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1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2
[关键词] 裁判请求权；纠纷可诉性；依据；范围
在法治，裁判请求权是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裁判请求权意味着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都有请求独立的法院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裁判请求权之保护理应是我国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和进行民事司法改革的最高理念。裁判请求权的实现与纠纷的可诉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纠纷具有可诉性，是裁判请求权得以实现的逻辑前提，纠纷的可诉性的广度反映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在当今，为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应当扩展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
一、纠纷可诉性的意义
纠纷的可诉性即纠纷的可诉讼性，它是指纠纷发生后，纠纷主体可以将其诉诸司法的属性，或者说纠纷可以被诉诸司法因而能够通过司法最终解决的属性①。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很少从当事人的角度探讨纠纷的可诉性，通常都是从法院的角度探讨法院的主管范围。这明显是受权力本位观念的，存在着轻视当事人权利的倾向。从法院的主管的内涵看，当事人可以将哪些纠纷诉诸司法似乎是由法院来定的。从权利本位观念出发，我们应当从纠纷的可诉性角度来探讨法院的主管范围，实际上法院的主管范围取决于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只要纠纷具有可诉性，该纠纷就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法院主管范围的确定不能任意限制当事人的可诉性纠纷诉诸法院。把握纠纷可诉性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纠纷可诉性的对象是法律纠纷。在社会生活中，纠纷是难免的，正因为有纠纷的存在，才有必要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也正因为纠纷的存在，宪法才有必要确认裁判请求权。纠纷有多种多样，有男女之间的感情纠纷，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等等。权利义务纠纷是法律纠纷，可以成为可诉性对象的纠纷只能是法律纠纷，感情纠纷等非法律纠纷不能诉诸司法。
第二，纠纷可诉性的实践形态是当事人诉诸司法的行为和法院的司法行为，就是指纠纷成为司法的对象而由法院进行审判。纠纷不进入法院，这种纠纷最多也只能是理论上存在被诉诸司法的可能性。纠纷要成为审判对象，必须要有当事人的诉诸司法的行为，同时要有法院接受当事人的诉讼进而进行审判的行为。
第三，纠纷可诉性并不排斥当事人通过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纠纷的可诉性只是表明该纠纷可通过司法解决，并不表明它只能通过司法解决。纠纷由司法最终解决，但并不表明司法解决对所有的纠纷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法律纠纷是复杂多样的，有的纠纷由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也许显得更为适宜，优点更为明显，当事人完全可以选择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
第四，纠纷的可诉性是与法的可诉性联系在一起的。法的可诉性就是指当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公民可以诉诸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程序维护自己权利的属性。有学者指出法的可诉性是法所必备的基本属性，〔1〕（p169）如果法律不具有可诉性，那么，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再多，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当事人也不能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这种法律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的可诉性意味着当事人可以依据该法律诉诸法院，法院可以依据该法律进行裁判；法有可诉性，意味着该法所确认的权利发生纠纷时具有可诉性，法没有可诉性，该法所确认的权利在发生纠纷时就没有可诉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的可诉性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探讨与该法律有关的法律纠纷的可诉性。纠纷的可诉性是裁判请求权实现的前提条件，如果根据法律规定纠纷不具有可诉性，那么，作为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的裁判请求权不过是空气震荡而已。纠纷可诉性的范围决定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纠纷可诉性的范围越窄，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越低；相反，纠纷可诉性的范围越广，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就越高。
二、纠纷可诉性的依据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对纠纷可诉性标准或依据的规定和理解是不完全相同的。美国的诉讼制度分为两大类，一为民事诉讼制度，二为刑事诉讼制度。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纠纷的范围而言，它包括私人和私人之间以及私人和政府之间的一切争讼，法律对此不作具体规定。在前苏联，一部分纠纷由法院解决，另一部分纠纷由“同志审判委员会”、“仲裁法院”等其它组织解决。有的国家法律规定争议额在一定数额以下的纠纷不能诉诸正规的法院，而由或者先由小额法庭审理。
在我国，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的精神以及我国国情及司法实践经验，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即法院主管的标准为：（1）法律关系的性质；（2）国家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据此，他们认为，可以诉诸司法的纠纷范围包括：第一，民法、婚姻法调整的因财产关系及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的人身关系产生的民事案件；第二，法调整的因经济关系所发生的各类纠纷；第三，劳动法调整的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各类纠纷；第四，其它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的纠纷；第五，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案件。〔2〕（p92）实际上，在这些学者看来，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就是看纠纷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如果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则当事人可以诉诸法院；如果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则当事人不能诉诸法院。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是保证民法实施的程序法，将因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作为法院民事诉讼主管的对象是理所当然。〔3〕（p336）
我们认为，以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尚存在一些问题，不足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这是因为，第一，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排斥了没有上升为法定权利的那些权利受到侵害而请求司法救济的可能性。民事法律关系是经过民事法律调整后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以后，当然可以诉诸司法，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有一部分社会关系未被法律所调整，即还有一部分权利没有被法律明确确认，如果包含这类权利的社会关系发生争议因其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就不具有可诉性，那么，这类权利便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第二，宪法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宪法权利即基本权利通常会经过立法被法律确认为具体的法律权利，然后，当这些权利被侵害以后，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得到司法救济。但是，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基本权利都被转化为法律权利的，这些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被侵害以后，如何进行救济呢？如果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在于纠纷是民事法律关系争议，那么，因为基本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此时，基本权利受到私法主体侵害后就得不到司法救济。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思考纠纷可诉性的依据或标准。
在确定纠纷的可诉性的依据时，我们应当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尽量扩大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让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获得充分的实现。裁判请求权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的水准，法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能够进入法院通过司法解决的纠纷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如美国，不仅对于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案件、私人纠纷，当事人可以诉诸法院，而且“几乎任何一个问题或早或晚都将转化为司法问题”。〔4〕（p248）当然，美国联邦法院受理案件也是有一定界限的，即联邦法院的管辖权限于现实存在的“案件”和“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争议是指适合法院作出决定的争议。因此，具有裁判性的争议不同于假定的或抽象的分歧或争端；不同于纯学术性的或不具有实际意义的争议。争议必须是明确的和具体的，涉及有相反法律权益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它必须是真实的和实质性的争议，可以通过终结性的法院命令获得救济，它不同于对假定事态如何适用法律的建议。”〔5〕（p213）其次，处理好纠纷的可诉性与单位或团体内部纠纷自律性处分的关系。单位或团体内部的与私法秩序无关的纯内部纠纷，以单位或团体自律性措施调整为宜，不应当具有可诉性，对这类纠纷，当事人不能诉诸法院。
为此，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为：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议。只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议，当事人都可以诉诸司法，要求法院通过民事审判予以解决。详细地说，纠纷的可诉性标准或依据有两个：第一，纠纷应当是权利义务之争议。纠纷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纠纷本身不是权利义务之争议，没有权利义务的纠纷通常是不能诉诸法院的。权利义务之争议首先就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争议。然而，民法是私法，奉行“法无禁止皆自由”的观念，法定权利以外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后，也应当得到保护。因此，这里的权利义务之争议也包括应有权利受到侵害所引发的争议。如果那些应当上升为法律权利而没有上升为法律权利，因而在其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权利人不能诉诸司法，那么，“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不仅如此，现代民事诉讼也将失去了生成实体法的功能②。第二，纠纷应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非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往往是行政法律关系争议，行政法律关系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争议，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纠纷在当事人起诉时不能明确分辨它究竟是民事争议还是行政争议，对于这样的纠纷，为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应当允许原告在起诉时提出预备或选择之诉，原告在起诉时，主张提起民事诉讼，如果不行，则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原告在起诉时，主张提起行政诉讼，如不行则提起民事诉讼。在纠纷的可诉性标准中，不存在客体标准，即不管纠纷的对象是什么，也不管争议的金额是多少，只要具备上述两个标准，当事人就可以诉诸司法。当然，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要成为审判的对象，还得要求当事人提起的诉具有诉的利益，包括主观的诉的利益和客观的诉的利益。
三、纠纷可诉性范围的扩展
根据纠纷的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我国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应当扩展为：
第一，民事法律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在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上，存在三种学说，其一，权利先存说。认为自有人类之初，即有权利，权利与人生俱来，为保护此权利，始有法律之创设。其二，权利与法律同时存在说。认为法律与权利为同一事物之两面。法律依主观观察，则为权利；权利由客观观察，则为法律。其三，法律先存说。认为权利为法律所创设，无法律之先，绝对无权利可言。〔6〕（p70）大陆法系立法理论一般认为，法律先存于权利，即权利是由法律创设的，并由“法律之力”加以担保。任何利益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才能成为权利。〔7〕（p18—19）我国立法理论上一般也认为权利都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民事权利是民事法律所规定或确认的。这一理论的成立是以这样的一种假设为前提的，即一个国家能够制定出一部囊括全部权利体系完备的法典，诚如实证主义法学家和分析法学家所确信的那样，实在制度乃是一种全面的、详尽的、在逻辑上自恰的规范体系，而且该体系为法院所可能面临的一切法律问题都提供了答案。〔8〕（p442）或者，对任何种类的问题，至少可以从理论上能够并且应该通过“解释”一条现有的法律规范而得到解决。〔9〕（p340）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民事法律包括商事法律，民事法律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间、法人间、公民与法人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事法律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各种各样的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四大类，即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每一大类的权利中还有具体的权利。民事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当这些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以后，当事人可以诉诸司法，要求法院予以司法保护。质言之，民事法律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发生争议具有可诉性。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是可诉性的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或者说，可诉性的纠纷主要就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据此，只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不管这样的争议有多复杂，不管这些争议的社会影响面多大，也不管民事诉讼法对审理这类争议的诉讼程序的规定是否完善，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当慎重受理，更不应当暂缓受理。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经慎重后，决定有条件地逐步受理证券市场民事侵权纠纷，待市场条件和法律条件成熟后，人民法院将无保留地依法受理和审理各类证券市场民事侵权案件。〔10〕该通知仅仅允许法院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赔偿纠纷，对其他复杂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当事人诉诸法院，法院还有可能不予受理。另外，该通知规定了“前置程序”，即该类纠纷只有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才能起诉，法院才能受理。我们并不一概地排斥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前置程序的设计确有其必要性，但前置程序的设置应当由法律规定，而且前置程序本身也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用“处罚决定”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是不合适的。
第二，应当受民事保护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争议。
权利在被民法等实在法确认之前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由于成文法具有局限性，成文法典不可能穷尽地确认所有的权利，即不可能把所有的应然权利都确认为法定权利。同时，民法具有开放性，它不实行法定主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合法利益都转化为民法上的权利。有学者指出，“限于立法技术和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或出于公共政策或利益衡量的考虑，法律不可能将主体的全部利益都纳入权利体系之中。”〔11〕以前，我国的立法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成熟一条制定一条”、“宜粗不宜细”的思想，一些被认为“实施条件不成熟”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确认。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权利归根到底是受关系制约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这从反面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权利的类型将不断扩展，产生一些新型的权利类型。事实也是如此，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发展将激发人们对新的权利的要求，如对隐私权的要求、对身体权的要求、对采光权的要求、对生育权的要求等等。但是，由于法律稳定性的特点，法律不能朝令夕改，这一特点带来了法律的滞后性，一些新兴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法律及时确认，不能及时上升为法定权利。在权利法定化之前，它们都是应有权利。那些被民事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受害人可以诉诸司法，求得司法救济，而这些尚未被上升为法定权利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当事人能否诉诸法院获得司法救济呢？换句话说，因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发生的争议是否具有可诉性呢？在英美国家，这并不存在。因为，当现实生活中出现某种利益需要保护而法律和判例都无反映时，法官就可以依自由裁量权将其认定为权利加以保护。若这种对权利的认定是符合衡平原则的，则该权利类型将以判例的形式被确认下来。〔11〕当然，在20世纪中期，美国有的州法院对判决确认应有权利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在1960年的DeSHoteLv.atCHiSonG一案中，原告主张“配偶权”，加州最高法院否定了原告的请求，其理由有二：（1）如果同意原告可以请求因婚姻生活所受的利益，会扩张习惯法上责任范围。习惯法上侵权行为可以请求的权利有固定的项目，如果任意扩大赔偿范围，极有可能造成当事人滥诉，诉讼如同洪水水闸释放一发不可收拾，无法控制，法院无法负担大量的诉讼，也难以认定责任范围（英美法上称之为“水闸理论”），所以，应该限制责任范围。（2）其它大多数州也不承认“配偶权”的请求权。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加州最高法院在RoDRiGUeFZV.BetHLeHemSteeLCoRp一案中，承认原告基于“配偶权”的损害赔偿。〔12〕（p7）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比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小得多，但今天，他们借助“诚实信用”、“权利滥用”等一般条款，通过解释以至创制法律来适应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付不断产生的新生事物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13〕（p7）可见，在大陆法系，法定权利以外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后引发的纠纷是可以诉诸司法的。事实上，大陆法系不少国家对法定权利以外的利益（即应有权利）也是给予保护的，《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③对侵权行为对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法定权利，也适用于法定权利以外的利益，诚如法国学者所言：“本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如此之广，以致足以囊括各种各样的损失，并对其一视同仁地给予赔偿，且赔偿范围及于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杀人生命到伤人皮毛，从烧毁高楼大厦到毁掉棚门荜户，任何情形均适用同一法律，任何损失均可以，以赔偿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损失。”〔14〕（p7）《德国民法典》规定侵权行为的对象包括绝对权利、绝对权以外的权利和私法上的利益，当然，对法定权利以外的私法上的利益的保护有一定的限制，如只有在侵权行为人故意并该行为违背善良风俗时，受害人才可以获得赔偿。
