碍和限制市场竞争。[5]正面清单主要适用于因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经济战略和公共利益而需要政府审批的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界定了政府审批企业投资项目的范围，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性资源开发、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生态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等五类。特许主义主要针对特殊行业，通过专门立法对市场准入和经营行为进行授权和规范，市场主体严格依法在核准的范围内经营。比如金融保险，证券期货，房地产业等行业都由专门的法律对市场的准入进行调整。
（二）市场主体法对市场退出机制的调整
目前，我国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不完善。首先，市场主体退出的吊销营业执业和注销制度不健全，缺乏严格的监管和处罚措施，执法效果不明显。对于以注销方式退出市场的，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经登记主管机关进行审核，相关债权债务审核清结之后才能注销资格，由于注销程序繁杂，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不愿按法定程序办理注销登记，而是通过不参加年检的方式等工商部门吊销执照，以达到逃避债务税收和拖欠账款的目的。因此注销制度形同虚设，而且增加了执法成本。其次，我国《企业破产法》虽然出台多年，但目前《企业破产法》只能适用于一般企业法人的破产，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非企业法人机构和自然人的破产制度尚未建立，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不完善。再者，由于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缺失，对退市市场主体缺乏后延续监管，以至于对被吊销营业执照非法退出市场的主体并没有信用记录及严厉的处罚措施。违法成本过低，以至于违法退市后业主可以通过变更登记事项重新登记开业经营，扰乱市场秩序，增加市场的不稳定因素。随着我国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各类市场主体数量也日渐庞大，市场主体的变更也更频繁，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势在必行。另外，我国目前对金融企业尚未建立退出机制，不利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金融业破产法的立法也迫在眉睫。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关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的法律机制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经济法对此任重而道远。
二、宏观调控法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引导机制
（一）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的意义
宏观调控的概念在学界没有权威而清楚的界定。西方没有宏观调控相应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属于我国所独有。相反，宏观调控是一切现代国家市场经济的共同基本特征。[6]我国《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或国家，客体是国民经济的总量，手段是货币和财税等，主要是指总需求，总供给，总就业，量总价格等。[7]宏观调控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必须从全局出发,针对整个市场运行情况，对有关经济全局的和根本性的问题做出安排或进行协调和控制。[8]萨缪尔森认为政府职能主要有三项，即增进公平，提高效率以及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9]28宏观调控从全局出发来规划社会发展，立足于尊重市场经济各个方的利益，尊重和调动市场积极性，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相结合，在全社会范围对社会资源进行有预见远见的总体综合配置，避免市场的局限性和盲目性。但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法制化以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保障宏观调控依法治路径顺利进行。
（二）宏观控调法对资源配置的调整
国家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宏观调控法是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表现形式，是构建宏观调控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11]是对政府宏观调控意志和政府调控行为的法律约束和规范。宏观调控在经济上的合法性,取决于经济上的合理性，即经济上的合规律性，[8]使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实现经济上的合规律性是宏观调控法对宏观调控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目标。为了实现合规律性的宏观调控，关键在于建立宏观调控主体赋权机制和宏观调控责任体系。[12]为了确保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和合规律性，应该对宏观调控措施的实体评判标准进行立法,并建立宏观调控措施实体评判标准程序保障措施，[8]建立宏观调控监督和纠错制度，特别是要建立宏观调控的行政问责制，要求相关职责主体对违背角色职责承担各种不利的法律后果。责任人的责任形式,主要是行政处分，包括引咎辞职，撤职，责令辞职等行政或党纪处分。[12]宏观经济政策是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受宏观调控法的规范和控制，宏观调控法对宏观经济政策只规定严格的行使条件，行使方法，行使程序及相应的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8]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宏观调控法，多为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相机抉择”的软法，制定一劳永逸，统一“固定规则”的《宏观调控法》基本法不可行，但可把宏观控调的边界，宏观调控赋权，宏观调控权限，宏观调控程序，宏观调控绩效评价，宏观调控监督包括违宪审查制，宏观调控责任制，宏观调控权利救济等纳入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关于宏观调控的“合理性”、“合规律性”及“合法性”，既要防止宏观调控权对市场机制和民事权利的侵害，还要评估宏观调控的效率，确保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市场规制法对不端市场行为的规制
“规制”一词源于英语单词“regulation”或Regulatoryconstrain。[13]45《布莱克法律辞典》关于“regulation”解释有三种意思：第一，依法控制或制约的行为；第二，公司章程；第三，行政机构颁布的具有法律执行力的规则。[14]虽然“regulation”是“调控”、“管制”还是“规制”属于翻译问题，却可能影响整个经济法理论的构建。[15]“管制”被认为描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调控”、“规制”常被用于市场经济体制。[16]市场规制法是为矫正市场失灵，运用公权力对市场主体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进行消极制约，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市场规制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法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把市场规制法的价值界定为维护市场秩序，这一价值内涵了市场公平，市场正义，市场安全和市场效率。[17]市场规制法宗旨主要是为了维护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防止经营者采取不公平竞争采取违法手段破坏竞争秩序和侵害消费者权益。国内学者对市场规制法的内容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市场规制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法治保障,体现了国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引导、规范和禁止，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弥补市场缺陷和局限性的重要法律制度。既是为了防止市场主体滥用权利，也起到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我国目前市场规制立法必须同时兼顾两个方面的基本点:一方面要规范市场行为和克服市场失灵，强化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另一方面要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政府在市场规制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政和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行为。比如，在反垄断法执法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应该依《反垄断法》进行。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正常的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由民商法调整，市场规制法主要针对市场不端行为进行矫正，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确保竞争和交易的公平和效率。我国现行的市场规制法不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滞后，特别是针对层出不穷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欺诈行为缺乏规制破坏了市场秩序。假冒伪劣产品和山寨产品充斥市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行业垄断缺乏执行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价格法》的责任体系不完善，违法成本过低，维权成本过高，执法力度过低，导致虚假广告，假冒伪劣商品，有毒有害食品，商品囤积行为大行其道。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网络购物消费者做出了保护，但依旧存在很大问题的医患关系，金融消费关系，三农市场的规范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立法规范。竞争和消费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源动力，对公平竞争及消费者权益等市场公共秩序的维护才能降低交易成本，确保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
四、市场监管法对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把市场监管法等同于市场规制法。邱本教授认为监管，通常含有监督和管理的内容，是有关机构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市场监管法不是某一部法律，而是一个法体系，由是调整市场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18]有学者认为市场监管法是指市场监管主体对市场活动主体及其行为进行限制约束等直接干预活动的总和。[19]2张守文教授认为在二元结构体系下，市场监管法是中间地带，故应将其放入市场规制法或宏观调控法的视角中分别进行研究。[20]王全兴教授认为市场规制法包括市场规制一般法和市场规制特别法，市场监管法是市场规制特别法。有学者认为市场监管法是经济法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并都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市场监管法不是市场规制法，不能将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规制法等同，亦不能用市场规制法包含市场监管法。[22]笔者认同此观点。笔者认为，市场规制法和市场监管法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市场规制法与市场监管法同属于经济法范畴，都以社会本位为主导，兼具公法和私法融合的特点，调整的都是市场行为，都是国家意志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调整，都以市场失灵理论为立足点，都是强制性法律规范。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市场规制法是对不端市场行为的矫正和规范，以纠偏为目的，是事后调整，以惩罚性规范为主，是对市场主体自主行为的规范，追求的是公平和效率，对所有市场主体适用。市场监管法主要是对市场主体的特殊市场行为的监督和管理，是事前调整，以标准化规范为主，是对市场主体强制行为的规范，追求的目标是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侧重于特殊行业的市场行为的监管。市场规制法和市场监管法两者时常会同时出现在同一部法律文件中，共同调整市场主体的行为。如产品质量法、房地产法、证券法、广告法、标准化法，会计法，审计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邮政法，电信法等自然垄断公用事业和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业监管法。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建设，需要进行专门的立法监管。我国目前的监管法立法滞后，例如乳制品业，由于行业标准的落后直接影响到监管的效率及国际贸易。市场监管法的目标在于确保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的社会公共利益，是资源配置中不可或缺的守护神。
五、公共财政对市场资源配置中分配不公和公共需求供给不足的调整
