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1
一、关于告知机构和告知环节问题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分为简易程序案件、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对于简易程序案件税务机关一般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其告知环节是很容易确定的,就是税务人员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前当场告知。而对于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其告知程序应在哪一个环节作出呢?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案件调查取证与处罚决定分开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税务机关的调查机构对税务案件进行调查后,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及时提出处罚建议,制作《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建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的权利。显然,根据上述办法,告知应在调查机构取证后完成,即税务机关对税务案件调查取证结束后,先行告知。换言之,告知机构为调查部门。但在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并完全采纳的,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调查机构履行告知程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此种情况即:告知在先,审理在后。
其二,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未完全采纳的,即审理机构改变了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虽未改变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但加重了处罚的,则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一次告知程序,此种情况即:审理在先,告知在后。这种再由审理机构履行一次告知程序的观点,笔者称之为行政处罚决定变更“二次告知论”。之所以要由审理机构履行第二次告知义务,理由是:第一,审理机构是在改变了调查机构的告知事项后作出《审理报告》的,该报告在提交税务机关负责人签批后,才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这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有关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告知程序的规定;第二,告知程序的精神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当事人针对发现的问题以陈述申辩的机会,而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功效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如果行政机关基于一个未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而作出一项处罚决定,等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使其形同虚设。例如,调查机构在调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税务登记违法行为后,告知了纳税人违法事实、理由及拟作出处罚决定后,审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纳税人还有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形,因此决定除对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进行罚款外,还准备同时对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行为进行罚款,如果这时未告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及依据,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将不能成立;第三,加重行政处罚实际上是增加了当事人的不利负担,虽然审理机构加重处罚可能是基于调查机构行政处罚裁量不当造成的,但如果此时未履行告知程序,会使当事人觉得由于先前向调查机构陈述申辩意见后,税务机关在实施“报复”而加重了对自己的处罚,所以,从维护相对人的权益和树立文明执法形象角度出发,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告知程序,给当事人以申辩机会。
其三,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经审理机构审理完全采纳,但其提出的处罚建议审理机构未予采纳,审理机构减轻了处罚的,或审理机构已履行了二次告知义务,经陈述申辩后,审理机构拟减轻处罚的,是否应履行告知程序?笔者认为,若正式处罚决定在处罚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上没有变化,而对违法行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有利于当事人利益,则无需再次履行告知义务。
二、简易程序是否履行告知程序及其实现路径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实践中,有人认为,由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违法事实确凿,故简易程序不需要履行告知义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从立法技术上分析,《行政处罚法》第五章“处罚行政决定”下共分三节,分别对应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但在这三节前,还单独设置了三个条文(第三十条至三十二条),这三条是立法上从条文简练角度出发,是对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公用条文的提炼,也就是说,这三条的规定相对于具体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而言是原则性规定,应当予以适用,除非在简易程序等具体程序规定中作出特殊规定排除其适用。综观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并未有任何特殊规定。因此,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告知程序理所当然适用于简易程序;第二,从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看,就是要做到处罚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简易程序虽然是针对事实清楚,违法行为尚不严重的情形,但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仍然属于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较轻的当事人不适用告知程序,不符合立法目的。综上,简易程序同样应适用告知程序。
接下来的问题是,简易程序案件应以书面还是口头方式进行告知?对此,《行政处罚法》并没有具体明确。有人认为,由于是简易程序,其告知方式以口头告知即可。在税务实践中,很多税务人员在按简易程序罚款时,也多是口头履行告知程序的。笔者认为,法律上虽然并未将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作为要式行政行为,但是如果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不以一定的书面方式体现出来,就会导致执法风险。例如,如果税务人员口头告知纳税人有关事项后未作任何书面告知笔录,纳税人随后以税务机关未履行告知程序为由,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往往会因为已履行的告知程序无相应证据而显得被动,完全可能会因未履行告知程序被上级税务机关撤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在行政诉讼中败诉。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2.0)操作中,即使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n”(此时,系统将省略《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也应在制作《陈述申辩笔录》中加入告知内容,例如,可以这样记录,“已履行告知程序,陈述申辩意见是:……”或者“已履行告知程序,无陈述申辩意见”,并由纳税人签字或者盖章。可能有人认为,上述告知程序的实现路径显得复杂,不便于基层执法人员操作,笔者认为,目前CtaiS2.0对简易程序处罚操作规定过于繁琐,需要制作《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陈述申辩笔录》、《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文书,如果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Y”,系统还将带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虽然上述执法文书可以保证简易程序合法,但却不符合简易程序的“简易”和“当场”特征。那么,除上述在《陈述申辩笔录》中反映告知事项外,在保证合法行政的前提下,是否还有更好的告知实现路径呢?笔者认为,在税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完全可以将有关程序性规定如责令限期改正、陈述申辩、告知事项等一并整合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有关栏目中,并提醒纳税人在签收该决定书时确认税务执法人员已履行简易程序的告知、责令限改等程序,这样既能保证执法上的合法性,又能提升税务行政效率。
其三,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经审理机构审理完全采纳,但其提出的处罚建议审理机构未予采纳,审理机构减轻了处罚的,或审理机构已履行了二次告知义务,经陈述申辩后,审理机构拟减轻处罚的,是否应履行告知程序?笔者认为,若正式处罚决定在处罚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上没有变化,而对违法行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有利于当事人利益,则无需再次履行告知义务。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2
一、提高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增强说理性工作的认识
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针对具体违法行为制作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法律文书，增强其说理性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法办案质量，展现行政执法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体现执法者的办案水平和业务素质，发挥法制宣传教育作用。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正视当前处罚决定书制作中存在的表述不清、说理不足、权威不够等问题，将此项工作作为坚持“五个监管”、奋力打造“三区”的重要举措来抓，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质量，提升执法办案水平，树立良好执法形象。
二、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基本要求
各地应当从规范处罚决定书的格式、增强处罚决定的说理性入手，进一步提高处罚决定书的制作水平。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交待案件的来源，说明违法的事实，列举证明违法事实的证据，明确认定案件性质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说明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采信与否的理由，阐述对当事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做到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详略得当，叙事完整、说理充分，语句流畅、逻辑严密、用字准确。具体包括以下要求：（一）讲清认定的违法事实。案件事实表述应当紧扣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展开，保证案件事实的针对性和准确性。一要介绍当事人情况；二要交待案件来源；三要陈述违法事实。在陈述违法事实时，要求对当事人何时、何地、从事何类违法活动，行为的具体表现，涉案标的物数量、金额、违法所得等情况进行清楚叙述；同时，对于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的主观意图、所采取的手段、造成的社会后果作出客观表述。四要列举相关证据。证明违法事实的主要证据，要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逐一详细列举并指出该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保证事实和证据的关联性。五要说明执法程序。在执法程序中采取强制措施或者经过法定机构鉴定的，应当如实载明。同时，还要写明告知的时间，当事人有无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的情况；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的，写明陈述、申辩的复核情况或听证情况；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采信与否的理由也应进行叙述。（二）讲准适用法律的理由。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具体规定，客观分析当事人的违法性质，对案件性质进行准确定性。案件性质认定要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着手阐明理由。同时准确引用所适用法律、法规或规章的具体禁则条文的内容，说明当事人的行为具体违反了该法条的什么禁止性规定，构成什么行为；然后详细引用与禁则相对应的罚则条文的内容。（三）讲明处罚裁量的情理。在对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的主观意图、手段、社会后果客观评价的基础上，对从轻或减轻、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情节、理由、法律依据作必要的说明，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合法合理。
三、制作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把握的重点环节
?v一?w要注重调查取证工作。调查取证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增强说理性的前提。要针对“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果”五个方面有计划地开展调查取证，防止随意性。证据的收集应当满足违法事实的认定并根据违法事实加以取舍；证据的提取应当符合法定程序；证据的审查应当强调关联性，证据链完整并能相互印证。注重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v二?w要注重法律论证工作。法律论证是行政处罚决定书说理性的主要体现。行政处罚决定书要展开深入透彻的论证说理，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使当事人释疑服罚。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就案件事实运用法律原理进行分析论证，主要在违法与合法、情节轻重与危害性大小等核心问题上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做到逻辑严谨、论证周密、说理充分。（三）要注重提高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增强说理性的核心。办案人员要不断提高文字综合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法律应用能力和执法办案能力。各地要通过培训、评选优秀行政处罚决定书、办案人员互评互查等形式，大力提升执法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制作水平。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3
（一）审批阶段审批阶段包括法宣科召集相关人员审批、经办人下达文书、是否听证等几个环节。法宣科审议：法宣科负责召集由立案科室负责人、主管局长组成的行政处罚审议小组会确定拟处罚的意见和额度。经办人下达文书，此环节可自动生成送达回证文书，文书内容包括处罚告知书、听证告知书等。告知：立案科室根据审议意见书面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听证：凡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当事人要求听证的，由法宣科负责组织听证，立案科室应预先做好听证的举证材料准备，系统可生成听证通知书。
（二）决定阶段决定阶段包括填写立案呈报表、各级领导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文书、是否强制执行几个环节。立案呈报：经办人根据上述审批阶段形成的意见填写立案呈报表。各级领导审核：立案呈报表需要经过科室负责人、法宣科负责人、局长进行审批。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案科室工作人员负责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文书：执法文书由立案科室负责依照规定格式起草制作，7个工作日内送达当事人，并取得当事人签收的送达回执，当事人拒收可采取留置送达，也可以用邮寄挂号信方式送达。应在系统中填写送达回证。强制执行：立案科室负责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执行当事人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未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将相关材料提交法宣科，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应在系统中填写《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书》。
（三）结案阶段结案阶段包括填写结案报告、案卷归档两个环节。结案：在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后10个工作日内，由法宣科负责，立案科室参与编写结案报告。归档：案件办理完毕后，由法宣科负责整理办案过程的所有文件和证据，制作案卷，经法宣科主管局长核准后归档。
二、系统功能性需求
某市环保局行政处罚管理系统将实现某市环保局行政处罚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填写各类表单，各级领导审批，以及最后的归档和数据统计、查询的功能。某市环保局行政处罚管理系统将包括案件管理、统计查询和系统管理三部分。
案件管理：管理环保局日常行政处罚的整个流程，通过可视化的方法把复杂的流程简单化，使用户能够按照业务流程的执行步骤来完成日常的工作，并得到相关数据和表单。业务流程按照阶段分为：立案阶段、审批阶段、决定阶段和结案阶段。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4
此次整治重点包括非法小广告、黑车拉客、无照经营和流浪乞讨等四种破坏市容行为。违法行为严重者，将被劳动教养。
北京此次整治共组织15个政府部门参与。城管部门负责查处在公共场所散发、张贴、喷涂小广告的行为，对拒不执行处罚的，在取证后通知电信部门，对广告公布的电话予以停机，待接受处罚后开通。
北京市公安局则将制定整治非法小广告的执法保障方案，查处在车行道内散发小广告的违法行为，对暴力抗法以及两次以上散发、张贴、喷涂非法小广告的人员，实施治安拘留、劳动教养等治安管理措施。
公安部门在五环路范围内列出了多处非法客运重点地区，规定禁止上路的车辆类型。对借临时停车名义趴活的“黑车”，将用监控设备进行非现场的处罚。以前的“一事不再罚”方法，改为同一地点发现的不再罚，转移地点后再被发现的黑车将重复处罚。
在重点地区从事无照经营并被两次行政处罚的人员，则将被行政拘留直至劳动教养。
流浪乞讨行为也将成为打击重点。对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政府将组建专门的救助队伍进行劝阻。在找不到未成年人监护人时，政府将负起监管责任，对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实施保护性救助。对强乞、强讨人员予以治安处罚，对雇佣、操控、残害、胁迫未成年人实施乞讨的人员，将施以刑罚打击。
据《财经》了解，这是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官方首次在省一级行政区内，动用包括有争议的“劳动教养”在内的各种手段，以治理城市治安问题。
2003年3月20日，武汉公民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致死，引发全民义愤，并将矛头指向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5月，腾彪等三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国务院最终废除了该办法，并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原先以治安管理功能为主的收容遣送站，改变成了纯粹救质的救助站。
但以强制力为依托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很快给城市治安管理带来了新的麻烦。由于大部分流浪人员本以乞讨为生，强调“自愿受助”、人性化管理的救助站，非但没有吸引他们，城市乞丐反而出现职业化的倾向。流浪乞讨人员强讨恶要屡见报端，组织、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和从事非法活动的犯罪更是屡禁不止。
各地随后通过设立“禁讨区”、实施“持证行乞”等措施，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争议一直未断。
2005年，《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年立法计划。按照该法律草案，拟以“违法行为矫治”全面取代“劳动教养”，把最长四年的劳教时间缩短至一年六个月的“矫治”期上限。
草案增加了被“矫治”人员的申辩权，并改变了原先由公安机关一家独掌劳教审批权的情况。
被公安机关决定“矫治”的人员对决定不服，可以申辩还可以到法院申诉，由法院来裁决是否应该“矫治”。同时，草案规定当事人可本人申辩，也可请律师辩护，还可申请听证。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5
【关键词】立法/执法/社会环境
【正文】
《行政处罚法》从不同的方面规范了行政处罚行为，明确体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成为公民保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武器。长期困扰公民的乱罚、滥罚等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实践中仍存在着“乱”、“软”、“滥”以及处罚程序违法问题，执法状况不容乐观，且日益暴露出现实与规范脱节、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不完善等问题，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仍得不到切实的保护。急需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制度，找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和根本措施。