在我国，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对权利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定权利当然要保护，对那些法定权利以外的合法利益或者说应有权利也应当予以保护，这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的要求，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里的民事权利应当包括法定的民事权利和未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的合法利益。从《民法通则》对侵权责任的规定来看，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并不仅仅是侵害法定权利，《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侵权行为的对象不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应当理解为既包括法律上的权利也包括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或应有权利。〔14〕（p12）因此，因应有权利或者说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所发生的纠纷，具有可诉性，当事人也可以诉诸法院，法院不能以法律对某类或某种法律关系尚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法院应当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对这类案件作出裁判④。
第三，因宪法权利受到私法主体的侵害所引发的纠纷。
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违反宪法的现象主要是国家的抽象行为，如法律与宪法相冲突等；在法治欠发达的国家中，不仅存在国家的抽象行为如立法行为的违宪问题，私人行为违反宪法侵犯他人宪法权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⑤。对于私法主体之间因侵犯宪法权利（指实体性宪法权利）引发的纠纷，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呢？对国家抽象行为侵犯宪法权利的行为，各国规定了各具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在私法主体侵犯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发生后，如何对这些宪法权利进行救济，各国的理论与实践并不一样。
在国外传统宪法学理论上，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无效力，宪法学理论改变了这一看法，德国和日本都承认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效力，至于这一效力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理论上有争论，其中有两种学说，即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定对私法领域具有直接的效力；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权利规范只能通过私法中的一般条款或具有概括性的规定才发挥效力，该学说要求通过解释私法中的这类条款，而将宪法权利规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注入其中，从而将宪法权利延用于私法领域。〔15〕（p102）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并没有规定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1956年德国对《基本法》的第1条进行了补充，明确规定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第1条第3项规定：“下列基本权利直接有法律效力，并约束立法、行政及司法。”日本的司法实践承认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大阪地院于1969年的“日中旅行社案”的判决中指出，民法第90条的公序良俗条款体现了宪法中的平等权等宪法权利规范的精神，而本案被告日中旅行社以观点取舍雇员，其对原告所作出的解雇决定违反了民法第90条，因而无效。〔15〕（p102）
我国地区在司法实践中也采纳间接效力说。台湾一些曾经与受雇的一些女性约定，“一经结婚即需辞职”，有一女性受聘于农会，并订立了这样的合同条款，后对该条款的效力发生争议，诉诸法院，台湾司法院第一厅认为，人民无男女之分，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为“宪法”第7条所明定，又人民之工作权及其它自由、权利也受“宪法”保障；雇主要求女性受雇人预立于任职中结婚即应辞职之辞职书，不仅破坏“宪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则，并且限制人民之工作权及有关结婚之基本自由及权利，该结婚辞职之约定，可认为违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2条之规定，应属无效。〔16〕美国并不拘泥于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而是坚持“国家类似说”，主张将侵害宪法权利的一部分特定私人行为，视同侵害人权的政府行为，从而适用宪法的规定。
在我国，私法主体之间因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引发的纠纷屡有发生，如公民所在单位违反宪法原则限制妇女基本权利、用工单位违反宪法基本权利要求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等等。我国对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的保护通常是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将基本权利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权利，如果这些具体的法律权利被他人侵害，则依据普通的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基本权利都被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权利，而且宪法权利具有抽象性、原则性，规范性不强，所以，从我国的诉讼实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可以通过普通程序获得救济的。这种实践状况有损于宪法的尊严，与人权保护普遍加强的国际潮流不相吻合，不利于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私人之间因侵犯宪法基本权利引发的纠纷应当具有可诉性，对于这种纠纷，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当然，这并不是说，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具有直接的效力，也不是说，这种纠纷的可诉性现象就是宪法的司法化。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不具有直接效力意味着在民事司法过程中，宪法并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宪法直接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是不妥的，这将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的监督实施权相冲突，与我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相吻合。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8月13日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中，最高法院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这一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正式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的。在2001年10月18日至21日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在苏州大学举办的“中国宪法学年会”上，绝大多数学者也不赞成2001年8月13日的批复是宪法司法化标志的看法。〔17〕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认为，齐玉苓案的宪法适用，对于保护公民享有宪法上的权利不受侵犯，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它在形式上毕竟仍然是以民事方式处理的个案，因而严格地说，还算不上是宪法诉讼案件。〔18〕我认为，尽管齐玉苓案并不是宪法诉讼案件，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扩大公民行使裁判请求权的范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将宪法权利争议纳入了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扩大了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从而使裁判请求权在量上得以扩张，表明了法院对公民的裁判请求权的尊重，消除了法官不敢通过民事诉讼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心理。在以往，私人之间因宪法权利发生的争议，当事人诉诸法院时，法院通常是不会受理的，法院认为这种纠纷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由此导致一个矛盾的现象，基于宪法权利产生的具体权利受到侵害后将会得到司法保护，而宪法权利本身反而得不到司法保护。因宪法权利在私人之间引发的争议不纳入纠纷的可诉性范围严重地限制了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广度。现在，这一司法解释的颁布扩大了裁判请求权的行使范围，诚如张卫平教授指出的，齐玉苓案件的司法解释在程序法上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进一步拓展了当事人诉权行使的空间，扩大了法院裁判权实际行使的范围，也因此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18〕因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所引发的诉讼，法院对权利义务进行判定的裁判依据不能是宪法而只能是具体的实体法律。
那么，如何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实体法律来保护基本权利呢？这要求法官对实体法律作“合宪性解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因此，对法律的解释应当与宪法的意旨相符合，这就是法律解释中的合宪性解释。宪法性解释要求从宪法原则、宪法权利的角度观察、解释法律，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指出，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解释法律，便必须取向于宪法。这个要求在学说上称为法律解释的合宪性因素。这个因素的功能，在确保法律解释的结果不逸出宪法所宣示的基本价值决定的范围之外。〔19〕（p286）在私法领域，公民认为自己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受到他人侵害而诉诸法院时，法院应当通过合宪性解释来认定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事实上违反了民事法律的一般条款或基本原则，从而予以司法保护。由此，私人之间因侵害公民基本权利引发的诉讼，事实上成了普通的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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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民法院报〔n〕2001—09—17
〔19〕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注释：
①纠纷的可诉性包括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和行政纠纷的可诉性，本文只探讨民事纠纷的可诉性问题。
②民事诉讼生成实体法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确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③《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为：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行为发生之人，应对该他人负赔偿之责任。
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3
关键词：城市拆迁；纠纷解决；路径
中图分类号：D035.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107-02
一、城市拆迁中之纠纷概述
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是刺激内需扩大的有效举措，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城市拆迁主要涉及的是房屋拆迁，其主要目的是获取可利用的建设用地，用于整体规划开发[1]。城市房屋拆迁应该是依法拆迁。依法拆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拆迁人应该具备合法的拆迁资格，二是拆迁过程要符合法定的程序。在当前的城市拆迁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忽视了城市化进程的真谛，忽视了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公众收益，是为了惠泽民生，使土地得到有效的利用。
城市拆迁的主体包括拆迁人、被拆迁人、拆迁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拆迁人是负责对被拆迁人的房屋予以拆除并给予补偿的单位。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4条之规定，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这一词语，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的部门统称为房屋征收部门。从表述上来看，房屋征收部门仅仅存在于公益征收的法律关系中，没有涵盖商业性拆迁行为。从实然的角度看，拆迁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开发单位，主要是商业开发行为中；另一类是政府部门，主要是公益开发行为。被拆迁人在国务院新规中，是指被征收房屋的所有人，新规中的被征收人主要是指基于公益目的房屋所有人，但实际上还应包括商业开发中的被征收对象。同时，笔者认为，新条例主要涉及到了房屋所有人的利益，而忽视了房屋使用人的利益，在拆迁中房屋使用人也是利益受损者，如果只予以拆迁安置，而不予补偿，显失公平[2]。拆迁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是指对房屋拆迁过程进行监管的政府部门，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由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上级政府应加强对下级政府的监督。
城市拆迁纠纷主要是指在拆迁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由于拆迁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拆迁过程中发生的法律关系类型负责，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甚至还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具体到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主要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有关补偿安置的争议，以及拆迁人与政府主管部门有关补偿问题的争议。
二、城市拆迁中产生纠纷之解决现状
拆迁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妥善的解决，就容易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引发。所以，妥善解决拆迁中产生的纠纷，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由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城市化进程，加之对被拆迁人权力救济机制的不完善，就使得被拆迁人在权利受损失后很难找到相应的纠纷解决渠道，不得已采用不合法的救济手段。
按照权利救济的理论分论，主要有3种，一是公力救济方式，二是私力救济方式，三是社会救济方式。公力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司法部门予以解决。社会救济方式主要是通过社会调解、仲裁等手段解决纠纷。私力救济是权益受损人不通过政府部门和法定程序，而是依靠个体力量采用交涉、暴力或自伤等方式解决纠纷[3]。在城市拆迁过程中，纠纷冲突当事人往往首先采取协商解决方式；如果通过协商手段解决不了，当事人会采取社会调解手段的方式；如果社会调解渠道依然无法解决纠纷，当事人就会通过诉诸司法诉讼渠道期望最终救济。当权利受损人通过公力救济渠道还是无法获得救济时，那么，当事人会重新回到私力救济的渠道，通过暴力手段甚至是自伤行为来维护自身权益。当然，这只是一种常规选择次序。一般来说，当事人不会运用所有的救济渠道，只会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拆迁人和被拆迁本来地位就不甚平等，拆迁人处于强势地位，拆迁人往往会选择强制性手段，而被拆迁人往往会选择自损手段，对拆迁人进行威慑。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在拆迁过程中，自伤自残案件，就映射出了很多深层次问题。
被拆迁人当前习惯性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说明在拆迁领域的公力救济的实然不足。从制度层面来看，当前的权利救济制度是相对完整的，但实际的利用率是很低的，而且当前公民的程序意识也相对较差，导致最终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的不多。在现实当中，公力救济不足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行政救济程序措施不力；第二，司法救济措施达不到最后救济的效果；第三，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往往受到限制。被拆迁人在权利受损时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公力救济，不得已选择私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被拆迁人的自我抗争的激烈程度也有所不同。一种是较为温和的方式，往往是语言冲突或肢体上的轻微冲突；一种是较为激烈的方式，往往采用暴力方式，又包括暴力抗争和自残型两种。重庆的钉子户案件，就是采用的相对温和的抗争方式，虽然最终获得了赔付，但对当事人来讲，其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实际上对双方而言，没有赢家。此外，当下被拆迁人有的采取自杀的方式，来换取谈判的筹码。自杀是一种抗争姿态，大部分被拆迁人不是真的自杀，而是把其当成抗争策略。被拆迁人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也表明了自身的弱势地位，此时，政府和拆迁人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也往往会选择妥协。在社会舆论层面，公众则一边倒地倾向于拆迁人。稳定压倒一切，地方政府在拆迁中面临着巨大压力，为避免的发生，往往介入干预。
在实践中，除了确实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部分被拆迁人，也不乏一些人超越法律之规定，漫天要价甚至以死相逼。这部分人的思维，是闹的越大，赔偿越多。这部分人往往是掌握政府的维护稳定的心态，用于获取超出法定的范围的赔偿。综上，可以看出，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都是惯常采用的救济方式，但在拆迁过程中，被拆迁人往往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是公力救济的力度和渠道不足，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
三、城市拆迁中纠纷解决的诉讼视角