美国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分配正义。[23]公共财政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财税制度，其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国家公共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就是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公共性基础条件，以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并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对税收财政再分配，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促进全社会的公平分配。公共财政表现为政府通过财税手段来调节分配。首先，财税法通过介入国民收入分配过程，实现国家财政收入的分配职能。其次，财税法通过财政法定形式来确保国民收入分配程序正义和分配结果公平。[24]分配正义所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配置的问题。公共财政的本质是纳税人有权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从而实现财政民主，财政法定，财政平等，财政健全等财税法律制度的和谐。[26]财税法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就在于对政府、企业与公民的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配置，以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24]法律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财税法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体现了分配正义的价值。以公共财政为核心价值的财税法作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与社会关系调整机制，对促进分配正义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24]因此，财税法在资源配置中，通过制度的设计，在克服市场配置失调的情况下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为缓解公共产品需求增长与公共财政供求不足的矛盾，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混和经济模式下，应探寻公共产品供给的民间参与的“多元善治”经营模式，在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下实现政府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共生模式，形成政府与市场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互动机制，并且实现利益共享与公共产品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因此，打破政府对公用事业的垄断经营，引入民营资本共治是破突公共财政对公共需要供给的新模式。另外，充分发挥我国公有经济的优越性，建立国有企业收益与公共财政共享机制，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分配不公和公共需求不足的缺陷，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
四、结语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2
论文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权监督
一、宏观调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
（一）宏观调控权运行机制
有学者把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概括为：决策集权原则、执行分权原则和权力法定原则。
对于宏观调控的立法，笔者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引导作用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废除法律，从法的本质来看，法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而现状是，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已趋向于模糊了与法律的界限。现行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是在国务院计划部门编制后报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同时国务院事实上也拥有着极大的“授权立法权”。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这无疑是不科学的，它的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很大。这一环节在现实宏观调控权运行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因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必须予以重视和完善。
然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依法授予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宏观调控权，并监督其实施。但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常设机构，则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该监督义务。根据我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如下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行使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行使对国家生活中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组织视察，领导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其中，大量的立法工作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以及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由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毫无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如此之多的职权，很可能无法充分行使其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权，换句话说，现行法律机制下，不利于宏观调控权的实施。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
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假定宏观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并且该宏观调控行为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现行法律只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宏观调控行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局面：行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某涉及宏观调控的文件，做出实质上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的行为并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予以改变和撤销，这就造成了受损利益主体无“法”寻求救济。那么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该损害行为会持续进行，直到其危害严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是全国人大去改变、撤销。
因而，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不可诉，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来说，其影响是退步大于前进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包含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权运行各个环节中的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监督行为，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即人民有权利在宏观调控行为实质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时对其实行现时的监督和纠错，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违宪审查，进行全面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
二、宏观调控权行使问题研究
（一）宏观调控权滥用行为
宏观调控权是自由裁量非常大的权力，但缺乏法律的有效设计，再加之没有专业权威的外部监督机关和内部高度的敬业伦理，对它的滥用也就很容易产生。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主体模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界限。比如，政府借经济管理之名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其次，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追求政府利益最大化而滥用宏观调控权。笔者认为，利益主体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而如果宏观调控主体利用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契约授权而进行“剪羊毛”，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众人的合法利益而满足权力者本身，则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违宪实施该宏观调控行为的组织和负责人必须予以处分，并且国家机关对其违宪调控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二）宏观调控权越权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有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两方面，依照权限法定原则，任何主体应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因此宏观调控越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纵向越权，地方主体因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它只能在中央宏观调控主体作出宏观调控决策后依法予以执行；其次是横向越权，对于特别重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决策权应交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从事经济计划、财税、货币、内外贸易等国家核心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等行使其它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权。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则无权制订宏观调控决策。
（三）宏观调控不作为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不作为，即为行政不作为。宏观调控主体不作为是一种行政上的渎职行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承担的一项经济职能，也是宏观调控主体必须对其他利益主体应尽的义务。
三、对造成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及其危害分析
（一）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分析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国传统上是一个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官高于法”的潜意识。
1.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不完备，重叠现象和法律空白大量存在。比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计划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等三大机关，但未对其进行法律规定的具体和细化；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权”，造成的现状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
2.从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角度分析，正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发展，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笔者认为，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趋势会削弱宏观调控权的活力，也容易混淆行政职权与宏观调控权的界限。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权非常容易被僭越，被滥用。
3.从市场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入手，利益主体在博弈中，趋向己方利益最大化。宏观调控主体有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的倾向。
4.从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分析，长期以来，宏观调控权的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现实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监督基本流于形式，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而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作为监督主体，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向有权国家机关反映，监督者的权利缺乏保障机制，致使其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尚无司法审查制度，司法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二）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造成的危害
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宏观调控效果遭到损害。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宏观调控权在法律上规定不清，造成很多宏观调控主体重叠调控，其调控效果可想而知，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必然随之下降，随之很多社会问题便衍生出来。其次，量变造成质变。长期的违法调控行为除了损害社会利益、民众利益外，还会滋生对法治的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造成破坏。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国家，法治遭到破坏会促成官本位的形成，而官本位的社会必然会破坏法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恶性循环。
四、宏观调控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加强宏观调控主体自身监督
现行体制下，宏观调控主体中有不少是从事宏观经济监察、监督的，如国家的财务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物价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必须从主体上、内容上、方式上遵守法定化的要求。总之，任何宏观调控权的行使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督，任何违法环节也应由相应机构进行制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二）建议成立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
