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1
关键词：高校经济合同纠纷成因
中图分类号：F272.5；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37-02
高校作为承担公共服务的组织，属事业法人，拥有合格的民事主体地位，依法享有对外签订各类合同的权利，并独立承担因此而至的民事义务和责任。高校经济合同是高校为实现发展目标，以自身为一方主体与其他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在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基础上签订体现经济内容的合同。高校经济合同是高校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与其他平等主体意愿表示一致的结果，从合同主体、订立等方面看符合民事合同的特征。高校经济合同一般有设备采购合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设备设施搬迁合同、学生保险合同、场地（设备）托管合同、校企合作合同、物业管理合同、供用电合同、食堂托管经营合同等。
高校经济合同在合同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过程中，往往会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不可避免会出现纠纷，而且纠纷的范围广泛，涵盖了合同从成立到终止的整个过程。具体来说，高校经济合同纠纷有的是因合同是否有效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文本理解不一致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是否已按约履行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违约责任应当由何方承担及承担多少而引起的争议等等。我们可以从人为因素、管理因素、外部不确定因素等三个方面对合同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人为因素分析
高校经济合同的主体是高校和与之签订经济合同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人作为载体参与经济合同从生效到终止的整个过程，离开了人，经济合同纠纷就无法存在。
合同管理工作专业性、综合性很强，合同管理人员是应当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职业道德和情商方面有很高的要求，既要求有较深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书面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还要求有本行业本专业知识、法律知识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然而高校在经济合同管理人员配备上没有按高规格进行，高校经济合同管理人员文化素质与其他部门人员相比要低。我们调查了解到广西高职院校经济合同管理人员缺乏，管理人员的学历普遍只有本科学历，有的只有大专学历，甚至只有高中学历，没有经过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合同管理人员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行为不规范、使用合同文本不规范，没有使用格式合同文本，造成双方对合同标的约定不明确，合同条款不完善，权利表述不明确，意思表达模糊。签订的一些合同条款过于简单，约定的意思不明确、不具体，无法操作或者操作过程中容易引起歧义产生纠纷。合同管理人员素质低，直接影响合同管理的质量，经济合同纠纷是在所难免的。
合同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风险防范意识较差，也会导致经济合同纠纷。部分高校领导对合同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关注高校教书育人，经济合同相关管理人员合同法律意识淡薄，对市场与合同、合同与合同管理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认为是老关系，碍于情面搞口头的“君子协议”，不签订书面合同；有的缺少对合同向对方资信的调查了解，没有审查对方的法人营业执照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就草率签订合同；有的怕麻烦，图省事或只签内容条款不全的合同；有的则为偷逃国家税款，故意不签订书面合同或者签订“阴阳合同”。这些都极容易引起合同纠纷。
合同管理人员工作态度差以及职业道德低下也是造成经济合同纠纷的原因。有的管理人员只是应付性地完成任务，需要签订合同却不签订合同，或者草率签订合同，一旦签订合同就将合同束之高阁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进行监控；有的不重视自身按照合同约定应履行的义务，认为关系好，没有按时交付标的物或支付款项等；有的对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事实证据收集意识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对方违约事实后，往往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没有必要计较该问题，或者处于双方关系考虑不愿意计较该问题，也就没有重视和收集对方违约的事实证据。一些工作人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交付货款或标的物时，不注意索取凭证，有的得到了接收凭证也不注意保管，导致丢失或毁损，在双方对质时无法提供凭证因而产生纠纷。合同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意见不一的情况，由于合同管理人员工作态度差，方法简单处理不当，很小的事情被放大或是激化，也会造成纠纷。
二、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管理因素分析
合同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合同的资信调查、签订、审批、会签、审查、登记、备案制度，法人授权委托办法，合同示范文本管理，合同专用章管理，合同的归口管理，合同履行与纠纷处理，合同定期统计与考核检查，合同管理人员培训，合同管理奖惩与挂钩考核等等。
合同管理部门应包括合同业务部门、合同审核部门、合同批准部门以及合同归档部门。就高校而言，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都有可能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因而都是经济合同的业务部门，这样一来高校经济合同业务部门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之多，各业务部门业务范畴不同，统一管理也将增加难度，管理不善容易产生经济合同纠纷。各高校对合同审核的归口管理各有不同，财务处、审计处、监察室、学校办公室都有可能是合同审核部门，也有的高校成立联合审核部门，当然也有的高校无审核部门，缺少审核环节，业务部门起草直接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合同的审批应归口校长办公室，小型经济合同由分管副校长审批，大型综合性的经济合同由校长审批，然而从各高校经济合同管理实践来看，合同审批有不严格之处，有的职能部门不经审批直接以学校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有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二级教学单位以自身的名义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这样的经济合同不可避免引发纠纷。各高校对于经济合同归档管理部门也不尽相同，有的由学校办公室统一管理，有的则由各业务部门自主管理，各部门的合同管理人员往往为兼职人员，素质参差不一、更换频繁，造成合同遗失或合同管理跟进不到位，因而引起合同纠纷。高校各经济合同管理部门应按照经济合同管理办法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有的高校出现职能部门或各自为政、或越权干预，或把关不严、或沟通不畅等现象，致使整个学校的经济合同管理混乱。
合同鉴证是指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向合同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合同管理机关在依法证明其合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后给予盖章鉴证的一项制度。高校在签订经济合同时，由于对对方的主体资格、履行能力等情况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了解程度有限，或者对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管理机关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作出证明就尤其必要了。合同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合同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合同文本和合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证明，公证机关对合同进行公证，是公证机关对合同的一种监督形式。合同鉴证和合同公证对预防合同纠纷起重要作用。由于合同鉴证和合同公证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绝大部分高校没有对经济合同进行鉴证和公证。鉴证和公证的缺失，也是造成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原因。
高校经济合同缺乏持续有效的管理，注重静态管理而忽略动态管理是高校经济合同管理的普遍现象。高校业务部门签订合同之后，将合同交由档案管理部门存档，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很少关注进展情况，任其发展，不对照合同、不落实账款、不及时核对合同货物。有时高校与对方签订多个经济合同，双方交接合同标的物品批次或品种多，而款项往来又频繁的时候，双方不及时核对确认合同物品款项，时间久了，加上人员有变动，物品款项无法分清，理不出头绪，结果就出现纠纷。有的高校合同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缺乏有效沟通，收款付款不及时，有时业务部门认为财务部门应该已经支付合同款项给对方，等对方拿合同来追究责任时才知道款项没有支付；缺乏有效管理，表现在支付款项（收取款项）与合同中的应付款（应收款）无法一一对应，学校一方或者双方均没有及时确认和登记，无法确定合同中的应付款项是否按时支付，久而久之就造成争议引起纠纷。
部分高校经济合同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手段滞后，有些高校管理层没有正确认识合同管理对学校管理甚至学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重视合同管理机构的设置，不配足配好工作人员，不注重合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备合同管理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合同管理工作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信息化程度低，合同归档、合同调阅以及合同跟进受到影响，有时纸质合同遗失、损毁时，因为没有经济合同的电子文档作为参考而造成被动履行合同的情况。全球一体化和网络经济时代，高校在设备采购、物资管理等方面将越来越依赖网络，合同管理信息化程度，影响到高校与对方的沟通协调，影响到高校在合同履行中的进程控制，影响到合同有关问题解决，问题处理不当，也将造成经济合同纠纷。
三、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分析
高校经济合同纠纷除了人为因素和管理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外部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不是由高校经济合同双方当事人主观意志所导致的。这些外部不确定因素可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
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是在经济合同签订时无法预料的一些自然灾害，如地震、雷雨、台风、洪水等，这些自然灾害对高校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设备设施搬迁合同、供用电合同等影响较大。如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由于上述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建设工程质量或进程受到影响，或者是需要变更设计，或者是工程延期，或者追加成本，进而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引起纠纷。
经济环境因素主要是在高校经济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导致合同纠纷，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产业布局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等，这些因素对高校设备采购合同、财产租赁合同、校企合作合同等影响较大。由于国家货币政策变动，利率、汇率以及人工成本、材料价格等原因，致使原合同标的物价格发生变动，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协商不一致随之便产生了纠纷。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反腐倡廉理论研究专项课题《高职院校经济合同审核管理及风险防控对策研究》（2014ZJ112）]
参考文献：
[1]程秋梅.论法治视域下高校经济合同管理[J].教育财会研究，2009（4）
[2]徐霄枭，朱建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成因分析[J].山西建筑，2013（7）
[3]王宝发.合同纠纷的预防与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
[4]王嘉杰等主编.合同管理操作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3
（作者单位：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545616）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2
大量的拆迁矛盾纠纷在拆迁专业性调解组织的调解中得到了圆满解决，及时排除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了地方城市建设的发展和进度，这充分表明拆迁专业性调解组织发挥着极大的社会化作用。要发挥好该机构的社会化作用，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高度重视，机构健全完善
为了使拆迁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程序化、法制化的轨道，调解人员全部经过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专业岗位培训，具备相关的专业技能和法律法规知识，全部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同时，调解机构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调处机制，设立受理、送达、听证、调解、裁决、执行等一套工作流程。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重大疑难问题、政策边缘化问题实行逐级汇报、逐级审核、逐级审批制度，定期召开局长办公会，对重大事项和决策实行集体研究制度，确保处理拆迁矛盾纠纷能够做到“四个到位”，即政策到位、宣传到位、解读到位、补偿到位，决不让每一个被拆迁人吃亏，并要让每一个当事人通过调解机构的处置后能够化解存在心中的“积怨”，要让他们苦脸进门，笑脸出门，把拆迁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调解办公室内，尽可能不让矛盾纠纷扩大化，更不允许拆迁矛盾纠纷演变成社会化问题。
二、工作方法多样，矛盾化解及时
在处理拆迁矛盾纠纷的具体工作中，工作人员工作方法能够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开展工作，运用心理学和采用情感交融的工作方法来做矛盾化解工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在调处矛盾纠纷过程中，工作人员较多采用“以静制动”的工作方法，注重观察，发现“焦点”，通过分析，查找源头，找准“症结”，配制“处方”，进行大量的调查，收集大量的信息，掌握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在处理个案时就能够制定出非常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调解过程中能够非常明确应该做什么（设定目标和预测）；为何做（确立说服论点和依据）；何时做（安排程序和时间）；何处做（考虑什么场合和方法）；如何做（研制工作计划和方案），使拆迁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能够得到及时化解并取得较高的调解结案率。
调解人员在处理拆迁矛盾纠纷案件时，就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预案，分门类别，切入“要点”。对评估方面出现的矛盾纠纷，采取复核方式重新评估，被拆迁人还有异议的，委托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对家庭住房困难买不起新房的，采取异地安置、货币补偿、慈善救助、产权共有等方式解决；对思想扭曲，抱有幻想的被拆迁人采取说服教育、政策解读、法规宣传等方式。同时，大量的注入情感和心理感悟的人性化工作方式，多数的矛盾纠纷案件在调解两次时就能够化解双方当事人矛盾纠纷。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调解人员在工作中注重运用心理情感交融的工作方法是解决、化解拆迁矛盾纠纷的基石。因此，工作人员在处理矛盾纠纷案件时，除了要严格遵照工作程序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的知识，真诚的情感和满腔的热情去正确、公正、深入分析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去打开当事人的心灵之窗。运用心理学和情感沟通是拆迁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和必要手段。
在处理拆迁矛盾纠纷时，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取得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充分信任。调解人员要善于与当事人在情感和心理上进行正面沟通，充分交换意见，能够让当事人有充分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尊重、理解当事人的心情和感受。由于当事人的生活阅历不同，气质不同，志趣不同等，因此，也就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当事人在陈述矛盾纠纷时，有的直率袒露，有的迂回曲折。不论当事人表述的方式如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有一个较强的自尊心，都期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理解和帮助。只有当事人与调解人员之间有了理解，才能在情感上得到“真正”的沟通，才能听到更多的“真实”话语，才能得到当事人的“真实”想法，调解人员才能“真正”将矛盾纠纷化解。
三、救济途径通畅，拆迁矛盾减少
完善救济途径是解决拆迁矛盾纠纷的源头，也是“和谐拆迁”的基本保障，特别是针对棚户区改造中部分收入不高、经济条件较差的低保户、特困户的实际情况，要有一套完善的保障措施。
在徐州市的拆迁安置过程中，坚持货币安置与实物安置相结合自愿选择的原则，以满足不同居民的居住需求。同时，不断创新安置模式，鼓励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安置，在评估价的基础上再增加10%的补偿额，到市场购买住房。这样做一是有利于被拆迁人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二是有利于被拆迁人减少过渡时间和因拆迁过渡带来的生活困难。而对困难群体则采取廉租房安置，拆迁户只需交纳政策性房租。此外，拆迁管理部门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拆迁户申请经济适用房等安置房源，对经济条件特别困难的群众予以统筹考虑、适当补贴。同时，推行由区、街道、社区三级认证办法，解决部分拆迁户房屋产权认定问题，并积极协调单位直管公房拆迁户的所属单位，为拆迁户争取更多补偿。
畅通救济渠道，是解决拆迁矛盾纠纷的基本保障。徐州市为了减少拆迁矛盾纠纷，成立了拆迁救助中心。这家由民政、残联、慈善总会、房管、工会、棚改办、拆迁办等部门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在棚户区改造拆迁中受理特困户的投诉和求助。救助中心目前掌握着用各种办法募集的2250万元救助基金，对经审核属实的特困家庭，其拆迁补偿额与安置房房价的差额部分，将从救助基金中支付，双方各按资金额拥有相应的房屋产权。同时，各区政府也成立相应的救助投诉中心，由市区财政、慈善总会、投资公司、社会各界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慈善救助基金，用于救助工作。这一人性化举措，无疑将成为和谐拆迁的助推器，既让更多的特困群众住得起、住得好，实现“居者有其所”的梦想，又能保障拆迁工作做到“拆得了、拆得好、拆得稳”，这一举措已成为和谐拆迁的标本。
为有效地把拆迁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拆迁专业性调解组织与各区政府、各区人民法院进行联动，积极推行居民自治调解方式和司法庭前调解方式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来化解拆迁矛盾纠纷。
居民自治调解方式：是被拆迁人因家庭内部财产分割、继承等原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无法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协议产生的双重矛盾纠纷，这类矛盾纠纷通过拆迁专业调解机构和办事处司法所进行协调，使得家庭成员首先形成一致意见并由司法机构出具司法调解书后再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
司法庭前调解方式：是被拆迁人与家庭外部产生的借贷、抵押、买卖等问题造成拆迁协议无法签约的矛盾纠纷。对于此类纠纷，则由区法院拆迁巡回法庭和拆迁专业调解机构采取庭前调解方式，通过组织调解达成统一意见后，由法院出具司法调解书来确定房屋所有人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来完成。
四、好事要想办好，要靠制度保障
如何把好事办好，是拆迁矛盾需要破解的难题。破解之法是坚持阳光拆迁、依法拆迁、有情拆迁，要靠严格的“三项制度”来保障。
一是公示制度。做到拆迁全过程公开透明，让群众知根知底，心中有数。每个拆迁项目都事先在媒体、网络上进行公告，公开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拆迁范围、拆迁项目等事项；在拆迁范围内设立公示栏，将拆迁政策法规、相关文件、补偿标准、安置房源等内容进行公示，并邀请拆迁户代表全程参与拆迁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二是投诉制度。在拆迁过程中做到畅通投诉渠道，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妥善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每个拆迁项目都公布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接待处，抽调建设、、公安等部门人员组成接待组，积极受理群众的投诉。