从立法的层面看，涉及拆迁问题的现行法律文件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虽然在具体条文中没有规定，但在宪法中有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加之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以及土地征收作了规定，所以宪法可以视为该领域的法律渊源。法律是第二层级的，规范城市拆迁的法律主要有《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物权法》等。行政法规是第三层级的，专门针对城市拆迁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2011年1月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的宗旨是基于公益需要，在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时，给予被拆迁人补偿和安置。该条例颁布后，原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行政规章是第四个层面。为了解决城市拆迁中的纠纷，国务院相关部委就此问题也颁布了一些规定，主要是针对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第五个层面是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地方对城市拆迁中的程序及实施细则做了规定。第六个层面是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及拆迁引起的纠纷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具体解释，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目前，在城市拆迁中，产生的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类，每一种纠纷都有着不同的救济方式。第一种情形，对于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后，达成了安置补偿协议，但一方拒绝履行，另一方可以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4]。这在2011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0条有明确规定：补偿协议订立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另一方有权提讼。第二种情形，如果双方达成安置补偿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到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若对裁决不服，可以提出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三种情形，如果双方未达成补偿协议，拆迁人违反法定的程序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拆迁，被拆迁人可以提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第四种情形，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按照法定的程序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拆迁，被拆迁人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在理论层面，当前对如何妥善解决拆迁纠纷，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民事救济说，认为涉及拆迁的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产生纠纷之后，理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渠道，将纠纷诉诸法院予以解决。法院受理案件后，应首先力促当事人双方进行和解，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化解纠纷，解决矛盾。如双方不能达成和解，那么法院也应该依据法律，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应在解决纠纷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城市拆迁中，政府实际上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按照行政诉讼的基本原理，如果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满，可以诉诸于行政诉讼渠道。
四、城市拆迁中纠纷解决的对策
一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渠道。城市拆迁中涉及的利益群体多、法律关系复杂、易爆发性强，仅仅依靠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应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例如，事前的预防机制和事后的补救机制、诉讼解决方式和非诉讼解决方式、政府层面的解决方式和民间调解解决方式等。
二是厘清拆迁纠纷的诉讼性质。城市拆迁纠纷到底是适用民事诉讼，还是适用行政诉讼，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公益性质的拆迁具有行政性，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安置补偿协议，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抑或提起行政诉讼。非公益行政的拆迁具有商业性，双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被拆迁人有权在未达到自己意向的情形下，拒绝拆迁，如果双方达不成安置协议，可以提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
三是要完善强制拆迁制度。强制拆迁是当前舆论关注的焦点，强制拆迁不宜完全废除，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改革。第一，只有公益拆迁适用于强制拆迁。对于非公益拆迁，如果双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那就不能进行强制拆迁，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渠道解决问题[5]。如果拆迁人申请先予执行，那么法院必须严格审核是否具备先予执行的条件。第二，行政强制拆迁必须取消。政府自己做出拆迁决定，自己对拆迁决定的争议进行裁决，自己对不履行裁决的当事人予以强制执行，有悖法理，取消是大势所趋。
四是要完善拆迁听证制度。第一，应当在立法层面对拆迁听证制度予以规定，规定听证应该贯穿于拆迁的全过程。第二，应当进一步完善拆迁听证制度，对于主持人的资格、听证人的资格和参加程序都应该予以详细规定。最后，应当尊重听证的结论，这样才能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并尊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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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4
摘要各地法院对是否受理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的态度不一致。有法院以《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为由，拒绝受理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中涉及“没进行清产核资的待定资产”的案件。然而，不少法院以《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受理条件为标准，受理上述类型案件。此类纠纷的受理条件应以《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为准，拒绝受理不但使受损权益得得到救济，还违背了权利具有可诉性的内涵。
关键词城镇集体企业城镇集体所有制清产核资受理条件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既是国家、百姓对司法机关的期望，也是审判机关改善执法形象的司法梦。然而，这在纷繁复杂的民商事案件里并非易事，有时看似很简单的受理条件在实务中也会变得如烫手山芋般棘手，当事人申请立案常颇费周折。
笔者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安顺市平坝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有关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中了解到，到法院的纠纷大多与企业改制有关，而以改制为界点，大致可将城镇集体企业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至今未进行改制的城镇集体企业，这类企业由于生产效益差、早已有名无实等原因，诉诸到法院的纠纷并不多见；第二种类型是已经改制为《公司法》意义上公司的企业。实务中对已改制为公司后产生的经济纠纷应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进行调整无争议，争议较大的是如何处理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的且在原城镇集体企业主体资格消灭后由职工到法院的纠纷，这类纠纷在实务中引发了如受理条件、适格当事人、诉讼时效等法律争议。因篇幅有限，故笔者在本文中仅论述法院受理这类纠纷的条件。
有法院以上述纠纷是政府改制的遗留问题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十九条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此类案件，也有法院以《民事诉讼法》、《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为准，受理了上述纠纷。
笔者认为法院不予受理符合《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案件，势必会造成司法机关有法不依的不良影响，进而阻碍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另外，法院受理案件并不意味着必然支持原告的诉请，受理后可根据证明责任分配再确定支持还是驳回原告诉请，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让百姓胜败皆服。
一、城镇集体企业的概述
只有掌握了城镇集体企业的性质和特点后才能妥善解决好上文提及的争议。因城镇集体企业常被等同于国有企业，被误认为是“二国营”，且由于我国在经济改革中将重心放在了国有企业上，人们尤其是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城镇集体企业知之甚少，很多人常有城镇集体企业均是经济效益差且面临倒闭、可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误解。实际上，现在不少产品市场占有率很高的企业都属城镇集体企业或是由城镇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如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04年的年度报告里就称自己最大的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公司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受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管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年度报告》http：//.cn/finalpage/2005-02-24/15033131.pDF，访问于2013年8月4日11时17分。]同样，闻名全国的海尔集团于1993年，从一个资不抵债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发展到为全球营业额超过1000亿元的跨国企业。[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关于制定城镇集体企业法的建议”，《中国集体经济》，2012年第34期（12月），第6页。]因调整城镇集体企业的法律法规非常少、政府不够重视等诸多原因，导致一些城镇集体企业出现产权管理混乱、发展后劲不足等缺陷。
城镇集体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劳动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年9月9日国务院令第88号。]城镇集体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表现方式，其特点有：企业资产属于该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产权不在企业劳动者群体内分割，每个企业劳动者都对企业全部资产拥有完全重合的财产权利，但又都无权单独行使其财产权利，所有权人具有高度抽象性；资产收益不作为独立的收入项目在企业成员之间按产权比例分配，一般是作为劳动报酬，根据成员的劳动数量、质量情况分配；企业成员的户、股资金或资产实际上不具有退出自由；不存在独立的财产继承权，企业成员的产权继承基本上是通过其后代或亲属进入该企业而实现的。[杨智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11月，第6页。]
二、现存城镇集体企业存在的问题
城镇集体企业曾在吸收社会分散资金、安置回城知青和职工待业子女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国家创收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后，城镇集体企业的优势不断被弱化，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遵义市城镇集体工业企业联合调研组在调研中就指出遵义市城镇集体工业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产权不清晰，机制不灵活；资金投入不足，经济效益较差；人才资源缺乏，经营管理水平低；资产管理不规范、处置不透明；职工安置费普遍偏低，改制不彻底；企业参保难，职工生活无保障等问题。[遵义市城镇集体工业企业联合调研组：“遵义市城镇集体工业企业调研报告”，《中国集体经济》，2006年10月，第11页。]
遵义城镇集体工业中存在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全国绝大多数的城镇集体企业中。为此，政府在全国大力推广对城镇集体企业进行改制，从1978年开始到1992年，改制主要以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主要形式为扩权让利、利改税、经营承包、租赁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城镇集体企业从过去以转换经营机制为核心的改革转向主要以产权制度为重点的改革，试行股份合作制改制。1996年，为摸清集体企业“家底”，解决资产状况不清、帐实不符、资产闲置浪费及被侵占流失的问题，促进理顺产权关系，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在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财务处理暂行办法》。1998年开始，城镇集体所有制改制工作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以明晰产权为主要目的进行改制。此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还特别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经过改制后的城镇集体企业，大多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三、有关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受理条件的争议
改革势必带来阵痛，从国家统计局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来看，在法人企业中，集体企业的数量和比重都在迅速下降，城镇集体企业在公有制经济中比例也大幅锐减，还引发了许多社会遗留问题。遗留问题大多因《物权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中对城镇集体企业性质及权属的模糊规定所致，《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四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物权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及“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模糊规定犹如橱窗里的蛋糕，看似谁都能拥有，实际上谁都没有，由此产生了很多财产权益纠纷，当这些纠纷被到法院后引发了如受理条件、诉讼主体资格、诉讼时效等争议，其中关于受理条件的争议是最大的，观点大致有：
（一）以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为受理前置条件
有观点认为这类纠纷应以《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十九条：“在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工作中发生的争议和纠纷，由当地经贸、财政（清产核资机构）、税务部门，涉及国有资产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参加，会同企业主管部门组成联合办事小组进行调解和裁定。凡因所有权关系复杂，经调解后意见仍不一致的资产，作为‘待界定资产’，待今后由有关部门进一步协商解决”之规定作为受理的前置条件，即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受理案件的条件之一是争议资产必须经过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如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渝北某公司诉重庆某储运公司房屋所有权归属一案中，以没有经过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为由驳回了渝北某公司对重庆某储运公司的。
（二）法院不应介入属于改制遗留问题的纠纷
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集体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组成部分，有关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是改制中的政治遗留问题，且此类案件年代久远、法律关系复杂、查清事实很难，纠纷应交由相关政府部门处理，法院不应介入。
（三）受理条件应以《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为准
还有观点认为司法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法院应该严格遵循有法必依原则，不能把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纠纷拒之门外。并且，受理并不必然支持原告诉请，原告的诉请是否能得到支持将依据证明责任分配进行判断。
四、对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受理条件争议的思考
原、被告间的争议，法院是否有权受理，前提是看该案件是否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民事诉讼中的主管，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受理一定范围内民商事纠纷的权限，亦即确定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之间解决民商事纠纷的分工。主管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审判权的问题。凡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民商事纠纷，当事人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解决。[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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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第一百一十九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1.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2.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3.企业分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4.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5.（五）企业出售合同纠纷；6.企业兼并合同纠纷；7.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第二条：“当事人符合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情形，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之规定，故即使是在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工作中因所有权关系复杂，不能达成调解意见的资产，当产生财产关系争议时，符合《民事诉讼法》、《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应依法受理。原因如下：
（一）有法不依将损害司法公信力
城镇集体企业改制所引发的民事纠纷也因涉及人数多、案件敏感、审理难度大使法院立案进退两难，但笔者认为“有权利就必有救济”，法律上的“权利”含义更多体现在“可诉性”上。法律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法院以审判方式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因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成为诉讼当事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法院不能因为难度大且法律关系复杂等客观原因就将有关符合立案和条件的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拒之于法院门外，否则将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二）违反《立法法》位阶规定的下位法应予改变或撤销
首先，《民事诉讼法》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基本法律，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是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变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的，属于部门规章。
其次，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九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第八十七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1.超越权限的；2.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之规定，从法的位阶来看，《民事诉讼法》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相对比，前者属于上位法，后者是下位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中对法院受案范围的规定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法必须遵守法的效力等级的规定，下位立法不能违反上位立法，所有立法不能违反宪法。使各级立法者的立法均有所依据，并统一于宪法，以保持法律的整体和谐，[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故当原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和条件，法院以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待界定资产”为由裁定驳回的作法不妥，违背了《立法法》的基本精神。
