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裁定书篇1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确立及其体现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上合同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目前各国在处理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普遍采用的主要原则。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合同当事人有权协议选择解决争议的法律。这项原则的适用，有利于稳定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因而为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在仲裁法中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样把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从而使我国涉外仲裁直接受该原则的影响，并将其贯穿于仲裁的全过程，使涉外仲裁与国际仲裁制度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国内仲裁情况则不同，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纠纷过多受国家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使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在仲裁制度中得到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在我国实践中的执行，为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包括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国《仲裁法》将“意思自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并在其相应内容中得到全面体现。
第一，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必须出于双方自愿并以书面表示。这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约定将未来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的，则应当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仲裁问题未达成协议而在纠纷发生后双方约定将其提交仲裁的，则应签订独立的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第二，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均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涉外仲裁首先遇到的就是仲裁地点的选择，按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仲裁地点包括本国、被诉国和第三国，当事人只能从中择一；国内仲裁的当事人则应约定国内某个具体的地点。无论涉外仲裁还是国内仲裁，当事人均应在仲裁地点确定后选择具体的仲裁机构，并将地名和机构全称列入仲裁协议。
第三，仲裁事项，由双方约定。仲裁事项是指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内的一切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按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事项可以理解为除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行政争议和刑事事件以外的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至于具体仲裁事项，由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机构无权仲裁。
第四，仲裁员由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当事人不但可以选择或委托指定仲裁员，还可以约定由三名或由一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即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则必须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第五，仲裁是否开庭与公开进行，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仲裁庭应当开庭但不公开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应采纳当事人的意见并根据仲裁申请、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如果当事人协议仲裁公开进行的，仲裁得公开进行，但审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则除外。
第六，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既然仲裁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那么，在申请仲裁后，当事人也就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只要当事人自愿，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裁决书是否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但当事人协议不愿将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在裁决书上写明的，可以不写。
上述各项内容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充分体现。当然，这项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与在合同制度的适用一样，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仲裁制度上，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仲裁，但这种意愿须以书面表示，即须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事项，但约定的仲裁事项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但选择的范围仅限于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员名册中的仲裁员；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但必须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进行。以上各项自由和限制，既符合仲裁的特点，也符合仲裁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制度。协议仲裁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包括在协议中约定仲裁事项、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地点和指定仲裁员等，使仲裁协议能发挥以下三个作用：第一，仲裁协议能约束当事人。既然，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当事人就必须自愿受其约束。在纠纷发生时，就必须将其提交仲裁，如有任何一方不按仲裁协议规定提交仲裁，而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则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第二，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都必须指定仲裁机构，被当事人合法指定的仲裁机构即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应予以受理。第三，仲裁协议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议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当事人一造之请求，命当事人提交仲裁，……。”这一规定肯定了仲裁协议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这一作用，只要有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存在，即使一方当事人违反协议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能受理，而应命其提交仲裁，即使受理了，另一方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当然，无效的仲裁协议例外。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7条的规定，凡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协议；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仲裁协议，均为无效仲裁协议。
由于协议仲裁最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为国际公约和西方国家仲裁法规所普遍采用。在我国的实践中，按照《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7条第2款、《技术合同法》第51条第1款、《著作权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和海事仲裁、技术合同争议仲裁和著作权合同纠纷仲裁，以及经济合同仲裁机关受理技术合同、企业承包和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均已实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协议仲裁制度。而国内经济合同争议仲裁按照《经济合同法》（1981年）和《经济合同仲裁条例》（1983年）的规定并没有实行该项制度，按其规定，只要经济合同发生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申请仲裁。申请仲裁时，一方当事人须向仲裁机关递交申请书，仲裁机关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则在7天内立案。这种仲裁不要求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因而不能充分体现各方当事人的意愿，不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直到《民事诉讼法》（1991年）施行之后，国内经济合同争议仲裁才实行协议仲裁制度。《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修改的《经济合同法》（1993年）第42条以及《仲裁法》（1994年）第4条、第21条第1款和第58条第1款的规定均明确肯定了该项制度的实行，使我国内外仲裁均统一适用了协议仲裁制度。
三、协议管辖制度的确立
由于协议仲裁已成为仲裁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因此，凡实行协议仲裁制度的国家均同时实行协议管辖制度，此项制度的实行是由合同当事方在仲裁协议中指定管辖和审理该合同纠纷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即仲裁机构对某一合同纠纷的管辖和审理权产生于合同当事人的授权。
仲裁中的协议管辖与诉讼中协议管辖虽然都为国际上普遍承认，两者均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解决纠纷的机构的权利。但选择的自由度有明显区别，当事人在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受法律规定的某些条件的严格限制，如须以书面表示；不得协议选择上诉法院；对合同争议案件，只能协议选择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同样对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作了限制性规定，即涉外经济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必须符合以下三项要求：（1）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以书面形式作成；（2）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3）选择我国法院的，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但合同当事人在选择仲裁机构时，除须以书面表示外，不受以上其他条件的限制，这是由于仲裁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从我国仲裁的管辖制度看，曾一度实行地域管辖、级别管辖、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相结合，而以地域管辖为主的制度。在这项制度下，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关和仲裁员，仲裁机关也无权受理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仲裁机关受理案件的权利由国家法律硬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仲裁条例》的规定，各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主要是根据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来划分的。前者是确定同级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权，它是根据仲裁机关的管辖区域、当事人的住所和纠纷的主要发生地来划分的；而后者则是确定上下级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权，它主要是根据案件的社会影响和争议金额多少来划分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由合同履行地或签订地的仲裁机关管辖，在执行中有困难的也可以由被诉方所在地的仲裁机关管辖。由于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无法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仲裁的特点与优势得不到发挥，因此，它不受当事人的欢迎。
随着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我国《仲裁法》明确了协议管辖制度。《仲裁法》第6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由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根据这一规定和《仲裁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第一，仲裁机关对纠纷案件的管辖权来自当事人的协议，只有被当事人在协议中指定的仲裁机关才对该案有管辖权；第二，否定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实行，即明确指出我国原来实行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已由协议管辖制度所取代；第三，仲裁员对纠纷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权来自当事人的协议，非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的仲裁员无权审理和裁决有关案件。
协议管辖制度的确立有助于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中的贯彻和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能否在仲裁中得以贯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议仲裁制度和协议管辖制度的实行，只有全面实行这两项制度，意思自治原则才能在仲裁中得到具体体现。
四、民间性仲裁机构的设置
仲裁机构的设置是仲裁制度的组织性制度，仲裁机构是执行仲裁制度和实现仲裁任务的组织保证，正确确定仲裁机构的性质，设置反映仲裁特点的民间性仲裁机构，是公正解决纠纷，提高仲裁质量，完善仲裁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仲裁机构从广义的角度讲，包括仲裁管理机构和仲裁裁决机构，从狭义的角度讲，它仅指后者。前者包括常设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协会和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们是对仲裁日常事务、仲裁人员、仲裁工作进行管理、协调和组织的机构；而后者仅指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是唯一有权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机构。仲裁机构的管理权直接渊源于仲裁法律规范，它主要在仲裁机构系统内部起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而仲裁机构的裁决权不仅渊源于仲裁法律规范，而且基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授权，其作用是对当事人的有关纠纷通过裁决予以解决。这两种权力虽然作用不同，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仲裁管理权服务于仲裁裁决权，而仲裁裁决权以仲裁管理权为依托，没有仲裁委员会管理仲裁工作，就无法保证仲裁庭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及时、正确、有效地行使裁决权。
纵观我国仲裁机构的设置和布局状况，其种类繁多，性质各异。涉外仲裁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它们均隶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仲裁员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从对国际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法律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中外人士中聘任，是民间性仲裁机构；但国内仲裁的仲裁机构包括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省级以上（含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等）的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国家与地方各级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以上几种仲裁机构（除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外）均设置于各自的行政管理部门之下，并受其领导，业务上受上级仲裁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仲裁员主要由各有关的行政管理人员兼任，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关和仲裁员，其行政性质相当明显。从仲裁制度的本质看，它是民间性质的，因为，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来源于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即当事人的授权是仲裁权形成的前提，这就决定了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有别于国家法律赋予有关机关行使的行政管理权，从而也就决定了行使仲裁权的机构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我国原有某些仲裁机构的行政性，与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相悖，仲裁的特点与作用因而未能在我国国内仲裁中得以发挥。
针对这一现象，《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进行了改革，首先，确定了仲裁管理权由社会团体法人中国仲裁协会行使，改变原来仲裁管理权由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的做法。中国仲裁协会由仲裁员组成，仲裁委员会均为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仲裁协会对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员主要起协调作用。第二，仲裁委员会视需要而设。《仲裁法》第10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一规定改变了原来仲裁机构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隶属关系层层设置的做法。第三，确定了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根据《仲裁法》第14条和第13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机构，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员从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专门技术人员中聘任，这就革除了以往仲裁机构受制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人员任仲裁员的弊端。我国《仲裁法》确立了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体现了仲裁制度的本质。
五、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的适用
或裁或审制度是指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或诉讼之一种方式解决纠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当事人如果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就必须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或者在纠纷发生后订立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是仲裁协议。法院只受理没有仲裁协议的案件。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案件作出裁决即具有终局的法律效力。在这项制度下，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必须自动履行，而不得要求该仲裁机关或其他仲裁机关再次裁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他机关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制度，关于仲裁的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均确立了这两项制度。例如，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条第1款规定：“向法院提起仲裁协议标的诉讼时，如当事人一方在其不迟于其就争议实质提出第一次申述的时候要求仲裁，法院应让当事各方付诸仲裁，除非法院发现仲裁协议无效、不能实行或不能履行。”这一规定确立了或裁或审制度，《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均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均为各国仲裁制度的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仲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均为各自独立的体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涉外仲裁的各项制度，包括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均已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但国内仲裁则不然，尤其是经济合同仲裁，在实行或裁或审制度之前，它经历了只裁不审、又裁又审和可裁可审等阶段。只裁不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后，只能报有关主管机关裁决，而不可向法院起诉。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期间，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就适用了这项制度。又裁又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只能先提交仲裁，对仲裁机关的裁决不服的，当事人才可向法院起诉。1978年至1981年，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就是适用这项制度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9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的解决依然适用该项制度。可裁可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时，任何一方当事人既可以向法律规定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起诉。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天内，向法院起诉。因此，可裁可审制度实际上也就是“裁审自择”和“一裁两审”制度。1981年至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前，即适用该项制度。可裁可审与只裁不审、又裁又审相比，虽有明显的优点，如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方式解决纠纷，对裁决不服还可向法院起诉等。但其本身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体现；第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得不到肯定；第三，仲裁迅速、及时、有效等优势难以发挥。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2
记者：翟厅长您好!保障农牧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已经有了一部《农村土地承包法》了。为什么还要颁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呢?请您介绍一下它的背景。
翟：为什么要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为了保持农村基本政策的长期稳定。总结我国20多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最基本、最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核心是巩固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要使这项政策保持长期稳定就需要法律来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律体系基本健全。
二是为了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农村土地承包中的突出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在，一些地方仍然不断受到侵害。主要表现为：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侵害农民承包经营权益的责任人往往又是发包方和具有农村土地资源管护责任的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等。因为他们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农民承包集体土地，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把家庭承包仅仅看作是集体经营的一个环节，没有把这种承包关系的确定作为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来认识。还有人把农民与集体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视为一般合同，没有看到这种合同的特殊性是农民承包集体的土地，承包期、承包方式基本由国家确定。农民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的当事人，当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受到侵害、寻求保护时，常常遇到权利义务界限不清，保护手段不够有力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另一方面要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承包当事人的行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是为及时公正地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提供便捷的渠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土地价值不断提升，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的纠纷呈上升态势。由于解决渠道不畅，农民群众往往通过反映诉求。自2002年以来，因农村土地承包问题引发的约占总量的55％，一直居农村量之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明确了调解、仲裁组织的设立、职责及在解决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的主渠道地位，为及时调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化解矛盾提供了便捷渠道。
记者：我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翟：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政策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农业土地价值直线攀升，由于一些土地纠纷没有及时化解，导致农民上访，有的甚至酿成刑事案件。2009年，全区依法解决土地纠纷5093起，仲裁1675起。这些纠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外出务工农民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引发的纠纷，占70％左右。形成的原因是，农民出去打工时把自己的承包地委托给别人耕种，现在想回家种地了，双方没有签过协议而发生纠纷。二是在人地矛盾突出或分配不公的村组引发村民要求土地再分配，这类纠纷占20％。三是要求遗留问题依法处理，这类纠纷占10％。
记者：农牧民承包地发生纠纷，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调解和仲裁?
