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1
(一)对“五育”的概念术语表述不全。在对“五育”概念术语的表述上,对德、体、美、劳四育进行了近乎规制性的表述,分别是思想品德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感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但对智育却没有进行表述,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和有关教育著述中都是如此。(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如胡守棼主编的《德育原理》[12](p57-59),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2
【关键词】实践观;感性活动;理性活动
引言: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石,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灵魂之所在,是马克思哲学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份,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实践下一个定义,在对西方实践哲学的理解、完善过程中,马克思建构了自己的实践哲学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与实践对置的意义上突出了实践的“行”
前面已经指出,亚里士多德是从人之为人的活动或自由活动的意义来理解实践的,所以他有时把理论或思辨活动称为最高的实践。而近代把实践放入理论与实践的对置中来规定,一方面把实践理解为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突出了实践之“行”的意义。马克思也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对应中来使用实践的,他把实践看作不同于精神劳作的实在的“行动”,看作是感性的活动。这不论是在其早期还是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均是如此。在《手稿》中,实践与“理论”、“观念的生活”、“理智地复现自己”对应,而与劳动、“现实的生活”、“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同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实践仍然与思维、观念、意识、思辨对应,而可以与感性活动、实际活动、现实生活、物质生产等等概念互用。质言之,当马克思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置的意义来使用实践时,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虚化”概念,它本质上是指现实、实在,是一个唯物主义概念,是马克思标明自己立场的概念。
第二,实践是一种生产性、对象性的活动
与亚里士多德把生产和技术活动排除于实践之外不同,与近代实践“对象化”相似,马克思也把实践对象化了。实践的对象化的结果使对实践的基本形式的理解发生了“倒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政治和伦理活动之手段的创制活动或物质生产成为实践的最基本形式。所以,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实践与劳动、生产、物质生产等概念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并没有局限于物质生产,而是包容了交往、革命或社会改造等等一切感性活动。这通过他在不同著作中对实践的使用就可以看出。早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践是指与理论、哲学对应的现实的“革命”、“人的解放”行动。在《手稿》中,实践主要是指工人的劳动、工业、现实的或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同时,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的联合活动、他们的交往活动称之为实践。在《提纲》中,实践被等同于感性活动。在上面引述的《形态》中阐述历史观的那段话中,实践就不仅指物质生产,而且涵盖了交往。而在《形态》的另一处,实践不仅包括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改造人或改造社会的活动,即“实际运动”或革命。马克思虽然接受了近代的技术实践概念,但并没有局限于技术实践,他大大丰富了实践的内容。实践外延的这种转换和扩大使得实践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相比):实践的生产性、对象性“凸显”了出来,实践不仅被看作感性活动,而且被看作对象性活动。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就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活动”。
第三,实践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
近代思想家之所以把实践对象化,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他们并没有由此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秘密。近代思想家没有发现的秘密被马克思“发现”了。马克思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力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上面几点看,马克思虽然延续了近代生产化的实践概念,但他对实践的作用、范围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近代的生产实践概念。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近代实践观的超越并没有局限于上面的内容,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即把实践与人的存在、自由联结了起来,而这恰恰是经由对黑格尔的劳动观和他的历史方法的继承实现的。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实践是贯穿马克思哲学发展始终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马克思是既有因循,也有批判和推进。黑格尔总结了以往的思想成果,把实践理解为主观改造客观对象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他说:“主体要实现它的决定,就是要把对象消灭掉,或是更动它们,改造它们,改变它们的形状,取消它们的性质,或是让它们互相影响”1。在黑格尔看来实践是人获得自主意识,成为独立主体,具有自由特质并清除外在世界自在性,使之成为人的享受对象的必备条件之一。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3
关键词：《手稿》；出发点；现实的人
中图分类号：a8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2－0036－0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国内外学界争议较大的一部马克思早期著作，在诸多的问题争论中，最基本的一个就是马克思写作《手稿》的出发点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着对《手稿》思想内涵和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在此问题上日本学者广松涉认为，“《1844年手稿》中的马克思通过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作为自我活动的主体的人的劳动的异化和自我获得这种图式，而达到基于庞大的历史哲学的远景”①。在他看来，《手稿》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的逻辑更为重要。
而国内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则认为：“由于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用真正的人的类本质和现实的人的存在相对立，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之表现的劳动来和异化劳动相对立。”②因而他们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出发，批判私有制下的现实的、具体的劳动，得出现实的劳动都是‘异化劳动’的结论。显而易见，这种以抽象的‘人’或‘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维逻辑,仍旧是思辨逻辑”③。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指出，马克思是“以人的社会类本质――理想化的自主性劳动活动为价值悬设，即人类存在应有的本真状态，以此认证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非人性，并提出要扬弃劳动异化，消灭私有制，复归于人的本质之共产主义理性生存状态”④。
对于《手稿》出发点的争论延续至今，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各方的争论看似都有一定道理，但只有回到马克思文本中，追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历史轨迹，才能看清马克思写作《手稿》的真正出发点，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做出准确定位和评价。
一
19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他哲学创新的高潮，《手稿》虽然是一部不完整的著作，但在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过程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因此要联系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实践和思想转变，把它放到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过程中去理解。1843年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了唯物主义转变。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就特别重视出发点。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没有被理解为事实本身，而是被理解为神秘的结果”⑤，“观念反而成了主体；各种差别及各种差别的现实性被设定为观念的发展，观念的产物，其实恰好相反，观念应当从现实的观念中产生”⑥。出发点的错误导致了黑格尔整个精致理论大厦的迅速垮塌，而马克思则站在比黑格尔更为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上，确立了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即将到来的哲学创新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
写作《手稿》时，马克思对于经济学并不太上手，他主要是通过研读经济学著作开始入手的，笔记本i是在研读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和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做了摘要之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什么抽象概念和价值预设，而是从最基本的经济事实、从现实的人的经济状况出发，透过国民经济学家的逻辑和残酷的现实揭示出：“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⑦，而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⑧，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⑨。他三番五次重申自己的出发点：“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⑩可见马克思《手稿》的写作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是在对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认真批判的基础上分析得出的，并不像那些“不学无术的评论家”那样只是不着边际地批判。稍后马克思又指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11}。马克思的批判是“实证的”，从现实的生活出发的，而不是纯粹概念在思维中的运动。《手稿》往后论述到出发点的地方还有多处，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马克思写道：“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12}在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逻辑分析了国民经济学的错误根源后，马克思说，“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3}，继而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异化劳动的论述。剖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后，马克思又一次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14}。在对异化劳动的考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此时马克思依然强调，“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15}，这也正是他在考察异化问题时与黑格尔最大的不同。在黑格尔看来外化和异化都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过程和结果，都是概念的环节，而在马克思这里，它们都是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16}，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也将随着私有财产的扬弃而成为历史。
除了以上提到的《手稿》中直接论述出发点的地方外，我们还可以从对《手稿》内容和思想的分析中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写作的出发点。
二
一些学者认为《手稿》中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概念，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当时所理解的“劳动”还主要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应然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形式，与现实劳动、具体劳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以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原始社会存在为理由，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原先存在”的“一个劳动尚未异化的原始状态”，只能是一种异化史观的理论悬设{17}。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答案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手稿》笔记i中论述到自由自觉的活动时，他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8}，在这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针对的不是脱离自然的活动，而是针对动物的生命活动，是针对人类劳动与动物生命活动的根本区别而言。与动物相比较，人有自我意识，马克思正是在强调人类有意识的、能动的生产劳动相对于动物无意识生命活动的巨大优越性的意义上讲劳动的这种“自由自觉”特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内在能力，这是事实，而不是什么预设。也正是因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9}。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个劳动尚未异化的原始的“自由自觉劳动”阶段。他不满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历史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拒绝考虑私有财产、异化劳动起源问题的形而上学做法，鲜明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历史起源问题。异化劳动不是从来就有的，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不论是人类最初的自由自觉劳动，还是后来的异化劳动，抑或未来社会新的自由自觉劳动，都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劳动形式。它们都不是什么抽象、理想化的劳动，相对于其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而言，都是现实的、具体的，相应于各自的历史条件，它们的存在都是必然的。
