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支教背景篇1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但是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各界的定理支持下，发展的劲头和势头很足，在未来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至今，一直走在“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并且以较高的发展速度和强度在不断创造者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虽然我国的低碳乡村旅游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实现了“产业化”以及“集中化”的有效经营，但是仍旧存在许多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乡村生态环境可能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一定的破坏；第二，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得不到有效的传承和保护；第三，乡村的基础建设设施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对低碳文化经济建设形成有效的支援。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下，我国乡村旅游与“低碳经济”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已经表明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旅游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将会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支持。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乡村旅游功能构建的新策略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功能构建的新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开发前提，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乡村地区一致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点环节，也是我国保住“13亿亩耕地红线”的关键。因此，在乡村地区进行一切开发活动时，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保证当地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不能做有损于可持续发展的举措。低碳乡村旅游的主要作用是在“推动减排、保护环境和经济效益”这三个方面形成良性的促进和循环。
另一方面，低碳经济背景下乡村旅游功能构建需要关注对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植于乡村文化的乡村性是发展乡村旅游主的基础，充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农耕文化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必要手段”。因此，低碳乡村旅游在发扬乡村文明、传承乡村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需要相关开发部门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注重开发配套功能，构建核心发展体系
旅游是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而第三产业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和晋升文化生活。因此，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进行乡村旅游功能建设不能单纯只是发展旅游业自身，也需要同步开发周边的配套设施来满足乡村旅游业的拓展发展。例如，可以在休闲配套设施上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可以在日常的额养殖事业中加入观光和采摘等富有农村特色的旅游活动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三）发挥乡村低碳旅游的教育功能
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一直是“跛脚”前行，并没有与城市现代教育的理念相融合。因此，低碳乡村旅游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功能，即尽量与城市文明建设实现的融合，开发出彰显乡村文明特色的旅游产品，并在传播“低碳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进行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实现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根据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结合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理论，首先要树立低碳乡村旅游的价值观，以绿色经济理论为指导，实现乡村旅游地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其次。应当建立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和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参与碳金融市场，为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将国际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乡村旅游的开发中。
乡村支教背景篇2
关键词：农村，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群体特征
什么人、并如何成为村干部，这是农村社会政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拟集中分析“什么人能成为村干部”这一问题，考察他们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背后因素。笔者以为，对此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村干部的标准变化；二是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
本文不拟讨论选任标准的变化，而讨论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关于村干部选任标准的变化，笔者曾依据1999年对江西40个村50余年来干部更替的调查资料，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解放初期，重家庭出身和政治上积极性（政治成分时代，以贫下中农为主）；在19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突出政治表现、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表现（劳模时代）；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注重发展经济与致富的能力（经济能人时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重“能否镇得住地盘”（强势力时代）。相应地，50余年来，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邓式干部”、再到“强人式干部”的变迁。所谓“邓式干部”，即指“先富群体从政”或“富人村官”现象，如在浙江省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位村委会成员中，属“先富群体”的约占30%；义乌市的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其人数占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所谓“强人式干部”，在江西农村主要以强宗大族背景为主要特色，但在有些地区农村，治村的“强人”甚至蜕变为“恶人”（樊平，2000），如阎云翔调查的黑龙江农村案例（阳敏，2004）和于建嵘反映的湖南农村案例，就以黑恶势力背景为典型。尽管已有的研究指出了村干部的如此变迁，但尚不见对村干部队伍特征的系统分析。
这里，笔者借用“社会政治资本”概念，以指称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或其社会政治资源。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1）经济与财富状况，他们是否系经济精英？（2）政治身份，如是否系中共党员、参军，曾经拥有的家庭政治成分等；（3）文化与技术、职业状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经历与专业技术，是否为文化、技术精英？（4）道德、人格与权威状况，如社区内外对其道德、威信的评价和认可；（5）家庭背景，如父辈或其亲属的权力与文化背景；（6）组织资源，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宗族与村庄背景；（7）性别、身体素质和个人武力；（8）脾气与性格，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宗族和村庄背景；有些是“自致性因素”，如经济与财富状况、党员身份、参军、文化与技术、职业、道德权威和组织资源等。下面，我们将根据田野调查数据，主要从文化程度、职业与社会流动、经济与财富状况、道德权威状况、社会组织资源、家庭背景等六个方面，逐一分析村干部的社会政治资本。
本文据以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们完成的三项大型农村调查。一为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的调查（简称“2001年调查”），即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各选择两个县，按等距方式每县抽出8个乡镇，再按等距方式每乡抽出5个村，八县共32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最后完成并取得有效总样本村数316个。二为2002年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简称“2002年调查”）。该次调查的村样本，系以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为总体样本，按18岁以上人口为基数，进行多级分层比例抽样出256个村委会，实际完成并取得241个村的调查数据。三为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江西C、t两县和山西X市（县级市）农村的调查（简称“2002-2003年调查”）。此次调查也按分层等距方式，在各县分别抽选20个样本村。其中，江西C、t两县是我们对1999年研究的40个村的跟踪调查，在山西X市的样本村中完成了16个村的调查，最后共完成对56个村的调查。在这几项调查中，作为村主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是重点的了解对象，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将是他们。
一、文化程度
下表1是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316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从此表可见，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在四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这一区间，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而在小学以下、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两极”区间的人员甚少。这表明，村干部虽然已经告别了“大老粗”或文盲时期，但高文化素质的时期也并未到来。
二、职业与社会流动
在法理上，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党内选举。但实际上，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更为复杂，表2收集了两次对村支书调查的数据。在2002-2003年对江西和山西三县调查中，江西两县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是传统的“乡镇党委直接任命”，由党员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山西X市村支书的产生则已从传统的任命方式改由党员选举产生，其中甚至有近七成的村实行了“两票制选举”。2002年对全国24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党员选举是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比例高达三成。
