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1
首先介绍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相关理论基础，对其概念、原理、参与者和运作流程进行了简要阐述。其次深入探讨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主要阐述了次贷危机产生的相关机制、发展历程和内在原因。然后讨论我国在次贷危机背景下继续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意义，分析了我国当前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潜在风险，并利用creditpoirtfolioview经济计量模型对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信用风险进行实证研究。最后通过借鉴次贷危机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今后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并规避危机的相关建议和策略。
一.绪论
1研究背景与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
3基本框架与思路
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概述
1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理论基础
2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作机制
三.美国次贷危机的历程与成因
1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相关机制
2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历程
3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四.我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意义及风险
1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状况
2我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意义
3我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风险研究
五.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策略
1加强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管理
2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3建立健全信用评级体系
4建立完善的证券定价机制
5扩大投资者范围
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2
【论文摘要】：现行法律虽未明文规定，但是通过一定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将行政不作为纳入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范围。但如何判定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的违法则成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重中之重。本文以日本判例为分析对象，并结合相应的日本学者理论，通过区分食品药品公害监管不作为类型与一般行政不作为类型，提出了判断依职权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预见可能性、结果避免可能性、期待可能性和受损法益的重大性四项要件，并详述了各项要件所存有之内涵。【论文关键词】：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行政裁量违法判断标准引言2008年由三鹿奶粉所点燃的国产食品安全危机仍让我们心有余悸，在追究无良企业赔偿责任的同时，行政机关的监管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首次成为学界争议的对象。2009年由食品药品所导致的安全事件依旧来势汹汹。据有关资料显示，仅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有关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就达到36件，其中问题双黄连注射液致人死亡事故又再次将药品安全行政监管责任推向了风口浪尖。而近年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监管行政不作为责任也许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尹深琰诉卢氏县公安局不作为行政赔偿案、孟宪梅等诉广饶县交通局未及时清除道路猪粪致交通事故案等诉讼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其他一般行政不作为领域中，由于行政机关未能行使相应职权而产生的国家赔偿纠纷也已经是剑拔弩张。针对李茂润诉阆中市公安局案，2001年7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23号的批复指出：“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虽然通过扩大解释可以将不作为赔偿主体公安机关扩大解释为一般行政机关，但是由于该项批复规定较为简单，如同任何简洁立法所面临的任务一样，在将批复运用到实践时自然需要进一步的理解和解释。而此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当在满足何种条件时，行政机关的行为可以被判定为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从而被认定违法并应当对其不作为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本文试从解剖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赔偿违法判断的困难性人手，以日本依职权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理论和判例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将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类型化，从而寻找判断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普适性标准要件。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是依职权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与日本经验？（一）为什么是依职权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依照我国传统行政行为的分类，依据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来划分，可以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依声请行政行为。相应行政不作为也可以区分为根据职权而产生的行政不作为以及根据声请而产生的行政不作为。依声请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要件相对较易判断，即相对人提出申请、声明、要求等后，法律规定的一定期限的经过。以行政许可为例，依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2条第1款的规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也就是说，在依声请行政行为的场合，当行政机关超过20日或者30日作出许可决定时，该行政不作为就可以被判定为违法，从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与之相对，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要件则成为了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问题中的重镇难点。之所以依职权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难以实现，其难点在于，为确保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顺利有效地履行其行政权，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作出行为时一定的裁量余地。众所周知，行政裁量权的授予，是立法机关弥补法律规范的形式正义对个案特殊事实回应不足的对策。个案正义的使命，要求行政机关在把握具体法律规范的要件和效果之外，照顾到个案当事人的特殊情况以及作为背景的管制环境和管制政策，形成拉伦兹所言的“眼光流转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运作手段。即，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对其是否作出或者怎样作出行政职权具有一定的可掌控性。我国学界对于行政裁量权已经有了一定深度的研究，[11]但是对于行政裁量是否能够类型化、类型化的标准为何、以及对裁量的审查范围和审查密度是否有规律可循等问题却仍然只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思维空间。[12]上述问题涉及到本文的研究范围时就具体转变为，应采用何种类型划分以及如何设定要件标准，才能够在行政机关具有裁量权的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赔偿领域判断其不作为行为违法，并应为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为什么是日本经验—理论探讨此时，我们将视野转向邻国日本。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参考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国情的可参照性。上世纪7、80年代，由于日本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企业或者个人出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有心或者无意频频挑战行政机关的监管领域，而行政机关的监管不力就造成了行政国家赔偿事件的高发。而这正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二，经验的可鉴用性。在日本1969年的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スモ冫）案件中，由于日本当局对氯喹药的不当许可，致使11000名患者染病与家属隔离。[13]在旷日持久的集团诉讼中，学理界和司法界对日本当局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讨论和判决实践。第三，行政法体系的可共通性。日本与我国同处于大陆法系国家，在行政法体系上有共同的渊源，虽然日本的国家赔偿法采用民事赔偿体例，但国家作为赔偿主体的特殊性却使得日本的国家赔偿法脱离不了公法烙印，从而在实际上仍使日本国家赔偿法列入行政法体系。对于国家赔偿中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违法标准的认定，日本学界众说纷纭。最突出的代表性观点是阿部隆泰教授所主张的危险管理（防止）责任的不作为违法理论。对于行政机关不行使规制权限是否违法的判断标准，阿部教授提出了三要件说：预见可能性、结果避免可能性和对行政机关的期待可能性。[14]而远藤博也教授是提倡裁量收缩理论的代表性学者。针对行政机关的作为义务，远藤教授认为：“以前，当授予行政机关权限时，原则上行政机关是否行使权限属于行政裁量的范畴。即在一般情况下，包括在灾害防治方面，即使存在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该不作为也只能被视为行政裁量的范围，无法判定其违法。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即只有当行政不作为缺乏显著合理性时，该不作为行为才能成为违法诉讼的对象。比如最近存在这样的判例，当满足下面四项标准时，该行政不作为能够被判定为违法：(1)明显存在危险，或者行政机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会存在危险时；(2)可能会产生对生命、身体的危害，或者重大财产的损害；(3)行政机关应当作出措施的内容明确；(4）如果不作出行为，就会产生对生命、身体的危害，或者重大财产的损害。在此情况下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条，可以认为该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必须收缩，并认定其国家赔偿责任。”[15]同时，远藤教授在对上述危险防止责任的各要件作出分析之后认为，判断权限不行使违法的标准是在对裁量收缩理论进行整理说明之后形成的；即上述所谓标准从根本上而言，都属于裁量收缩理论的一部分。[16]而宇贺克也教授则重视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原则所产生的义务，他将不作为的违法标准归纳为四项：被侵害法益的重要性、认识到危险的迫切性、结果避免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宇贺教授特别指出，在判断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之时，在对通常的法规要件作出列举之后，也要从法理上对作为义务发生的各要件进行严格的判断。[17]对此，村重庆一律师也认为，就算是缺乏实体法根据的行政指导，也应产生法律原则意义上的作为义务。[18]另外，以下山瑛二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行政机关对其规制权限的行使虽然具有裁量权，但是如果该权限行使侵犯到了公民健康权这唯一一项标准，则行政权限就应当受到限制。下山教授指出：“安全性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只能构成‘安全性问题’这一独自的领域。假设安全性可以为了医疗药品的有用性而做出牺牲，那么这将会相当危险。指出事物的性质是必须的，效用与安全的问题并不是用简单的‘平衡’理念就可以解决。”[19]综上，学界对于国家赔偿中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判断，危险管理责任论、裁量收缩论、法理原则论以及健康权唯一论都一一登场。虽然各项理论所依据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但是每项理论都在其范围内提出了关于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判断要件。在考察了理论上的解决思路之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又是采取何种要件来判断国家赔偿中的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呢？（三）为什么是日本经验—实践整理对日本迄今为止所有基于《日本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20]而产生的依职权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判例进行梳理与分类，也许能为我们掌握国家赔偿中行政不作为认定标准的运作现状，提供一些有益的注脚。基于《日本国家赔偿法》而产生的行政机关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违法而导致国家赔偿的判例一共有26件，详细请参照附于文尾的案件列表。[21]其中，对赔偿责任作出肯定判决的判例有23件，占判决总数的88.4%；对赔偿责任作出否定判决的判例有2件，仅占判决总数的7.7%；在氯喹药害事件判例中，法院对企业的民事赔偿责任作出肯定，而对行政机关的国家赔偿责任作出否定，因此从国家赔偿的视角出发，在此依然将其作为否定赔偿责任的判例进行考量。[22]从对上述各项判例的简单划分可以看出，对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日本绝大多数法院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上述的多数判决中，法官都认为当行政机关怠于行使其危险管理或者防止损害发生的作为义务时，行政机关就应当对该不作为行为承担责任。与此同时，日本法院判决文书并非只是简单针对案件本身作出判决结果，而是对相关逻辑结构和推理过程都作出了详尽的阐述，而这些真枪实弹的案例和判决书正可以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不可多得的真实脚本。为使下文的议论可以层次分明地展开，笔者在整理学者理论以及结合法院判决之后，不揣冒昧地在此首先提供一个解释框架。亦即，法院如果认定依职权行政不作为满足以下四项判断标准要件，那就可以认定该不作为违法，同时相应行政机关也应当为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1)行政机关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2）行政机关具有避免损害发生的可能性；(3)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具有期待可能性；(4）受损法益具有重大性。[23]也即，在上述四项要件都满足的前提下，可以认定该行政不作为违法并承担赔偿责任。本文以下四个部分将分别具体解析这些要件的意义。[24]与此同时，在正式进行判例的解读之前，还必须阐明一项前提：即对于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分类。本文无意在此穷尽有关行政不作为的分类标准和模式，而仅基于判例考量之下，并揣摩法官之意图之后，得出以下不同于前人的分类：亦即将属于食品药品等公害监管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单独列出，其余均归人一般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在下文对于要件的论述中，作者也将顺延法官之判案思路而将二者区别对待，具体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过程将在下文予以详述，此处不作赘谈。二、违法判断标准四要件之一：行政机关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行政机关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以下简称预见可能性）是指，行政机关对于危险的发生能够预见，或者具有容易预见的可能性。作为采取危险防止措施的前提，是否能够预见或者可能预见损害的发生是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必要条件。（一）食品药品公害监管不作为—抽象危险的预见可能性在京都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案[25]中，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行政机关对有关医药品制造的许可或者承认，必须在对该医药品的有效性、安全性进行比较和考量之下，根据行政裁量权做出。但是如果当安全性可能影响到国民的生命、健康，从而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重大结果时，并且在当时最高的学问水准和知识水平下，经过慎重缜密的审查仍然对该药品的安全性存在疑惑时，那么该药品的价值就存在质疑，行政机关就完全不存在裁量的余地。”也就是说，当医药品被认为属于危险医药品时，虽然还未出现具体的个例损害或者损害的可能，就应当推定行政机关具有对该医药品可能产生的抽象危险的预见能力，而如果行政机关仍然不采取措施而默许其制造生产时，则法院可以认定行政机关该不作为行为违法。同样，在水俣病京都事件[26]的判例中，法官判决认定：“对于公害问题，在当时医学、药学的知识下，考虑到社会全体的认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应当可以认定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由于厚生省[27]对水俣病认识以及判断的失误，而未履行与之相对应的措施，这一行为已经超出了行政裁量的范围。”也就是根据当时智知水平，厚生省在能够认定存在发生公害的危险性时，都没有对其本质作出真正的追查，更没有在早期对其作出探知。即在存在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却没有作出预见，因此具有保护国民生命健康责任的厚生大臣必须对其行为承担违法责任。根据上文的判决整理不难发现，法院在食品药品公害领域对行政机关的预见可能性义务要求显然较高。即根据当时社会的通念或者常识，在能够认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危险可能时，就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对此作出预见。而如果在此情况下，行政机关由于没有预见而没有采取措施，则法院仍然认定其不作为行为违法。为何法官会有如此判断？其意在解决什么问题呢？这就必须提及食品药品监管不作为之特殊性。之所以法官如此泾渭分明地将行政机关对食品药品公害的监管案件从一般行政不作为中分离，主要是基于公害本身的危害性。[28]由于公害一旦产生，就会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因此对于公害的预防机制就不得不被要求更为严格。涉及到行政不作为领域，当药品食品等与公害相关的产品可能造成一般意义上的危害结果时，尽管还没有相对应的具体危害结果或者结果倾向，行政机关仍应当对其作出监管。换言之，对于行政机关的预见可能性，并非需要其与具体的被害者或者被害情况相关联，而是被要求为对抽象意义上危险的预见能力。正如森岛昭夫教授就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诉讼中的预见可能性问题所言：“对于类似于医药品这样需要高度安全性的物品而言，对相关行政行为的不行使是否显著超出预见范围的讨论根本没有产生的必要”。[29]（二）一般行政不作为—具体危险的预见可能性而在一般行政不作为领域，司法实务则对行政不作为的违法标准作了不同的解读。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仅被要求对于具体危险可能产生预见的能力和权限。即法官必须根据案件当时的事实状况和行政机关的认识程度等来认定行政机关对于该危险是否具有预见的可能性。在大阪府淡路警察局酒馆伤害事件[30]中，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在认定警察（对犯罪嫌疑人所持的刀具—笔者注）是否具有采取临时保管措施的作为义务时，并不能轻易以危害发生为理由而就此认定警察应具有作为义务。而是应尊重警察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就是否能够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以及是否采取必要措施的决定所作出的判断。”而在大阪悬崖坍塌事件[31]中，法官则对于危险的具体性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方式：“作为被告的兵库县行政官员于1965年年中，收到原告关于该悬崖已经出现多处龟裂、随时可能倒塌的报告。并且原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县有关部门不采取措施的话，将很可能产生悬崖倒塌的严重危险。由此法院基于该报告，认为可以认定县知事对于危险的发生具有预见的可能性，并应采取有关措施。而由于其没有依据《宅造法》第15、16条颁布对龟裂作出修补的改善命令，就此可以认定其行为违法。”在这一案件中，法官将原告对于悬崖危害的报告作为一项重要的事实加以认证。即由于原告对于危险事实的报告，使得相关行政机关对于该危险结果的产生有了明确具体的认识，并进而产生预见该危害结果的现实可能性。而对于不设立在宅投票制度事件[32]，法官却通过判定认为行政机关不存在预见可能性。法官在事实认定中指出：“直至1972年末，都没有出现任何有关不设立在宅投票制度是否违宪的判例和学说；在国外的相关制度中，1902年澳大利亚最初创立在宅投票的制度，至1952年美国的一部分州、英国、苏联设置了该项制度，随后荷兰、西德、法国、比利时等国也相继设立在宅投票，但是在此之后将其废止的国家也不在少数。