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1
一、沉着冷静，随机应变，说服教育做到滴水不漏
通过与当事人的多次接触中，我个人认为，在
与违法当事人正面接触时，要沉着冷静，说的每一句话要有理有据，要在说出之前考虑好，千万不要说漏嘴，更不应该在情绪激动时骂人，否则，当事人就会抓住一个说话漏洞不放，处罚工作就会无法进行。在说漏的情况下，要随机应变，想出一些相关联的事情，把对方震住、虎住。
比如说，我们在汇源大街巡查时发现，一彩钢瓦厂将一红底黄字的招牌挂在了电线竿上，在与当事人接触时，执法人员告诉他，擅自在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违反了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当事人陈述到：这是电线杆，不是路灯杆。我随机说道，路灯设施包括路灯杆、路灯、供电线路，也包括电线杆，当事人无话可答。
围观和劝说群众是实施处罚过程中的又一个阻力，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用的办法是：冷落围观者，主攻当事人。也就是，对围观、劝说人员不理不睬，直接说服教育违法当事人。有时候也可以给予围观、劝说当事人警告：我们正在执行公务，无关人员要尽快撤离现场，出了后果要自己负责，警告时嗓门要高，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他们将会有所收敛。
二、分门别类，软硬兼施，顺利实施处罚工作
对于一些老实、和善的违法当事人，尽量给予警告、视违法事实给予处罚。
对于一些拉不长、拽不短的，粘粘糊糊的，要脱离现场，另择地方实施处罚。比如，在鹏泉东大街，我们查处了一占道修自行车的当事人，在处罚前，我们严格按照当场处罚的程序，对当事人讲明了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当事人拒不接受处罚，并说三道四：你们没有权力管我们，应该由交警来管。并且还说到，年纪大了，不容易，混口饭吃。经过再三解释，我们与违法当事人相持达40分钟，当事人就是不履行处罚决定。最后，我们商量，当事人可能出于碍面子，怕丢人，随之，我们采取了证据保全措施，并将当事人领到一行人较少处，当事人接受了处罚。
对于一些钉子户，要集中力量，坚定立场，实施处罚。一乱停乱放的大货车，在对驾驶员处罚时，驾驶员声称这辆车辆是×××人，黑道上的知名人物，你们把锁车器赶快拿下来，要不然，他发现了一准给你们仍掉。面对威胁，我们丝毫不退却，并说：不管白道、黑道，也得守法，况且你这种违章行为，×××人不会支持你，反而会惩罚你，最后当事人上缴了罚款。
持久战也是我们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大故事市场一卖眼镜的，占用人行道摆设摊点，年龄大，收入少，我们采用的是说服教育战，每次巡查到此，我们都要停下来进行一番说服教育工作，连续10多次，最后，违法当事人将摊点移下了人行道。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9－0033－02
合法性(legitimacy)这个概念在政治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旨在说明一个政权在群众中间的认同和支持的程度。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被人们认可的好的价值。在现代政治科学中，合法性一般被认为是指既定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就是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的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指执政党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应具有的基础和条件。它通常是指执政党凭借非权力因素和非暴力手段，通过其意识形态、竞选纲领、政治制度、执政绩效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等，使得民众处于自觉或自愿主动地接受执政党执政和领导的状况。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更是执政党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因此，关注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现代西方，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的认同
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是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核心基础。在现代西方民主政体下，执政党因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掌握国家权力。无论是采取法律确认的方式，还是采取事实上承认的方式，只要政党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它的执政地位就具有合法性。人民对政党的认同主要包括耐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政党纲领的认同以及对政党的竞选政策的认同。
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通常情况下，一个执政党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为民众提供一套适应社会发展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体系，也就是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多数人接受的道德观。同时政党还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塑造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不断增强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感，使民众从内心深处由衷地支持和拥护现行的政治体系。当一个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为其党员和大多数的民众认同的时候，政党就具有较高的合法性，反之，就会产生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在现代西方，作为一个执政党，它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并且不断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够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奠定思想上的基础。
党纲是政党“主义”的具体化，也是政党争取选民的一面旗帜，它表明了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立场，对现实政治环境的解答。一个政党要想取得竞选的成功，一个符合时展特征、本国国情特点的党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1949年－1957年，德国社民党在三次大选中均遭失败，党员人数逐渐减少，处境十分不妙。为了适应形势，争取到多数选民的认同，社民党进行了理论革新，于1959年11月通过了《歌德斯堡纲领》，由此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使得社民党由意识形态特征很强的政党变为全民性政党，并且开始在组织上实行联合主义，这使得社民党受到了德国社会的广泛欢迎，逐渐得到了民众广泛的认同，1966年，社民党改变了联邦德国建国后17年的在野党的地位，开始了长达13年的执政时期。
政党的竞选纲领也是征服民心的关键。政党的竞选纲领一般是根据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参照选民的心态所提出的该党具体政策。政党竞选纲领的好坏，能否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直接关系到政党能否上台执政。当今社会选民对政党竞选纲领的认同已经不再以政党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张作为唯一的选择标准，而是倾向实用化、具体化，更多的以政策的可行性，解决具体问题的效能作为投票的依据。所以，今天西方各国的政党在制定竞选纲领时往往要注意兼顾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和要求，淡化其政治色彩，尽可能的展示其大众性，并且尽可能的争取中间阶层。一个政党能否制定出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竞选纲领是政党赢得人民认同，进而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因素。
二、权力运作的程序合法
所谓程序，就是政治活动的步骤和方式。政党的权力运作遵循科学而严格的程序是现代西方国家政党取得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一个政党权力运作的方式规范而遵守公正的程序，会使公众对其产生预期和信心，进而产生信任感和拥护的心理。政党权力运作的程序合法主要体现在取得政权的程序合法和执政施政的程序合法两个方面。
在竞争性的选举中获胜是西方国家政党合法取得国家政权的唯一根据。在现代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取得政治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进行的，一般是以竞选和组阁为中心的。只有得到多数选民的选票的支持，政党才有资格组建政府，掌握国家最高的权力而成为执政党。由于政体的不同，西方国家政党竞选的形式和重点是不完全一样的。在议会制国家，竞选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争取议会席位的多数上。在总统制国家，竞选的重点则主要放在总统的竞选上。竞选成功后，政党或政党联盟就具备了管理国家内政。外交等重大事务的权力，政党的执政也就有了程序上的合法性。当然在现代社会中，并非所有政党都是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得政权。通过军事或革命等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但主要集中在非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部足以竞争性的选举为途径来获取执政合法性的。
政党取得国家权力以后，权力的运作也必须受到宪法和相关法律的严格约束。政党违反宪法或法律，即意味着它的政治合法性的丧失。对于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在西方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在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意图是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再由政权机关贯彻执行来实现的，所以政党不能因为自己执掌行政权力而使政党本身也权力化了，政党在宪法和法律上仍然与其他政党平等，不得对政府机关直接发号施令或进行干涉。在现代西方，执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大都采取间接介入或通过各种渠道施以影响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大多数国家的执政党都以政府总理、首相或总统的身份出而掌权，而不采取以执政党组织的名义直接执掌政府的权力，政党往往隐于后台，执政党对大政方针的制定，往往也给政府中的党员留有很大的余地，以避免执政党党员既要完成本党对政府的控制，又要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进行活动所容易产生的矛盾。另外，当代的西方各国关
于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法律也日益成熟化，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宪法都对政党及其组织活动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各国也纷纷制定政党法来对政党的活动加以规范，这些都是政党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一旦政党出现党政不分或其他的违法行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直至失去执政地位。政党权力运作的程序合法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三、科学的制度基础
制度是社会的框架，科学的制度是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韦伯把合法性的法理基础解释为“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一种官职事务的持续的、受规则约束的运作，这种运作是在一种权限管辖范围之内”。波普也认为：“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科学的制度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要使自己保持足够的合法性，得到民众的认可，就必须想方设法建立一种科学的制度，这种制度要能够较好地体现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既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同时又能使民意得到顺畅的表达，当执政党的制度无法反映民众的要求的时候，民众就会对执政党的代表性产生怀疑，执政党和民众之间就会逐渐产生矛盾，乃至发生冲突。如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土耳其和墨西哥长期执政的政党是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来换取民众的支持和认同的，但是90年代以后却先后失去了执政地位。其原因并不是在于它们在执政过程中治理经济的无能，恰恰相反的是大部分执政党使它们的国家摆脱了贫穷和落后，当脱贫了的民众又有了对民主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新追求时，政党设计的制度又不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从而使执政党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不得不被迫下台。所以执政党设计出多数民众认可的制度是其取得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四、明显的政绩基础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3
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十分密切，尽管有许多国家并没有通过立宪的形式明确规定政党的宪法地位，但这不能掩饰政党与宪法的紧密联系。一般说来，政党与宪法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政党行动所形成的宪法惯例成为国家宪政体制的组成要素，对宪法起补充和完善作用;二是宪法确认的宪政体制是政党斗争的中心和焦点;三是政党是宪法确认的统治关系运作的中心。[1]政党的执政方式问题也与宪法紧密相关，因为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执政权力的运用等，一般都是在现行宪法确立的宪政体制内进行的，且执政方式的不同会对一国的宪政体制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用宪法学原理对执政方式进行解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执政方式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执政方式?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都无定论。近年来，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理论和视角，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执政党介入国家权力系统的方法、途径，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的关系，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运作模式，等等。[2]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政党执政方式，指的就是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途径、手段和方法。广义地说，执政方式还包括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因为说到底，体制和机制是这些途径、手段和方法的系统化、稳定化。[3]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政党的执政方式，主要涉及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指政党从政治共同体中获取和运用最高行政权力的过程、方法和形式。它大致包括权力的取得、运作及制约三个环节。[4]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尽管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执政方式的基本内涵，但还不够全面准确，而要准确界定执政方式的基本内涵，首先必须要明确执政方式的基本要素，这是基础和前提性环节。尽管上述见解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包含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具体说来：其一，执政方式的主体是政党，具体说来是执政党;其二，执政方式的客体是宪法所设置的国家政权;其三，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是执政党如何依照宪法的规定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或者说执政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途径行使宪法所授予的国家权力;其四，执政方式的本质是执政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实现形式;[5]其五，执政方式的目的追求是完成执政党执政任务，实现执政党执政目标;其六，执政方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符合政党政治的普遍原理。尽管不同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它们必须符合政党政治的普遍原理，否则，这种执政方式就是不科学的。应该说，上述六个方面，完整地涵盖了执政方式的基本内涵。
其次，必须正确界定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关系，这是关键性环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领导与执政的双重任务，相应地也面临着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双重问题。正如林尚立教授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既是领导力量，也是执政力量。[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正确界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关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所以在执政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混淆了党的领导与执政，将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混为一谈。而要正确界定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关系，前提是必须正确界定领导与执政的关系。一方面，领导与执政不同。领导即带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主要是针对国家和社会而言的，反映的是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执政即掌管国家政事，主要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的，反映的是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另一方面，领导与执政紧密相连。领导是执政的前提和基础，执政是领导的主要体现和保障。在党执政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党在国家政权中执政来体现和保障的。与此相适应，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就区别而言，党的领导方式是在党的领导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党的执政方式是在党的执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党的执政方式主要是依法执政或依宪执政，因而，党的领导方式不能等同于执政方式;就联系而言，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是通过执政方式来体现和实现的。在党执政的情况下，党的领导方式应适时地转化为执政方式，不能以领导方式代替执政方式。否则，就会导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局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执政方式，就是执政党依宪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的方式、方法、途径的总称。
