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解协议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仲裁
[Doi]10.13939/ki.zgsc.2017.08.138
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地方区域经济合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的区域经济合作为典型代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不免发生争议，区域经济合作争议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社会纠纷，对该争议无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而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尤其是仲裁对其非常适合。本文试就仲裁方式解决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优势及其制度构建，进行初步的探讨。
1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解决方式
区域经济合作的目的是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和合作，协调、统一区域内各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消除地区行政壁垒，促进市场要素的流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减少、消除因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政策差异所导致的发展不平衡，促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1]区域经济合作是通过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之间签订并履行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形式实现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议是指在经济区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特定经济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为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并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其职权范围内，经过相互之间的平等协商，就特定经济领域内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的合作和政策的协调，达成一致而订立的协议，区域经济合作协议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表现形式。
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计划和政府间的协调手段，而是着眼于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消除区域行政壁垒，提供以统一的经济社会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内无差异的、统一的公共产品，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达到企业发展、地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需要有稳定的形式和依据，因而，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订立和履行，对于明确作为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的各地方政府的义务和职责，切实保障地方政府相关义务和职责的履行，推动区域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相关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如区域经济合作协议本身内容的不完善、不明确、不具体，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的减弱，或者短期内地方利益受到影响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不同的认识，或者对合作协议本身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有可能对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履行和区域经济合作目标的实现造成一定的障碍。如果作为协议一方主体的地方政府由此违反合作协议，势必会对严格执行协议的其他合作方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通常表现为整个行政区域内的某一行业或某些行业经营不畅，甚至无法经营，其危害程度远比普通民商事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要严重得多。因此，建立稳定、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协调和解决机制，对于保证各成员方切实履行区域经济合作协议规定的义务，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政策的真正协调和统一，有效减少和消解区域内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形成区域内统一的市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稳定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其主要内容当然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推进机制，即如何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消除因不同行政区域造成的行政壁垒，实现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但其中也应包括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协调和解决机制，以妥善解决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消除合作各方之间的分歧，确保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协调和解决机制应成为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般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机制应包括中央政府指导、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和中介组织的协调三个层面。[2]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区域经济合作争议即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的解决上，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协调和解决机制主要是通过中介组织实现的。
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从形式上看是各方主体之间平等协商的结果，符合民商事合同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其主体是行政机关，所处分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因而与普通的民商事合同又有区别，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较为典型的行政协议或行政协定，其实质是一种以公务协助为内容的抽象行政行为，因而与一般的行政合同也存在较大的差异。[1]对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履行^程中产生的争议，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同时，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作为一种行政协议，其争议也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我国的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是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就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行政争议。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中，缺乏对行政协议争议的诉讼程序规定。对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等行政协议争议只能通过非诉争议解决方式即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处理，由引起争端的行政协议各方通过协商、斡旋、调解、调停、仲裁等程序解决。
对区域经济合作争议，首先应由合作各方通过地方政府首脑会议、联席会议或专门设立的协调机构、工作机构内的各方代表协商处理，也可以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机构或区域经济合作职能机构调解处理。但我们认为，在各种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中，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以仲裁方式解决区域经济合作争议，应成为一种主要的、常态化的争议解决方式。
2仲裁方式解决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优势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表现为现阶段的中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利益格局和利益调整复杂，大量新型的经济、社会纠纷不断涌现，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而传统的司法审理程序由于难以突破制定法既定的法律渊源框架，在解决新型社会矛盾和争议中捉襟见肘，从而为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此相适应，法律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公法、私法的泾渭划分渐趋模糊，各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争议解决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明显。在各种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中，最为典型和重要的莫过于仲裁，通过争议双方的一致意愿，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给双方都同意的中立的第三方裁决者，居中裁决以解决争议。
大陆法系国家将民事与行政截然划分，公法与私法界限分明，这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以及法律社会化、公法与私法融合的趋势和社会现实相悖。公法、私法融合，社会法的产生，为争议解决实践中重新审视民事争议的内涵，扩充民事争议的范围，并基于公正、平衡的要求，不拘手段对任何内容的社会关系或事务进行综合调整奠定了基础。法律社会化背景下出现的大量新型经济社会纠纷，更需要综合调整的纠纷解决思路和机制。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本无“公”与“私”、民事或行政之分，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或行为属于何种性|或应由哪个法律部门调整，并不存在某种客观、统一的标准。[3]法律的高度社会化，导致以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抽象性质来区分法律部门并采用不同的调整手段，已不具有多少实际意义，取而代之的，应是对各种社会关系不惜运用多种法律调整手段加以综合、统一的调整。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律社会化的背景下，应从“大民事”的法治机理角度，基于“大司法”的理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和各种非正式社会规范的实现机制，全面重构新型经济社会纠纷的解决之道，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得立法无须在制度上作重大的变革，即可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仲裁正契合了这种理念，以其独特的优势，适应了新形势下多元化解决社会经济纠纷的发展趋势。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多元主体已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多的层面上参与到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导致各种公、私交融的新型经济社会纠纷不断涌现。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司法机关并不具备审查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政治前提，也不具备司法审查权，相反，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有时却需要以政府抽象行政行为作为法律渊源。在这种背景下，司法机关处理各种公、私交融的新型经济社会纠纷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而仲裁制度却能够发挥更大的制度贡献，为审查政府的经济行政行为，为“官”与“官”之间、“官”与民之间的纠纷解决，提供更多司法外解决的制度选择，从而为国家经济、法律政策的实现，提供更多的途径和方式。
对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中国而言，包括仲裁在内的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的另一重要的制度功能，在于其无须严格遵循制定法的法律渊源，也无须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证据规则和先例，而各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中的运用得到长足发展，使得争议解决方式更为灵活和有效。因此，其对于新型经济社会纠纷的解决，先天地具有了创造性的制度功能。近几年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有了重大的发展，地方政府之间签订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立法，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处理中缺乏现有法的渊源，已是不争的客观现实。这使得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履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员方的诚信，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方的协商结果，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实际约束力的“软条款”。但仲裁对于缺乏现有法律规则的经济社会纠纷，仍然能够基于平衡、公平、正义的理念，探究法律的精神和当事人的真意，作出公正的并能为当事各方所共同接受和信服的裁决，因而仲裁对于区域经济合作争议之类的经济社会纠纷处理，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行政主体之间签订的行政协议中，成员方违反约定应承担怎样的违约责任，应是行政协议的必要条款，也是强化行政协议约束力的重要保障。行政协议作为公法契约，与私法契约有着很大的差异，违约责任的具体形式应有所不同，比如成员资格的丧失、经济合作的终止和中断，还有其他的合法制裁。但是，在我国已缔结的行政协议中，却往往找不到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4]当然，即使责任条款设计得再完善，行政协议成员之间的争端也不可避免。对此，以仲裁方式解决包括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在内的各类行政协议争议，也具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其能够基于公平、公正的理念，根据事实和客观需要，合理确定违反方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应采取的补救措施，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目的。
