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1
【摘要】医疗事故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两类。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笔者认为，作为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责任方式的医疗事故纠纷在我国具有可仲裁性，我国应尽快将仲裁这一争议解决方式适用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并建议在现有仲裁委员会下设立医疗事故赔偿中心。医疗纠纷仲裁分为自愿仲裁、强制仲裁、自愿与强制混合仲裁等模式，我国现阶段宜采用自愿仲裁的模式。医疗专业水平应该是聘任医疗专业仲裁员的首要资格条件，举证责任倒置应成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中的主要证据规则。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责任事故;仲裁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一、仲裁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行性
(一)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缺陷
根据2002年《条例》第46条规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途径有三种，即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其中对前两种途径《条例》进行了重点规范。但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似乎越来越向“私力救济”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私力救济”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暴力的普遍化和激烈化。
1.协商和解
尽管数据表明医患双方之间的协商和解是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主要途径，但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缺陷。在实践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医疗事故纠纷协商的过程中，有一些自力救济或者私力救济处于法律的边缘甚至是规避法律的产物。[2]在实际争议发生后，往往会因医患双方的立场及利益观点不一致，使得医患关系无法调解。于是“闹院”等事件频频发生;[3]患者漫天要价，出现“大闹弄大钱，小闹弄小钱，不闹不弄钱”的不正常现象;甚至有社会恶势力参与其中，严重扰乱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借“私了”之机，回避了第三方的监督，规避了其可能要承担的刑事、行政责任，不利于对医疗质量的监控和提高以及对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4]
2.行政调解
在我国以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患者(家属)对卫生行政部门解决纠纷的公正性存在疑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大多数医疗机构还具有明显的公益服务性质。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出于行业保护和其他考虑，易存在“偏袒”或“隐瞒不报”等弊端，导致其权威性在患者(家属)中大打折扣，公正性令人质疑。二是在行政调解方式上，当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机构未形成合理协调时，卫生行政处理结果常被法院推翻，从而导致案件解决的拖延。
3.民事诉讼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现有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途径并未能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良好的机制，难以缓解日益矛盾化和尖锐化的医患关系。在当前这种医患矛盾急剧增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存在诸多缺陷的情势下，开展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属必要。
(二)可仲裁性问题
尽管我国部分地区的仲裁委已经开始尝试性地受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国范围内开展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提供了范例，但是其普及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我国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问题。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是指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仲裁机构可以受理的纠纷种类范围之内，当事人能否将有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交由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加以解决。依据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要求，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提交的仲裁事项，必须是国家仲裁立法允许采用仲裁方式处理的事项。否则，就会导致仲裁协议无效，做出的仲裁裁决也不会被承认和执行。因此，可仲裁性是构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制度的基本前提。
1.从现行规定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
从《仲裁法》第2、3条对仲裁范围所做的规定来看，在我国，纠纷是否可以用仲裁方式加以解决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争议主体的平等性，即发生纠纷的双方应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若当事人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则其纠纷不能仲裁;第二，争议事项的可处分性，即可提交仲裁的事项应当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当事人之间因其无处分权的某些身份关系及其他关系发生的争议，不能仲裁;第三，争议内容的财产性，即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事项应该是合同纠纷，或者非合同的财产性纠纷。[6]《仲裁法》未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作出明确认可或排除，由于《仲裁法》在仲裁范围的规定中使用的是“其他财产权益”，加之立法对“财产权益”的内涵没有明确界定，司法解释上也没有统一说明，[7]故而使得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此外，在2002年的《条例》中，仲裁也未被列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之一。在立法层面上，是否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没有得到明确支持。
学术界也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否定说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理由是尽管医疗事故责任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意味着对医疗事故既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也可提起侵权之诉。但现实中出于对权益保护最大化的追求，在多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患方都是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提出各种赔偿的诉讼请求。但医疗侵权行为所指向的侵权客体是患者的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隐私权等，而这些权利并非属于财产性权益。因此，也就不能采用仲裁方式来解决。这样，由于《仲裁法》对争议限定为必须具有财产关系的内容，从而使得医疗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而肯定说认为，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侵权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但无论是哪种纠纷，双方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除强制治疗关系外(如传染病的防治)，医患关系的建立、变更或终止以及医患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医疗纠纷的处理，均应实行意思自治。医患双方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在不涉及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经济赔偿责任。因此，从决定可仲裁性的三个方面衡量，可以确定医疗纠纷应当具有可仲裁性。[8]笔者赞成肯定说，虽然医疗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本身不是财产性权利，但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争议焦点通常是：是否存在赔偿责任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这种纠纷的实质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民事权利主体之间具有财产内容的纠纷，并且当事人具有自由处分权，因此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医疗纠纷解释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从而使得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仲裁性。
2.建立医疗纠纷仲裁机制的理由
笔者认为，抛开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分析，从应然的角度看，基于下述理由，也应当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1)仲裁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而言，仲裁和诉讼相比，其优势表现为：其一，更具专业性。其二，快捷且经济。其三，具有更好的保密性。
(2)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仲裁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只要发生争议的实体权益纠纷在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范围内，就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当事人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权益的情况下，当事人利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意愿应该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9]
(3)构建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在现阶段的医疗体制下，应当建立多元化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以其各自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而共同结合成为一种互补的、满足医疗事故纠纷主体多样要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多元化的解决机制相对于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而言，更能体现出诸多的理性因素。[10]现代法制国家总是设法避免和排除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向其成员提供多种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和方式，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让其自由选择。而冲突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和医疗诉讼、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共同存在，可以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显其能和分流案件的局面。竞争可以使得仲裁、诉讼、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弥补自身缺陷，吸取其他程序的优点和长处，完善自身程序。
3.有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实践
(1)美国
除了医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医疗过错几率增加，医患沟通不足导致医患关系恶化，国家整体经济不景气等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外，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诉讼费用高昂，效率低下，无疑也是导致整个医疗市场成本增加，最终产生医疗事故危机的主要原因。[13]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弥补医疗责任保险资金的缺位或不足，美国各州相继出台了多项综合改革措施以减少社会医疗成本的剧增。其中具备多种优势的仲裁纠纷解决机制为许多州立法机构提出并采用，以降低飞速增长的医疗成本。
多数的州法院对仲裁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表示支持。在maddenv.KaiserFoundationHospitals[14]案中，原告madden先生，接受医院治疗前已经在医疗计划中表明，医疗过失以及一切产生于KaiserFounda-tion医院治疗过程中的纠纷将提交仲裁解决。当医疗纠纷发生后，madden先生将医院诉诸法院。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撤销诉讼，责令原告将案件提交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在Buraczynskiv.eyring[15]案中。医生依据仲裁协议将先后发生的两起医疗事故纠纷提交仲裁。患者主张，由于仲裁协议过于宽泛而违反了公共政策，患者与医生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无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认为，医疗护理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都可以适用仲裁解决纠纷;医务人员同患者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不违背任何公共政策。
概括而言，美国各州关于医疗纠纷的仲裁模式可分为三类：自愿仲裁、强制仲裁、自愿强制混合仲裁。
第二种仲裁模式是强制仲裁，即当事人双方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必须首先将医疗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例如，马萨诸塞州法律要求所有的医疗过失诉讼都必须首先经过一个由法官、律师和医生所组成的仲裁小组审查，看是否存在责任或者判断损伤是否是由医疗过失造成的。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法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仍可以接受仲裁小组的意见。[20]从笔者查阅的相关资料看，这种强制仲裁的裁决一般不具有终局性效力，并且仲裁庭认定的事实和裁决对之后提起的诉讼也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涉案双方当事人如不服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第三种是强制仲裁与自愿仲裁相结合的模式。采取这一仲裁模式的州法院，依据一定的标准来确定医疗纠纷需要强制性仲裁还是可以自愿协议仲裁。以新泽西州为例，依据该州医疗过失侵权法的规定，对于争议标的在20，000美元以下的医疗事故纠纷，法院要求首先通过仲裁解决，而对于超过20，000美元诉讼标的额的医疗纠纷，当事人则可以自愿选择以仲裁还是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但是，仲裁裁决不具有约束力，在双方当事人不服仲裁庭做出的仲裁裁决时，可将纠纷诉至法院，原先的仲裁裁决对案件的审理没有任何影响。[21]
在美国，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案件通过有效的仲裁协议而提请仲裁解决。[22]
(2)墨西哥
墨西哥的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数量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同美国一样，高昂的医疗责任保险迫使医生不得不“采取保守医疗策略”，即通过增加检查项目，扩展疾病诊断程序以降低医疗责任事故的风险，减少医疗纠纷诉讼的几率。[23]但增加医疗费用又激起了患者的不满情绪，致使医疗纠纷更容易产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3)日本