（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至今已有17年，参与制定的部分主体在社会改革中都已不存在，该办法早已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且城镇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并非每家企业都进行了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如安顺市平坝县人民法院受理的贵州省平坝县城关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诉王某等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中，就没有进行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如果还要遵循通知的规定而将待界定资产的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拒之门外，不仅是不现实的，对财产权益受损的人而言不公平，还会导致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让公平正义到来越晚，长此以往，也会影响法院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及形象。
（四）法院不及时受理案件将会使当事人权益得不到救济
此外，城镇集体企业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改制，财产权益纠纷也大多发生在那时，在安顺市平坝县人民法院等法院审理该类纠纷过程中，被告方常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认为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如果法院对这类纠纷再不受理，很大可能会使这部分债权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甚至20年的权利最长保护期，继而让财产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法国民法典》第四条规定：“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者，得依拒绝审判罪追诉之”，其内涵是指法官不得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案件并拒绝作出裁判，否则将涉嫌犯罪。反观我国，即使我国没确立“不得拒绝裁判”原则，但在实务操作中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常拒绝受理一些原本依照法律应该受理的纠纷，在立案受理上没有做到有法必依，与权利具有可诉性的原则背道而驰。这种现象虽是由现行司法体制不够独立等客观原因所致，但在寄希望于司法改革以重塑司法权威与提高公信力的同时，法院也应深思在司法中是否严格遵循了法治精神。
参考文献：
[1]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5
【摘要】作为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决是各型经济组织的首选。诉讼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同时，由于企业规模以及各自经济实力等差异，纠纷的自我解决形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反思经济组织自决机制的本质，既表现一定的伦理性，也呈现某种反伦理特征；就其与诉讼机制的关系而论，则既存有竞争，也有同一关系。
【关键词】经济组织；纠纷自决；诉讼
一、理论预设与研究路径
经济组织是现代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与其发展相随的是各种纠纷。数量上，经济纠纷所占比例较大。与诉讼、仲裁形式相比，以自决形式解决经济纠纷只能算“隐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关经济组织自我解决经济纠纷的机制，包括其数量、方式、策略技术、效果以及实际运作过程，尚未得到法学界的关注，更是缺乏社会学意义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在发轫于18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那里，趋乐避苦是人生的基本目的。按照边沁的定义，功利原则是指，“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1}(p37)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理论，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追求快乐[1]为轴心，相对这一目的而言，其它的通通不过是手段；所有的行为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们是获得快乐的工具。功利主义哲学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化约为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尽管不无片面，但其合理性在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仍灼然可见。功利主义哲学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的最初架构是马克斯·韦伯的理理论。韦伯认为，为了实现特定社会目标，作为社会的个体，必然会考虑手段对实现目标的效益，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益。从微观社会层面，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目的——理。{2}(p3)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经典模型，个体的行动和社会行动所关注的完全是他们自身的福利（即虑己，self-re-gard)，社会行动是依照可传递的偏好(transitivepreference)，从最优的角度选择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可以实现的最佳方案）。{3}(p281)
理性选择理论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得到愈益强烈的印证。相对于自然人，经济运行体系中的企业是更为彻底的“理性人”，理性选择是现代企业活动原则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效益最大化既是指导其经营活动的根本性原则，也是指导其纠纷解决活动的最终目标。对纠纷解决活动而言，效益最大化不仅意味着通过纠纷的解决挽回所有损失或者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同时还不会对企业的声誉和正常经营活动构成任何不利。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组织普遍长于精打细算，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使他们在解决纠纷活动中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而效果最好的纠纷解决形式。季卫东在考察西方国家纠纷解决方式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当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都缺乏效果的场合，诉讼才被作为最后手段而采用。[2]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理论预设是：作为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决是各型经济组织的首选，诉讼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同时，无论企业规模大小，由于其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趋同性，以及企业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的相似性，其选择的自决方式必然具有共性之处。
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进，就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进程。帕森斯在其结构功能理论中指出，社会系统往往会沿着一些功能的脉络愈益分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构成交换的事务，而作为整体的系统结合得是否致密，也取决于此类交换的效率；一个沿循功能脉络而分化的社会系统，必须发展出专门的媒介或语言，以促成子系统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3}(p146)帕森斯从宏观层面系统全面地建构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功能的进化模型。相比而言，卢曼的理论则微观得多。他详细分析了家庭、公司和市场的分化对于经济发展的机制性作用，并具体指出，公司在结构上的高度分化，是为适应生产、经营的需要。{4}(p151)由此引导出本文的第二个理论预设：由于企业规模不等，分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以及各自经济实力的差距，纠纷的自我解决形式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因为学术信息缺失和社会沟通渠道不畅，由面到点地对经济组织的纠纷解决进行演绎分析欠缺共识性的理论基点和必要的信息资源。鉴于此，我们采取了由点及面的经验分析方法，选择了西部某省中心城市的两个企业作为观察对象。一个是中等规模的油漆化工公司（以下称之a公司），另一个是全国知名的饲料板块上市公司（以下称之b公司）。在方法上，我们借助与其内部重要职能部门的特殊关系展开了调查。但无庸讳言，这样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调查”。由于“权力资源”有限，难以从内部“刺探”。这样的调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定困难，如一手统计资料、原始资料的缺乏，对某些重要角色（如企业老总）的直接访谈也无法进行，这些都对调查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带来不利。
二、自决机制特征
（一）中、小型企业的纠纷自决机制特征
a企业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注册股东两名，公司的资本约2000万元。2002年之前，油漆销售中发生的纠纷数量每年大约只有2—3起，涉及金额一般也只有数千元，基本由董事长张某与下属销售人员解决。解决纠纷一般采用电话催收形式。张某在自行处理纠纷中随意性极大，对于标的只有一、两千元的欠款，经催要无法索回则往往不了了之，自己也无心追究，而将更多精力放在经营上。张某自1998年开始就聘请律师，但这一阶段律师的作用仅限于个别标的较大而无法自行解决、必须诉诸法院的情形。从2002年开始，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纠纷数量日渐增多。仅2003年，标的在10万以上的（大型纠纷）就有5件，1万至10万元的（中型纠纷）有12件，1万元以下（小型纠纷）的缺乏统计，大致在20—30件之间；纠纷类型也从单一的油漆销售货款纠纷发展到原材料采购和油漆销售环节的质量纠纷、货款纠纷。这一时期，仅靠张某本人及个别销售人员已无力应对这些纠纷，参与自行解决纠纷的人员扩展到办公室主任、技术人员与律师。由于角色不同和纠纷的特点，这些人员在纠纷解决过程之中出现了职责的分化。技术人员承担质量纠纷的防范与初期处置，办公室主任和销售人分别负责大额和小额货款的催收。此外，办公室主任还要会同律师搜集相关证据、谈判和提供决策建议，而董事长则直接对纠纷作出最终决策。
a企业经历了从小型企业向中型企业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到同一企业在前后相继两个阶段解决纠纷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的共性之处。
小型企业管理职能集中于老总一人之手，老总既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人员，也是纠纷解决的决策者与执行者。纠纷发生之后，除进行诉讼需要依赖于法律专业人员（律师）之外，无论采取哪种纠纷解决方式，均由老总自己进行。表面上，这与纠纷数量不多，企业经营压力不大，经营外的资金缺乏，以及单一的纠纷解决结果会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等因素有关。在其背后，则是其企业结构的简单程度影响所致。在中型企业内部，管理职能尚未彻底分化。一般情况下，老总在纠纷解决职能上发挥着决策者的作用，而执行由其下属机构负责，个别标的巨大的纠纷也由老总亲自参与解决。相比小型企业阶段，纠纷解决开始脱离老总的管理，而趋向由具有专门职能的机构负责。
无论是小型企业还是中型企业，老总一般都直接控制着纠纷的解决，由此也决定了特定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进行都被涂抹上很强的个人化色彩，包括个人偏好、个性、经历、观念等诸多因素。在a企业这一个案中，由于对法律不信任，无论纠纷大小，老总均不愿选择诉讼和仲裁，自我解决总是得到优先考虑；在纠纷自决方式的选择上，偏向依靠黑社会和权力机关的非正当解决则从侧面反映了其个性意识中的因素，以及其交往关系等环境因素对此的影响；在纠纷解决的进行过程之中，时断时续，缺少统一筹划及容易受到他人意识的左右，则反映了其随意性大的个性缺陷。
仅就a企业这一个案，我们尚无法推论所有中、小型企业均以自决为纠纷解决系统中的先行手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零星的事实出发作出自决优先的合理推断。在小型企业阶段，即使每年仅有两三起纠纷，但都诉诸法院，老总的经营活动也会极大地受此制约，因为他不得不抽出相当大的精力来搜集证据、咨询专业人员，应付、开庭、上诉、执行等。对于以企业发展为最高目标的老总来说，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在中型企业阶段，随着纠纷的增多，纠纷的类型也趋于多样化，既有大型纠纷，但小型纠纷也不在少数，如果均诉诸法院，其纠纷解决的人员成本和经济成本会非常之高。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其合作关系较为有限，企业的发展则有赖于此，而诉讼意味着“撕破脸皮”；同时，在各种自决方式之中，协商总是最经济、最能维持各方合作关系的自决方式。基于上述分析，在老总的个性化因素之外，其实也有诸多理性化的因素影响着中小型业对纠纷自决与具体自决方式的选择。
由上可见，对a公司这种中小规模的发展中企业而言，经济纠纷常常并非单纯的纠纷，从老总角度，纠纷的解决常常构成企业经营策略的一部分，选择何种纠纷解决方式、怎么解决，常常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目标。在此目标之下，不同职能部门与人员构成其个别决策的执行系统，在具体的纠纷解决行动中较为忠实地贯彻其意图。同时，由于中、小型企业的老总与下属人员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后者也能对前者的决策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大型企业的纠纷自决机制特征
b公司自1982年注册以来，已从最初的一个小型饲料加工企业发展为净资产超过20亿元、员工逾万人的上市股份公司。其经营业务以饲料为主，但已扩展至畜产品加工、金融、房地产、空调等多种行业。笔者选择了其中饲料板块的纠纷解决状况进行考察。
该公司分三级机构：董事长，总部与各分公司。总部是一个企业内部的管理机构，对外经济联系较少，唯一可能与外部发生经济纠纷的机构是贸易部。贸易部负责各分公司的的饲料原料的采购，一旦涉及纠纷，所涉金额往往高达数十万美元。贸易部的纠纷近年来维持在每年40—50件左右，其中，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的在30件左右，每年只有10-20起通过诉讼解决。公司的大部分经济纠纷则发生在分公司与外部经济组织、个人之间。根据多名法律事务人员及个别分公司受访人员所作保守估计，各分公司每年发生的纠纷应在10—20起之间，标的小的只有几千元，高的则达到八、九十万元，平均标的额应在5—10万元之间。该企业饲料板块的分公司有40－50家，每年总计纠纷数量应在500—1000起之间，涉案金额可能高达2500万至1亿之间。
与中小型企业一样，纠纷自决是大型企业解决纠纷的首选形式，而在所有自决方式中，协商居于核心地位。所不同的是，大型企业是否选择自决、以及选择何种自决方式往往不受老总个人的背景因素的影响，而基本是企业经营运作的理性化选择。理性化程度的分殊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大型企业以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比较作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作为例证，我们看到“自决优先”原则被载入b公司的制度文本之中；同样是利用关系资源，b企业更注重在法律框架下寻求投资性保护。
大型经济组织因规模宠大而分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更高，也更具有复杂性。在大型经济组织内部，老总通常只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宏观决策者，就纠纷的解决而言，只在个别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对企业经营发展有严重影响的纠纷解决中充当决策者，大部分的纠纷解决的决策职能由其下属机构职能承担，纠纷解决的执行职能则完全由下属人员负责。以一个标的额为20万元的经济纠纷为例，对小型经济组织的老总而言，这一纠纷的解决往往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老总在一定时期内往往以解决纠纷为其主要的职能工作；同样标的的经济纠纷对大型经济组织的老总而言则不算什么，如果参与解决此类纠纷，则会浪费大量精力，而等量的精力如果用于生产、营销方面创造的效益会更大。与经济组织的规模化程度相联系，这其中也有成本与效益的对比问题，对经济组织老总而言，即是如何进行理性选择的问题。由此产生一个结论：经济组织的规模越大，老总的管理职能更加抽象、超然，与纠纷解决的决策、执行职能更加疏远。但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比较性观察，我们发现：在经济组织内部，纠纷解决职能呈现专门化、专业化、科层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大型企业那里得到最完整的展现，并因此而构成其纠纷自决机制的突出特征。
解纷职能的专门化是指，与经济组织的内部职能分化趋势相一致，纠纷解决的职能趋于独立，由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在a企业的发展初期（即小型经济组织时期），纠纷解决的职能完全由生产经营人员承担，并不存在专门化的纠纷解决机构与人员。基于纠纷数量、数额、企业管理成本等方面的因素，小型经济组织没有必要建立专门化的纠纷解决机构，否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当a企业扩大至中等规模之后，经营压力增大，纠纷数量日渐增多、纠纷标的额也明显提高，此时，如果再由老总随机性指派人员解决纠纷，可能会影响这些人员正常的生产经营职能活动。于是，老总确定由销售部门的副经理专职收账。从表面上，这一头衔与纠纷解决无关，但却使这名专职收账人员具有了名义上的企业内部的高层地位，使之在催账过程中的话语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催账结果这一功能效果上分析，由于其专职收账，因此会随时日的增加而提高解决纠纷的规律性的认识，并由此积累解决纠纷的经验与教训。面临的纠纷形势更加严峻的b企业则成立了法律事务部作为纠纷解决的专门性机构。从职能分配的角度，作为大型经济组织，b企业确实需要一个能够对经济纠纷作出迅速应对并能持久性参与其中的职能机构；而从经济实力的角度，b企业也能够承担建立、运作这一专门性机构的成本支出。
解纷职能的专业化是指，与职能专门化过程一致，纠纷解决的职能趋于由具有专业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的专门人员承担。专业化职能是基于纠纷复杂性之特点与利益最大化之需要而产生。经济纠纷在当代呈现复杂化趋势，不仅在纠纷的起因、责任的归属和证据的获得上趋于复杂化，跨地区、跨国性的纠纷也日益增多，所涉及的法律规则也更加专门化，因而解决的难度不断增加。普通的常识已渐渐不能胜任对专业化纠纷解决的需要，专业的知识、专业的人员和机构构成现代经济组织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时，纠纷解决职能的专业化也意味着管理知识的成本增加，但如果其知识性效益的获得符合利益最大化之原则，则显具有生成之必要。纠纷的自我解决机制的实践中却似乎蕴含着一对知识性的矛盾：一方面是自我解决纠纷的知识与技术的需要所导致的专业化趋势。解纷职能的专门化客观上推进了自我解决机制的专业化进程。在职能专门化过程中，专门人员——即使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从不熟悉到熟悉，逐渐掌握了诸如催收、协商、谈判、借助权威与强制力等自决手段中运用的规律性知识，掌握了对于自决纠纷的关键性技术——例如对账技术，这些知识技术也许与法律规范性、正式的诉讼要求无关，但却是确确实实有利于合理结果的形成，在社会学意义上，它们也称得上专业知识，而掌握它们的人员当然属于专业人员。另一方面是，即使在b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作为正式法律代表，律师在纠纷自决过程中却作用有限。这主要是由纠纷自决的性质所决定。在进行协商、谈判时，律师的出面容易对纠纷对象构成不利心理影响，并使对方产生戒备。而在利用权威与强制力手段上，律师的法律知识则完全不相关涉。因此无论经济组织的规模大小，律师的作用主要限于正式的诉讼。尽管如此，纠纷的自决与诉讼之间并非没有牵连：纠纷自决的无果往往导致纠纷的诉讼，即正式的法律解决。正因如此，在自决过程中，律师往往处于幕后，为诉讼进行一些前期准备，如形成证据、延续时效等。这些诉讼的准备客观上也促进了纠纷自决。
法律专业人员的不同面相集中体现了不同经济组织在纠纷解决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在小型经济组织中，法律专业人员（如果有的话）往往集中处理涉及诉讼的纠纷，其功能相对单纯地发挥在纠纷的规范性解决和决定性解决之中。随着经济组织的扩大，经济事务与经济纠纷的增加，法律专业人员开始全面地介入纠纷的解决之中；因此，在大型经济组织中，法律事务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实权部门——而小型经济组织更倾向于不设立这种部门，有诉讼时临时聘请律师。同时，与法律规范在纠纷解决整体机制中的势微相伴，法律专业人员的功能在很多时候已经与收集法条，庭上抗辩等典型的法律事务无关。法律事务人员分化为多种形象：除了小部份深谙诉讼论辩之道的“法律人”外（这部份人经常也是临时聘请的律师或者作为律师的法律顾问），还大量存在着专业的谈判专家、心理战专家、讨债高手甚至公关小组。不能说这些人就与法律无关，因为在这里，“法律”一词已经体现了相当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一种实际运作中的规范，以及由这套规范组合拼装成的“活”的制度。
解纷职能的科层化体现为纠纷解决的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纵向分配特征。在小型经济组织中，纠纷的自决权集于老总一人之手，其下属主要发挥辅作用。而在大型经济组织之中，纠纷自决权根据纠纷金额的大小或者难度而予以分配。从科层制角度，这种分配方式的根本目标在于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但从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的角度，其往往是客观条件所致。尤金·j·本奇将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划分为职能制、地区制与产品制。后两种类型的企业往往是规模较大的现代型企业。{5}(p16)其中，地区制企业实际是由若干职能相同的中小型企业组成，它们之上不过有一个进行全面协调、管理的总部。由于地理上的疏离与层级关系，这样的结构往往造成职能、职权的复杂化。客观上，不论纠纷大小而统一解决既不利于解决纠纷，也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种科层化的另一特点是层级汇报和问案制度。尽管基层机构拥有一定的纠纷自决权，但必须将纠纷发生的情况、解决的方案、解决的进展、最终的结果及时上报总部相关机构，从而使总部决策机构（包括老总）能及时掌握全局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这种方式，也使基层机构在纠纷自决上不致于权力失控，从而形成权力自治与腐败滋生。