一、《行政处罚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说《行政处罚法》是我国迄今为止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一部相对完善的基本法律，按说应该成为公民维权最有力的武器，在制止乱处罚、滥处罚、处罚程序违法方面应有大的起色，但从该法的具体实施看，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主要有：1、处罚适用中处罚主体设定权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没有得到遏制，直接侵犯着公民的财产权。2、处罚不力的情况几乎在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存在，应重罚而轻罚，不能达到处罚的预期目的，起不到震慑作用，以致违法者有利可图，抱有侥幸心理。处罚的软弱无力，其危害要远远大于乱处罚，“乱处罚侵犯的是个体，而处罚软侵犯的是整体，是公民的整体利益”。133229.Com（注：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制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第347页。）3、尽管《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执行中贯彻得不好，仍未解决一事再罚问题；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关管了许多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现象甚为普遍。没有根治“滥”的问题，侵犯着公民的长远利益。4、对法定程序不执行，出口就罚，没有解释，不许当事人陈述和申辩，一申辩往往招致罚态度款、加重处罚等，影响公民实体权利的保护。实践中出现的“乱”、“软”、“滥”、不遵守法定程序问题等，其原因是多层次的。
从表层看，一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某些执法人员因本身素质不高；对新法、新规定不习惯，持排斥心理，故意曲解法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于是，在执行法律上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没利的就不执行。二是执法对象整体法律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习惯了不行使权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使执法主体的不法行政、不法处罚更加肆无忌惮。
从深层看，一是传统法律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首先是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认为行政机关就是管公民的、公民就是被管的，公民再告还得受行政机关管辖。其次是轻法贱讼意识的影响。传统法律文化认为“无讼”为高，“无刑”为要，“和为贵”，“讼为贱”，这种思想至今尚存，导致公民认为能忍则忍，不敢轻易与“官”对簿公堂，使不法处罚失去了最有力的监督。二是行政处罚中的“乱”与“软”总是得不到解决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行政处罚法》的某些规定作为执法依据，不足以制止或纠正不处罚、少处罚的问题。《行政处罚法》的某些程序规定操作难度大，致使再好的程序规定几乎形同虚设。《行政处罚法》对制止“软”的问题规定得不够，对行政机关应当处罚而不处罚的现象、对应当重处罚而轻处罚的现象规定得少，甚至没有具体的制止规定，法律责任部分也没有相应的制裁规定，而这种不作为的行政执法正影响着公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保护。三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还较缓慢，各省、市机构改革还未全面启动，还未实现精减机构、减员增效的目标。而行政机关的行政经费是有限的，不在编人员又多，为弥补经费不足，乱收费、乱罚款在所难免。
二、强化《行政处罚法》对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对策
法律制定得再好不付诸实施是毫无意义的，而法律的实施有悖于立法的初衷更是大错特错。目前，《行政处罚法》在实施过程存在的诸多问题，有悖于该法的立法初衷，这种有法不依、不行以及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的现象，给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害，削弱了法律的可信度。为改变上述状况，达到强化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必须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一）立法方面的对策
1、增设执法机关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行政处罚法》对制止“乱”处罚作了较全面的规定，而对制止处罚中的“软”的问题却规定得不够或没有规定。在法律责任部分，只对违法处罚的情形作了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没有规定应当处罚而不处罚的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作为的违法损害的是公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其程度要远远大于个别违法处罚对公民的损害。况且，对不作为违法追究法律责任是以往行政法律规范早就有的先例。如《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中明确予以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都属于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作为起诉的理由，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因此，《行政处罚法》第55条也应对依法应予处罚而执法机关不予处罚的不作为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规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样，对制止“软”的问题才能从法律制度上予以保障。
2、制止处罚力度不够的立法对策。处罚力度不够一直是困扰行政处罚制度的老大难问题，该重处罚的却轻处罚、处罚疲软，不仅没有遏制住违法者的违法行为，相反却使违法者更觉有利可图，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违法，给公民的整体利益和社会秩序造成损害。为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行政处罚法》真正发挥其作用。处罚力度不够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在法定的处罚幅度之内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轻处罚，尽管是合法的，但执法效果不好。另一种是违法的执法行为，如法律规定应吊销证照的，却以罚款代之，造成执法效果更糟。针对上述两种情形，提出以下解决的办法。
(1)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中自由裁量权的规定，进一步使罚款幅度缩小、罚款数额固定化，使处罚种类的选择法定化。现行行政法律规范中给予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造成执法人员弹性执法。要让执法者公正执法，达到较好的执法效果，就必须从立法上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中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应视情形不同规定不同的处罚种类，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把罚款的幅度规定得再小一些，并且尽可能地使罚款幅度分得再细一些，使罚款数额相对固定些，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律规定得越具体，越能减少执法人员人为因素对执法的影响，也就越能制止腐败，提高执法的效果。
(2)对应重处罚而轻处罚的违法执法行为设置法律责任。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完善告知程序和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程序的规定，增强可操作性。告知程序和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程序是《行政处罚法》新设立的两个程序。《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这两个程序上升到行政处罚决定成立要件的高度，不履行这两个程序，行政处罚决定就无效。这充分体现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精神。但这两个程序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法机关因规定操作难度大而不愿操作，相对人因不知晓而无法监督执法，造成程序规定形同虚设。为此，必须完善这两个程序的程序规定，增强可操作性。
(1)履行告知程序，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制作《送达回证》，由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行政处罚法》的第31条、第41条都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否则，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但却没有规定如何履行。这对一个程序规定而言无疑是一个缺陷。因此，应规定为：执法人员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提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初步意见，由执法人员将该《初步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初步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同时，执法人员送达时，规定应当制作《送达回证》，由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注：汪永清：《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第256页。）
(2)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规定制作笔录，放弃陈述和申辩应有时限规定。在一般程序中，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制作笔录，当事人主动放弃陈述或申辩权利的，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成立。因法律没有对当事人放弃陈述和申辩提出要求，这一程序在操作过程中，行政机关就难以有证据证明自己已履行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程序。为此，《行政处罚法》应当作出规定：行政机关在《初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的时间或者期限，如果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或者期限之前没有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方可视为放弃。
4.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听证程序的引进，是我国同国际法律接轨的标志。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行政处罚法》规定，必须是在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时，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才可以举行听证程序。此处的“等”，并不是在列举不尽情况下所作的概括规定，而只能理解为是一种立法上的技巧，等条件成熟时作为扩大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留的开口。可见，立法者已经意识到我国《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今后应当适时地予以扩大，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将限制人身自由、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纳入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二）执法方面的对策
1.提高领导者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是贯彻执行好法律的关键。领导者的法律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领导者依法行政的水平，影响着法律的贯彻实施。为此，必须在提高领导者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上下功夫。可行的办法就是领导者的普法教育应当制度化。要尽快建立领导定期法制培训制度和法制教育网络，将《行政处罚法》与本系统、本部门业务相关的法律列为必修课。建立切实可行的定期培训考核制度，考核成绩与职务升降、工资福利直接挂钩。
2.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队伍建设，是依法处罚的保证。法律的实施要靠具体的行政执法人员去执行，执法人员同公民的联系最密切，他们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他们的素质直接决定执法的效果，并直接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如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正确地执行《行政处罚法》只能是纸上谈兵。为此，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加强。
(1)净化行政执法队伍，实行公务员持证上岗制。行政执法队伍中不在编的人员、临时的人员太多，这些人员素质低，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岗位培训，靠这些低素质的执法人员去执法，再好的政策、再公正的法律，也只能歪嘴和尚念歪经。况且，这些不在编的人员工资没有着落，大多靠“自收自支”，因此，权力就成了“谋利”的工具，乱罚款、乱收费屡禁不止。目前，要乘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劲风，把执法队伍中那些不在编的、临时的人员清理出队伍，实行公务员持证上岗制度，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
(2)加强执法人员的素质教育，完善培训制度。执法人员上岗之前，必须进行岗前培训，上岗之后，也要适时地或定期进行培训，不能停止或中断。
3.强化执法过程的监督机制，是实施依法处罚的保障。执法过程的监督机制包括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机制主要是行政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外部监督机制主要是人大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等。
(1)强化行政系统内上级对下级机关的监督。按照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上级对下级机关有命令权、指挥权和监督权，按说这种制约应当最有效，但是当前这种制约很不规范，十分软弱。制止上级对下级机关监督不力的有力措施就是强化上级对下级机关的控权制约：首先，上级应定期或不定期对下级的职权活动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和追究，发现滥用职权、失职行为和违反法定程序的，决不手软，依法定程序该撤职的撤职，该惩处的惩处；其次，要解决好本系统上级对下级机关领导者行使权力的制约控制，必须明确上级对下级控权制约的责任，凡遇上级领导或机关对下级领导或机关行使权力制约控制不力、有案不报、知案不查，应上下均实行惩处，依法治罪，摘其“乌纱帽”。
(2)完善人大监督机制。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人大的监督力度也在加大，它与人民群众的监督、舆论监督相比，应是最具有强制力的监督，但目前它的监督还不够完善，为此，必须完善人大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人大对执法权的有效监督。首先，要规范监督方式，使其程序、形式和效力法律化。人大监督的法定方式有以下几种：质询、罢免、视察、检查、评议等，但这种方式的监督，其程序、形式和效力的规定并非都十分明确，因而需要加以规范。其次，规范人大对执法行为及执法者的监督。人大通过视察、检查、评议等方式对执法行为及执法者进行监督。应当坚持：一般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期间实施监督的原则；按程序监督的原则；对个案事后监督和事前程序性监督原则。人大代表在现有的兼职甚至作为“一府两院”组成人员的现状下，不宜成为个案监督的主体。这样，才能既保障监督到位、充分监督，又防止监督过头。
(3)加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人民群众的监督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监督，也应是最有效监督之一。各执法机关都要建立一个反映问题的举报中心，并有专门机构在法定时间内处理这些问题。要通过立法赋予监督主体与其职能相应的监督权限。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真正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并保障公民的检举揭发权不受侵犯。
(4)要强化舆论监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对执法的特殊监督作用。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介和舆论载体可以把执法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不良行为和腐败现象向社会曝光，让社会批评、监督，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语）。“许多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成效的国家倡导这样一条原则：在反腐败领域，新闻无禁区”。（注：叶峰等：《论执法体制和执法环境的改善》，《法学》1997年第2期。）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被称为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因此，我国应当着力健全舆论监督机制，改善舆论监督状况。要赋予舆论机关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完善新闻立法，改革新闻检查制度，以充分利用其相对特殊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三）社会环境方面的对策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6
2007年5月，华北某大型水泥公司a公司从德国进H72.6吨乙烯胶粉(货物英文名称etHYLenemateRiaL)。该批货物于5月29日到达天津新港，6月14日a公司向海关申报，申报名称、海关商品编号分别为乙烯胶粉、29012100。2007年6月20日海关提取了该票乙烯胶粉的样品送验，6月21日海关化验中心出具化验鉴定证书，化验结果表明该批货物成分为以醋酸乙烯为主要成分聚合物，归类参考意见：39052900。经查，a公司此前曾以同样方式进口乙烯胶粉三票。
海关的处罚
海关认为a公司的行为构成申报不实，应当给予处罚。依据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第24条明确规定：收、发货人有向海关如实申报的义务，当事人也在报关单中申明“申报属实”，而实际申报归类错误，已经具备申报不实违规行为的充分要件。
乙烯是一种气体，而当事人实际进口货物为一种固体粉末，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当事人将实际归类号为39052900的乙烯一醋酸乙烯共聚物申报为归类号为29012100的乙烯，这种常识性错误暴露了当事人的主观过错。
《海关法》第43条授予了当事人对进出口货物申请预归类的权利，当事人放弃此权利，导致最终归类错误，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应由当事人来承担。
企业的申辩
收到海关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后，a公司认为税可以补，但不应该受到处罚，并向海关提出了听证申请。a公司申辩的理由是：
作为一个跨国大公司，a公司一向遵纪守法，信誉良好，历史上无任何不良记录，连续多年被海关评为a类企业。公司从未偷逃过国家税款，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企业有偷逃税款的故意。
海关是进出口货物税号归类的法定权威机构，当事人以某税号向海关申报，海关经审核后予以接受，双方形成一种合意。当事人正是基于这种合意才在以后几票贷物中连续以双方确定的税号报关。现海关对当事人基于合意而为的通关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不合理的。
当事人以某税号向海关报关，海关接受并以此为据作出征税、放行等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该具体行政行为应该是合法有效的。现海关改变了税号，并作为依据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由此产生的责任不应该，至少是不完全应该由当事人承担。
除非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海关改变税号征税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追溯力。
公司有证据证实，在申报时a公司本来自己申报为水泥添加剂(税号38244000)，但报关公司改为29012100。故即使有责任，责任也应属于报关公司。
什么是申报不实
申报不实的案例在全国每个关区都时有发生，类似a公司的异议也不断出现。根据《海关法》第24条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进出口许可证件和有关单证。如果收发货人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向海关申报内容与事实不符，对海关监管、税款征收、贸易统计等产生影响的，则构成申报不实。可能构成申报不实的内容主要是报关单上的项目，如进出口货物的品名、税则号列、数量、规格、价格、贸易方式、原产地等。其违法主体是进出口贸易的收发货人(与国际贸易运输单据上的收发货人以及报关单上的收发货单位不是一回事)，客观上出现申报内容与事实不符和情节，主观上存在过错，一般是过失。《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具体分了五大类，处理最轻的是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处以警告或1000～10000元罚款；最重的是影响国家外汇出口退税管理，处申报价格10％～50％的罚款。
如何应对“申报不实”
从实践来看，绝大部分有过申报不实被海关处罚的企业都像案例中的a公司一样，经营正常，业绩良好，而且没有恶意违规的经历。一旦出现因申报不实被处罚，且不说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企业的信誉和等级评定。所以，当遭遇申报不实的时候，企业一定要正确应对。其中有两个环节要重视：一是海关人员调查取证环节，二是《行政处罚告知单》下发后。特别是《告知单》中的听证权利，如果企业对拟做出的处罚在事实认定和定性量罚上有不同的意见，且符合听证条件，建议申请听证。那么如何具体应对申报不实?
