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小知识篇1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民法典作出了明确回应，小偏整理了2020民法典宣传活动的宣传稿【汇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民法典宣传活动的宣传稿一
2020年5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称民法典)，一经公布，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热点。作为基层干部，就要蹭这个热点，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的同时，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带头人和老实人，让民法典根植于心、笃于行。
以人民为中心，问计于民、服务于民，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因涉及面广，涵盖面深，对每一个人的言行具有很强的约束意义。作为基层干部，是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人民群众身边的知心人，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始终做到人民群众在哪里、干部的心就在哪里，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干部就要去想什么，人民群众盼什么、干部就要干什么。只要时时处处想着人民群众，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之所忧，化人民群众之困，人民群众就会把干部的实干精神藏在心头、放在嘴上，干群关系就十分融洽，人民群众就会把干部当亲人，有什么心里话都会跟干部讲，还处处夸奖干部的好，把干部当成无话不说的亲人，大家共同携手为小康生活齐心奋斗。
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做党纪国法的带头人。民法典第一章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作为基层干部，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人，也是跟人民群众经常打交道的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特别是在服务人民群众领域内的法律法规知识，不仅要熟记，还要落实在行动上，时刻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在民事纠纷、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等调解化解中，要公平公正依法做好人民群众的调解员，在体现法律的公信力的同时，也是体现基层干部带头学习党纪国法、应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也是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在基层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学法普法宣法活动，基层干部更要时刻以党纪国法规范言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学法用法的典范。
以典型为榜样，学有成效、行有标准，做甘于奉献的老实人。身处基层就要为基层人民群众谋事干事，首先要讲奉献，奉献是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利益至上等甘于奉献，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要甘于奉献乃至生命。在新冠肺炎救治中的白衣天使、“直播带货”的县长、深藏功名60多年的老英雄张富清、排雷英雄杜国富、奋战在脱贫攻坚付出宝贵生命的黄文秀等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人不率，顺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作为基层干部，在学习榜样中、汲取榜样的力量的同时，要在实际的工作中修身做表率，才能做到学有成效、行有标准、做有样子，就有人民群众的“口碑”，干部所做的事业就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民法典宣传活动的宣传稿二
作为全国两会的重要内容，酝酿多年的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即将生效的《民法典》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民法典》共七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计1260条。《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后，我们耳熟能详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将废止，退出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中国截至目前体量最为庞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国《民法典》是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法律汇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作为事关每个公民“从胎儿到身故后五十年”漫长岁月切身利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休戚相关。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普通百姓的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保护都可以《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不仅能统一民事法律规范，消除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可以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民法典作出了明确回应，如：《民法典》中对各种“人肉搜索”、非法盗取他人信息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突出的特色规定有“离婚冷静期制度”、“继承人宽恕制度”、“自助行为制度”，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同时对遗体器官捐献、职场和校园性骚扰、非法从事与人类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严格规范。因此，《民法典》将在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复杂，这部包罗万象的《民法典》就像一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每一条法律规定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最大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即将精彩亮相。《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崭新时代，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用权利本位构建起整部法典的逻辑主线，必定能够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民法典宣传活动的宣传稿三