在当今社会，仲裁解决争议所具有的快速、专业、灵活、保密、一裁终局等优势，更是已成为法律界的共识，也为争议当事人所称道。在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解决中，对主持者的专业性和对争议事项的熟悉程度要求更高，同时对于争议事项的保密性也有很高的要求，仲裁解决争议的特点正契合了这些要求。参与仲裁解决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仲裁员应是中央政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机构和区域经济合作职能机构的领导，以及知名的区域经济专家、学者，知名的法律界人士，具有丰富的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又精通法律理论和知识，能够对区域经济合作争议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对争议各方进行深入的案情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各方作一定的说服、教育工作，使争议各方在明辨是非、对错的基础上，互谅互让，从而有效地调停争议，并有助于维护争议各方之间的关系，使得争议各方之间存在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3仲裁方式解决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制度构建
解决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仲裁方式，无非包括两种，即常设仲裁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有学者提出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中介组织协调机制，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召集成立“省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建立协商仲裁制度，对省际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或产生的经贸争端进行仲裁并督促实行。[2]此即为设立常设仲裁机构的设想。
目前，我国境内的仲裁机构是指各地设立的仲裁委员会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设立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范围包括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不包括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以及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即按照《仲裁法》的规定，我国的仲裁是指常设仲裁机构的仲裁，不包括临时仲裁，仲裁受理案件的范围仅包括民商事案件。因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发生的争议，不属于民商事案件，因此不属于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范围，仲裁机构无权受理。因而，设立“省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专门对区域经济合作争议进行仲裁的设想，有其一定的可行性。
虽然我国《仲裁法》未规定临时仲裁制度，但在商事仲裁理论上，仲裁应包括常设仲裁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两种情况。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实践上，仲裁机构不仅包括常设仲裁机构，而且也包括临时仲裁机构。临时仲裁也已成为国外民商事争议解决的通行做法。我国《仲裁法》未就临时仲裁作出规定，不能不说是立法制度上的缺憾。在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比较普遍的背景下，对于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解决而言，承认临时仲裁在仲裁制度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已势在必行。
临时仲裁是指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为了解决该特定协议项下的争议，专门设立仲裁庭所实施的仲裁活动。临时仲裁机构的职能就是专门解决某一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当仲裁庭对该协议项下的争议作出裁决后，使命即告完成并即行解散。由于临时仲裁机构是为审理某一特定争议案件而临时设立，因而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章程和规则，在实践上，凡是与仲裁审理有关的事项，包括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地点、仲裁适用的规则等事项，都由当事人事先在仲裁协议中作出约定。
临时仲裁的主要优势在于：第一，在程序上比较灵活，争议双方可以就与仲裁有关的任何事项，包括仲裁费用等，作出约定；第二，可在一定条件下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仲裁费用的开支。此外，临时仲裁机构还可以减少常设仲裁机构的一些内部管理方面的复杂手续。当然，临时仲裁优势的发挥，有赖于争议双方真诚地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强烈愿望，并将此愿望付诸实施，当事人与其律师之间、当事人及其律师与仲裁庭之间实现密切合作，本着尊重事实和法律、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的原则，使争议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有这样，仲裁解决争议的效率、公正和经济的特点才能得以真正的发挥。[5]
就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仲裁解决而言，虽然设立专门的常设性仲裁机构，由其进行仲裁处理，有其一定的可行性，然而考虑常设性仲裁机构的运行成本，以及设立后的业务量、受理区域经济合作争议案件的数量等因素，并不是十分理想的做法。我们认为，临时仲裁应更为可行。中央政府设立的区域经济合作职能机构可以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专家库，并制定区域经济合作争议临时仲裁规则，在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发生争议，当事各方一致同意通过仲裁处理时，向争议各方推荐适用临时仲裁规则并发送专家库名单，由争议各方按照仲裁协议的约定以及临时仲裁规则的规定，确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由仲裁庭按争议各方认可的临时仲裁规则的规定进行裁决。而区域经济合作职能机构应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争议的各方自行协商处理争议时，区域经济合作职能机构也可以向争议各方发送专家库名单并推荐相关专家，或者由争议各方自行选择相关专家，由相关专家帮助进行协调，以便能通过争议各方的自行磋商、沟通，达成一致，妥善处理争议。而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区域经济合作职能机构的协调职能，并实现协商与仲裁的有效对接。
参考文献：
[1]朱颖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性质的法理分析[J].暨南学报，2007（2）：86-90.
[2]豆建民.我国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对策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30-33.
[3]廖娟.论证券仲裁制度的建立――兼论新型经纠纷的司法与司法外解决[J].西部法学评论，2009（4）：65-71.
经济调解协议篇2
一、当前两岸商标交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10多年来，两岸间申请商标注册的数量逐年增加。台商来大陆申请注册商标早在1999年初就达2760件，此后每年有增无减，目前台商在大陆的商标注册申请件数已经超过美国、日本，跃居第一位。随着两岸经济交流的深化，台商除在大陆注册商标外，还积极参与大陆的驰(著)名商标的申报。截至2006年10月，仅福建省台资企业就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件，占全国台资企业拥有驰名商标量的40％。此外，“冠捷”、“东南汽车”等一批台资企业还拥有著名商标。受台湾方面的政策影响，大陆到台湾地区申请商标的数量相对较少，但随着台湾新执政当局对大陆经贸政策的积极调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将日渐紧密，大陆到台湾地区申请商标亦将不断增多。
商标权是指法律赋予商标所有人对其注册商标所享有的支配性权利。它是由商标主管机关依法授予商标所有人并受法律的保护。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岸间的商标权纠纷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由于两岸商标制度差异而引发的纠纷十分突出。例如，依大陆《商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而台湾地区“商标法”则未有此项禁止性规定。一些台商因不了解大陆的商标制度，以地名申请商标注册，如以“岁马”、“好莱坞”、“富士”等地名到大陆申请商标注册而被拒绝。较典型的是“金门高梁酒商标注册案”。台商于1999年7月7日开始向国家商标主管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所属商标局申请“金门高粱酒”商标注册，但是在注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法律障碍。依据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为商标名的商标，在1982年《商派法》颁布之前注册的可以继续使用，新注册的则严格限制。但由于地名的问题和有台商以“金门王”商标抢注在先等问题，国家商标局曾三度驳回。经两岸有关部门多次协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根据台湾酒品商标名的实际情况，认可“金门高粱酒”在两岸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是“具有其他含义”的商标，准予注册，并撤销了由台商抢注的“金门王”酒品商标。“金门高梁酒”注册申请案最终获准取得商标注册证。类似情况的还有“台湾啤酒”，该商标早于10年前已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出了注册申请，由于该商标中使用的“台湾”为地名，依大陆商标法的规定不能注册与使用。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与中华商标协会进行了多次沟通，了解了该商标使用的历史及台湾地区所取得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等情况，在商标局经过几年的调查之后，最终于2009年5月6日核准“台湾啤酒”商标注册。这两个案例说明大陆的商标保护制度在不断健全以及对台商合法权益的保护十分重视。但是，也反映了两岸在商标法律规定上的差异和两岸有关部门在两岸商标权保护问题上加强沟通协凋的必要性。
此外，两岸抢注商标等商标侵权案件也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发展不断增多。如大陆的“五粮液”、“酒鬼”、“娃哈哈”等商标被台湾厂商抢注；台湾则诉台湾的“掬水轩”、“康乃馨”、“青蜒”、“梨山”、“溪头”、“日月潭”、“阿里山”等较有名气的商标在大陆被抢注。大陆2005年开始开放部分台湾水果零关税进口后，大陆市场上也出了不少仿冒的“台湾水果”。
二、国际区域性商标权协调保护与启示
2008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期待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经济合作制度化。两岸可以为此签定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这是大陆首次明确提出两岸签署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概念，表现了积极务实的态度。在竞选期间，提出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eCa)的构想，在其当选台湾新领导人后，立刻表示要落实选举政见，但遭到泛绿人士的强烈反对。为平息争议，获取共识，马当局将综合性经济协议更名为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并多次通过电视专访与记者会向民众说明CeCa(eCFa)的政策意涵，台湾相关行政部门也不断进行舆论宣导和举办座谈会寻求共识。目前签署CeCa(eCFa)已成为两岸的共识。然而，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就必须在该区域范围内消除由关税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对区域贸易所带来的阻碍和人为的市场分割。而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所具有的专有性、地域性特征，必然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带来阻碍，造成市场分割。因此，各国或地区在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协调保护问题，甚至把它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各区域性经济组织也都根据其自身一体化的进程和要求，相继建立了区域性的商标权协调保护机制，最典型的是欧洲联盟。早在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生效后，就有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共同体商标法的设想。1984年6月拟定了《共同体商标条例(草案)》，但各成员国对该条例涉及的诸多具体问题存在较大争论，以致欧盟协调其成员斟商标法律制度的进程极其缓慢。欧洲议会以及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认为，共同体商标制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各国《商标法》进行协调和创建一个可以通过单一程序取得共同体商标权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当单一的共同体商标体系的建立阻力重重时，协调各成员国商标实体法就成了必然的选择。1988年，在总结和提炼《共同体商标条例(草案)》的基础上，欧共体理事会制定了《缩小成员国商标法差别的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应当最迟在1992年底之前，按该指令设定的政策目标修改其国内法律、条例及行政规章，使其与指令相符，并将转为国内法的指令内容付诸实施，以求得各成员国商标法的趋同和一致。1993年12月，欧共体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共同体商标条例》，并于1994年2月实施。依该条例的规定，欧共体将建立统一的商标注册制度。一件商标只要经位于西班牙阿利坎特的欧共体“内部市场协调局”核准注册，就成为共同体商标，可以在整个欧共体范围内有效。上述区域性商标制度协调机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商标权协调保护经