三是监督制度。每个拆迁项目的实施方案，都组织相关部门会审，进行联合审批。同时抽调检察、法院、纪检、公安等部门人员组成督查组，积极受理群众的投诉，对于群众举报属实的违法拆迁行为，由督查组进行依法查处，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害。
徐州市的人性化拆迁，创造性地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作出房屋拆迁的必经程序。通过风险评估及早发现房屋拆迁中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拆迁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举措。而要从实质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引入具有专业知识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对房屋拆迁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只有引入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才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不稳定因素和风险点。
同时，评估机构要想真正找到不稳定因素和风险点，就应当公平、公正、客观地从房屋拆迁的每个法定程序上进行审查，确保房屋拆迁程序合法。而风险评估的重点应当从房屋拆迁项目手续的合法性；拆迁安置方案的合法性、可行性；房屋面积认定的准确性；安置房源的建设情况；拆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拆迁补偿资金的到位情况；政策宣传落实情况；征求群众意见反馈情况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和论证，只有确保房屋拆迁项目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确保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确保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可靠性，才能确保房屋拆迁项目社会稳定具有“低风险”、“无风险”。否则，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只是一种形式和过场。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3
一、法律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意义
(一)依法治国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
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必然也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之列,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
各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说市场经济也即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企业,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因违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往往会由于不懂法而错失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而知法守法的企业,则可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不法侵害。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从宏观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即各种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解决纠纷的过程
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依赖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1.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二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三是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2.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3.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4.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三、注册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作用
(一)预防功能
通过为企业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协助企业领导和职工的有关工作,起草、审查企业的经济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解答企业职工的法律咨询等,使企业依法进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防止出现违法行为和各种法律漏洞,预防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避免企业经济损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三)宣传教育功能
在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同时,通过与企业职工的广泛接触和解答咨询等,宣传有关法律常识,提高企业职工的法律意识,使企业职工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4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年截止6月30日，我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部分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部分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在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传统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我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理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理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产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债权转让程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我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在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程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我们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不满公司不分配利润，在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驳回诉请又不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以平等保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在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我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在涉及合同撤销、变更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在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服务大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是紧跟省委决策部署，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按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部署，我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按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步骤，我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我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障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我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在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我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保险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保险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在我庭推动下，我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办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保险公司联合座谈会，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保险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创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是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我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创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把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我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帮助企业把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障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围绕审判实践开展调研工作
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出来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保险合同纠纷中关于保险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保险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我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我们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保险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报告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资/料来.源,于:gzu521学;习/网]gzu521.com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严抓队伍建设，保障公正廉洁执法
一是制定并完善各项审判管理制度，使民商事审判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为强化审判管理，我庭进一步修订了《民二庭审判管理细则》，完善了从收案到结案过程中每一个步骤的程序要求和时限要求，对每一个阶段工作严格控制时间进度，提高案件审判各环节的运转效率。其次为保证庭务工作能得到及时部署，有序开展，有效落实，我们制定了《民二庭庭长办公会规则》，明确了庭长办公会的任务和主要职责，明晰了内部任务分工和决策程序。再次为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我庭继续坚持并完善庭务会疑难案件研究制度和庭长指导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庭务会的作用，集中的智慧，为合议庭处理案件提供参考。同时通过庭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和列席全部案件的评议，及时指导和监督合议庭审判，强化管理。二是加强学习培训，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综合素质。一方面我庭结合院机关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化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争议、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了同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庭通过选派人员参加最高法院和国家法官学院业务培训，提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开阔视野，更新商事审判理念。上半年，我庭选派了1名同志参加国家法官学院与美国天普大学司法培训合作项目的学习；2名同志参加全国法院民事证据实务培训班；1名同志参加破产法论坛研讨；1名同志参加全国商事审判研讨会。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的意识。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商事审判工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商事法官处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第一线，容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侵蚀。我庭特别注重抓好法官队伍的纪律作风和廉政建设，不断加大教育力度，引导人员加强自我约束，从思想上、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司法行为，拒绝贪婪之心、不伸贪婪之手、不做贪婪之事，固守淡泊，严格自律。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5
「关键词合同，承包合同，治理，基层法院
一、责任制和承包合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变革是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承包责任制的主要方式是农户向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承包土地、果园、鱼塘或其它生产资料，在完成国家和集体的税收、统筹提留或承包费等任务后，其余收入归已，俗称“大包干”。这种承包形式逐渐都采取了签订合同的方式（注：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契约的运用，参见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与国家法》，《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当代农村的承包合同和历史上的租佃契约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不是作为交易工具而存在的。就最普遍的土地承包合同而言，第一，合同发包方是村、组或其它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一般是该组织成员，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带上它们之间已有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烙印；第二，在一组、一村甚至一乡、一县之内，各农户承包合同条款大致相同，一般由上级或政府制定并采用固定格式，而并非由当事人一一议定；第三，合同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土地政策、税费政策的强烈制约。以下以我1996年8月间在陕西实行“三田制”的某县（注：依照惯例，下文实地调查中涉及的地名、人名都作了化名处理。）收集到的一份承包合同为例说明（注：该县土地制度自1978年开始历经变迁。1984年，全县范围内实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全是自己的”大包干责任制。1988年实行“三田制”，土地按口粮田、劳包田和经济田三种类型承包。参见《万水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万水县口粮田、责任田承包合同书
发包方（甲方）东乡南村经济合作社四组
承包方（乙方）户主孙××承包形式联产承包制
一、家庭现有人口2劳力1承包土地人口2
地块名称
地等
长×宽（米）
面积（亩）
寺上坡
3
184×7.06
1.95②
山地
3.1
合计
4.65
地块名称
亩常产（公斤）
折标亩（亩）
总产（公斤）
类别
寺上坡
127.5
自0.4
197.6
自留地0.4（亩）
承包地
4.65（亩）
山地
50
155
合计
352.6
其中口粮田（1.2亩）、责任田（3.4亩）
②包括0.4亩自留地
（其中4.65亩负担农业税、提留款，义务工由塬地1.55亩负担。）
二、承包期限：从1992年8月20日至1997年8月20日止。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为承包方提供经营、市场信息，下达经营指导计划，指导经营活动，监督种植计划、粮油订购和纳税任务的完成。
2.按照承包方的生产经营项目，联系提供技术咨询、化肥、农药、贷款等农用物资供应指标。
3.提供生产性服务，统一组织技术培训、机耕、灌溉、植保、机播良种等。
4.按规定基数收取承包地所负担的提留、统筹款和承包费。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服从发包方的管理和监督，按照集体统一规划要求进行生产性经营。
2.按时完成国家税金和国家粮油定购任务。
3.按时完成缴纳集体提留和承包费。完成劳动积累工、义务建勤工。
4.未经集体同意，不准在承包地内葬坟、起土、烧砖、建房，买卖和荒芜耕地。
五、违约责任
本合同依法成立，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甲乙双方必须自觉共同遵守，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甲乙双方必须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条款，乙方若不履行责任义务，甲方有权收回承包田或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甲方若不履行责任义务，对乙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视其情节，给予必要的补偿。
六、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和监证机关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鉴证机关（盖章）1992年＿月＿日
这份合同由中共万水县委农工部和万水县农业局监制印刷，全县统一，除下面划线的部分和表中内容，其它都是固定条款。合同由乡（系监证机关）、村、组各执一份，农户手中并无合同文本。不过农户对表格中的内容也很清楚。合同涉及的土地系按人头分配，发包方和承包方无需讨价还价，因而更像在一份第三方（县委农工部和县农业局）起草的文书上签字画押。
但是，合同只有要求承包方交纳国家、集体的税金、提留、承包费，完成粮油定购任务和义务工的文字，具体数额却没有规定。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项目。
我调查的那家农户实际上有8块地（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合同书中所涉及的只是其中的第1、2块。另有4块是向村、组承包的“责任田”（注：也就是《万水县志》上记载的“劳包田”和“经济田”。农户把这些统称为“责任田”。），这部分承包没有统一格式的合同书，但承包事项在小组会计那里还是有详细的记载；剩下2块是组内在已纳入规划的庄基地上临时分配的自留地和菜地，不承受任何负担。
表1.该农户实际土地承包情形
地块
性质
种植作物
面积（亩）
1
口粮田
小麦
1.55
2
口粮田
小麦
3.1
3
责任田
高粱
0.67
4
责任田
桑树，套种小麦0.5亩
0.79
5
责任田
烟叶
2.0
6
责任田
小麦
1.0
7
自留地
小麦
0.4
8
菜地
小麦0.05菜0.05亩
0.1
地块
何时开始耕种
得到方式
负担
1
1992年夏
分配
农业税、提留款、义务工
2
1982年秋
分配（已转包他人）
农业税、提留款（因是山地，村民小组内部规定不负担义务工）
3
1995年春
投标承包
承包费36年/年
4
1993年冬
承包
桑苗款，首期165元，三年后30元/年
5
1995年春
承包
承包费30元/亩
6
1995年夏
承包
承包费115元/亩，1996年变为50元/亩
7
1992年夏
分配
无
8
1992年秋
临时分配
无
在这些“负担”中，政府征收的农业税和下达的粮油定购任务和计划任务计算标准明确（注：比如该农户3.1亩山地的常产为每亩100斤，山地税率8.5％，当年小麦计价为0.55元，则应交纳的农业税为100×8.5％×3.1×0.55＝14.4925元。），且多年没有大的变化。
提留款包括乡政府统筹费和村委会提留款，一般由村民小组统一收取，乡、村和村民小组间如何分配，该农户并不清楚，小组的会计也语焉不详。该农户1995年负担的提留款为39.43元，1996年的提留款为25.53元；收据均为统一印制的“金牛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印章为该村民小组“财务专用章”。地块2两年的提留款都是11元，由转承包者直接交纳，不包括在内。
义务工按口粮田亩数承担。地块2是山地，村民小组规定不承担义务工，而全由塬地即地块1的1.55亩承担。承担义务工不足罚款，超出奖励，组内摊平。该农户1992年义务工欠款18.99元，延至1995年交纳；1995年摊义务工183.6个，实做540个，超出356.4个，合金额91.28元，但这笔奖励据说要等罚款收上来后才能兑现，实际上也不会发到农户手中，最多用来冲抵提留款和其它摊派，或者冲抵别的年份的义务建勤。
其它还有些随机的集资摊派。该农户的收据保存不全，我收集的有：“九四年教育附加款”18.20元，1995年“乡中学建校捐资款”40元，“乡派出所捐资款”7元；在我1996年8月调查期间，又交纳“村上配电室维修”款3元。收据均为普通“收款收据”，印章为该村民小组“财务专用章”。
在以上征收中，农业税仍按人民公社时期核定的常产征收，但乡、村、村民小组的提留款尤其是义务工、摊派和承包费的征收标准不一，征收方式多样，征收数额和征收时间非常随意。
由此看来，承包制发展至今，农民与国家之间在土地经营收益分配方面的关系也已基本廓清，农民只缴纳农业税，完成国家定购任务（一种暗税）。从这个义上讲，农民已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纳税人。