民法原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无处不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可能会和民法打上“交道”，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基本上都是生活在民法的框架范围内，因此学习好民法，掌握好民法，运用好民法就显得颇具实际利益和现实意义。
民法被称为是“万法之母”，因此学习法律应当或者必须从研习民法开始。众所周知，民法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庞大而琐碎、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在民法学习过程中应当掌握一些有效的学习方法，更好的对民法知识融会贯通，领会民法学的真谛。
对于民法学的学习方法，曾有诸多的民法学者撰文论述，我结合自己学习民法的实际感受和收获来对学习民法的方法进行粗浅的介绍。
小心交到其他的号码上产生不当得利问题。其实也正是因为有民法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和谐，变得稳定。我们学习民法不能单单只从书本上的文字知识出发，还要结合现实生活来学习。我们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民法原理，在实际生活中感受民法的价值，此外我们还要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即所谓民法学习要“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民法知识只有能够被运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才会被我们所热衷;同时实践活动也对我们的理论知识的巩固和创新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民法学习过程中，要注重联系实践，并在实际生活中丰富理论知识。这样，也会更好的激起我们学习民法的兴趣，更好的“以我所学，服务社会”。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成效的，才是有意义的。
民法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民法理论的高深也是建立在对一个个知识点的记忆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克服暴躁和虚浮的学习心态，不要被一个较为复杂的知识点挫伤学习热情。民法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谓是“痛并快乐着”，而且我们时常会有“山重水[学习民法的心得(共2篇)]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为此我们要深入浅出的进行理论分析，广泛大量的进行书籍阅读，合理变通的解决现实问题。民法学习不仅仅让我们学到专业知识，同时也会对我们人性的培养，人格魅力的提高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法是最具魅力的学科”，民法学习也会让我们的人生路走的更宽广，更美好
民法典宣传活动的宣传稿四
经过上个学期对法律学科的接触，对法律只是多少算是有些了解。但总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入门。没有学到很多，而且之前学的又学得不透彻。对于学习法律，我个人认为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记忆些法条，但法律内容烦杂、理论性强，让人望而却步。当你置身于一片法律的汪洋中时，你会感受到你自己是多么渺小。以为那些法律的知识精华是经过数千年、经过一代代人的研究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可当你想如何吸收这宝贵的汪洋水时，又不知从何下手·····
这学期刚开始接触民法，学到的.关于民法的知识不是很多，自己也没有深入研究。但发现一点，就是民法与咱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密切相关的。比如上街买菜、结婚生子、借钱还款等等。这是因为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广泛，涉及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一个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民法相关联。正是因为调整着我们生活中人与人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与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相关联，想必民法内容一定繁多，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如何学习掌握这门烦杂的学科成了我们所担忧的。
如果说对于一个对民法有着很大很大兴趣的人来说，要学好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过应试教育的洗礼后，我的对学术兴趣爱好已早不知所踪。现在还只是在为学习而学习，也许以后就转变为为工作而学习了。虽然目前对法律、对民法还没有产生兴趣爱好，也还没有很大动力研究民法。但作为一个学生，其任务就是做好本职，学好老师所教授的知识。这是最基本的一点，所以我会认真学习。
讲到学习民法的感受，说实话因为目前对民法学习还不是很深入，也不知道怎样去评论民法。我想从我们的民法课堂讲起。我觉得写这篇文章不应该当成一次作业或者一次考试，我更想把它当成是和老师交流的一次机会。老师也说过，其实教本科生比教研究生都难。我也会同意这观点。因为我们刚进大学，对专业知识什么都不懂，自学研究能力更是低。所以该如何教育我们，是让我们死记硬背学术，还是然我们自己摸索学习呢?我觉得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培养本科生特别是我们大一，首先应该培养对本专业的信仰，其次是培养能力，最后是学术。所谓信仰就是对自己所学的知识表示肯定，认为学这些是有用的，是对自己有帮助的。然后能力就是学生接受老师基于知识的能力以及自学研究收获的能力。最后通过信仰和能力的结合，通过自身的努力，带到某种学术的水平。
