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起诉书篇1
一、证券集团诉讼制度
韩国的企业大多属于股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另一面，上市公司因粉饰会计报表、内幕交易、制造虚假交易盛况、“幽灵股份”等证券侵权行为致使多数股东和投资者遭受损害的事件也时常发生。因此，促进公司经营透明化以及市场健全化，保障证券消费者的利益则成为韩国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使有价证券发行或交易过程中受到侵害的证券消费者具有有效的救济途径，韩国2004年1月20日公布了证券集团诉讼法，并于2005年1月1日实施。证券集团诉讼法中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债债券、地方债债券、依特别法设立的法人发行的债券、公司债券、依特别法设立的法人发行的出资债券、股票或表示新股认购权的证书、外国人发行的证券等。
提起证券集团诉讼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诉讼成员在50人以上，并且这些成员所持有的证券金额总额占被告发行债券总额的万分之一以上；第二，集团成员的损害是由共同的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问题造成的：第三，集团成员的权利实现和权益保护手段合法有效。
证券集团诉讼必须向被告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提起。提讼者可以直接表明诉讼为集团诉讼，并且可以申请成为集团诉讼代表人。由于法院须对是否成立集团诉讼进行许可，故提讼者除了提交诉状外，还应提交集团诉讼许可申请书。法院在收到诉状和许可申请书后，应立即将诉状和许可申请书内容通告“韩国交易所”和“韩国证券业协会”，以便这两个组织及时发出公告，令其他人知晓诉讼情况。原告在诉状和许可申请书中必须记载集团诉讼的成员范围，许可申请书还应当记载与律师的诉讼报酬的约定内容。原告必须选任律师诉讼，与诉讼成员有利害关系者不能成为诉讼人。最近3年内3件以上证券集团诉讼的律师也不能成为原告方诉讼人。
法院收到诉状和许可申请书后，应在10日内发出公告，公告应包括如下内容：提起证券集团诉讼的事实：集团成员的范围；诉讼请求及其理由；希望成为集团代表人的成员应提出申请书的事实。上述公告必须在全国性日报上进行登载，自公告之日起50日内，法院必须从提讼的人和申请成为集团代表人的人员中选任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可以为数人)，该代表人应是在证券集团诉讼中获得利益最多且能够公正代表集团成员利益者。根据证券集团诉讼法之规定，最近3年内曾作为3件以上集团诉讼代表人者亦不能成为集团诉讼代表人，除非法院做出特别许可。
法院在决定是否许可集团诉讼时，应在传唤人和被告后决定。法院可以要求有关机关提交关于损害赔偿请求原因行为的基础调查资料，依职权进行相应调查。对于法院作出的集团诉讼许可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同样对于拒绝集团诉讼的决定，集团代表人也可以提起上诉。法院一旦决定实行集团诉讼，应立即向全体集团诉讼成员通知以下事项：诉讼代表人和法定人的姓名、名称或者商号及其住所；集团诉讼原告的诉讼人情况；被告情况；集团成员的范围：诉讼请求及其理由；退出集团诉讼的申请期限和方式；判决对成员的约束力；律师报酬的约定等。具体的通知方法依据韩国大法院规则进行，并且必须在全国性日报上刊登诉讼通知内容。收到法院集团诉讼通知后，集团成员可以向法院提出退出集团诉讼书面申请，在集团诉讼期间单独提讼的，视为退出集团诉讼。
证券集团诉讼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最大之处在于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这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集团诉讼原告的权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文书提出命令同样适用于证券集团诉讼，法院可以要求持有与诉讼有关文书的人提交文书，文书持有者不得拒绝，否则处以3000万以下韩元的罚款。除非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可以拒绝提交的情形或者根据信息公开法不宜公开的信息。
为了保护证券集团诉讼成员的合法权益，诉讼代表人撤诉、和解、放弃请求的，必须经过法院批准，对于允许撤诉、和解、放弃请求的，法院必须立即通知集团成员，给他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法院在确定损害赔偿额时，应符合证券交易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法之外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应从其规定。在损害赔偿额难以确定时，法院可以斟酌全部情况，采取典型的、平均的、统计的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计算损害赔偿额。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向全体集团成员进行告知，判决对所有未退出集团的成员具有约束力。集团诉讼代表人可以在判决规定的期间内提起上诉，未提起上诉的其他集团成员在上诉期结束之日起的30日内，可以经过法院许可作为诉讼代表人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依职权或集团诉讼代表人的申请选任损害赔偿金分配管理人。管理人不能适当履行分配义务时，法院可以变更分配管理人。分配管理人必须在法院规定的期间内制定损害赔偿金分配计划方案并提交法院。法院认为分配方案公平合理应予批准。必要时，法院亦可修改分配计划书。分配费用中应扣除律师报酬、权力行使费用、分配费用。对于律师报酬，法院可依诉讼代表人或集团成员的申请，根据诉讼的具体情形酌情减少律师报酬，但必须传审申请人和诉讼人。
各集团诉讼成员应当于法院规定的期间内向分配管理人申报权利，分配管理人应及时确认申报的权利。权利申报人或被告人不同意分配管理人确认决定的，可在2周内请求法院确认权利。对于法院的确认决定不得提起上诉。损害赔偿金分配管理人在分配金受领期过后。应编制分配报告书提交法院。如果分配终了后还有剩余资金的，法院应依据职权或被告之申请即时支付给被告。
二、消费者纠纷集团调解制度
为了解决每个消费者个人的损害额往往较小，使得个别消费者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得不偿失，并且也存在举证困难和诉讼迟延等问题，韩国在2006年修改《消费者基本法》时建立了消费者纠纷集团调解制度。
消费者基本法将负责进行消费者纠纷集团调解的权利赋予了韩国消费者保护院(简称KCpB)。消费者保护院是根据1987年修改的消费者保护法于同年7月1日成立的，是带有一定行政职能的特殊公益法人。韩国消费者保护院下设纠纷调解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五个职能局(生活经济局、消费者安全局、纠纷调解委员会事务局、纠纷调解一、二局)、四个室(宣传室、监察室、企划管理室、政策研究室)、一个所(试验检查所)、两个中心(消费者情报中心、虚拟消费者中心)。纠纷调解委员会由不超过50人的委员组成。委员一般由消费者保护院院长推
荐后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任期为3年且可以连任。调解委员会委员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关的教学或研究工作且具有副教授以上或相当于副教授职称。2.四级以上公务员或相当于四级以上公务员且具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务经验。3.具有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资格。4.消费者团体工作人员或曾经从事过该职务。5.具有丰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学识经验者。
依据消费者基本法的规定，当企业产品造成50名以上消费者受到同种或类似的损害时，国家、地方政府、韩国消费者保护院、消费者团体、企业等可以向消费者保护院的纠纷调解委员会就损害赔偿问题申请调解，调解委员会以决议方式决定开始调解程序。此情形下，调解委员会必须通过消费者保护院的网页或全国性的日报对外公告调解程序开始，公告期间为14日以上。在公告期间，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调解委员会将其追加为当事人，但必须提出书面申请。
调解委员会从当事人中选出一名或数名能够代表全体受害消费者利益的人作为调解代表人。如果在调解过程中有部分消费者向法院提讼，仍不停止调解程序，但应当从调解当事人中剔除提讼的人。调解委员会对受理的集团调解案件。应从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调解完毕，如遇特别情形可延长调解期限。调解过程中调解委员会可以进行事实调查、产品试验，也可以就有关问题咨询专家。对于调解结果，必须在调解结束后立即向当事人通告，双方当事人在15日内均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接受了调解结果。此情形下，调解书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调解书具有既判力，所以，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就该纠纷再次提讼。对于企业接受调解结果的案件，调解委员会还可以向企业发出对非本案当事人的受害消费者制定赔偿计划的劝告书，企业可以在15日内表明是否接受该劝告。
消费者纠纷集团调解制度是针对消费者损害赔偿问题设立的，该制度自2007年3月实施以来至2008年12月，消费者保护院的纠纷调解委员会共调解了39件集团性消费者纠纷，大部分属于小额赔偿案件。有1.7万名消费者获得损害赔偿，赔偿金总额为6.7亿韩元。至2009年9月，消费者保护院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了61件集团性纠纷，其中有一半左右的案件获得了损害赔偿。
三、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在传统司法体制下，消费者权益在受到轻微损害时，受害者个人难以对造成损害的企业提讼，并且从预防多数不特定消费者被损害角度看，各个消费者提讼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为弥补这一缺欠，韩国政府于2006年通过修改《消费者基本法》，建立了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该制度于2008年1月1日实施。依据规定，企业或经营者的行为给消费者生命、身体或财产权益造成直接损害的，消费者团体可向法院提讼，请求停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这些违法行为包括：1.制造、进口、出售、提供的产品在成分、含量、构造方面具有安全隐患，或者制造、进口、出售、提供的产品没有按照规定提供使用提示或警告提示等；或者制造、进口、出售、提供的产品没有必要的危害防治措施或提示；2.有关产品或者服务的表示方法违反了国家标准。比如，提供的商品在商品名称、用途、成分、材质、性能、规格、价格、容量、许可号码、原产地、制造者、进口者、出售者、使用和保管方法及注意事项、有效期、表示方法等等方面违反国家制定的标准；3.违反了国家有关商品广告的标准。比如，企业使用了具有误导性的广告语或特定表现等；4.妨害消费者合理选择可能会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不当交易行为：5.因丢失、盗取、泄露、变造、损毁交易中获取的消费者信息的行为给消费者造成损失或可能造成损失的行为。
依据消费者基本法规定，能够提起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团体包括以下三类：1.依据消费者基本法的规定向公正交易委员会进行过成立登记且符合以下条件的消费者团体：(1)团体章程规定该团体目的是增进消费者权益；(2)团体总人数在1000名以上；(3)依法登记经过3年。2.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协会中央会、全国性的经济团体；3.符合《非营利民间团体支援法》第2条规定且符合以下条件的非营利民间团体：(1)遭受同一损害的消费者人数超过50人且请求提起团体诉讼；(2)章程中规定增进消费者权益是该团体的目的；(3)具有三年以上活动经历；(4)团体人数在5000人以上；(5)向中央行政机关进行过登记。
消费者团体提讼前，必须首先向企业发出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目的是让企业自主纠正违法或不当行为。只有当发出通知书超过14日后，企业没有停止违法或不当行为，才可以提讼。该诉讼应向企业主要事务所或营业所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提起，被告没有主要事务所或营业所的，应向其主要业务担当者住所地的地方法院提讼。消费者团体诉讼实行许可制。即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可以决定是否按照团体诉讼进行审理，因此，消费者团体在提讼时，必须提交团体诉讼许可申请书。但如果案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法院应当许可进行团体诉讼：1.因产品的使用造成了消费者生命、身体或财产的损害或有发生损害的可能；2.诉讼许可申请书未遗漏必须记载的事项；3.向企业发出的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通知书超过了14日。
消费者团体必须聘请律师诉讼，这一点与韩国普通民事诉讼有很大不同。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律师制度，所以，当事人可以在不选任律师的情形下自己进行诉讼。但消费者团体诉讼则规定了强制律师制度，原告必须聘请律师。这是因为，消费者团体诉讼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同时对效率性也具有较高要求，这些特点决定了更适合强制律师。
法院审理消费者团体诉讼时，如果《消费者基本法》没有特别规定，应适用韩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则判决生效后。其他消费者团体不得就该案件再次提讼。但是，如符合以下条件。则不在此限：1.判决生效后，国家或地方政府设立的机关就该案件得出了新研究结果或提出了新证据：2.因原告的故意行为导致败诉。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针对不断出现的群体性消费者纠纷，先后创设了一系列相关权利救济机制，以便为消费者群体性纠纷提供有效救济。这些制度不但在消费者权利救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韩国的民事诉讼或民事调解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群体性消费者纠纷亦成为一个非常受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于传统的权利救济机制很难对这类纠纷发挥出有效作用，故有必要建立新的纠纷解决制度，在这方面，韩国的相关立法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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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起诉书篇2
论文摘要：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除了构成民事法律关系外，同时还具有行政法律关系。公立高校与学生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主要有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本文指出诉讼解决机制主要体现为学生对学校提起行政诉讼，而非诉讼解决机制则主要表现为申诉与仲裁制度。
近年来，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问的纠纷逐年增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明确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足当前依法治校急需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一般认为，公立高校与学生问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本文囿于篇幅，仅对在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作一简要探析。
一、公立高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应当吸收宪法论中关于人权保障精神，借鉴基础关系论和管理关系论的合理内核，根据公立高校在做出其行为时是否依据民事法律规范、是否对学生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以及是否损及相对人基本权利等3个标准，区分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一方面，承认其行使教育所必需的自主管理权而与学生构成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合理的限度内，一般避免司法介入；另一方面，公立高校的教育管理权不得违反重要性理论的基本要求，凡对学生重大权益、基本权利产生重要影响的决定，应认定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救济，具体而言：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包括：第一，校园秩序管理。公立高校对学校秩序进行日常管理，如制定作息时间、车辆停放位置的指定等，这些日常管理规定不涉及学生的法律地位，对其影响较小，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不适用司法救济。第二，与教学、科研的专业知识有关的管理。普通高校教学计划的制定、课程安排、教科书的指定、教师授课等，因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且不直接涉及学生的法律地位，在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范围内，高校有自主决定权，与此相关的管理应视为普通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司法一般不应介入。第三，奖励和处分。奖励和处分都是普通高校对学生在校情况的一种比较正式的评价，但法定处分种类中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一般并不影响学生的法律地位和身份，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可把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和奖励视为高校内部行政行为，不构成司法审查的对象。
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包括：第一，学籍管理。学籍管理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普通高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入学注册、成绩考核、升级与留级、降级、休学、停学、复学与退学等学籍管理的不同内容分别设定、变更、消灭了学生与学校已有的法律关系，都直接关系到学生法律地位的实现，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第二，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根据《教育法》第42条、《高等教育法》第20条的规定，大学毕业证书是高校对大学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或者修满相应的学分这一法律事实的对外证明。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实际上是对学生法律地位(具体表现为权能和资格)的一种设定。高校颁发毕业证书和授予学位证书的行为是行政确认，应为司法审查的对象：第三，档案管理。档案管理是普通高校对其已经做出的某一个行政行为，如成绩评定、纪律处分等的一种补充，体现了己做出的相关行政行为法律上的约束力。对公立高校学生具有较大的潜在影响。因此，公立高校的档案管理行为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第四。公法性质行政处分。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反映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问一种较为严重的不利评价，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直接关系到学生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具有公法性质，因此应该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救济。
二、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
