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现代化篇1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德育历史尤其悠久。据史书记载，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就有了“修德振兵”（《史记·五帝本纪》）之举，表明从那时起，就已出现德育现象。后来到了尧舜时期，已有了孝父母、友兄弟的道德观念，并且舜曾“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旨在改变“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的结局。这说明在舜时，道德教育已成为社会管理者的自觉行为。此后，薪火相传，代代相继，不断将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德育理论推向前进，使中华民族成为富有道德内涵的伟大民族，早在古代就被外民族誉为“礼义之邦”，留下了无比丰厚的德育产。发掘、总结、提炼、继承这批遗产，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是当代德育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激励下，近年来许多学人，特别是一些生气勃勃的青年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德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果。崔华前同志这部《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书稿，就是其中之一。我有幸最早读到这部书稿，感受良多。
书稿把“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先秦诸子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的熔炉中锻炼出来的。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各家学者，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学术上展开论辩，彼此交锋，是此而非彼，竞相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表现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对立倾向。在德育理论和方法方面，各家各派也都有自己的理论创造。他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各种不同的德育学说交相辉映，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德育学术盛况的壮丽图景。
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学术背景，要对先秦诸子德育方法作开创性的、系统性的总结，其难度确实非同寻常。令人高兴的是，作者没有向困难低头。他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比较研究法和历史文献考察法等现代科研方法，在深入揭示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之后，对先秦诸子的德育方法学说，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索。书稿所展示的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体系，其概念之清晰，内容之宏富，脉络之分明，观点之新颖，都显示出自己的特有优势，给人以许多智慧的启迪，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一、概念清晰
例如，关于“德育方法”的概念，作者先把“德育”释为“思想道德教育”，然后进一步指出：“德育方法，就是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指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是沟通德育主客体的中介或桥梁。”这个概括，内容完整而清晰，它不仅厘清了现代意义上的“德育”概念，而且把“德育方法”概括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并对其具体内涵作了完整归纳，给人以概念清晰之感。
长期以来，一些人从广义的角度，把“德育”解释为“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合成体。这是值得推敲的。“德育”一语，确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德育即指品德教育或道德教育；从广义上说，“德育”指的是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若从广义角度把“德育”概括为“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合成体，则必然导致概念上的重叠或出现“屋上架屋”的弊病。我们知道，“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都各有特定内涵，简单地将之相加，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我们所说的“思想教育”，指的是关于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思想观念”所涉内涵很宽，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一系列关于思想方面的观念。因此，所谓“思想教育”，指的是以上述一系列观念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我们所常说的“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等，都含纳于思想教育之中，或者说都是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则指的是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等等。思想教育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相比，属于高一层次的概念，绝不可与后二者平列看待。
若把“思想教育”看作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平列的东西，并简单将它们相加起来构成“德育”概念，其结果必然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似乎“思想教育”中，没有“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而“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似乎又不属于思想教育。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其失误的根源，在于概念不清。本书将“德育”定位于“思想道德教育”，无疑是正确的作法，值得大加肯定。
二、内容宏富
本书旨在揭示我国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四大学派中的著名思想家的德育方法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对儒家学派中的孔丘、孟轲、荀况，墨家学派中的墨翟及其后学，道家学派中的老聃、庄周及稷下道家学者，法家学派中的商鞅、韩非及齐法家学者等人的德育方法思想，进行系统论述。其所涉学者之众、内容层面之宽，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思想提炼方面，书稿既有宏观的概括，更有微观的剖析。
例如，它在分析先秦诸子关于“身教示范方法”的思想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分别论析了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思想、孟子的“教者必以正”的思想、荀子的“师以身为正仪”的思想、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身体力行思想、老庄的“行不言之教思想”、商鞅的“官无邪则民不敖”的思想、韩非的“不以言谈教”思想，以及齐法家的“明正以治国”思想，等等。这些论析，既说明先秦诸子对“身教示范”德育方法的普遍关注，又说明他们从不同视角对“身教示范”德育方法，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创造。一部专著，把问题的研究置于如此广博的层面，并将之引向微观作深入的探讨，这不仅反映了作者扎实的专业功底，更反映了作者不懈追求的理论勇气。
它使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生动而具体，细腻而周密，给读者以内容宏富的深切感受。
三、脉络分明
书稿所要集中阐释的，是先秦诸子关于德育方法的系统思想。这是一个涉及面宽、包容量大、需要回答很多问题的研究课题。如何才能抓住要领、突出重点呢？作者别出心裁，将先秦诸子的德育方法思想，分为三大类：一为关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二为关于受教育者自我教育方法的思想，三为关于实施德育评估的方法思想，等等。全书关于先秦诸子德育方法的思想体系，正是由这三个方面扩展开去，并最终建构起来的。
例如，围绕“关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书稿揭示了“因材施教法”、“身教示范法”、“教学相长法”、“平等育人法”、“情感交流法”、“循序渐进法”、“启示引导法”、“环境陶冶法”等八种关于教育者施教的方法思想；围绕“受教育者自我教育方法的思想”，书稿又揭示了“知荣明耻法”、“自我反省法”、“克己慎独法”、“忠恕一贯法”、“改过迁善法”、“防微杜渐法”、“躬行践履法”、“益志养气法”等八种关于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方法思想。此外，围绕“关于实施德育评估方法的思想”，书稿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基本方法、原则。这样，全书沿着以上三条粗线深入下去，层层剖析，步步发掘，揭示了先秦诸子关于德育方法的思想共达150余种之多。这么多方法，用三条线索将之串连起来，可谓脉络分明，条理谨严，既突出了重点，又照应了全面，确有裁剪得体之功效。
四、思想新颖
一部专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有明晰的概念、丰富的内容、严谨的逻辑，更取决于它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创新是一切理论研究的灵魂，是一部专著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本书稿的可贵之处，就是作者在探讨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的过程中，勇于阐发自己的独得之见。例如，书稿在探讨《先秦诸子德育方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节中，抓往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即天人观、人性论、发展观），进行自己的理论思考，认为先秦诸子关于德育方法的思想，都是与他们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看法相关联。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认识。“天人观、人性论、发展观”（以下简称“三观”），均属于世界观范畴。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正是基于这一见解，书稿具体回答了先秦诸子所持的“三观”如何决定了他们相应的方法论。以“人性论”为例，书稿把先秦诸子的人性理论，分为“性习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自然论”、“性利己论”等七种形态，在此基础上，再进而说明这些人性之论如何决定了相应的方法论，如：孔子的“性习论”，决定了他重视后天学习、提倡“择友择处”、突出养成教育的德育方法；孟子的“性善论”，决定了他在德育方法方面，重视“反省内求”、“存心养性”、“平等育人”等方法；荀子的“性恶论”，决定了他重视“积善成德”、“环境育人”以及“待师法而正”的德育方法等等。这就从本质上阐明了先秦诸子德育方法各具特色的思想的缘由。其所论，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既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又阐发了自己的独到认识，给人以勇于探索和观念新颖的深切感受。
本书的创新特色，不仅在于作者在书中阐发了自己的独得之见，更在于它从总体上对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作了系统性总结，这是一项披荆斩棘、开拓荒野的具有探索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人们害怕被载上“钻故纸堆”、“拾封建余唾”的帽子，以致不敢接触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遗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文化的价值特别是传统道德的价值，已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伟大战略任务。正是在改革开放的适宜条件下，对于传统德育遗产的发掘与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近年来，先后有一系列研究传统道德或传统德育的新著问世，如，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含多传本与单行本两种本子）、陈谷嘉主编的《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研究》、江万秀等著《中国德育思想史》、罗炽主编的《中国德育思想史纲》以及拙著《儒家德育学说论纲》等等，都是研究传统德育理论的新著。然而，这些著作多偏于德育理论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传统德育方法则涉及较为有限。
摆在书案上的这部《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第一部研究传统德育方法的新著，尽管它所涉及的历史仅限于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阶段，但它的问世，却打破了过去关于传统德育方法的专门研究长期处于“0”的状况。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填空补白意义的难能可贵的探索！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一”的起点，我相信随着传统德育研究的深入，我国学界以后将会有更新、更多、更高水平的传统德育方法研究新成果涌现出来！这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一社会发展规律所使然，余将乐观其成！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拓荒性的著作，本书稿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例如，本书以《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为题，但在《导论》中，却对先秦诸子所处的百家争鸣历史环境、诸子所依各家各派的基本学术宗旨，以及诸子中各位学者的生平传记，均未能作出较为详尽的交待。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2