异化劳动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特有的存在方式，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最大现实。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20}。这样的一些经济事实也就是现实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现状，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现实的人的境况，还深刻分析、揭示了惨淡表象下的邪恶本质。“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21}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展开的：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他的劳动实践活动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从生产活动的结果来看，现实的人――劳动者通过劳动所创造的是自己的对立物。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产品不过是劳动活动的结果，从最具体的生产劳动活动本身来看，比结果异化更为根本的是劳动活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劳动是人最根本的现实活动，是决定人区别于动物的东西，人这种自由的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并由此“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由于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人就失去了自己的类生活和类本质。从生产活动过程中的人际关系来看，人不仅生产出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也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异己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敌对关系。
三
过去人们对《手稿》的解读往往专注于“异化劳动”理论，却忽视了从全篇和整体把握马克思的哲学创新。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其新哲学的基石即实践观已作了基本成熟的表述，他已经明确地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而且首先是作为现实的人的社会生存和一切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形成作了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从形式上讲，《手稿》中“实践”一词出现的频率有20多次，马克思在这些地方对实践一词的运用主要是针对思辨的黑格尔和抽象的黑格尔，“实践”一词在《手稿》文本中是与理论相对的，很多时候又是与“现实”一词连用的。当然实践一词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但却是从《手稿》开始在马克思那里被赋予了新唯物主义的意义。
从内容上来说，《手稿》中的实践观思想主要表现为有机统一的五个方面{22}：实践的自然前提、实践的本质内容、实践的歪曲形式、实践的未来表现以及实践的二重性。这五个方面组成马克思实践观思想的内在理论元素，即自然存在前提论、对象性活动论、异化劳动论、人化自然论和劳动二重性论。其中，自然存在前提论是这一理论体系的起点，其展开环节是对象性活动论，变异环节是异化劳动论，复归环节是人化自然论，核心环节则是劳动二重性论。
通过对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哲学创新文本，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发点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或其它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从事劳动实践活动的人。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站在了历史的坚固基石上，也正是这种坚固的基石为他后面的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手稿》开始，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哲学创新之路，从现实的人开始，马克思开始了他的人类解放之路。
注释：
①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②③孙伯：《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78页。
④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5页。
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8}{19}{20}{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51、51、3、4、50、51、59、63、71、57、57、59、130页。
{17}姚顺良、汤建龙：《“两次转变论”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兼答王东教授等》，《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4
一、一般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斯密形成的一般性劳动的概念具体体现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这部著作的“序论”开篇就指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取决于获得这一物品实际上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劳动这种代价；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用货币或货物购买或交换到的物品，实际上就是用劳动去购买或交换的，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的一样。因此，“劳动是第一性的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实际上这也就表明了作者的理论主旨：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商品价值同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成正比，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商品内部凝结的劳动时间。这就牢固地确立了劳动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基础地位。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任何劳动或劳动的产品，都可以表现为相应的价值关系进行交换，因此，一般劳动的概念才能在国民经济学中历史性地出场，这就为马克思哲学的劳动范畴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和认识的条件。只有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创造一切财富、决定商品的价值，以及转化为一系列经济范畴的问题，才首次得到科学地、实证地研究，除一般劳动的概念以外，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与财富、劳动与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及基于谋生的劳动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经济范畴的阐释，对产生于谋生劳动的市民社会的理性基础，也就是经济人的利己主义的特点的分析和描述，都被马克思批判地吸纳于劳动范畴对谋生的、异化的劳动的规定性中。
二、经济人视域下的分工与交换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经济人的思想，阐发了经济人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即试图以最小的牺牲或代价获取更大的收益。他认为，在实行分工的商品经济社会，利己是“经济人”的本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人性中的彼此交换的倾向源于人性利己的动机，在交换过程中，人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工作所取得的好处，要比自己包揽一切工作取得的好处多，于是就专门从事某一工作，从而形成了分工。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几乎随时都需要他人的帮助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他分析了分工、交换和分配等经济范畴的形成，“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由此，他进而分析了分工及其原因。分工的好处是“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原因是“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免除了因工作转换所损失的时间，有利于简化劳动和劳动的机械的发明。所以，分工虽然使劳动者“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失去劳动感受的丰富性，但大大增加了他的收益，按经济人的理性或逻辑，劳动者选择了分工。这种由劳动者谋生的目的或利己心驱使的分工，就是异化劳动的表现。马克思评论说：“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斯密认为分工的结果是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使劳动者个人发展了某方面的技能。
按马克思的观点，“经济人”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关的，“经济人”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个人，是一定社会物质利益的承担者。无论个人动机好坏，无论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历史，实际上都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总之，“经济人”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可见，马克思主要从社会属性出发来说明人性及人的本质，同时认为人是“经济人”、“社会人”和“道德人”三位一体的综合体。
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斯密把劳动仅看作谋生的活动，也就必然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范畴视为永恒的现象；既然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只要让人们以他们的劳动或资本去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自由地永远发展下去，而且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所以，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所谓的自由，仅是扬弃了“人的依赖关系”的定在的自由，是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肯定，本身不具有对这种关系的否定性。但是，它对劳动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帮助马克思从劳动中发现了对这种关系的否定力量。
三、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思路的批判与超越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5
相反，早期马尔库塞和晚期萨特则更新了已经失去活力的生产范式，为此，他们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阐述了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而且，他们没有为此而诉诸于合理性概念。只有在完成从生产活动向交往行为的范式转型，而且，交往理论还要完成对生活世界概念（自从马尔库塞讨论哲学劳动概念的文章发表之后，生活世界概念就不断重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重建之后，上述两个传统才能汇合到一起。这就是说，交往行为理论在实践和合理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它所研究的是日常交往行为实践的合理性假设，并用交往理性的概念探讨了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的规范内涵。这种范式转型的动因主要在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个传统。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了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困境。现在，我想讨论一种试图根据现象学来更新生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为此，我选择了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作为讨论对象。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晚期卢卡奇还曾为人类学转向和复兴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概念铺平了道路。
胡塞尔在分析生活世界时引入了实践这一建构性的概念。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问题。这一点在以下例子中反映得非常清楚：由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在舒茨的基础上）和海勒（Heller）（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生活世界理论，显示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两种理论的核心范畴都是客观化概念：“人的表达具有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的表达表现在人类活动的产物当中，无论是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作为共同世界组成要素的其他人而言，这种产物都是可以把握住的”。
