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节的主体篇1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式出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市场、体制等经济关系方面早已有所研究。我国社会主义认识计划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其一是从“限制论”转化成“补充论”，就是从认为市场同计划经济是相互排斥的，由此应该限制市场的发展，转化成认为市场是能够变成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其二是从“补充论”变化成“结合论”，就是从认为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变化成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其三是将“结合论”转换成“基础论”，就是从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转换成将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控制下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计划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互矛盾，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可以进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能够将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互结合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偏向于计划还是市场，这一方面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相同点是方法方面，不同点则是在于所有制。如果要防止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倾斜，就要保障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占到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这样就能够坚持社会财富分配保持共同富裕，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是在所有制结构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发展，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是能够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同其他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劳分配作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进行。在此方面国家要采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类调节手段来激励发展，提升效率，合理地拉开收入差距，又要保证不会两极分化，注重社会的公平，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下，以能够实现民众利益为目标，将民众的各种利益相互结合起来，让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调控中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指向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让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真正实现，就必须将其从计划经济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在针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相互结合的研究中，有的研究梳理了相关的改革内容是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其改革的任务则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都是同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着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在理论十分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同时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价值，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同个性、普遍性同特殊性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相应的特殊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公有的成分占着主导地位。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满足民众的需求的，以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值。然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作为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追求民众共同富裕。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建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主导思想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集体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这两种制度都是存在的，在社会的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发展，市场产品不够丰富的时候，中央的组织还没有权利支配一切产品。商品的流通只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理论上是抽象的，但是离开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制度，是没有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有现象。市场经济在一定的特殊经济制度中是看作一种经济的运行机制而存在的。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市场经济首先是为经济制度的利益关系而服务的，其次才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推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让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经济制度正常进行再生产过程，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
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是以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多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有着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商品关系也是自然存在的，其是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互融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要造就市场主体就需要市场经济的运行，同理。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则需要有相适应的市场主体。这样的市场主体就要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去积极应对市场信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新的实现形式，同时也形成了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市场主体。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适当分开的方式，让国有企业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发展，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能够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着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变为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企业法人。
(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条件
当前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有制经济不只是包涵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涵着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的混合。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是多样化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以及组织形式，同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等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存，也是可以为市场服务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调节和宏观调控
(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宏观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不能反映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但是能够从不同的程度使用计划和市场调节这两种手段影响经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职能是保障并调节社会经济的稳步运行，两者之间区别只是在于调节的主体和形式不同。计划调节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可以从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采取措施来调节经济结构，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市场调节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机制的形式通过价格波动、生产要素流转等方法来调节企业的经济行为，甚至调节着社会的资源配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不同的两种调节经济的力量。社会经济要正常运行就需要采取相应有效的调节手段，这就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只要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保持稳步发展，促进良性循环的，这两种手段都能运用。市场经济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市场调节作用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其他调节手段，其作用是基础性，能够做出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调节对于宏观层次中的高层次调节是从微观的层次上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能够直接支配企业的经济活动，让企业能够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的身份去面向市场。在此政府主要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这种以高层性的调节方式是以基础性调节为基础的，由此政府在做宏观调控以及计划指导时就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二)市场调节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市场经济的当前和长远的利益，整体同局部的利益的最佳调和市场调节不能主动实现。市场调节由其滞后性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震荡，造成社会劳动力不必要的浪费。市场调节其目的是让资源配置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于这样的假设，许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如果真要实现，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落后国家要求实现工业化是自相矛盾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受到利益驱动的，其促使着市场的主体总是考虑这从市场利润为追求目标，更加愿意去选择盈利大、见效快的企业或者项目并对其投资，很难从社会效益方面来衡量社会事业，不会对像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这样社会效益大但是经济效益小的非盈利性设施进行投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盈利目标是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各个经济的主体都是为着各自的利益而战，而且各个企业的生产技术不尽相同，在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方面很难实现公平，导致两极分化严重。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存在着局限性，由此国家需要以此确立相应的职能，干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同市场经济相符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规则，约束好国家行为，为社会提供服务，管理并监督国有资产，让市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宏观调控的全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得到了相关的印证。
(四)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相应理论的升级。这就需要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关内容，明白其外延的界限，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实现成长，做到不仅有开放性通道还有稳定性的理论构件来支撑。其次要理清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目标体系同各个目标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关系。当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各方面的研究和解释，这中间存在着一个不同层次的目标以及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关联和制衡的问题。然后要提升社会主义制度来影响市场经济方面的工具性的理论研究，这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负面性的挑战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需，也是确保民众对国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任基础。最后要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民众之间的诉求达到辩证的和谐统一。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要落实到民众以何种形式的精神状态来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
