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支教篇1
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是当前增强乡村教员队伍建设的一项主要办法。为切实推进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的主要意义
1．推进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是贯实“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哺农业”主要方针的详细行动，是统筹城乡教育协调发展、优化教员资源装备、处理乡村师资力量单薄问题的严重行动，也是顺应乡村城镇化历程加速、乡村学龄人口和教员供求关系转变的必定要求，关于提高乡村教育质量、促进任务教育平衡发展、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主要的战略意义和实际意义。
2．各级教育行政部分要充分认识组织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的主要意义，在本地党委、县政府指导下，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机遇，把这项工作归入乡村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并摆在突出地位。要进一步增强县政府对乡村教育服务的主要责任，采取有力办法，坚持长效扶持机制，探究有用路子，因地制宜、发明性地组织开展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逐渐构成准则，长期坚持，切实增强乡村师资力量，为乡村教育发展供应人才保证。
二、以推进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为重点，不断优化和提高乡村教员队伍的构造和本质
3．积极做好大中城市中小学教员到乡村支教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分要增强统筹协调，依据乡村学校实践需求，制定当地大中城市中小学教员到乡村支教方案，并负责组织施行，重点充分遥远贫穷地域教员资源单薄学校的师资力量。要加大对口援助工作力度，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本行政区域内长期不变的“校正校”对口援助关系，鼓舞和支持城镇办学程度高的中小学与乡村学校坚持办学一起体，经过“结对子”、“手拉手”等多种有用方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继续施行“东部地域学校对口援助西部贫穷地域学校工程”，援助省份和受援省份要不断总结经历，稳固支教效果，进一步加大东部对西部的教育支持力度。
4.认真组织县域内城镇中小学教员按期到乡村任教。县级教育行政部分要在县委、县县政府的指导下，增强教员统筹治理工作，合理装备城乡教员资源，认真做好县域内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的规划；严厉节制城镇中小学教员编制，恰当提高乡村中小学中、高级教员职务的构造比例，积极促进城镇学校教员向乡村学校活动，按期选派城镇学校教员到乡村学校交流任教，并统筹安排落实好其他城市的教员到本地乡村支教的工作。各地要严把教员“进口关”，对急需增补的新教员，应坚持高规范、高起点的准则，严厉执行公开雇用准则，优先知足乡村中小学的需求。
5.探究施行乡村教员特设岗位方案。要抓住坚持和完善乡村任务教育经费保证机制的契机，针对当前乡村学校及格教员紧缺的突出矛盾，省级教育行政部分要争夺相关部分支持，因地制宜地探究乡村学校教员增补的新机制，可在乡村遥远贫穷地域师资紧缺的任务教育学校设立必然数目的教员岗位，公开招募大学毕业生到岗任教，逐渐改善乡村教员队伍构造，加强教员队伍生机，提高乡村教员队伍全体本质。关于在创新教员增补机制，改善乡村教员队伍构造方面做得好的地域，教育部在施行严重项目方案时，将优先予以奖励支持。
6.积极鼓舞并组织落实高校毕业生援助乡村教育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分要认真贯彻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指导和鼓舞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号）精神，采取有力办法，积极共同有关方面，施行“高校毕业生到乡村服务方案”和“大学生意愿服务西部方案”，指导和促进高校毕业生援助乡村教育，鼓舞支持新任公事员和被招募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学校支教。还，选派必然数目的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新聘青年教员到乡村学校支教，并作为培育磨炼高校青年教员的主要路子。其中，中心部委直属高校新聘青年教员支教工作按属地化准则和教育对口援助关系由地点省统筹安排。
7．组织师范生练习支教。师范院校和其他举行教员教育的高校要组织高年级师范生练习支教。在乡村学校坚持练习基地，选派教员带队组织练习指导。在保证师范生培育质量和练习支教延续性的前提下，积极探究练习支教的多种有用路子。参与过乡村学校练习支教的学生在就业时优先引荐、优先录用。
8．积极开展多种方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在做好选派城镇教员长期支教工作的还，各地要因地制宜拓宽支教渠道，组织开展短期支教、兼职支教等方式多样、灵敏有用的智力支教活动。经过组织“特级教员讲学团”巡回下乡送教，城镇主干教员到乡村学校支教带教或“走教”、“联聘”等方式，缓解乡村学校紧缺师资不足的矛盾。各地也要结合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的开展，积极组织乡村学校教员到城镇办学程度高的学校跟岗学习、学习提高。要积极开发优异教员示范课长途教育课件，将城镇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乡村学校。
三、增强指导，保证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获得实效
9．切实增强支教工作的组织指导。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分要在本地党委县政府统一指导下，努力争夺有关部分的支持，依照统筹规划、政策指导、因地制宜、城乡互动的准则，大力推进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要坚持支教员资供求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机制，增强组织协谐和督导检查。要把城镇教员援助乡村教育工作列为教育督导评价的主要内容，督导评价后果要作为今后评价当地教育平衡发展情况和审核首要指导工作政绩的一项主要内容。
10、认真落实支教的相关政策。参与支教的教员，只转暂时组织关系，人事关系和原单位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工龄、教龄和教员职务任职年限延续核算，生活费和交通费补助要有专项经费予以保证。选派到乡村学校支教的高校毕业生支教时期的待遇依照中办发〔〕18号文件规则执行。城镇中小学教员和高校新聘青年教员支教期限应不少于一年。各地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城镇中小学教员到乡村任教服务期准则。城镇中小学教员提升高级教员职务以及参评优异教员和特级教员应有在乡村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的阅历。选派城镇中小学教员支教，其中主干教员应占必然比例。
关于乡村支教篇2
一、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意义重大
乡村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基础和根本。当前，我国35%的幼儿园、35%的初中和66%的小学在乡村。长期以来，数百万乡村教师坚守在最边远、最偏僻、最贫困的地区，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支撑起了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让每个乡村孩子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两基”攻坚目标的顺利实现，乡村孩子“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发展后劲、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更好服务社会的愿望更加迫切，“上好学”、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整体素质，是让乡村孩子享受与城里孩子同样有质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全面发展乡村教育、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没有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乡村教育，关键在教师。教育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硬件条件的现代化，更要实现教师队伍的现代化。乡村教师强，则乡村教育强;乡村教育强，则中国教育强。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保证乡村与全国同步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推进减贫脱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治贫先重教，扶贫先启智。发展教育是减贫脱贫的根本之举。广大乡村教师是教育扶贫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乡村，教师不仅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还肩负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先进文化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使命。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一大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明白人”，是防止乡村衰落与“空心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大计。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培养更多社会急需人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支撑。当前，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归根结底要靠人才。我国有数千万乡村孩子，他们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基础，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把乡村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才资源强国，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和智力保证的重要支撑。
二、近年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绩显著
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重要讲话，就新时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强调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有志青年到农村、边远地区为国家教育事业建功立业;2014年12月9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2015年9月9日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的回信时指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希望广大教师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总理2013年9月9日在看望大连市第二十高级中学师生时强调，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需要更多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特别是到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从教;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2015年9月8日在接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优秀乡村教师代表时指出，乡村教师无怨无悔的坚持和付出，使知识的甘露遍泽祖国的每个角落，这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举，要使广大执教农村的教师受尊重、有回报、得发展。刘延东副总理2013年9月9日在接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时强调，要依法维护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地位与合法权益，落实乡村学校和教学点教师生活补助政策;2015年9月10日在看望自治区昌都市中小学教师代表时强调，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让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在全社会更有光彩、更有地位、更有吸引力。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近些年来在稳定和扩大规模、提高待遇水平、加强培养培训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举措，为乡村教师办了很多大事实事好事，乡村教师队伍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乡村教育事业焕发了生机活力。
抓培养补充，吸引大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教。一是大力实施特岗计划。特岗计划自2006年启动至今，累计招聘约50万名特岗教师，覆盖中西部1000多个县30000多所农村学校，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留任率超过90%。据最新统计，目前在岗的特岗教师（2012年至2014年入岗）18.4万人，其中到县以下（不含县）学校任教17.1万人，占92.6%;到村小、教学点任教4.5万人，占24.7%。在中央政策的示范引领下，各省市积极推进地方特岗计划，招聘录用数万名地方特岗教师补充到农村学校。特岗计划已经成为中西部省份补充乡村教师的重要渠道，极大改善了乡村学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和专业素质。二是积极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2007年国务院在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在中央政策的示范引领下，目前全国有24个省份采取在学免费、学费返还等方式，实行地方师范生免费教育，每年约有3.4万名师范生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通过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吸引了一批优秀学生攻读师范专业，为基层学校特别是中西部乡村学校补充了一批高素质教师。
抓待遇改善，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为改善连片特困地区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待遇，经国务院同意，2013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按照“地方自主实施、中央综合奖补”的原则，对在连片特困地区乡、村学校和教学点工作的教师给予生活补助。2013年9月至今，中央财政下达综合奖励补助资金43.92亿元，惠及22个省份60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的94.9万名乡村教师。其中补助标准较高的湖南泸溪、凤凰等地，最高标准达1400元，部分地区出现了城镇教师争相到乡村学校任教的可喜局面。2015年，该项政策将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99个县全覆盖，惠及118万乡村教师。这一政策推动了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改善乡村教师待遇，对于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调动广大乡村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抓交流轮岗，优化教师资源均衡配置。一是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教师校长补充配备，2014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有关政策文件，全面推进各地实施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重点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流动。力争用3―5年时间，实现这一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率先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并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截至目前，全国有19个省（区、市）出台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的政策文件，交流轮岗改革正由点到面迅速推开。同时，教育部组织首批19个示范区推进“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尽快破解制度瓶颈，为教师交流轮岗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探索推进中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2012年启动，截至2014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4个省份，设置支教点3521个。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近1.9亿元，招募高素质的志愿者7081人，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乡村幼儿园教师缺口，解决了部分边远地区适龄儿童入园难问题。
抓编制统一，保证乡村学校开设国家规定课程。为统筹城乡教师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2014年，印发《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城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核定农村、县镇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对学生规模较小的村小和教学点，按照“生师比”与“班师比”相结合的办法核定编制，确保基本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特别是体育、音乐、美术、科学技术等课程，以保障当地教育需要。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北京、山西、辽宁、上海、福建、山东、青海、新疆等省份实行了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其余各省份编办、教育部门、财政部门正在按照文件精神，研究具体实施办法。
抓持续发展，提高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扩大实施“国培计划”。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国培计划”，以示范引领、雪中送炭、促进改革为宗旨，以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为重点，开展大规模专项培训。到2014年，培训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700多万人次，完成了对640多万中西部农村教师的一轮培训。一大批乡村教师走出大山、走出乡村，更新了观念，拓宽了视野，提升了教育教学能力。对“国培计划”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称其为中西部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二是全面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该工程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重大举措，计划到2017年完成对1000多万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一轮培训，全面提升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2014年共培训乡村教师约40万人。三是积极推进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政策向乡村倾斜。2008年开展试点以来，除外，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6个地级市按照新的评价标准和办法评聘中小学正高级教师806人，其中县及以下农村学校教师有240多人，约占总数的30%。2015年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推开中小学职称制度改革，强调将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统一为初、中、高级;修订评价标准，注重师德、实绩和实践经历，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的倾向，并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倾斜。
三、开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新局面
在肯定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受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不便、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欠账多等因素影响，当前乡村教师队伍仍然面临职业吸引力不强、补充渠道不畅、优质资源配置不足、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去年教师节以来，教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启动研制《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4年12月26日，刘延东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计划》。2015年4月1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计划》。2015年6月1日，国办正式印发该《计划》。
制定实施《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力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计划》聚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最关键领域、最紧迫任务，打组合拳，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切实做到支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补强成效精准，通过实施八方面政策举措，为广大乡村教师扎根乡村学校解决后顾之忧，让广大乡村教师切实感受到乡村教育温暖、踏实而有尊严的未来，到2017年逐步形成“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到2020年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