“人的表达”用英文来说是“humanexpressivity”，所涉及到的是被泰勒追溯到赫尔德的关于创造和教化的表现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通过黑格尔、浪漫派当然还有费尔巴哈一直传续到了马克思。这种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模式，一方面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动态化——个体通过他自身的生产活动展示出他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反思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形式概念与审美形式概念的调和——主体性外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和一种无意识的教化过程的符号表达。因此，艺术天才的创造性堪称这样一种活动的典范，在这样活动当中，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让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面对外在自然或内在自然时都失去了暴力特征。伯格和卢克曼把这一观念和胡塞尔超验意识建立世界观的创造性结合了起来，而且，根据以下模式来把握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人类活动外化的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就是客观化的过程”。但对象化表明的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客观化、占有和再生产这一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化主体的教化过程是融为一体的：“社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性。人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由于这种生活世界的实践在意识哲学当中仍然被解释为一种先验主体性的劳动，所以，它的内部仍然包含着自我反思的规范性。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结构上就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可能性：把自身的劳动具体化为一种自在（an-Sich）。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康德的先验表象批判一样，晚期胡塞尔在他的科学批判中也运用了这种思想框架。所以，伯格和卢克曼才顺利地把胡塞尔的客观主义概念与物化概念联系起来：
“物化是关于人的产物的观念，仿佛它们不是人的产物，而是其他什么东西：自然决定性、宇宙法则的结果或神圣意志的启示。物化暗示着人会忘记他自己才是人类世界的起源，而人对他作为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辨证法也失去了意识。按照定义，物化的世界就是一个非人化的世界。人把这个世界体验为陌生的事实，一个人无法驾驭的异化产物。人没有把这个世界体验为自身生产活动的先验产物”。
表现主义模式的规范内涵就表现在物化概念当中：我们不能再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产物来加以感知的东西，限制了我们自身的生产率，同时也约束了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并使主体同世界和自身出现了疏离。一旦关于世界形成或构成的唯心主义思想被唯物主义理解为生产过程，那么，实践哲学就可以直接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些反思哲学的定义进行转换。在这个意义上，a?赫勒把日常生活明确为“个体的总体化生产活动：它始终为社会再生产创造了可能性”。在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实践结构概念（胡塞尔最后做了阐述）的解释当中，“生产”变成了劳动力的消耗，“客体化”变成了劳动力的对象化，对产品的占有变成了物质需求的满足，即消费。“物化”阻止生产者把外化的本质力量当作失去控制的陌生的东西，但现在却变成了物质的剥削，而导致剥削的原因在于优先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这种阐释也有利于把日常实践概念从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而伯格与卢克曼继承了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为此，他们把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晚期胡塞尔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
然而，一旦脱离了反思哲学基础，生产范式要想承担同样的社会使命，至少会遇到三个新的问题。（1）生产范式严重束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劳动或产品制造这样具有范式意义的活动类型，与具有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赫勒同样也把制度和语言表达形式看作是人的客观化。它们和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是一样的。（2）生产范式在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上决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规范内涵？赫勒断然指出，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生产活动始终都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可以创造性地打破机械的异化生活。（3）生产范式赋予实践概念以一种明确的经验意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劳动社会将走向终结，那么，生产范式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说服力呢？奥佛（Clausoffe）就此问题在德国社会学大会上致了开幕辞。我在这里只想探讨一下马尔库斯（G.markus）曾经讨论过的前两个难题。
关于（1）：马尔库斯打算阐明的是，不仅工业产品——劳动过程的工具和产品，而且所有社会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甚至包括生活世界本身，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或客观化。他分三步进行了论证。首先，马尔库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对象因素把它们的意义不仅归因于生产的技术规则，而且归因于惯用的习俗。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代表着消耗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和在其中运用的技能，还代表着它的使用关系和它能满足的需求。和海德格尔分析使用对象的物的特性一样，马尔库斯强调社会特性，认为这种特性是用于生产的对象所特有的，象是一种“天性”：“只有当产品与占有过程，即与个体的活动发生关系时，它才是一种对象化。在个体的这些活动中，主要的使用习惯得到了保存和内化，其中所体现的社会需求和能力再一次转化为活生生的愿望和技能”。
换句话说，不仅生产消耗的劳动力，而且消费占有的社会可能性，都在客体中获得了对象化。
第二，实践无论是把生产技术规则还是把实用性的功利规则当作取向，都是以规范为中介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财富。这些行为规范确立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为不同社会角色的履行提供动力保障。而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决定了行为、技能和需求的满足。这样，社会实践就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它依据的是技术—功利规则，并标示出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交换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它由社会规范调节，并把通向权力和财富（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压力表现了出来。后一过程把实质性的内容，即一定的技能和需要，注入决定分配地位的特殊结构当中。
最后，马尔库斯认为，生产范式的关键优点在于允许人们思考“这个二元过程的统一性”，即把社会实践同时理解为“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生产角度来看，可以“把人与人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看作是同一个的过程”。这一论断是惊人的，因为马尔库斯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明确区分生产和产品利用的技术—功利规则与社会互动的规则，所谓社会互动的规则，就是指建立在主体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行为规范。相应地，他还明确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他也不容人们怀疑，产品制造和自然运用意义上的实践仅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具有结构。相反，以规范为主导的互动意义上的实践，就不能依据劳动力的生产消耗和使用价值的消费模式进行分析。生产只是规范调节的一个对象或一种内涵。
不过，按照马尔库斯的看法，在至今为止的历史当中，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区分开来。在经验意义上，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为决定，那么，这两个领域就会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马尔库斯绕了一个弯子，认为生产范式只适合于解释劳动，而不适合于解释互动，目的是要确定通过在制度上区分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
“它把物质生产活动还原为它的本质特征：与自然的积极而合理的交换，也就是超越一切常规和社会统治的纯粹‘技术’活动”。
关于（2）：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生产主义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问题。如果我们把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理解为一个循环过程，其中，生产与消费相互刺激，相互促进，那么，对评价社会进化的评价就有两个标准：技术知识的增长和需求的分化与普遍化。这两个标准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可以概括为互补性的提高。然而，今天没有人会再去主张，社会共同生活必须要随着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长而改善自己的质量。生产范式所揭示的交换模式，与取代它而出现的系统—环境模式一样缺乏规范内涵。
但是，生产范式又是如何对待反思哲学教化过程概念中所固有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呢？这些规范内涵在实践哲学中能够得到恢复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尔库斯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两种实践概念：一种由处于外部自然约束下的技术—功利规则控制，在另一种实践中，兴趣、价值取向和目的则成为了主观自然的表现形式。
作为实践目的，马尔库斯从制度上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就是区分了外在必然性领域和最终一切“必然性”都要自己负责的领域：
“社会批判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它把劳动范畴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范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获得了实践的真实性。因为只有在这里……人才凭借他自身的目的意识行为成为其自身，而且仅仅由社会客观性来加以决定。社会客观性完全是针对人的，作为自然，它揭示了人的行为的界限”。
这段话还没有十分清楚地说明，解放视角不是源于生产范式，而是源于交往行为范式。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想要搞清楚一个社会的成员在各自环境中所能想要得到的和为了他们共同利益而应当作出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互动过程的形式。下面这一段话说得就清楚多了：“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生存环境的局限和束缚，并通过表达，比如关于他们需求的对话，来决定他们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时，他们的生活才是合理性的”。
不过，这种理性观念如何才能作为一种交往关系中实际存在而且在实践中得到把握的观念，这是一种单纯诉诸于生产范式的理论所无法回答的。【注释】
1H.Brunkhorst，《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核心和理论动力》（paradigmakernundtheoriedynamikderKritischentheoriederGesellschaft），载：《社会世界》（Sozialewelt），1983，25ff.。
2J.Habermas，《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deskommunikativenHandelns），Frankfurtammain，1981。
3G.Lukacs，《社会存在本体论》（ZurontologiedesgesellschaftlichenSeins），三卷本，neuwied，1971ff.。
4p.Berger，th.Luckmann，《现实的社会结构》（DiegesellschaftlicheKonstruktionderwirklichkeit），Frankfurtammain，1966，36。
5Ch.taylor，Hegel，Cambridge，1975，13ff.，76ff.，80ff.。
6Berger，Luckmann，1966，65。
7同上。
8Berger，Luckmann，1966，95。
9a.Heller，《日常生活论》（Dasalltagsleben），Frankfurtammain，1978，及其《日常生活与历史》（alltagundGeschichte），neuwied，1970。
10a.Heller，1978，182ff.。
11a.Heller，1970，25ff.。
12C.offe，《劳动作为社会学的核心范畴？》（arbeitalssoziologischeSchlüsselkategorie?）载：J.matthes（Hg.），《劳动社会的危机》（Krisederarbeitsgesellschaft），Frankfurtammain，1983，38ff.。
13G.markus，《人的对象世界》（Dieweltmenschlicherobjekte），载：a.Honneth，U.Jaeggi（Hg.），《劳动、行为与规范性》（arbeit，Handlung，normalit?t），Frankfurtammain，1980，12ff.。G.markus，Languageetproduction，paris，1982。
14markus，1980，28。
15markus，1980，36。
16markus，1980，74。
17markus，1980，51。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6
钢结构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建立钢结构概念及开展工程应用实践，并了解该类型结构的发展现状是钢结构课程本科教学的首要任务。如何达到“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对该课程的教学要求，文章对此作了探讨。
关键词：钢结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52909（2013）04005104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重大改革项目，也是促进中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其核心主旨是强化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学生实际工程能力的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适应企业发展的优秀工程师，以满足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工程型人才的需求[1]。