四、总结
市场调节的主体篇2
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因而给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把市场经济一般和产生过程进行抽象，它们的区别就会显示出来。
所谓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市场为枢纽建立起社会经济调节机制钓商品经济。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机体，要对它作全面概括是困难的，但可以从一些主要方面认识它一般的质的规定。
首先，调节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_调节的对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资金，也包括物资，既包括物化劳动，也包括活劳动，既包括产品加工，也包括科技、管理和土地，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流通，而且还包括各个经济单位、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产业经营活动等等在内的各个方面。通过对所有这些方面的调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使整个社会经济顺利运行。
其次，社会总商品的实现是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商品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交换，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必须通过社会产品的实现才算最终完成，才能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在再生产中显示其效益。所谓社会商品的实现，就是社会商品的名个部份从哪里出售，使消耗的价值得到补偿，从哪里买进商品，使消耗的物质资料得到替换。所以，交换是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完善流通体制，搞活交换环节，对建立和实现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至关重要。
再次，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建立和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根本依据。市场经济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理所当然的是它的基本规律，必然要对市场进行调节。实际上，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就是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的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按照价值规律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机制，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顺利实现的目的。
第四，价格是进行市场调节的基本杠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通过价格以价值为轴心的不断背离运动，能够较准确地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从而驱动资源的不断流动，使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得到实现，并逐步趋于合理。由于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十分繁杂，各种商品价格的形成条件互不相同，作为调节杠杆的价格就不能是某一种商品的价格，也不总体价格，而是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价格体系中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它直接关系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市场调节机制。
第五，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普遍形式。竞争是商品经济的终生伴侣。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具有其它任何东西不能代替的功能。正是参与市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造成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才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最后，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社会性质。平等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必须坚持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种平等原则，体现着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一平等原则是价值规律的要求，贯串于市场经济的一切领域，制约着参与市场的所有利益主体的活动，而不管这些主体属于哪一种所有制。正是这个平等原则，能够造就出平等的竞争环境，激励着各利益主体、’从而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建立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过程的。在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生产规模狭小，商品量不大，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市场主要是实现商品和反馈信息的场所，不存在对经济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没有市场经济。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小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各个经济单位的联系日广泛和密切，单个劳动越来越成为社会总劳动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份，一个经济单位劳动产品的实现与否，都会影响到其它经济单位的经营状况，客观上产生了对社会经挤建立调节机制的要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同时，市场在不断发育中也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调节功能。于是，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时产生了。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一个有社会调节的新阶段。
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产生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分属于不同的范畴系列，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它们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谁依附谁的关系，更不是等同关系。正像武器可以被人用于侵略也可用于防御一样，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市场经济同样可以用于发展资本主义也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有些人习惯于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或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产物，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同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直接显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或收缩、高涨或衰落。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至今仍结合在一起，这是历史事实。但不能由此认为市场经济附属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同一源头两支分流在一定条件下的汇集，它们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由于发展到机器大生产阶段的生产力要求改变不适应它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各个经济单位成为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产生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前者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间题，后者属于经济运行形式和调节机制的演变和发育问题。两者虽然都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并在同一个时期产生，但确实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系列的问题，把它们等同起来系属误解，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也就并不注定只能同资本主义结合，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也可以同社会主义结合，而且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达到一定高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从而资本主义市场矛盾的日趋尖锐化，越来越要求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两种制度逐步交替过程中，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制度的选择。由于从一长远观点看，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市场危机，同时要求在铲除剥削的过程中把平等关系从形式深入到本质，贯串到社会一切领域，为同样要求贯彻平等原则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要求提供了具体的实现形式和手段。因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两厢情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具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能单独存在并具有游离特性的经济形式，它必须存在于某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下并与之结合才能发挥其功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要就是维持原状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为资本主义实现表面平等、本质上剥削的服务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要就是游离出来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为建立劳动人民之间真正平等关系服务的过程中，更全面、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究竟谁能同它结合，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所以，社会主义不能消极等待市场经济的自然合拢，必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性，把它吸引过来，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市场经济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有计划的
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完全自发的。这很自然地使人们把市场经济和自发倾向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并把自发倾向看作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这也是一种误解。自发倾向不是市场经济的专利，它与市场经济之间不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市场经济只是要求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建立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至于这种调节采取什么方式实现，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这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经济运动的自发倾向，是由同时并存着两个条件决定的。一个条件是各个经济单位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总要无拘无束地自由发展自己。这种现象早在市场经济形成以前的自然经济中普遍存在。市场经济的产生改变了经营形式，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成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营者。但并未消除追求更多物质利益的自发倾向，只是自发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各个经济单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而现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所有经营单位无一例外都必须接受市场规范的约束，在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下活动。另一个条件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够发达，市场容量还有闲置空间，各个经营单位之问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一个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好坏还不致引起一系列连锁反映，波及整个社会，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还不严重影响商品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实现，相反还会起充实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很一长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于同时并存着这两个条件，所以是自发的。