二、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
由于执政方式是在执政党依宪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发生的，因而，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运用国家政权的方式、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方式等。
(一)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
掌握国家政权是政党执政的前提。执政党与一般政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掌握国家政权。因而，任何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前提就是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掌握国家政权。一般说来，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类：一是在现有宪政体制内，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掌握国家政权。这是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的政党所普遍采取的方式。在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由于没有法定的、固定的执政党，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完全取决于其能否赢得每隔几年一次的大选，由人民依宪授权该政党执政。所不同的是，总统制国家的政党需要赢得总统大选，议会制国家的政党需要赢得议会大选。二是在现有宪政体制之外，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掌握国家政权。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专制国家的革命党所普遍采取的方式。在这类国家中，由于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7]因而，革命党的任务就是武装斗争，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国家政权的统治，夺取国家权力，创立新的国家政权，再领导人民制定宪法，通过宪法确立本党的执政地位。三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政党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在实现民族独立后，通过建国方式掌握国家政权，再通过制宪的方式确立该民族政党的执政地位。诚如萨托利所指出的：直观的，或更加直观的推测是，在非洲类型的环境下，政党对夺取政权和权力建设的最初阶段是功能性的，并且的确是必需的。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是对应于、并且产生于从殖民统治的终结向自我统治过渡的真空。[8]总之，这三种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尽管存有很大不同，但都与宪法息息相关，其执政地位都是人民通过宪法的方式确立的。第一种方式自不待言，第二种、第三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与宪法无关，因为它们都是在政党先掌握国家政权后，才制定宪法的，但是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事实，只有在领导或组织人民制定宪法后，才能具有合法性。这一点从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的制宪建议中即可看出。斯大林解释为什么要制定宪法时说，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说你们没有宪法，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因为政协不是选举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9](二)运用国家政权的方式
运用国家政权是执政党执政的核心。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正是为了运用国家政权，行使宪法授予的国家权力，凭借国家权力的强制力量，来完成本党的执政任务，实现本党的执政目标。正如王长江教授所指出的：把党的精英送进国家权力机关本身不是目的，通过行使国家权力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包括实现某种理想和价值，获得某种利益等)才是目的。[10]一般说来，执政党运用国家政权的根本方式是，通过国家权力将执政党的执政纲领和政策转化为宪法法律上的规定，并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从而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提出执政纲领和政策。执政纲领和政策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是执政党执政任务和执政目标的具体化。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提出正确的执政纲领和政策。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11]二是控制或影响国家立法权，将执政党的执政纲领和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成为全体人民都要遵循的行为规范，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以保证本党执政纲领和政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贯彻落实。三是控制或影响国家行政权，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行使，保证体现本党意志的宪法法律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执行。四是控制或影响国家司法权，通过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保证体现本党意志的宪法法律在国家司法活动中的实施。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明确为什么要通过法定程序将执政党纲领政策中的部分内容转化为宪法法律上的规定。一方面，两者存在根本不同。从文本意义上讲，执政党纲领政策属于党内规范体系，是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对全体党员具有普遍约束力，但执政党纲领政策从性质上说只是党内法规，只能调整党内关系，对外不具有约束力。而宪法法律属于法律规范体系，具有国家意志性，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调整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关系，全体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循。因而，两者决不能相互代替。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政治意义上讲，执政党纲领政策对宪法法律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执政党纲领政策是党内的法规，集中体现了执政党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构想和布局，而宪法法律是在执政党的领导或参与下制定或修改的，宪法法律的内容必然要反映执政党的纲领政策。同时宪法法律对执政党纲领政策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执政党纲领政策中的部分内容要想成为全体人民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具有法律效力，就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将其转化为宪法法律上的规定。
(三)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方式
执政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可以任意行使国家权力，相反，为了避免执政党滥用权力，必须依宪对执政党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一般说来，对执政党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方式主要有：一是通过宪法和法律监督和制约执政党权力，使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通过法定的制度、法定的程序、法定的方式执政，否则，执政党必须承担违宪或违法责任;二是通过宪法确立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监督和制约执政党权力，每隔几年一次的大选，及其反对党的监督，使得执政党头上始终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敢滥用宪法授予的权力;三是通过宪法确立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和制约执政党权力，权力制约机制的存在，使得执政党难以独揽一切大权，在执政的过程中要受到其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四是通过新闻媒体监督和制约执政党权力，独立的新闻媒体的存在，使得执政党的执政活动时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公众始终有途径和机会对权力的不当使用发出警告信息。[12]在这里，宪法之所以能够对执政党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原因就在于宪法的核心精神就是限权之法。这一精神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执政党行使国家权力就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否则，就要承担违宪责任，人民据此可以收回授权;二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要服务于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并要采取措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正如龚祥瑞先生所指出的：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授权就意味着限制。宪法的限制作用，具体地表现在防止政府对这些权利(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是立宪主义最主要的要求。[13]
三、执政方式的核心问题：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是执政党执政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执政党要想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就必须进入国家政权，借助国家权力的强制力量，并以该政党的代表为主体、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从事治国理政活动，执政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因而，执政方式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一个政党能不能执好政，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正确处理好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对此，王长江教授指出：政党要控制国家权力，通过行使国家权力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是政党政治时代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更便于朝着政党希望的方向前进，而且这个方向又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吻合，却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14]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执政党与国体、政体的关系谈起。
(一)执政党与国体的关系
国体即国家性质，指的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7](676)国体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主权①的归属问题，即谁才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这里有必要首先对主权与主权者做出说明。主权是构成最高仲裁者(无论是个人或组织)属性的权力或权威;这类仲裁者对作出决策以及解决体制内的争端具有某种程度的最终权力。能够进行这种决策意味着对外部力量的独立性和对于内部团体享有最高权威或支配权。[15]主权者就是拥有主权的个人或人的组织(包括代表会议)。[15]国体不同，国家主权的归属也就不同，主权者也就不同。而主权者的不同则决定了国家权力和国家政权的归属不同。从古至今，主权者经历了由君主主权到议会主权再到人民主权的转变。在现代社会，人民主权原则为宪法所确认，宪法规定了人民的主权者地位，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政党要想掌握国家政权，获取国家权力，成为执政党，就必须得到主权者人民的授权(主要途径是选举)，而一旦成为执政党，执政党要运用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就必须按照主权者人民的意愿(集中体现为宪法和法律)行事，否则，主权者人民有权收回授权。因而，执政党与国体的关系就是，执政党必须在国体之中执政，而不能在国体之上执政。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和行使一切国家权力。因而，中国共产党要想执政，掌握国家政权，获取国家权力，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具体表现为党的代表应依宪通过民主选举的途径进入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就必须依照人民的意愿(集中体现为宪法和法律)行使国家权力，其执政的目的也只能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应在国体之中执政，而不能在国体之上执政。正如李林教授所指出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存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之中，凭借国家的一切设施和资源，从政治上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谋福祉。[16]但特殊的一点是，我国是先有执政党，后有国体的，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宪法确立起来的。这样就容易混淆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容易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国体之上执政，而不是在国体之中执政。这是我们要坚决避免的。
(二)执政党与政体的关系
政体是指一国政权构成的宏观体制，是一国的主权者实现其国家主权的组织形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7](677)政体与国体紧密相连。政体是由国体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国体，一般就有什么样的政体与其相适应。但另一方面，政体对国体也具有反作用，凡是能反映和表现国体、适应国体需要的政体，就可以促进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国家的发展;凡是不能反映和表现国体，不适应国体需要的政体，就可能造成政权的更迭，统治阶级地位的丧失乃至国家的衰败和灭亡。历史上各种不同国体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一个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政体适应了当时国体的需要。相反，那些不能采取适当的政体以适应当时国体的统治者，其统治地位就不巩固，国家也不能得到发展。[17]因而，政体与国体问题一样重要，如果说国体实质上反映是一国主权的归属问题的话，那么，政体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的主权者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其主权的问题。正如周叶中教授所指出的：由于政体是与国体相对而言的，而国体作为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指国家主权的阶级归属，亦即国家主权的阶级属性，因此，政体是指拥有国家主权的统治阶级实现其国家主权的宏观体制。[18]那么，既然政体是一国的主权者实现其国家主权的宏观体制，依据主权者授权和意愿行事的执政党，在国体之中执政的执政党，就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政体来执政。因而，执政党与政体的关系就是，执政党必须在政体之中执政，而不能在政体之外执政。
在我国，宪法规定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是我国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由人民选择和授予的，中国共产党应依照人民的意愿(集中体现为宪法和法律)来执政，中国共产党就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就应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途径，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正如李良栋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共产党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组织形式。[19]然而，特殊的一点是，我国是先有执政党，后有政体的，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宪法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使得中国共产党容易混淆党与政体的关系，容易在政体之外执政，而不是在政体之中执政，也就是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这也是我们要坚决避免的。
(三)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执政党与国体、政体的关系，即执政党必须在国体和政体之中执政，决定了执政党必须通过国家政权来执政，而不能以党代政，以党的组织代替国家政权，以党的职能代替国家职权。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4