对农民生产经营实施管理的权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和村组干部手中。尤其在可以种植、养殖经济作物的地区，农民的生产计划受到地方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强烈影响（注：比如，我调查的那个农户所种植的烤烟和桑树，就是为了给县里上马的烟叶复烤厂和缫丝厂提供原料而被政府和乡村干部动员种植的。）。在收益分配方面，农民与地方政府和村组集体之间的关系则处于混乱状态。村提留、乡统筹往往由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自行决定，缺乏法律和第三方制约。近年来，各地又因修建学校和地方公共设施，兴办各种“工程”、“事业”，任意摊派集资，下达义务工任务，层层加码，形成所谓“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负担重就重在统筹提留、义务工、集资摊派罚款上面，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民负担”正是通过承包合同强加到农民头上的。在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份承包合同中，国家税收和地方摊派、集体提留就是通过承包合同完成：不缴纳承包费（相当于租佃契约中的“租”）当然是民事法律承认的解除合同的理由，不完成国家税收，不缴纳乡镇和村组的各种提留、统筹、集资、摊派、罚款，甚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不服从乡镇村组各项经济和社会事务上的安排和管理，都可以成为解除承包关系、收回承包土地的正式理由（“乙方若不履行责任义务，甲方有权收回承包田或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因此，农村承包合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民事法律意义上的“租佃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它与集体化时期的口粮分配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治理的一种手段。
早在1984年，辽宁省西丰县法院经济庭在一次对西丰县房木乡经济合同的调查中就发现：
当年全乡各种经济承包合同中有1／5不合格。在不合格的合同中，一种情况是权利义务不平等，把合同看成是村民完成生产任务的保证书，因此集体的权利多、义务少，而个人一方则权利少、义务多，用村干部的话说，“就是想用合同来管束农民”。另一种情况是合同条款与承包合同内容不符，把与专业承包无关的内容也列入到合同中。如有的土地承包合同将鲜蛋与生猪派购任务、劳力车马义务工、无计划生育罚款、不登记结婚罚款、村民干部口粮、畜牧防疫等，都列为条款写入合同，要求乙方履行。这些条款与土地承包无任何联系，
使合同变成了乡规民约、行政命令，不仅履行困难，也容易发生纠纷。（注：西丰县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司法建议，解决农村承包合同管理问题》，《审判实践》（辽宁）1985年第2期。）
人民公社解体后，很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处于“软弱涣散”状态，已往那些运动、组织、学习、批判、斗争、教育等直接治理手段已大部失去作用。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完全分配到各家各户，土地等一些基本生产资料的支配仍然牢牢掌握在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手中。农民只有通过承包才可能把自己的劳动投入到土地上，而国家、政府、干部通过土地承包这个关节将种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治理目标加载到他的头上。对政府和干部来说，承包合同也成为他们手中力臂最长的一个杠杆。通过这个杠杆，计划生育、催粮要款、农田基建、修桥修路这些通常难以实现的目标，都可以通过这种间接然而省力的方式达到。从这个角度讲，土地承包并不仅仅反映一种单纯的经济关系，而是种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的一个集结，是一种启动全面治理的过程。
当然，这种通过合同的治理所构成的权力关系格局并不是单向的。在土地承包之外的各种负担、目标和要求通过合同的签订与履行灌注进来的时候，这些负担、目标、要求所裹挟的种种道德、情理、政策、法律上的缺陷，也可能成为农民反抗这种新型治理关系的支点。事实上，农民并没有特别要求恢复承包合同的“本来含义”。既然合同可以被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当做一种启动全面治理的杠杆来使用，农民也可以在这些治理关系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能够颠覆和改变其中的支配方向的小小的杠杆，如“你们账目不清”或“我没有使用某某设施，不交该项费用”等（注：德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合同情况调查》，《审判研究》（山东）1986年第2期。）。许多“承包合同纠纷”就是在这种相互的较量中产生的。
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关心这种通过承包合同的治理关系中的全部问题，而只限于基层法院在解决承包合同纠纷中的目标取向和策略技术；对这种“通过合同的治理”，我们也只涉及它的经济方面，这样一来，通过合同的治理和对合同本身的治理，实际上成为同一个问题。当然，在有的地方，通过合同的治理已被拓展到农民负担、计划生育、农用电、信访等广阔领域（注：如“寒亭经验”。参见杨润时、于新年《法律才是“护身符”-潍坊市寒亭区依法减轻农民负担纪实》，1993年12月7日《人民日报》；于洪军（潍坊市寒亭区法院）《寒亭区法院拓宽服务又有新举措-依法管理“三田”承包和计划生育》，《山东审判》1994年第2期；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强化综合治理基础工作，积极参与依法管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山东审判》1996年第9期；齐乃贵《建章理事双向制约把农民应承担的“三提、五统、两工”的具体数额用合同的形式予以确认，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把减轻农民负担纳入法制化轨道》，1997年6月2日《人民日报》。），而不限于土地承包，但其机制和80年代以来通过土地承包合同达致一系列政治经济目标的做法构成同一谱系。我们将看到，这种通过合同的治理始终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和协助，尽管法院处理承包合同纠纷和介入全面管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法院通过区分承包合同跟一般经济合同，确认承包合同的特殊性，承认了承包合同的治理属性。辽宁省汉阳县人民法院认为，在农村承包合同中，存在一种发包方和承包方的“纵向隶属关系”，而不是一般合同中的“横向协作关系”；合同的内容不是商品的交换和财物的流转，而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所得分配。因此，双方的地位并不对等，发包方对承包方拥有治理的特权（注：汉阳县人民法院：《当前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审判实践》（辽宁）1989年第5期。）。另一方面，这种通过承包的管理关系又具有合同的形式，从而为法院根据合同法处理合同纠纷和治理承包关系提供了可能。
二、承包合同纠纷
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正式进入法院的受案范围，是1984年4月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确定的。在那次会议上，最高法院决定，各地人民法院（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对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或农村基层组织调处未成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均予受理（注：参见《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页。“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是在经济审判庭的收案范围中已明确规定了的。我们收案范围的第三条即：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农村社员、专业户与社、队之间的各类承包合同纠纷，经有关主管部门调处不成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应予受理。’这是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确定了的。”见《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庭长王奇同志在经济审判专题郑州讨论会结束时的讲话》（1985年5月14日），《审判实践》（辽宁）1985年第3期。）。
从全国的统计看，1984年以后法院对农村承包合同纠纷的受理数、审结数总体上呈上升状态。
表2.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审结的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年份
农村承包合同受理数
农村承包合同结案数
全部经济合同结案数
结案数之比（%）
1985
—
20612
184693
11.2
1986
—
33663
280105
12.0
1987
—
19910
331797
6.0
1988
—
20698
443571
4.7
1989
—
19810
615778
3.2
1990
312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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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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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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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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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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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47040
47452*
824448
5.4
1994
67067
66995*
971432
6.9
1995
87503
87694*
1184377
7.4
1996
8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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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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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上年旧存。
资料来源：1985—1989年数据，见《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下），第348页表20，第398页表21；1990—1996年数据，见《中国法律年鉴》1991—1997年。
但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陕西省1985—1989年每年一审平均收案436件（注：见《陕西省志·审判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7页表24.），而山东省各级法院1985年就收案12711件，1986年更达到了24557件（注：见李勇《从4766到84190：对全省两年来经济纠纷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概要分析》，《山东审判》1987年第3期。）。
从法院决定受理农村承包合同的历史看，法院处理承包合同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策”驱动的，并不符合“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纠纷-当事人诉诸法院-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这种内生驱动模型。
陕西省长安县法院是最早见诸报道的受理承包合同的法院。198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华社《保证生产责任制合同兑现，长安县人民法院建立经济法庭》的报道，专门介绍了他们的经验。据称，报道在全国发挥了较大影响（注：参见《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第394页；《陕西省志·审判志》，第535页。）。
从这一报道可以看出，长安县法院试办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承包合同不能兑现、影响责任制贯彻执行的问题，而不是为实现某种法律秩序而解决纠纷。换句话说，解决纠纷被作为一种推行经济政策的新方式；司法的裁判功能不是直接指向纠纷的解决和秩序的恢复，而成为一时一地政治经济总体治理框架的一部分。
大部分基层法院受理承包合同，应该是在198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之后；这时候基层法院所受的就不光是“贯彻落实农村承包责任制”这种国家总体政策的驱动，还有来自最高法院的“司法政策”的驱动。
事实上，1981年《经济合同法》在制定过程中已经预见到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广，“社员”和集体之间可能产生合同纠纷，这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说明中讲得很清楚（注：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顾明在《经济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说：“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广，公社社员同国营、集体经济单位的经济往来也有增加；因此，送审稿中规定，个体经营户、农村社员同法人之间的经济合同关系，也需参照这个法的规定执行。”见《人民司法》1982年第2期。）。也就是说，从《经济合同法》生效之日起，法院直接受理农村承包合同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障碍。但实际上，只有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于80年代中期摆脱了争论、完成了试验，开始大规模推广并取得充分的政策“合法性”以后，最高法院才将农村承包合同真正视为经济合同的一种，指示下级法院适用1981年《经济合同法》加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把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的决定看做一种法律解释或法律适用行为，而只能视为一个司法政策的出台。因为它并不是直接从《经济合同法》的文本或立法原意出发，或者针对该文本的目的和效果进行的一种法律推理或司法决疑活动，而是在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强烈影响下，为完成和达致政策的目的和效果而做出的组织配合行为；这个决定的轨迹是从政策到法律，而非从立法到司法。
此后，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大量涌入法院。比如山东省在1983年总共才受理了19个案件，占全部经济合同纠纷受理数的0.9％，1985年就猛增到12711件，占全省经济合同受理数的一半以上（注：资料提供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李勇对这个数字的解释是：“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辖94个县，农户一千多万。几年来，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广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农户签订了大量的承包合同和经济合同，因而出现了许多纠纷。过去，由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限制，这些纠纷法院不受理，行政部门又难以解决，故大量积存。1984年上述纠纷列入了经济审判庭的收案范围后，必然出现农村经济纠纷占整个经济纠纷案件的绝大多数的情况。”见李勇《从4766到84190：对全省两年来经济纠纷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概要分析》。）。法院系统也是从这时起才开始有了农村承包合同受理数和审结数的统计数字。
三、法院对承包合同全面治理的介入
从当时的报道和法院的各种总结、汇报来看，法院介入农村承包合同并不限于受理案件一途，而是深入到合同的签订、完善、指导、管理、监督履行各个环节。换言之，1984年最高法院关于基层法院受理农村承包合同的指示，带来的不光是承包合同纠纷受理数的增长，还给基层法院介入合同治理以及通过承包合同治理农村开启了大门。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的介入并不以诉讼的提起为前提。比如，“调查研究”是中国包括法院在内的所有党政部门都具有的一种历史悠久的常规职能，有的法院在没有纠纷案件诉至法院的情况下，“利用接触群众机会多的有利条件”，直接对承包合同进行“调查研究”，向党委和政府提出“司法建议”。
如山东省招远县人民法院1986年在该县开展延长果树承包期工作期间，主动深入基层进行有关调查，发现在承包合同中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及时向县委做了汇报，并提出司法建议。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及时采取了措施（注：山东省招远县人民法院：《充分利用信息和建议，当好党委参谋》，《人民司法》1986年第8期。）。在这里，调查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发现真相；在调查活动中，某种政策取向就已经隐含其中了。而“司法建议”的实质乃是“司法部门提出的建议”，它不一定从单纯法律的逻辑出发，但一定贯穿了法院本位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比如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法院发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建议都是紧紧围绕自己所擅长的“承包合同”进行的。
另一个例子是，辽宁省西丰县法院经济庭1984年春受理了该县房木乡富民村一起承包电锯合同纠纷案件。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他们分析纠纷的起因“一是合同条款不完备，内容规定得不明确；二是发生纠纷后，未经双方协商，一方即撕毁合同，又与第三者签订了承包合同。”然后他们把这些原因归结为基层干部不了解经济合同，法制观念不强；并认为，这正是潜在的纠纷隐患，如不及时解决，将影响到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贯彻落实。于是他们向房木乡政府汇报了富民村签订专业承包合同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乡政府对专业承包合同进行一次清理和检查。这项建议引起了乡政府和党委的重视，于是县法院经济庭会同政府和党委进行了联合调查（注：西丰县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司法建议，解决农村承包合同管理问题》。）。事实上，这属于基层法院所经常使用的“多方协作、共同解决”的组织技术的一种。这种共同工作的方式，从法院角度来讲，不仅会给调查工作带来便利，还有助于法院把党委和政府的看法引导到自己的见解上来。在使党委和政府认识到“合同制是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以后，法院所主张的“完善合同、增强法制观念”的措施便可能得到执行；而法院介入的合法性，则由“从根本上消除纠纷隐患”这种社会学理由（而不是法律明文规定这种法律理由）得到了证明，这种证明在法院述说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法院的触角一直延伸到法制宣传、合同订立、合同管理、合同监管、纠纷解决等各个环节的过程中，这样的论证一直存在。而在反复的论证过程中，分散的治理实践逐渐按照某种统一的逻辑贯穿起来，最终整合为一套似乎是深思熟虑的行为逻辑：法制教育是法院的“一般职能”，纠纷解决则是它的“专门职能”，而这些职能在被整合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协调下的全面治理过程时，则被认为是法院“服务职能”的全面发挥。从专政职能向服务职能的转化，它的背后隐含的是同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观点，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这种法律工具主义现在要求法院保持自身的特色来发挥它更大的有效性。为了消除为政策服务与依法审判之间的潜在矛盾，法院告诉人们，这种“服务”乃是其专门审判职能向审判外的延伸。它努力建立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这些非审判的活动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和审判并不冲突，反而互相促进。我们将看到，中国法院在依法审判和服务治理之间的两难就是这样一次次生产出来，又一次次消解掉。
总之，一方面，党委和政府通过合同在农村进行政治经济治理的策略在法院帮助下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法院通过这些活动，在政府和农民那里的“威信”和地位都得到了提高，而这为法院进一步深入治理实践提供了更多的自信和根据。
这里我们应该提及1986年最高法院的《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表面看来，这个《意见》对法院受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采用了一种相当消极的表述方式，强调纠纷解决应首先由基层组织和行政部门来调处，法院的受理并不作为首选方案：“处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应当发挥有关农村基层组织以及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的作用，绝大多数纠纷可以由它们调处。当事人不服处理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受理。”
然而，透过对中国复杂的部门组织逻辑的理解，我们会发现，这里最高法院并不是在规定法院受理的程序，而是确定法院和农村基层组织及承包合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处理纠纷中应注意采取的组织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能认为最高法院是在约束基层法院的管辖权。毕竟，在基层甚至在中国部门组织的各个层次上，处理好法院和其它部门的组织关系，是法院顺利发挥其职能的重要条件之一。法院要更好地把自己的实践整合到党和政府关于承包合同的整个治理实践中去，并在这种总体的治理实践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就必须顾及而不是无视这些组织原则，避免和其它机关发生矛盾。
确定收案范围，尽量发挥行政管理部门作用。农业经济合同涉及面大、数量多，而且千差万别、错综复杂。不受理不行，都受理也不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有利于法院办案、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保护双方合法权益出发，确定了农业经济合同纠纷的收案范围：一是县委交办的首先解决；二是大队、公社和有关部门解决不了的“缠手户”由法院受理；三是业经基层调解，当事人不服而到法院告诉的立案审理。此外，统由行政部门调解处理。这样，较好地发挥了行政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发生的各种纠纷得到及时、正确、合法的解决。（注：《关于怀德县人民法院处理农村生产责任制合同纠纷的情况》，《人民司法》1983年第12期。）