过长期的实践和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两岸商标权制度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1、商标权保护协调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交流合作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19世纪60年代，随着商品生产和交通通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国对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跨国保护的要求更加强烈，在各国的努力下，一系列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公约相继诞生。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区域性经济组织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也签订了一系列区域性的商标权保护协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商标权与区域经济和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商标权保护协调已成为现代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协调的产生及其发展趋势表明，商标权保护协调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交流合作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
2、不同法域之间商标权制度的差异和冲突只有通过协调才能予以解决。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标制度都是与该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由于各国(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在商标权的保护对象、保护期限以及权利的取得方式等的规定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只有通过协调各国(地区)的商标制度，才能比较有效地解决商标权地域性的限制以及不同法域商标制度差异的冲突问题。
3、建立商标制度协调机制必须坚持平等协商原则。国际区域商标制度协调的经验表明，在不同法域间建立商标制度协调机制，必须平等协商。平等协商意味着双方应在平等基础上就建立商标权协调保护机制问题，共同协商，达成共识。
4、建立商标制度协调机制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国际区域商标制度协调的经验表明，建立商标协调保护机制是一项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在一开始就建立起健全的、完整的协调机制体系既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应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循序渐进，逐步完善。
三、建立两岸商标协调保护机制的构想
(一)建立两岸商标协调保护机制的步骤。
根据国际商标制度协调合作的实践经验和两岸关系的现状，建立两岸商标协调保护机制可以依以下步骤进行：
1、建立共识。建立共识是建构两岸商标保护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前提条件，只有在两岸都意识到两岸商标制度协调与合作是两岸的共同需要并都愿意为此而协商时，两岸的商标协调才有坚实的基础。建立协调机制可以降低互相合作的成本，增加合作与交往的信赖度。两岸商标权关系与两岸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且商标制度协调与商标权保护合作问题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难度较小，而其紧迫性又表现得日益充分，因此可以把建立两岸商标制度协渊机制作为突破口，从中积累经验，为两岸其他经济领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
2、对话协商。两岸商标制度协调机制是在两岸形成共识基础上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的实现必须通过对话协商才能完成。2008年6月，中断长达9年的“两会”商谈重新恢复，2008年6月，两岸两会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及《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两项协议，在一年多来的时间里“两会”已经签署了9项协议1项共识。在“2009年两岸商标研讨会”上，台湾海基会江丙坤董事长提出，要促进两岸商标领域制度性、机制性的交往，在下半年陈江会谈中，要在两岸经济合作协议框架下加上商标领域交往的内容，以便更好发挥商标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目前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成为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障碍，两岸相关部门应尽快就两岸商标权保护问题作出具体规划，以确保两岸经贸交流有序、稳定发展。
3、签订协议。上世纪以来，一些全球性组织和众多区域性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全球性、区域性协议将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保护原则、规则加以规范化和程式化，维持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有序、稳定发展，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协调逐渐扩大，程度日益加深。目前两岸“两会”已经签署了9项协议1项共识，这些协议为促进两岸正常交往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为两岸签订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两岸可以在对话协商的基础上根据客观需要和条件就共同关心的商标权协调保护问题签订相关协议。
4、组建机构。经济领域内的协调机制不是经济的运行机制，而是具有某种制度性特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关系的调节形式，所以它们总是与一定的规则和组织形式相联系的。国际经济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机构性协调机制，它以国际经济组织为代表；二是具有“模式化行为”特征的灵活协调机制，它多为多边国际会议的形式，一般是针对世界上随时出现的国际问题和矛盾进行干预和调节。近代世界经济领域中出现最多的是机构性协调。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本身是有形的，比较容易把握，而且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目前两岸尚无成立商标权协调保护机构，因此，两岸应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职能机构，研究有关商标权协调的政策和机制，负责两岸间的商标权协调的具体事务，以保障两岸商标协调工作能够持续、有效地不断推进。
(二)建立两岸商标权协调保护制度的模式选择。
鉴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两岸商标制度的协调应根据两岸关系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进程，分别采用以下协调方式：
1、采用冲突法协调方式。鉴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目前可以采用单方面制订冲突规范的协调方式解决两岸间的商标法律冲突。长期以来大陆就是推定适用《民法通则》第8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则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目前继续采用类推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方式解决两岸间的商标法律冲突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经济调解协议篇3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就业的主要渠道，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关乎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我市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职工对获得公平公正、实现全面发展的期望比以往更高，劳动关系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态势有所凸显。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劳动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尚不健全，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劳动争议仍易发、多发。企业是争议产生的源头，也是矛盾处理的主体，在企业建立完善协商调解机制，以柔性方式将争议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企业内部，成本最小，效果最好。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劳动争议协商调解机制，提升企业自主预防解决争议的能力，有利于建立起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为全面建成“幸福”、“实力”、“生态”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及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进一步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网络
各镇区街、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辖区、本部门不同规模非公有制企业实际，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帮助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内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网络。本年度10月1日前，各镇区街商会（协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建率要达到100%；大中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建率要达到90%以上；有分公司、分店、分厂的企业，要在分支机构设立调解委员会；企业要在车间、工段、班组建立调解小组，建立起企业内部调解工作网络。各商会（协会）要加强与小微非公有制企业的联系指导，逐步建立起区域性、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截止今年年底，要形成企业、商会（协会）、镇区街调解组织与市仲裁机构协调配合的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工作网络，建设一支公道正派、热心调解、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调解员队伍，实现非公制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全覆盖的工作目标。各有关部门负责督导下属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组建工作，各镇区街商会（协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负责督导本辖区内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组建工作。
三、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工作机制
各镇区街、各有关部门要指导企业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劳动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员促进劳资双方沟通协商的作用，采取召开劳资恳谈会、劳资协商会以及设立意见箱、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就劳动条件、劳动报酬、职工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听取职工意见，及时了解掌握并认真研究解决职工的合理诉求。完善职代会、厂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各商会（协会）、要依托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切实加强对本行业、本区域内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工作的指导。今年年底，要在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建立起分类处理、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的争议自主协商解决机制，在人社局、工商联等相关部门建立相互联系、协同配合的争议预防处理协作机制，在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和非公有制企业之间建立密切指导、调裁顺畅的衔接机制。
经济调解协议篇4
一、法官的角色定位
在提倡多元化纠纷解决的今天，法官主持下的行政诉讼调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实现“三赢”:原告既能实现诉讼目的，又能节约诉讼成本;被告行政机关能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行政争议，本着求得谅解的精神与原告行政相对人处理好关系，主动纠正错误，解决行政诉讼争议;法院可以对调解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并能监督调解协议的执行。在这个机制中，法官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发挥法官在调解中的指挥、调控、审查、监督作用，通过沟通斡旋促使原被告自行达成调解协议;另一方面，法官应该尊重当事人的自愿和合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当事人之上。因此，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中如何发挥法官的作用，限制法官的权力，是调解得以实现的关键。
(一)法官的作用
1．确定调解范围