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主要包括：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流转发生的纠纷；因收回、调整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因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因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以上这些纠纷都可以申请调解和仲裁。但因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补偿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不能申请调解和仲裁，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等方式解决。
记者：怎样方便群众就地及时解决承包地纠纷呢?
翟：为了规范仲裁申请和受理程序，方便群众就地、及时、有效解决承包地纠纷，法律在仲裁受案范围、仲裁受理条件、仲裁程序简化等方面都作出了方便群众的规定。如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书。仲裁申请书可以邮寄或者委托他人代交。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经申请人核实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书面答辩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答辩，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经被申请人核实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记者：由谁来仲裁?这是农牧民最关心的。
翟：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由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代表、有关人民团体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其中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不得少于组成人员的二分之一。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是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组织载体，仲裁员是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聘任的从事仲裁工作的专业人员，仲裁庭是依照法定程序选定仲裁员负责审理特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组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履行聘任、解聘仲裁员、受理仲裁申请、监督仲裁活动的职责。
记者：如何规范仲裁中的各个环节，确保仲裁的公正性呢?
翟：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公正性，法律规范了仲裁的各个环节：在仲裁员的选任上，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从公道正派的人员中聘任。仲裁员要具备以下条件：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满五年；从事法律工作或者人民调解工作满五年；在当地威信较高，并熟悉农村土地承包法律以及国家政策的居民。
在仲裁庭的组成上，规定了由3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其他两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各自选定；当事人不能选定的，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在开庭和裁决上，规定了开庭应当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以及当事人约定不公开的除外。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有权发表意见、陈述事实和理由、提供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记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如何开庭和裁决?
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应当开庭进行。当事人双方要求在乡(镇)或者村开庭的，在该乡(镇)或者村开庭。开庭五个工作日前应把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仲裁庭请求变更开庭的时间、地点。是否变更，由仲裁庭决定。
申请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仲裁请求，有权提出反请求。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视为撤回仲裁申请。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对专门性问题仲裁庭认为需要鉴定的，可以交由当事人约定的鉴定机构鉴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由仲裁庭指定的鉴定机构鉴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要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纠纷，经当事人申请，仲裁庭可以先行裁定维持现状、恢复农业生产以及停止取土、占地等行为。仲裁庭工作人员要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由仲裁员、记录人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裁决书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裁决日期以及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权利、期限，由仲裁员签名，加盖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印章。
记者：仲裁有没有审理时限?
翟：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自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长的，经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长，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要依法执行。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3
总体而言，物业管理纠纷除少数为行政管理纠纷之外，大多数则属于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如拖欠物业管理费和维修基金纠纷、车辆保管纠纷以及租赁纠纷等。这类纠纷在双方协商不成或有关部门调解无效时，人们更习惯于将其付诸诉讼，而不采用仲裁。
其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仲裁也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法定方式、与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自愿性
一项纠纷产生后，是否将其提交仲裁，交与谁仲裁，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如何产生，仲裁适用何种程序规则和哪个实体法，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故仲裁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
二是专业性
由于仲裁对象多为合同纠纷或财产权益纠纷，常常涉及复杂的法律、经济贸易和技术性问题，所以，各仲裁委员会都拥有分专业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选定仲裁员，而仲裁员一般都是各行业的专家，这样就能保证仲裁的专业权威性。
三是国际性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仲裁案件的来源、当事人、仲裁庭组成直至裁决的执行，都具有更多的国际性因素。特别是仲裁国外执行方面的优势是法院所不具有的。
四是灵活性
仲裁程序上不像诉讼那样严格，很多环节在协商的基础上可被简化，仲裁文书在格式和内容上都可以较为灵活的处理。不实行地域或级别管辖。在人方面的规定也较法院宽松。
五是保密性
仲裁实行不公开审理原则，仲裁员、仲裁庭秘书都负有保密义务，为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
六是快捷性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迅速解决。
七是经济性
具体表现在时间的节省导致费用节省；仲裁收费相对较低；由仲裁引起的商业损失较少。
八是独立性
法律规定，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之间也无隶属关系，仲裁独立进行，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也不受仲裁机构干涉。
仲裁的这些特点，为物业管理纠纷的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提供了保障。事实上，许多当事人已经开始通过仲裁来解决物业管理纠纷，这也是物业管理逐步走向社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趋势。选择仲裁解决物业管理纠纷，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明确仲裁的受理范围。并非所有的物业管理纠纷都能仲裁。一般来讲业主、业主会、物业管理企业以及建设单位相互之间的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业主、业主会、物业管理企业以及建设单位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行政管理纠纷，则只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物业管理企业与其员工之间的工资劳保等纠纷，则要先向劳动局申请行政仲裁，不服行政仲裁时，才可向人民法院。
第二是订立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仲裁受理的前提，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有效的仲裁协议应当包括：明确的请求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如想将物业管理纠纷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则可事先在合同中订立如下仲裁条款：“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三是注意仲裁的时效。申请仲裁的时效与诉讼时效相同，即一般纠纷申请仲裁的时效期为两年，特殊纠纷，如：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被损毁的这类纠纷申请仲裁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算起。仲裁的时效，是仲裁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定条件，超过这一时效期，申请人的实体权益将得不到保护。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4
一、基本情况
20__年11月，师宗县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并于20__年5月被省农业厅批准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试点县。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师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积极组织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截止目前，共接到农村土地承包纠纷200起，受理177起，其中仲裁14起，调解处理163起。仲裁工作的开展，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处理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不少经验。
二、师宗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类型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类型。从几年的仲裁实践看，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土地流转纠纷；侵害妇女承包经营权纠纷；土地补偿费纠纷；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几种形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类型：
1、先弃后取，引发纠纷。一些农民承包集体土地后，没有使用土地，造成土地荒芜，其他人趁机利用，进行种植；或未明确责、权、利关系，交给他人使用。现在承包人以土地经营权是自己所有为由，要求取回土地，与种植人发生纠纷。全县共接待此类案件102件，占总案件数的51%。主要发生在丹凤、高良、五龙、彩云等人均占有耕地较多和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
2、土地流转不规范而引发的纠纷，此类案件33件，占16.5%。
3、出嫁女为争得土地与其娘家发生纠纷。此类案件共16件，占8%。
4、原“农转非”户要求返还其原承包地。此类案件11件，占5.5%。
5、同一承包地重复发包引发的纠纷。此类案件共6件，占3%。
6、私自买卖承包地引发的纠纷，此类案件共2件，占1%。
7、承包户家庭成员全部死亡，发包方要求收回承包地引发的争议，此类案件共1件，占0.5%。
8、承包地继承引发的纠纷，此类案件共4件，占2%。
9、所有权或使用权不清，引发的纠纷。此类案件共3件，占1.5.%。
10、征地补偿款分配引发的纠纷，此类案件共4件，占2%。
11、承包户内家庭成员之间，主要由于赡养问题及兄弟不和而要求分户引发的纠纷，此类案件共18件，占9%。
（二）纠纷调处途径。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当事人主要通过以下5种途径解决纠纷：
1、自行协商。农民在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后，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争议的情况比较多，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来自第三方的疏导，往往偏执于自己的一方之理，很难听进对方当事人的不同意见。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行协商很容易搁浅。
2、请求调解。这是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形式。纠纷当事人通过请求村干部、乡镇调解委员会帮助解决纠纷，如果调解成功，主持调解的机构(个人)及时让双方当事人签订书面协议，并应帮助和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协议。调解也是我们仲裁机构的重要工作方式。自20__年11月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和各乡（镇）成立“调解委员会”以来，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案件200件，通过调解处理了163件。
3、申请仲裁。与诉讼相比，由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仅省时、省钱，而且程序简便，处理争议较快。现也成为处理农村土地纠纷的重要手段。20__年以来，我县共仲裁纠纷14件，仅20__年就仲裁6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4、提讼。因为通过诉讼得到的判决更具权威性，并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对当事人最终权利的实现有较充分的保障。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5、申请政府处理。此类纠纷一般是所有权或使用权不清引发的纠纷，我县主要采取政府受理，交由农经部门调查核实，并拟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由政府签章核发的方式进行处理。
三、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主要做法
（一）成立仲裁机构
为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的顺利开展，20__年11月，师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成立，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主任，农业局长和政府办副主任任副主任，国土资源、林业、农村办、民政、司法、、经营管理等部门领导为组成人员，下设办公室在经营管理站，由农业局分管农经的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农经站长、副站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的日常工作，并配备了4名专职工作人员。各乡镇相应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委员会，并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
（二）完善仲裁机制
1、规范仲裁原则
坚持地位平等的原则。纠纷仲裁当事人无论是农户、业主，还是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在纠纷调解、仲裁过程中，其法律地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地调处纠纷。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后，仲裁委员会要对承包纠纷案件进行调查了解，依照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决定是否受理。案件受理后，要
