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概论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10:43:40

民族艺术概论篇1

论文摘要:本文以学界对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成果为对象,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为今后对该地区白族音乐的研究方向理清思路。

一、研究现状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着《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着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1.对于白族传统音乐本体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谓音乐本体,即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和声、曲式等。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较多的研究满足于对白族传统音乐中某类音乐或某地区的音乐作泛泛的介绍或基础性的资料梳理工作,没有典型曲例,更没有音乐分析。如果我们对于一些正在面临消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始终深入不到音乐本身,不研究音乐,只介绍大概情况,只满足于音乐形态的最表层描述,那么对于该种音乐文化被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史料发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交叉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其历史发展问题关注得非常少,或者说,有关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多数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时间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民族音乐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特点,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会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3.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的“体验性”和“叙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满足于把“田野”仅仅当作资料收集的场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对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调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体验性”和“叙事性”的表述。这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或称观念,在目前的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显然还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目前的发展现状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传统音乐和其他的民族音乐一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从音乐思维方式、传承方式、表达方式和音乐制度、活动场合、传播要求等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那么,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甚至还可以由此引申出,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及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白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种种,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三、结语

结合白族音乐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回顾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乐的探索期,八十年代为白族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乐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则是白族音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特征也是与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我们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云南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抢救及理论建设、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坚实的工作基础。同时,当我们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兴高采烈时,也应关注到这样的现状:不少珍贵的音乐遗产正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一些老艺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们对民族音乐包括白族音乐的考察、采集、整理、保护等工作远未结束。笔者深信,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工作会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一样,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注释:

①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J].人民音乐,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③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赵全胜.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J].音乐探索,2006,3.

⑤冯洋.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4卷.

⑥关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

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段寿桃.白族打歌及其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张文,陈瑞鸿主编.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赵宽仁.白族的音乐[J].人民音乐,1961,11.

李晴海.西山白族风情与“西山白族调”[J].音乐初探,1985,2.

饶峻妮,饶峻姝.略论大理白族情歌中的白由超越性[J].大理学院学报,2009,5.

赵怀仁.论白族民歌曲调的忧伤色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杨秀.大理白族原生态民歌的音乐特性[J].民族音乐,2008,3.

⑦大理市文联等编.白族大本曲音乐[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⑧董秀团.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J].思想战线,2004,4.

⑨此类成果还包括有:杨亮才.谈白族大本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伊铨.论大本曲之“三腔”白族传统曲艺大本曲的三腔介绍[J].民族音乐,1987.

李晴海.白族民间大本曲概述[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6,4.

丁慧.云南白族大本曲的音乐特征[J].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09,1.

杨红斌.大理白族民间音乐的类型及表现形式[J].民族音乐,2008,3.

⑩张涛.省级在研课题.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

{11}张绍奎.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J].民族音乐,1987,2.

{12}寇邦平.白族吹吹腔初探[J].民族艺术研究,1988,5.

{13}李晴海.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1989,5.

{14}傅媛蕾.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15}其他还有:蒋菁.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2.

尹铨.白剧音乐发展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1988,3.

杨晓凡,马永康主编.白剧风采[m].内部资料,2006.

丁慧.云南白剧“吹吹腔”夕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1.

{16}李洋.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J].民族艺术研究,2000,3.

{17}赵全胜.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J].大理学院学报,2009,1.

{18}杨红斌.白族八角鼓的演变[J].民族音乐,2008,3.

{19}此类研究还包括:杨育民.大理、洱源地区白族民间唢呐乐曲调式初探.民族音乐,1984,5.

马建强.云龙白族唢呐及其音乐形态探析[J].民族艺术研究,2001,6.

黄锦华.白族唢呐锣鼓乐浅探[J].民族艺术研究,1999,4.

徐傲丹,吴永贵.白族吹打乐探究[J].民族音乐,2008,4.

{20}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21}潘晓敏,山雨彤.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2.

{22}孙淼.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J].中华文化画报.

{23}此类成果还包括有: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羊雪芳.剑川白族民间舞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J].民族艺术研究,1999,5.

聂乾先.关于白族舞蹈——从大型白族歌舞《玉洱银苍》说开去[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聂乾先.“白族打歌《考略》与《质疑》”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24}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5}何显耀.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6}羊雪芳.剑川洞经音乐调查[J].云岭歌声,2003,4.

{27}张文.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J].音乐探索,2003,1.

{28}还有:罗明辉.关于洞经音乐问题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29}杨明高.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J].艺术探索,1997,S1.

{30}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J].音乐艺术,2005,1.

{31}此类成果还有:石裕祖.大理地区白族佛教乐舞纵横考[m].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云南民族舞蹈论集.1990.

张逾.白族阿吒力佛教乐舞[J]民族艺术,1998,1.

石裕祖.白族巫舞及其流变[J].民族艺术研究,1998,3.

{32}杨曦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9,2.

参考文献

[1]吴学源编着.滇音荟谈——云南民族音乐[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2]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晴海.“白族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4]萧梅.田野萍踪[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民族艺术概论篇2

作者李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从事民族声乐教学多年。分别于1996年和2001年出版著作《跟我学唱歌・民族唱法卷》、《民族唱法名师指点》两部;主持省级课题两项:曾在《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等部级、省级刊物上近二十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重视现代民族声乐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对民族声乐多样性发展的思考》、《论民族唱法教学的基本结构》、《论民族唱法声音形态及其表现形态的美》等。所教学生多人在部级、省级声乐比赛中获奖。

本书是作者完成“社会转型期民族声乐发展问题研究”省级课题的成果,历时两年多,在对现代民族声乐已取得的成功经验、前人研究成果和同时代学者研究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写成。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现代民族声乐的历史发展及其界定;第二章,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特征;第三章,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表现特征;第四章,现代民族声乐的教学实践与教学体系的初步形成。李萍的这本专著对“现代民族声乐”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全面的概述,立场客观,研究深入,多有创新和突破之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定位清晰,宏观把握现代民族声乐的界定及历史发展。作者采用了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方式,对“现代民族声乐”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和概述,并针对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评述,具有精确性、概括性和客观性。

其一,精确性,突出体现在有关其“界定”。作者认为现代民族声乐在重要工具书中没有完整的界定,在各种刊物没有一致的说法,但还是需要去了解其基本性质,研究其时代差异。秉承这一理念,作者层层深入、逐步推出其论点。第一步,提出了前人关于“民族音乐”、“民间音乐”、“中国歌唱艺术”的定义。第二步,分析了“民间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区别,即前者属于“集体创作,不断衍变”,后者属于专业音乐。第三步,介绍了汤雪耕、周小燕等人对现代民族声乐的看法,并对其进行了归纳和比较。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自己的创见,将民族声乐概念界定如下:“现代民族声乐是一门独立的、具有专业音乐性质的歌唱艺术形式。它的本质特征与传统民族声乐一脉相承,具有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审美习惯和艺术特征。它的演唱继承了传统精华,又融合了西方声乐元素,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民族歌唱形式。它以民族语言为演唱基础,以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为演唱原则。它的演唱丰富多彩,包括各民族的风格和各地方的色彩,是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新的歌唱形式。”