综上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其次，对于支持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仲裁的地区，是否要求仲裁强制性前置存在不同态度，但多数国家或地区采取自愿仲裁模式，并通过风险负担等机制鼓励当事人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提交仲裁解决以提高纠纷的处理效率。再次，除美国极个别州规定当事人一旦签订仲裁协议即丧失提起诉讼的权利外，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和其他国家都允许当事人在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仲裁庭认定的事实和裁决不影响之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最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裁决是否具有终局性也存在不同规定，有的规定只要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后的一定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即产生终局性效力;有的则不承认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当事人可以再提起诉讼，但是一旦原告败诉则会由其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综上，前述国家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方面的立法和实践无疑将对我国建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制起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建立我国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仲裁模式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采用自愿仲裁模式，即允许医患双方通过签订仲裁协议处理日后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裁决一旦作出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为鼓励医患双方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交仲裁解决，可以借鉴美国部分州的做法，通过风险承担或设定诉讼标的额“门槛”等方式，使当事人尽可能选择仲裁方式。此外，为排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再缠诉，久拖不决的困境，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裁决应该具有终局效力。不过，鉴于医疗事故往往侵害的是患者的身体权、健康权等重要权利以及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允许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若超过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产生终局性效力。
(二)仲裁机构
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构的设置存在不同设想。有的学者以医疗纠纷具有特殊性为由，主张通过专门性仲裁机构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可取。我国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可直接利用现行的仲裁机构，无须再设专门的仲裁机构，可考虑在现有的仲裁委员会下设立医疗事故赔偿中心。因为，医疗事故责任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法律适用上，而在于对医疗行为的认定上。由专业的鉴定组织对医疗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因果关系等进行认定即可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因此，只要吸收部分医学专家为仲裁员，就有利于公正、准确、快速地裁决纠纷，这样既节省资源，又降低解决争议的成本。其次，由于我国的仲裁制度起步较晚，仲裁制度本身尚存在不完善之处，将仲裁运用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这一特殊领域时，难免存在诸多不适之处。因此，现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具体制度的合理设计，民众对医疗仲裁意识的提高等问题，而不是是否设置独立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构这样的问题。
(三)仲裁员
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而言，聘任仲裁员，首先应当坚持专业性原则。因为提交仲裁的案件大都涉及复杂的医疗技术性事项以及医患法律关系，要迅速公正地对案件做出裁决，仲裁员就必须具备必要的医疗、法律知识。其中，医疗技术的专业性知识无疑至关重要。所以，必须严格按照专业性原则来选聘仲裁员，将医疗专业水平作为医疗专业仲裁员聘任的首要资格条件。除此之外，由于临床医学本身是涵盖十分广延的学科，高级医疗技术人员往往只能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给出权威的意见。因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员的聘任，也应当按照各个专业领域进行。
(四)仲裁庭的组成
(五)仲裁协议
在实践中，医疗仲裁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医疗事故发生以前，医患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仲裁协议。而当发生纠纷后，又几乎不可能让充满抵触情绪的患方和医方达成合意签订仲裁协议。因此，医疗仲裁协议可按两种形式进行：一是在医疗机构门诊病历以及住院病历的说明内容中增加仲裁条款选择项，患者(家属)在接受医疗机构的治疗前在医务人员的说明下，可自行选择是否同意仲裁条款，若划钩选择则视为对该仲裁条款的认同，若不填写则视为对仲裁条款的默认。另一种是印制独立的仲裁协议。患者(家属)在接受医疗机构的治疗前在医务人员的说明下，选择是否签订协议，医务人员也可自主决定是否签署该协议，任何一方拒绝签字则视为该仲裁协议不成立。鉴于大多数患者不了解仲裁，甚至会误以为医疗机构在玩花样以剥夺自己的某些权利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协议的书写应当注意语言使用和具体内容的编写，仲裁协议的语言应尽量平实、简单。
(六)举证责任
在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国内一些知名的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即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在举证责任倒置后，并不意味着作为弱势一方的患者(家属)就可以不负担任何举证责任了，举证责任倒置只是最大限度地减轻或部分免除了患方的举证责任，但是并没有完全免除患方的举证责任。因为，患者还必须证明其医疗事实存在的过程。在举证责任倒置后，患者(家属)也有责任就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向仲裁庭提供一定的证据。比如，证明自己确实在某家医院就诊、治疗过;证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自己的人身造成损害的事实;自己的诊治经过等。
三、结束语
2002年《条例》中对“医疗事故民事赔偿纠纷解决方式”相关规定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对患方权益保护的社会呼声日益强烈，同时，也表明完善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刻不容缓。笔者建议，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宜采用自愿仲裁模式，允许当事人在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若超过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产生终局性效力;在现有仲裁委员会下设立医疗事故赔偿中心;将仲裁协议作为选择性条款列于门诊病历或住院病历的说明内容中;把医疗专业水平作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专业仲裁员聘任的首要资格条件，并按照医学各专业领域进行仲裁员的聘任;将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举证责任规则。笔者希望，通过上述建议，尽快在我国建立起公正、经济、高效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机制，以有效缓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维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
【作者简介】
郭玉军，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杜立，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
【注释】
[2]范愉：《浅谈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及其趋势》，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
[3]王泽琛、王永周：《解决医疗纠纷的新思路》，载《西部医学》2007年第1期。
[6]黄进、宋连斌：《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24页。
[7]陈立峰、王海量：《论我国<仲裁法>的管辖范围》，载《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
[8]余承文：《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前注[8]，余承文文。
[14]maddenv.KaiserFoundationHospitals,supra,17Cal.3d699(1976).
[23]StuddertDm,mellomm,Sagewm,DesRochesCm,peughJ,ZapertK,DefensivemedicineamongHigh-riskSpecialistphysiciansinaVolatilemalpracticeenvironment,Journalofthe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Vol.293,2005,p.2609.
[26]黄丁全：《医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28]天津仲裁委设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受理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当事人仅对赔偿方案有争议的医疗事故纠纷。按照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规则的规定，医疗纠纷仲裁调解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双方当事人如果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调解中心调解，即可以向调解中心提出申请。《天津仲裁委设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中国仲裁网china-arbitration.com/.
[29]《深圳将成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免费调解纠纷》,网易新闻news.163.com/08/0818/16/。
[30]JosephC.Krella,Legislativemalpractice:ananalysisofohio'sproposedmandatorymedicalmalpracticearbitrationprogram,DaytonLawReview,Vol.33,2007,p.119.
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2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3
【关键词】刑事和解;特别程序;民间纠纷;检察职能作用;和解反悔;撤回起诉
一、民间纠纷的界定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刑事和解。这里的“民间纠纷”如何理解,其范围如何界定,是实践中遇到的首要问题。
1.“民间纠纷”与“民事纠纷”含义之界定。笔者认为“民间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两者虽仅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所谓的民事纠纷,是指因民事关系引起的纠纷,而民事关系是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合同关系等),双方当事人在发生民事关系过程中引发的纠纷,就是民事纠纷,其特点是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且具有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的内容,一般应遵循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等交易原则。而所谓的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家庭关系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民间纠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用语,其不仅仅包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引发的纠纷,还包含其他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如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夫妻之间、家长和子女之间、劳动关系中的雇主和雇员之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民间纠纷”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些纠纷通常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而非民事关系的交易过程中,如果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如国际经济贸易等民事关系)则不宜认定为民间纠纷。因此,民间纠纷与民事纠纷的外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范围,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关系。
2.对“民间纠纷”应当作相对广义的理解。有观点认为,民间纠纷是指熟人之间的发生的纠纷,只有这种纠纷才能适用刑事和解。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对民间纠纷的理解过于狭隘,不利于刑事和解积极作用的发挥。从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来看,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一程序,没有必要对其作过于苛刻的限制。
3.“民间纠纷”的发生领域。从司法实践看“民间纠纷”一般发生在恋爱、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劳动争议等领域,引发犯罪的动机并不十分恶劣。在实践中,可从公民的主体身份、日常生活领域、人身或财产权益角度等,来判断认定是否属于民间纠纷。
二、检察机关介入刑事和解中的地位与作用
“和解”与“调解”,亦仅一字之差,但绝非是一回事。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调解是和解的一个步骤,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检察机关作为审查案件的司法机关,并非案件的当事人,为保证案件审查处理的公正性,应当超脱于案件本身,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案件,不宜过多地介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新《刑诉法》颁布实施之前,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介入刑事和解的程度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作为法律依据,但该意见仅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告知刑事和解途径和提供法律咨询,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后,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检察办案人员不应直接对案件进行调解,而只能建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委托与案件审查无关的第三方(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进行调解。但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要求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双方当事人如果能够在案发后即心平气和地达成和解,那么,在公安侦查阶段即可和解而不作为犯罪处理;而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在侦查阶段达成和解,说明民间纠纷本身相当激烈,当事人双方积怨较深,别说和解,即使是见面双方也往往会分外眼红。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完全超脱于案件之外,只是建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是远远不够的。司法的中立性、超然性应当与司法的能动性相结合。因此,检察机关需要在化解双方当事人矛盾的前提下,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一个和解的平台(包括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主持双方的和解,这也是目前实践操作中行之有效的方式。新《刑诉法》对此也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等。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检察机关首先需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了解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双方产生和解意愿和达成和解意向的过程,掌握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的和解过程以及内容的态度。根据案件情况,检察机关听取当事人意见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共同、当面进行,以促进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动。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之后,检察机关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需载明各项和解的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弥补对被害人及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害及负面影响、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表示谅解等,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作为和解协议的主持者,检察机关承办人也可以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此外,检察机关在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之前,应当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包括:当事人双方是否自愿;加害方的经济赔偿数额与其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相适应,是否酌情考虑其赔偿能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并且积极履行和解协议或者是否为协议履行提供有效担保或者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是否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谅解;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否符合社会公德等等。