在我们民法课堂上，老师您的教学方式都很好。经常在课堂上让我们思考，给我们回答问题的机会，有意锻炼我们的能力。不过有些地方，我们同学会有些意见。平时我们私下也会讨论老师上课怎样怎样。有时还会和别班的同学交流，比较不同老师的教法。我想说说我的想法。对于老师课堂上让我们看的题目，我希望老师能把它们讲透彻。因为有时那题目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不懂，或者一知半解的。作为大学生，主要是重在研究学术能力，本不应该太看重题目和答案。但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因为期末我们还会有考试，以后还会有司法考试。所以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我们想更好的运用，这个运用也只能用在题目上了。
还有，平时老师您还布置的小组讨论作业。私下有的同学会认为这没有什么意义。但我觉得这样不仅能让同学们多了解知识，还能锻炼同学们的能力。每一次讨论，每一次发言都是很好的锻炼机会。但问题也是会存在的。就是一组成员里大家的生活不一样，很多时候在讨论时总是很难把成员聚齐。这让我这组长有些无奈。不过我会尽量配合我们小组，让大家多沟通、多表达自己的见解。
讲了那么多，最后希望在老师的辛苦教育培养下，我们都能够学有所获。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2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开始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备受人民关注的法典，不仅标志着中国法治新时代的开启，也是“人民至上”这一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供大家参考。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推动民法典“下基层”“进农村”，做好基层群众的普法宣传，让民法典尽快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送“典”下乡要做到先学先悟。民法典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基层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个人自学、集中研讨、座谈交流等方式带头学习，不断提高自身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带着问题去学习，重点加强对涉及婚姻继承、邻里纠纷、生态环境保护等和基层一线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的学习理解，及时回应农村社会关切，在群众中形成“榜样”示范，做到自己先学先悟，带动基层群众跟着学、乐意学。
送“典”下乡要营造宣传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作用，采用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解答法律咨询、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讲座等形式，多渠道、多方位进行宣传，真正做到让村干部“动起来”，让宣传氛围“活起来”，让学习热潮“火起来”，进一步推动法治宣传进农村、进社区、进农家，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必须遵循的规范。
送“典”下乡要贴近民生日常。民法典的普法工作关键在于要贴近基层群众生活，“数次说教不如一次生动实践”，可以联系司法部门开展“以案说法”活动，邀请群众参加典型的涉农、邻里纠纷、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变为人民群众身边的“活例子”，增进群众对法典的理解。依托农村调委会、便民服务中心等机构，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邻里纠纷的作用，“以法为准、以理为基、以情为引”，通过社会力量和基层组织务实解决民事纠纷，多方面推进民法典实施工作。
送“典”下乡要树立良好风尚。在做好民法典宣传推进的同时，广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引导群众破除旧风俗，塑造社会文明新乡风。把民法典中体现的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与孝敬父母、邻里互助、家庭和睦等淳朴乡风结合起来，将民法典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写入村规民约，树新风、助传承，建立起学法律、用法律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乡风，引导群众养成自觉守法意识，形成遇事找法习惯，努力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让民法典长长久久走进人民心里。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2近日，有公众号：民法典与“小明”的故事，在网络上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故事用插画文字的形式展现了民法典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点点滴滴，通过“小明”的成长展示民法典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历程，深刻反映出“人民至上”的幸福感、获得感。
民法典是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是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翻开历史的画卷，从1954年到2017年民法典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一部“法”的诞生伴随着中国社会60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伴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以“人民至上”绝不动摇，为“人民幸福”保驾护航。
从呱呱坠地到耄耋之年，保障一生无止境。故事的主人公“小明”未出生时，“还是个胎儿的他，也有继承、接受赠与等权利”，把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个体。“那一年，小明60岁”，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到“小明”80岁时，民法典草案继承编：“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一字一句深含为民本色，“生命至上”是民法典从诞生起便与生俱来的温度，也是“人民至上”的最有力度的说明。
从生活的鸡毛蒜皮到人生终身大事，更新服务零距离。从生活中的充值、“霸座”到结婚登记、夫妻债务等，从细节中为人民群众的“钱袋子”“米袋子”保驾护航，为人民群众打开幸福之门提供有力保障。