在传统法律制度范畴内，学生与公立高校之间是一种纯粹以管理与服从为内容的内部关系，不受公共法律规范调整。这种关系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被统称为特别权力关系，是一种基于法律规定、自愿或者其他原因而在有关组织和其所属人员之间形成的相对不平等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监狱与劳改人员、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该种关系的特点有：组织与人员之间权利义务不确定，关系领域内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关系双方发生争议时无诉讼救济渠道。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曾在不少国家盛行很长时间，但是，由于背离法治理念和不利于人权保障，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与国际大趋势相一致，在我国，关系双方一旦发生纠纷，已不再完全排除在诉讼救济范围之外，对于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内的行政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学生公立高校正是依据《行政诉讼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诉讼案件。这类案件的产生对于学生和公立高校之间关系法治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逐步公法化并不意味着学生对学校的一切行为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针对该类诉讼的限制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可诉行为种类的限制。德国行政法学理论中区分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可诉行为的学说主要有两个，即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区分说和重要事项说。依前说，凡涉及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事项的均属于基础关系，如入学、转学、退学、开除、留级等，对于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行为可以：除此以外，凡不影响关系存废的纯粹属于内部管理措施的行为，不属于可诉行为。依后说，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不可以由特别权力关系的权力人自行设定。凡属于权力人影响相对方重要权利义务的，相对方均可以诉诸诉讼救济。在我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学生只能针对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行为，如授予学位证书等，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学校基于以内部规章制度或者纪律为基础的内部管理关系而作出的纯粹属于内部管理措施的行为，如对于迟到、旷课以及其他违纪行为所做的处分，依法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如果学校的内部管理行为客观上侵犯了学生依法享有的某些权益时，该内部管理行为仍然属于可诉行为易言之，判断是否属于可诉行为的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影响到学生依法享有的权益。
其二是可诉权益的性质和种类的限制。就权益性质而言，只有法律上的权益或者合法权益受到影响才可以。这里应注意两点：一是法律上的权益并不仅限于法定权利，合法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二是不具备法律意义的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诉讼救济范围。就权益种类而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可诉权益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他权益受侵害，只有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可诉的情况下才属于可诉权益。可见，尽管依照法律规定学生可以学校，但实际上可诉权益的范围极其狭窄。与《行政诉讼法》相比，《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诉权益和可诉行为较为宽泛。例如，在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中，增加了不履行保护受教育权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可诉行为、可诉权益和原告资格的规定更加宽松，凡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或者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将诉讼救济的范围由权利拓展为利益、由法定权利拓展为合法权益、由法律上的利益拓展为事实上的利。
三、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在当下，通过诉讼解决行政纠纷存在着种种弊端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多种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利于社会的健全和良胜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法治程序中的一种发展潮流。就学校教育领域而言，非诉讼解决方式过去是今后仍是解决公立高校行政纠纷的重要的和主要的途径，发挥着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指诉讼以外的，运用法律或其他规范解决纠纷的其他方法的总称。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仲裁而在教育领域内，学校管理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主要有敦育申诉这一途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行政救济途径。至于调解和仲裁作为公立高校管理纠纷的解决方式只是实践中的一种尝试。至今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行政复议，笔者末将它列入学校管理纠纷的解决途径，原因在于：教育行政复议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公立高校，其范围一般限于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公立高校的管理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公立高校对学生、教师的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教育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一)教育中诉制度
我国教育申诉制度可以分为教育行政申诉制度和校内申诉制度。教育行政申诉制度是指学生、教师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向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根据原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有关规定，校内申诉制度是指学生、教师对学校的有关职能机构或人员作出的有关处理决定不服，或认为其有关具体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学校依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处理的制度。目前我国校内申诉制度只是对高校学生这一部分学生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结合各国教育法治实践来看，校内中诉制度必然会成为我国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纠纷的第一道且是极为重要的程序
但现行教育申诉制度的存有诸多缺陷，如教育中诉的受理机构及法律责任的不明，教育申诉制度部分程序规范的缺失，在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纠纷的解决上，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的封闭等。笔者针对以上缺陷特提出如下完善意见。
1．设立各级申诉委员会及明确法律责任。就教育行政申诉而言。应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内设立专门的受理机构一申诉委员会，由申诉委员会负责独立处理学生、教师的教育行政申诉案件。申诉委员会可以和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至于人员配置可以从政策法规处(科)抽调或专门配一定数量的人员承担申诉处理工作。申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至少是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这既是出于教育行政中诉案件专业性的考虑，又是出于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的需要，有助于及时公正地化解学校管理纠纷。各级教育行机关应当从组织上和运作程序上确保申诉委员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于校内申诉委员会，台湾的学生中诉制度中对申诉委员会成员的限制与要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组办法》第三条规定：本会由学务处、教务处、进修推广部各推派教师一人，各学院选荐副教授以上资格教师各一人(其中未兼行政职务者不得少于总额之二分之一)，与大学部学生会代表二人，研究生协会代表一人为委员共同组成之。各委员不得兼任学生奖励及仲裁委员会之委员，任期二年，每年改选半数，连选得连任。学生委员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第一次各单位应同时选荐同等资格之候补委员一人。本会置于事一至人，就本校人员调兼之。其第四条第六条规定旨意为：主席由委员互选，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一次。本会原则每月开会一次，但得视案情需要由主席随时召开。本会开会应有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除评议结论及评议书之决议应经木会全委员过半数同意外，其余事项之决议，以出席委员过半数行之。委员应亲自出席，经请假缺席两次者，丧失委员资格第七条规定：本会成员就该中诉案件为申诉、关系人或赢接参与申诉案件之裁决者，应行回避。。校内中诉委员会应具有相对独立性，直属校领导管理：末担任行政职务的优秀教师代表应该占一半以上，学生代表应不少于三分之一，而日．应该有一定的任期和改选制度：在审查并处理申诉案件时，原来参与作出处分决定的人员应当回避此外，对教育行政申诉委员会、校内申诉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还应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在处理学生、教师中诉案什时如果违背相应的行政程序，没有严格执行己有的法律法规等，对直接责任人员应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完善教育申诉制度的程序规范。随着教育申诉案件的日趋繁复与程序法制化要求的渐趋严格，为提升教育申诉案件处理的实效性，应参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原有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育申诉制度的程序规范要求，具体说来，应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明确规范：其一，学生、教师认为学校的具体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或学校作出的具体行为之日起5个工作el内，可以向校内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校内申诉委员会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中诉人。如果学生、教师对校内申诉处理决定不服，在接到申诉复查决定书之曰起15个工作内，可以向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教育行政申诉委员会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3o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中诉人。无论是校内申诉还是教育行政中诉，申诉人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逾期者，可以向申诉委员会申明理由，请求申诉委员许可。其二，申诉委员会接到学生、教师中诉后，应当对申诉进行初步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决定正式受理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受理通知书，需要补充相关资料及证据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补充资料证据通知书，决定不受理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其三，中诉委员会在处理中诉时应当适用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昕证制度等程序制度，并参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这些程序制度的基本内容。日前，有些高校在学生中诉听证制度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如华东政法学院2000年3月建立了中诉听证制度先后就学生违纪处分事件召开了5次听证，其中4次驳回了校有关职能部门的“原判”。笔者认为，应将听证作为校内申诉的必经程序和生效要件。
3．拓宽教育中诉后的救济渠道。《教育法》和《教师法》赋予学生的中诉权利彳丁其独到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但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校管理纠纷、更好地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教育申诉不应足惟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如前所述，当学生对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时，应允许学生中请教育行政仲裁及就部分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其一，将教育中诉纳入教育行政仲裁的制度体系。引进教育行政仲裁制度，打破教育中诉在解决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的终局性。其二，将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的部分事项纳入行政诉讼渠道。当学生穷尽校内申诉及教育行政申诉后仍不服}，可以允许其就部分学校内部行政法律纠纷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化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除行政法院对特别权力关系内所有争议的审查。但是相对人在特别权力关系内所享有的权利与利益之重要性，并不亚于一般权力关系下相对人所享有的权益。如公务人员的任免、辞退，学生的入学、退学、学位证毕业证的授予等等，都是相对人最基本的权利，它们对当事人的重要性，并非一般的财产权可以比拟。
(二)教育行政仲裁制度
由于现行教育申诉制度的缺陷以及行政诉讼救济的缺失，加上司法审查的局限性，又基于公立高校管理纠纷的特殊性和仲裁的特性，教育行政仲裁制度的引入将是有效解决学校管理纠纷的理想途径。同时，在保证学生合法权益方面多了一条公正有效的救济渠道。与教育申诉及诉讼相比，纠纷处理的专业性是仲裁制度的一大重要优势。
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法律、经济贸易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仲裁法》对仲裁员资格进行严格的限定，且仲裁机构都各有分专业、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册借当事人选择。实践证明，仲裁员往往由著名的学者、律师和专职仲裁员担任，这些人往往都受过良好的法学洲练及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现今的中国，仲裁员的专业素质往往要高于行政官员和法官。依此类推，教育行政仲裁的仲裁员应是由熟知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且有实践经验的教育法学专家及专业教育行政仲裁员担任，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积累的知识经验使得他们可以驾轻就熟地处理学校管理纠纷，他们也会更多从教育特性的角度协调学校与学根据我国《仲裁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教育行政仲裁可分为以下几个程序：
1．申请与受理。教育行政仲裁必须由当事人申请，否则不能仲裁。学校管理纠纷的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教育行政仲裁委员会提起书面申请，仲裁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书之后，应在七日内审查并作出受理与否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
2．仲裁前准备。教育行政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后，首先成立仲裁庭，根据纠纷案件繁简、难易程序决定仲裁庭组织形式。一般来说，简单的学校管理纠纷案件由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仲裁员审理：对重大、复杂的学校管理纠纷案件，由三名仲裁员共同审查，学生及学校双方当事人可各选一名承办案件的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由双方共同推举或由仲裁委员会指定。其次，由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3．调解。教育行政仲裁庭在查明纠纷事实，明确责任是非的基础上，应先行调解。仲裁调解，大都由仲裁庭依职权主动开始。进行调解时，仲裁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平息纠纷。
4．开庭与裁决。调解不成的应当开庭仲裁。教育行政仲裁庭应在开庭前四天将开庭时间、地点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拒不到庭或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对申诉人按照撤诉处理，对被诉人按照缺席仲裁。仲裁庭采用对抗式辩论，即在仲裁庭主持下，当事人就己经过仲裁庭调查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法律法规的适用等问题，提出维护自己的仲裁请求和对对方提出的主张进行辩驳的意见，反复地互相辩论。在仲裁庭辩论结束后，经仲裁庭评议裁决结论，并按照一定格式制作成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
经济纠纷起诉书篇3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确立及其体现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上合同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目前各国在处理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普遍采用的主要原则。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合同当事人有权协议选择解决争议的法律。这项原则的适用，有利于稳定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因而为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在仲裁法中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样把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从而使我国涉外仲裁直接受该原则的影响，并将其贯穿于仲裁的全过程，使涉外仲裁与国际仲裁制度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国内仲裁情况则不同，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纠纷过多受国家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使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在仲裁制度中得到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在我国实践中的执行，为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包括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国《仲裁法》将“意思自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并在其相应内容中得到全面体现。