钢结构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对钢结构概念的建立及其工程应用实践，并了解该类型结构的发展现状是本科期间教学的首要任务。要实施和完成对课程教学有更高要求的“卓越计划”，应该重新设计和规划钢结构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
一、学科特点要求教学与实践具有系统性
土木工程是一个传统学科，它建立在力学理论、材料理论、工程机械、劳动组织，以及融资融券的现代金融手段和人类社会规划等基础之上，学科自身的高度系统性自然不言而喻。对初步进入学科领域的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学生，如何在教学规划和组织中帮助他们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进行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作训练，体现教学和实践的系统性，是“卓越计划”人才培养中应该建立的观念和目标。
（一）系统设置课程体系
目前，中国大多数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课程设计、实习规划和内容等，是建国初期在借鉴前苏联相关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而形成的大土木的课程设置。近年来国内外土木工程领域的科研和实践都有长足进展，然而新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鲜有及时系统地编入本科教材，而传统的教材、课程学时计划等和当前行业的设计要求与手段明显脱节。表面上看，土木工程的设计、施工越来越依赖成熟的商业软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工程实践变得容易，恰恰相反，这样的进步对结构工程技术人员的理论功底要求更高，因为计算和控制手段的进步，意味着对结构性能要求更高，在技术上更加注重细节，对结构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接近结构的本质。因此，需要对现有课程设置进行认真研讨，及时补充新的设计要求和科研实践的新成果。
（二）系统设置实践内容
商业软件的成熟和快速发展，使结构设计手段完全脱离了旧有模式，表面看似乎一切设计程序都是参数化的，结构理论在设计过程中完全被参数取代，设计人员的理论水平似乎无法体现。事实上，这种表象误导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学生。目前，实践中结构设计更加注重结构真实性能的分析，对设计理论的应用和探讨更加深入。比如，30年前，结构工程的设计领域几乎不涉及结构的弹塑性时程分析，但是目前对于高层建筑、大跨度结构，尤其是地震区的高层和超高层设计，结构弹塑性时程分析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设计中必须的独立项目进行。欧美设计规范中应用较多的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和结构抗连续倒塌设计，是中国旧规范中
的空白，几年前该内容仅仅出现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课题中，教科书根本没有涉及。随着研究理论的成熟，特别是近年该学科的高速发展，中国即将颁布的新规范明确了这些设计理论，对设计人员的理论要求也越来越高。类似于性能的抗震设计、结构抗连续倒塌设计等，诸多理论课程的结构动力学、混凝土非线性理论、结构有限元等，国内的本科教学计划却极少涉及。
如何适应行业实践的进步，特别是针对“卓越计划”的人才培养目标，本科教学过程中如何体现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是高校土木工程教师必须面对的课题。
二、钢结构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教材体系
目前，本科阶段钢结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钢结构原理和钢结构设计；二是作为选修课的高层建筑钢结构、大跨度结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其中钢结构原理是钢结构课程教学的基础、核心和重点，钢结构基本概念的建立和基本结构设计思路都是在这门核心主干课完成的。目前钢结构课程教材仍然沿用过去的结构“绪论—基本材料（钢材力学性能及影响因素）—基本构件的设计原理—简单结构设计”，课堂讲授也主要围绕教材内容进行。由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专业基础，对该阶段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教材体系仍然适用。但是，从“卓越计划”的培养目标来说，让学生在本科期间这一有限的时间里，对土木工程结构整个知识体系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还需要任课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讲解。
（二）本科期间钢结构课程教学特点
本科期间，钢结构课程教学重点在于使学生理解钢结构设计和施工的基本原理，其中结构钢的特性、钢结构的弹塑性性能、钢结构稳定性、使用环境和受力特点对钢结构性能的影响、钢结构的连接设计、连接构造等内容是教学的核心内容和难点。钢结构课程一般安排在土木工程三大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和混凝土结构课程之后进行，一方面学生有了一定的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的基础，对结构有了初步认识。但是，对于三大力学在结构工程中的具体应用，是历届学生普遍反映的难点。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出当代学生实践经验少，对工程材料和结构的感性认识不足，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特点组织教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钢结构知识点的讲解应有一个系统全局的把握，从感性认识和理论上帮助学生扎实掌握好钢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工程实践的基本专业知识。
三、在钢结构课程教学中注重系统性
（一）钢结构本科教学中系统性的含义
目前钢结构课程教材以及教学设计实践，普遍围绕“基本构件”进行。这样的基础理论教学，往往缺乏实践性，而学生一旦从学校进入实际工作，面临具体的工程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乃至最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这就要求具有“整体结构”的理念，所体现的是一个结构的系统概念；而且，本科期间对构件的讲解集中于理论讲解，对规范的理解应用涉及得并不多。这一课程设置，与“卓越计划”的要求存在差距。因此，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土木工程专业重点的把握成为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笔者在多年的课程讲授和课程设计中积累了一些
经验，体会到系统性在土木工程理论和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性。
土木工程专业作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门学科，应将理论和实践教学系统性体现在各个环节。具体到钢结构课程教学，教师在具体内容的讲解过程中，
应把握局部构件在整体结构体系中的作用，整体结构中各构件工作状态的协同，构件基本材料的性能以及影响因素，制造过程与使用过程中对构件和整体结构性能的可能影响等等，引导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形成对土木工程的材料—制造—构件—连接—整体结构—使用影响—存在问题—最新的研究方向这一知识架构，这样，有利于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对结构设计施工规范的建立和发展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二）钢结构课程系统性教学实践
1.“绪论”部分的讲解
针对当前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普遍缺乏实践感性认识的现状，先不讲解“钢结构的特点，而是从从钢结构课程的“第一章绪论”开始讲解结构概念：屋面板（楼面板）—梁（梁格体系：次梁—主梁）—柱—基础—地基（岩土）。其中地基部分不属于构筑物，而基础是整个构筑物与大地的连接部位，是整个构筑物能否与大地紧密相连的关键。因此，它的设计施工，与上部结构有关，也与岩土状态有关，这个部分的知识放在“岩土力学”“地基处理”等课程中学习。而“基础”作为构筑物的一部分，因为往往位于岩土中，所以为了防止岩土环境中水分以及化学成分的影响，即使上部采用钢结构，但是基础仍然采用钢筋混凝土。而各种构件之间通过连接构造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构；同时，连接构造也是整体结构中构件之间力的传递中枢，因此连接构造的安全可靠至关重要，而钢结构中连接构造与混凝土结构节点由于材料性能的不同，其构造方式有本质的区别，这是相关章节讲述的重点。
对于梁格体系，虽然在房屋建筑学和混凝土结构中也会涉及，但是知识的反复出现会加深学生的理解。因此通过对梁格结构的进一步讲述，使学生深入了解楼板与梁系的连接，结构跨度对梁格体系组成的影响，加深对单向板、双向板，以及结构力学计算简图中均布力、集中力、三角形分布力和梯形分布力的由来的认识。
如此，在反复讲解结构概念的基础上，再来讲述钢结构的一般性能，并且与混凝土进行对比。提到塑性和韧性这两个钢结构显著的优点时，学生往往困惑于概念的差异，那么讲述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塑性对应于结构承受静力荷载时的变形能力，而韧性反映结构在动力荷载作用下的瞬态响应，它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2.“钢结构疲劳”部分的讲解
钢结构疲劳破坏是钢结构课程无法回避的问题。讲解中，应把疲劳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概念的几个要点作为重点讲解。
钢结构的疲劳问题主要源自钢材冶炼和加工过程，特别是焊接过程。这样，讲述焊接残余应力对结构性能的影响时，应再次讲解疲劳的产生。
疲劳概念的要素：（1）微裂纹的产生（对于钢结构来说，在冶炼和轧制过程中，夹杂，气孔等先天缺陷形成裂纹；焊接过程中钢材内部金属的物态变化过程形成微裂纹等）；（2）反复荷载作用下，微裂纹处于高峰应力（应力集中），造成微裂纹的扩展；（3）直至钢结构有效截面逐步缩小，发生突然断裂；（4）疲劳破坏性质：脆性破坏，危害极大。需要在钢结构的加工焊接过程中严格控制质量，并且进行质量等级检测。
检测的基本方法，因为微小裂纹的存在是钢结构疲劳破坏的关键，因此及时检测发现内部微裂纹是检测的目的。这种内部探伤常用的方法是超声波、X射线和磁粉。
3.“钢结构焊接残余应力”部分的讲解
目前常用的钢结构教材对于焊接残余应力的讲解采用的是宏观概念，即基于“金属在温度变化下的热胀冷缩的受限制”的讲解。教学实践中，这样的概念讲解常常使学生对“焊接残余应力是自相平衡的”感到困惑，普遍反映难以理解。因此，对于焊接残余应力，应更多地基于材料本质的“焊接”来进行补充讲解。特别是焊接过程中，金属的微观组成变化，即在焊接不平衡快速加热和快速冷却下，材料产生物理和化学的不均匀性，焊缝金属中结晶偏析，低熔点共晶，组成元素S、p、Si等发生偏析，冶金过程带来的夹渣及夹杂，过饱和的n、H、o气体元素，热影响区中由于快速加热和冷却使金属中空位浓度的增加，材料组织转变等，在焊接应力作用下都是促成焊接裂缝产生和扩展的冶金条件[4]，产生如图1所示的微裂纹。这样借助焊接专业知识和形象的图片演示，使学生对焊接过程中残余应力和残余变形，以及钢结构疲劳、刚度降低对动力性能的影响的理解更为清晰。
4.“钢结构稳定性”部分的讲解
对钢结构稳定理论的理解对于本科生来说有一定难度。对“整体稳定”和“局部稳定”概念的认识，可引导学生从以下几个环节来理解：（1）变形现象的描述要明确；（2）丧失稳定性的原因要明确；（3）明确控制稳定性的手段：计算公式的推导和物理本质，构造做法和原理；（4）一些工程实例；（5）由于涉及到的钢结构稳定承载力验算有相当多的概念，因此，对设计规范公式里每个参数的含义应讲解清楚。
四、结语
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实践而言，系统性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值得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有意识地主动运用。在“卓越计划”人才培养目标中，帮助学生逐步建立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实践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教学要求
，因此在教学中建立系统的综合工程思维模式是值得探讨的课题。〖HJ1.8m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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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7
关键词：劳动二重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价值论；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2-0080-07
就“原生地”实践属性而言，劳动价值论逻辑归于历史发展进程，是对历史的逻辑性质不断深入地理论反映。这种实践逻辑旨在突破文本学研究框框，进到真正意蕴的理论实践活动规定，引领理论建构的开放结构，指示经济学拓展的方向。这一依托历史和实践的“知识构图”本质上在于否决任何的以预设论为目的的知识学构造企图，旨在通过将逻辑和认识本身归入实践域、历史域，彻底否决和破除僵化的形式主义见解。
一、二重性实践规定
什么是二重性呢？马克思没有正面作答。马克思说劳动二重性是这样的：“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前者指物质生产的历史存在规定和形式，后者指物质生产的社会存在规定和形式。二者显然不能两分，毋宁说是一个规定整体。马克思强调：“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它的产品，或者把这个商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可见，马克思的意图是指明所谓“劳动二重性”即“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所以他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明确指出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这种用语性质决不旨在单纯下定义。仿佛蒲鲁东那样，“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所准备的材料中提及：“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因此，二重性——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本质上是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用语，用旨在于指示大写的生产规定，亦即生产的一般规定对生产的特殊规定的关系，探明生产一般历史演进的内在结构。生产一般乃是特指生产的母体发生关系结构。所谓“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特殊是生产一般的历史羽化（过程），是社会要素的各种特殊结合过程和结合体式。这种母子发生、发展关系决定：“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二者统合的实践结构即“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
马克思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与探明生产规定的历史发展机理及其内部运动机制，即揭示物质生产的历史规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生产的社会规定。二重性建立为剖解发生过程的内在装置：既是认识装置，也是实践装置；既是理论装置，也是方法论装置。实践结构同时是历史生产的实践路径形式，直接抵减资产阶级科学主义的用语效果。马克思多次表明运用该规定的语境和具体语义是“辩证法”。但其实是指：“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表白：“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因此，使用历史（主义）用语的用意在于“采取批判态度”，亦即显然是“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