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始资料和证明材料，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曲直，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提供可靠证据。坚持调解为主的原则。虽然一般申请仲裁的案件都是经过多次调解无果，但仲裁委仍然坚持调解为主、裁决为辅，在制度上和程序上保障将调解结案作为首选目标，并在工作中努力贯彻。确实无法达成一致协议的，依法及时作出裁决。
2、制定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规范化制度。结合土地承包体制的特点，仲裁委借鉴（民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的做法，参照法院民事审判的规则，制订了《师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暂行办法》和《师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制度》。
3、设计法律文书和操作流程。由于土地承包仲裁工作具体操作无现成格式可用，而案件从受理到仲裁文书的送达、回访等都需要形成完善的工作机制，包括立案、现场勘查、取证、庭审、合议、调解、裁决和结案等每一环节都要制订操作规程，保证纠纷公正裁决。因此，仲裁委参考法院民事审判制度，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师宗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纪律》、《师宗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回避制度》、《师宗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档案管理制度》等内部规范制度。同时，陆续设计并不断修订完善了《仲裁申请书》、《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立案登记表》、《受理案件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调查笔录》、《现场勘察笔录》、《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笔录》、《调解笔录》、《调解决议书》、《合议记录》、《裁决书》、《送达回证》等18种标准法律文书格式。
4、建立土地承包仲裁政策法规数据库。由于土地承包相关法滞后，此前有法可依的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审理依据严重不足。为此，仲裁委对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了大规模的检索研究，同时还收集了国家、省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的政策文件，建立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专用政策法规电子数据库，主要包括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和制度依据三方面内容，其中相关法律法规32件，政策文件27件，为依法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5、探索制度创新
建立核稿发文制度。所有仲裁文书均由案件首席仲裁员把关。仲裁裁决书实行主任核发制，未经主任审核，不得下发；若发现有重大问题，及时与该案首席仲裁员沟通，必要时可请该案仲裁庭重新合议。
建立裁后回访结果通报制度。仲裁委对已到法律生效期的案件都要作裁后回访。凡是无法执行或被法院审理后的案件，都要进行内部分析总结，便于及时吸取教训。
（三）制定统一程序，实行标准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不仅要法律适用准确，还要程序合法。为此，我县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和《仲裁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制定了统一严格的仲裁程序。
1、案件的申诉与受理。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经过审查，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填写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及时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符合受理条件的，及时填写立案登记表，并由副主任（农业局长）审批，立案后，5日内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取得送达回证，并要求当事人15日提供授权委托书、答辩状及相关证据。通过严格把关，防止越权受理现象的发生，避免仲裁的盲目性。
2、指定仲裁员。案件受理后，仲裁委员会指定3名仲裁员（其中1名首席仲裁员）和1名书记员组成仲裁庭,负责整个案件的处理工作。
3、深入调查。仲裁庭组建后，由仲裁庭人员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进行调查了解，基本掌握案情，并取得必要证据。
4、坚持先调解后仲裁的方法解决纠纷。调解是仲裁的前提，我们始终把调解贯穿于解决纠纷和仲裁的全过程，以最大的诚意，教育、说服、劝解当事人，尽量争取协调解决，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及时下发调解书。
5、开庭审理。纠纷案件的仲裁主要采取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公开庭审方式进行，仲裁庭确定开庭时间、地点后，提前5个工作日将《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回申请处理；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依法缺席裁决；被申请人经2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
途退庭的，依法缺席裁决。当事人要求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证明材料作出裁决。仲裁的案件，都是通过调解达不成协议的，仲裁庭及时进行裁决。案情较为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其裁决由仲裁委集体讨论决定。6、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进行仲裁。在仲裁过程中，始终要求当事人用事实、证据、法律条款来支持自己的仲裁请求，仲裁员帮助当事人依法搜集证据，确保事实客观公正。
7、限时办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最多可以延期30日，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8、仲裁执行。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书不服的，可以依法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裁决的，仲裁机构协助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20__年6月，我县被列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省级试点县，在省农业厅的支持下，我县新建了一个标准化的仲裁庭，配置了电脑、摄像机、扫描仪、打印机等设备，购置了仲裁桌椅，不仅较大地改善了仲裁工作条件，更增强了仲裁机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五）加强学习，强化培训，努力提高业务素质。
从20__年开始，我们就不断从书店订购了一些相关的学习资料，坚持学习，坚持定期在单位内部开展业务技能和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交流活动。在20__年仲裁试点工作开展以后，更是加强了指导，每当有案件发生时，县仲裁委员会都是精心审理或派人现场指导和把关，把学习和实践充分结合起来。通过不断学习实践，积累了经验，提高了业务素质和办案水平。
(六)推行信息化管理
为方便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开展，切实提高仲裁工作效率，20__年，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工作”，围绕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土地承包管理水平，我县安排了100万专项经费，全面推进土地承包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将全县77038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信息录入电脑，建立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并进行新证打印制作换发。实行土地承包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后，通过网络，将极大地方便查询土地承包、土地流转信息数据，方便查阅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涉案土地合同的有关情况，有利于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及时处理，切实维护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四、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取得的成效
（一）探索了可行的仲裁机制，破解了投诉无门的“三难”怪圈。师宗县自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以来，已从政府部门“很难插手”、村级组织“不愿协调”和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一个“三难”境地，走到了现在的“投诉有门”。应该说，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具有司法的严肃性，同时具有行政的灵活性，开辟了当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纪元，填补了机制上的缺陷。
（二）更好地实现了社会公平，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面广量大，纠纷情况错综复杂、政策性强、解决难度大。此类问题成为社会热点。自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以来，此类逐渐减少，群体性闹事事件也得以平息。可见仲裁方式既克服了渠道解决问题周期长、成功率低的问题，又避免了民事诉讼程序复杂、成本高的问题，及时有效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纠纷，维护了社会公平和农村稳定。
我县丹凤镇新村原村干部梁某1998年将同村舒某因农转非自愿交回集体的5.2亩耕地承包耕种，二轮延包时，在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__年因国道324线改道新建，征用了其中部分土地，梁某私自占用了这部分征地款，村民知道后，集体上访多次，镇、县人民政府分别进行调解，双方均不满意。20__年村民代表到县仲裁委申请仲裁，我们通过深入细致调查了解，把《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当事人进行宣传。在调解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依法进行仲裁，双方基本满意。通过仲裁，解决了一起多次上访未果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极大地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提高了村干部素质和依法行政意识
自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以来，通过调处各类纠纷案件，开展过农村土地纠纷调处工作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普遍深刻认识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在调解处理工作中，既让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到了一些结合实际有用的法律法规知识，又增强了基层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我县丹凤镇法雨村一五保户方某夫妇，20__年先后去世，其近亲属为争夺其承包地引发纠纷，并多次发生打架事件，村组干部多次调解无效，在村民的建议下，20__年初，发包方法人代表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收回方某夫妇的承包地。仲裁庭通过深入细致调查了解，依法进行仲裁，大多数村民比较满意。通过仲裁，不仅解决了纠纷，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更提高了农村干部依法行政意识。
（四）发现了体制缺陷和法律空白，提供了翔实的立法依据。师宗县在开展仲裁试点的过程中，由于深度介入现实纠纷的全程调查处理，陆续发现了不少体制缺陷和法律空白，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村（社）、组（队）所有制相嵌，承包地征收补偿利益分配等问题，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家和省的立法进程。
（五）培养出一批精通业务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政策法规的普及。农业部门历来缺乏法律专业干部。通过开展仲裁工作，不但多了一个依法护农的得力手段，也培养、锻炼出一批具有更高水平的依法行政业务骨干。由于长期没有办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过去律师队伍中极少有这方面的业务知识，很不利于为被人维护合法权益。但凡参与了仲裁活动的，在这方面的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尤其是群体案件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一个宣传普及法规和政策的过程，各方当事人或案件的律师，都普遍反映学到了不少相关知识、受益匪浅。乡镇、村干部和相关管理部门则表示有助于促进他们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举一反三、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促进了仲裁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试点，逐步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完善了各种法律文书格式，积累>！
四、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依据不足。以前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的少数几部法律和相关规定不够具体，以至对许多问题的判断和处理无法可依。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出台后，在许多方面做了规范。但仍然还有一些问题，譬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问题，承包地征收补偿安置利益的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后自留地的定性，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等等。
（二）仲裁经费缺乏。由于财政困难，经费无法保障，我县仲裁委员会工作经费相当紧张，土地承包纠纷数量逐年增多，并且大多案情复杂，解决起来也非常的棘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仅办案人员无津贴可言，连日常办案经费都无法保障。
（三）司法接轨不畅。虽然我县审结的大部分案件都已经自动履行，但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滞后，在诉前证据、财产保全和裁决结果的强制执行等司法强制措施方面，还
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有效支持。此外，对有些土地承包的法规和政策，法院和我们的认识差距较大。（四）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是一项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此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特别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村土地承包政策都有不同的变化，对仲裁员的业务要求极高。虽然仲裁员基本上都是选择熟悉农业农村工作、懂一定政策和法律知识的人来担任，但是同样面临着加强培训、尽快熟悉业务的问题。
（五）不规范的村规民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也还有一定的势力。
五、下步工作建议
（一）建议加快相关立法，建立符合“三农”特点的仲裁规范，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提供所需的法律依据。
（二）建议加大仲裁宣传，统一思想，与司法部门加强沟通，为仲裁工作的长期开展奠定基础。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5
论文摘要：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除了构成民事法律关系外，同时还具有行政法律关系。公立高校与学生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主要有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本文指出诉讼解决机制主要体现为学生对学校提起行政诉讼，而非诉讼解决机制则主要表现为申诉与仲裁制度。