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义环境。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驱动下的创新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从“小明”懵懂时为游戏充值，再到初入社会时网贷平台的“利滚利”，再到见义勇为时不慎造成的损害，再到接到无数垃圾短信的维权，这些看似生活中的“小事”，却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中国社会矛盾的转化过程。在“小明”生活的点滴中，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人民情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果展现。民法典让社会更加公平发展，让群众步入幸福安康的生活。
时过境迁，生活变化反映社会发展，生活进步得益于科技发展，民法典为中国创新创造保障开路。民法典也是市场经济基本法，伴随着民法典的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名片”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等“中国奇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创造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一跃而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果来之不易，其中和谐安定、科学规范、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是关键，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体现，为中国创新创造提供了不断成长壮大的优渥环境。“小明”的成长记录中国法治改革历程，彰显“中国之治”的力量，一部民法典，一生守护的人民情怀!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3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的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中强调，要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要有效推动民法典这部人民群众生活的“百科全书”更好实施，发挥其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作用，就要广泛开展民法典的普法工作，在宣传教育上冒热气、接地气、添生气，使其“飞入寻常百姓家”。
要火速行动“冒热气”，烙上时代印记。“民之所安，法之所系”，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推进脱贫攻坚、进行社会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无不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方面面，环境污染、校园贷、疫情防控等相关条款在民法典中也有体现，民法典中的法律条文无不篆刻着着深深的时代印记。作为时代的产物，要让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要与时代同频共振，迎着民法典通过这股“热气”，及时、迅速、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教育。要用好宣传教育这股“热劲”，摒弃等一等、缓一缓的思想，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宣传教育。党员干部要走在前、作表率，及时主动学、深学细悟;法律工作者还要带头讲，以讲促学。不仅要在广大干部中宣讲，更要走到人民群众中进行普法。在宣传教育中要把好要把好关注的“热点”，将人民群众关注度高的、与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内容进行重点宣讲。
要因地制宜“接地气”，传递人心所向。“民之所盼，法之所向”，作为我国的第一部“法典”，民法典包含了大到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小到霸座、高空抛物诸多具体权益的保护，包罗万象。作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要让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要在宣传上“接地气”。要加强对专业术语的解读，用人民群众易接受、能吸收，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和内容进行宣传。要以需求为导向，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宣传什么，干部缺什么就学什么、讲什么。要以效果为导向，做到生动活泼、形象，要摈弃发传单、念法条的生硬宣传方式，多举群众身边鲜活事例，要创新宣传方式方法，要将宣传教育融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来，融入到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中来，坚决杜绝“走过场”。
要精准滴灌“添生气”，讲述生动实践。“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从胎盘到坟墓”，民法典与每个人的一生息息相关，法条的制定、修改、完善无不反映着民生，无不是为了解决我们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民法典的内容本就来源于实践，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要让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广泛开展的宣传教育时，绝不能搞大水漫灌，而要精准滴灌，要做到面对不同的受众对象，进行有针对性地宣传，尤其是面对群众，要用朴实的语言，多举生活中鲜活的事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杜绝浮光掠影，要往深里走，将一个问题讲透，多些“真知灼见”的传递和久久为功的执着，少些“花里胡哨”的作秀。要抓好重点，要做好宣传前的调研，不仅要了解人民群众想听什么还要考虑党员干部需要什么，做到“看菜下单”，才能科学、高效、精准地进行宣传。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好的法令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具体的实施和推行。加强民法典的普法工作，能让这部人民的法典更好地走到人民群众身边、走进人民群众心间，使全社会成员更自觉地养成守法的意识、用法的习惯，护佑着每个人的未来，也推动着国家法治建设的未来。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4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不由让人畅想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