作为行政诉讼调解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受职权法定原则限制，不能超越职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不能放弃职责。目前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行政机关对该公权力的行使具有处分权，其在调解中的‘妥协’或‘让步’必须在法定权限之内。其表现在行政诉讼调解中就是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只有当事人有妥协让步余地的案件才能适用，法官应当根据个案予以判断，这是法官在调解中的首要职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或许某些案件不宜通过调解来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此类案件都不能调解。或许就案件的种类而言，存在着某些种类案件总体上不适宜调解，但对于具体的个案而言，却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有着相异的案情。因而，我们或许无须煞费苦心地去定义或者找寻出哪些种类行政案件适合或者不适合调解(因为这种努力可能永远不会成功)，而是应把这样的权力预留给睿智的法官，由他(她)根据个案的情况和社会因素去决定是否需要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②同时，对于符合调解条件而当事人没有申请调解的，法官有告知义务，当事人可根据需要自愿决定是否采用调解作为纠纷解决途径。
2．提供调解环境
受中国传统厌诉、息诉观念的影响，若非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当事人是不会选择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行政案件尤其如此，双方如能合意解决纠纷，行政相对人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行政机关告上法庭。因此，在行政诉讼调解过程中，法官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能心平气和解决争议的平台，让双方暂时放下成见，通过沟通、引导，及时发现争议焦点和分歧所在，为当事人尤其是行政相对人解释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促使双方协商、对话，早日解决争议。有的学者还认为，在必要和可能时，法官可以提供调解方案，根据其对案件基本事实的把握和法律适用的见解提出关于调解内容的建议，为当事人提供权威性的调解意见，供当事人协商讨论。③这一作法，得到了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的认可，其理由在于法官提供的调解方案仅具有参考意义而没有强制性，调解协议最终能否被采纳仍然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志。但笔者认为法官在调解中的作用主要是引导、沟通，促使双方自行达成调解协议，而不是替当事人出主意。研究数据已经表明，如果调解建议是由法官主动提起的，那么当事人就很难拒绝，即使是一个不太满意的调解方案，当事人也可能迫于压力而接受。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调解的自愿性，调解的发起和协议的形成过程就必须牢牢掌握在当事人的手中，而不是法官的手中。④此外，在中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法院的人、财、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法官在调解中很难做到绝对的中立;再次，“调解需要一种高于‘运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巧”⑤，也不是每个法官都具备提供完美调解方案的素质和能力。因此，现阶段，笔者不主张法官积极提供调解方案。
3．审查调解协议
行政诉讼调解过程中，虽然法律规定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但事实上二者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自身实力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原告很可能被胁迫、被欺骗、被引诱达成某种不平等的调解协议。被告也可能为了规避败诉的风险，把法律授予的权力拿来与相对人做交易，出卖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了维护原告、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一个原被告双方都同意的调解方案，法官也有否决权。审查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这是法官在行政诉讼调解中又一重要职责。审查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原告有没有被欺诈、被胁迫;当事人尤其是行政机关对调解标的是否具有处分权;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等。但此处的“合法性”审查并非严格的实体合法性，调解的“合意性”决定了调解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而没有必要像判决那样清晰明确地界定权利义务关系。
(二)对法官权力的限制
1．赋予当事人对主持调解法官的回避权
在中国，行政权力过于强大，法官缺乏必要的权力和足够的权威，尤其在立法滞后、法律规定模糊、事实把握不清的情况下，法官更是裁判信心不足，一旦裁判有误，即会出现与被告行政机关关系的困扰，原告上访申诉的压力，上级法院改判的风险，内部考核机制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法官往往趋利避害，热衷于调解而不是裁判。如果法官违背当事人意愿强制调解，当事人有权拒绝甚至可以申请法官回避。有的学者建议借鉴外国经验，考虑审判法官与调解法官的分立，使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相对分离。⑥笔者认为，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考量，调审分离当然更能避免审判受调解先入为主的影响。但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来看，成本最小也最容易实现的还是赋予当事人对主持调解法官的回避权。
2．赋予原告反悔权
在行政诉讼调解中，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对等，且在不少司法案例中，法官与被告行政机关一道“压迫、引诱”原告达成调解协议。为了限制法官的权力，保证调解的自愿性，有必要赋予原告反悔权。反悔权即人们对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先行为的否定权，民事调解中的反悔权止于当事人签收民事调解书之时。⑦我们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自当事人签收时生效，原告在调解书送达前反悔的，法院应当通知被告并对案件及时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原告就不得反悔了，除非有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正等导致调解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
二、行政诉讼调解瑕疵及其救济
(一)瑕疵的基本类型
1．行政诉讼调解瑕疵的代表性观点
“有权利必有救济”，对调解中瑕疵的规范及其救济也是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行政法学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反映在研究成果中就表现为，学者在论及此问题时往往一笔带过，人云亦云，真正展开深入探讨的研究成果不多。从目前学者们的论述来看，关于行政诉讼调解瑕疵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行政诉讼调解无效既包括实体法原因导致的无效，又包括诉讼法原因导致的无效;可撤销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实体法上，诉讼法上的诉讼行为基于维持诉讼程序安定的考虑，原则上不能因有瑕疵而撤销。因此有必要严格区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情形，分别作出具体规定⑧;二、无效与可撤销的区别没有合同法上的明显，因为鉴于行政和调解协议涉及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无论无效或可撤销都需要通过诉讼途径来确认，因此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时限上⑨;至于行政诉讼调解瑕疵是否可以参照民事行为无效可撤销的规定，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行政诉讼调解协议在其本质上就是公法合同，因此合同法所规定的关于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完全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调解协议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⑩;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考虑行政诉讼调解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的地方，有些行为在民事合同中可能只构成可撤销的情形，但在行政诉讼调解中则构成严重违法行为从而导致行为无效瑏瑡。笔者认为，应当考虑行政诉讼调解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特征，对调解协议瑕疵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其标准是凡在事实上法院有能力判断而又关涉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的，应由法院进行无效认定，其他的调解瑕疵归为可撤销。
2．无效
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参考民事法律的规定，可由法官进行判断又关涉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的行政诉讼调解无效可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调解主体与诉讼标的无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调解主体无诉讼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人未参与调解;第二，调解协议因欺诈、胁迫、强制而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3．可撤销
行政诉讼调解协议可撤销包括:第一，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对协议中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错误或者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本项需要当事人在价值方面作出判断后再选择是否撤销，而行政诉讼调解双方在诉讼能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具体案件中重大误解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而言应该有程度上的差别;第二，显失公平，是指非出于自愿原因，调解协议的结果对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对他方当事人过分不利。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仅能对行政处罚进行合理性审查，在这一前提下，显失公正是不是仅适用于行政处罚调解?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在民事领域是可撤销的情形，在行政诉讼调解中是否也归入调解协议可撤销的情形?有的学者就认为在对公共秩序和法治精神要求更强的行政调解协议中，“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应当直接规定为协议无效的情形，这是由行政诉讼具有法律监督性质和功能决定的。瑏瑡笔者对此比较赞同。也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调解的本质是在司法权监督下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不同于一般民事契约中私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由于公权与私权的孰轻孰重、孰高孰低无法量化，也不宜比较，所以为了排除协议订立之后双方都可能存在的“反悔”的情形，“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都不应当予以适用。出于保障相对人的自由意愿和尊重客观情况的具体变化，行政诉讼调解协议的撤销应当仅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行政主体以欺诈、胁迫手段使相对人意思不自由而订立的协议;二是情势变更导致的不适于履行或不履行的协议。
(二)瑕疵和解通过何种方式进入审判程序行政调解协议是在法官的参与下自行达成的，又经过了合法性审查，一般的欺诈、胁迫基本都能避免，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调解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仍应当设计相应的救济制度。但这种救济权是通过上诉来实现，还是通过请求继续审理来实现，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赋予原告上诉权来实现，但是原告就调解协议上诉时必须说明理由，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理由的真实性。至于被告方则不得提起上诉。瑏瑣有学者则认为，如果调解协议具有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当事人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继续审判。瑏瑤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量，笔者更赞同向原审法院申请继续审判。但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结期限相对较短，继续审判的话又有超过审结期限之虞。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第一，将行政诉讼调解作为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调解不成立或者无效、可撤销时，当事人可以转而再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调解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内;第二，借鉴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设定当事人请求继续审判的期间。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24条规定:“请求继续审判，应于30日之不变期间内为之，前项期间，自和解成立时起算，但无效或撤销之原因知悉在后者，自知悉时起算。和解成立后经过三年者，不得请求继续审判。但当事人主张权有欠缺者，不在此限。”笔者注意到，在我国由马怀德教授主持草拟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中也参考台湾地区的这一规定，只不过赋予当事人更长的请求继续审判的期间:“调解因违反法律、法规导致无效，或者存在其他可以撤销的原因的，当事人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原因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继续审判。”瑏瑥
经济调解协议篇5
一、加强调查研究。