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越权行使、滥用宏观调控权以及不行使宏观调控权等行为是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最大危险，为了保证调控主体正确和有效地行使宏观调控权，就必须对之予以监督。有学者便提出，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问题，首先必须使调控主体的权力观回归到其本来意义，调控主体还要树立法治观念。对人民监督应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应当在人大常委会新设受理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专门机构。
笔者十分同意该观点，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强调了其相对独立性，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的宏观调控主体领导，而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有一点笔者认为很重要，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人事任免权应借鉴美国的法官终身制度。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笔者认为，人事任免权制度采取终身制可以保障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独立”。
（三）明确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前文已有探讨，因此，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公民、组织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提出的违宪审查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应该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公民、组织亦可向办事处提交违宪审查申请，地方办事机构经初审后应当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依法行使监督权，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该制度可以从实质上保障国民监督宏观调控行为的权利，可以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合法利益遭受宏观调控行为侵害时提供救济途径。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失灵社会中间层政府失败
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
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自20世纪后期开始才迅速发达和日趋完善，尤其在中国。8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经济职能活动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得到发展。但往往在事物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对宏观调控进行立法，以法律来规制和保障宏观调控也势在必行。追根求源是对事物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法学也不例外。所以对宏观调控原理作学术上的研究必将对宏观调控立法产生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本文是对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原理的一些浅薄认识。
一、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从全国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以稳定物价、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从规范经济行为规范入手在不同程度上以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为引导，采用财政、金融、制裁等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从整体上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管理行为。”归根结底，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方式，是国家职能的一种。其实在历史上，统治者对某些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的情形早已存在，只是在19与20世纪之交及其以后，国家的这种宏观经济职能才逐步从国家职能体系中突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时期，生产不断社会化，而单个生产经营者对社会信息的掌握不足和滞后，经营决策常常同社会供求不一致，并不能适时调整。当其发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想采取对策已经为时已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人们迫切希望国家出面搜集了解社会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做出科学分析和预测，并运用政策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特别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作为危机政策，各国实施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运用金融、财政、产业等方面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调控。也是在此及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以经济计划、经济政策为主要方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也由原来的零散的政策逐渐向体系化发展。
（二）宏观调控法概述
前面是对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一些简单论述，但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则另当别论。宏观调控法的产生有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政府失败理论。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论而生的。在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也要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防止权力滥用。就是在这种授权和限权的牵制和衡平中，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它除了要规定市场主体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还规定政府调控的权限、范围、程序、措施以及责任。目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立章建制，实现政府干预法制化。“因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如果“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一样，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崩溃”。“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
“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关于宏观调控的调整对象，国内学者有比较的认为是宏观调控关系。但对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作何解释却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与受控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它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一方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一方依法定职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是宏观调控关系产生的根本动因。宏观调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调控与被调控的行政隶属性质，实际上并不全是平等和协商关系。
2、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界也有颇多论述，也存在巨大分歧。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笔者认为，以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宏观调控法本身就是经济法中最重要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鉴于理论体现的一致性，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为己任的社会本位原则理应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它的出发点也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再次，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来看，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3、宏观调控法的内容构成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因此，“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
“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计划具有的弥补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对计划进行约束，对计划主体进行约束，保证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则需要计划法的规制。
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计划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法主要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这些法律主要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实体性内容。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可以使其内容更规范，以保障更好的实施。
各种调控手段的法制化是保证宏观调控依法进行的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调控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及方法，可以防止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做到依法调控。
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理论基础
1、市场失灵理论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完全性、市场主体决策的完全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对称足以使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调节。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应是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决策，政府干预愈小愈好的自由经济。因而，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态度应是自由放任。但也就是在自由放任鼎盛时期，西斯蒙蒂就认为有必要重新检查亚当•斯密的理论。“商业财富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我们绝对不要相信平衡会自动恢复这个危险的学说”。市场经济始终不能自动平衡，这是由市场的自身盲目性决定的。因为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只能按自己的极大化私人利益各自为政。这种各自为政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失业或者通货膨胀。因此说市场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垄断和寡头，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或无效率。物极必反，垄断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滥用破坏着正常的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市场调节机制内在的调节功能和目标难以实现。
第二、外部经济导致投资者缺乏经济性，而外部非经济性又导致污染，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市场不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夕阳产业的调整等。
第四、市场规则是一种“丛林规则”。无情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肉强食，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进公共利益。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呼唤另一种机制和力量介入经济，以配合市场机制共同调节。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具有的认识能力和预测水平比任何人都远为高明。政府处于中央地位成为信息中心，可以总揽国民经济全貌，为人们提供实质公平的竞争法则和环境，扶持弱者，把市场自由竞争社会共处共荣结合起来，使各种利益在市场参加者之间合理分配，而不允许市场调节渗透一切。当然，这时候会有人提出政府调控失败的问题，但这不是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充足理由。正如市场失灵不是否认市场调节的充足理由一样。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个过渡期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诸如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决定经济政策、国有企业中政企不分（即使现在已经进行了公司化改革）等一系列有着深厚传统但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遗毒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宏观调控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必须要求有充分、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价格机制完全发挥作用时，政府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状况并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加重对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方面的笔墨。比如政府要在市场可以调节并且可以调节的很好的领域尽多地给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同时宏观调控也要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做努力。