【关键词】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差别传统文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已成为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大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设计教育是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与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国民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有明显的差别，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特别突出，一直存在着重设计教育实践而轻设计教育理论研究的倾向。
中国当代设计教育进入一个尴尬的状况，一方面是每年数十万的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一方面是设计人才的匮乏，至今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汽车、家电、玩具、服装方面的设计大师，缺乏自己的特色和品牌，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与计划经济模式根深蒂固的设计教育体制有关，如专业研究方向单一，教育理念较陈旧，教学模式与专业课程设置不规范等，多数设计专业设置集中于装潢设计、包装、广告设计、室内环境设计等通用专业，忽略了设计教育应与产业需求结合的特点。设计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还包括优化专业教育结构，人才培养必须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和产业制造的需求。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经历了从民国初期的图案教育、上世纪80年代的工艺美术及当代的艺术设计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期间曾引入西方现代设计体系和模式，但只是进行模仿，很大程度停留于脱离实际而纸上谈兵的状况，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设计水平。为了克服艺术教育中的诸多问题，除了理清发展现代设计教育的思路，认清中国设计教育的现状外，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向传统学习，循序渐进地进行艺术设计。
目前，我国设计教育界对于文化在设计上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设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职业教育，从业者甚众，且水平普遍较低。设计教育要想提升一个层次，必须在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与探索新兴交叉学科之间找到契合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探寻艺术的发展空间。通过设计，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和谐、完美，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状态。设计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整个社会达成共识。
首先，设计教育应引导学生重新认识传统，避免在市场经济中盲目追逐的浮躁心理。要宣扬本土文化，并不是将传统遗留下来的形式重新展示，不是一种简单的挖掘、整理，有人说，“文化在根基上是一种‘场’，它是一种暗默的知识，是我们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中逐渐得到的，因此，将中国人的智慧在设计的行为中体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设计是一种从内到外气质上的完美，如何体会和利用传统文化中已存在的形式、符号，利用自己的学识合理驾驭、改造，体现出文化符号之间的联系，挖掘中国人原来没有从现代设计的角度完全整理好的文化遗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漫长的过程。在行动上，除了提倡向传统学习的决心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设计教育中对传统学习的力度。传统的形式需要不断演进，设计的用途和关爱的心态在发生变化，用以往的东西来解决现代的问题，这就需要跨越，用中国的智慧和元素，体现地域的、文化的价值，这样我们的文化才会有根基，我们的教学才有参照系和立足点。东方文化与西方相比是一种差异，一种新鲜血液，一种对事物的独特认识，人类需要差异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又需要统一，差异产生丰富，统一方便理解。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只是要借鉴西方人对于现代设计原理的理解来整理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在于整体观念和整体思维，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在教学中应开设一些人文哲学与传统文化的课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思想，尤其是儒、道、释三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古典文化中的意境美、形式美等因素为设计创新提供丰富的内涵和扎实的根基。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我们开设了一些课程加强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和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教导学生认识传统工艺技术。民间文化是各种艺术的母体，也为各种创作思想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应指导学生认识到制作的起源、文明的发展及其历史源流。由于现代设计的源流一直为西方国家所主导，设计界充斥着欧美国家的产品，教育界宣扬着西方的设计理念，为了打入国际市场，往往盲目追随所谓的主流文化，淡忘了本土文化的存在。作为设计师，只有从传统器物中寻觅设计灵感才能树立自我风格，在设计的海洋中自由驰骋。
最后，在教育手段上，应提倡脑、手、心并用，所谓用心就是最大限度发挥设计者的独创精神，全面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及社会责任感。中国历来强调“道器论”，把设计看成“器”这种形而下的东西，满足于某种形式的雕琢，这种做法从技法训练的角度说是有必要的。但把培养的目标仅仅停留于“制作”的层面就是本末倒置了。与技能相比，更重要的是想法，是创新思想。多年来，我们的设计都是来样加工、粗放式的，想用市场换技术是不可行的。付出人力、污染、资源等方面的代价，得到的回报却很少，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文化的价值。反观西方及亚洲新兴国家的制作设计产业的成功案例，不难看出脑、心、手并用对于一个好的设计师的重要性。一个设计师首先要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爱传统文化的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人。脑的教育就是开发对于设计理论的研究和反思的功能。当然心中所想、脑中的蓝图要靠手的技巧来实现，在制作中广泛接触材料，体会造型在实用领域的各种可能性。
今天，我们正置身于设计教育的滞后与生产制造迅速发展的矛盾冲突中，处在中国设计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要把中国从制造业的中心发展成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必须以现代设计教育作为原动力，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积极参与全球一体化的竞争，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从自我做起，向传统学习，认认真真做设计。
参考文献：
[1]彭亮.中国当代设计教育反思[J].装饰，2007（5）.
[2]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研究，1999（3）.
[3]何海燕.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反思[J].装饰，2005（7）.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3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作为儒学的缔造者，教育家孔子对教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孔子在教育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常常教导他们要“立志有恒”。立下一个长久的志向，这是一个人奋斗的基本目标，一个潜在的动力。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志向，并一一点评，最后引出自己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通过与学生无拘无束的谈话，把学生往仁道方向去引导。孔子认为，立志是在教导学生的首要任务。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孔子教育学生“志于仁”。“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他要求学生以“仁”指导日常的道德行为，坚持道德信仰而不动摇。
他要求学生“笃信好学，守无善道”，对仁德和理想要好学，要坚守，并用生命去捍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思想，是孔子一生的主题。
孔子还时常的教导学生“内省不疚”，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教导学生让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做到问心无愧。同时，孔子在教导学生时，因材施教的理念也是值得现代教育好好提倡的。颜渊好学，孔子给予的多是鼓励；子路好勇，孔子给予的多是批评；冉有好商，孔子给予的多是提议。孔子也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和百姓一般都没有什么文化，对待他们要给予特殊的教育，使他们开化，不能遗弃。对待不同的人，要给予不同的教育开导方式，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大同。
我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孔子仁德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教导世人立恒志，树立一个长久的奋斗目标；对待世间万物都抱着一颗仁爱之心；对待自己的言行能够给予时时的自省，问心无愧；教育工作者对于自己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教育方式，使其都能像仁德方向发展，那么和谐社会将不是一句口号，孔子口中的大同社会将在今朝。
二、孟子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孟子不像孔子，他更像是一位政治家。但作为亚圣的孟子，在教育理念上也给予现代教育一些启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孔子仁爱的思想具体化，通俗化，为世人所了解。如果世人都抱有一个仁爱之心，那么世间的种种纷争也就可以避免了。同时，在道德礼法上，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原则。现如今，由于教育的种种弊端，人们对于曾经的道德礼法模糊了，也就出现了社会上的种种道德问题，伦理问题，悲剧也就随之上演。所以说，对于古代的三纲五常，我们不予评论，但孟子提出的伦理道德原则，还是要给予肯定和重视的。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礼节是教育的一大课题。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就有了可靠保证。片面的追求学业的成绩，是当今教育的弊端。升学率只是对于学校重要，但对于作为学校培养对象的学生，道德教育更为重要。
我们不能说，让被培养教育的学生日后能做出什么突出成绩来，至少要教导学生成为一个对社会无害的人。所以，孟子提出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当今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孔孟的理想都是恢复周礼，而且为恢复周礼而奔走一生。但在哪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没有一个国君去听他们的谆谆教诲的。直到一千四百年后，南宋朱熹的出现，重拾孔孟之道。
三、朱熹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朱熹认为，“主敬”是一个人道德培养的一个方面。这是源于其师程颐的主敬思想。“内无妄思，外无妄动”，一个人的道德态度应该是谨慎小心，严肃，不放肆，始终一贯的，也就是常说的“存天理而去人欲”，保存必要的食宿条件，去掉不必要的奢华糜烂；保留必要的道德伦理，去除不必要的骄奢淫逸。现如今，在这个物欲横飞的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以前有了不同，人们追求一种奢华糜烂的生活，所以说，在从事日常教育工作中，对学生的价值取向教育也是必要的一课。在道德上，严肃，谨慎，不放肆，是必要的。应该可以说是作为学生德育教育的一个重点。
至于涵养愈熟，则省察愈精矣。朱熹在对自己学生言传身教的时候，特别注意要求学生对人欲之私意在“将发之际”和“己发之后”进行反省和检察。“日三省吾身”，随时清醒、谨慎从事，把违反天理的言行压抑掉，而且更要抑制这种思想在他们头脑中任何的萌芽。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4
人类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世界。文化是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媒介。设计活动是一种综合性创造，它要把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凝结在物质形态的产品之中。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解析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建的、改造的、享受的、传承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称，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是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诸多内容，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首先，是“人文”精本文由收集整理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因而古代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礼仪形式，提倡德治，力求使社会各个等级和睦相处。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文”精神，才培育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坚韧不拔、敬老爱幼、救济孤残、勤俭持家等美德。