第一，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必须出于双方自愿并以书面表示。这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约定将未来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的，则应当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仲裁问题未达成协议而在纠纷发生后双方约定将其提交仲裁的，则应签订独立的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第二，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均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涉外仲裁首先遇到的就是仲裁地点的选择，按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仲裁地点包括本国、被诉国和第三国，当事人只能从中择一；国内仲裁的当事人则应约定国内某个具体的地点。无论涉外仲裁还是国内仲裁，当事人均应在仲裁地点确定后选择具体的仲裁机构，并将地名和机构全称列入仲裁协议。
第三，仲裁事项，由双方约定。仲裁事项是指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内的一切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按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事项可以理解为除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行政争议和刑事事件以外的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至于具体仲裁事项，由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机构无权仲裁。
第四，仲裁员由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当事人不但可以选择或委托指定仲裁员，还可以约定由三名或由一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即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则必须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第五，仲裁是否开庭与公开进行，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仲裁庭应当开庭但不公开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应采纳当事人的意见并根据仲裁申请、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如果当事人协议仲裁公开进行的，仲裁得公开进行，但审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则除外。
第六，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既然仲裁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那么，在申请仲裁后，当事人也就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只要当事人自愿，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裁决书是否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但当事人协议不愿将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在裁决书上写明的，可以不写。
上述各项内容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充分体现。当然，这项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与在合同制度的适用一样，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仲裁制度上，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仲裁，但这种意愿须以书面表示，即须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事项，但约定的仲裁事项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但选择的范围仅限于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员名册中的仲裁员；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但必须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进行。以上各项自由和限制，既符合仲裁的特点，也符合仲裁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制度。协议仲裁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包括在协议中约定仲裁事项、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地点和指定仲裁员等，使仲裁协议能发挥以下三个作用：第一，仲裁协议能约束当事人。既然，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当事人就必须自愿受其约束。在纠纷发生时，就必须将其提交仲裁，如有任何一方不按仲裁协议规定提交仲裁，而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则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第二，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都必须指定仲裁机构，被当事人合法指定的仲裁机构即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应予以受理。第三，仲裁协议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议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当事人一造之请求，命当事人提交仲裁，……。”这一规定肯定了仲裁协议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这一作用，只要有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存在，即使一方当事人违反协议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能受理，而应命其提交仲裁，即使受理了，另一方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当然，无效的仲裁协议例外。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7条的规定，凡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协议；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仲裁协议，均为无效仲裁协议。
由于协议仲裁最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为国际公约和西方国家仲裁法规所普遍采用。在我国的实践中，按照《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7条第2款、《技术合同法》第51条第1款、《著作权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和海事仲裁、技术合同争议仲裁和著作权合同纠纷仲裁，以及经济合同仲裁机关受理技术合同、企业承包和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均已实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协议仲裁制度。而国内经济合同争议仲裁按照《经济合同法》（1981年）和《经济合同仲裁条例》（1983年）的规定并没有实行该项制度，按其规定，只要经济合同发生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申请仲裁。申请仲裁时，一方当事人须向仲裁机关递交申请书，仲裁机关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则在7天内立案。这种仲裁不要求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因而不能充分体现各方当事人的意愿，不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直到《民事诉讼法》（1991年）施行之后，国内经济合同争议仲裁才实行协议仲裁制度。《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修改的《经济合同法》（1993年）第42条以及《仲裁法》（1994年）第4条、第21条第1款和第58条第1款的规定均明确肯定了该项制度的实行，使我国内外仲裁均统一适用了协议仲裁制度。
三、协议管辖制度的确立
由于协议仲裁已成为仲裁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因此，凡实行协议仲裁制度的国家均同时实行协议管辖制度，此项制度的实行是由合同当事方在仲裁协议中指定管辖和审理该合同纠纷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即仲裁机构对某一合同纠纷的管辖和审理权产生于合同当事人的授权。
仲裁中的协议管辖与诉讼中协议管辖虽然都为国际上普遍承认，两者均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解决纠纷的机构的权利。但选择的自由度有明显区别，当事人在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受法律规定的某些条件的严格限制，如须以书面表示；不得协议选择上诉法院；对合同争议案件，只能协议选择与该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同样对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作了限制性规定，即涉外经济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必须符合以下三项要求：（1）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以书面形式作成；（2）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3）选择我国法院的，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但合同当事人在选择仲裁机构时，除须以书面表示外，不受以上其他条件的限制，这是由于仲裁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从我国仲裁的管辖制度看，曾一度实行地域管辖、级别管辖、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相结合，而以地域管辖为主的制度。在这项制度下，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关和仲裁员，仲裁机关也无权受理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仲裁机关受理案件的权利由国家法律硬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仲裁条例》的规定，各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主要是根据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来划分的。前者是确定同级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权，它是根据仲裁机关的管辖区域、当事人的住所和纠纷的主要发生地来划分的；而后者则是确定上下级仲裁机关对案件的管辖权，它主要是根据案件的社会影响和争议金额多少来划分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由合同履行地或签订地的仲裁机关管辖，在执行中有困难的也可以由被诉方所在地的仲裁机关管辖。由于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无法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仲裁的特点与优势得不到发挥，因此，它不受当事人的欢迎。
随着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我国《仲裁法》明确了协议管辖制度。《仲裁法》第6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由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根据这一规定和《仲裁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第一，仲裁机关对纠纷案件的管辖权来自当事人的协议，只有被当事人在协议中指定的仲裁机关才对该案有管辖权；第二，否定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实行，即明确指出我国原来实行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制度已由协议管辖制度所取代；第三，仲裁员对纠纷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权来自当事人的协议，非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的仲裁员无权审理和裁决有关案件。
协议管辖制度的确立有助于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中的贯彻和协议仲裁制度的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能否在仲裁中得以贯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议仲裁制度和协议管辖制度的实行，只有全面实行这两项制度，意思自治原则才能在仲裁中得到具体体现。
四、民间性仲裁机构的设置
仲裁机构的设置是仲裁制度的组织性制度，仲裁机构是执行仲裁制度和实现仲裁任务的组织保证，正确确定仲裁机构的性质，设置反映仲裁特点的民间性仲裁机构，是公正解决纠纷，提高仲裁质量，完善仲裁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仲裁机构从广义的角度讲，包括仲裁管理机构和仲裁裁决机构，从狭义的角度讲，它仅指后者。前者包括常设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协会和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们是对仲裁日常事务、仲裁人员、仲裁工作进行管理、协调和组织的机构；而后者仅指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是唯一有权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机构。仲裁机构的管理权直接渊源于仲裁法律规范，它主要在仲裁机构系统内部起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而仲裁机构的裁决权不仅渊源于仲裁法律规范，而且基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授权，其作用是对当事人的有关纠纷通过裁决予以解决。这两种权力虽然作用不同，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仲裁管理权服务于仲裁裁决权，而仲裁裁决权以仲裁管理权为依托，没有仲裁委员会管理仲裁工作，就无法保证仲裁庭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及时、正确、有效地行使裁决权。
纵观我国仲裁机构的设置和布局状况，其种类繁多，性质各异。涉外仲裁的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它们均隶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仲裁员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从对国际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法律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中外人士中聘任，是民间性仲裁机构；但国内仲裁的仲裁机构包括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省级以上（含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等）的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国家与地方各级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房地产仲裁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以上几种仲裁机构（除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外）均设置于各自的行政管理部门之下，并受其领导，业务上受上级仲裁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仲裁员主要由各有关的行政管理人员兼任，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关和仲裁员，其行政性质相当明显。从仲裁制度的本质看，它是民间性质的，因为，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来源于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即当事人的授权是仲裁权形成的前提，这就决定了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有别于国家法律赋予有关机关行使的行政管理权，从而也就决定了行使仲裁权的机构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我国原有某些仲裁机构的行政性，与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相悖，仲裁的特点与作用因而未能在我国国内仲裁中得以发挥。
针对这一现象，《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进行了改革，首先，确定了仲裁管理权由社会团体法人中国仲裁协会行使，改变原来仲裁管理权由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的做法。中国仲裁协会由仲裁员组成，仲裁委员会均为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仲裁协会对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员主要起协调作用。第二，仲裁委员会视需要而设。《仲裁法》第10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一规定改变了原来仲裁机构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隶属关系层层设置的做法。第三，确定了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根据《仲裁法》第14条和第13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机构，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员从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专门技术人员中聘任，这就革除了以往仲裁机构受制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人员任仲裁员的弊端。我国《仲裁法》确立了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体现了仲裁制度的本质。
五、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的适用