上述报道还谈到，法院受理承包合同案件的最终理由，它并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是“政法工作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应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与此相适应，是组织原则而不是程序法决定着法院工作的先后顺序：相对于行政部门，法院始终是这种治理实践的加入者，而不是发起者，它不可能替代行政机关来发动某项工作，而只能对行政机关的工作拾遗补阙。“首先解决县委交办的案件”说明了它在这种总体实践中的从属地位；解决其它部门解决不了的“缠手户”，暗示了它在合法地使用暴力方面的作用和能力；而用“审理”来解决“调解”不成的案件，则是它的专业所长。
四、送法下乡与综合治理
通过合同的治理实践要求一种不同于审理常规案件的策略和技术。我们将看到，治理的逻辑要求法院放弃在常规案件中等待纠纷上门，等待当事人启动诉讼过程、法院坐堂办案的做法，而把法律的力量主动向司法体系之外的农村开阔空间转移、渗透和集结。这种力量的转移和输送被称为“送法下乡”（注：苏力：《为什么“送法下乡”》，《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而在力量的传输过程中，法院又采取了不止一种技术，这些技术的总和被称为“综合治理”。山东省高级法院总结道：
我省农村经济纠纷面广量大，并且具有案情简单，类型单一，当事人集中的特点。从这一实际出发，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集中审判力量，组成巡回法庭，运用系统工程方法的理论，以审理案件为中心，把宣传法制、帮助修订完善合同，建立健全合同管理组织各项工作与收案办案有机结合起来，对处在不同阶段的纠纷，实行综合治理的新路子，收到了标本兼治、事半功倍的效果。（注：李勇：《从4766到84190：对全省两年来经济纠纷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概要分析》，只有在把农村中的经济纠纷进行一种法律的建构和概化之后，那些在行政部门看来错综复杂的案件才具有了“案情简单、类型单一、当事人集中”的特点，总体的治理实践才可能找到某种整齐划一的做法，达到治理的规模经济效果。）
巡回办案的做法，起源于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法制，其代表作是“马锡五审判方式”。巡回办案使得有限的法律力量得以在问题的发生地集结，临时性地改变所在地的力量对比和权力均势，这既是权力的游击战，又是权力的运动战。下面所叙述的工作方式，也使我们想起类似的战争模式：
巡回法庭深入乡村，一般都先与乡镇党委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后来，大都是乡镇党委主动与法院联系，要求派巡回法庭。巡回法庭的工作是这样开展的：（一）调查摸底，掌握该村经济纠纷的数量、类型、特点和原因。（二）法制宣传。针对不同乡村的具体情况，宣讲有关法律、政策，着重指明什么是违法，什么是违约，依照法律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三）促使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分类集中纠纷当事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自行解决纠纷。（四）收案办案。经过上述几步工作后，大部分纠纷都得到了解决，还有少数纠纷，由于种种原因解决不了。对此，巡回法庭接受当事人的起诉，依法立案，就地审理。（五）帮助完善合同。对在工作中发现的不完备的合同，逐件帮助当事人修订完善，消除纠纷隐患。（六）协助地方建立健全合同管理组织。有些法院的巡回法庭，还帮助乡镇培训合同管理人员，建立乡村合同管理小组，指导、督促当事人依法签订和履行合同，调处合同纠纷。（注：李勇：《从4766到84190：对全省两年来经济纠纷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概要分析》。）
调查摸底、宣传教育、提高认识，这类似于战役的准备阶段；收案办案，类似于战役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帮助完善合同和协助建立地方的合同管理组织，则类似于巩固战果。我们在这种送法下乡、综合治理过程中，发现的是一种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权力技术属于同一谱系的权力技术，而和近代法律所特有的权力技术相去甚远。
在巡回办案中，法庭注重抓住两类案件重点审理。一是无理的一方当事人是村镇领导或其亲戚的案件，二是无理的一方当事人是没人敢惹的“疙瘩头”的案件。这两类案件公正审结后，打消了有些当事人的攀比观望念头和怕吃亏的思想，使这些纠纷得以比较顺利的审理，收到了审理一案，解决一片的效果。（注：李勇：《从4766到84190：对全省两年来经济纠纷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概要分析》。）
案件的审理，只是整个战役的一个环节，其价值并不在于实现个案的正义，而在于它在整体战略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敲山震虎”，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一点在土地承包合同中体现得更明显。
土地承包合同几乎是所有农户都签订的一项承包合同，而且在一个集体内部，合同条款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由于土地基本按家庭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承包指标的确定标准一致，自然灾害及粮食价格的浮动带来的风险对大家的效应也一致，所以土地承包合同如果出了问题，相似的问题会成批出现。对政府和集体来说，土地承包合同中出现问题最多的还是承包费和其它税费的收取问题。由于土地承包合同的同质性，一旦存在拖欠承包费和其它税费的问题，那就一般不是一户两户的问题，而可能由于“攀比”和“观望”形成普遍现象。我们感兴趣的是基层法院在处理这种问题中采取的策略。如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1986年受理了一起履行承包合同案件，被告人宋振发种了三年承包田，不交农业税和提留款，法院经过调查依法判决限期给付。当法院办案人去执行时，宋以纵火相威胁，阻碍执行。于是，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罪，依法予以制裁并强制执行。通过这起案件的处理，院长陈家祺联想到，类似情况在其他乡镇也不同程度存在，就带领50多名干警，深入到22个农村乡镇，对承包合同履行情况做普遍调查并进行有关的宣传。结果，在20天内，各乡就收回税款达1300多万元（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秉公执法、尽职尽责：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院长陈家祺事迹》，《人民司法》1988年第5期。）。
这里，具体案件的审理起到了一种发现普遍问题的作用，普遍问题的解决则采用了针对不特定多数的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方式，目的是在一种行为模式（拒交农业税和提留款）和法律后果（合同法、税法、程序法）之间建立一种一般对应关系；而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强制执行则使这种法律后果具体化、可见化。在下面这个例子中，这种个案的审判和普遍的宣传教育之间的配合策略表现得更明显：
在经过法制宣传教育，大多数欠款户交了欠款或做出交还欠款的计划，少数拖欠户仍借口各种理由拒不交还欠款的，由村委会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予以解决。法院的办案人员随即就地收案，就地审理。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先后立案审理了六十二起案件。他们根据案件的特点，仍坚持以法制教育为主，都迅速结了案，并收到了良好效果。窑站堡村农民冯福，承包该村铸造厂，共拖欠承包费一万五千余元，他本来有偿还能力，可经多方面作工作拒不交还，且态度不好。为此，村委会提起诉讼。在审理此案时，办案人员对其不履行合同、拖欠承包费等违法行为对集体经济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反复向他讲道理、讲政策、讲法律，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最后冯终于承认了错误，当即还欠款三千七百元，还向村委会作了在今年十月底前还清欠款的计划。（注：丁力辛（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送法上门为农村经济发展排难解纷》，《人民司法》1985年第10期。）
这种策略被法院称为“点面结合”。事实上，这也是党和政府在进行其它工作经常采用的方法。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作为典型、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法院处理时仍然强调“就地解决”、“以法制教育为主”、“讲道理、讲政策、讲法律”，作“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类似于革命战争或政治运动中的游击队、武工队、工作组所采取的一系列技术。总体上，进入法律程序并没有彻底改变法院处理问题的技术集合，而这种技术集合，也并不是法院特有的；法院所特有的通过举证来发现事实、通过法律推理来进行权利义务演算的技术，似乎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事实上，在法院眼里，法律特有逻辑的运用有时候反而会导致危险的结果，非但不足以解决问题，还可能激化矛盾，所以只能慎用。
坚持疏导方针，多做转化工作。这类纠纷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不能简单从事。两年来，在他们解决的三百一十件合同案件中，判决只有两件：一件伤害、一件赔偿。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止矛盾转化，当事人服气，容易执行，党委满意，干部、群众都积极支持法院的工作。（注：《关于怀德县人民法院处理农村生产责任制合同纠纷的情况》。）
在这里，疏导、转化、说服教育才是技术的正宗，并符合纠纷的性质-人民内部矛盾，而做出法律判决并按照程序执行这些法院特有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反而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技术。法院似乎在暗示，这些简单化的技术的用处更多在敌我矛盾领域；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使用它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错误的。法院的目标很清楚，按照矛盾的性质解决问题，而不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执行法律。
这种解决要求法院将法律的使用限制在“解决问题”的范围内；如果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法院并不惮于鼓励其工作人员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无止境的深入探究，但是这种探究却并不一定以某种法律理性为指引，也不强调对问题的法律逻辑和法律话语的转化。我们在一些法院的工作报告中，经常看到的所谓复杂问题，指的并不是它在法律科学上的复杂性，而是社会工程意义上的复杂性。
果园承包合同纠纷就是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随着1983—1984年全国范围内水果价格放开，果园承包合同纠纷大量发生。比起土地承包合同，果园承包合同涉及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要复杂得多。集体化时期遗留下来的果园要维持规模经济，不可能像土地那样在各家各户之间平均分配，而只能是一个或几个承包人承包；承包指标也比粮食作物难以确定；灾害和果品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都由承包者承担，不确定性增大了；果树的生长期跨越数年，村组干部变动，也更容易影响到合同是否继续履行；而且果园承包合同涉及的不光是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关系，其它非承包人虽然没有进入承包法律关系，但作为发包方所代表的“集体”的一分子也对果园的收益间接拥有权利。这使得果园承包合同的处理往往要考虑三方的关系（注：这种情形，直到集体化时遗留的果园自然老死，或者在一次次的纠纷中破坏之后，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植果树、建起果园之后才彻底改变。此后，果园承包不涉及这个三方关系。）。
在这三方关系中，承包方尤其是代表承包方的村组干部，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纵观果园纠纷的形成，绝大多数是由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单方终止合同，将果园重新发包而引起的。一般来讲，在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这对矛盾中，作为宏观管理的主体村委会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注：王俊琪（山西省晋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调处农村果园纠纷规律探寻》，《人民司法》1994年第4期。）其它法院的报告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近几年，廊坊市农村果园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增长幅度较大。其中，因发包方单方擅自提高承包指标或因承包指标偏低等诉至法院的纠纷案件占94％”（注：范棕升（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果园承包纠纷案件的几点做法》，《人民司法》1990年第1期。）：“承包指标不合理。有的承包指标过高，有的承包指标过低，特别是指标过低是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注：潍坊市中级法院：《解决果园承包纠纷应掌握的政策界限及应注意的问题》，《山东审判》1986年第6期。）；有的地方委婉地说明，因“承包指标明显过低”，“致承包方获得超额收入，多数群众不满意而发生纠纷”（注：潍坊市中级法院：《解决果园承包纠纷应掌握的政策界限及应注意的问题》，《山东审判》1986年第6期。）；有的地方则直接称这种情形为“红眼病”（注：德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合同情况调查》。）。而“投标”方式也并不一定能保证达致一个合理的指标，往往会因当事人“缺乏经验”或“年轻气盛”，盲目投标，造成承包指标过高而无法履行（注：莱阳县人民法院经济庭：《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几点做法》，《山东审判》1986年第2期。）。总之，从法院的报道来看，农村社会在确定果园承包指标方面似乎已经遇到了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
就在这个时候，一种类似于社会工程的技术逐渐被法院引入进来。这种社会工程并不将当事人的请求（注：一般认为，当事人的请求恰是私法裁判的基础，所谓“民不告，官不究”。）作为实施的基础。对形成很多争议的承包指标问题，最高法院1986年的《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就赋予下级法院通过调解加以变更和调整的权力（注：最高法院的《意见》规定：“审理因承包指标过高或过低而发生的纠纷案件，应对承包指标的高低作具体分析，主要审查指标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承包指标一般可根据承包前三至五年平均产量（或产值）并考虑合理增产比例予以确定。
目前，农村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指标一般都以投标方式确定。有的承包人为了取得承包权，违背客观实际，盲目地提高承包指标，导致指标明显过高而无法履行。对于因此而发生的承包合同纠纷，应当通过调解，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实事求是地确定合理指标。但对指标基本合理，主要由于承包人本身不努力而完成不了指标的，应当维持原合同的承包指标。
对于发包人因缺乏经验，导致指标明显过低而发生的承包合同纠纷，应当通过调解，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合理的承包指标。如果承包指标基本合理，承包人通过积极努力和科学管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发包人为此要求提高指标的，则不予支持，而应维持原合同的承包指标。
对于承包指标的调整，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法院依法判决。“）。有的基层法院在实践中在这种权力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社会工程技术。在下文这个例子中，针对利益分配，法院要”综合考虑“集体、承包者、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被认为是三方无法自己通过相互的交涉来确定的；针对承包指标和承包期的长短，则要”综合考虑“收益分配、市场价格变化甚至果树产量阶段周期，这也被认为是果园的直接生产者所无法做到的，需要法官的介入。法院这里的治理精度大大超越了”工作队“所采用的战争或运动模式：
果园分包到户的集体提留一般掌握在评估产量的20％－25％之间为宜，专业组或农户投标承包的提留不低于50％－60％，然后再从提留中抽出60％－70％，给非承包者以应得的实惠……果园承包期的长短和承包指标的高低，要从收益分配、果树产量阶段周期和市场价格变化等方面综合考虑，既不能盲目延长和提高，也不能随意缩短降低。幼树期的果园要考虑承包期延长至挂果期，让承包者在最后几年承包中能得到直接收益，也就是无果期的投资要通过挂果期的收益来补偿，收益应大于投资，挂果期的果园承包期限要考虑盛果期到来的时间和收益；盛果期的果园周期长，一般产量趋于稳定，除欠年丰年自行平衡外，自然灾害则是临时情况，届时处理。综合考虑承包期定在6—10年为宜，过短不利于投资管理，过长不利于宏观调控。并根据果园产量变化、市场价格、果树管理状况，每隔二三年对合同内容进行一次复议，需要修改变更承包指标的协商变更。当然这种每隔二三年一次的合同内容复议修改，也应预先在合同中明确，而且还必须由专门技术部门和有权鉴定部门对果园产量做出评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变更合同的规定执行。（注：范棕升：《审理果园承包纠纷案件的几点做法》。）
与送法下乡、巡回审判相比，这种社会工程的治理更为“集约”。除了权力关系的调动外，测量、计算、评估等技术引入进来，目标不仅是国家、集体税费收入的最大化，还包括所有当事人（包括合同双方和集体内的非承包者）收益的最大化。这种治理目标要求法院不仅要熟悉农民和农村社会，还要熟悉农民所熟悉的东西，甚至要比农民更熟悉。法院不但要维护承包合同所体现的治理关系，还要通过承包指标和合同条款的调整使这种治理关系变得更为精密、经济，能够行之久远。在这里，法院的参加，使得对承包合同治理具备了更多的技术特征，虽然这种技术特征并不一定完全是单纯的法律技术。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6
一、司法调解社会化的意义
司法调解社会化，是法院将准备或已经的矛盾纠纷，通过实施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引进民众常识思维和社会公序良俗指引司法调解．不断推进司法调解的主体、方式、时间、场所的社会化．从而提升司法调解的整体效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过程。司法调解社会化对于新时期推进司法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司法调解社会化，体现了法院对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陕甘宁边区时期．我国人民司法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其中就包括重视调解和依靠群众办案。但是，随着国家法治化建设的进步，有一个时期，法官偏向于“坐堂问案”，法院调解一度被漠视。
然而，经济社会转型伴随着纠纷的大量增加，人民调解等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弱化，导致诉讼几乎成为解决纠纷的独木桥，法院和法官承受的诉讼负荷et益加大，这不仅没有带来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想效果，反而给司法公信力造成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司法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我国乡土社会、人情社会特征比较明显并长期存在的实际。因此。司法必须尊重并考虑国情实际，坚持重视调解、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才能够有效满足社会的司法需求。同时，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司法社会化和纠纷解决多元化的趋势，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和权限向社会分流或开放。这一趋势所体现的诉讼与非诉讼力量衔接合力解决纠纷的理念，得到了我国法学和社会学界以及司法实务界的认同。可以说，司法调解社会化，完全顺应了司法社会化和纠纷解决多元化的趋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得以继承和弘扬。司法调解社会化．体现了法院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责任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而通过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力量与法院联合调解纠纷的社会化司法调解，在当今显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首先，中国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在这样一种体制转换、社会变革的形势下。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仅靠某一个部门或某一种方式来处理，已经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司法调解社会化，有利于聚集社会各方面化解矛盾的合力，发挥矛盾化解的集团优势。
其次，一些类型的矛盾纠纷，如一些新类型、复合型、群体型、疑难型的纠纷，土地承包纠纷、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征地拆迁纠纷，单靠法院的调解往往难以奏效，借助社会力量的调解能够较好地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更容易被纠纷当事人所接受，有利于获得更好的调解效果；再次，司法调解的社会化，离不开诉讼外纠纷解决力量的培育和发展．这一培育和发展过程．也是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和纠纷。司法调解社会化．体现了法院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不懈努力。近年来，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越来越高的期待和要求，法院工作正在承受着巨大的诉讼压力。人民法院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但群众对此却不理解，、上访情况日渐增多。而司法调解社会化，是社会和普通民众参与司法、亲近司法的过程。司法调解社会化过程中，有关调解组织和人员通过参与司法调解、接受法院的指导培训。增进了对法院工作和法官职业的了解．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的理解支持。司法调解社会化，使得大量单纯的司法调解难以彻底化解的矛盾在诉外实现了真正化解，特别是当事人自愿履行调解协议的比例提高，降低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减少了单纯司法调解带来的不息诉、不履行等有损司法权威的现象。司法调解社会化，实现了社会力量与法院在化解纠纷、兑现利益、促进和谐等社会责任的共同分担，有效缓解了法院办案力量不足的矛盾，使法官可以精心审理疑难复杂案件，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司法调解社会化．体现了法院弘扬法治文明的崇高追求。司法调解社会化，使社会公众能够参与到司法活动中，与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审判人员共同调解纠纷，从而能够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接受有关法律理念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法律素养的提升。同时，为确保相关社会组织和人员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参与司法调解，法院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如通过资深法官讲座、庭审观摩等形式进行培训，通过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提供案例等，提高其法律知识水平、调解艺术。而调解组织和人员法律素养的提升，必然会带动其所可能联系到的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的提升。此外，司法调解社会化还可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法律和司法功能，使诉讼与非诉讼力量合力解决纠纷上升为全社会的一种法治理念．改变人们“社会纠纷就是法律纠纷、解决纠纷就是打官司”的片面观念，端正诉讼态度，营造群众依法、合理进行诉求表达和权益救济的社会氛围。所以说，司法调解社会化对于法院发挥职能作用、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长远和现实意义。