我国法治建设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而我国则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自觉型的。因此在我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的形成，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形成文明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习惯，而且还可以带动全民族法治意识的提高，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依法执政观念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观念其地位是不同。有的观念处于基础地位，有的则不然。笔者认为，要树立全党的依法执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首先必须确立一些基础的观念，只有树立、增强了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才可能全面提高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包括以下相互关联几个方面：
一、执政观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具有了一身兼二任的地位：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获取途径上，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理想和主义、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党员无私的工作获得人民依赖和拥护，使人民自愿地跟随党前进，从而形成的一种事实关系；而党执政则是党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获得的。因此，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在法律效力上，党的领导是党将自己的大政方针、政策或者关于社会某些具体事物的看法、主张，通过宣传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通过说服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接受，而不具有对人民群众的法律约束力；而执政则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从事处理社会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从所涉及的事项范围上，党的执政主要限于国家政务，包括政权工作、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领导则不仅包括在政治上领导政权，还包括领导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派、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领导活动涉及到了国家和全部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认为“领导就是执政”，这种认识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以执政的方式领导整个社会生活，以为自己是执政党，就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在任何范围内发号施令，不注意通过倡导科学的政治理想吸引人，通过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引导人，通过组织和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奋斗精神感召人，放松了对自身思想的改造和体制的创新。二是以领导的方式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以为自己是领导党，就可以不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指挥，甚至取代国家政权机关，以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导致国家法律虚无、政权机关虚置，迟滞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最终将自己放在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上。
在当前，确立和加强执政观念，最重要的是区分领导和执政的概念，处理好领导和执政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执政观：
首先，执政是一种有限的行为。执政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的代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运用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为，其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范围不取决于执政党自己的认识，而是由宪法和法律列举。这些列举的事项就是执政者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是执政者承担责任的范围。执政者不能以“党的领导”为由，任意扩大自己管辖、处理的事务范围，否则就是扩大自己的权限，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
其次，执政是一种法律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并受法律约束的行为。相对于党的领导来说，执政行为更强调合法性。它不仅要求政党进入国家政权要合法――合法选举，还要求贯彻政党意图也要合法――通过法定程序将本党的治国纲领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并通过法定主体和法定形式贯彻实施。同时这种法律行为不仅约束国民，更要约束执政者自己――执政者对于自己失信的行为、决策和执行失误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执政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作支撑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执政是政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活动。一般的政党活动并不必须是在政权内的活动，而执政则必然是在国家政权机构内部的活动。而且，执政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推行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和政令。这种行为对全社会成员产生法定的约束力、强制性，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服从的义务。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得将党的领导泛化为党的执政，将本应由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体力行、说服、引导和教育的工作，错误地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
二、合法观
前面讨论了执政观问题，但这只是涉及到了政党代表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之后，应该用执政的观念，而不是用领导的观念来处理政务的问题。那么如何进入国家政权，尤其是如何取得国民的信任并长期执政呢？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当代政党发展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进入国家政权，也并不是所有进入国家政权的政党都能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党能够进入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前提。它一方面表明执政党具有使人们认为其执政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人们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执政行为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
以前在党建研究领域，一提到合法性问题，就容易涉嫌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合法性丧失解释为苏、东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谈到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时告诫人们：“如果我们把合法的政权与政治统治等量齐观，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一般说来，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之分。前者是指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后者是指执政党之所以进入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是通过真正民主的选
举程序实现的。
实质合法性是执政党得以执政的内在根据。通俗地讲，实质合法性就是民心的向背，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和壮大。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上，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提出了“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和“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执政党提出了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内涵升华到了新高度。“三个代表”已经成为解释执政党实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成为评判执政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基本标准。因此，要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说教和臆想，而决定于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
形式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除必须符合民意之外，还要符合人类公认的正当程序。即“正当的权力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取得和行使”。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确认而取得合法性。在和平年代，在走向法治和的年代，要取得或保持执政党地位，其唯一的形式就是人民通过法定形式的选择。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权是人民授予的，是人民同意的结果，而人民是否同意的主要方式就是选举。民主选举是人民选择执政党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取得形式合法性的方式。共产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实质上是要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接受人民的评判和选择。如果执政党能够在民主选举中，主动观察民意，分析原因，并及时做做出检讨和调整，就可以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保持执政党的形式合法性。
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是相互联系的。实质合法还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表达；而程序的合法又能保证实质合法的政党走上执政地位。脱离群众，脱离人民，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就不可能通过选举程序获得执政地位，即使通过操纵选举获得了执政地位，其手段的卑劣更会加剧其合法性危机。作为执政党，增强合法性观念就是要始终不忘，并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格按照选举法和其他程序法的规定，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检验自己的政策和纲领，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党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三、人权观
要保持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就必须始终坚持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表现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上，就是保障和发展人权。人权是人民作为主体和法律主体的意志、利益和尊严的具体化、法律化的确认形式。因此，执政党就应该树立人权观念，增强人权意识。
增强人权观念首先是尊重人。所谓尊重人，就是把人当作人，而且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人，当作应当享有现代社会权利的人。由于一切利益最终都归属于人，所以尊重人的观念自然就包括了尊重人本身的价值以及尊重人所享有的权益的观念。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抛弃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执政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增强人权观念还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人权的保障和发展，需要公共权力为其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人权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法治不仅强调人权保障，更强调权力制约。现代公法的设立，就是旨在捍卫人权，抵抗公共权力的不当侵扰。依法执政是法治背景下党的执政方式，因此保障人权，约束公共权力，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应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依法执政制度框架的基本要素。
第三，树立人权观念还必须树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观念。作为一个和平发展时期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进入政权，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他们一旦进入政权，就不只是代表哪几个阶级的利益，甚至不只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全体公民代表，要为全体公民负责，为全体公民服务。这不等于说共产党成了“全民党”。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全民的。但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的执政观念和执政行为则应当是代表或兼顾全民利益。过去我们党或政府习惯于讲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反映我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但当代法治却强调集中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以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国家意志――法律，但不能由于这是多数人的决策而侵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是当代政治的决策机制，人权则是所有决策机制的底线。建设三峡大坝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决定的，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但这样一个决策却不能以牺牲库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对移民的搬迁补偿即是对少数人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即使对犯罪分子，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也要保障他们的人格权、诉讼权以及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否则，执政党就不是依法执政。
四、合作观
作为执政党，既然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就要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法定权利。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同时，作为执政党要作到依法执政，还必须树立一种合作观。
首先，合作和妥协是法治的内在规律。当代法治尊重多数的选择，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此，法治之“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没有合作和妥协，仅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不会有法治。因此，坚持依法执政就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传统观念，因为政治斗争式传统观念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现代法治则强调的是阶级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做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和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制度框架内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
其次，合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成为执政党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力求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迅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恩格斯和列宁都说过，国家的产生和对社会的统治，就是为了使阶级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因此，作为执政党，首先就应该从合作的愿望出发，以最大的宽容精神与仁爱胸怀，兼善天下，容纳百川，以赢得民心、人心。通过合作团结更多阶层，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基础。其次，执政党还要以合作的思维方式处理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
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
五、稳定观
合作是为使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保持现有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法治是倡导稳定的，这个稳定不仅仅指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的稳定，更主要的是指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稳定、社会关系的稳定。法的规范性、可预期性特点，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决定了稳定是法的内在品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坚持法的稳定性，树立稳定的观念。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艰苦的政治斗争，执政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错误地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我国以“人治”和“权谋”为特点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以斗争为手段，朝令夕改，灵活莫测的执政思维方式。而法治强调稳定，这不仅是由于法一般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保守性，更是现代法治最反对的是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大多数诚实、勤奋的人的圈套。这种状况会破坏平等、公正、秩序这样一些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长此以往，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和公信力也将会丧失殆尽。