核对事实，确认自己不是走私。申报不实和伪报走私二者有相似之处：主体都是收发货人，都发生在进出口贸易中，都是没有如实申报，都触犯了海关规定，都需要经过案件的处理。但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主观上是否有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关税的故意。有故意的，属伪报走私，达到一定程度是走私犯罪。没有故意的，属于违规行为的申报不实，二者在处理上相差甚远。案件发生后，企业要尽快核实真实原因，在确认企业本身并无伪报走私的同时，还要明确下属经办部门、具体经办人员有无假公济私以企业之名为个人走私牟利的事情。如果有，心如实说明。如果没有，也要把造成申报不实的客观原因整理成书面材料交给海关。这样做一是可以加快海关办案速度，减少货物滞港时间，二是表明配合海关调查的态度，这种态度一般能够作为量罚的酌定情节。
准确定位自己是属于不予处罚、免于处罚还是从轻处罚。不同的定位会需要不同的事实、证据和法理上的着力点。例如不予处罚和免于处罚，两者都是不处罚，但理由大相径庭。前者是当事人不构成违法或构成违法但有法定不予处罚情节(如过了两年追究时效)而不罚；后者是构成违法但因危害轻微或有其它法定免罚情节而在量罚上给予的不罚。
区分申报错误和申报不实。申报错误是指在申报环节纯技术性的失误。又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在逻辑审单环节由于笔误或失误导致填写错误被电脑退单。此时企业仅需重报就可，不构成申报不实。二是人工审单或查验环节发现企业申报错误，此情况下一般按申报不实处理，但特殊情况下也会认定为申报错误。即使是申报不实，也存在海关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给予免于处罚的情况。如文中案例，如果a公司申报为水泥添加剂(税号38244000)，即使与实际税号39052900仍然有一定差异，但企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尽到了谨慎的义务，虽然税款仍需补缴，但在处理上是可以认定其为申报差错或申报不实但免于处罚的。
认真核对化验鉴定表，税款计核单、货值计算方法等。化验结论关系着申报品名和税则号列是否真的构成不实，不同包装内的货物、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技术条件等都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化验结论。税款计核和货物价值的计算结果是海关进行行政处罚的直接依据，不同数目在处理上有着不同的罚款上限和下限。企业对化验结
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化验；对税款计核、货值计算方法、引用公式、计算结果等有不同理解的，也要及时依法定途径提出。尤其是税款和货值的计算，都是纯技术性的问题，如果企业言之有理，海关一般会予采纳。
上述a公司所做的申辩存在很多问题，如主观无故意的说法，混淆了走私与违规的区别；关于公司更改税号的辩解，民事制度有着明确的规定；关于溯及力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海关最初做出的征税放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建立在信赖当事人如实申报的基础上的。当事人不如实申报，海关依照海关法的规定追征税款和做出处罚并无不妥。
如何避免“申报不实”
一旦出现申报不实，报关程序转入海关案件办理程序，企业各方面的损失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如何防患于未然才是广大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首先应考虑的问题。有几条建议供大家参考：
审慎选择报关人。这些年我国的报关员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高学历、高素质，既熟悉法律又精通国际贸易规则的人士加入进来，整体水平有了比较大的提高。但总的来看，报关员队伍依旧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如果企业仅仅看重对方专业的身份，忽视其实际能力，将报关事务全权委托过去，一旦出现申报不实，最终的责任还是要落到企业自己头上。
随着立法的完善，企业在选择报关人方面也将有更方便、直接的参照。刚刚颁布的《报关员国家职业标准》，对报关员进行了等级分类，具体包括助理报关师、报关师、高级报关师三个职业等级。当然这一规定具体落实到位尚需一段时间。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7
促进我县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合法、合理、公平、公正、公开行使，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不时提升行政执法水平。确保各类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我县行政执法现状，经县政府同意，现就规范我县行政奖励自由裁量权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意义
指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综合考虑违法情节、违法手段、社会危害后果等因素，对拟适用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进行综合裁量的权限。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国务院关于规范行政执法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环节。年，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指出：要抓紧组织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条款进行梳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行政自由裁量权予以公布执行。行政执法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行政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能否正确、合法、合理地行使直接影响到法律、法规、规章的有效实施，关系到行政执法部门的形象，也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全面规范合理限定行政处罚裁量幅度，既是行政执法机关规范行政权力和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需要，也是构建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的需要。
二、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原则
（一）奖励法定原则
指行政处罚必需依法进行。奖励法定原则包括：1实施处分的主体必需是法定的行政主体；2处分的依据是法定的3行政处罚的顺序合法；4行政处罚的职权是法定的奖励法定原则不只要求实体合法，奖励法定原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具体体现和要求。也要求顺序合法，即应遵循法定顺序。
（二）过罚相当原则
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水平等因素基本相同的同类行政违法行为。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奖励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同，行政处罚的种类、轻重水平、减免应与违法行为相适应，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防止奖励畸轻畸重、重责轻罚、轻责重罚等。
（三）奖励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纠正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坚持奖励与教育相结合，通过对违法行为人施加与其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水平相当的处分，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杜绝“重奖励轻教育”只奖励不教育”现象。
（四）综合考量原则
全面考虑、衡量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水平等相关因素，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
（五）平等原则
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奖励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同，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水平等因素基本相同的同类违法行为。做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
三、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配套制度
（一）陈说、申辩制度
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说、申辩等权利。对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处分，各行政执法部门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认真审查当事人陈说、申辩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公正、不合理。
（二）听证制度
凡法定需举行听证的情形，各执法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听证实行告知、回避制度，依法保证当事人陈说、申辩和质证的权利。
（三）集体讨论制度
行政执法机构应成立集体讨论组织，发生下列情况时。案件调查演讲基础上讨论应实施的行政处罚。
一是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执法部门作出的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五千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是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认定事实和证据争议较大的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较大异议的或违法行为性质较重或者危害较大的或执法管辖区域不明确或有争议的
三是其他重大、复杂案件。
形成集体讨论意见书。集体讨论意见书为行政处罚案件如何处（理）罚的书面凭证。集体讨论会议的记录人员必需全面客观记录会议讨论意见。
（四）裁量说理制度
说明应当充沛，各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就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水平和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及最终选择的奖励种类、幅度等情况作出详细说明。理由应当与行政处罚结果相关联。其中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当面作出口头说明，并据实记录在案，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一般顺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在行政处罚通知书或者决定书中向当事人作出书面说明。
（五）监督、评查和问责制度
根据工作需要邀请纪检、监察、政府法制等机构派员组织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小组进行案件评查工作。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初稿要引入执法问责制，各行政执法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的内部监督检查工作。因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失当引起显失公平、错案或者复议、诉讼败诉的要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
四、规范行政处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主要内容
（一）制定行政处罚的裁量标准
研究制定规范外地区、本系统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规范：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内。
及时补充、修订或废止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和标准。一是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变卦或执法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二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行政处罚幅度的应当根据涉案标的过错、违法手段、社会危害水平等情节划分明确、具体的等级。原则上可将每种违法行为细化为轻微、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五个等级。具体规范可以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水平、实际后果等。
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人接受能力和消除社会危害是否及时等因素，三是各行政执法部门要根据各类违法行为的违法水平。确定相应的奖励裁量标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严格执行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综合考虑个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水平等，各行政执法部门要按照公布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选择适用的奖励种类和法律依据，确定适当的奖励幅度行使行政处罚权。对违法行为调查取证时，要同时收集与确定违法水平和不予、减轻、从轻、一般、从重等量罚情节有关的证据。告知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前，要掌握确定违法水平和量罚情节的证据，依照行政处罚裁量规范告知拟给予的奖励内容。
（三）加强对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监督
各行政执法部门发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应当及时、主动纠正。
应当依法履行执法顺序，一是要将处罚程序、裁量标准公开。各行政执法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裁量行为时。明确执法流程与裁量标准，并向社会公开。
二是各行政执法部门要通过行政执法投诉、行政执法检查、重大案件备案制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等形式加强对行政执法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情况的监督检查。
否对同一性质案件不同处（理）罚；执法顺序和文书是否符合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求；不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是否得到及时纠正等。三是明确监督的内容。主要应当包括是否制定并公布本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否按照公布的行政处罚裁量规范行使行政处罚权；否随意确定奖励种类和罚款数额。
应当将办案机构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情况作为审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四是行政执法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要加强对执法案件的审核工作。审核机构认为办案机构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的应当责令改正。
应当将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裁量执行规范作为审理行政处罚行为适当性的依据之一。五是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时。
对因奖励决定违法或不当，六是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过错责任追究制度。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执法人员的过错责任。
五、做好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工作要求
（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是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系统的基础工程。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周密安排，切实加强领导，将规范行政处罚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与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及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相结合，与行政执法证件管理、行政执法考核评议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相结合，根据本意见的要求抓好各项工作，确保我县规范行政处罚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取得实效。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8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申辩权新型权利程序保障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行政法治的基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状况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治的水准以及文明程度。即是说，在行政相对人权利比较广泛且能够落到实处的国家，其行政法治水平也相对较高，其行政法治的文明程度也相对较高。反之，在一国行政法制度中若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相对较窄且没有予以很好保护的情况下，该国行政法治的水平就处在较为初始的情况下。我国行政法治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行政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在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中有关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状况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大特点就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越来越广泛，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内容越来越充实。我们知道，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下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是不享有诸如陈述权、拒绝权和申辩权的，而后来我国制定的一些行政法文件肯定了行政相对人的上列权利〔1〕，其中申辩权就在多部行政法典中得到了体现，然而行政申辩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权利，它的法律价值、表现形式、法律保障等在我国的状况都鲜有学者进行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撰就本文，拟对行政相对人申辩权作一较为系统的探讨。
一、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概念界定
所谓行政相对人申辩权是指在行政执法中行政相对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其他利益，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抗辩的一种程序权利。〔2〕当我们理解这个定义时，至少要强调下列三个方面的属性：
其一，法定性。行政相对人申辩权是一种具有实在法上依据的权利，即是说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要行使这样的权利，就必须从行政实在法中取得相应的依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该条在行政许可的行政执法中确立了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一旦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进入行政许可领域，行政相对人就自然而然地享有了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申辩权。《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该条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享有了申辩权。同时，《行政强制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该规定将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由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行为拓展到行政强制的执法行为中来。〔3〕上列规定都表明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具有严格的法定性，这个法定性无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而言还是对行政相对人接受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抽象行政行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既为行政相对人行使该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又对该权利行使的范围作了相应的限制。〔4〕