并且，根据美国以及西德的判例，在宅投票并非是居民的一项权利，而是政府作出的一项恩典。”通过对上述历史事实和域外事例的陈述，法院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行政机关并不能预见不设立在宅投票制度的行为违反宪法，而对该行为可能造成原告宪法权利损害的结果也自然无法得以预见。由此法院判决行政机关的该项行为合法，并驳回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三）小结通过对于上述判例的总结，我们可以将食品药品公害行政不作为与一般行政不作为中的预见可能性归纳为抽象危险的预见可能性和具体危险的预见可能性。不同于具体危险中明确的受害者以及损害事实，抽象危险只对应于一个笼统的受害群体，甚至只是模糊的损害结果。因此，相对于预见具体危险而言，预见抽象危险的可能性显然较大，也即行政机关能够更容易地预见危险的发生。判例解读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佐藤英善教授之前所提出的一项研究结论：“在理解国家赔偿法上的预见可能性时，从行政的权限或者能力角度出发，由于行政机关对于食品药品的危险性的把握力与别的危险相比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当其运用其权限或者能力仍然无法确定是否安全时，就应当推定这一食品药品具有危险性。即，对于预见可能性而言，食品药品公害赔偿诉讼中的预见可能性是对抽象性危险的预见能力。这一思考方式明显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不作为事例（例如警察不行使其规定权限的场合），而是专属于食品药品等公害行政领域的思考方式。这是因为在这一积极行政领域，行政机关必须承担高度的注意义务和安全确保义务。”[33]三、违法判断标准四要件之二：行政机关具有避免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行政机关具有避免损害发生的可能性（以下简称结果避免可能性）是指，行政机关通过行使规制权限而能够容易地避免损害结果的能力。结果避免可能性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必须具有采取适当防治措施的权限；第二，采取的必要防止措施能够和所预见的危险大小相等值。[34]在探讨结果避免可能性时，无法回避的一个概念就是行政机关对其避免能力的证明义务。与预见可能性相似的，在考察结果避免可能性的时候，实务中法院依旧把食品药品等公害领域的不作为从一般不作为中提取出来单独予以讨论。（一）食品药品公害监管不作为—结果避免可能性的推定在食品药品公害监管不作为领域中，行政权限的行使被推定具有避免可能性，并且是避免损害结果的唯一可能途径。福冈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35]中，法官在判决书中对结果避免可能性作出解释：“为实现保证国民生命、健康这一崇高目的，其所监管的医药品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性，一旦产生医药品可能存在缺陷的怀疑信息时，行政机关就不存在裁量的余地，而必须采取相应对策以避免损害发生。”换言之，在医药监管领域行政机关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确保医药品的绝对安全。采取何种具体方针固然属于裁量的范围，但是不采取方针而只是用放置和默认的态度是不能够被允许的。在加乃密米糠油症第三阵事件[36]中，法官就行政机关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作出如下说明：“当今社会，追求利润已经成为食品制造业的企业伦理，而工厂在其制造工程中，往往大量使用化学合成物质作为添加剂。但是，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制造加工贩卖的过程无从进行了解，而与此同时，如果食品业一旦发生事故就有爆发大规模损害的可能性，因此食品制造就被要求有绝对的安全性，以确保国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故，一旦食品业存在发生事故的隐患，行政机关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该事故发生，否则就可认定其不作为行为违法。”从上述2项判决可以发现，法官在对行政机关是否存在避免损害结果的能力未做实质性考察的基础之上，就单方面认定行政机关能够采取具体的方针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为什么法官会做如此推断，其根据又何在呢？笔者认为主要受两方面因素所共同决定。一方面是由现代行政国家的特点所要求。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已超越了防御功能阶段，而主要要求国家在授益功能、保护功能等方面有所作为。[37]换言之，公民对国家的要求由夜警国家转为福利行政，由消极退出转为积极介入，由传统不作为转为现代作为。由于涉及食品药品的公害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大面积不可预测的危险结果，因此必然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为阻止该危险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所作为。而另一方面，在食品药品监督领域中，行政机关的行为又要受公害的特殊性所影响。正如加乃密米糠油症判决书中所揭示的，无论是防止公害的产生还是预防损害结果，普通民众都很难通过自力救济而实现，因此在另一侧面也要求行政机关对此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最终损害结果的发生。（二）一般行政不作为—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与上述公害领域中法官对于结果避免采取推定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般行政不作为的案件中，法院会对行政机关能否避免结果的发生作出事实上的多方认证。在新岛残留炮弹爆炸事件[38]中，法官不仅对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拆除炮弹的权限作出考量，更基于具体情况对行政机关拆除炮弹的措施和手段进行考察。即行政机关在发现未爆炸炮弹并已预见炮弹危险性的基础之上，“可以采取对岛民进行炮弹类危险性的警告、在发现炮弹的场所散发居民暂时撤离的通知、回收炮弹并将其投入火中引燃、回收炮弹将其发射到海中等措施。”同时法院还对上述措施的可行性和经济性作出评价，认定行政机关具备采取上述措施的技术能力和经济条件。由此法官认定，行政机关在享有结果避免可能性的权限和能力，亦即在能够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损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而导致结果的发生，应对该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对一般意义上的不作为而言，法官在判断该不作为是否违法时，要对相应行政机关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作出全面的分析，在细致认定各项事实之上，才能得出具有分析意义的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三）小结由上述二者的对比可以明显得出，在结果避免可能性上，法官对于行政机关能否避免损害的证明义务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在公害领域，法官对避免可能性采取推定原则，即并不就具体案件中行政机关的经济条件或者人员配备作出具体的分析认证，而是直接推定其应当具有避免损害结果的能力；而在一般不作为中，法院要根据具体事实衡量行政机关在该案件中是否具有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和可能—相关具体事实包括行政机关的经济能力、人员配备、当时所掌握的科学能力、科技水平等—并在对各种具体因素的综合考量下，作出具体的是否能够避免损害结果的结论。远藤博也教授在考察其原因时指出，从各个判例对于国家责任的判断中可以发现，不能将所有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视为整体而做出笼统的分析和考察。正如远藤教授所言，在结果避免可能性问题上，“当行政机关对损害的发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时，较典型的例如在由行政机关作为起因的不作为场合，即行政机关对由于其自身的不注意所引起的后果没有完全进行善后的场合下，避免可能性或者作为前提的结果避免义务的程度就会上升。”[39]即，在食品药品公害中，由于该加害食品或者药品是基于行政机关的许可而得以准予生产销售，因此就可认为行政机关具有避免相应损害的能力。四、违法判断标准四要件之三：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具有期待可能性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具有期待可能性（以下简称期待可能性）是指，基于社会通念，国民对于行政机关行使权限的行为具有期待，享有信赖。[40]由于行政机关即使有作为的能力，也不可能对于全部的监管行政或者授益行政作出命令或者劝告，因此势必要对其行为顺序或者可能性作出一个一般性的预测，这里的预测就是行政权限行使的期待可能性。如果说结果回避可能性是行政机关能不能做好的问题，那么期待可能性就属于是否做的范畴了。由于权限行使的期待可能性能够决定行政机关采取危险防止措施的机率的高低，因此被认为是国家赔偿法上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准。如果行政机关采取危险防止措施的机率较高，则较易认定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违法；相反，如果行政机关采取防止危险的措施几率较低，则相应的较难得出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是否违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期待可能性并不是指具体被害者对于行政机关行为所产生的期待与否，而是指在一般社会通念之下，社会一般民众对于行政机关在相应情形下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可期待性。而就期待可能性的具体内容，以古城诚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将其总结为两项要件，即具体而言在一般行政不作为领域，行政机关期待可能性的大小又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响。[41]第一，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成本。即使行政机关防止相关危险的发生在理论上可行，但是也不得不考虑到作出该项行为的成本。换言之，并不是对于所有能够预防的危险而言，民众都对行政机关享有期待可能性的假设，而应该在充分考虑到成本的基础之上考察行政机关是否可能做出相应的行为。这里的成本具体又分为行政机关投入和产出的成本比以及社会整体效益的增减成本比两项。前者是指，行政机关为防止某项危险的发生，必须投人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而为了保证有限的行政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只有当产出大于投入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政机关才有必要行使该项职权。也就是此时才可以对行政机关抱有合理的期待可能性。后者的成本是指，行政机关在采取某项危险防止措施时，不仅要考虑到单项投人与产出，还应该以社会总体作为一项衡量点，只有当该行为能够推进社会整体效益的增加，才能说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具有可期待性。第二，被害者是否可以避免该损害。即如果被害者可以通过自力救济实现损害结果的避免，则相应的对于行政机关作为的期待性就应该予以降低。作为一项补充机能，行政机关的危险防止职能只有在受害者无法排除损害时才能发挥其作用，也只有这些情况下期待可能性才有产生的空间。（一）食品药品公害监管不作为—成本和自力救济的无视笔者照例首先考量在食品药品等公害领域，法院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在京都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诉讼[42]中，法官判决认为“如果厚生省能够早点作出规制，那么也许就能尽可能早地避免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的发生。国民不免就此纷纷指责厚生大臣的不作为行为。”针对该判例，远藤博也教授就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作出如下论述：“作为一般个人，很难获得有关预见和避免医药品副作用危险的信息，因此在这点上只能依赖于行政机关。并且，由于医药品只有通过行政机关的许可才能够生产，这一特殊性质决定了国民对于行政机关的期待必然存在。”[43]同样在水俣病关西事件[44]中，判决书中这样陈述：“由于水质保全法其内容涉及众多高度专门技术的事项，并且民众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有关水域的制定和水质基准的设定中。而自水俣病于1956年发现以来，海洋污染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公众卫生问题，并造成多名患者的死亡。在这一情况下，防止被害的扩大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严肃事宜，在这一非常事态的危机之下，行政机关必须做出相关措施来保障水俣湾周边住民的生命和身体安全。”尽管上述两项的判例解读在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在内容上可谓基本一致，即对于食品药品公害领域的行政不作为而言，法院并没有事无巨细对上述行政成本或者受害者的自力救济要件作出考量，而直接认定行政机关对该行政行为的作出具有期待可能性。（二）一般行政不作为—成本和自力救济的考察与之相对，在筑丰尘肺事件[45]为代表的一般行政不作为领域中，在判断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是否违法时，法官在判决书中采取很大篇幅，对于能够防范矿业工人尘肺病的措施一一作了成本分析：矿业工人防尘口罩的配给；在矿山内设置通风管道；无尘或者低尘凿岩机的使用；内燃机中煤烟除去装置的设置；定时洒水装置的配置；甚至对矿业工人就有关尘肺有毒性、有害性知识的教育等。通过分析，法院认为前三项措施（防尘口罩、通风管道以及无尘凿岩机）在理论上和经济上都符合当时社会对于尘肺措施的一般通念，可以认定行政机关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的行为违法。而剩下措施由于需要行政机关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监管人员才能够实现防止尘肺的效果，法官在综合考量之后认定行政机关对其行为具有裁量权。而在横滨市中学游泳池事故事件[46]中，法官在对被害中学生落水后的自我救济能力作出一系列科学检测和评定之后，认定公立学校负责人[47]的不作为行为违法。（三）小结结合上文的判例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学者对于期待可能性作出了如此客观的要件描述，但是针对食品药品等公害的监管行政不作为而言，有关期待可能性的两项要件却完全没有出镜亮相，即法官并没有对其作出全面分析或逐一判断其是否相契合。申言之，在公害行政不作为领域，基于公害危险种类特殊性的认识以及被害者无法避免该损害的推论，法院在无须对成本作出考察的基础之下，就可以得出存在期待可能性的结论。而只有在一般行政不作为的场合下，当考察规制权限行使的期待可能性时，才需要对相关要件逐一考量。五、违法判断标准四要件之四：受损法益的重要性学理上认为受损法益的重要性是指，针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要的财产存在可能产生的危险。如果被侵害利益只是轻微的经济损失，那么成立义务违反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48]相对于上述预见可能性、结果避免可能性以及期待可能性三要件中药品食品公害行政不作为与一般行政行为的显著区别而言，二者在重要法益这一层面上并不存在如此显著的分歧。二者都在不同判例中明确指出了当损害对象是生命、身体或者健康时，应当判定行政不作为违法这一观点。在归属于药品公害领域的东京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49]中，法官判决认为：“行政裁量权的收缩和后退是指，当产生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损害结果的危险时，如果行政机关行使规制权限就能够容易地防止该结果的发生，而不行使则无法防止时，行政机关就应当行使规制权限。”而对于食品公害的判例15加乃密米糠油症第三阵事件[50]，法官也表述出了类似观点：“在满足这些条件时，行政机关就不存在裁量的余地，并且负有行使权限的法律上的义务，即该权限不行使具有国家赔偿法上的违法性，尤其是当该权限不行使的被害对象是有关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与之类似，法院在隶属于一般行政不作为的预防接种疫苗祸事件[51]的判决中指出：“虽然《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了对国民财产权的保障，但是在涉及政策性制约，即对财产权的收用和侵害时，则属于特别牺牲的领域。而作为本案的侵害对象却是国民的生命、身体和健康，对国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言，并不能受到政策的制约，也不能受政府政治性裁量的左右。”在上文法官的判决后笔者可以总结认为，无论是公害监管不作为领域还是其他行政不作为领域，多数法官在考察法益的重要性时往往只涉及该不作为是否对当事人的生命和身体造成损害，如果造成损害则能够判定行政不作为违法并应当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相对于学者主张作为重大法益之一重大财产损失，在笔者现今调查的范围内只出现了一例，即上文也有提及的大阪悬崖倒塌案。在大阪悬崖倒塌案[52]中，法官指出：“根据《宅造法》的规定，当涉及到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的目的时，行政机关就有必要行使必要的规制权限。因此虽然知事享有合理的行政裁量权，但是当根据案件事实行政机关必须做出改善或者劝告命令时，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不作为的裁量就欠缺显著合理性，应被判断为违法。因此在本案的竹安宅地工事中，兵库县知事未能采纳原告的主张作出劝告、命令等行为，能够认定其欠缺显著的合理性。”在作出上述结论之后，法官又对原告的经济状况，以及受损的土地、房屋、家具等财产作出数额认定，并责令行政机关作出相应的赔偿。综上，虽然学者对于重大法益的解读定位于生命、身体和重大财产，但是在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相关司法实践中对于财产的认定却较为罕见。笔者认为，之所以法律对于重大法益的损害设定赔偿机制，主要是基于这些损害的不可回复性。生命、身体损害的不可回复自然是不言而喻，而对于财产的是否可回复性则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当事人的具体经济情况。也就是说，该财产是否作为被害者的生活必需品，从而是否会导致被害者基于经济实力而难以回复，会成为重大法益与否的关键性判别要素。而在公害领域，由于被害涉及到食品和药品，因此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涉及到民众的生命和健康，而一般不会对被害者的生活必需财产造成直接的侵害，因此自然也很难涉及到不可回复财产的损害。六、结语最后，让我们回归到中国的法制现状。本文通篇以日本经验为参考对象，正是企图在相似的制度背景之下为我国相应理论构建提供一个可供借鉴之模板。在我国现有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制度之下，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已经可以将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纳入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范围。[53]而对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追究责任的举步维艰正是由于在依职权行政不作为中，行政违法和行政裁量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借鉴日本的行政裁量收缩理论，笔者认为，在追究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赔偿责任时，应当依据预见可能性、结果避免可能性、期待可能性以及受损法益重大性的要件对二者进行判断，如果符合上述要件，则行政裁量就不再具有施展的余地，并能够确定不作为违法的赔偿责任。同时，在追究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赔偿责任时，还应当将食品药品公害监管不作为与一般行政不作为进行区分，在食品药品公害监管领域对行政机关施以更严格的监管义务，以在最大限度上保障普通公民的合法利益。诚然，任何生命体在告别母体之后的成长，以及对成熟和完美的无限接近，无不得益于“学”与“习”的本能和技术。汲取原本外在于生命体的信息和知识，是为“学”，将汲取的外在信息和知识植入和内化于生命体自身，是为“习”。而相对而言，“习”较之“学”则更为艰难，因为在植入和内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抵抗和排斥的问题。而唯有这些问题逐一获致解决，外在的才会真正内化，生命体的阶段性成熟才会真正完成。[54]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只是引入了可供“学”的一个参考模板，至于在模板上会产生何种“习”之效果，还待接受我国司法实践的考验。附录：日本行政不作为赔偿案件列表判例1函馆公交车坠落事件（札幌高判1972.2.18、『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以下简称民集—笔者注）25-1-95)。判例2飞弹川公交车坠落事件第一审判决（名古屋地判1973.3.30、『判例時報（以下简称判時-笔者注）700-3)。判例3大阪悬崖坍塌事件（大阪地判1974.4.19、判時740-3)。判例4高知古聚乙烯事件（高知地判1974.5.23、判時742-30)。判例5飞弹川公交车坠落事件第二审判决（名古屋地判1974.11.20、『判例夕亻ズi29-5-153。判例6新岛残留炮弹爆炸事件（束京地判1974.12.18、判時766-76)。判例7千叶县野狗咬死事件（束京地判1977.11.17、判時875-17)。判例8北陆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金沢地判1978.3.1、判時879-26)。判例9东京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束京地判1978.8.3、判時899-53）。判例10福冈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福罔地判1978.11.14、判時910-33)。判例11广岛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庅岛地判1979.2.22、判時920-19)。判例12京都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京都地判1979.7.2、判時950-87)。判例13大阪府淡路警察局酒馆伤害事件（最判1982.1.19、民集36-1-19)。判例14加乃密米糠油症《国家赔偿法》第一阵事件（福罔高判1984.3.16、判時1109-44)。判例15加乃密米糠油症《国家赔偿法》第三阵事件（福阎地小意支判1985.2.13、判時1144-18)。判例16在宅投票制度立法不作为事件（最判1985.11.21、民集39-7-1512)。判例17横滨市中学游泳池事故事件（最判1987.2.6、判時1232-100)。判例18水俣病熊本第3次第一阵事件（熊本地判1987.3.30、判時1235-3)。判例19京都府宅建业权限不行使事件（最判1989.11.24、民集43-10-1169)。判例20产业废弃处分场污泥流出事件（千葉地判1990.3.28、判時1351-98)。判例21预防接种疫苗祸事件（束京高判1992.12.18、判時1445-3)。判例22水俣病京都事件（京都地判1993.12.18、判時1476-3）。