其二,概括性,突出体现在有关其“历史发展”。作者以时展为主线,以各组成因素为内容,对现代民族声乐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的体系。从时间上来看,作者将其概括为三个发展时期,脉络清晰,逻辑结构严密。首先,“新音乐运动”推动了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新音乐运动”是指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然后,“新中国唱法”大讨论,促进了现代民族声乐的成熟。1949年底,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与筹建中的中央音乐学院合办的音乐问题通讯部提出并开展的“新中国唱法”大讨论(俗称“土洋之争”)。最后,西方声乐影响了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从内容上来看,作者大线条地概括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音乐家、声乐作品、声乐教育及歌唱家对民族声乐演唱方法的探索等情况,语言凝炼,说理明确。

其三,客观性,突出体现在有关音乐院校声乐教育理念中某些问题的分析。民族声乐教学的理论方面,发表的论文多如牛毛。有人提出要创立民族声乐学派,重视民族声乐的演唱和教学i有人试图从文献学、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角度,探索民族声乐演唱及教学中的普遍规律;有人通过对某个声乐教育家或歌唱家的研究,寻找某些可以借鉴的规律和方法……民族声乐教学的实践方面,存在的争议层出不穷。有人认为民族声乐在演唱上越来越忽视传统、崇媚西方,失去原本的民族特色,形成“千人一面,千歌一腔”的局面;有人认为培养美声唱法歌手参加国际比赛并获奖,比培养民族唱法歌手更加重要;有人认为音乐院校应着手调整教学体系,改变教学理念……本书既没有对现代民族声乐的培养方式全盘否定和批判,也没有一味地为学院派的民族声乐唱颂歌,而是从正反两面来看待。一方面,音乐院校对现代民族歌唱人才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成绩突出,不可忽视。另一方面,由于考试政策、课程设置和教学理念等方面的原因,造成民族风格单一、演唱风格雷同的现象。这些问题所引发的“冲突”,显露了现代民族声乐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但同时也促进了它的发展。作者以自己精湛的学术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辩证而独特的眼光来分析问题,相比一些重“批判”而轻“肯定”的论述,更具有哲学深度和学术高度。

二、重点突出,科学分析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特征及艺术表现特征。作者认为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特征是:明亮圆润的嗓音,清晰准确的歌唱语言;艺术表现特征有:民歌、曲艺、戏曲等。论述既全面又深入,不仅涵盖了各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渗透了各方面的演唱和教学经验,还不乏对某一问题的细致分析。

以往的相关文献多是对某一方面的单一的研究,如歌唱医学、咽音、十三辙、声乐美学、唱腔研究等,没有进行多元整合、综合研究。而本书的第二章从生理、语言、美学、润腔等进行论述,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知识网,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来看待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特征。书中第三章,作者对传统民族声乐的三种表现形式进行归纳总结,有对其形成与发展、类型与特征进行宏观上的归纳,也有对其具体类别、相关曲目进行微观上的分析。

关于发声,作者在第二章第一节举出学生常见错误观念的例子,即误解了民族声乐发音的特点,把“较多地使用声带振动”错认为是“较多使用喉部”来发音;因而产生用紧、白、挤、直的声音来唱的坏毛病。关于吐字,作者详细介绍了普通话的字音结构、吐字发音的一般规律,并结合很多谱例进行分析。关于润腔,作者一共归纳了六种润腔法,分别是装饰性润腔法、断音润腔法、音色变化润腔法、声音形态润腔法、节奏节拍润腔法、强弱变化润腔法。第三章第三节共有二十多个细目和四十多个例曲,例曲涉及艺术歌曲、民歌、歌剧选曲、京剧、评弹、山东琴书等。在现代民族声乐论著中,《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论》是对润腔艺术研究最全面的一本专著。关于表演,作者侧重论述“声情并茂”的表演原则。讲到对歌情的把握,作者具体到《梅娘曲》、《玫瑰三愿》这两首30年代的艺术歌曲。很多人在演唱这一类艺术歌曲时容易走入重技巧而轻情感的误区。这两首歌曲的举例,既典型又直观,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自己的演唱体验,深刻了解到分析歌曲和表达情感的重要性。

民族艺术概论篇3

关键词:工艺美术概念分类特征

工艺美术是美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它具有自身的美学特征,把握这些美学特征,无论是对于工艺美术创作还是对于工艺美术教学,都既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价值,又具有具体实践的参照意义。为此,本文结合笔者个人多年来工艺美术的创作实践与理性思考,对工艺美术作概要论述,以与工艺美术人共同关注、共同讨论、共同分享。

一、工艺美术的概念

工艺美术又称“实用工艺”,指在造型与外观上具有明显的审美价值,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美术品。

工艺美术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艺术品种之一,甚至成为人类发展史断代的重要标志。例如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无论是石器、陶器,还是青铜器、铁器,都属于工艺美术范畴。

我国工艺美术品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从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到奴隶社会时期的青铜器,到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和唐代的“唐三彩”,再到宋代的陶瓷工艺品,以及明代的木器、清代的景泰蓝,构成了中华民族精彩绝伦的工艺美术品的“百科全书”,融历史、文化、社会、科技、伦理、生活、民俗等多元知识为一炉,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活教材”。

二、工艺美术的分类

工艺美术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括除建筑以外的所有日常生活用品中的美术品。其中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1.日常生活的实用美术品

日常生活的实用美术品,以实用为主,观赏为辅,即在实用的基础上兼有审美功能。例如美观的玻璃器皿、绣花枕套、美观的被面、床单、窗帘、门帘等等。

2.民间工艺美术品

民间工艺美术品,是在民间创作、流传的工艺美术品,有的实用与观赏兼顾,有的以观赏为主、实用为辅。例如竹编器件、草编器件、柳编器件、麦杆编器件、蜡染织物、泥塑、木雕、剪纸、折纸、刺绣等等。这些工艺品使用的材料比较普通,制作工艺也比较简单,价格比较便宜。但并不妨碍它们成为艺术珍品。例如泥塑中的天津泥人张、无锡的惠人泥人、黑龙江的海伦剪纸等,都成为艺术精品和艺术名品。

3.特种工艺美术品

特种工艺美术品,指采用的原料比较珍贵,制作工艺异常精细,价格也较为昂贵的工艺美术品,主要供观赏与收藏之用。换言之,它们已不再具有实用价值,而主要是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了。例如瓷器、陶器、玉器、景泰蓝器皿、象牙雕刻、根雕、发雕、微雕等等。

三、工艺美术的特征

工艺美术具有以下重要的审美特征。

1.民族性

民族性是艺术品的生命与灵魂。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一切艺术品,都以民族性作为亮点与支撑。例如瓷器,英文为“china”,原意即为“瓷器”,后来成为“中国”,可见中国作为“瓷器之国”,其瓷器的审美特征以鲜明的民族性为重要内涵,无论是造型上,还是纹样上,还是制作工艺上,都充满独特的民族性特征。

2.时代性

所有的艺术品,都是时代的重要标志,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中国的工艺美术品亦然,同样以时代性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例如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大多都是兽面纹(即“饕餮纹”),既像虎头,又像牛头,还像其他凶猛的兽类与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具有一种神秘美、狰狞美。实际上它象征着奴隶社会中奴隶主的权威,带有明显的奴隶社会的时代印记。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中已不再有“饕餮纹”,取而代之的是采桑、狞猎等纹饰,成为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

3.造型性

民族艺术概论篇4

公共艺术课程群大美术措施我国教育部在2006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指出:“公共艺术课程与高等学校其他公共课程同样是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是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公共艺术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艺术理论研究也百花争鸣,如公共艺术教育对大学生培养的重要性、公共艺术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公共艺术教学课程体系的建立、公共艺术教学模式的构建,等等。