当前要倡导稳定观，最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将重大改革措施和立法结合起来，以相对稳定的法制，规范改革的方向和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尤其是缺乏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律资源，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是政策调控型的。政策作为某一阶段或特定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价值标准和目标具有特定性和多变性。它讲究现实、追求实效，而并不刻意注重其价值合理性和自身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一般地说，政策一旦作为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方式，其过程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当然，改革意味着“变法”，加之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及时意识到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变法”，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执政者政治权威，对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遏制投机心理，鼓励诚实劳动，建设诚信社会的极端重要性。随着我国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执政党的改革观和改革方式也应当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转变，即由政策调控型性的改革逐步转变到法律调控型的改革，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5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国家运用其权力对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人，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政行为，在国家行政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因此，如何确运用行政强制执行已经成为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而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安排又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采取了以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辅的主体安排，而立法也呈现出了继续维持这一安排的倾向。我国行政法制执行主体的现行法律安排既有优势，但也存在着缺陷。优势主要表现在：(1)有利于保护人权。(2)有利于制约行政权力。（3）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缺陷在于：(1)不利于行政效能的正常发挥；(2)难以保障行政行为执行的公正和效率，也与法院专事司法、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3)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4)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法院在客观上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只有准确分析界定影响行政强制执行主体配置的法理问题，我们方有可能对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安排作出一个合理的选择或改变。本文通过考察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现行法律安排，找出影响行政执行主体配置的法理问题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进行重新设置，认为将行政机关设置为执行主体才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法理选择。并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设置将会给中国的法治进程带来的影响。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国家运用其权力对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人，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政行为，在国家行政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因此，如何正确运用行政强制执行已经成为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为此进行着有益的探索，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制定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而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安排又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鉴于此，拟以本文对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予以法理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改革与立法作些努力。
一、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现行法律安排及评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有学者对中国涉及行政强制执行的65部法律、法规进行了统计，其中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约占70％，主要集中于农林牧渔、卫生、土地、环保、城建、交通、邮政、资源能源管理等领域。行政机关执行的约占23％，主要集中于公安、税收等领域。行政机关和法院选择执行的约占3％，主要集中于海关管理领域。只有处罚规定而没有明确由谁执行的约占4％。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从1999年3月着手行政强制法的调研起草工作，经过反复征求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多次修改，于2002年4月形成了《行政强制执行法(征求意见稿)》，而《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则将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总结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己执行为辅的制度”，并对这一制度予以充分肯定的评价。由以上统计数据以及已经出台的官方意见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采取了以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辅的主体安排，而立法也呈现出了继续维持这一安排的倾向。
尽管以法院为主，行政机关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安排在法律规定中得到了确立，但我们对法律现象的评判绝不会也不应该因为法律的固有存在而终止。对于现有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法律安排，也应该予以客观的评价。我国行政法制执行主体的现行法律安排既有优势，但也存在着缺陷。优势主要表现在：(1)有利于保护人权。我国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行政权一向强大，行政机关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办事，行政执法水平不高，多一道法院的审查，将有利于减少错误，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2)有利于制约行政权力。通过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执行前的审查，以规范和制约行政权，从而达到制约行政权的目的。(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我们对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予以更好的保护，坚持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的原则，无疑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缺陷在于：(1)行政机关拥有的自行强制执行权非常有限导致行政权威失落，给行政行为的执行效果带来影响，从而不利于行政效能的正常发挥；(2)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主要部分划归法院，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不仅难以保障行政行为执行的公正和效率，而且也与法院专事司法、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3)因为经法院程序后行政强制执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行政行为，对其不服不能请求行政复议，而它又有异于行政诉讼，因而对其不服亦不能上诉，虽然还有申诉的救济途径，但这显然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4)由于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条件通常只是采用形式审查，而不是进行实质审查，使得很多申请执行条件的审查流于形式，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而且是法院在客观上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
上述评价表明，我国“以法院为主，行政机关为辅”的执行主体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安排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行政强制执行的良性运用，这引发了笔者对如何使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更好地适应我国行政领域实践之要求的进一步思考。
二、影响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配置的法理问题分析
理论研究不应满足于了解现状，而应对现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从中找出影响或者决定现状改善与发展的关键问题并加以研究。笔者通过上述的梳理，发现只有准确分析界定以下几个影响行政强制执行主体配置的法理问题，我们方有可能对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安排作出一个合理的选择或改变。
(一)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界定
行政强制权是行政强制执行的“精神内核”，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定位直接关系到行政强制执行到底应由或主要由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来实施的主体设计。依现行《行政诉讼法》第65、6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也可以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行政强制执行与司法强制执行的界限，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行政强制执行中出现了交叉现象，这给认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带来了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司法权、行政权以及行政强制执行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司法权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而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其称为“裁判权力”，审判或裁判权是司法权的核心权能。而现代学者也多将判断权视为司法权的本质内容，它区别于以管理权为本质内容的性质权。而行政强制执行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最终实现上。即它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现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时所要达到的目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其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某种行政管理上的目的，这种管理目的就是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来实现其意思表示，当相对人无法履行或明确表示拒绝履行行政机关所作的管理意思时，行政机关为了管理需要，就不得不动用行政强制执行权，来实现其管理目的，于是，行政强制执行权就表现为行政强制执行。因此，依附于行政决定这一前提的行政强制执行权本质上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一种表现，是行政权行使的自然延伸，它本质上是行政权的一种权能。法院属于典型的法律适用机关，依法定程序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决乃是法院的首要任务，以判断权为核心的司法审判可被看作是法院最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职能，这也是法院与政府最明显的区别所在。因此由法院来行使行政权是司法权替代行政权，司法权的本质发生了扭曲，人民法院消极、中立且无偏私的裁判者角色发生错位，这也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法院审判任务愈加繁重，司法资源受到了无谓的消耗，而其在损害行政权威的同时也必将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干预是为了制约行政权的滥用，事实上行政机关也的确存在发生滥用职权的情况，然而这种问题并不会因为行政强制执行权从行政机关转移到司法机关就得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执行权从行政机关转移到司法机关，而在于对行政强制执行权进行严格的程序控制和司法监督，司法权的作用将在事后监督功能中得到体现。因此，即使为了制约行政权的滥用而要求司法权有所介入，也应该将法院的介入范围限定在个别情况下，对其介入也应该把握明确的限度，即仅限裁判，不具体承担执行任务。
(二)公正与效率的权衡
任何一种法律资源的配置总会遵循一定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往往体现为法律价值的倾向。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在进行主体安排时也遇到了法律价值的选择问题：首选效率还是坚持公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也使得人们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产生了不同的选择。首选效率的人往往会将行政机关视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当然主体，而坚持公正的人则会选择法院作为主体。事实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公正和效率的矛盾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普遍命题。对这两种价值的取舍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认识。从西方历史上看，总是出现追求公平与追求效率交替更迭的局面。在我国，自然经济时代，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基于效率原本是经济学的主题，只是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对法律的渗透，亦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运用，效率才被引入法律领域的缘故，它与原来就是法律价值的公平本不是根本对立的两种价值。但是由于效率已经成为人们在配置法律资源时的一种法律价值倾向，因而有必要理清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1)公平和效率缺一不可。因为“非正义的制度归根到底是低效率的”，但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法谚)。(2)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对立不可避免。从逻辑上讲，公平和效率不存在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但是具体到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公平和效率总是具有时间差和空间差，因而必然会出现二者取舍先后的对立。”(3)公平和效率应当是统一的。因为对二者的追求都是为了使法律资源的配置更具合理性，在时间上对某一种价值的优先考虑并不意味着否定另一种价值。而且它们作为一对矛盾范畴，其本质上也应该是统一的。以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告诉我们，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安排必须同时考虑公平和效率，以公平和效率相统一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但行政强制执行权在本质上届于行政权，而现代行政权的首要价值追求是效率。这就使得效率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配置首先考虑的对象，但是基于此种考虑作出的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漠视公平，因为公平和效率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二者存在必要的时间差。我们完全可以为公平和效率的时间差找到一个很好的协调点，那就是程序。公平和效率都是程序正义原则所追求的，通过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运行设置公平合理并且严密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规则(例如在《行政强制执行法》设定科学的执行程序)，使得行政机关在法律的支配下运作，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公平。而且，行政强制执行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运用，相对人可以通过复议、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专门针对国家机关的行政诉讼法正是正义所催生的，其用正义之剑纠正不良行政，此时，公平价值便得以恢复。反观，如果行政强制执行由法院承担，本身就承担着繁重审判任务的法院是否有足够精力去完成执行可想而知，而法院为了追求办案速度，对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也必将流于形式。到那时，公平又从何体现?