但是，市场经济并不天生只能是自发的，它也可以是有计划的。当第二个条件发生…变化，即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更加发达，市场容量趋于全面饱和，各个经营单位之间依赖关系和制约关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经营单位自发活动的偏差，都会牵制一系列其它经营单位的活动，对它们起破坏作用，甚至波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市场危机。这就产生了由一个社会中心用计划来制约、限制以致在某些方面取代自发倾向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现象体现了单个资本家与资产阶级总体之间的矛盾，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充当这个中心。于是，逐步产生了国家有计划的调节，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充当“总资本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萌芽，经过几次起伏，终于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节的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新时期。
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参与市场的各个经营者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即使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物质利益差别，它们必然要为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上自由发展，同时，在我国目前总体上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发达、市场容量还有较大空间的条件下，经济的自发运动不仅会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经济，主要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社会分工比较发达，市场容量较为饱满，企业之间联系相当紧密，经济运动的自发状态会对它们起破坏作用，并且可能波及总体，要求采取计划形式，以保证社会经济有秩序地运转。
总之，市场经济并不注定只能是自发的。作为调节手段的形式，市场经济既可以采取自发形式，也可以采取计划形式，或两种形式同时采用。这里的关键在于条件，这无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这些调节手段渗透着利用它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
三、建立和健全杜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杜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国家属于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为造就它的经济基础服务，是国家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前情况下，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通过健全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建立起以市场为中心、以价格为基本杠杆，能对生产要素和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市场机制，井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节，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高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了有效地实现市场机制，哈竞争制造一种平等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多层次下的不同情况，必须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协调包括自由竞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竞争活动的展开，以利于调动各类利益主体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至于竞争的形式，不能只强调自由竞争。竞争采取什么形式，与市场调节采取什么手段是一致的，它不由社会之制度决定，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一定水平的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自由竞争占绝对优势，是因为那时的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这种竞争形式适应当时的经济条件，当生产力发展弓L起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提高，生产达到高度集中，一个或几个部口的经济活动被少数一些大企业控制时，就产生了占统治地位的垄断控制下竞争。这种以垄断统治下的竟争为主与自由竞争并存的局面，更适应新的经济条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趋尖锐化，为适应这种条件，在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又产生了国家指导下的竟争，并得到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并呈现多层次的状态，同样要求各种竞争形式同时并存，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采取措施，组织力量清除一切阻碍、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分清政企职责就是其中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政企职责不分这种原苏联模式，本来就是为取消市场经济而设计的，它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失去了独立性，丧失了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的基本条件。面对构成市场经济经营主体的这种残缺不全的功能，市场机制无从建立，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也就成了空话。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把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是当务之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政企职责不分的现象还未从根本上扭转，还要花很大气力才能实现。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种严重障碍。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起阻碍作用，还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例如，走私贩私会扰乱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干挑社会生产要素和资源合理配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会破坏生产和流通秩序，其中制造使用很钞还会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投机倒把会破坏合理的价格和价格体系，使价格不能正常发挥杠杆作用，给市场经济造成混乱，封建式的欺行霸市会破坏平等的竞争，‘阻碍市场机制的实现;制黄贩黄会腐蚀人的思想，削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经济活动能力，贪污盗窃会损害削弱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影响资金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等等。所有这些经济犯罪活动，都会从不同方面扰乱、削弱、破坏市场经济，因此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除了上面这些以外，加强教育和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虽然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然而一旦它被某种社会制度利用，就会渗入该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渗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要求。而这种要求又是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实现的，这是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思想和学识指导下进行的，一旦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用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宣传群众，就会使吏多的人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原来对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不理解、以致产生抵触或排斥的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并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抵制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更主动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人民。这无疑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起巨大作用的。
市场调节的主体篇3
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体制下，政府对于市场而言，绝非单一以管理者———局外人身份出现，同时还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的所有者，本身参与了市场竞争，是市场竞争主体之一。政府兼具局外的管理者与市场本身的参与者两种角色：不仅是市场外部管理者、监督者，还是市场内部竞争者、当事人。这一政企不分的症状曾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竞争的公平化，当前最典型的乱象则表现在邮政、铁路、电力、医疗、文教等这些集调控、管理、经营功能于一身的公共部门。当然在具体个案中，政府在干预某一类经济关系时，有时是以单一的局外人或参与者身份出现的，例如，2005年以来，政府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中，仅以行政管理者———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则同时以两种身份出现，例如，国有股减持问题，当初政府是以市场管理者(局外人)的身份出发，希望通过国有股减持，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导致“国企病”在股份制上“借尸还魂”而使股份公司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问题，但一旦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时，政府的所有者身份就像幽灵一样出现了：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希望借此机会最大可能地实现国有股的增值，所以，国务院2001年6月12日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其目的倾向了筹集更多的资金，采取了“与民争利”的市场价减持办法。这种既以证券市场局外监管者，又以国有股所有者双重身份来干预市场的不公平方法，马上遭到市场的严厉惩罚，证券市场从此一蹶不振。
可见，在目前的市场体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除了存在干预管理关系外，还有一种参与关系。政府既是局外人，又是参与者，既是“裁判”，又是“球员”。这种身份(权力)的混同严重制约着市场法治的形成，阻碍计划———权力经济向市场———法治经济转变。
根据理论，权力不能混合，否则会带来专制。【3】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内在规律要求政府本身不应参与市场竞争，而公有制这一经济体制使得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可避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一对根本性矛盾，经济改革的最大体制障碍。这一矛盾无时无刻不制约着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功能的正常发挥，制约着政府职权的科学界定。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权时往往以多种多样的行政干预方式出现，不是经营国有资本，而是管制国有企业。这种所有权与行政权混为一谈的管理，“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行政干预的‘越位’，抑制了企业市场活力，致使国有资产运作低效率；二是企业内所有者‘缺位’，弱化了产权约束，所有者权益往往被侵蚀”【4】，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另一方面国家运用行政管理权对市场进行管理、调节时，其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又不时出来作怪，国家所有权侵蚀行政管理权，使其偏离本原的调节目标，处处维护国有企业的特权，民营企业无法享有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权利，在企业上市、银行放贷、投资领域准入等诸多方面遭受歧视待遇。2003年的河北“孙大午案件”就典型地暴露了民营企业不能享受“国民待遇”的问题。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两权不分而相互交织在一起，必然导致政府干预粗暴化、随意化。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市长、市委书记兼任企业负责人的怪现象，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兼具市场管理者和国有企业所有者身份。