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下发之后,大多数院校都根据方案的要求开设了如《音乐鉴赏》《美术鉴赏》等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特别是一些教育部部属学校、“211工程”学校,以及省属重点学校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目前我国的公共艺术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共艺术类课程开设门类、安排课时相对较少,缺少统一规范的教材,授课内容自由,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阻碍了公共艺术教学目标的实现。

民族地区的综合性大学同样存在上述普遍的问题,除此之外,由于客观的原因,地方高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建立、师资队伍、资金投入等方面与名牌大学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然而,在充分认识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民族地区的地域优势,合理利用这种优势,将其与公共艺术教育相结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大美术”的理论:“大美术”除了包括原有的绘画、雕塑、工艺、建筑艺术四大门类之外,近年来又增添了书法、摄影、设计、电脑美术等,还包容了民间美术、原始美术。从更大的视野来讲,也包含了纯艺术与设计的公共艺术;从世界美术宏观看,容纳了中西两大美术系统。

艺术课程群的建设要依据艺术的分类,艺术是一个分支多、门类广的学科。迄今为止,艺术的分类方法有六种之多:如以感知方式分类为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想象艺术、视听综合艺术;以存在的方式分类为空间艺术、时间艺术、时空综合艺术;以表现形式分类为静态艺术、动态艺术;还有以表现情感分类法、媒材分类法,等等。

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艺术课程群的建设目标,根据公共艺术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艺术素养的构成,我们可以尝试将美术类的公共艺术课程划分为四个大的课程群:

1.基本知识和技能类课程群。基本知识和技能类课程其目的主要是帮助学生了解艺术的基本分类、艺术的发展历史概况、艺术的基本表现技法、艺术表现的美学原理等等,具体开设课程包括:《艺术概论》《美学概论》《中国美术概论》《工艺美术概论》《中外美术史》《中国美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画理论与技法》《油画理论与技法》《素描表现技法》《动漫画基础》《艺术设计原理》《摄影艺术》等。

2.审美类课程群。审美类课程群其目的主要是以公共艺术课程为媒介,帮助学生体验审美的过程,掌握审美的方法,对艺术作品有一定的鉴赏和判断的能力,并能给予一定水准的评价。具体可开设以下课程:《美术鉴赏》《中国美术名作欣赏》《书法作品赏析》《广告创意与欣赏》《中国建筑与雕塑欣赏》《中国园林赏析》等。

3.创造类课程群。创造类课程群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学生对艺术活动的参与,使学生在思维和实践两个层面发挥其创造性,完成简单的艺术表现活动。这类课程除了以课堂作业的形式实施外,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或社会实践等都是有效的途径。具体可开设以下课程:《绘画创作》《书法创作》《剪纸创作》《摄影实践》《二维、三维动画制作》等。

4.悟类课程群。感悟类课程群其目的主要是帮助学生在错综复杂的知识体系中,了解艺术学科之间,以及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提升学生对艺术内涵的认知,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的美学观。具体可以开设以下课程:《中国画论》《书法艺术哲学》《中国山水画与山水诗》《中国古代艺术和宗教》等。

除此之外,可以根据学校学科建设情况、所在地域教育资源的优势以及教师的特长和研究成果,开设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美术类课程,如《湘西土家族建筑与文化》《民间艺术赏析》《苗族刺绣艺术赏析》《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制作技法》等具有特色的任意性艺术选修课程,使艺术类理论、鉴赏、实践全面结合,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除了课程群的建设以外,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应注重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改革。编写和选取有代表性的、适合于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学生基础和兴趣的教材,以传统民族民间艺术为切入点,增加民族传统美育资源的教学内容比重,使学生充分了解本土文化,提高他们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在公共艺术类课程教学中,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促进学生对“大美术”类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另外还可以通过不断地完善公共艺术课程的评价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来推进公共艺术教育的进步,从而达到其根本的教学目标。

公共艺术课程群的建设是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外高校对各自的公共艺术课程进行了积极的改革,而且力度越来越大。这些探索、研究和改进,还表现出一系列的共同趋势和特点:课程门类增多的趋势、课程的综合化趋势、课程评价的多元化趋势、课程实施的人本化趋势以及课程体系的开放化趋势。在未来的改革中,我们还可以从拓宽课程领域、强化特色课程、拓展教育途径等方面进行尝试,真正有效地提高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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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英.谈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建设[J].现代教育科学,2006,(4).

民族艺术概论篇5

一、课程设置

为了更好地建设和完善民族声乐教育体系,各音乐院校都在摸索着丰富专业课程,让学生不仅仅只学会唱歌,还要培养他们综合的音乐和文化素质。沈阳音乐学院在这一方面就做出了积极的表率。在专业课的教学上,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采取“专业个别课”、“小组课”和“艺术指导课”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小组课”上,主教教师把从低到高年级所有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以歌曲汇报的形式让学生进行互评、讨论,增强学生间的专业交流和相互了解,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利用这个课时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观看著名的歌剧剧目和相关的教学光碟,然后和同学们一起谈论观后感等等。这一课程形式得到其他院校的好评和借鉴。

相关的专业课程还有形体、表演、视唱练耳、民歌和戏曲等。其中民歌和戏曲课是一个特色。民族声乐的起源就是劳动号子、山歌、小调、戏曲等综合艺术,所以要唱好民族声乐作品,就要学习原汁原味的地方民歌,还要了解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风格,这对于专业教师来说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于是学校请来了常年在民间深入生活、学习、采集、研究民间音乐和民歌素材的民歌教师,教授学生演唱地道的各地民歌,学生们对学习各腔各式的曲调颇有兴趣。这门课程对提高学生的乐感和对歌曲风格的把握有很大帮助,并且打破了西洋古典音乐长期占据高等音乐教育课程的局面。在专业辅助课程的设置上学校也是本着全面教育的方针,分设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艺术概论、音乐美学、和声、作品分析等相关课程,拓展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在高等教育的文化课程上设有大学英语、诗词曲赋、政治思想、法律常识、马克思理论、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必修课。

二、教材建设

艺术需要风格,只有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艺术品种才会引人注目,被大众接受和喜爱。对于高等音乐院校来说,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方针是非常有必要的。笔者对民族声乐发展的“多元化”概念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演唱风格的多元化,也可以说培养演唱者歌唱能力的“多元化”,即在建立科学的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可以用两种或多种声乐形式相结合,如民通、民美等多种现代唱法,当然,这是与作品的音域、风格和作曲家的意向紧密结合的。第二种是曲目风格的多元化。要建立一种既是民族的,又不是某一个民族的,能兼顾各民族音乐风格和各种艺术流派的中国民族声乐体系,除了要保持科学的发声方法外,必须加强对各种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各派曲艺的发声方法的学习。这时,专业教材的建设就是一项基础并起着关键作用的工程。1995年9月,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的教师们编撰了全国第一套民族声乐教材———《民族声乐教学曲选》,它标志着中国民族声乐教学正式进入了系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新教育时代。