判例23氯喹（chloroquine疟疾特效药）药害事件（最判1995.6.23、民集49-6-1600)。判例24水俣病关西事件第二审判决（大阪高判2001.4.27、判時1761-16)。判例25筑丰尘肺事件（最判2004.4.27、民集58-4-1032)。判例26水误病关系事件上告审判决（最判2004.10.15、判時1876-3)。注释：参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沙龙第二十一讲：《反思食品免检制—风险治理的视角》，法律博客http://publiclaw.fyfz．cn/blog/publiclaw/index.aspx?blogid=485640，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9月1日。具体数据请参见2009年第6期的《人人健康》。2002年尹琛琰诉卢氏县公安局不作为行政赔偿案，具体案件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2期。2011年孟宪梅、常兴泉、常继泉、常传泉、李尚英诉广饶县交通局案，具体案件请参见万律中国网：http://www.westlawchina.com/index-cn.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9月1日。1998年李茂润诉四川省阆中市公安局不作为案，该案被称为我国行政不作为赔偿第一案，具体案情请参见北大法意网：http://www.lawyee.net/Case/Case-Hot-Display.asp?RiD=149208，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9月1日。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参见熊菁华：《论行政不作为的救济》，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2008年10月23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首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修正案草案共十五条，涉及畅通赔偿请求渠道，完善赔偿办理程序，确定双方举证义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保障赔偿费用支付等五大基本问题，但对行政不作为赔偿问题基本没有涉及。2008年10月23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上，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就此次审议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说明。作为该修正案草案的专家组成员，应松年教授透露，此次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之所以不对行政不作为赔偿问题作出专门规定，是因为目前对于行政不作为的判定还不成熟，尤其是实践中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问题较为复杂。参见塩野庅：「行政法、有斐閣1994年第二版、第82頁。[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11]参见余凌云：《对行政自由裁量概念的再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杨建顺：《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周佑勇：《行政裁量的均衡原则》，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等。[12]参见曾珊：《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审查》，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13]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454页。[14]参见阿部泰隆：「行政の危险防止責任（上）—力礻ミ全國統一訴訟判决を契機として、「判例時報1899号。[15]遠藤博也：『行政法ii各論、青林害院新社1987年版、第147-148頁。[16]参见遠藤博也：「危险管理青任ぃぉけゐ不作為の違法要件の检討、「北海道大学法学論集36卷1、2号、第460頁。[17]参见字贺克也：「国家補償法、有斐閣1997年版、第174-175頁。[18]参见村重度一：「行政権限不行使の国家青任、村重*一编：『现代裁判法大系、新日本法规1998年版、第105-107頁。[19]下山瑛二：「药害訴訟にぉけゐ国の青任、「判例時報第880号。[20]《日本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规定：“国家或公共组织的雇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故意或过失对他人造成违法损害的，国家或公共组织对这种损害负赔偿责任。”[21]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判例中，基于《日本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所产生的共有公共设施外在瑕疵类型的赔偿责任问题与本文讨论的论点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因此未在判例列表中予以列出。[22]在该判例中，由于有害氯喹药品而遭到损害的原告，将药品的生产企业与许可药品制造的行政机关作为共同被告，提出损害赔偿之诉，法院据此分别作出上述判决。参见氯喹(chlomquine，疟疾特效药）药害事件，日本最判1995.6.23、『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以下简称民集—笔者注）49-6-1600。[23]参见三橋良士明：「不作為にかかゎゐ赔偿責任、雄川一郎、塩野庅、園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6国家補償、有斐pU1983年版、第160頁。至于各个要件的具体含义则将在下文中作出详细说明。[24]需申明的是，这一解释框架与现有的其他解释框架，或者在分解要件的数量上有异，或者在要件的字面表述上有异，但无与其他解释框架争夺“话语霸权”之意。笔者认为重要的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而不是在潜词造句上纠缠。[25]参见京都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京都地判1979.7.2、『判例時報（以下简称判時—笔者注）950-87)。[26]水俣病京都事件（京都地判1993.12.18、判時1476-3)。[27]厚生省，原日本政府部门之一，最早设置于1938年，2001年已与劳动省合并，并改组为厚生劳动省（ministryofHealth，Labourandwelfare)。厚生劳动省是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厚生劳动省设有11个局以及7个部门，主要负责日本的国民健康、医疗保险、医疗服务提供、药品和食品安全、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弱势群体社会救助等职责。在卫生领域，其涵盖了我们的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管理、劳动社保部的医疗保险、民政部的医疗救助、国家质检总局的国境卫生检疫等部门的相关职能。详细参照日本厚生劳动省主页：www.mhlw.go.jp，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8月1日。[28]根据维基百科，公害是指以追求经济合理性为目标而作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社会灾害。公害分为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公害仅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人类生活环境和动植物健康的破坏。而广义上的公害则在此基础之上包含了食品公害、药品公害、交通公害等。[29]森岛昭夫：「北陸スキン訴訟判决と問題点、『判例時報879号、第5頁。[30]大阪府淡路警察局酒馆伤害事件（最判1982.1.19、民集36-1-19)。[31]大阪悬崖坍塌事件（大阪地判1974.4.19、判時740-3)。[32]在宅投票制度立法不作为事件（最判1985.11.21、民集39-7-1512)。[33]佐藤英善：「食品·药品公害をめ心ゐ国の责任、『法律時報151卷10号、第114頁。[34]参见古城誠：「権限不行使と国家赔償青任、『新现代損害赔償法講座4卷、日本評論社1997年版、第269頁。[35]福冈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福罔地判1978.11.14、判時910-33)。[36]加乃密米糠油症《国家赔偿法》第三阵事件（福同地小意支判1985.2.13、判時1144-18)。[37]参见许宗力：《基本权的功能与司法审查》，载氏著《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38]新岛残留炮弹爆炸事件（东京地判1974.12.18、判時766-76)。[39]遠藤博也：『行政法スツチ、有斐閣1987年版、第229-230頁。[40]前引[34]，第270页。[41]前引[34]，第271页。[42]前引[25]。[43]前引[39]，第231-232页。[44]水俣病关西事件第二审判决（大阪高判2001.4.27、判時1761-16)。[45]筑丰尘肺事件（最判2004.4.27、民集58-4-1032)。[46]横滨市中学游泳池事故事件（最判1987.2.6、判時1232-100)。[47]在日本，中学有公立和私立之分，而公立学校属于行政机关。[48]前引[34]。[49]东京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事件（束京地判1978.8.3、判時899-53)。[50]前引[36]。[51]预防接种疫苗祸事件（东京高判1992.12.18、判時1445-3)。[52]前引[31]。[53]具体内容参见杜仪方：《从三鹿事件看我国行政不作为赔偿的法律空间》，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54]参见沈岿：《受害人故意伪证的国家赔偿豁免—基于司法实务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3
【关键词】CDS法律制度风险
当今社会，信用与个人生活已经紧密相连，信用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伴随着信用而来的就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已经成为了当前最重要的金融风险之一。为了应对信用风险，人们创造了诸多信用衍生品――例如CDS并将其作为转移信用风险的主要手段。
一、CDS的运作模式
根据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2016年9月的最新公告，信用违约互换（CDS）指，属于一种合约类信用风险缓释工具。1简单来讲，作为信用衍生品中最基础的产品，信用违约掉期就是由买方支付费用，对特定债务的违约概率进行“保险”，由卖方主动承担与特定债务相关的违约风险的一种协议。如下图所示，a拥有对C债权后，与B签订CDS协议，a向B支付一定的费用。当C履行债务时，B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反而赚取了a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保费；当C违约时，B需要承担合同责任，代替C向a履行债务。因而，在CDS协议下，a的债权总是可以实现的，B是否履行责任则由C的行为决定，这就将C违约的风险由a转移到了B。
CDS运作模式示意图：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CDS的运作模式与同样作为风险转移工具的保险有类似之处。保险与信用违约互换均是由买方向卖方支付费用，当保险事件或信用事件发生时，由卖方来承担本应由买方承担的风险及损失。两者都是通过合同转移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但是与保险相比，信用违约互换并不需要特定“保险”标的，可以通过购入CDS合约进行投机，而保险则不行。这也就是CDS作为金融衍生品与保险产品最大的区别。
二、信用违约互换的立法现状
信用违约互换（CDS）在我国依然是一个新鲜事物。2016年9月23日中国银行间交易协会了《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规则》以及相关配套文件，推出了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两项新产品，此举将CDS引入了我国普通投资者的视野。但是对于我国目前对于CDS的法律规定，还十分匮乏。上述最新出台的《业务规则》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专门对CDS进行规定的文件还只是行业规定，尚未上升到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层面。2016年的部门规章――《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本币交易系统升级到2.6.3.0版本相关事宜的通知》中明确信用衍生品交易市场“新增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但是此两份文件对于CDS仍然属于概括性的规定，对于CDS运作中的各种问题尚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关于CDS的立法仍然处于十分不完备的状态。
三、CDS的优势――我国实行CDS的必要性
（一）剥离信用风险
CDS作为一种信用衍生品，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剥离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本质上是一种风险，与其他风险的区别在于其产生的源头是信用工具。如上述CDS的运作模式一节中所介绍到的，CDS在运作过程中实际上就实现了风险的转移。
如今，信用工具在我国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随之而来的信用风险也暴露的越来越多。近些年来，公开发行的债券发生违约或信用事件的情况也日益增多。来自德勤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2月到7月仅仅6个月，违约数量和金额就分别达到62笔和376.3亿元。2因此，在违约风险如此大的金融市场，普通投资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与信用工具息息相关的群体都急需一个能够将自己的信用风险剥离出去的工具，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能够合理转移、分离信用风险的工具，这对于我国的信用产品交易以及投资者保护都是十分不利的。
（二）产品结构简单
目前，信用衍生品已经发展出了多种类型，但是在我国依然没有得到普及，甚至很少得到关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类信用衍生品的产品结构过于复杂，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并不适合过于复杂的衍生品的运行，就算强行引入也只能“胎死腹中”，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为了更加凸显CDS的这一优势，我们可以将CDS与其他几种主要的信用衍生品――信用联系票据（CLn）、总收益互换（tRS）以及信用价差期权（CSo）进行简单的对比。CLn实际上是普通的固定收益证券与CDS相结合而产生的，其产品结构比CDS复杂是不言而喻的；tRS的产品结构比CDS复杂的原因在于，tRS的买方将信用资产处获得的收益全部转移给卖方，作为交换，卖方则承诺向买方交付协议资产增值的特定比例，而在CDS下，无论是资产还是收益都不发生转移，CDS买方仅仅向卖方支付费用，买卖双方的关系更加简单、明了。并且，tRS与CDS最大的区别在于tRS不仅能转移信用风险还能将其他风险也转移出去。3CSo分为看涨价差期权和看跌价差期权，允许到期时卖方单方面选择支付或不支付约定的利差，CSo与CDS最为相似，但是CSo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相应的复杂性也更高。
综上，CDS的类似于商i保险的产品结构是目前几种主要的信用衍生品中最基础、最简单的一种，并且，CDS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已经逐步发展完善，伴随着目前全球CDS配套制度及设施的不断完善，我国此时发展CDS市场无疑是最佳时机。
三、CDS的风险――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
（一）扩散信用风险
在上述一、二点中，笔者不断强调CDS的目的在于剥离、规避风险，又何来扩散风险一说？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次级贷款过度证券化引起风险的传递和扩大。
CDS协议本身作为一项债权也可以打包成为另一项CDS产品，只要有人愿意购买，原则上可以无止境的打包、贩卖。如此一来，一对、一对独立的债务关系被联系起来，连成了一张无止境的网，一旦出现部分债务人违约，牵扯到的不再是原来的部分债券是，而是所有购买此项衍生产品的投资者。并且，CDS作为一项协议、一份合同，原则上只要能够达成合意、满足民法中关于合同的要求，任何市场参与双方可以就任何信贷资产缔结CDS合约。如果此时缺乏有效的监管，没有有效的评价机构对双方里履约能力进行测评（次贷危机中就曾出现贷款机构、房屋估值机构、资产信用评级机构等信用风险评判机构如同虚设的情况），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的人员在实际操作时就很有不进行适当的财务状况评估，盲目签订、打包、转手CDS合约，如此一来，一方违约就很有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必将扩散、放大信用风险，甚至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二）政府难以监管
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投机过度，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应当为其监管失职承担责任。2005年正是美国房地产繁华的起点，房贷数量激增，因此各类金融服务机构极力的游说政府，最终CDS合法并趁势繁荣发展。但是，CDS虽然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但是对于CDS交易的相关规定却不够明晰，导致CDS的交易并不像其他金融衍生品一样透明。
政府难以对CDS进行监管的原因在于目前对于CDS的定义不明，CDS在形式上只是一份合同，是由买卖双方私下交易的，既不用在特定的交易所内进行交易，签订时也无需向政府部门进行报告。因此政府很难对CDS进行监管。无法对CDS进行合理的监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个方面：第一，当出现上述盲目签订、打包、转手CDS合约的情况时，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确切的了解该项CDS所牵涉的市场范围以及份额，也就不能通过控制CDS的规模从而控制风险。第二，CDS作为合同进行无条件的打包转让，让最初的购买者对CDS的最终风险难以做出合理判断，容易导致市场恐慌。
四、我国CDS的立法展望
（一）明确监管主体
目前，我国尚未有法律或法规对CDS的监管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可能的CDS监管主体主要为以下三个：银监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清算所。
银监会有权对CDS进行监管是由于CDS的交易主体是银行。而“审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的业务范围”是属于银监会是职权范围。7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对CDS进行监管的权利来源，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2016]28号――关于的公告》就可以看出；至于清算所的职权，2010年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登记结算业务规则的公告》中明确规定清算所对信用风险缓释合约提供登记和管理服务。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银监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及清算所都通过一些相关的规定对CDS拥有一定的监管权限，但是均非直接规定。这样难免会造成监管缺位或是监管重叠，不仅仅造成执法资源的浪费，更容易出现上述的CDS监管缺位从而危及金融市场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CDS立法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明确监管主体，可以将全部的监管权赋予上述某一机构，或者明确各机构之间的权利与分工，一避免监管缺位情况的出现。
（二）强化信息披露
CDS容易导致信用风险扩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透明，CDS交易者的信息，如资产状况、年度财务报告、及合同信息等，对于CDS信用风险的扩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交易商协会、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均了管理办法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信息披露进行规制。8但是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CDS的，且没有强制力，因此只具有参考价值。换句话说，目前针对CDS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法律、法规仍旧是空白。
制定CDS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法律对于控制CDS中包含的信用风险扩散以及CDS市场的建设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笔者认为，CDS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法律主要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第一，细化披露的内容。于此，可以指定CDS相关的披露标准，严格按照标准规定的内容和程度进行披露，例如CDS的种类，由CDS产生的收入或损失等等，只有将与CDS相关的信息都披露给投资者，才能在交易中对风险进行监控。第二，对不履行披露义务进行追责。仅仅制定详尽的信息披露热菔遣蛔阋怨娣恫斡胝叩呐露行为的，必须通过具体追责方式及惩罚方式的设置才能保证参与者遵守上述披露标准。上述披露内容的细化才有意义，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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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4
【关键词】校园危机；管理思路；经验