其次，是“自然”精神。道家经典《老子》将“无名”作为天地的始原，“有名”作为万物的根本。它们是外延很大的名词，如果要从哲学上加以概括，都超越不了“有”与“无”的外延范围。《老子》一书还提出要如实地去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人的主观想象，因为天、地、宇宙来源于“道”，而“道”则是自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
再次，是“奇偶”精神。当人们探索自然地奥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时从“五行”的“五”去看事物的构成和变化；有时从“偶数”的相对相生去把握自然和人生变易的道理。这种“奇偶”精神浸透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自然科学、古建筑、古代都城布局，甚至连古器物的造型美，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奇偶”精神的体现。
最后，是“会通”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又能加以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就叫做“会通”精神。
二、现代艺术设计教育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二十几年历史。我国的艺术设计，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而兴起的。有些艺术家和设计师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急匆匆地紧随商品经济这趟末班车，追逐潮流、赶超世界，却无法冷静下来，审视自己的理论，研究自己的教育。
各高校大幅度增设艺术设计专业，扩大办学规模和招生人数，一时间，艺术设计成为国内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虽然各个高校在教学改革方面一直不断深化，但由于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历史较短，艺术设计教育体制和体系也都基本上取自西方，至今仍然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与特色教学，造成了现代艺术设计教学盲从西方，却又因文化积淀与西方迥异而无法达到与西方相应水准的矛盾现状。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中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对现代艺术设计产生着巨大影响。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与成熟更离不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缺少了本土历史与文化底蕴的支撑，照搬西方模式的教育方式，是不能适应我国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艺术设计既要与世界接轨，又应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不仅要培养具有现代化创新能力的设计师，还要求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刻了解的设计师是不会有深层次的艺术作品呈现给国人的。因此，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代设计师是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艺术教育应在培养学生基本功的同时，增加对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尤其是传统设计理念的总结。在具体的艺术设计教育过程中，应有目的地、有针对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去，增开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基础理论课程，强化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应将设计教育引向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之中，摒弃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粗浅、狭隘、偏颇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文化形式上的简单嫁接和盲目照搬，要引导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应在设计教育中提倡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融合，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与思维方式相结合，保留中国本土设计的艺术本质和民族审美特征，设计出真正具有民族气息的高水平作品。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以人为本;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7-0067-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形式,是中国文化面临的新的历史选择。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当代大学生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与走向,这对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让当代大学生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让当代大学生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它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优良传统和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法、佛为主,其中儒、道两家思想为主干,法、佛形成互补之势。实际上历代皇朝交替使用道家、儒家、法家、佛的治国思想。一个新的皇朝建立时,为了医治战乱的创伤,往往采用道家学说,“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当皇朝已经稳定,经济已经恢复,皇帝便转向儒家,兼用佛家、法家,以此来巩固政权、巩固已经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皇朝末期,矛盾重重,社会大乱,皇帝更多倚重法家,想用严刑峻法来挽回危局。这种互补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富有极强生命力的基础。
2.道德至上的人本主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尤其以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人与人(讲和为贵,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内圣外敛,以德治国)问题,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我们应当积极地挖掘中国历史上“重民”的思想精华,在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使其经过转化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借鉴。
3.重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则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尤其是深受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经世思潮的影响。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注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经验,重视直觉顿悟和整体思维,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实践理性注重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行动哲学,尤重道德功利主义。实践理性对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影响至为深远,深得人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践理性学术传统在实践中的积极效应。据考证,实事求是原意是一种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它所奉行的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信条对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人生价值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的重经验的思维方式,影响和阻碍了中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4.厚德载物的文化兼容精神与强大的生命力。“兼收并蓄,求同存异”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思想。《易经》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中也讲“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即要人们以大地般宽广的胸襟承载万事万物,顺承天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以汉族文明为主,吸收本国各民族文明以及外国文明而形成的。汉唐时汲取外来文化的气魄十分博大,显现出强大的汉唐雄风。近代中国在中西方化交流中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将西学中的优秀成分加以吸纳、摄取、涵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1919年的以后,经过对多种思潮的百家争鸣,推求比较,中国革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仅仅二三十年时间,中国人就走完了欧洲花了三四百年时间才走完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思想历程。从而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文明正是因为既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主体,又能从别的民族的文化中选择、吸收其优秀的部分而极富生命力,历经5000年不衰。
5.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境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大一统为社会理想状态,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放在首位。这种爱国主义情愫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不知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多少志士仁人!从范仲淹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格言至今仍闪烁熠熠光华,无一不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代大学生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如何让当代大学生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与走向是我们当前高校教师需要学习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落不应只归因于大学生本身,更应该归因于社会因素。由于传统文化一般很难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与一些应用性强的知识相比,传统文化知识看似无用,因此也容易被冷落。另外,社会知识体系越来越多元化,大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只能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上分配有限的时间与精力。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并让他们认识其重要性,其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现代社会文明呼唤人的素质的提高。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就是民族素质的现代化。一个民族如果缺乏以人的理想、道德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一种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民族素质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是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人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近年来受到海外文化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突出的人文精神。当今社会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创造力。而创造力从哪里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创造性思维往往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的交叉渗透中产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扩大知识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通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显然哲学就可以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都是不同的哲学体系,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教授也曾说“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文化的演变与哲学思想的演变有密切的联系,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哲学。”惟有继承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继承。当代大学生要继承和发展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好好学习它,在思想观念上重建起传统文化的框架。科学思想是具有一个内在规律的系统,思想的发展必然形成一定的逻辑构架,同时也构建起一定的观念体系。让当代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并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