总的来说，二重性理论与规定底蕴在于揭示大写规定的社会存在，从而生产关系的发生机理。在这种意蕴上，能够接纳谢尔盖耶维奇的概括：“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属于人类天才的最伟大成就，或许只有它可以和有可能接近弄清物质结构本质的原子核结构的秘密相媲美。马克思对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研究，为阐明商品生产，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经济过程和现象的二重性，提供了一把钥匙。”但这毕竟不是什么“科学发现”，而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严格地实证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体性批判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体系由此可以确定为：第一是历史对象，马克思名日生产。第二是认识对象，即由列宁理论概括的生产关系。第三是理论对象，这是理论询问一定社会历史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学，即社会生产关系如何发生。导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能够简洁性地说明：“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于讲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完“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这一句断论后，则立刻表明它将“留待别处（后面）再说。”之后，导言留下的总标题赫然是：“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二重性的内部发展与运动结构，使生产本身具体为“一定生产”（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物质生产），即特殊生产——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即在历史对象环节或发展阶段，抽象劳动定格为一定的社会存在。继之，在认识对象环节或发展阶段，抽象劳动定格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又于理论对象环节或发展阶段定格为一定的逻辑发展关系，亦即一定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前者是历史直接生产认识本身，后者则是借助对历史的总体考察。而又以逻辑为中介间接生产理论认识体系。
二、批判：资产阶级物象拟制
资产阶级解释学的旨意在于解释世界，因为“理解活动本质上就等于解决问题的全部活动。”真实用意只在于说明：“人转化为物一般的存在，不以人的方式而按照物的世界的规律行动。”因应了自足世界的变化，成就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奠基“资产阶级科学性”。就本质而言，这是一种非批判和辩护性理论体系。因此，将研究对象归结为实践性的理解结构否决了资产阶级解释学理论。
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文件”中宣称：“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称此时的研究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并且“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但马克思很快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一种特别的理论与认识拟制：“不理解运动的联系”。“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仅仅在物象视野以内完成了对资本的分析，——在这里，“劳动的物的条件，都天生是资本。”马克思进一步批评说：“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后来，这些抽象概念成了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它们越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就越使人讨厌。”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物化当成“历史”，把物象当作“逻辑”，搞虚假二重性分析，这样，对资产阶级理论所进行的批判构成马克思理论创建行程的实际发生起点。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以近乎浪漫的笔调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极其浓缩的全史，提炼出社会生产发展的支架形态。《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加以对比分析：所谓“古代的生产”，所谓“现代的生产”（即资产主义生产），所谓“共产主义的生产”，从而揭明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规定和与之契合的理论外观形式。该分析确立于历史本体范畴——物质资料生产——之上。《共产党宣言》称：“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据此有理由欢呼和热情期待“生产力革命”不断深入地历史进行。不仅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更主要在于：“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样说也是因为只有这种发展才展示出人格化资本的历史的价值，亦即“只有当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并且，如果说“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当它一旦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那么，“这需要在社会上有一系列的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只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的产物。”
资产主义历史生产的特点是：物的依赖关系和抽象统治。但是，资产阶级理论家决不会这样认识。而是相反，极力抹杀物生产的历史生成性特征，赋以自然性质、绝对形式的内涵。物质生产只是在这个规定性上展示——成为“技术工艺学”：物化的出发点替换历史生产出发点。于是，“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而如此，“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这件事同劳动过程本身混淆起来，从而把单纯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在其中也转化为物的要素——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促成其倾向于“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以此证明“资本的存在是人类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马克思抱怨说：“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原始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只强调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这样，在平面中，劳动被看作是纯粹主体，资本被看作是纯粹客体，完全抵消了《资本论》建立起来的科学说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
历史存在是二重性的一面，社会存在是二重性的另一面。资产阶级理论家将逻辑虚假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即虚假为单纯的逻辑性认识。这就是“物象一般”，亦即物象化。这种颠倒恰恰是方法论与认识论在规定性上的颠倒。因此，“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对于劳动产品普遍采用商品形式、因而生产者之间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于比较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并在这种物的外壳下把他们的私人劳动作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加以比较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类型，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补充。”
资产阶级理论家进一步将“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颠倒为科学研究的本题，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于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出现以上讨论的情形：“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但是，促成拜物教（或者说“物化”）的意识的再生产的只是物象化本身，因此，所谓物象化，不外乎指物化现象的普遍化。是物象普遍性规定的“社会获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宣称自己具有“社会工艺学”，具有水晶球般的自足形式体系逻辑。但是，其由以支撑起来的结构不过是上述的“认识实践”工作路线：物化一物象化。在资产阶级虚假存在论上，它们形成一种逻辑构造上的实质性存在：物象二重性。其本性却不过是由资产阶级认识规制的“虚假二重性”。为了保住关于“纯粹人的关系”的理论幻想。资产阶级所依赖的仅仅就是这些“一般概念”和“一般规律”。于是，经济学研究对象定格为“社会物象关系”。经济学理论由关于生产关系发生的历史询问演变和颠倒为关于物象（化）关系发生的逻辑询问，所谓“物化生产（方式）——物象关系——交易关系”认识结构。这种虚假的社会存在体现在逻辑认识上的“理论反映”，即所谓资源配置问题。但马克思揶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会诉说“商品内心的话”，却只会说：“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
三、蕴涵批判的建构：科学价值论体系的创建
当霍奇逊指责马克思依靠“超历史的描述”进行逻辑推理时，忽略掉马克思实践批判理论的实质是二重性理论。因此，在其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价值理论体系所形成的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及其价值学说的系统性的历史实践批判，而决非单纯的逻辑认识批判。
所谓马克思依赖超历史分析的观点是这样形成的：（1）“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一方面，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渗透到了所有种类的社会一经济系统之中；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组织和过程的劳动，同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在概念上是相当一般性的……。”（2）“的确，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帮助他为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命血液——劳动进行了超历史的描述……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进行分析时强调历史特性，但是价值却在本质上依靠劳动这个非历史的和‘自然主义’的概念。”（3）甚至，“马克思的超历史的社会劳动概念，意味着个体的行为能够按照普遍的理性来事先计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假设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同样占据显赫地位。”以至无端指责：（1）“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使用了超历史和非历史的范畴，而在于他没有给出有关它们重要性或者选择、建立它们的方式的方法论上的指导。”（2）“问题是，在他的方法论中，并没有给这些概念以明确的定位。”（3）所以，“虽然马克思批评了这些所谓的一般性范畴，但是却依靠其他有待商榷的、非历史性的范畴，而对于为何采用它们却没有给出恰当的理由。”但是，“没有这样的指导，我们可能会在稀缺和效用这些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概念中迷失方向。”
霍奇逊的迷津在于：一方面确认了物质规定的“历史不变性”，另一方面，却使之在认识功能上等同于“劳动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关于前者，例如马克思讲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以及“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质内容，是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们的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关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马克思则是这样说的：“商品的交换过程……从物质内容来说……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进一步说明：“劳动过程分解为下列简单要素：1.人本身的活动或劳动本身；2.劳动对象；3.劳动资料。”“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分析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以生产使用价值、使外在物适合于需要为目的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与它的任何社会形式无关，倒不如说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考察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
这表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按其规定性只能够是不变的物质规定与不断历史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那些“社会规定”的统一，即生产一般不断发生对生产特殊的社会外化作用和进行“历史升华”。劳动从整体上而言即生产方式。社会劳动从整体上看，则只能是一定的存在，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所以，劳动过程引起变化的是它的物质外壳形式及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社会外壳形式；前者是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形式，——不管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如何变化，这种物质规定性总是存在和历史一样的，后者是劳动过程的社会条件和生产形式。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统一，是劳动方式与外壳形式的实践统一。所以一方面，“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另一方面，劳动方式一旦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物质革命”终究会推动和引发全面的“社会革命”。这些“革命过程”整体决定了包含在它里面的那些关系的社会实践性质。例如马克思提到的，“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即在这里，“起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得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在还没有资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资本家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使得工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