或裁或审制度是指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或诉讼之一种方式解决纠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当事人如果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就必须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或者在纠纷发生后订立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是仲裁协议。法院只受理没有仲裁协议的案件。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案件作出裁决即具有终局的法律效力。在这项制度下，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必须自动履行，而不得要求该仲裁机关或其他仲裁机关再次裁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他机关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制度，关于仲裁的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均确立了这两项制度。例如，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条第1款规定：“向法院提起仲裁协议标的诉讼时，如当事人一方在其不迟于其就争议实质提出第一次申述的时候要求仲裁，法院应让当事各方付诸仲裁，除非法院发现仲裁协议无效、不能实行或不能履行。”这一规定确立了或裁或审制度，《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均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均为各国仲裁制度的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仲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均为各自独立的体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涉外仲裁的各项制度，包括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均已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但国内仲裁则不然，尤其是经济合同仲裁，在实行或裁或审制度之前，它经历了只裁不审、又裁又审和可裁可审等阶段。只裁不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后，只能报有关主管机关裁决，而不可向法院起诉。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期间，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就适用了这项制度。又裁又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只能先提交仲裁，对仲裁机关的裁决不服的，当事人才可向法院起诉。1978年至1981年，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就是适用这项制度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9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的解决依然适用该项制度。可裁可审是指经济合同发生纠纷时，任何一方当事人既可以向法律规定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起诉。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天内，向法院起诉。因此，可裁可审制度实际上也就是“裁审自择”和“一裁两审”制度。1981年至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前，即适用该项制度。可裁可审与只裁不审、又裁又审相比，虽有明显的优点，如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方式解决纠纷，对裁决不服还可向法院起诉等。但其本身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体现；第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得不到肯定；第三，仲裁迅速、及时、有效等优势难以发挥。
经济纠纷起诉书篇4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需求量逐渐加大，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就成为满足我国各类建设用地的主要途径。[1]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土地征收纠纷的一些问题，在这些纠纷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利主体不明确。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标准。根据《立法法》，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明确，而各地根本无权自作主张。因此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不具体和不具有可执行性。[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在纠纷类型中占有较大比重，多表现为出嫁女、入赘男、迁入户口和新生儿的成员资格无法认定。
1.2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导致的纠纷
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土地的流转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在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但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限制，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未能完成全部程序，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有瑕疵。
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应当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并有序流转，如签订合同，更改登记簿，颁发权属证书。但在实践过程中，土地流转多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备案的少；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
1.3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导致的纠纷
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土地集体所有制规定土地为集体所有，而承包的村民仅享有使用收益权，其所有权和使用收益权是相分离的。在土地被政府征收后，集体组织以村民自治组织的名义将所征收土地的补偿款进行分配，但是因为集体组织成员的意见不可能全部一致，因此村民与集体组织的意见产生矛盾。
征地补偿的分配工作中存在着补偿低、费用不到位、安置不落实，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使用不公开等问题，甚至可能存在贪污、挪用、挥霍土地征收收益的现象，损害了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3]
1.4征地目的“公共利益”界定纠纷
“公共利益”界定含糊。法律规定征收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对何为“公共利益”，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并不具体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认定仍是我国当前土地征收中的热点和难点。没有一个明确标准，无法准确衡量是否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这就无法避免权利的滥用。
在实践中，公共利益的需要早已演变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如许多和公共利益无关的商业开发被冠以各种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1.5征地程序合法性纠纷
征地补偿及救济程序不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征地方案确定之后的公告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宣告，对于征地方案农民虽然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否听取主动权仍在政府，并且政府听取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见，农民参政的机会较少，在补偿安置方案表决和补偿款如何分配?⒂攵炔桓撸?民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并未真正实现。
1.6征地补偿标准及范围纠纷
补偿范围狭窄，参照因素单一。补偿标准计算按年产值倍数法统一计算，只参考年产值这一个因素，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过于单一的参照模式脱离市场现实，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补偿不能因时制宜，在物价飞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忽略这些社会客观因素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补偿原则和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根据以上的补偿标准和程序，被征地农民并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补偿。在实践中，这种极低的补偿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补偿款经过政府、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层层盘剥，最终落到农民手里的补偿款已经少之又少了，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又不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因此他们往往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
2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解决农村纵向的土地征收纠纷的两大途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4]行政救济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制度，司法救济则为诉讼制度。以及在各个领域全面适用的信访制度。我国在农村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在化解农村土地征收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
2.1行政裁决
我国没有统一的土地征收立法，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规定相当少，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中。《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不服的救济措施，即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应当先由县级人民政府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行政机关进行裁决。[6]
2.2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土地征收及补偿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首先，涉及土地征收及其补偿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的利益主体很广泛，而行政机关具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平衡各方利益的能力，能较快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决定。其次，由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征收补偿行为进行复议，对错误的征地行为进行纠正，[7]提高办案效率。但在实践中，行政复议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3诉讼
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类型主要分为行政和民事两大类，以民事争议居多。土地征收的民事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因为土地征收牵涉的利益甚广，最大困扰是纠纷当事人是否为平等主体，法院一旦认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就很难受理。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4信访机制
信访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意思。根据国家信访局统计，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土地纠纷占社会上访总量的40%。[8]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兼具征收决定者、裁决者、土地交易者等多重身份，因此政府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过程中很难平衡各方利益，行政救济的手段在实践中得不到被征地者的认可，加上司法救济效率低，成本高，百姓的厌讼心理，被征地者更倾向于信访的方式反映问题。
2.5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是指依法设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事实和法律，居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一种法律制度。[9]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事隔15年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得以颁行，拓宽了被征地农民解决纠纷的渠道。
3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存在的问题
3.1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体系比较混乱
具体的纠纷解决途径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诉讼、行政复议等，这些规定看起来比较完备，但是由于缺乏整体上的衔接，或者可操作性不强，不同的规定之间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体系。
3.2行政裁决的适用范围窄且裁决的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裁决仅仅适用补偿标准争议，其他纠纷并未纳入到行政裁决救济的途径之中。在实践中，大量的纠纷是围绕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以及政府不按照法定程序征收土地等产生，这些纠纷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加以解决是不合理的。同时由于批准征地和裁决补偿争议的是同一级人民政府，纠纷解决主体不具有中立性，其裁决的公正性也就大打折扣。
3.3司法救济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司法救济的诉讼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主要的、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司法救济机制作为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依据不明确；其次，有效的司法审查缺位，司法手段介入不足，导致矛盾久拖不决。[10]
4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4.1完善诉讼救济途径
完善行政诉讼救济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防止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相互推诿，尤其是可以改变被征收人状告无门的情况。其次，要建立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为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在发生纠纷后，当事人选择行政诉讼之前，可以设置前置程序，如协商不成，既可以选择复议，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法院必须在作出判决之前，进行调解。
4.2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复议机关受理被征收人提起的复议案件后，依据法定程序和权限，对纠纷作出处理。行政复议只能提起一次，若被征收人对复议机关的处理有异议的，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也可以不提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完善行政?鸵橹贫龋?首先，理顺政府行政复议体制。明确土地征收争议的受案范围，对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征地行为，要通过行政复议坚决予以纠正，严格依法执行。其次，建立行政复议监督检查机制。结合土地征收纠纷争议案件行政复议工作的实际，制定和细化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措施，使行政复议的监督制度化，更加有效的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
4.3健全调解制度
调解是土地征收纠纷当事人在第三方的参与下，自主协商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土地征收纠纷中，主要涉及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两种方式。完善调解制度，首先要扩大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因为代表土地所有权的是村委会、乡镇政府等组织，而上述主体在行使职权时，往往会与土地承包人产生矛盾，扩大适用范围，可以解决这部分纠纷。其次，要加强法院对调解协议的监督，促进执行。
4.4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
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实现对仲裁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当事人对仲裁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权利，是确保仲裁工作公正开展的有效途径。首先，当事人申请仲裁的途径要畅通，仲裁委不予受理农村土地纠纷的理由要明确。其次，保障当事人选择和更换仲裁员的权利。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
灵活设置仲裁机构，在纠纷多发乡镇，根据需要送裁下乡。在我国的仲裁试点工作中，不少试点地区将仲裁庭设置在乡镇，还有一些地方采用流动仲裁庭的方式深入农村土地纠纷多发地区现场办案。实践证明，在纠纷多发的乡镇设立仲裁机构便民利民，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11]
4.5完善行政裁决制度
行政裁决制度相比其他救济手段更具有优势，行政裁决具有专业性和技术化程度高的特点，行政裁决能够从专业领域解决纠纷，而且行政裁决成本较低，效率高。现今应该更加完善行政裁决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
实行协调前置原则，未经协调的案件，不能进行裁决，裁决机关受理裁决案件后，也要先行组织协调。
成立专门的裁决部门，解决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可以借鉴英美的土地裁判所制度，使裁决部门专门对土地征收行政案件作出处理，这样裁决部门将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12]
注释
[1]陈志科：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J]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亟待法制完善》-中国商报网
[3]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管理的通知》
[4]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5]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6]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7]季金华、徐骏：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J]
[8]李春燕：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案件的争议焦点和裁判结果的调查与思考[J]
[9]贺海波：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研究[J]
[10]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经济纠纷起诉书篇5
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的受理、审结情况
20__年至20__年我院共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案件382件，其中20__年受理120件，20__年受理120件，20__年受理142件，受理量上升18.3。20__年至20__年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333件，结案率87.17。
20__年受理各类案件情况:专利纠纷69件，占受理量的57.5；著作权纠纷20件，占受理量的16.7；商标纠纷17件，占受理量的14.2；文秘站植物新品种纠纷10件，占受理量的8.3；技术合同纠纷3件，占受理量的2.5；商业秘密纠纷1件，占受理量的0.8.