三、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6
面对这种现代性困境，“书院”热潮出现徒有符号形式的虚空化倾向，缺乏实质性的精神内容和现实生存的生命力。书院作为诸多文化符号的意义集合，其人文教育的古代意蕴在符号意义上的现代创生成为文化复兴问题的关键。为此，运用文化符号学理论来探究书院人文教育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及其化解方案，寻求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种理论假设，以书院教育是有中国特色人文的文化符号系统为前提的，原有的文化符号的系统不论受到多大的破坏和损耗，总会以现代人的人文精神需求为动力，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修复和重生。
一、书院人文教育的现代性困境：传统文化符合空间的断层与破碎
书院人文教育的现代性困境本来不应是一个能够成立的命题，但是由于以人文教育为要旨的书院教育在近代以来的断裂与当前中国学校教育的人文精神缺失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可能性，才得以形成一个需要探究的命题。核心问题是：书院与现代人文教育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一方面，书院是以人文精神为主要本色的教育形式；另一方面，任何人文教育都需要一定历史传统性的、民族性的文化环境，书院人文及其教育便是这种历史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链接上可以获得一个洞见：现代学校教育的人文精神滑坡和文化品味下降，是由于缺乏像书院这样一种适当的人文教育环境。因此，复兴书院及其人文教育可以视为现代教育革新的新思路或有益的尝试，其要旨是要复活“书院”及其教育的人文精神。然而，自清朝末年，书院便被偏重科学主义的西方学校所代替而废止，直至当代已经出现了几代人的人文历史断层，当代的人们对历史上的书院人文，多已无从感知。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覆灭和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的逐步建立，书院制度遂被废止，这种经过千余载发展历程所积淀的宝贵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书院这种历史上的人文教育样式能否在现代生活世界里得以生存发展，依然是个疑问。①对此，从最近几年兴办现代书院的现象中就可以看出。比如民间私人兴办的书院效仿古代书院而多远离都市，偏居山野之中，我国古代著名的五大书院都设在依山傍水之地，除了开始的热闹外，便少有人来问津；某些知名大学在校内兴办的书院，让学生仅感到一时的新鲜之后，仍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代大学的生活方式中；有的复兴活动只是局限于重新修复书院，或让学生身着古装举行孔子祭奠仪式，或者刻意恢复某些会讲、答问等古代书院教育形式，或者开设“读经”教育课程等等。这些复兴活动要么简单僵硬地复原古代书院教育形式的某些片段，要么只是仿效古代书院建筑特色形、选址特点及其治学或教育的一般形式。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其根本的精神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中国书院的真正教育理想和人文精神是差之甚远的。表面看来，书院作为“古董”般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合时宜，我们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历史现实中，以此来恢复曾经辉煌的书院文化，而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的一般看法，而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我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断层才是书院人文复兴面临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实质，进一步来说，这一实质体现在（文化）符号上的断层，成为现代性困境的根源。这种（文化）符号上的断层是如何导致书院人文及其教育复兴的现代性困境呢？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逐层认识：符号空间的断层和符号价值及其审美的断层。
正如尤里?洛特曼所言：“没有一个符号机制能孤立地在真空中起作用……符号的空间是其运行的必要条件。”[1]因此，符号必然融入到特定时空的人类现实生活中，才得以运行产生符号意义的机制。符号属于特定空间的符号，是一种机制性的有机存在。“符号形成文本，文本形成文化，文化形成符号圈。”[2]根据这种符号理论，书院人文就是以符号空间为表达方式的文化空间，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符号圈的子符号圈，其文本可以表现为自然环境、建筑式样、文字书籍、仪式、举止行为、图像等符号系统，虽然它们相对比较独立，但是在共时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比如书院的仪式会影响人们日常举止行为的风格，书院的建筑风格会影响人们的感知观念等等。在纵向上，符号系统各有自身的记忆，尤其体现在文本的历史感上，比如古代文物的出土，可以通过与现时代的符号体系相“碰撞”产生新的符号意义，当然也可能由于符号系统的独立性而无法解码；一座建筑经过悠久岁月的积淀，会产生新的符号意义，并进入到符号空间进行交流，影响其他的符号系统，千年积淀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文化标志就是例证；古代典籍直到千年之后依然发挥着符号意义的作用，特别是书院的经学教育体现了这一点。可见，单一的文本必须进入到特定的符号空间，并且和这个符号空间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意义。在此意义上，符号空间或符号圈，在时空的延展中，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然而，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救亡与革命中被强行拖进现代进程的②，而且是照搬存在诸多科学主义弊端的西方现代性，没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使得传统文化的符号空间的连贯性受到了冲击，出现了符号空间的断层。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书院人文自然难逃这种冲击后的断层，甚至被直接废除了，失去了符号空间的连贯性，其符号、文本、文化都失去了符号空间的载体，而且符号空间是符号、文本、文化运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3]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符号空间断层，具体表现在书院人文教育与现代学校人文教育、西方科学教育之间的符号（意义上的）交流障碍和冲突上。面对书院的各种文化符号，无法用今天的规范语言和科学语言去解读的感觉，比如今天的白话语言无法解读到《易经》类文言文的完整意义，西医无法完全解读中医，实验心理学无法解读心性之学等，这就是书院人文教育现代性困境的最基本事实和根源。
以书院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与现代文化符号空间之间存在断层，这种断层在解读上不可通约。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从现代符号空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学生，在缺乏传统文化连贯性发展的社会文化教育环境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局限在肤浅的外在形式上，特别是西式的金钱主义、技术主义、物质主义和感官刺激至上等不良影响。中国的青少年学生不可能像西方的青少年接受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但同时更没有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人文教育，比如具有良好效果和影响力的书院人文教育，仅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获得了政治教育，而不是完善的人文教育。陈平原先生提到：“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4]在这种架构下，青少年学生对人文符号的认知是残缺不全的，更谈不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空间。而价值是符号在符号空间中取得特定意义的基础上才会有可能存在的，才可能获得价值认同或价值选择，直至对某种符号及其价值的审美，如对“忠”“义”“孝”等文字符号的意义或价值认知，就要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简单来说，符号本身就是空间性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符号本身意味着意义认知、价值认同、审美追求，那么意义、价值、审美必然具有同样的空间性、系统性与整体性。因此，青少年学生在这种不完整的符号空间里，凭着一些来自不同文化国度的碎片化符号的混乱集合，是无法产生完善的意义认知、价值认同和审美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待书院人文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就显得比较模糊，在文化心理上有隔离感和陌生感，更谈不上有精神上的欣赏。很多青少年学生痴迷于“哈日”“哈韩”的时尚风格，乐于圣诞节等国外节日，崇尚消费主义的物质生活，迷恋科技产品带来的各种欲望满足，很少关心内心深处的人性关怀等道德伦理问题；他们的一些价值认同观念也开始趋于西化，缺乏基于民族道德文化上的价值认同感、自豪感和审美感。
总之，传统的文化符号空间受到现代西方文明巨大冲击，在混乱中失落了许多文化要素。这种文化断层导致了现代书院文化只能机械地选取支离破碎的文化符号，因此而处于“支离破碎”与“意蕴失真”的境地。书院人文教育面对现代文化，缺乏空间上的存在感，价值上的认同感，审美上的情景感，没有形成文化符号的完整空间，无法与现实世界的文化力量相抗衡和沟通，继而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二、书院人文教育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解构：一种困境突围的可能性
虽然书院人文教育已经脱离时代百余年，在文化断层的历史隔阂中趋于消逝，但是，书院人文教育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仍然不失为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具有潜在的强劲生命力。我们只有张扬其文化个性，才能挖掘书院人文教育的这种生命力。那么，能否创新发展、如何创新发展成为问题的出路所在，这是我们将要探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一）书院人文教育跨时代的符号可通约性：普遍人性
首先，“普遍人性”是书院人文教育符号可通约性的伦理基础。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因宗教势力的强盛几乎断裂掉，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文化断层，但是后来经过文艺复兴的人性复归，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开始成就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其中，这种现代进程之所以发端于文艺复兴，是因为文艺复兴中的艺术创新，比如雕塑、建筑、油画和文学作品等符号体系在表现形式上，不同时代的符号相组合而形成新形式，即由原来服务于宗教专制的压抑人性的文艺作品形式，转变为关怀人性、张扬生命力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形式。这种形式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艺术表现符号的复兴，比如油画作品人物、雕塑作品人物同古代作品一样具备表情生动、形体张扬等特征，而这些都是符合普遍人性的最基本形式与内容。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可以发现，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文化断层的困境，但是某些文化符号能够超越所指、能指，在“意指”上都趋同于一致的方向，这个“意指”的指向就是“普遍人性”。以此类比，中国传统文化、书院人文教育，是否也具备像欧洲古代文明的那种能够复归的“普遍人性”呢？这个命题的成立成为书院教育具备“文艺复兴”般复兴可能性的前提，也成为化解其现代性困境可能性的伦理基础。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书院人文教育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它当然具备我们民族文化语境中的“普遍人性”。③因此，在符号学意义上，文化断层导致书院人文教育与现代学校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之间存在意义表达和理解上的不能直接转译的不可通约性，但是这种“普通人性”的趋同性质成为符号可通约性的前提预设，更成为化解书院人文教育现代性困境的理论基础。