(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借鉴
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两大法系有重要区别：大陆法系的德奥模式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由行政机关行使，其理论基础是行政权当然包含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应当由行政机关执行；而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原则上要求行政强制执行权由司法机关行使，其理论基础是分权制衡理论，强调行政权必须受司法权制约，以保持权力平衡，防止行政权力滥用。我国现行的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比较接近于美国模式。如何较好地借鉴两大法系的模式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安排的完善也有很大的影响。各国法律的相互借鉴昭示着法律全球化的推进，事实上，现代社会以来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也在相互渗透，甚至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一国的法律传统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有其特定的社会适应性，并且对该国未来法律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由于法律科学作为一种带有地方知识性的科学，其不存在绝对普遍的理论。因此，在借鉴的同时应当根据本国的特点，在充分考虑本国法律传统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行政行为的界定、分类及其规则始终是立法及学理研究的核心内容。综观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不难看出，它明显地带有大陆法系的某些痕迹，其与大陆法系国家大多以行政行为为核心范畴而建立起来的行政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内在亲和力。”行政强制执行从根本上看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是行政权的一种权能。而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为了有效控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其行政强制执行权从来属于司法权而非行政权，行政机关在相对人一方不履行行政义务时，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其与我国法律传统有着明显的区别，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安排也不宜过多借鉴英美法系的设置。相比之大陆法系的德奥模式更符合我国。
三、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法理重置及其影响
通过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安排的现状了解以及法理分析，可以发现，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为辅的主体安排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而有必要对之加以重新设置。笔者认为只有排除法院的主体介入、将行政机关设置为执行主体才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法理选择。首先，以行政机关为执行主体的选择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得以回归，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权本质属性得到了体现，而这也有利于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避免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恰当替代与干预；其次，以行政机关为执行主体的选择将使行政强制执行的效率得到明显的保证，同时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设置的科学合理的执行程序也会使得公平得到有效的保障，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得到有机协调与统一。而这些恰好与以法院为执行主体的安排下虽然公平得到保证但效率很难保障（甚至有时二者都无法得到保证)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以行政机关为执行主体的安排也符合了我国以行政行为为理论核心的行政法学发展传统，与我国法律体系接近于大陆法系的现象比较吻合。
虽然我们把行政机关作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选择，但是仍有必要对这一设置予以进一步安排，以便使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设置更加符合法理要求以及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行政强制执行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项权能，其与行政权的其他权能，如行政判断权、行政决定权等相对独立，并可分别由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时候来行使，而在现代法治社会，行政管理领域也出现了一种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相分离的趋势。从权力分离的角度，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行权的分离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行政权的外部分离，另一种是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坚持法院也应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学者只看到了行政权的外部分离，即行政决定权属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可属于法院，而忽视了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即在统一的行政权内部，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是可以由不同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行政权的外部分离，违背了行政权的本质与运作要求。因为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求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且要求独立性。而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则体现了统一、独立的行政权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是高效、公正实现行政权内容的必要形式，也适应了当今各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最新发展趋势。”而且就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律而言，《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已经体现了这一精神。该法第46条规定：“作出罚款规定的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关分离。”这些都说明传统行政权力运作规则开始发生改变。
依据行政决定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统一的行政权内部分离的现代法理要求，行政强制执行必须在坚持以行政机关为执行主体的前提下将执行机构与行使行政决定权的行政机构分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设置进行这样的细化：(1)在一个行政机关内部设立单独的执行机构，该机构与行使决定权的机构隶属于同一行政机关，但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只有制约和监督关系。(2)由专门的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这种设置适用于除前述以外的行政机关。由专门的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强制执行权有利于保证执行行为的规范化，而且可以避免过于分散的强制执行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浪费，减少行政管理的成本。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也规定行政处罚可以由一个专门的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这些都说明了由专门的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强制执行权的设计理念是能够为大家所认同的。问题是，这样的专门行政机关如何产生?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行政机关设置而言，在考虑行政强制执行的专门机关时，根本无需另外成立，我们完全可以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即司法厅或司法局来行使。
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要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来重新设置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不仅使得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设置得到合理有效的安排，同时也将极大地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这种安排将会推进我国司法改革工作的进程。如前所述，法院的权力应该是“审判权”、“判断权”，而强制执行权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目前刑事强制执行权即刑罚的执行权已基本上划归司法行政中的监狱执行，但民事、行政的强制执行权仍属法院，从强化法院审判职能、节约审判资源的角度出发，应将民事、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党的十六大报告亦提出：“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与检察权”、“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事实上，人们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争取司法独立的过程中，较多主张的是如何逐步减少行政对法院的干预，其实作为法院本身也要尽量避免司法权对行政的不适当干涉，严格谨慎地运用司法权，将不属于法院体制之内的权限归还行政机关，实现权力双向剥离，那样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参考文献
①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
②（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③张淑芳：《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关于若干问题探讨》，载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④李江等人：《行政强制执行概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王名扬：《法国行政法》1998年版。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执政能力评价有效机制合法机制生成机制
所谓机制，就是指制约或决定某一系统存在或发展状态的深层次各相关因素或各相关过程，遵循一定规律或规则，相互作用形成连锁促动的过程和内容。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机制就是制约或决定以执政能力为核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诸如执政资源、执政成本、执政合法性等相关因素或相关过程，并以执政资源与执政成本相对比的有效性，民众认同的合法性和有利于执政资源积累的生成性为体系，构建相应的有效机制、合法机制和生成机制。
一、构建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对比的有效机制
执政成本与执政资源相关联，是执政党为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治运行，实施和实现政治主张而耗费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等执政资源的总和。执政资源是保证和巩固执政党占据执政地位，顺利实施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实现执政党的奋斗目标所需要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资源总和。“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发现，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①（p177）这句话反映执政环境的变化，而执政环境变化是基于执政资源的消耗与生成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环境差异，其中资源消耗构成执政成本，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成本。经济成本包括政治运行所需的经费开支、为获得收益而进行的资本投入以及经济政策的探索性所造成的非正常消耗等。政治成本是有损执政党赖以存在的执政权威为核心的权力的和非权力的资源消耗。权力资源消耗是执政党基于执政地位而拥有的政治的、法律的各种资源消耗，如执政绩效不佳、政治腐败和政策失误等导致其执政合法性降低。非权力性资源以维护执政党权威为核心的各种非权力性因素，如执政理念、执政本领等，如果处理不善就有损执政党的权威。思想意识成本是基于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意识多元化，使执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淡化。
执政收益是执政党政治主张的实现程度。执政过程是执政党拥有执政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但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也会带来收益。不同国家对收益的评判指标不同，西方国家倾向于从微观角度，对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幅度等指标进行评判。中国共产党在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基础上，强调以人民的价值满足作为评判，如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对执政收益的追求；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既是对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要求，也是执政收益的要求，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先进文化健康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能力建设要求的角度，实质上是“以人为本”原则下实现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和谐。
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对比的有效机制就是要构建“低投入高产出”的机制，通俗地说就是以较低的资源投入获得较高的收益产出。这一机制涉及的基本内涵是：主体是执政党；要素是执政资源，与执政资源相关的执政成本和执政收益；内在逻辑是通过提高执政能力，以最大限度降低执政资源的消耗，从而降低执政成本，获得最大执政收益，执政收益又促使执政党执政资源的生成，执政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提高。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层面，即资源消耗与执政收益的统计。经济的成本与收益具有计量性，可以直接通过数学模式计量出来，而政治的、思想意识的成本与收益不具有计量性，其统计方面较为复杂，一般从定性的和定量的两个方面进行计算。所谓定性研究就是撇开单纯机械的数学模式，用一些诸如执政党的权威性、合法性等价值判断的概念进行评判。定量研究是将非数字化因素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数学模式进行计量，如民意调查等。这一层工作为建立成本与收益相对比的有效机制克服了技术难题。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方面，即执政能力层面，即政策的适当性。用低耗资源获得高效收益，这是促使执政有效性的关键，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为实现这一要求而努力。
二、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
合法性即正当性，从政治上而言就是“认同说”，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②（p163）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③（p55）从法律而言就是“合宪论”，是政治统治获得宪法和法律的认可。合法性所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那么，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呢？马克思・韦伯从政治权威基础的角度提出了三类模式，即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模式。传统型模式由于具有专制色彩，并与现代社会民主的价值追求相背离而被抛弃；个人魅力型模式难以持久的特性不能成为合法性有力支撑；而法理型模式兼有持久性、权威性等特征而成为政治合法性有力的支撑。就政党政治而言，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执政党居执政地位所获得的民众的内心认同以及宪法和法律的认可。