三、纠纷自决机制的理论解读——以经济组织纠纷自决机制为例
（一）伦理性与反伦理性：自决机制的双重面孔
从以上关于经济组织自我纠纷解决机制的描述可以看到，理性选择的利益激励作用对于经济组织本身是绝对的；所以，无论是援用反法制的权力资源还是依凭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软硬皆施地拖垮对手都找到了“理性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甚至可以等同于其强势但又相当不同的表达：“有缝的蛋苍蝇就应该叮”。当公共权力成为一种有利于实现经济目标的可用工具的时候，使用这种工具就是最充分的理性选择；弃之而不用，不是“经济人”的作为，非营利组织之本性。如果说生存是最大的“伦理”的话，经济组织的“伦理性”充分地表现在对利益的无限角逐上。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将现代社会的理定义为一种沟通行为，即通过语言表达或言说行动达成共识，最终实现相互理解。{6}(p48)然而，从经验与实证角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规模不等的经济组织都遵循功利原则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与纠纷解决活动，因此，纠纷的解决实际只是一种策略行为、功利行为，而不是沟通行为。在此语境中，纠纷自决中的交往沟通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期待，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工具主义的描述；可以说，以完全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充分的理由论证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性”在现实的“物欲世界”中从未真正实现过。从此意义上，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仍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牢笼”，或诚如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然而，这样一个被功利所殖民的世界，却显然地存在着反伦理的危险。功利主义的反伦理性不但为形形的权利理论所不耻，甚至也站到了法律经济学所秉倡的“财富最大化”理论的对面。[2]从法律经济学的立场出发，一个能实现财富最大化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最有效的制度。但是，不能狭隘地理解这里所称的财富，必须充分地核算行动的成本。从功利主义出发，一个以1万美元购买一条项链的人比另一个没有钱但愿意承担一种非货币的反效用的人（如项链的盗窃者）所感受的“快乐度”是相同的；但在法律经济学理论看来，前者显然比后者“在道德上更高一些”，并形成了我们“伦理信仰的资料依据”。[3]让公安（甚至是无管辖权的）介入经济纠纷完全符合经济组织的效益原则，但却发生了成本的转化，而且，在这种转化中，成本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被利益所收买的公共权力机构必然得不到公民的信任，对其利用率降低的成本，以及为此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予以弥补的信息成本，都转而由将来可能会利用公共权力机构的所有人承担了。如果说对公共权力机构收买者获得的收益为1，由于公共权力机构被收买而承担不利者的成本也为1，将来合法的利用者所必须付出的信息成本则是由于收买行为而增加的成本。这里，收买者和被收买的公共权力机构（主要是后者）所获取的快乐对一般人而言是毫无价值的。
所以，必须要关注到经济纠纷组织的非规范性自我解决机制中隐藏的巨大破坏性。对财富最大化的破坏从而也是对伦理、对权利的破坏。同时，在解决纠纷的程序运作中，由于介入了掌握压制性巨力的第三者，充分的理由论证也褪变为裸的力量争夺。公平、公正的程序正义理念在这里找不到市场；传统哲学中的差序格局依然大行其道。反程序、从而也是反法治的解决机制强化了同质的民众观念的滋生繁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概念屈从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这种自发地动用社会资源所形成的“契约性秩序”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组织化秩序”观念，但正如季卫东指出的那样：“这种契约的非契约性基础不是正当程序而是力量对比，不是功能分化而是价值统一。在中国，法律受情理的牵制，决策方式往往是概率性的。市场活动为了获得必要的预测可能性，不得不回过头来向关系本身求援。”“在西方，社会关系的分离和重组是与公正秩序、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技术调整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缺乏这样的合理选择的制度条件，自组织机制就会流于恐意的偶然性游戏，或者陷入无序的混沌之中。”{7}(p281,283)
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或者说回到“经济先行还是政治先行”的老议题上。这个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但进到此时，似乎还有重新思考待定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以经济总量的“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精密运作的秩序观念还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政治对于经济的钳制作用就愈发明显，竞争的正当化与有序化就愈发重要。本来，现代中国经济组织中普遍采用的某些纠纷解决机制暗藏着对经济组织本身也堪称致命的危险——例如通过收买公共权力机构而可能遭致的敌视与惩罚，长期信誉的丧失——但是，这些危险顶多只是“远在天边”的幽灵，比起近在眼前的巨大诱惑，自然不在慎重考虑之列。既然不能奢求经济组织一朝猛醒，都开始干起无利益追求的慈善事业，或者在生死存亡的角逐中自断命脉，那么，建立一套公正秩序，一套“合理选择的制度条件”的任务就必须以另一种路径完成，也必须作为继续发展的前提性事件来认真对待。
（二）在纠纷自决与诉讼解决之间：竞争与同一
在韦伯那里，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相当程度上需要理性化的技术与理性化的法律。{8}(p15)与理性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必须有理性的法律制度与之对应。诉讼与仲裁被认为是理性社会（现代社会）最具普遍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即理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和调解手段的运用，标志着社会力量对于冲突的干预，也表明人类解决冲突方式的进步。”{9}(p41)比仲裁与调解更进一步，诉讼依赖国家权力的权威决断并对裁决结果的执行提供强制性保障。与之相反，自决的性质属于私力救济，在古代社会，“那些得到救济的人采取的方式是个人报复。这种报复常常是暴力性的和任意的。在故意的和过失的犯行之间很难得出明显的区别。并且，由于报复性愤怒的程度的张扬，不仅犯罪者个人会受到报复，常常会连累他的家庭与氏族受到攻击。随着社会的发展，非规则性的个人报复的问题日益严重。在特定情况下，被报复的‘被害人’常常视之为一种侵犯，然后又挑起新的报复。私力救济因此导致冲突的加剧和长期的血腥世仇。”{10}(p38)自决的原初形式是复仇，这是普世之说。正是在此意义上，顾培东认为“自决最适合社会冲突的个性本原，从而构成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被视为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最初形式。”{9}(p37）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角度纵向考察，由纠纷的自决（最初是复仇）到他决（调解，仲裁，诉讼），反映了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的不断深入；而纠纷解决从暴力、神性趋于合意、说理，则反映了人类理性程度的增长历程。合意性的纠纷自决，其伦理基础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纠纷解决结果往往也最大限度地符合当事人的利益需要。
尽管从时间的承续关系看，诉讼手段的运用范围日渐增大，但自决的地位也并未因此下降。棚濑孝雄将纠纷区分为“适合于审判的纠纷”和“不适合于审判的纠纷”。棚濑认为，即使在“适合于审判的纠纷”之中，通过当事人之间交涉、第三者的斡旋以及调解、仲裁等“准司法机关”而达到解决的，与通过审判解决的相比，占压倒性多数。{11}(p2)就经济组织解决纠纷所采用的各类方式所占的比重而言，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但通过上文对a企业与b企业的考察，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经济纠纷没有通过诉讼，而是通过自决方式解决；其余部分的纠纷比较复杂、分歧很大，也往往在自决无效的情况下才走向法庭。这种“先自决，后诉讼”的纠纷解决系统反映了企业决策者对待自决与诉讼的不同态度，在他们的理念中，自决仍然优于诉讼。这种态度、理念与普通公民（包括普通市民与农民）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副教授麦宜生于2001年在北京地区针对1124名普通市民进行了一项法律与社会(blcs)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发生纠纷后应对方式的选择。通过对67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只有36%的人选择“寻求第三方帮助”，而选择“没有寻求第三方帮助”的高达43%，另有21%为缺省回答。“没有寻求第三方帮助”包括“忍让”和“自己解决”。据此，麦宜生作出结论：“当遇到不满时，律师和法律是人们求助的最后选择之一。”{12}(p92—94)陆益龙等人就农民法律意识进行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在处理纠纷时，农民选择直接解决的占多数。[4]
相比正式的诉讼解决形式，自我解决具有两个突出优点：(1)运作方式更加直接、灵活、迅速，因而成本较低。所谓直接，是指纠纷自决发生在纠纷当事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介入，也就不产生对于第三者的费用；所谓灵活，系指当事人可选择各种认为投入较少而效果明显的具体方式进行；所谓迅速，是指纠纷自决环节较少，只要当事人双方意合或者一方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则能在较短时间内达致纠纷的解决。相比而言，诉讼与仲裁程序繁锁，耗费时日，需要依靠当事人之外的国家机关或人的行为运作，既有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其他费）、执行费等显性费用，还有为打赢官司而支出的各种关系费、活动费等隐性费用。(2)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自决能减少诉讼、仲裁等可能加剧的冲突，维持双方协作关系。影响纠纷解决方式之选择的是利益机制。逐利是经济组织的根本目标。但对利益的考量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锤子买卖”中的患得患失。维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越来越成为利益权衡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对持续发展抱有希望的组织之间更是如此。如果继续合作的前景对双方未来发展都有好处，那么这种预期利益将很可能构成以和平方式进行自决的动力机制。自我解决的过程与结果反过来又能有效地维护双方的面子关系，达成沟通与交流，消除误会，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正是基于对上述优点的或明确或模糊的认识，使企业、市民、农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将自决置于诉讼之前。
以上探讨了纠纷自决与诉讼在纠纷选择位阶上的序位关系，这是一种竞争关系。这种序位的先后与竞争关系反映了自决与诉讼的功能对应与当事人的价值选择。就另一方面而言，纠纷自决与诉讼之间还存在功能意义的联系，由此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同一关系。
在上文的描述中，大型经济组织更注重纠纷的防范，为此而建立经销商和客户档案资料、完善赊欠手续、健全对帐制度等。上述措施的运用，主观目的是避免纠纷的发生，以及纠纷发生之后确定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对方当事人）的责任情况；而客观的效果则是提供协商、谈判的直接证据，以及，当协商无果时以相关的书面性资料保证诉讼、仲裁的结果有利于自己。通过防范机制的运作所形成的基础性事实材料，有力地保证了该组织在纠纷自决过程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在这些材料之中，包含着能够证明损失情况与责任归属的事实内容。结合纠纷发生后形成的其他材料，纠纷当事人就能全面地展开协商、说理乃至提讼、仲裁的准备。
各型经济组织都十分注重纠纷发生之后的协商、谈判。根据上文考察，这种协商、谈判在两种意义上与诉讼、仲裁（正式的法律解决）发生联系。第一种意义是协商、谈判的过程以说理的形式展开，而说理的手段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法律解决前景的预测，或者说理性的协商过程往往与规范性因素相联系。在a企业的“洪源公司欠款案”中，我们看到这种协商过程已经相当的正式化。例如，《会谈纪要》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本着合情、合理、合法以及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有关问题。”而所谓“合情、合理、合法及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也正是诉讼与仲裁裁决所依据的根本原则吗？又如，《协议书》及《和解协议书》均基本按照合同法的框架对争议事项及纠纷解决方案进行约定，并通过“签字生效”条款强调其法律约束力。作为具有高度意志自由的当事人何以会有意或无意地将正式的法律解决的形式部分地纳入到自决过程？顾培东认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自决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暴力强制的存在。在自决过程中，彼此间的争辩使得正义基础薄弱的一方意识到：倘若不服从或者接受相对方合法的权益主张，将有可能导致国家暴力强制的运用。”{9}(p39)这一解释与棚濑孝雄的观点不谋而合。棚濑孝雄认为，“纠纷中可能利用的手段实际上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规制，因而交涉过程总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下发生的。”“从当事人双方都承认的规范来看其主张是没道理的一方当事人易于处于不利地位这一事实，实际上就意味着最终的合意内容往往受到规范制约。”{11}(p11)第二种意义是协商、谈判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提请诉讼或仲裁的预备性阶段。至少对纠纷的一方而言，上述《纪要》、《协议》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如果对方不按约履行，那么约定的事实在未来的诉讼或仲裁中作为不须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会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依据。协商过程并非完全体现双方的意思自治，并依照纯粹正义的原则展开。纠纷双方总会想方设法使对方认可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事实和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协商的过程其实也就演变为以实现埃里克森所谓的“福利最大化”的博弈过程。[5]于是，我们看到，处于优势地位的当事人总是倾向于利用自己在法律知识方面的长处，力图在正式的协议之中载明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同时，也尽可能回避己方的过错。另一方面是，无论是正式的协商、谈判还是非正式的“催账”、信函传真，往往都载有文件形成时间。无论纠纷当事人是否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但由此可以形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既有利于继续协商、谈判或者采取其他自决形式，也可以为诉讼、仲裁赢得较长的时效期间。
如果说协商、谈判、催帐等属于合意性自决形式的话，利用黑恶势力、地方党政力量则属于强制性自决范畴。表面上，依赖于第三方力量介入的自决[6]并不涉及任何法律因素，但其实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合意性的自决主要是对法律规范的正向利用，因而与诉讼、仲裁之间产生积极的功能联系；反之，强制性的自决则属于对法律规范的回避，与诉讼、仲裁之间呈现逆向的功能联系。强制性自决起因于对法律的不信任，因而也是对诉讼、仲裁的可选择性的否定。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基于对法律权威与公正性的歧见，这种歧见源于传统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厌讼观念。在a公司老总的身上，我们发现了对官方机构（包括法院）的不信任，而在对b公司的调查中，尽管我们没有条件与其总裁晤谈，但其内部文件所确定的自决优先原则也明显反映了公司高层对诉讼的拒斥。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中，根据我们的观察，经济组织的厌讼情结主要与科恩列举的四个理由中的两个有关：(1)民众对法官有不信任感，凭良心、有能力的法官凤毛鳞角。(2)无论胜诉或败诉都要耗费巨额资金。{13}(p93)科恩的描述是正确的，但他就中国民众厌讼心理的另两个理由却不适于经济组织。[7]
【注释】
[1]从广义的角度而不是仅就语词的表面涵义理解，所谓“快乐”、“幸福”不过就是主体各种利益的表征，利益指向是功利主义原则的核心。
[2]季卫东确切地指出：这种状况不独中国然，在各种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西方解纷方式选择中的舒沃茨假说和布莱克命题就是很好的说明。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波斯纳说，“就基于自愿的市场交易模型而言，追求财富要比古典功利主义更尊重个人选择。”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4]波斯纳还认为，“相比之下，这个窃贼没有给项链所有者以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收益，他对这一项链的，功利主义者也许会承认的‘权利’都基于感官，即感受快乐的能力，而这对其他人来说也许一文不值。”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5]陆益龙等人的调查涉及2970份有效问卷，1.4%的受访对象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选择，“忍忍算了”、“自己解决“、“求助第三方”的比例各占0.3%、0.5%、和0.6%。参见陆益龙：《乡村社会法制化的条件》，载郭星华、陆益龙等：《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5]美国法社会学家罗伯特·c·埃里克森认为，纠纷双方的合作之迷在于作为理性人的行动模式——“博弈论”。他认为，纠纷的当事人即是博弈的双方，无论其他博弈者作出什么选择，某个选项对一个博弈者在该博弈期间都有利，这一选项就是首选；当诸多博弈者的选项汇合之后会产生可能获得的最大的总和客观报酬，而不论各个博弈者如何分享这一总量，那么该博弈结果在此称之为“合作解”，或是“福利最大化解”。参见[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6]顾培东认为，自决的主体并非仅指直接冲突者本身，还包括直接冲突者各自可以借助的某些其他力量，主要是与直接冲突者利益相一致的家庭、民族、团体或其他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参与的其他社会成员越多，冲突一方的自决力也就越强。参见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7]除上文引述的两个理由之外，科恩还认为，中国传统的厌讼心理还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一审法院都设在各县城，远离大多数民众居住的村落，出庭的旅费和住宿费用很高，因此，没有金钱和时间就不可能进行诉讼。另一个是民众在法院往往遭到侮辱性的白眼。科恩的考察主要限于传统中国（即1949年之前的情形），上述两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中国公民越来越“接近司法”。对经济组织而言，由于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两种限制性因素根本就不存在。有关科恩的论述引自[日]大木雅夫：《东西方的观念比较》，华夏、战宪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6