近年来，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问的纠纷逐年增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明确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足当前依法治校急需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一般认为，公立高校与学生问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本文囿于篇幅，仅对在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作一简要探析。
一、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应当吸收宪法论中关于人权保障精神，借鉴基础关系论和管理关系论的合理内核，根据公立高校在做出其行为时是否依据民事法律规范、是否对学生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以及是否损及相对人基本权利等3个标准，区分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一方面，承认其行使教育所必需的自主管理权而与学生构成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合理的限度内，一般避免司法介入；另一方面，公立高校的教育管理权不得违反重要性理论的基本要求，凡对学生重大权益、基本权利产生重要影响的决定，应认定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救济，具体而言：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包括：第一，校园秩序管理。公立高校对学校秩序进行日常管理，如制定作息时间、车辆停放位置的指定等，这些日常管理规定不涉及学生的法律地位，对其影响较小，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不适用司法救济。第二，与教学、科研的专业知识有关的管理。普通高校教学计划的制定、课程安排、教科书的指定、教师授课等，因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且不直接涉及学生的法律地位，在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范围内，高校有自主决定权，与此相关的管理应视为普通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司法一般不应介入。第三，奖励和处分。奖励和处分都是普通高校对学生在校情况的一种比较正式的评价，但法定处分种类中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一般并不影响学生的法律地位和身份，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可把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和奖励视为高校内部行政行为，不构成司法审查的对象。
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包括：第一，学籍管理。学籍管理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普通高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入学注册、成绩考核、升级与留级、降级、休学、停学、复学与退学等学籍管理的不同内容分别设定、变更、消灭了学生与学校已有的法律关系，都直接关系到学生法律地位的实现，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第二，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根据《教育法》第42条、《高等教育法》第20条的规定，大学毕业证书是高校对大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或者修满相应的学分这一法律事实的对外证明。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实际上是对学生法律地位(具体表现为权能和资格)的一种设定。高校颁发毕业证书和授予学位证书的行为是行政确认，应为司法审查的对象：第三，档案管理。档案管理是普通高校对其已经做出的某一个行政行为，如成绩评定、纪律处分等的一种补充性行为，体现了己做出的相关行政行为法律上的约束力。对公立高校学生具有较大的潜在影响。因此，公立高校的档案管理行为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第四。公法性质行政处分。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反映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问一种较为严重的不利评价，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直接关系到学生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具有公法性质，因此应该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救济。
二、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
在传统法律制度范畴内，学生与公立高校之间是一种纯粹以管理与服从为内容的内部关系，不受公共法律规范调整。这种关系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被统称为特别权力关系，是一种基于法律规定、自愿或者其他原因而在有关组织和其所属人员之间形成的相对不平等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监狱与劳改人员、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该种关系的特点有：组织与人员之间权利义务不确定，关系领域内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关系双方发生争议时无诉讼救济渠道。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曾在不少国家盛行很长时间，但是，由于背离法治理念和不利于人权保障，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与国际大趋势相一致，在我国，关系双方一旦发生纠纷，已不再完全排除在诉讼救济范围之外，对于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内的行政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学生起诉公立高校正是依据《行政诉讼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诉讼案件。这类案件的产生对于学生和公立高校之间关系法治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逐步公法化并不意味着学生对学校的一切行为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针对该类诉讼的限制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可诉行为种类的限制。德国行政法学理论中区分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可诉行为的学说主要有两个，即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区分说和重要事项说。依前说，凡涉及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事项的均属于基础关系，如入学、转学、退学、开除、留级等，对于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行为可以起诉：除此以外，凡不影响关系存废的纯粹属于内部管理措施的行为，不属于可诉行为。依后说，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不可以由特别权力关系的权力人自行设定。凡属于权力人影响相对方重要权利义务的，相对方均可以诉诸诉讼救济。在我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学生只能针对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行为，如授予学位证书等，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学校基于以内部规章制度或者纪律为基础的内部管理关系而作出的纯粹属于内部管理措施的行为，如对于迟到、旷课以及其他违纪行为所做的处分，依法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如果学校的内部管理行为客观上侵犯了学生依法享有的某些权益时，该内部管理行为仍然属于可诉行为易言之，判断是否属于可诉行为的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影响到学生依法享有的权益。
其二是可诉权益的性质和种类的限制。就权益性质而言，只有法律上的权益或者合法权益受到影响才可以起诉。这里应注意两点：一是法律上的权益并不仅限于法定权利，合法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二是不具备法律意义的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诉讼救济范围。就权益种类而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可诉权益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他权益受侵害，只有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可诉的情况下才属于可诉权益。可见，尽管依照法律规定学生可以起诉学校，但实际上可诉权益的范围极其狭窄。与《行政诉讼法》相比，《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诉权益和可诉行为较为宽泛。例如，在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中，增加了不履行保护受教育权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可诉行为、可诉权益和原告起诉资格的规定更加宽松，凡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或者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将诉讼救济的范围由权利拓展为利益、由法定权利拓展为合法权益、由法律上的利益拓展为事实上的利。
三、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在当下，通过诉讼解决行政纠纷存在着种种弊端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多种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利于社会的健全和良胜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法治程序中的一种发展潮流。就学校教育领域而言，非诉讼解决方式过去是今后仍是解决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重要的和主要的途径，发挥着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指诉讼以外的，运用法律或其他规范解决纠纷的其他方法的总称。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仲裁而在教育领域内，学校管理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主要有敦育申诉这一途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行政救济途径。至于调解和仲裁作为公立高校管理纠纷的解决方式只是实践中的一种尝试。至今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行政复议，笔者末将它列入学校管理纠纷的解决途径，原因在于：教育行政复议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公立高校，其范围一般限于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公立高校的管理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公立高校对学生、教师的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教育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一)教育中诉制度
我国教育申诉制度可以分为教育行政申诉制度和校内申诉制度。教育行政申诉制度是指学生、教师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向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根据原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有关规定，校内申诉制度是指学生、教师对学校的有关职能机构或人员作出的有关处理决定不服，或认为其有关具体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学校依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处理的制度。目前我国校内申诉制度只是对高校学生这一部分学生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结合各国教育法治实践来看，校内中诉制度必然会成为我国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纠纷的第一道且是极为重要的程序
但现行教育申诉制度的存有诸多缺陷，如教育中诉的受理机构及法律责任的不明，教育申诉制度部分程序规范的缺失，在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纠纷的解决上，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的封闭等。笔者针对以上缺陷特提出如下完善意见。
1．设立各级申诉委员会及明确法律责任。就教育行政申诉而言。应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内设立专门的受理机构一申诉委员会，由申诉委员会负责独立处理学生、教师的教育行政申诉案件。申诉委员会可以和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至于人员配置可以从政策法规处(科)抽调或专门配一定数量的人员承担申诉处理工作。申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至少是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这既是出于教育行政中诉案件专业性的考虑，又是出于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的需要，有助于及时公正地化解学校管理纠纷。各级教育行机关应当从组织上和运作程序上确保申诉委员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于校内申诉委员会，台湾的学生中诉制度中对申诉委员会成员的限制与要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国立台湾大学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组办法》第三条规定：本会由学务处、教务处、进修推广部各推派教师一人，各学院选荐副教授以上资格教师各一人(其中未兼行政职务者不得少于总额之二分之一)，与大学部学生会代表二人，研究生协会代表一人为委员共同组成之。各委员不得兼任学生奖励及仲裁委员会之委员，任期二年，每年改选半数，连选得连任。学生委员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第一次各单位应同时选荐同等资格之候补委员一人。本会置于事一至人，就本校人员调兼之。其第四条第六条规定旨意为：主席由委员互选，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一次。本会原则每月开会一次，但得视案情需要由主席随时召开。本会开会应有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除评议结论及评议书之决议应经木会全委员过半数同意外，其余事项之决议，以出席委员过半数行之。委员应亲自出席，经请假缺席两次者，丧失委员资格第七条规定：本会成员就该中诉案件为申诉、关系人或赢接参与申诉案件之裁决者，应行回避。。校内中诉委员会应具有相对独立性，直属校领导管理：末担任行政职务的优秀教师代表应该占一半以上，学生代表应不少于三分之一，而日．应该有一定的任期和改选制度：在审查并处理申诉案件时，原来参与作出处分决定的人员应当回避此外，对教育行政申诉委员会、校内申诉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还应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在处理学生、教师中诉案什时如果违背相应的行政程序，没有严格执行己有的法律法规等，对直接责任人员应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完善教育申诉制度的程序规范。随着教育申诉案件的日趋繁复与程序法制化要求的渐趋严格，为提升教育申诉案件处理的实效性，应参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原有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育申诉制度的程序规范要求，具体说来，应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明确规范：其一，学生、教师认为学校的具体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或学校作出的具体行为之日起5个工作el内，可以向校内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校内申诉委员会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中诉人。如果学生、教师对校内申诉处理决定不服，在接到申诉复查决定书之曰起15个工作内，可以向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教育行政申诉委员会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3o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中诉人。无论是校内申诉还是教育行政中诉，申诉人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逾期者，可以向申诉委员会申明理由，请求申诉委员许可。其二，申诉委员会接到学生、教师中诉后，应当对申诉进行初步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决定正式受理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受理通知书，需要补充相关资料及证据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补充资料证据通知书，决定不受理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其三，中诉委员会在处理中诉时应当适用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昕证制度等程序制度，并参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这些程序制度的基本内容。日前，有些高校在学生中诉听证制度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如华东政法学院2000年3月建立了中诉听证制度先后就学生违纪处分事件召开了5次听证，其中4次驳回了校有关职能部门的“原判”。笔者认为，应将听证作为校内申诉的必经程序和生效要件。