执政党合法机制就是通过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绩效等以实现民众政治、经济的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价值满足而获得民众的对其执政地位的内心认同，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方式予以认可。这一机制的主体是民众，（注：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是以民众的认可为基础，契约论认为，民众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于社会共同体，为防止社会共同体侵害民众所拥有的政治权利，通过法律方式确认社会共同体与民众的权、责、利关系），客体是执政党所具备的执政能力，介体是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绩效等，环体是执政党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形成的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定的政治绩效（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意识等方面的绩效），实现主体的价值满足，加深主体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并在执政党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从这一逻辑看出，执政党要获得政治合法性，最根本的是要以实现民众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为支撑。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积累的绩效，解决的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并通过法律确认了其执政地位，从而确立了法律上的“合法性”。但法律上的与政治上的“合法性”并非完全一致，法律上的“合法性”只肯定了执政党过去绩效，而对未来的执政绩效却无从评判。因此，对执政能力的评价有必要以民众认同为标准的政治合法性入手，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性机制。从利益分析角度看，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括现实利益和预期利益，又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由于民众的利益满足的动态性特质，决定了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作相应调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致力于巩固、提高政治合法性做出了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发展才是硬道理”策略下，至力于绩效合法性建设，在经济绩效方面，我国每年GDp以近10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在政治绩效方面，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在社会意识绩效方面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凸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经济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经济增长能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但不意味着实现人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增长能让人们获得既得利益的满足，但并不能保证预期利益的满足。民主与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政治进步和法制渐趋健全的大背景下，仍然有政治腐败，个人专权等现象。社会意识也因多元化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困境”。这些情况都使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陷入危机。因此有必要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务求实效的原则，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
民众认同的政治合法性机制的构建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主体性原则，这是涉及执政理念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权本位”和市场经济下个人利益至上性要求等原因，导致人的主体性异化。因此，有必要重新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实现人民的价值满足。二是全面性原则，人民的价值满足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意识等多方面的，决定共产党在构建政治合法性时，应以民众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为依归。三是动态性原则，民众的利益满足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并且是递进的过程，同一层次的需要也是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反映了民众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方面利益满足的动态性。再加上民众的利益满足面临着西方生存环境的参照，正如亨迁顿所说，“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予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榜样作用不过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促使他们失望。”④由于参照系的出现，人们的利益需要也急剧膨胀，这也反映民众利益满足的动态性。要使民众不失望，其有效措施是通过提高执政能力满足民众的利益需要。相应地，民众的利益满足实现与否又成为评价执政能力的一个有效指标，也是构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机制。
三、构建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
执政资源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资源，具体而言是指民从认同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党的先进性资源、宪法和法律资源及权力资源。这些资源都存在或潜存于政治系统中，如何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些执政资源是党执政能力得以提高的重要体现和评价标准。其中先进性资源是执政资源的核心和根基。传统理论主要从意识形态上对党的先进性进行静态的描述，这当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产生积极意义，但意识形态并不反映执政能力问题，且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内涵能否转化现实的民众价值满足成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关键。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理解党的先进性，即是否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是否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发展的观点与时俱进地认识和理解党的先进性必须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的和静态的意识形态描述，反映“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特色。这要求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来提高和保持自身先进性，也是党在新时期促进执政资源生成的有效措施。这样，党的先进性资源和执政能力就紧紧联系在一起，党的先进性反映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党的先进性资源生成。
宪法和法律资源是执政资源中的保障资源。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和认可，而宪法和法律的认可是基于执政党通过执政行为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并通过反映民意的法律方式确定下来。如果说革命时期共产党通过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价值满足并以宪法和法律确认，那么在建设和改革时期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努力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宪法确认。这一变化不仅仅是宪法和法律规定性的变化，而且还体现了共产党寻找到了宪法和法律资源的生成方式，即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而积累了政绩的法律认可。但宪法和法律规范只是对执政党过去革命和建设成果的评价和确认，并不是对执政党未来资格和地位的认定。党是否有资格继续执政，是否有能力维护和保持其执政地位，这需要执政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在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从而获得宪法和法律确认。因此，宪法和法律资源本质上是执政能力问题，即宪法和法律授权的依据来自于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从而积累新的政绩，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此为据获得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巩固和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并促进宪法和法律资源不断生成。
权力资源是执政党的工具性资源。现代政党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国家权力并获得权力资源，利用权力工具为自己及利益阶层服务。权力获得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从继承中获得，有的从暴力中获得，有的从竞争中获得。各政党在获得权力资源的同时，支撑权力资源的其它资源可能会削弱甚至消失。卢梭说：“最强者也不可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它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⑤（p79）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过程。权力和权威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权力是一种强制力，表现为人们的被动服从，而权威是一种感染力，表现为人们的自愿认同。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合法手段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们产生并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人们内心认同，这样执政党所拥有的权力就转化为权威。执政党的权威越高，支撑执政党权力的各种资源就越丰富，执政地位就越巩固。权力资源生成就是通过执政能力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了执政权力，但革命不能保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权力资源的长期性。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可谓切中问题的根本，提出通过民主来解决周期率问题实质上就强调了提高执政能力，通过执政能力将武装获得的权力的合法性转化为执政权威。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继续拥有权力资源，但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法理型权威尚未形成，而政绩不具延续性的特点，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现实，使共产党政治权威有所削弱。因此，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将共产党拥有的政治权力转化为执政权威，是促使权力资源“生成”的有效机制。这样，构建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形成以民众的利益满足为核心，以宪法和法律为保障，以权力为手段，通过提高执政能力促进执政党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资源的生成。
总之，在“三个代表”的基础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形成“低成本高产出”的有效机制，以民众价值满足为核心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和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这些机制构成执政能力提高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①⑤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眼m?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眼m?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现存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0-0160-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是进入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而随着镇级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对基层镇级政府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问题如果在基层得不到有效解决，无疑又增加了“上访”量，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数。目前镇级政府行政执法改革的进程缓慢，在全国一些省份，如：浙江省、广东省正在探索在城市中心镇进行镇级政府执法改革试点工作，理论上讲镇级政府执法机能的健全会更有利于基层镇级政府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更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发展，更有利于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尽管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行政权力总体重心下移，但是，镇级政府的行政执法状况不容乐观，在一些地方，镇级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抓项目，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于基层行政执法工作投入不足，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基层镇级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增强基层镇级政府的行政执法影响力。
1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1.1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环境差
首先，镇级区域社会生态环境人情作用大于法的作用，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乡村熟人社会意识浓厚，镇级区域地处城乡结合部或远离市区，基层社会公众通常以村规民约作为行为准则，对于基层行政违法行为的了解一般概念性认识不强，缺少对法律的敬畏感；其次，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环境复杂，镇级政府一方面以维稳为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地方实际处理委托执法事项，时常将两者之间交叉重合的地方混同于行政执法一起抓，分不清彼此，在执法与不执法之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并且在行政执法幅度的把握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一些行政执法领域，镇级政府执法人员超出行政执法委托范围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行政委托执法要求镇级政府行政执法要以签订的委托执法事项权限范围为依据，以“县、区”执法部门名义进行行政执法，而能够完全贯彻执行的并不是一种常态，就现阶段而言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中比较大的现实问题就是行政执法信息公开不畅，基层社会公众对于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事项一直不是很明了，当遇到基层工作阻力时，镇级政府贯于运用行政手段来处理问题，而目前设置在乡镇的城管执法中队成为了镇级政府的“香饽饽”，往往被调遣到镇级政府许多非行政执法的活动中，导致基层社会公众对执法人员产生对立情绪；再次，基层区域学习法律的文化氛围不强，在一些镇、社区人员集中的地方，几乎没有几个正规的行政执法宣传点，在一些基层乡村及社区的公示宣传栏里关于基层行政执法方面的知识宣传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对于与基层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都没做到位，致使基层社会公众认识不清，危害性认识不够。