县政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促进全县非公经济发展。切实围绕非公经济发展的难点、热点开展调研，通过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和实地专访，找出问题、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2009年，组织开展了优化发展软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发展”课题调研，通过深入企业调研，召开企业业主座谈会、对全县非公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详细了解，组织全县30多个执法部门召开优化发展环境座谈会，形成了转变思想观念，发挥职能作用，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专题调研报告报县委，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采纳了调研报告的许多建议，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了县鼓励外来投资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软环境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3个文件，为新的非公企业入驻奠定了良好基础。截至目前，全县按工商局注册统计：内资企业有158家，其中国有企业45家，集体企业37家，公司企业75家，其他企业1家；按经贸局摸底调查统计：工业企业有50家，其中规模企业27家、劳动用工人数1500余人，规模以下企业14家，建企业9家。全县企业从业人员近7000余人，新培育出了贵州一天锅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华龙科技油茶有限责任公司、鼎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等一批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的企业。
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这就要求政协充分利用宣传、提案、协商、监督以及民主评议等方式和手段，非公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民本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具体工作中，县政协通过广泛宣传，引导社会正确看待非公有制经济，正确看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树立起非公有制企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观念，树立起一切合法经营所得的私有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的观念，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健康的思想和舆论环境。一是通过主席会议视察、常委会会议和委员视察等形式，关心和支持非公企业发展。去年以来，县政协先后视察了山海有机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县云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县玉水一壶春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华龙科技油茶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丰盛种羊基地、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解企业存在困难和问题，对企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以视察报告的形式向县委县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切实为企业的发展鼓与呼，以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二是开展相关活动，广泛宣传非公企业，营造良好全社会关心、支持非公企业的营造良好氛围。2009年4月，县政协举办“县非公有制经济论坛”邀请省、州知名非公经济业主3人作专题讲座，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总结经验，研究新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举措，探索实现非公有制经济跨越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县级行政执法部门股级以上干部、乡镇主要负责人、基层商（协）会会长、县属非公企业负责人及部分个体工商户代表听取了讲座。三是通过民主监督的形式，监督有关发展非公经济政策的落实。为加快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使非公经济人士放心、放胆谋发展，县政协深入有关部门进行督查，促使有关部门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四是积极为非公企业开展协调服务。县政协班子由一名副主席兼任全县非公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经常到企业了解情况，适时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如民营企业槽渡河水电开发公司在投资开发水电项目，工程进度缓慢，为此，县政协主席率队前往南宁广西利业集团总部，就如何加快我县槽渡河流域水电开发等问题，与集团高层领导进行沟通、磋商，并形成共识，促使河湾电站河湾大桥、拉安电站进场公路顺利动工修建，推进了县水电开发的进程。
现已有陶瓷、宾馆建设、旅游开发、五金加工及温州商人投资集团等客商到考察，政协班子成员还参与县委、县政府组成的招商和旅游推介小分队赴江西庐山、安徽黄山、广州、广西河池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旅游推介活动。很多项目已意向性签约，部分项目已开始实施。引进龙鑫有色金属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落户，多次为该公司协调土地和水、电、路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并已于2007年10月底建成了第一期投资550万元、年产750吨的金属锑及回收贵金属生产线，该企业预计年产值可达3000万元，可解决就业人员110人，实现税收500万元。
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个别部门对发展非公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优惠政策得不到落实。为此，县政协及时协调关系，确保企业顺利办理相关业务，使优惠政策落实到位，为非公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发挥智力优势。
组织经济界别中非公经济政协委员参与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和审议，一是鼓励经济界别中非公经济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每年的两会”期间。帮助和指导他撰写提案，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递交提案的形式参政议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撰写了关于完善“一站式”服务的建议》等一批提案，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并采纳。二是发挥经济界别中非公经济政协委员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他外出考察学习，扩大了与外界交往，加强经贸合作、技术交流，引进资金、人才、先进管理经验等，通过“以商招商”方式，先后引进了油茶、绿茶种植项目、千亩金银花、千亩精品提子种植项目，此外，还引进毛织厂、电子厂、编织厂等劳动密集型项目10余个，吸纳大批剩余劳动力，解决就业上万人，仅平湖镇一个毛织厂就吸纳就业人员400多人。
三、主动配合协调。
经济调解协议篇6
一、我国行政协议的发展现状
（一）长江三角洲政府间行政协议
“长三角”的行政协议包括两个层次，即长三角16市人民政府之间的行政协议和江浙沪两省一市及16市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行政协议。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到2004年，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共签订各种合作协议近20项，大大推进了一体化的进程。如2003年4月10日，两省一市的工商局长在杭州签订《加强“长三角”区域市场管理合作的协议》；2003年4月19日，两省一市的人事部门以及江苏、浙江所属的19个城市人事部门行政首长在上海了《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2003年7月初，在南京举行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上，16个城市的市长共同签署了《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2003年11月2日，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的科技部门领导在杭州签署了《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这是全国首个省级政府间区域创新体系协议。2004年3月11日，江浙沪三省市工商局局长在上海联合签署了《长三角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协议》，三地实现了消费者权益异地保护救济、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互认以及12315维权网络互连互享等[1]。而近几年，长三角合作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行政协议涉及面也将更加广泛而深入。2007年12月，在常州举行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八次会议上，长三角16座城市的市长，用不同的话语表达着共同的愿景。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更是体现了区域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珠江三角洲政府间行政协议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则采取“9+2”模式，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下，泛珠三角合作各方成功搭建了论坛和洽谈会两个平台，进一步探索了区域合作“虚”、“实”结合的新路子，搭建了一个同台唱戏、互利共赢的平台。“9+2”各方找到了合作的空间和共创未来的途径。据统计，从区域合作提出至今，合作各方总计项目签约数达12172个，总金额达12534亿元[2]。
（三）环渤海地区政府间行政协议
环渤海地区通过政府联席会议，自2004年以来先后达成了《廊坊共识》《北京倡议》《合作框架》《中国北方环渤海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渤海信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等等。（四）东北地区政府间行政协议东北地区也在2004年首届举办了东北四城市市长峰会，建立了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协调性的联席会议和定期磋商机制，还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东北四城市协同合作全面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意见》。同年，为共同开发“北药”产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科技部门与有关部门在长春共同签署了《东北三省实施北药开发战略合作协议》，至今，东北四市市长峰会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第二届签署了《四城市共同加快物流业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三届签署了《东北区域旅游合作协议》和《东北四城市（4+3）市长峰会会议规程》。
总之，在我国区域合作发展机制下，行政协议蓬勃发展，运用于各个区域，硕果累累。纵观这些不胜枚举的政府合作协议，笔者尝试对我国现有的行政协议的特点归纳如下：
1.行政协议的程序平台主要是联席会议制度
即区域个成员通过定期会议制度的方式，来完成要约、承诺与价值考量的过程，并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从而缔结行政协议。我国目前区域合作机制的运行方式主要是联席会议机制，如长三角第一个行政协议——《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纲要》的诞生，就是由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国务院的派出机构）的极力倡议和推进，省市长联席会议才得以通过的。
2.行政协议名称多样化
有协议、协定、纲要、备忘录、倡议书、议定书、意向书、宣言和共识等近十种称谓。在这些名称中，最经常出现的是“协议”与“宣言”。
3.行政协议缔约主体多元化
行政协议缔约主体既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等一般省级单位，也有市县级单位；既有政府之间的协议，也有政府职能部门相互之间缔结的协议，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就是由省级单位的政府签订的。而福州、南平、宁德、莆田、三明五市2005年签署的人才合作协议，则是属于市级政府之间的协议。这两者都属于政府之间的协议，而《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物价部门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则是由九省区的政府职能部门即物价局签订的。
4.行政协议涉及范围广泛
区域一体化不仅包括经济一体化，而且要求社会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必须强化行政执法层面的协调，而且更须加强行政立法合作。从既有的区域合作协议来看，涉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为数不少，区域社会合作协议正日渐增多，广泛涉及就业服务、信息化、科教文体、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领域。行政执法层面的协作协调是区域合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各类合作协议普遍建立了行政首长间的磋商和对话机制、联席会议或协调会制度，规定了执法协作机制、信息沟通机制等。2006年1月，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三省共同签署了《东北三省政府立法协作框架协议》，这是我国首部区域政府立法协调协议，该协议确定了开展行政立法协作的领域、立法模式。
5.行政协议缔约过程以合意为基础
区域政府合作的出发点是地方政府通过合作来共享整体利益，因此，区域合作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取决于能否达成各方利益的平衡，实现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双赢或共赢。从实践来看，我国缔结行政协议的最重要的程序是首长联席会议，即区域各成员通过定期会议制度的方式，来完成要约、承诺与政策选择的过程，并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最终缔结合作协议。
6.协议内容的原则性、抽象性
从我国已缔结的上百份区域合作协议来看，内容大多比较原则和抽象，很多只是一种意向或认识，各方也很少有具体的或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
二、我国行政协议的评析
行政协议的签订使地方政府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加强了各地方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联系，同时推进了我国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纵观我国行政协议发展的现状，行政协议还存在诸多缺陷。
（一）法律依据的缺失