3．拓宽教育中诉后的救济渠道。《教育法》和《教师法》赋予学生的中诉权利彳丁其独到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但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校管理纠纷、更好地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教育申诉不应足惟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如前所述，当学生对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时，应允许学生中请教育行政仲裁及就部分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其一，将教育中诉纳入教育行政仲裁的制度体系。引进教育行政仲裁制度，打破教育中诉在解决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的终局性。其二，将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的部分事项纳入行政诉讼渠道。当学生穷尽校内申诉及教育行政申诉后仍不服}，可以允许其就部分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化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除行政法院对特别权力关系内所有争议的审查。但是相对人在特别权力关系内所享有的权利与利益之重要性，并不亚于一般权力关系下相对人所享有的权益。如公务人员的任免、辞退，学生的入学、退学、学位证毕业证的授予等等，都是相对人最基本的权利，它们对当事人的重要性，并非一般的财产权可以比拟。
(二)教育行政仲裁制度
由于现行教育申诉制度的缺陷以及行政诉讼救济的缺失，加上司法审查的局限性，又基于公立高校管理纠纷的特殊性和仲裁的特性，教育行政仲裁制度的引入将是有效解决学校管理纠纷的理想途径。同时，在保证学生合法权益方面多了一条公正有效的救济渠道。与教育申诉及诉讼相比，纠纷处理的专业性是仲裁制度的一大重要优势。
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法律、经济贸易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仲裁法》对仲裁员资格进行严格的限定，且仲裁机构都各有分专业、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册借当事人选择。实践证明，仲裁员往往由著名的学者、律师和专职仲裁员担任，这些人往往都受过良好的法学洲练及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现今的中国，仲裁员的专业素质往往要高于行政官员和法官。依此类推，教育行政仲裁的仲裁员应是由熟知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且有实践经验的教育法学专家及专业教育行政仲裁员担任，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积累的知识经验使得他们可以驾轻就熟地处理学校管理纠纷，他们也会更多从教育特性的角度协调学校与学根据我国《仲裁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教育行政仲裁可分为以下几个程序：
1．申请与受理。教育行政仲裁必须由当事人申请，否则不能仲裁。学校管理纠纷的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教育行政仲裁委员会提起书面申请，仲裁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书之后，应在七日内审查并作出受理与否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
2．仲裁前准备。教育行政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后，首先成立仲裁庭，根据纠纷案件繁简、难易程序决定仲裁庭组织形式。一般来说，简单的学校管理纠纷案件由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仲裁员审理：对重大、复杂的学校管理纠纷案件，由三名仲裁员共同审查，学生及学校双方当事人可各选一名承办案件的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由双方共同推举或由仲裁委员会指定。其次，由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3．调解。教育行政仲裁庭在查明纠纷事实，明确责任是非的基础上，应先行调解。仲裁调解，大都由仲裁庭依职权主动开始。进行调解时，仲裁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平息纠纷。
4．开庭与裁决。调解不成的应当开庭仲裁。教育行政仲裁庭应在开庭前四天将开庭时间、地点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拒不到庭或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对申诉人按照撤诉处理，对被诉人按照缺席仲裁。仲裁庭采用对抗式辩论，即在仲裁庭主持下，当事人就己经过仲裁庭调查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法律法规的适用等问题，提出维护自己的仲裁请求和对对方提出的主张进行辩驳的意见，反复地互相辩论。在仲裁庭辩论结束后，经仲裁庭评议裁决结论，并按照一定格式制作成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6
2011年至2014年，__法院审理的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1、案件受理情况。共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71件。其中2011年受理14件，2012年受理56件，2013年受理51件，2014年受理50件。案件类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共受理160件，占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总数的93.5%。其中2011年受理9件，2012年受理54件，2013年受理47件，2014受理50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1]为49件，2011年至2014年分别受理8件，13件，23件，5件；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为4件，2011年至2014年分别受理1件，3件，0件，0件。另一类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共受理11件，占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总数的6.5%。其中，2011年受理2件，2012年受理2件，2013年受理3件，2014年受理4件。
2、诉讼主体情况。
从统计情况来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体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双方当事人均为公民。此类案件数为122件，占纠纷总数的71.35%，占比较大；另一种情形是当事人一方为公民，另一方为村委会。此类案件数为47件，占纠纷总数仅27.49%。
3、案件处理情况。
目前，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已结168件，其中调解撤诉数为121件，调撤率为72.02%；判决数为47件，判决率为27.98%；上诉案件数为17件，上诉率达36.17%；发改案件数为1件，发改率达2.13%。与其他民事案件相比，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调撤率较低，而上诉率、发改率显著较高。
从法院审理情况以及走访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__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纠纷范围具有广泛性。以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因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村人口流动频繁，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新类型的纠纷与冲突不断出现，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外嫁、进城、丧偶等户籍变动引发的纠纷等，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范围更加广泛。在调查中还发现，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体除村委会、村民外，不少纠纷还涉及乡(镇)政府、土地征用的相关单位、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呈现主体多样化的趋势[1]。
2、纠纷矛盾具有激烈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由于涉及农民“命根子”利益,一旦形成纠纷,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大,互不相让。如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很容易引发其他纠纷、甚至突发事件。一是民事纠纷，主要是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类侵权纠纷。当事人之间因争抢土地，抢种抢收，导致毁坏庄稼，甚至打架斗殴，引发财产、人身损害纠纷。此类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约占人民法庭受理的这两类案件的20%左右。二是刑事纠纷。在争地过程中,一些当事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出故意伤害、破坏生产经营等极端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其中以故意伤害(轻伤害)罪居多。
3、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不少纠纷虽尚未进入诉讼程序，但许多农户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处于等待和观望中，一旦正在审理的案件有了结果，大量相同情形的案件蜂拥而至，很快都进入诉讼程序。此外，实践中，乡(镇)政府侵犯农民承包经营权、村委会违背民意暗中向外发包土地、土地征用过程中强征强拆或补偿款不到位等，因涉及较多人的切身利益，一般为大多数村民所关心，极易引发群体性纠纷。
4、纠纷处理具有复杂性。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大量纠纷系通过村组协调、诉前调解等途径处理，协商、调解不成的才进入诉讼程序。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涉及的一些问题，有历史原因、乡土习惯，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存在一定冲突，法律与法律之间也未能完全衔接，导致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陷入“认定事实难，适用法律难，化解矛盾难，服判息诉难，强制执行难”的“五难”境地，案件处理结果呈现“调撤率低，判决率高，上诉率高、发改率高”的“一低三高”局面。
1、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是引发纠纷的自然原因。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的总体供应充足与个体分摊的稀少是一对长期、深刻的矛盾。特别是东部农村的土地由于受到工业化进程加剧的影响，实际可耕地面积正在日益减少，而城乡二元化的体制尚未打破，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仍十分强烈。土地二轮承包结束后，一方面是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而另一方面是婚育生娶、生老病死等人口变化，部分人群人多地少、占地不均衡的问题突出，这些为土地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2、利益驱动是引发纠纷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农业政策调整使种地有利可图。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随后国家又采取具体的农业补贴政策和措施，种地收益明显增加。之前因种地收入低、税费重，不规范的将土地流转、将土地交给亲朋耕种、“以租”、将承包田硬还村组甚至将土地闲置、撂荒的农民现在又反悔，纷纷想要回土地；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对土地需求的快速增长，城郊土地征收补偿给农民带来巨额受益，在补偿款的利益驱动下，所征地范围内曾有互换、代耕等土地流转形式的农户，纷纷欲收回土地，然而现在的经营者又不愿放弃，逐渐演化成大量的土地承包纠纷。如：青墩镇修建高速公路征地时，不少农民得到了二、三十万元的巨额补偿收益，听说还将继续征地，当地农民土地观念极强，要求返还承包地的纠纷案件也较多。
3、基层土地管理不规范是引发纠纷的普遍原因。在调查中发现，
基层土地管理工作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档案管理混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时工作不严谨、细致，出现了一地双证、错填、漏填证件、地亩四至不全、记载的四至、面积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情形，不少农户至今尚未领到经营权证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内容记载错误的，未能及时进行变更；对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耕地的，未能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并收回、注销经营权证书。有的村土地承包档案保管不当甚至丢失，导致相关内容无法核查。这些均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不清晰、不明确，为纠纷发生埋下隐患。（2）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善，程序不规范。主要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报备案的少,申请变更登记的更少;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而镇、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管理普遍不够到位，未能提供示范性合同文本，也未能及时进行登记、备案、监管。一旦发生纠纷，农户之间各执一词，土地流转的性质、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认定缺乏有力的证据，处理难度较大。4、法律和政策的衔接不协调是引发纠纷的制度原因。我国对农业土地承包纠纷的解决，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到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补充，到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重再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历程。多年来农村土地政策不太稳定，几经变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滞后，与现有政策并不完全衔接，导致诸多问题。如：《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但2005年9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2]对该问题作了不同的规定，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两者规定存在不一致。发生纠纷后，捡拾土地的这部分农民，甚至当时重新安排种植的村组还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坚持认为不应返还承包地。再如，以前对“集体”这一概念的理解曾包括村小组，现行法律对于承包地所有权的归属规定为集体所有，该“集体”是指村集体，还是村小组，模糊不清，发生土地征收涉及补偿收益时就容易引发谁是受益方的争议。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法院协调、化解矛盾以及服判息诉工作带来困难。