那么，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性别状况与职业经历如何？表3中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情况的显示，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只有个别女性干部，男性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河北省两县80个村的支书和主任中甚至近三成“曾参军”。从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江西与其他三省的差异主要在“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两个方面，拥有此两类经历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他省。
表4是对全国241个村无任村支书在就任前、卸任后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在列举的20多项职业中，村支书在就任本职务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农民上，此外，还有少数人来自企业工作岗位和乡镇干部。这也就是说，村支书中的成员主要还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而且，从农民直接提升起来的村支书，越在前期人员越多，前三任和前四任中这种“平民书记”曾达四成多。在村支书卸任后，多数人（五成多）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一成多的人“降”为其他的村干部职位，还有部分则完全退休、或被提拔到乡里工作（如为乡干部、乡镇企业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一直工作到“病故”，在前三、四任中这种人员占到一成左右，这或许说明：在早期村支书往往“多年一贯制”。
三、经济与财富状况
根据1998年对江西84个村的调查，笔者曾分析村干部与农村“经济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村级“能人从政”现象确有一定规模。[1]那么，数年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本节根据近年调查的数据分析之。
在我们的调查设计中，将“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专业大户”和
“与村外企业现有业务往来”作为村内经济精英的衡量指标，从村干部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当过或正当），测量村干部（村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的调查既涉及到村一般干部的状况，也涉及到村主要干部（支书和主任）的状况。
先看村干部的经济经历状况。表5集中了两次对现任村干部的调查数据，由于问卷未统计到村干部的总人数，因而，无法得出拥有各种经济活动经历的村干部占村干部总数的比例，但就表内数据之间的比较而言，现任村干部在所列举的“曾当过”与“现为”这两大类（各含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曾当过”的人数相对较高。换言之，先为经济精英再当村治精英的人数，多于村治精英依然兼任经济精英的人数。另一方面，在“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专业大户”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当过或现为“个体专业大户”的人数相对多些。
而就村支书和村主任来说，如表6显示，拥有同类经济活动经历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村干部。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经济精英所占的比重要高些，尤其是当过或现当“个体专业大户或商业投资”的人数比例明显要高。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经济活动状况，在表7中有更直接的反映。笔者将担任过“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三种经历”之一的人合计起来，发现：这两类主要干部中曾是“经济精英”的比例在三成以上，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比其前任均提高了一成多，达到四成左右；而且，在316个村中，有近六成村的支书或主任曾是“经济精英”，比其前任增加了16个百分点。村支书和村主任在企业管理者、个体户和商业投资者中的兼职状况，如表7所示，现担任其中一种的人比例依然较高，在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的比例达到三成以上，有近五成村的支书或主任兼任目前依然兼任“经济精英”。这些情况表明，村主要干部中“经济精英”的比重明显较高，而且，不管是“富人从政”还是“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扩增之中。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主要收入来源。从表8中反映的三县调查数据看，与本村村民普遍的经济状况相比较，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良好，多数好于普通村民，没有一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村内平均水准。
表9显示，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自报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农林渔业”依然是多数人的收入来源之一，其次为“自办企业”和“外出劳务”的收入。
四、道德权威状况
与权力体现暴力和强制力不同，权威所内含更多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服从，它体现着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传统中国乡村，乡绅往往将“村治精英”与“道德权威”合为一体，不仅依凭权力、而且借助权威来治理着乡村地区。在当今农村，村干部的道德权威状况又如何呢？
在调查中，我们试图从“村里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和“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度”这两个指标，测量村民对村干部权威的认同状况。从表10的调查数据可见，在村民所选择的最受尊敬的人中，“有知识或有技术的人”最多，其次为“有威信的老人”，再依次为“村干部”和“企业主和有钱的人”，在这里，村干部被列在第三位。村干部则将自我评估为第二位，与村民的评价有一定的距离。表11的数据反映，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表示“相当可信”或“完全可信”的村民在二至三成之间，多数村民的态度在“有点可信”和“有点不可信”之间。这表明，村干部与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
五、社会组织资源
组织意味着权力。按政治社会学理论，组织能为政治人物提供有力的“集体政治资源”（丹尼斯。郎，2001：162）。在中国农村，村干部们的上任是否也与其所拥有的组织资源有关呢？在我们的调查中，对村干部组织或参与正式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科技协会、供销合作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红白理事会），以及非正式组织（如宗族组织、村庄组织）的情况，做了初步的了解。
从本文表3中所列村主任的“中共党员”身份看，多数人拥有此身份。但遗憾的是，在调查设计中未能考虑到村主任任职与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序差，因而，无法区分出这样的情况：他们究竟是因党员身份而任村主任职，还是因出任村主任职而被发展入党？这种缺憾也表现在对村干部与其他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考察上，以致无法进一步分析村干部任职与这些组织资源之间的关系。表12所示，在四省316个村中，除了“红白理事会”和“科技协会”在山西和河北、“宗教组织”在福建较为常见外，其他的正式组织并不普及。在这些业已存在的组织中，由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的多为“红白理事会”、“经济组织”和“科技协会”，而“宗教组织”、“民间信用组织”和“供销合作组织”则多为非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
不过，对村庄、姓氏和宗族背景这类先赋性组织资源的调查，却让笔者能做进一步的分析。
先看村干部的村庄背景。在表2所列村支书和村主任“是否是本村人”中，除了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村支书和村主任均系本村人。表13显示，在三县回答村庄背景的157个村干部（主要为村内三大头，即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中，来自大村庄的村干部在江西C、t两县达到六成，在山西X市虽只有三成多，但比来自小村庄的仍高出20个百分点。
次看村干部的姓氏背景。表13的数据表明，来自大姓的村干部，在江西C、t两县占到近七成，在山西X市也达55.3%.
再看村干部的宗族背景。表13含三县157个村干部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表14则有对全国241个村和三县54个村的支书和主任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资料。表内标示的宗族与房股大小之分，依据的是其人口在全村或本族内之比。从三县情况看，在表13反映的157个“村三大头”中，江西C、t两县来自大族者占近六成，但来自大房者却略少于来自小房者；山西X市来自大族、大房者略低于来自小族、小房者。不过，从表14所列三县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来自最大和次大宗族与房股的人员均占了多数或大多数。
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看，在前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3.5%和46.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3.0%、49.7%，前者均低于后者；在现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4.2%和42.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5%、54.2%，前者依然均低于后者；在前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50.7%和50.0%，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47.2%、47.5%，前者均略高于后者；在现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5.6%和40.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0%、55.6%，前者均低于后者。
以上情况说明，在江西和山西三县，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背景对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有明显影响，换言之，来自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人更有可能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大族大房背景并未成为出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影响因素。
六、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作为影响村干部出任的可能性资源，同样值得关注。在我们的调查中，对家庭背景的考察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为：1980年代以前曾影响出任村干部主要因素的“家庭成分”；父亲的职业状况；父亲的文化程度。为了使分析更有说服力，笔者试将村干部与村民的情况进行比较。
表15所列了三县村干部和村民的家庭成分状况。其中，尽管大多数村干部原来的家庭成分为“贫下中农”，但与当地农民家庭成分的比率分
布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家庭成分并未成为影响出任村干部的因素。
就父亲的职业状况而言，在我们调查的三县村干部与村民中，两者之间的父辈职业并无明显的差异，如父亲为农民的比例，村干部和农民分别为71.4%和77.1%.略有差异的在于父辈文化程度方面。如表16所示，村干部中父辈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比例，低于村民同比10.4个百分点，换言之，村干部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要少于村民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
七、结论
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以三次大型农村调查所获资料为基础，借助“社会政治资本”框架，通过对当今村干部群体特征的分析初步回答了这一问题。