1.2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主体不明
镇级政府行政执法有其十分为难的一面，镇级政府行政执法工作基本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首先，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不明朗，镇级政府作为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正式确认，这也就涉及到以何种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行政执法以及相应的责任承担问题。虽然现行法律授予了镇级政府一些行政执法权，但是行政执法权的内容还不是很具体，导致了行政执法的障碍较多；其次，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的执法界限不清，镇级政府与上级执法部门之间执法界限没有明确的规定，存在重叠与交叉部分，未免会使得镇级政府行政执法出现出力不讨好的局面；再次，镇级政府得到的行政执法委托权项较少，一些重要的行政执法权项还保留在上级执法部门中，这样就对基层行政执法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有些能够在基层镇级政府解决的事项，经过走体制内的程序丧失了执法的最佳时机使得执法效果不佳。镇级政府作为基层行政主体，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样担负着整个国家行政执法权的一部分职能，基层地域的广阔并不能使基层行政执法限于被动，相反，基层行政执法更应向广度延伸。与其他形态的行政行为相比较，行政执法的处理性，更能体现行政行为的公共目的性、高权性、单方性和定性等特征。应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法律法规在基层的有效运行。
1.3镇级政府行政执法能力欠缺
镇级政府由于执法机能的不健全，执法体制矛盾多，执法力量相对于市、区执法部门比较薄弱等诸多缺陷，使基层政府的执法效果不能尽如人意。首先，基层镇级政府基本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执法队伍，执法力量显得单薄，对于某些复杂执法事项有时显得无能为力；其次，基层镇级政府联动执法协调能力差，目前设在乡镇（街道办）实行垂直领导的各种站，乡镇政府基本无权进行调动。最为重要的是乡镇（街道办）政府缺少一些制裁性的行政执法权种类，缺乏一定的震慑力。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地方行政官员为了追求行政政绩或者其他不为人知的目的，运用行政权干涉一般的镇级政府行政执法活动，严重影响了基层镇级政府的刚性行政执法效应。
1.4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缺乏有力监督
基层镇级政府一贯以来以处理上级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为中心，置基层行政执法于次要地位。领导人员不重视，镇级政府人大监督乏力，行政问责无法认真落实，存在执法“走过场”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如果长此以往下去，基层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的生命力将难以体现，基层矛盾会日益呈现叠加效应。
1.5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保障机制不健全
当前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任务重、工资待遇低、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是首要问题。由于镇级政府囿于行政级别的限制，导致了执法人员紧缺，为了应对行政执法工作的新需要不得已将编外合同制协管员引入到基层行政执法队伍中，以此协助处理基层行政执法工作。协管员本无执法资格，仅在基层执法中充当协助者角色，但在现实生活中协管员协助执法行为不文明、不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每当出现侵犯公民权利的不良事件，基层行政机关常以“临时工”、“非行政执法人员”做挡剑牌，素不知社会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做只能削弱基层政府的执法公信力。最为重要的是，在我国一些乡镇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权，执法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已经成为一项急需解决的问题。
2解决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中现存问题的对策
2.1优化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环境
首先，全方位进行行政执法宣传、增强宣传力度。从行政执法的角度看，行政机关的执法涉及广大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通过执法活动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各种具体关系纳入了法律的要求的秩序范围，实现着对整个社会活动的调整。由于镇级政府执法范围不仅限于镇区，还辐射及镇级农村区域和城乡结合部，一方面镇区农村地域广袤，增加了基层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执法内容也比较庞杂，也给开展基层执法活动带来了困难，其中包括：（1）经济行政执法（农、林、牧、渔）；（2）安全行政执法（各类企业安全生产、公路、村道路、桥梁）；（3）科、教、文、环、卫行政执法；（4）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等，因此加强基层行政执法宣传和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正所谓有了有效的沟通，才会有有效的执行；其次，镇级政府应当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要使基层社会公众形成信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镇级政府应带头依法办事，不唯上、不唯情，只唯事、只唯实，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正所谓吏风正，则民风正，深入推进“法治”宣传工作，特别要加大对领导干部、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的宣传力度，多地点、多场地设置镇级政府行政执法宣传点，实现点与线、线与面的全覆盖（即在各社区、村委会都应设有常规基层行政执法宣传点），力求遍布镇区每一个角落。
2.2创新镇级政府行政执法模式
镇级政府执法旧有模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创新镇级政府行政执法模式已为大势所趋，通过运用新的执法模式，最大限度的改变镇级政府行政执法权错位、越位、不到位的现状，这也对建设基层法治政府大有裨益。当然创新基层镇级政府执法模式还涉及市、县（区）政府执法部门与镇级政府的人事权、行政事权及财政供给等各方面如何进一步匹配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总结推进。目前解决镇级政府权责不一的关键是执法模式的创新，必须创设一种能够摆脱现行镇级政府执法困境，同时又能调动镇级政府执法主动性的新模式，而县（区）行政执法部门派驻乡镇委托执法无疑是一种优选。为此，笔者认为市、县（区）行政执法部门派驻乡镇进行委托执法来解决基层镇级政府执法中存在的行政执法权限过小问题，具有切实可行性，一方面通过委托执法进一步明确界定镇级政府的角色定位，分清执法事项、执法权限与执法责任；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形成快速反应机制，避免走形式主义，做到查处一起，威慑一片的长效机制。
2.3切实提高镇级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
首先，应着力增强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的执行力，镇级政府行政执法是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的行政活动，使静态的法律、法规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运行。行政执法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项法定公权力，任何人都不得以其来谋求私利。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已经成为行政执法的基本内涵，基层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更需要对行政相对人进行释法明理，说明利害关系以及明确表明行政执法态度。镇级政府行政执法不同于服务性政府行政事实行为，镇级政府行政执法具有刚性行政行为特质，不同于柔性行政行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容讨价还价；其次，应着重提高镇级政府行政执法公信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行政法治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作为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秉持“一碗水端平”的执法态度，坚守基层行政执法底线，树立正确的法律思想意识做到客观、公正执法，敢于勇于坚持原则坚决依法办事，使基层行政执法工作执行到位。基层执法人员也绝不能以行政权力来谋求私利，更不能把法律抛掷脑后违法执法，本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镇级政府执法能力建设应当长抓不懈。
2.4完善对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
笔者认为在加强镇级人大监督及上级行政机关监督的同时，还应注重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如：建立检察机关对镇级政府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这也是由我国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地位所决定的，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适时将镇级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纳入检察监督体系之中也是检察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基层法院也要做好对镇级政府申请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工作，做到严格、认真、审慎对待申请强制执行事项，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切实增强司法机关对镇级政府的司法监督作用。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8
一、紧扣“法制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三个意识，夯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提高了执法水平
（一）、用法制意识引导依法行政工作制度建设。
我局今年按照县政府统一部署，共制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及其参照标准2件规范性文件，清理、废止了23件与实际工作不适应的规范性文件，提请县政府重新了1件规范性文件。
加强行政程序建设，还参照省局、市局文本重新修订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强制措施暂行规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实施行政许可规定》等10项行政执法基础制度；并先后以新工商字〔2010〕48号、90号文件形式，发文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为核心的行政执法权力，大力完善行政执法权力运行制度建设。县局党组还在7月26日、11月5日的工作月会上，对未主动履行相关监管职责的股室、责任人员公开做了促动性批评。
（二）、用服务意识主导执法为民工作机制建设。
在行政许可方面，严审（资料）、宽进（准入）、高效（快速）、优质（服务），既遵守法律底线又搞出特色，严格把关涉及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设立、变更、注销程序，大胆试点逐步减少流动摊贩备案等一般经营性登记项目，主动简化“受理-初审-核准-执行”等内部审批环节程序，为经营者节省时间、节约资源。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共受理各类市场主体办理登记事项7213户次，办结率100%，有效促进企业、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2010年已新登记个体工商户2535户，新登记企业105户，其中外地来我县经商办企业的个体户327户、企业15户；至10月底，我县实有登记注册个体户7354户，临时性、流动摊贩经营户850余户，各类企业961户。工商行政执法中，宽松的发展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发展为先的理念，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今年已有11家企业到我局赠送锦旗，感谢我局的热诚服务。
（三）、用责任意识“淬火”执法权能职业道德建设。
执法权能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今年我局继续在全系统实行行政执法督查制和行政执法重大偏差报告制度，今年县局监察室会同县局法制部门已对工商所等执法单位开展3次定期督查、8次暗访督查，现场督查了15个执法单位350余人次的500多个行政执法行为，对督查发现的4月份李某（劲酒案）无法定依据实施强制措施、6月份刘某（铅锌矿）无前置许可证换发营业执照、11月份柳某（公司）拖延办理登记现场核查等11个具体行政行为责令改正。
今年在执法督查中，对存在执法瑕疵的5名执法人员做了现场执法提醒，对1名无法定依据实施扣留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诫勉谈话，对1件逾期不能办结的行政处罚案件责令销案。得益于强化行政执法责任追究，今年来，我局一般程序案件共立案141件，结案139件（销案2件），经过集体议案决定处罚的达17起，行政处罚案件实现了办结率、执行率两个100%，全年无一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
二、以人为本、安全为重、发展为先，通过“类”专项整治挈领“七十项”重点执法工作，实现工商履职无缝衔接
我局2010年1月份即已成立由苏建华局长任组长的专门领导小组，梳理执法职责、明晰执法重点，制订了以8大专项整治工作为核心的年度《行政执法计划》，规划各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今年我局的“七十项”工作重点，完善42项执法职责履职考评细则，层层签好行政执法责任状，层层抓好落实并按时督查督办。
按照省、市局安排部署，我局今年在全系统深入开展对假冒农资、无照经营、非法传销、商标侵权、食品安全、虚假广告、违法登记和虚假登记、烟酒市场等“类”专项整治，做到一月一部署，一月一重点，一项一验收，提高监管执法效能。通过专项整治行动的有效开展，使干部队伍受到了锤炼，监管水平得到了提高，工商地位得到了提升。
为实现执法效能的横向、纵向无缝对接，我局大胆探索改革行政执法体制，适当下移行政执法重心，减少行政执法层次。经市局批准，我局率先改革食品流通许可证的登记核发流程，保证了全县1250余户从事食品经营的个体户能就近在当地工商所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我局还积极探索建立执法争议协调机制，着力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等问题。今年对3件多头立案案件经由县局协调指定办案单位，避免了对人民医院、联群煤矿、金利隆复合肥公司等企业的重复检查、多头处罚，为企业营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
三、分类指导、纠错指导，淡化强制、柔性执法，以行政指导为突破，践行行政执法软实力建设
今年我局制定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指导制度》，认真贯彻总局、省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全面推进行政指导工作的意见》精神，落实县人大关于加强行政指导行政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关决定，积极推行行政指导。我局创新开展向全县25个中小学校派驻“工商食品安全辅导员”活动，开展“食品安全放心校园”创建活动，校园内外食品质量明显提高，存在的安全隐患得到有效解决，此举得到省工商局赞赏并已在全省推广。
我局在行政处罚中全面引入行政指导纠错制度，在查处违章违法案件时帮助企业正确认识违法违章行为的危害性，如今年通过对金利隆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案和长江页岩砖厂无照经营案的查处，指导企业及时改正，我局也将原拟处罚数万元降为仅处罚数千元，行政处罚不仅没有阻碍企业发展，反而促使企业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今年来的处罚案件仅140件，也比去年的294件大幅减少了154件，降幅达52.4%；罚没款仅有89.64万元，减少69.86万元，降幅达43.8。
我局积极创新行政调解，创建“无消费者投诉积案监管工作区”。我们今年着力推进“一会两站”和“12315”“五进”工作开展，将消费者申投诉网点渗透到村和居民委员会，今年先后建立80个村级、12个市场、学校级的消费者投诉站、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联络站；成功处置了迎光乡江边村“5.22”和酿溪镇芭蕉村“5.31”两起重大群体性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二级监督、量化考评，述廉述职、民主评议，健全绩效考评机制，完善执法制约监督机制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9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肩负着重要职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挑战在于，城管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往往把各种不满情绪转移到城管执法部门头上，如果关系处置失当，很容易激化矛盾，带来负面效果。艰巨在于，在城管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着：少数城管行政执法人员行为粗暴、态度蛮横、形象欠佳；执法方式简单，缺少人文关怀；执法程序随意，不依程序规定执法；或行政不作为；法律适用不合理，随意性大等不和谐因素。因此，城管行政执法机关应积极主动地为构建和谐社会开展工作，特别是在行政执法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民主法治、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的城管行政执法氛围。