这套《曲选》收录了420余首曲目,从低至高年级分为男、女生必唱曲目和自选曲目两大部分。《曲选》在选材时充分体现了多元化的思想,既照顾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各具独特风格的作品,还注入了与各民族传统演唱艺术有着血缘关系的说唱和戏曲。如反映战争时期的歌曲:《盼东方出红日》、《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等,歌颂家乡大好河山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人说山西好风光》等;还有各地区流传的经典民歌,如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陕西民歌《兰花花》等等;还有很多原始时期的作品:如选自清《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一剪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等;《曲选》中还收录了近代民族歌剧的几乎所有剧目中的精典唱段,如《白毛女》中的喜儿的唱段《北风吹》、《扎红头绳》、《哭爹》、《恨似高山仇似海》等,《曲选》中还包含了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东北二人转等曲种的几十首经典曲目,如京剧《杜鹃山》选段《家住安源》,豫剧《花木兰》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等等。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了各个曲种的行腔、韵味、方言和风格,再结合民族唱法的基本功底,就会驾驭更多风格的作品,比如京歌《故乡是北京》、戏歌《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这些歌曲都做到了锻炼学生的歌唱能力。有了这些教学歌曲,加上形体、表演老师在肢体语言、神态、情绪的配合上加以指点,学生演唱的整体水平就会一步步提高了。

民族艺术概论篇6

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改革

在中国的音乐艺术院校中,“传统音乐教育”一直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它既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相联系,更与当代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息息相关。之所以现在又重拾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其教育现状中存在着令人堪忧的一面。本文针对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提出了深化音乐教育内容改革的若干设想,以期得到大家进一步的重视和思考。

一、现状:重视与衰减并存,表现为“四进一退”

当前,音乐艺术院校,包括专业音乐学院、高师与普通高校中的音乐院、系,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状况,是重视与衰减并存,具体现象可概括为“四进一退”。

(一)四进

1.以传统音乐教育为议题的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呼吁越来越强烈

据笔者所知,从1990年在包头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提出此课题并写出向领导部门的建议书、以及在1996年于广州番禹举行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进一步提出“母语音乐教育”以来,差不多每届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和音乐教育学会的年会,在议题中均包含有此项内容(包括音乐类“非遗”的教育传承)。所提交的论文数量之多,其他议题难以相及。近年来,有若干次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教育”为主题的专题性会议在各地举行,更把这样的研讨活动推向了高潮。上述情况表明,音乐界与音乐教育界对此问题是高度重视的,而且越来越重视。

2.凡硕士、博士授权单位均设置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向

各院校在研究生教育中所设置的研究方向尽管名称不一,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人类音乐学等,但其研究对象几乎都是中国传统音乐。除此而外,乐律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及表演等方向,不少也是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研究对象的。这说明,音乐艺术院校在研究生层次是十分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与研究的。

3.民族地区音乐艺术院校大多开展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育

由于历史的、社会经济的多方面原因,民族地区音乐艺术院校在开展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育方面的工作是不平衡的,但大多数院校在数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发展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育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延边大学艺术学院,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等院校,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积累了许多经验。

4.与中国传统音乐有关的专著、教材不断涌现

这方面的著作相当丰富,单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概论”、“导论”就有若干本,如王耀华、袁静芳、杜亚雄、杨红等学者所撰写、出版的著作;其他各相关学科的著作也不计其数,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述》(杜亚雄)、《中国民间音乐概论》(周青青)、《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樊祖荫)、《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教程》(樊祖荫)、《乐种学》(袁静芳)、《民族器乐》(袁静芳)、《中国宗教音乐》(田青)、《中国打击乐》(李民雄)、《中国民间歌舞》(杨民康)、《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伍国栋)、《中国传统音乐基础知识100问》(姚艺君、李月红、桑海波、陈爽、赵晓楠)……①这些专著、教材大多已用于教学,对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一退

但是,从传统音乐在本科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及课时安排来看,我觉得现在还比不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民间音乐课分成四门,即民歌、戏曲、曲艺、民间器乐。单独开课,每门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总共要学两三个学年。上课方式以感性教学为主(如学唱、背唱等),教师多请院团的专业演员来担任,课后则有不少兴趣小组(如打击乐小组等)在自发地练习。感觉上,尽管整个校园内以西洋音乐占主导地位,但学习传统音乐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氛围。现在音乐学院的传统音乐课大多只能上一个学年,更有甚者,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中国传统音乐”或“民族民间音乐”课(含民歌、戏曲、说唱与民族器乐)则只上一个学期,其教学方法也多改成以理论讲授为主。除了音乐学系作为专业课或是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得到重视之外,其他系科对学习传统音乐没能形成一定的氛围,不少学生只是图个学分了事。我举一个亲历的例子:

民族艺术概论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现代平面设计招贴广告标志设计中国设计

   中国五千年积聚下来的文化,是历史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有无处不在的广博性,或移花接木、或一脉相承的传承性,潜移默化的影响性,是我们走向现代化所凭借的精神支柱。可以说传统文化已经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传统艺术作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元素,其创作和发展也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

一、中国传统艺术概述

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无论是宫廷美术还是民间美术,无论是文人画还是宗教画,经过历代的画家、艺人、工匠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无论是逸笔草草的国画笔墨还是板刻结圆的装饰图案;无论是造型夸张的民间剪纸还是色彩强烈的木版年画,这一切无不为现代设计艺术提供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形语言。中国传统艺术是东方文化的一处独特景观和宝贵财富,它题材广泛、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形式多样,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

二、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

在我国,平面设计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矛与盾”的口头广告——“韩非子”中所描述的“悬帜甚高”中的“望子”;两宋时期伴随着印刷雕版而产生的“传单”等.都可以看作是平面设计的雏形,是我国广告历史久远的例证。但是,平面设计真正成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并发挥其巨大作用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平面设计艺术可以说是引进的。西方设计发展了百余年,而在中国。真正意义的设计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商业融合,强化了中国设计师的竞争意识,参与国际平面设计竞争和交流已经是家常便饭,中国设计师在国际设计大赛中获奖也是十分频繁的事情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多元化的国际并存已经融人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中,这是中国平面设计事业成熟的表现。然而,正是这种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国现代设计中充满了受西方影响的视觉语言,在“国际设计风格”潮流之后,开创多元化的设计潮流,已成为新一代设计师们所面临的课题。这种发挥是在对传统文化表现方式的理解基础上。传统的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现代设计更富有时代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

1.我国传统艺术对招贴广告的影响

招贴广告是现代平面设计中比较大众化的一种体裁,用来完成一定的宣传鼓动任务,或是为报导、广告、劝喻、教育等目的服务,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招贴广告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甚至背景,把各个不同的比例.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而西方传统艺术,基于几何学空间观念,从模拟生活现象人手。借以展示作者的创作思想。中国艺术家则是有选择,有重点,以“不似之似”、“脱形写神”为艺术追求的胜境。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有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内涵,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入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其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说法和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说法是相通的。再看我们的一些招贴画.就“似与不似”的观点来考察。就形象的简明与富于概括这一点来衡量。很多形象显然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某些概括的形象显然与素材有很大的差别.由复杂到单纯,由繁杂到简洁,这种特点正符合了招贴广告的要求。

观众欣赏画,主要不是欣赏艺术家画的是什么,而是主要欣赏通过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欣赏的着眼点在于笔墨、章法、气韵、意境,正如同观众欣赏传统京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技艺和“唱、念、做、打”的功夫。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