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后反悔的处置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其中最让检察办案人员感到困惑的是,当事人达成和解后的反悔。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先向检察官承诺了一个能够和解的赔偿金额,检察官随后取得犯罪嫌疑人一方认可后,被害人又对赔偿金额反悔加码,如果检察官支持被害人加码的话,则有失检察官的中立和公信,被害人的反悔一下使得和解进程陷入尴尬。这种结果的发生当然与承办检察官过多地介入和解,变相调解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问题暂且不论。虽然该案件通过更换承办人,由另一名检察官进行新一轮的说服、调解工作,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其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而办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其中的教训值得吸取。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当事人反悔是较为常见的情形。首先,从反悔的主体看,包括双方当事人,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一方或者双方均可能发生反悔。其次,从反悔出现的阶段看,下列几个阶段为和解反悔多发阶段:第一、听取意见阶段。该阶段检察办案人员主要是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促进双方当事人互动协商。该阶段是双方当事人就和解条件的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的反悔司空见惯,但最终总能找到双方心理价位的一个平衡点。第二、达成和解制作和解协议阶段。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致,在制作和解协议,要求双方当事人签署该协议时,会有当事人出现反悔,事先的口头承诺,会因为其他因素(伤势的反复、法律咨询、家人反对、心理波动等等)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在该阶段出现反悔的概率根据当事人素质、诚信度的不同而不同。第三、在签署和解协议后,履行赔偿阶段。双方在检察官(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署了和解协议,在犯罪嫌疑人一方执行赔偿过程中,因矛盾反复或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恶化等情况,出现反悔;或者被害人一方在收到赔偿款后又要求继续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等等。再次,从反悔的原因看,主要有:赔偿金额谈不拢,情势变更(如本来认定为轻伤,后来经鉴定是重伤;被害人事后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罪行没有在和解时发现等),矛盾进一步激化,犯罪嫌疑人经济情况恶化,当事人缺乏诚信等等。
对于和解中反悔的处置,首先必须对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一界定。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
1.因犯罪嫌疑人原因导致的反悔。在协议的刑事责任约定部分,犯罪嫌疑人是通过其自愿认罪、道歉、赔偿或其他方式来履行其真诚悔悟的义务,作为“合同对价”被害人表示谅解、并放弃刑事责任追究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并非真心要赔偿被害人损失,而是为了骗取刑事上的从轻或免除处罚,在检察机关作出刑事处理决定后不履行民事赔偿义务,或者一反认罪、道歉的虚假态度,对被害人恶语相加,则实质上属于刑事和民事上的双重违约,民事赔偿上强制履行,刑事责任处理上,要分情况处理,此时应发挥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因经济原因一时拖欠赔偿的,因其主要是民事赔偿上的违约,强制履行后可以维持刑事部分的处理决定;而对于刑事处理前对被害人认罪、道歉,处理后态度转变,恶语相加的,则违背了刑事上真诚认罪悔罪寻求谅解的义务,刑事和解过程中的表现只是虚假履行,此时,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真诚悔悟行为不属于可强制履行的范畴,不能通过强制履行来救济,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只能返回普通程序重新认定。
2.因被害人原因导致的反悔。需要严格区分被害人违反道德的欺诈和违反民事法律的欺诈两种情形分别处理。对违反民事法律的欺诈按照违约的民事责任来处理,而违反道德的欺诈即被害人基于骗取赔偿的心理与犯罪嫌疑人达成协议,获得赔偿后向检察机关申诉,请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情形,则属于被害人对原合同约定的违反,检察机关应发挥对被害人意思表示追认上的自由裁量权,援引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追究上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维持原决定。
3.因情事变更因素导致反悔。由于当事人和解之时是基于他们当时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但从被害人权利被侵害的实际状态来看,有时其身体受到的损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严重。这就意味着被害人一方的权利受侵害的后果在进一步扩大,超出了协议约定的原初状态。此时,情势已经发生变更,被害人如果合理地提出更改和解协议,增加赔偿数额等要求,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刑事责任追究部分,应当重新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在程序选择上可以重新和解,或者通过普通程序解决。
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4
一、充分认识行政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为更好地行使行政职责，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依据，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通过对争议各方的说服和劝导，使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妥善解决争议的活动。行政调解是各级行政机关对社会和经济实施管理与监督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一项法定职责，是建设法治政府、转变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推进政府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目前，部分行政部门对正确处理矛盾纠纷的重要意义认识尚不到位，运用调解方法化解矛盾的意识不够强，重管理、轻服务，重裁定、轻调处，重事后应急处理、轻事前预警防范，习惯于发号施令，不善于用协商说服的方法解决矛盾纠纷，致使有些本可以在本机关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转化为复议案件或诉讼案件或引发上访，使矛盾加剧，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各级各部门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切实增强行政调解意识，充分运用行政调解化解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进一步规范行政调解工作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调解工作应遵循的原则
1、自愿原则。行政调解要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自愿应当贯穿于调解的全过程并尊重当事人对调解方式、方法的选择，不得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和调解结果。
2、合法原则。行政调解要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不能无原则地调和，不能片面追求调解率，不能侵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
3、中立原则。作为行政调解的行政机关要保持中立，不得偏向任何一方，要保证各方当事人平等协商，既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说服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相互理解。
4、依法调解和依法处理相结合的原则。除法津、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行政调解不是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或者处理特定矛盾纠纷的必经程序。对不宜调解或者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或者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含裁决)。
（二）行政调解的范围
适用行政调解的纠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因行政管理产生的行政纠纷，重点要解决好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社会保险、劳动人事、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纠纷。
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行政机关职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民事纠纷，要重点解决好劳动、医疗、交通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保、经济合同、婚姻家庭等与行使行政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
（三）行政调解的工作要求
在进行行政调解时应注意的问题：
1、优先调解。对于发生的行政争议和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在解决矛盾纠纷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和纠纷实际情况，要优先选择调解解决的方式，调解无望再选择其他渠道解决。
2、充分协商。在争议双方有调解愿望的基础上，行政机关要耐心释法明理，做好劝解工作，充分协商，为双方当事人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提供方便、创造条件。
3、促进和解。各级行政机关在解决纠纷中，要积极为双方当事人沟通搭建平台，努力促使当事人和解，彻底化解矛盾。
（四）行政调解的工作程序
1、启动。行政调解启动可以由一方当事人申请，也可以由行政机关依职权提出。但不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属复议案件的，恢复复议程序；属其他纠纷的，恢复其他处理程序。
2、受理。调解申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行政机关应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调解起止时间，调解时限一般不超过日。行政复议机构受理复议案件后，对符合行政调解条件的，积极运用调解手段解决行政纠纷。
3、调查。行政机关要根据双方的争议进行必要的调查，要运用宣传政策法规、说服教育、协调疏导等方式方法，充分利用调查取证、现场勘验、复议听证等时机，积极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分析利害关系，促使当事人自行和解。
4、实施调解。要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冲突。一是要坚持情、理、法并用；二是多做思想疏导工作，循循善诱，使双方互谅互让；三是注意调解的艺术和方法，使调解体现人性化的要求。
5、制作行政调解书或行政复议调解书。行政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纠纷事由、调解事项、事实、调解结果、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名或盖章，同时要加盖调解机构印章。行政复议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复议请求、事实、理由和调解结果，并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调解书当事人各执一份，行政机关留存一份备案。
6、履行。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后，各方当事人要自觉履行。对达成调解协议的争议，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组织对各方履行行政调解协议结果进行回访，巩固调解成果。
三、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各部门要坚定做好行政调解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强化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地做好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力争将矛盾解决在行政程序中，解决在本级内，避免矛盾扩大化。
（一）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机构。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行政调解组织建设，建立健全行政调解领导组织和工作机构，明确分管领导，明确牵头科室，负有调解责任的相关科室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公安、工商、劳动、国土资源、安全生产、质量技术监督、人事、卫生、教育、建设、环保、计划生育、水务和旅游等部门是行政调解的重点单位。要建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明确专门工作人员，做到人员落实、办公场所落实、办公设施落实和办公经费落实，切实加强本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各县（市、区）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工作实际，成立由政府领导挂帅的政府行政调解领导组织，负责对行政区域内重大矛盾纠纷、跨行业跨部门之间的纠纷、群体性纠纷、复杂性纠纷的统一调处工作，真正提高调解效果。上级行政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调解组织建设情况的督导检查，确保调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二）建立健全行政调解规章制度。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建立健全行政调解的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调解工作。根据行业特点和要求制定行政调解程序，对调解申请、受理、调查、听证、调解实施、调解期限以及调解协议书的制作等环节提出详细具体的要求，确保行政调解工作有序、规范。对于法律关系复杂、一个部门不能协调解决的矛盾纠纷，要建立联合调解制度，由最初受理的部门或涉及主要管理工作的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参与共同协调解决。各级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调解程序要遵循程序正当的原则，保证当事人在调解中地位平等，保证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三）建立健全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体系，充分整合了调解资源，实现了三大调解的优势互补。特别是对于重大纠纷和复杂纠纷，坚持“三调联动”，使三大调解手段有机衔接与配合，大大增强了调解效果。各级各部门要在做好行政调解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方式，努力构筑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固防线。要搞好与人民调解的衔接配合。在行政调解过程中，政府及部门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独立调解一些矛盾纠纷，也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协助行政机关开展调解工作。为便于行政调解协议书的履行，可以将行政调解的结果通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以实现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在效力上的衔接。要搞好与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要避免把应由本部门调解解决的矛盾以“走法律渠道”、“依法解决”为借口推到法院。各级行政机关要消除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认真做好与本机关行政管理有关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把调解当作自己工作的组成部分。对于确实调解不成的重大矛盾纠纷，应当告知、引导当事人走诉讼渠道，一并配合法院做好司法调解工作。行政机关要与司法机关建立调处社会矛盾的衔接配合机制，落实矛盾纠纷联席会议制度、情况通报交流制度、联合调解制度，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妥善化解各种纠纷。
四、完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
各级各部门要转变行政管理理念，强化行政调解意识，要把行政调解工作作为各级行政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要建立政府负责、政府法制机构牵头、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政府法制机构要切实发挥好牵头作用，确保行政调解工作不断发展。
（一）定期组织对政府部门行政调解工作的检查指导。一般每年第四季度组织一次检查。通过检查，对开展行政调解工作突出的部门给予通报表彰。对于因组织领导不力、工作落实不到位、行政调解工作消极应付，导致发生重大矛盾纠纷的部门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二）定期组织召开政府部门行政调解工作联席会议。主要是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交流行政调解工作情况，通报行政调解工作信息，建立资源共享、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的行政调解工作格局。