2、政府失败理论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然而国家调节亦非万能它有许多缺陷。最早对政府失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公共选择派。其代表人由布坎南和纳特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政府经济行为最符合全民福利最大化，也无法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符合政府的初衷，那么政府的公共政策失效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市场失灵，甚至会引发社会灾难。政府失败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的分离，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负效益的运行，形成外部负效应。第二，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为了竞选或显示辉煌政绩、官场升迁，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视未来成本和效益。第三，寻租与腐败。寻租的字面意思是寻找利润，是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它完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在政府管制而市场主体又想进入的领域，往往会出现权钱交易，这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因此说，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应该树立一种观点，不是任何市场缺陷都可以由政府来弥补的，政府干预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及范围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坚决杜绝宏观调控政策以党的会议纪要以及领导人的指示等形式出现，把公共决策和政府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也是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又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法可以看作是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之法。因此应该对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权限以及行使宏观调控权的程序和法律责任进行规定，使宏观调控有法可依。
（二）社会结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基础是当今社会宏观调控法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运动，也有人称之为“结社革命”。成千上万的涉及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第三部门”组织应运而生。“第三部门”运动的发起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二战以后，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到70年代，执意这一政策是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日益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第三部部门机构有其优越性。”20世纪末，“第三部门”已发展成为力量不可小觑的社会中间层。这些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向，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使其免遭少数人的控制而为大多数人服务。“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中间层的崛起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职能的弱化是政府权力的转移过程，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在有社会中间层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制约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
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这个等差有序的社会调节的权力结构中，政府适当地分一部分权力给社会中间层，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调控负担，又可以充分发挥中间层私立性仅服从于法律、公共利益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优势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或称职能进一步弱化。宏观调控法也因此更“宏观”、更“间接”。源于二次“社会契约”缔结的社会中间层－接受了一次契约中让渡给政府的部分权力和原先保留在个人手中的权利，而使其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活动更加游刃有余。反映在宏观调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体，更具有间接指导性而不是直接参与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对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社会团体）这一经济法主体的规定不能再像从前模糊简略一带而过而必须对其成立、职能、活动方式及法律责任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因为先前传统地认为市场解决不好的有政府管理和政府解决不好的交给市场的做法在三元的社会结构中已行不通社会中间层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已经不允许“非此即彼”地来解决宏观调控问题。此外，在宏观调控法中设立公益诉讼机制也势在必行。以团体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也正是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的最佳体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来布置宏观调控法体系是新时期宏观调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当然是当代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法学理论基础
当某一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调整地对象从而产生了以调整该社会关系的专门法律时，立法者往往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衡平各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真正调整该社会关系而使各关系主体普遍认真遵守而真正达到由法来治。这大概就是法治平衡原理最直观的阐述了。宏观调控法亦是如此。如何使宏观调控关系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是整个宏观调控立法的核心所在。虽然表面看来在夹杂有隶属性质的宏观调控关系中并不存在双方主体讨价还价协商一致的迹象和可能，但实质上立法中如果不设置相关的用于或有利于协调双方利益的机制或制度就很难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行政命令了。宏观调控由原来仅作为国家经济职能而存在和发展到现在相对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更有法律保障，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相互约束相互牵制的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被更好地执行的前提是它能反映最大多数的受控主体的最大利益，并且这些政策的制定有科学依据，其运行成本最小。同时，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结果与初衷相悖，而给信任政府的受控主体带来损害时，政府要承担相应且相当的法律责任，比如在指导性计划中，由于长官意志，造成失误时，要有相应的行政和经济处罚来约束。利益平衡原理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出发点，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宏观调控关系协调和稳定。
法治平衡原理表现在立法上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设置的平等和合理，在宏观调控法中要求：
第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对应与宏观调控失利的法律责任。
政府要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配置需要赋予政府以一定的权力，与此同时，也必须使政府负起相应的责任，使权力与责任相符（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政府行使宏观调控的过程，同时又是履行职责的过程，是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权责脱节的现象却时有发生。由于强调国家的管理性特征，在政府职能配置过程中，常常是赋予行业或产业主管部门以管理权，却没有相应地为职能（权力）机关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管理目标（责任）。结果，当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同部门都争着当婆婆，而当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又找不到婆婆。从总体上说，中国政府机关并不缺少权力，而是缺少责任，没有责任约束的权力一方面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权力失去应有的权威，所以，在界定政府职能，配置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更要唤醒宏观调控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因为宏观调控事关全局，牵一发则动全身，决策的失误往往造成整体经济结构失调，引发全局性的经济动荡。
第二、受控主体遵守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或法律实施的义务应当对应于受控主体利益损害的法律救济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中，宏观调控的相对人基于被管理、被调节的特殊地位，相对于拥有宏观调控权力的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若不赋予其足以制约政府的救济权利，其自身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赋予受控主体向宏观调控的监督机关提出申诉或请愿的权力以及调控主体对受控主体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是防止政府宏观调控权力滥用之最为实际、最为有效的途径。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人”，其维护自身利益而抗衡政府宏观调控权力之滥用的勇气和精神比负有监督与评估职责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要热切和执着得多。
三、结语
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如何在法律上对宏观调控进行最优的制度设计也是法学理论研究者一直探讨的课题，然而也就是两两平衡的事物往往最难以平衡。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究竟谁更多更重，也许永远也说不清。因为时代在变，经济环境也在变，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关于宏观调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必将对立法和实践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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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4
关键词：资源管理；土地管理；科学发展
一引言
土地是强国富民之本，是事关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根源。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是明确规定要保护土地耕地，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多年来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和耕地保护问题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回顾过去发展及现状
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是一个以实现国家国土资源有效管理为政治目标的组织，它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推行其政务所建立的权责体系、组织机构体系、运行机制和法规制度的总称。作为一个国家行政机关，同样存在其横向分工与纵向权力的分割，它们的纵横交织形成了我国的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管辖范围内一切自然资源的总称。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土地、水、气候、生物和矿产资源。该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而土地行政管理体制则是国土资源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该体制是指土地管理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权限划分所形成的体系和制度。
我国政府通过近二十年的改革摸索，已初步显现出对政府职能的定位：尽可能放弃介入企业内部的微观经济活动的管理，取而代之以宏观调控和外部监督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更多地在组织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活动上下功夫，强化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部门。
2.1八十年代前土地管理体制
从建国后到1986年以前的30多年里，有过几次重大的土地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把土地分给农民，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有力地提高了广大农民投入和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但这些变革，仅限于所有制与分配方式的层面，土地管理本身则留有许多空白，主要是始终缺乏一个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导致了土地管理的无序与混乱，以致耕地连年减少，到上世纪80年代初已发展到急剧减少的程度，平均每年减少700多万亩，1985年当年则减少了1500多万亩。