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加齐头并进，让生活更美好。脱贫攻坚是我们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最后一战，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人们常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拼搏之气，也是顺畅之气。有时候，在拼搏中虽然有了成果，但可能仍感觉“不开心”。因为除了有成果的收获，更在乎被周围环境所“尊重”。比如工作了一天回到屋里，忽然接到房东电话让明天搬走，一看租期还有半年才到期，那心里的憋屈怎么办?看到小区电梯里打的五花八门的广告，回想到这笔收益去哪里了?越想越生气。好不容易刚处了个对象，在路上散步，突然一条狗扑了上来，狗主人却没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是挥拳相向还是保持绅士风度?让人着实为难。十几岁的孩子偷偷拿着父母的积蓄在网上打了“赏”，父母该怎么办?不用怕，在《民法典》里都能找到答案。有时候，苦一点累一点倒不怕，怕的是被人、被周遭所“忽视”。虽然要想有“存在感”，就要不断去拼搏，但大环境的塑造也很重要。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让群众在关注小康社会“物”的同时，更有“神”，更有“感”，就如同“骨骼”和“血肉”，“有力”而“优美”。
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藏“富”于民，“富”中更“安”，奋斗起来更带劲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要把这两“富”深深地藏于人民的生活之中，让这“富”与时代同进。“此心安处是吾乡”，有“乡”的地方就有“家”。有“家”的地方，就要守护好。有法可依，并不断完善，就是最好的“守护”。当我们走在全面小康的大道上，再“手握”《民法典》，无论在哪里，心底都会有着落。“底盘”更稳才敢开得更快。《民法典》无论是大到物权、合同，还是小到家庭矛盾、邻里纷争，都能在其中找到依据和答案，可以说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权益无时无刻、无所不在。情况明了，底气足了，就如解“后顾之忧”。俗话说，心稳了，手就稳了，在接续奋斗的路上就会更加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喷薄出那为事业热火朝天的干劲儿。“底盘”更稳才能开得更快。民心安，则天下和。“和”就是心齐，心齐则事成。《民法典》就如一块千锤百炼，无比坚固的“磐石”，铺就在“复兴号”列车带领人民驶向更加幸福的道路上，即使在未来可能还要面对更多更大的风浪，但只要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万众一心的这块“基石”在，就能让列车稳稳地全速前进。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要不忘学习《民法典》。让《民法典》的为民思想和情怀，更加激励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让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成为《民法典》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5近日，《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文章指出，要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学习和宣传民法典要破除三个误区，切实让民法典春风化雨教化人心。
破除“不违法就行”的误区，掀起学法“新高潮”。在我国基层，仍个个别人片面地认为，“无知者无罪”，这是法律意识淡漠造成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伴随的相关法律制度并未完全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目前，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比如“谁受伤谁有理，谁横谁有理”“扶不起”等，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不利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不利于国家的法治进程。针对以上问题，首先要做好宣传教育发动，可采取电视广播、两微一端等多媒体，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官方话语解释清楚;其次要组织群众学习起来，采取学生父母一起学，家庭教育小课堂等方式把学法新风吹进千家万户;再次是要把懂法作为评定标准，可采取网络知识竞赛，在公园、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场所组织开展普法知识擂台赛，让群众主动参与进来，通过案例分析、情景再现等方式提升公民法治意识。通过普法宣传为群众立起学法知法懂法的“风向标”。
破除“法律无大用”的误区，立好尊法“新规矩”。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法治意识不够强，不数群众法治观念淡漠，遇事不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和维护权益，甚至采取息事宁人方式。针对这种问题，首先要坚持法治底线，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问题，用事实依据说话，不因客观因素降低原则和底线，不因一时利益影响全局大局;其次是要形成敬畏法律的意识，法律是神圣不容践踏和亵渎。日前，网上一段“捉狗”视频刷爆网络引起网友的点赞，“遛狗不栓绳”看似小事其实存在大隐患，敬畏法律不仅仅是要知悉更要行动，要让明知故犯的侥幸心理彻底消除;再次是要养成尊崇法律的自觉，坚持不懈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扩大普法覆盖面。要让法治的意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积累，在一人一事的行动中形成自觉，切实把尊崇法律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破除“人情就是法”的误区，形成用法“新风尚”。人情世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流传下来的风俗礼仪。用好情面可以有效推动工作，反之则会形成不讲原则、乱开口子的被动局面，“人情就是法”在有些人的意识中还没有彻底消除。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全民法治意识将会不断增强。针对“人情就是法”的问题，党员干部要用引导好“法”，正确处理好“情”与“法”的关系，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讲原则促团结，抵制不利于大局、团结的庸俗关系。要引导信“法”，坚持对中国法治体系建设的高度信任，增强法治规则意识，自觉遵守、主动融入，让“法”的公平温暖人心。要引导护“法”，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突破经验教条的藩篱，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克服惯性思维，敢于同一切损害法律的言行作斗争，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在主动用法、善于用法中，让民法典成为“法治中国”进程的坚强保障和有力推手。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3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为交付时间。a.快递员收件时间B.发货人发货时间C.快递员送货时间D.收货人的签收时间(答案)。以下是小编和大家分享的民法典知识及练习题资料，提供参考。