小学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义务教育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小学学校校园生活的经历，小学学校校园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其对象具有年龄小校园，缺乏自身防护能力的特点。由于小学教育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小学学校产生的教育效果往往延伸到我们的生活中，小学校园与家长、学校师生、职工等社会人有密切关联，它的发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随着环境的恶化、学校与社会联系的日益广泛，不安定因素与非创痛安全威胁的增多，许多社会问题折射到学校，学校安全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校园内的各类矛盾、各类安全隐患及安全问题也呈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在我国长期粗放式管理的背景下，许多学校公共安全相对薄弱，基础较差。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在对河北、河南、辽宁、重庆等4省市的中小学安全和管理工作情况进行的联合检查中发现，有的学校应急预案内容不全面或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极个别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甚至还没有建立应急预案，没有组织开展过紧急疏散演练活动。据有关部门统计，校园危机事件的发生率正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递增，解决校园危机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校园是校园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场”所，校园除了由各种校内设施构成以外，还是由教职工以及学生组成。在校园内发生所有影响全校师生安全，对校园和社会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危害，衍生出不良后果。当发生校园危机时候，如果能合理妥善处理好校园危机既可以确保教育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现今，除了自然因素产生校园危机以外，随着校园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广泛，各种人为或不安定因素导致的校园危机频发，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一线教育工作者面对校园危机的时候，又准备好了吗？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国家对于校园危机非常重视，《教育法》、《教师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刑法》、《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工作六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都提及到校园危机处理的方法，但往往也只是停留在法律法规的层面上，在目前校园危机的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我国校园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可行办法，仅凭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一线教育工作者零散的已有经验，来预防和处理校园危机往往存在缺陷。研究中小学校园危机处理的可行办法，对处理校园危机走行政化管理路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校园危机管理的情况
校园危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自然灾害。突发于校园周围的自然灾害，因为无法预防或躲避而引起的危机事件，如地震、台风、洪水等。②人为灾害。目前学校危机事件大多由人为因素引起，师生员工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因为经济、感情、人际关系等原因产生矛盾，由此产生犯罪、伤害事件，如偷盗、杀害、斗殴、投毒等。③意外事故。学校运行中的意外事故，如建筑物突然倒塌、车祸、急性传染病等。④网络和信息安全事件。受报复心理或不良风气的影响，师生员工可能在网络上一些不良的言论、照片或视频，给社会、他人造成巨大社会负面效应，产生危机。如艳照门、偷拍等。⑤国内外形势影响。学生易接受新知识、新思想，情绪不稳，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敌对势力的反动言论，都极易影响学生行为，产生危机事件。如游行示威、联合抵制家乐福事件等。依据校园危机的分类，选取以下关于国内小学校园危机事件概述：
1.汶川地震中校舍安全
下图为部分学校震后建筑楼图片
汶川地震中，学校受到的冲击最厉害，倒塌校舍多，师生伤亡也多，引起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据《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结合官方有关统计，截至5月26日，在汶川大地震中四川省学生死亡4737人，伤者1.6万余人，在全四川67000死亡人口中，学生占到7%；重灾区学校倒塌面积为199.7228万m2，倒塌房屋总面积为14889.3万m2，倒塌学校面积占总倒塌房舍面积的1.3%。
2.校园踩踏事件
2009年11月3日，衡阳常宁西江小学在准备做课间操时，由于人多拥挤，学生下楼时发生严重的踩踏事故，6人受伤。2007年8月28日，云南曲靖市马龙县一所小学发生踩踏事件，导致17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2名学生伤势严重。2006年12月22日，河北永年县第一实验学校中午放学时，位于三楼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蜂拥而出，拥向楼梯口，引发1名学生死亡，2人受伤的惨剧。2005年10月25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小学晚自习结束后，学生在下楼梯时发生拥挤踩踏事故，8名学生死亡，27名学生受伤。
3.校车事故
2009年12月23日早8时许发生的梧州市藤县天平镇境内幼儿园校车事故，导致6死2伤。死者中除1名司机和1名女老师外，其余为3名男孩和1名女孩，另2名女孩受伤。2011年9月5日下午4时许，广东梅州市五华县郭田镇某小学放学，一辆限载半吨的小货车从县道疾驰而来，车厢围了铁栅栏，上面居然载了50多名学生。2012年12月12日18时许，徐州市丰县首羡镇张后屯村发生一起校车侧翻事故，截至晚10时30分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据了解，该校车属于张后屯村中心小学，校车是为了避让一电动车发生侧翻。2011年9月13日，荆州市两名年龄不到4岁的幼儿，被幼儿园校车接到幼儿园门口后，竟被司机和接车老师遗忘在校车上。当日，荆州市的气温高达31℃，在校车内闷了8个小时后，两名幼儿的遗体才被发现。
4.意外小事故
本文研究的是小学校园危机管理，鉴于小学生好动，自控能力较差的特点，学生容易在校园内发生碰撞而酿造意外流血小事故。在校园内发生的流血意外小事故往往具有以下特点：突发性，意外小事故往往是在意想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发生的比较突然；紧急性，意外小事故发生通常伴有学生的流血受伤情况，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对受害者有一定的生命危险；影响社会性较弱，意外小事故一般指的是个体发生的事故，对大范围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大范围的不安气氛，发展成公共危机事件；不确定性，意外小事故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发展的，其潜伏、爆发、发展、结束的规律与趋势不易为人所准确把握。另一方面，意外小事故的开端无法用常规性规则进行判断。如课间不能在走廊或楼道追逐，以免造成碰撞，这种类型的小事故在我校平均一个星期发生一次，每次都利用学校广播以及班会课对学生进行教育，但是由于学生个性特点，这类奔跑现象屡禁不止。
二、以学校的几个案例为依据进行简析
1.学校介绍
广州市海珠区梅园西路小学位于海珠区工业大道北凤凰岗上，拥有41年办学历史，是广州市一级学校，是全日制公立小学，中午学生自愿在校午睡。现有27个教学班，其中一个特殊教育班。我校分有南北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8338.89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12240平方米，学校用地生均面积8.51平方米，生均建筑面积12.49平方米，绿化覆盖率98%，教职工总人数为68人，行政人员有7人，包括1名正校长，2名副校长，4名主任。
2.校园危机管理事件描述
案例1：2012年10月18日，中午一点三十分午休期间，四（4）班睡上铺的一个男学生突然口吐白沫，手脚抽筋，睡下铺的老师听到上床有声音，马上冲到上铺将被子塞进学生的嘴巴，然后通知值日行政和家长，同时将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医治，幸亏老师和行政反应，学生平安无事。该事件发生后，我校的安全主管行政，为了防止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编制了学生健康情况调查表，通过摸查全校学生的身体健康，对个别身体具有隐性疾病的学生进行分类，如不适合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学生，将其名单交给科任体育老师，老师在开展体育锻炼时，有所顾及。
案例2：我校有南北两个校区。其中，南校区是新校区；北校区是旧校区。北校区的教学楼已使用20多年，建筑结构老旧，多处外立面出现破损，部分墙体开裂。经相关安全鉴定机构检测，被认定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对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校方在经过安全鉴定和风险评估后，将该情况上报区教育局，申请爆破拆除老教学楼，并在原址建设新的教学楼。
案例3：2012年10月30日，正是起风时节，中午午饭时间位于三楼南北对流的一个课室里，一名坐在门口旁边的二年级女同学将手放在打开了门的门框上，突然一阵风刮来，金属材料的门呼啸而来，正好将那名同学的手夹住，当场该名同学的右手血肉模糊，班主任马上通知值日行政与家长，然后将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治理，所幸未伤及筋骨，但是该名学生的右手还是要一个多月才慢慢康复。在该案例中，诱因是偶然事件的巧合，为了防止同类事故发生，我校行政为此给课室的每个门加上了一条铁链，每天学生一进课室就将门固定在墙上，防止再发生事故。
三、事件处置思路与经验
上述选取的案例是我校发生的真实案例，对于同类别的学校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希望通过对以上案例事件处置思路的分析反思，能获取一定的实践经验推广。
1.案例处置思路
案例1、3的处置思路：
案例2的处置思路：
2.从案例中获取的经验
（1）及时通知危机处理机构和校方应急人员，提升师生的危机应变能力。上述中的3个案例都做到这一点，及时地通知相应的危机处理机构或相关的校方应急人员，有效地将危机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甚至消弭危机。
（2）建立完善的校园危机管理沟通机制。在处理校园危机时，受害者家属是最难沟通的对象，而且小学校园危机涉及的对象都在一个社区里面，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紧张时期或人们的某种需要未能及时满足时，便容易导致流言的传播并加剧大众的恐慌心理，危机之后的心理阴影不仅危害程度大，而且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如果学校内发生了校园危机，如果学校没有对师生、家长做出沟通的话，可能会引起涉及的对象们恐惧、悲伤、烦躁、焦虑等情绪。
（3）建立完善的校园危机预警机制。在上述案例1中，由于学校没有掌握学生身体健康的第一手材料，缺乏对学生突发性疾病的防范意识，没有引起相关老师的高度重视，幸亏当值老师反应迅速，才没有错过了解决危机的最好时机。而案例2则刚好相反，学校考虑到校舍的历史，及时对校舍进行了危房鉴定以及重建的计划，将危机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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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5
关键词:犯罪构成;所存问题;调适修正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10
我国刑法学界长期通行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系1950年代初期从前苏联引进的。经过多年司法实践的检验及刑法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可以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通说体系基本能够胜任司法上“依法断案”——将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进行适法性对接的分析工作;随着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生活态势的日益复杂和学界对域外刑法理论的研习借鉴，通说体系亦显露出诸多不适之处，对之进行一些完善性的调适和修正，便尽显必要。
一、四要件体系之序列安排
在我国刑法学通说性的教科书中，将一个整体(总和)意义的犯罪构成分为四大块，并按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顺序排列，逐次揭示各自的基本意义并相应诱导司法者遵此序列步骤分析案件，即在方法论上建立起一种“块块分割、逐块分析、综合评价”的犯罪认知思路[1]，而在认识论上则形成“一无皆无，一有则待定”的刚性要求。我们认为:这种安排十分合理，并无不当。首先，以客体要件之规定性对照具体行为之主要危害性，以将案件在分则罪名体系中大致定位——确定案件大体上该当何条及何罪;其次，按所大致定位的“犯罪”的外观性基本特征，对案件的客观事实作出行为类型化的符合性比对;再次，考察发出行为的主体是否具备“犯罪主体”的基本资格;最后，按主观方面要件设定的内容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考察。在此分析步骤中按照体系之内在逻辑要求，任何前一要件的不符合即意味着最终的“总和”或“整体”已不可能完整，都应当阻断对后续要件的分析以避免无效的工作。
有学者认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序列架构应当按照犯罪自然的发展过程安排，即主体要件为首——先有欲行为的人，主观方面要件为次——人产生犯意，客观方面要件再次——犯意发动行为，客体要件最后——行为侵损法益[2]。这种安排的确符合犯罪自身发生、发展的所谓“行为科学”，但却有悖于将案件事实同刑法规范准确对接的“刑法科学”，同司法活动依法为据认知犯罪的定罪规律反向而为。毕竟“刑法学是规范学，而行为科学是事实学，故刑法学不可能完全吸收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因而不能直接根据行为科学关于行为结构的理论安排犯罪构成体系”[3]，在司法认知犯罪的“流水化”操作过程中，面对经证据固定的案件事实材料，在实体法层面所须完成的任务是在既定规范中对号入座——依法定罪量刑，而绝非是对犯罪客观进程的描述(这属于犯罪心理学、行为学或其他学科的工作)。由事实到规范的“找法”思维进路，决定了在四要件体系的前提下先从客体(对客观危害性的考察)最后到主观心态(对主观恶性的分析)的析罪路径最为合理，如果一开始就从主体及主观方面着手而获得了所谓“善”或“恶”的感受后，在后续的分析中往往便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的分析心态。
按照上述要件序列安排犯罪构成体系，对司法处断疑难事案便会自然形成一种导向性的分析路径——从客体开始并十分自然地转至客观方面，再跳升至主体，而最后进入到主观方面。这种由沙俄再转经前苏联而定型的体系设置，却不料歪打正着地同今日德日刑法理论所倡导的客观主义中较为极端的“结果无价值”立场，存在某种相似及暗合之处。在犯罪论中强调所谓“立场”，应该是指分析“犯罪”的逻辑原点问题——以哪一点为考察的基点或起点[4]。而我国通说性的犯罪构成体系，在析罪的逻辑起点上恰恰是以客体(即法益)为基本立场的。凡不具备这一点的，
则其余任何问题都免谈;具备这一点，才有可能转入其他要件的分析。
二、关于犯罪客体要件
(一)关于客体要件之体系地位
司法实践中对任何案件的处理，在实体规范的适用上都首先或隐或显、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对案件进行着价值判断(在对疑难事案的处断中这一点尤为明显)——由对案件事实所感知的具体危害性之负价值，以对应刑法所保护之具体法益，从而切入分则具体罪名并进一步对犯罪构成其它要件进行分析;因此，在犯罪构成体系之设置上，自觉地依循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律的客观过程，将犯罪客体视为成立犯罪之必要和首要的条件，设定为四要件体系自身之逻辑分析原点，实为建构科学、合理与实用的犯罪构成体系之必然。
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之首要要件而进行体系性的安排，同犯罪构成自身的本体属性及功能价值直接相关。犯罪构成在本体属性上并非“法律规定”，而只是一种解读法律的理论工具[5];其基本功能在于展示法定条件、阐释条件语义并在具体运用时，提供一种将事实与规范有效对接的分析路径[6]。既然犯罪构成只是一种有助于司法上进行找法活动的理论工具，那么
只要“有助于找法”之要素便均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构造——不须也不必拘泥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只要不与法律规定相冲突)。所以，将法律规定中必然隐含的“客体”进行理论化的提炼，并进一步在条件列示及路径导向上予以明确，就成为理论化之体系建构的最优选择。实际上，由于客体问题对疑难事案的处断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导向性意义或评价作用，因而在德日犯罪论体系中仍然不得不给其留出一席地位——实质违法性，违法性阶层中最具分析价值的便是对“实质违法性”即法益侵损性的考察。至于是否一定要称其为“客体要件”，这其实只是个称谓及形式问题——实质性的要害在于是否一定须经由这一视角审视犯罪，以及究竟应该放在哪一阶段、哪一层面进行审视?如何设定才最符合司法的规律性思维并减少重复评价?(注:由于法益问题在整个刑法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故德日刑法理论除在“违法性”阶层事实上涉及法益问题外，往往还在“三阶层”体系之前进行细致讨论，即在体系外仍然承认“法益”的独特地位，于是出现一种重复讨论的现象。)
(二)关于犯罪客体之定义
我国刑法学通说对犯罪客体所下定义的核心意义为: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该定义包含三层含义:(1)按照逻辑学“最相邻属”的定义原理，犯罪客体首先被归类为社会关系之一种;(2)再进一步对生活中诸多社会关系进行限制——它是刑法所保护之社会关系;(3)在此前提下再切换视角观察——须受具体行为所侵犯。笔者认为:该定义除“社会关系”的提法可在规范性意义上作具体明确外，其余含义均非常确切并十分完整，没有重新定义之必要。
1.应以“法益”取代“社会关系”
将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犯罪侵犯之客体，在宏观上并无大错，而只是过显笼统，因为任何犯罪都必然侵犯某种人际关系，但对司法裁判却难有明确的指示意义。就刑法所保护之客体的具体内容而言，在不同场合存在多种不同表述。《刑法》总则第2条在强调刑法的任务时，分别使用了“安全”、“制度”、“财产”、“权利”、“秩序”等概念(在分则诸罪中仍分别沿用这些概念)。刑法学理论为方便表述，以“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将其悉数统之——因为
这类概念或可以视为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如安全、制度、秩序)，或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要素之一(如财产、权利)。
但将社会关系(限制解释为法律关系)作为犯罪客体的上位概念，在具体犯罪构成及具体事案的分析中显然难得要领。既曰“关系”，便当然存在关系之双方主体: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如杀人、伤害、盗窃)，犯罪一方主体是对关系整体的侵犯，还是置身于关系之中给对方主体或对方权利造成侵犯，难以厘清;在无被害人的案件中(如走私、贩毒)，犯罪方同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之间是否又形成新的关系及形成何种关系，也平添疑虑。因此，为消解这类在“规范注释”层面并无太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可借鉴目前较流行而源自德日刑法学的提法，改称“法益”。“法益”这一概念，既有极强烈的针对性，也有非常宽泛的涵盖力，可兼容“社会关系”、“制度”、“权利”、“秩序”等犯罪所侵犯的不同内容;既能包容各种犯罪场合对客体之不同表述，又使分析思路始终盯注某种具体实在的生活现象。正如俄罗斯刑法学者札林斯基所认为的，法益概念具有社会关系概念所不具有的某些优越性，如“更易于具体化”，“不带有虚假的意识形态色彩”，“便于与立法调整的特点联系起来”等[7]。
将犯罪客体在总体上界说为一种法益，既直观易解也避免歧义。在法益即合法权益的字面上，既同中国普通大众的普法语境相沟通(如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又与国外刑法理论的专业说法相一致。在对具体犯罪构成之直接客体的理解上，再视不同情况将法益具体表述为“安全”、“制度”、“财产”、“权利”、“秩序”等(不一定再使用“法益”这一概念，视具体需要而定)。例如，将叛逃罪侵犯的客体表述为“国家安全”(或基本制度)、爆炸罪为“公共安全”、偷税罪为“税收管理制度”、故意杀人罪为“生命权利”、盗窃罪为“财产权利”、脱逃罪为“监管秩序”。对刑法从宏观到微观作如此解释，不仅同法之规定及法之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且在刑法学基础理论构造方面也显得精确实用。
2.对法益的刑法限制
广义的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律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之生活利益。由于法律在现代法治社会可谓无孔不入，于是由法律所保护之利益浩如烟海;刑法只是法律之一种，虽然其“后盾法”、“二次法”的性质决定了其所涉及的法益自然宽泛，但在“罪刑法定”的要求下仍然存在相对确定的边际范围。具体到作为犯罪客体之法益，该范围便为所谓“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凡不属此范围之法益，皆与犯罪客体无关。
3.犯罪行为所侵犯
就犯罪客体定义中“犯罪行为所侵犯”的表述来看，在语词逻辑关系和犯罪构成基础理论两方面，均存在需要明确之处。在语词逻辑关系上，由于客体要件只是成立犯罪的条件之一，仅符合客体要件并不等于成立犯罪;而在该要件中却出现“犯罪行为”的提法，于是乎便产生了矛盾冲突——是否先入为主已经认为有“犯罪行为”存在，才来考察是否“侵犯法益”?其实，这种疑虑在字面逻辑上虽有道理，但并不符合学界使用约定俗成的语词讨论问题的学术规则。在各个学科形成基础平台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在语词使用上除尽量考虑同通常现象即生活语言保持一致外，很多情况下由于语言本身的贫乏而不得不在学界自身“约定意义”的范围内使用通常语言(无必要也不可能大量创造新术语)。这种状况，在刑法及犯罪问题的研究中尤为普遍。
由于是限定在刑法范围内研究同“犯罪”相关的问题，为同其它领域的类似现象相区别，于是对诸多概念均以“犯罪”一词加以限制。如通常我们使用“犯罪对象”、“犯罪结果”、“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方法”、“犯罪主体”、“犯罪故意”一类概念分析案件，但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均不意味着“犯罪”的整体状态已经存在，而仅仅只是表示我们所讨论的是与“犯罪”直接相关的某一方面条件。但在客体要件的定义中，因为是将“犯罪”同“行为”相连接，于是在语词上便同整体形象的“犯罪行为”相重合，从而产生误解(而其他的“犯罪××”，却不致如此)。在犯罪客体要件的定义中，若将“犯罪行为所侵犯”改为“危害行为所侵犯”，虽可避免歧义却似乎跑题太远——毕竟我们是在刑法的范围内讨论“犯罪”问题，而非泛泛研究普遍意义的“危害行为”侵犯了什么。客体要件中所指称的“犯罪行为”，其实质意义仅仅是指外观上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与客观方面要件中“危害行为”的意义完全相同(由于在客观方面要件中系直接研究“行为”，为方便论述故称为“危害行为”)。澄清了语词误会，便尽可以放心使用“犯罪”一词。