根据对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的同类资料，陈志柔（2004）在分析村干部的社会资本时曾发现：在个人和村庄因素完全一致的条件下，更有可能成为村干部的因素主要为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中共党员。本文对村干部性别与文化的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笔者的分析还表明：村干部已经告别“大老粗”或文盲时期，多数人拥有中学文化程度，但高文化程度时期仍未到来。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而组织和参与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的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了分离。为此，他们的治村行为往往要依靠其它因素，如江西农村的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需要有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背景，山西X市的村主要干部也有大族大房的背景。而就全国农村而言，村干部中尽管来自大族大房背景的支持不明显，但依靠经济实力支持的因素却较普遍。
在村干部的成长路径和流动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多数村支书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后类“平民书记”在早期曾达四成多，多数村支书在卸任后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曾有相当部分人是“经济精英”，有的依然兼任经济精英，“富人村官”和“村官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好于普通村民。与经济因素影响到出任村干部不同，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对出任村干部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
通过对不同区域情况的比较，还发现：不同区域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较多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各自的差异。后者除了村庄、宗族与房股背景的不同外，还有职业背景的差异，如江西省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中拥有“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人员的比例，及其兼任“经济精英”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其他省。这种区域差异，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与绩效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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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郎，2001，《权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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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唐镖等着，2001，《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阳敏，2004，《关于中国的村庄、麦当劳和全民学英语的故事——人类学家阎云翔专访》，《世纪中国》网。
乡村支教背景篇3
1.目的。促进小学体育教学的发展，促进民俗与人文结合，丰富学生的精神成长，促进乡土文化的传播。
2.意义。（1）乡村儿童游戏对于小学体育教学具有促进作用。对盐城乡村游戏的梳理与挖掘，并引入到体育课堂教学中，在实践与实验中得出它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让学生喜欢乡村游戏，让乡村游戏成为体育课堂的主要学习组成，辅助或者帮助对其他体育项目的学习，让多数学生喜欢体育，并对体育产生兴趣，做到人人会游戏，人人爱游戏，形成一种良好的游戏氛围。（2）充分体现盐城乡村儿童游戏的育人作用。如今的体育教学提倡对学生的兴趣的培养，不但让学生的身体得到锻炼，还要让学生的心理得到健康的发展，真正实现体育“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而乡村游戏正是基于学生的兴趣基本之上的教学，让学生之间合作、探究，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实现体育教学的目标打下基础。所以，乡村儿童游戏正是有非常厚重的育人作用，不但形成健康的体魄，还要形成一个具有良好品质的人，这正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为学生的发展，为学校文化发展注入了生机。（3）把经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寻找一个实现体育教学的突破口。让儿童游戏真正融入到体育教学中，同时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为游戏的进入找到合理的方法。实现游戏与体育教学的有机结合。通过游戏与体育教学的整合研究，形成一定固定的教学模式，为学生的体育学习构建一种良好的学习形式，既体现游戏性，又体现体育课的特有本质。
二、乡村游戏研究的背景与现状
1.研究背景。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积极开发课程资源，在学习内容，教学方法上都有所突破。要根据地方的实际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内容，开发当地教学资源。盐城是一个滨海之地，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农村民间游戏是在盐城帮古老的城市已经存在，但是这些民间游戏却随着现代生活的变化悄悄消失，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此游戏在当时给儿童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把传统的民间游戏在学校体育教学得以传承是体育人的使命。
2.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乡村游戏与体育教学整合的课题研究少之又少。国内乡村研究多数涉及的内容：第一，游戏的产生原因及年代是什么，即游戏产生的背景；第二，游戏的内容有哪些；第三，游戏消失的原因；第四如何传承游戏。
3.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1）实践意义。它是课程资源开发的表现，也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之一，而且乡村游戏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动手、动脑的习惯，能养成与同伴一起活动的习惯，也是终身体育意识培养的重要途径，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理论价值。把游戏引入课堂，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找出操作的困难与不足，找出实施这一教学任务的可行之路，对于进一步研究乡村游戏具有很好的理论支撑意义，也有助于为研究这一历史遗产提供理论支持。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与重点
1.研究内容。（1）盐城乡村儿童游戏的种类与内容。（2）盐城乡村儿童游戏产生的背景。（3）盐城的发展对乡村儿童游戏的影响。（4）儿童游戏引入课堂的实践研究。（5）儿童游戏引入课堂的评价研究。
2.研究重点。把乡村儿童游戏与小学体育教学相结合，实现乡村游戏的规范化，使之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资源。如何把乡村游戏引入课堂，并进行实验研究是本研究的重点，并找出对策，使乡村游戏逐步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研究的目标与创新之处
1.研究目标。挖掘盐城民间乡村游戏，作为体育教学的一个课程资源来开发，找出把游戏引入课堂教学的切入点，研究出把乡村游戏引入课堂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使乡村游戏为体育教学服务，并且在游戏的实施过程中，让这些古老的游戏得以继续发扬下去。
乡村支教背景篇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发展路径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融合发展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流动与小城镇协同发展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国民福利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养老模式研究国际旅游岛背景下的海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心镇发展战略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湖北县域农业发展新路径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陕西县域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聚居形态发展研究浅议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文化设施配置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内蒙古敖汉旗的发展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临沂临港新区发展策略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区教育发展研究述评与展望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中村发展研究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苏州失地农民职业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就业创业培训的需求、困境及对策探析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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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支教背景篇5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进程绩效评价
200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全国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全面取消农业税，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侧影，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农村的税费制度，了解农村税费改革。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性及进程
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选取安徽省作为试点正式开始，自此拉开农村税费改革的序幕。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以下我们结合实际分析其必要性。第一，农村税费制度不合理。其一是农民负担过重，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现象很严重。而且由于我国正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农业剩余被提取为工业积累资本，过渡汲取的状况出现，农民负担加重。其二是农民增收缓慢。现行财政体制使农民负担过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收入的流失；农产品结构性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销路和发展；农民思想观念的保守制约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其三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城乡差距大。第二，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农业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时机；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如何与国外农业相抗衡。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进程