其次，“文化解码”能够成为书院人文教育符号可通约性的实现途径。古代文化表达“普遍人性”的符号机制与现代文化是不一样的，比如古希腊的公民意识不包括当时奴隶的权利和地位，显然与今天的公民意识不同。然而，现代公民意识的政治思想，很明显渊源于古希腊，“公民意识”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符号机制如何在古今文化的断层之间做到演化和转变，在现实中体现在对古希腊公民意识的文化解码上。文化解码实质上就是以现代作为时空参照系来抽取古代文化符号的某种精神内涵并予以应用，是一个理性过程，也是人类的本性追求。古希腊公民意识虽然存在对奴隶的不公平，但对城邦的市民意味着公平：公民拥有每人一票的民主投票权。现代文明就是抽取了古希腊公民意识中的公平精神、民主精神，“公民”作为符号，其所指和能指都发生了变化，只有“意指”没有变化，即尊重每一个人的公平价值没有变。从这个文化解码的例证来看，书院人文教育亦可以做这种“文化解码”，比如“因材施教”的教育文化，在古代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化环境中，体现在不同德性的人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那么，到了现代肯定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体现在不同人的外在特性上。那么，是否能够?闹谐槿∧持志?神内涵而得以文化解码呢？我们可以把“普遍人性”作为伦理依据进行抽取，那就是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和平等性。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文化解码，抽取人文精神内涵（符号的意指），使书院人文教育能够走入现代人文教育的符号空间中，实现符号跨时代的可通约性。
（二）全息式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创生：拓扑变形
以上论述的这种可通约性，可以证明：虽然文化符号的断层导致了书院人文教育的现代性困境，但是书院人文教育的现代塑造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创设现代书院人文教育成为我们化解困境的现实需要，并以文化符号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洛特曼于1984年提出“符号域”概念，是指符号存在和运行的空间。因此就文化而言，符号域可以表示文化符号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等。“它是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思想意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和手段。”[5]同时，因为符号域概念受拓扑学影响，因此文化符号空间存在各异功能与结构上的空间构造。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符号域可以衡量文化的共相与恒量。“我们认为，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在思想精神上的相同点，就是整体文化的衡量，而文化语言及系统的特性，就是拓扑变形的结果。”[6]如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跨度上，东西方的空间跨度上，文化符号均可以在“拓扑变形”中保持文化统一和文化平衡。因此，文化可以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透过语言和文化的表象洞察其中不变的共相和实质”[7]。
缘于拓扑学“变换下的不变”观念，文化符号空间具有动态性、平衡性与开放性，需要不同文化符号空间的交叉碰撞，以产生新的符号意义。交叉的核心是普遍通约的人性（即文化的共相与恒量），不同文化符号空间的交叉不是机械性的，而是有机的、生长型的创生；要利用不同文化符号空间的不可通约性产生的异质资源，通过“第一语言”对不可通约的“第二语言”（异质符号）进行诠释性贯通，产生新的“第二语言”，以此类推实现动态的滚动发展。举个例子，用现代科学这种“第一语言”对类似风水、中医这种“第二语言”进行诠释，风水与中医既存在科学技术上的理性，又有伦理上的信念归依，如此产生新的“第二语言”，可能产生人文性的科学语言，实现人文与科学的贯通，即新的符号空间的创生。那么，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创生就类似这种新的“第二语言”的产生过程。从这种理论推演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书院人文教育在理论上应当是个什么样的人文教育：现代书院人文教育是符合人性需求的，并超越所谓的“现代性”的人性需求，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意义再造；具有书院人文个性特征的现代完整符号空间，应是立体而全面的符号空间体系。
在此，借用成像技术的“全息”概念，来诠释书院人文符号空间的立体性。从不同的侧面，会看到不同的立体成像效果，比如可以是第一语言的、或第二语言的；可以是传统文化的，也可以是现代时尚文化的；等等。可见，符合人性需求的全息式符号空间，是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
三、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建构路径：重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
综上所述，符合人性需求的全息式创生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化再造工程，其复杂性与困难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其时间跨度往往比较漫长，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过程。因此，就书院教育而言，出于能动的愿望采取若干教育改革措施或许能够一定程度上出现文化上的变革迹象，但不足以触动文化符号空间的主体，往往在形式上能够获得表现，却无法改变文化上的内涵。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所持有的心理与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不求甚解及一种陌生感。有研究者对某东部大学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现状进行调查，发现“48%的学生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关于是否应该继承传统文化，22%的同学认为应该继续并发扬，77%持中间态度”，分析造成的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因素，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不足及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偏差、功利思想过重等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8]可见，以传统文化为重要载体的人文教育存在新引力不够、教育资源不足等根本问题。就学校教育而言，一方面需要学校教育提供更加充足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要增强传统文化对学生的新引力，这是更加重要的方面。从教与学关系的视角，以满足学生基于人性的根本需求为出发点，创生全息式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充实人文教育的场域。那么，书院教育以其特有的传统性与人文性成为比较合适的选择。结合当代学生基于传统文化上的人文精神缺失，建构现代书院教育的人文符号空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矛盾关系，这一文化建构实际上是符号域的拓扑呈现，表现为文化的“动态平衡”。据此符号学原理，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文化空间创生存在三个路径：求同存异、异而化之与生生不息。求同存异意味着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吸收、开放包容、多元融合；异而化之意味着文化符号的裂变与组合、独特的创新，及其不确定性；生生不息意味着文化符号的创新要满足基于人性的生命需求而不断成长。建构现代书院人文教育就是要这种符合人性需求的全息式符号空间创生，其具体思路便体现在这些内容中。
（一）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中的“同”，就是符号的可通约性（普遍人性），这是书院人文教育能够与现代学校的人文教育、科学教育“求同”的依据。当然，“存异”是对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包容态度，并且也需要对书院人文教育中相对今天来说是“异质”的符号要素进行文化解码，加以适用。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将书院人文教育的诸多文化符号系统整理出来，这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构成的书院文化生态系统，比如书院的教学内容、教育制度，礼节仪式、自然环境和建筑风格等，从中提炼与现代学校教育共有的人文教育精神。并且，要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书院的人文符号系统如何发生道德的、情感的、信仰的象征作用，从而塑造了相应的人文精神。比如书院教育中关于“礼”的规定，实际上既包含着相关的知识学习，又包含着情感、意志的塑造，特别是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这与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关于行为举止的行为规范，同样起到相应的教育作用，甚至更高一筹。再比如书院的儒家教育是讲究“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如同我们现在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所要达到的教育目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书院人文教育的一些格言、德性旨趣进行现代的解码及适用，并增加这些精神内容在形式上的可审美性，以达到道德情感、信念能够内化的教育目的，比如将古代文言文类的格言名句融入到现代文化要素中来。在这种文化要素的沟通基础上，尝试建立比较宽泛和完整的书院人文氛围，即一种能够发挥符号意义的符号空间体系，具体就是在文化解码的过程中，进行“全息式”的构建。以书院礼节系统为例，不但要对此系统进行解码、提炼，与现代文化要素相沟通，以重构出现代书院的礼节系统，而且要对其他系统，如制度、情感模式、教学内容、教材、格言?邮健⒔ㄖ?风格等，进行同构性的解码、提炼，直至最后的共时、同步的现代重构。这就是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全息式构建过程，核心精神就是“求同存异”。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便追求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的共同性，实施包括“博雅茶叙”“聚会及高桌晚宴”等带有书院自身精神及传统的通识教育。
（二）异而化之
异而化之，从字面意思来说，就是承接“求同存异”中的“异”，对其化而治之；从符号学意义来说，就是某种符号空间的“异质”，成为创新的资源。在对书院人文教育的文化符号整理中，发现了“存异”中的“异”后，对此进行解码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现代文化要素进行创新。比如书院的祭祀活动，是对师生的一种重要教育措施。祭奠儒家的“先圣”“先师”“先贤”，以在师生心目中树立模范人物，尤其在道德修养的意义上，如此来培养“知礼义、明廉耻”的道德品性。祭祀先祖，特别是对古代的教育家、思想家、道德家等圣贤的祭祀，是比较独特的道德文化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这甚至被认为是“封建”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祭祀也是格物致知的一种方式，包含着尊师重道、崇尚圣贤、尚气节、讲风格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和精神陶冶。对此，我们要客观对待。书院祭祀这种人文教育内容，相对于现代学校是“异质”的教育资源，有可能存在封建糟粕、道德附庸、权威崇拜、滥竽充数、刻板繁琐等弊病，但是，被祭祀的人物及其人格都是师生的人生榜样、理想追求，教育的价值目标可以实现形象化、象征化、模范化，使人既仰慕、怀念前贤，又能激励后人，确实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资源，是既生动活泼又庄重严肃的教学形式和组织形式。这些比较形象生动的教育符号象征的人文精神意蕴，是现代学校教育所缺乏的。这种“异质”资源如何能够“化”而新生地创造出现代学校人文教育的新形式、新内涵，考验着我们的创新勇气和智慧。因此，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是我们创建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基本认识。然而，这种现代转化的独特创新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为传统文化符号的诸多裂变与组合，产生的可能性后果是多样的，有可能是优良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也有可能是错误的，阻碍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警惕完全?凸诺姆?号形式主义、保守的符号暴力主义倾向，如流于形式的文化复古，武断式的文化评断；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领域，要发挥教育家、思想大师的人文符号魅力，以增强书院人文教育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国际影响力。
（三）生生不息
做到求同存异与异而化之之后，并不能很好解决文化创生和文化自觉的根本问题，只是解决了传统文化符号如何进入现代文化圈的途径。至于是否能在符号的意指上获得文化心理上的审美感与归属感，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审美感与归属感是实现书院人文教育文化传承功能的根本前提。不论是现代文化符号圈还是传统文化符号圈都是个体生命的一种生存环境，沟通二者的桥梁从根本上说是现实存在的生命。因此，以中国人的生命观作为文化创生与自觉的根源，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生生不息”出自《易经》，对“道法自然”这种中国式生命观是一种形象性的诠释，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存依然有深刻的解释性。比如，中医建立在身体阴阳调和的生命哲学基础上，以“元气”意指生命力；人伦道德建立在长幼有别的生命规律上；教育的修心养德与格物致知建立在人与自然同为一个整体性生命体系的基础上，等等。以上命题本身蕴含现代性及其科学性的文化意义，只是在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上二者存在不可通约性，而在更高的层次意指上总能获得某种新意义上的共鸣，比如中医科学研究的新发现（中药中青蒿素的现代药理机制），只是话语方式不同而已。然而，在以“人性为本”的人文所表达的意识而言，生命的“生生不息”在身体健康与精神文化上均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表现出自觉的、自洽的、自足的、自证的文化样式，逐渐生成文化的新符号及新符号域。比如，古典服装设计潮流的出现，“以新造旧”人文建筑群的流行，以及诗书琴画的现代性创作等，逐渐以新的“价值意指”与“审美意指”重新表达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人们的人文精神，找到精神的家园。这种社会文化的新时尚，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学校教育的新需求，因此，书院教育在人文上的文化传承理应受到重视，并以生命的“生生不息”为哲学基础，创生出应有的文化意义与形式，成为学校教育在文化自觉上的一种体现。具体而言，挖掘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结合学生在身心健康上的根本需求，使传统书院所特有的人文教育发扬光大，深入人心。