畅通源头活水，让乡村教师下得去。补充难、补充质量不高，是乡村教师队伍长期以来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计划》紧紧抓住这一问题，提出了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三方面政策举措，激活乡村教师补充配备的源头活水。一是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吸引有志青年投身乡村教育事业。建立“省级统筹、统一选拔”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严格用人标准程序，提高乡村教师入职门槛，从源头上保证乡村教师质量。扩大特岗计划覆盖面，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省贫县列入支持范围，加大向村小、教学点的支持力度，使特岗计划成为中西部乡村教师补充的主渠道。加强师范生本土化培养，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不仅确保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而且解决薄弱学科教师短缺问题。二是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优化乡村教师资源配置。采取定期交流、跨校竞聘、学区一体化管理、乡镇中心学校教师走教等多种途径和方式，重点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县域内重点推动县城教师到乡村学校交流轮岗，乡镇范围内重点推动中心学校教师到村小学、教学点交流轮岗。推进“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破解影响交流轮岗的瓶颈问题。三是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为乡村教师补充留下空间。按照城市标准统一核定乡村学校编制，其中村小学、教学点编制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推动编制配备向乡村学校倾斜。严禁“有编不补”、长期使用临聘人员，严禁占用或变相占用乡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提高地位待遇，让乡村教师留得住。长期以来，乡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计划》提出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两方面政策举措，不断提高乡村教师地位待遇，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在乡村学校长期任教、安心从教。一是提高生活待遇，改善乡村教师生活条件。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让每一位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依法依规保障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重大疾病救助等。二是建立荣誉表彰制度，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突出“长期坚守”，首次建立专门面向乡村教师的荣誉表彰制度，由国家、省、县分别对乡村学校从教30年、20年、10年以上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或给予鼓励。
提升素质能力，让乡村教师教得好。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高乡村教师素质能力，是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根本所在。《计划》提出了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三方面政策举措，努力提升乡村教师素质能力。一是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发挥以德化人的教化作用。建立健全乡村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党建工作，适度加大发展党员力度。落实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二是职称（职务）评审向乡村学校倾斜，拓宽乡村教师职业发展通道。研究完善针对乡村教师的职称（职务）评聘条件和程序办法，增加乡村学校中高级岗位数量，改进乡村教师评审标准，不作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的刚性要求，注重教育教学能力。三是提高乡村教师素质能力，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明确乡村教师校长培训目标，到2020年完成全员360学时培训。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省级政府统筹规划和支持全员培训，市、县政府履行实施主体责任。明确加强教师培训体系建设，整合高等学校、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和中小学校优质资源，建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明确改革国培计划，集中支持中西部乡村教师校长培训。
四、切实让《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落地生根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强调，“如果不沉下心来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因此我们要多措并举，加大工作力度，切实让《计划》落地生根。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政府是实施的责任主体，相关支持政策不仅要在省市县具体化，还要往下更具体化，并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促使扶持政策公开化。各省（区、市）要于2015年年底前，将本省（区、市）的实施办法报教育部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二是提倡因地制宜。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需要立足省情、市情、县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切实摸清当地乡村教师队伍基本状况，准确把握当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政策诉求，把准支持重点，提出有针对性、差别化的推进举措，出台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三是加强经费保障。中央财政将通过相关政策和资金渠道，重点支持中西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投入力度。要把资金和投入用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最薄弱、最迫切需要的领域，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要在锦上添花的事上浪费资源。四是加强督导检查。国家有关部门将组织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对计划实施不到位、成效不明显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同时地方教育督导机构要加强专项督导，及时向社会公布督导情况。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确保计划各项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计划》出台后，教育部通过召开新闻会、协调媒体加大宣传力度、组织专家撰写文章等，阐释《计划》背景意义，解读《计划》政策举措。研究制定相关部门分工方案，明确了任务责任分工表，制作了工作台账。举办高级研究班，对《计划》落实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通过实地调研和集中调研的方式，分赴有关省份了解推进《计划》实施办法的制定工作。
各地抓紧行动，加快推进，当前特别围绕《计划》实施办法的制定加大工作力度，取得了较快进展。截至目前，湖北、贵州已经正式印发了实施办法，其他各地也都形成了实施办法初稿，提出了很多有亮点的创新举措。例如，贵州省建立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选拔、任命、培养、考核乡村学校校长制度;每年重点遴选培育10名乡村教育家和300名乡村名师。湖北省对师范生从原来按专业系数1.0生均拨款，提高到按2.0系数拨款;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乡村教师总数15%的比例进行省级补助。湖南省拟改革免费师范生制度，由“县来县去”，改为“县来乡去”“乡来乡去”“乡来点去”。云南省拟在全省实施每人每月500元乡镇工作津贴的基础上，对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教师，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1万元的标准，根据艰苦边远程度进行补助，省级财政对实施“500+X”差别化政策的县市进行综合奖补等。
关于乡村支教篇3
关键词：城乡教育；一体化；目标；路径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6-0063-05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现阶段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的愿景与目标。近年来，在我国教育理论界，一些研究者围绕如何认识城乡教育一体化、如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且不乏新颖、深刻的认识与见解。而在实践层面，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业已成为众多地区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尤其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行动，并且不断生成或涌现出颇具区域特色的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经验与模式。这些经验与模式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价值与意义。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种持续的过程，也是一种需要科学对待、不懈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城乡教育一体化有关问题的认识自属必要。本文就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定位、目标分解及其路径选择谈一些思考。
一、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定位
城乡教育一体化本身是一种目标性的表达。它是指城乡教育的发展达到一体化的要求与目标。认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定位，是与认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动因及其内涵密切联系的。
有论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衍生概念。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要以理解城乡一体化为前提，或者说，“理解城乡一体化是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关键”。在这种意义上，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城乡教育一体化乃是紧紧服务于城乡一体化。
我国在国家政策层面确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始于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十七大报告提出这一目标，又是基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则把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2020年前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与任务。随后，在2009年和2010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均进一步把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和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农业农村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颁布。在《规划纲要》的第二篇“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继续强调“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
通过以上政策回溯，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我国提出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努力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目标，乃是紧紧地着眼于农业农村的发展，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基于我国特有的国情和国家制度安排，推进城市化与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同时进行，不可执于一端。正是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推进，构成了中国城乡发展的一体化。从另一层面看，这里的“一体化”，其要义是消解长期以来因制度设置的不合理而导致的城乡分隔及对农村发展的严重制约与障碍，从而使城乡发展协调均衡、相互促进、融为一体。这一目标的提出，从整体上看，一是基于根治“三农”问题的必要性，二是基于形势发展的可能性。所谓必要性，是指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我国“三农”问题在逐步化解，与此同时，制约“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也在凸现，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制度的障碍依然存在。有学者指出：“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个结构问题、体制问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在表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是根治“三农”问题的关键。所谓可能性，是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心理及制度基础已大体形成。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在整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也表明，破解“三农”问题体制机制障碍的时期已经到来。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目标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或者说，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本身包含着城乡教育一体化。由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紧紧指向于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指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因而也是紧紧指向农村教育的新发展，或指向农村教育的更好发展。提出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其基本要求依然是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加大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力度，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与公平发展。实现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又意味着需要通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包括破除城乡二元教育结构，从根本上消解导致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的制度阻力与障碍，从而为今日农村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城乡教育的共同繁荣与发展营造更为良好的、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应该予以特别认识的是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关联。可以这样认为，城乡教育一体化离不开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是城乡教育统筹发展到一定时期、一定阶段所呈现的一种新的状态，是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指向的一种新的目标或者说新的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城乡教育一体化较之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是一种更高位的概念。城乡教育一体化建立在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基础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乡教育统筹发展得到大力推进，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蕴含于城乡一体化中的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的目标与追求，为今日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城乡教育的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分解
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可视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对此，我们可以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予以深入认识，并对这一目标进行分解。
《教育规划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思想，确立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同时确立了“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和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的战略目标。依据上述总体战略，《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的任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并明确了教育改革发展的保障措施。而在深入认识与理解《教育规划纲要》的内涵与精神时，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与亮色，这就是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新的重视与关注。无论是“总体战略”中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还是“发展任务”别强调重点发展面向农村的教育，或是“体制改革”中强调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又或是“保障措施”中凸显对农村教育发展的保障，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出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精心设计与安排及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新的追求与期待。这种追求与期待，概而言之，正是指向城乡教育一体化。尽管《教育规划纲要》没有频频使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概念，但却深刻地体现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旨意与目标。因为其所指向的农村教育发展，正是着眼于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的发展差距，促进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和一体化发展。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种整体性的目标表达。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中，城乡教育具有类别性、层次性，城乡教育的一体化也将呈现出动态的、不断推进的发展过程。这里，有必要结合《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与要求，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予以分解，以期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的实施有更清晰的认识与把握。
现阶段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可分解为如下基本目标或具体目标：
1.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体化义务教育的统一实施本身蕴含着一体化的要求。对此，《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鉴于义务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乃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目标，也是首要目标。时至今日，我国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采取了诸多措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不断取得明显的成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尤其是义务教育质量发展差距明显。现阶段影响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突出问题还是资源配置问题。相对于城市义务教育的资源状况而言，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或较贫困的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始终是制约义务教育良好发展的瓶颈。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乃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制度的阻隔与障碍。现阶段农村义务教育中突出存在的优质教育资源缺乏问题实质上是一种结构问题、制度问题。如何进一步消解这种结构与制度障碍已成为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2.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体化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体化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有要求，也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具体目标之一。《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和“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任务，同时要求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教育规划纲要》的这些要求实际上蕴含着对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体化要求。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较为突出，远远大于义务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在为数不少的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未能进入学前教育机构的农村儿童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一些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机构虽有设立，但其设施、条件及师资状况与城市学前教育机构相差甚远。缩小城乡学前教育的发展差距已成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任务。实现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体化无疑是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