（三）定期汇总分析各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情况。政府法制机构要加强对各部门开展行政调解工作信息的收集，并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对行政调解工作情况进行分析汇总，及时发现和纠正倾向性问题，以确保行政调解工作健康发展。
（四）加强对行政调解工作人员的法律培训。通过法律培训，使工作人员知法、懂法，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在思想上明确行政调解是一项民主制度、法律制度，要严格按照基本原则做好调解工作，防止“和稀泥”式的调解方式，同时又要注意克服利用行政权力影响调解的倾向。
五、具体要求
（一）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梳理本部门的法律依据，整理本部门涉及的有关行政调解的法定职责项目，并填写职责统计表，将职责统计表及本部门行政调解工作相关制度，于5月29日前报送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5
处理好劳资纠纷，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就当前劳资纠纷的主要特点、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建议对策作一粗浅分析探讨。一、当前劳资纠纷的主要特点和表现形式
由于我市非公有制企业“多、小、散、杂”的特点，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家庭作坊式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用工制度不规范，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引发的劳资纠纷仍不容忽视。当前我市劳资纠纷的主要特点和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要特点：
1、劳资纠纷案件总量居高不下。随着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和网络不断健全，劳动争议呈显性化，使近几年来我市劳资纠纷数量明显上升。
2、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纠纷数量占绝大多数，且多以用人单位败诉为主。从劳动争议发生的用人单位类型看,自199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来，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所占比例直线下降，非公有制企业案件明显上升。主要是私营、三资、乡镇企业和个体户侵害职工合法权益引发劳资纠纷。
3、集体劳动争议上升幅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集体争议呈现突发性强、人数增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4、劳动争议案件发生量地域差异大，且更加集中。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集中在沿海县(市、区)，山区县劳动争议数量较少。
5、无证无照的家庭作坊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增多且处理难度大。我市目前尚存在着大量无证无照的家庭作坊，雇工人数少的几人，多则100多人，劳动用工极为混乱，是劳动争议产生和激化矛盾的源头之一。
6、因追索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经济利益争议居主导地位。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高于对权利的重视程度，由于劳动者处于劳动关系的弱者地位，个人很难为权利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多从经济利益方面找回损失，而用人单位对违约出走的劳动者，也大多以经济赔偿为由提出申诉。
（二）表现形式：
1、因用人单位拖欠、克扣、截留劳动者工资，压低计件工价引发劳动争议。一些用人单位未依法按月以货币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每月只预借生活费甚至只发给餐菜票代生活费；有的用人单位接到生产订单后未公布计价单价就立即安排生产，在完成订单生产任务后也不公布计价单价，而在年终结算工资时压低计件工资；有的用人单位在春节期间截留一个月工资待春节过后劳动者回来工作才发放，以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部分建筑企业因工程款不到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或劳动用工不规范，工程劳务层层转包分包，导致班组长侵吞工人工资后携款外逃，引发劳动者集体上访，造成恶劣影响；有的用人单位生产经营不景气，亏损严重，时常拖欠职工工资，个别企业主则采取携款逃匿的做法逃避支付职工工资。
2、因履行劳动合同而引发大量的劳动争议。《劳动法》颁布实施后建立了以签订劳动合同为主的新型劳动用工制度。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无故辞退职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者擅自“跳槽”不支付违约金等情况屡有发生。
3、因工伤事故或职业病的医疗、理赔而发生的争议案件也是目前劳动争议的焦点之一。企业不重视安全生产，劳动条件恶劣，缺乏必要劳动保护设施，直接导致了职工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死者亲属或伤者为补偿问题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
4、企业超时加班加点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职工超时加班加点现象较多，有的每天加班少则2、3小时，多则6、7小时，一些企业一个月只让工人休息1、2天。不少企业没有按《劳动法》规定的标准支付加班工资。很多企业加班，事先没有征求工会和工人的意见，带有强制性要求，如不愿意加班就罚款、扣发工资和奖金，有的甚至按旷工处理导致矛盾激化。
5、企业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目前很多企业不按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少报、瞒报、漏报或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有的企业从工人工资中扣取本应由企业承担的保费。部分企业则是经营困难的局面长期没有改观，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
二、劳资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
引发纠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片面追逐利润，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导致劳资纠纷乃至劳资冲突的发生。有的企业主以尽可能少的劳动力成本，驱动劳动者尽可能多地创造剩余价值，以获取丰厚利润，甚至减少劳动者正常的社会保障支出，不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恶意拖欠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尽量节省企业支出。
（二）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是其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一是劳资双方的社会地位不同。广大的农民工和外来工，文化层次较低，社会地位不高，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很小。二是劳资双方在企业中的地位不同。非公有制企业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虽然一些企业建立了党支部、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影响甚小。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非公有制企业尚未建立工会、党支部等组织，企业内尚未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此外，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实行家族制管理，许多重要岗位由企业主的亲友担任，一般劳动者在企业中处于弱势地位。
（三）劳动关系双方法律意识淡薄引发劳动争议。一方面，有的用人单位忽视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些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有的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条款显失公平，导致劳动争议的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劳动者守法意识差，不认真履行合同，擅自离职违约“跳槽”。有的外来员工缺乏长期就业的准备，抱着临时就业和流动就业的思想，劳动纪律观念差，在其权益受侵犯时，不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个别人甚至采取过激的行为，引发治安刑事案件。
（四）企业内部劳动纠纷处理的调解机制不完善。由于企业内部的协商调解机制未建立完善起来，劳动纠纷处理和沟通渠道较为不畅。而有些企业内部虽然成立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但由于企业职工对该组织不了解不信任、企业领导不重视、调解员素质不高等原因，企业调委会作用没能得到发挥，劳资纠纷不能在萌芽状态得到化解。
劳资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预防和有效处理，将对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拖欠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工资引发各类刑事案件。从发案环节看，该类犯罪集中发生在建筑、装修、工艺、针织等劳动力密集、管理制度相对落后的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户或承包单位；从案件类型看，主要是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从作案形式看，犯罪一般是在追讨未果的情况下，引发纷争，冲动之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突发性。
其他如怠工罢工、毁坏劳动设备等行为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如涉及范围较大则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投资环境。对企业主进行人身攻击、群体性暴力事件、游行示威、阻碍公共交通等行为会引起一定范围的社会恐慌或社会波动，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秩序，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建议与对策
正确处理好劳资纠纷，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法机关和劳动监督维权部门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职能作用，正确处理好因劳资矛盾引发的纠纷和，真正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平安泉州建设的深入开展。
（一）党政领导重视，健全完善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要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广大职工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劳动纠纷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进一步认清形势，把这项事关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摆上重要位置，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出成效。各级政府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职能部门既要落实责任、各司其职，又要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共同为营造良好用工环境提供保障。劳动保障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对特殊工种全面实行持证上岗制度，责令企业完善职工的岗前培训教育制度。消防、工商部门应及时清理“三合一”厂房，卫生、安监、劳动保障、工商、公安、工会、妇联等部门应密切配合，责令企业切实改善职工的工作生活环境，加强对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建立完善的劳动保护、职业病防治措施。要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组织的优势，依法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合法权益。
（二）关口前移，健全和完善处理劳资纠纷的四级工作网络。要把协调劳动关系的支点放在乡镇，以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为基础组建由综治、司法、企业综合管理部门以及工会、商会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并向村（居）委会延伸，构筑城乡一体的市、县、乡镇、村居四级劳动用工管理网络，充分发挥其“近”(离企业近)、“明”(对企业情况明)、“快”(就地解决问题快)的特点，及时就近妥善处理劳资纠纷。要建立完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将其延伸到乡镇和街道，坚持定期召开会议，有效解决劳动关系中的重大复杂问题。健全覆盖城乡的劳动争议处理网络，支持和指导其履行职能，使大量的劳动争议和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突出重点，精心组织，开展劳动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制度，把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特别是对已发生的群体性劳动纠纷要区别不同情况，属劳动争议的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不属劳动争议的也要尽量通过行政执法程序处理，遇到矛盾不得推诿，不得草率从事，更不得把应该由本级解决的问题推给上级。要坚持重在源头、重在基层的工作原则，实行定期排查，重点排查，努力把劳资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针对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逐个企业进行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并提出工作建议，对可能引发的劳动纠纷，要坚持“工作在前，预防为主”的工作原则，主管部门要及时化解，避免酿成事端。
（四）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依法惩处用工者的违法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多数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有的纠纷发生时，劳动者经济十分困难，个别的甚至连衣食都难以保证，如不能及时处理，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从而影响社会安定。因此，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法院要积级开展司法救助活动，对经济困难无力缴纳诉讼费并申请缓减免的劳动者，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依法及时办理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免交手续费，保证有理有据无钱的人打得起官司。要坚持公正裁判，强化效率意识，充分运用诉前保全、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等法律手段，及时解决劳动者的生活困难和后顾之忧，确保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对群体性劳资纠纷案件法院要提前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协调工作，受理后尽快判决，判决后及时移送执行，执行庭采取拍卖等措施筹集资金，并优先发放工资款。
（五）要建立完善信息预警机制。综治、公安、司法等政法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等有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和联系，建立横向信息通报制度，通过日常排查及时发现事件苗头、隐患；通过在企业的信息网站掌握突发事件的发生动向；通过日常接访发现事件苗头；通过多渠道掌握劳动关系变动情况。及时、全面掌握本地区企业单位劳动关系变化的总体情况，对不同时期可能影响劳动关系稳定的因素做到心中有数，尤其对可能引发职工的隐患苗头应予高度重视，摸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6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医院管理；医疗纠纷
[中图分类号]R197.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0（2012）10（b）-0154-02
近年来，随着医患矛盾升级，医疗纠纷事件的增多，严重干扰着医院的正常运行，医院、医务人员希望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帮助他们处理医疗纠纷，可以从中解脱出来以安心工作。因此，分散和转移医疗风险、及时处理医疗纠纷成为医院管理人员高度关注的热点，医疗责任保险应运而生。所谓的医疗责任保险是指投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保险期内因医疗责任发生了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保险公司则将依照事先的约定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1]。因此，医疗责任保险跟医疗机构、患者和保险公司三方面存在关系，对三方均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我院自2005年起在全院医务人员中实行医疗责任保险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医患冲突，减轻了医务工作者的压力，对医院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给医院管理带来了方便。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对我院近6年发生的医疗纠纷情况进行了回顾性分析，以探讨医疗责任保险在处理医疗纠纷中的应用。
1医疗责任保险在我院的具体应用