正是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建立了对于“劳动”的历史地、动态地抽象考察，形成了基于“劳动一般”基础上的社会历史考察的具体化。促成马克思强调：（1）“我们对劳动过程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它分解成的，它作为劳动过程所固有的最一般的要素。这些一般的要素必然产生于劳动本身的性质。”（2）“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3）“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另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这表明马克思研究生产没有依靠什么教义和使用刻板的方法。马克思没有使生产研究沦丧为有关一般生产的诠释学。马克思说：“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同时，“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但是，这不过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因而，“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这不过意味着永恒变易的运动，在这里，生产只是作为“历史生产”存在，总体体现为具体性生产规定的社会历史的成长运动。这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意义的“社会工艺学”：物质革命一劳动方式变革一社会革命。目标是确立“真正的经济——节约……劳动时间的节约”。同样，“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相反，资产阶级学者在建立这种抽象的研究过程中，从物性科学中寻求主体与客体的联系，将劳动一般、生产一般歪曲为“物象一般”，以逻辑结构认识奸淫存在。物化环节：建立了资产阶级存在论i。“存在”作为被规定者。所谓对象，乃是物象意义的物化生产，亦即是人的劳动于物，而人本身又为这个不断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运转的物的体系所控制，因此不过是认识建立起来的主体与客体的“虚假社会联系”。物象化环节：继而建立资产阶级存在论ii。“物象”作为规定者：认识的具体生产者。资产阶级经济学正是从虚假本体（所谓“一般生产”）的考察出发，通过将认识对象拟制为“纯粹现象”（物象），得以在理论研究对象层面获取虚假的社会存在规定性。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是这一系列虚假之路的理论外观形式，是物性科学的诸种发展形态。这是资产阶级“物象拟制”的问题由来与实质所在。
马克思的批判从否决物象自足性开始，也即从实践开始。马克思说明：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差别”，因为资产阶级极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随着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单纯内部的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变成作为单个人的个人，不过是作为社会的单个人的个人借以再生产自身的财产。即有机的社会躯体。使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在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所以实践批判的要旨是确证这一点：“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批判的结局是对经济拜物教意识进行“认识瓦解”，由社会物象关系转向社会生产关系，建立资产阶级生产的“病理学解剖”研究。这就决定实践路线必然是由内而外、由本质至现象。即确认以下事实：（1）“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以及它的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2）“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3）“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4）因此，如果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永恒公平的理想”，然后，反过来“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那么，就像“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这“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又究竟“高明多少呢？”
对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来说，批判不过是反面的建构，从而引致马克思进一步的总体历史实践批判：“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的。但是很明显，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
四、理论总结
由于劳动二重性和社会存在的实践结构“理论共构”，资本主义对象在理论认识上只能够建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种认识结构的“秘密”表明，一方面，“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所以，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另一方面，资本就基本发展逻辑而言，形成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内置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规定性，“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8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课程是一门从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又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专业基础课，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同是它还是个倾向于叙述性质的课程体系，有着高度浓缩的基础理论。理论性强，微观概念多。《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课程，不像物理、力学等有着严密的逻辑推导和计算过程，也不像机械制图等相关课程，比较直观生动。《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课程总的特点是理论性非常强，涉及的原子、分子水平的微观概念很多。特别是与金属学相关的部分，如晶体结构、晶体缺陷、位错运动以及凝固结晶、相的概念、组织转变等，这些概念都是微观和抽象的，学生无法通过推导计算获得，更无法通过肉眼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到，有时候需要通过一定的空间想象力来理解它们。这样就导致教师讲授起来有一定困难，而学生学习起来感到难以理解，从而感觉枯燥、乏味，失去学习的兴趣。本人从事《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教学多年，就其学习方法谈点个人体会。
1贴近学生喜好，引发学生兴趣
心理学告诉我们，兴趣是人的认识需要的情绪表现，是学习动机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学习兴趣的培养、保护和发展对于激发高职学生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尤为重要。许多学生不是不想学，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学习兴趣，没有学习动力，时间一长甚至发展到厌学的程度。《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这门课程体系相对独立，与其它学科衔接不多，学生在学习该课程之前，对其了解不多。因此，教师给学生上好第一堂课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应注重介绍：能源、信息和材料早已被列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三大支柱，材料对科技进步、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关键性领域，起着先导和基础作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材料的研究与应用。例如在课堂中可列举同学们熟悉的实际事例，结合授课内容潜移默化、正确引导，让学生体会材料科学的奇妙性和材料的重要性，认识学习这门课程的意义。另外在课堂中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多媒体技术是现代化教学的非常有效的辅助工具，教师要注重利用并充分发挥多媒体的特点，制作形象生动的多媒体课件。对那些学生难以理解、教师又难以讲解的比较抽象的内容，比如晶体结构原理、合金结晶过程、位错类型及运动过程等，通过收集以及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简单的动画，生动形象地来演示复杂的变化过程。这样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同时还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对钢铁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等，注意并积极收集工程训练实习以及工厂企业的热处理工艺过程的录像资料，在讲解课本内容的同时辅助播放实际热处理过程录像，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课程内容具有真实感，更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2贴近生活，使抽象的问题生活化
在《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教学中，要努力挖掘教材隐含内容，力求用俗语来总结描述纯理性的知识，上课时用学生生活中接触到的事物或者大家耳熟能详的生活常识、成语来帮助学生由表及里地学习。例如：在钢的热处理教学过程中，在讲解“钢的淬火”时可以引入每个学生都玩过的“木头人”游戏，更好地了解淬火钢的不稳定性和残余内应力的产生；把“钢的回火”可以说成是对淬火钢进行温室按摩，根据按摩时候的温度和放松程度的不同可以得到不同性能的钢，让学生在很轻松的气氛中了解了热处理的方法和作用。学生进行车工实习时，让学生从实践中亲身体会了材料丰富的知识内涵。又比如，在讲到铸铁的时候可以引出“恨铁不成钢”的俗语，再简单分析众多家长对孩子的殷切希望，在调动每位被寄予厚望的学生学习情绪的基础上，提出：“钢和铁有什么联系？”“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钢比铁性能好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钢与铁的不同？”带着这些问题进入课程很容易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当讲到铁碳合金相图应用时，先问为何要“趁热打铁”，在学生积极思维状态下，把钢加热到1000℃至1250℃，此时钢组织为单相奥氏体，塑性好。并由此实质内容作适当引伸，以提醒学生把握良好的学习机会和人生机遇。
3教学结合实习与实践，紧密联系实际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因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理论结合实际、带学生下车间参观等教学方法，通过学生在车间的生产实习和对生活中机械产品的认识以及对周围机械行业的大体了解，让《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内容与之对接，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进行车工实习之后，将“车削下的铁屑为何变成蓝黑色”等问题也可以引到热处理中。再如：学生钳工实习之后的小作品小铁榔头敲击后，铁榔头工作面凹凸不平，而另一个被热处理过的铁榔头工作面平整如初。同种材料所制的两个铁榔头为何性能不一样？让学生从实践中亲身体会了材料丰富的知识内涵。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9
摘要：被韩非称为”世之显学”之一的墨家学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支奇葩。在墨家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中，职业教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对科学和技术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等，都对当今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墨子(公元前aso-一公元前389年)名翟，战国初鲁国(今山东滕州)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其科技教育理论与实践达到了同时代世界的最高水平。他本来师从儒学，但讨厌其重礼厚葬的繁文褥节，便创办了墨学，成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截然不同，最突出是把儒家不屑一顾的技术教育，包括自然科学和劳动技能等教育内容倍加重视和推崇。墨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并称“显学”，其职业教育思想独树一帜。今天，深人研究墨子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对推进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墨子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墨子所处的战国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转变时期。封建生产关系逐渐成熟，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繁荣，产品极大丰富，生产力迅速上升。这样就把更多的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脑力劳动，从而创造更丰裕的科学、文化、思想成果。同时，战国初期又是一个动荡的变革时期。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复杂，除战争外，还竞相养士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派别，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繁荣局面。
二、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简述
(一》培养‘.兼士”的教育目的
基于“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墨家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兼士”或“贤士”，进而实现贤人政治或仁政德治。对于“兼士”的标准，墨子提出要“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要具有深厚的道德品质，能言善辩的辩论技能和广博熟练的知识技能。道德培养尤甚，使兼士能“爱无差等”，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不分彼此亲疏、贫富、贵贱，都能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僵子·兼爱下》)辩论技能的培养是为了能让兼士去社会上推行“兼爱”的主张;知识技能的培养是让“兼士”投人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去，有兴利除害的能力。墨子经常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门徒大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同墨子一起学习和劳动，在培养德行基础上，努力掌握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受到了很好的劳动职业训练。
(二)科学和技术为主的教育内容