其二，正式性。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中与行政主体处于相互对应的关系形式中，通常情况下，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所应当履行的义务就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反过来说，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权利也就自然而然的是行政主体的义务，从理论上讲这样的表述是合乎法理的。但在具体的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却是非常复杂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笔者注意到行政主体所履行的义务以及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权利有些是隐形的，尽管这些权利和义务充分制约着双方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它常常并不是以有形的形式出现的。例如，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的诚信义务与行政相对人正当预期的权利，〔5〕行政主体尊重当事人的义务与当事人享有自尊的权利等都是一些实质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或者说，这些权利对行政相对人来讲是确确实实得到实惠的，然而这些权利并没有以正式的概念系统，甚至正式的法律典则体现在行政执法中。与之相比，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则具有正式性，一方面，它有着非常严格的法律形式，另一方面它有着严格的义务主体，正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形式使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每一次行使都是具体的、有严格的时空界限的，这是行政申辩权的第二个属性。
其三，有限性。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来源是多方面的，一国宪法作为根本法是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最主要来源，而其他的行政法典则是行政相对人每一个权利的具体来源，上文提到的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它的法律来源在我国目前来讲，就只有《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我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利，由于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作了非常宽泛的规定，这便使得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中享有诸多的权利，例如不受粗暴对待的权利、隐私权得到保护的权利，等等。可以说，行政相对人的有些权利在行政执法的各个领域都是存在的，这样的权利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几乎是无条件的。〔6〕申辩权则是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权利。一方面，该权利存在的执法空间较为有限，就是说不是在所有行政执法领域，行政相对人都享有这样的权利。另一方面，该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也是非常精细的，至少可以说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与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是有严格区别的，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与行政相对人的拒绝权也是有严格区别的。“陈述权是指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所认定的实施及使用法律是否准确、适当，陈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申辩权是指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的证据和处理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申述理由，加以辩解，是意见交锋的过程。既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这样的权利，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就不得禁止，也不能走过场，不能仅是听听而已，二是应该认真对待，正确处理，决不能因为当事人申辩而加重控制。”〔7〕当然，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与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救济权更是两个范畴的权利。
上列三个属性对我们领会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如果我们将问题再具体一点，就可以发现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具有下列具体内涵：
第一，它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必须区分在行政法治过程中存在的若干主体，这些主体与行政法治的实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他们在行政法治中的身份关系和资格要件以及享有的权利范畴都是不一样的。从我国宪法规定来看，与国家政权体系处于相对一方的是公民。毫无疑问，公民在行政法治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必然存在，而且公民作为一个主体，也与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行政主体的日常行政管理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民之所以与行政法治过程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法的实现是在社会机制中进行的，行政管理的过程也必然是在社会公众的参与下为之的，西方将行政称之为公共行政，将行政法称之为公法，就非常科学地表述了这一点。“公法的特征在于某人有权命令他人违背其意愿地从事某事，且可强制实施该类命令。命令人只能是国家权力机关，表现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形式。命令的相对人则是服从于国家权利的公民。”〔8〕这表明在行政法的实现过程中，公民对行政主体而言尤其对国家行政系统而言也是一个权利主体。而就一个行政执法行为来讲，还有一个非常特定的权利主体就是行政相对人，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其他行政法典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概念来框定行政相对人的范畴〔9〕，但是行政相对人它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只有当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与行政主体处于一对一的或者一对多的或者多对一的特定的行政法关系中时，行政相对人的概念才是成立的。一般意义上的公民，尽管与行政法治过程有着天然联系，但他们并不享有申辩权，只有某一个公民或者某一个社会组织或者某一个法人具有了象征相对人的资格时，他才享有申辩权，所以申辩权的主体资格是非常特定而具体的，对此，必须予以明确。如果将申辩权泛化到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时，就歪曲了这个权利的本质规定。还应指出行政相对人的身份关系常常是变化的，如其可以变为行政复议中的申请人，还可以变为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等。毫无疑问，当行政相对人的身份或者资格发生变化以后，其所享有的申辩权也就不复存在。也许其身份变化以后享有比申辩权更加实惠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无论如何也不属于申辩权的范畴。〔10〕
第二，它是对抗行政行为的权利。行政执法在我国已经逐渐地成为一个法律用语，而且我国诸多地方已经制定了专门规范行政执法的行政法典则。〔11〕因此，可以说行政执法的法律属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行政执法它是一个较大范畴的法律问题，是一国行政权行使的一个过程。深而论之，行政执法的每一次实现是依赖于行政行为的，没有相应的行政行为，行政执法就无从定形和实现。我国相关法律典则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12〕通常情况下，抽象行政行为并没有严格的与行政执法对应，只有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执法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这就使得具体行政行为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予以有机地连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一个纽带，这个纽带使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处于同一的行政执法过程中。这便决定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认同、排斥或对抗都是以其对行政行为的态度体现出来的。换言之，当行政相对人接受了行政行为，其也同时接受了行政主体；当行政相对人排斥了行政行为，其也就排斥了行政主体；当行政相对人对抗了行政行为，其也就对抗了行政主体。我国法律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肯定了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肯定了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威性，〔13〕但是我国法律也在一定范围内赋予了行政相对人质疑行政行为和对抗行政行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实质上就是行政相对人对抗行政行为的一种权利，因为在整个申辩过程中行政行为是申辩的对象或者申辩行为的标的。在这层含义中，必须领会两个具体的内容，一个是具体行政行为，另一个则是对抗。即是说，行政相对人的主观意识是对行政行为的对抗，而对抗的标的则是一个特定的主体行政行为。
第三，它是自我保护的权利。行政执法与民事执法和刑事执法等不同，它是在两个主体之间进行的，民事执法和刑事执法常常都有三个以上的主体，其中人民法院是一方主体，原告是一方主体，被告是另一方主体。在刑事案件中虽没有原告，但代替原告资格的则是公诉人，正是这样的三方主体，使整个司法过程成为一种三角关系，显然这样的三角关系是有利于司法过程的公平性的，有利于司法结果的公正性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法律适用中的公平要求有在司法程序中广泛采用公平原则得以贯彻。人们已经把其中的一些原则看作是‘自然公平’。这些原则制约着任何人在法庭内外行使司法职权时应当遵循的行为方式。假如违反这些原则，有关的司法审判活动应被宣告无效。自然公平的第一个原则是：任何人都不得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如果负有司法职责的人与审判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那么他必然会被认为有偏袒一方的嫌疑。”〔14〕行政执法则不同。行政执法是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两方主体之间进行的，在整个行政执法过程中，在整个行政行为作出的过程中都仅仅只有两方主体，只有到了救济阶段以后才有三方主体介入。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行政行为都会进入救济阶段，在我国行政执法中能够进入救济阶段的行政行为所占的比重是非常非常小的。〔15〕一个行为过程如果有三方主体介入，那么某一方主体的权利保护就可能有多种形式，但是在只有两方主体完成一个行政过程的情况下，一旦某一方主体要保护自己的权利，这种保护往往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由于我国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不对等的关系之下，因此行政主体完全依靠国家强力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行政相对人通过申辩权或者其他权利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在这个保护中，行政相对人所面对的是行政主体，而且仅仅是行政主体。
第四，它是程序性权利。在法律权利的划分中，有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之分。应当说，这种关于权利的划分方式，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一种分类方式，即是说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的概念已经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这样的划分不仅仅是一个法理学上的问题，而在行政法上也有同样的划分。〔16〕实体权利是与相应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直接关联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为权利主体带来直接的物质或者精神利益，而程序权利则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进一步讲，程序权利与相关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是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人们似乎更看中实体权利，而不大重视程序权利。当然，自美国思想家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出版以后，人们有关程序权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甚至认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有同等作用的价值：“当在这些程序方面出现偏离时，法治要求某种形式的恰当程序；即一种合理设计的、以便用与法律体系的其他目的相容的方式来弄清一个违法行为是否发生并在什么环境下发生的真相的程序。例如法官必须是独立的、公正的，而且不能判决他自己的案子。各种审判必须是公平的、公开的，不能因为公众的吵闹而带有偏见。自然正义的准则要保障法律秩序被公正地、有规则地维持。”〔17〕这也是后来诸多国家在其法律制度中为相关主体设置程序权利的理论基础。那么，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究竟是实体权利还是程序权利呢？毫无疑问，它是一个程序权利。因为当当事人进行申辩时，其并不必然与相关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联系在一起，其所申辩的标的只是行政行为。从这个角度讲，申辩权与行政相对人的相关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是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种程序权利，而且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本身是针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这三个具体行政行为所制定的具体规则，〔18〕因此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应当是一种程序权利。
二、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法律价值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对于现代公法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正是这两个修正案在现代公法中确立了“正当程序”的制度，依该制度的规定，任何机关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不能剥夺公民的权利。有学者对它的法律价值作过这样的评价：“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宣称，不经过法律的正当程序，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第十四修正案把同一原则扩展到国家行为中。依据这些宣言，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宪法上层建筑，它保证了政府的权力不被用来反对个人，除非是依据法律并对个人的权利予以应有的保护。”〔19〕在正当程序产生的初期，它仅仅是一个相对微观的制度，但随着公法体系的发展，正当程序已经不仅仅具有法律制度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树立了一种新的法治理念。根据这个法治理念，一方面，有关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行为必须交由司法机关为之，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任何机关不得享有这样的权利；另一方面，一国行政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行政管理权，没有对公民进行法律约束，尤其对其人身财产进行法律约束的权利。总而言之，这个理念既强化了司法权的权威，也有效规范了行政权的行使。可以说，正当程序作为一种理念促成了20世纪中期各国行政程序法典的诞生。〔20〕而这些新的程序法典往往从两个方面对行政执法发生作用，一方面是通过程序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过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强化公民对行政过程的制约权强化行政过程中公民权利的保护。
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行政法治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先后出台了“行政六法”〔21〕，用宪法及其他公法机制强化了公众对行政过程的参与。具体体现在两大范畴中：第一大范畴是在行政法中为行政主体设定了诸多的行政义务，而且让这些义务得到了不断地扩展。“行政六法”的主要立法宗旨在于为行政主体设定义务，通过这些法律典则的立法宗旨便可以得到证明。〔22〕毫无疑问，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义务的不断拓展，必然能够使行政执法和行政过程更加规范。第二大范畴是在行政法中不断强化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我国的行政法理念是以“管理法”为核心的，在管理法的理念指导之下，整个行政过程所突出的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威，行政相对人只是行政过程中的受动者，行政主体既能够设定行政管理关系，又能够设计行政管理秩序，甚至还可以分配行政过程中的相关资源，而行政相对人基本上是一个义务主体而非权利主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行政法治的格局发生了相应变化，在强化行政主体义务的同时，也不断充实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包括建立了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权利体系，拓展了行政相对人相关权利的内容，甚至也丰富了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概念。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就是一个新的权利概念和新的权利范畴，这个权利当然是我国行政法治大背景的产物，它在行政法治大背景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行为介入制度的价值。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可以从多个视角去考察，仅从这个权利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来看，它是归属于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新的权利，以此为视角的话，该权利是具体的，仅仅是一种新的权利概念，仅仅与行政相对人个体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相对人个体才对该权利享有相应的资格。然而，我们还可以通过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个权利，可以将该权利与行政法制度联系在一起。即是说，该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具有相应的制度价值，其制度价值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有关行政行为介入制度的价值。行政行为是在双方主体的相互关系中得以完成的，在这个完成的关系过程中，行政行为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它对于任何第三者都是排斥的，行政行为的过程与行政行为进入救济状态的过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而且两者有着质的区别。在行政过程中所制约两者关系的是行政法关系，而在后续的过程中制约两者的则不是行政法关系，其或者是行政复议法关系，或者是行政诉讼法关系，而这诸种关系形式是有质的区别的。在传统的行政过程中，由于行政法关系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牢牢地予以连结，这便排斥了其他主体对行政行为的介入。如果把行政行为的作出当成一种行政法制度来看的话，这个制度则是一种较为封闭的制度，是一种由行政主体所主导的排他性的制度。〔23〕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确立则使行政行为的作出有了一个新的行政法上的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行政行为的介入制度。换句话说，在传统的行政行为作出的制度中，行政主体是单方面为之的，〔24〕行政主体在排斥其他任何主体的情况下使行政行为得以形成，而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则使得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有介入的机会，这个介入改变了当事人单方面进行判断和决定的格局，因此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是一种新的法律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实质在于使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变为了复合性，这一价值对于我国行政法治而论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从技术层面上改变了行政行为作出的方式和进路。〔25〕