20__年受理各类案件情况：专利纠纷53件，占受理量的44.2；著作权纠纷37件，占受理量的30.8；商标纠纷13件，占受理量的10.8；植物新品种纠纷11件，占受理量的9.2；技术合同纠纷5件，占受理量的4.2；商业秘密纠纷1件，占受理量的0.8.
20__年受理各类案件情况：专利纠纷49件，占受理量的34.5；著作权纠纷78件，占受理量的55；商标纠纷9件，占受理量的6.3；技术合同纠纷3件，占受理量的2.1；商业秘密纠纷2件，占受理量的1.4，不正当竞争纠纷1件，占受理量的0.7。
（二）案件受理的主要特点
1、案件数量有所增长,各类案件升降显著。我院20__年、20__年两年的知识产权案件受理量持平,20__年增长了18.3。其中专利纠纷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在下降，下降幅度明显;商标纠纷以每年2.6的速度缓慢下降;著作权纠纷则以平均每年19.15的速度快速增长；技术合同、商业秘密案件基本保持平衡。值得注意的是20__年以前我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专利纠纷占70以上，近几年呈明显下降趋势，而知识产权案件总体量在增加，主要是除专利纠纷以外其它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多，其中著作权纠纷案件增长速度较快。
2、新类型案件增多，涉及的领域广，法律关系复杂。专利纠纷案件除常见的侵权和权属纠纷外，还受理了专利署名权纠纷，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到生物制药，被控侵权产品涉及到动物活体的对比。商标纠纷则涉及到商标核准注册时的权利冲突，商标权利转移的执行，著名商标知名品牌在企业改制中的权利转让。著作权纠纷涉及更多的是邻接权的权利保护、计算机软件纠纷、网络侵权纠纷等。
3、涉外案件受理量上升，涉及的案件类型及国家地区增多。20__年我院受理涉外案件4件，其中专利侵权纠纷3件，权利人为韩国人；商标侵权纠纷1件，权利人为台湾公司。20__年受理涉外案件5件，均为著作权侵权纠纷，涉及香港和台湾地区。20__年受理涉外案件8件，其中专利侵权纠纷1件，权利人为德国人；商标侵权纠纷1件，权利人为美国公司；著作权类纠纷6件，涉及香港和台湾地区。
4、系列案件多，数量增大。我们把同一权利人同时3起以上侵权案件或同一被告的案件称为系列案件。
20__年我院受理的案件中有八起侵权纠纷系列案，共计33件，占受理量的27.5。其中专利侵权纠纷六起，共计26件；商标侵权纠纷一起4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一起3件。
20__年受理的案件中有四起系列案，共计19件，占受理量的15.8。其中二起专利侵权纠纷，共计7件；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8件；一起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4件。
20__年受理的案件中有八起系列案，共计52件，占受理量的36.6。其中著作权侵权纠纷五起系列案，共计41件；专利侵权纠纷三起，共计11件。
二、各类案件审理中的特点
（一）专利纠纷。总体特点：总量下降，类型增多，侵权居重，判定不易，举证困难，周期较长，中止量大。1、受理总量下降的原因。受理量从69件降至53件至05年的49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我院加大了对专利案件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典型案件，提高了公民守法的自觉性，增强了公民尊重知识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国家关于专利侵权案件的审判规范相对于商标、著作权纠纷要具体详实，可操作性及认知程度相对统一。公民能够通过公开的信息，了解相关的规定，更加清楚明析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侵权行为的发生。2、侵权纠纷占相当比重，实用新型专利尤为突出。我院三年共受理专利纠纷171件，其中侵权纠纷146件，占85.3。侵权纠纷中，发明专利占13.7，实用新型专利占45.9，外观设计专利占40.4。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比重较高的原因是，实用新型的发明程度不高，投资成本少，利益大，仿制快，侵权判定有一定难度，被控侵权的行为就随之增多。发明专利往往涉及较复杂的技术，仿制困难，投入成本也较大，侵权发生的机率较少。外观设计专利相对于实用新型专利，仿制简单，侵权判定比较明晰，一目了然，但往往给侵权人带来的利益较小，相对于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比例小。3、侵权判定不易，当事人举证困难。专利侵权判定虽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但在司法实务中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由于公众可以通过
公开信息了解到相关的侵权判定原则，使一些守法的公民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也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规避法律，使得侵权行为、手段、方法、方式更加隐密，给侵权行为的认定及判定带来了困难。在强调当事人举证的现代司法理念支配下，权利人就专利侵权的举证责任也在不断的加重。4、程序多，审理周期长，未审结案件的中止量占相当比例。我国的专利授权制度决定了对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采取登记制度，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因此专利诉讼纠纷中，存在当事人向专利复审委提出宣告专利权无效请求的情形，复审委审理期限一般为一至二年，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受理的侵权诉讼案件原则上中止审理，等待专利复审委的审查决定。根据新修改的专利法，不服审查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再经过人民法院的一、二审审理。可见一起专利诉讼案件，从权利人至各个程序的结束，最快需要二年时间。对于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最大生产力的经营者来说，也许两年过去后，专利产品己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即使法院判令侵权也无济于事。（二）著作权纠纷。总体特点:总量飙升，权属无争，主体难认，形式复杂，范围广，领域新，影响大，社会关注程度高。1、总量飙升，权属无争。从20件增至37件直至05年的78件。除著作权案件集中管辖后案件的自然增长因素外，主要是著作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著作权的权利人拥有17项权利，邻接权人也在一定范围内享有权利，权利的多样性决定了因享有权利导致纠纷数量增多，同时著作权的类型较之专利和商标更加丰富，如委托创作合同、出版合同、电视剧制作、音像制品的发行权、复制权的转让等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得此类纠纷大幅上升。著作权是自动产生，不像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经授权产生，因此著作权权属很少发生争议。我院近三年受理的案件中无著作权权属纠纷案件。侵权案件占绝大多数，原创作者本人的案件，多以侵犯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等人身权为诉讼请求，除人身权之外的财产权多以复制权、发行权被侵犯为普遍诉请。2、主体难认，作品形式复杂。虽然著作权的权属纠纷案件没有，但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对于权属问题是各案中争议较大的焦点问题。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产生，不以发表、登记为标志，著作权登记采取自愿原则（著作权中只有计算机软件强调登记保护），自愿登记的后果是不登记。诉讼中，对于权属问题权利人则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形式有八项十七类之多，各类作品的产生、转让、许可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加之出版、表演、录音录像、广播、电视的播放等邻接权的保护，使权利主体更加难确认。3、范围广，领域新，影响大，社会关注程度高。作品的形式多样性，决定了著作权涉及的范围广、邻域新；作品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著作权纠纷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公众最关心的案件，也是与社会公众联系最密切的一类纠纷。因此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程度也就较专利、商标高。
（三）商标纠纷。总体特点：小幅下降，多与不正当竞争案由共同，请求弛名商标的认定量增加，认定弛名商标的数量有所增加，系列案件少。1、商标纠纷呈小幅下降。商标的使用以核准使用商品的范围为限，只有在同行业竞争、同类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中使用才有可能构成侵权，不同类或不类似商品或服务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不构成侵权。对于商标而言，只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被搭便车的可能性才大，才能给侵权者带来可观利益。而一旦商标具有了一定范围的知名度，仿冒、搭便车的人反而相对减少，因为这种明显的侵权行为有很大可能侵犯他人合法注册的商标权。因此，虽然企业越来越重视商标权的保护，但商标权纠纷并未增多。另外，商标的行政处理程序较司法程序快捷，大多数权利人首先通过行政程序解决纠纷。只有少部分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2、多与不正当竞争案由共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商标往往与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故商标侵权纠纷和不正当竞争纠纷会同时作为诉讼请求。3、请求与认定驰名商标量增加。随着对驰名商标保护力度的加大，有效的制止弛名商标被仿冒、搭便车、抢注等行为，请求法院对己有知名商标进行跨类保护的越来越多，近三年共申请6件，我院严格遵循被动保护，各案认定的原则，认定了3件驰名商标。
（四）植物新品种纠纷。总体特点：总量平稳，类型单一、侵权品种单一、被控侵权行为单一、权利人胜诉率95。我院20__年开始受理第一起植物新品种纠纷，20__年受理10件，20__年受理11件，20__年未受理。某种新品种的诞生需要育种人付出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心血，植物新品种作为一项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并深入人心后，越来越多的育种人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我院受理的该类纠纷只有侵权和权属二种类型，被控侵权品种均为农业玉米品种，被控侵权行为均为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育材料。受理的21件案件中，只有一件通过鉴定认定不是同一品种驳回权利人的请求，其余20件案件均以权利人胜诉结案。
三、主要做法
（一）认清形势，树立人才储备的意识。加强审判组织和队伍建设，树立人才储备意识，是做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建设，为适应工作需要，我们着眼于专业审判队伍建设，挑选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学历高的审判人员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全庭11名审判人员，有7人获得硕士学位，1人为双学士，1人博士在读，1人硕士在读，是我市法院系统平均学历最高的业务庭，目前己逐步形成了一支懂法律、懂专业技术、掌握知识产权法律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审判队伍。
（二）坚持“司法为民”，加强诉讼指导，采取综合措施，加大保护力度。在诉讼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诉讼指导正是“司法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知识产权案件因其专业性强，适用专门的法律，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不委托专业律师参与诉讼，诉讼参加人对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程序、法律规定均不熟悉，有的权利人甚至不知道需要提供授权
公告文本，给日后的审理工作造成极大障碍，有的被告滥用抗辩理由，不能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需要法官为其提供必要的诉讼指导。在审理中，我们针对不同当事人的诉讼能力，适时适度地指导双方提供必要的证据，及时询问原告是否申请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是否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对当事人不了解的专业法律术语进行明白无误地解释，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有些案件经过法院的诉讼指导在开庭前双方就达成和解，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率。在审理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积极、慎重地采取临时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避免权利人的损失在诉讼过程中进一步扩大，防止证据灭失或者被藏匿。我们依当事人申请，及时、准确地对涉案侵权产品进行证据保全，对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事先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了解技术要点，保全时针对不同的证据采取拍照、录像、现场勘验、直接扣押等不同的方法，确保把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保全下来。审判人员还经常深入车间、田间，不畏艰险、灵活机智地采取各种措施，为案件的顺利审理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对于故意隐瞒证据、回避证据保全，甚至伪造证据的当事人，严格依照《证据规则》，合理划分举证责任，构成妨碍举证的，依法判令其承担败诉后果。（三）注重选择“双赢”的结案方式，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知识产权纠纷的难点在于虽认定侵权，但赔偿数额难以计算，如果法院简单判决侵权人停止侵权，权利人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同时技术成果也得不到相应的推广和应用。针对知识产权案件所具有的科技含量高、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等特点，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既保护权利，又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有助于双方当事人恢复和谐关系的新途径、新方法。诉讼调解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通过这种方式，在彻底解决纠纷的同时，保证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我们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时，注重调解解决纠纷，设法为双方创造继续合作的条件，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转让或许可协议。从而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帮助其智力成果实现市场化，并从中获得收益，同时又能让侵权人通过合法途径使用他人的技术成果并获得经济效益。近二年来，我们注重积累调解经验，探索调解技巧，培养审判人员的调解能力，从而使知识产权审判的调解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__年至20__年审结的一审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率达到52.2。