墨家确定了一套独特的教育内容以培养兼士，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内容和思辨能力的培养。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内容更多的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特色。思辨能力的培养，在于锻炼和形成严密的语言逻辑，从而在论辩中能说服别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1.自然科学知识
墨家学派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物理学
力学。力学是现代物理的重要分支。僵升中记述了丰富的力学知识。如关于机械运动的正确定义:“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
光学。光学是墨家科学教育中最出色的部分，从“光的直线行进”这一基本光学原理，探讨了一系列光学问题，对平面镜、凹顶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并做了类似“小孔成像”的实验。
(2)数学
《墨子·经劝中含有丰富的数学概念，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邃的数理哲学思想。如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一中”即“对中心一点”，“同长”即“等距离”。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墨子是对十进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J卿数学卷中所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2.生产技能知识
僵矜中记载了许多墨家传授劳动技术的内容。墨子特别注意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学习经验，掌握技能。《墨子·辞过》:“圣人做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僵子·节用中》:“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鞍、饱、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自身为人师表，直接从事生产，并且具有很高的技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的门徒大多出身于“农与工肆”，他们同墨子一起学习和劳动，在培养德行的基础上，努力掌握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受到了很好的劳动职业训练，为将来实践墨家的理想打下了基础。
3.军事知识
墨子可以说也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精通各种军事技能，并把它充分的运用到其宣传“非攻”思想的行动中。僵子·公辙中就记载了墨子通过向公输班演示军事布阵止宋攻楚的一件事。他不动一兵一刃成功的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且宣传了自己的“非攻”思想。
《墨子》中“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等章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墨子守城理论的特色:军事谋划与工匠技术相结合。
4.思辨能力的培养
包括形式逻辑和论辩方法的教育。墨子特别强调语言的逻辑性，要“上说下教”，必定要有正确的观点和逻辑严密的语言内容和论辩的方法。他提出要用“三表”来衡量人的认识和观点是否正确，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和“有用之者”，从历史的经验知识、民众的经历和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
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史上，墨子首先提出了“类”、“故”的概念，提出“察类明故”的命题，即运用类推与求故的方法，讲求以理服人，追求思辨技巧，言行有据。
(三)重“作”重“行”的教育方法
重“作”即重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墨子主张:“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僵子·耕柱》)对古代好的东西应当继承，而在今天则进一步创造出新的东西，希望好东西能更多一些。可见，墨子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十分重视。
重“行”即重视实践。墨家的实践内容除了道德和社会政治之外，更多的是生产、军事和科技的。从实践中学习技术，总结经验，培养改造社会、推行政治主张的能力。
在墨家教育方法中，还强调了量力而为。依据学生的精力和能力进行知识的传输和技能的培养，同时告诫学生凡事也要量力而行，切勿贪多务得。
三、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学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职业教育也深受其害，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职业教育一直没有销声匿迹，但也总是作为官方儒学教育的附庸，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在我国有上百年的历史，而真正的发展在近二、三十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开始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熟练技术人员，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社会的需求相脱节的，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是理论能力重于实践动手能力。因此，如何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许多适应社会经济生产发展而开设的职业技术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高于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成铁的事实。在职业技术教育欣欣向荣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中寻找他山之石。
(一)要有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识
中国的传统教育一直忽视职业教育，从几千年前的孔子开始，轻视劳动技能的学习，使教育的目的一直在“人仕”中徘徊，上学是为了做官，直到现在，很多大学生认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进政府谋得一官半职。这种观念已经与社会的需求相违背。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才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
《二)结合社会需求开设专业
墨子在当时动荡的年代，为了社会安定与人民幸福，毅然抛弃儒家繁文褥节“礼”的教育，从实际生产实践中寻找教育目标、内容与方法，只要是对生产劳动有帮助的技能都被墨子吸收到自己的教育中来，上升到理论，并亲自带领学生践行。他的军事技能是为了宣扬自己“非攻”思想，为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我们现在的职业技术学校也应根据社会需求开设专业，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有助于学生的就业，对社会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在实践操作中掌握技能
即使有广博的知识，还应以实践为根本。一切说教，一切理论，都必须见诸行动，根本在于实践应用。墨家艰苦实践的精神不仅体现于践德，而且体现于生产、科技及军事领域。用以指导教育和教学，表现出积极的实践特征。
职业技术教育要求学生走出校门后，就能立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这就要求重视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在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就应该多到现场练习、操作实践。多练，多动手，才能熟练地掌握技巧，真正实现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培养出更多的既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社会所需要的真正人才。
(四)勇于创新、警于创新
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中蕴含创新的精神，他反对孔子“述而不作”的观点，指出要根据实际需要教学，“述而且作”拓展了教育的范围，教学的内容冲出了孔子“六艺”范围，生产技能和科技教育等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墨子根据已有的材料和技术创造出新的事物，如他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劳动实践内容概述篇10
【内容提要】“实践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那种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市民社会）的“实践的意识”（社会权力），即剥削阶级的国家。其中，“唯心主义”一词表示这类国家颠倒了公共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它对社会生活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实践的”一词则表示借以进行剥削的手段是暴力实践。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历史上第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用它来揭示作为上层建筑首领的国家的本质。
【英文摘要】thepracticalidealismisafundamentalconceptioninmarxshistoricalmaterialism.itreferstoacertainpracticalconsciousness(societalpower)thatregardeditselfasadeterminativefactorofsocietalbeing(civilsociety),namely,tothestateofexploitingclass.intheconception,idealismindicatesthatthestats,whichputtherelationofpublicpowertocivilsocietyupsidedown,rurntheirleadershiponsocietallifeintoeconomicexploitationofthepeople;practicalindicatesthatthemeansofexploitationisforciblepractice.thepracticalidealismwasthefirsttypeofidealisminhistory,withthisconceptionmarxbroughttolighttheessenceofstatethathadbeentakenbyhimastheheadofsuperstructure.
【关键词】实践的意识/实践的唯心主义/市民社会/国家praciicalconsciousness/practicalidealism/civilsociety/state
【正文】
卡尔·马克思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唯物史观的创始人。这个全新的世界观作为一项划时代的功绩已永炳史册。另一方面，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把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国家制度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这样，便引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于他所规定的革命对象应该有一个世界观层次上的说明。本文认为，他关于“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实践唯心主义的镜象”的思想便提供了这种说明[1](p.126)。“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是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关系，以及国家本质的深刻描述。就笔者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中英文研究资料来看，对该概念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拟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探索，权充引玉之砖，以使得这项研究能够开展起来。
一、判定praktisch-idealistisch一词的涵义时面临的理论困难
关于唯心主义(idealismus)这一概念，恩格斯在《终结》一书中曾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把他们自身分成两个大的阵营。那些主张精神而非自然界是本原的人，……组成唯心主义的阵营。另一些把自然界看作本原的人，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这里，“唯心主义”指哲学两大派别中的一支。的确，“唯心主义”一词的发源地属于哲学的领域，其词根idea便来自柏拉图哲学的中心概念——idee（理念）；idealismus（唯心主义）一词若直译便是“理念主义”。
另一方面，把唯心主义同建立在对思维和存在之关系的特定解答上的世界观联系起来虽然是有历史根据的，却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这种联系绝对化，以至于认为唯心主义这个概念只能用在哲学领域之中。稍后我们将看到，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次生的唯心主义。然而，把它同某种特定世界观的联系固定化的做法似乎已习以为常。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度。下面的事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有这样一段话：
daβdiebedingungen,innerhalbderenbestimmteproduktionskr＠①fteangewandtwerdenk＠②nnen,diebedingungenderherrschafteinerbestimmtenklassedergesellschaftsind,derensoziale,ausihrembesitzhervorgehendemachtinderjedesmaligenstaatsformihrenpraktish-idealistischenausdruchhat,……[1](p.122)
它的中文版译文如下：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2](p.35)
我以巴黎社会出版社德法对照版的《费尔巴哈》中的德文原文为依据，参考对照页中的法文译文，把它翻译如下：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被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统治条件；这个阶级的由篡夺而来的社会权力，在历次的国家形式中都得到了实践唯心主义，的表达，……（注：马克思此处所用praktisch-idealistisch一词，在德语中称为“带连词号‘－’的复合形容词”。被连词符号连接起来的两个形容词之间可能的词法关系有：并列关系，同位关系，限定词（前者）对基础词（后者）的修饰关系，等等。第三种情况在德语中极为常见（参见：窦学富·带连词号“－”的德语复合形容词词义分析。德语学习，1996.(5).34-38.）。从praktisch-idealistisch所处的上下文来看，该复合形容词属于第三种情况。据此，本文将它译为“实践唯心主义的”。它的词法涵义是：与之相应的复合名词为“实践的唯心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
按照编译局的译文，这段文字有三层涵义：1.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是阶级统治的物质条件；2.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其“财产”；3.作为国家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实践的观念”。