3.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体化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一体化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与重要目标。实现城乡职业教育的一体化，不仅是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适应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向前推进的需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推进要求培养新型劳动者，其中包括培养农村转移劳动者。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客观上对提供有效的职业教育服务有着深切的需求，这也对实现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提出了现实的需求。时至今日，我国城乡职业教育均有了较大发展，但城乡职业教育的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在不少农村地区，尤其是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普通教育或基础教育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统筹，把面向城市的职业教育和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从而实现城乡职业教育的一体化。
4.城乡继续教育发展的一体化“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是我国中长期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应包含统筹城乡继续教育的发展和实现城乡继续教育一体化，因为这是构建国家终身教育体系和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是指向全体人民的“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的教育体系，这里的全体人民自然包含全体城市人和农村人。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也自然意味着既要形成学习型的城市社会，也要形成学习型的农村社会。如果中国的农村社会不能形成学习型社会，又如何能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作为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其对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和实现城乡继续教育一体化必然有着深切的要求。现阶段推进城乡继续教育的一体化，重点是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在进一步促进城市继续教育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继续教育，促进农村学习型社区的广泛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新”，应该鲜明地体现在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上，这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实践。实践中已开始形成种种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路径，由此也开始形成一些新的经验与模式。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上，已初步形成一定的共识，但也需要继续讨论与探索。在此，结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同时也结合实践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就如何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即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路径选择谈如下几点认识。
1.继续加强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新世纪我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立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上述方针同样适用于发展农村教育和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过
程中，已不断实施种种支持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然而，反观新世纪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在肯定已取得的进展与成效时，也能感受到存在的问题与困惑。突出的问题是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尚不平衡。例如，重于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弱于对农村非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效果还存在较严重的地域差异。另一方面，在支持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农村教育“被城市化”的倾向。城乡教育一体化被演变为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如此实施方略，值得深入反思。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路径，是体现在《教育规划纲要》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在继续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认识以下问题：何谓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农村教育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怎样的支持才是最合适、最有力的?无论如何，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最终必须真正落实在“农村教育”的发展，而不是“去农村教育”的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自然也是使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更均衡、更协调地发展，而不是使农村教育实现城市化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教育的新发展。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也需要更好地落实到支持农村教育更加自主、更有特色的发展上。在另一层面上，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支持，也需要更深刻地体现为一种系统地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要继续体现在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质量的提升上，同时要体现在大力促进农村非义务教育的发展上。要在继续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农村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方面的支持。
2.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可视为针对城乡教育的非一体化而言，即针对城乡教育现存的二元结构和二元制度安排而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需要不断破解城乡二元教育结构与二元教育制度。这是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必由之路。对此，我国已有诸多学者予以论及，实践中的教育制度改革尤其是教育体制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然而，着眼于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体制改革仍需加强与深化。而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深化对改革哪些教育体制的认识，同时要深化对如何改革或者说改革方式的认识。《教育规划纲要》对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任务和要求，这些新的任务和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化解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促进城乡教育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在深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过程中，我们要结合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强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等。在现阶段，尤其要深化以“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为重心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努力建立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估机制。
关于乡村支教篇4
摘要：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农民负担反弹的诱因依然存在。本文以河南省三门峡市为例，通过对该市农村税费改革情况的调查，以此作为个案，探讨、研究农村税费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 农村 税费改革 问题 对策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的西部，地处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丘陵山区，下辖三县（陕县、渑池、卢氏）、两市（灵宝市、义马市）、一区（湖滨区），国土面积10496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54.8％，丘陵占36％，平原仅占9.2%；耕地面积231万亩，绝大部分为旱地。2001年，全市总人口218.47万，其中农业人口158.82万，占总人口的72.7%，农民人均纯收入2020元，大部分农户仍然以农业生产为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河南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2002年，三门峡市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全面展开。从2002年6月到11月，笔者陆续从全市六个县、市、区中分别选择一些乡镇，深入到村组和农户家中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笔者认为：三门峡市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一些深层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税费改革还需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一、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成果 （一）从总体来看，实际税率大幅下降，农民负担明显减轻。 改革后，全市农业税4837.6万元，附加996万元，亩均负担28.8元，人均负担36.4元。与2001年扣除“两工”后的农民负担相比，全市共计减负8573.6万元，减负比例为59.6%；亩均减负35元，减负比例54.9%；人均减负53.9元，减负比例59.7%。目前，三门峡市的农业税负担比例在全省是最低的，总减负比例在全省是最大的。广大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负担的减轻，真心拥护农村税费改革。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纳税秩序，减轻农民负担有了制度保障。 这次税费改革的重点是“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和农村教育集资以及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合理确定新的农业税税率，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重复交叉征收。改革现行的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通过征收农业税附加的方式，筹措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费和村办公经费这三项开支所需要的资金。这些政策在基层得到了落实，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民的负担，农民自己也有了明白帐。 (三)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干群关系得以改善。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催粮派款上，工作难度大，受气多，群众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改革后，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目前，农业税征收顺利，如果扣除渑池因灾缓征的因素，截至9月10日，其他县、市、区都已完成全年征收任务的82%以上。 (四)促进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 改革后，农税征管工作实现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导型，向财税、农业部门执法主体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客观上加速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 (五)农业生产结构逐步优化。 改革后，土地面积成了计税的依据，棉、油、糖、麻、菜等经济作物比照同等耕地折算成粮食常产，由于粮食常产固定而粮食市价不高，农民为了增加收益，积极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农业生产结构逐步优化。 二、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的旧有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基层政府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的矛盾没有完全解决。税费改革后，三门峡市大部分乡镇、村组财政收支缺口更大，极有可能成为农民负担反弹的诱因。 （1）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在收的方面（“三取消”“一提高”），取消乡统筹费和农村教育集资以及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农业税税率提高到8.4%。在支的方面，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两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乡级道路建设和民兵训练支出，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但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并未完全到位，事权和财权的划分还不尽合理，相当一部分支出项目仍然主要靠乡镇基层财政来解决，所以收支相抵，乡镇政权还是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各乡镇的收支无一不存在资金缺口，而且越是农业比重大的乡镇，其缺口越大。 以陕县张茅乡为例：税费改革后，其农业税正税收入667235元，扣除减免税30026元，农业税征收经费20017元，生产环节农业特产税10000元，屠宰税5765元后，同税费改革前农业税正税162856元相比，财政增收438571元。而乡财政则增支484000元，其中乡村义务教育140000元、计划生育26000元、优抚和民兵训练支出77000元、乡级道路建设72000元，乡级医疗补助30000，乡中小学危房改造139000元。增收与增支相减，全乡乡级财政缺口45429元。 (2)农业税附加收入难以保证村级正常支出。 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是村级组织的主要开支。改革后，其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为农业税税额的20%），实际情况是这部分资金难以维持村级组织的良性运转。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如张茅乡，全乡共22个行政村，全部无法用农业税附加来保证村级组织的正常支出。每个行政村按25000元计算，共需550000元，除去农业税附加133447元，村级支出缺口416553元。在所调查的乡镇中，几乎每一个乡镇都有个别村组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 2、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农村税费改革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目前的状况是：县财政自顾不暇，没有补助乡镇财政的能力；省财政解决不了县级财政的赤字，而中央财政每年的转移支付力度又明显不足。据了解，如果扣除地区差别，绝大部分乡镇转移支付所得还占不到其资金缺口的一半。 3、乡镇机关精简机构、削减开支的难度较大，有可能成为诱发农民负担反弹的潜在因素。乡镇机构改革的包袱既无法向下转嫁，也难以向社会转移，完全需要自我消化，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乡镇机关的开支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减少，资金缺口极有可能诱发农村负担的反弹。 4、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原有的税源结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改变。县乡财政收入主要由工商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和农业税构成。税源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三门峡市下辖的各个县、市、区，非农产业基本上都比较落后，因此，前三类税收有限，故对农业税有较大程度的依赖，税源结构中农业税仍然占到相当比重。这种状况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所以县乡财政正税收入不足，农民负担加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二）税费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 1、技术层面的问题 （1）计税办法繁琐，难以真正据实征收。农业税政策调整后，在征收办法上力图规范，因此确定了计税面积、计税常产和计税价格这三个变量来测算每一农户的应征税额。这一设想固然科学，但由于三门峡市是山区农业、丘陵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土地面积难以精确核定，逐年产量变动较大，不仅计算税额相当繁琐， 而且实际征收中效果也不尽理想。 ①常年产量的确定不尽科学，而且不宜保持长期不变。政策要求以1994年至1998年5年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为依据确定常年产量，并保持长期稳定。该市1994-1998年间是丰产年，而近几年均遭灾欠收，各县市在具体操作中，结合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然而常年产量仍然偏高，不能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同。个别地方先由县里确定一个总产量，然后向各个乡镇分派指标，各乡镇再向各村组分解亩产，这种倒算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另外，将棉、油、糖、麻、菜等作物比照同等耕地折算成粮食常产，引起了群众较多的争议。此外，常年产量不宜长期保持不变，应该根据逐年的实际作出适当调整。 ②计税面积的确定不很精确。按政策要求，计税面积应以农民第二轮合同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基础确定。但是，各乡镇上报的计税面积与2001年原农业税计税面积、第二轮承包土地面积都有较大出入。如灵宝市2001年农业税计税面积888576亩，而今年乡镇核实上报的面积是773570.93亩；与灵宝市第二轮承包面积860794亩相比，减少了87223.07亩。这反映出税费改革过程中核算工作的粗糙。个别乡镇领导甚至坦言：税费改革时间紧、任务重，很多工作都是“夹生饭”，明年还得回头重做。 ③计税价格的不确定性增加，成为农业税计算和征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根据政策，计税价格按照国家保护价计征，今年3至5月，省市确定的计税价格（小麦）是1.04元/公斤，而到五月下旬又变成了1.14元/公斤，群众对此颇有异议。实际上，粮食在市场上既卖不到1.14元/公斤，也卖不到1.04元/公斤的价位，也就是说农民无法在这样的价格上实现收入，却要在这样的价格上纳税。 (2)个别农户计税面积已全部退耕还林，不再交纳农业税，无农业税的农户是否应交纳适当的农业税附加，数额如何确定，基层不知道具体的处理方法。 (3)个别农户长年外出务工，有地无产，应纳税款难以上交，而村组又不愿或无力垫付。 (4)对往年尾欠乡统筹、村提留如何处理？如要追缴，怎样才能既稳妥，又不会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2、农户之间出现了新的负担不公。 （1）地多农户与地少农户之间的税负不公。近年来土地的边际收益减少，地多的农民由于较少参与非农产业，其收益并不比地少而较多参与非农产业的农民多。以土地为计税依据，地少的农民经济条件较好，承担的税费较轻；地多的农民经济条件较差，承担的税费反而较重。 （2）无地农民的税赋转嫁给有地农民。农业税及其附加以土地为计税依据，农业税率上升到8.4%，传统种植农业的收益下降，个别地区的有地农户，其收益状况甚至不如退耕还林户。 （3）部分地区农民实际负担加重。有乡村集体经营收入的村，其原先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多由集体经济垫付，农民并没有真正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有地和地多的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实际税负比过去重。 以上情况客观上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看，农户会主动调整种植结构，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和土地的价值；从消极方面来看，农民退地抛荒的动机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一定影响。 3、农村基础教育受到一定的影响。 （1）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受到冲击。按照税费改革政策的规定，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事实上，近几年我们在农村所进行的普九达标投入，主要是靠乡村集体积累和向农民集资完成的。税费改革以后，不允许再向农民集资，而多数县乡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承担农村中小学的校舍改造任务，形成“旧的渠道堵死了，新的渠道难以形成”的不利局面，使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受到很大冲击。 （2）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在个别区县有一定难度。根据全国、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基础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县级为主的管理体制。因受财力不足的制约，个别财政困难的区县实行的是本级和乡镇两个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乡镇执行的是老标准，前两年的调资没有落实。