（四）注重抓好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质量。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一份认定事实清楚，说理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的裁判文书，是使当事人充分了解法院最终判决结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当事人服从法院判决，减少当事人上诉与申诉。我们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水平的目的，就是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知识产权案件错综复杂，涉及科学、文化、技术领域问题较多，要写好此类案件裁判文书不仅需要裁判理由有理有据，还需要法官有较强的归纳、概括、抽象能力和较强文字表达能力，使那些深邃难懂的知识产权法学原理，通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使复杂的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简要的呈现在当事人面前。自20__年起，在主管院长的倡导下，我庭率先进行了裁判文书的改革，制定了裁判文书制作规则，对文书的文号、排版、对当事人的称谓等细节问题均作出统一规定，在文书中全面体现案件受理、举证、质证、认证，甚至管辖确定的过程等程序内容，着重强调文书论理的法理性、说理的针对性和逻辑性，对有争议的证据充分阐明分析认定过程，说明是否采纳及理由，不断提高分析、论理及文字表达能力，进而达到事实认定准确，法律分析透彻，案件处理得当的效果。
四、建议和意见
（一）加强与审判经验丰富的兄弟法院及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和业务学习，有效地利用好信息资源。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发展不平衡，知识产权又是一个发展较快的学科，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的问题急需明确的指导，希望最高法院加强对各地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协调、培训、调研，组织审判经验交流，审判信息的沟通，如有可能安排各级法院的法官之间进行工作交流。建议对知识产权审判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建立全国公开网上查询机制。对同一权利人的案件，统一执法尺度。除了各级法院之间相互的沟通外，还应与专利、商标等行政执法部门沟通、学习，了解授权及行政程序，更好地充实法官的专业知识。
（二）建立专利的强制制度。因专利纠纷案件与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不同，其不仅涉及民法、民诉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也涉及十分疑难的专业技术问题，同时专利纠纷案件还有较为复杂的程序问题。这就使该类型案件相对于其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复杂得多。特别是一些专利案件的当事人，对其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实行强制，让一些即通晓法律专业知识，又精通专业技术的人员作为人，就能够在当事人与法律之间，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可以使当事人对其法律行为有更充分的认识，便于纠纷的解决。特别是实施强制制度，可以迅速普及专利制度的相关法律常识，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强制制度，也可以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各方当事人站在同等的起跑线上。
（三）设立相关专业人员参加知识产权案件的陪审制度。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鉴定应当由当事人提出，法院无权依职权决定鉴定，但在实践中往往遇到双方均不提出鉴定，而有关技术问题又无法解决的情况。建议设立专家咨询或邀请专家担任陪审员的机制，专家可以阅卷、参加庭审、庭后就有关技术问题向合议庭提供咨询意见，也可以担任陪审员，直接参与案件审理。同时对咨询意见的审查判断等制定相应的规则，以保证咨询程序合法、咨询结果权威、客观、公正。
（四）加大知识产权的宣传力度，使公民知法、守法、护法。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我国的相关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欠缺。无论是权利主体还是侵权主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侵权行为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就专利权保护的范围来说，应以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技术特征为限，而有的权利人则认为应以其生产的产品所包含的技术特征为准。权利人大都认为只要侵权人的大部分技术特征或者主要技术特征与其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相同或近似就构成侵权，而侵权人则
都认为只要自己的技术特征与权利人的技术存在差异就不构成侵权，其抗辩理由大多为材质的不同、尺寸的不同、质量的优劣。这都反映出我们对知识产权权利界限、保护范围如何确定及侵权判定原则的宣传力度不足，公众不晓得什么样的行为是侵权行为，认为自己对材质、尺寸、质量有所改进就不构成侵权。应多与媒体加强沟通，公布典型案例、跟踪案件的审理过程，及时通报国家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使公众及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有所了解，从而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自觉遵守法律，依法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五）建立全国统一著作权登记体系，分为不同的行业进行专项管理。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首先要认定权利的归属。版权登记可以明析权属。作品创作过程复杂、创作原因多样，这些权利的归属均需要而且必需明确，从而减少纠纷，同时也为更好地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提供保障。有了明晰的权利归属，在发生纠纷时，权利人就可不承担出示原稿、原件，受让、许可合同等举证责任，只需证明权利内容即可。
经济纠纷起诉书篇6
通过专利管理机关调处专利权纠纷,较之诉讼来说,手续简便,方式灵活,况且专利管理机关有一批既有较强专业知识,又熟悉法律的执法人员,所以处理起来直接快捷,有利于纠纷的尽快解决。有的侵权人为了拖延时间,随便找个理由,向专利局提出撤销专利权或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无效请求,这时人民法院必须中止案件的审理,等待专利局或复审委员会的结果。所以案件有时一拖就是几年,产品从畅销都变成不好销.但是作为专利管理机关,在分析请求人提出的证据以后,认为证据不足的,可以不中止审理。所以对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通过行政处理更显其优势,当然经过专利管理机关调处后,当事人不服,也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是一般解决民事纠纷的办法,其长处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调解书具有直接的强制执行效力。但是通过诉讼解决专利纠纷,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专利侵权纠纷往往涉及专业技术问题,法院要请专家咨询,请专家鉴定评议,所以,诉讼时间经常拖得太长,当事人耗尽精力,也不利于专利技术的实施利用,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收集证据、核查事实
一项专利权是否被他人侵犯,首先要查明是否有已构成侵权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要靠证据来证明。因此,及时、全面地收集有关证据是非常重要的。
这时应特别注意收集侵权的物证和书证。
物证——主要是侵权产品。侵权产品是十分重要的证据,而且它的取得也并不困难。
书证——一般应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证明专利权人有专利权,如:专利证书、专利申请文件、专利实施许可或专利权转让合同书等;
其二,证明侵权方实施了侵权行为,如:侵权方与他人的订货合同或转让合同、销售发票或销售产品说明书,技术对比文件等等。
在有些情况下,往往一两份有力的书证就可以认定侵权事实的存在。
经济纠纷起诉书篇7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存在限制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入股、借款等书面的协议及有关机关处理纠纷时做出的法律文书，当然可以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的存在。但生活中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并不能都是书面形式的。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书面约定而仅是口头协议。在发生盗窃后，一方认为是民事盗窃，另一方则称刑事盗窃，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最高院的这一规定，是法院认定口头民事合伙当事人之间具体法律关系的依据，但在民事纠纷引起的盗窃中，公安机关是否也应将民事纠纷存在的证明义务放到如此之高，统一适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条件，值得探讨。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甲和某乙在外地打工时认识，并成为朋友，某甲邀请某乙到自己所在县城合伙做电脑游戏生意，乙遂通过汇款和当面交付方式陆续支付甲人民币5000余元用于合伙购置电脑、租房等。二人共购置组装电脑5台，二人之间基于信任没有书面合伙协议。由于乙对甲县不熟，对外租房和雇工由甲负责。二人共同经营三月有余，乙又陆续支出各
种费用2000余元，因生意不好，乙提出退伙退钱。甲不同意，当乙因故外出重回到甲县城时，发现甲已卖掉一台电脑。于是，某天凌晨，乘甲在屋睡觉之际（二人同居一屋），乙搬走三台电脑拉回自己家中。甲发现后和乙通话，乙证实此事。甲于是报案，经评估三台电脑价值8000余元，甲县按盗窃罪立案并侦查终结移交审查。乙辩称的合伙投资因没有书面协议甲予以否认，侦查机关取得了甲和乙之间关于汇款的短信记录，也调取了乙前女友关于甲、乙二人是合伙关系的证词，甲和二位雇员则证明不是合伙，是雇佣乙，但甲承认欠乙2000元钱，和乙之间仅是借款关系。从上述事实来看，如果按照最高院民事口头合伙的条件，则作为盗窃立案，追究乙刑事责任没有错误。但如此侦办此案，又确有疑点，存在一系列合理怀疑，会将事实真相掩盖，冤及无辜。毕竟，乙前女友证明合伙关系的证据存在，甲也至少认可借款关系。侦查机关仅凭乙前女友证据证明力弱，盗窃三台电脑价值远大于2000元借款为由请求审查是不妥当的。
我们说本案民事合伙的证据虽有不足，但认定民事纠纷存在证据是充分的，证明民事纠纷存在和证明民事合伙存在并不能要求相同的证明条件，二者必须区别对待。对于民事盗窃而言，只要有一定证据证明确有正当的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存在即可，甚至不需要优势证据。因为只要有民事纠纷，其民事纠纷如何解决各方证据如何支持自己的主张，就由法院来负责处理，证明不充分的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可。刑事侦查机关不负责也无须要求有关当事人必须提供优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经济纠纷中各方的具体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多少。本案中侦查机关已经取得了乙前女友关于合伙关系的证词，这些证据就足够说明经济纠纷的存在，故应将本案撤销按民事盗窃对待。三、盗窃的数额与纠纷的数额对盗窃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盗窃罪主要是被害人的财产利益遭受非法侵害。一般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所有窃取的数额与双方经济纠纷的数额基本一致，则属于作为债权人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手段索取自己的合法财产利益，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所盗财物价值比所存债权数额略大一些，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抵折债权，则不宜作犯罪处理；如果所盗财物价值高于所存债权数额并且相差很大的，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当然，所盗数额接近或略高于债权数额，无甚争议，关键在于所盗财物数额远高于债权数额时如何认定,是不是一定就应作犯罪处理呢?这里，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着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盗取了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且通知了被害人，或者行为人事后、事前向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作了报告，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目的在于抵押，迫使被害人承担责任，则无论数额多高，都应认定为民事盗窃；如果行为人盗取了远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但行为人当时并不知道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或者认为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和债权数额相当，行为人认为所盗财产可以抵充或抵押债权数额，事后经过评估，财产价值远高于债权数额，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因此，也不宜作为刑事盗窃来处理。易言之，当所盗数额与纠纷的数额有较高差别时，民事盗窃与刑事盗窃的区分应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准，而不能依据事后财产评估。