1978年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沿着“国家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分开”这一轨道拓展、深化。最初的改革希望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使其能够盈利，不断深化的改革措施注重逐步扩大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试图从国家所有权中分离出部分经营权给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部分国营工厂实行承包制，赋予经营者承包经营权；承包制出现了包盈不包亏的重大缺陷，改革无法深化，厂长负责制于是成为一种新的改革方案；不久，经济学和法学界将这两种改革成果总结、升华，提出了“两权分离理论”，即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相分离，并将这一理论制度化，成为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灵魂和核心。但是，国有企业效益不好，无人负责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界开始进行反思，“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理论被修正为“国家所有权与经济行政管理权两权分开”理论，第二阶段的改革重心在于区分国家的所有者与管理者两种身份、两种职能，分清国家现行职能中哪部分属于“政”，哪部分属于“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5】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国家所有权职能从政府机关分离出来，恢复其作为一种经济权利的本来面目，那些主要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职能的专业性经济行政部门公司化，改组为企业，如撤销石油工业部(后称能源部)，组建“中石化”、“中石油”等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改组为行业协会，专门行使行业管理职能，如撤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分别组建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其一定的调节职能交由宏观调控部门、市场管理部门履行；适当强化宏观调控部门、市场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职责和能力。最新的改革措施则是在2003年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其统一行使出资人(即所有者)职能，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藉此改变国有企业“婆婆”太多，行政干预太多的局面，试图从根本上将国家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分开。
由于我国是公有制国家，国家将长期扮演市场竞争参与者的角色，国家既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又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这一对基本矛盾，将长期存在，很难彻底解决。如何最大限度缓和这对矛盾，政企最大限度分开，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自由竞争，是政府体制改革中的最大难题。
二、区分行政管理权与国家调节权
旧的计划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政企不分”；1978年以来的改革致力将政府的经济行政管理权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分开，最大限度地恢复企业本应有的自主经营的权利，根本瓦解了中国权力经济的制度基础。但是，市场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调节权却一直仍然与行政权混同在一起，一直由行政机关行使，以行政权的方式出现。这种混同抵消了将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分开的改革效果，使得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权蜕变成政府任意行政干预的正当化理由，国家调节反辅为主，使得政府对市场的束缚有增无减，促成行政管制成为政府调节市场的偏好，市场经济经常呈现出“人治”的貌像，市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法也背上“反市场”的恶名。因此，要科学界定政府职权，实现“十一五规划”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控制在合理的度之内，必须在将国家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分离之后进一步分权，将国家调节权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分离。
对于行政管理权和国家所有权分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和政企分开紧密相连，学界有不少的分析和论证，改革实践在此问题上也有不少突破，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党代会和国务院历次机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这种分权。而对于国家调节权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分开的问题却基本还未涉及，【6】通常把它视为行政权的一种，深入一点的分析，也只是把它看作行政权的一种发展形态。【7】本文在第一部分多次提到的“经济行政管理权”其实是国家调节权。正是因为人们包括经济法学界都普遍将国家调节权视为一种行政管理权，在实践中国家调节权又主要由国家行政机关来行使，政府机关在行使国家调节职能时，“很难区分是行政管理还是国家调节，是在实施行政法还是在实施经济法”【8】，而有关经济法的纠纷的司法救济又大多以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所以经济法与行政法总是难解难分，“经济法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经济行政法”或“行政经济法”的观点总是存在而且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法学界一直不能完全驳倒它。
其实，国家调节权和传统的行政管理权有明显的区别，将它当然地视为一种行政管理权在理论上是不严谨的，在实践中对市场和法治贻害甚大。国家调节权和行政管理权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二者基本内涵有明显的不同。对于行政权，学界有多种理解，【9】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行政权(executivepowers)即执行法律的权力，它是总统根据《联邦宪法》第2条的规定而享有的广泛权力……，它与制定法律及对法律纠纷进行裁判的权力相区别。而国内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具有执行性、法律性、强制性、公益性等特征。【10】而国家调节权是国家为了维持公平、稳定的市场秩序对市场进行调节的权力。它亦具有公益性，管辖的似乎只是行政权所管辖的一部分。其实，立法权、司法权都是一种公共权力，它们运作的都是公共事务。公共性并不是行政权的特性，而是公权的普遍共性。国家调节权是一种纯经济性权力，行政权并不普遍具有经济性；国家调节权主体不仅有政府机关，还有立法、司法机关。【11】
第二，运行方式不一样。行政管理权是一种刚性的强制，而国家调节权是一种柔性的引导。尽管国家调节权中的市场规制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但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柔性的间接经济调控越来越成为国家调节的主导方式，国家调节对行政手段的依赖度愈来愈低，宏观调控法正在逐步成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像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政府采购等这类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完全不具备强制性。这是国家调节权和传统的行政管理权的最根本的区别。
第三，权力性质不一样。行政管理权是一种典型的公权，而国家调节权具备一定的私权性质。一般认为，国家调节权由政府机关行使，是一种典型的公权。但有时政府对市场的调节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交易，通过自己的交易行为来引导市场，例如，在政府采购中，政府通过直接购买商品来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就经常通过扩大军火采购来刺激经济发展；国家直接投资提供公共产品更是如此。日本学者金泽良雄将这种非权力性的、私法的手段直接或间接介入经济的方法称为非权力规制，与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并列为两种国家调节市场的方法。【12】因此政府以非权力性的私法手段来调节市场时，行使的国家调节权具有私权性质。但它又不是一种纯民事权利，因为它不仅可能会引发民事责任，还可能同时引发经济法责任，例如，调节不当可能会让决策者承担降职降级、引咎辞职等责任。
不能说国家调节权完全是一种公权，也不能说它完全是一种私权，它既有一定的公权属性，也有一定的私权属性；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权利。【13】国家调节权的权力(利)属性具有模糊性。
第四，在“线”状态不同。行政管理权是一种常态的执行权，而国家调节权是一种非常态的、带有事后救济性质的权力。行政是政府机关对国家日常公共事务的管理，每天都在进行，“行政权是一种以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方式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14】“与同属公权力范畴的其他国家权力相比，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直接性、连续性和主动性”【15】；而国家调节只有当市场出现了一定症状需要国家干预的时候才得以发生，可以说是一种事后的救济，并不需要每天都进行，例如，2007年以来股票指数连续快速上涨，中央政府尽管很紧张，却只能对其进行间接的调控，不能简单地采取日常性的直接行政管制。正因为如此，经济法有“危机对策法”的声名，国家调节权具有辅、间接性、间歇性、抽象性【16】的特点。
第五，进行简略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某些国家调节权(尤其是宏观调控权)是行政权的衍生物。例如，税收本是筹集国家经费的纯财政手段，征税权是一种纯粹的行政权；但发展到后来，它衍生出一种新的政府职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税率、税种来调节市场及市场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这种调节市场的职权的性质明显不同于它的母本——行政权。又如，中央银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来调节市场的功能是从存款准备金制度衍生出来的，最初中央银行设立存款准备金制度是为了防止商业银行出现挤兑风险而提前作准备，对发生信用危机的商业银行提供最后的信用支持，并没有调节市场的功能和目的。
三、国家调节权——第四种权力
由是观之，国家调节权不同于行政管理权，它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西方国家，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为规制垄断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力；在中国，它则是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内生的反行政统制的一种制度进化。
依据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逻辑，市场可以提供社会需要的一切产品，可以解决好一切问题，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干预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从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传统的国家职能都是以政治统治为中心目的和基本内容，它包括两个方面：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政治势力的反抗，维护对人民的统治；对外抵抗侵略或侵略他人。那时候国家虽然也必然要从事一些经济管理活动，但那也主要是围绕政治统治这个中心进行的。”【17】国家基本不干预市场，不干预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法治理论，公的权力不得干预私的经济，政府也无权干预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依孟德斯鸠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政府的任务在于“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18】，而没有干预经济的职权。在自由放任理论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信奉不干预原则，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出现、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出现了垄断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弊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了保障市场竞争的“长治久安”，需要有一种外力化解这些弊端。别无选择，只有国家能胜任此任，这样就产生了要求国家利用公权干预市场的制度需求，历史上产生了一种调节市场的新型国家权力，这种新型国家权力并不来自传统的行政权，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从行政权分离出来的一种权力，尽管它和行政权力有某些相通之处。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行政权作为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手段，并没有调节市场的功能，立法权和司法权更无法担当此任。国家调节权是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正因为如此，才产生规制这种新型权力的新的法律部门———经济法。
认定国家调节权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的第四种新型权力形态，其理论依据，除了前面论述的它和国家行政权的区别外，二者出现的历史时段不一样，运作的目标也不一样。历史事实更为我们的这一大胆假设提供了佐证，国家调节权并不像我们过去想当然的那样是由传统的政府行政机关充当权力主体，而是实实在在在传统的行政机关以外产生了一类独立代表市场(社会)整体利益的调节主体：“无头的第四部门”。对于垄断这样一类“集中的经济权力需要集中的政权来管理，传统上要求彼此分立的权力，现在被集中起来了。”【19】于是，从垄断市场经济阶段开始，出现了一些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身的独立的行使国家调节权的新型国家机关，如美国1887年成立的州际商业委员会、1914年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1913年成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1934年成立的联邦电讯委员会、1972年成立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欧洲各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建立了此类独立的管理机构，如竞争委员会、金融服务局等【20】。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央银行，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强调央行的独立性，让其独立于政府运行货币政策，独立地调节市场。【21】“这些新型的国家机关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且具有与传统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不同的法律属性，难以划入传统的国家机关之列”【22】，人们将其称为“无头的第四部门”，即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部门。【23】
“这些机构是典型的垄断企业的产物”，是“对垄断企业采取分行业的集中管理形式。”【24】这些机构体现了国家对自由市场的调节(干预)，将其行使的权力其定名为“国家调节权”最为恰当。专门承担国家调节职能的“无头的第四部门”的出现，有力地佐证了我们“国家调节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国家权力形态”的观点。