而统一发放，实行一个标准，增支部分使这些区县财政难以承受，增加了统一发放工资的难度。 4、税费改革的宣传在某些地方存在片面性。 （1）过分强调税费改革的减负作用，致使改革后实际负担加重的地区和个别农户，对税费改革有怀疑甚至抵触情绪。 （2）将税费改革简单理解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大大低估了这次改革的意义，并且造成相当部分基层干部的不满情绪。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这三次革命依次是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分配权的革命）。减轻农民负担仅仅是它的第一步，下一步税费改革的核心是县乡财政体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税收制度调整社会分配，建立一个民主、公平、统一、规范、高效的现代财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5、配套政策不足。 没有相关配套政策提供制度保证，农村税费改革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应该说，三门峡市目前制定的各项政策基本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但是由于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有些政策的执行并没有具体化，还在搞“一刀切”，加之一些村组基层组织不健全,部分农民群众对税费改革不支持,不理解,行动迟缓,形成了一些死角、死面，加大了工作难度。如灵宝市焦村镇的李家坪村、大王镇后地村的第九组等等，甚至没有做到“三到户”。其原因有的是干群关系紧张，有的是村级组织不健全或瘫痪，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关注。 另一方面，由于配套政策直接涉及到相当部分人员的利益分配和职务的去留，其难度不亚于税费的主体改革。所以基层的操作极为谨慎，相当部分地区处于观望状态，进展十分缓慢。 税费改革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是正常的，并不能因此就否认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关键在于必须毫不动摇地进一步深化改革，决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否则的话，新问题不但可能得不到解决，旧有的矛盾还会进一步激化，税费改革很有可能前功尽弃，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建议 总的看法是：为了避免农民负担反弹，需要将农村税费改革引入第二个阶段，即制度建设阶段，集中精力抓好配套改革，在深化改革、规范各级分配的过程中逐步消除矛盾和隐患。 （一）清理各项涉农收费项目，坚决取消所有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收费，建立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1、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农民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取消各地自行出台的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集资项目。对农村税费改革后保留的涉及农民的收费，公布项目和标准，接受农民和社会监督。 2、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机制，强化法制意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各级农民负担监督部门也要切实加强农民负担监管工作，开展专项治理。重点抓好中小学乱收费、电力乱收费、报刊摊派、各种非法基金、教育集资、计划生育等乱收费行为的治理。纠正财政部门向有关部门下达“上交指标”的做法，消除这些部门以“指标”为借口形成新的“三乱”。另外，在农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规范村级“一事一议”制度，防止以此为借口形成新的乱收费；同时要加大对乱收费的处罚力度，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 （二）加快乡镇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压缩财政供养人员和村组干部人数。 1、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出现的收支缺口，通过发展农村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精减乡镇机构、压缩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和上级财政必要的转移支付等多种途径消化解决。按照政企分开和精减效能的原则，可以将直接管理乡镇集体经济活动的职能从乡镇政府职能中分离出去，将农村水电经营管理、农机作业服务、法律服务职能，逐步推向市场。 2、积极推进乡镇行政机构及事业单位改革。合理设置乡镇机构，严格核定人员编制，清退编外和临时招聘人员。 3、合理调整农村中小学教育布局，根据自然条件、人口密度和交通状况等情况，适当合并现有乡村学校，精简教师队伍，逐步辞退不合格教师和农村代课教师，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 4、积极探索精简分流人员的各种有效途径，多渠道妥善安置分流人员。适当合并现有村组建制，精简村组干部，村“两委”干部尽量交叉任职，组干部尽量由村干部兼任。对村干部报酬，根据其工作绩效和当地农民收入情况，合理确定标准。 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成果能否巩固，关键在于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农村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只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不转变政府职能，不仅开支减的有限，而且反弹的可能性极大。农村教育不从投资体制、教学配置等方面作大的调整，农民负担的这个大头就难以真正减轻。 （三）改革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规范县、乡之间的分配关系。 1、根据分税制财政体制要求和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需要，按照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县、乡政府事权和财权，赋予乡镇政府与其承担事权相一致的财权。 2、对农村税费改革后因政策性减收形成的乡镇和村级财力缺口，通过省、市、县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给予必要补助，适当加大对贫困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和必要支出的需要。强化乡镇财政预算约束，严格资金管理，提高乡镇财政运行质量。 （四）完善农业税征收体制，规范征收行为。 1、县、乡两级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需要，建立健全农业税管理机构，加强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各项农业税收及附加收入的征管，要严格按照新的征收管理办法执行。严禁按地亩、按人头摊派征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附加。要结合乡镇财政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规范农业税征管程序，简化征管手续，为纳税人自愿申报纳税创造便利条件。 2、进一步加大农业税政策宣传普及工作力度，引导和教育农民增强依法纳税、自觉纳税的意识。加强农税征管队伍建设，提高农税征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建立农业税收档案资料，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农业税收计算机管理，推动农业税征管科学化、规范化。 （五）妥善处理乡村债务和农户税费尾欠。 1、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各地要对乡镇及村级负债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分类解决的办法，制定具体的清偿计划，可以参考“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妥善处理，不能随意将负担转嫁给农民。 2、乡统筹、村提留尾欠，要认真进行清理，分类核实到户。根据农民的承受能力，分期、分批清收，不和农村税费改革搅在一起。在具体操作中，必须稳妥进行，不能形成不稳定因素，更不能新开乱收费的口子。 （六）按照政策要求，在具体工作中突出抓好“五个规范、四个确保、三个集中支付”。 1、“五个规范”：（1）规范县与乡的财政体制。从目前情况看，各县（市、区）、乡镇财政体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一县一制，一年一定，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相对稳定的财政体制，难以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新形势。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两级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要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和调动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积极性的原则，合理划分县与乡的财权与事权，凡是能够在乡镇开支的项目划归乡镇，财力留在乡镇；否则，收支由县管理。（2）规范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转移支付资金是为弥补农村税费改革后资金缺口而设立的专项资金，对转移支付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捆绑使用、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从而确保应该分配给乡村的转移支付资金到位。同时，将转移支付资金补助数额与乡村收入完成情况挂钩。各县、市、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报市级审批。（3）规范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近年来，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不规范，造成人员增长过快，冗员过多。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大部分地方出现了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对此，在搞好教师核编定员的基础上，制定发放办法，规范发放范围和标准。（4）规范村干部待遇及村务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工资和村务支出由农业税附加解决，而农业税附加按政策征收的数额低于过去的“三提”数额，村干部工资和村务支出出现了一定缺口，虽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助一部分，但如不搞好定员定额，很难保证正常支出需要。可以采用村党支部、村委会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做好村街干部职数核定工作。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合理确定村干部工资和村务支出标准。（5）规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村干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医疗保险、义务兵优待金、弱势群体的优抚照顾等，探索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保证其基本需要。 2、“四个确保”：（1）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让农民从改革中真正得到实惠。（2）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3）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4）确保实现农村社会稳定。 3、“三个集中支付”：（1）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实行县级财政统一发放，集中支付。（2）村干部工资和村务支出实行财政统一发放，集中支付。（3）对村干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医疗保险、义务兵优待金、五保户供养、弱势群体的优抚照顾等实行财政统一发放，集中支付。 参考文献： 三门峡市统计局.三门峡统计年鉴200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关于乡村支教篇5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对策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的西部，地处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丘陵山区，下辖三县（陕县、渑池、卢氏）、两市（灵宝市、义马市）、一区（湖滨区），国土面积10496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54.8％，丘陵占36％，平原仅占9.2%；耕地面积231万亩，绝大部分为旱地。2001年，全市总人口218.47万，其中农业人口158.82万，占总人口的72.7%，农民人均纯收入2020元，大部分农户仍然以农业生产为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河南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2002年，三门峡市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全面展开。从2002年6月到11月，笔者陆续从全市六个县、市、区中分别选择一些乡镇，深入到村组和农户家中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笔者认为：三门峡市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一些深层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税费改革还需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一、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成果
（一）从总体来看，实际税率大幅下降，农民负担明显减轻。
改革后，全市农业税4837.6万元，附加996万元，亩均负担28.8元，人均负担36.4元。与2001年扣除“两工”后的农民负担相比，全市共计减负8573.6万元，减负比例为59.6%；亩均减负35元，减负比例54.9%；人均减负53.9元，减负比例59.7%。目前，三门峡市的农业税负担比例在全省是最低的，总减负比例在全省是最大的。广大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负担的减轻，真心拥护农村税费改革。
（二）税费改革规范了纳税秩序，减轻农民负担有了制度保障。
这次税费改革的重点是“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和农村教育集资以及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合理确定新的农业税税率，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重复交叉征收。改革现行的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通过征收农业税附加的方式，筹措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费和村办公经费这三项开支所需要的资金。这些政策在基层得到了落实，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民的负担，农民自己也有了明白帐。
(三)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干群关系得以改善。
改革前，基层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催粮派款上，工作难度大，受气多，群众有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改革后，基层干部从催粮派款中得到解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目前，农业税征收顺利，如果扣除渑池因灾缓征的因素，截至9月10日，其他县、市、区都已完成全年征收任务的82%以上。
(四)促进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
改革后，农税征管工作实现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导型，向财税、农业部门执法主体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从客观上加速了乡镇政权职能的转变。
(五)农业生产结构逐步优化。
改革后，土地面积成了计税的依据，棉、油、糖、麻、菜等经济作物比照同等耕地折算成粮食常产，由于粮食常产固定而粮食市价不高，农民为了增加收益，积极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农业生产结构逐步优化。
二、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的旧有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基层政府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的矛盾没有完全解决。税费改革后，三门峡市大部分乡镇、村组财政收支缺口更大，极有可能成为农民负担反弹的诱因。
（1）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在收的方面（“三取消”“一提高”），取消乡统筹费和农村教育集资以及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农业税税率提高到8.4%。在支的方面，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两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乡级道路建设和民兵训练支出，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但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并未完全到位，事权和财权的划分还不尽合理，相当一部分支出项目仍然主要靠乡镇基层财政来解决，所以收支相抵，乡镇政权还是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各乡镇的收支无一不存在资金缺口，而且越是农业比重大的乡镇，其缺口越大。
以陕县张茅乡为例：税费改革后，其农业税正税收入667235元，扣除减免税30026元，农业税征收经费20017元，生产环节农业特产税10000元，屠宰税5765元后，同税费改革前农业税正税162856元相比，财政增收438571元。而乡财政则增支484000元，其中乡村义务教育140000元、计划生育26000元、优抚和民兵训练支出77000元、乡级道路建设72000元，乡级医疗补助30000，乡中小学危房改造139000元。增收与增支相减，全乡乡级财政缺口45429元。
(2)农业税附加收入难以保证村级正常支出。
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是村级组织的主要开支。改革后，其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为农业税税额的20%），实际情况是这部分资金难以维持村级组织的良性运转。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如张茅乡，全乡共22个行政村，全部无法用农业税附加来保证村级组织的正常支出。每个行政村按25000元计算，共需550000元，除去农业税附加133447元，村级支出缺口416553元。在所调查的乡镇中，几乎每一个乡镇都有个别村组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
2、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农村税费改革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目前的状况是：县财政自顾不暇，没有补助乡镇财政的能力；省财政解决不了县级财政的赤字，而中央财政每年的转移支付力度又明显不足。据了解，如果扣除地区差别，绝大部分乡镇转移支付所得还占不到其资金缺口的一半。
3、乡镇机关精简机构、削减开支的难度较大，有可能成为诱发农民负担反弹的潜在因素。乡镇机构改革的包袱既无法向下转嫁，也难以向社会转移，完全需要自我消化，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乡镇机关的开支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减少，资金缺口极有可能诱发农村负担的反弹。
4、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原有的税源结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改变。县乡财政收入主要由工商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和农业税构成。税源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三门峡市下辖的各个县、市、区，非农产业基本上都比较落后，因此，前三类税收有限，故对农业税有较大程度的依赖，税源结构中农业税仍然占到相当比重。这种状况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所以县乡财政正税收入不足，农民负担加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二）税费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
1、技术层面的问题
（1）计税办法繁琐，难以真正据实征收。农业税政策调整后，在征收办法上力图规范，因此确定了计税面积、计税常产和计税价格这三个变量来测算每一农户的应征税额。这一设想固然科学，但由于三门峡市是山区农业、丘陵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土地面积难以精确核定，逐年产量变动较大，不仅计算税额相当繁琐，而且实际征收中效果也不尽理想。
①常年产量的确定不尽科学，而且不宜保持长期不变。政策要求以1994年至1998年5年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为依据确定常年产量，并保持长期稳定。该市1994-1998年间是丰产年，而近几年均遭灾欠收，各县市在具体操作中，结合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然而常年产量仍然偏高，不能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同。个别地方先由县里确定一个总产量，然后向各个乡镇分派指标，各乡镇再向各村组分解亩产，这种倒算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另外，将棉、油、糖、麻、菜等作物比照同等耕地折算成粮食常产，引起了群众较多的争议。此外，常年产量不宜长期保持不变，应该根据逐年的实际作出适当调整。
②计税面积的确定不很精确。按政策要求，计税面积应以农民第二轮合同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基础确定。但是，各乡镇上报的计税面积与2001年原农业税计税面积、第二轮承包土地面积都有较大出入。如灵宝市2001年农业税计税面积888576亩，而今年乡镇核实上报的面积是773570.93亩；与灵宝市第二轮承包面积860794亩相比，减少了87223.07亩。这反映出税费改革过程中核算工作的粗糙。个别乡镇领导甚至坦言：税费改革时间紧、任务重，很多工作都是“夹生饭”，明年还得回头重做。
③计税价格的不确定性增加，成为农业税计算和征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根据政策，计税价格按照国家保护价计征，今年3至5月，省市确定的计税价格（小麦）是1.04元/公斤，而到五月下旬又变成了1.14元/公斤，群众对此颇有异议。实际上，粮食在市场上既卖不到1.14元/公斤，也卖不到1.04元/公斤的价位，也就是说农民无法在这样的价格上实现收入，却要在这样的价格上纳税。
(2)个别农户计税面积已全部退耕还林，不再交纳农业税，无农业税的农户是否应交纳适当的农业税附加，数额如何确定，基层不知道具体的处理方法。
(3)个别农户长年外出务工，有地无产，应纳税款难以上交，而村组又不愿或无力垫付。
(4)对往年尾欠乡统筹、村提留如何处理？如要追缴，怎样才能既稳妥，又不会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2、农户之间出现了新的负担不公。