注释：
①学校教育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系统的主框架和主体形式，形成路径依赖和路径优势，书院人文教育的发展相对学校人文教育来说比较困难，书院与学校在人文教育上，存在竞争性的冲突。而且这里的现代性值得质疑，因为某种程度上现代化成了西化。实际上，现代性具有不同的意义表达，西方现代性具有科学技术主义的弊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具有批判性，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之意。书院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进入现代的时间隧道，以完成现实的生存与发展。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7
【关键词】：中职教育 传统文化 教育目标 教育评价 系统化
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缺乏成熟的理论导向和操作模式，办学尚处在探索中。加上基础薄弱、生源素质差，办学实际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构想，导致中职学校办学困境明显，其中，德育与技能教育水平低的问题尤其突出。从2008年下半年起，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开展了“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君子淑女培养研究”实验课题（湖南省“十一五”规划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在课题研究和实践中，学校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现代化改造，创建“中职学生学衔制”（以下简称“学衔制”）教育目标评价体系，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实验得到广大师生的大力支持，有力推动了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改造传统的“八德”“六艺”，首创现代“学衔制”。
“学衔制”是一套学生品德与技能的评价方案，借鉴了学术界的“学衔制”、军队的“军衔制”等人才评价制度。分品德学衔，技能学衔，综合学衔三种。品德学衔序列有：初级孝士、初级礼士、孝士、礼士，技能学衔序列有：初级习士、初级能士、习士、能士。凡同时具备孝士、礼士、习士、能士学衔的学生，可以获得综合学衔君子（或淑女）衔。
武冈师范学校通过对传统儒家“八德”“六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新“八德”与新“六艺”。传统的“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在这个基础上，联系社会与职业的要求，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武师人构建起学生“学衔制”教育目标考评体系。武师人新的解释是：（八德）孝：孝敬父母，学会感恩；悌：善待兄弟，博爱众生；忠：精忠报国，爱岗敬业；信:待人以诚，言而有信；礼：仁爱谦让，温和谨慎；义：正直公道，见义勇为；廉：奉公守节，勤俭朴素；耻：知耻明礼，去恶从善。（六艺）礼：知书达礼，和谐相处会做人；乐：音乐熏陶，情趣高雅会审美；射：体育健身，以武养德会保健;御：专业有术，身怀一技会做事；书：寄情书画，静心养性会修身；数：崇尚科学会运筹。在“学衔制”中，联系学生生活与职业道德要求，对新“八德”进行改造，制定“孝士”、“礼士”的标准；根据学生学习实际与职业能力要求，改造新“六艺”，制定“习士”、“能士”标准。每个学衔的标准，按照“学衔名－观念性目标－指标性条目”的结构进行表述，既有指导性观念，又有相应的生活化、实践性的具体操作性指标支撑。观念性目标分a、b两段，达到a段的可授初级学衔，ab两段都达到的授正衔。
如“孝士”标准为：a知恩孝亲，尊师爱友，b尽责报国，真诚守信。最高学衔“君子”（淑女）标准为：“践行八德，精通六艺，厚德博学，励志笃行”。学校分阶段对学生的品德和能力进行评价与授衔，凡考评合格者，通过大会进行宣誓与颁发学衔徽章；凡获学衔者，平时着装要把徽章佩戴在胸前。学衔还与学生的学分、评优、入团、入党、毕业及就业推荐等直接关联。
2．“学衔制”的优势。
笔者认为，一套好的目标评价方案应该有针对性，能够实实在在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具有内涵明确、易于操作、富于感染力等特性，武冈师范的“学衔制”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主要体现在承传性、人本性、自治性、系统性四个方面：
2.1承传性。顺应时代，扬弃传统，构建教育蓝图。
“信而好古”、“且述且作”，应是当代教育者的为学态度。在国家的大力提倡下，承传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传统精髓的继承加上对现代职业教育特性的把握，必然使武冈师范的教育发展的步伐稳健而厚重。
2.2人本性。启发人性,切合需要,引导学生追求幸福。
“不学礼，无以立” 、“孝为德之本”。“学衔制”因为它的人性化与亲和力，让学生强烈地感觉到在武冈师范的学习，是为自己的终生幸福在奋斗，从而激发出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习士”标准关注学生的职业精神与学习态度，让学生形成职业神圣、终身发展的理念。“能士”标准关注学生的身体素质、人文素养质和职业素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形成综合的职业能力。概而言之，“学衔制”十分贴近学生需要，关注学生终生发展，让学生懂得孝道，讲究礼仪，学习得法，技能过硬。从而，老师快乐，家长满意，邻里称赞，单位欢迎，学生自豪。
2.3系统性。整体有机，简明有序，有效提高了教育效率。
“学衔制”是在系统论思想指导下的构建，是学校整体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支系统。按照实验方案，武师人构建了有校本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生态系统，分为四个支系：“学衔制”教育目标评价体系、“686”传统文化教育工程体系、“八修”传统文化教育方法体系“六艺”技能过关考核体系，各个支系统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组织严密，涵盖全面，协调发挥出教育功能。
“学衔制”目标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阶梯化。有简明、具体、可操作的优势。学衔目标设定大的原则主要遵循“三化”：传统文化现代化、简要化、生活细节化。设计时，武冈师范学校以《中学生行为规范》、《弟子规》、“八德”“六艺”等为基础，扼要地提炼出“孝”“礼”“习”“能”四个中心要求，四者齐施，内外兼修，相得益彰，做到了德智体能四位一体，全面地涵盖了当今国家和职业岗位对一个中职学生的要求。
结束语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8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句话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国家和人民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应该采取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通过遵循人们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其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而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实施和贯彻落实社会意识形态要求的一个重要工具，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和基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它其中的内容和方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名词在我国虽然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才成为较为统一的标准术语，但它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它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当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并加以宣传教化，它其中包含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身。在内容方面，我国自古以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的优良品德，不仅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广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深厚的社会氛围，而且它其中的许多观点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推动着社会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发展，这对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方法方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等方面的阐述可以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提供一定的借鉴。就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而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加强了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让当代青年人更好地理解、领悟和应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二、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用的重要性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丰富和完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的沉淀，在历经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内容可以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以借鉴和应用。例如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儒家理想人格、道家个性自由、墨家兼爱利人、法家法治等思想进行吸收，可以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由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于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实践中，使得这些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我国在进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完善的分析、整合，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老百姓喜闻乐见和广为熟知的民族语言讲出来，并把反映当今时代的思想内容融入传统文化之中，用中国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当今社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面对现在人们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参与性不断提高，思维越来越活跃，对国家和世界大事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那种纯粹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显然已经不完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教学方法是值得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借鉴的。例如“因材施教”“、言传身教”“、一日三省吾身”、“知行合一”等思想就可以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应用。只有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载体并坚持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
（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用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
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的历史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中华民族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它是我国的宝贵资源，对它进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是我们应有的根本态度。我国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创新，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更加当下化、现代化，最终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整合。所以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用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三）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用是实现我国现代思想