香港设计师靳埭强在平面设计界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他曾获得过300多个设计类的奖项。其中很多是国际平面设计界一流的大奖。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的许多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思想,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机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在国际“水”主题招贴艺术展中.“水一生命一文化”招贴图形作品,将极其强烈的民族装饰风格化的图形形象作为整幅作品的大背景,进行了丰富而适当的虚化处理,整个画面以黑白极色加以艺术表现.形成了形与色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融合的视觉效果.构筑了一幅在中国特定大文化场景下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现代平面图形设计作品。招贴作品“金、木、水、火、土”招贴图形形象设计,也充分显示了这种文化艺术的精神特征.萦绕着极其强烈的现代主义设计的精神光环。

民族艺术概论篇8

云南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我们办出特色的优势所在。如今,多元文化教育已成为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民族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和传统文化,正在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学校音乐教育是提高人的总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传播的主要渠道。把民族音乐文化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及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开展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当代音乐工作者,尤其是音乐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现状

(一)高等音乐教育

云南共有高等院校35所(不含军事院校、分院校和大专班),其中12所高等院校设有音乐教育专业,开设与中国音乐相关的课程有《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少量涉及到云南民族音乐文化教学内容,除云南艺术学院与南京艺术学院合办的研究生课程班、昆明师专音乐教育系专门开设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学概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概述》课程外,在所有的本、专科院校的教学计划中,95%以上都未涉及此项教学内容。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专业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照搬音乐表演专业的内容,而音乐表演专业则又一直沿袭着西方的教学体系。从视唱练耳、基本乐理到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都是西洋的理论体系,“重专业、轻文化;重技巧、轻理论;重课堂、轻实践”(陈勇:《对云南省高等艺术师资培养现状的分析与思考》)的现象较为突出,以这种理论体系教育出来的学生,只知道强拍弱拍,却不知道“板眼”为何物,“艺术青年说起西方艺术来几乎是如数家珍,而谈到中华民族艺术传统,常常是一知半解或知之甚少”。(吴戈:《中国艺术教育面临的尴尬与出路》)近年来,“三重三轻”思想虽然有所转变,但也不容乐观,由于艺术院校与高师的音乐教育专业不重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老师和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加之音乐专业理论教师特别是民族音乐理论教师的严重缺乏,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学生毕业后不具备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能力。更为可惜的是“一些本来出类拔萃的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考入艺术院校,进校时怀着满腔希望和热情,毕业时却带着许多迷惑和不解,永远离开了他们孩时熟悉的家乡,离开了他们本该成名成家的土地”。(王信东:《云南省中小学艺术教师现状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云南民族学院曾创办过培养民族艺术青年人才的培训班,他们把传授各民族的传统艺术为主要教学内容,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和对各民族传统艺术作为高等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认识不足,未能继续坚持。1995年,在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提议和帮助下,创建了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这是“云南民族文化合作计划”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它既不同于纯民间的自我传习,也不同于中国现行的任何一种高等艺术教育,而是不离本土的高等民族艺术教育。(周凯模:《云南民族音乐论》)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杨放、李晴海等老一辈民族音乐家进行了大量的本土民族音乐文化教学,由于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有长期的接触、积累和研究,让学生到民族地区采风,同时采用大量的背唱和模唱的教学方式,在加上时常请当地一些优秀的民族歌手到学校进行原汁原味的演唱和教唱,使当时在读的学生受益匪浅,并学有所成。如当今活跃在国内音乐创作乐坛的陈勇和对少数民族音乐有较深造诣的张兴荣等。

近年来,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人认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将走向西方音乐的轨迹”,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西方音乐理论体系日益作为主流和权威话语,占据了整个音乐教育的核心地位,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逐渐失去以往所占据的位置,尽管一些院校的《民族音乐》课里进行了“穿插式”的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学,但对此课却从未给予真正意义上的重视,或者说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仅从未考虑过系统地纳入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逐渐以“零星化”、“点缀性”的方式出现,从原来的“边缘”位置濒临“消失”的境地。(黄凌飞:《云南高等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育的思考与展望》)

(二)基础音乐教育

随着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音乐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指导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工作的法规和文件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此结束和改变了音乐教育无法可依的历史及涣散局面。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外校外活动、教材建设、教学器材配备以及教学科研等方面虽已取得许多可喜的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自身体系不适应时展的问题:一是基础音乐教育观念及教学方法较为落后,且模式单一。具体表现为:只关注音乐课程的外在价值,特别是辅德价值,而忽视音乐课程的内在和本质的价值―――审美价值;只注重非审美的体验(知识、技术、历史、思辩)而忽视审美体验(联想、想像、创造、情感);只注重音乐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训练,而忽视学生在音乐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音乐兴趣爱好的培养;由于受专业艺术院校模式的相关影响较深,在教学内容、形式、要求及方法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专业化倾向,重教师讲授,轻学生的主动参与;重教学的结果,轻教学的愉悦过程;重知识技能的训练,轻对音乐的表现与鉴赏(吴斌、金亚文《音乐课程改革的意义及其背景》)。二是严重缺乏音乐教师,特别是缺乏热爱民族教育事业,了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并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教师。由于高师音乐教育改革滞后,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基础音乐教育的需要。在现有的音乐教师中,专职教师较少,兼职教师较多,且水平参差不齐。他们中许多人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一知半解,甚至连一些简单的民歌也不会唱,针对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就更无法提及了。

二、充分利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开展音乐教育

云南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文化、生态等环境的不同,以及各种传统文化习俗方面的较大差异,从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构成了云南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从“创世古歌”到“劳动歌”;从“情歌”到“婚嫁歌’;从“民族舞乐”到“民族器乐”;从“民族戏乐”到“民族曲乐”再到“宗教音乐”;从“独唱、独奏”到“重唱、重奏”;从“合唱、合奏”到“奏唱、舞蹈”融为一体。“据不完全统计:已收集到的民族山歌小调11万首;民族民间舞蹈1255个;民族传统乐器200多种”。(于景春:《导论》)这在我国是非常丰富和绝无仅有的。

云南各少数民族从来都把音乐视为是自己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各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二语言”。可以说,云南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伴歌生活的民族”。傈僳族民谚说:“盐不吃不行,歌不唱不得”;彝族谚语称:“有嘴不会唱,白活在世上”等等。“不论耕种、打猎、结婚、丧吊、盖房、亲朋聚会,甚至在发生纠纷,引发争斗时,都要尽情歌唱,尽情的舞蹈。用歌舞传承民族迁徙创业的历史,教诲后代子孙勤劳勇敢,战胜万难,披荆斩棘,建造家园;用歌舞彰明团结和睦,振兴民族的真谛,使矛盾化解,械斗解除,战争平息,化干戈为玉帛;用歌舞传情达意,增进了解,加深友谊,说合男女婚姻;用歌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社会主义,憧憬美好生活,激励奋发向上精神”。(欧志明:《放声歌唱,迈向二十一世纪》)总之,云南各少数民族从小孩到满头银发的老人,人人都喜欢唱歌。他们在歌声中孕育,在歌声中长大,在歌声中成熟,在歌声中离去……歌唱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或缺少的一部分。

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具有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学校音乐教育提供了较好的有效资源和有利条件。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渗透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是弘扬、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和渗透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最佳方式和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三、利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开展音乐教育的方式和途径

(一)建立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示范学校和实验基地,全面推广已取得的成功经验

乘着改革开放、实施素质教育,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和经济强省的东风,有不少有识之士结合当地实际,把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获得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将这些成功经验全面推广,以此带动我省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例如:红河州蒙自县政府机关幼儿园根据幼儿心理、生理和动作发展特点,充分利用本地区彝族、哈尼族的音乐舞蹈资源,将其改编、加工,运用到早锻炼中。这不仅让幼儿小朋友从小就得到本土音乐文化的熏陶和情感体验,而且还让他们在快乐中得到健与美的锻炼。