二、司法调解社会化的实践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各地关于司法调解社会化的做法不一．但是，具有一些共性的因素。如果从中抽丝剥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涵盖了主体、方式、时间和场所四项要素。下面，笔者结合潍坊法院的实践工作，对这四个方面作逐一剖析。注重调解主体的拓展与协作。在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中，除人民法院外，还有仲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纠纷解决主体。如何利用好不同调解主体的功能优势，形成协作配合的整体合力。成为推进司法调解社会化的关键。如潍坊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携手合作，从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农村老党员中选聘的人民陪审员或特邀调解员，利用他们了解和掌握周围人际关系脉络和风俗人情的优势，在社区、乡镇(街道)的法官联系点、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值班，接待群众来访，提供法律咨询，调处矛盾纠纷。当然，参与司法调解的主体力量并不仅限于此，所有能够有利于矛盾纠纷调解的主体，都是可以借力的主体力量。
如村委会、居委会、工会、妇联、行业协会等基层组织和职能部门等等。同时，推进司法调解社会化，并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仅利用基层调解组织、职能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来协助法院做好司法调解工作。法院也应当承担起对非诉调解方式，特别是人民调解的指导功能。通过指导培训．既能够提高基层调解组织和职能部门化解矛盾的能力。实现矛盾纠纷有效滤化；又可以提高他们协助司法调解的能力，推进司法调解的有效开展。可以说，是一项“双赢”的良性互动机制。注重调解方式的对接与转换从法院角度来看，一般认为衔接的方式主要有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两种。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两个规范性文件，对法院实行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委托调解和邀请调解主要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对一些传统的民事纠纷，如赡养纠纷、相邻关系纠纷，这些案件委托给当地调解组织调解或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参与调解。另一种就是对案情较复杂、标的额较大、涉诉当事人较多或群体性的纠纷，如物业管理纠纷、征地拆迁纠纷、医疗合同纠纷、劳动合同纠纷等，及时委托或邀请相关调解委员会来调解，医疗纠纷委托或邀请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委托或邀请城镇辖区的劳动争议纠纷调解办公室调解等等。这些专业性的调解委员会具有独特专业优势，其调解更具有权威性，更能说服当事人，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
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效力问题，一直是制约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案件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虽然具有便捷、经济等优势，但是由于非诉讼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而司法确认方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应当注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单纯运用一种衔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于矛盾化解的需要。如一起医疗纠纷的妥善解决，不仅需要邀请当事人的亲友协助调解，有时还需要相关医疗机构的专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调解。因此应重视衔接机制的系统性构建，注重加强各种衔接方式之间的对接与转换，努力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纠纷化解格局。注重调解时机的把握和介入社会矛盾纠纷，往往都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要树立“祛病于未形”的观念，通过对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介入．最大可能地维护基层和谐稳定。当前大量矛盾纠纷产生在基层，如果立案之后再启动司法调解程序，最终解决在最后一道防线——诉讼阶段，就会丧失纠纷解决的最佳时机，导致有的民事案件酿为刑事案件。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及人民调解法都规定，未经且适宜通过人民调解的案件，可以告知或引导先行通过人民调解处理。俗语讲“一朝官司、世代冤仇”。在“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人民群众希望的是省钱、省时、公正而又不伤情面地解决纠纷，他们可能对法律条文和庭审规则一知半解，却认可风俗习惯和情理上、面子上的公允和恰当。
因此，应将司法调解的功能向诉前拓展，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提供最适宜的渠道。具体来说，针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不大的婚姻家庭、相邻关系、小额债务等纠纷，法院在收到状或口头后，经当事人同意，出具介绍函件，引导当事人先行通过行政机关、民调组织等职能部门或社会组织进行处理。对诉前调解不成或必须由法院受理的纠纷．基层调解组织和相关职能部门登记造册后，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受理。注重调解场所的选择和利用。大部分案件的调解工作都是在调解室或审判法庭内完成的。如果法官一概在法庭内调解，用法言法语进行程序式问询．不利于当事人与法官进行有效沟通。更不会轻易作出利益让步。再者，有些当事人远离居住地，来到法院只当着法官和对方当事人的面，往往趋利避害，不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甚至提供伪证、假证，耗费法官大量的精力去查证。推行社会化的司法调解，法官经常到法官联系点、巡回审理点，开展法律宣传、矛盾排查，与当地群众建立了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当事人了解法官、相信法官，对纠纷的处理，更容易接受法官的建议和提出的调解方案。
同时，对于一些案件事实难以查清、当事人各执一词的纠纷，如相邻关系、赡养纠纷、婚姻关系纠纷，组织双方当事人在居住的社区、村庄进行现场开庭、现场调解，有亲朋、邻居旁听，双方当事人碍于情面，就不会信口开河；对争执不下的事实，可以现场取证，当场听取周围群众的评价，这样法官就会对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此时提出的调解方案，双方当事人就没有理由不接受了。当然．调解场所要因案而宜，有些当事人不愿意将矛盾公开化，熟人旁听可能让当事人碍于面子，不愿意作出让步，反而不利于调解的成功。
三、司法调解社会化的辩证关系
在推进司法调解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处理好其中的辩证关系。不能以偏概全或者走向极端。处理好争取党委领导和法院主导的关系。司法调解社会化涉及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多个领域、部门和组织，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之间是制约、配合和监督的关系，而非领导关系，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推动这项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要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党委的坚强领导来统筹全局，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当前，司法调解社会化立法条件尚不具备，在没有法律规制的情况下，只有坚持党的统_领导，为完善司法调解社会化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且作必要的组织推动、机制创设和工作协调，才能确保各方面分工协作、衔接配合。
因此，人民法院在充分发挥司法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加强经费、人员、编制等保障工作，并加大与其他调解组织的沟通交流力度，形成推动司法调解社会化的整体合力。处理好“调解优先”与“调判结合”之间的关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调解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调解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原则。调解优先理念的内涵是，对于适合调解的案件，应当首先考虑运用调解方式去解决．目的是充分利用调解灵活、经济、对抗性小等优点，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这类案件主要包括传统民事纠纷案件，如相邻关系、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但是，有相当部分的纠纷不适宜或不能够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如一些商事案件，对司法效率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一味进行调解，可能会损害涉诉主体的经济效益。因此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根据每个案件的性质、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诉求，认真分析案件是否适合调解或能够调解。对于有调解可能的，想方设法动员各种力量、采取多种手段，尽量使案件以调解方式解决；对没有调解可能或不适宜调解的案件，避免机械套用调解优先的原则，完全可以选择判决方式处理。如果说调解优先作为一种理念．从“质”上规定了哪些纠纷能够或适合调解，那么，“调判结合”就要求纠纷调解过程中，调解要有“度”。没有限度的调解不仅不会实现调解的预期效果，还会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
如有的法官为片面追求调解率，强迫或压制当事人接受调解，致使案件一拖再拖，造成办案效率低下：一些当事人也利用法官注重调解的心理，表面上同意调解、要求调解，但在调解中却从履行期限、减免款项、诉讼费用承担等方面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迫使对方让步，这种情况下已不宜再调解。因此，在调解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在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权的前提下开展调解工作，对丧失调解条件的案件，果断地依法作出判决。处理好司法成本支出与社会成本支出之间的关系开展司法调解社会化工作．从委托、邀请调解．到调解人员的选择．再到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都需要法官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表面上看司法成本是增加了。但是在司法成本增加的同时，由于法院与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使一些原本靠一方纠纷解决主体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的效率提高了，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实现了的良好效果。从整体来看。在计算成本支出的时候，应当放眼全局，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司法成本，要算解决社会矛盾成本支出这笔大账。从这方面看，司法调解的社会化．节约了化解社会矛盾的各类资源的总量，减少了社会成本的总开支。
同时，虽然就眼前而言，开展司法调解社会化耗费了更多的司法资源．但是。从长远来看．案件经过更具柔性的调解方式解决，解开了当事人的心结。结果当事人更加容易接受，从而有效避免了二审、再审甚至。减少了司法资源的重复使用，最终司法调解的社会化减少了司法成本开支。处理好调解精力投放与审判力量不足之间的关系。当前，“案多人少”的问题在各地法院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再腾出精力做调解工作。特别是司法调解社会化工作，有些人会不理解。认为这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其实，开展社会化司法调解工作．虽然需要派驻法官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开展法律宣传、指导调解等工作，占用了法官的一些精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在司法调解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法官对群众的教育，对调解组织的培训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增强，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能力得到提高。这些对矛盾纠纷的化解都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假设社会矛盾的总量不变，诉前解决纠纷数量的增加．就相当于减少了法院诉讼案件数量，从而缓解了司法压力。此外，对于一些复杂的社会矛盾，虽然经过层级过滤仍不能解决，但是通过各个层面纠纷化解主体的共同努力．纠纷化解方向大体一致，矛盾处理结果出入不大。即使最终诉到法院，也会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清晰明确，利益冲突明显缓和．处理难度就会相对降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法院处理的难度和压力处理好疏导矛盾纠纷与尊重群众诉权之间的关系在推行司法调解社会化的过程中，很容易让群众产生这么一种误解，即到法院提讼，法院不但不受理，还将纠纷分流给其他调解组织调解，是不是法院在推卸责任。群众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在推行司法调解社会化过程中对群众的引导不够。因此，在司法调解社会化工作中，一定要针对不同纠纷的不同情况，通过有效疏导、充分释明，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最后选择。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的观念．让群众自觉选择非诉方式化解纠纷，才能避免群众对司法调解社会化产生抵触情绪和误解。在实践操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7
一、行政调解的原则
行政调解是调解矛盾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为更好地行使行政职责，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依据，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通过对争议各方的说服和劝导，使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妥善解决争议的活动。加强和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自愿原则。行政调解要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自愿应当贯穿于调解的全过程，自愿还表现为尊重当事人对调解方式、调解方法的选择。
（二）合法原则。行政机关要公平、公正地化解纠纷，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调解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三）依法调解和依法处理相结合的原则。除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外，行政调解不是行政机关处理特定矛盾纠纷的必经程序。对不宜调解或者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二、行政调解的范围
依法可以调解的治安案件、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事项；土地、林木、矿产等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的事项；土地、林地、水面等承包经营权争议的事项；征用、征收土地房屋发生的安置补偿争议的事项；劳动、人事争议的事项；消费、产品质量争议的事项；医疗事故赔偿争议的事项；其他依法可以调解的争议事项。
三、行政调解的程序
（一）行政调解的启动。行政调解启动可以由一方当事人申请，也可以由行政机关依职权提出。但不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
（二）行政调解的受理。调解申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行政机关应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调解的起止时间，调解时限一般不超过60天。
（三）行政调解的组织和协调。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调解后，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遵循的程序，以及行政调解应当注意的事项和正确途径，使当事人明确行政调解的有关要求，帮助当事人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
行政机关应当指派具有专业知识和调解经验的专门人员主持调解工作，调解主持人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当面协商。调解的方式、方法可灵活多样，既可邀请行政机关的经办人员、主管负责人参加，也可邀请当事人所在基层组织以及其他与案件处理有关的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处理。涉及到第三人切身利益的纠纷还可邀请第三人参加调解。重大、复杂、群众关注的行政纠纷，行政机关还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参加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主持人要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和质证，分析并归纳双方争议的焦点，据此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以引导双方达成谅解。
对重大、复杂以及群众关注的行政调解案件，行政机关应当制作调解笔录，全面、客观地记载调解的过程、内容。调解笔录应当由参与调解的人员签名。
（四）调解协议的签订。调解达成协议后，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争议的案由及主要情况；当事人协议内容和调解结果；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调解协议不得对各方当事人增设超过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五）调解协议的签字盖章。调解协议须经行政机关认可，加盖行政机关印章，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即对调解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各执一份，行政机关留存一份备案。
（六）调解未达成协议的纠纷的处理。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生效之前一方反悔的，行政机关应当终结调解。
（七）调解结果的回访。行政机关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及时组织对各方履行调解协议的结果进行回访，注意发现问题，督促调解协议的实现。
四、工作要求
（一）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履行工作职责。要建立调解组织，安排具有法律知识、专业知识、经验丰富的调解人员，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其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特定矛盾纠纷加强行政调解，当调则调，调裁结合，及时解决问题，就地化解矛盾。
公安、、民政、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国有资产、经济商务、卫生、教育、农业、规划、建设、城管、环保、商业、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等部门是行政调解的重点单位。上述单位要针对自身管理职权范围内的特定矛盾纠纷，根据本部门工作实际，遵循调解优先的原则，制定具体调解办法。
（二）各级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行政调解工作。行政调解人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调解工作，在调解过程中，做到公正、廉洁，不得，不得吃请受礼。对因调解工作失误或者不当引起矛盾纠纷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的，将依法追究行政机关负责人及调解人员的相应责任。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8
一、广德县乡镇以上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基本情况
1、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数量、面积、年生产总值及利税情况
广德目前乡镇以上工业园区1个，即广德经济开发区。广德经济开发区于7月8日奠基，升级为省级示范区。开发区规划面积43平方公里，已开发15平方公里。工业总产值81.03亿元，实现利税1.06亿元。
2、开发区招商引资项目数量、吸引外资金额、已入驻园区或开发区企业数量（其中，投资规模1000万元以上企业数量）