一、以人为本，构建与群众联系沟通的平台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必须正确妥善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使城管工作成为保持社会团结安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多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许多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都与城管工作相关联，因此，全新的工作目标要求城管执法者必须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二、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也要从群众的角度审视行政执法的重点和难点出发，经常开展换位思考，加强行政机关的窗口建设，推出便民、利民措施，积极参与110社会联动，努力构建与群众联系沟通平台，架起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
三、要进一步重视宣传疏导工作
我们不能停在简单的法规公布等宣传方式上。要把工作做细，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街头宣讲活动，把城管法规的意义及作用向市民讲清楚，争取市民配合、理解并支持城管执法。
四、树立良好的城管行政执法形象
公平正义就是指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城管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机会最多，他们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力。他们的形象好坏直接影响政府的形象、法律的形象。因此，加强城管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修养，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也是构建和谐城管执法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日常执法工作中，城管行政执法人员难免会遇到执法对象的漫骂、围攻、纠缠、甚至殴打。一方面要教育行政执法人员增强文明执法的意识，对前来办事的群众要热情主动，礼貌得体；另一方面对执法对象的无礼行径，要学会忍受，平和以待，特别要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言行自控能力，面对执法矛盾时，能具体分析、冷静处理，宽容待之。同时要培养城管行政执法人员语言表达能力，善于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能不怕细碎、苦口婆心，向执法对象以及围观群众讲道理、摆事实，把执法对象的违法违章行为、具体涉及的法律法规以及该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影响等一一阐述清楚，让执法对象听之心悦诚服，对处罚结果平和接受，使执法与被执法这对矛盾春风化雨。
五、安定有序，增强执法人员胸怀大局的能力
安定有序是指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除了加强城管队伍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外，不断推动社会自我管理机制的完善，打造城市管理的新格局也是新时期城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执法人员要明白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无论遇到什么矛盾、受到什么委屈，都必须保持克制，坚决不激化矛盾；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不做任何违法违纪之事，绝不能授人以柄。总之，要高度重视安定有序工作，防止和化解和人身伤害事件的发生，使上访、告状等现象大幅减少。
行政执法的心得体会篇10
关键词：良法；城管执法；柔性执法；非强制性行政行为
一、十法治精神下寻求柔性执法的迫切性
（一）新法治精神解读
“法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分为良法和恶法，他在自己著作中详细解释了好的法律是人们所指的法治，而那些恶法只能是妄图控制人民的一种工具。所谓良法善治，只有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人民内心真诚的拥护和信仰，这样法律的权威才会深入人心、才会得以贯彻实施。在十四中全会的《Q定》中还囊括了七个大的方面，这些内容贯穿起硎且惶醴浅G逦的主线路，也就是我们追寻的用良法来得以善治。良法善治必须依赖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国家各职能部门间的良性互动，必须以一系列的思想理念和机制规约支撑，良法要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张扬人性、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强调“利民、裕民、养民、惠民”，这“四民”要素从根本上反映了良法应有的价值诉求，“良法”需要运用一系列机制规约、制度来保障实现，需要明确清晰的衡量标准和完善的程序实现支撑。大部分的法律、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执行，寻求新法治精神下的柔性执法来建设现代城市尤为关键。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探索具有柔性的、灵活性的非强制性行政执法适时而生，这种可以相对代表民意、反映民心的行政行为，有助于缓解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二）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基本内涵
一般而言，非强制行政首先保证行为的合法性并且以职权而为，它体现了一种平等、民主、协商的特性。相较于执行僵硬化、单方意志化的强制行政，更易体现当前我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具体包含：第一，权利、义务的协商性。第二，权利、义务的相对性。第三，双向互动性的行为。第四，行为的自觉履行性。具体解释为假如非强制行政行为在实施过程中，被相对方拒绝，行政主体便没有权利强制执行，更不能采用强行制裁手段。具体解释为除行政合同的履行过程外，相对方抵制非强制行政行为不发生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所有的这些理念都是当前服务型政府下以人为本的、关注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体现，尤其是近年来，城管执法机构与城管执法相对方的民众关系紧张，陷人了尖锐对立的尴尬境地。在当前服务型政府的驱使下、透明开放的信息时代，政府怎样寻求出一种“理智、温和、规范、创新”的执法形式，以说服教育为主，行政强制为辅，减少执法的阻力把对立缩小，达到寻求的柔性执法社会效果。促使城管执法人员积极探索柔性的、人性化的执法方式，摒弃过分的强调法律的刚性和威慑力，学会运用柔性手段，避免城管与小商贩正面的激烈冲突，从而促进城市的和谐、文明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广州市城管执法的现状剖析
（一）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广州市城管演变过程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特定环境下，城镇化的进程中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这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首当其冲。在广州市“城管”这一称谓，是现有两个局级单位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简称。在过去的近30年，广州“两个城管”称号的单位相融相生共同为广州市的城市建设作出努力。
1985年广州市首先成立了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它当时主要拥有4项执法权力。这支队伍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是现在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执法权也由当初的4项发展扩大成现在的321项。1990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又发出《关于成立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宣告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成立。与现在“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职能部门并不相同，它的主要任务是协管作用。2009年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新的部门成立。和前述的“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仅为协调机构不同，这次成立的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是大部制后新成立的实体政府职能部门，把以前的部分单位划分进去，此时“委员会”也被改名为“领导小组”，划到新成立的城管委员会中，同时还兼职一些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广州市城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备的过程。顺应时代潮流，北京宣武区在1997年作为国内首个实行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地区，在改革开放逐步推进的进程中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中的深圳、广州、上海一些大中城市也开始进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其中最初广州市城管根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出现的难题和挑战，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合广州市的实际问题，重点通过网络联动的形式调动资源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的“广卫服务”模式。其主要有3大内容：一是建立“三网”（网格化管理城市）为快速处理城管中的问题和矛盾打造基础；并通过区域网、人员网、信息网进行具体实施。二是实行“五步法”（定、查、考、示、评）公示考核结果管理城市；实现考核透明化。三是用科技手段管理城市，实施视频监控；对监控平台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控。这是广州城市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和手段。
直到2014年12月30日，相关负责人证实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合并。这也是当今服务型政府下体现平等、和谐的题中之义，改善了多年城管执法队员的尴尬社会地位，顺应“局”、“委”合并的简政放权大趋势。
（二）当前广州城管执法难题
首先，多年以来我国城管执法多以《行政处罚法》作为在推进城市管理进程中的法律规范，却忽视了该法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程序制度设计，在现实的操作实施和应用中并没有具体的详细细节规定，城管“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的使用，已使其在多数情况被民众看作是“黑脸”角色。当前的城管部门执法各有说法，大都依据当地职能部门的一些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缺乏规范，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也必然受到民众的质疑。其次，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执法人员缺乏法治的思维，致使执法人员和小贩民众冲突不断，从以下数据可以看出广州市城管的执法冲突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广州市首先面临着执法任务比较繁重但是执法力量却不足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广州市的定编城管执法人员为3196人，相比北京在编7000多人和上海在编5000多人来说相对较少。针对这种情况，广州市只能靠增加协管员的数量来弥补正式城管人员的不足，所以像广州这样拥有30-50多万流动商贩的城市拥有多达6000余人的协管员，将近是广州市正式编制城管人员的两倍。这种状况却使一些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威受到质疑。
城管被不信任，除了有部分协管员执法失当、语言欠妥、行为粗暴等原因外，也有一些不法之徒妄图扩大社会矛盾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所以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城管执法这一问题。城管之所以被“丑化”主要原因在于：初期的城管队伍人员身份复杂使得城管队伍良莠不齐，一些执法人员言行举止和执法方式的简单粗暴给民众留下一些阴影，很多时候陷入“塔西佗陷阱”中，城管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受到挑战；城管的执法弹性比较大，肆意妄为的处罚、漫天要价给民众造成很大的反感。一些违法执法行为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违反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面对如此困境如果城管执法人员能做到文明友爱柔性执法，既维护了服务型政府形象，又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三、服务型政府下广州市城管寻求柔性执法出路
（一）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的转变
城市由人聚集而成，顾名思义城管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新公共服务理念在于政府服务于民，并且时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当今中国要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必须按照十四中全会以来的良法善治精神来规范行使权力、履行政府职能。我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国家机关的执法人员尤其是在与民交往第一线的城管执法人员必须树立为民执法、执法为民的理念，主动为民服务，城管部门在执法中更要规范执法，做到与民互动，尝试使用非强制性的、人性化的柔性执法方式。目前对于柔性执法还处于探究阶段，亟需国家给予规范制定，寻求一套科学合理、责任明晰、运转有效的城管执法制度体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其文章中说，要想重塑城管在民众中“妖魔化”的形象，首先要改变工作理念，改善执法作风，将城市管理和为民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服务来体现管理。在广州发生的暴力抗法事件表明强制执法只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寻求城管柔性执法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城管部门本身的定位和责任，广州市城管善于整合社会资源，从内心理解小商贩，对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解、耐心疏导小商贩的违规行为，给予社会保障指导。让小商贩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或者规范他们的商贩行为，实现彼此之间的信任。
（二）示范带头广州市综合执法模式探究
报道于2014年11月17日，广州市车陂街在广东省首创了“公安+城管”为主的城管“广州市天河车陂综合执法模式”。据称广州车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城市管理“综合体”，其拥有天河最大、最拥挤的城中村，随着近年广州城市中心逐步东移，加上新型地铁、快速公交陆续建成开通，这是城市发展中的典型爆炸式人口集中方式。相应的各类流动商贩大量涌现，仅东圃大马路就有2000多个流动小贩，给城市带来极大脏乱差的局面。城管执法时，没有强制权根本无法进行执法行为，由于分散执法，合力太小浪费资源且不能达到城市治理的效果，通过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渗透、创新政府执法模式广州市天河区首先试点“城管+公安”为主的多部门联合执法，在全省首创了“多部门综合执法合作共赢的城市管理模式”。在广州越秀一些老城区也借“幸福社区”的创办鼓励居民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园，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居民投身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这在全国也是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这很大程度上弥补广州市城管执法人员不足。在新服务型政府理念指导下，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谋利益，相信城市管理水平会不断提高，政府的服务形象也会深入人心。（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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