按照我的译文，也可以划分出三层涵义：1.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阶级统治提供了物质条件上的可能性；2.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主体条件是：在社会分工中履行公共职能的那个阶级，凭借工作之便，把公共权力变成了谋取阶级私利的工具，从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克思用besitz一词来刻画这个转变过程（我译之为“篡夺”（注：besitz是由及物动词besitzen转化而来的名词。它的基本义是“占有”，“占据”，引伸义是“占有物”，“财产”。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是该名词的本义：“占有”。他在《费尔巴哈》中涉及“财产”这一概念时使用的是另一个较正式的名词eigentum。besitz在语义上要求一个宾语，以表示“对…的占有”。这个逻辑宾语在文中由macht（权力）一词承当。所以，对照页中的法译文把besitz译为及物动词posséder（占有）。bestiz被马克思用来描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社会权力最初并不是行使权力的那个分工集团的私有物，但该集团却利用履行社会职能的机会“占有”了这个权力，更确切地说，“篡夺”了这个权力。因此，他在后来用英文写作的《法兰西内战》中，用usurp（篡夺）一词来描述这个公共权力被剥削阶级化的过程。参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柏林：dietz出版社，1978.(i,22).56。）；3.对公共权力的这种阶级性质的“占有”或“篡夺”，使得社会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即国家。经历了这一重大转变的社会权力，无一例外地具有“实践的唯心主义”之性质。
比较这两段译文，二者对第一层涵义的理解是相同的。编译局译文中的后两层涵义恐怕都有违背原意的不妥之处。第二层涵义的失误在于，没有注意到在短语derensoziale,ausihrembesitzhervorgehendemacht中，besitz和macht之间在语义逻辑上有一种动宾关系。相形之下，德法对照本中的法译文则以法文惯有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将它译为：lapuissancesocialedecetteclasse,découlantdecequellepossède。颇得德文原文的真意。第三层涵义的误译似乎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受阻于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译者并非不识idealistisch这个词的正常所指，令他不理解的恐怕是复合形容词praktisch-idealistisch所要表达的思想。按照该复合词正常词意和所处的上下文，应译为“实践唯心主义的”。然而，根据哲学界的现有思考模式，唯心主义必定是同纯粹思想有关系的，绝不能把它同国家机器这一类以暴力实践为形式的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便全然不顾idealistisch（唯心主义的）和ideell（观念的）是两个意义十分不同的词这一事实，将前者强行译为后者（大概由于两者都有相同的词根idee之缘故吧）。这种削足适履式的翻译错误从一个侧面说明，多年来，我们对“唯心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比较狭窄，只知其一（哲学唯心主义），不知其二（非哲学形式的唯心主义）。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现行教科书中关于唯心主义的概念，以使它能够适用于像国家这样的非纯粹精神的现象。
二、关于广义唯心主义的定义
从上面我们对praktisch-idealistisch的翻译和诠释中可知，唯心主义并不是哲学领域里独有的现象。那么，这个“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如何定义的呢？它与哲学唯心主义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的另一段话为此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
对现存经济界限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表达(idealistischeausdruck)，不仅仅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也存在于实践的意识(praktischebewuβtsein)当中；就是说，使自己获得独立并同现存的生产方式对立的意识，不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1](p.102)
这里，人们的社会意识被分成两大类：实践的意识和理论的知识。公共权力或国家被归之于实践的意识。这个分类对于扩展唯心主义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因为，既然公共权力的一般本质是意识，那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就可能变成唯心主义化的权力——国家。唯心主义的概念只有对于意识这种第二性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
根据这段话所蕴含的广义唯心主义的定义，与哲学唯心主义定义中的“存在”（自然界）相当的角色是“经济界限”（社会化的自然），也可称之为“社会存在”；而与“思维”（精神）相当的是“意识”，包括理论的意识（如哲学）和实践的意识（如社会权力）。可以看出，这个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与狭义的唯心主义定义中思维对自然存在的关系在结构上相似，即广义的关系是对狭义的关系的扩展。因此，可以用这个扩展了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来定义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不难设想，在这个广义的关系中，如果意识的任何一个分支脱离了客观存在，即实现了“自我独立”，把自己设想为第一性的东西，便构成了意识对存在的“唯心主义表达”：或者是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如哲学；或者是实践上的唯心主义，如国家。前者是我们在狭义的定义中已经熟悉的，而后者正是广义的定义所要规定的。
总之，实践的唯心主义就是“主张”实践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那种唯心主义。这个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的“实践的意识”即国家。由于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因此，在对它的理解上还有一些难点有待澄清。例如，实践的唯心主义究竟是如何“主张”社会权力为第一性的呢？是否由当权者在群众集会上大声宣布：“公共权力决定社会生活”，这个权力便唯心主义化了呢？果真如此，政治唯心主义同哲学唯心主义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要弄清楚二者的区别（以及联系），又涉及到被唯心主义的抽象定义所掩盖着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一重要的问题。
原来，当实践的唯心主义“主张”公共权力为第一性事物的时候，并非象哲学唯心主义那样以纯粹理念为中心（本体）来构造一个哲学思辨的体系，从而用抽象概念的语言来说出其唯心主义；实践唯心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以公共权力（实践的意识）为中心来构造一个政治统治的体系，进而用政治行动的语言来“说出”其唯心主义。这意味着，作为实践的意识，国家权力既是意识的主体，又是行动（实践）的主体，一身而二任。该权力的行动指南是某种由悠久的掌权经验积淀而来的政治本能，使得它在能够理论地编造出“公共权力是第一性的”这一信条之前，就早已经在本能地如此行动了。至于如何从理论上来为这个原始的、粗俗的唯心主义辩护，那是很久以后才产生的哲学唯心主义的任务。可见，实践的唯心主义是理论的唯心主义之祖。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构造一个哲学思辨的体系，词语概念和思辨技巧是基本的要素；但是，要构造一个政治统治的体系，不仅需要武装的人们，而且也需要物质性的附属物，即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维持这些统治要素的开销是很大的。于是，全体社会成员便被强行征收所需要的财物，这就是捐税。作为整个社会生活都必须为之低头就范的统治费用，捐税的出现是公共权力唯心主义化的基本标志。表明，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公共权力已经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而独立，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的东西。随着这个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扩大，甚至连捐也不够用了，国家便发行期票，以国债的方式借款。再接下来，更有那纯属国家单方面行为的赤字预算，卯粮寅吃……与此同时，当政府官员的薪金不够用时，损公肥私，贪污受贿便在所难免。
上述丑行和腐败之所以产生，从当事主体这方面剖析，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以此类逻辑为基础的：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万物主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而，整个社会生活都应该围绕着这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权（实践的意识）来旋转，服从于它的巧取豪夺。这个头足倒置的逻辑清楚地说明，复合词“实践的唯心主义”中的基础词“唯心主义”指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限定词“实践的”则指用以维护这种剥削掠夺的手段是某种具有普遍形式的强制力量（注：实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质，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质。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22-523。），即有组织的暴力，阶级的暴力。
下面，我们从“实践的唯心主义”的和历史起源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内容（经济剥削）和形式（暴力实践）。
三、实践唯心主义的历史起源
如前所述，实践的唯心主义是作为“实践的意识”的社会权力对于一定经济基础的唯心主义表达。马克思把这个经济基础称之为“现存的经济界限”、“现存的生产方式”，或“市民社会”。追溯这些物质基础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的前提；而劳动的分工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注：以下的历史描述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分工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分工又成为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最初，只有以男女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一些简单分工。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展，工商业劳动逐渐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后来，又出现了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这样，以农业生活为自然前提，以工业和商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便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面貌。此外，在工业和商业各自的领域中，又有许多具体的分工。另一方面，由不同的分工部门组成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说，分工也就意味着必须有某种公共机构来管理、协调不同的分工部门，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这个基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管理机构，即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公共权力固然是由劳动的分工所造成的市民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然而，作为不同的分工部门的协调者、管理者和集体安全的保卫者，这个公共权力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工部门。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个新部门也在扩展：在量上越来越大型化，在质上越来越独立化。表明，一个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专职权力机构正在形成。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产生了对相关知识和技能（如书写，测量，计算等）的需要。于是，从作为“实践的意识”的管理部门中，分化出来一些专门从事“纯粹的意识”的子部门。至此，劳动的分工走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完全分离的社会大分工。经过这个分工，原来站在社会之中行使社会公共职能的那一部分人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开始站在社会之上，专门从事经济生活的领导、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科学艺术的创造等属于精神生产的活动。这部分人便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余的大多数人则继续停留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部门，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保证除了生产出维持自身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外，还要生产出维持精神生产的部门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产品。这些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便沦为社会的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大分工，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后果：在精神劳动（或意识生产）的若干分支机构中，执掌公共权力的那个部门通过对权力的篡夺，率先演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机构，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并动用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暴力工具来保卫这种统治阶级的私利。这样一来，在公共权力（实践的意识）和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上就产生了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现象：本来是第二性的、作为社会公仆的公共权力由于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从而将自己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事物，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个利用组织化的暴力作为其生存手段的唯心主义就是国家，即剥削阶级用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暴力机关。可见，“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巴黎：社会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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