截至12月31日，广德经济开发区累计签约项目238个，协议内资179.2亿元，协议外资3.53亿美元，其中内资项目205个，外资项目33个，5000万以上内资项目101个，超亿元内资项目39个，千万美元以上外资项目15个。开发区现有投产企业74家，在建项目43个。
3、以来，园区和开发区发展情况（包括土地征用、有关拆迁安置等情况）
开发区总体规划面积43平方公里，目前已开发15平方公里，实现“三通一平”。先后通过市场化运作投入18多亿元用于区内基础设施建设，一、二期给排水、电力、通信和绿化、亮化、美化跟进实施。共拆迁296户，111772.5平方米。
二、以来，涉及工业园区和开发区的案件情况
以来，我院共受理涉及开发区的各类案件469件。其中刑事案件5件，占1.1%，民事案件398件，占84.9%，商事案件66件，占14.1%。受理执行案件313件，其中合同类132件，工资类181件。具体见下表。
表一：广德法院以来受理涉开发区案件
年度审理案件执行案件
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商事案件小计合同类工资类小计
036743404686
223525262455297
211528145384785
1-5月11261993645
合计539866469132181313
在这些案件中，具体可以分为：
1、工业园区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是案件当事人的案件
以来，我院共受理开发区管委会是案件当事人的案件2件，为买卖合同纠纷。这2起案件主要是开发区在办公楼建设、装修过程中，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普通民事主体与建设、装饰材料供应方之间产生的合同纠纷。
2、涉及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建设的各类案件
以来，我院共受理涉及开发区建设的案件41件。其中刑事案件2件，分别为诈骗罪1件，职务侵占罪1件。该起诈骗罪在开发区建设过程中较具典型意义。在5月8日至12月8日17个月中，为骗取拆迁安置费，曾某某等12名被告人共同作案63起，共迁假坟443座，骗取广德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迁坟安置费151750元，曾某某等12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民商事案件39件，其中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1件，房屋拆迁纠纷7件，土地补偿费案件31件。在涉！及开发区建设的案件中，土地补偿费案件占据较大比例，占79.5%，这类案件主要是村民组在补偿费的再分配中与村民之间形成的纠纷。
这类案件见下表。
表二：开发区建设中形成的民商事纠纷
3、涉及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内企业的案件
以来，我院共受理涉及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内企业的案件426件。其中，
刑事案件3件，罪名分别涉及职务侵占罪1件，盗窃罪1件，失火罪1件。
民商事案件422件，案由分别为借款合同7件，买卖合同32件，分期付款买卖合同4件，股权
转让合同2件，承揽合同7件，建设施工合同13件，保证合同1件，财产保险合同2件，债务转移合同2件，金融借款合同1件，合同纠纷1件，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1件，劳动合同343件，债权纠纷1件，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5件。三、法院履职情况
在受理的469件案件中，已审结464件，结案率98.9%。在审结的464件案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193件，占41.6%，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的271件，调撤率58.4%。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有：
1、涉诉企业应诉不积极，调解困难。在审判实践中，企业对诉讼重视不够，应诉不积极，往往难以调解。
2、管辖权争议大。由于开发区企业规模较大，开展业务范围较广，涉及地域多，在产生诉讼时，管辖权争议较大；
3、法院处理难度大。涉开发区的各类案件往往社会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企业期望值较大，处理不好容易产生群体性纠纷。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受到的干扰因素较多，使得案件不得及时审结。
4、法律适用不一致。有些案件在法律适用上不明确，理解不一致，案件审理难度较大。如土地补偿费案件，随着园区建设的推进，土地的征地款分配问题导致的纠纷较多，成为当前较为突出的一类民事纠纷，而且该类纠纷具有对众多村民享有多少土地补偿利益的反射影响。而对该类纠纷处理，在法律层面并无统一具体的规范内容，从而较易形成法律、政策的调整范围及方法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冲突。对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实践中法院对诉的性质也认识不一，有的作确认之诉受理，在裁判上仅进行资格确认，有的认为兼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因而在裁判上既确认资格，又判决给付义务并明确具体金额。但如果判令给付义务和具体金额，法院执行存在较大困难。涉诉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补偿费到手后往往即用于成员分配，法院裁判后集体经济组织常无财产可供执行。现实中，这方面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因法院裁判无法执行而上访的事例屡见不鲜。我院在审理的31起土地补偿费案件中，均作为确认之诉，判决确认原告享有同等分配权。
5、案件定性分歧较大。如我院审理的被告人李某等七人职务侵占罪一案。5月至8月期间，被告人李某等七人，利用担任广德县桃州镇长安社区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在受广德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委托协助征地过程中，经共同商议后，趁给九个村民村代表发放征地事务费之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该九个村民组代表出具的领取事务费的原始领条销毁，共同出具了九张虚增数额的领条（“证明”），截留长安社区征地事务费728000元，每人分得104000元，据为己有。该案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贪污罪，我院在判决时认定是职务侵占罪。这类案件不仅检、法两家对案件的定性存在不同看法，在法院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
四、预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涉诉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哪些新类型案件，增长趋势如何及原因分析
刑事案件方面：
1、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针对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的相关费用的犯罪。涉及的罪名可能有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等。
2、可能出现侵犯园区内企业的财产的犯罪。如盗窃园区企业设备、电缆线等。涉及的罪名可能有盗窃罪等。
3、在园区内企业的管理人员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过失，可能会引发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如失火等。涉及的罪名可能有失火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
4、可能出现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园区企业的名义，打着招商引资的名义或利用其他方式进行诈骗。涉及的罪名可能有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
行政案件方面：
1、可能会出现涉及开发区建设的土地、拆迁、规划方面的行政案件；
2、随着入驻企业的发展，涉及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的行政案件将会增加。
民事案件方面：
1、随着开发区建设的推进，涉及拆迁、补偿类的民事案件可能会增多；
2、随着区内企业的发展，用工需求的不断增长，涉及劳动争议类的案件可能会增多；
商事案件方面：
在区内企业的融资、经营过程中，金融借款、买卖合同、承揽合同、股权转让、建筑施工合同等纠纷将会呈现增长趋势。
（二）示范区建设对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1、对司法功能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求司法保障的需求量增加。二是要求司法保障的范围拓展。在案件数量日益增长的同时，案件类型也更加多元化，各种新类型案件会增多。
2、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新要求。在示范区建设推进过程中，拆迁、补偿等类案件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处理不好极容易引起群体性纠纷，这就要求法院不仅要实体公正，而且审判和执行案件，必须通过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和司法行为的规范性，表现出司法过程是公正的。
3、对司法效果提出了新要求。一是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还期待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在拆迁、补偿过程中，将纠纷提交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获得一纸公正的判决，而是更关心自身权益是否有效实现，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二是不仅要求依法裁判，还要案结事了。涉示范区建设的各类纠纷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仅要能解决纠纷，而且要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三是不仅要求做好审判本职工作，还期待拓展审判社会职能。人民法院不能仅仅就案办案，而应当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工作思路，延伸审判职能，通过审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规范交易行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动社会管理机制的完善，从而有效推动示范区建设。
4、对司法效率提出了新要求。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效率就是效益。这不仅要求司法程序严谨公正，还期待司法程序高效便捷，减少不必要的繁琐和冗长，切实减轻诉讼负担。
5、对司法公信力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对业务能力的要求。在示范区建设中，各种新类型案件会日趋增多，对审判工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统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人民法官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注重更新业务知识，不断提高庭审驾驭能力、调解能力、说理能力、法律适用能力。二是对法官公正廉洁的要求。要求法官更加公正廉洁司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五、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保障和服务“示范区”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1、不断加强法院自身建设，为服务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的队伍保障
其一，加强法院干警的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广大干警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发展意识、政治意识，自觉将法院的各项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考虑。其二，加强业务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特别是处理一些新类型案件的能力。在处理涉及园区的案件时，不仅要注重法律效果，还要注重社会效果。
其三，不断完善审判管理机制。通过加强审判管理，创新审判机制，不断提高审判工作效率。
2、做实诉前服务，将司法的前沿阵地朝审前环节推进。
加强法院与企业的交流沟通，深入了解其经营状况，着眼于建立以保护企业交易安全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风险防范机制和维权机制。
其一，打造以法院与企业间、法官与企业从业人员间联动为核心的风险防范机制。充分发挥法院的法制宣传作用，定期组织法官针对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遭遇的法律、政策问题进行咨询解答，以司法职能帮助企业规范经营行为，降低交易成本。组织法官为企业开展政策法规讲座，促使其了解并善于运用市场规则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以法院与企业、法官与从业人员的联动状态使优势企业能够有效地预测、预防、预控经营风险。
其二，开辟重大项目纠纷审理快速通道。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凡属涉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高新技术项目、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的产业项目、对社会和谐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业项目等，产生纠纷诉至法院的优先处理，依法适当放开立案、保全和执行条件，保障重大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提高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三，构建法院与区内其他部门的联动机制，整合资源共同为示范区建设服务。将法院工作视为保护区域经济发展链条上的关键一环，积极从立案、庭审、执行等各个工作环节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及时与辖区内其他部门联系沟通，从“案结事了”出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企业争取便利，共谋问题的解决。
3、做深审判实务，将司法的能动作用于诉讼环节强化。
其一，可以在园区设立派出法庭，为园区企业发展搞好法律服务，为他们解答法律咨询，减少园区企业的诉累。同时，为确保案件快审快结，可以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缩短诉讼周期，相应提高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其二，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分流简单案件。通过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的联系和协作，强化诉前调解，在法院内设立立案调解工作室，进一步分流案件，确保稀缺的司法资源能集中为示范区建设更具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纠纷。
4、做活案外工作，将司法能量向判后和诉讼外环节延宕。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9
【摘要】作为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决是各型经济组织的首选。诉讼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同时，由于企业规模以及各自经济实力等差异，纠纷的自我解决形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反思经济组织自决机制的本质，既表现一定的伦理性，也呈现某种反伦理特征；就其与诉讼机制的关系而论，则既存有竞争，也有同一关系。
【关键词】经济组织；纠纷自决；诉讼
一、理论预设与研究路径
经济组织是现代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与其发展相随的是各种纠纷。数量上，经济纠纷所占比例较大。与诉讼、仲裁形式相比，以自决形式解决经济纠纷只能算“隐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关经济组织自我解决经济纠纷的机制，包括其数量、方式、策略技术、效果以及实际运作过程，尚未得到法学界的关注，更是缺乏社会学意义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在发轫于18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那里，趋乐避苦是人生的基本目的。按照边沁的定义，功利原则是指，“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1} (p37)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理论，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追求快乐[1]为轴心，相对这一目的而言，其它的通通不过是手段；所有的行为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们是获得快乐的工具。功利主义哲学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化约为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尽管不无片面，但其合理性在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仍灼然可见。功利主义哲学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的最初架构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行为理论。韦伯认为，为了实现特定社会目标，作为社会的个体，必然会考虑手段对实现目标的效益，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益。从微观社会层面，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目的——理性行为。{2}(p3)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经典模型，个体的行动和社会行动所关注的完全是他们自身的福利（即虑己，self-re-gard)，社会行动是依照可传递的偏好(transitivepreference)，从最优的角度选择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可以实现的最佳方案）。{3}(p281)
理性选择理论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得到愈益强烈的印证。相对于自然人，经济运行体系中的企业是更为彻底的“理性人”，理性选择是现代企业活动原则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效益最大化既是指导其经营活动的根本性原则，也是指导其纠纷解决活动的最终目标。对纠纷解决活动而言，效益最大化不仅意味着通过纠纷的解决挽回所有损失或者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同时还不会对企业的声誉和正常经营活动构成任何不利。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组织普遍长于精打细算，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使他们在解决纠纷活动中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而效果最好的纠纷解决形式。季卫东在考察西方国家纠纷解决方式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当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都缺乏效果的场合，诉讼才被作为最后手段而采用。[2]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理论预设是：作为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决是各型经济组织的首选，诉讼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同时，无论企业规模大小，由于其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趋同性，以及企业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的相似性，其选择的自决方式必然具有共性之处。
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进，就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进程。帕森斯在其结构功能理论中指出，社会系统往往会沿着一些功能的脉络愈益分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构成交换的事务，而作为整体的系统结合得是否致密，也取决于此类交换的效率；一个沿循功能脉络而分化的社会系统，必须发展出专门的媒介或语言，以促成子系统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3}(p146)帕森斯从宏观层面系统全面地建构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功能的进化模型。相比而言，卢曼的理论则微观得多。他详细分析了家庭、公司和市场的分化对于经济发展的机制性作用，并具体指出，公司在结构上的高度分化，是为适应生产、经营的需要。{4}(p151)由此引导出本文的第二个理论预设：由于企业规模不等，分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以及各自经济实力的差距，纠纷的自我解决形式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因为学术信息缺失和社会沟通渠道不畅，由面到点地对经济组织的纠纷解决进行演绎分析欠缺共识性的理论基点和必要的信息资源。鉴于此，我们采取了由点及面的经验分析方法，选择了西部某省中心城市的两个企业作为观察对象。一个是中等规模的油漆化工公司（以下称之a公司），另一个是全国知名的饲料板块上市公司（以下称之b公司）。在方法上，我们借助与其内部重要职能部门的特殊关系展开了调查。但无庸讳言，这样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调查”。由于“权力资源”有限，难以从内部“刺探”。这样的调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定困难，如一手统计资料、原始资料的缺乏，对某些重要角色（如企业老总）的直接访谈也无法进行，这些都对调查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带来不利。
二、自决机制特征
（一）中、小型企业的纠纷自决机制特征