2.2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土地管理体制
鉴于上述情况与后果，促使中央决策部门对我国的土地管理体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研究，做出了成立统一管理城乡土地的政府部门的决定。1986年8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后，全国各地也按照相应的模式层层建立起土地管理机构。第一，建立了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制度，以保护耕地为核心，合理规划确定建设用地的规模、布局和发展方向，从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以往土地无计划管理所造成的混乱现象；第二，建立了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制度，以计划指标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第三，建立了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制度，有助于各级政府部门确定建设项目用地数量、质量和位置，控制占用耕地；第四，建立了土地开发复垦管理制度，这对推动补充耕地的规范管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土地管理政策未来发展方向
一是调控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并重，通过土地规划政策、土地计划政策等调控政府行为，严把土地审批“闸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可见，土地政策调控取向：一是调控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并重。通过土地规划政策、土地计划政策等调控政府行为，严把土地审批“闸门”；通过土地税费政策、土地价格政策、土地供应政策等，调控企业用地行为。二是总量调控与结构、布局调控并重。既要加强总量控制，又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三是经济、法律、行政和技术等调控手段并重。
四创新土地管理方式，实现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既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也符合农民的强烈愿望。
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可以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促进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探索一条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用地需要与保护耕地政策相协调的新途径。
另外要按照国土资源部提出的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和宅基地管理机制的要求，抓紧研究制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管理办法。
五加强土地管理，科学参与宏观调控
科学发展观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而在于它的深刻内涵。它的提出给土地管理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带来了一次全新的洗礼。
5.1对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目标的认识
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实践也证明了它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但在理论研究方面却还稍显稚嫩。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近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催生了我们对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新认识。
首先，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土地管理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所以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目标也必然受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约束，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
再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不仅要求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要保障好14亿人的吃饭问题，将耕地保护置于重中之重，同时也要求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保证好人们的住房问题.因而，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加快提供保障性住房等必然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目标的应有之义。
5.2对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原则的看法
土地宏观调控是政府以土地作为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和措施的综合。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要素。然而，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因而，无论是土地作为一种资源配置还是作为一种权利配置，必然要求公平分配。也就必然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原则之一。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的发展观。土地资源是一种有限的重要资源，土地资源需求的增长性与土地资源供给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历来是土地利用的核心问题。因而，公平配置后的高效利用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另一重大课题。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人类社会生生不息，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不仅要强调当代人之间的分配公平，更要重视代际之间的机会公平；不仅要重视当代人之间的数量分配的公平，更要重视代际之间在土地利用条件和环境之间的公平。
5.3对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内容的看法
5.3.1土地供应调控
首先，调控土地供应总量，即以建设用地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总量调控。建设用地总量是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重要因素，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其次，还包括土地供应结构调控。通过对不同用途土地的供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这就需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适时调整供地政策，对符合国家、省、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项目予以用地扶持；对于禁止性项目，停止供地；对于限制性项目，提高供地标准和条件。
再次，土地供应调控还包括土地供应方式调控。由于土地在我国为国家和集体所有性质，因此，地价反映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微观市场供求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国家的投资导向等宏观经济关系。因此，国家可以通过地价杠杆来实现让利与取利，从而有效地调节资本在不同级差土地以及部门和产业间合理流动，直接或间接制约甚至决定投资的方向。
六几点思考
6.1加强土地管理法制建设
为了合理解决土地管理法制建设中的问题，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使土地供应的数量和结构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衔接，并与市场需求相适应。进一步加强土地登记的立法工作，用土地登记来加强市场监督，未经土地登记的，土地权力转移不具有法律效力。加强地价管理及土地租税方面的立法。建立地价公示制度，并建立部分交易项目的价格申报制相交易许可制等土地交易法律规章制度。合理开征各种租税，确保国家土地收益，抑制开发商获取不合理的暴利。
6.2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市场化配置程度。
面对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这一突出的“两难”问题，保障和科学发展成为国土部门的首要任务。应不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用地全程监管机制，努力优化土地利用布局和结构，依法从严从紧管理土地，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可从完善节约集约用地标准和措施入手，通过控制总量、增加流量、盘活存量，形成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倒逼机制；要按照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抓紧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严格控制城市用地扩张。推进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完善房地产用地有偿使用方式，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科学支撑。
6.3制定考核机制，科学管理土地，加快推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
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将成为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将土地资源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政领导干部的评价考核指标，并上升为硬约束指标。建立健全土地资源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的共同责任机制和问责制，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通过指标约束和考核，引导全社会树立新型的土地资源观和管理观，从而更加科学地管理土地，加快推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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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5
关键词：财务；宏观调控；法制保证；机制
财务宏观调控是指为实现财务保障的总目标，运用各种方法与手段，对军费供求总量、分配结构及利益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带有全局性和综合性的管理活动。
一、现有财务宏观调控法制保证机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现有的财务宏观调控的法制保证机制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使调控缺乏力度，难以保证财务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其主要表现为：
从法规体系上看，缺乏完整性。所谓完整性，指法制所规范的内容能够覆盖其规范对象（客体）的全部内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以前许多依靠行政手段、思想教育的方面而今都需要用法律来规范，而相应的法律却没有建立健全。
从法规内容上看，缺乏科学性。财务分配军费，只是配合实物型指令性计划的实现，许多法规是根据这一职责制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职能是对国家财政分配给军队的经费进行再分配并对其使用、监督和控制。有些法规的内容已经过时，失去约束力，缺乏科学性，不利于财务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从制定法规上看，缺乏稳定性。当前，财务宏观调控法规的变化较大，其原因就是有些法规制度定得内容过细，时效性过强。形势稍有变化，就不得不进行修改变动，造成法规贯彻落实上的错位。
从执行法规上看，缺乏权威性。军委、总部制定的有关财务宏观调控的法规一经颁布，就必须严格强调它的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从目前看，存在政出多门，惩处不力，法规形同虚设，执法人员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问题，使法规的权威性严重弱化。
二、完善财务宏观调控法制保证机制的主要措施
完善财务宏观调控法制保证机制，对军费的分配、使用与管理进行依法调控，是当前财务工作的迫切要求。当前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建立健全法规体系，确保宏观调控以法制为前提。从当前我军实际看，亟须建立的法规有：在经费保障方面，应尽快制定《军事预算法》，进一步规范军费的获取、分配、交换等活动，以保证军费拨款的稳定性；在物资保障方面，要制定《军事经济合同法》及《军事物资动员法》，确保军队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都能够筹措到所需要的物资；在军队利益保护方面，要制定《军队利益保护法》，维护军队国有资产所有权，保护军队国有资产的安全，规范军队国有资产的正常流动和合理配置；在有偿服务方面，要制定《军队有偿服务法》，明确军队有偿服务的范围、规模、利益分配方式，确保军队有偿服务的健康发展；在军人待遇方面，要制定《军人待遇法》，明确军人在工资、福利、住房、医疗、劳保、退役安置等方面应有的待遇，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以增强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6
关键词：行政机构改革；大部制；政府职能；“三定”
1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进程
中国“大部制”改革，是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发展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条管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管理部门的改革也不断深入。从1982年至今，我国先后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如今进行了第六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通过了实行“大部制”。具体内容包括：(1)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2)加强能源管理机构。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3)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4)组建交通运输部；(5)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6)组建环境保护部。不再保留国家环境保护总局；(7)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再保留建设部；(8)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