专门的国家调节机关在中国亦已浮出水面。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提出国家调节权是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形态，并非受西方“第四部门”理论的影响，而完全是受中国改革实践的启发，从人民银行职能的历史演变得到的启示。1978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既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又具有商业银行性质，是财政部下的一个司局级机构；198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货币发行和金融管理机关，其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指令性计划；1995年《人民银行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人民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方法也逐步从直接的贷款额度控制转向资本充足率等比例控制，从直接的行政管制转向运用货币政策进行间接调节；2003年，《人民银行法》修订，并单独制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被分离出来，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意见的通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人民银行将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主要依靠间接的经济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调控职能，直接的行政强制方法被淘汰，成为纯而又纯的调控部门，几乎不再享有直接的行政管理权。【25】人民银行越来越接近西方的央行体制，相对独立于政府。
至此，专门的国家调节机关在中国正式产生，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权的新型国家权力———国家调节权———现出雏形。
国家调节权在西方和中国的产生道路呈现出两条相向而行的轨迹：前者是在政府无权干预市场的前提下授予政府这样一种新型的权力来解决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呈现的是一条扩权轨迹；后者是在政府拥有全面管制市场权力的前提下通过权力分工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统制，呈现的是一条控权轨迹。这和经济法在中西方的产生轨迹如出一辙。【26】
区分国家调节权和行政管理权是型塑法治政府、效率政府，实现“十一五规划”转变政府职能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将二者分开既可以实现对国家调节权的控制，还可以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推动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既可以根本减少行政机关任意干预市场的机会(分权后，它不再具有这种权力了)，还可以实现国家调节科学化(国家调节机关专门化后，主客观都会使它自觉抛弃反法治、反市场的行政管制手段)，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四、国家调节权的配置
1748年孟德斯鸠在洛克的基础上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主张应当分别由三种不同的、并且平行的机关来行使这三种权力。“三权分立”于1787年首次应用于政治实践，写入美国宪法，1791年写入法国宪法。200多年来，孟氏的理论经久不衰，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立法权由议会或国会行使，行政权由总统或总理及各种部、委行使，司法权由法院行使。立法和司法机关一直由单一、独立的系统组成，而行政机关则由为数众多的部门组成。国家调节权出现以后，虽然也同时出现了专司国家调节职能的新型国家机关，但对如何合理配置国家调节权却没有多少人去探究。这类机关“最初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或计划提出的，而是由于实际需要产生的”。【27】从美国“无头的第四部门”的发展历史看，它的设置确实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根据漆多俊先生的国家调节说，国家调节市场的手段分为强制、促导、参与等三种，经济法体系由此对应分为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国家投资经营法等三大板块。【28】笔者认为，这种划分准确涵盖了国家调节权的运作范围，充分周延，因此，国家调节权可以进一步分为市场规制权、宏观调控权和国家投资经营权(国家所有权)。这三种权力的特性、运作方式可以说迥然不同，不宜混合在一起交由一个或几个机构来行使，根据分权理论，宜作进一步分工，分别由三类不同的机构来行使。因此，国家调节机构也可分为市场规制机构、宏观调控机构和国家投资经营管理机构三类。
中国的转轨改革进行到今天，已基本形成了这三种规制群，市场规制机构有工商、物价、建设、审计、环境保护、国土资源、质量技术监督、金融监管等部门；宏观调控机构有人民银行、财政部、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国家投资经营机构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有关部、局。其中市场规制机构数量最多。而且，三类机构都已经或正在形成最有代表性的部门：市场规制机构最典型的代表将是反垄断委员会(过去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而中央银行则随国际潮流无可争辩地演变成为宏观调控机构的中枢；2003年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完全有可能将成为最主要国家投资经营机构。问题是每类国家调节机构是由一个组成好?例如，将中央银行改组成一个统一的宏观调控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宏观调控权；还是由数个组成好?按照前一方案，成立统一的市场规制机构、宏观调控机构和国家投资经营机构分别单独统一行使职能，可能是政府机构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的公共管理水平却还不太可能产生这种称职的机构。目前尚应维持现状，市场规制机构和宏观调控机构可由数个部门组成，但应进行重新调整，优化组合，在每类调节机构内部合理配置权力，形成有机配合的国家调节机制，保障国家调节的法治化；而所有权是一种绝对权，国家投资经营权宜由一个机构行使，对它的监督权可由现有的国家监督机关行使。
一些地方的改革远远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已经开始了国家调节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及国家调节权分工的实践。我国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破冰之举”首先在无锡实现。无锡市于2005年6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事业改革“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思路，并成为无锡市委、市政府改革攻坚的一项重大决策。2005年12月20日，无锡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市属高中及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包括中专、职校)、市属文化单位、市属体育场馆和训练机构，从原行政主管局剥离出来，分别成立学校管理中心、文化艺术管理中心、体育场馆和训练管理中心。加上此前成立的医院管理中心，四个管理中心受市政府委托，承担所属事业单位的资产、人员和业务管理职能，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社会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与原直属事业单位的关系从隶属关系转变为行业管理关系。无锡市社会事业以“管办分离、政事分开”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社会事业管理机制的“无锡新路径”正式确立。【29】
从表面上看，无锡的改革似乎还停留在国家所有权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分开的层面上，将公共性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从传统的文教、卫生、体育行政部门分离出来。实际上，国家举办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是对市场的一种调节，是对市场惟利性的克服，因为市场不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是国家在行使对市场的调节职能，而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国家所有权职能。医院、学校本质上属于“调节性国有企业”，不同于石油、航空、银行这类“经营性国有企业”，后者的功能不是提供市场不能或者不愿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是为了牟利，壮大国有经济，举办这类企业不是为了履行国家调节职能。所以，无锡的探索已经进入到改革的更深层次———国家调节权与行政权分开，所谓的“管办分离、政事分开”实际上是将国家提供市场不能或者不愿提供公共产品这一拾遗补缺功能———即国家调节权(表面上非常容易将其理解为国家所有权)从行政机关中分离出来：医院、学校等行使经营权、几个管理中心行使国家调节权(其中主要指国家对公共事业的所有权)、行政主管部门行使行政监督管理权。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无锡的改革已经深入到了第三层次的分权，即将国家调节权中的市场规制权与国家投资经营权进一步分开，配置到不同的调节主体。几个管理中心行使国家调节权，分权后的文教、卫生、体育行政部门行使的不是传统的行政权而是政府对文化、教育、医疗、体育市场的规制权，相当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普通商品市场的规制权，其职能、地位应与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无异。【30】无锡的改革在实现了国家所有权、国家调节权与行政权三权分开之后，对国家调节权实现了进一步分工，不能简单地用“政企分开”来概括“无锡新路径”。
或许“无锡新路径”是“十一五规划”所要探求的分权之路。
【注释】
【1】邓瑾,吴敬琏•一个人的“传教”.南方周末,2005-10-13(18).
【2】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报道、访谈很多。主要者参见:王梓.推动制度变迁的学术力量.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8;钟加勇.贫富差距源自“权力掠夺”———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谈中国改革困局与转轨路径.商务周刊,2006-01-24;秦晖.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2004-10-30)./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43494.shtm;l杨小凯.后发劣势.(2004-09-18).e-eco-/info/38-1.htm;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林毅夫,姚洋.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99.
【4】陈清泰.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管理世界,2003(6):1.
【5】罗干.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98-03-06.
【6】刘文华教授提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有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国家调节权(经济管理权)和国家行政权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权力。参见:刘文华.中国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纲要.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2).
【7】参见: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7.
【8】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51-256.
【9】各种观点可参见:朱最新.行政权概念新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10】杨海坤,何薇.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与“行政权”的讨论.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25-31.
【11】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51-256.
【12】参见: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52—62。金泽良雄的非权力性规制的观点,同样可以用来论证国家调节权与行政管理权的第二个区别。
【13】史际春、邓峰所著《经济法总论》中就在多处用“权力(利)”这种方式来表述国家调节权,例如,第171、172、182、188页。
【14】应松年,薛刚凌.论行政权.政法论坛,2001(4):202-213.
【15】朱最新.行政权概念新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8(6):762.
【16】抽象性是指国家调节针对整个市场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市场主体,不和具体的市场主体发生法律关系,尤以宏观调控为最。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国家调节手段都具有抽象性。
【17】同引.23.
【1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5.
【19】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60.
【20】markthatcher.independentRegulatoryagenciesineurope.RiskandRegulationmagazine,Summer2005.
【21】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注重GDp;央行则强调市场的稳定与均衡,二者的目标经常相左。美国就经常出现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总统“唱对台戏”的情形。这里已经间接显示央行是不同于行政的一个系统。
【22】赖朝晖.论经济法与行政法划分悖论的破解———以“第四部门”和社会中间层为突破口.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64•
【23】关于“独立的第四部门”,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72—188.
【24】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59-460.
【25】当然,《人民银行法》仍然保留了“金融监督管理”一章,保留了一些监管职能,仍然有一些行政手段,如外汇管理、现金管理及新增加的反洗钱职能。但这些职能多是为宏观调控职能配套的必要的辅助手段,而且其行政刚性也越来越弱。
【26】漆多俊教授提出,中西经济法的产生呈现出两条相向而行的轨迹:中国经济法是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即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变中产生和发展的。参见: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中国经济法的时代特征//漆多俊.经济法论丛:第4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27】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99.