（1）地多农户与地少农户之间的税负不公。近年来土地的边际收益减少，地多的农民由于较少参与非农产业，其收益并不比地少而较多参与非农产业的农民多。以土地为计税依据，地少的农民经济条件较好，承担的税费较轻；地多的农民经济条件较差，承担的税费反而较重。
（2）无地农民的税赋转嫁给有地农民。农业税及其附加以土地为计税依据，农业税率上升到8.4%，传统种植农业的收益下降，个别地区的有地农户，其收益状况甚至不如退耕还林户。
（3）部分地区农民实际负担加重。有乡村集体经营收入的村，其原先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多由集体经济垫付，农民并没有真正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有地和地多的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实际税负比过去重。
以上情况客观上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看，农户会主动调整种植结构，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和土地的价值；从消极方面来看，农民退地抛荒的动机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一定影响。
3、农村基础教育受到一定的影响。
（1）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受到冲击。按照税费改革政策的规定，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事实上，近几年我们在农村所进行的普九达标投入，主要是靠乡村集体积累和向农民集资完成的。税费改革以后，不允许再向农民集资，而多数县乡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承担农村中小学的校舍改造任务，形成“旧的渠道堵死了，新的渠道难以形成”的不利局面，使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受到很大冲击。
（2）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在个别区县有一定难度。根据全国、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基础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县级为主的管理体制。因受财力不足的制约，个别财政困难的区县实行的是本级和乡镇两个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乡镇执行的是老标准，前两年的调资没有落实。而统一发放，实行一个标准，增支部分使这些区县财政难以承受，增加了统一发放工资的难度。
4、税费改革的宣传在某些地方存在片面性。
（1）过分强调税费改革的减负作用，致使改革后实际负担加重的地区和个别农户，对税费改革有怀疑甚至抵触情绪。
（2）将税费改革简单理解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大大低估了这次改革的意义，并且造成相当部分基层干部的不满情绪。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这三次革命依次是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分配权的革命）。减轻农民负担仅仅是它的第一步，下一步税费改革的核心是县乡财政体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税收制度调整社会分配，建立一个民主、公平、统一、规范、高效的现代财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5、配套政策不足。
没有相关配套政策提供制度保证，农村税费改革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应该说，三门峡市目前制定的各项政策基本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但是由于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有些政策的执行并没有具体化，还在搞“一刀切”，加之一些村组基层组织不健全，部分农民群众对税费改革不支持，不理解，行动迟缓，形成了一些死角、死面，加大了工作难度。如灵宝市焦村镇的李家坪村、大王镇后地村的第九组等等，甚至没有做到“三到户”。其原因有的是干群关系紧张，有的是村级组织不健全或瘫痪，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关注。
另一方面，由于配套政策直接涉及到相当部分人员的利益分配和职务的去留，其难度不亚于税费的主体改革。所以基层的操作极为谨慎，相当部分地区处于观望状态，进展十分缓慢。
税费改革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是正常的，并不能因此就否认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关键在于必须毫不动摇地进一步深化改革，决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否则的话，新问题不但可能得不到解决，旧有的矛盾还会进一步激化，税费改革很有可能前功尽弃，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建议
总的看法是：为了避免农民负担反弹，需要将农村税费改革引入第二个阶段，即制度建设阶段，集中精力抓好配套改革，在深化改革、规范各级分配的过程中逐步消除矛盾和隐患。
（一）清理各项涉农收费项目，坚决取消所有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收费，建立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1、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农民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取消各地自行出台的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集资项目。对农村税费改革后保留的涉及农民的收费，公布项目和标准，接受农民和社会监督。
2、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机制，强化法制意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各级农民负担监督部门也要切实加强农民负担监管工作，开展专项治理。重点抓好中小学乱收费、电力乱收费、报刊摊派、各种非法基金、教育集资、计划生育等乱收费行为的治理。纠正财政部门向有关部门下达“上交指标”的做法，消除这些部门以“指标”为借口形成新的“三乱”。另外，在农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规范村级“一事一议”制度，防止以此为借口形成新的乱收费；同时要加大对乱收费的处罚力度，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
（二）加快乡镇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压缩财政供养人员和村组干部人数。
1、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出现的收支缺口，通过发展农村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精减乡镇机构、压缩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和上级财政必要的转移支付等多种途径消化解决。按照政企分开和精减效能的原则，可以将直接管理乡镇集体经济活动的职能从乡镇政府职能中分离出去，将农村水电经营管理、农机作业服务、法律服务职能，逐步推向市场。
2、积极推进乡镇行政机构及事业单位改革。合理设置乡镇机构，严格核定人员编制，清退编外和临时招聘人员。
3、合理调整农村中小学教育布局，根据自然条件、人口密度和交通状况等情况，适当合并现有乡村学校，精简教师队伍，逐步辞退不合格教师和农村代课教师，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
4、积极探索精简分流人员的各种有效途径，多渠道妥善安置分流人员。适当合并现有村组建制，精简村组干部，村“两委”干部尽量交叉任职，组干部尽量由村干部兼任。对村干部报酬，根据其工作绩效和当地农民收入情况，合理确定标准。
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成果能否巩固，关键在于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农村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只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不转变政府职能，不仅开支减的有限，而且反弹的可能性极大。农村教育不从投资体制、教学配置等方面作大的调整，农民负担的这个大头就难以真正减轻。
（三）改革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规范县、乡之间的分配关系。
1、根据分税制财政体制要求和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需要，按照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县、乡政府事权和财权，赋予乡镇政府与其承担事权相一致的财权。
2、对农村税费改革后因政策性减收形成的乡镇和村级财力缺口，通过省、市、县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给予必要补助，适当加大对贫困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和必要支出的需要。强化乡镇财政预算约束，严格资金管理，提高乡镇财政运行质量。
（四）完善农业税征收体制，规范征收行为。
1、县、乡两级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需要，建立健全农业税管理机构，加强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各项农业税收及附加收入的征管，要严格按照新的征收管理办法执行。严禁按地亩、按人头摊派征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附加。要结合乡镇财政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规范农业税征管程序，简化征管手续，为纳税人自愿申报纳税创造便利条件。
2、进一步加大农业税政策宣传普及工作力度，引导和教育农民增强依法纳税、自觉纳税的意识。加强农税征管队伍建设，提高农税征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建立农业税收档案资料，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农业税收计算机管理，推动农业税征管科学化、规范化。
（五）妥善处理乡村债务和农户税费尾欠。
1、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各地要对乡镇及村级负债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分类解决的办法，制定具体的清偿计划，可以参考“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妥善处理，不能随意将负担转嫁给农民。
2、乡统筹、村提留尾欠，要认真进行清理，分类核实到户。根据农民的承受能力，分期、分批清收，不和农村税费改革搅在一起。在具体操作中，必须稳妥进行，不能形成不稳定因素，更不能新开乱收费的口子。
（六）按照政策要求，在具体工作中突出抓好“五个规范、四个确保、三个集中支付”。
1、“五个规范”：（1）规范县与乡的财政体制。从目前情况看，各县（市、区）、乡镇财政体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一县一制，一年一定，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相对稳定的财政体制，难以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新形势。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两级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要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和调动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积极性的原则，合理划分县与乡的财权与事权，凡是能够在乡镇开支的项目划归乡镇，财力留在乡镇；否则，收支由县管理。（2）规范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转移支付资金是为弥补农村税费改革后资金缺口而设立的专项资金，对转移支付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捆绑使用、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从而确保应该分配给乡村的转移支付资金到位。同时，将转移支付资金补助数额与乡村收入完成情况挂钩。各县、市、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报市级审批。（3）规范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近年来，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不规范，造成人员增长过快，冗员过多。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大部分地方出现了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对此，在搞好教师核编定员的基础上，制定发放办法，规范发放范围和标准。（4）规范村干部待遇及村务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工资和村务支出由农业税附加解决，而农业税附加按政策征收的数额低于过去的“三提”数额，村干部工资和村务支出出现了一定缺口，虽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助一部分，但如不搞好定员定额，很难保证正常支出需要。可以采用村党支部、村委会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做好村街干部职数核定工作。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合理确定村干部工资和村务支出标准。（5）规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村干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医疗保险、义务兵优待金、弱势群体的优抚照顾等，探索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保证其基本需要。
2、“四个确保”：（1）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让农民从改革中真正得到实惠。（2）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3）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4）确保实现农村社会稳定。
3、“三个集中支付”：（1）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实行县级财政统一发放，集中支付。（2）村干部工资和村务支出实行财政统一发放，集中支付。（3）对村干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医疗保险、义务兵优待金、五保户供养、弱势群体的优抚照顾等实行财政统一发放，集中支付。
参考文献
关于乡村支教篇6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经济一直持续高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被不断地拉大。本文以重庆为实践，析其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
关键词］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统筹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282
1相关文献综述
（1）城乡收入差距文献综述。陈宗胜、周云波从产业结构转换角度考虑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刘文勇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其原因：一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惯性的推动；二是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三是农村居民承受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四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
（2）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综述。陶然，刘明兴认为中国地方财政体系有着严重的城市倾向，而且地方财政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陈安平、杜金沛认为目前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足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正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是一个重要方面因素。采用实证说明：倾向于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增加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财政收入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
（1）庇古的收入转移理论。庇古所著《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收入均等化理论”。理论认为：一是经济福利的大小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多少及分配；二是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给相对贫穷而具有同样性格的人，一定能增加满足的总量；三是收入转移需要用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四是收入转移即富人收入的减少和穷人收入的增多应与国民收入的增加相一致。
（2）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力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
（3）凯恩斯的财政支出理论。凯恩斯认为财政政策的责任在于保证经济社会处于持续增长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
3重庆现状分析
从数据可获得性与完整性出发，本文选取城乡收入比与恩格尔系数作为城乡收入比的测度指标。
（1）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收入比是由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是一个正向指标，即比值越大，反应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
（2）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
1985—2012年期间，城市与农村恩格尔系数总体上产线下降趋势，说明在此期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都在增长。城市与农村恩格尔系数之差，这说明农村食物支出占总金额支出这一比例要比城镇大得多，说明仍然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且近几年有缩小趋势。
4重庆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理论与实证
4.1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财政支农是指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是国家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农民的主要手段，其主要表现形式为资金投入优惠政策和制度建设。
为了验证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本文选择1998—2012年的数据，建立模型。
模型检验：财政教育支出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97.3%，模型整体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说明当财政支农支出每增长1亿元，平均说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总额将增长2.2亿元。
经过上述实证，可知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高有着显著地正向存进作用。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或者存在直接联系，所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2教育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财政教育支出是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为目标，优化配置教育资源。
为了验证财政教育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本文选择1998—2012年的数据，其中被解释变量为Y，即重庆城乡收入差额。解释变量为X，即财政教育支出总额。并建立Y对X的回归模型。
模型检验，说明教育支出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97.1%，模型整体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通过实证可知，城乡收入差距与财政教育支出存在正相关性。反映了随着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这与上述理论分析不符合。这并不代表财政教育支出越少越好，应该从财政支出结构、教育资源分布、教育投资回报率等方面来考虑提高教育支出效率，而不能仅从教育支出总量加以限制。
4.3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为了验证财政教育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本文选择1998—2012年的数据，建立模型回归。
社会保障支出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79.34%。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性，即从模型结论上看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会进一步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理论层面上，社会保障支出是救济社会特殊群体，缩小城乡差距。但实际上由于存在二元经济中，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差异，将会进一步有失公平，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所以仍需要社会保障支出缩小差距，但应该更需实现城乡社会保障救济无差异。
5重庆财政支出问题及相关措施
5.1重庆财政支出所存在问题
（1）财政支农支出比重过低。（2）城乡财政教育支出回报率差异过大。（3）社会保障支付体系不完善。
5.2对策建议
（1）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加大财政支出度，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政策性补贴支出等。促进重庆农业现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缩小城乡教育支出回报率差异。一方面通过教育支出加大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扩大农村基础教育设施，优化教育环境，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3）完善社会保障支付体系。优化重庆社会保障支付结构，增加对农村支付比例。同时还应以户籍制度改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突破口。户籍制度的改革将伴随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一系列配套制度重新建立或者完善，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周云波.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及制约其变动的某些因素——就天津市城镇居民家户特征的影响进行的一些讨论［J］.经济学（季刊），2002（4）.