a企业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注册股东两名，公司的资本约2000万元。2002年之前，油漆销售中发生的纠纷数量每年大约只有2—3起，涉及金额一般也只有数千元，基本由董事长张某与下属销售人员解决。解决纠纷一般采用电话催收形式。张某在自行处理纠纷中随意性极大，对于标的只有一、两千元的欠款，经催要无法索回则往往不了了之，自己也无心追究，而将更多精力放在经营上。张某自1998年开始就聘请律师，但这一阶段律师的作用仅限于个别标的较大而无法自行解决、必须诉诸法院的情形。从2002年开始，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纠纷数量日渐增多。仅2003年，标的在10万以上的（大型纠纷）就有5件，1万至10万元的（中型纠纷）有12件，1万元以下（小型纠纷）的缺乏统计，大致在20—30件之间；纠纷类型也从单一的油漆销售货款纠纷发展到原材料采购和油漆销售环节的质量纠纷、货款纠纷。这一时期，仅靠张某本人及个别销售人员已无力应对这些纠纷，参与自行解决纠纷的人员扩展到办公室主任、技术人员与律师。由于角色不同和纠纷的特点，这些人员在纠纷解决过程之中出现了职责的分化。技术人员承担质量纠纷的防范与初期处置，办公室主任和销售人分别负责大额和小额货款的催收。此外，办公室主任还要会同律师搜集相关证据、谈判和提供决策建议，而董事长则直接对纠纷作出最终决策。
a企业经历了从小型企业向中型企业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到同一企业在前后相继两个阶段解决纠纷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的共性之处。
小型企业管理职能集中于老总一人之手，老总既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人员，也是纠纷解决的决策者与执行者。纠纷发生之后，除进行诉讼需要依赖于法律专业人员（律师）之外，无论采取哪种纠纷解决方式，均由老总自己进行。表面上，这与纠纷数量不多，企业经营压力不大，经营外的资金缺乏，以及单一的纠纷解决结果会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等因素有关。在其背后，则是其企业结构的简单程度影响所致。在中型企业内部，管理职能尚未彻底分化。一般情况下，老总在纠纷解决职能上发挥着决策者的作用，而执行由其下属机构负责，个别标的巨大的纠纷也由老总亲自参与解决。相比小型企业阶段，纠纷解决开始脱离老总的管理，而趋向由具有专门职能的机构负责。
无论是小型企业还是中型企业，老总一般都直接控制着纠纷的解决，由此也决定了特定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进行都被涂抹上很强的个人化色彩，包括个人偏好、个性、经历、观念等诸多因素。在a企业这一个案中，由于对法律不信任，无论纠纷大小，老总均不愿选择诉讼和仲裁，自我解决总是得到优先考虑；在纠纷自决方式的选择上，偏向依靠黑社会和权力机关的非正当解决则从侧面反映了其个性意识中的反社会因素，以及其交往关系等环境因素对此的影响；在纠纷解决的进行过程之中，时断时续，缺少统一筹划及容易受到他人意识的左右，则反映了其随意性大的个性缺陷。
仅就a企业这一个案，我们尚无法推论所有中、小型企业均以自决为纠纷解决系统中的先行手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零星的事实出发作出自决优先的合理推断。在小型企业阶段，即使每年仅有两三起纠纷，但都诉诸法院，老总的经营活动也会极大地受此制约，因为他不得不抽出相当大的精力来搜集证据、咨询专业人员，应付起诉、开庭、上诉、执行等。对于以企业发展为最高目标的老总来说，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在中型企业阶段，随着纠纷的增多，纠纷的类型也趋于多样化，既有大型纠纷，但小型纠纷也不在少数，如果均诉诸法院，其纠纷解决的人员成本和经济成本会非常之高。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其合作关系较为有限，企业的发展则有赖于此，而诉讼意味着“撕破脸皮”；同时，在各种自决方式之中，协商总是最经济、最能维持各方合作关系的自决方式。基于上述分析，在老总的个性化因素之外，其实也有诸多理性化的因素影响着中小型业对纠纷自决与具体自决方式的选择。
由上可见，对a公司这种中小规模的发展中企业而言，经济纠纷常常并非单纯的纠纷，从老总角度，纠纷的解决常常构成企业经营策略的一部分，选择何种纠纷解决方式、怎么解决，常常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目标。在此目标之下，不同职能部门与人员构成其个别决策的执行系统，在具体的纠纷解决行动中较为忠实地贯彻其意图。同时，由于中、小型企业的老总与下属人员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后者也能对前者的决策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大型企业的纠纷自决机制特征
b公司自1982年注册以来，已从最初的一个小型饲料加工企业发展为净资产超过20亿元、员工逾万人的上市股份公司。其经营业务以饲料为主，但已扩展至畜产品加工、金融、房地产、空调等多种行业。笔者选择了其中饲料板块的纠纷解决状况进行考察。
该公司分三级机构：董事长，总部与各分公司。总部是一个企业内部的管理机构，对外经济联系较少，唯一可能与外部发生经济纠纷的机构是贸易部。贸易部负责各分公司的的饲料原料的采购，一旦涉及纠纷，所涉金额往往高达数十万美元。贸易部的纠纷近年来维持在每年40—50件左右，其中，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的在30件左右，每年只有10-20起通过诉讼解决。公司的大部分经济纠纷则发生在分公司与外部经济组织、个人之间。根据多名法律事务人员及个别分公司受访人员所作保守估计，各分公司每年发生的纠纷应在10—20起之间，标的小的只有几千元，高的则达到八、九十万元，平均标的额应在5—10万元之间。该企业饲料板块的分公司有40－50家，每年总计纠纷数量应在500—1000起之间，涉案金额可能高达2500万至1亿之间。
与中小型企业一样，纠纷自决是大型企业解决纠纷的首选形式，而在所有自决方式中，协商居于核心地位。所不同的是，大型企业是否选择自决、以及选择何种自决方式往往不受老总个人的背景因素的影响，而基本是企业经营运作的理性化选择。理性化程度的分殊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大型企业以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比较作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作为例证，我们看到“自决优先”原则被载入b公司的制度文本之中；同样是利用关系资源，b企业更注重在法律框架下寻求投资性保护。
大型经济组织因规模宠大而分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更高，也更具有复杂性。在大型经济组织内部，老总通常只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宏观决策者，就纠纷的解决而言，只在个别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对企业经营发展有严重影响的纠纷解决中充当决策者，大部分的纠纷解决的决策职能由其下属机构职能承担，纠纷解决的执行职能则完全由下属人员负责。以一个标的额为20万元的经济纠纷为例，对小型经济组织的老总而言，这一纠纷的解决往往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老总在一定时期内往往以解决纠纷为其主要的职能工作；同样标的的经济纠纷对大型经济组织的老总而言则不算什么，如果参与解决此类纠纷，则会浪费大量精力，而等量的精力如果用于生产、营销方面创造的效益会更大。与经济组织的规模化程度相联系，这其中也有成本与效益的对比问题，对经济组织老总而言，即是如何进行理性选择的问题。由此产生一个结论：经济组织的规模越大，老总的管理职能更加抽象、超然，与纠纷解决的决策、执行职能更加疏远。但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比较性观察，我们发现：在经济组织内部，纠纷解决职能呈现专门化、专业化、科层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大型企业那里得到最完整的展现，并因此而构成其纠纷自决机制的突出特征。
解纷职能的专门化是指，与经济组织的内部职能分化趋势相一致，纠纷解决的职能趋于独立，由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在a企业的发展初期（即小型经济组织时期），纠纷解决的职能完全由生产经营人员承担，并不存在专门化的纠纷解决机构与人员。基于纠纷数量、数额、企业管理成本等方面的因素，小型经济组织没有必要建立专门化的纠纷解决机构，否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当a企业扩大至中等规模之后，经营压力增大，纠纷数量日渐增多、纠纷标的额也明显提高，此时，如果再由老总随机性指派人员解决纠纷，可能会影响这些人员正常的生产经营职能活动。于是，老总确定由销售部门的副经理专职收账。从表面上，这一头衔与纠纷解决无关，但却使这名专职收账人员具有了名义上的企业内部的高层地位，使之在催账过程中的话语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催账结果这一功能效果上分析，由于其专职收账，因此会随时日的增加而提高解决纠纷的规律性的认识，并由此积累解决纠纷的经验与教训。面临的纠纷形势更加严峻的b企业则成立了法律事务部作为纠纷解决的专门性机构。从职能分配的角度，作为大型经济组织，b企业确实需要一个能够对经济纠纷作出迅速应对并能持久性参与其中的职能机构；而从经济实力的角度，b企业也能够承担建立、运作这一专门性机构的成本支出。
解纷职能的专业化是指，与职能专门化过程一致，纠纷解决的职能趋于由具有专业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的专门人员承担。专业化职能是基于纠纷复杂性之特点与利益最大化之需要而产生。经济纠纷在当代呈现复杂化趋势，不仅在纠纷的起因、责任的归属和证据的获得上趋于复杂化，跨地区、跨国性的纠纷也日益增多，所涉及的法律规则也更加专门化，因而解决的难度不断增加。普通的常识已渐渐不能胜任对专业化纠纷解决的需要，专业的知识、专业的人员和机构构成现代经济组织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时，纠纷解决职能的专业化也意味着管理知识的成本增加，但如果其知识性效益的获得符合利益最大化之原则，则显具有生成之必要。纠纷的自我解决机制的实践中却似乎蕴含着一对知识性的矛盾：一方面是自我解决纠纷的知识与技术的需要所导致的专业化趋势。解纷职能的专门化客观上推进了自我解决机制的专业化进程。在职能专门化过程中，专门人员——即使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从不熟悉到熟悉，逐渐掌握了诸如催收、协商、谈判、借助权威与强制力等自决手段中运用的规律性知识，掌握了对于自决纠纷的关键性技术——例如对账技术，这些知识技术也许与法律规范性、正式的诉讼要求无关，但却是确确实实有利于合理结果的形成，在社会学意义上，它们也称得上专业知识，而掌握它们的人员当然属于专业人员。另一方面是，即使在b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作为正式法律代表，律师在纠纷自决过程中却作用有限。这主要是由纠纷自决的性质所决定。在进行协商、谈判时，律师的出面容易对纠纷对象构成不利心理影响，并使对方产生戒备。而在利用权威与强制力手段上，律师的法律知识则完全不相关涉。因此无论经济组织的规模大小，律师的作用主要限于正式的诉讼。尽管如此，纠纷的自决与诉讼之间并非没有牵连：纠纷自决的无果往往导致纠纷的诉讼，即正式的法律解决。正因如此，在自决过程中，律师往往处于幕后，为诉讼进行一些前期准备，如形成证据、延续时效等。这些诉讼的准备客观上也促进了纠纷自决。
法律专业人员的不同面相集中体现了不同经济组织在纠纷解决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在小型经济组织中，法律专业人员（如果有的话）往往集中处理涉及诉讼的纠纷，其功能相对单纯地发挥在纠纷的规范性解决和决定性解决之中。随着经济组织的扩大，经济事务与经济纠纷的增加，法律专业人员开始全面地介入纠纷的解决之中；因此，在大型经济组织中，法律事务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实权部门——而小型经济组织更倾向于不设立这种部门，有诉讼时临时聘请律师。同时，与法律规范在纠纷解决整体机制中的势微相伴，法律专业人员的功能在很多时候已经与收集法条，庭上抗辩等典型的法律事务无关。法律事务人员分化为多种形象：除了小部份深谙诉讼论辩之道的“法律人”外（这部份人经常也是临时聘请的律师或者作为律师的法律顾问），还大量存在着专业的谈判专家、心理战专家、讨债高手甚至公关小组。不能说这些人就与法律无关，因为在这里，“法律”一词已经体现了相当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一种实际运作中的规范，以及由这套规范组合拼装成的“活”的制度。
解纷职能的科层化体现为纠纷解决的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纵向分配特征。在小型经济组织中，纠纷的自决权集于老总一人之手，其下属主要发挥辅助性作用。而在大型经济组织之中，纠纷自决权根据纠纷金额的大小或者难度而予以分配。从科层制角度，这种分配方式的根本目标在于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但从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的角度，其往往是客观条件所致。尤金·j·本奇将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划分为职能制、地区制与产品制。后两种类型的企业往往是规模较大的现代型企业。{5}(p16)其中，地区制企业实际是由若干职能相同的中小型企业组成，它们之上不过有一个进行全面协调、管理的总部。由于地理上的疏离与层级关系，这样的结构往往造成职能、职权的复杂化。客观上，不论纠纷大小而统一解决既不利于解决纠纷，也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种科层化的另一特点是层级汇报和问案制度。尽管基层机构拥有一定的纠纷自决权，但必须将纠纷发生的情况、解决的方案、解决的进展、最终的结果及时上报总部相关机构，从而使总部决策机构（包括老总）能及时掌握全局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这种方式，也使基层机构在纠纷自决上不致于权力失控，从而形成权力自治与腐败滋生。
三、纠纷自决机制的理论解读——以经济组织纠纷自决机制为例
（一）伦理性与反伦理性：自决机制的双重面孔
从以上关于经济组织自我纠纷解决机制的描述可以看到，理性选择的利益激励作用对于经济组织本身是绝对的；所以，无论是援用反法制的权力资源还是依凭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软硬皆施地拖垮对手都找到了“理性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甚至可以等同于其强势但又相当不同的表达：“有缝的蛋苍蝇就应该叮”。当公共权力成为一种有利于实现经济目标的可用工具的时候，使用这种工具就是最充分的理性选择；弃之而不用，不是“经济人”的作为，非营利组织之本性。如果说生存是最大的“伦理”的话，经济组织的“伦理性”充分地表现在对利益的无限角逐上。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将现代社会的理性行为定义为一种沟通行为，即通过语言表达或言说行动达成共识，最终实现相互理解。{6} (p48)然而，从经验与实证角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规模不等的经济组织都遵循功利原则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与纠纷解决活动，因此，纠纷的解决实际只是一种策略行为、功利行为，而不是沟通行为。在此语境中，纠纷自决中的交往沟通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期待，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工具主义的描述；可以说，以完全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充分的理由论证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性”在现实的“物欲世界”中从未真正实现过。从此意义上，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仍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牢笼”，或诚如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然而，这样一个被功利所殖民的世界，却显然地存在着反伦理的危险。功利主义的反伦理性不但为形形色色的权利理论所不耻，甚至也站到了法律经济学所秉倡的“财富最大化”理论的对面。[2]从法律经济学的立场出发，一个能实现财富最大化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最有效的制度。但是，不能狭隘地理解这里所称的财富，必须充分地核算行动的成本。从功利主义出发，一个以1万美元购买一条项链的人比另一个没有钱但愿意承担一种非货币的反效用的人（如项链的盗窃者）所感受的“快乐度”是相同的；但在法律经济学理论看来，前者显然比后者“在道德上更高一些”，并形成了我们“伦理信仰的资料依据”。[3]让公安（甚至是无管辖权的）介入经济纠纷完全符合经济组织的效益原则，但却发生了成本的转化，而且，在这种转化中，成本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被利益所收买的公共权力机构必然得不到公民的信任，对其利用率降低的成本，以及为此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予以弥补的信息成本，都转而由将来可能会利用公共权力机构的所有人承担了。如果说对公共权力机构收买者获得的收益为1，由于公共权力机构被收买而承担不利者的成本也为1，将来合法的利用者所必须付出的信息成本则是由于收买行为而增加的成本。这里，收买者和被收买的公共权力机构（主要是后者）所获取的快乐对一般人而言是毫无价值的。
所以，必须要关注到经济纠纷组织的非规范性自我解决机制中隐藏的巨大破坏性。对财富最大化的破坏从而也是对伦理、对权利的破坏。同时，在解决纠纷的程序运作中，由于介入了掌握压制性巨力的第三者，充分的理由论证也褪变为赤裸裸的力量争夺。公平、公正的程序正义理念在这里找不到市场；传统哲学中的差序格局依然大行其道。反程序、从而也是反法治的解决机制强化了同质的民众观念的滋生繁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概念屈从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这种自发地动用社会资源所形成的“契约性秩序”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组织化秩序”观念，但正如季卫东指出的那样：“这种契约的非契约性基础不是正当程序而是力量对比，不是功能分化而是价值统一。在中国，法律受情理的牵制，决策方式往往是概率性的。市场活动为了获得必要的预测可能性，不得不回过头来向关系本身求援。”“在西方，社会关系的分离和重组是与公正秩序、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技术调整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缺乏这样的合理选择的制度条件，自组织机制就会流于恐意的偶然性游戏，或者陷入无序的混沌之中。”{7}(p281,283)
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或者说回到“经济先行还是政治先行”的老议题上。这个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但进到此时，似乎还有重新思考待定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以经济总量的“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精密运作的秩序观念还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政治对于经济的钳制作用就愈发明显，竞争的正当化与有序化就愈发重要。本来，现代中国经济组织中普遍采用的某些纠纷解决机制暗藏着对经济组织本身也堪称致命的危险——例如通过收买公共权力机构而可能遭致的敌视与惩罚，长期信誉的丧失——但是，这些危险顶多只是“远在天边”的幽灵，比起近在眼前的巨大诱惑，自然不在慎重考虑之列。既然不能奢求经济组织一朝猛醒，都开始干起无利益追求的慈善事业，或者在生死存亡的角逐中自断命脉，那么，建立一套公正秩序，一套“合理选择的制度条件”的任务就必须以另一种路径完成，也必须作为继续发展的前提性事件来认真对待。
（二）在纠纷自决与诉讼解决之间：竞争与同一
在韦伯那里，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相当程度上需要理性化的技术与理性化的法律。{8}(p15)与理性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必须有理性的法律制度与之对应。诉讼与仲裁被认为是理性社会（现代社会）最具普遍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即理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和调解手段的运用，标志着社会力量对于冲突的干预，也表明人类解决冲突方式的进步。”{9}(p41)比仲裁与调解更进一步，诉讼依赖国家权力的权威决断并对裁决结果的执行提供强制性保障。与之相反，自决的性质属于私力救济，在古代社会，“那些得到救济的人采取的方式是个人报复。这种报复常常是暴力性的和任意的。在故意的和过失的犯行之间很难得出明显的区别。并且，由于报复性愤怒的程度的张扬，不仅犯罪者个人会受到报复，常常会连累他的家庭与氏族受到攻击。随着社会的发展，非规则性的个人报复的问题日益严重。在特定情况下，被报复的‘被害人’常常视之为一种侵犯，然后又挑起新的报复。私力救济因此导致冲突的加剧和长期的血腥世仇。”{10}(p38)自决的原初形式是复仇，这是普世之说。正是在此意义上，顾培东认为“自决最适合社会冲突的个性本原，从而构成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被视为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最初形式。”{9}(p37）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角度纵向考察，由纠纷的自决（最初是复仇）到他决（调解，仲裁，诉讼），反映了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的不断深入；而纠纷解决从暴力、神性趋于合意、说理，则反映了人类理性程度的增长历程。合意性的纠纷自决，其伦理基础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纠纷解决结果往往也最大限度地符合当事人的利益需要。
尽管从时间的承续关系看，诉讼手段的运用范围日渐增大，但自决的地位也并未因此下降。棚濑孝雄将纠纷区分为“适合于审判的纠纷”和“不适合于审判的纠纷”。棚濑认为，即使在“适合于审判的纠纷”之中，通过当事人之间交涉、第三者的斡旋以及调解、仲裁等“准司法机关”而达到解决的，与通过审判解决的相比，占压倒性多数。{11}(p2)就经济组织解决纠纷所采用的各类方式所占的比重而言，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但通过上文对a企业与b企业的考察，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经济纠纷没有通过诉讼，而是通过自决方式解决；其余部分的纠纷比较复杂、分歧很大，也往往在自决无效的情况下才走向法庭。这种“先自决，后诉讼”的纠纷解决系统反映了企业决策者对待自决与诉讼的不同态度，在他们的理念中，自决仍然优于诉讼。这种态度、理念与普通公民（包括普通市民与农民）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副教授麦宜生于2001年在北京地区针对1124名普通市民进行了一项法律与社会(blcs)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发生纠纷后应对方式的选择。通过对67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只有36%的人选择“寻求第三方帮助”，而选择“没有寻求第三方帮助”的高达43%，另有21%为缺省回答。“没有寻求第三方帮助”包括“忍让”和“自己解决”。据此，麦宜生作出结论：“当遇到不满时，律师和法律是人们求助的最后选择之一。”{12}(p92—94)陆益龙等人就农民法律意识进行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在处理纠纷时，农民选择直接解决的占多数。[4]