一、坚持“先刑后民”是严肃执法的需要，既有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又是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要求和做法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对违法行为根据其不同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可分别进行民事、行政、刑事处罚。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手段，不仅可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可以剥夺其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乃至生命。因此，它只是国家专门对付犯罪的特殊手段，只能对犯罪人适用。与民事强制手段、行政强制手段以及其他各种强制手段相比，它也只能是最终极的选择。在实施刑事处罚过程中，不论从其使用的手段、方法，还是产生的后果看，与此同民事、行政等处罚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刑事犯罪与民事责任交织的案件中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对经济损失的追偿和民事责任的评判。在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我们可以依法作出判决，也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解，在责任的划分和对损失的追偿问题上当事人充分的自主权。在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中对赃款赃物的追缴和非法所得的没收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不管是善意取得，还是恶意取得（在民事法律中有不同的规定，如票据法中就有对善意取得的规定），不需要征求案件当事人的意见，这样更利于挽回损失，维护国家、集体、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持法律的尊严。如果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发现有刑事犯罪嫌疑而不移送侦查机关，将产生以下后果：一是可能放纵犯罪；二是刑事犯罪一旦成立，将对赃款赃物的追缴和非法所得的没收以及对被告人处以财产刑难以执行；三是民事判决所确认的民事责任将会有重大变更，无法执行；四是可能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民事判决，影响了执法的严肃性，增加了诉讼成本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针对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不能得到及时查处的问题，早在1985年8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就下发了法（研）发（1985）17号《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对查处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同年12月9日最高法院下发了法（研）发（1985）27号《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该通知重申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当作经济纠纷案件来处理，放纵犯罪分子。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法（研）发（1987）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从上述几个通知精神中不难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侦查、起诉、审判的意见是明确一致的。一旦移送，经济纠纷部分的审理工作就必然要中止。因此，刑事优先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全案移送，什么情况下对涉及的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可分开审理，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加之受利益驱动的影响，真正能及时移送的不多。针对这种情况，最高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自1998年4月29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第1条、第10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对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这两条规定表明，只有在因不同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时才分开审理。如果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而涉及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则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规定移送侦查、起诉。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的规定，同样确定了“刑事优先”的原则。
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刑事优先”原则
笔者认为，首先是树立大局观念，公、检、法三机关应统一认识，统一协调，不要各自为政，打击犯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共同的任务，要克服利益驱动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格依法办事。在司法实践中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处理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而涉及的刑民交织的案件。
（一）关于立案问题。对于当事人以民事（经济）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予以审理。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如果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立案条件而立案受理了，而公安、检察机关也作了经济犯罪进行了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根据“刑事优先”的原则主动与公安、检察协商，达成共识，协商不成的可提请政法委协调，以保障执法的统一和严肃。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不予立案受理。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可裁定不予受理。已经立案审理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应将全案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检察机关应严格执行两院一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称送的通知，不得相互推诿|、扯皮。
（二）关于已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的民事案件，发现有刑事犯罪事实的处理问题。在这个阶段由于涉及到两个审级、两种情况（两个审级是一审和二审，两种情况是全案事实涉及犯罪和部分涉及犯罪），如何处理在实践中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在一审阶段不需要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只要将材料移送侦查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即可；有的认为在二审阶段为避免当事人讼累，不应中止审理，可终审裁决后，再将材料移送侦查机关。笔者认为，不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阶段发现刑事犯罪事实，也不论是全案事实涉及犯罪，还是部分事实涉及犯罪，人民法院对正在审理的民事纠纷案件都应裁定中止审理，将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侦查，如果侦查机关立案侦查，那么对民事部分的审理必须在刑事判决确定之后再恢复审理。人民法院不能在侦查阶段继续审理民事部分，因为刑事判决的结果直接影响民事责任的划分。如果侦查机关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不予立案或经立案侦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在收到侦查机关的书面答复后，可继续按民事案件审理。
（三）关于人民法院已按民事案件审结，但有关部门又认为是刑事案件，并且有立案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正开始立案侦查的问题。对此类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则已审结的民事案件不变。如果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分两种情况处理：一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与与事判决确定的损失基本一致的，原民事判决不变，但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进行表述。二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有变化，而导致原民事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处理结果方面错误的，则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民事裁判，依法再审。在刑事判决未确定前一般不要撤销已作出的民事判决，因为一旦作出无罪判决将造成工作被动，即使作出有罪判决，由于先撤销民事裁判，势必造成民事责任空档，以及两种不同诉讼程序与审级不同的冲突等问题。
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7
「关键词土地补偿款分配，收益主体，处理原则，法律建议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呈逐年上升趋势，因征地补偿款分配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不断有权益受到侵害的村民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引发分配纠纷，或直接向法院、或上访，甚至闹事，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对于公平、公正的保护每一个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问题作一些肤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范围问题
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指村民委员会或由村民小组在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时，在村民中实行不平等分配，不分或少分给一部分村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而引发的纠纷。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尚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分配，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事务的处理，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分配纠纷，属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出现的纠纷，只能有有关行政部门协调解决。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明确规定：“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故当村民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因征地补偿费问题发生争议时，市、县、乡（镇）政府应当解决，责无旁贷。所以，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也有人认为，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农民集体对其所有的集体土地行使经营、管理、收益权的机构，与其成员之间地位平等。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行为，是依法行使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收益权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民事行为。因此，此类纠纷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此类纠纷，人民法院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也前后不一。最高人民法院业务庭自1994年至2004年就村民征地款分配纠纷问题是否受理做了五个复函或答复。一是最高人民法院［1994］民他字第285号《关于王翠兰等六人与庐山区十里黄土岭村六组土地征用费纠纷一案的复函》，其主旨是不予受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51号《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分配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其主旨是受理；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116号《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其主旨是受理；四是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立他字第4号《关于徐志君等十一人诉龙家市龙渊镇第八村委会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的复函》，其主旨是不予受理；五是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立他字第33号《关于村民请求分配征地补偿款纠纷法院应否受理的请求的答复》，其主旨是不予受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业务庭的复函或答复内容冲突，使得下级法院对这类案件是否受理掌握不一，各取所需。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法院对因农村征地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缺乏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这里出现了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两个并列的概念，这两者不是同一个组织，也不是相互交叉的组织。至今法律上对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根据字面的理解，集体经济组织应是村民集体管理集体经济而设立的组织，如农村经济合作社等，它与村民委员会有很大区别。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村内集体收入应当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配，但在实践中，很多地方没有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收入分配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代为行使权利。因而，当土地收益分配纠纷发生诉讼时，便发生在村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之间。因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济管理的组织，两者均不是一级政府机构，所以，进行的管理、分配等活动不具有行政性。从法律上讲，对来源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收益，依法属于全村村民，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应属于全体村民共有，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对集体土地等的收益享有可分割的特定份额。可见，对我国农村公民来说，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权是一项法定的财产性民事权利，对该民事权利的侵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依法由侵害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再说，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行为，也是依法行使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的具体体现，本身就是一种民事行为。因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或村、组）之间因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所引发的争议应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对此，只要符合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
二、如何确定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受益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实践中，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都是支付给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组）。而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组）通常将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揉在一块，分配给村民，后再统一调整本村（组）农业承包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是对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补偿，土地共有人应共同享有，土地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就应由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参与分配，这与法律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性质是相一致的。那么，依何标准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呢？在实践中，一般有以下几种主张：①户口说，认为只要户口在该村（组），就享有该村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权。②事实主义说，认为只要是长期在本村（组）生活，就应当享有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权。③生活来源说，认为只要是以土地耕作收益作为个人主要生活来源，就享有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权。笔者认为，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既要反映征地补偿费的本质，又要有利于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由于很多农村没有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产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进行管理，这种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就是本村（组）的村民。笔者主张，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依据一般应以户籍为原则，但户籍又不是唯一依据，还应结合地权进行考虑。如果某人户口在本村（组），只要他（她）的农民身份没有改变，依附于村（组）集体土地，他（她）必然享有集体土地的地权，他（她）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团体里的一分子，他（她）就和其他集体成员一起，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主体的一部分，就应该成为征地补偿费的受益权主体。
三、当前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突出表现、处理原则、解决办法
当前，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突出表现在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擅自决定分配事务，对出嫁女、招婿、丧偶、离异及继子女、大中专在校生、义务兵等处理不当。笔者认为，处理此类案件时既要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村民的自治权并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性质，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因此，村委会、村民小组在决策时必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程序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其无权擅自作主。村民会议作出的决策亦必须符合该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民主原则和第二十条规定的合法原则，应明确村民享有同等待遇。具体地说，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村民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少数人的意志，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一些农村部分村民的土地收益权得不到保护，与人们对村民自治的模糊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其所依仗的就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赋予的一些权力，其实这是对村民自治权力的滥用。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任何形式的自治都不能同国家的依法行政相违抗，任何形式的自治章程都不能同国家的法律相抵触，任何形式的社区民主决定都不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那些同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民主决定都是自然无效的。村民自治必须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才能获得健康发展，必须做到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遵守法律。
（2）平等原则。在进行征地补偿款分配中，要充分保障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享有平等的待遇，正确地处理利益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剥夺少数成员或村民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收益权，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每次的收益和征地款分配总量是恒定的，为了更多的分配集体收益，惟有通过减少应分款人数来实现多数村民的最大利益化，因此，公正、公平地分配征地款是保障每个成员或村民享有土地收益权的前提。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在明确了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受益主体和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处理原则后，对当前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合理的予以解决：