分析我院2005～2011年每年大小不等的医疗纠纷事件后总结得出：医疗纠纷产生后，患者及家属很少通过常规的渠道去处理事情，解决问题，而是来院聚众闹事，严重者甚至在大厅摆设花圈，以自己生命为赌注要挟医院领导，严重干扰了医院的正常秩序，医院管理人员明显感觉到处理医疗纠纷的难度，而且患者及家属要求的赔偿金额也随之增加。因此，医疗责任保险在分散医疗赔偿责任、减轻医院诉讼的压力、保护患者赔偿的合理请求、提高医院的医疗管理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2]。针对目前医患矛盾紧张的局面，我院于2005年为全部执业医师及护士（包括临床医生、护士、医技）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其具体做法如下：
1.1积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根据医院具体情况确定医疗责任保险保费缴纳方案
我院积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于2005年和保险公司共同签订了《医疗责任保险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双方的权力、义务、赔偿范围、赔偿的时间限定等，且保险类别包括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外聘专家等多项选择。笔者医院根据保险赔偿制度，并参照其他医院的做法[3]，确定了年保险费缴纳方案：首先，医务人员不分岗位进行统筹，上调个人系数，调高单人次最高赔偿限额。由于保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欠缺，很多医疗机构还存在每年得到的赔款要高于缴纳的保险费，否则就亏本的想法。部分小型、低风险的医疗机构和科室不愿投保，投保医疗机构多为高风险医疗机构、科室和医务人员，且存在故意漏报床位数、不如实报告医护人员和低风险科室等情况[4]。其次，我院为二级医院，存在外请专家的可能，笔者选择了“外聘专家”保险项。医学是一个高风险的实践科学，任何专家也不能保证“百分百”，也为了一旦发生“万一”给患者一个客观公正的解决。再次，医务人员意外伤害及公共场所等保险项目我院未选择，主要原因为频率少，发生的原因复杂。
1.2建立了医疗责任保险培训、首接负责制，以避免推诿，缓解矛盾
为了解决医疗纠纷处理中的低效性，保证医疗责任保险的有效利用，我院建立了医疗责任保险培训、行政首接负责制。门诊部、医务部所有工作人员均接受医疗纠纷处理技巧及医疗责任保险等相关工作内容的培训。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临床科室即上报门诊部、医务部，由门诊部、医务部首次接待人员进行处理，负责整个案例的全部过程：接待、沟通解释、填写出险通知单、协助患方了解医疗责任保险、并准备各项资料、和医调委调解员联系等工作。既能保障患者有人可找，事情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又能让临床不因为医疗纠纷而分心，一心一意做好医疗技术工作。避免出现患者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找谁解决问。
1.3灵活处理医疗纠纷，有效利用医疗责任保险
我院未采用医疗责任保险之前，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大多为协商解决，不但加重患者的期望值，而且也不利于医院在本地区的声誉建设。采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之后，我院建立了评估制度，对简单明了的医疗纠纷，我院成立的安全管理委员会中的相关专家及律师进行评估，对该例纠纷可能发生的补偿额度进行客观讨论评估，如果在免赔额范围内或超过范围在5%以内，为减少流程，及时解决纠纷，通过双方协商签立协议即可。如果补偿额度可能远远超出免赔额，或患方期望值远远大于委员会讨论结果，则进入程序化的解决途径，建议并协助其报医疗责任保险。
1.4通过制度建设，建立奖惩机制，避免医疗责任保险不利面的发生
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由于第三方的介入，确实有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增加了客观性、可信度。但潜在的不良后果是可能会减弱医院管理人员及医务人员的责任感，有可能增加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对医务人员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很有必要[5-6]。为此，我院不断强化管理，强调责任。制度规定医务人员一旦发生了医疗纠纷，如果是态度问题实行“零容忍”，技术问题根据责任的大小分别予以处罚。对工作突出、投诉少、患者满意度高的医务人员年终进行优秀员工评选，给予精神及物质上的奖励。
2成效
2.1医疗责任保险有效保障了医方的利益
医疗责任保险的参保对象是我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因此，大的参保范围在分散和转移医疗风险、及时处理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医疗工作中医疗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保险机制有利于医院和医务工作人员的风险责任，降低最大损失[7-8]。所以，医疗责任保险保费的确定更大程度的保障了医院的利益，这个利益不仅体现在金额上，还体现在声誉上。近6年数据显示，我院每年的赔偿额虽低于保费，但未结束案件由于国家法律更改，患方诉求变更，患方家庭复杂多变等因素，提高每例赔偿额为我院减少了风险数例，当患者期望值过高，通过医院调节委员会调节其接受客观处理方案100多起。
2.2医疗责任保险提高了医患双方医疗风险的防范意识，简化了医疗纠纷的处理程序
医疗责任保险的使用首先使患者、医院及医务人员充分认识到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从而使其从心底真正意识到诊疗过程中发生医疗损害时应担当的责任，促使医务人员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增强法制意识、规范服务行为，进而提高服务的质量。其次是我院管理者则从原来复杂的过多的纠纷中解脱出来，由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完成，我院采用的是行政首接负责制，可作为医院第三方对医患双方进行调解，避免了当事人的直接接触，有效地减少了调解过程当中的偏激行为，使患方相对理智对待，行为上不过于粗暴。也让患方不重复叙述事件经过，找部门、找人确定，不模糊。而患者来医院的次数也大大减少。结果是既保护了患者的利益，又维护了医院的医疗秩序和医生的合法权益。
2.3医疗责任保险的广泛应用还使赔偿合理化，减少了医院的盲目赔偿及不赔偿
参保之前，我院一旦发生了医疗纠纷，为了避免医患矛盾的升级，常常在无过失的情况下也对患方进行赔偿。参保之后，依据公开、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由医院质量安全委员会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进行定性分析，减少了医院无过失赔偿的额度，同时也让医院客观看待责任，不推卸；另一方面赔偿金不再由医院独立承担，而是以保险公司为主、医院为辅的分担方式，且赔偿金额合理，实际赔偿金额大幅下降。
3体会
医疗责任保险体现着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要求医疗纠纷的处理符合法律的原则和规定，在实践上要体现出有效的要求[9]。我院引用医疗责任保险应用于解决医疗纠纷的实践表明，医疗责任保险符合医患双方的利益，医疗责任保险的风险承担能力及分散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医患冲突进一步加重，因此，通过建立医、患、保三者之间的关系，既缓冲了医患冲突，又增加了补偿金的支付渠道，调整了医患之间的赔偿关系，缓解了以前医院因息事宁人而赔偿及不愿赔偿而加重医患矛盾的状况[10]，使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得以维持，提供了医疗质量及水平来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此外，医疗责任保险的存在也为患者提供的信心支持，使之加强对医生的信任，以更大的信心进行治疗。
其次是我院设立的调解中心可使医院管理人员有充足的时间投入到医院的管理工作和医疗质量的管理中去，使医务人员提供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外聘专家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可在医院管理方面、医疗相关的法律法规、医患沟通技巧方面及医疗纠纷如何进行防范方面进行专题讲座，以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使之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所以，医院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可卸下心中的包袱，将有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从而在医学方面进行科学的创新。因此，在促进医院医疗行为的正常进行和医疗业务的健康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医疗保险费用和赔偿标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医院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调整，并及时进行总结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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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7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刑事司法领域出现的“破财免灾”现象主要表现为刑事“私了”、“以罚代刑”及刑事和解。各种形式的“破财免灾”现象虽产生原因各异，但均具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凸显着犯罪被害人合法物质损失难以得到有效弥补的司法现状。“破财免灾”虽能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但也易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故我国刑事司法机构应不断完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方式以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
“破财免灾”是指被刑事指控者本人或其亲友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从而使被刑事指控者得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在现实生活中，“破财免灾”现象表现形态各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快速
一、“破财免灾”现象的表现形态
虽然赎刑制度自清未制律时被废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破财免灾”现象，其主要表现形态如下：
（一）刑事“私了”
刑事“私了”作为目前我国刑事纠纷的一种处理方式，是指在涉嫌某种刑事犯罪案件中的纠纷双方自行协商或在第三方调解基础上协商解决业已发生的某种刑事纠纷。现实生活中的“私了”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纠纷一方或双方所实施的某种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2．纠纷双方均排斥公安司法机关的介入，自行协商或在第三方调解基础上进行协商并达成某种协议；3．纠纷一方从对方处直接获得了相当或大于所受损害的物质利益，并承诺不再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对方的相关刑事责任；4．涉嫌刑事犯罪方暂时逃脱或不再受国家法制裁。
（二）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以罚代刑”
“以罚代刑”是指地方基层行政机关（包括基层公安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行为不立案或不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自行依据行政法规进行行政处罚以代替刑事处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行政执法的主动性，其行政程序的发动一般在刑事程序发动之前，这就使得一些严重违法涉嫌犯罪的经济、治安案件，首先进入的是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部门因诸多原因通常将大量应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只作为一般行政违法案件予以行政处罚结案，以罚款代替刑事制裁，从而导致“以罚代刑”现象在经济、治案案件处理过程中十分普遍。[1]现实生活中的“以罚代刑”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以罚代刑”所处理的涉嫌刑事违法行为起初通常表现为行政违法或经济违法行为；2．基层行政机构所实施的“以罚代刑”通常逃脱了当地检察机关及上级行政主管机构的监管；3．涉嫌刑事犯罪者通过承担行政责任方式来逃避刑事惩罚。
（三）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符合某种条件的加害方通过赔偿、忏悔等行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司法机关应被害人要求或在征得被害人同意下对被刑事指控者依法从宽处理从而终结案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包括：1．告诉才处理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自诉人与被告人间的自行和解。这种和解被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法规所认可；2．我国部分地区试行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我国部分省、市、县级政法部门或公安司法机构结合本地刑事司法实践已陆续出台一些关于在轻伤害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最初主要适用于告诉才处理案件、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自诉案件，现已逐步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以及在校大学生涉嫌的公诉案件。[2]刑事和解司法模式在我国适用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1．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积极推行者是人民法院，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积极推行者主要是各地检察机关。很多检察官、法官似乎更愿意将和解协议的达成交由加害方与被害方自身，或者委托一些社会调解机构代为调停。在和解协议达成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经济赔偿数额和标准方面。[3]被害方就其所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意的经济弥补通常是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必备条件之一。2．被刑事指控者通过刑事和解得到从宽处理，主要表现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对已取得被害方谅解并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犯罪嫌疑人不起诉，或者起诉后建议人民法院从轻判处；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对已取得被害方谅解并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被告人从轻或免除刑事处罚，即“赔钱减刑”。
二、“破财免灾”现象产生的现实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非空穴来风，自有其产生的缘由。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上述“破财免灾”现象，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有：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的作用被无限扩大
人依赖于物质而生存。金钱作为一种物质符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常被广大民众作为衡量工作成绩、能力甚至是个人价值的标准之一。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大多数纠纷均可用金钱解决。我国古谚便有“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万能媒介作用的金钱因其物质符号属性已经被我国立法机构作为制裁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一种重要工具。经济惩罚条款在众多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同时，金钱在司法领域内的媒介作用日益明显。经济赔偿作为纠纷一方或各方在解决各种纠纷时通常所希望、也是人民法院在处理各类纠纷时经常采用的一种纠纷处理方式。在刑事司法领域亦然。现实生活中，有相当部分被害人在请求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加害人的同时更加希望自己所遭受的物质损失能得到有效弥补。被刑事指控者或其亲友通常也愿意以适宜的对价（通常表现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量的金钱作为赔偿或精神抚慰金）来替代被刑事指控者全部或部分刑事责任。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也明确将被刑事指控者本人或其近亲属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刑事被告人认罪、悔罪表现之一。
（二）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在现实生活中通常难以得到有效弥补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刑事被害人因他人犯罪所遭受的合法物质损失主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方的赔偿来进行弥补。由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及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缺陷导致现实生活中有部分被害人的合法物质损失得不到有效弥补。[4]为一定程度地抚慰刑事被害人，200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法院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并努力使被害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目前少数地方法院或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单独或联合当地其他部门出台一些关于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的地方性文件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5]但因尚无统一立法，目前各地做法和措施参差不齐，救助范围、标准及程序等均不尽相同。受财力所限，各地实施的国家救助制度中都规定着严格的救助条件。现实生活中，刑事被害人申请当地法院或检察院实施国家救助获取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因“僧多粥少”，目前各地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均为象征性、一次性救助，只能解刑事被害人的“燃眉之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遭受重大物质损失的刑事被害人贫困处境。[6]