相比正式的诉讼解决形式，自我解决具有两个突出优点：(1)运作方式更加直接、灵活、迅速，因而成本较低。所谓直接，是指纠纷自决发生在纠纷当事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介入，也就不产生对于第三者的费用；所谓灵活，系指当事人可选择各种认为投入较少而效果明显的具体方式进行；所谓迅速，是指纠纷自决环节较少，只要当事人双方意合或者一方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则能在较短时间内达致纠纷的解决。相比而言，诉讼与仲裁程序繁锁，耗费时日，需要依靠当事人之外的国家机关或人的行为运作，既有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其他费）、执行费等显性费用，还有为打赢官司而支出的各种关系费、活动费等隐性费用。(2)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自决能减少诉讼、仲裁等可能加剧的冲突，维持双方协作关系。影响纠纷解决方式之选择的是利益机制。逐利是经济组织的根本目标。但对利益的考量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锤子买卖”中的患得患失。维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越来越成为利益权衡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对持续发展抱有希望的组织之间更是如此。如果继续合作的前景对双方未来发展都有好处，那么这种预期利益将很可能构成以和平方式进行自决的动力机制。自我解决的过程与结果反过来又能有效地维护双方的面子关系，达成沟通与交流，消除误会，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正是基于对上述优点的或明确或模糊的认识，使企业、市民、农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将自决置于诉讼之前。
以上探讨了纠纷自决与诉讼在纠纷选择位阶上的序位关系，这是一种竞争关系。这种序位的先后与竞争关系反映了自决与诉讼的功能对应与当事人的价值选择。就另一方面而言，纠纷自决与诉讼之间还存在功能意义的联系，由此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同一关系。
在上文的描述中，大型经济组织更注重纠纷的防范，为此而建立经销商和客户档案资料、完善赊欠手续、健全对帐制度等。上述措施的运用，主观目的是避免纠纷的发生，以及纠纷发生之后确定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对方当事人）的责任情况；而客观的效果则是提供协商、谈判的直接证据，以及，当协商无果时以相关的书面性资料保证诉讼、仲裁的结果有利于自己。通过防范机制的运作所形成的基础性事实材料，有力地保证了该组织在纠纷自决过程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在这些材料之中，包含着能够证明损失情况与责任归属的事实内容。结合纠纷发生后形成的其他材料，纠纷当事人就能全面地展开协商、说理乃至提起诉讼、仲裁的准备。
各型经济组织都十分注重纠纷发生之后的协商、谈判。根据上文考察，这种协商、谈判在两种意义上与诉讼、仲裁（正式的法律解决）发生联系。第一种意义是协商、谈判的过程以说理的形式展开，而说理的手段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法律解决前景的预测，或者说理性的协商过程往往与规范性因素相联系。在a企业的“洪源公司欠款案”中，我们看到这种协商过程已经相当的正式化。例如，《会谈纪要》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本着合情、合理、合法以及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有关问题。”而所谓“合情、合理、合法及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也正是诉讼与仲裁裁决所依据的根本原则吗？又如，《协议书》及《和解协议书》均基本按照合同法的框架对争议事项及纠纷解决方案进行约定，并通过“签字生效”条款强调其法律约束力。作为具有高度意志自由的当事人何以会有意或无意地将正式的法律解决的形式部分地纳入到自决过程？顾培东认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自决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暴力强制的存在。在自决过程中，彼此间的争辩使得正义基础薄弱的一方意识到：倘若不服从或者接受相对方合法的权益主张，将有可能导致国家暴力强制的运用。”{9}(p39)这一解释与棚濑孝雄的观点不谋而合。棚濑孝雄认为，“纠纷中可能利用的手段实际上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规制，因而交涉过程总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下发生的。”“从当事人双方都承认的规范来看其主张是没道理的一方当事人易于处于不利地位这一事实，实际上就意味着最终的合意内容往往受到规范制约。”{11}(p11)第二种意义是协商、谈判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提请诉讼或仲裁的预备性阶段。至少对纠纷的一方而言，上述《纪要》、《协议》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如果对方不按约履行，那么约定的事实在未来的诉讼或仲裁中作为不须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会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依据。协商过程并非完全体现双方的意思自治，并依照纯粹正义的原则展开。纠纷双方总会想方设法使对方认可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事实和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协商的过程其实也就演变为以实现埃里克森所谓的“福利最大化”的博弈过程。[5]于是，我们看到，处于优势地位的当事人总是倾向于利用自己在法律知识方面的长处，力图在正式的协议之中载明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同时，也尽可能回避己方的过错。另一方面是，无论是正式的协商、谈判还是非正式的“催账”、信函传真，往往都载有文件形成时间。无论纠纷当事人是否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但由此可以形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既有利于继续协商、谈判或者采取其他自决形式，也可以为诉讼、仲裁赢得较长的时效期间。
如果说协商、谈判、催帐等属于合意性自决形式的话，利用黑恶势力、地方党政力量则属于强制性自决范畴。表面上，依赖于第三方力量介入的自决[6]并不涉及任何法律因素，但其实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合意性的自决主要是对法律规范的正向利用，因而与诉讼、仲裁之间产生积极的功能联系；反之，强制性的自决则属于对法律规范的回避，与诉讼、仲裁之间呈现逆向的功能联系。强制性自决起因于对法律的不信任，因而也是对诉讼、仲裁的可选择性的否定。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基于对法律权威与公正性的歧见，这种歧见源于传统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厌讼观念。在a公司老总的身上，我们发现了对官方机构（包括法院）的不信任，而在对b公司的调查中，尽管我们没有条件与其总裁晤谈，但其内部文件所确定的自决优先原则也明显反映了公司高层对诉讼的拒斥。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中，根据我们的观察，经济组织的厌讼情结主要与科恩列举的四个理由中的两个有关：(1)民众对法官有不信任感，凭良心、有能力的法官凤毛鳞角。(2)无论胜诉或败诉都要耗费巨额资金。{13}(p93)科恩的描述是正确的，但他就中国民众厌讼心理的另两个理由却不适于经济组织。[7]
【注释】
[1]从广义的角度而不是仅就语词的表面涵义理解，所谓“快乐”、“幸福”不过就是主体各种利益的表征，利益指向是功利主义原则的核心。
[2]季卫东确切地指出：这种状况不独中国然，在各种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西方解纷方式选择中的舒沃茨假说和布莱克命题就是很好的说明。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波斯纳说，“就基于自愿的市场交易模型而言，追求财富要比古典功利主义更尊重个人选择。”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4]波斯纳还认为，“相比之下，这个窃贼没有给项链所有者以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收益，他对这一项链的，功利主义者也许会承认的‘权利’都基于感官，即感受快乐的能力，而这对其他人来说也许一文不值。”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5]陆益龙等人的调查涉及2970份有效问卷，1.4%的受访对象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选择，“忍忍算了”、“自己解决“、“求助第三方”的比例各占0.3%、0.5%、和0.6%。参见陆益龙：《乡村社会法制化的条件》，载郭星华、陆益龙等：《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5]美国法社会学家罗伯特·c·埃里克森认为，纠纷双方的合作之迷在于作为理性人的行动模式——“博弈论”。他认为，纠纷的当事人即是博弈的双方，无论其他博弈者作出什么选择，某个选项对一个博弈者在该博弈期间都有利，这一选项就是首选；当诸多博弈者的选项汇合之后会产生可能获得的最大的总和客观报酬，而不论各个博弈者如何分享这一总量，那么该博弈结果在此称之为“合作解”，或是“福利最大化解”。参见[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6]顾培东认为，自决的主体并非仅指直接冲突者本身，还包括直接冲突者各自可以借助的某些其他力量，主要是与直接冲突者利益相一致的家庭、民族、团体或其他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参与的其他社会成员越多，冲突一方的自决力也就越强。参见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7]除上文引述的两个理由之外，科恩还认为，中国传统的厌讼心理还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一审法院都设在各县城，远离大多数民众居住的村落，出庭的旅费和住宿费用很高，因此，没有金钱和时间就不可能进行诉讼。另一个是民众在法院往往遭到侮辱性的白眼。科恩的考察主要限于传统中国（即1949年之前的情形），上述两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中国公民越来越“接近司法”。对经济组织而言，由于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两种限制性因素根本就不存在。有关科恩的论述引自[日]大木雅夫：《东西方的观念比较》，华夏、战宪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经济纠纷调解注意事项篇10
--**州**县**彝族乡**村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典型经验材料
村党总支常务书记兼新农村建设指导员 胡－光－明
**州**县**彝族乡**村地处**乡东边，距**乡政府所在地17公里，到乡道路为柏油路，交通方便，距县42公里。全村国土面积47.56平方公里，辖热水塘、哈铁等11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318户，有乡村人口1030人，2012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676.3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220元，森林覆盖率达83%，是一个以发展泡核桃产业为主的林业山区民族村。近年来，国家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促进了农业建设的持续发展，农村面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受到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文化思潮变革等诸多因素影响，各种新型矛盾错综复杂，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矛盾，关系到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着力化解农村矛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是基层村级组织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我村党总支、村委会在农村基层实际工作中，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和相邻之间纠纷的解决，采取强有力的工作措施，认真加以排查化解，并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矛盾纠纷化解办法。
一、矛盾纠纷基本情况
2011-2012年以来，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和跃龙公路等重点工程项目在**村境内实施，以林地和土地权属、农户分家、婚姻、重点工程建设征占地赔偿和水源等矛盾纠纷为主的大批矛盾，致使我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量及难度不断增大，矛盾纠纷有上升趋势。
两年中，共发生矛盾纠纷173件，其中：林地和土地权属纠纷80件，占46.3%，农户分家纠纷35件占20.2%，婚姻矛盾5件，占2.9%，赔偿矛盾32件，占18.5%，水源纠纷21件，占12.1%。
究其特点有六个方面：
一是矛盾纠纷的多样性。矛盾主体增多，矛盾关系广泛、复杂，往往是国家、集体、个体和多种经济组织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在盲目的荒地开发中，有的是“有地无证”，有的是“有证无地”，有的是“一地多证”，这就为村民、集体和开发者之间的土地纠纷埋下了隐患。
二是矛盾纠纷的季节性。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农产品购销、农作物财产侵权、劳务报酬索要、水事纠纷都具有季节性。特别是因地埂地界、浇水用电等切身利益而引起的矛盾，来势猛，发展快，带有明显的季节性。
三是矛盾纠纷的涉法性。随社会的进步，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民调组织及辖区行政部门不解决或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选择。
四是矛盾纠纷的群体性。农村矛盾纠纷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涉及面广，易于引起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人的共鸣，进而形成群体行为。这些矛盾纠纷若处理不当，解决不力，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极其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五是矛盾纠纷的对抗性。受利益驱动影响，由于水资源的不均性、有限性、紧缺性，极易形成农田灌溉水事纠纷，甚至引发打斗。因借婚姻索取财物、争夺遗产、分家拆产、逃避债务而激化的矛盾时有发生。
六是纠纷调处具有复杂性。就土地纠纷而言，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土地弃耕撂荒为由收回或转包农户的承包地，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以“土地经营权证”为根据受法律保护。但《土地管理法》又明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在这里，法律和法律、法律和政策之间出现明显不相吻合，使得基层干部和政法部门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二、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从林地和土地权属、农户分家、婚姻、重点工程建设征占地赔偿和水源等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小康生活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适应、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随之凸显。
现阶段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的差距明显拉大，虽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等。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共同体正在生成。以价值、观念共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在向利益共同的经济共同体转变。农民为参与市场的需要自愿组织的各种生产、销售、技术性协会正在生长、发育，这是经济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发育的征兆。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接纳，造成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权利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
因此，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同样快速增长。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将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冲突。为此，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三、巧妙化解矛盾纠纷的办法
哪里疏导化解矛盾的工作做得好，哪里农民的情绪就顺，社会秩序就好，经济发展就快；否则相反。农村矛盾纠纷都有一个酝酿--发展--激化的过程，要从源头抓起、从根本抓起、从全社会抓起、从平时抓起、从预防抓起、从调解抓起，“宜疏导不宜堵压、宜化解不宜激化”。除了违法乱纪的事件和最终需要解除人身关系的以外，均应耐心细致地调解，千方百计定纷止争。
第一，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作机制。按照“形成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格局”的要求，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努力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提供坚强保障。一是实行“一天一排查”制度。村“两委”班子成员、村调解委和各村民小组长按照分管的片区每天分别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和收集，努力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理，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实行“一案一办结”制度。对排查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及时进行归纳分类，逐件按诱因、涉及人数、重点人员、事态发展预测等登记建档，并逐一进行调解，调解后及时将调解情况报告乡综治办。对比较复杂或有可能影响社会大局稳定的矛盾纠纷案，村“两委”及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提出化解措施，明确包案责任人，及时组织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明确村级调解组的调解意见，并以书面形式送达。三是实行“一月一例会”制度。村调解委每月召开工作例会，分析全村维稳形势，研究解决矛盾纠纷难题，并按月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小组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对措施不力、工作被动的小组、个人进行通报批评。
第二，培养一支过硬的调解队伍。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优秀调解员，通过发挥其作用，使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础，消除在萌芽状态。一是管好用好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结合村“两委”换届，对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明确其主要职责和任务。实行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月例会制度，定期不定期组织调解员学习农村实用法律和调解工作方法。同时，通过落实“以案定补”、每年评选优秀调解员等形式，充分调动村级调解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有效整合基层调解人员。实行矛盾纠纷分级调解制，对家族或家庭中产生的矛盾纠纷，由家族长者先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再上报村民小组。对村民小组内产生的矛盾纠纷，由村民小组长、党员、村民代表先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再上报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的作用。通过分级调解，有效整合调解人员，壮大了基层调解员队伍。三是对调解员进行专门培训。结合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调解业务、调解方法、农村实用法律等为主要内容对村级调解员进行集中培训，使基层调解员全方位、多角度的得到培训。
第三，推广一套有效的化解方法。我村认真总结推广矛盾纠纷化解方法。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基本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矛盾纠纷化解方法，并在全乡范围内得以推广，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八种：一是注入真情调解。每位调解员在组织调解前，都要抱有一定将矛盾纠纷化解的信心和决心，把矛盾纠纷化解当做是真正为群众办好事实事，都要认识到若不将矛盾纠纷化解，会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甚至会升级为更大矛盾，影响社会大局稳定。二是规范程序调解。严格按规范程序组织调解，严明调解纪律，维持好调解现场秩序，对参与人有可能产生激动情绪的，安排专人稳控，防止双方矛盾升级，致使不欢而散。三是坚持依法调解。在调解过程中，要将矛盾纠纷案涉及法律和政策宣传在前，让当事人理解明白。调解员在提出纠纷问题解决方案时，要尽可能按照法律规定，维护法律尊严。四是法情结合调解。在依照法律完全不能化解矛盾的基础上，要组织当事人协商，提出若干解决问题的方案供当事人选择，直至矛盾纠纷化解为止。调解员在提出解决问题方案时，要发散思维，只要不违反道德、法律和不触及第三方利益，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的方案都可以提出。五是用活村规民约。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约束不了，以及农村常出现的一些纠纷事项明确写入村规民约，依法召开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后认真组织实施，在发生矛盾纠纷时，严格按照村规民约规定来组织调解。六是用活关键人物。在对有些矛盾纠纷进行化解时，要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了解，若有一方当事人的亲人、朋友，或有利益制衡的人物，有利于矛盾化解的，要想方设法与其沟通，请其出面做思想工作，或出面参与调解。七是用活特定时段。在对有些矛盾纠纷进行化解时，调解员要对矛盾纠纷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找准矛盾纠纷化解的最佳时机，再组织调解。对已化解矛盾纠纷达成口头协议的，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补充书面协议。八是用活人性本质。在矛盾纠纷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要对当事人进行人性分析，了解矛盾双方需要什么，并顺着当事人的需求去做思想工作，直至双方当事人利益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