由于以上背景农村税费改革呼之欲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局部试点研究后，于2000年正式开始，首先选取安徽省作为试点省封闭进行，取得经验后推广。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三取消”，一是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方面想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集资，二是取消屠宰税，三是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一是调整农业税，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一改革”，即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扩大到20个；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铺开，2000年至2003年期间，取消了乡统筹费、屠宰税以及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涉及农民的集资项目；2004年，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取消，农业税税率逐步降低，并且在黑龙江及吉林两省率先开展免征农业税试点工作；2005年，取消牧业税，扩大减免农业税范围至28个省；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2006年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综合性制度创新阶段。
三、农村税费改革的绩效评价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首先，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的各项收费，清理整顿了各种达标升级活动，有效遏制了“三乱”现象。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税费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左右。
其次，增加了农民收入。由于各项税收的减免，极大的促进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丰产丰收，农民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并且增加幅度逐年加快。据统计，全国平均农民人均纯收入2005年越过3000元（3255元），2007年越过了4000元（4140元）。
同时，由于农民负担的减轻，国家向农村的各项投入相应增加。中央财政陆续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惠农补贴政策，同时预算安排各种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地方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消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农民生活生产的改善。如下表所示，中央财政的三农支出逐年提高：
2003—2007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情况
最后，促进了农村综合改革的进行。农村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下正在展开。
随着减免农业税改革的深入，进行了撤乡并镇的改革，乡镇区划得以合理调整，同时确定新的编制改革，精简内设机构和人员，并且积极推动乡镇职能更多的向服务于农村、农民转变，提高其为“三农”服务的能力。同时传统的以向农民筹资和“农民教育农民办”为发展模式的农村义务教育得以改变。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2007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9%，其中西部地区由2003年的77%提高到98%。农村义务教育在软件、硬件方面都有了大的提升。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税费改革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首先，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即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相对比较滞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的还在试点探索阶段。
其次，农村税费改革并未完全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些障碍，城乡差距在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下还在拉大，农村发展滞后这一状况并未得到很好的改善。
四、农村税费改革的建议
首先，就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来说，取消农业税后，涉农税收政策改革的方向是统一城乡税制，同时给予农民税收优惠，按现代税制的要求，将工商税收延伸到农村成为必然，但是由于国情的特殊性，如何构建我国城乡统一的税收体系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竞争，需要国家大力保护与支持，主要表现即是税收优惠，这也是各国保护与发展农业的普遍做法。
其次，就农村税费改革的外延来说，农村税费改革需要查缺补漏和进一步的深化。应该着手于以下方面：进一步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统筹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征地制度和农村金融等方面的改革，使那些由农村税费改革而发现的体制漏洞得以改善；建立健全农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促进农村良性发展；建立健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即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就业制度等惠及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服务项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最后，就农村税费改革的外部环境来说，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是重要措施。
农村税费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重而道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只有农业、农村、农民的良性发展才有整个国家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孔凡.取消农业税与农村税费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姜沛民.介绍五年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8-02-25.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乡村支教背景篇6
一、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的现状及专业发展困境
本研究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4个县14所幼儿园的219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从以下几方面对广西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一）队伍结构欠合理，专业发展难度大
教师队伍结构主要包括年龄、教龄、职称、专业背景等方面。通过对教师年龄和教龄结构的调查发现（见下页表1），农村幼儿教师年龄在20岁～40岁之间的占据了被调查教师总人数的74.4%（其中20岁～30岁占37.9%，30岁～40岁占36.5%），这说明农村幼儿教师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对教龄结构进行调查发现，新入职教师占据了教师队伍的较大部分（教龄在5年以内的占了半数以上），这说明受扩大学前教育办园规模的影响，最近几年新招的教师占了很大的比例。
对职称结构的调查发现（见下页表2），农村幼儿教师的职称分布结构偏低，无职称教师占了教师总数的68%，这说明在广大农村地区职称评聘情况较差。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许多教师对职称评定的要求、级别名称一无所知。
对教师专业背景情况的调查发现（见下页表3），农村幼儿教师专业背景呈现多样化，超过半数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前教育专业学习。入职前的教育背景以非学前教育专业为主，入职前的教育背景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仅占40.2%；入职后教师进修的专业中非学前教育专业仍旧占据了52.6%。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转岗教师占据着农村幼儿教师的较大部分，在219名教师中有30.1%为转岗教师，另外，还有18.1%的幼儿教师是从小学抽调来的支教教师。
（二）工作强度负荷大，专业发展成就感差
通过调查幼儿园的师幼比我们发现，14所幼儿园的平均师幼比达到了1：38，远超出全国幼儿园平均师生比的1：26。调查还发现，大多数乡镇幼儿园尚未在班级内配备专门的保育员，一些幼儿园甚至还无法实现每班配备两名专任教师的要求，这样的师幼比与教师配备情况大大提高了教师的工作强度。
通过对教师工资收入情况的调查发现（见表4），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有64.8%的教师的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处于整个社会经济收入较低的层次。农村公办幼儿园的教师收入由财政统一拨发，收入级别与职称挂钩，大部分还能够享受绩效工资待遇；而大量的民办幼儿园因自收自支使得教师收入与公办教师存在一定差距，也间接导致了非公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性大等问题。经济收入与超负荷付出的不匹配，不仅影响了幼儿教师在职业上的认同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专业能力水平有限，自主发展意识薄弱
调查发现，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总体较低，特别是大量的转岗教师，对学前教育的专业知识缺乏基本的认知；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极不平衡，突出表现在教师过度关注与集体教学活动紧密联系的教育活动计划与实施能力发展，而忽略了其他专业能力的提升。在对幼儿教师的专业知识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教师基本上可以参照教材内容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处理一些突发事件，然而对于教育教学实践背后的理论解释，以及如何观察幼儿并满足幼儿发展的需要，教师并没有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
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自主性进行调查后发现（见下页表5），教师专业知识发展意识与行为相背离，虽然大部分农村幼儿教师有着比较强烈的专业知识发展需求，但是在实际发展中都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行动。表5中还呈现了农村幼儿教师对自身专业知识提高的愿望和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有些教师在访谈中表示，虽然明确意识到自身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已经无法满足幼儿园实际工作的需要，却没有对未来专业发展的规划；还有个别教师自主发展意识薄弱，甚至将自身专业工作面临的障碍一味归咎于班额、班级人员配备、幼儿园设施设备等外界客观因素。
（四）培训内容和形式单一，缺乏有效引领
随着学前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始注重对农村幼儿教师的培训。农村地区幼儿教师培训级别通常有园级、县级、市级和部级四类。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教师至少都参加过一种类型的培训，详见表6。
在对参加过培训特别是部级培训的教师访谈中发现，培训对改变和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有较大帮助，但短暂的培训结束后，由于缺乏培训的跟踪指导机制，使得教师对培训中提到的理念不知道如何落实于实践工作，再加上缺乏园本机制的监督扶持，时间一长在培训中学习的内容基本被忘却了。另外，调查还发现无论是哪一种级别的培训，内容和形式基本一样。鲜有针对不同参培人群进行的对象化设计，培训内容基本集中在教师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技能提高上，形式也多为专家讲座、活动观摩和幼儿园参观，这无法满足不同培训对象在专业上的不同发展要求。