5、矛盾解决机制不畅是纠纷涌入法院的社会原因。社会转型期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凝聚力、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在调查中发现，对一些历史原因存在争议的土地纠纷，村集体采取回避的态度，使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矛盾激化或进一步扩大；一些原本争议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因没有及时处理妥当而矛盾加深、影响加剧；还有许多纠纷虽经集体经济组织协调处理，表面上平息了纷争，但未从根本上予以解决，随时可能酿成新的纠纷。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已经于2010年1月1日施行，但我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前不久才刚设立，仲裁工作尚未能正常开展，实效也尚未显现。诉讼外调解、仲裁机制的不畅，导致大量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涌入法院。
1、完善承包经营权登记，明确土地权属。目前，我区新兴镇三里村作为全市唯一试点，已经按照中央意见[3]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换证工作，而其他地区尚未开展。针对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不彻底、不到位的普遍情况，建议区农村工作办：（1）制定切实可行方案，抓好延包扫尾，加快全区土地确权发证工作；（2）对已完成延包工作的村，依照《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对土地进行权属清查，进一步查清承包地块面积、四至和空间位置等情况，对权属不明或错证、漏证的依法确权，避免权属争议；（3）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充实完善承包地块的面积、四至、地类和空间位置等信息，并逐步实现信息化管理；（4）适时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注销工作。对征用、进城落户、分户、结婚、死亡、转让、互换等引起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变动或者灭失的，依法办理变更、注销登记，并记载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从而进一步明确土地权属，消除纠纷隐患。
2、完善管理机构，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充分发挥在各镇建立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作用，要在区农办的指导、协调、监管和引导下，积极履行农村土地流转管理职能，包括收集、上报和各村土地流转信息，建立流转信息平台，指导签订流转合同，办理流转合同鉴证，监督流转合同履行，调解流转合同纠纷，管理土地流转档案，接受村、组、农户委托流转土地使用权等，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3、加强培训与宣传，提高群众及基层管理人员素质。首先，区农办与区法院要积极向全区农户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相关法律政策的精神、内容，做到宣传到村、到户、到人，使广大农户懂法、守法、护法，自觉规范土地承包经营行为，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其次，区农办要加强对乡、村两级负责土地承包管理工作干部的业务培训，使其深刻理解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真正掌握不同情形矛盾纠纷的处理方法，做到依法管理，依法调处，使农户认同基层组织工作，认可基层组织处理结果；最后，区农办要特别加强对村级土地管理员的业务指导，使其切实做好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工作，并注意收集掌握、分析研判、及时上报本村二轮土地承包和流转动态，为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提供第一手资料与信息。
1、把握调处原则，妥善化解纠纷。各乡镇、村委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并在人力、物力和时间三个方面给予保证，为调解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调解组织要充分发挥贴近基层、依靠基层的优势，本着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农村大局稳定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多做化解工作，特别是对于矛盾尚未激化、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模糊的纠纷，要根据法律和政策基本精神，多做释法析理工作，耐心疏导，妥善化解矛盾，提高调解实效。
2、全面推行仲裁，提高仲裁实效。与协商、调解、诉讼等途径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等诸多优越性，也符合当前全区的实际情况。建议区农办抓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学习和宣传，全力保障仲裁机构必要的工作经费、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并对仲裁员实行定编定岗，加强业务培训，使仲裁工作全面落到实处。对诉至仲裁机构的纠纷，要以稳定承包关系为根本，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为准绳，以维护土地承包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以稳妥调处土地纠纷为重点，公平、公正、实事求是，依法裁决。
3、强化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开展诉调对接，在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同时，要积极倡导诉前调解，并及时与乡镇、村组联系，加大委托调解和邀请调解力度，全力提高诉前调解实效，同时法院要加大对基层组织调解、仲裁调解的业务指导力度，对其通过调解达成的协议，依法、及时确认其效力。此外，要依托“和谐共建”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和矛盾纠纷共同排查、化解工作，对于一些重大、复杂的土地承包纠纷，应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通过组织法院、农办、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协调会的方式，专题研究纠纷的化解对策，形成纠纷化解的合力。
（三）进一步加强法律问题研究，妥善处理农村土地纠纷。
1、明确纠纷处理的基本思路。对于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采用物权保护为主、以债权保护为辅的保护方法。对弃耕、撂荒的原承包地，本人不愿耕种的，可以依法进行流转，但其承包经营权仍受法律保护，除非本人提出书面申请，自愿放弃承包权，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或限制其承包权。同时，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不能片面强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而忽视对实际耕种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能脱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实际情况而机械地运用证据规则去适用法律，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2、明确纠纷处理的一般方式。（1）对返还承包地请求的处理。对已经收回或调整承包地的，按照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保护原则，原则上应立即返还。不能立即返还的，要依照有关规定，区分不同情况情形妥善处理：如果原承包地已被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本组织其他成员，在确认原承包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原承包农户和现耕种人直接协商，如原承包农户同意继续流转的，流转受益必须全部归原承包人，或者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重新修订合同，限期归还承包地。如暂时不能返还的，由集体经济组织在机动地中予以解决，没有机动地的，经原承包农户同意后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给予经济补偿，并保障其基本生活来源。（2）对“抢种”侵权问题的处理。“抢种”行为系法律上的侵权行为，应当在生效判决后，立即停止侵权、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还要赔偿损失。但是这种“抢种”行为往往是事出有因，在已过播种期后，如果让受侵害者进行收获不但在当前农民的意识中不能接受，显然会激化不可预测的矛盾；如果将种植物予以铲除导致的又是社会财富的减失。所以我们认为由抢种者收获，具有承包权的承包方得到赔偿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此处理也未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另外，在赔偿数额上不宜高于侵占土地的纯收益，这样便于判决的实际履行。具体可按如下处理意见：①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7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体会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10-0037-1
1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是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重要途径
几年来，我们接访了大量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有要求维护承包经营权的案件，有要求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有要求维护土地补偿费权益的案件，有要求维护土地流转权益的案件等。在这些案件中有农户与组集体的纠纷，有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纠纷。在处理这些众多的纠纷案件中，很多是能够用讲解法律政策调解的办法解决的，但也有一些纠纷，通过多次解释、协商、调解均不奏效。当事人又强烈要求通过仲裁的渠道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使其进入仲裁程序。实践证明，仲裁最能体现法律的威严，当事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几年来，在我们调解、仲裁的案件中，因调解、仲裁比较到位，干部群众都非常满意。
2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重在调解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工作，贯穿在两个过程中，一个是当事人双方协商无果，通过县乡土地承包管理仲裁部门进行的调解，一个是在仲裁裁决前进行的调解。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调解，都会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既可以节约仲裁成本，也不至于太伤和气。几年来，在县接访的案件中（乡镇接访调解的除外），我们始终遵循先调解、后仲裁的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政策，一次调解不成的约定时间再次进行调解，直至调解成功，双方达成协议。对于上访人反映情况不清，无法在县里调解的，我们及时批转到属地乡镇，由农经人员将情况调查清楚后，再行调解。几年来，在处理的各类纠纷案件中，调解成功率在80%以上。
3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必须重视仲裁人员的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的提高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没有一支政治素质好、技术过硬的仲裁队伍是不能做好仲裁工作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法律政策性强，要求程序规范。因此要求仲裁人员学习掌握法律政策和仲裁业务知识，有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法律文书书写能力，用语法律化，行为文明礼貌。几年来，我们非常重视对仲裁人员的培训工作。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走出去考察学习，我们先后到山东、沈阳等地考察学习。二是举办培训班，组织县乡仲裁人员集中培训学习。对新增人员及时组织培训。三是利用调解仲裁进行现场培训。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仲裁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基本都能适应工作需要，按要求完成调解仲裁工作任务。
4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与仲裁效果看似联系不大，实际效果大不相同，因为这里有一种心理因素在里面。当当事人走进威严肃穆的仲裁庭时，他会不自觉地被法律的威严所震慑，从而增进仲裁的效果。基础设施如房舍、桌椅、字牌、制度版面、车辆、摄录测量工具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仲裁设施，如果没有这些设施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办案手段，没有这些设施就失去了工作的载体。几年来，我们在办公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尽力从基础设施上加以完善，在某些方面缺乏必要办案手段的情况下，基本上能够正常开展工作。
5在土地承包纠纷调处过程中要注意寻求情与法的结合点
实践中我们也深深感到，调处土地承包纠纷，不仅要遵循“法”，还要兼顾“情”，否则就难以达到圆满解决，皆大欢喜的目的。农村的情况是千差万别，复杂曲折的，单纯用抽象的、理论上的模式套用很可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事与愿违。更何况现行的土地承包法没有实施细则，可操作性还不强，这里所说的“情”，一是指乡情、村情、民情，在调处纠纷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现实情形，既要合法，又要合乎情理。二是要用情办案。对合乎情理的因素，要力求考虑进去，力求照顾当事人的情绪，这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8
关键词:合同纠纷防范解决机制
一、劳动合同纠纷的表现形式及发生原因
(一)当前劳动合同纠纷的表现形式
1、签订劳动合同的纠纷。(1)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一是不与所有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二是不与临时性用工签订劳动合同;三是不与试用期内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内容方面,一些劳动合同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缺少必要条款,或企业与职工权利义务不对等,内容显失公平。(2)在劳动合同订立程序方面,部分企业的劳动合同由企业自行拟定,职工只有签字的权利;一些企业的劳动合同只有一份,并且由企业保管,发生争议时,职工因无法提供证据而得不到保护。(3)在劳动合同鉴证方面,相当部分的企业不按国家规定将劳动合同交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鉴证,致使劳动合同内容及签订程序中的问题难以及时被发现和纠正,在履行过程中容易发生纠纷。
2、履行劳动合同的纠纷。在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分歧,产生了不少纠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履行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为追求自身利益,无视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随意拖欠、扣发劳动者的报酬,甚至欠缴劳动者社会保险统筹金,引发纠纷。(2)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人才流动性增大。劳动者在“跳槽”后,有的人将原用人单位的经营信息资料、客户资源资料以及有关技术秘密用于新的用人单位,从而引发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有的人因与原用人单位签订了巨额违约金条款,从而引发巨额赔偿纠纷。
3、解除劳动合同的纠纷。有的企业在单方面解除职工的劳动合同时,不按国家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有的企业违法制定厂规厂纪解雇职工,如以职工有违纪行为为由解雇职工,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免于向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因而引发劳动合同纠纷。
(二)劳动合同纠纷的发生原因
1、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劳动制度的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特别是劳动合同的普遍推广,使得劳动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一方的劳动组织,已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到不同所有制的多种经济组织;劳动关系主体之间也因劳动合同制的推广,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由劳动时间、劳动保护条件、劳动纪律、劳动报酬等产生的权利义务也因企业经营自的不断扩大而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用工制度,企业和职工双方还不太能够适应这种变化,而且由于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劳动关系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劳动关系矛盾表现的比较突出,导致劳动合同纠纷不断增加。