而之所以在客体要件中特别强调“犯罪行为所侵犯”这一面，是由于犯罪客体本身之规定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刑法》条文并不明文规定而理论又时常聚讼纷纭)，故如果仅仅只是强调“刑法所保护”这一面，往往并不能有效确切地厘定具体犯罪构成中的法益。如强奸罪中是否保护妻子的性权利问题(所谓的“婚内强奸”问题)，仅从“刑法所保护”之角度并不能有效地阐明问题(反而更添混乱);而从“行为所侵犯”之角度反向观察，便可以看出丈夫若采用“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是不大可能被视为侵犯妻子性权利的，“暴力手段”若较轻微亦同样无法认定;而丈夫若对妻子采用严重暴力，则刑法上其它若干相关罪名便基本可解决问题，故可以认为强奸罪之客体并不包含妻子的性权利。
刑法之所以要专门保护某些法益，除法益自身对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外，一种更为紧迫的考虑在于:这些法益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为人的行为所侵犯——只有为犯罪行为所“可能侵犯”且该行为能够被刑法所规制，某种法益才有可能为刑法所“保护”。易言之，凡行为不可能侵犯、不被行为(被自然力或其它)所侵犯，或者虽被行为侵犯但刑法却无力保护之法益(有保护之必要性但无保护之可行性)，均不能成为犯罪之客体。“保护”和“侵犯”，本为观察法益之一体两面的不同视角——即使在静态模型的意义上，仍然可以反向观察到法益被“行为所侵犯(或可能侵犯)”之必然意义(正面审视则为“刑法所保护”)。
在方法论及操作层面上，四要件的“简单分立”与“分别对待”是十分必要并切实可行的;但在认识论及基础理论方面(侧重于犯罪构成模型之动态运用)，对四要件的基本意域以及意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有一种超越“四要件分立”的深刻认识。故此，通说体系对犯罪客体的表述在基本含义方面是可以成立的。
(三)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之意义及地位
通说认为，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8];并认为犯罪对象(如人、财物、建筑物、交通工具等)是具体的，可以凭借人的感官感知的事物，而犯罪客体(如生命权、财产所有权、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则是抽象的，只能凭借人的思维才能认识的观念的东西[8]118-119。通说的上述表述其基本含义是成立的，本文将大体沿用。
1.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只是特有要件(注:我国刑法通说将犯罪构成的要件分为“必要要件和选择要件”两个子类，但按形式逻辑原理应表述为“共有要件和特有要件”。“要件”的含义即为必要条件，“必要要件”引申开来即成为“必要必要条件”。)
通说进一步认为“犯罪对象是某些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要求必须有犯罪对象”，并通常以偷越国(边)境罪、脱逃罪等为例，认为这些犯罪“很难说有什么犯罪对象”。这一表述存在欠妥之处。从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物质运动的原理即可说明此点:犯罪行为从广义而言乃物质运动方式，它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场内才能表现和实现自身;此种被行为所影响和作用的时空场即具体物质环境，就是犯罪对象的表现形式。易言之，“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乃本质与现象的关系”[9]。偷越国(边)境罪、脱逃罪等犯罪，均存在行为所作用的特定时空场，均必然呈现出行为与物质环境相组合的外观现象或特征——只是一个应如何刻画描述与准确表达的问题。由于脱逃罪等犯罪的对象在表述上难以准确刻画，且刑法对之并不专门强调——即在设定该类犯罪之基本条件时并不需要关注犯罪对象(只是不关注而非不存在)，所以在具体犯罪构成的讨论中往往可以对其忽略不计，而只对犯罪客体进行描述(如脱逃罪所侵犯的法益为监管秩序)。只有在犯罪对象作为特有要件之犯罪中(《刑法》对之有明文规定)，才有必要对之专门讨论——以特别强调犯罪对象严格的规定性以及对定罪之不可或缺的意义。例如，涉及枪支的犯罪，何谓“枪支”?形象逼真且有轻微杀伤力的仿真枪是“枪”吗(它完全可能起到真枪的恐吓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非常严格地区分犯罪行为之原型和犯罪构成之模型。在所有真实的犯罪中，都必然存在着犯罪行为作用之对象——只是有些犯罪的对象难以描述且对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并无直接影响，没有必要专门进行考察;而在《刑法》之明文规定及犯罪构成之模型意义上(成罪之基本条件)，就只有部分“犯罪(构成)”才存在作为特有要件之犯罪对象。前一“犯罪对象”是指动态事实层面的事物，而后一“犯罪对象”则是指静态规范层面的事物。由于模型之规定性须从原型之本态中提炼——模型与原型二者在本体存在上本身就相互指涉、纠缠不清，故往往造成表述时思维错位、混乱不堪。但只要我们牢牢坚守原型∕模型(事实∕规范)两相分离的思路，则仅以“犯罪对象”这一语词，仍然可以分别表达不同层面之不同意义(从司法实用的角度看，没有必要再制造新概念专门加以区分)。在注释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讨论中，如果没有特别之约定，犯罪对象都应该仅仅是指《刑法》有所规定的、表征特有要件之事物，即“犯罪对象要件”。
2.犯罪对象既包括合法物也包括非法物
《刑法》分则罪状中所规定的“假币、毒品、淫秽物品”等非法物，能否视为犯罪对象也值得探讨。换言之，犯罪对象是否必须具备合法性?有观点认为:“具体的人或物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主体或物质表现，或者反映客体受到侵犯的某种社会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成为犯罪对象。”[10]由于刑法通说对犯罪对象所下定义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的具体人或物”，于是很多学者在论述过程中受犯罪客体定义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将定义中的“作用”理解为“侵害”，使得对犯罪对象的解释便认为它只能是合法的，此乃症结所在。
犯罪行为所作用的人或物——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如果《刑法》对其有专门规定，则均属犯罪构成中所必不可少的特有要件，在理论建构上均须细致厘定其内涵和外延。在行为“作用”于“物”的要义上，非法物仍然可以视为犯罪对象;在非法物之物质载体基础上，同样可以抽象出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尽管对犯罪客体的表述可能只有务虚意义)，如假币必然妨害金融管理秩序、毒品则当然影响国家药品管理制度。故此，本着构建体系之简约实用的原则，完全没有必要在犯罪对象中再分出合法的“犯罪对象”和非法的“行为对象”两个子项。而且，这种划分事实上并无实际指导意义，不但无助于完善体系反而更添麻烦——又产生合法物与非法物如何划界的新问题。例如，枪支和毒品的性质问题——相对于不同主体、不同用途其法律意义并不一致;同属枪支，一般而言合法持有的为合法物，非法取得的即为非法物，但合法持有人将枪支非法出租、出借给他人，则同一物品相对于不同主体就会产生不同意义。
3.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合二为一或分别表述
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犯罪客体概念可分为行为客体与保护客体两个子类，行为客体类似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对象，而保护客体类似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但两者在多数情况下又合二为一笼统表述。受此启示，可以认为犯罪客体(行为侵犯之法益)乃从犯罪对象(行为作用之对象)中抽象而出，任何真实的犯罪都必然具备犯罪对象的事实特征。在具体犯罪构成体系的设置上，一般情况下笼统地称“犯罪客体”即可，并无必要区分为两个概念——除非《刑法》对行为客体(犯罪对象)有专门性规定。
在犯罪对象有专门规定之情况下，由于犯罪客体已经有了明确具体的物质载体，再专门浓笔重墨描述客体亦显累赘多余;但为保持刑法分论个罪体系的对称和统一，又不得不在每一犯罪中对犯罪客体进行表述。如在涉枪或涉毒的犯罪中，将所侵犯的客体表述为“枪支(或毒品)管理秩序”，就明显带有只为“务虚”的性质——在定罪量刑中并无实际指导意义(但并不能由此例证而得出犯罪客体在总体上也无意义之结论);而对定罪需要务实性提示的仅是“犯罪对象是什么”——具体划定枪支或毒品的范围。司法实践中，我们只要一看到案件中涉及“枪支”或“毒品”，便会迅速在分则相应章节中大致定位，而无须再通过犯罪客体作中介性引导。在这里，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事实上已高度融为一体。
而在破坏交通工具这一类犯罪中，则首先需要根据罪状所明文规定的“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对犯罪对象作精确界定——如是否包括各种装载车辆及拖拉机，在犯罪对象之基础上再对行为所侵犯的具体法益进行分析——是否危及“公共安全”。在这里，就该类犯罪之具体犯罪构成而言，既要首先明确犯罪对象之确切范围，又须进一步强调犯罪客体之具体性规定，以及两者之间在各种错综复杂情况下的内在关系(如砸坏汽车玻璃是否危害公共安全)。而将这一切的理论建构以及对个案的具体解析置于犯罪客体要件的分析框架下，显然是最为简捷和合理的。
前文将犯罪客体视为一种法益，在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方面还有更为微妙之协调功效。说到底，将“社会关系”一概念改称“法益”，便既可以指称“关系”这一类抽象事物也可包涉“人或物”这一类具体事物。在刑法总论对一般犯罪构成的讨论中，犯罪客体同犯罪对象有着严格的区别(这为保持体系的逻辑自足性所必要);但在刑法分论对具体犯罪构成的表述上，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再作这种区分，完全可以在法益概念的统领下视不同场合需要，非常灵活且少有误解地直接阐述刑法保护之要害——某种权利、秩序、制度抑或某种物品、人身，从而简便快捷地达到理论引导司法之目的。
4.犯罪对象在体系定位上只宜归入客体要件
由上述分析又可推出一个结论:由于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紧密相连甚至可以合二为一，故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体系的定位上，应归入客体要件而非客观方面要件。我们认为，刑法通说体系在犯罪客体的大类要件下讨论犯罪对象，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工具作用。由于“我们在犯罪构成要件中讨论对象问题，并不着眼于从一般的行为意义上、物理意义上所作用的对象，而是指一种能够体现法益受侵害的对象”[11]，因此，对犯罪客体之探讨必然与犯罪对象紧密相连，相较于经价值评价而抽象且见仁见智之犯罪客体，犯罪对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均更容易被感知、识别并达成共识。
在司法断案中，根据案件的事实表征及证据指向，通常便能够直接显现出形象化的犯罪对象。根据犯罪对象的具体样态，则可以进一步分析揭示行为所侵犯的较为抽象的犯罪客体，进而循犯罪客体的路径导向寻找分则中的相应罪状，最终得出适法性之结论——这便为司法定罪的一般过程。因此，“犯罪对象的体系性地位问题，决不是简单人为地把它‘放’在哪里的问题，而是根据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要求，研究犯罪对象在哪个要件中才能保持整个犯罪构成体系的内在协调统一，也就是说它涉及犯罪构成体系的科学性问题”[12]。如果从客体要件中抽取剥离犯罪对象，犯罪客体便失去了其物质载体，使得对法益的分析无所依从而难以进行。
须说明的是:将犯罪对象定位于客体要件意域内研究，这只是在体系设置上必须做出的一种人为安排——因为总得在体系中给其留一个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按此套路思考。刑法作为其它所有法律的后盾法，其分则所设定的个罪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个罪各有特点且情况异常复杂。在运用犯罪构成体系的原理分析具体犯罪问题时，需要我们区别不同情况灵活对待。例如，关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所涉及的犯罪对象问题，在理论上，该罪的犯罪对象应为“恐怖组织”本身(正如前述，犯罪对象可以包括非法的物态);但若一定如此界定，非但无助于认识和解决问题，反而显得不伦不类并平添疑虑。由于在该罪中对整个客体要件的讨论都只具有务虚意义(对客体可描述为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故并无必要专门讨论对象问题。从务实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考虑，对该罪只须在客观方面要件中讨论何为“组织、领导、参加”，再顺理成章地根据不同行为方式分析和界定何谓“恐怖组织”即可(组织、领导或参加的行为所作用之物态对象)，完全没有必要一定按体系要求将其拆分为两方面要件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三、关于犯罪客观方面要件
(一)客观方面要件之具体内容
刑法学通说将犯罪客观方面要件定义为:“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侵害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13]。就对犯罪构成四要件尽可能严格分工、划断界限、各管一块的模型设计要求而言，区别于其它三要件，犯罪客观方面仅仅是指对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客观外在的事实特征”的概括——通说理论基本上抓住了要害。
犯罪客观方面是对犯罪客观外在事实特征的概括性描述，但不管是个案还是由无数个案集合而成的案件类型，在“客观方面”都是由若干事实特征组成的。在诸多客观事实特征中，究竟哪些才可能上升为要件，即成为成立犯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呢?答案是:只有对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才有必要在刑法中规定并在理论上理解为“要件”。一般认为，对所有客观事实特征可归纳为五要素——行为、结果、时间、地点和方法(因果关系并非要素之本体，而只是要素与要素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联系，但如果将其理解为“要素”也并非不可)。在任何具体的犯罪案件中，五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即使行为未造成具体结果，也仍然存在一种广义的考察行为之“结束状态”的结果)。在五要素中，只有“危害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定社会危害性的关键要素——西方刑法中“无行为无犯罪”的格言，即是对此要义的高度概括。如果没有行为，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则什么都不可能造成，也什么均无从考证。
对危害行为之考察，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从外观上确认犯罪之客观事实存在;在刑法规制层面，它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表征具体事案之社会一般性意义——行为自身在刑法类型化视角上的“类型”及在通常情况下之社会危害性所在(不管是否造成危害结果、造成多大结果)。例如，乱扔果皮的危害行为，在刑法类型化意义上是无法定位的(尽管有可能导致他人踩上滑倒摔伤或摔死);而持刀拦路劫财的行为不管其是否得逞，一般都可认为属于刑法规制之范围。同其他法律相比较，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在于刑法注重对犯罪作精细分类——这一方面取决于刑法规制生活的追求要求定罪量刑须具有针对性的警示意义;另一方面也由不同的犯罪应与不同的刑罚保持均衡所决定(精细分类才可能精细配刑)。于是，在外观上具有鲜明个性的“行为”便成为主要分类依据——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在常发性案件的归类定性上往往只须注意这一点即可(对不同法益的考虑在常规案件中意义不大，且法益同行为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往往融为一体)。故此，在客观方面要件中，危害行为便成为任何犯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所有犯罪的共有要件;而其它四要素则并不具有此意义，只在部分情况下能够决定案件危害性的有无及大小，故只具特有要件之意义。
(二)危害行为仅限对“行为”外观表象的分析
在刑法学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由于未能自觉区分刑法理论模型与案件事实原型、未能准确把握对整体模型分解切割为四要件以便孤立分析的原理，故在客观方面要件对“客观外在的事实特征”的论证中混杂有其他要件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在给“危害行为”下定义时，强调了所谓“有意性”的特征[13]68-69。
其实，就四要件严格分工仅取“客观外在”的视角，不必也不能观察到行为人支配行为是否具有意识或意志因素、有何种意识或意志因素——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人身体外部的静或动，以及这种“静或动”在物理意义上同其它物质性因素的联系;至于该行为是否受意识或意志支配，在客观方面要件中完全没有必要考虑(而应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前提下，在主观方面要件中专门考察这一点)。这里并非是对行为整体意义的评价，而只是对其外观形象的把握——考察行为人之动作在外观上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是否符合分则条文外观性的类型化规定(此分析思路十分类似于德日刑法理论中“自然行为论”的认识)。例如，某妇女晚上带一名2岁小孩睡觉，因该妇女白天受了惊吓以致做噩梦，乱踢之中一脚将小孩踢到床下，导致孩子头着地致重伤。对该案从客体审视已经侵犯他人健康权利;从外观上看也完全符合刑法伤害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规定性(这里并不讨论行为是故意、过失或意外)——猛踢一脚把小孩踢到床下，显然已经属于刑法所禁止的损害他人健康的类型化行为，并且也发生了刑法意义上“重伤”的类型化结果;从故意伤害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两罪的客观方面要件看，均完全符合。但该妇女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在该案中完全取决于对主体要件和主观方面要件的分别考察。犯罪构成四要件所具有的“分工性”，在此表现得精准到位、淋漓尽致。
通过上述分析，对在客观方面要件意义上的“危害行为”可定义为:人所发出的危害社会并为刑法禁止的身体动作(或动与静)。具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只能是人的身体动作——以排除造成实害的动物、自然力及其它;二是该动作在外观上具有危害社会的一般性意义——以排除外观上非危害的动作，如希望他人死亡而劝人乘飞机或去危险地区旅游(结果发生了坠机或翻车事故);三是为刑法所禁止——以进一步排除轻微危害动作，如成人之间打耳光、吐口水一类的行为(被害人因躲避而滑倒摔死)。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受德日刑法理论影响，在注释刑法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所谓的“行为理论”，如自然主义的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等[14]。这些内容明显同“刑法解释”即解决事实与规范如何准确对接的刑法解释学并无直接关系，任取其中一种说法，对司法上的定罪量刑几乎都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它们实际上属于犯罪学或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侧重于犯罪行为的生成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抑制对策。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述:“关于行为概念的争论，其重要性是极为有限的。从理论上说，采取何种行为理论，并不必然决定采取何种犯罪论体系。”[4]137故此，鉴于学科分工的合理要求，在刑法解释学的范围内应将其彻底清除——在此层面既无讨论之必要，也无讨论清楚之可能。
(三)对危害结果的界说
为同“危害行为”保持语词对称——以便于进一步研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刑法学中犯罪构成意义上的“结果”应统一称为“危害结果”(尽管《刑法》第24条称为“犯罪结果”)。从理论上说，任何犯罪行为都会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结果——这是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之客观显形的主要标志，是将任何行为犯罪化的根本依据。易言之，对社会不可能真实造成危害结果之行为，是不应该受刑法干预的(如以针刺纸人的迷信方法“杀人”)。受刑法这一无可非议之基础性理论影响，刑法学通说对危害结果一般定义为指“危害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损害”;因为任何犯罪都必然侵犯客体(法益)，对客体所造成之损害事实也就是危害结果。于是通说之定义既同刑法基础理论保持了一致，又与犯罪构成客体要件之规定性两相协调，似乎无懈可击;但是，通说在抓住一面的同时却又忽略了另一面。
将危害结果视为对客体之损害，这种宏观模糊之定义对于司法上解决“对接”问题的实用层面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作用——既未能明确危害结果在构成体系中之特有的要件意义，也未能揭示使用该语词规制生活的真实含义，更无从把握以其特定含义分析案件之具体路径。须知:在犯罪构成体系之视野下讨论问题，必须服从于“简单实用、逻辑自足”的两点基本要求[15]，而这两点要求中“简单实用”更为基本——刑法解释学对实用性之强调远远胜于对体系逻辑性之追求;立足于司法实务解决绝大多数事实与规范的对接问题，不可能完全顾及犯罪构成体系自身逻辑的严密与自足。基于前文研究危害行为的思路，在客观方面要件中研究危害结果，也仅仅只需要取“客观外在”的视角——凡《刑法》并未明文规定、外观上模糊不清且理论上也难以描述之“结果”状态，原则上都不在犯罪客观方面所讨论的“危害结果”之列，如煽动分裂国家罪、诬告陷害罪、重婚罪的危害结果(以法益的视角即可完全解决问题，没有必要再以客观方面“结果”的视角观察);只有那些血淋淋、活生生的可见、可触、可测量之物质损害事态，才有必要纳入“危害结果”之视野。
在犯罪构成中作为特有要件之危害结果，是以实际案件中之直观形象、可具体测量的物质性结果形态为原型而归纳的(而非以“法益”为观念蓝本)，是刑法条文及相应刑法解释理论对生活中的外观结果进行类型化描述的产物。在生活中，由于具体的危害行为实施后，除了其所直接针对的法益外(以犯罪对象为物质载体)，往往都会在特定物质环境中造成多方面的危害性反应形态(如伤害案中除造成对被害人的伤害结果外，均不同程度地会造成财产损失)，故具体案件中危害结果所涉及的范围，几乎都大于作为犯罪客体要件之法益及犯罪对象所造成的损害。但是，司法中处理具体案件时对行为进行评价，只能是在行为之多重危害中选取主要危害定性处断，并不可能对所有的琐碎危害现象均作出性质评价(但酌定情节可能会影响量刑)。故此，尽管具体案件中的危害事实往往较为宽泛，但以犯罪客体要件之法益及对象为主干而转至客观方面和作为特有要件之“危害结果”，便只能是一种具有可测性、有体性而又被分则罪状所具体圈定的结果，如在故意伤害罪中作为犯罪成立要件之结果，便只能是“轻伤”或“重伤”的结果(排除了其它所有与定罪无关的损害事实)。