一般来说，行政协议的缔约根据既包括缔约的资格依据，又包括协议内容约定的权限依据。目前我国一些单行法对此有所涉及，如2000年修正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可以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组织，该法第8条规定：“跨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相关沿海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可以看出，无论是合作组织章程，还是行政协商或协调，都离不开行政协议的签订。但是这些仅是原则性的规定，而且仅仅限于环保及相关领域。从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立法法》来看，对于行政区域如何合作的问题，均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拥有行政规则制定权、行政规章制定权、地方行政管理权等职权。同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进行了规定。因此，《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协议条款”，但是《宪法》与《地方组织法》实际上暗示或间接授予了缔结权。只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管理权限内，地方政府之间就有权缔结行政协议[3]。然而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地方行政区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密。地方的各类机关都被认为是中央设在地方的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管理某一地区事务的国家机关。各个行政区域并不像联邦制国家的各成员国或成员联邦那样享有受宪法保障的所谓“固有权力”，各个行政区域国家机关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中央法律。地方政府间的协议牵涉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行政与立法等一系列重大宪法关系，没有明确的中央法律依据，显然不能摆脱是否合法的质疑。例如，谁有权代表地方签订地方政府之间协议？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人大？依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及其变更，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也就是说，是地方人大而不是地方行政机关掌握着地方重大事务的决定权。但目前我国已有的地方政府间协议，都是由地方政府机关协商和签订的，并无地方人大的参与。
（二）行政协议适用存在的问题
1.程序的狭隘
目前区域合作中的行政协议主要是通过首长间的联席会议制度来制定的。联席会议制度，顾名思义，是一种通过召开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会议来完成相互协商而达成协议的制度。但这样的平台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此种联席会议制度只是各方行政首长定期会晤的机制，协议的通过完全取决于行政首长间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联席会议本身并无实质的决策权。二是同我国的人大代表大会类似，联席会议通常是一年一次，会期较短，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行政协议虽不直接为公众设立权利和义务，但协议内容的最终落实会直接影响到公众，所以行政协议的订立不能缺失了公众的参与。但我国行政协议的签订大多是行政机关之间的“私议”，截止目前为止，只有泛珠三角区域建立了区域合作网，一些相关行政协议的内容，而其他合作区域之间订立的行政协议基本未见，只能通过个别报纸或新闻网站得知大致内容。
2.法律效力的模糊化
行政协议的法律效力是行政协议能否有效履行的前提条件。在美国，州际协定具有双重法律效力，即对缔约主体的约束力和对公民的约束力。对于前者它是合同，对于后者它是法律文件，所以对于两者具有效力。这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定的。而在我国区域合作的实践中，由于缺少法律依据，行政协议的法律效力是模糊不清的，而已缔结的行政协议条文中大都也没有提及法律效力问题。准确地说我国的行政协议只是作为一种地方政府倡导式的非制度性合作协调机制。政府间许多共识的达成是靠领导人作出的承诺来保障的，缺乏法律效力，使得这种共识的达成缺少稳定性，一旦地方领导调动便容易使合作机制架空。这种法律效力的不确定性，会给协议各方造成不安心理，致使协议各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拖沓，从而导致协议流于形式，于区域合作发展毫无实质意义。
3.责任条款的缺失
如果一种行为模式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或者规定得不全面、不到位或失之偏颇，那么残缺不全的行为模式最终只能流于形式，这种行为模式就难免会被严重扭曲或者形同虚设[4]。行政协议在本质上是一种合同或契约，如同私法契约一样，如果成员方拒不履行协议义务，或者履行义务时违反协议约定，也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责任条款是强化行政协议效力的必备条款之一。在美国，州际行政协定对于订约主体来说，具备合同的性质，各州都必须承认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面放弃协定或拒不履行相关义务。而在我国已缔结的行政协议中，却找不到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行政协议的履行完全建立在政府的互信基础之上，然而信誉和责任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政府之间的信任不能代替政府之间的责任，失去了责任约定的协议也就失去了协议本身的意义。
经济调解协议篇7
--在县委政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__年2月29日）
同志们：
这次县委政协工作会议，是在县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即将开幕之际，县委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落实省、市委关于加强政协工作的要求，研究部署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在加速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团结和调动全县人民和社会各界力量，为建设繁荣、文明、和谐的XXX而努力工作。借此机会，我代表县委向即将召开的县政协八届二次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各位同志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紧紧围绕县第十次党代会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工作目标，献计献策，努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民主、求实、团结、鼓劲的大会。
过去的五年，县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坚持主动接受党的领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全县工作大局，紧紧围绕县委的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优势，多方面开展工作，为推动全县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维护稳定等方面，政协委员和各派积极主动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增进共识的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全县安定和谐的良好社会局面，为推动全县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借此机会，我代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向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以及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__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是新一届政协班子和政协委员组成的第一年，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我们将迎来党的十七大和省十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对于推进"四县"建设，开创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县委希望八届县政协组织和全体政协委员，继续发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县第十次党代会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工作思路和奋斗目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与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为实现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下面，我就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不断开创我县政协工作新局面，讲以下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切实增强做好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前，我们正处在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崭新历史阶段。从全国大的环境看，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我省建设哈大齐工业走廊优惠政策和扶持项目逐步落实，为我县加快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从我县小的环境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纵向比较有了很大进步，但总体经济规模不大、实力不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特别是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制约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的新形势，我们只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加快发展，才能把我县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正是基于这样分析和思考，县第十次党代会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工作会议精神，从我县的实际出发，确立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工业强县、牧业富民导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变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推进哈大齐工业走廊XXX工业园和对俄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不断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努力把我县建设成为民营经济县、特色农业县、生态园林县、文化旅游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按照县委的工作思路，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是全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心和大局，县委殷切希望县政协组织和各位政协委员，要站在加快全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进一步加深对县委工作思路的理解，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四县"建设，实现全县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统领政协工作的中心任务，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创新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做好新形势下的政协工作，为加快全县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履行职能，突出优势，切实为实现全县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献计献策
新形势新任务对政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县政协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献计献策，有效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加快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政治协商要有新思路。各级党政组织要自觉增强协商意识，切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不断拓展协商内容，扩大协商范围，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要按照协商于决策之前、监督于决策实施之中的原则，紧紧围绕县委提出的加快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进行协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提高县委、县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做到重大问题协商在县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实施之前。各镇和街道办事处，也要树立协商意识，开辟协商途径，积极为政协委员参与经济社会事务创造条件。同时，县政协组织要自觉接受县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重大原则问题、重要会议和活动要及时向县委请示汇报，加强沟通，切实做到与党委、政府工作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
（二）民主监督要有新途径。政协组织要积
极探索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新途径、新方法、新举措，提高各种意见建议和批评的质量，增强民主监督的实效性。要加大民主监督力度，畅通下情上达渠道，通过政协提案、委员视察、民主评议、反映社情民意等渠道，努力做好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完成情况的民主监督。要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党委和政府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特别要结合开展"双评"活动，通过组织对窗口单位的行风评议、对司法机关的执法评议、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廉政评议，认真抓好廉政建设的监督检查，对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现象开展批评，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政府机关和执法部门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消除部门利益至上的"中梗阻"、"底梗阻"现象，使县委的重大决策真正落到实处。