关于乡村支教篇7
一、基本情况
*乡位于阿图什市西南部，距市区35公里，总人口4.25万人，总户数1.02万户。土地总面积7.8万亩，耕地面积4.4万亩，人均耕地面积1.1亩。全乡有16个行政村，211个村民小组，有2个农场（牙孜路、阿克买拉）和1个羊场，20个站（所），25所中小学（其中，高中1所，初中3所，小学21所）。20*年，全乡生产总值为8310.1万元，人均收入1634.52元。
乡党委下属19个村级党支部，1个机关党支部，10个企事业单位党支部，3个学校党支部。有55个党小组，党员总人数1342人（预备党员67名），其中男党员1066人，女党员276人，农牧民党员669名。全乡团员总数1826人，团委下属35个团支部，党团比例为1：1.36。
二、基层组织建设情况
（一）抓班子自身建设，造就了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
1、抓好乡党委班子自身建设。按照“*”重要思想的要求和“五个好”的标准，在总结过去“六好”乡建设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首先，我乡选准了一个党性强、作风正、威信高、有很强党建意识、能带领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好班长。其次，我乡对党委班子成员进行了合理调整。使一批政治上强、学历高、懂政策、熟悉农村工作、能用“*”指导工作的干部进入党委班子。现在乡党委班子成员由11人组成，班子成员中有一名素质高、能力强的妇女领导，结束了我乡领导班子中没有妇女干部的现象。党政班子成员的知识结构明显改善，其中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达到99.2%，成员的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6岁，下降为现在的35岁以下，50%的党政领导在35岁以下。切实优化党委班子结构，建立起了一支由老、中、青相结合的党政领导队伍，增强了工作合力和工作能力。通过各种渠道的学习培训，95%以上的党政班子领导均具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实现了班子成员年轻化、知识化的目标。1999年，我乡被自治州命名为“六好”乡（镇）党委。我乡在“六好”乡（镇）党委创建活动中，重点从3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成立领导小组，健全创建机制。乡党委高度重视“五好”乡（镇）党委创建活动，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全乡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乡党委书记亲自参与、亲自过问创建工作。二是进行责任分解，把责任目标落实到各部门。明确了纪检、宣传、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工作职责，完善了“一把手”抓创建责任制，与各村、站（所）签订了创建目标管理责任书，量化、细化目标责任，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细则，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三是按照五个“好”的标准狠抓创建工作。
2、围绕“五好”村党支部标准，认真抓好村级班子建设。我乡“五好”村党支部创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整顿后进促转化。每年年初，乡党委都要结合年终考核对各村进行排队，逐个登记造册，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时采取由村干部述职，村民代表大会评议，民主生活会组织考评等方式，普遍对村级班子的整体情况进摸底，将一批群众公认、政治立场坚定、有一定文化素质、头脑灵活、思想坚定的党员选进村领导班子。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整顿任务，本着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先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分村施策。对工作靠上级催、包村干部帮助才能勉强完成任务的班子，采取绩效挂钩的办法解决问题；对工作遇事绕道走、瞻前顾后的班子，给予必要的撑腰壮胆和帮助；对结构不合理、配合有问题的班子，通过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村民代表评议村干部的做法，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必要时进行组织调整，20*年我乡对白依沙克、栏杆、等村的支部书记、村长、支部副书记进行了全面调整；对站（所）领导的选拔引入了竞聘上岗机制；二是合理设置支部，进一步优化班子的知识、年龄结构。将农机站和林管站调整建立为两个党支部；将水管站和自来水公司合并成一个党支部，将机关党支部、政府党支部合并为一个支部。通过党委一班人认真调查摸底，全面系统的整顿，解决了各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年龄偏大，工作能力不强，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等问题。使村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由*年的45岁下降到现在的39.6岁。加速了村级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进程，为新形式下开展农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20*年我乡把86名素质好，能力强，敢于吃苦的机关干部派到各村挂职，把村级有综合工作能力和素质高的干部大胆选调到乡机关工作。从而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村上遗留问题较多，工作迈不开步子的班子，派驻工作组协助工作，限期解决问题。三是阵地建设水平得到全面提高。采取由乡里筹一点，村里集一点，个人捐一点的办法，*年以来，共筹资金55.4万元，为我乡兰干、萨依、迪汗拉、奥提亚克、铁提村新修建了办公阵地，目前，全乡16个村的办公场所都是砖混结构，总面积5171平方米，其中尧勒其拉、迪汗拉、塔库提村为两层楼办公阵地。四是狠抓制度建设。乡党委通过副职包村的办法，对各村的规章制度重新进行了分类整理，根据工作需要完善了《五好村党支部创建设标准》、《五好村党支部创建管理目标》等一系列适用、管用的制度，均实现装框上墙。以尧勒其拉、迪汗拉、塔库提村为代表的一批村级制度建设示范村脱颖而出。各项工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为规范创建工作秩序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必要保障。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全乡16个行政村均已达到“五好”村党支部标准。
3、深入推行“4211”工作机制。在“4211”机制推行过程中，我乡结合实际，设置了党政党建、农村经济、综合治理和社会事务三个办公室。各办公室设主任1名，由副书记担任，设副主任3名，由副书记和副乡长担任。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把实行“4211”工作机制的60名干部分成两部分，以10天为一个轮换期，各办公室2/4的人员上班10天，1/4的人员参加乡党校5天时间的集中培训，1/4的人员在家安心休息5天。建立完善了《请示报告制度》、《交接班工作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周汇报月小结制度》、《干部请销假制度》和《目标责任制度》等80多个相关工作制度，认真开好“三个会议”，紧贴农村实际开展轮训工作，构建了严格的考核监督体系和目标管理机制，使各部门的示范、引导、服务、协调等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
不断加强和完善“五小”工程建设。20*年，我乡利用上级下拨的42万元预算内资金，并自筹资金，共计投资108万元新建了总面积598.02平方米、33间的干部公寓和120平方米的机关食堂，为干部宿舍购置了10台电视机，为干部浴室购置了两套太阳能热水器，安装了容量为8吨的暖气锅炉，建起了3座蔬菜大棚。同时，建起了占地100多平方米的融学习、娱乐、文化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室，活动室内有各种书刊、杂志1万多本，每年订阅各种报刊杂志达15种以上，营造了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
加大干部双语培训力度，突破机关干部学习“双语”的屏障。乡党委组织机关干部每星期五下午集中学习“双语”，通过辅导老师指导、相互结对子、业余时间自学等方式，促使干部在相互语言交流中提高“双语”水平。
按照市委的统一安排，我乡推行了五大毕业生、选派生、留疆战士驻村试点工作，并把该项工作作为提高机关干部基层工作经验和“双语”水平的重要途径。按照推行“4211”工作机制的总体安排和运作规程，对五大毕业生、选派生、留疆战士进行男、女，民、汉之间的搭配分组，采取1名民族干部带1名汉族干部，1名男性干部带2名女性干部的方式，坚持就近、便利的原则，安排干部到经济发展较为滞缓的村驻点，主要协助村级组织认真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扶贫攻坚、农村党员电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重点加强“双语”学习，逐步实现用民族语言与村干部、农牧民群众进行交流，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不断提高“双语”会话能力。
为把机关干部的“双语”学习变“软任务”为“硬指标”，每年对所有干部进行2次以上的“双语”考试，通过把每次考试成绩与干部年终考评和工资挂钩，增进干部主动学习双语的积极性。目前,有85%的干部能熟练掌握基本的日常对话.
4、党员电化教育工作情况。20*年，投资建立了乡党员电教站，面积120平方米，配备电教专职人员1名，设备齐全（29寸电视机、VCD、放像机各一台），建立健全了《党员电化教育领导小组主要职责》、《电教员主要职责》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统一制成牌匾，装裱上墙。同时乡电教领导小组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电教工作检查制度，完善“自查、抽查、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提高了工作效能，完善了电教设备、教材的登记，规范了电教片播放记录。
16个村级党员电教播放点均配备了电教设备和专职电教工作人员，加强片库建设，及时购买各种以农牧民实用技术、畜牧业发展等为内容的电教录像带、影碟，形成了党员电化教育两级（乡村）网络体系。同时，利用有线电视进家入户的有利时机，每周插播2次电教片，如《来自亿元村的报告》、《党的光辉照新疆》等50多部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政治教育片及有助于农民学习借鉴的科技教育片，使全乡85%的农民党员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70%的农民党员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农牧民的科技意识不断增强。
目前，全乡拥有3个党员电教科技示范基地（克斯勒果园、亚维路克村加工厂、拉依勒克村育肥基地），5个党员电教科技示范村，137户党员电教科技示范户，形成了以示范户为点，辐射全乡的电教科技网络。
（二）乡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1、乡村领导班子、干部队伍以及“三老”人员队伍现状。全乡享受副科以上待遇的人员有24人。党委班子成员由11人组成，成员中有一名妇女领导。政府班子成员由10人组成，党政领导班子的文化程度均在大专以上，成员的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下。村“两委”班子成员共有188名，平均年龄41.5岁，中专以上学历78名。全乡共有1536名干部，其中汉族干部25人，站所干部为649名，教师780名，在行政村任职的干部为116名。有267名符合自治区界定条件的农村“三老”人员，其中，老干部59名，老党员207名，老模范1名。
2、干部管理。一是从完善制度入手。先后制定了《*乡干部管理规定》、《*乡干部考勤制度》、《*乡干部学习制度》等，通过制度的落实强化了干部管理。二是建立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在站所领导选拔中引入了竞聘上岗机制，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工作格局，有效地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几年来，我乡共选派了86名素质好、能力强、敢于吃苦的机关干部到各村挂职，选派干部占村干部的40%。三是强化考核工作。通过对各项考核指标进行量化并责任到人，结合年终考评，对优秀者进行奖励，对指标落实不好的进行惩罚，有效地增强了干部的紧迫感、责任感。
3、后备干部选拔培养。后备干部的选拔主要是采取层层推荐的方式进行。首先，由各村经过民主讨论确定后备干部人选，上报乡党委并备案。其次，强化后备干部的培养，通过乡党校、市党校、挂职锻炼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强后备干部的培养，提高其综合素质。今年，按照市委组织部的要求，对全乡280名大中专毕业生进行了公开选拔，按照4比1的比例，向市委组织部上报了75名优秀的村级后备干部。
4、党团员发展及党团组织的作用发挥。加大团组织“推优”工作力度。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和“向一切优秀青年敞开大门”的工作方针，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推荐到党组织中来，几年来，共推选120名28岁以下的团员入党。发展党员严把“入口”，疏通“出口”。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重点在优秀团员、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及大中专毕业生中发展党员，积极培养和吸收其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加大不合格党员的处置力度，疏通“出口”，对长期不参加党的活动、不发挥作用，民主评议不合格的党员，给予处置，保持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对农村无职党员按照各自特点进行设岗定责，使他们成为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员，村党支部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的信息员，带领群众科学致富的示范员，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服务员，群众日常纠纷的调解员。今年，我了加强对退休干部党员的管理，专门成立了退休干部党员党支部，并定期组织他们学习。
5、激励“三老”人员、村干部、宗教人士发挥作用。我乡积极鼓励“三老”人员参与村级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的研究及组织实施。对有一技之长、身体状况允许的“三老”人员，聘请其担任村顾问、学校的政治辅导员，经常性地向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教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身边的人和事教育好下一代。同时，他们还以身作则，大力宣传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新风尚，为农村稳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6、宗教人士的工资来源及发放。宗教人士的工资由市政协、统战部、民宗委发放。标准为哈提甫、副哈提甫平均每月250-450元。
（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我乡坚持“强攻畜牧业，调优种植业，规模发展林果业，以小城镇建设为载体，加快二、三产业发展”的经济发展思路，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基础。20*年全乡集体经济收入为36.92万元。乡集体经济在2万元以下的村有8个；收入在2-5万元的村有4个；收入在5-10万元的村有4个，现全乡有贫困户1712户、8560人。在集体资产管理方面，主要采取租赁承包与集体管理相结合的方法，20*年各村承包费为36.*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乡农经站统一管理，具体开支办法是：先由各村上报所需开支项目，然后由乡农经站审查，报经乡长审批后由农经站支付，农牧民对集体经济管理反映较好。现乡应收债款为410万元，主要为各承包单位往来款、个人借款、其他单位借款。负债为571.71万元，主要为银行贷款40.85万元，向其他单位借款282.8万元，个人借款46.29万元，政策性调工资和新分配人员工资款2*.76万元。清欠办法是：按照合同规定通过司法部门收回后再行支付。村级应收债款为329.66万元，主要为90年代为农牧民提供各种服务的费用，负债为160.81万元，主要为近8年来平整条田所欠服务单位的工钱。清欠办法是：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将应收债款收回后支付所欠服务单位的工钱。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为98.5万元，乡分配了36.73万元，村分配了59.07万元，主要用于正常办公和支付工资报酬。在乡村道路铺设、防洪设施修建、平整条田等工作中，我乡严格按照“一事一议”的规定来筹集资金，人均收取额均在15元以下，没有出现超限额的村。20*年通过“一事一议”共筹资58.28万元。
关于乡村支教篇8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156（2012）10—011—03
一、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消极影响，我国城乡在居民收入、消费支出、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矛盾和因素。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缩小城乡差距，校正城乡发展失衡，已经迫在眉睫。积极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统筹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城乡一体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体系、教育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等，正成为各国政府努力的目标。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开展多元化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发展综合高中和社区学院，推行“工读课程计划”，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美国的公立高中89%为综合高中，其余11%又分为地方职业学校（半工半读）和全日制职业高中。1998年，91%的高中毕业生取得了不同的职业教育学分。法国政府以专款、纳税、建立培训基金会等形式保障农业职业技术培训的顺利开展。实践证明，城和乡是一个统一体，只有城乡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城乡一体化的过实质上是一个城乡完全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作为一种新型的职业教育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在职业教育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就是指把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通过制度设置，运用多种方法，把城乡职教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让城乡职教资源要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无阻地流动起来，形成城乡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表现为“四性”：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发展速度的协调性、发展过程的双向性、发展资源的互补性。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既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一直以来坚持城市偏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首先满足工业需求，满足城市以及市民的需要，从而造成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因此，推进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直接目的就是要促进城乡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其根本目标是为解决“三农”问题服务。“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因此，推进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无本质差别的共同繁荣和协调发展，对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困境，克服农村人力资本短缺，寻求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乃至对解决“三农”等根本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中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机遇分析
（一）农村职业教育不再被忽视，将获得与城市职业教育同等的发展机会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职业教育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相比，无论是资金、师资、实验实习条件等诸多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农村职业教育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也导致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这种教育上的“双轨制”实际上是城乡二元体制在教育上的体现，是一种不公正的制度安排，会加剧城乡的分割和对立。积极推进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其本质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城乡职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给予同等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将获得与城市职业教育同等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目前城乡职教不均衡的情况下，要对农村职业教育给予更多的支持，充分考虑历史性因素给农村职业教育所造成的困境，通过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制度设置，实现城乡资源科学合理配置；既尊重历史，又实事求是，着眼于和谐社会理念，通过职业教育这个抓手，来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和乡是一个统一体，城和乡分别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其中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对方为代价，而必须以保障或促进对方发展为前提，因此，农村不再是一个被忽视、被牺牲的对象，而是城乡统一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制度的实施，确立了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平等地位，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在职业教育发展上的不平等政策，这为农村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理念，是以系统论的视角和全局观的高度去解决农村职业教育问题的一个重大突破，它突破了就农村谈农村、就农村职业教育论农村职业教育的传统思路，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