此次改革相比在整体思路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强调建立起行政管理体制框架，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协调、制约的权力机构。改革的目标明确定位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强调反映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理念和宗旨。
2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意义
2．1较好解决职能交叉和职责不清问题
“大部门制”改革中加入了“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立，使“三权”进行分立归属，而不仅仅是把职能相近部门合并。这种“三权”分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府整个部门设置中进行专门分工。即部门分别行使三权。二是在大部门内部也有专门分工，分别行使三权。“大部门制”将能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状况。它能真正带来政府公共管理质的飞跃，并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声。
2．2能够从体制上和资源上进行必要的整合
“大部门制”将根据政府职能业务的共性和重合性合并一些部门，但权力相互监督的部门不会融合到一个部门里。目前政府行政体系当中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行政机构偏多，行政效率低下。近年来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决策部门在行政管理上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已成常态，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责任，权责不明，导致问责无门。大部门制将会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2.3较快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在政府职能转变，而“大部门制”则是侧重改变政府职能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可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角色定位，彻底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建立“大部制”的政府机构管理和设置，对政府的市场经济管理模式转型有重大意义，也势必会推动政府进入深层次改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自身及行政管理体制亦必须进一步改革，否则很可能影响其他方面改革的深入。
3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挑战
3.1权力的对接与整合难
“大部制”改革涉及党政部门权力的对接，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配合推进。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是“大部制”改革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国务院机构组成数量之多、类型之多、分工之细超过世界许多国家。如今要实行大部制，把职能交叉、重叠的行政资源合并重组，稍有不慎将会形成新的权力交叉、重叠。“大部制”下，相关几个部的权力重新整合到一块，既要大刀阔斧，又要做到平稳过渡，确实不容易。3.2人员分流与机制磨合难
“大部制”下，机构、官位相对减少，机构精简和重组势必带来人员的分流。分流人员是历次机构改革最为头疼的事。
至于优化结构，就是通过人员分流，调整政府和企业、机关和基层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达到优化组合，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大部制”下，机构内部的磨合，外部的磨合，上下之间的磨合，与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如何对接，怎样才能不重复、不重叠等等，都是对“大部制”的严峻考验。
3.3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难
过去是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导致政府效率太低。“大部制”机构设置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但结果可能导致对一个超级部门进行监督更难。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改革的一大关键因素。
进行部门设置时既要考虑部门之间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对分离，同时大部门内部也要考虑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对分离。
4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对策
4.1要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我们还将面临许多新问题，必须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有效性，切实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为增强宏观调控合力，各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税、货币政策，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4.2做好部门改革“三定”工作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战略部署的第一年，确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做好部门“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是机构改革实施工作的中心环节。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不论是调整变动的部门，还是机构未作调整的部门，都要通过制定和完善“三定”规定，具体落实转变职能的各项要求。同时，要抓紧研究提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指导意见及配套措施，确保各项改革相互衔接，协同推进。
4.3探索“大部制”改革遵循三原则
我国在进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遵循二个适当。第一，解决改革所面临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环境保护、住宅建设问题等。第二，先着手相对来说比较易于推进改革的一些领域和部门。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组建。选择这样一些适当的领域和部门开始大部门制的改革，可以避免改革所带来的体制内外的矛盾摩擦。
4.4“大部制”改革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
此次机构改革使大部门的职能更加宽泛、权力更大、结构也更加复杂，需要立法明确界定大部门的职能，合理配置决策权、
执行权和监督权，建立权力运行程序制度。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7
【摘要】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应从那些需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微观领域中退出，还权于市场，最大限度地压缩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给市场更多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内容应主要包括九项，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应定位为国有资产管理、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和公共产品提供。
【关键词】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监管宏观调控
一、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变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论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不同概括方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理论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职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发挥政府经济职能作用的问题，理论界认为政府具有分配职能和监督职能，其中分配职能是主要职能。
2.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职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的前一时期可以称为转轨经济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本质还表现为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分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代表性观点是“三职能论”。即认为政府具有分配、调节、监督三大职能，其中分配职能是基本职能，调节和监督职能是派生职能。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我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主要内容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九项：一是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二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方针和政策，并据此制定和实施资源开发、智力开发、科技进步、控制人口、保护环境等全局性方案，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其它必须由国家统一决策的重大事项；三是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调节手段，引导市场并通过市场调节，协调地区、部门、企业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以保证国家重要经济决策及发展计划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四是对垄断产业加以必要的管制，使市场价格体系能够有效发挥配置资源与收入分配的功能；五是对有成本溢出或具有外部负效应的经济行为如环境污染加以必要的管制，对有效益溢出或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经济活动如教育、科学研究等予以必要的资助，以减少妨碍市场正常运转的外部性问题；六是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避免因公共产品短缺而引起市场运转失灵；七是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收入分配公平公正；八是制定市场交易规则，推动市场体系发育，发展市场中介组织，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九是组织和管理国家重点建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重大项目，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顺利进行。
三、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及实现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上述各项政府经济职能，概括起来就是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又可以概括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
1.国有资产管理及其实现途径
国有资产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是指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即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限划分，运营状况评估，收益分配享有和资产的处分归属等行为所进行的控制和监督。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有五种实现途径：一是国有资产登记，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为确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以及各种组织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权利，而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登记确认；二是国有资产投资，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依法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济组织进行参股、控股；三是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依法对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进行分配；四是国有资产稽核，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核实或评估经济组织占有国有资产的实际数额；五是国有资产处分，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最终处分。
2.市场监管及其实现途径
市场监管是国家为控制市场失灵，而对市场进行的微观介入。就我国目前的市场监管而言，要实现有效监管需从两种路径人手：一是从不需要监管的领域退出；二是对需要监管的领域综合运用各种监管手段，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有效竞争。要从根本上改变由政府统一计划、配置人财物的权力模式，将这种职能切实交还给市场。对于政府在微观经济中的一些审批权、管理权、制约权也应取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监管的加强是指对市场应当介入的领域，政府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实现有效监管，弥补市场失灵。
3.宏观调控及其实现途径