1、关于嫁城女及所生子女的问题。与城镇职工、居民结婚的农村妇女（嫁城姑娘），由于政策规定不能到男方落户的，且居住地也未迁离、享有地权的，应当保证其享有村民同等待遇。其所生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属有地权主体，应与其母等额分配。
2、关于入赘婿的问题。对于入赘婿及其所带的子女，只要户口已迁入，且居住在当地，其迁出地已不享有地权的，应保证其享有村民同等待遇。
3、关于离婚或丧偶的妇女的问题。妇女离婚或丧偶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户籍仍在当地，且原居住地村（组）保留其原有地权的，应与本村村民等额分配土地收益；若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地地权尚未落实的，原居住地所在村（组）应保留其地权，并与村民等额分配收益。
4、关于农村五保户收养子女的问题。对依据《收养法》办理了相关手续，已在当地村组落户的养子女，也应与村民等额分配。
5、关于农业户口入学的大、中专在校学生的问题。农业户口入学的大、中专学生以及毕业后未就业前，因就学已将户口从农村迁出，但从经济来源看，家乡地权仍是他们主要的依赖条件，为确保学生能完成学业，可当有地权看待，应与村民等额分配或适当分配。
6、关于进城打工人员的问题。进城打工人员，户籍仍在当地，仍依附于村集体土地，而不是对地权的放弃，打工是为了挣钱弥补生产和生活所需，不能取消村民待遇，必须与本村村民等额分配。
7、关于超生子女的问题。对于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子女，如已接受处罚，并已执行到位、户口已登记的，应当给予地权，与村民等额分配
8、关于服现役的义务兵的问题。凡农业户口的服现役的义务兵，不能停止其受益分配；如在部队一旦提干或转志愿兵，有了固定工资，应停止其受益分配。
四、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款分配纠纷问题的法律建议
1、尽快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解决司法实践中管辖不统一的问题。
针对最高法院研究室、立案庭相佐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截止目前尚无权威性解释，致使因农村征地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难以下判，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统一此类案件的立案条件、受理范围、案由确定，以指导司法实践活动。
2、建立分配方案行政指导体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因此，对涉及村民利益内容的村民会议决定的分配方案，可要求先交乡、镇政府指导审查。这种指导，只是审查分配方案有无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如有违反则通过指导予以改正，如无违反，则按分配方案执行。
3、强化民间调解机制。由于这类纠纷具有矛盾尖锐、影响大、执行难的特点，应充分发挥乡（镇）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尽量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发生后，可由司法员、调解员深入村、组，宣讲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精神，提高农民思想意识，消除错误思想，在此基础上，使村民与村委会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
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8
证券纠纷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副产品，在新兴的证券市场上这一现象尤为突出。问题在于，面对形形色色的证券纠纷，如何探索和构建证券市场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证券纠纷的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课题。我们认为，除了通过诉讼或行政的方式来解决证券纠纷外，采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证券纠纷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法律依据
1994年8月31日颁布的仲裁法关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的规定，同样适用于证券纠纷，因为证券纠纷大量的属于民事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的纠纷。
同年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字〖1994〗139号文）了《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是针对中国证监会管辖范围内的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因股票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必须采取仲裁方式解决所作出的规定。通知指出：一、按照《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九条和八十条的规定，凡是与股票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争议，需要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的，应当签订证券争议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必须采取仲裁方式解决。上述机构签订的与股票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合同，应当包括证券争议仲裁条款。二、中国证监会指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解决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的仲裁机构。其他与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也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三、明确了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的内容：“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果当事人协商不能解决，应当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仲裁规则和有关证券争议仲裁的特别规定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在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四、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非合同争议，可以依照相关格式，自愿签订仲裁协议。
1998年12月29日颁布的证券法为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行为，以及如何解决证券纠纷填补了法律上的空白。为配合证券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还相继制定和了一批适用民事、证券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法实施的三年多时间内，先后了280多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有这些都为通过诉讼和仲裁等途径解决证券纠纷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和政策规范。
我们认为，随着证券市场的扩容和证券新品种的增加，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债券、基金的发行或者交易而引起的争议同样可以采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此外，上市公司、投资者等与证券经营机构或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证券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的纠纷也可以适用仲裁的解决方式。
证券纠纷的特点及其新的趋势
新兴的证券市场具有投机性强、变化大、风险高的特点。虽然证券纠纷主要是民商事的纠纷，具有民商事纠纷的一般特性，但证券纠纷因证券市场固有的特性使其具有自身的特点，一般主要表现为：
一是争议的标的较大。不论是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证券（股票、基金、债券）的发行或交易引起的争议，还是证券经营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与上市公司或投资者之间因证券（股票、债券、基金）等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一般争议的标的都比较大。此外，如果是证券民事赔偿争议，涉及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的人数比较多，主要是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出现，这在一般的民商事纠纷中是比较特殊的。
二是社会影响面广。证券纠纷的社会影响面比较广泛，因为这不仅会涉及到当事人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关乎社会上众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例如在证券民事赔偿争议中，一般散户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纠纷产生后，往往容易演变成过激的群体行为，而受害投资者要求赔偿的金额与证券违法行为人实际偿付能力之间又存在较大差距，这种矛盾处理不当，将可能导致两种极端的后果，一种是受害投资者的赔偿要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容易触发投资者比较过激的情绪和行为，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另一种是作为证券违法行为的发行人、证券公司也有可能在原本不良的财务状况下雪上加霜，造成支付不能，甚至于面临破产，从而引发社会上的连锁信用风波。
三是案件疑难复杂。由于证券纠纷的争议标的较大，社会影响面广，加之一些案件的特殊性，以及现有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使得在处理此类案件的程序上和实体上变得错综复杂，从而会导致诉讼制度上的一系列变革。仅以股东诉讼制度为例，在法律上就存在着许多滞后的方面，首先，涉及到扩大股东直接诉权的问题。按照西方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只要行为结果与股东利益有关，就应允许股东提起诉讼，这种诉讼既可以是确认之诉，亦可以是赔偿之诉。这在我国现有公司法中尚不明确。其次，涉及到赋予股东派生诉权问题。当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给公司造成损害，而公司不予追究时，凡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有权代为公司提起诉讼，这种法律规定在我国公司法中也不明确。第三，在股东诉讼中还涉及到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以及举证责任倒置等问题。由于上述问题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尚不完备，因此，在实际处理案件中就存在着不少困难。
四是专业性较强。处理证券纠纷不仅技术性、专业性和政策性很强，而且其所涉及到的法律领域也是相当广泛的。例如在商法范畴中的证券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等；民法范畴中的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公法范畴中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此外，还涉及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行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等。但由于我国立法的相对粗糙和在司法中的经验不足，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对具体法律技术问题上难以准确地把握。例如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审理中就遇到了一系列专业性很强的法律技术问题，如原告、被告资格的确定，诉讼时效、损失范围规定，赔偿金额计算，举证责任，诉讼代表人的选定，偿付方式等。因此，办案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有证券运用的专业知识。
除了证券纠纷的上述特点外，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对证券业逐步放开承诺的履行，市场化和国际化后的中国证券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涉外证券纠纷，涉外证券纠纷还具有涉外性和国际性的特点，涉外证券纠纷的出现，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按照国际惯例，涉外证券纠纷更多的是采取仲裁的方式处理和解决的，这对我国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解决涉外证券纠纷的争端机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特点及其基本原则
仲裁是指各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交给各方所同意的第三人进行审理和裁决，该裁决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能最终解决争议。仲裁同诉讼和行政处理纠纷相比较，既有许多共性的方面，但也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及基本原则。
（一）仲裁解决纠纷的特点
作为一种解决合同和财产权益纠纷的民间性审理和裁判制度，仲裁既不同于解决同类争议的司法、行政途径，也不同于当事人自行和解，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自愿性。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否将其提交仲裁、交与谁仲裁、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如何产生、仲裁适用何种程序规则，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所以仲裁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是专业性。由于仲裁的对象大都是民商事纠纷，常常涉及复杂的法律和相关专业知识，所以，各仲裁机构大都具有分专业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选定仲裁员。而仲裁员一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从而能够保证仲裁的专业权威性。三是灵活性。仲裁的灵活性较大，在程序上不像诉讼那样严格，程序灵活，很多环节可以简化。四是保密性。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并且各国有关的仲裁法律和规则都规定了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人员的保密义务，所以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会因仲裁活动而泄露，这一点在处理证券纠纷中显得尤为重要。五是快捷性。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不像诉讼那样实行两审制，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迅速解决。六是独立性。独立性是保证案件处理公正性的前提条件。各国有关仲裁的法律都规定，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之间亦无隶属关系，仲裁独立进行，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甚至仲裁庭审理案件的时候，也不受仲裁机构的干涉，显示出最大的独立性。
（二）仲裁解决纠纷的基本原则
1.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一原则通常也被称为当事人自愿原则，是仲裁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否同意仲裁，仲裁如何进行，以及是否接受仲裁员的裁判，均是当事人合意的表现。因此，当事人的合意在仲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事人一方的单方意愿只能驱动该方当事人行事，对仲裁的整体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如果当事人双方同意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并且同意由第三人裁判并受该裁判约束，该协议一经达成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反悔；惟有双方共同协议才能推翻以前的协议，因此，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的基础。
2.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仲裁法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事实和法律是这一原则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以事实为根据，意味着仲裁庭在仲裁
的过程中，必须全面、客观、深入、细致地查明案件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查明案件的全部经过、现状及向仲裁庭提供的证据；以法律为准绳，意味着仲裁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必须收集、理解与案件有关的法律，并准确地适用法律，公平合理地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强调这一原则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表明仲裁的方式是依法仲裁。
3.独立公正仲裁原则。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了保证这一原则的实施，仲裁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这是实现独立仲裁的组织保证。为了保证公正性，仲裁法和仲裁规则还就仲裁员的资格条件、仲裁员的回避以及仲裁员的责任等作了一系列严格规定，这是实现独立仲裁的程序保证。
4.一裁终局原则。该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仲裁原则，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不予受理。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法院应当执行。依照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做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财产不在中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中国已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简称《纽约公约》），当事人可依照《纽约公约》规定直接向其他有关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涉外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上述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涉外证券纠纷的仲裁承认和执行。
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价值目标
探索和构建证券市场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纠纷的机制，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在加强司法机关介入证券市场法治管理的同时，在证券业中建立相应的仲裁或调解机制，用仲裁的方式来有效地解决证券纠纷，这两者之间的价值目标应当是相吻合的。公正和效益是仲裁的基本价值目标，这在法学界基本形成了共识。用仲裁的方式解决证券纠纷，除了具有效益、公平两个主要价值目标外，在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它还能够实现当事人的额外价值目标，即能够实现安定的目标。
（一）采用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目标之一：有利于提高效益
效益原本是经济学上的一个主题。近年来，随着西方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经济分析法学的形成，法律效益越来越受到法学理论界和立法界的重视，以效益作为法律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标准逐步从理论构想进入现实实践，效益逐渐成为评判某一法律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之一。
经济分析法学派的理论对于研究以仲裁的方式解决证券纠纷的价值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从效益的角度出发，与诉讼或行政手段相比较，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证券纠纷最能体现“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首先，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证券纠纷在程序上是正规的程序，除了具有程序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外，仲裁程序还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很多环节可以简化。此外，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不像诉讼那样实行两审制，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迅速解决。其次，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证券纠纷能够产生稳定的实体效益。仲裁裁决与诉讼裁决具有同等的效力，其实体效益的稳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如此，由于各方当事人是自愿地将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交给各方所同意的第三人进行审理和裁决，而裁决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因此，一般而言，仲裁裁决的履行率要高于法院判决，其实体效益的稳定性要优于法院判决。