（二）农村职业教育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有利于提高自身造血功能
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条件存在先天性差异，职业教育的城乡差距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一体化的理念下，政府应加大职教供给，关键在扶农、促农上做文章。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直接目标在于优化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不仅注重城乡职业教育在外延规模上的均衡发展，而且更要注重内涵建设的均衡发展，特别是要消除城乡职教发展在教育理念和精神面貌、文化生态以及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城乡差距。
目前，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很低的，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是毋庸置疑的，甚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国家必须加大投入，这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但是，我国的国情告诉我们，完全寄希望于国家投入来改善城乡职业教育的差距，显然也是不现实的。由于城乡、区域、校际发展不平衡，城市职教资源相对富裕，有些还闲置，造成浪费，而农村职教资源总体稀缺。因此，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最大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农村职业教育一方面将获得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将会得到城市职业教育资源的支持和辐射作用，将比以往有更好的发展条件。职业教育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因素敏感的生态体，职业教育质量与师资力量、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及办学硬件等条件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政策倾斜与资金等诸多支持，将大大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自我造血功能。
（三）农村职业教育将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大有作为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绝大多数在农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转变成人力资本优势，没有成为人才大国。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或教育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匮乏的人才资源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各国发展实践证明，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人才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素质，知识的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根源。
农村职业教育肩负着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我们必须要把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统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规模经营提供技术支持，推进农村走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培养新型农民不仅是现代农业的需求，更是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要把培养新型农民作为办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可结合农村、农民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例如，在农闲时间开办培训班，加强农村科技人才培养，加强农村创业及营销物流人才培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加强农村干部培训等。通过多形式、多途径的教育与培训，农村丰富的人口资源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农村职业教育将在服务“三农”和推进一体化进程中大显身手。
（四）城乡一体化将为农村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提供契机
长期以来，农村职教发展理念落后，培养目标不清，办学机制僵化，办学主体单一，发展举步维艰。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城乡合作办学的机会和途径越来越多，为农村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提供契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采取灵活的、多样化的办学机制。办学性质、办学形式、投资主体等都可以多样化。要鼓励农村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政府垄断教育已暴露了许多弊端，主要是教育行政体制效率低下和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迟缓，而民办职业教育体制更灵活，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办职业教育的缺陷。因此，只有当民办和公办职业教育在平等合法竞争的发展环境下，才能激活职业教育自身内在的发展潜能，创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职业教育体系。
在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理念下，将城乡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不仅要重视有形资源的整合，更要重视无形资源的整合，在整合中要实现区域联合、校企联合、校际联合，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在资源整合中受益，多元化办学的路子大为拓展。可利用发达地区、名校、企业等资源优势，1+1+1模式（一年在农村，一年在城市，一年在工厂实习）、1+2模式（第一年在农村，后两年在城市）、2+1模式（前两年在农村，最后一年在城市）、集团化办学、设立分校等形式。农村职校要走出校园，主动与社会各业联系，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建立职校与社会对接的开放办学体系，积极探索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职教发展新路。
三、厘清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应注意的四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它只是外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必要条件，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存在的基础，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位原因。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会自发地发展，它来源予农村职教自身的改革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激发其内在发展活力。
（二）正确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城乡职教都属于职业教育，都必须尊重职教发展规律，具有职业教育的相同属性，可以相互借鉴，但是绝不等于说城乡职教要趋同化、统一化、同构化。农村职业教育必须走特色发展之路。国家要鼓励特色职业教育发展，并对有特色的学校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重点加强指导，利用政策杠杆支持特色职业学校的发展。
（三）正确处理好一体化和多样化的关系
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是发展趋势，是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但是并不排除灵活的、多样化的办学机制的重要作用。目前，农村职业教育走人困境，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办学形式单一，办学机制僵化是其主要原因，职教要科学发展，必须要解放思想，采取灵活的办学机制，以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和灵活的办学机制，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此积极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四）正确处理好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关系
职业教育发展不能只局限于学历教育，它的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职业培训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过分重视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因此，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大力拓展职业培训的渠道，特别要重视农民培训，把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农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加强农民培训，不仅对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而且对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乡村支教篇9
关键词：乡镇；财政；农业税；改革
2004年7月5日至6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在2000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决定从今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推进减征、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用五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同时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今后的五年里，农民负担将进一步减轻，改革的效果也将进一步明显。但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减少乡镇政府的收入，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使乡镇财政在“后农业税时代”陷入困境。
（一）“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的困境及表现
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三项取消”、“两项调整”、“一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用五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样，在分税制改革中税收收入被大大缩减后，农村税费改革连乡镇财政向农民收费、集资的口子也扎紧了，有效地堵住了“三乱”之源头。但乡镇财政在三大块资金收入同时大量削减的情况下，也难以为继，资金缺口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三个缺口”——预算内缺口、预算外缺口及自筹资金缺口，成为乡镇政府正常运作的桎梏。其具体表现为：
一、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资金短缺
在取消“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摊派后，又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乡村兴办公益事业，如农村教育、卫生、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面临新的困难。国家转移支付的数额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乡村的所有项目都照顾到，而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政策规定来解决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问题，由于标准低、数额小，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加之具体操作难、落实难等因素，就必然导致一些乡村，特别是农业县乡村和贫困地区乡村难以兴办公益事业，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难以实现。
第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乡镇财政拨款；二是向农民征收“三提五统”中的一项，即“教育附加费”；三是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而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取消了以乡村两级办学为主的乡镇统筹、各类教育集资和一些教育方面的收费项目，显然这将导致教育投入大幅度减少。改革后农民承担的教育负担明显减少，乡镇教育经费缺口则明显扩大。将对今后一定时期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虽然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教师的工资改由县（市）统一发放，从而有可能在短期内有效地解决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半数以上的县级财政状况并不乐观，以及多数地方仍由各乡镇全部或部分解决国家规定发放的各种补贴，财政状况差的乡镇无法保证补贴的足额发放，乡镇教师的工资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第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缺口较大。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道路建设费、集资和村提留，乡镇道路的建设要求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村级道路的修建，则通过村民“一事一议”方式加以解决。对于大部分乡村来说，交通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道路修建任务繁重，在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少了乡镇财政收入、上级转移支付量又与道路修建实际所需资金量相去甚远且人员经费都存在严重缺口情况下，再挤出一块经费来安排乡镇道路建设支出似乎不太现实。同样，对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土地治理等方面的支出，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同样是捉襟见肘。虽然自1998年起，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都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这块转移支付大都是有条件的，即需要乡镇财政按一定比例配套。在有收费权的情况下，乡镇可通过向农民集资和解决，但收费权取消后，大部分乡镇都无力解决配套资金。
第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将受到较大冲击。
目前，我国除村级经济发达乡镇基本建立了以村级经济为依托、乡镇财政给予补助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外，大部分乡镇农村社会保障还只停留在军烈属优抚、五保户供养的层面上，尚未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体系，并且就目前对军烈属优抚、五保户供养的支出，也来源于农民的统筹资金。“后农业税时代”对大部分乡镇而言，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不到位，不要说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体系，就连现有的军烈属优抚、五保户供养都将出现资金缺口。
第四，农村文化、卫生等其他农村公益事业支出无保障。
税费改革前对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本来就很有限，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二、收支不平衡，运转难保证
农业税逐渐取消，将进一步扩大乡镇财政的不平衡，使乡镇（村）政权的正常运转难以维系。
一方面，乡镇财政收入增加难。
一是乡镇的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商品化农业规模小，应对市场冲击的能力比较差。乡镇收入构成以农业税为主，缺乏支柱税源，工商税收占乡镇财政收入比重很小，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有限。二是从今年起对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品不再征收农业特产税，农业税逐步降低税率并在五年内取消，乡镇财政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分税制改革后，留给地方的是一些小税种，税源零散，结构复杂，征管成本高，难度大，数额小，增长潜力有限。四是农村基础建设滞后，支农投入有限，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五是上级与乡镇在维持运转和发展经济及社会事业发展中，各自的职能及事权划分不清，财权与事权不统一的问题十分突出。六是农业税新的“空挂”不断增加，一些乡镇采取借（贷）、干部拿工资垫交、用附加抵交正税等办法对上完成预算收入任务，隐藏着大量的“上清下不清”问题，税费尾欠连年存在，越积越多，从而影响财政收入的质量。
另一方面，乡镇支出经费口径依旧
农业税改革后以农业为主的乡镇财政财力在前一段税改时普遍减少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而上级核定的税改转补资金有限，乡镇财力的有限性与事权的无限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保工资、保运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乡镇层面上，乡镇行政管理费支出主要包括乡镇人大、乡镇政府各职能机构的各项经费支出以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所发生的农村治安费用。在目前政府职能还没转变，乡镇机构改革没有到位之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无疑给了靠预算外收费来维持运转的乡镇机构致命的一击。农村税费改革“革”了乡镇机构收费的“命”，日后如何保证足够的资金维持机构运转便成了一大难题。村级层面上，原税改转补资金十分有限，只能考虑村干部工资，村内其他组织人员工资无暇考虑，致使村级基本运转没有财力保障。在今年，特产税取消和农业税下调税率后村级收入又将进一步减少，村级组织运转困难的局面进一步加剧。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村组干部报酬普遍偏低，就会导致农村没人愿意当村组干部的现象，造成村级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三、乡村债务负担难以消化，且有增大趋势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2002年全国乡镇债务高达20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近450万元，如果再考虑村级债务，数字恐怕还要翻一番。与此同时，乡镇财政的债务问题也随着税费改革的深入完全“显性化”。乡镇财政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只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把问题由“幕后”推向“前台”而已。乡镇财政债务资金的来源一般有:向上级财政的各类借款、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统筹中借款和向企业、个人借款以及各项拖欠款；其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农村中小学建设和农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二是补充乡镇政府的日常开支包括会议费、招待费、报刊征订、干部培训、差旅费等；三是补充乡镇各部门经费的不足。这些借款和欠款，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镇财政还可以利用费收入机制，通过向农民收费逐年予以偿还。而农村税费改革后，一方面乡镇财政收入减少，乡镇在维持乡镇政府运转的基本需要方面尚留有缺口，有可能导致新的债务出；另一方面，取消向农民收费，切断了乡镇预期的还款途径，且短期内属于乡镇财政的农村工商税又不可能大幅增加，乡镇财政面临的归还债务本金和债务利息的压力和风险陡然加大。可见，对于原本就负债的乡镇财政，农村税费改革更是“雪上加霜”。若没有可行的解决良策，必将使负债乡镇重新将手伸向农民，造成农民负担的反弹，导致农村税费改革失去应有的意义。