二、对促进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环境的思考
从对农村幼儿教师现状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正面临着内外两重困境：一方面是内部主动发展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外界搭建的支持平台难以真正发挥促进作用。这使得我们在考虑搭建和改善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支持平台的时候需要“内外兼修”。也就是说，一方面从国家到地方需要构建适合农村幼儿教师的补充和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各级各类培训部门和机构也需要思考什么样的培训内容和形式是真正可以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的。
（一）激活运行机制，开通教师补充“多元路径”
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抓好农村幼儿教师的“入口”渠道，研发和颁布适合西部地区农村学前教师队伍的补充政策，完善学前教师培育、准入、考核、评聘机制，实现幼儿教师补充的多元化的补充，而不能仅仅依靠中小学教师的“转岗”作为主要的补充渠道。首先，建立农村幼儿教师的定向培养政策，允许高等师范院校招收免费农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或定向农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充分利用职业教育中心的资源探索面向农村初中起点的“2+3”或“3+2”中专大专连读培养模式等。其次，建立吸引非学前教育专业优秀人才进入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渠道，使得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呈现多元化的结构特征。另外，还应注重把补充教师的经验上升为政策规定，形成“国家政策法规——自治区政府意见——区直部门配套政策——市县具体措施——乡镇具体办法”的政策体系构架，出台配套的系列文件，从规划、标准、投入、体制、机制、管理、督导等多方面为学前教育师资注入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创新管理办法，促进城乡和校际间“对话”
作为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县—乡—村”三级阶梯管理网络，全面统筹“县—乡—村”三级农村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各县乡镇以教研部门、示范园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为依托，以县级公办园和骨干教师为龙头，更大程度上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另一方面，能够建设成为一定范围内的幼儿教育科研中心、教师培训中心、幼儿教育信息资源中心和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使其充分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以县带乡、以乡带村，从而有效改变目前许多乡镇中心幼儿园归属乡镇中心小学管理的模式，在源头上克服“小学化”的倾向。在这一过程中，轮教支教制度的实施是一个能有效促进对话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办法，即县公办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轮流或定期到乡（镇）中心幼儿园挂职支教，指导教学和科研；乡镇中心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定期到村级幼儿园挂职支教，指导教学和科研，充分发挥本地教研骨干、学科带头人在幼儿园教科研的“领头雁”作用，以引领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
（三）关注需求与愿望，教师培训应“因人而异”
作为承担西部地区教师培训培养项目的教育机构，应在充分了解和分析西部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构建以行动研究为主、多层次多种类的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体系，搭建关注农村幼儿教师需求与愿望、适合农村幼儿教师的资源支持平台，切实为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有实效的专业引领。对于大量的转岗教师，培训首先应当激发其对幼教工作的热情，引导其通过自身努力把对专业发展的追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其次，针对教师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现状和发展需求进行重构，在培训的过程中引导教师将理论学习和自身的教育实践相联系，认真思考日常的教育教学行为哪些遵循或违背了教育的规律，应当如何改进；随后，再通过大量的实践将理念向行为转化，把培训的过程变成专业引领下的自我反思，并开发出适合转岗教师需要的培训资源包，采取适合转岗教师成长的帮扶模式，为其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与行动支持。
（四）基于园本模式，为教师成长“减负”
园外的教师培训虽然可以解决很多理念问题，但农村幼儿教师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诸多细节问题需要通过园本教研解决。教师专业发展的园本培育要求幼儿园建立一种学习型组织，即在团队中大家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有着共同的发展愿景，彼此可以通过专业对话、自主判断和行动研究来驱动专业发展。作为幼儿园，一方面要通过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建立合作的教师文化，通过同行交流，指导教师进行研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要从人性化管理的角度，给予教师更自主的发展空间与更自由的选择空间，给予教师更贴心的激励和支持，为教师之间的分享、交流与互动创造机会，从而使幼儿园与教师共同走上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轨道，实现幼儿园和教师“双赢”。
（五）增强自主发展意识，从“要我”变为“我要”
专业引领、同行交流和自我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个有效途径。作为农村幼儿教师，要想提高自身地位，改变职业“窘境”，需要将一味追求外在支持转化为内在自律。教师发展的内在环境即主体自身的发展才是专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师需要把自身对专业发展的追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将自身作为发展的主体，在把握自我、调节自我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专业的真正提升。农村幼儿教师还需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更新专业知识结构与专业能力，自觉获取专业发展的动力，多读书、多思考、多实践、多反思，从琐碎、无聊的生存境遇中摆脱出来，从诸多的工作抱怨和烦恼中解脱出来，感受专业发展带来的思想变化、职业的成功体验，用自己的双手铸造职业生涯。
教育的使命是育人，育人的关键在教师，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教师自身明确认识专业重要性，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积极主动承担起适应未来、创造未来的职责，而且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的支持，为幼儿教师的发展构建支持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只有内外协同发展，才能够逐步推进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化的进程，真正实现农村学前教育步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汪娟，王可.西部农村幼儿教师专业成长探析.教育导刊，2011，（8）.
蒋平.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基于学前教育系列政策变革的解读.基础教育研究，2012，（18）.
乡村支教背景篇7
［关键词］乡村文化；农业科技推广；引导策略
乡村文化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础，与农业科技创新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性。现阶段，为了实现技术推广目的，需要结合当地人们的生活状态，与乡村文化稳定结合，来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推广，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1农业科技推广现状
第一，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群体数量有限，专业技术人员虽然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引导一部分农民群体。但是，在工作组建中仍然缺少合作化协作机制。而且乡村的年轻群体相对较少，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为农业科技推广造成了严重制约。第二，部分专业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文化素养相对较低，一些技术人员只是凭借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技术推广，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就不能更好地带动农民参与到农业科技学习中。第三，农业科技推广技术的专业合作组织机构不完善，在吸纳农户、组织农民的过程中，缺少专业性的经验，导致收益分配及制度构建出现了不规范的问题，使农业科技推广受到制约。
2乡村文化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引导策略
2.1营造良好的农业科技推广价值观
价值观作为文化构成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支配行为中的一种，当价值观与外来文化有所接触时，其就成为了文化整合中的必要条件。对于外来的文化，只有在其传播中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才能够得到价值的推广。因此，在现阶段农业科技推广的过程中，需要推广人员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基本内容，通过对农业科学技术的认知、价值观的升华及实际需求的综合性分析，提高技术的推广效率。在新技术的推广过程中，需要让人们认识到这种文化内容的必然性，实现文化价值观念的有效整合，从而为乡村文化背景下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的路径扩展提供支持［1］。
2.2创办良好的文化科技中心户
在农业科技推广中，需要人们认识到乡村文化的重要性，通过良好人际关系的营造，创建文化科技中心户。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提高信息的共享机制、传授机制等，并在此基础上弥补文化科技与农民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可以利用乡村文化对农业科技进行稳定推广，使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获取科技信息知识，从而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因此，在现阶段农村科技推广的背景下，需要将乡村文化的内容进行系统性分析，针对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的特点，构建科技培训、农业科技示范培养基地等，提高村民对农业科技的认识，从而为科技推广奠定基础。
2.3积极构建特色化的农业经济品牌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农村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需要在发展中充分发掘自身的历史、情感及文化价值等内容，将这种内容作为基础，满足农业科技发展的基本需求，并逐渐提升乡村文化及农业产业的经营结构，构建特色化的农业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在农业产品经营中也要建立品种、设施及技术相结合的品牌形象，有效改变传统农业产品营销的局限因素。通过科学、严谨农业科技的推广，不仅可以实现与乡村文化的整合，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明确项目生产的各个环节，全面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生产技术的核心价值［2］。
3结语