（三）刑事案件发生率的持续升高与有限刑事司法资源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使得基层刑事司法机构不堪重负
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见《论语·季氏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促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一定程度地导致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加剧。近几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率持续升高。“2003年至2007年，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7]“2008年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952583人，提起公诉1143897人，分别比上年增加3.5％和5.7%。”[8]为应付“诉讼爆炸”，措施之一便是在增强现有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增加司法人员编制。但增加司法人员编制必然导致司法资源投人增大。由于目前我国司法资源供给主要来源于司法体制外部，[9]受制于同级政府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司法资源的同比投入通常难以得到同级政府保障。“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案件数是1978年的19.5倍，在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案件类型更加多样，处理难度越来越大，但人员数量仅增加了1.68倍，案多人少的矛盾日趋突出；一些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短缺、人才流失、法官断层等现象依然存在。”[10]我国人民检察院“基层基础工作仍需加强，一些地方检察院办案力量不足、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基层检察院经费短缺、人才流失、检察官断档等问题依然存在。”[11]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现状迫使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疲于工作，无时间和精力及时“充电”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及能力。同时科技的发展导致犯罪形态日益复杂化，进一步加剧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处理刑事案件的难度及压力。
三、“破财免灾”现象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评析
一定的社会背景孕育着某种社会现象。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必将影响着现行社会的运行。“破财免灾”现象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影响及作用评析如下：
（一）及时缓解刑事纠纷双方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现实生活中，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或提起刑事自诉的目的通常有二：满足报复心态和请求物质损失弥补。“破财免灾”一方面可使被害人的合法物质损失得以充分、有效弥补以避免被害人陷入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同时也可一定程度地抚慰刑事被害人，淡化或削减其内心的报复欲望，避免刑事被害人成为潜在的犯罪行为人，及时修复原本存在的某种亲善关系或缓和纠纷双方间的紧张关系，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使加害人不脱离社会或尽早回归社会，避免加害人在管理不善的羁押场所成为犯罪学校的学员。“一般认为，往往成为问题的是，收容机构是犯罪学校，犯罪者不但改造不了，反而学会了新的犯罪技能或者收容时成为朋友关系，因而妨碍从新做人，其结果表现为再犯。”[12]另外对刑事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弥补通常意味着加害方一定数量的物质损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因弥补刑事被害人物质损失所遭受的金钱丧失能一定程度地抑制加害人因实施犯罪尤其是伤害犯罪所带来的愉悦感，可一定程度地预防其再次犯罪。
（二）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所谓司法资源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社会纠纷或矛盾所需的人、财、物等物质财富的总称。效率乃司法的理想价值目标之一。罪犯的主观恶性有大小之分，其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也有轻重之别，因此采取多元化解决方式来处理不同形态的刑事纠纷以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乃当今法学界、司法界的主流观念。“破财免灾”可一定程度地缓和近些年来刑事案件发生率的持续升高与有限刑事司法资源间的冲突。这是因为：刑事“私了”、“以罚代刑”能有效地阻截一部分刑事纠纷进入司法程序，[13]当然可节省处理这些刑事纠纷所消耗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通常可使刑事被害人与加害方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可一定程度地节省司法机关继续处理民事赔偿纠纷所消耗的司法资源。
（三）易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
世间万事万物皆利弊相随。“破财免灾”现象在节省司法资源、缓解刑事纠纷双方紧张关系的同时极易导致广大群众误解，冲击社会民众传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朴素法制观念，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这是因为：“善恶有报”等传统观念一直根植于国民心中。“破财免灾”通常会降低或免除刑罚对有较好经济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报应性惩罚程度，动摇民众固有的“因果报应”、“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观念，降低刑罚在民众心中所固有的威慑力，甚至导致部分民众误认为“赎刑”制度死灰复燃，从而产生“金钱万能”等不良观念。另外我国实施成文法制度。成文法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公开公示从而可能发挥指引、预测功效。社会民众通常根据成文法的具体规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可能招致的他人、国家的反应从而决定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模式。“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14]“破财免灾”现象无疑会冲击现行法律规范的指引、预测功效，在现实生活中极有可能会混淆社会民众对违法犯罪及其后果的认识。“因某种刑事犯罪所付的罚金可能变得微乎其微，以致于人们心甘情愿地缴纳罚金。此时，人们感觉它‘不过是税’，因而‘犯罪’就成了常事了。这恰恰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规则（象刑法的大多数规则那样）应被作为行为标准来认真对待的观念消失了”。[15]因此“破财免灾”可能会促使社会上一些自控力较弱的不稳定分子基于对金钱“消灾”作用的认识和对刑罚的蔑视，为满足报复、获利等需要实施犯罪。这正如伯恩特·许乃曼指出：“刑罚必须实现对行为道义上的责难，如果只适用于属于民法核心的经济赔偿以及实现道德上的蔑视，那么积极预防的效果将受到威胁。”[16]
四、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的策略
“破财免灾”现象之所以在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自有其合理之处。为最大程度地减少“破财免灾”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国刑事司法机构应通过以下方式来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
（一）完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方式
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信息主要包括刑事司法过程中已出现的某种情况、司法处理结果及支持理由、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精神及内涵理解等。基于知识背景、刑事司法过程的参与度等方面不同，刑事司法人员与当事人、社会民众所掌握的司法信息不同。通常而言，刑事司法人员所掌握的司法信息量会大于当事人和社会民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刑事司法信息的公示在最大限度地抑制司法腐败的同时能有效地消除当事人、社会民众对刑事司法过程及结果的猜疑，增强司法公信力。“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17]我国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主要通过公开庭审、召开案情会和向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的方式来实现。经多年的审判公开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各级法院在庭审公开方面做得较好。司法裁决书的说理性也有所加强。各级人民法院的案情会制度也日趋完善、成熟。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信息公示制度中主要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与案件处理无利害关系的广大社会民众无适宜渠道直接了解刑事司法信息。首先，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广大民众依法无权查阅相关的司法文书；其次，基于成本支出、无利害关系和“有麻烦找律师”心理，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广大社会民众通常不会去参加庭审和案情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广大社会民众主要通过当事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民众的传述和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来了解相关司法信息。在司法实践中，叙述者可能会因利益、自身价值标准和对案件客观事实或法律事实的片面了解等因素致使叙述失真。另外由于现行规范、监督媒体行为的制度、法规不健全，也难以避免部分媒体新闻者为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进行片面报道甚至虚假报道。刑事司法信息公示制度中的上述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极可能导致被误导的社会民众在司法腐败潜意识作用下对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作出不正确的消极评价。为避免广大群众误解，各级刑事司法机构应从情、理、法角度详细阐述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及支持理由，尤其要详细说明本案采用“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进行处理的法理、情理并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向社会民众公示刑事司法信息：1．与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基层行政机关协作，在当事人所在社区、街道或村庄张贴相关司法文书方式向当事人周围社会民众详细告知本案的相关刑事司法信息以提高刑事司法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各级刑事司法机构的网络技术力量，建立起本院的电子网站，通过网络向社会公示本院所处理案件的相关刑事司法信息。
（二）对相关媒体报道材料进行必要监督
新闻犹如一柄双刃剑，其在向社会民众展示信息的同时极可能误导民众。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新闻法》立法工作，尽快出台《新闻法》以规范新闻报道行为。目前各级刑事司法机构在采用“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处理案件时可通过以下方式对相关媒体报道材料进行必要监督以免媒体误导社会民众：1．对于依法应公开审理的案件或可公示的相关司法文书，允许媒体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就“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问题进行如实报道。如媒体报道不实，刑事司法机关可通过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方式建议媒体所在地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责令媒体在其最近出版的报纸、期刊的同等版位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必要时可通过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方式建议当地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根据《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依法追究新闻媒体的通报批评、检讨、警告、罚款等行政责任并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2.在刑事终审或一审刑事裁决作出后应允许媒体对“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问题进行评论。对于评论内容中出现的人身侮辱或人身攻击性言论，遭受人身损害的刑事司法人员可通过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或刑事自诉方式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注释】
[1]参见郭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为中心》，载《犯罪研究》2009年第1期。
[2]参见《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编辑部：《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观点撷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参见宋高初：《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2004年11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本市政法委、财政部门了《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经济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建立并实施了刑事被害人救济金制度。参见王丹：《畅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之路—立足于我国经济、司法实际的理性分析》，载《消费导刊》2007年第12期。另外江苏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3月29日出台了《关于设立特困被害人救助专项基金的暂行办法》，建立并实施了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参见黄煜明、蒋国锦：《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检察机关的构建和实践》，载《江南论坛》2008年第5期。
[6]参见张温龙：《我国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不足与完善—以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为视角》，载《福建法学》2008年第3期。
[7]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于2008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8]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于2009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9]按照目前我国现行体制，构成司法资源的人、财、物基本来自司法体制以外，即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机关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和财政部门划拨。参见王英：《论司法资源供给制度改革》，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10]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09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11]前注[7]，贾春旺所作报告。
[12][日]森武夫：《犯罪心理学》，王传壁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13]现实生活中，非法的“刑事私了”行为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已付出的某种资源被浪费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但由于这些行为通常是秘密进行，故通过“私了”方式处理的大部分刑事纠纷都有可能没有被重新进入司法程序再次处理。
[14]〔英〕洛克：《政府论》，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页。
[15]〔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8
关键词：高校经济合同纠纷成因
中图分类号：F272.5；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37-02