【28】不少论者认为经济法体系由“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组成。因为国有企业的主导性遮蔽了在市场体制下国家投资经营的市场调节功能,使他们看不到国有企业法、国家投资法等的经济法属性。
市场调节的主体篇4
为什么说道德力量能超越市场和政府呢？首先，在市场尚未形成与政府尚未出现的漫长岁月里，那时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道德力量调节成为这一漫长时期内唯一起作用的调节方式。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道德力量调节称作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第三种调节。
其次，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能起作用的范围内，由于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都有局限性，所以，在这两种调节之后，秩序的建立上仍会留下一些空白。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调节可以弥补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调节也可以弥补政府调节的局限性；但政府调节终究是不可能完全弥补市场调节的局限性，正如市场调节不可能完全弥补政府调节的局限性一样。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人是“社会的人”，人不一定只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选择行为方式，人也不一定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调节，所以，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难以进到人作为“社会的人”这个深层次来发挥作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留下的秩序空白只有依靠道德力量调节来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力量调节是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
再次，社会生活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其中的一部分是交易活动，另一部分是非交易活动。在交易活动中，市场调节起着基础性调节的作用，政府调节起着高层次调节的作用。而在非交易活动中，情况便大不一样了。由于这些活动是非交易性质的，它们不受市场规则的制约，市场机制在非交易活动中不起作用。至于政府调节，只是划定了非交易活动的范围，使它们不至于越过边界，而政府调节行为本身并不进入非交易活动范围之内进行干预，这样，非交易活动就要由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外的道德力量来进行调节。
最后，在市场出现与政府形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市场可能失灵，政府可能瘫痪，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有可能不发生作用或只发生十分有限作用。但在这些情况之下，道德力量调节却依然存在，并照常发生作用。这又是可以把道德力量调节称作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调节的理由之一。
由此可见，道德力量是超越市场，超越政府的。然而，道德力量调节是介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间的，市场调节被称作“无形之手”，政府调节被称作“有形之手”，道德力量调节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在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较强时，它接近于政府调节，而在其约束力较弱时，又接近于市场调节。那么，为什么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有时强，有时却较弱呢？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道德力量调节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被群体内的各个成员认同的约定或守则。如果是，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就较强，否则就较弱。二是群体的各个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如果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较高，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就较强，否则就较弱。
当然，即使道德力量调节在某些场合的约束力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起作用，而且，也不是任何情况下它的约束力越强越好。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由道德力量调节起主要作用的非交易领域内的活动有可能不断增多。在经济高度发展之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也将随之出现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于是，非交易领域的活动也将随着国民收入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上升到一个新阶段之后而增多，非交易领域内的各种关系也会因此而得到发展，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非交易领域的不断扩大，道德力量调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突出。
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也是法律所替代不了的，这就是道德力量调节的重要和独特作用。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强调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力量调节并重是十分必要的，三种调节并重，实际上表明了他律和自律的并重、法律和道德的并重、经济和文化的并重，这正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需的。
市场调节的主体篇5
目前，大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板块式结合，即认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基本建设规模等，或对占社会总产品70~80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概由国家计划来调节，而其它的经济活动，包括占社会总产品20一30多的次要小商品，则实行市场调节;另一种看法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溶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式的结合。但这种看法又认为计划是站在山顶上纵观全局，是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发的。而市场是站在峡峪里，从企业的局部或眼前利益出发的。这种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与前一种看法一样，仍然是把计划与市场看成两个东西，只是在实践中溶合在一起了。至于前一种看法把计划与市场看作是两个互不相溶的东西，有此没彼，有我没你，把计划调节认为是计划规律发生作用或受计划规律支配，把市场调节认为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或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这种观点就更值得商确了。
为了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先简略的谈谈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什么是市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市场就是人们进行商品买卖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可见，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它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生产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或者是商品买卖关系的总称。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之间的联系，必然要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买卖来实现的。市场上一定时期内商品的供应总量及其结构(包括质量、品种、规格等)和社会购买力及其投向(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购买力等)是否相适应，是整个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场上商品供应和需要状况，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是否相适应，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说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应，是晴雨表，指示器。什么是计划?计划是国家或企业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指导和打算，是主观的东西。主观要作用于客观，它应当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应当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又要对客观现实起能动的指导作用。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求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就是说，何任社会生产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就要求在各个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把它称作是“自然规律”，并且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同上)经济计划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予先制定合理的共同遵守的经济计划，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但是，也必须看到，既然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它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主观反映了客观，计划反映了实际需要，这时，计划就是正确的，人们在执行计划中就会取得胜利。另一种是主观违背了客观，计划不符合实际，这时，计划就是主观主义的，人们在执行中就会碰壁。
那末，计划怎样才能符合实际呢?或者说怎样才使计划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呢?这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符合实际。既然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相适应，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都要通过市场机制，如供求、价格等反映出来。因此，要使计划符合子实际，就必须使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合理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对市场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地分析与予测，人们在制订计划时，才能有科学的经济依据。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基础与指导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计划是在对市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予测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下发展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的。但是，要使计划能够正确地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必须做到以下两条:第一，计划必须有客观的经济依据-一一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对市场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予测。力求使计划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不违背客观规律。它同那种主观主义地制定计划，而定了计划又不管行得通、行不通，硬是要人们执行的那种所谓的计划调节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主观同客的统一，、因而是可靠的、正确的;后者是建立在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之上，因而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计划制定以后要保证计划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同样必须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调节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使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这都是一项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要使计划调节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就必须这样做。
现在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差别，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需要多种多样，具体产品千差万别。，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各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社特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别是直接计划，使计划包罗万象，是做不到的。列宁曾经说过:“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正的计划等于‘，的空想。”(《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如果硬要那么办，就难免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把计划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不是说把什么都包罗在国家计划之内，这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再说，计划并不一定是直接计划，间接计划算不算计划?计划也不一定都是国家计划，地方和企业的计划算不算计划?在实践中，必然是重要经济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主要比例、生产布局以及主要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价格体系、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等，要由国家计划来安排、规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地方要根据自己的地区优势等具体情况，制定比较具体的地方计划，而一些日常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国家计划之外的经济活动，如与企业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经济活动，或者是关系国计民生不十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则由企业计划来进行调节。在这里，价值规律所发挥作用难免就不带有一些自发性。应当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求、价格等变化制定产销计划，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计划。这样，必然是一方面，国家计划只能在调查研究、遵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的、重要的、带方向的规划和指标;另一方面，企业的短期计划，则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其变化，通过签订工商合同和供销合同来制定。
市场调节的主体篇6
「关键词国际调节，国际经济法，规制与保障
一、市场国际化与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
市场是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涵盖着一定社会经济的各行业、部门及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再生产各环节，它是由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及运行组成的一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犹如自然界各个生态系统一般。在同一市场中，各种要素有机联系和制约，形成完整的体系。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经济形态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各国和各地区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相对独立、彼此基本隔绝的市场。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加之资产阶级革命消除了封建割据，各国范围内的各个分散的小市场相互渗透、融汇，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此亦即所谓“国民经济体系”。很早以前，也出现一些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活动。只是由于过去交通、通讯等条件限制，特别是各国政权当局的严格管制，加之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经济自身缺乏强烈要求，跨国境的商品交换长期未得到发展，更形成不了国际市场。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达，科技发展同时还使交通和人们间其他联系工具和方式更加发达，跨国境的商品交换和其他经济交往逐渐发达起来。20世纪终于出现规模空前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并在继续发展。市场国际化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并呈阶段性。如果说中世纪末航海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殖民战争，可视为市场国际化的前奏，那么，19与20世纪之交，轮船、火车、航空及电话、电报业的兴起，以及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正式拉开了市场国际化的序幕。