现阶段，农业科技推广需要与乡村文化进行系统的融合，拓宽农业科技推广途径，满足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需求，实现农业科技运用的有效性，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作者:江星辰单位:西安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乡村支教背景篇8
关键词：韩国；日本；农村建设；借鉴
1韩国、日本农村建设成功经验
1.1韩国新村运动
（1）背景
自1962年以来，韩国开始大力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五年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发展进入腾飞期，但随之带来城镇差距进一步加大。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一方面使城市承受过度的人口负担，带来交通、住宅、教育等方面的短缺，成为一种城市隐患；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减少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使农业处于停滞状态。以城市为主的工业化，给城市和农村带来了工业化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减少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差距。显然，单靠增加农民收入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新农村运动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旨在消除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居住环境，并增加农民收入。
（2）成效
①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新村运动一开始，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道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工架设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道路。到7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村村通车，极大的改善了韩国农村地区的交通状况。同时，兴修灌溉设施和排水沟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为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
新村运动突出成就在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韩国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人均收入137美元，到1978年，农户年人均收入649美元，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到2004年，韩国人均GDp己跃升至1.4万美元。
③农民生活条件得到改
1971年，全国80%的农户住在茅草屋内，但到1977年时，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瓦片和铁片房顶的屋内。目前，韩国农村农户基本都已住进了设计新颖、舒适方便的砖瓦房。60年代末的时候韩国大约只有20%的农户使用电灯，但到1978年，有98%的农户已用上了电灯，80年代，普及了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90年代后随后电气化推进，家电得到了普及，绝大部分农民都够买了电饭褒、冰箱、彩电、洗衣机。
1.2日本农村建设
（1）背景
日本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为了振兴农村地区经济，在中央农部成立构造改善局，并陆续推动4次全国性的农村综合性建设计划，期望有效缩短城乡差距。但是，前3次的30年，由政府主导的政策，成效不大。最近10年，由地方自治政府与居民自动自发的主导，激起居民的参与热度，而发展出“农村活性化的建设模式”。日本农村建设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分阶段推进的、长期坚持的农村建设过程；二是坚持传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住宅建筑形式；三是结合农业生产、工业建设的农村多重产业结构；四是市场化运作的、完备的市政公建基础设施；五是明确严格、公众参与的各种体制政策。
（2）日本农村建设成效
①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农村从初期较大的城乡差距，发展到中期的城乡一体化，再到如今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农村生活魅力、谋求可持续发展，充分展示了日本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进程。日本选择高度集中城市化战略，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但是，它不是孤立地发展大城市，置农村于不顾，而是十分注意城乡的协调发展。
②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民收入增加。日本早期农业比重一直比较大，1947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1955～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比重下降了26.3%，农业占总人口的比例，1970年为25.3%，1980年为18.3%，1990年降到14.0%，到1997年降到9.2%。
2、韩、日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2.1高瞻远瞩，科学规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此，必须站在战略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好规划。从韩国经验看，韩国新村建设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目标不同，建设的重点不同，持续的时间也不同。韩国根据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和经济特点，作出相应的发展规划，促进了韩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面貌的改善。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貌多样，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为此新农村建设不能按照统一模式在全国开展，应该因地制宜，做好长远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
2.2增加投入，积极扶持
从日本经验看，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与工业反哺农业相结合，促进农村现代化。日本在城市化中后期注意到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的20%左右，以后对农业的投资呈增长趋势，目前已超过了40%。这对我国来说，其借鉴意义也是相当大的，政府财政应更多的投入于农村地区，通过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就业，还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大力发展农村医疗、体育、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
2.3多方动员，全力以赴
韩国在新村运动过程中，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政府非常重视动员全社会关注农村和支持农村建设，警察、教师、邮差、地方军队等在国家的动员下重视对农村的支持，形成了“各行各业，支持农业”的社会氛围。对于我国来说，我国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应该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动员较高素质的人员下乡支农。
2.4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从韩国看，韩国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别较大，因此，将农村分为三类：基础村、自助村和自强村。对于不同类型的村落，实施不同的项目，采取不同的政策加以支持。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第一类项目是农村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该类项目覆盖乡镇和有一定规模的中心村，与城市基础设施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第二类项目是直接面向村庄的公益类建设项目，该类项目覆盖城乡规划保留的全部行政村和有一定规模的农村居民点。
2.5完善立法，政策支持
日本在农村发展过程中，采取法律手段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针对土地利用、地区发展、农业发展分别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有力的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这点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启示重大，我国每年都存在大量农民工失业等现象，相关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为此，应该制定更为有效的法律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更加合理的耕地补偿办法，保障失地农民生活；建立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得农民有病能得到医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农民能维持基本生活。
参考文献：
[1]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及启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
[2]江瑞平.论日本的农业国际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乡村支教背景篇9
一、农村教师流动被忽视的特点
1.农村教师流动是“先选职业，再选地点”的职业选择的结果
在农村教师补充机制改革下，大学毕业生通过“特岗计划”“硕师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和农村编制考试等途径进入农村从教。新进入农村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大专以上的学历，且大部分毕业于师范院校。他们具备一定的学历资本，且其专业大都是师范专业，所以他们可以选择成为一名教师，而不必从事体力劳动工作。但是他们大都来自级别较低的院校，在与优秀师范生源的竞争中，他们难以进入城市学校工作。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不愿意放弃自身的人力资本的优势而从事体力劳动，也不愿放弃社会地位较高、较为稳定的教师职业。他们选择进入农村学校从教，一方面可能从事教师行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城市教师招聘或申请调动而进入农村学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村教师是先选择职业，然后再选择就业地点。在难以进入城市学校时，他们在地点上进行妥协，转而进入农村，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渠道进入城市学校。因此，他们在农村从教后流入城市是他们进行职业选择时的必然结果。
2.农村教师流动是教师职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内在要求
教师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教师从培养到入职，从初级教师发展到专家型教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且随着入职年限的增加，教学经验愈加丰富，教学水平也不断提高，其职业竞争力则愈强。农村教师，无论是编制教师，还是“特岗教师”“农硕生”，他们签订的协议大都是在农村服务3年左右。在这3年中，他们具备了基本的教育教学知识，课堂应变技巧也不断增强。而入职3～4年后，他们对平日的工作逐渐厌倦，需要新的平台提升自己。同时，此时与大学应届毕业生相比，他们具备一定的教学和管理技能，在城市教师招聘中拥有一定的竞争力。他们最初选择来农村从教，是为保存职业而在工作地点上进行妥协，而现在，在他们的职业竞争力增强的情况下，他们大都不会选择留在农村，而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学校。因此，可以说，农村教师流动是其职业竞争力增强后，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3.农村教师管理使农村教师在流动中“进可攻，退可守”