由于目前我国要素市场的培育还不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还比较单一，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监控和预警体系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以确保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体途径可选择：一是制定经济计划。就长期经济计划而言，加强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任务和途径。就中期计划而言，主要是指项目规划，项目规划应依中期规划制定。二是调控的方式应转向间接调控。直接调控方式严重地挫伤了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了改革。整个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式仍是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是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三是调控手段应由实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相结合，逐步地转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4.公共产品的提供及其实现途径
提供公共物品组织和实施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应该按照物品本身的性质，合理确定政府供应公共物品的范围，恢复私人部门对纯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应。同时，按照效率原则，将相当部分的准公共物品交给私人部门生产和供应。
四、结束语
总之，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与整个改革进程相比，政府经济职能转换明显滞后。我们必须继续借鉴国外经验，总结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寻求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最优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模式。
参考文献：
[1]杨欣．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实现路径[J]．辽宁警专学报，2007，(3).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8
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我国市场经济也从起步、成长阶段，相应进入到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新阶段。总体来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并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我国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在全球的比重都达到了11%，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规模则是世界第一。但这就像一个少年，身材体量与成年人相差无几了，而行为举止却还带着几份稚嫩，并不成熟。这意味着我国发展与改革已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要从这个新的起点出发，进行适应性改革，以使我国市场经济变得更成熟、更健康和更有质量。改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新的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也应当转换视角。
一、推进市场化，从以“自由竞争”为中心转向以“平等竞争”为中心
如果说在过去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是因为缺少经济自由而难以形成竞争，那么在当下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则是因为缺少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扫除平等竞争的障碍，应成为当前及今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中心环节。
我国的市场化并没有完成，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仍需要拓展。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说在过去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是因为缺少经济自由而难以形成竞争，那么在当下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是因为缺少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我国经济的活力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皆是市场竞争推动的结果。市场竞争的前提是经济主体拥有经济自由。过去的改革就是围绕“放权、让利、搞活”来做文章，培育市场主体，并赋予其充分的经济自由，搭建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经济就活了。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给国企松绑，给民企自由，是当时市场化改革的头等任务。但就今天来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平等竞争，而不是企业缺少自由。除卷烟、军工、盐业等少数国企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自由竞争”作为过去经济改革的重心，已经基本实现，而当前面临的是自由中的不平等。尽管2007年出台了《反垄断法》，但“平等竞争”并未实现。譬如市场操纵、地区封锁、市场准入歧视、行业限制、就业限制等等现象依然存在，滥用行政权力、在位优势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使各类经济主体处于事实上的体制性不平等状态。竞争不平等，尤其是行政垄断、行政干预与各种经济联盟行为，都严重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降低了效率，也带来了不公平和寻租，使我国市场经济变形走样了。扫除平等竞争的障碍，应成为当前及今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中心环节。
二、劳资关系，从偏重资本转到关注劳动者权益
健康的市场经济，应当包含劳资关系协调、劳资利益均衡这样的基本内容。而如何既利用资本，又节制资本，以防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是当前及今后经济改革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稀缺，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青睐。至今天，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也都是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资本在我国经济中渐渐居于支配性地位，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而放眼世界来看，在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中，其支配性力量也是资本，劳动力是作为生产要素受资本支配，是以资本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早期，血汗工厂到处存在，广大工人被资本奴役，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认为资本一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肮脏的血。我国市场经济并未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比如，“黑砖窑”等血汗工厂也存在；克扣、拖欠工资，甚至恶意拒付工资的现象也不鲜见；劳动者的休息权、报酬权、劳动保护权、社会保险权等被任意侵害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并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随着我国发展新阶段的到来，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已不可能廉价地“无限供给”。更重要的是，更加注重劳工权益，是市场经济从粗野到文明的进化取向。健康的市场经济，应当包含劳资关系协调、劳资利益均衡这样的基本内容。可问题是，自从市场经济诞生以来，这个问题至今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永久性解决。这对搞市场经济时间不长的我国来说，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害怕资本，而我们今天却在与资本共舞；但不要忘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利用资本，以资本为手段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不能被资本所利用。如何既利用资本，又节制资本，以防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这是当前及今后经济改革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
三、处理城乡关系，从注重“要素流动”转变为注重“人口流动”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遵循市场规则，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而劳动者是经济社会主体，有自身的权利诉求。显然，当前及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只看到劳动力这个“要素”的配置，同时还要看到劳动者这个“主体”的基本权利。
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要素流动为前提的。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我国主要是来自农村，与市场化、工业化相伴随，渐渐形成了两亿多农民工的劳动力群体。这个流动的庞大群体活跃在非农的各行各业，成为我国劳动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壮观图景。这配合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生产要素——劳动力。
但“劳动力”和“劳动者”是不同的，前者是要素，后者是经济社会主体。随着我国以城镇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到来，“要素流动”自然会转变为“人口流动”，即农民变市民。农民进城打工赚钱，是作为生产要素流动的，只要获得劳动报酬即可，不奢求公共服务的同城平等待遇。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城乡之间候鸟一般流动，只图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卖一个好价钱。但农民作为经济社会主体，却有选择在城市定居作市民的权利。人口的迁徙、家庭的迁移就将成为农民新的选择。人口的城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城镇化，只具有统计意义，而无实质性的社会发展内涵。
城镇化既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积聚集中的过程，也是人口流动移迁、重组社会利益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合的，包含了经济、社会两个层面相互交织的多元变化过程，其复杂性呈几何级数上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遵循市场规则，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而劳动者是经济社会主体，有自身的权利诉求。显然，当前及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只看到劳动力这个“要素”的配置，同时还要看到劳动者这个“主体”的基本权利。这时候，农民的权利就不只是获取劳动报酬，还有作为社会成员曾经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如农民有权平等获得所在地城市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
这意味着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不只是打工赚钱，而且同时有作为社会成员选择做市民的权利，城乡关系已经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扩展。城乡分治体制改革已成为经济改革拓展的重要内容。
四、国民经济治理，从偏重“宏观调控”到注重“宏观管理”
把宏观调控置于宏观管理之中的应急管理层次，对于超出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应使其纳入宏观管理体系之中。建立健全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而不仅仅是盯着宏观调控，是当前经济改革的又一新要求。
随着产业联系的扩展和金融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的国民经济治理方式——宏观调控，也变得越来越不相适应。
一事一议、相机抉择反波动是宏观调控的本质属性。这种方式的特征是：个性化、事后解决、随意灵活，属于“问题导向”。只有等问题显露出来了，才一个个去解决。经济热了，就要降温；经济冷了，就要加热。产业过剩了，就要抑制，用各种手段去化解；产业短缺了，就要激励，用各种政策去刺激。在问题较少，且较为单一的时候，有宏观调控就足够了。可一旦问题越来越多，宏观调控就变为“小马拉大车”。目标越来越多，把总量、结构甚至环保、土地、粮食等等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这样就很容易因为政策手段不够用，或政策手段见效慢而演变为行政干预，间接调控变为直接控制，甚至替代市场。长此下去，宏观调控就会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9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学金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2.斯蒂格里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文版，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吴易风、王健、方松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篇10
一、可持续发展与“整体本位论”
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始于本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从提出发展到今天，其涵义已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内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协调发展，永续不断。可持续发展要求把发展的负面效应和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使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免遭或少遭破坏，既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子孙安居乐业，继续发展，从而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哲学观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长期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等特征。（注：王全兴，樊启荣。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j］。法商研究，1998（3）。）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强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环境、资源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从空间上看，可持续发展是各地区、全国乃至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是全社会范围内，各阶层、各集团、各单位都增进利益的共同发展。“整体本位论”作为经济法的哲学基础，以社会整体为其出发点和归宿，以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体利益为次，客观地反映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要求，其目的也在于实现社会整体控制与协调发展。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法的调控、规制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以及在具体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限制和引导的统一过程。