（二）采用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目标之二：有利于确保公平
通过仲裁来达到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公平，应该是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另一个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加上现有司法审判机制独立性的不够等因素，因此，在处理包括证券纠纷在内的民商事其它纠纷时，常常会出现法律与道德、权力与道义情理、理智与情感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单纯根据法律规范衡量有时难以作出合情合理裁决的局面。
同诉讼相比较，采用仲裁来解决证券纠纷可以有效地实现程序的公平和实体的公平，这是一种更接近于客观实际的公正。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程序上，基于仲裁的本质要求，仲裁员必须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待遇。第二，在实体上，追求合理和公平是仲裁的最直接的目的。由于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专业性和准司法性，决定了在仲裁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的同时，强调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力求摆脱僵化的法律教条，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尽可能地做出更接近客观实际的裁决，避免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和社会系统风险。第三，仲裁员一般由各行各业的专家组成，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在立法和司法领域存在诸多滞后于证券市场发展、不利于及时进行权利救济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就更需要一批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仲裁员。
（三）采用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目标之三：有利于维护安定
探索和构建证券市场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纠纷的机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证券市场发展环境，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其宗旨就是为了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法律的统一，合乎法律与合乎情理的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
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9
关键词经济法律诉讼解决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遇到经济纠纷的问题。社会存在就会有纠纷，解决好纠纷是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保证。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如可以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私下的协商和解，可以借助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和行政决定等，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概括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的非诉讼向现代的诉讼转变时期，不管哪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本身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经济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解决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经济纠纷有着独特的作用。
一、诉讼解决模式
（一）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诉讼解决方式一般指就是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事诉讼运行整套系统，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它包括了若干具体的诉讼制度如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先予执行制度、庭审制度、判决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民事诉讼制度是运用体制的概念从宏观的角度阐释民事诉讼制度，以逻辑演绎为出发点，从整体和宏观方面把握民事诉讼的运行。
（二）对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诉讼解决是一把尺子量天下，它是执法者依据法律，注重争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统一，强调解决程序的公正性及结果的客观性，体现的是法律公正。诉讼解决具有权威性、终局性、客观性、可执行性等优点，但也存在程序繁琐、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总的来说，诉讼是“赢家通吃”。
（三）诉讼解决的基本模式。
用民事诉讼解决经济纠纷有基本的模式，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非诉讼解决模式。不同的人对一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认识存在差异性，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对民事诉讼体制特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按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理论，基本的民事诉讼是由若干诉讼法律关系构成的。而在这些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群中，法院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诉讼法律关系。
二、非诉讼解决模式
（一）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程序的总称。从它的名字可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不用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私下调解，达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二）对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宽容的人性美而屹立于世界前列。因此，对于经济纠纷，我们一直采取调解的态度，强调平等协商往往会收到良好效果，这也被被誉为“东方经验”。非诉讼模式突出双方的意志，具有自愿和民间的性质。它是通过协商及律师调解来解决纠纷，并无法律程序的约束。非诉讼模式具有随意性且缺乏强制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主性、非对抗性、相互妥协性、经济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总的来说，非诉讼是“各有所得”。
（三）非诉讼解决模式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基于这一缺点，在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应该先完善非诉讼解决的调解制度；仲裁是一种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解决制度，它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我们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要合理利用仲裁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此外，非诉讼解决模式还有和解这一方式，任何一种方法都有相应的运用，我们要善于利用方法的特点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还要肯定和积极运用和解制度。
三、总结
目前对于我国经济纠纷案件的解决，存在“上法庭”的多，非诉讼解决的少。现在经济纠纷案件在增加但是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不畅，对于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和严重程度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一味的只遵循某种方式或用一种方法。诉讼解决模式和非诉讼解决模式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经济立法来规范经济行为，通过强化法律的可诉性来解决经济纠纷；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和平发展和友好和谐的国家，在对待纠纷上，协商、调解、仲裁这三种方式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几种方式。不管我们运用哪种方法解决经济纠纷问题，都要以维护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作者：江山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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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晓唯，胡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法经济学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J].2003，1：126-144.
经济纠纷法律条文篇10
关键词体育仲裁仲裁范围竞技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3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ontheadjustmentScopeofSportsarbitration
HeXiaojie
(politicaltheoryteachingandResearchDept,Xi'anphysicaleducationCollege,Xi'an,Shaanxi710068)
abstractSportsdisputes'featuresasprofessional,technical,practicalandsportsarbitration'sfeaturesasvoluntary,efficient,economyandsecret,isconsistentinahighdegree,sosportsarbitrationinsettlingsportsdisputesispopular.Consideringthenatureofsportsarbitration,sportsdisputes'features,combinedwiththekindsofsportsdisputes,thisarticlediscussestheadjustmentscopeofsportsarbitration.
Keywordssportsarbitration;adjustmentscope;competitivesports
0引言
体育仲裁是一种解决体育行业纠纷的法律制度，在这个制度的框架内，有关争端的双方当事人自愿将纠纷提交具有独立地位的体育仲裁机构解决，体育仲裁机构组成仲裁庭，依照法律，根据事实进行审理后，做出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的终局裁决。①
体育仲裁由于具有自愿性、高效性、经济性、秘密性的特性适应了竞技体育纠纷专业性、技术性特点及对时间的强烈性要求，再加上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如1958年订立于纽约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体育仲裁裁决的执行得到保障，体育仲裁在解决体育纠纷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1我国体育仲裁的现状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时间短，体育规则制度不完善，原来体育团体的内部规定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许多单位和个人钻法律空子，使用非常手段，获取荣誉和利益,致使体育纠纷日渐增多。面对日益增多的体育纠纷，我国在立法上规定了纠纷解决的机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但到目前为止国务院还没有就仲裁解决体育争议制定任何行政规范，致使体育仲裁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践中，我国体育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体育协会内部规则解决，但是因内部规则的合法性经常遭到质疑而使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大打折扣，再加上司法上对体育纠纷的解决较为混乱，有的按民事案件处理，有的按行政案件处理，有的则以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为由裁定不予受理，②导致体育纠纷当事人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无所适从。
体育仲裁的高效性、经济性、秘密性等有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及时公正地解决矛盾和纠纷，发挥体育仲裁在解决体育纠纷中的作用，首先就要确定我国体育仲裁的范围。因为体育仲裁范围不仅决定争议能否提交仲裁，而且直接决定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有效执行。③
体育仲裁范围是指使用仲裁这种解决方式的体育纠纷范围，即哪些体育纠纷可用体育仲裁方式解决，哪些体育纠纷不能用体育仲裁方式解决，而只能采取其他解决方式。因为仲裁这一方式只能对部分纠纷的解决发挥独特的作用，不可能用来解决所有的争议。④
2体育仲裁范围的基本框架――由体育仲裁的性质决定
首先应从体育仲裁的性质出发来确定体育仲裁的范围，因为从性质的角度才可将仲裁与其他类似的争议解决方式（如调节、诉讼）区分开来，体育仲裁的性质是确定体育仲裁的调节范围的决定性因素。仲裁作为现代社会解决争议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和一种重要的私力救济方式，其性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从确定仲裁范围的目的的角度，体育仲裁性质应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体育仲裁是一种法律纠纷的救济制度或方式。现代仲裁表现为一种解决法律纠纷和争议的法律制度，只有在法律框架之下仲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并实现其目的，游离在现行法律之外的仲裁是不可能的。仲裁是为解决纠纷或争议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但是，仲裁并不解决所有的社会纠纷，仲裁只能解决社会纠纷中法律纠纷部分，据此在圈定仲裁的可仲裁范围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因违反政治规则、道德规范、宗教信条和民间习俗等引起的非法律体育纠纷，不适合用仲裁方式解决。（2）纯粹的事实认定，不能成为仲裁的对象。凡涉及竞赛规则的一般技术性事项，因不是法律问题，不适合用仲裁方式解决。（3）体育组织的内部行为(如机构的设置、变更、取消以及工作人员的选举、任命、调整等行为)是体育组织的自主管理行为，如果引起的纠纷具有劳动关系性质，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若不是劳动关系，不可提起仲裁。（4）对仅需要对法律纠纷作是非判断而不要作权益处置的，不能成为仲裁的对象，换言之，只要求判明谁合法谁违法，而不要求仲裁机关确定合法者的权益、违法者的责任，仲裁机关不应受理。
第二，体育仲裁是一种高度自治的争议解决制度或方式。在法律概括允许私自解决法律纠纷的情况下，自治解决纠纷就成了仲裁运行的核心。仲裁的自治性在确定体育仲裁的范围的直接意义为：只有可以自由处分的争议权利才可以提交仲裁，换句话说，不能通过和解解决的争议不能提交仲裁。⑤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于行政法律纠纷及刑事犯罪，当事人不能任意处分，因此不能对此类纠纷提起仲裁。体育民事纠纷分为体育侵权纠纷和体育合同纠纷。体育合同纠纷（除法律的特别规定外）的可仲裁性不存在任何问题，侵权纠纷是否可以提交仲裁则未有明文规定。但是，从仲裁的自治原则分析，侵权纠纷一般都会涉及停止侵权和损害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可通过和解的方式进行解决，应属可自治解决的范围。因此，侵权纠纷时可以通过仲裁途径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体育民事侵权纠纷和体育合同纠纷的可仲裁性是由仲裁的自治性决定的。
以上依据体育仲裁的性质派出了非体育法律纠纷及体育行政纠纷和体育刑事纠纷的可仲裁性，肯定了体育民事纠纷的可仲裁性，从而，体育仲裁范围的基本框架得以确定。下面将结合体育纠纷的特点及种类来进一步界定体育仲裁的范围。
3体育仲裁的调整范围的具体界定――由体育纠纷的特点及种类确定
体育纠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本文仅从确定仲裁范围的目的的角度，对体育纠纷的两大显著特点加以说明。
第一，竞技体育纠纷的解决有强烈的时间性要求。赛事迫在眉睫，无高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将使运动员的正当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对于在时间上需要立即解决的体育纠纷，宜采用仲裁方式解决。
第二，竞技体育纠纷有专业性、技术性的特点。作为法律专家的法官面临竞技体育领域内特有的问题往往无所适从，因此，仲裁对于解决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体育纠纷，其效率及公正性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以体育仲裁的性质和体育纠纷的特点为基点，结合常见的体育纠纷种类，体育仲裁的调整范围应包括以下内容：
（1）体育活动中的部分人身权纠纷。因运动员、运动队注册资格纠纷，教练员、裁判员资格的确立和等级的认定纠纷以及参赛资格等所引起的纠纷，因属于专业性问题，宜由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2）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合同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竞技体育活动实践中存在的合同关系有俱乐部与运动员教练员、运动员之间的雇用合同，运动员转会、流动、竞赛报酬合同、广告合同、赞助合同、捐赠合同、保险合同、经纪合同等，因以上合同引起的纠纷均可以提起体育仲裁。
（3）竞技体育活动中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而引起的纠纷。在竞技体育活动中违反体育竞赛的规则、规程和法规，破坏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由此而引起的纠纷因属于专业性问题并往往带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应由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仲裁。
（4）竞技体育活动中因重大技术争议而引起的纠纷。一般技术争议应按各单项体育竞赛规则处理，体育仲裁机构不宜受理此类纠纷。但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如裁判员徇私错判）并产生重大后果（比如运动队因此而降级）而引起的纠纷，可通过体育仲裁解决。
（5）在国家一级比赛中，按照国际体育仲裁惯例应当予以提交仲裁的纠纷，违反我国和法律的除外。由于我国各项制度正在与国际接轨，而国际体育仲裁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管辖范围比较科学和成熟。与国际体育仲裁范围保持一致有利于我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也避免因立法停滞、行政机关不作为或强调“中国国情”而妨碍我国体育仲裁范围扩展的现象发生。
（6）运动员对行政处理不满，司法机关又不予受理的重大体育纠纷。在一些体育组织的管理规定损害了运动员利益的情况下，如果运动员对行政处理不满，但双方事先又没有达成仲裁协议，运动员只好寻求司法救济。而法院由于专业性以及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等原因不愿受理。这种情况下，只要运动员持有司法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同时纠纷重大，符合体育仲裁的特别规定（如运动员参加国际重大比赛的资格被内部决定由他人替代），一旦运动员提请，就应当强制规定双方接受体育仲裁。
（7）仲裁机构认为可以受理的其他体育纠纷。由于体育纠纷的具有多样性、突发性、紧急性特点，作此规定有利于特殊体育纠纷能得到及时解决，加强对当事人权利的救济。
概括地说，我国体育仲裁的调整范围为：除体育刑事纠纷、体育行政使纠纷和体育比赛过程中发生的涉及运动项目技术规则的纠纷外的与竞技体育运动有关的纠纷。仲裁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的事前或者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所以，对于没有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无效的体育纠纷，不能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注释
①郭树理.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发与国际法的视野.法律出版社,2004:500.
②郭成岗,吕卫东.中国足球协会性质的界定刍议[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2(3):3.
③注：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项：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主管机关如果查明有下列情况也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一）争议事项依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可以仲裁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