农村学校，绝大部分是公立学校，农村教师大都属于公立教师。在农村教师补充机制改革下，除“特岗教师”“农硕生”等外，其他教师都是在编教师。在我国，由国家人事部门核定的中小学教职工事业编制是教师身份的象征与标识，是教师依法获取工资、绩效工资、津补贴、社会保险和福利等合理权宜与待遇的基本保障。身在编制系统中的农村教师，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犯重大过错而不得不辞退外，教师可以持续在岗位上工作到退休。这份稳定的工作使农村教师在参加城市教师招聘考试或申请调入城市时“有恃无恐”。他们在参加进城考试时，不必辞去工作全身心准备考试，可以边工作边参加考试。同时，即便他们进城失败了，他们仍旧会再接再厉。因为每年教师招聘考试的题目相差不远，且上次失败为其积累了经验，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不断参加考试，直到最终通过考试。同时，“特岗教师”“农硕生”等农村教师在服务一定期限后，可以转为农村编制教师，也可以重新进行职业选择，其实际流动情况与编制教师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可以说，农村教师编制使农村教师在流动中“进可攻，退可守”。
二、农村教师“开源节流”政策
面对农村教师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必然要求，以及他们在流动中稳定的根基，在农村教师流动逐渐成为大趋势的情况下，国家制定了哪些政策来缓解这种趋势？这些政策是否起到预期的效果？同时，这些政策又存在哪些问题？从近10年的教育政策来看，特别是关于农村教师的政策，具体集中在几个方面。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为例，这一计划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拓宽农村教师补充渠道。无论是扩大特岗计划的实施规模，还是为农村定向培养教师，或是推动城市教师向乡村流动，都是希望提供更多地去农村从教的机会，为农村师资“广开源流”。第二，增强农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评定向农村倾斜、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都是通过给农村教师更多的物质或精神激励，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人才去农村从教，另一方面希望留住在职的教师，减少农村教师流出，从而达到“节流”的目的。但这些“开源节流”的政策是否能起到所期望的效果呢？从农村教师流动的特点来看，这些政策要起到预期的效果，并非易事。
1.“先选职业，再选地点”的就业选择使他们会尽力完成职业选择的第二步，即就业地点的变化
虽然当下的这些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教师各方面之间的差距，但是在当前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的时候，一方面这些政策没有强大到让大学毕业生“逆流而上”，另一方面这些政策也难以招架城市的越来越大的向心力。因此，农村教师完成职业选择的第二步的决定难以动摇。
2.农村教师职业竞争力的增强让他们有一定能力完成职业选择的第二步
教育来源是青年教师进入教师行业是所持有的教育标签，也是学校对教师进行筛选和聘用的显性标识。农村教师大都来源于级别较低的院校，他们在首次就业竞争中，在与毕业于级别较高院校的大学生的竞争城市教师岗位时，他们处于劣势地位。而他们在农村学校锻炼几年后，教学与管理能力逐步增强，在再就业竞争中，他们与应届毕业生相比，竞争力显著增强。即便城乡教师统一待遇，而在城乡各方面差异仍显著的情况下，在综合比较中，城市教师岗位的吸引力仍旧大过农村教师岗位。竞争力逐渐增强的农村教师是固守阵地还是寻求新平台，这种选择结果则显而易见。
3.农村教师流动低风险使他们在进行职业选择的第二步中后顾无忧
人才资源流动可以当成一种投资看待，即劳动者为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获得收益而在早些时候承担这种投资资本。如果与流动相关的收益超过了与之相联系的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劳动这要么会觉得更换工作，要么会决定进行地理上的迁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农村教师在准备流动期间，可以边工作边准备，这份工作为其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他们在合同期满后的流动，可以直接流动，无需承担任何费用。若他们在合同期内的流动，需缴纳一定的违约金，而且教龄和津贴等方面也会受影响。这使在合同期内的农村教师在流动选择有一定影响。但是当下即便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和改善农村教师生活条件，但其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在短期内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善，而直接进入城市学校，他们待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力度远远大于农村学校。而且即便需要支付违约金，这种费用的支付只是一次性的，而当他们获得城市教师编制，其获得的比农村高的收益则是终生的。同时，进入农村从教的教师大都来自原乡原土，他们流入的城市基本是其所在地的县城、市区或省会，这与其原来生活环境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他们流动时承担的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并不大，且有坚实的后方让其“进可攻，退可守”。这种风险低、回报高、有保障的农村教师流入城市的局面难以改变。
三、农村教师流动政策的新思考
当下推行的“开源节流”的政策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要不断减少农村教师流动，促进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大部分研究者大都从教育均衡理论的角度出发，对教育政策制定者、对农村教师提出一系列要求。而实际上“以为能够首先为实际的社会科学提出‘一条原则’并证明他在科学上是有效的，然后便可从中明确地推出用于解决实际的个别问题的规范，纯属天真。”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个目标，反思在当下的条件中，我们能够做什么。
1.以农村教师理性思考为基础，对其流动方式进行合理干预
农村教师流动是教师根据个人处境做出的理性选择。在最初的职业选择中，从农村学校进入城市学校的就业地点的选择是其职业选择的第二步。在自身职业竞争力不断提高，进入城市可能性加大，且所付出代价较小的情况下，他们确定流动的目标并进行行动。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吸引他们做出职业选择的第一步的重要原因，教师专业发展是他们进行职业选择第二步的动力，教师编制制度是其流动的坚实基础。这些条件是教师岗位自身的特点，难以改变。在城乡差异显著的情况下，农村教师仍会利用自身岗位的特点这一优越的流动条件而进行流动，“开源节流”政策并不会完全动摇他们流动的目标。人们总是依照一定的目标来选择适当的手段;人们对于目标选择的意识越明确，就越是趋向于选择适当的手段。因此，他们要达到进入城市学校的目标，可以通过参加城市招聘或申请调入等方式。在难以动摇其目标时，他们流动的方式也难以改变。如果阻断其流动的渠道，一方面使现有农村教师无法完成职业选择的第二步，则很可能会使其离开;另一方面使农村教师岗位作为职业选择的吸引力大大减弱，则很可能进入农村从教的人才会越来越少。因此，这一渠道是不可取的。但若对城市招聘或申请调入等进行干预，且这种干预让其在理性思考后将流动时间往后推，而在农村服务期变长，从而减缓其流动的速度，这种方式是可取的。但是，这种干预必须以农村教师的理性思考为基础，在对其情况进行实际调研后，确定干预方面、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等，才能真正起到一定的效果。
2.立足社会发展实际水平，分阶段分层次减少流动规模
为正确的表述问题和找出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零星散布的个人处境和品行。农村教师流动从表面上看是教师在经济理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合理的行动。而实际上，这是由农村教师流动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在社会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教育发展不均衡便是合理的存在。社会发展不均衡引起人才流动，农村教师流动只是人才流动的表现之一。在社会不均衡的背景下，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无异于逆水行舟，实现难度较大。同时，人力资源是在上层达到饱和后，逐渐流向较低一层，较低一层逐渐饱和后，再往下流动。教师流动亦是如此，优质教师在城市达到饱和后，才会逐渐选择进入乡村，最后随着城乡差距的减少而逐渐达到均衡。因此，教育均衡这一目标只有在社会发展较为均衡的背景下才能实现，而在当前的情况下，需要将这一目标分阶段分层次进行。推动农村师资均衡作为城乡均衡发展的一部分，而这一目标同样分阶段分层次进行。农村教师流入城市已呈常态化的背景下，流动趋势无法阻止，我们能做的是怎样减少流动的规模和提高服务农村教师的服务年限。
3.以推动城乡师资均衡发展为目的，权衡目的与代价后选择最佳路径
乡村支教背景篇10
关键词：青年知识分子农村反贫困大学生社会实践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1-010-02
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贫困被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人类社会摆脱贫困{2}。但直到20世纪中后期对贫困现象的研究才受到学者的重视，农村贫困作为最突出的地域性贫困，一直成为关注的重点。我国青年知识分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探索介入农村反贫困的路径，百年中先后出现波及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刻画出20世纪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主要轨迹。总结这段历史，对于指导当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介入农村反贫困，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40年代），在民主精神的感召和推动下，许多高校青年知识分子基于“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的自觉认识，开始了平民教育的尝试。由于多数民众不识字，要贯彻平民教育的宗旨，把文化知识普及到民间，就必须“以学教人”。该时期部分高校学生开始运用工读互助、职业教育、演讲团等多种形式推进平民教育，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支持。在当时学校有限的情况下，平民讲演团成为最好的流动式学校。但此时的教育主要针对工人，区域集中在城市。此后不久，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平民教育运动开始转向农村。包括许多著名教育家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积极从事农村教育实验介入农村反贫困。据统计，1925年至1935年间，各种农村教育实验区达到103个{3}。其中以陶行知的乡村实验师范学校、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等最为典型。
陶行知（1891-1946）在1923年至1926年主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他认为真正的乡村教育是建设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而新式乡村教育的创立和发展首先需要培养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新式乡村教师{4}。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与东南大学教授赵书愚等创办的乡村实验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博士下乡的开始。梁漱溟（1893-1988）在当时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到山东邹平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规划和指导实验区的乡农教育，为寻求民族自救之路作了艰苦的探索。晏阳初（1893-1990）认识到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乡村人口是最贫苦的群体，救国必先救乡，救乡就必须从乡民的教育着手。在1924年至1929年在农村地区试验与调查的基础上，1929年开始定县实验。推行实验的七年中吸引了各地青年知识分子约400人的加入，他们大多留学海外、学有专长，自愿远离繁华都市，居住乡村，深入民间，以农民做师友。当时有海外媒体评论这一现象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读书人士大夫，尤其近一百余年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5}晏阳初在定县实验基础上总结出的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和三大教育方式（学校、社会、家庭）的整体农村建设方案，虽然在我国没有最终成功，但对于实验区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科技的传授和推广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探索出的农村反贫困路径，在此后30多年中为全球各洲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仿效，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以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体力行从城市来到农村，艰苦工作，通过乡村教育介入农村反贫困，将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入落后农村，对农村教育的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农村社会风俗的改善，做出了历史贡献。