（二）“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走出困境的出路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如果沿着税费改革前的老路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的。要使乡镇财政顺应改革的步伐，与新的经济形势相适应，就必须对乡镇的收支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一、精简机构、削减冗员，减轻乡镇财政负担
据统计，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中，由县乡财政供养的部分约占到70％。而同期县乡财政收入只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20％。在县乡财政支出中，人员及公用经费一般要占可用财力的80％左右。另据统计，乡镇一级需要农民养活的人员约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一名干部，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
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中央财政本来就面临压力，很难再通过转移支付去养一些“闲机构”和“闲人”，因此，县乡机构臃肿的现象必须改变。必须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推进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同时科学合理地确定乡镇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利用免征农业税的机遇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调整，消除机构臃肿，分流和精简乡镇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减轻财政负担。
目前，从可操作的角度看，撤乡并镇应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在2003年10月2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指出，到2002年底，我国已经有25个省份完成了乡镇撤并工作，全国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36个减少到39240个。也就是说从1998年开始，
三、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农村教育改革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由于财力的因素，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需重新进行调整。在农村教育上，首先要重新就中央财政和乡镇财政职能定位，这样更有利于解决当前乃至今后在这农村教育方面供给不足的问题。目前，在县、乡财政能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县、乡很难胜任全部农村“普九”教育的责任，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农村教育供给体制进行改革，即变“普九”教育由县、乡财政承担为中央与县、乡共同承担，具体划分可考虑是：县、乡财政主要负责“普六”，中央财政负责剩下三年的教育责任。或者采取差别责任制，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由县、乡财政承担全部“普九”教育；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或乡镇财政规模有限地区，初中三年教育由中央财政负担；在经济发展一般地区，由县、乡财政和中央财政共同承担三年初中教育。事实上，目前中央财政已经负担了一部分贫困地区的“普九”教育，上述改革并不会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的负担。与此同时，在农村教育中还可以通过合班并校、合理定员、竞争上岗、择优选聘等措施，调整优化农村中小学布局，精简优化教师队伍。按照危房改造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相结合的思路，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从实际出发，本着“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以使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化。
四、健全乡镇财政职能，完善乡镇财政体制
完善乡镇财政职能，核心是明确乡镇的财权和事权，减少目前部分事权交叉和错位的现象，对不宜由上级政府包揽的事项要逐步下放；对适宜于上级财政的事权要果断上收，不应采取与地方共担或变相让地方负担的办法。在乡镇财政体制的形式上，要允许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财政体制。在税种的划分上，允许乡镇有固定的、有增长弹性的、充裕的财源，甚至基础较好的乡镇，可以试行向“完全”的分税制体制过渡，将营业税、乡镇企业所得税、房产税、部分增值税等作为乡镇固定收入；一般性乡镇可实行目前的“双轨制”，可把未完全取消的农业税、城建税作为共享收入。乡镇递增上缴比例要适度。同时，要完善县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对贫困乡镇和因不可抗力影响而受灾的乡镇实行特殊的转移支付制度。
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后农业税时代”，在税制结构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弥补乡镇财政缺口的一个最重要办法，就是依靠转移支付。
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规范性、与分税制的协调性、力度不够等一系列的问题，许多应由上级转移支付解决的，却通过乡镇政府征收税费来解决。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在转移支付的目标、形式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等方面予以展开。在目标上，首要的是保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乡镇和不同收入阶层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形式上应建立一种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有条件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转移支付作为补充的复合形态。
转移支付需要同时考虑财政能力与财政支出需求。乡镇应得转移支付额，是地区支出需求与地区财政能力及其从中央或省得到的其它转移支付(如专项拨款)的差额。测量支出需求首当其冲的是乡镇职能问题，且一般仅包括经常性支出需求，不包括资本性项目需求。
六、实行乡镇债务专项管理，分步、有序解决乡镇欠债问题
乡村债务问题已成为乡镇经济发展的桎梏，也成为乡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此，在“后农业税时代”，必须实行乡镇债务专项管理，分步、有序解决乡镇欠债问题。目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乡镇债务进行处理和消化：第一，实行乡镇债务专项管理。在乡镇财政的上一级财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乡镇债务项目并进行封闭管理，以便通过其它方式逐步消化和解决。第二，分步、逐项，先易后难消化乡镇债务。剥离乡镇政府债务要依据乡镇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来进行。对那些因为响应国家号召，并在国家推动下必须完成农村公共品和服务建设项目所形成的债务，或者中央政府有责任承担的农村公共品建设项目，如农村“普九”教育达标建设所形成的债务，应该首先给予消化和解决。消化乡村债务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方案是：①通过建立专项教育基金或发行国债的方式，专款用于消化乡镇政府教育债务；②通过专门的转移支付，对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公共品建设，却由乡镇政府承担形成的债务进行消化；③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消化政策形成的债务；④对乡镇政府因发展地方经济而形成的债务，则需要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切实可行的消化途径。在这一途径没有找到之前，对这一债务进行封闭管理。第三，实行债权人优先排序的消化债务策略，维护社会的稳定。无论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还是从偿还债务的难易程度的角度考虑，应该将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放在优先还债的位置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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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杨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改革须先行.cn.2004.8.9
关于乡村支教篇10
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重要举措。自2000年3月《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率先在安徽全省范围内进行试点，到2007年1月1日，在我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被正式废止。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农业走进“无税时代”。一些配套政策也随之出来，如2000年，了《关于取消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有关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项目的通知》，《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特产税政策的通知》。2002年，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明确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取消农业税，意味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结束和乡村社会“民本位”时代的到来。但在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在建立的过程中，一方面旧体制下掩盖的问题开始逐步浮现，另一方面新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两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困扰着基层政权的运转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亟待加以妥善解决。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些政策的落实没有完全到位，个别地方农民负担反弹趋势明显；一方面农民增收的基础仍不稳固，增收难问题仍然突出。
一、政策执行阻力分析
为什么这些政策总是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呢？中央文件抱怨“有的地方和部门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使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方针政策不能完全落实。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央的政策为什么到了下面就不能贯彻执行呢？为什么有的地方和部门敢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以至于中央的确在“三令五申”的发文件呢？政策执行难现象表现得十分明显。
为什么政策执行难？笔者以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政策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会遇到各种阻力，即出现有些人或组织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和借口，阻止准确地落实政策和执行政策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达了对原有政策的某种评估，政策执行需要政策环境，需要政策执行人员的配合。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这两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困难。
首先分析政策执行环境。目前环境中的需求强烈，但支持不足。就前者而言，广大农民要求税费政策改革的呼声十分强烈，减负会给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机会；另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也希望减轻农民负担，这样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干群关系，有利于各级政府各项管理行为的顺利开展。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的乡、村两级干部而言，他们也愿意树立良好形象，与邻友善，善待乡亲。这一心理倾向在很多农村调查中均能发现。虽然上下需求强烈，虽然上下都想获取税费改革之“收益”，但谁来为这种收益的产生买单？
观察目前政策执行环境中的支持力量，明显存在着薄弱的方面。总体来说，我国目前“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尚未有大的变化。这必然给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执行带来困难。因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税费改革，必然带来现行县乡两级政府财政的巨大亏空，这一亏空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弥补。某些地方政府的“养人”或生存都存在问题，更别提做其他事了。因此，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劫富济贫”如何可能？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使得富裕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帮助贫困地方政府的财政，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分灶吃饭，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利，对内地不利，对内地缺乏二、三产业的农业县、乡，尤其不利。沿海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全部来源于二、三产业，并有余于补助农业。而在内地根本做不到。地方财政与农民争饭吃，而不是像沿海那样，补助农民一点。农民说自己负担重，地方政府说自己穷得发不出工资，上上下下日子都难过。在内地，一乡的财政基本上百分之五六十全花在教育上；一县财政百分之三四十花在教育上。九年义务教育的负担，压得内地乡、县喘不过气。各县、乡往往发了教师的工资，发不出县、乡官员的工资。
其次，分析政策执行队伍。任何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会导致对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即使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也会有在这一次政策的变化中，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收益，甚至受到损害的人或组织。这些人和组织会形成一种力量，反对新政策，批评新政策，这就是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的最主要的来源。在现实中，人们对政策本身是非的批判，其实都来自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都与自身利益相关。农村税费改革说到底是一次农村社会财富的大调整，是通过法律形式规范农村分配制度，把原来县乡干部从农民身上非正当所得的特殊利益还给农民。正如朱?F基总理所讲，由原来找农民要1200亿元，甚至更多，现在减少到500亿元。这是一件说起来很令农民振奋、却令县乡干部“厌恶”的事。因为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这项工作最终要靠县乡干部的“自觉”来完成。问题恰恰在于，砸自己的饭碗，他们会甘心吗？这必然造成税费改革的阻力大，“支持”政策扭曲和变形，政策执行难。
二、农业税费改革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取消农业税有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深层体制矛盾凸现。目前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两级财政运转困难
乡村两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税费改革以前，乡镇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各项税费收入。农业税取消以后，农业附加税自行消失，村级运转资金来源大量减少。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将成为村级正常运转的惟一来源，村级收支缺口会更大，村级组织将难以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另外这次在宣布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宣布暂停税改前尾欠的清收，并对欠税实行挂账停息处理。这使农业税尾欠问题成为目前农村社会的一大难题。
2、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取消农业税后，长期围绕税费转的乡镇政府，工作量大大减少，乡镇政府的催粮派款丧失了执行空间，人浮于事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此外，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再依靠农村而主要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资金多被县政府分解到各个县级职能部门，乡镇财政完全成了“吃饭财政”。
3、农村文化教育缺乏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收入明显减少，也影响到农村基础教育缺乏经费，“保工资”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农村基础教育将面临学校危房没有资金维修，学校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境地。
三、解决农业税费改革政策执行难的办法
1、妥善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问题
要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建议在大力支持发展县域经济，研究制订乡、村消赤减债政策和措施。就化解乡镇债务而言，一是要探讨建立健全严格的乡镇债务管理制度，从源头上杜绝新增债务，防止边还债边举债的恶性循环现象的发生。二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口径对乡镇债务进行清理核实，核清债务债权主体、分清偿债义务和清偿责任，建立台帐，并制订行之有效的偿债计划。三是先易后难分步消化债务。按照债务形成原因分项剥离债务，并合理分类处置不良债务。同时，探索建立乡镇政府偿债基金。可从年度预算安排增量部分、综合财力结余中提取基金，并将全部不良资产处置收益、抵债物资的收益并入该基金，使其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四是坚持依法理财，严格预算约束，强化税收征管，积极推行“乡财县管乡用”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坚决压缩非生产性开支，防止资金跑冒滴漏。五是规定各地不得对乡镇下达招商引资指标，乡镇政府不得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实行新债责任追究制度和乡镇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就化解村级债务而言，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所以其债务化解应遵循“村民自治”的初衷，着重探索从行政村范围内挖掘财源，筹集资金，消赤减债。如可以在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前提下，公开拍卖机动地、荒地、荒山等集体土地承包权，以拍卖所得用于消偿村组的负债。鉴于部分村级债务是由于过去“普九”达标，办集体企业和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税费任务指标造成的，因此对因国家政策造成的负债，地方政府可考虑承担部分化解责任。
2、适应发展要求，深入推进乡镇职能转变
重新定位乡镇政府的职能，将原来的部分管理职能剥离出去，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一是科学界定乡镇职能。乡镇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计划生育等工作的同时，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搞好公共服务上，尤其是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把工作职责定位在“维护稳定、服务农民、促进发展”上来，把主要精力转到“抓产业，抓服务”上来。二是对乡镇实施精兵简政。鼓励支持乡镇干部走出机关，择岗创业，部分乡镇党员干部可以到村担任支部书记，增强村级干部的素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也可以仿效企业改制，买断工龄、一次性走人；对城镇退伍军人可考虑采取资金补偿方式一次性安置。三是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建立一支懂政策、懂经济、懂服务的精干干部队伍。
3、提高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有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