又如:怒江州歌舞团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当地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彝族、白族等6个民族的民间舞蹈编排加工的“8套民族歌舞”,在全州所有学校的课间操中推广,它以集体舞的形式出现,不仅音乐欢快、节奏鲜明、运动量适度,而且让学生在健与美的锻炼中,得到本土音乐文化的情感体验,同时增强了集体凝聚力和与他人的合作意识。

再如: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音乐教育系,坚持一年一度、为期4周的艺术实践(采风)活动,要求学生在采风过程中,边收集民间音乐素材,边进行舞台实践,返校后进行整理、编排,并进行汇报演出。同时把收集到的民族民间歌舞在实习基地推广、传播,受到实习基地的领导和师生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并增设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学概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概述》、《云南民族声乐作品演唱》、《云南民族器乐》、《云南民族舞蹈》等课程,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还为学生将来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研究本土音乐文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外,还有西双版纳州民族师范学校(民族集体舞)、红河州云锡公司教委(彝族烟合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打跳)等地区把少数民族民间歌舞引进学校,并进行推广普及,弘扬了当地的民族音乐文化。

(二)把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贯穿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的整个教育过程

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教育问题,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包括高等音乐教育、中等音乐教育、基础音乐教育、幼儿音乐教育)都应该增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内容。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大都是歌、舞、乐融为一体,把这种歌舞引入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中,让学生从小就学习自己熟悉的本土音乐文化,只有了解了,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有了感情,将来工作以后才能主动去做传承、保护、发展的工作。

要改进高等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内容,开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课程,加强音乐师资,特别是民族音乐师资的培养。首先,在对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在吸收与借鉴外来成功和经验,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的同时,努力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溶入到我们的专业课中,将民间艺术的精华引入大雅之堂,将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变成我们的实际行动”;(陈勇:《对云南省高等艺术师资培养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其次,提高在校师范生从事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能力,适当增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课程,加强艺术实践及采风活动,利用我省自然的生态环境,让老师和学生走出学校,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了解和亲身体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奥秘与真谛,使学生懂得和具备收集、记录、整理、研究民族音乐的一般常识和能力。同时,聘请有关专家和民族民间艺人到校任教或开展讲座,举行相关的实践活动,在大量的感性认识基础上,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的学习,并要求每个学生在熟悉自己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至少还要熟悉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会一件少数民族乐器,会演唱一种民族的民歌,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服务;再次,相关艺术院校应加强少数民族音乐理论教师的培训,使他们“在精通中国音乐理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能整理、研究和传承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能演奏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能演唱云南各少数民族歌曲或其他中国歌曲及一部分外国歌曲的人才,能运用云南丰富的民族音乐素材从事民族化音乐创作,有充分能力从事云南音乐文化教育。只有这样,云南的高等音乐教育才可能具有特色,才可能在国际国内的音乐交流中具有交流价值;只有这样,云南的高等音乐教育才会充满勃勃生机,给云南的民族音乐文化带来一片繁荣景象”。(赵志扬:《浅议音乐教育的民族化》)

民族艺术概论篇9

相互构造:文学理论内部分支学科的彼此支撑

文学理论教材在我国的编撰状况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适合教学的“文学概论”,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另一种是“文学理论经典原着选编或汇编”,例如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伍蠡甫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这也是在文学理论内部呈现的有关教材与教学的两种不同构造方式,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建设思路。前一种是“六经注我”,即用此前古今中外所有与文学相关的理论为当代的文学理论教学框架服务。这一种思路的优点是形成广阔、整一的学术视野,一切理论为我所用。其突出的缺点是教材内容杂多,板块化严重,再加上教学实践中课时有限、学生理解困难等各方面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宏大的教材体系与实际教学课时严重不符的矛盾。后一种则是“我注六经”,选编经典理论原着文本,力图还原理论语境与内涵,从而使经典文本的面貌得以近乎完整的呈现。这种思路的编撰方式所带来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它让教师与学生看到了文学理论的多样形态,原来理论可以有漫谈、书信、宣言、系列论文或专着等多种形式,同时也使学生跳出唯本质论、唯一元论的窠臼而打开新的视野。但这样的“我注六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从编者的角度而言,中西文论以什么样的标准选编,选编的各类主题怎么安排;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没有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例如“文本”、“文学活动四要素”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他们拿什么样的知识去解读经典文本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在这里,似乎形成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饶舌问题。当我们把两种教材的编写思路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个结论。首先是关于“概论”和“文论史”的时间关系问题。其实它们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我们看到,前一种思路更适合被命名为“概论”,而后一种基本可以称为由不同文论文本构成的一部静态的“文论发展史”。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学科叫作“文艺学”、“文学理论”、“文论史”,而且也没有哪一位古人试图去进行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写作。我们不能说,文学理论从德谟克利特或者柏拉图开始,尽管他们提出了“摹仿”这一思想;我们也不能说文学理论从《尚书?尧典》开始,尽管其中有“诗言志”这一朱自清所说的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文学理论或者其他理论的形成,并不是一种自古就有的自觉行为和自觉意识,也不是各种相关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自发形成的自然事件,而是在现代学科体制影响下的一种回溯性质的摘选,[11]于是才形成了一代人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其中既包括我们开头所谈的“概论”性质的文学理论,也包括由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经典文论选”。在这个意义上说,“概论”和“经典文论选”都是现代学科形成之后的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共生的关系,在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中不应该偏废其一或进行简单的拼凑。因此,在《文学理论新编》(第3版)[12]中,以“概论”问题为经、以“经典”文论文本为纬的教材编写体例笔者不能完全赞同,而且在教学实践中,由于课时的限制,也很难进行全本讲授,学生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文本阅读,不符合本科阶段的教学要求。其次,“概论”和“文论史”经典文本阐释所形成的互文关系,也并不能够彻底还原原作者本来的用意和目的,我们只能说是后人站在自己的学术基础和学术立场上进行的解读。如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样,一代人也有一代人自己的文学理论。“概论”的形成,是现代学科体制建立的成果,特别是现代艺术体系、现代美学体系将文学纳入到艺术的家族之内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众多版本的《西方文论选》中才看到很多谈艺术的理论文本,最典型例证便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进入到“文论”框架下的经典文本选读。由于建立了“概论”的学科视野,才使得后来的学者审视先前的资料,进而把它们甄选出来,进行新的解读,从而成为“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各种“文论”被挑选的过程,也丰富和发展着“概论”的知识,从而形成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理论。于是,“概论”和“文论”之间在空间上存在这样的互文和阐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概论”和“文论”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着相互构造的双向互动关系。那么,“概论”和“文论汇编”的构造关系在教学中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又该如何利用这种构造关系呢?本来,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概论应该是大学本科教学中不同时段的三门课程,而且都有相应的学分设置。笔者认为,这种文学理论分支课程之间的整合应该形成在教师讲授的引领下,学生自己对相关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学习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时开设文学概论、西方文论、古代文论等分支课程就成为一个可以尝试和具有操作性的办法。因此,在文学理论教材的设计上,笔者认为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文学概论应该保持它“概论”的特点,而不是混入各种经典文本的汇编。还以童庆炳主编、赵勇副主编的《文学概论新编》为例,除了第一章“文学与文学理论”之外,从第二章开始,“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审美”、“文学与文化”等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并不特别明晰。此外,每一章的标题下放置了中西文论相应的文本,其实我们细看之后就会发现,每一章标题中所涉及的问题和范畴都是从西方文论中来,中国古典特色的文论思想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本文的观点是,“文学概论”还应该保持“概论”的特点,而学科内部的构造性特征可以在教学中体现出来,而没有必要要求一本教材承担太多的功能。