第二，与行政主体地位对等的价值。在我国行政法治理念和行政法学理论中有两个概念必须引起重视。一个概念是行政优先权。所谓行政优先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和作出行政行为时可以进行优先处置、优先决定、优先改变法律关系的权力。〔26〕这在我国诸多教科书中都得到了认证。当学者们认证这个权力时，其基本的理论前提是该权力是由行政主体行使的公权力，而作为一种公权力当然是应当优先的。另一个概念则是行政法关系单方面性。所谓行政法关系单方面性，是指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可以单方面决定行政法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单方面为行政相对人设定权利和义务等。有学者也将其称之为非对等性：“行政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事实上，只要是行政法律关系，其权利义务总是不对等的。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都具有非对等性，只不过在表现形式和作用上有所不同而已。非对等性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27〕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一定意义上讲，它反映了我国行政法治的现实状况。然而，自1999年我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确立了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法治战略以来，上列两个概念存在的法治基础就已经有所动摇，因为按照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行政法治精神，行政法的法律价值主要是规范政府行为，〔28〕那么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处于平等地位，甚至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在行政过程的一些环节中高于行政主体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就我国目前行政法治而论，似乎还不可以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置于行政主体之上，但是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若干精神出发，在行政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应当与行政主体处于平等地位，这样的平等也是完全符合行政法原理的。在行政法关系中，连结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是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而行政主体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同样道理，行政相对人也应当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传统行政法关系的理论将行政主体恒定在权利主体之中，而将行政相对人恒定在义务主体之中，显然是违背相关的法律原理的。“在法理学中，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正是权利义务将法律关系主体连接起来。即一方的权利就是他方的义务，一方的义务就是他方的权利，而且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29〕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对应于行政主体的决定权，这样的对应便使得双方主体由原来的不对等变为了对等，这样的对等性必然能够体现行政法治过程中的公平而治。
第三，拓展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的价值。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无疑是现代行政法治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我国行政法的规范体系来看，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我国法律传统中主要体现在部门行政法之中。例如，《土地管理法》赋予了行政相对人在有关土地问题上的权利，《环境保护法》规范了行政相对人在环境资源方面的权利，《税收征收管理法》则调控了行政相对人在税务管理中的相关权利。应当说部门行政法在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和义务体系的构建中似乎更侧重于对行政相对人义务体系的构建，〔30〕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格局主要在于我国的行政法传统所突出的是行政主体对行政过程的控制功能。近年来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体系除了部门行政法进行规范以外，通过有关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作了体系化的处理，例如就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而论，先后赋予了行政相对人行政诉权、行政复议权、行政赔偿权等，这些权利都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权利范畴，在它之下还有若干具体的权利，〔31〕而在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之中，自行政处罚法确立了行政相对人陈述权、申辩权、拒绝权以后，后来的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执行法又对这些权利作了拓展并且设置了新的权利名称。〔32〕对于行政相对人整个权利体系而论，申辩权是该权利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而该权利在行政相对人权利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笔者注意到，在我国规范行政程序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中都规定了这个权利，由此可以说该权利尽管是一个单一的权利，但它充实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体系，丰富了行政相对人权利范畴的内容，它对我国整个公民权利的拓展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第四，相对人权利率先救济的价值。公众的权利保护意识是现代国家法治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测评指标，即是说当一国公众能够有较高的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其权利的意识时，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是相对较高的。反之，当一国公众不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时，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则是相对较低的。〔33〕我国公众的权利维护意识在近年来有了显著提高，而且广大公众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的状况也日益普遍。然而，当公众与私权发生对抗时，其维权意识要强于当其与公权对抗时的权利维护意识，这既是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决定的，也是由我国公权力的强势性所决定的。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行政诉讼法》，但行政诉讼的起诉率并不算太高，而且一些公民往往更愿意通过法律路径以外的路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34〕应当说，我国还是非常重视公民权利的维护的，而且更愿意让公众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在我国行政程序法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对行政救济制度作了最大程度的完善，分别制定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这三个法律都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进行救济的法律典则，通过救济制度让行政相对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是合乎理性的。然而在笔者看来，当事人权利的维护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有一套完整的机制，目前通过强化救济机制让行政相对人维护其权益，显然使其权利救济有所滞后，因为这些救济都发生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后，甚至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之后。〔35〕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确立则使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发生了时间段位上的些许变化，即是说以前在行政行为作出时，行政相对人还没有机会对自己的权利进行维护，对自己的权利进行相应的救济，甚至行政权行使的长期强势性使诸多公众下意识地将权利的维护放在救济阶段，而申辩权使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行为作出的过程中就开始进行相应的权利维护，而这样的维护也强化了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义务。
三、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表现形式
我国目前确立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三部行政法典则，对申辩权的规定都采取了相对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其将这一权利都写在典则的总则部分。一个部门法的总则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导向作用，相关的操作性规则往往体现在后续的法律条文中，这表明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在这些法律典则中都是一种导向性的立法倾向。笔者注意到，这三部行政法典在后续的条文中并没有对申辩权的行使作出进一步的细化。另一方面，这三部行政法典则仅仅确立了申辩权的概念，没有列举规定申辩权的具体内容，更没有对申辩权行使的程序规则作出规定。因此，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的运用有非常大的弹性，至少有下列三个方面的条件制约着该权利的行使：其一，该权利受行政相对人个体因素的限制。行政执法面对的行政相对人是非常复杂的，从大的范畴来讲，包括作为个体的自然人、法人和法人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就某一社会个体而论，他们也有法律素养、文化水平、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这些个体差异都必然会影响行政相对人对申辩权的行使。可以说，法律认知水平较高的行政相对人可能会较多地进行申辩，而法律认知水平较低的行政相对人则可能很难领会该权利。至于如何针对这些社会个体的不同来对行政相对人申辩权作公平化的处理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其二，该权利受行政行为内容的影响。就目前我国行政实在法的规定来看，说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存在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这三个具体行政行为之中，在这三个具体行政行为之外，行政相对人是否还享有申辩权则同样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36〕在这三个行政行为中申辩权出现的频率必然是有所不同的，例如由于行政强制行为的相对激烈性，有可能在行政强制行为中行政相对人更多地进行申辩，而行政许可行为由于相对比较柔和，行政相对人申辩的可能也就会小一些。无论行政许可行为、行政处罚行为还是行政强制行为，它们都是一个行为体系，在它们之下都有很多具体的行为类型，〔37〕而行为类型的不同也是制约行政相对人是否进行申辩的一个因素。其三，该权利受特定环境的限制。行政执法常常面临诸多非常复杂的环境，这些环境包括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诸多方面，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突发事件出现的频率也相对较高，而突发事件也是行政执法的环境之一，它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执法环境形成了对比。总而言之，诸多非常复杂的环境也制约着行政相对人对申辩权的行使，那么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究竟有哪些表现形式？笔者试作出如下初步探讨：
第一，质疑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的形式。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在行政主体的主导下进行的，当然行政行为的作出有诸多非常复杂的情形，有些行政行为是在行政相对人的请求下而由行政主体作出的，例如在行政许可中绝大多数行为都是在行政相对人的请求下而为之的；有些行政行为则是行政主体以职权为之的，就是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管理权限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为。在行政法中还有行政上的不作为，就是行政机关本应作出某一个行政行为，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情形，这种情形尽管行政机关无所作为，但我们也将其视为行政行为。〔38〕不论哪一种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在作出时都是通过两个方面的具体行为完成的，一是行政主体的主观意思表示。所谓主观意思表示，就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对有关的事项所作出的判断，所作出的主观认知。二是行政主体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有些行为方式是非常具体的，例如在行政处罚中的罚款，在行政强制中的强制执行，等等。有些行为方式则相对比较模糊，在上列两个范畴的行为中其中意思表示具有决定意义，因为正是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才最终形成了某种行为方式，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行使，其中第一个形式就是对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的质疑，这个质疑就是行政相对人以自己的主观判断来质疑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以自己的主观认知质疑行政主体的主观认知。在这个质疑中，行政相对人可以进行逻辑上的推论，可以将有关的价值判断运用到这个过程中来，可以针对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的具体内容进行逐一否定，等等，如果行政相对人能够有效地质疑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也就为其后续的维权行为提供了主观认识上的前提条件。
第二，提供有利于自身证据的形式。在我国行政法法学体系中乃至于行政法治体系中有关证据的研究和关注似乎都集中在行政诉讼阶段。就是当人们探讨行政证据时，往往将行政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视为同一事物。由于我国没有制定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便导致在行政法制度中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使行政证据在我国行政执法的环节、在行政行为作出的环节基本上是一个法律上的空白，导致进入行政诉讼以后诸多行政主体再回过头来向行政相对人收集证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进入行政诉讼阶段以后，行政主体再不能向行政相对人收集证据。〔39〕笔者还注意到，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都没有规定行政执法中的证据规则，至少没有专门对证据进行规定。行政处罚法只是在行政处罚决定的规定中提到了证据问题，〔40〕显然这样的规定还不足以引起行政主体对行政证据的重视。可以说，正是由于我国立法上的这种缺陷使诸多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不重视运用行政证据支持自己所作出的行政行为，那么行政相对人在进行申辩时，便可以在有关行政行为的证据上大做文章，其可以非常明确地向行政主体提出某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缺乏证据的，其还可以对行政主体提出某一个行政行为证据是不充分的，其还可以对行政主体提出某一行政行为所运用的证据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其还可以对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每一个证据逐一地进行否定。当然当行政相对人质疑、否定行政主体的证据时，其自己应当占有充分的证据。总而言之，申辩权的行使中行政相对人可以提供有利于自身的证据，哪怕这种证据与行政主体的证据相比还是比较单薄的，只要行政相对人积极主动地提供有利于自身的证据，就必然会使行政主体在作出某一行政行为时更为谨慎。〔41〕
第三，说明理由的形式。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是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一些国家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已经成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行政法制度。“说明理由强制也是摒除任意行为的一种手段。它迫使行政机关不仅要弄清楚致使其作出决定的事实与法律前提，而且赋予其公开这种理由的义务。通过这种义务强制便与法定的陈述意见请求权联系了起来，而这两者都是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程序的影响。”〔42〕所谓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是指行政主体对自己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向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质疑行政行为的机关提供并解释相关理由的行为。显然，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义务是由行政主体承担的，行政相对人在这个说明理由的过程中是一个权利主体。然而，在行政相对人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与否时，它也应当成为说明理由的义务主体。我国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许可的某个环节上说明理由的义务。〔43〕这个规定尽管体现在行政许可法中而且只是行政许可法中的一个较小的环节，但它对我国行政法治而言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因为它使得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有义务在一定情况下说明理由。行政主体在为行政相对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它往往要根据行政相对人自身的状态而为之。例如，在行政处罚行为中，行政主体就是根据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状况而对其进行处罚的，行政强制行为也不例外，无论行政强制措施的运用还是行政强制的运用，都取决于行政相对人自身的行为状态，常常正是由于行政相对人自身行为的不当或者违法而带来了行政主体的处罚行为或者强制行为。说到底，行政行为的作出与行政相对人自身的形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凯尔森所指出的，制裁是当事人行为的一个后果：“作为行为后果的制裁所针对的那个人的行为……法律秩序之所以对一个人的行为附加制裁，就由于这一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的结果。”〔44〕具体地讲，当事人的行为在制裁行为之前，当事人的行为是制裁行为形成的前提条件，那么一个行政相对人若要避免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其进行制裁，它就应当解释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解释自己的行为不应当带来制裁的法律后果。因此，行政相对人在申辩权的行使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要能够对抗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第四，提供合法依据的形式。在法律上讲，证据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例如书证、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45〕但是，如果我们将证据予以概括的话，便可以发现在行政行为的证据中应当有两个范畴的东西，一个就是有关的案件事实，包括当事人的状况、行政机关的状况、当事人行为的状况、行政机关行为的状况，等等。另一个则是有关的法律规定，就是行政实在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所规定的当事人从事某一行为的程序等。法律依据和案件事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将两个合一以后，一个行政行为才能够成立。由于行政法体系的复杂性，便决定了行政法的适用中，行政机关常常有许多种选择，这与刑事法律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将行政法典则分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46〕，这个结构性的排列仅仅是就法律位阶而言的。换句话说，在行政法的排列体系中还有诸多非常复杂的法律部门，所谓的部门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法这种复杂性的一个表现。行政相对人申辩权行使的形式如果将其提供合法依据归入对证据的提供，显然是不十分妥当的。因为它淡化了行政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复杂性，所以要强调行政相对人对申辩权的行使必须将提供合法依据作为一个独立的形式。行政相对人可以根据自己对行政法的认知对自己的行为合法性提供法律依据，可以说，行政主体对行政法的认识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法的认知并不是完全契合的，若行政相对人能够提供出比行政主体更加合乎法律逻辑的法律认知，而且这样的认知能够被行政主体所接受，它就有可能使行政主体放弃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而作出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行政行为。
四、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阻滞