因此，可将这里的危害结果定义为“刑法所规定而由危害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性损害形态”。这样一来，便可将绞缠成一团的犯罪客体(法益)、犯罪对象和危害结果，在犯罪构成之理论体系的设置上人为地区分开来。在犯罪构成的具体运用时，将一部分并无明显物质性损害现象的案件，即仅是法益及对象受损的问题交给客体要件，如重婚罪、受贿罪;将另一些在外观上出现明显物质变化的案件留给客观方面之危害结果要件——如伤害罪(在伤害罪中强调犯罪客体是侵犯健康权利、犯罪对象是被作用的人之身体，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只具务虚意义;直接考察有无“轻伤或重伤”的危害结果，便足以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对危害结果要件作如此设定，便能够使我们对客观方面要件的分析，牢牢盯住“客观外在”的事实特征;再进一步根据客观事实特征的基本线索，便可以十分顺畅地分析刑法上之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外观结果的案件便难以分析因果关系，或根本就不需要作这种分析)。
事实上，在司法实务中，对于某一个具体案件或某一类犯罪性质相同的案件，它们都绝不可能同时出现刑法学总论中一般犯罪构成所叙述的全部复杂情况，即个罪中并不可能全部出现一般犯罪构成的所有要件(即使认为存在也只具理论务虚意义)。于是，刑法学分论在具体犯罪构成的建构时，便往往务实性地偏重于该罪的具体特点进行考虑，并不需要完全遵循一般犯罪构成的基本路数逐一作出安排;于是，我们在各种版本的刑法教科书分论中都可以看到:对很多个罪都并非是按四要件的套路进行叙事，而是直接讲相关要件甚至只谈“特征”(该罪所独有之要素)，提示司法人员只需要根据问题的性质而有针对性地切入相关要件，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一定要按四要件体系逐一对号进行分析。
在刑法分论之具体犯罪构成的模型设计上，需要在熟谙总论之一般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之要领的前提下，从中选取最相关、最能说明和解决问题的要件进行具体安排。在这里，分别作为一般犯罪构成之要件的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和危害结果(前者为共有要件，后两者为特有要件)，在具体犯罪构成中的“融合”现象尤为突出——不仅是客体与对象可能“二合为一”，而且两者又完全可能同危害结果“三合为一”。这种在不同场合各要件之分离与融合的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我们在建构犯罪构成体系时所必须考虑的双重标准:对一般犯罪构成主要考虑的是逻辑之自洽与完美，而对具体犯罪构成却更多考虑的是简单和实用。
四、关于犯罪主体要件
生活中之犯罪(行为)的主体，似乎是可以同具体行为两相分离的，即司法所处断之行为，均属已经发生的“过去式”，而行为之主体却独立于行为之外成为司法者眼前的“现在式”。而之所以将犯罪主体列为犯罪构成之第三大要件，其基本意义在于已然的行为是由已然的主体发出，行为主体之已然“社会人”的基本品格对其发出的已然行为之社会和刑法上的性质，有着重大的影响。易言之，如果已然行为之主体在刑法上并不“适格”，则其所发出的刑法上之外观危害行为(已经符合了客体和客观方面两个要件)，亦不可能获得“犯罪”之意义。故此，对行为主体之刑法资格的考察，便成为对“行为”是否定罪的一个独立问题并尤显重要。由沙俄刑法学发展至前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将犯罪主体单列为犯罪构成一大要件，实乃最方便于司法操作之一大创造。
(一)关于主体要件之体系安排
刑法学通说体系将犯罪主体单列为一大要件，同其他三大要件相提并论。这种要件列示方式简单直观，十分便于司法操作，因而在构成体系的宏观架构上并无变动调整之必要。由于在德日犯罪成立体系中“主体”和“主观方面”的内容往往被并列一块置于“有责性”层面考察，于是有学者可能受此影响而认为二者也应合并为一个要件，但其实这种调整全无必要。
首先，单独列示主体要件，可以在犯罪构成中突显其地位及专门展示其具体要求，司法实践中对大多数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案件，其实只看这一点(一大要件明显缺损)即可迅速作出出罪判断——并不一定必须依循由客体、客观方面再到主体的理论套路。
其次，即使在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前提下，也可以根据主体要件之具体要求对“行为人”在行为前的一般状况作精细分析——是否有精神障碍、生理残疾或呈醉酒状态(是否可归属于“原因自由行为”)。特别是涉及到具体犯罪构成对主体要件有特定身份要求的，更是需要就规范上之身份含义同行为人身份之具体情况作详细比对，一旦确定不能符合，则对案件之分析还得退回到客观方面甚至客体要件再行考察以另择它罪。
再次，由于主体要件中涉及到特定身份问题——身份在某些犯罪中具有特有要件之意义(如贪污罪的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而身份又属于一种只能依附于主体才可存在的长期稳定之客观事实特征，故在“客观事实特征”之意义上同罪过存在必然的对合关系，即罪过中当然包含着对身份的认识。反之，如果行为人对自己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不能认识(如异常情况下行为人不知自己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则对“危害社会的结果”亦无从完整认识。
最后，单列主体要件并排为第三序列，在犯罪构成体系上还有更为重要的逻辑性导向与提示意义。主体要件的核心要素为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属于自然人一种长期稳定的心理特征，这种特征对后续的主观方面要件，具有前提性的必要条件意义(后文将进一步论证)。
(二)对犯罪主体定义的修正
刑法学通说理论对犯罪主体定义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并实施了危害行为的自然人。该定义所存在的问题仍在于违背了对犯罪构成整体模型“块块分割、逐块分析、综合评价”的原理。在主体要件中，只是对行为人作为“社会正常人”之一般性资格的考察(在特殊主体中，也系具备特定身份的正常人)，完全没有必要再强调“实施了危害行为”。事实上，从客体要件一路分析到此，已经暗含着存在“危害行为”这一前提。在不影响体系完整性和不引起司法误解的前提下，为尽量简化体系下各种概念的定义，对犯罪主体要件可简单定义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在属于“自然人”的大类定位下(排除死人、动物或其它)，进一步对自然人之刑事责任能力的诸要素及相关问题——年龄、精神障碍、醉酒(主要指病理性醉酒)及生理残疾作细致分析。
(三)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
在各种刑法学教科书中，对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之关系的表述并不一致。从逻辑关系上讲，刑事责任年龄只是表征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具体标准——只要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则《刑法》不加区别、统统规定假设为绝对无刑事责任能力，这种近乎不顾客观真实、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却为法律规制生活、司法处断案件所必须。迄今为止人类所有国家均无有效方法对每一涉案未成年人的具体能力作出准确鉴定，故为保持大局之合理性而不得不以年龄设界作出“一刀切”的硬性规定。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之人，一般也就相应生成并具有了刑事责任能力，即对自己的行为有了辨认与控制的能力(这为司法所面对的常规事态)。但在异常情况下，仍会出现达到年龄却还是不具备能力之情况。在此情况下，刑罚对无责任能力之主体的施用是无效和野蛮的，故《刑法》第18条1款对之专门作出免责规定。
在主体要件内部体系的安排上，考虑诸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应先对刑事责任能力之含义及对犯罪成立之意义进行分析;在此前提下才应进入年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与刑事责任能力相关之其他问题。从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来看，又分为定罪责任年龄和量刑责任年龄两个层次分别加以规定(刑事责任本身就分为定罪责任和量刑责任两个层次，只定罪而免除量刑责任亦属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刑法第》17条第1、2款是对定罪责任年龄的规定——只涉及是否定罪的问题;第3款是对量刑责任年龄的规定——涉及的是在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对不满18周岁的人应当从宽处罚的问题。考虑到为了刑法注释理论“简单好用”而尽量紧扣《刑法》进行解释的要求，在对刑事责任年龄的阐述上，也应按法律的规定明确区分为两个层次进行。
五、关于犯罪主观方面要件
犯罪主观方面为犯罪构成的最后一大要件，其在犯罪构成体系上的认知价值在于:当确定行为主体具有辨认并且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后，再进入具体案件的情境因素中考察，看这种一般性、常规性的能力对实际发生的外观意义的危害行为，是否有所支配及如何支配。
(一)主观方面要件与主体要件的关系
就主体要件同主观方面要件二者的逻辑关系而言，前者又系后者成立的必要条件——“无前必无后”，但“有前不一定有后”;只有符合主体要件才有可能符合主观方面要件，而不符合主体要件则绝无可能再符合主观方面要件。因为在主体要件中考察的是行为之主体作为正常的“人”的一般性条件，即成为“犯罪”之主体的基本资格。主体要件的核心要素为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在客观面已经完全符合的前提下考察)，这种辨认并且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属于自然人在社会生活中正常成长所自然习得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心理特征。而主观方面要件则只是对行为主体支配具体行为之瞬间心态的考察。如果不具有长期稳定的心理特征，则根本不可能在“瞬间”具备支配行为的罪过心态(即使在形式上看似乎具备，在法律上也只能视为是一种歪曲的表现——如十二三岁的儿童杀人放火，只能认为是“不懂事的孩子做傻事”);但符合主体要件的规定性却仍然可能不具有支配行为的具体罪过，所以才需要进入主观方面要件的分析。
在逻辑上，所有的必要条件关系(无前必无后)反过来便为充分条件关系(有后必有前)。由于这种思维规律的潜在作用(不一定能自觉认识)，导致古今中外的司法人员在案件裁判中，均存在以罪过分析代替责任能力证明的普遍性状况。个案中只要确信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失的罪过，便可以想当然地推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不再对责任能力问题专门考虑并予以证明(从陕西发生的“邱兴华案件”的司法处理过程，可反观理论体系之重要提示意义)。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可以成立且对大多数常规案件的处理似乎也可行，但却并不符合构建犯罪成立体系所需要预设的、诸要件按先后制约关系逐次展开的析罪路径规律;科学、精密、无遗漏(当然亦会稍显繁琐)的路径安排只能按“必要条件关系”设定，即由责任能力再到罪过的分析思路进行。虽然我国《刑法》并未将刑事责任能力明文规定为成立罪过的前置性条件，而只是从反面规定了“无刑事责任能力”和“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刑法》第18条)，但犯罪构成作为解说刑法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应揭示、补足并重新调整诸法定要素的逻辑关系。
(二)通说体系之恰适性
在通说体系之主观方面要件中，又细分为罪过、动机、目的、意外事件(包括不可抗力)、认识错误等几个方面。就通说体系对主观方面要件所设置的内容及具体分析序列而言，是符合定罪之基本要求的。
首先，根据《刑法》第14、15条之明文规定，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是成立犯罪的必要条件——由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决定了“罪过”属于犯罪构成之共有要件，故在主观方面要件中将对罪过的考察视为首要任务。其次，由于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对定罪量刑具有一定影响——在一部分犯罪中，《刑法》将特定的目的规定为成立犯罪的要件(特有要件)，而犯罪之动机往往可以衡定行为人主观恶性之大小，故也需要从理论上作专门研究。再次，个别案件存在虽有刑事责任能力却并无罪过的情形，故需要在其余三要件均完全符合的前提下对无罪过的意外事件(不能预见)和不可抗力(不能抗拒)进行界定。最后，部分案件中行为人在主观认识上存在同法律规定或客观事实不相一致的情况，即发生所谓的“认识错误”问题。对刑法上之认识错误的考察，其根本意义在于:在案件符合前置三要件的前提下，出现认识偏差时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过、有何罪过，如何根据所确定的罪过并结合其他要素作出行为性质的评判。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一些学者受德日刑法理论影响，认为在主观方面要件中还应讨论“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问题。其实，在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及通说理论体系下，并无必要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给予其独立的地位。所谓违法性认识，纯属德日犯罪论“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体系所生成的特殊问题——在“有责性”的主观层面对客观的“违法性”层面的进行认识;而在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下，“故意”本身的含义按条文规定(《刑法》第14条)就是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已经较为完整地包含着“违法性认识”的内容[16]。而所谓的期待可能性问题，不过就是通常所讨论的“犯罪动机”中的一种反向类型(与“恶”的动机相反的“善”的动机)——一种行为人为生计所迫、无奈而为并可予谅解的行为动机、一个主观方面的酌定减免责情节[17]。
参考文献:
[1]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1-176.
[2]赵秉志.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2-143.
[3]张明楷.行为结构与犯罪构成体系——兼谈行为科学与刑法学的区别[J].法商研究，1998，(2):34-39.
[4]张明楷.刑法学[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19.
[5]冯亚东.犯罪构成本体论[J].中国法学，2007，(4):85-93.
[6]冯亚东.犯罪构成功能论[J].清华法学，2007，(2):54-64.
[7]薛瑞麟.俄罗斯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36.
[8]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上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17.
[9]李洁.论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统一——兼论犯罪客体与行为客体的分立[a]//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1卷)[G].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03.
在各种刑法学教科书中，对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之关系的表述并不一致。从逻辑关系上讲，刑事责任年龄只是表征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具体标准——只要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则《刑法》不加区别、统统规定假设为绝对无刑事责任能力，这种近乎不顾客观真实、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却为法律规制生活、司法处断案件所必须。迄今为止人类所有国家均无有效方法对每一涉案未成年人的具体能力作出准确鉴定，故为保持大局之合理性而不得不以年龄设界作出“一刀切”的硬性规定。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之人，一般也就相应生成并具有了刑事责任能力，即对自己的行为有了辨认与控制的能力(这为司法所面对的常规事态)。但在异常情况下，仍会出现达到年龄却还是不具备能力之情况。在此情况下，刑罚对无责任能力之主体的施用是无效和野蛮的，故《刑法》第18条1款对之专门作出免责规定。
在主体要件内部体系的安排上，考虑诸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应先对刑事责任能力之含义及对犯罪成立之意义进行分析;在此前提下才应进入年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与刑事责任能力相关之其他问题。从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来看，又分为定罪责任年龄和量刑责任年龄两个层次分别加以规定(刑事责任本身就分为定罪责任和量刑责任两个层次，只定罪而免除量刑责任亦属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刑法第》17条第1、2款是对定罪责任年龄的规定——只涉及是否定罪的问题;第3款是对量刑责任年龄的规定——涉及的是在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对不满18周岁的人应当从宽处罚的问题。考虑到为了刑法注释理论“简单好用”而尽量紧扣《刑法》进行解释的要求，在对刑事责任年龄的阐述上，也应按法律的规定明确区分为两个层次进行。
五、关于犯罪主观方面要件
犯罪主观方面为犯罪构成的最后一大要件，其在犯罪构成体系上的认知价值在于:当确定行为主体具有辨认并且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后，再进入具体案件的情境因素中考察，看这种一般性、常规性的能力对实际发生的外观意义的危害行为，是否有所支配及如何支配。
(一)主观方面要件与主体要件的关系
就主体要件同主观方面要件二者的逻辑关系而言，前者又系后者成立的必要条件——“无前必无后”，但“有前不一定有后”;只有符合主体要件才有可能符合主观方面要件，而不符合主体要件则绝无可能再符合主观方面要件。因为在主体要件中考察的是行为之主体作为正常的“人”的一般性条件，即成为“犯罪”之主体的基本资格。主体要件的核心要素为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在客观面已经完全符合的前提下考察)，这种辨认并且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属于自然人在社会生活中正常成长所自然习得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心理特征。而主观方面要件则只是对行为主体支配具体行为之瞬间心态的考察。如果不具有长期稳定的心理特征，则根本不可能在“瞬间”具备支配行为的罪过心态(即使在形式上看似乎具备，在法律上也只能视为是一种歪曲的表现——如十二三岁的儿童杀人放火，只能认为是“不懂事的孩子做傻事”);但符合主体要件的规定性却仍然可能不具有支配行为的具体罪过，所以才需要进入主观方面要件的分析。
在逻辑上，所有的必要条件关系(无前必无后)反过来便为充分条件关系(有后必有前)。由于这种思维规律的潜在作用(不一定能自觉认识)，导致古今中外的司法人员在案件裁判中，均存在以罪过分析代替责任能力证明的普遍性状况。个案中只要确信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失的罪过，便可以想当然地推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不再对责任能力问题专门考虑并予以证明(从陕西发生的“邱兴华案件”的司法处理过程，可反观理论体系之重要提示意义)。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可以成立且对大多数常规案件的处理似乎也可行，但却并不符合构建犯罪成立体系所需要预设的、诸要件按先后制约关系逐次展开的析罪路径规律;科学、精密、无遗漏(当然亦会稍显繁琐)的路径安排只能按“必要条件关系”设定，即由责任能力再到罪过的分析思路进行。虽然我国《刑法》并未将刑事责任能力明文规定为成立罪过的前置性条件，而只是从反面规定了“无刑事责任能力”和“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刑法》第18条)，但犯罪构成作为解说刑法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应揭示、补足并重新调整诸法定要素的逻辑关系。
(二)通说体系之恰适性
在通说体系之主观方面要件中，又细分为罪过、动机、目的、意外事件(包括不可抗力)、认识错误等几个方面。就通说体系对主观方面要件所设置的内容及具体分析序列而言，是符合定罪之基本要求的。
首先，根据《刑法》第14、15条之明文规定，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是成立犯罪的必要条件——由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决定了“罪过”属于犯罪构成之共有要件，故在主观方面要件中将对罪过的考察视为首要任务。其次，由于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对定罪量刑具有一定影响——在一部分犯罪中，《刑法》将特定的目的规定为成立犯罪的要件(特有要件)，而犯罪之动机往往可以衡定行为人主观恶性之大小，故也需要从理论上作专门研究。再次，个别案件存在虽有刑事责任能力却并无罪过的情形，故需要在其余三要件均完全符合的前提下对无罪过的意外事件(不能预见)和不可抗力(不能抗拒)进行界定。最后，部分案件中行为人在主观认识上存在同法律规定或客观事实不相一致的情况，即发生所谓的“认识错误”问题。对刑法上之认识错误的考察，其根本意义在于:在案件符合前置三要件的前提下，出现认识偏差时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过、有何罪过，如何根据所确定的罪过并结合其他要素作出行为性质的评判。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一些学者受德日刑法理论影响，认为在主观方面要件中还应讨论“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问题。其实，在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及通说理论体系下，并无必要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给予其独立的地位。所谓违法性认识，纯属德日犯罪论“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体系所生成的特殊问题——在“有责性”的主观层面对客观的“违法性”层面的进行认识;而在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下，“故意”本身的含义按条文规定(《刑法》第14条)就是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已经较为完整地包含着“违法性认识”的内容[16]。而所谓的期待可能性问题，不过就是通常所讨论的“犯罪动机”中的一种反向类型(与“恶”的动机相反的“善”的动机)——一种行为人为生计所迫、无奈而为并可予谅解的行为动机、一个主观方面的酌定减免责情节[17]。
参考文献
[1]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1-176.
[2]赵秉志.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2-143.
[3]张明楷.行为结构与犯罪构成体系——兼谈行为科学与刑法学的区别[J].法商研究，1998，(2):34-39.
[4]张明楷.刑法学[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19.
[5]冯亚东.犯罪构成本体论[J].中国法学，2007，(4):85-93.
[6]冯亚东.犯罪构成功能论[J].清华法学，2007，(2):54-64.
[7]薛瑞麟.俄罗斯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36.