政治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下，一方面使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等不断增强，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例如受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一部分人出现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从而导致对国家和民族的意识淡薄、对我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足、社会责任感缺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等在一些群体中的影响越来越少。此外，我国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在制度方面缺乏系统化的规定，使得人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度不高，缺乏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一部分人甚至否定中华文化、盲目崇拜外国文化，更谈不上树立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终形成强烈的国家意识了。换句话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是当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不足，为了更好的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用。
三、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一）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之中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作为国家对人们从小进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主要地位。为了更好地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用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国家在进行教材的编排时应该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编入学科的课本中；第二，在开设精品课程和选修课程中，学校可以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列为其中的一门，供学生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第三，教师们应该提高自己的学科素养和道德素质，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巧妙的方式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授给学生，不仅只是重视学生们的成绩，而且也要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此外，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还应该言传身教，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带头作用，用心对待学生，让他们认真认识、自觉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各门学科的综合作用，广泛宣传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实质，让学生在学习其他课程的过程中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高道德修养，从而进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最后，学生应该充分发挥在课堂中的主动作用，对所学的显性和隐性内容进行融会贯通，把外在的社会意识内化为自身的优秀品质。只有这样，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不仅有效地利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能使当代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对民族的自豪感和对文化的自觉、自信，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段话说明了我们在进行宣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时不仅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宣传。如可以在国家政策方面加以重视并进行引导；可以在学校、社会中比较醒目的地方写一些表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语或是用形象生动的图画诉说人民群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崇敬和敬仰；针对网络传播在当代社会的普及，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优势来广泛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设有关专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站、创立网上课堂，全面完整的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人们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等等。总之，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人们从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三）在社会实践中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9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www.133229.Com
二、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传统教育现代化篇10
[关键词]孔墨教授之精神；三个面向；知识教育
一、“孔墨教授之精神”的提出及其误读
把“孔墨教授之精神”与现代大学教育相联系，是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出来的。蔡元培先生1921年在柏克莱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词中的一段话已经广为人知，常有转述者有意无意地增字减字，从而造成误读，所以不惮繁冗，俱引原文如下：“据此次调查结果，兄弟觉得，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今请略述欧美学制。德、法大学专重研究学问，德国注重精细分折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英国大学如乌克斯福及康白尼哲(乌克斯福及康白尼哲即牛津(oxford)和剑桥(Combridge)的音译)，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成为绪绅之士，其方法有二：(一)学校设许多规条，并定监学及罚款，以范围学生，而约束其人格。(二)提倡合群运动，使其将来在社会上有合群之精神，而不互相倾陷。美国大学之研究学问，与欧洲大学一样，其提倡合群运动，亦与英同，惟无科条约束学生耳。美大学还有两种特色：(一)凡有用学问，如新闻学等，大学都可收入。(二)设夏科与校外教育，即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来习。
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兄弟觉得应参酌兼采，包括下列三种：(一)应包罗各种有用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学科。(二)陶养道德，一面提倡合群运动，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三)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学美国尽量发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习西方大学教育制度和精神、推进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蔡元培先生的本意大体上是要结合中国传统的孔墨教育之精神，兼采欧美教育之长。这篇演讲词中“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一句常被论者引述，但引述者常常漏掉“孔、墨教授之精神”中的“教授”二字，变成了“孔墨精神”。郭齐家先生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一文中说：“蔡元培先生考察欧美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大学教育应采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
从这段引文看，论者概括为“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而紧随其后的引文却是：“孔墨教授之精神”，显然是把“孔墨教授之精神”解读为“孔墨精神”了。郭齐家先生具体论述了“孔墨精神”的内容：“所谓孔墨的精神，就是仁爱兼爱，有教无类，面向全体，为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想中所提到的“孔墨精神”被看作了“东方传统精神”的代表，是理想的大学教育“应包括”的教育内容。陈平原先生在凤凰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的演讲中也提及“孔墨精神”，同样把“孔墨教授之精神”读成了“孔墨精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去考察美国的大学制度，回来就这么说，说大学精神应该博采欧美各国之长，和中国的孔墨精神相结合。”
应当说，“孔墨精神”与“孔墨教授之精神”是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孔墨之精神”指的是孔子、墨子等古代贤智的思想、言行及其中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人格光辉。“孔墨精神”不足以涵盖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但孔、墨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却可以代表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所以“孔墨教授之精神”是指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不过，蔡元培先生所谓的“孔墨教授之精神”，只是指“中国古代教授法”：
“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兄弟觉得应参酌兼采，包括下列三种……”
蔡元培先生的“孔墨教授之精神”之所以被误读为“孔墨精神”，既有出于疏忽的无意误读，也有出于善意的有意误读。所谓无意的误读，是指文字上的误认，或者忽视了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进行认真的辨析。所谓善意的误读，是指认识到蔡元培先生大学教育理念的局限，试图在引用和解释中发展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善意的误读往往有意识地通过引述前贤思想言论，进行创造性的诠释。
那么，如何理解蔡元培大学教育理想中的“孔墨教授之精神”?在当今的大学教育中融入孔墨教授之精神是否可能?下面就此问题略作辨析。
二、孔墨教授之精神与西方大学教育之差别
把中国传统教育之善与欧美教育体制之长相结合，推动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是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理念的根本立足点。这种中西融合，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理想，显示了蔡元培先生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但把“孔墨教授之精神”，局限于“中国古代教授法”，既未能体现孔墨教授之精神相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更未能体现孔墨精神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所具有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传统教育对于现代教育的意义和资源，不应局限于“孔墨教授之精神”，或者局限于“孔墨精神”；即便是“孔墨教授之精神”，其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意义，也不应局限于其独特有效的“教授法”这一方面。
孔墨教授之精神，通常可以分析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孔、墨的教育思想。包括孔、墨对教育的性质、目的、社会意义等方面的思考；第二，孔、墨对其弟子门人的教诲、期望(作者注：孔、墨期望于门人弟子的，更准确的表述是“孔墨所教授之精神”。)；第三，孔、墨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教育精神。简而言之，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虽然可以分析为三个层面，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整体，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意义、教育的内容、教育的体制和方法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虽然可以分别辨析，也可以分别改进，但只有三个方面都得到改进，达到和谐一致的程度，才是成功的教育。孔墨精神，或者孔墨教授之精神，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意义，都不应当局限于“教授法”、教学方法或者人格培养等方面。但在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理想中，大大压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传统教育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意义。
在压缩了传统教育对于现代大学教育借鉴意义的同时，蔡元培先生又提倡欧美教育对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借鉴意义。具体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应包罗各种有用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学科；陶养道德，一面提倡合群运动，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学美国尽量发展。应当说，蔡元培先生对德、法、英、美大学教育之精神的总结是有洞察力的，但蔡元培先生的洞察力不仅仅来自于欧美的大学教育或者对欧美大学的精细考察，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教育。对欧美教育的考察之所以能够给蔡元培先生以震撼和启发，固然是欧美教育各有所长，但又何尝不是蔡元培先生对中国社会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对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已经有所思考，而从欧美的教育制度那里看到了他想看到的、在中国目前尚有欠缺的呢?