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在我国行政法制度中的确立并没有很长的历史，而且当我们在行政法制度中确立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概念时，在行政行为中作了非常严格的选择。最早确立行政申辩权的是《行政处罚法》，从该法确立该概念到现在也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因此，申辩权在行政执法中，尤其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维护中，并没有被普遍化。从深层次上讲，行政相对人申辩权之所以会遇到相应的阻滞，至少有下列三个方面的深层原因：一是传统法律文化。我国的法律传统应当说是以管制为特征的。即是说，我国古代的法律体系重在对一群人、一块地以及一个国家的治理。显然，这样的治理是以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其将行政系统视为社会过程中的一个本位，其地位要比其他社会公众的地位相对较高。”〔47〕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之下，公众在与相关的法律部门发生关系时，往往只有顺从或者服从的意识。进而言之，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并没有为公众与行政机关进行辩论留下什么空间。二是行政法模式。可以把行政法模式概括为两种：第一种是“控权法模式”。这种模式所追求的是用行政法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基本上都采用这样的模式。“因此，行政程序的根本政策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种制约制度，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武断和超越权限的危险，又可保持行政部门需要的有效采取行动的灵活性。行政法所涉及的是用来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制约。”〔48〕第二种模式则是“管理法模式”。该模式是在前苏联行政法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后来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法中也都奉行该模式。正如上述，该模式突出了行政系统对社会系统的管理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该模式之下的行政相对人只是行政法中的义务主体而不是权利主体，作为义务主体的行政相对人也必然不会在与行政主体的关系形式中进行相应的申辩，这是行政相对人申辩权阻滞的第二个深层次原因。三是行政传统。在一个国家的权利行使机制中，行政权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一些国家在法律行使上建立了权力分立的体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权力分立体制，并没有带来行政权与其他权力的平衡关系，其所带来的是行政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人将行政权这样的高权性称之为“行政国”。所谓“行政国”，就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由行政进行主导的权力行使格局。〔49〕我国还不能够简单地贴上“行政国”的标签。但不争的事实是，在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权仍然表现的比较强势。〔50〕在这种强势的行政权力之下，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与行政机关进行对抗的机会少之又少。上列三个方面是行政相对人申辩权阻滞的深层原因。就我国行政法治实践来看，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阻滞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因行政内部规定而引起的阻滞。行政公开化既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内容，也是行政权行使社会化的一个要求。“在晚近的年代，无论是在普遍政策层面还是在个别执法层面，行政官员的职责在于提供一个特定的论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得以提出和解决。当今，对行政决定程序的思考以及开始注重如何使那些过程更加理性，而不仅仅是参与上的公平。”〔51〕通常情况下，行政公开化能够充分反映一个国家行政权行使过程中政府行政系统与公众的关系。在行政权相对公开的情况下，公众参与的机会相对较多。反之，在行政权比较封闭的情况下，公众参与的机会则相对较少。我国的行政公开化起步相对较晚，而且规范行政公开化的法律典则的地位也比较低，因为现在调整行政公开化的行政法典是2007年国务院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就是说，行政公开化在我国法律层面上还是一个空白。同时，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下，常常将政府行政系统的隐私与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公开作了极致化的处理，即凡是政府行政系统的东西都具有内部规定的属性，因此都是不必予以公开的。而凡是社会公众的东西，尤其私人的东西，则是应当予以公开的。这种颠倒行政过程中公开化关系的状况，在我国持续了许多年。它在目前的行政系统中仍然有一定的惯性。换言之，我国诸多行政主体还常常用内部规定来进行行政执法。〔52〕既然这些规定属于内部的，那么行政相对人既不可以对它进行了解，进而也不可以对它说三道四，这就自然而然地阻滞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权的行使。严格讲，内部规定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存在是应当的，但是内部规定的适用范围只能够在行政系统内部而不能够拓展到行政系统之外。我们可以用内部规定调整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但还不能够用内部规定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内部规定的问题，也就是说，诸多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常常把内部规定作为执法的依据，并进而阻滞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行使。
第二，因声称自由裁量权而引起的阻滞。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近年来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学界来讲，诸多学者撰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理论。该理论主张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作进一步的压缩。例如，在治安处罚中行政拘留原来规定为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行政主体可以在一到十五日之间进行裁量，而裁量基准理论则主张将原来的十五日分成三个时间段位，一到五日为一段，六到十日为一段，十一到十五日为一段。若某一行政机关要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它只能够在上列三个时间段位的某一个段位进行选择。这样，便使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由十五日变成了五日，这便是该理论的基本内涵。就实务部门来讲，我国诸多地方都制定了规范行政裁量基准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53〕用这些规范性文件来对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当然，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不是要用裁量基准进行控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54〕至少笔者认为，就我国行政法治实践的现状来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行政主体在绝大多数行政行为中都享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至少行政申辩权所存在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许可行为中，行政主体都享有自由裁量权。一些行政主体就常常以享有自由裁量权为借口对抗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这样的对抗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行政主体的确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至于这些自由裁量权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可以对抗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的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一旦形成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博弈关系，行政相对人基本上是输家。
第三，因疏于告知而引起的阻滞。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在行政行为作出的哪一个环节中应当行使。换句话说，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行为作出的哪一个具体环节中可以进行申辩，我国行政实体法并没有作出规定。正如上述，该权利在我国行政法中的确立还是相当粗糙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在有关行政相对人复议权和诉权的规定中都规定了行政主体必须在行政行为作出后告知行政相对人有这样的权利，这中间有两个细节应该引起注意。一个细节是，行政主体有告知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义务，将告知作为行政主体的一个义务对于行政相对人实现该权利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另一个细节是，行政行为作出以后执行之前行政主体必须告知，即是说，行政主体的告知义务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节点，这就必然使行政相对人对复议权和诉权的行使有了严格的程序保障。然而，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则没有这样明确的法律规定。一则，行政主体似乎没有告知行政相对人申辩的义务，这便导致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有些行政主体可能会出于良知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辩权，而有些行政主体则有意识的保持沉默，在行政主体沉默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是否还享有申辩权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行政主体明明知道，如果没有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就不会进行申辩，这时行政主体可能有意识地选择不予告知。二则，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究竟在行政行为作出的哪一个环节可以行使，目前行政实在法也没有作出规定，这样的立法疏漏仅从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带来多大的麻烦，但在笔者看来，它是阻滞行政相对人进行申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行政法治实践中诸多行政主体并没有告知行政相对人有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们可以将行政主体的这种行为理解为疏于告知。这样的疏于告知，便有可能使行政相对人失去了进行申辩的机会。
第四，因粗暴执法而阻滞。行政执法中的非理性状态在我国非常普遍，可以用诸多称谓来表述这种非理性的执法，如“黑名单式执法”、“钓鱼执法”、“突击执法”、“巡回执法”、“暗箱操作执法”、“专项执法”等等。〔55〕这些非理性的执法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机关在公众心目中形象的最大障碍之一，由于行政系统的这种非理性执法的大量存在，诸多公众对行政主体已经有所失望，一些行政相对人采用非常极端的手段对抗行政主体就是一个例证。〔56〕这些非理性执法中的一些应当被列入粗暴执法的范畴，但是它们与真正意义上的粗暴执法相比还不算太粗暴。因为在我国诸多城市尤其在诸多城市的城管执法中，行政主体粗暴地对待行政相对人，如殴打、拘禁等，粗暴对待行政相对人的财物，粗暴对待行政相对人的尊严等。不言而明，行政主体的粗暴执法是按照行政权的强权性的逻辑进行的。进一步讲，行政主体在这样的执法中完全采取单方面的执法思路并单方面地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决定。而与这种执法相适应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纯粹行政主体意志的体现，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意志的合致。粗暴执法所带来的结果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所有应当享有的权利的丧失，甚至包括法律救济权的丧失。对于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而言，更不可能在行政主体的粗暴执法中留有空间和余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行政主体的粗暴执法常常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态度有关。如果行政相对人面对行政机关态度较好，所谓态度较好，就是乐意接受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而不管这个行政决定对其是有利还是有害，那么行政主体就不会采取粗暴执法的方式。反之，若行政相对人面对行政执法态度不好，所谓态度不好，就是行政相对人不认同行政主体的行政决定，不接受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那么，行政主体就有可能采用较为粗暴的方式对待行政相对人，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申辩，就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质疑，就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不认同。由此可见，申辩权与粗暴执法在有些情况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申辩权的阻滞有时是粗暴执法的必然结果。
五、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法治保障
上述笔者分析了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的阻滞因素，这些阻滞因素使申辩权更多地体现在法律文本中，而不是更多地体现在行政法治过程中。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强化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法治保障。从总体上讲，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法治保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我国推进行政法治的战略来讲，要提升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必须提升行政相对人下列三个方面的意识：其一，提升行政相对人的维权意识。行政相对人的维权意识是指当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发生权利与权力的交换关系时行政相对人应当用自己的私权来对抗行政公权，尤其当行政公权的行使具有对私权的侵权倾向时，行政相对人不能够保持沉默，而应当通过法律机制维护自身的权利。行政相对人维权意识是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存在的基础条件。不言而喻，当行政相对人习惯于放弃自己的权利时，申辩权便必然不可能得到有效行使。因此，从总体上讲，必须提升行政相对人的维权意识。而作为国家来讲，应当将它作为改变我国行政法治质量的一个社会工程。其二，提升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意识。说到底，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是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中予以实现的。即是说，行政相对人的申辩应当得到行政主体的回应，而行政主体的回应也更好地强化了行政相对人的申辩。如果将问题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说，行政主体如果愿意耐心细致地对行政相对人作解释工作，那么行政相对人也就会积极地与行政主体就行政行为的对与错交换意见，进而使申辩权得以落实。这就必然引申到诸国行政程序法中所规定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制度中来。正如上述，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已经成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之一，就说明理由的行为而论，它是由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主体可以在行政相对人的请求下说明某一行政行为的理由，也可以在职权行使中主动地说明理由。行政主体说明理由的行为履行得愈彻底，行政相对人提出质疑的可能性也就愈小。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行使，使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最终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实现。〔57〕其三，提升行政的社会参与意识。参与行政在行政法治体系和行政法学研究中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命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当代行政法的本质就是行政相对人的普遍参与。有人用参与行政来描述当代行政权的特征：“公共服务法与新公共管理的结合所带来的真正挑战与机会，是阐述标准和适当的程序，以向直接的顾客以及作为整体的政府提供最佳法律服务。”〔58〕笔者在这里所讲的社会参与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参与，是由广大社会公众对行政过程的参与而不是仅仅指行政相对人对某一行政行为的参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参与，往往是为了维护私权而进行的，而社会公众的普遍参与则是其为了维护公权而进行参与的。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是一种为私的权利，它是归属于社会个体的权利。这种社会个体权利的行使可能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若一个公民，能够经常进行广泛的行政参与，能够以社会公众的角色参与到行政过程中来，一旦其角色发生了转换，成为以行政相对人身份进行的参与，其就会有机地将为私的权利与公共权力予以很好地考量。这样的考量便为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理性行使创造了条件。行政相对人申辩权不仅仅在于使行政相对人个体权益得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该权利能够使行政过程得以实现。总而言之，既然在行政法体系中确立了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就应当使该权利能够有效地实现。实现该权利的路径除了上面一些相对原则性的措施外，下列具体的保障路径也不可予以忽视。
第一，行政相对人申辩权普遍化。行政相对人申辩权是一个新的权利范畴，该权利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体系中究竟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是必须予以澄清的。从目前我国行政法典则对该权利的认可来看，它在我国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体系中是一种个别权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该权利在复杂的行政行为体系中，只有极个别的行政行为在作出时行政相对人才享有申辩权，而绝大多数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是无权进行申辩的。〔59〕这就必然使行政相对人在面对行政主体时行使申辩权的概率非常低，因为我国行政主体在面对行政相对人时可以实施多种多样的行政行为，单就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论，就有四五十种之多。〔60〕这还不算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实施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应当普遍化。一方面应当在所有具体行政行为中都推广这样的权利，即允许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所作的任何一个行政行为都进行申辩。〔61〕这从法律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也是应当的。因为任何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都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在行政相对人愿意申辩的情况下，这个行为就可能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一定的义务。而行政相对人对承担义务提出质疑是完全合乎行政法治理念的。另一方面，也应当将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推广到抽象行政行为中去。抽象行政行为中有一部分是行政立法行为，如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国务院的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制定政府规章的行为、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行为等。此类抽象行政行为，我国已有法律对其作了规定，尤其规定了该行为所作出时的程序规则，行政相对人当然不能对此类行为行使申辩权。抽象行政行为的另一部分是行政主体面对不特定对象颁布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但是从本质上看它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因为任何规范性文件都有特定的区域、特定的人群、特定的管理部门等。〔62〕若这些特定对象遭到了该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那么就应当允许这些特定对象进行申辩。上面两个方面的申辩权拓展若能够得到有效实现，那么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就得到了普遍化，进而必然使该权利得到了行政法治的有效保障。
第二，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程序化。行政相对人申辩权作为一个程序权利，是通过行政程序法典则予以规范的，但是行政程序法典究竟如何规范该权利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强烈技术色彩的问题。上文已经指出，目前我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对该权利的规定还是非常概括和抽象的，而且将该权利和其他权利，如陈述权、拒绝权等放在一起予以规定。这些法律文件既没有界定该权利的概念，也没有将该权利与陈述权、拒绝权等予以区分。这就使该权利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基于此，应当通过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典对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具有程序性的权利作出专门规定。通过这种专门规定，使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成为一个有机的权利体系。当然，我国在将来还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毫无疑问，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应当体现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之中。通过程序法来统一申辩权与其他程序权利的关系这必然会给行政相对人申辩权以有效的法律地位，同时还必须对行政相对人申辩权本身设计程序，使这个权利在行使过程中有一套严谨的程序规则，例如可以要求行政主体告知行政相对人有权进行申辩，可以为行政申辩权的行使规定一个严格的空间，可以将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与其他救济权利予以有效地衔接。事实上，在有关权利的程序化处理上，我国是有一定的立法经验的，例如行政处罚中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是一种程序权，而这个权利与申辩权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我国《行政处罚法》用两个条文设计了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程序运行模式。〔63〕而《行政处罚法》关于听证权的程序设计应当说是比较成功的，应当予以借鉴，对申辩权也作出相应的程序设计。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9