高校作为承担公共服务的组织，属事业法人，拥有合格的民事主体地位，依法享有对外签订各类合同的权利，并独立承担因此而至的民事义务和责任。高校经济合同是高校为实现发展目标，以自身为一方主体与其他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在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基础上签订体现经济内容的合同。高校经济合同是高校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与其他平等主体意愿表示一致的结果，从合同主体、订立等方面看符合民事合同的特征。高校经济合同一般有设备采购合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设备设施搬迁合同、学生保险合同、场地（设备）托管合同、校企合作合同、物业管理合同、供用电合同、食堂托管经营合同等。
高校经济合同在合同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过程中，往往会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不可避免会出现纠纷，而且纠纷的范围广泛，涵盖了合同从成立到终止的整个过程。具体来说，高校经济合同纠纷有的是因合同是否有效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文本理解不一致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是否已按约履行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违约责任应当由何方承担及承担多少而引起的争议等等。我们可以从人为因素、管理因素、外部不确定因素等三个方面对合同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人为因素分析
高校经济合同的主体是高校和与之签订经济合同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人作为载体参与经济合同从生效到终止的整个过程，离开了人，经济合同纠纷就无法存在。
合同管理工作专业性、综合性很强，合同管理人员是应当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职业道德和情商方面有很高的要求，既要求有较深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书面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还要求有本行业本专业知识、法律知识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然而高校在经济合同管理人员配备上没有按高规格进行，高校经济合同管理人员文化素质与其他部门人员相比要低。我们调查了解到广西高职院校经济合同管理人员缺乏，管理人员的学历普遍只有本科学历，有的只有大专学历，甚至只有高中学历，没有经过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合同管理人员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行为不规范、使用合同文本不规范，没有使用格式合同文本，造成双方对合同标的约定不明确，合同条款不完善，权利表述不明确，意思表达模糊。签订的一些合同条款过于简单，约定的意思不明确、不具体，无法操作或者操作过程中容易引起歧义产生纠纷。合同管理人员素质低，直接影响合同管理的质量，经济合同纠纷是在所难免的。
合同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风险防范意识较差，也会导致经济合同纠纷。部分高校领导对合同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关注高校教书育人，经济合同相关管理人员合同法律意识淡薄，对市场与合同、合同与合同管理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认为是老关系，碍于情面搞口头的“君子协议”，不签订书面合同；有的缺少对合同向对方资信的调查了解，没有审查对方的法人营业执照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就草率签订合同；有的怕麻烦，图省事或只签内容条款不全的合同；有的则为偷逃国家税款，故意不签订书面合同或者签订“阴阳合同”。这些都极容易引起合同纠纷。
合同管理人员工作态度差以及职业道德低下也是造成经济合同纠纷的原因。有的管理人员只是应付性地完成任务，需要签订合同却不签订合同，或者草率签订合同，一旦签订合同就将合同束之高阁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进行监控；有的不重视自身按照合同约定应履行的义务，认为关系好，没有按时交付标的物或支付款项等；有的对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事实证据收集意识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对方违约事实后，往往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没有必要计较该问题，或者处于双方关系考虑不愿意计较该问题，也就没有重视和收集对方违约的事实证据。一些工作人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交付货款或标的物时，不注意索取凭证，有的得到了接收凭证也不注意保管，导致丢失或毁损，在双方对质时无法提供凭证因而产生纠纷。合同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意见不一的情况，由于合同管理人员工作态度差，方法简单处理不当，很小的事情被放大或是激化，也会造成纠纷。
二、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管理因素分析
合同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合同的资信调查、签订、审批、会签、审查、登记、备案制度，法人授权委托办法，合同示范文本管理，合同专用章管理，合同的归口管理，合同履行与纠纷处理，合同定期统计与考核检查，合同管理人员培训，合同管理奖惩与挂钩考核等等。
合同管理部门应包括合同业务部门、合同审核部门、合同批准部门以及合同归档部门。就高校而言，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都有可能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因而都是经济合同的业务部门，这样一来高校经济合同业务部门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之多，各业务部门业务范畴不同，统一管理也将增加难度，管理不善容易产生经济合同纠纷。各高校对合同审核的归口管理各有不同，财务处、审计处、监察室、学校办公室都有可能是合同审核部门，也有的高校成立联合审核部门，当然也有的高校无审核部门，缺少审核环节，业务部门起草直接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合同的审批应归口校长办公室，小型经济合同由分管副校长审批，大型综合性的经济合同由校长审批，然而从各高校经济合同管理实践来看，合同审批有不严格之处，有的职能部门不经审批直接以学校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有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二级教学单位以自身的名义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这样的经济合同不可避免引发纠纷。各高校对于经济合同归档管理部门也不尽相同，有的由学校办公室统一管理，有的则由各业务部门自主管理，各部门的合同管理人员往往为兼职人员，素质参差不一、更换频繁，造成合同遗失或合同管理跟进不到位，因而引起合同纠纷。高校各经济合同管理部门应按照经济合同管理办法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有的高校出现职能部门或各自为政、或越权干预，或把关不严、或沟通不畅等现象，致使整个学校的经济合同管理混乱。
合同鉴证是指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向合同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合同管理机关在依法证明其合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后给予盖章鉴证的一项制度。高校在签订经济合同时，由于对对方的主体资格、履行能力等情况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了解程度有限，或者对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管理机关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作出证明就尤其必要了。合同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合同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合同文本和合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证明，公证机关对合同进行公证，是公证机关对合同的一种监督形式。合同鉴证和合同公证对预防合同纠纷起重要作用。由于合同鉴证和合同公证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绝大部分高校没有对经济合同进行鉴证和公证。鉴证和公证的缺失，也是造成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原因。
高校经济合同缺乏持续有效的管理，注重静态管理而忽略动态管理是高校经济合同管理的普遍现象。高校业务部门签订合同之后，将合同交由档案管理部门存档，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很少关注进展情况，任其发展，不对照合同、不落实账款、不及时核对合同货物。有时高校与对方签订多个经济合同，双方交接合同标的物品批次或品种多，而款项往来又频繁的时候，双方不及时核对确认合同物品款项，时间久了，加上人员有变动，物品款项无法分清，理不出头绪，结果就出现纠纷。有的高校合同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缺乏有效沟通，收款付款不及时，有时业务部门认为财务部门应该已经支付合同款项给对方，等对方拿合同来追究责任时才知道款项没有支付；缺乏有效管理，表现在支付款项（收取款项）与合同中的应付款（应收款）无法一一对应，学校一方或者双方均没有及时确认和登记，无法确定合同中的应付款项是否按时支付，久而久之就造成争议引起纠纷。
部分高校经济合同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手段滞后，有些高校管理层没有正确认识合同管理对学校管理甚至学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重视合同管理机构的设置，不配足配好工作人员，不注重合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备合同管理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合同管理工作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信息化程度低，合同归档、合同调阅以及合同跟进受到影响，有时纸质合同遗失、损毁时，因为没有经济合同的电子文档作为参考而造成被动履行合同的情况。全球一体化和网络经济时代，高校在设备采购、物资管理等方面将越来越依赖网络，合同管理信息化程度，影响到高校与对方的沟通协调，影响到高校在合同履行中的进程控制，影响到合同有关问题解决，问题处理不当，也将造成经济合同纠纷。
三、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分析
高校经济合同纠纷除了人为因素和管理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外部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不是由高校经济合同双方当事人主观意志所导致的。这些外部不确定因素可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
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是在经济合同签订时无法预料的一些自然灾害，如地震、雷雨、台风、洪水等，这些自然灾害对高校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设备设施搬迁合同、供用电合同等影响较大。如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由于上述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建设工程质量或进程受到影响，或者是需要变更设计，或者是工程延期，或者追加成本，进而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引起纠纷。
经济环境因素主要是在高校经济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导致合同纠纷，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产业布局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等，这些因素对高校设备采购合同、财产租赁合同、校企合作合同等影响较大。由于国家货币政策变动，利率、汇率以及人工成本、材料价格等原因，致使原合同标的物价格发生变动，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协商不一致随之便产生了纠纷。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反腐倡廉理论研究专项课题《高职院校经济合同审核管理及风险防控对策研究》（2014ZJ112）]
参考文献：
[1]程秋梅.论法治视域下高校经济合同管理[J].教育财会研究，2009（4）
[2]徐霄枭，朱建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成因分析[J].山西建筑，2013（7）
[3]王宝发.合同纠纷的预防与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
[4]王嘉杰等主编.合同管理操作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3
（作者单位：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545616）
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9
关键词：医患；纠纷；法律；调节
中图分类号：R-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7-0105-02
一、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缺陷
我国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本身不够创新，调查机构的调查方式单一，欠缺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就该机制整体而言，无论是其调解方式还是调查取证方式都十分单一，难以适应纠纷本身的纷繁复杂。并且该机制难以保证医疗纠纷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往往容易出现因医患双方在医学和法律专业知识上的不对称造成的医患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实质地位不平等的情况，导致协商结果有失公允；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第三方调解者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已逐渐受到公众质疑；人民委员会本身虽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较好，但其在进行调查调和时并无实际权限，往往仍需依赖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协助。另外，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在于促成医患双方就损害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但医患双方往往在赔偿金的问题上分歧极大，进而又加剧了医患双方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从其他各国的经验来看，引进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和医疗责任保险是一种解决之道。
（一）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
专业性民间组织作用在于：
首先，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可多角度、多方位地解决医疗纠纷。在我国，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并非不存在（但其在法律上的地位仍不明确），目前比较规范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就有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mDiC）。该中心依托北京卫生法研究会，有医疗纠纷调解处、医疗风险管理、卫生法律、临床伦理学、法律专家咨询五个委员会五大技术支持系统，其设有调解防范处、协调通联处、法律事务处和综合办公室四个部门和三个调解庭，其核心人员4名，都是长期从事医疗事故鉴定及医疗纠纷处理的专家，另有各类技术人员41名。该中心从设立至今，医院及患者对其的认知度也在不断提高。该中心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一方面进行双方协调，定纷止争，告知医患双方权利义务、调解程序、鉴定程序，另一方面进行调查取证，还原事件真相，以求公正解决医疗纠纷。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不仅向医患双方提供法律帮助，还主动介入调查，此种多角度、全面的方式是其他法定的调解机构所不具备的，确实使得医疗纠纷的处理更加规范、明确，避免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解决了大量医疗纠纷。另外，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中的非医学专家的介入丰富了医疗事故鉴定方式。现阶段，医疗事故主要是由医学专家分析审查病例进行鉴定，但作为最主要证据的病例往往会被进行修改，而此修改究竟系在诊疗活动中的正常修改还是事后的恶意窜改却又难以证实，极大地影响了医疗事故的鉴定和医疗纠纷的处理。因而，面对现阶段病例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他辅助证据就具有了一定程度上弥补病例作为主要证据不足之处的实际意义。在“徐宝宝”事件中，专家调查组不仅审查了病例，还通过恢复上网记录、调看医院监控录像、实地勘察等方法，客观准确地还原了整个事件真相，也正是这些证据的直观和确凿推动了整个进程超乎想象的顺利和快速。