至20世纪末叶，由于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加之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结束，各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相应放松或取消，为国际经济联系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迅速、全面和深刻的发展阶段。推动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只有它才为全球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因特网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通过点击鼠标即可同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们发生各种联系，实现信息、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通。其速度、规模和范围是过去包括在诸如铁路、航海、航空以及电话、电报等交通、信息条件下所不能比拟的——过去人们所谈论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当时主要还是一种理念化的东西，如今它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一种现实的状态和趋势。市场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系统和体系，其中的各种经济要素的结构比例关系大致均衡和协调，并且是在不断的“不协调——协调——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求得协调；经济的总体运行大致平稳和逐步发展，并且是在不断的跌宕起伏中求得稳定和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其中必然有某种机制和力量在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力量和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多种多样。其中有些是正面起维护、促进作用的，有些则是反面起阻碍、破坏作用的。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能够或起码当初期望能够发挥维护、促进作用的力量和机制，被称为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内部（自身固有）的与外部的两类。内部调节机制主要指市场调节，即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外部调节机制是指诸如政治的、社会的等各种力量和因素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自觉施加的影响。后者例如20世纪以来发生和逐渐加强的国家调节（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计划调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其调节机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场调节。19世纪末出现生产社会化并形成垄断以后，市场机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地调节经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它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发挥配合、辅助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调节机制的二元化。因市场国际化而形成的国际市场，也需要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国际市场的基本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只不过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市场调节。但是，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着诸如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市场盲目性与滞后性等固有缺陷，[1]（p15-23）单靠它难以实现充分和有效的调节；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乃主要由各国的涉外市场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来自各国，他们分别受到各自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仍然受到各国的国家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措施和力度不同，妨碍国际市场上市场机制的统一调节作用，并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各国设置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即如此。因此，国际市场迫切需要有新的调节机制，藉以协调或统一规制各国的国家调节，并弥补市场调节固有的不足。这种调节机制即为国际性调节，或称国际调节。这样一来，国际市场的调节机制便“三元化”了。[2]（p13-18）
市场调节的主体篇7
一、经济法具有分配社会财富的功能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作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法，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对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关问题，这些分配行为被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因此，经济法具备分配社会财富的功能。
（一）规制利益分配是法律本身的属性在阶级社会里，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则体现为承担社会管理的功能。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中存在着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内容，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分配关系也当然地属于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筹，法律是分配行为和分配关系得以发生和进行的制度前提。同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流转过程中，法律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个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实现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具有重要作用。另外，社会财富分配后的结果也需要法律进行确认才能够使社会主体从分配中获得的财富和利益合法化，得到法律的保护。每一种利益资源的分配都需要相应法律规范加以指导，法律为社会经济生产和社会财富创造提供有力的保障。可以说“，法律决定着所有财富的安排”，经济法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也具备分配财富的功能。
（二）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是经济法产生的目的在自由竞争和垄断竞争时期，社会经济的调节是通过供求规律、价格规律、竞争规律等市场机制自发产生的，这种自发产生的市场机制只能给市场主体创造均等的竞争机会，而不能给市场主体创造均等的竞争条件———“人人生而不同”，个体差异会直接导致获取的社会资源多寡不一，竞争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差距；而在市场经济分配机制中，由于资本在生产要素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加上各种垄断因素的客观存在，各市场主体经过一定时期的竞争，逐渐决出优劣，最终的结果必然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以至贫富两极分化，这即是市场经济分配机制自发作用的一般规律，表明市场经济分配机制是一种非均衡的分配机制。此时，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和机制来平衡协调这种非均衡的分配机制，经济法应运而生———经济法是由国家公权力介入到分配过程之中，针对社会关系、分配领域本身存在的不平等，对社会各方利益进行强制性分配，力求实现分配的正义，倡导实质正义的法律。可见，经济法从其一产生就是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目的出现的。
（三）经济法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一种再分配分配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类型:初次分配，属于经济领域的范畴，具体指生产过程中生产力要素之间的占有、使用关系，仅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影响。再分配，是指以初次分配结果为基础，在各收入主体之间进行的各种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分配过程。在进行社会财富分配时，基于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而进行的利益分配是首先应该采取的分配方式，属于对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这次分配主要是在社会经济中个体之间进行的。这次分配注重的主要是效率问题，可以有效地保护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在短时间内把财富极大聚集，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但是，市场机制以及市场经济分配机制本身固有的缺陷无法解决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而经济法恰恰就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而产生的：国家利用公权力对分配关系进行再一次调节，这次的调节是对市场机制下自发调节完成后的对现有分配结果进行的再一次分配，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实质的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
二、经济法对社会财富分配功能的实现方式
在一个发展成熟的商品市场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很多问题它可以通过对自身的机制进行修补和调节而得到解决；但是当市场秩序混乱、竞争失效、甚至市场失灵时，单纯地通过对市场机制的维护来保持分配机制的公平就远远不够了，国家就需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及时介入，尽可能规避市场调节所出现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经济法作为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介入程度，而经济法主要是由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宏观调控法三大体系构成，因而其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主要通过对市场行为进行规制、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参与投资经营以及对国民经济整体进行宏观调控来实现的。
（一）市场规制市场规制主要是利用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调节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和完善。市场规制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着重强调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市场规制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它通过规制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整市场规制关系，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机制，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最终不断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克服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二）国家投资经营国家投资经营是国家以经济主体身份直接参与某些经济活动，是对市场唯利性缺陷的克服，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调节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国家投资经营的领域，主要是那些利益不大或者没有利益的但不可或缺的领域，如社会公共和公益事业以及需要大量资金长期持续投入的高科技领域，这些领域如果依靠市场调节机制来获取资金，将会成为被市场遗忘的角落。此时，国家必须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经营，以保持领先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确保社会稳定和发展；另外，国家投资经营能够发挥财力优势，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消除区域发展差距等方面也非常有效，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对地区差异、行业差距进行有效调节。但是，国家投资经营的投资主体、进入区域、进入规模、原则、时机以及国家资本退出的时机选择、领域等方面，要有法律作为依据，要防止形成新的、不应有的国有资本垄断。我们应当注意，国家投资经营是对市场固有的唯利性缺陷的弥补，因此应该把国家资本保留在“我必须做”的领域，不应该是“只能我做”垄断领域，要避免国有资本与民争利。同时，国家投资经营要以市场调节为主导，要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作用。
（三）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国家从“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各方经济利益”的角度，通过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引导和干预，运用计划、财税、金融三大类调控手段对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行的调整，弥补市场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使社会财富和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相对公平的分配，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得以实现。事实表明，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全球化需要国家对本国经济的调节从全局和总体上统筹兼顾，有效调节，宏观调控法正在成为当代各国经济法的核心———宏观调控行为是现代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形式，也是经济管理行为的最高形式。如何把握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时代性课题，两者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各有长处，着力点各不相同。宏观调控涉及到国家公权力的调控行为以及受宏观调控影响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两个领域，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就是将两者在法律和科学的限度内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保障公权力的正当、合法和高效率行使，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市场规律为基础，充分合理地考虑和照顾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赵玉琳，郭连强.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基本特征[J].中国流通经济，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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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的主体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
中图分类号:F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干预机制的要求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自由化为要旨,倡导供求关系以市场自动调节为准,即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虽然商品市场会出现暂时的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但是市场利用价格等调节机制最终会达到结构均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国计民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由于过去的市场经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因此,这一尝试需要摸索着前进。微观规制的作用在这里就凸现出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针对具体市场行为主体进行调控的机制。只有具体行为主体处于良好的运行当中,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打下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需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二、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一)宏观调控的有效开展
1.作为政府用来调节市场行为的主要方式,在运用宏观调控时要注意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结合。行政手段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和执行性,因此调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时期内使用,并且在运用时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就会造成市场的结构失衡。经济手段是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手段,尊重市场机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场自身发展的程度较高。法律手段是三种手段中最强硬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要求,还要维持“政府调节资源”的实际,这一手段的运用是必须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将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而高效地运行。
2.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面对当前中国市场全新的特点,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国际国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提高调控的频率,拓宽调控的范围,还有加大调控力度。频率上,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频率,还有及时地优化信贷结构,为保持经济平稳有效地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围上,由于经济危机的国际化传导,我们要增强对出口相关政策的调整,还要加强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上,大规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减税,是重要的调控方法[1]。
(二)微观规制的合理运用
1.将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结合起来。经济性规制主要是规制具体的某一行业,社会性规制从社会整体范围上出发,面向全社会的企业和消费者。经济性规制以保证经济有效率地运行为目标,而社会性规制是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性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基础,做好了每一行业的企业行为约束,就利于社会整体性的规制;同时,社会性规制搞好了,为经济性规制打下了坚实的后盾[2]。
2.进一步改善微观规制。这里的“改善”,包括规制的范围、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要设立反不正当竞争的专门机构或部门,而现在有了《反垄断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设立反垄断的专门组织和机构[3]。
(三)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各有特点,一个“大处着手”,一个“小处着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国家,整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的干预,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因为市场是由很多具体的经济主体组成的,对于市场的干预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对具体经济主体的约束,即微观规制;另一方面,微观领域的市场规制并不能适应主体构成的市场,市场结构、就业、收支平衡等总量问题,需要宏观调控。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一体”的“两翼”,保证了“两翼”的“完好无损”,才能使整体“翱翔”,即保证了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喻新安.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特点[J].企业活力,2009,(3).