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是指在行政处罚主体做出某项行政处罚决定前，行政处罚主体需将案件材料及其处罚意见提交给群众公议团，要求群众公议团要听取执法机关办案者解读案件处罚说明或者根据需要听取行政相对人对案件处理的意见之后，对处罚案件商讨并形成公议意见，此项意见将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处罚案件的重要依据。
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基本程序分以下三部分：首先判断行政处罚案件是否适用于群众公议制度;其次为符合群众公议制度的行政处罚案件选定案件公议员、举行群众公议会议，案件公议员对该案件做出群众公议意见;最后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结合群众公议意见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群众公议会议召开时，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应当向群众公议成员通报案件相关情况，对案件事实情况，适用法律和自由裁量标准进行解释和说明，提出初步的行政处理意见，并接受公议成员的问询;行政处罚相对人参加公议会议的，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群众公议会议过程中，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应当向公议团成员提交包括立案呈批表、现场勘察笔录、询调笔录、处罚审批表、告知书、当事人陈述申辩材料、现场取证照片等在内的案件卷宗材料。
1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在城管工作中的作用
1.1提高城管行政处罚的公正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公议制度运用到行政处罚中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的一次制度创新，使行政权力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行，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压缩到最小甚至没有，让整个案件执行过程真正在群众的“眼皮”底下进行，这样的处罚才能更加公正、公平。
1.2改善城管行政执法的环境
行政处罚公议制度扩大了行政处罚中群众的参与性，使群众更加全面地认识城管工作，更加清楚地了解城管执法，更加直观地明晰城管处罚的过程。由于当今社会信息过于繁杂，任何新闻报道、媒体宣传、网络描述也比不了群众口口相传的可信度。1.3增强城管队员的执法能力
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使城管执法人员直接面对公议团成员的质询，而且这些成员很可能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如果案本文由收集整理件的处理决定与群众公议意见有分歧，城管执法人员要在10个工作日内向群众公议团成员书面说明，并要将最终处理决定报市政府法制办备案。这就要求我们执法人员工作中更加认真、仔细，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相关政治理论和政策法规知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1.4完善城管处罚的监督机制
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就是一种政府权力的社会约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进行控制和监督。它不仅可以提高行政决定的质量，而且可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赢得公众对政府的理解与支持。群众公议团成员来自人民，他们的加入增强了对公共利益的评判基础，打破了行政机关对行政决定的垄断裁判，为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的平衡提供了新的途径。
2城管工作中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存在问题的解决途径
2.1加强案件筛选工作
城管是根据行政处罚相对集中原则成立的管理城市的部门。它所涉及和管理的内容比较多、比较杂，违法程度不严重。如果这些细微的行政处罚都进行公议，那将浪费许多人力与物力，大大降低城管执法效率，产生的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另外一些应当公议而没有公议或者难以通过公议不愿参加公议的案件会降低公议制度的成效，损害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所以选取一些具代表性的、具争议性的以及处罚比较重的案件来公议，这样既充分发挥了群众公议制度的作用也降低了城管执法的成本。
2.2增强公议团成员的公议水平
群众公议团成员的法律素养与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职业背景、生活阅历也不尽相同，所以他们可能对于同一案件会基于不同自身条件形成大相径庭的意见。这不仅背离了依法行政的精神，也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出现。在这种背景下，群众公议团成员的公议水平必须要得到增强。首先，需要提高其成员的法律素养，保证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其次，对公议团成员的培训应注重行政惯例和行政判例的传达，即行政机关将公正、合理、实效的案例传达给公议团成员，为其提供良好的处理范例。再次，通过制定、细化行政裁量基准使公议团成员在评议处罚案件时有规律可循。
2.3引进行政处罚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的程序
行政处罚公议程序的核心既是为公开、监督行政处罚的过程与结果，更是为保障被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处罚相对人作为监督处罚裁量权的关键角色，应当在公议过程中出现并陈述意见。行政处罚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纳入到行政处罚群众公议程序中。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辩论可以保证公议团的意见充分考虑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双方的意见和利益，防止制度流于形式，成为行政处罚主体单方的“走秀”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处罚决定的接受程度，提升行政行为的可信性，降低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可能性，从而间接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
环保行政处罚申辩书篇10
第一条为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本市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裁决等行政执法行为适用本规范。
依法受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受托组织）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适用本规范。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行政执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行政执法应当遵循合法合理、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统一的原则。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检查。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自觉接受监督。
第二章一般规定
第一节行政执法机关
第五条本规范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具有行政执法职权，能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第六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合法批准成立；
（二）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确定的执法职责和权限；
（三）有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在编公务人员；
（四）有财政部门预算核拨的工作经费；
（五）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除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另有规定外，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本机关名称、执法依据、执法职责、执法人员、联系方式等情况在本行政区域内通过公众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行政执法机关公示的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更新。
行政执法机关公示的内容应当报送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第八条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可以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第九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通过书面方式委托执法。委托执法文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委托机关和受托组织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及地址；
（二）委托执法的依据；
（三）委托执法的事项和权限；
（四）委托执法的期限；
（五）委托机关和受托组织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六）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委托机关应当在书面委托后10日内将委托执法文书报送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审查。
委托机关和受托组织应当将委托执法的内容在本行政区域内通过公众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一条委托执法期限不得超过5年。委托期限届满需要继续委托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重新委托。
第十二条委托机关应当对受托组织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委托机关应当对受托组织的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业务培训。
受托组织应当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受托组织超越委托执法权限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的责任，由其承担。
第十三条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协调；协调不成的，报请有权机关决定。
第二节行政执法程序
第十四条申请人可以通过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书面申请的，从其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创造条件，方便申请人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
申请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向申请人免费提供。
第十五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如实登记申请情况，并向申请人出具收到申请的凭证。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口头申请事项记录在案，经申请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后，由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确认。
第十六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审查申请书是否载明下列事项：
（一）被申请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
（二）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三）申请的事项；
（四）申请的事实及理由；
（五）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和申请日期；
（六）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5日内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下列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请；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在申请人更正后立即受理；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在申请人补正后立即受理；
（四）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作出书面受理决定；
（五）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行政执法机关在履行行政执法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检查生产经营场所、调阅资料、询问人员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严禁非法进入公民住宅检查。
第二十条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且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依法进行初步调查取证或者证据保全。
第二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检查中遇到紧急情况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履行法定职责，以避免损害结果的产生或者扩大。
第二十二条行政执法机关对下列途径发现的案源应当予以登记：
（一）依职权检查发现的；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举报的；
（三）其他机关移送的；
（四）依法通过其他途径发现的。
第二十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登记的案源进行审查，并在3日内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下列处理：
（一）对依据职权检查发现的案源审查后，依法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二）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投诉举报或者其他机关移送的案源调查核实后，依法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依法告知决定结果。
第二十四条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是本案的证人或者鉴定人；
（四）与本案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
第二十五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于首次调查之时告知行政相对人有权申请回避。
行政相对人口头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六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接到回避申请之日起2日内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并告知行政相对人，作出不予回避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
行政执法人员的回避，由本机关负责人决定。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为执法人员的回避，由上级行政执法机关决定。
第二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作出回避决定前，被申请回避的行政执法人员不停止履行法定职责。
第二十八条行政相对人不服回避决定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申请复核一次。
第二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拟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执法行为的，应当事前告知行政执法行为的主要内容、理由和依据，并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
行政执法机关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执法行为时，应当告知其救济的途径和期限。
第三十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书面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特殊情况下采取口头方式告知的，应当制作笔录。
第三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针对需要证明的对象，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合法、全面、及时、客观地收集证据。
严禁以暴力、胁迫、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三十二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取得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据以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证据应当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
第三十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物品等应当登记，并妥善保管。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第三十四条行政执法行为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举行听证，未经听证的，行政执法行为无效，但行政相对人放弃听证权利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全面、真实地反映听证过程。必要时应当制作听证报告，连同听证笔录、案卷材料一并上报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
听证笔录应当作为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六条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执法处理决定的，应当将行政执法文书当场送达行政相对人；不能当场送达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或者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
第三节行政执法文书
第三十七条行政执法文书应当内容合法，格式统一，表述清楚，用语规范。
第三十八条市级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系统统一适用的行政执法文书式样，明确行政执法文书的适用情形和具体填写要求。
第三十九条行政执法文书种类和记载事项的设置应当完整，并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行政执法行为。
第四十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据法定的行政执法行为和程序选用行政执法文书。
第四十一条行政执法文书应当标注文号。
第四十二条行政执法文书载明的内容应当符合行政执法行为的真实情况。
行政执法文书设定的栏目，应当逐项填写，不得遗漏；无需填写的，应当用斜线划去。
第四十三条需要阐述行政执法行为理由的，应当在行政执法文书中说明理由，并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主要申辩事由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出答复和说明。
第四十四条行政执法文书中引用法律依据应当填写完整，确需引用到具体内容的，应当引用到条、款、项、目及具体文字表述。
第四十五条行政执法文书不得出现错别字。
行政执法文书书写错误需要对文书进行修改的，应当在改动处加盖校对章；按规定须由行政相对人确认的，应当由行政相对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行政执法文书修改较多或者需要更改实质性内容的，应当重新制作。
第四十六条一式多页的行政执法文书，应当加盖骑缝章。
第四十七条行政执法文书应当使用公文用纸，按照规定格式印制并按要求填写。有条件的，应当打印制作。
第四十八条行政执法文书应当加盖行政执法机关印章。印章应当清晰、端正。
第四十九条在空白的行政执法文书上加盖印章的，实行申请、登记、限量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加强对盖章后的空白执法文书使用情况的跟踪监督。
第五十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将行政执法文书归卷。行政执法文书原则上应当一案一卷。
第五十一条行政执法案卷中的文书材料应当齐全完整，无重份或者多余材料，并做到整洁、固定，便于翻阅。
第五十二条行政执法文书应当按规定的顺序装订并编注页码。
第五十三条行政执法文书归卷后，应当及时移交档案机构保存。
文书归档后，不得私自增加或者抽取材料，不得进行修改。
第四节行政执法礼仪
第五十四条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做到举止端庄，语言文明，态度和蔼，礼貌待人。
第五十五条行政执法人员按规定着执法服装时，应当做到衣着整洁，标识齐全。