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本位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在民法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并组成社会利益。只有充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才可以促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注：陈云生。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的历史命运［j］。政法论坛，1997（3）。）
同民法着眼保护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整合，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决定个体利益，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体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均衡与和谐。所以，经济法所坚持的利益原则是整体利益至上原则，利益均衡原则，保护并限制个人利益原则，保护社会弱者利益原则。（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j］。法商研究，1998（3）。）
其次，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人口、社会、环境的发展，不仅要全面协调发展，而且要稳定、永续发展。经济法与民法促进个体（私人）经济安全不同，经济法应着眼于国民经济全社会整体安全。这种整体安全首先是指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协调是关于发展过程和系统总体状态的规则，是指一系统存在多重因素关系和多种相互作用条件下，把不同质的因素和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统一起来，满足指定功能的过程，表现了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客观规定性同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主观规定的统一。（注：王宏波。论社会发展的协调范畴及其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4（1）。）国民经济发展协调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方面，在总体上，它表现为社会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适应与满足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具体上它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和多种力量的多重促进、多元互补的合理配合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无波动性还要求通过经济立法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与力量，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对促进消极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注：积极意义上的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协调状态。）
再次，经济法还致力于促进整体效益。（注：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效益作为一种法律价值，导入法学领域始于60—70年代法律经济学的兴起。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民法和经济法都必然把促进效益作为其重要的价值目标，但其具体精神并不相同。民法的私人经济生活本位和个体利益决定了它追求的效益首先是个别的、微观的，然后以此去最终促进社会整体效益，所以，它难以解决个别效益与整体效益，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只有经济法能摆好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1）经济法以促进社会整体效益为目标。发展经济效益以提高和不损害社会整体效益为导向，把经济效益纳入社会整体效益中评价。（2）协调个别、微观的经济效益以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优。把微观经济效益纳入宏观经济效益中评价。（3）经济活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宏观、微观经济行为纳入经济效益中评价。（4）提高经济效益，须以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环境、人口、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可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经济法的哲学观、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二、可持续发展与宏观调控法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经济和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全部可持续发展诸要素中，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实现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注：陈银娥，杨艳琳。可持续发展需要宏观调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4）。）。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它通过计划法、投资法、价格法、信贷法、税法等保障实现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这种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通过宏观调控法，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各种比例关系。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和再生产各环节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些比例关系又受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如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协调关系受到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的影响，企业的再生产受到资源配置方式的制约，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又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资源的浪费，而资源短缺又会制约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公会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宏观调控法如：资源法、环境法、计划生育法等，运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才能保持这种比例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二，通过宏观调控法弥补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的缺陷。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在调节经济运行、管理经济活动中起着其他调节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发调节，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并会导致资源浪费，带来环境恶化，同时也会产生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如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应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来实施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如征收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由此，企业将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也作为成本的构成而计入生产成本。在我国现阶段还未形成环境成本的概念，只对一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费。但是，事实上，一些在生产过程中未造成直接污染的企业，对环境也可能间接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摩托车在其生产过程中也许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大，可是其在消费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题却非常严重。因而，从宏观经济过程观察，经济增长中环境成本是很大的，付出的代价是很高昂的。日本学者枇杷木在《论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理论结构》一文中提出“增值价值环境税”的理论主张不仅对每个生产阶段的增值价值要征收环境税，而且要“对商品的服务和生产不加以区别的对其‘增值价值’进行课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我国目前的自来水收费，既不是资源费，也不是污水处理费，而是制造自来水的费用。如果按照综合成本理论，应当加收资源税或污水处理税，那自来水的价格就要高得多。因此，要克服市场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完善资源法、环境法和税法，通过开征资源税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节约。开征环境税、防治污染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通过宏观调控法，协调好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协调的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法就是要协调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经济总体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经济利益关系有：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关系，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各地区之间的关系，等等。通过产业调整法、预算法、投资法、税法、银行法等法律协调好社会经济发展中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才能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宏观调控不到位或不能有效地协调好各种经济利益关系，那么，宏观经济就很难获得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宏观调控法有助于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宏观调控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充分就业、资源优化配置、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社会收入公平分配，实现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综合平衡。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是稳定与增长，经济保持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如果经济稳定受到严重破坏，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必须有宏观调控来引导。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由于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宏观调控法能保证经济发展，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宏观调控法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币值稳定、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等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宏观调控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更离不开宏观调控法律保障。建国以来，之所以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有发展而不能持续”的情况，是因为缺乏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更缺乏完善的宏观调控法。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成果的出现，必将进一步丰富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体系，进而促进经济法的发展。同时，完善的宏观调控法也保障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可持续发展与市场规制法
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基本亚体系，一是反映国家干预市场的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二是反映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从全局出发，调控社会总产品和总需求平衡关系，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二者在整个经济法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注：王继军，李建人。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j］。法律科学，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