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均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我国在当前已经进入到了各类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阶段。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是最为关键的一项内容，然而，由于我国突发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沟通机制存在较多缺陷，所以导致突发公共危机中的情报互通机制依旧存在较多的障碍与问题，如何完善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本文就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存在的障碍和解决对策进行分析。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危机；情报互通
一、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频发的水灾、旱灾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人为因素引发的矿难、海难、爆炸以及爆恐等重大事件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个体及极端组织对全社会带来的危害程度不断增大，这一切也充分表明了我国在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阶段。流通的情报互通机制可以有效提高情报信息的沟通效率，对消除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矛盾激化有着重要意义，并且良好的情报互通机制有利于政府部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使社会各领域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形成合力，实现对危机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配置，从而帮助我国政府部门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转危为安。
二、情报互通在处置突发公共危机中的作用
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是一场影响范围巨大的灾难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灾难性后果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2014年9月21日发生的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再一次为国人敲响了警钟……通过上述几个典型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可以证明，我国在当前已经进入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特殊历史阶段，对于突发公共危机管理来说情报互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仅有利于更好的传递和使用为突发公共危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撑的信息，还可以向民众以最快的速度来准确的公布突发公共危机的演变状况和政府处理措施，为政府部门彻底解决突发公共危机奠定了重要的民意基础。再者，突发公共危机中的情报互通机制有利于政府部门快速开展危机应对工作，确保各地区、各部门乃至全社会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中，可以实现对各类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科学调配，有利于降低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带来的破坏与影响，及时消除社会中由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引发的消极言论。情报互通机制作为突发公共危机管理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其不仅被作为政府部门顺利解决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前提，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在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的有效保障，尤其是我国政府作为一个枝节复杂的官僚组织系统，通过情报互通机制可以有效解决由于政府层级节制过多而导致的信息共享弊端，再加上无法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往往具备较大的不确定性，通过情报互通机制可以避免由组织内外沟通不畅而引发的突发公共危机失控，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危害程度控制在一定程度后将其彻底消除。
三、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存在的障碍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突发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视与研究力度，在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法制化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多成就，然而，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由于其受到信息源、信息以及传输渠道等多种因素缺位的影响，导致整个情报互通机制在运行中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也意味着情报互通机制存在的障碍已经成为影响突发公共危机管理效果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研究明确了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存在以下障碍：
（一）情报信息互通渠道不畅现阶段我国政府在关于部门内部情报互通机制建设上以“纵向集权式”模式为主，就该种情报互通机制来说上级政府主要依赖于下级政府的报告来获取信息，但是突发公共危机在本质上是偏离社会正常轨道的，很多无法公共危机事件均是由政府日常管理工作失误引发，部分下级政府为了规避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责任，会有选择性的向上级政府来报告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具体情况等，因此，政府内部缺乏顺畅的情报互通渠道容易导致突发公共危机情报出现不对称的问题。再者，就我国现有的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来说，其存在情报反馈渠道单一、情报反馈滞后以及情报反馈拥堵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上述多种问题最终导致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的运行出现很多障碍。
（二）多主体参与的情报互通机制尚未形成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很难独立解决所有的危害，只有调动全社会力量的参与才能将其产生的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对人财物等稀缺资源的有效整合。然而，我国政府在强化对突发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建设中，并没有形成以政府为核心、多主体参与的突发公共危机情报互通机制，具体表现为政府在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进行管理中，依旧受到全能政府理念的影响，非政府公共组织、新闻媒体以及民众没有被纳入到情报互通机制中，而政府部门所构建的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主要以政府各部门为主，例如，非典事件中的情报互通机制便是以政府的政治动员为主。
（三）面向公众情报不透明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事件发生后公开发表讲话，并且将该事件的真相在第一时间内披露给了国民，利用这种方式在第一时间内给予美国人对抗危机事件的勇气和信心；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地方政府以“管网检修”为由，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十几小时后才公布了松花江水污染的真相，在这十余个小时中大量民众开始陷入到了恐慌之中。通过上述事件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在面对一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存在故意隐瞒、掩盖真相等一系列问题，这一问题在当前的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依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所具备的功能和作用。
（四）媒体失误导致情报互通不畅由于媒体传播具有广泛性这一特征，所以其已经成为政府在对突发公共危机管理中，进行宣传与情报互通最为重要的一种工具，就当前国内媒体来说依旧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喉舌，在针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中与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然而，2014年的“3•8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事件”中由于情报互通机制不完善，导致互联网中大量的小道消息肆虐，媒体职责的缺失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不仅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同时也容易引起境外一些媒体有针对性的恶意报道。再者，我国现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使社会中出现了大量新兴媒体与自媒体，这些媒体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上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或获取商业利益，利用现行的监督机制缺陷来对一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恶意炒作，导致一些不理性、不客观的报道开始出现在社会中，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恶劣影响。
四、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障碍的解决对策
我国政府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存在的若干障碍，其需要有针对性的来制定一系列解决对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情报互通机制的运行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对顺利解决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和消除社会恐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完善政府组织体系为了确保政府内部情报互通机制在运行中可以发挥出应有的效用，笔者认为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政府机构是核心内容，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仿照欧美的发展经验来建立突发公共危机应对中心，设立一个拥有最高权力和居于核心地位的危机指挥机构，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对各类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效率，同时也对确保情报互通机制的稳定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建议我国政府通过设立高度集权的突发公共危机应对中心，来实现对各类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的动态管理，利用高效率的工作协调与信息沟通系统来强化情报互通效率，对强化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各类不实信息管理也有着重要意义。
（二）建立多元化的情报互通渠道针对构建多元化情报互通渠道中笔者认为需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我国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改变当前行政情报互通模式，即建立一个平板式情报互通模式，要求政府部门要以公共利益作为向导来吸收更多主体参与其中，并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共享的突发公共危机数据库，确保突发公共危机应对机构可以更好的实现情报互通。第二，要针对不同性质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来创设多样化的情报互通渠道，并且要确保其所创设的情报互通渠道具备可替代性，只有这样才能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情报互通奠定重要的基础。
（三）促进多主体情报互通机制的形成在针对多主体情报互通机制的构建中必须要打破全能政府和信息垄断等误区，立法部门可以通过立法来明确多主体参与突发公共危机管理的地位、职责以及权利义务，对政府公共组织、媒体以及民众的权力范围、责任义务进行明确。再者，多主体情报互通机制建设中要坚持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的核心地位，政府在突发公共危机情报互通机制中需要发挥统揽全局、协调指挥的重要作用。最后，要通过建立资源库来不断推动突发公共危机中多主体情报互通机制的形成，建立资源库可以实现突发公共危机中社会网络的有效管理，并且可以更好的去协调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各主体的情报互通行为，对进一步提高情报互通的整体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进一步提高媒体的作用现阶段新媒体、自媒体等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大众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现行的突发公共危机情报互通机制来说，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将新媒体融入其中，所以在突发公共危机情报互通机制运行中新媒体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在关于突发公共危机中情报互通机制建设中要明确媒体的新闻自由和责任，并要不断加强对互联网信息与传播的有效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媒体在突发公共危机情报互通机制中的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情报互通作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的关键内容，其由于受到多种障碍因素影响而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用，政府管理部门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各种因素对其带来的影响，以便于有针对性的来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情报互通效率。
参考文献：
[1]王一晨．公安情报信息共享的障碍与解决对策．公安研究．2010（12）．
[2]蒋冠．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研究综述．电子政务．2012（7）．
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7
关键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价模型；定量化分析；风险评价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tD712文章编号：1009-2374（2015）08-Doi：10.13535/ki.11-4406/n.2015.
1概述
煤炭资源是我国第一大能源，其使用量占我国目前一次能源消费量70%左右，据统计，2013年我国的煤炭年产量已经达到了37亿。但是随着煤炭产量的逐渐提高，相关事故的发生率也在逐年增加，如煤矿透水、冒顶、火灾以及瓦斯爆炸等。其中，瓦斯爆炸是最为严重的灾难事故，它造成的人员伤亡数最多，经济损失最大，社会影响最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仅2013年，我国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多达189起，死亡总人数接近1500人。因此，采用有效的措施来评价煤矿瓦斯爆炸风险，对于遏止瓦斯爆炸事故和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瓦斯爆炸危险源及风险评价指标
2.1煤矿瓦斯爆炸危险源理论
对瓦斯爆炸危险源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由专门的技术咨询委员会负责执行。对于瓦斯爆炸危险源的辨识是保证煤矿安全工作的前提与关键，也是整个系统风险评价的第一步，其优点是可应用于复杂系统的辨识且快速高效。辨别危险源要确定哪些是潜在发生事故的危险因素，通常采用经验分析预测法和理论分析法两种方法来进行辨别。所谓的经验分析法就是根据已经发生过的事故案例，通过查找其触发因素找出基于现实条件下的危险源；理论分析法就是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预测系统内尚未发生的事故，反推其发生原因，找出其触发因素及潜在的危险源。在本文中，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来辨别危险源。
2.2煤矿瓦斯爆炸危险源辨识方法
根据危险源在事故中起到的作用，我国研究者提出了三类危险源理论，即瓦斯爆炸事故具有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危险源。第一类危险源：根据传统的能量释放理论，我们认为爆炸事故是危险物质或能量意外释放的一种形式，它可能造成过量的能量作用于人体或者是释放出干扰人体和外界自然能量交换的物质，这些就是造成人身伤害的直接原因。第二类危险源：为了防止能量的意外释放而导致的限制能量措施的破坏失衡的各种因素称之为第二类危险源。第三类危险源是一种主观的危险源，是由于组织者的安全管理决策上的失误以及一些不安全的行为从而造成了系统的失衡而导致的，这类危险源是一种隐藏的危险源，不易辨识。这三种危险源是息息相关的，第一类危险源在事故中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是导致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的主体因素，直接决定着事故的严重程度；第二类危险源的出现是第一类危险源事故的产生的必要条件，其难易程度决定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第三类危险源的出现又增加了人们辨别前两类危险源的难度。
瓦斯爆炸的危险源存在着以下特点：动态性。在煤矿开采过程中，随着生产过程的进行，对象和环境不断的更新，连续送入工作空间的新风对瓦斯的稀释是非均匀性的，具有动态特征；非线性。整个瓦斯爆炸危险源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体系，火源和瓦斯的浓度聚集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瓦斯聚集的形成变化是非线性的，浓度变化具有随机性，瓦斯和空气的混合有可能是由于瓦斯的长时间积聚，也有可能是瓦斯无规律的大量喷涌而造成；评价单元的复杂性。主要难点在于复杂系统的评价单元的划分，单元内的瓦斯浓度不仅和开采技术、煤矿性质、工作空间状态等有关，还和井下通风系统有关。
综合上述观点和瓦斯爆炸危险源的特点，容易看出这种三类危险源的分类方法可以全面反映危险存在的原因和根源，为从多角度多方面来辨识、评价、管理控制危险源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2.3煤矿瓦斯爆炸危险源概述
瓦斯是一种煤层气，其主要成分为甲烷，主要吸附在于围岩或者煤体中。当甲烷和空气以一定比例混合时，如果附近有火种，则两者之间会发生猛烈的氧还原反应并伴随强烈的力学冲击，存在着爆炸的危险。因此，瓦斯浓度达到一定限度，存在高温、火源以及氧气充足是瓦斯爆炸的三个必须条件。
当瓦斯的浓度累计到一定范围时，遇到火源才会发生爆炸，这个临界浓度称之为瓦斯的爆炸界限，据研究，这个爆炸界限为5%～16%。如果瓦斯浓度低于5%，遇到火源时不会爆炸，只会产生一层明显的燃烧层；瓦斯浓度为9%时，爆炸性最强；瓦斯浓度高于16%时，则失去爆炸性，但是遇到明火会发生燃烧。这一爆炸界限并不是恒定的，它还受压力，温度，以及气体组分的影响。瓦斯的着火温度为650℃～750℃，受瓦斯的相对浓度、火源性质以及气压的影响。另外环境中的氧气浓度达到12%时，瓦斯与空气混合气体才会发生爆炸。因此，在开启封闭区域的时需要格外慎重，必须在火种完全熄灭后才能打开，防止新鲜空气的进入导致瓦斯爆炸。因此，通过分析我们得出，瓦斯爆炸事故危险源模型与下述的五种因素紧密相关：（1）固有的瓦斯危险源，瓦斯涌入量（第一类危险源）；（2）引燃瓦斯的火源（诱发危险源，第二类危险源）；（3）环境中的氧气浓度达到12%（诱发危险源，第二类危险源）；（4）瓦斯浓度处于爆炸的极限范围内（诱发危险源，第二类危险源）；（5）人为的管理缺陷，制度缺失（第三类危险源）。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瓦斯爆炸事故只有在这五种因素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作用时才有可能发生。采用这种因素分析方法模型，能够准确地描述事故的过程，迅速地确定事故的发生原因。
3瓦斯爆炸危险源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
建立瓦斯爆炸危险源风险评价体系有以下原则：（1）理论性原则。根据危险源理论分析得到的指标，必须和实际工况相联，真实地反映爆炸事故的特征；（2）明确性原则。指标的概念必须要明确，明确指标的范围；（3）层次性原则。各指标之间需要有明确的从属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具有明晰的层级结构，更好地反映系统风险评价功能；（4）适用性原则。建立评价体系时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征进行评价。
根据事故发生理论可知，人、机器和环境这三个必需的要素只有在同一时空中两两相交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事故，图1所示为瓦斯爆炸人-机-环境系统，有三种危险因素，图中两个圆交叉的部分为事故较易发生区，三个圆的交叉部分为事故高发频率区。
图1瓦斯爆炸的人、机、环境系统示意图
为了研究煤矿瓦斯事故爆炸的危险性，寻找整个运行系统的薄弱环节从而进一步提高系统安全性，我们在遵守危险源风险评价体系建立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瓦斯爆炸“人-机-环境”这一特点，初步建立了重大危险源风险评价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实践。
重大危险源风险评价模型方程。本文根据煤矿瓦斯的爆炸特点和对以往事故的分析，参考其他行业的评估方法，提出了一个简化的风险评价模型。
H=K*D/6000（1）
式1中H为系统危险源总的风险度，0
其中：
K=（p1+p2+p3）/3（2）
p1，p2，p3分别为人，机器和环境的不安全系数。
D=L*e*C（3）
L为事故发生的可能概率，e为作业场所的人口密度，C为预估的事故严重度
上述公式中的所有参数都可以在相应的国标中查出。该方法简便易行，分析简单，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意义。
4相关案例分析
某矿区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作业人员64人，死亡52人，受伤12人中重伤2人，直接经济损失200万。勘测得瓦斯涌出量为1.9cm3/min，浓度达到10%以上。勘测得事故原因为相关人员违章操作拉出电线，电火花引起了瓦斯爆炸。
根据我国相关国标的规定，可以得到可能发生事故的概率L=10，作业场所人口密度e=6，事故严重度C=100，计算得到D=6000，查找相关规定，属于极其危险的级别，企业应该停产整顿。
由经验可以判断，在本事故中，人、机、环境的不安全情况均比较严重，p1、p2、p3均取0.6，则K=0.6。
根据公式1，H=0.6，属于风险较大的级别，该事故是极其容易发生的。
5结语
本论文以安全工程学、危险源学说以及相应的事故致因理论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下煤矿瓦斯爆炸的特点，对如何辨识煤矿瓦斯爆炸危险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评价瓦斯爆炸风险的半定量模型和计算方法，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证实了其可能性，对于瓦斯爆炸的事前预防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瓦斯爆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因此该评价模型仍需进一步的完善，从而更好地预测事故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瓦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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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8
【关键词】财务风险；财务危机；关系
一、财务风险
（一）财务风险的界定
关于财务风险的界定，当前有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用货币资金偿还到期债务的不确定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财务活动中由于不确定因素影响，使企业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造成蒙受损失的机会和可能。altman（1990）综合了学术界描述，更加科学地将财务风险界定为的四种情形：经营失败、无偿付能力、违约、破产。
（二）财务风险的特征
深入了解财务风险的基石，是归纳总结财务风险的特征。笔者通过研究文献、结合企业案例，概括出企业的财务风险具有以下五大特征：全面性，即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资金积累分配等财务活动，均会产生财务风险；不确定性，即财务风险虽可以事前加以估计和控制，但事前不能准确地确定财务风险的大小；共存性，即风险与收益并存且成正比，一般来说，财务活动的风险越大，收益也就越高。权衡性，即财务风险的客观存在会促使企业权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采取措施防范财务风险。
（三）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财务风险影响因素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外部成因与内部成因。
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财务风险称为系统风险，它对所有企业都发生作用，是企业自身不可控制的。这些因素有：市场变动；经济形势变化；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利率变动；汇率变动；税收政策变动。
受内部因素的影响产生的财务风险称为非系统风险，它是企业的特有风险，由企业自身承担。企业财务活动一般包括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回收和资金分配，在财务活动的每一环节，都有可能形成财务风险。
二、财务危机
（一）财务危机的界定
财务危机，又称财务困境。关于企业财务危机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从法制层面对企业财务危机的界定。国外研究学者常常把企业根据破产法提出破产申请的行为作为确定企业进入财务危机的标志。国内研究学者则常常把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的St公司界定为财务危机企业。
二是从研究层面对企业财务危机的界定。学者定义中的经典表述来自于Ross（1999）从四个方面界定的财务危机：企业失败，即企业清算后仍无力支付债权人的债务；法定破产，即企业和债权人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技术破产，即企业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合约付息还本；会计破产，即企业的资产净值小于净负债，资不抵债。
从实际情况上看，St公司界定为财务危机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更有可操作性。目前我国对于上市公司特别处理的一般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异常或者其他异常情况，导致其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或者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本所对该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其中，“财务状况异常”指的是最近两年连续亏损，或最近一年的每股净资产低于每股面值，或同时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其他异常状况”，指的是因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基本终止，或公司面临赔偿金额可能超过其净资产的诉讼等。上市公司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将自动进入所谓的St板块。对上市公司的特别处理包括“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特别处理”。对“退市风险警示”的处理措施：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其他特别处理”的处理措施：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二）财务危机的特征
前面讲到了财务风险的特征，反观财务危机的特征，却大相径庭。
一般来说，财务危机有四大特征：第一，客观积累性。财务危机的客观积累性表现为期间概念，它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在资金筹集、投放、分配等各个环节上所出现的失误。第二，突发性。财务危机由于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可以控制和把握的，但也有相当多因素是爆发性的、意外性的，有的甚至是急转直下的。第三，多样性。财务危机的多样性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企业经营环境多样化；企业经营过程多样；财务行为方式多样化。第四，灾难性。财务危机虽然包括多种情况，但不管是资金管理技术性失败，还是企业破产，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情况的发生都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