平等构造:营造理论教学中的民主氛围

每一个人都是依据自己所处的语境、依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对世界进行着认知构造,这种构造性使得每一位文学思想家以自己不同的体系、学说提供给文学理论大家庭关于“文学理论”的不同版本。这些有关“文学理论”的不同版本之间可能会有重合,但却呈现出彼此不同的面貌,这才形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多样性的魅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文学,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文学理论。而面对经典文献进行学习时,也一定会带着当代人特有的眼光来重新解读。构造理论观为教材与教学中的民主与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所接触的世界其实从更表象、也更直接的层面上来说,是一种认知构造的世界,所谓本体世界只是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就赋予每个人以理解和阐释的权力,从根本上道出了理论教学中人人平等的思想。鉴于此,笔者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课堂中进行了有关平等性的尝试和实践。第一,摆正中西文艺理论的位置,纠正学生对中西理论文本阅读的认识偏差。文学概论课从学科诞生到引进我国,再到自主教材编写,都遵循了现代学科体制影响下的知识框架。例如,从新中国早期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到蔡仪先生的《文学概论》,再到当代在高校教学系统内影响最大的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莫不如此。这一点当然是现代学科体系建立的实践成果,也是我国高校文艺学教学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高校古代文论的教学中,也是以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进行建构,如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为纲,或以文学创作论、文学接受论、文学作品论等文学活动四要素为纲,对中国古典的“诗文评”进行学科化的剪裁,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性的学习。这样的方法是本科教学绕不开的途径,但同时也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给学生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中国的文学理论缺乏系统性,需要靠西方的学科框架来对材料进行统摄。这样就给学生一种错觉:我们传统文艺理论中所谈的内容,只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内容,只能是“人家有的咱也有”,终究不过是努力地在西方文论强大的系统面前寻找自己零散的支撑,因为游戏规则是以西方的学科体制为基准的。笔者在课堂上做过一些调查,有很多同学认为“西方文艺理论非常系统,而中国文艺理论比较零散”,而且有不少同学从文字结构、文化形态、研究方法等多个角度来论证这个观点。在纠正这类思想倾向时,笔者首先告诉同学们,这是我们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以“分”为主导,而是以“合”为主的,我们的文化天然地强调着集体的作用。在文艺理论的认知构造中,我们也有独具特色的范畴,如气、韵、神等。其次引导学生建立思维方式并没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指出当代在中西文艺理论交流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从中国古典资源中汲取营养,从中国当代的文艺现状与理论研究中吸取经验。再次则引导学生打破“中国文艺理论=古代”,“西方文艺理论=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国当代亦有很多独特的文艺理论范畴,如“话语蕴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它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关于“话语”的概念和我国古典文艺理论中的“蕴”、“藉”观念兼收并蓄,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的独创,并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此外,北京大学叶朗先生将古典文艺理论中的“意象”注入当代人的独特理解,融入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在2010年的世界美学大会期间,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具体到教材中的例子来看,在《文学理论教程》中,一直保持着将“典型”、“意境”和“意象”三个审美理想并列的学术思路,这就为我们中国的文艺理论与国外的文论进行平等的定位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笔者在教学别重视纠正学生对待中西文艺理论材料的不良倾向和不正确的态度,将教学民主贯彻在每节课当中。第二,在教学中恰当运用“构造”理念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打破教师“一言堂”的课堂。以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教学为例。每一节课在开始时都会简要介绍这位思想家的生平,如同我们认识一个人一样,这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简单介绍完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之后,笔者在powerpoint课件中用动画形式给出亚里士多德着名的箴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然后告诉学生,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学习时,始终要把握的重要线索即是亚里士多德与其师柏拉图思想的不同之处。用对比法进行教学,不仅加深了学生学习新课的印象,而且也在对比中复习了前面曾经学过的内容。于是,在《诗学》的学习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一步步回答上述提出的问题,并在本课教学的最后对二人思想异同进行总结。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一总结过程中,教师并不给学生固定的答案,而且是请同学自己积极思考,自己进行整理。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同学进行了如下回答:首先,柏拉图是在《理想国》中谈诗歌问题,并没有专门的一本专着来谈“诗”;而亚里士多德则不同,他在专门的《诗学》中系统地分析“诗”,并对“诗”作出细致的比较,并给比较的结论以有力的论述支撑。其次,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诗”比“史”更高明,是因为诗用形象的、情感的手法来表现规律,而史仅仅是一种静态的记录;但在柏拉图那里,诗歌仅仅是摹仿,是影子的影子,不能把握本质。在该生回答结束之后,笔者就她的答案给出点评。在肯定该生阅读理论文本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学生,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比较并不仅限于课堂所列举的这些内容,在阅读中同学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把这一部分进行再充实。于是,又有同学提出,可以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诗”的创作方法进行比较,柏拉图说诗歌是神灵赋予诗人以迷狂,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以此为契机,更多同学提出了读者的反应、诗歌的社会作用等更加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并不是教师事先给出的答案,是同学们自己在课堂上探索的成果。

多元构造:文艺理论教材与教学中的民族性体现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众所周知,“全球化”首先是一种经济与政治现象,其次扩展到文化领域。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全球扩张和全球贸易往来的不断密切,地球早已不再是一个个封闭国家的集合体,转而变成了联系日益紧密的“小村庄”。随着大规模机器生产模式的全球扩张,机械复制的单一文化模式也逐渐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绝对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方式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单一化。全球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不可逆转的过程,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语境。就文化领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单一化、同质化则是文化沙漠的表现之一。毋庸置疑,克服全球化弊端的不二途径,必然是不断发掘各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艺术表现形式。在提倡文艺理论教学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掘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独特文艺理论资源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在备课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地参考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在教学举例中适时引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一方面拉近了少数民族学生与文艺理论课的距离,同时也使构造中的课堂教学变得丰富多彩,从而使这门诞生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概论和西方文论课不再只是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言堂”。在此略举两例。例如,在西方文艺理论课涉及当代生态美学时,笔者不仅从生态美学的诞生背景,即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谈起,而且从我国古代文论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寻找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结合的理论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适时探讨我国少数民族从生活习惯、文学作品、哲学理念上所体现出的对“生态”之美以及人与环境之和谐关系的重视。例如,在壮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有大量人与生态共生共荣的例子,壮家人所谓“山中千年树,刀斧不能近”就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习俗。每当狂风暴雨之后,壮族村寨家家户户都要关心护佑平安的“神树”是不是受到伤害,如果树木平安无恙,壮家人就会特别高兴,围坐在树下唱树歌:“老树面向东方,枝叶繁茂根长。一年四季平安,千载百姓吉祥。树有神灵长寿,人有神树安康。”[13]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壮族独特的生态文明,表现为人与自然的“依生”、“竞生”和“共生”状态。再如满族的“鹰把式”(驯鹰手)每年都要把驯好的老鹰放归山林,为的就是让老鹰繁殖后代而不赶尽杀绝。另外,白族作家景宜的《美丽的红指甲》也体现了人与环境的融洽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例证的引用上,还是不能赋予民族文艺理论足够的意义。换句话说,引用只能说明在西方观点的统摄下,中国的材料仅有例证的作用,民族文艺理论的独特价值并不能就此说明。因此,在教学中笔者特别注意对民族文艺理论进行现代阐释,让具有理论价值的民族文艺理论再次绽放它绚丽的光芒。这就需要用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将我国民族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对比,在比较中发现和寻找中西文艺理论的差异,构造彼此可以对话的平台,进而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讲授西方文论中的悲剧意识时,笔者结合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之作《红楼梦》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来唤起学生对于西方悲剧观的深层体认,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走出中西悲剧理论完全对立的思维套路。因为在笔者的课堂上,曾经有很多学生赞同“中国没有悲剧”的观点,他们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打破了“悲剧”所应该具有的悲怆之情。通过这种对比,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悲剧也不只是“过程悲怆而结尾团圆”这一种模式。笔者在这一课的教学中采用了以下三个步骤:首先,从《俄狄浦斯王》这部戏剧入手,引导学生看到古希腊人在面对各种人生境遇时的主动选择。其次,通过提问启发学生看到主人公在种种主动选择之后所表现出的“被动”,而恰恰是种种“主动”一步步走向命运所注定的“被动”,所以这种悲剧性就来源于人面对命运安排时所遭遇的“不可抗衡”。第三,引入《红楼梦》中黛玉焚稿和宝玉出家等情节,展示宝黛二人在面对命运安排时所做的挣扎和抗衡,并道出贾府这样显赫百年的大家族却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惨淡结局。这时学生对于古希腊悲剧、王国维所谈的“《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这一观点以及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就有了感性而具体的体认。由于学生对《红楼梦》非常熟悉,在这样中西对照的教学环节下,学生不仅能够对西方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能够对我国优秀的民族文艺产生直观但不乏深刻的学习感受。