2、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提高。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完善以及法治环境的日益优化,劳动者“权利觉醒”,越来越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所确定的保护弱者的法律精神,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
3、劳动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性。尽管我国相继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劳动法律法规的更新相比实践步伐而言显得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内容不断增加,法律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劳动者所享受的各项权利内容很难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加以规定。
4、劳动行政机关监督检查力度不大。《劳动法》第85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但由于企业数量多及企业性质多样化,专职劳动监督检查人员少,客观上造成了监督检查力度不大的问题,使得一些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和查处。
二、劳动合同纠纷的防范与解决机制
(一)劳动合同纠纷的防范
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和职工守法意识和维权意识。“立法者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所确立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其中包含偏重保护的原则。所谓偏重保护,指劳动法在对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都给予保护的同时,偏重于保护事实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所以,有的私营企业主就认为《劳动法》对职工保护太多,在执行中有抵触情绪;一些劳动者维权意识不够,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因此,必须加大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私营业主的政策培训和宣传力度,消除那些认为《劳动法》超前、贯彻实施会影响投资环境等错误认识,使他们知法、懂法、依法办事;同时,劳动者也要加强自身的法律知识学习,不断增强自身的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加强劳动合同的规范管理。重点是加强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等环节的基础管理,保证劳动合同得到有效地履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劳动合同,责权明确,一旦发生争议,也有据可依。鼓励并提倡企业和劳动者到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劳动合同鉴证,以保证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3、加强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通过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加强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和查处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纠正和查处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等与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可能引发的行为。通过劳动监察等手段,重点查处私营企业和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问题,提高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对违法情况严重的用人单位要依法进行处罚,这是减少劳动合同纠纷特别是减少群体劳动纠纷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也是督促用人单位自觉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有效手段。
4、加快劳动法规的完善。(1)修订劳动法。现有《劳动法》共13章107条,大多是原则性和纲领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劳动法虽然赋予了劳动者更多的权利保障,但是许多劳动者的就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就业岗位不稳定的情况下,他们宁愿在短期内获得相对较多的报酬,然后继续回乡务农,也不愿建立长期的、固定的劳动合同关系”。为进一步增强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使劳动法得到落实,尽快修订《劳动法》已成趋势。(2)完善劳动立法体系。在加快完善和修订《劳动法》的同时,应建立健全劳动立法体系。以《劳动法》这一基本法为母法,配套出台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如安全卫生法、社会保险法、工资法、劳动监察法等。劳动行政部门应配套出台相应规章和政策,并清理和废止过去所颁布的陈旧的、与时代不符的部分,以适应形势需要和操作需要,但应保持规章、政策的科学性和延续性,避免与劳动法律冲突或矛盾,造成执法混乱。审判机关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继续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劳动合同纠纷的解决机制
1、劳动合同纠纷解决的机构。现行的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包括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1)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它是设在企业内部的基层民间调解机构。根据《劳动法》第80条的规定:“在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2)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它是专门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根据《劳动法》第81条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保障部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代表组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担任。”仲裁办公室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它既是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承办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日常工作;同时它又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能机构,负责组织劳动争议处理的理论研究和法律研究,制定完善劳动处理的有关制度等。(3)人民法院。它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司法机关。根据《劳动法》第83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因此,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也有权进行审理。
2、劳动合同纠纷解决的途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产生劳动合同纠纷,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
(1)协商和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可以在互谅互让基础上进行协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相互让步或一方让步,自愿达成协议,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这是劳动者自觉学法、用法、懂法,监督用人单位依法办事,化解争议的最通常的方式。和解通常在争议处理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
(2)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设在用人单位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根据自愿原则,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
(3)机构调查处理。就是当事人就有关劳动合同纠纷问题通过信件、走访等方式向政府或劳动保障机构设立的机构反映问题,机构通过调查后,责令有关单位协助解决问题。
(4)劳动争议仲裁。是解决劳动合同纠纷的主要法律途径,是诉讼的前置程序,未经仲裁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县、市、市辖区一般设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组成仲裁庭开庭审理劳动争议,经过调查、辩论、调解、裁决四个阶段。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送达后生效。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仲裁委员会及时作出裁决。当事人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超过期限不,裁决生效。当事人不履行已经发生效力的调解书和裁决书的,另一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向劳动监察机构举报。任何单位和劳动者均有权向劳动监察机构举报违反劳动法律的行为。劳动监察机构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及时纠正和查处各种违法行为。
(6)民事诉讼。当事人对劳动争议裁决不服的,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向人民法院。法院立案后,仲裁裁决失效,人民法院将依诉讼程序审理劳动争议。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调解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调解不成的,法院将作出一审判决。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可自收到判决书15日内向上一级法院,超过期限判决生效。上一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二审,程序同一审。
(7)申请再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起。
三、结论
劳动合同纠纷是劳动关系不协调、不稳定所致。劳动合同纠纷的多发,不仅是经济体制转变所带来的必然现象,而且也是劳动关系主体在社会文明进步发展史中利益对抗的必然结果。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持续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秩序安全稳定。因此,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调整好当前的劳动关系,预防和减少劳动合同纠纷,妥善处理劳动合同纠纷,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刘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需用人单位同意吗》,《江苏劳动保障》,2003年第6期,第15页。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9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F974【文献标识码】a
2015年起，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步入全面推进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经济沟通的问题，更是重要的法律议题。“一带一路”途经亚洲、欧洲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这些国家分属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伊斯兰法系，各国法律制度不同，且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这为经济贸易投资纠纷的解决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在国际贸易中，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主要的跨国法律纠纷解决机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几乎全部加入了《纽约公约》，毋庸置疑的是，一旦发生贸易纠纷，仲裁将成为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有鉴于此，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将成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司法保障。
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是排除法院管辖权、将争议提请仲裁的前提。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虽发展迅猛且日臻完善，但与其他国家成熟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相比，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对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相对严格的规定，缺乏默示仲裁协议效力的规定，临时仲裁制度的缺位等。因此，笔者建议，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健全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使之与国际规则相接轨，为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提供保障，以利于其在帮助“走出去”的企业有效地解决商事纠纷的同时，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
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规定相对严格
我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了仲裁协议形式要件，将“书面”和“签署”作为仲裁协议生效要件。仲裁是通过当事人的合意解决其纠纷的，这一书面形式的要求有利于举证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意的产物，此外，对签署的要求也可以表明这一合意的产物系属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
《仲裁法》对书面形式的要求与当时世界各国仲裁立法的相关规定较为统一。但不论是对“书面”还是“签署”的要求，其主要的目的无非在于证明当事人合意的存在。也就是说，“书面”和“签署”除了作为证明合意存在的手段之外，没有任何法律意义。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电子数据交换、网上交易等高科技手段的不断出现，书面形式的要求显得过于严格，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手段。因此，国际社会也逐步放宽了对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要求，如《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英国《1996年仲裁法》等已从最大限度上将足以证明仲裁协议存在的、符合现代贸易需求的各种形式，纳入到书面形式的范畴。因此，可以说现代仲裁协议的趋势已对“书面形式”进行了扩大解释，从某种意义上只要能够证明当事人存在仲裁合意，即可认为仲裁协议满足了“书面形式”的要求。由此可见，我国对书面形式的严格规定，显然已与书面形式扩大解释的国际潮流不相适应。
缺乏关于默示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
随着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扩大化趋势，已有许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在立法方面，英国《1996年仲裁法》虽未直接规定默示仲裁协议，但第5条对非书面仲裁协议的认可，以及第73条对异议权丧失的规定，可认为其已间接地承认了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而德国1998年《民事诉讼法典》第1031条规定的“在仲裁协议中对实体进行讨论即可弥补任何形式要件上的缺陷”，可视为对默示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极大认可。此外，希腊、韩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默示仲裁协议的认可；在司法实践方面，荷兰、意大利法院曾在案例中，通过对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扩大解释，承认了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