四、民事盗窃向刑事盗窃的转化
如果基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实施了盗窃，而且被认定为民事盗窃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在受害人履行了相关义务，承担了民事责任后，行为人仍不返还所占有的财物，表显为一种恶意仍然或继续占有，这种情况下，认定民事盗窃的前提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已经消失，继续非法占有秘密窃来的财物该如何定性呢？是不是原先的民事盗窃已经转化为刑事盗窃？一般来说，民事盗窃事后能否转化为刑事盗窃关键要看行为人的这种故意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如果行为人事前就由蓄意通过秘密窃取被害人财物手段致使被害人偿还债权数额后，再恶意占有被害人财产不返还，那么，行为人盗取被害人财产就意图非法占有，这就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为犯罪处理。相反，如果行为人继续占有所盗财物的故意是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才产生，则不能转化为刑事盗窃，而构成一种新的民事侵权，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
五、作为民事纠纷或矛盾引起的盗窃，在量刑上应和普通盗窃相区别
经济纠纷起诉书篇8
本文作者：、王长军原创投稿
浅谈民商事关于经济纠纷的审理及举证
王长君
在诉讼中，当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种障碍而不能及时向法院提供证据，且这种障碍是否会消除以及在何时消除均无法确定。如证人出国一时无法与之联系，持有重要书证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究竟延长多长时间为好，可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应以不过分延迟案件的审结为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20xx年，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xx]33号，20xx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势，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当事人和社会各届的极大关注。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基本区分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正确处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交叉问题，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xx)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关于现行的举证时限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予以明确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的证据规则：
经济纠纷起诉书篇9
关键词：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成本；法经济学；自力救济；社会救济；仲裁；民事诉论
中图分类号：DF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111-03
一、从法经济学角度进行多元化思维选择民商事冲突解决方式的价值
法经济学，也称法律经济分析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运用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民商事冲突解决机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法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原则是效益原则、供求原则和均衡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民商事主体总是选择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从而导致对社会不同供给需求的变化。当某种供给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导致资源紧缺、最终价格上涨时，民商事主体便会转而选择其他供给，实现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任何社会冲突的解决，都是存在交易成本的。这些成本不仅包括金钱等显性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精神成本、关系成本等隐性成本。由于社会纠纷解决资源的有限性，或者说纠纷解决供给的不足，决定了必须对这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如果社会冲突解决渠道单一，则供需无法达成均衡，纠纷解决资源也无法合理优化配置，从而会导致社会冲突无法解决。只有当各种冲突解决渠道都畅通无阻，才能形成有效的纠纷解决体系，民商事冲突当事人才有可能在不同交易成本考量下选择最有利的纠纷解决方式。因而，多元化冲突解决机制的建立是法经济学的必然要求。
用法经济学角度再进一步分析，不同纠纷解决渠道有着不同成本优势，可以根据纠纷当事方或从社会的利益需求角度进行合理优化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民商事权利的基本特点是行为人权利选择的自主性，只要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这种选择都是允许的。诉讼是解决冲突的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诉讼也会对社会财富造成重大的损失和耗费。因此，从节约社会的成本来看，冲突主体应该避免打官司。当事人通过谈判与合作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是最富有效率和最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冲突，纠纷各方获得了相比于诉讼而言更多的经济利益、时间利益、个人尊严利益、关系维持利益等。因此，按照法经济学的视角，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必须建立，而且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应该充分重视调解、仲裁等这种主要利用谈判解决纠纷的方式，以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益的最大化。
二、民商事冲突解决成本的大体构成
冲突解决成本是指纠纷解决运作过程的全部费用，这些费用在性质上属于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一系列过程中所消耗的人财物以及时间和精神损耗等。但是，仅从当事人一方来考虑纠纷的解决成本未免有些狭隘，如果是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那么国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恐怕更大，因为国家财政要支撑法院的资源损耗，比如法院设施的建设维护以及法官的装备、报酬、办公费用等支出。
本文着重关注的是当事人为解决纠纷所要支付的代价。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当事人的主要成本支出：精力损耗、金钱花费、时间支出。当事人为解决纠纷所耗费的精力没有明确的标准来衡量，精神痛苦和身心疲惫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感知。这种成本在以往经济比较落后时往往被忽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一切的努力都不过是创造美好的生活，因此当事人解决纠纷时常常首先考虑精神耗费是否能够承受。一份为当事人所满意的处理结果可以使其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能使其精神得到慰籍，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支付了巨大代价却获得的是糟糕的结果，这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也是巨大的。因此当事人的精力耗费是解决纠纷时不可忽视的成本支出。当事人的第二项主要成本就是金钱支出，这是非常直观且容易计算的成本。这一成本在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时其消耗明显而且不菲。诉讼时当事人首先要支付法院的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案件受理费有国家的明确收费标准，这项费用与案件标的金额成正比，标的金额越大当事人支付的案件受理费越高。其他诉讼费用标准不一，不同法院针对不同案件由不同法官办理，其差异会很大，很多案件在诉讼中这项费用远远超过案件受理费，不可小视。其他诉讼费用主要包括解决诉讼中程序保障、证据问题以及判决的执行等费用。当事人在金钱支出这部分成本中还要支出一笔较大的费用即律师费用。在英美发达国家，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大款名人因为打官司而倾家荡产，在国内虽不如此，但律师费用也常常成为当事人的沉重负担，在国内很多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律师费用也是水涨船高，大大超过了法院的收费数额。时间成本的付出相对以上两点对当事人来说虽然容易接受，但是过长的时间消耗必然加大当事人的金钱花销和精神压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时限规定普遍较长，甚至不确定，不太合理，这很容易加重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比如，民事诉讼一审与二审的审理期限分别为六个月和三个月，根据具体情况法院还可以延长，再加上诉讼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很多当事人反复申诉，一个简单的民商事案件拖上几年也不足为奇，致使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时间花费也是惊人的。
三、现阶段我国民商事冲突解决方式成本的法经济学分析比较
（一）非诉讼方式解决冲突的成本分析
1.自力救济方式的成本分析
自力救济的典型方式是和解，即纠纷双方以平等协商和相互妥协的方式来和平解决纠纷。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而达成的协议就是合同，对当事人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纯粹是矛盾双方依靠个人力量来独立解决纠纷，没有外来因素介入，从纠纷解决过程到结果都充分体现了双方的自主意志。
如果当事人通过自力救济进行和解，这是成本最小的冲突解决方式，应当大力提倡。这种方式所需的成本包括：（1）经济成本：当事人为进行谈判而收集、处理证据材料以及其他有关信息而支出的费用；往来奔波，赴约谈判而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监督赔偿的履行的费用以及向权利服务提供者等中介组织支付的费用。（2）风险成本：谈判的风险成本主要是因缺乏强制力导致救济活动陷入冗长谈判之中，从而耗费更多的成本。但是，这种和解方式存在与诉讼外调解同样的问题，即没有法律作为保障，很可能最后白忙一场，甚至可能因自助行为发生违法行为而产生负成本。
2.社会救济方式的成本分析
（1）社会调解方式解决冲突的成本分析。社会救济方式主要是调解。社会中介力量依据善良风俗、高尚道德、国家法律等价值规范通过说服教化等方式，在矛盾主体之间进行斡旋，使其相互谅解和妥协，最终化解矛盾，这就是调解方式。国家机关行政调解、社会团体民间调解以及基层群众组织人民调解等是我国目前的主要调解形式。比如，因交通事故赔偿而产生的纠纷，公安机关参与协调；土地使用权发生的争议，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可以参与调解等，这些都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来参与协调和解决民事纠纷。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大型的厂矿企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了我国大量的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是我国民间纠纷的主要解决力量。消费者协会调解消费争议，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纠纷以及仲裁机构对民间冲突的调解等，都是社会团体组织的调解。社会调解方式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之前纠纷主体是否经历调解一般是其自主选择。即使经过调解事后也一般不会影响其提讼，而且调解人员没有权力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都是以第三者身份参与解决矛盾，调解结果大多没有强制执行力。但要注意的是，仲裁庭依据调解协议的结果制作的调解书或者裁决书，则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社会调解的经济成本一般来说是较低的，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和乡镇政府的调解是不收取费用的，这是社会调解具有吸引力之处。但是社会调解缺乏程序保障和法律效力保障，当社会调解没有得到当事人的遵从而需要重新诉诸诉讼的话，已经进行的调解活动归于无效，从而影响了社会调解的实效性，它的成本优势可能将不复存在，所以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
（2）由民间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成本分析。当事人可以在纠纷发生前的合同条款里，或者纠纷发生后通过协商，约定将争议交给民间仲裁组织来解决。民间仲裁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仲裁迅速在全世界普及。不仅如此，仲裁的适用范围由最初的商事纠纷扩展到整个民商事冲突以及劳动纠纷、消费者纠纷等。仲裁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三项：第一，经济成本：向仲裁机构交纳的仲裁费用；其他仲裁费用，包括勘察、鉴定、公告、翻译费等；向法院交纳的申请费，包括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执行等的费用；当事人为参与仲裁而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等。第二，风险成本：仲裁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即使最终承担不利后果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符合“愿赌服输”的游戏规则。第三，时间成本：仲裁庭应当在组庭后三个月内做出仲裁裁决书，适用简易程序的仲裁，一般在三十日内做出仲裁裁决书。可以看出，相对诉讼而言，仲裁的时间成本是比较低的。