（三）参政议政要有新拓展。政协组织要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围绕县委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参政议政，既为制定决策服务，也为实施决策服务。要按照县第十次党代会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科学确定调研内容，拓宽专题调研领域，围绕如何实施好"十一五"规划，推进"四县"建设，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如何抓住我省建设"哈大齐"工业走廊的机遇，推进XXX工业园建设，增加企业总量，壮大发展企业；如何借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之力，集中力量上项目，加快立县企业的建设；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和节约型社会等重大课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提高参政议政的实效。要善于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问题建言献策。认真研究当前影响加快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特别要研究思想观念障碍、体制机制缺陷、转变政府职能、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提出符合县情的意见建议，为县委、县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真正做到站得高、看得远、谋得准。
（四）发挥优势要有新举措。政协组织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和影响力大的优势，在经济建设特别是扩大对外交流、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希望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有效地利用这一优势，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推动我县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积极开展与外界的联谊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县城县开发空间大、自然条件好、农业资源丰富、县位及交通等潜力和优势，吸引外界有实力的企业和财团来我县参与城市开发、企业重组，把更多的人才、技术、资金、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吸引到我县来。特别是要围绕机械装备工作配套延伸、旅游景点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城乡基础设施完善、历史、文化、生态湿地资源利用等重点，寻求与外资的结合点，逐步走出一条借船出海、借帆远洋之路。同时，还要积极向外界介绍推荐我县的地方产品，特别是飞鹤牌奶制品、齐龙牌肉灌制品、华冠牌麦芽糊精、格鹿牌滋补酒等我县名优产品，开拓我县地方产品的外埠市场。要大力向外界宣传我们XXX七千年古文化和特色旅游景点，吸引更多的游人到我县参观旅游，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XXX、认识XXX，为振兴XXX的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
（五）团结合作要有新提高。当前，我县社会稳定的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人民政协联系面广、团结面大，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希望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本着"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更好地团结社会各界，协商问题，反映民意，协调关系，更好地促进不同党派、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界别之间的合作共事，良性互动。特别是要围绕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的热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反映群众的呼声，多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沟通感情、理顺情绪等一些预防性、超前性的工作，真正使政协工作顺应民心、符合民意、贴近民生。通过发挥团结协调的职能，帮助县委和政府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努力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使经济社会发展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维护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为全县加快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加强领导，多方支持，切实为政协组织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是新形势下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中央、省、市和县委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进一步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良好局面。各单位、各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保证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体系。支持政协对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支持政协委员提提案、搞评议，组织检查、视察等活动。各部门要主动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对政协提出的监督意见要认真研究、积极采纳，对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及时整改。政府要主动帮助政协解决具体困难和实际问题，不断改善政协的工作条件，为政协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政协组织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素质，大力倡导学习之风，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使人民政协事业真正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努力把政协机关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机关。要培育"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作风，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创新的精神推进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做到协商尽心、监督尽责、参政尽力，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学识丰富、业务熟练的高素质政协干部队伍。
经济调解协议篇8
（一）工会做好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是工会组织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工会做好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将有利于贯彻“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会工作思路，有利于提高工会依法履职的程度和水平，有利于实现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二）工会做好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是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集中体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的协调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推动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二、工会做好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的原则
只有准确掌握了事实根据，全面细致地了解劳动争议问题的引发原因、危害程度及双方当事人所持态度等，才能有针对性地对问题依法进行定性和选择适当的方法予以有效处理。一旦出现劳动争议，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公正地化解矛盾，在争议点出现的最佳时期运用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力求取得最理想的预期效果。
（二）坚持预防为主、着重调解的原则
预防为主，就是要从思想上、制度上努力避免发生劳动争议的漏洞，提高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劳动法制观念，使劳动争议消除在争议之前或萌芽状态。着重调解，就是在解决劳动争议时要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意愿，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三）坚持有效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原则
由于市场经济催生的职业分化，在企业劳动者这个社会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权利和经济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工会在参与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工作中，应在依法按章办事的前提下，坚持有效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原则。
三、工会做好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对策措施
（一）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用工双方的法制观念
一是要着力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专项培训。通过举办《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对企业领导人进行重点培训，积极争取企业领导对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理解与支持。二是要加强对劳动争议调解人员的学习培训。调解工作事关职工队伍稳定和企业和谐发展的大局，这就要求调解员必须认真学习政策法规、企业管理、劳动保障及劳动保护方面的知识，不断深化对调解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要重点围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会参与劳动争议处理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劳动争议案例分析，举案释法，了解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和工作技巧，提高劳动争议调解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尤其是提高协调劳动关系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
(二)牢固构筑劳动争议预防体系
要严格落实以“预测、预审、预报、预控”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争议预警排查制度。工会组织要发挥“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监督人”的作用，扎实做好职工舆情信息收集整理工作，及时向单位党政和上级工会客观反映职工的思想动态和利益诉求，帮助协调解决职工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企业普遍面临转型发展的严峻经济形势下，要认真分析排查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加强对劳动关系矛盾和问题的信息沟通、反馈和协调处理，把调解贯穿于处理劳动争议的整个过程。如发现重大劳动争议隐患，工会组织要对可能引发矛盾激化的事件提前介入，及时疏导，积极化解，既要积极代表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合理要求说话，又要充分考虑到企业状况和承受能力，向职工做好解惑释疑工作，促进劳动关系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努力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为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以劳动关系调整机制有效化解劳动争议，履行好维护职责
一是要健全劳动争议调处机制。要在企业内部建立不同层次的劳动关系矛盾预警和疏导机制，加强调解组织的规范建设，健全完善各级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和劳动争议调解程序，明确具体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劳动争议调解网络。二是要深化创新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剂”和“减压阀”作用。三是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工会要通过帮助和指导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深化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加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规范建设，推动企业建立职工参与的工资正常支付和合理增长机制，保障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努力协调好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责、权、利的对等关系位置，防止劳动关系主体相互地位失衡。
（四）积极稳妥、机动灵活地处理劳动争议实际问题
经济调解协议篇9
很明显的是，反服贸学运不仅事件本身令人困惑，也可能加剧台湾经济困境。
4月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两年来首次评论两岸协议说，学生占领“立法院”甚至攻占“行政院”，对于民主地区而言，都是不正常的行为，两岸目前的经济协议对台湾来说是好协议，不签可惜。
被妖魔化的服贸协议
台湾学生反对服贸协议的主要理由是对台湾经济和就业会带来冲击，那么，服贸协议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服务贸易是eCFa一部分，大陆对台让利非常明显。如果拒绝了服贸协议，最终受伤害的不是大陆经济而是台湾经济。台湾“锁岛”政策只会加剧经济衰落，只有开放参与经济整合，台湾经济才有新出路。
从eCFa中的“早收计划”，大陆就对台湾有非常明显的让利，比如大陆对台湾开放了很多方面，而台湾只对大陆开放了非常有限的部分。就农产品来说，大陆单方面对台开放，有一部分还是零关税。大陆对台湾开放的项目在wto规则基础上，程度超出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之下，台湾对大陆开放的层次大多是我们取得其他国家已取得的待遇，其中有22项还低于wto标准。