我国仲裁立法中没有关于默示仲裁协议的规定，在仲裁实践中，认可默示仲裁协议的裁决非常少。而即使仲裁庭认可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仍需面临裁决被法院不予承认或执行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就曾明确否认了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由于立法上对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严格规定，以及实践中对于书面形式的严格解释，我国否定了以默示接受的方式达成仲裁协议的可能性并且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对其效力，则更不予认可。
但是，在国际商事贸易实践中，只有大投资、大工程才会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通讯手段的变更，使得在绝大多数的国际合约中，往往是当事人已经履行了合约，但仍未签字，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求当事人以书面往来的形式来协商仲裁协议是不现实的。因此，笔者认为，只要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符合当事人的期待，法律就当尽量满足当事人的需求。此外，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并充分体现我国支持仲裁发展的理念，有必要顺应仲裁协议书面形式扩大解释的趋势，有条件地承认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
临时仲裁制度的缺位
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是目前国际商事纠纷中的主要解决机制。在诸多场合，特别是海事仲裁领域，当事人更倾向于选择临时仲裁而非机构仲裁来解决争议，因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更为经济高效且不失公平。时至今日，临时仲裁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尊重以及《纽约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法律的认可。但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后，并未建立起临时仲裁制度，《仲裁法》规定仲裁协议中必须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等内容，使临时仲裁被排除在外。
《仲裁法》的这一规定，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吻合，也会产生许多不公平不对等的问题。例如，具体时间在中国南通市港闸造船厂诉荷兰埃伯造船服务公司、荷兰船用设备与维修公司、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主管异议案，与达利特商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沧州东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两案仅因仲裁协议规定的仲裁地不同而得到了截然不同的仲裁结果（前者仲裁地为荷兰，荷兰承认临时仲裁的有效性，因我国与荷兰均为《纽约公约》成员国，故在荷兰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可以得到我国的承认和执行，后者仲裁地为北京，因我国不承认临时仲裁的效力，故法院拒绝执行该临时仲裁裁决）。
对于同样的临时仲裁协议，仅因仲裁地的不同，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显然忽视了仲裁协议在仲裁中的重要性，且这样不公平不对等的情况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有悖于《纽约公约》的规定。除此之外，这一自相矛盾的局面不但不利于涉外经济贸易纠纷的及时有效解决，也不利于改善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不利于我国法律制度的统一以及仲裁事业的长远发展。临时仲裁制度引入我国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立法者应考虑适时引入。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的突破
首先，对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解释。基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也基于书面形式在证明当事人合意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笔者认为，对仲裁协议采取书面的要求仍然是形式上的最佳选择。况且，尚难以找出更为合适的形式可以替代书面形式。但毋庸置疑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对传统的书面形式要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仍然固守“书面”和“签署”的传统书面形式要求，则现行的法律将可能因为对当事人设置的种种限制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但法律的修改非朝夕之事，笔者认为，权宜之计是对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解释，暂时将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在传统法律框架之内予以消化，待时机成熟之时再行修改相关法律，对书面形式予以重新界定。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对于书面形式要求仅以证明“仲裁合意”的存在为必要。如果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合意，达成了仲裁协议，那么任何形式都应予以认可。此外，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和法律本身存在僵化的可能，对于仲裁协议的形式，法律不应做具体性要求，而应作一般性规定。
其次，有条件地承认默示仲裁协议的效力。如前所述，仲裁协议已突破了传统书面形式的限制，默示仲裁协议在形式要件上的缺陷即可得以弥补。但并非所有默示仲裁协议均为有效，笔者认为应以当事人的行为为基础，并以一定的书面证据为依据综合予以考量，如下两种情形应认定默示仲裁协议有效：第一种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书面合同（含有仲裁条款）邀约，另一方当事人虽未签署合同，但其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履约行为已构成对整个合同的接受，那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也当然地包含在其中。在这种情形下，一方当事人发出的合同，以及另一方当事人的实际履约行为构成了当事人之间对仲裁的合意，使仲裁协议有据可查。
另一种是当事人之间存在专门的默示仲裁协议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并没有明确地对该默示仲裁协议提出异议，且实际参与了仲裁程序。可以认为，该另一方当事人以其实际行为认可了当事人之间存有默示仲裁协议的事实，且仲裁审理时的书面记录可以成为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的证据。如果该另一方当事人从不参加任何仲裁程序，或者虽然参加了，但提出明确的管辖权异议，则参与程序本身并不能认为其在仲裁协议问题上放弃了异议，同意接受仲裁管辖。
最后，在自贸区试行临时仲裁制度。自贸区战略是我国为适应新形势下全球经济合作、贸易投资格局以及国际规则标准体系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的产物。我国自贸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于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为我国经济的腾飞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可见，我国自贸区建设为临时仲裁制度的引入提供了时机和条件。临时仲裁灵活、高效等特点，也使得其与自贸区相得益彰。因此，笔者建议，可先行在自贸区试行临时仲裁制度，充分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示范效应，努力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最终推动我国相关法律的修订。
在自贸区构建临时仲裁制度，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进行：第一，在立法上，在自贸区内鼓励和支持临时仲裁依托仲裁机构进行构建。仲裁机构可为临时仲裁提供必要的协助，以利于临时仲裁的顺利进行。第二，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权力方面，建议采用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实行的“自裁管辖权原则”，即将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权力交给仲裁庭。第三，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时限。这样的规定有利于防止一方当事人不配合，故意拖延时间，致使双方争议无法进入仲裁，甚至形成僵局。这一时限的规定不宜过长，以利于临时仲裁充分发挥其快速高效的优势。第四，规定司法任命仲裁员规则。可以借鉴《美国统一仲裁法》的规定，即仲裁协议有规定时从其规定，没有规定或有规定但无法执行时，法院根据一方的申请选任仲裁员。第五，在司法监督方面，建议现阶段临时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权归属于仲裁地中级人民法院，如此有利于法院有效地监督临时仲裁，执行临时仲裁裁决。而在司法监督的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体现对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并注重程序审查而非实体审查。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参考文献】
①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经济纠纷裁定书篇10
一、法学界通行的观点及其形成
什么是经济司法,它的含义和适用范围是怎样的?这是目前法学界有待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确定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对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儿年间出版的法学著作,对经济司法概念内容的表述很不一致。有的作狭义的理解,认为是指人民法院适用经济法规审理经济案件的活动;有的作广义的理解,认为经济司法机构还应包括人民检察院的经济检察活动。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理解,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大多主张不仅有经济纠纷案件和涉外经济纠纷案件,还有经济犯罪案件。如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1983年5月版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对经济司法的概念表述为:“经济司法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经济纠纷案、经济犯罪案件和涉外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活动。”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教研室编写的《经济法讲义》(1984年11月版函授教材)认为是指:“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济犯罪和涉外经济案件的司法机构及其职能活动。”高程德著《经济法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5月版)认为经济司法就是指审理经济案件的机构、制度和活动。经济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涉外经济犯罪案件。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二版的《法学词典》(增订版)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法学词典》(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山东大学法学系合编1985年1月第一版)对“经济司法”一词的解释虽然前者认为经济司法机关仅指“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后者认为“包括经济检察机构和经济审判机构”,但是认为经济案件中包括经济犯罪案件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根据有关资料可以认为,提出“经济司法”这一概念之初,曾经把经济检察机构和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纳入经济司法的范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强调要加强经济司法工作,在要求建立和健全经济法庭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和健全经济检察机构的要求。一九八o年八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收案范围的初步意见》规定,经济审判庭受理的案件不仅有经济纠纷和涉外经济案件,把经济犯罪案件也列入受理的范围。这两个文件不仅是当时指导司法实践的法律依据,也是法学界将经济检察机构列为经济司法机关,将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作为经济司法活动的主要根据。经济司法工作创建初期,理论上诸多问题自有待于通过司法实践加以探索。一九八二年以后,在总结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规定,经济犯罪案件一律由刑事审判庭受理,经济审判庭不再受理。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也将人民法院经济审判收案范围限定为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主要是考虑到:“这样有利于刑事、民事、经济各审判庭的业务分工,便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经济纠纷案件门类众多,内容复杂,涉及经济、贸易、海事、科技等各个方面,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审判任务日益繁重,从长远看,经济审判庭不宜承担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任建新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样,便出现了经济审判庭与经济检察机构收案范围不一致的问题。另外,还应当指出一点,根据有关规定,经济犯罪案件并不全部由经济检察机构直接立案侦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犯罪案件(如走私、投机倒把案,伪造倒卖票证案,伪造、贩运国家货币案,伪造有价证券案,盗窃案,诈骗案等经济犯罪案件)是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但是以往的著述,多将经济检察机构与经济审判机构二者并列为经济司法机构,而将另一承担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排除在外,这是不严密的,没有完整地反映客观实际。
二、经济检察从属于刑事司法,而经济司法是从民事司法分化独立出来的一个司法子系统
从经济检察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来考察,即可明了它是在刑事检察的基础上发展分离出来的,它依然从属于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组成部分。经济司法是从民事司法分离出来,成为民事司法的一个子系统。阐明这两个概念各自的从属,对于科学地确定经济司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目前并未建立经济法院,而只是在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的情况下,经济司法只能是指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经济司法包括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司法机构、制度和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程序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全部活动。经济审封庭的收案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作了重大调整,而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却未能对经济司法概念的表述作必要的修正,使之与客观的变化相适应。有的著作在讲经济司法机构时,把经济检察机构依然包括在内,而讲到经济审判庭的收案范围和审理经济案件的程序,却又不得不把经济犯罪案件排除在外和援用民事诉讼法的诉讼程序(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教研室编著((中国经济法教程》1985年7月第一版)。有的学者虽然发现在概念中包含经济检察就会造成不可解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也指出了经济检察与经济审判管辖的案件范围不一致,但并没有从如何确定经济司法概念上去探究,却提出要从“经济检察与经济审判如何进行配合”去探讨。这自然无助于摆脱理论上的困境(见江苏工学院《经济法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