（三）财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财务危机的成因一直是学界的争议焦点，是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这些因素有可能单独恶化企业财务状况，更有可能在多种因素联动作用下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所以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因素系统归类，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防范财务危机。
四阶段症状分析法是财务危机成因分析的方法之一。该方法将企业财务运营病症划分为4个阶段：财务危机潜伏期（盲目扩张、无效市场营销、疏于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资源分配不当、无视环境的重大变化）；财务危机发作期（自有资本不足、过分依赖外部资金、利息负担过重、缺乏会计的预警作用、债务拖延支付）；财务危机恶化期（经营者无心经营业务、专心于财务周转、资金周转困难、债务到期违约不能支付）；财务危机实现期（资不抵债、丧失偿付能力、宣布破产）。企业如有上述相应情况出现，就要查清具体原因，采取措施，尽快使企业摆脱财务危机。
三、财务风险与财务危机的关系
财务风险具有两面性，对企业而言可能产生损失，也有机会产生收益。而财务危机意味着企业产生损失的可能性极大，如不及时补救，企业状况可能陷入不断恶化的深渊。财务风险是财务危机产生的根源，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必然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而具有财务风险的企业不一定陷入了财务危机。财务危机是财务风险朝不利方向发展的结果。企业若能在有效期间内采取化解措施，就能降低财务风险，摆脱财务危机；若企业面对危机束手无策，或措施不力，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财务危机，甚至导致破产。
因此，对于财务风险，应当科学管理，合理利用财务风险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持企业的稳健性；而对于财务危机，应当坚决规避，在管理财务风险的工作中把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财务危机防范系统有机结合，从而杜绝财务困境甚至企业破产的发生。
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9
论文关键词：危险货物,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风险评估,机理研究
Hmte（Hazardousmaterialstransportationemergencies）属于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是应急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目前国内Hmte机理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随着危险货物运输量急剧增加，由危险货物运输造成的突发事件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仅通过公路运输的危险货物就高达2亿多吨、3000多个品种，各种运输事故的比例也最高，2006年达40.7%。欧洲一项研究表明：在近70年3222起危险货物事故中，41%是在运输过程种发生的，Hmte给人类生命财产、社会财产、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甚至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破坏和损失。
我国政府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分为四大类：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和社会安全事件类。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事故属于事故灾难类。
一、引言
Hmte发展变化机理的研究，是发现问题根源、寻找研究对象内在规律，以及探索Hmte应急管理机理的有效途径。
从本质上来讲，Hmte发展变化和其它事故灾难，以及各类突发事件有很大的类同之处，它的特征同样体现在突发性、紧急性、严重性、扩散性、连锁性、灾害性及危害性等方面。灾难或重大突发事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有限，但是，一但扩散将极有可能引发社会连锁反应，并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典型的Hmte，如1989年，美国埃克森公司（exxonCorporation）瓦尔德斯号油轮原油泄漏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不仅自身演化成特大突发事件，还引发了其它突发事件，并形成连锁反应，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危害。由于危险货物的特殊性，Hmte也有它自身一些独特的发展变化机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本文首先对突发事件的特征和机理构成进行了研究，然后将Hmte分为单一线性突发事件和多重非线性突发事件进行了分类研究，最后从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特征的角度分析了突发事件和应急管理的内在关系，并研究构建了基于突发事件机理分析的应急管理机理分析框架。
二、危险货物运输突发事件Hmte机理构成
机理的主要含义，是指事物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对于突发事件，分析事件的机理，就可以找到孕育事件的源头，发现事件的形成规律和推动事件发展的动力，以便在应急处置中找到相应的应对策略。Jacob.m和Hellstrom.t的研究表明，对突发事件发生机理的认知，将极大地影响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控制效率。机理分析和研究是开展应急管理的基础，只有掌握了突发事件的内在机理，才有可能在面临突发事件危机发生时迅速做出有效反应，才有可能采取尽可能优化和合理的应对措施，达到比较满意地处理突发事件、减少损失的最终目的。
有学者认为机理可以描述为一些特征，比如中科院陈安博士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一书中，就把事件的机理总结为：突然性和信息的高度缺失性、危害性和蔓延性、主体规律性、多范畴性，认为这是宏观层面上的机理。因此，研究突发事件的机理还应首先从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入手。
2.1Hmte的基本特征
许多学者对突发事件的特性进行了各种不同描述，但有时存在使用不同的动词或形容词描述了同样的性质。基于文献进行总结，无论是一般突发事件还是Hmte，它们有三个重要的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这类事件在一定范围内会引起较大危害，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稳定，况且，这样的危害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范围蔓延、滋生、甚至连锁发生更加严重的危害，因此，称之为危害性和扩散性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突然性和紧急性。突然性是指不易被感知的特征，即它的危害性和扩散性具有很大的意外性，往往在事先毫无征兆或者征兆没有被人们获知的情况下就发生了；紧急性是指由于这类事件的突然性、危害性和扩散性，在时间上形成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特征。正是由于这类事件所具有的不易被感知性和事故的严重性特征，就称之为突发事件（emergencies）。
第三个特征是Hmte的特征性还包含危险货物自身的理化特性。
2.2突发事件机理的构成
突发事件除了上述自身三个基本特征外，面对突发事件的危害对象，或者说突发事件管理，还存在以下几方面规律性特征。
作者提出构建了一套分析研究突发事件机理的体系结构模型图，整个体系的层次关系如图1所示。机理构成包含的具体内容是：“两个组成”、“四个类别”、“三个过程体系”和“八个具体变化”。
图1突发事件机理体系结构模型
（1）突发事件机理的“两个组成体系”
从专业性和一般性角度对机理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组成体系。第一个组成体系是一般性的突发事件机理及应急管理机理，它刻画了突发事件一般性发生、发展及演化规律，并研究了相应的一般性管理机理；第二个组成体系是专业性、行业性、领域性的特定机理，比如，Hmte机理，除了具有一般性机理的一些共同特征外，其突发事件机理还存在一些特殊性，需要借助与危险货物的理化特性，以及与运输有关的物理学、化学、交通运输组织学和物流工程等学科进行解释。
（2）一般性机理的“四种类别”
一般性机理，应该包括一般性突发事件机理和一般性应急管理机理两方面内容，它们又分别由四种不同类别的机理组成，即特征性机理、原理性机理、流程性机理和操作性机理。突发事件的四个类别机理含义分别为：
1)特征性机理：对各种突发事件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借鉴模型和仿真等方法，描述其共有特征及其变化规律。
2)原理性机理：对各种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性进行刻画。
3)流程性机理：说明突发事件所应遵从的前后逻辑顺序，一般认为流程性机理是突发事件选择的发展路径，即突发事件向着最坏结果发展的路径。
4)操作性机理：突发事件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约束或应急管理措施，它们会影响该突发事件发展的路径，这些过程中的约束或措施，称为操作性机理。
（3）原理性机理的“三个过程”和“八个变化”
原理性机理分析是开展应急管理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一旦掌握了事件的原理性机理，在灾难发生后就可能做出迅速、有效反应，并采取尽可能合理、及时的应对措施，以达到处理突发事件、减少损失的终极目的。
根据事件的过程和特性，原理性机理划分为“发生”、“发展”和“演化”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分别被定义为八个具体变化：即“发生”包含“突发”和“渐发”二种形式，“发展”存在“空间上的扩展”和“烈度上的增强”二种变化，以及“演化”可以分为“蔓延”“衍生”“转化”和“耦合”四种方式。
上述理论内容的提法和描述，目前国内外文献尚未发现有比较成熟的各种机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借助危险货物运输行业领域的优势，从危险货物自身基本特性出发，从Hmte相对明晰的发展变化规律入手，对Hmte和应急管理机理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三、危险货物运输突发事件Hmte二阶段体系划分
由于突发事件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系统，因而，对它的研究只能采用分阶段线性化处理。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与时间相关的系统过程，对突发事件的线性化处理，可以按时间序列或扩散进程划分。
国内目前对此没有成熟的研究成果，国外对于危机管理的阶段界定，提出了众多危机管理阶段划分理论，如比较著名和有影响力的斯蒂文·芬克（StevenFink）四阶段划分理论，称为“F模型”，罗伯特·希斯（RobertHeath）四阶段理论，简称4R模型，以及核危机管理专家米特罗夫（mitroff）五阶段模型，又简称“m模型”。各种划分从不同侧面对危机或突发事件的形态有了一定的描述，但都没有论述突发事件的性质和机理特征。
Hmte与其它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相比，频率比较高，事件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它发展的过程却很典型，往往遵循突发事件的机理体系特征。为了比较清晰地表述突发事件的机理及其严重或复杂程度，本文用二阶段体系划分法，把这个机理体系中的突发事件变化过程分成两个阶段，并分别命名为：单一线性突发事件阶段和多重非线性突发事件阶段，如图2所示。
3.1单一线性Hmte
单一线性突发事件，也称为单一突发事件，是指性质单一、危害较小的突发事件，一般是指一种事件对应引发一种结果，形成一种相对简单的线性发生和发展过程。这种单一线性突发事件包括三种情况：
首先，是指突发事件的规模小或危害力有限，仅仅经历单一的发展过程就结束，不会诱发更加严重的突发事件，如损害范围比较局限的爆炸事件，会很快就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一般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其次，是指突发事件虽然较为严重，有进一步引发更多或危害更广复杂事件
图2突发事件二阶段变化机理
的潜在可能，但由于应急管理的干扰作用，这类突发事件仅仅停留在单一线性突发事件阶段，也未造成进一步的发展。
再次，是指多重非线性突发事件的发展初期，这种情况多是由于单一线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措施不当，将造成更严重的危害，因此，也称之为单一线性突发事件阶段。
对于单一线性突发事件，主要强调的是直接导致事件出现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其它的间接原因，对于间接原因，则是探讨多重非线性突发事件不可缺少的。
3.2多重非线性Hmte
多重非线性突发事件，或多重突发事件，是指性质复杂、危害较大的突发事件，一般是指多种事件对应引发的多种不同结果或危害，形成复杂的非线性扩散、演化发展，如图2所示。多重事件主要是由于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或由于单一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措施不当或失误，造成事态的恶化或扩展，它的演变方式主要有四种，即转化、蔓延、衍生和耦合。
在多重非线性突发事件阶段，突发事件之间存在连锁反应。等级高、强度大的突发事件爆发后，常常会诱发出一连串不同等级的次生灾害事件爆发，或几个突发事件同时发生，如图3，表示了次生灾害事件的爆发与突发事件及其影响结果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四、危险货物运输突发事件Hmte与应急管理
中科院计雷研究员认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研究突发事件以后管理的一些规律。
从2003年大陆“非典事件”发生以后，开始研究这块领域，它的内涵很大，内容也非常多。因为突发事件本身类型就非常多，那么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按照它次生的规律来做应急管理。实际上，突发事件一般分两大类：一类是有先兆的，一类是无先兆的。有先兆的突发事件是大量存在的，无先兆是比较少的，当然还有地震，因为人类对它的认识和了解还不够，但大部分是有先兆的。特别是2008春季南方冰雪灾害、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发生以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成熟。
图3多重突发事件的非线性扩散
中科院陈安博士认为：应急管理是面对突发灾难性事件，而且是在损失已经造成的情况下进行的管理，预警是应急管理的前奏，而不是应急管理的组成部分，应急管理面对的是一个可能无法挽回的损失或灾难事件，只能通过努力减少损失或者终止损失事件的蔓延，而无法在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使状态恢复到损失之前。
4.1系统特征关系分析
由图2突发事件二阶段变化机理体系结构模型所知，Hmte与应急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内的一对矛盾，从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突发事件和应急管理之间的关系，用数学的方式表述其特征。尽可能应用量化、细化、精确的仿真数学描述，不仅会有助于建立优化的系统应急机理，更有助于对进一步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选取、评估趋向和方法的确定起到重要的参考价值和作用。
Hmte应急处置过程中，一般总是希望其数学模型是线性的，在事态处理过程中，不断采用各种举措或政策，总希望有一对一的结果和收益。但是，突发事件的本质是非线性构造、非线性方程的解，往往需要利用线性方程的解。线性稳定性分析是研究非线性系统稳定性的基本技术之一，这就给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即在Hmte应急管理整个过程中，线性关系是追求的理想关系，每一个时间、空间事件的处理力争线性化，使每一个举措都能实现一个预期的结果，即：
F=f(x)x：表示举措；F：表示结果
基于系统理论，Hmte与应急管理过程中存在着自催化、正反馈之类的非线性作用，其处置关系是非线性的，它符合非线性函数的九个特征，即变化特性、饱和性、非单调性、振荡性、多值响应性、循环性、失灵性、折叠性和滞后性。
4.2Hmte应急管理机理
通过对突发事件变化过程，以及与应急管理之间的系统特征关系研究发现，合理、优化的Hmte应急管理机理，是一种对Hmte变化过程的干扰和阻断机理，而不仅仅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后续应急管理措施。
从应急管理角度来讲，应急管理的特征性机理涉及多主体相关性、动态博弈性、及时性、复杂性等多种特性；从突发事件角度而言，每一种突发事件的原理性机理，又都对应着一个应急管理的原理性机理，因此，使各种关系更加难以刻画，在此，将应急管理的机理按照图4进行分析说明。
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机理，可以采用过程阻断机理来进行应急干预。对于“突发式”事件，宜采用紧急通知、快速反应的策略；而对于“渐发式”事件，就希望采取一定措施，以减缓它的发生或发展。
对于突发事件的发展机理，可以采用中止隔断机理来进行应急干预。其中，空间上的扩展采取隔离措施来阻断，如因燃气爆炸导致的火灾，可以制造隔离带来防止火势进一步扩散；烈度上的增强可采取遏制缩减措施来阻断。
图4应急管理原理性机理
对于事件转化机理，可采用路径控制机理来阻止事件的连锁转化与传递。突发事件出现蔓延态势时，更多情况下应该采取“弃子”的应急管理机理与之对应。事件的蔓延，是指一个事件出现后不断会有类似事件连续发生。在多数情况下，因为将注意力集中在处置先发事件上，所以，很难彻底避免后续事件（次生灾害）的接连发生，如果这样的情况是可以预见和判断的，那么，采用“弃子”措施可能反倒会更加合适。所谓“弃子”，是指对于暂时不宜或不能处理的Hmte状态或局面，采用一种“弃卒保车”的态度，使生命或一些重要的财产得以保障。事实上，“弃子”措施是一种应急管理过程的决策选择，如2005年“3.29”京沪高速公路液氯泄漏事故，由于发生液氯大面积泄漏和蔓延，造成约2千多亩农田受灾，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破坏，最终只得选择暂时关闭高速公路，并疏散近十个村子的1万多名村民。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弃子”应急管理处置机理案例。
对于突发事件的衍生机理，在正式采取措施前，对这些看似能取得积极效果的措施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研究，争取识别其后续可能潜在的一些消极影响，尽早采取行动，并尽量避免这些潜在负面影响的出现，因此，采用“策略评价”机理来进行应急管理。
针对突发事件的耦合机理，则需要在掌握耦合机理的基础上，解除它们的耦合条件，或已经形成耦合状态的，就需要采取相应的解耦措施。一次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不是简单某一个原因产生的，经常是若干个原因的耦合作用，如2005年“3.29”京沪高速公路液氯泄漏事故，就是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汽车轮胎过度磨损、违规操作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
类似这类事件原因，就得采用“解耦”应急管理机理，解除各种因素之间的耦合关系，以达到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目的。
五、结论与建议
结论：Hmte属于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是应急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应急管理是针对突发事件而言，以缩短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为目的。而突发事件机理的探索，又是应急管理机理研究的重要基础，应急管理的研究依赖于突发事件的各种研究成果。因此，突发事件机理的研究，以及突发事件生命周期模式的研究都将为应急管理研究服务。只有更好地掌握了Hmte的各种变化规律，才能更有效地探索Hmte应急管理的机理及处置措施。所以，不但要重视研究突发事件的机理，还要进一步掌握它的变化周期、它的消长和存亡的生命周期变化规律，而且同样要重视应急管理机理的研究，以及二者内在必然特征关系的研究。
建议：1、加强Hmte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和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健全监测、预测、预报、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全面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2、加大政府应急管理政策制度保障、法律法规建设和财政经费投入；3、加强海陆Hmte分类专项应急演练，建立专项应急预案和应急专业救灾抢险队伍；4、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预案演练，加强专业应急队伍建设，提高国家和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5、重视运用科技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加强应急管理科学研究，提高应急装备和技术水平，推进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提高应急决策指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形成国家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科技支撑体系；6、各级政府成立相应独立的应急管理职能部门和具有一定数量规模的科研机构及专业化队伍、志愿者队伍建设；7、充分发挥专家作用，为科学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决策咨询，一些高校可设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本、硕、博专业及研究方向；8、加强与国外先进的应急管理职能部门、研究所及高校等机构进行对口合作与交流；9、加强专项应急演练、培训和教育，强化应急管理基础能力建设，力争使损失降低到最低；10、加强应急管理科普宣传和典型案例总结备案，增强全民应急管理意识和经验，提高群众参与应急管理能力、自救能力，以及必要的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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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危机管理及其意义篇10
【关键词】电力财务风险预警
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就意味着企业要面临的风险也会更加复杂，多种多样的风险中财务风险被列为最重要的一种。所以为了规避财务风险，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研究必然成为重要的课题。电力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不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稳定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对于电力财务风险预警的研究还是比较匮乏的，这些都应该引起电力行业管理者的注意。
一、财务风险的概述
财务风险指的是企业所面临的一种经济风险，是企业的财务活动未来的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这里提到的财务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财务的活动成果，也就是收益；另一方面指的是财务状况，包括企业的偿债、营运以及获利能力等。财务风险指的就是财务实际结果比预期结果要少，财务状况变坏的情况。此外，财务风险具有客观性、不确定性、损失性与收益性、可预知性与可控性等特点。
二、电力财务风险概述
电力企业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能源企业，电力企业的健康运行保证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需求。电力企业和普通企业一样都存在着财务风险，但是由于电力企业其别于其他企业，它的财务风险也与其他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电力财务风险的表现
由于电力企业主要经营的是电力供应、安全供电、电网维护等，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财务风险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性风险、供需失衡风险、电费回收风险、资产设备效用风险、融资风险、投资风险以及筹资风险等。
（二）电力财务风险的特征
电力企业主要经营的业务就是将电能通过输配电装置安全、可靠、连续、稳定地销售给广大客户，满足其在经济建设以及生活用电的需要。电力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其财务风险主要有：受政策影响大、资产负债率偏高、客观存在、不确定性、与收益正相关、全面性、损失性等特征。
三、财务风险预警概述
（一）财务风险预警含义
财务风险预警指的是以企业的财务数据、生产或者是预算方案、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为基础，依据财务风险预警理论，通过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分析选定预警指标、设置警度、观察风险指标异动，最终达到在财务危机发生前向有关部门发出警报并且提出规避建议的目的。
（二）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作用
第一，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具有监测作用，财务危机的爆发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是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下来的，最终才达到不可控制的局面，出现财务危机的爆发。财务预警系统可以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检测，及时发出警报避免财务危机的爆发。第二，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具有识别作用，识别作用指的是预警系统不仅可以在发生重大事故时发出警报，它还可以及时找到出现财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这样就可以为管理者制造时间和空间，尽快地找到解决方法，有效防止财务危机的爆发。第三，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还具有借鉴作用，财务预警系统能够详细地记录危机的产生以及处理过程中采取的措施，这样就为以后提供了经验，而且能对现有的管理制度提供改善意见，可以消除潜在的隐忧。
四、构建电力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原则
对于电力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来说，最关键就是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观察财务指标细微的变化，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识别出潜在的一些财务风险，为经营决策者提供依据，通过防范风险的发生来减少财务风险带来的损失。在选择财务风险指标时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一）预知性原则
预知性原则指的就是企业根据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的变化，来预测财务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总结并且制定出这一指标合理的数值，达到有效的界定企业管理经营的状态。
（二）敏锐性原则
敏锐性原则指的是财务风险指标要具备敏锐的反映出企业财务发展方向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调整财务系统的一些变量以及参数，合理地配置企业的资本结构，从而控制财务指标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这样就可以减少财务危机发生的几率。
（三）整体性原则
电力企业是一个完整的经营整体，自然它的财务风险指标监测也要全面完整，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对待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其产生的原因都要进行综合考虑，为企业的整体发展进行考虑。
（四）关联性原则
关联性原则指的是电力企业各项财务风险预警指标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也相互配合。在对指标值进行分析时，要将所有可能发生的财务风险都涵盖在内，要考虑到各个环节的关联性，以便更好地监测和预防财务风险的爆发。
（五）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就是要求风险预警指标可以直观快速的反映出企业财务潜在的风险，要求得到的信息是简明清晰的，分析判断要简洁迅速，这样就具备较强的实用性。因为繁琐的指标体系必然牵扯到很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的成本与收到的利益不成正比，这样就使得指标预警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企业的财务风险防范对于一个企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就决定这一课题一直被人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受到理论方法以及数据条件方面的限制，本文主要阐述了电力财务风险的特点以及要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要注意的几个原则，与电力企业财务风险防控的实际需要相比较，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但在实践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足。要构建电力财务风险预警体系，要以本文中提到的财务风险指标的原则为依据，要充分考虑到电力企业本身的特点，要选择普遍适用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指标，还要考虑到企业的现金流能力指标以及发展能力的指标，构建完善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目前，很多电力公司已经开始尝试将所有数据收集在一起进行筛选和分析，并借此对企业的运营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所以，在未来的生产管理中，利用大数据进行指标的采集和分析，对电力财务风险进行预警和判断最终得到适合电力财务风险预警模型成为一种趋势，更好的规避电力财务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李杨.电力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的构建[J].电力与能源，2011，06：449-452.
[2]孙立明.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研究[D].重庆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