凡对中国传统教育有所研究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应当从欧美引进的这三方面的教育新法，本身不能算是新思想、新理念，其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中都是存在着的：中国古代教育既不乏经世致用的精神，包罗各种有用学问，也不缺乏道德教育和合群教育，当然，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关于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及其特点，宜另作专文探讨，暂不赘述。总而言之，蔡元培先生所总结的欧美各国教育之特点，既不是“欧美大学教育”所特有，也并非“现代大学教育”所特有。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差距以及前现代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差别，关键之处不在于抽象的教育理念上的落差，而在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外力推动下的突变过程，传统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既无法顺应社会结构的变革，无法包容新兴科技的突飞猛进，也无法真正实现大学教育理念，培养现代社会建设所需的大批合格人才。中国传统教育、前现代大学教育也有学问的精深研究、多学科的包容，也有合群教育、道德教育、人格培养和社会教育等等，与现代大学教育，在此三种教育理念上并非截然对立。以“合群教育”为例，传统上为合群的教育理念而创设的教育制度、内容、方法等等，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再能够达到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有序化的目的，传统的“合群教育”实践却可能走向离心离德的结果，为要达到合群教育的理想，需要新的、适应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制度、方法、内容。
蔡元培先生取自欧美各国的教育理念，既富有洞察力，也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发展现代大学教育所需，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建立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如上所分析的，终究还是出口转内销的产物，就大学教育思想本身，并无突出的发明。先生所主张的孔墨教授之精神，也就是中国古代教授法，与欧美大学教育相结合，在现代大学教育草创阶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本意显然是促进中国的大学教育现代化，而不是要把欧美教育体制的分店开到中国来。他赋予后人以融合、创新的使命。但创新的使命是如此沉重，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百年，从西欧、苏联到美国，始终未能走出模仿和引进的窠臼。我们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上半期已经大不相同：前辈们需要从先进国家作模仿和引进的工作，建立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而在大学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前辈们所开创的教育事业的基础上，面临着反思、超越、批判和创新的任务，要在新世纪成为教育先进的国家，并具有被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的制度创新。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不够，或者人文精神欠缺，尽管这些方面也不能尽如人意，但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创新精神。
现在又再次面临一个如何面向全球化的21世纪挑战的问题。在中国大学教育又一次面临重大调整和挑战的时刻，人们不免重新回顾现代大学教育创立之初，那些现代大学奠基者的伟大理想。这种回顾和反思，常有道路波折如斯皆因未遵循前贤教诲之感。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被过度诠释和引述，也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体现。
三、中国当代大学教育与孔墨教授之精神
上文对蔡元培先生大学教育理念的反思，既不意味着否定学习和引进欧美大学教育理念，也不意味着全盘肯定传统文化或者传统教育对于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意义。问题是，我们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湖南大学校歌》)?以孔墨教授之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中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如果中国大学教育自身没有主体性，没有立足点，那么，无论是学习欧美，还是继承传统，都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发展。因为无论多么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只能说明对于古代社会有意义，并不必然地也对当代有意义；无论多么先进的欧美教育制度和理念，都不能证明，移植到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来也一定是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这些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学习西方”和“继承传统”本身都是发展自身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最终目的。不过，对于文化传统和外来先进文化有所去取，也不意味着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择其精华，去除糟粕”。放弃的未必是糟粕，择取的未必都是精华，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具体内容的价值判断具有相对性，它们只会在人们当下的思考中展示存在的意义。
本文认为，邓小平首倡的“三个面向”可以作为思考当今大学教育发展的立足点。所谓“三个面向”是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提出已经二十多年，相关的诠释文章汗牛充栋。它通常被理解为“三个转向”：脱离落后、陈旧的教育内容、方法和人才培养机制，转向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方法，培养现代化的人才；脱离自我封闭，转向学习和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教育制度和科学技术；脱离急功近利，转向着眼未来进行教育改革。这种理解曾经推动了教育改革和发展，但仍然是片面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目前而言，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到了确立自我，并建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机制的时期。因此，对于“三个面向”的理解，既不能停留于它在80年代所体现的时代意义之上，也无需刻意揣摩领袖人物的原意，在诠释其意义时不敢跃出雷池一步。
“三个面向”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的意义，不仅仅包含了三个“转向”，更是包含了“三个立足”，即立足传统，面向现代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三个立足”与“三个转向”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三个转向迷失(中国教育的)自我，三个立足获得(中国教育的)自我。
中国大学教育，的“自我”意味着什么呢?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开放性的大学教育体系，就是中国大学教育的自我。自我发展既需要理想，也需要立足点，因此也就既需要学习和引进，也需要反思和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世界”就不仅仅意味着向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学习，更意味着具有自我创新精神的中国大学教育能够平等地与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大学教育进行双向的对话和交流，由此激发和保持中国大学的优秀传统和创造精神。三个面向，合而论之，本质上即是中国教育的自我发展，分而论之：第一，立足传统教育，联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里所谓的“传统教育”，并不是指绝对的历史时期上的旧式教育，“现代”也不是指一种具有确定性指标的发展程度，而只是一种相对的状态，“现代化”是现代社会体系的动力部分。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传统和现代的成分，并且始终存在着或快或慢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曾经经历过多次剧烈的社会转型，当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应当是均衡而稳固的，这就需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联结，而不只是关注断裂和革命，这既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也适应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第二，立足中国，了解中国国情以及中外教育之差距。通过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反思，与他国教育精神进行交流和对话，在对话中寻求传统教育之精神和世界各国教育之精神对于中国当下大学教育可能具有的意义。第三，立足当下，反省传统教育，展望未来教育，走出自我发展之出路。无论是反省过去，还是展望未来，都只能以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为基础。
“立足传统”与“立足当下”，两者是否自相矛盾?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关联，彼此蕴涵。如上所述，“传统”并非“古代”，而是在当下，乃是当下视野中的、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反思、反省、反顾之下的文化沉淀。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我们要继承传统，或者说要保持传统，还不如说要立足当下而回顾传统、反思传统。“传统”乃是存在于当下的反省之中的。我们都必然地生存于传统之中，我们的任何有价值的创新，总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其成果也会成为未来的传统，并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三个立足”之中，“立足当下”是最初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