民族艺术概论篇10

【关键词】民族声乐唱法分类原生态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理论评论的支持。如同19世纪斯塔索夫对俄罗斯民族乐派“强力集团”的宣传,舒曼对德国音乐的热情鼓吹,以及瓦格纳“乐剧”理论对其本人改革歌剧的指导,中国民族声乐同样如此。在我国民族声乐界,石惟正的声乐理论及评论,紧密结合了民族声乐实践,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石惟正,1940年生于天津,1960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后留校任教,著有《声乐教学法》《晨声69声字结合练声曲》及《声乐学基础》等,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后辑为《歌思乐想——石惟正音乐文集》出版。在数十年的演唱、教学、研究过程中,石惟正先后发表了《我的民族声乐观》《再谈我的民族声乐观》《建立中国声乐学派》《中国民族声乐的本体结构及其审美》等一批优秀学术论文,广受瞩目。以下笔者试对石惟正的民族声乐思想进行解析。

一、准确定位中国民族声乐

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准确而清晰的学科定位(界定)都是研究的首要任务。什么是“民族声乐”?学界一直众说纷纭。石惟正在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首先指出“世界上不存在非民族的文化,也不存在非民族的声乐”。各个国家的声乐都是其所属民族的声乐。和前人相比,他用一种更为广泛的立场去看待民族声乐,认为“所有对中国声乐作品的演唱都属于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凡是“以中华民族的一种语言和音乐风格表达中华儿女思想、感情的声乐作品及其表演,就属于我国民族声乐”。

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可以较为宽容地看待各类民族声乐体裁。戏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常香玉演唱的戏曲属于中国民族声乐,王昆、郭兰英的歌曲可以算作民族声乐,、宋祖英的主旋律作品可以视为民族声乐,连周小燕、郭淑珍等似乎被当作“美声”歌唱家演唱的中国作品,也可以作为民族声乐。民族声乐的范畴因此大大拓宽了。石惟正认为,民族声乐并非专指哪种体裁,而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个大概念、大系统,绝不是一个牌子、一种型号的工业标准件,不是单指一种纯种花卉的苗圃,而是种类繁多、姹紫嫣红、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百花盛开的声乐园地”。对于有人仅将所谓的“民族唱法”或“民族歌手”视作民族声乐的观点,石惟正明确反对。新兴的“民族唱法”及传统音乐属于中国民族声乐范畴,中国流行歌曲等的演唱,同样能在中国民族声乐的新定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多元一体”地看待民族声乐的构成,也能够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民族声乐。

二、全新的民族声乐分类方法

长期以来,有些学院派民族声乐和民间传统声乐存在谁高谁低、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支流,甚至彼此不能相容的争论局面。关于民族声乐的分类,也存在很多不一致的说法。石惟正按照语言和音乐风格,将民族声乐划分为地位平等的“综合风”和“地方风”两大类,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声乐的分类问题。

“综合风”是指语言上使用普通话,演唱和表演上吸收了中国各地、各民族声乐的共性,综合了民族声乐的各种元素,同时也受到西方声乐的影响,其曲目多为专业创作作品,如《教我如何不想他》《祝酒歌》《原野》《春天的故事》《芦花》等为“综合风”作品。“地方风”指语言上使用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方言,音乐风格上体现各地域不同的音乐风格,以民族民间传统声乐作品为主,但也包含了一些地域音乐风格的创作作品。它不追求声音的统一,而努力地把握各地的风格、韵味,充满了生活情趣。石惟正将“地方风”语言和共鸣的共性总结为“追求局部共鸣,以及真假声的对比”等三点。在“综合风”和“地方风”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按照产生时间及风格的不同,将中国民族声乐划分为“传统演唱艺术”和“流行演唱艺术”两大类,前者包含“综合风”和“地方风”,后者也可以再细分为各种体裁和风格流派。这样,就初步搭建起了一个新的中国民族声乐分类的体系。

三、提倡打破唱法的界限

在唱法领域,石惟正是一位呼吁取消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称谓的专家。众所周知,“三种唱法”对中国声乐的教学、演出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曾经作为声乐系主任、音乐学院院长的石惟正,长期担任按此种概念分组的声乐比赛评委,他在实践中发现了“三种唱法”分类的负面效应,因而明确表示“要投三种唱法的反对票”。在呼吁取消民族、美声、通俗三种称谓的前提下,他提出中国声乐教学与比赛设置的两点建议:第一,专业音乐院校内不再以民族、美声教研室统属学生,而是设立不统属学生的西方歌剧教研室、西方艺术歌曲教研室、中国艺术歌曲教研室、中国民歌教研室、中国戏曲曲艺教研室,或成立发声基本功教研室、中国古曲研究室、中国民歌研究室、德国艺术歌曲研究室、意大利歌剧研究室等,对学生因材施教。第二,调整声乐的导向,中国声乐比赛只设立传统演唱组和流行演唱两个组,提供更加宽泛的声乐作品领域,公平竞争;或以作品性质举办专题比赛,例如中国艺术歌曲比赛、中国民歌比赛、欧美古典艺术歌曲比赛、欧美古典歌剧比赛、外国摇滚乐演唱比赛等。

这种建立在打破唱法基础上的建议极为大胆,其改革的力度也相当大。尽管在实践上尚需探索,有待逐渐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但这并不妨碍这种建议学理上的合理性。学界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如举办全国性的艺术歌曲演唱比赛,“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歌剧声乐展演”分中国艺术歌曲、歌剧片段、中外声乐歌剧选段三个类别比赛等,迈出了改革、探索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