其次，专业性民间调解组织因其中立性从而保证了调查结果的公正性。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相互接触频繁，无论是其职责、业务还是工作人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卫生行政部门往往以医院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于公众视野中，因而其作为第三方调解者的中立性已遭到质疑，并且在实际制度的运作中，基于此种特殊关系，卫生行政部门确实难以保持其中立性，在调查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偏袒于医院一方。像此种“老子”查“儿子”的行政调查方法已非偶尔，从“假老虎”到“躲猫猫”再到“钓鱼执法”，因调查方难以保持中立性导致调查结果严重失实的事件实是在一遍又一遍重复上演。200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了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医学会，并规定了种种体现“程序正义”的制度，如规避制度、参与鉴定的医学专家的产生程序等等，力在使其保持足够的中立性。但是，医学会鉴定制度运行至今，医学会的中立性也已渐渐受到挑战。医学会依行政区划分级设立，从区医学会直至中华医学会，全部由医学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分别来自于本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各家医院，并且都必须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资质。当出现医疗事故时，医患双方或卫生行政部门都可委托医学会进行鉴定，在组成医学专家组时，肇事医院的医学专家需回避，与肇事医生有亲属、朋友、同学等关系的医学专家也需回避。从医学会专家组的构成方式来看，其确实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中立性，但实际上，对于较低级别的医学会而言保持中立性有一定的困难，原因在于行政区划范围越小，在此区划内的各家医院之间联系就越紧密，其医学专家之间的关系也就越紧密，即便有规避制度的存在，患者又何以能够全面了解到各个医学专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私人关系。因而低级别的医学会在进行鉴定时，人情关系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对鉴定结果产生影响。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的是，医学会中的专家仅是医学专家而非是像法医这样的鉴定专家，在其长期遵守的职业操守中仅有救死扶伤之义务，而无保持鉴定人之中立性的职业要求，因而纯粹由医学专家组成的鉴定机构其中立性本身就先天不足。将医疗事故的鉴定处于这种由医务人员构成的封闭环境之中，难以鉴定结果的公正公平。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一个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由医学专家和非医学专家共同组成的民间性调查组织才具有较高其中立性及专业性，从而得以保证医疗事故调查结果的准确和公正，并通过多角度多方位全面的调解方式，进一步推动医疗纠纷的顺利解决。一支合格的专业性民间组织首先应当独立存在于卫生行政机关和医疗机构之外，从而避免人情、利益关系的影响；其次，组织的组成人员最基本应包括医学、法律、保险、医政管理、法医、经济师等专业人士，另根据个案需求还可召集其他领域的专家；最后，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必须有其应有的社会、法律地位，有稳定的机构设置。
（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医疗责任保险，也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属专家责任险，在西方称为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在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医师责任保险，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与保险公司订立医疗责任保险合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因为疏忽、过失，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直接导致病人病情加剧、伤残或死亡，依法应由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承保该业务的保险公司负赔偿责任的保险。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解决医疗纠纷这一问题上，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和价值。医疗责任保险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美等国家已经逐步形成较为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目前，医疗责任保险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责任保险，其对于实现医疗风险的转移、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医疗责任保险分散了医疗机构承受的风险，有利于规范医疗机构的执业行为。众所周知，医务人员的工作直面着人的生命，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有些后果的产生也难以预料，导致医疗活动具有高风险性，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需承担较高的责任义务。由于骤然上升的医疗纠纷，加之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患者索赔金额的增加，许多医务人员为规避风险，避免自己承担医疗责任，采取了防御性医疗措施或过度性医疗措施，拒绝进行高风险的手术，原本已可凭借经验确诊却徒增许多额外的检查项目。医务人员此种减少医疗活动或徒增医疗检查以减少自身风险的方法不仅违背了其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也破坏了正常的医疗活动秩序，不利于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因而引进医疗责任保险，分散集中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身上的风险，使其摆脱损害赔偿带来的经济压力，全身心地投入于治病救人的医疗活动中去，从而规范医疗机构的执业行为，促进我国卫生事业正常发展。其次，医疗责任保险可缓解医患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案件日益增多，医患矛盾急剧升级，在某些地区已演化为暴利事件，医患之间的冲突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激烈对抗。2006年12月下旬，深圳市山厦医院的医务人员为保护自己免于受到索赔患者的人身伤害，连续数日戴钢盔上班，更凸显了我国医患矛盾的剧烈。而医疗责任保险的引入可以缓解医方与患方之间的矛盾。医患矛盾多基于索赔金额无法达成一致，而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依照相关规定，负责处理纠纷、协商赔偿金额、支付保险金，避免医患双方直接接触；另外保险机构进行理赔相比医方赔偿更加快速，患者就可更容易更早地获得赔偿，从而避免患方与医方争执不休、矛盾激化，避免可能发生的恶性事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医疗纠纷剧增的现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引入有其绝对的必要性。
二、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协调发展需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面临的法律问题
首先，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在我的法律地位不明。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是否具有社团法人的法律资格？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并非我国现已规定的人民调解组织，也非保险机构此类的商业调解组织，那么其在法律制度的规定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其次，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的调查程序无法律规定。因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是处于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构，其法律地位尚不明确，故而其调查程序、构成人员资质、人员构成程序、权利来源、调查范围等等程序上的问题都未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最后，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的调查报告法律地位不明，调解之后医患双方达成的协议法律效力不明。若医患双方经专业性民间组织调解之后，仍未能达成协议，从而需进行诉讼时，专业性民间组织所作出的调查报告是否可为司法证据？专业性民间组织的构成人员是否可作为专家证人上庭质证？这些问题在法律规定上仍是一片空白。另一方面，若医患双方已达成协议，那么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又如何？能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其的法律效力认定为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相同？
（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需法律加以强制性规定
美国于1898年就出现了医疗责任保险公司，约有10个州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参加医疗职务保险是医生的法定义务，另外一些州如加里福利亚是将医疗责任保险看作是医院取得执照的重要考虑因素，还有一些州如印第安纳的医疗责任保险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色彩，但其法案提倡医务人员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在美国，因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故医疗责任保险覆盖范围广，并一直处于运作状态。在英国，除有与美国相同的商业保险公司外，还另有一个互保险机构（nHS），即医生维权联合会、医生保护协会和国民医疗诉讼委员会三个各自独立的组织。这些组织均是非营利性的社团法人，因其公益性、互，入会医生所缴纳的保费要比商业保险的保险费低得多，且不会发生拒赔现象，承保范围广，覆盖医生在执业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赔偿责任，胜诉率较高。另外，该组织还为医生提供法律帮助。医疗事故发生后，只要医生及时通知该组织，其就会全面介入，代表医生与患者协商，保护医生免受患者家属的骚扰,甚至代医生进行诉讼或为医生提供法庭辩护，使得医生得以独立于医疗纠纷之外，安心执业。
经济纠纷免责协议篇10
关键词：网上银行；法律风险；防范对策
1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现实表现
1.1技术风险
网上银行的虚拟性、开放性使银行交易突破了时间、地域的局限，在业务操作中对技术软件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因而技术风险成为网上银行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风险之一。如果银行使用的技术软件不能使网上银行业务正常运作，导致现金支付、兑付、结算、网上证券等业务出现差错而给客户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客户有权要求开户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开户银行有义务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其次，开户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服务时，应详细说明相关软件的操作方法，客户作为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因银行的解释说明不到位，导致客户操作失误，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银行也有责任赔偿。所以，开户银行在选择技术软件时，应深入研究和分析软件的技术含量和可靠性，以免影响服务质量和银行信誉，承担不必要的损失。
1.2系统运行风险
网上银行业务交易前，特定的认证机构对客户的电子签名及其身份的真实性要进行验证，提供具有法律意义的电子认证服务。网上银行判别注册客户合法性身份和确认交易有效性的标识是客户证书及相应密码。假设安全认证系统在运行中出现故障，导致注册客户出现交易损失，那么，开户银行应当和认证机构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纵观我国现有的网上银行服务协议，许多网上银行服务协议有免责条款的约定，诸如：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或通讯、供电故障等非乙方过错原因导致一方不能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乙方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如果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完全不能履行，则全部免除遭受不可抗力一方的不能履行合同责任；如果不可抗力只影响部分合同的履行，则未影响的部分，当事人仍需履行。同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述服务协议中所约定的不可抗力，并未详细具体地说明或列举什么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如果网上银行运行系统受到外部的恶意攻击，比如计算机病毒的发作、网络黑客侵袭等造成系统瘫痪，客户信息失窃或资金被盗等，客户发出交易指令，而银行却无法执行客户指令，此情况是否可以视为不可抗力？而在这些情况下，银行的举证也存在障碍，很难证明尽了应尽的防范外部恶意攻击的义务。另外，根据《民法通则》有关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银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少要承担客户的部分损失。同时，根据《合同法》第118条规定，银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客户，以减轻可能给其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证明，方能免除责任，否则，也应承担因未及时通知客户而给客户造成更大损失的法律责任。
1.3制度风险
目前，我国仍然欠缺专门调整网上银行业务的法律制度，仅有的为数不多的金融行政规章，其内容主要局限于对银行业务操作进行规范和约束，但对交易中必然涉及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进行规范和调整。因此，在实践中，各家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都是依据本银行制定的格式合同，比如服务协议等形式进行。对这些合同的法律效力有待确定，尤其是容易发生歧义的条款在实践中会引发纠纷。况且网上银行业务范围涉及面广，既包括传统银行业务，也包括新兴的中间业务，如网上保险、网上证券等，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的客户类型多样。一旦发生纠纷，如何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责任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在网上银行事件中已出现一些纠纷，比如客户资金被盗，电子汇兑纠纷等。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如何处理该类纠纷，责任归属于谁？法律依据何在？我国在2004年8月颁布了《电子签名法》，依据该部法律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消费者可用手写签名、公章的“电子版”、秘密代号、密码或人们的指纹、声音、视网膜结构等安全地在网上付钱、交易及转账。《电子签名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法律正式诞生。这部法律确定了网上银行交易合同的成立地点，在一定程度上为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总体上而言，立法的欠缺和立法的滞后仍然给法官判案提出了现实难题，也给银行从事网上银行业务带来潜在的法律风险。
另外，因特网是跨越国界的。因此网上银行具有无边界性，国与国之间的有关网上银行业务的法律制度也存在差异，在跨国交易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导致客户与开户银行陷入法律纠纷中，从而加大了网上银行的法律制度风险。
1.4交易风险
由于网上交易的低成本，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上网购物。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在2004年底所做的一次专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网民已经使用过网上银行服务。此外，大约51%的受调查网民表示，会在未来12个月内选择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在网上银行各项业务中，通过网上银行购物等服务最受欢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客户因自己保管或使用不当等原因泄露账户密码，或者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多数客户趋利和贪小心理，套取客户银行卡的账户密码，趁机截取客户的资金，给银行客户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3防范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对策
3.1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1）网络系统技术和管理中的漏洞导致风险的发生。
（2）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难以发挥作用。
（3）网上银行的开放性容易引起风险。
（4）立法的缺失使法律监督不到位。
3.2防范网上银行法律风险的对策
（1）加强内部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和业务协议。
网上银行业务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能否避免和减少法律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内部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商业银行应当采用先进的技术水平，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根据网上银行的需要和发展，不断完善有关内部规章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银行和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业务协议规范，尽可能做到详尽和具体化；对于银行和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协议要明确约定，如遇网络系统故障引发的相关损失应如何处理；对于银行与软件供应商之间的协议要明确约定，如果因为软件、硬件的原因引发的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如何承担责任等等，通过协议的约定分担法律风险。同时拟订的协议必须兼顾当事人各方的利益，体现公平、合理、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