市场调节的主体篇9
关键词:公共财政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这种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构建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核心内容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在我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只有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才能建设我国的公共财政。
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调节的主体篇10
关键词：经济市场化 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机制
一、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经济市场化，是指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居于基础地位，起着主要作用。直到20世纪末，东西方国家的人们终于认识到：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拥有的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其无与伦比的功能优势在于借助价格机制的作用，把经济人的理性利已行为转变为利他行为，并自动实施供求调节，实现经济运行的瓦尔拉均衡和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近30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完成了初创阶段，经济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经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初步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微观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对调节商品供求、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在较大程度上相互沟通；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和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累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初具雏型；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经济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制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
市场机制由于它自身的功能和作用，虽然在实现社会资源配置方面有着无以伦比的长处和优势，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就能够充分达到社会资源宏观配置和利用的最优化。由于市场机制带有一定的自发性、滞后性等特性，容易引导各经济主体偏好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这就不利于生产力布局，重大产品结构的调整，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同时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也容易导致垄断，造成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从而影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和稳定性；市场机制也难以调节社会收入的公平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所以，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在1930年代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曾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一种自我调协的机制，只要合理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然而，三十年代大危机，宣告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破产，在此之前，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萨伊的“供求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其实质都在于表明这样一种相同的认识，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大危机的爆发，使鼓吹自由放任者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接之而来的，便是以政府干预和调控经济为核心内容的“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学派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并不那么完美。一方面由于价格机制在某些重要的市场上并不具备伸缩自如、灵活反应的调节能力；另一方面，从供求机制来看，由于不同经济主体在实现其经济利益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故市场自发力量并不总能保证使总供求在充分利用资源的水平上相一致。为此，政府必须担负起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去充当协调总供求关系与维持力量平衡的砝码，发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推进器作用。只有政府通过市场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手段有意识地影响和调控经济，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才能在充分保持其微观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宏观上符合社会意愿的稳定发展的目标。
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互补性和共融性。统一性指宏观调控机制的运用不是脱离市场和破坏市场。而是面对市场，以市场作为宏观调控对象；宏观调控的作用是为了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并为之创造有利的条件。互补性指宏观调控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为了弥补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克服市场的功能性紊乱，以校正“市场失灵”，共融性指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市场经济的参数，即政府通过市场经济的参数来诱导市场变量，进而通过市场变量发出信号来引导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从而使市场机制的运行符合宏观调控的意图。总之，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市场调节基础作用之上的。政府宏观机制，对市场机制来说，主要是发挥补偿性、导向性功能，从而使市场经济能克服自身的缺陷，更加健康地发展。
三、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注重宏观调控机制建设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更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管制的首要任务是填补改革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规则逐渐被废除，市场经济规则尚未建立起来时所形成的规则真空，并在填补规则真空中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必须重视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
首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一样，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它有不同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向。市场机制在调整异常复杂的经济活动方面有它的优点，但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特征的，各经济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难免盲目竞争，造成经济失衡，甚至发生经济危机和无政府状态，所以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作为指导。
其次，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都是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手段，一只是“看得见的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单靠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自有它的局限性，还必须要用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在这方面，宏观调控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都具有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但它们各自的着眼点、作用的层面和范围不尽相同。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具有信号灵敏、变化迅速、效率高等明显的长处，但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国家宏观调控能够从社会全局出发，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内规划、调节资源配置，发挥宏观主导作用。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经济总量协调平衡，重大比例和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兼顾，国土整治与地区经济布局，这些方面的配置单靠市场机制是调节不好的，只有既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发挥国家调控的主导作用，才能从总体上指导好社会经济的运行。
第四，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一样，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具有市场机制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处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由此可见，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市场经济是有管理，有调控，有章可依，有序可循的经济；宏观调控应贯彻于市场经济的始终，贯彻于市场经济整个活动的过程，贯彻于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只有把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密切配合，共同协调，整个社会经济才能顺利发展，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四、未来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调控机制建设
要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使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在市场机制建立的基础上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在完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原因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旧经济体制，需要建立不同与过去用计划来调控经济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通过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来保证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保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调控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把握和规划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机制建设：
第一，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是硬道理，也是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目的和必要条件。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就是使经济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均衡发展；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也为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提供必要条件，因为加大改革力度都不能孤立地静止地进行，宏观调控是在动态中进行的。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进行。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发现经济运行中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使宏观调控更有针对性，更见实效。必须看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展使经济总量、经济实力、社会财富不断增大，因而也为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因此，持续快速发展，既是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目的，也是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条件。
第二，宏观调控机制建设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以行政和法律手段为辅。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出现比例失衡或者出现重大问题，往往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中，往往缺乏经济手段的经验。因此要在加强体制转变的同时，逐渐积累宏观调控的经验，不断吸取教训；同时进行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相配套的环境，加强对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的监管，维持市场秩序，保证经济参与者的公平竞争。
第三，宏观调控机制建设必须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一致。注重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通过分权化改革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由于分权化的决策更倾向于反映地方的需求和优先权，从而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但是宏观调控建设中，在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中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保留其因地制宜进行思考和发挥作用的同时，必须使其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一致。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角色和职能，保持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方向相同，步调一致，才能达到既定目标，防止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打折扣。
第四，强化区域空间调控，使之与经济发展战略相衔接。强化对空间开发、空间结构的引导，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对各类区域将会提出不同的管制原则，这些原则完全可以作为落实宏观调控措施的重要依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方面的基本理念，都是要通过明确国土空间开发战略，对空间要素进行整体谋划，科学引导空间开发行为，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实现支撑经济发展、促进国土均衡开发、缩小区域之间差距的目标。
在我国，区分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功能。东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则政府更着重于城市建设、管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西部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参与上更深一些，要更多地引导和推动群众进入市场经济。同时针对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国家要采取较有针对性的投资、财政等政策，对落后地区予以支持。
第五，宏观调控机制建设必须降低调控成本，提高调控效益，重视滞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