王建民表示，大陆在此次服贸协议中对台湾做出了很多的让利。一方面，从开放项目的数量来说，大陆远远多于台湾。表面上，服贸协议中大陆开放80项，台湾64项；但事实上，台湾有27项是以前开放过的，所以台真正对大陆新开放的只有37项。
据测算，服贸协议令台湾实质GDp增加9700万美元至1.34亿美元之间。对台湾服务业产值预计将增加4亿美元左右，对台湾就业或贡献1万多岗位。对GDp的增加率约为0.025%至0.034%之间，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考虑到台湾目前GDp增长率仅两三个百分点，它的贡献作用也就难以无视。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服贸协议还能得以发起并且影响甚大呢？这就源于相当部分学生对服贸协议的误解，比如说，有学生接受采访时坦言并不了解服贸协议内容，这种回答令台海两岸唏嘘不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误解与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懒人包”对服贸协议进行曲解乃至有意捏造有关。在网上随便一点，服贸协议的内容就可以清楚地从头看到尾，但如果不是有些专业知识的人，还真不一定能看懂，这就给了“懒人包”曲解乃至造谣的机会。
而“懒人包”的编撰者郑秀玲被指既不专业又心怀恶意。台“中经院”研究员李淳等经贸学者就批评说，她似乎并没有经贸方面的专业，许多发言与观点几乎超常识，令人傻眼。
“懒人包”内容被批评为谬误百出。比如，花4万元就可以移民台湾将冲击台湾居民就业的说法谬种流传。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协议没有开放大陆劳工赴台工作、投资移民台湾等内容，而也重申“三不政策”――不开放大陆劳工、不开放大陆商品及不开放大陆民众投资入台。
相反，台湾商总理事长赖正镒向年轻人喊话，服贸协议倘若实施，月领2.2万元新台币的上班族有机会迈向5万元。
“茅山道士”坐困愁城
收入问题，对低速爬坡长达十多年之久的台湾民众来说，的确是个长期焦虑的问题。最近几年，对比当年的其他“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岛内民众不由得生出“穷忙”之慨叹。
2012年台湾“主计总处”以及“劳委会”统计显示，台湾平均每名劳工工作2140.8小时，工时全球第3高，仅次于新加坡与香港。但辛苦工作却得不到同等回报，薪资16年来没调涨，台湾劳工时薪仅8.69美元、折合新台币仅255元，不及新加坡520元的一半，在亚洲四小龙中居末位。
据统计，台湾人均年所得连续9年输给韩国，2013年预计台湾民众平均所得62万新台币（约12.7万人民币）；而韩国人均GDp折合新台币约71万（14.6万人民币）。台湾地区民众收入从1952～1982年平均每年增加8.7%，到1983～1986年间下降至6.9%，及至2001～2011年更是降到3.9%。
进入21世纪，执政期间，台湾经济一路走低，各项经济指标在亚洲四小龙中均列末尾。今年2月，台当局“国发会主委”管中闵更是感叹，台湾有过多限制造成经济无法成长，不应再称亚洲四小龙。他说，新加坡国民所得已经超过台湾一倍以上；韩国是20高峰国（G20）之一，举办各种重要会议，经济实力要挑战日本。台湾不应该再停留在过去的光荣，要努力追上世界潮流。
2002年是中国入世元年，当时台湾经济占大陆比重高达23.8%，到2013年下降为仅4.6%。论经济总量，去年大陆已是台湾20倍，连河北这样的中等省份经济总量也已超过台湾。
去年11月21日，台湾立法机构内务委员会举行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公听会，聚焦畜牧、殡葬、营造等服务业。台湾区综合营造业工程同业公会理事沈华养直言，台湾营造业已坐困愁城。目前台湾共有1.6万余家营造业者，但每年官方编列的工程预算逐渐减少，开发案也趋于饱合。大家为抢标工程往往杀得头破血流，因毛利仅三到四个百分点，不少营造业者自比“茅山道士”（“毛三到四”的谐音）。
政商界喊话
了解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台湾亟需大力推动服贸协议。在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第六天，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开表示，区域经济整合是全球不可挡的浪潮，如果不加入，只能等着被淘汰，台湾不能再等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完全是为台湾经济的未来，称台湾已落后韩国十年，不签服贸来不及，“如果我们的服贸协议通不过，最高兴的就是韩国”。
台湾“经济部长”张家祝表示，若重启两岸服贸协议谈判，“三年内台湾必然被边缘化。”事实上，尽管被指为政党利益不惜牺牲台湾利益去支持学运，但内并非没有不同看法。籍高雄市长陈菊表示，若符合程序正义，对台湾有利且有相关配套措施，她支持《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4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表示，对台湾现在大学生这种热情、为台湾前途打拼的精神是敬佩的，但是，“我只有一句话：台湾经济绝对不能输。台湾经济输了，全盘皆输。”
当然，服贸协议对台湾经济到底利弊如何，台湾工商界最有发言权。台湾鸿海集团等39家企业联合在报纸刊登广告，支持服贸协议通过！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去年底曾在公开场合力挺支持服贸。
西进大陆的决心
台湾岛内有一种隐忧，担心台湾成为大陆的经济附庸，从而面临在国际经贸合作中被矮化的风险。这也是此次反服贸风波的因素之一。
不过，台湾一个民调中心最新调查显示，51.3%受访台湾民众表示“不担心”造成台湾经贸依赖大陆。调查反而发现，高达77%受访民众担心，韩国先后与欧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与中国大陆进行自贸协议谈判，并推动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协议，未来韩国产品卖到这些国家都不用缴纳关税，但台湾厂商却要付关税，将造成台湾未来竞争力不如韩国。而且，高达80%民众认为“非常需要”、“还算需要”制定协议来规范两岸间的经贸互动。
而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反对两岸的国共交流模式。两岸服贸协议一经发挥效力，如同eCFa一样带来甜头，蓝营就会笼罩在光环之中。这样，就会和执政期间经济恶化形成鲜明的反差。
王建民说，服贸协议一旦被否决，台湾经济雪上加霜，大陆对台投资会持续下滑，台湾经济的国际信誉将会受到重大损失，外资也可能会减少投资甚至撤出台湾，台湾经济会更加边缘化。
据台湾“经济部”数据，台湾2013年全年出超为331.4亿美元。如果扣除对大陆顺差，台湾2013年贸易逆差828.6亿美元。2008年首次当选，2009年以来每年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年年攀升，其规模为857亿美元到1160亿美元之间。
不仅台湾，其他亚洲四小龙成员也都从中国大陆得到了巨大的利益。2013年，韩国对中国出口1458.7亿美元，顺差627亿美元。中国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同年，新加坡对中国出口483.7亿美元，顺差46.7亿美元。中国为新加坡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而西进大陆的决心似乎已定。今年1月1日，他在元旦祝词中表示，比起许多贸易竞争对手，台湾产业转型、结构调整和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速度，都远远落后。台湾必须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要适时因应中国大陆经济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并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才有助拓展大陆市场，也更容易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从元旦讲话，到春节茶叙，再到参加外事活动，一直把振兴经济当成头等大事，甚至提出今年要成为“经济突破年”。
实际上，两岸签署eCFa包括服贸协议，是为台湾经济发展找到一个新的出路。正因如此，强调，由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包含美国及日本等，加上若能完成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货品贸易协议签署且加入tpp，将等同台湾与前三大贸易伙伴皆签有自由贸易协议。
经济调解协议篇10
内容提要
一、投资争端的定义与类型
二、投资争端解决方法及相互关系
三、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wto争端机制异同
四、iCSiD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原因
五、iCSiD的组织，规则与地位
六、iCSiD的管辖权成立的基本条件
七、iCSiD的法律适用问题
八、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引言
澳门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并有效地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澳门政府为此已同意适用《iCSiD》公约。在法律上，公约将会优先适用。因而对澳门法律界来说，对公约和相关内容的探讨在法律及经济上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
一、投资争端的定义与类型
国际投资争议首先是指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中的争议,其次,又可将其具体分为三种争议:1、东道国政府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的争议。2.、外国私人投资者在东道国与不同国籍的合营者之间的争议。3.投资所属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争议。其中第一类争议在实践操作中较为复杂和棘手,其问题往往出现在法律适用,外国私人投资者在国际法庭中有无诉权,以及如何执行国际法庭裁判国家败诉的决定等。尤其是由于法律适用的特殊，往往会使问题政治化，上升为国与国之间的争论（比如通过投资所属国的代位求偿权或外交保护权而转化成国家间的争议）。第二种关系涉及的是在举办合营企业或世行开发自然资源的活动中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在法律适用上比较明确，也容易解决。第三关系除了国家间由于双边投资条约的解决或适用问题而产生的争议情况外，一般是属于第一种关系的激化才发展而来的。它的解决往往只能使用传统的国际公法的解决办法。
二、投资争端解决方法及相互关系
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方法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国际经济贸易解决争议的方法，一般分为政治的与法律的解决方法：
（一）、政治方法
1、协商与调解。
协商（negotiation）是指各方当事人直接交换意见。在评判自身利益的得失中，通过谈判达到互谅互让的协议。调解（Conciliation）是指当事人（或当事国）将争端提交由当事人（或当事国）所认可的委员会，委员会基于调查与公平合理的基础，提出解决方案，该方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争端方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
协商与调解的区别在于：协商无需第三者介入，而调解需第三者介入。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中往往出现调停（mediation）的方法，它与调解的相同点均是有第三者介入，但调解需由第三者提出方案，而调停一般不提出方案，它仅是非争端方为当事人提供谈判与重开谈判的创造有利条件，且往往会亲自主持谈判。
2、外交保护
由投资者所在国家（澳门必须通过中国）来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提起国际请求。在提起外交保护时必须注意：a）用尽当地救济（localremedy），即除非东道国法律另有规定，投资争议必须通过当地救济加以解决。b）还需注意国籍持续原则。海外投资者在其权益遭受损失的当时到要求实行外交保护之时，只要曾一度丧失其保护国的国籍，均不能受到该国的外交保护。请求外交保护国如不违反用尽当地救济与国籍持续原则，就可向东道国提起国际请求，两国政府应就此争议通过外交谈判或国际仲裁或通过国际法院的诉讼加以解决。
（二）、法律方法
1、国际仲裁：
也称为公断。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争议提交第三者（一般是国际商事仲裁和专门的投资仲裁机构），尤其对争议的是非曲直进行评断并做出裁决。它与调解的区别在于仲裁有法律效力，具有排他性和终局性以及司法裁判性质，而调解没有法律效力，也即无强制效力。按西方国家的做法，调解与仲裁程序严格区分，不但在人员任命上严格区分，而且在规定仲裁程序中不允许有调解，调解与仲裁费缴纳也各自独立。
2、外国法院诉讼：
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以外国家的法院中，提起对东道国的诉讼，这种诉讼的内容一般涉及：a）反托拉斯诉讼。以第三国（共谋与嗖使国）的反托拉斯法为依据，指控其与东道国共谋与嗖使对原告实行国有化。b）所有权无效诉讼，也称为追索诉讼（pursuitLitigation），。它往往以对物诉讼（以实际持有人为被告）与对人诉讼（以实施国有化措施为被告）。
在中外合营企业的合同文本中一般只提供仲裁和协商两种解决争议的方式。在具体操作上理应还有调解和向法院提起诉讼解争议两种方式。协商、调解、向法院起诉与协商、调解、仲裁，这两个组合内容的三个方式可混合使用，唯有仲裁与向法院起诉这两种方式是相互排斥的。在西方这两种方式也是互相排斥的，比如参与调解的人员不是被任命为同一争议的仲裁员，或者即使任命也需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又如只有在调解失败，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才能提起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中不得调解，在申请调解程序时，缴纳调解费。调解如失败，仲裁才开始，并仍需缴纳仲裁费。在中外合营企业的争议中，有了仲裁协议的合同，法院将不予受理，反之亦然。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hinainternatioanleconomicandtradearbitrationCommission-CieteC）的仲裁规则第60条，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它任何机构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澳门仲裁法》（法令29/96m，别称《国内仲裁法》）第35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即：终局的仲裁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法院不能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澳门涉外仲裁法》(法令55/98/m)第一条也以适用国际公约而与iCSiD公约35条的终审性与拘束性相一致。而中国国内的任何仲裁虽也实行仲裁终局制度，但如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是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如不想就该纠纷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不一样。
三、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与wto争端机制异同
由于中国加入wto已是定局，估计在2002年十月可以加入。所以在研究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方法时，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与wto的DSB的解决方式不同之处作一比较是有好处的。wto的DSB的解决方式相同之处在于双方均使用协调和调解及仲裁的手段解决争端，
不同的是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