第五十六条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做到行为规范，不得有饮酒、嬉闹、等行为。
第五十七条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讲普通话。用普通话沟通困难的，可以使用当地方言。
第五十八条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用语文明，不得使用侮辱歧视性语言。
第五十九条市级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结合实际，按照行政执法程序不同环节的要求，制定本系统统一的行政执法礼仪规范。
第三章特殊规定
第一节行政许可
第六十条行政执法机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用申请材料中反映的内容相互印证；
（二）将已掌握的信息与申请材料中的内容进行印证；
（三）询问申请人以及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
（四）调取有关证明文件；
（五）申请其他机关协助核实；
（六）对有关设施、设备、场地等进行实地核查或者勘验；
（七）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六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3日内向利害关系人送达行政许可征求意见书面通知。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及时反馈给申请人，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有条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设立陈述申辩的专门场所。
第六十二条被许可人需要变更或者延续行政许可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简化审查程序，方便被许可人。
第六十三条行政执法机关作出准予变更或者延续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书面行政许可决定并收回原许可证件，重新颁发变更后的许可证件，或者在原许可证件上标明变更情况或者延续时间。
第六十四条行政执法机关发现行政许可可能存在应当撤销的情形的，应当在发现之日起3日内立案，并依法调查核实。
第六十五条行政执法机关决定撤销行政许可的，应当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应当载明被撤销的事项、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等内容，并告知救济途径。
撤销行政许可应当收回原行政许可证件。
第六十六条行政执法机关注销行政许可的，应当作出注销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第六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作出的准予、变更、延续、撤销、注销行政许可的决定予以公示，接受公众查询。
第二节行政处罚
第六十八条需要调查的案件事实包括：
（一）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情况；
（二）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等；
（三）法定从重、从轻、减轻以及不予处罚的情形；
（四）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
第六十九条询问应当制作笔录。
询问笔录应当交由被询问人核对。被询问人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询问笔录有误或者遗漏的，应当更正或者补充，并由被询问人在更正、补充处按指印。询问笔录经被询问人核对无误后，应当由其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被询问人拒绝签名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名。
第七十条行政执法人员应当调取与案件有关的原始凭证。
调取原始凭证确有困难的，可以复制。复制件应当标明“经核对与原件一致”，并由材料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提供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七十一条行政执法人员检查违法行为发生现场，应当制作勘验笔录或者现场笔录，必要时可以采取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情况。
现场检查应当有行政相对人在场；行政相对人不在场或者拒绝到场的，一般应当有见证人在场。
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应当由行政执法人员、行政相对人或者见证人签名。行政相对人拒绝签名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七十二条行政执法人员抽样取证应当符合有关规定，抽取的样品应当当场加封；样品数量以能够认定物品的品质特征为限。
抽样取证时，一般应当有行政相对人或者见证人在场，并出具抽样取证清单。
抽样取证清单应当由行政执法人员、行政相对人或者见证人签名。行政相对人拒绝签名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抽样取证清单应当一式两份，由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各执一份。
第七十三条为了查明案件事实，需要对专门技术性问题进行鉴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采取随机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提供鉴定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明确提出需要鉴定的问题；但不得暗示或者强迫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作出某种鉴定结论。
第七十四条行政执法机关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应当向证据持有人送达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对证据名称、数量、特征等进行登记后，出具证据清单。
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时，应当有证据持有人或者见证人在场。
证据清单应当由行政执法人员、证据持有人或者见证人签名。证据持有人拒绝签名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证据清单应当一式两份，由行政执法机关和证据持有人各执一份。
第七十五条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加封，由证据持有人就地保存或者行政执法机关保管。
经登记保存的证据，不得损毁、销毁或者转移。
第七十六条行政执法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行政相对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七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作出吊销行政许可证件处罚决定的，应当收缴被吊销的行政许可证件。未缴销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公告作废。
第七十八条行政执法机关作出暂扣或者吊销证照时，行政执法机关与发证机关不是同一机关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处罚决定生效后及时通知发证机关，发证机关应当协助执行，并将执行结果书面告知行政执法机关。
第七十九条行政处罚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结案：
（一）不符合立案条件的；
（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
（三）行政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的；
（四）行政处罚决定终止执行的；
（五）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节行政强制
第八十条行政执法机关履行行政职责，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不得滥用。实施非强制性管理措施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强制。
实施行政强制应当依照法定条件，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强制方式，以最小损害被强制人的权益为限度。
第八十一条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下列方式：
（一）查封；
（二）扣押；
（三）冻结；
（四）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行政强制执行主要有下列方式：
（一）代履行；
（二）滞纳金；
（三）划拨；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八十三条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前，行政执法人员需向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立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事后及时报告所属行政执法机关。
第八十四条实施行政强制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第八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
（一）发现违禁物品；
（二）证据可能损毁；
（三）行政相对人可能转移财物逃避法定义务；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查封、扣押的物品限于涉案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财物。
第八十六条查封、扣押财物的，应当向行政相对人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告知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
第八十七条查封、扣押财物的，应当有行政相对人或者见证人在场，并制作查封、扣押清单。
查封、扣押清单应当由行政执法人员、行政相对人或者见证人签名。行政相对人拒绝签名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查封、扣押清单应当一式两份，由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分别保存。
第八十八条对查封、扣押的财物，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
对查封的财物，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指定行政相对人保管，行政相对人不得损毁或者转移。
第八十九条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延长期限的，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
行政执法机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查清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第九十条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银行存款采取冻结的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九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冻结存款的数额应当与履行行政决定所需的金额或者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相当。已被其他机关依法冻结的存款，不得重复冻结。
第九十二条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冻结存款应当书面通知金融机构。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实施冻结后3日内向行政相对人送达冻结存款决定书并告知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九十三条行政决定生效后，行政相对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依法实施强制执行；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十四条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书面催告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并告知不履行义务的后果。
经催告，行政相对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第九十五条行政强制执行不得在夜间和法定节假日实施，但因情况紧急或者行政相对人同意的除外。
行政执法机关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气等方式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行政义务。
第九十六条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依法收取滞纳金。
收取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第九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划拨行政相对人的存款应当书面通知金融机构。
第九十八条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性的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依法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组织代为履行。
第九十九条代履行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公告代履行的标的、方式、日期、地点、费用以及代履行人；
（二）在代履行日期的3日前，催告行政相对人履行；行政相对人自动履行的，停止代履行；
（三）代履行时，作出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到场监督；
（四）代履行完毕，行政执法机关、代履行人、行政相对人或者见证人应当在执行文书上签字。
第一百条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实施代履行时行政相对人不在场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事后及时通知行政相对人。
第四节行政征收
第一百零一条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对行政相对人的财物进行征收征用，其范围包括：
（一）税收；
（二）行政收费；
（三）土地、房屋等不动产；
（四）交通工具等动产；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财产。
第一百零二条行政执法机关征收税收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执行。
第一百零三条行政执法机关收费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确定的项目、标准和程序执行，不得擅自规定收费的征、停、减、免等事项。
第一百零四条行政执法机关收费应当出具书面文书，写明收费的项目、标准、金额、依据等内容，并说明理由和告知依法享有的权利。
行政执法机关要求行政相对人主动缴纳费用的，应当公示缴纳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内容。
第一百零五条行政执法机关收费必须持有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一百零六条行政收费应当依法上缴国库。
第一百零七条行政执法机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行政相对人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第一百零八条行政执法机关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行政相对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行政相对人。
第一百零九条行政执法机关征收行政相对人的财产，应当给予补偿，但行政执法机关征收税费除外。
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行政征收征用补偿的范围和标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五节行政裁决
第一百一十条具有行政裁决权的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对自然资源权属等非合同民事纠纷进行裁决。
第一百一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收到裁决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发出受理裁决通知书；申请资料不齐全、需要补充的，应当在5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可以当场补正的，应当允许当场补正。
第一百一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机关不予受理：
（一）申请人不符合申请条件；
（二）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
（三）依法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
不予受理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一百一十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受理裁决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申请书副本及答辩通知书。
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及答辩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向行政执法机关提交答辩状和有关证明材料。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送达申请人。
第一百一十四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相关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调查。调查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对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审查。
第一百一十五条行政裁决案件需要公开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审理前5日内将审理通知书送达双方当事人。
行政执法机关审理行政裁决案件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一）核实双方当事人及其人身份和授权权限；
（二）宣布审理纪律要求，告知双方当事人在审理中的权利和义务；
（三）申请人陈述；
（四）被申请人答辩；
（五）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
（六）双方当事人最后陈述。
第一百一十六条审理应当制作笔录。
审理笔录应当交由双方当事人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的，由行政执法人员注明情况。
第一百一十七条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行政执法机关可以组织调解。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即产生法律效力。
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经调解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作出书面裁决，并于7日内送达双方当事人。
第一百一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裁决，重大、复杂的案件经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
第四章行政执法监督
第一百二十条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经过统一培训和考试，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和证件才能从事执法活动。
市和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机构依照有关规定承担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管理、培训考试和发证工作。
第一百二十一条实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市和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定期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案卷进行评查，对行政执法文书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第一百二十二条实行行政执法检查制度。市和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机构和监察机关应当每年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向本级政府报告。
第一百二十三条实行行政执法考评制度。市和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每年对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考评，考评情况纳入本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市和区县（自治县）政府应当对考评优秀的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表彰。
第一百二十四条实行行政执法错案追究制度。对于违法行政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由行政执法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进行过错追究。
对不适合继续从事执法工作的行政执法人员，由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市、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机构暂扣或者吊销执法证件，并由所在行政执法机关调离执法岗位。
违法行政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一百二十五条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范规定的，由市、区县（自治县）政府法制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报同级政府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对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进行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