二、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6}{7}
20世纪60~70年代历时20多年，近1800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被称作“使人震惊而又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向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20世纪60年代初，城镇就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此背景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6年，各地学校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上山下乡成为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唯一可行的“就业”途径。10年间，共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势下被送往乡村。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停止城市青年下乡种地，为这场运动打上了句号。
“十年浩劫”前，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只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许多地方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强迫做法，完全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大批知识青年被迫中断学业，所学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犯的案件也很多。知识青年尽管给农村带来一些新气象，但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尽管这场运动没有根本改变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和实现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目标，但客观上广大知识青年在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普及文化教育、为农民送医送药、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等方面加快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促进了农村的文化建设，提高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水平，其农村反贫困的大范围社会实验也带给后人教训和反思。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是我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团中央发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高校学生深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特别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一线，成为农村反贫困一支强劲的力量（表1）。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深入到农村乡镇、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发挥知识、信息、技能等优势，从贫困农村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组建专业团队，采取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以应对生产资源贫困，改善人力资本状况以应对知识贫困，促进农村市场主体的培育与完善以应对经济贫困，推动制度的创新与运行以应对制度贫困”，实现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有机结合{8}。
四、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当代使命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平民教育运动发生在后，青年知识分子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影响下，通过独立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和理论研究，以期从改变占人口最多数的广大贫困农村开始，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发生在“十年浩劫”期间，起初根本动因来自于政府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考虑，后来演变成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强制行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则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学生介入农村反贫困具有自发性、主动性、自愿性，反映出“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苏醒。在20世纪的舞台上，青年知识分子以乡村复兴、乡村建设为使命，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深层次多角度介入农村反贫困，描绘出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主要轨迹，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尽管不同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介入农村反贫困的背景、方式、目的和效果等方面各具特点，但在参与主体、精神内核、终极目标等多方面表现出同一性，显示出内在相承的演变脉络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将农村反贫困工作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农村贫困状况得到了迅速改善，到20世纪末已基本解决了2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9}。与此同时，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从自发组织到政府引导，紧密契合农村反贫困进程（表2），已经成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成为农村反贫困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但要看到，我国目前对贫困人口的界定标准是非常低的{10}，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仍没有完全建立，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农村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失地致贫、因没有一技之长致贫的现象仍将普遍存在。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急行军”，在2020年之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11}，这都将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我国仍有7亿农村人口的背景下，我国能否完成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最终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战略，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在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是否实现提升和突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介入农村反贫困成为社会生活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富有生气的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光荣使命。各高校学生党团组织应以史为鉴，不断完善机制，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不断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介入农村反贫困的水平。
注释：
①知识分子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文化专业知识，并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它同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定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同。本文所指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指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群体，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大学不招生，该阶段知识青年以中小学毕业生为主。
{2}王卓.中国贫困人口研究[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4}张惠芬，金忠民.中国教育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488.489-490.
{5}吴相湘.晏阳初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136.
{6}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7-857.
{7}刘小萌.遍地青年下夕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n]经济观察报，2006.6.19
{8}李战国，任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农村反贫困不可忽视的力量[J].江苏高教，2005（1）：121.省略/news/200405280002.html.
{10}针对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有不同的统计方法，世界银行以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标准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为1.6亿；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其在全国100个贫困重点村的调查，按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标准线进行的参与式贫富排序结果得出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至少是目前政府公布数字的3~6倍，即7200万~1.4亿左右；国家统计局目前采用的贫困线是1994年根据马丁法测算的625元标准，并根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2004年标准为668元。国家统计局的贫困标准没有考虑到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没有考虑到农民家庭消费支出的货币刚性，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货币性支出是目前这种纯收入体系无法应付的。参见李存才.中国贫困人口知多少：统计差异使扶贫战略不确定[n].中国财经报，2005.8.18.
{11}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