（二）诉讼方式解决冲突的成本分析
诉讼方式即公力救济，在民商事冲突解决领域，就是民事诉讼，即国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审判权来解决私人之间的矛盾。它是民商事冲突最终的解决途径。与其他几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比，民商事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在程序上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在结果上具有执行力和终局性。
民商事诉讼跟其他几种解决纠纷的方式相比似乎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其程序复杂、时间持久以及成本较高等却是其明显的劣势。其一，民事诉讼技术性强，太专业，一般民众不能理解和操作，不像和解等非诉讼方式，程序简单明了，当事人能够亲自参与和控制。其二，民商事诉讼程序法定且拖沓冗长，成本较高并且难以掌控，而和解等方法意思自治，成本低廉。最为重要的是，民事诉讼在有些时候不能适应国情，不能满足当事人既不伤和气又要解决问题的需要；而一些非诉讼方式却能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理性妥协，获得双赢的结果。
（三）各类民商事冲突救济方式的成本比较
对前面两种民事纠纷救济方式的成本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总体而言，通过人民调解促使当事人之间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是综合成本最低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对救济婚姻家庭、继承、相邻权等熟人社会中的民事纠纷来说，既能够保持较低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又可以修补受损的人际关系，获取良好的社会收益。第二，标的额大的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诉讼具有终局性，就可能获取的经济收益而言，纠纷救济成本还是相对较低的，但小额纠纷就不一定有此效益。第三，仲裁在专业性比较强的纠纷中优势非常明显，因为在此类纠纷中，当事人最看重的两个成本——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都比民事诉讼和私力救济低；就当事人的收益而言，又比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高。第四，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在处理新型纠纷，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产品责任、环境侵权等涉及公益的民事纠纷时，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行政救济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较低，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效力，行政裁决也要接受司法审查，因而并不丧失继续诉讼的机会，并不必然承受不利后果，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也不高。第五，私力救济的经济成本可谓最低，但风险成本一般较高。规范的私力救济可以降低风险成本，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对抵押、留置和定金等的规定。另外，债权人于情势紧急而无法求助于公权保护其合法权益时，对债务人人身或财产实施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往往也在国家容忍的范围内，比如在债务人转移财产时扣押其财产，或在债务人企图潜逃时暂时拘束其人身。此时债权人的自助行为，就是将私力救济可能造成的成本耗费分配给债务人承担。在市场经济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私力救济能够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市场流通，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
总之，要降低民商事冲突的救济成本，实现权利救济收益的关键就在于既加强各纠纷救济机制间的互动与协调，发挥整体效益，又保持它们的竞争关系，构建多元化民事纠纷救济机制，合理配置纠纷救济资源。
四、结语
当事人的效益追求不仅体现在商品生产流通环节，也同样体现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我国现阶段各类民商事冲突解决方式基本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解决体系，并且它们之间往往是成本各异，利弊互补。对当事人来说，如果对成本预算较为苛刻，对纠纷解决结果要求不高，那么就应该考虑用和解、调解或者仲裁方式。但是，如果当事人希望结果利益最大化，对成本付出无所谓，那么就可以选择诉讼方式。当然，当事人的选择权不能突破我国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比如我国有关劳动合同关系法律规定，涉及劳动纠纷，由劳动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和由劳动仲裁委员会先行仲裁是提讼的必经程序。
我国的人民调解和民间仲裁，因其机构较多且方便快捷，费用也较低，本应该是很实惠的解决纠纷的方法，但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对此规定不够健全，致使这两种方式缺乏强制性和权威性，当事人常常是想用但又不轻易使用。这就造成民事诉讼多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处于解决民事纠纷的“垄断”地位。我国地域广阔，人数众多，而我国法院能力毕竟有限，民事诉讼与民间纠纷必然形成“供求矛盾”。同时，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民事诉讼的“垄断”地位必然导致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不断扩大，甚至可能产生法官审判态度粗暴，导致民事诉讼“质次价高”。因此，完善法律法规，为多元冲突解决机制的齐头并进创造有利环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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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起诉书篇10
2000年12月，哈尔滨市珠江公司（本案原告）与国信证券公司北京市某营业部（简称国信证券）签订证券交易委托协议。该协议第44条规定：“协议双方如有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据该协议，原告在国信证券开立户名为珠江公司的3375号资金账户，并存入大元股票400多万股，新华百货股票100多万股。
2001年1月5日，原告与北京首创信保投资管理公司（简称首创公司）签订委托理财协议：首创公司委托珠江公司理财，委托资金金额为5000万元，期限12个月；首创公司在国信证券开立户名为首创公司的3435号委托理财资金账户；委托期限届满，原告应支付首创公司5000万元本金及投资回报。据该协议，原告及首创公司给国信证券出具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人不得对监管账户（即3375号账户与3435号账户）进行修改资金密码、提取现金、拆户、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操作，并在发生下述有关情况时单独行使双方的权利：1.托理财协议书中的债务人未能在2002年1月5日前清偿全部债务；2.监管账户内的资金余额及股票市值总额等于或低于1亿元，珠江公司不能及时补仓；3.监管账户内的股票全部为pt股票。
后来，原告向哈尔滨市法院起诉称：原告与哈尔滨市兴业公司分别于2000年12月1日、12月12日、12月15日签订托管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由兴业公司为原告的资产进行运营，原告按一定比例支付报酬。合同签订后，兴业公司利用原告在国信证券投入的股票进行证券交易，以实现原告资产增值的目的。后来，原告发现其在国信证券的上述股票全部被转入他人账户。兴业公司与国信证券未经原告书面同意就将原告名下股票转给他人，属侵权行为。
被告辩称：2001年3月16日，原告与首创公司签订委托资产管理担保协议，约定以原告的3375号账户内股票作为担保并全部并入首创公司指定的4705号资金账户。同日，原告持上述委托资产管理担保协议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到国信证券办理了股票并户手续，将3375号账户股票全部转至4705号账户。国信证券并没有实施侵犯原告对3375号账户内股票的权利，因此也不与兴业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同时，原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原告与国信证券之间的纠纷应依双方事先订立的仲裁协议由仲裁机构管辖。
［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原告与国信证券之间的纠纷应由法院管辖还是仲裁机构管辖，即国信证券的管辖权异议能否成立。我认为，国信证券的管辖权异议能够成立。我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该法第二条对仲裁管辖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有人认为，因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固然属于仲裁管辖的范围之内，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则不受仲裁协议或者合同中仲裁条款的限制。本案系侵权行为而非合同关系提起的诉讼，因而不受合同中仲裁条款的限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仲裁法第二条的字面含义来看，仲裁管辖的范围既包括因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也包括因侵权行为提起的纠纷。民事权益可以分为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两大类。与此相对应，按照争议所涉民事权益的不同，民事纠纷可以分为财产权益纠纷和人身权益纠纷两大类。对于其中的财产权益纠纷，还可以按照产生的原因将其细分为合同纠纷、因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因无因管理产生的纠纷、因不当得利产生的纠纷、因缔约过失产生的纠纷等。因此，仲裁法第二条所谓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由于侵权行为的客体包括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人身权益纠纷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权益纠纷。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仲裁法第二条所谓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权益纠纷，而不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人身权益纠纷。
第二，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并没有规定受损害方有权选择法律责任的解决方式。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现象，即行为人实施的某一行为同时符合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具有两者的双重属性，从而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同时产生。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承认了这种责任竞合的现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加害方承担何种形式的法律责任，但是受损害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的情况下对因违约行为而产生的侵权责任的解决方式并无选择权。因为，法律责任的形式与法律责任的解决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责任的形式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而法律责任的解决方式包括诉讼的方式、仲裁的方式、协商或者调解的方式等。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只是规定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加害方承担何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并没有规定受损害方有权选择法律责任的解决方式。在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解决方式（仲裁）已经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原告仍然向法院提起诉讼，显然是一种违反合同约定、出尔反尔的背信弃义行为，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理应遭到禁止。
第三，判断某一纠纷是否属于合同纠纷，不能单凭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理由来决定。我认为，判断某一纠纷属于何种性质，应当从纠纷产生的原因与当事人所违反的义务这些实体方面来考察。如果单从原告的诉由这些程序方面来判断纠纷的性质，就容易导致舍本逐末、倒果为因的错误。因为，纠纷在原告起诉之前就已经产生，其性质在原告起诉之前就已经确定，不应也不能以原告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原告以违约为由起诉就说该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如果原告以侵权为由起诉就说该纠纷属于侵权纠纷，那么，纠纷的性质就成了一种可以由原告随意决定的东西。从案情来看，原告与国信证券之间的纠纷是在履行两者之间证券交易委托协议的过程中产生的，国信证券是否违反该协议所约定的保管有价证券义务也是纠纷的核心所在，因此原告以侵权为由起诉不能改变该纠纷的合同纠纷性质。
当然，主张该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并不否认其也可以属于侵权纠纷。因为，如前所述，因一方当事人违约侵犯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的行为具有双重属性，我们不能因为其侵权行为的性质而否认其属于违约行为，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其违约行为的性质而否认其属于侵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