民法典知识及练习题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法律吗?不是。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2、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
3、民法典编纂采取的“两步走”工作思路是什么?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后，再与民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4、民法典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和附则。
5、民法典是什么时候通过的?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6、民法典什么时候开始施行?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7、民法典开始施行后，哪些法律同时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8、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是什么?(1)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制度的现实需要。(2)编纂民法典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3)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4)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9.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哪次会议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编纂民法典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
10.为什么说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民法典知识及练习题二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次审议通过：
a、五
B、三(答案)
C、二
D、四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时间：
a、2020年5月28日(答案)
B、2019年5月18日
C、2019年6月18日
D、2020年6月18日
3.民法典自()起施行
a.2020年6月1日
B.2020年9月1日
C.2021年1月1日(答案)
D.2021年6月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有多少条?
a、1000条
B、1520条
C、1260条(答案)
D、1380条
5.对合同内容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体现民法的基本原则是()
a.平等原则
B.公平原则
C.诚实信用原则
D.自愿原则(答案)
6.《民法典》增设了打印遗嘱与()两种法定遗嘱形式。
a.自书遗嘱
B.录像遗嘱(答案)
C.口头遗嘱
D.其他遗嘱
7.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法律关系的协议。
a.民事(答案)
B.刑事
C.双方
D.供求
8.()是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a.承诺(答案)
B.答应
C.应承
D.同意
9.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a.家庭住址
B.主营业地(答案)
C.公司地址
D.ip地址
10.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为交付时间。
a.快递员收件时间
B.发货人发货时间
C.快递员送货时间
D.收货人的签收时间(答案)
11.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的民法典教育。
a.青少年(答案)
B.全民
C.中年人
D.老年人
12.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a.信息技术手段(答案)
B.音像手段
C.科学手段
D.不正当手段
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人或者经其法定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a.八(答案)
B.十四
C.十八
D.以上都是
14.在新中国成立后，本次民法典制定前，我国曾先后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四次组织民法典起草。
a.1999年
B.2000年
C.2001年(答案)
D.2002年
15.翠花和老公大吵一架，气愤之下登记离婚，第二天两人和好，又后悔离婚了。他们在多少天内可以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a.30天(答案)
B.40天
C.50天
D.60天
16.东东未经允许，用ai换脸软件，把一段恶搞视频里主角的脸换成了某个女同学的脸，并在微博上进行传播。请问东东侵犯了女同学的什么权利?()。
a.肖像权(答案)
B.名誉权
C.隐私权
D.姓名权
17.小区物业用公共电梯给某品牌张贴付费广告，净收入100万元。这笔钱应该归谁所有?()
a.物业
B.小区业主共有(答案)
C.业主委员会成员
D.开发商
18.住宅土地70年产权到期后，会发生什么?()
a.产权作废
B.自动续期(答案)
C.国家所有
D.以上都是
19.单身李女士想收养男孩小刚，对于收养的年龄差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应当相差20岁以上
B.应当相差30岁以上
C.应当相差40岁以上(答案)
D.应当相差50岁以上
20.小美家的泰迪犬走丢了，情急之下她悬赏一万元寻犬，小丽在路边发现了走失的泰迪犬并送还小美。请问关于“悬赏一万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小丽有权索要悬赏的一万元，小美应当履行承诺(答案)
B.小丽只能按照泰迪犬的市场价格索要悬赏
C.小丽有权索要悬赏的一万元，但小美可以不足额支付
D.小丽属于做好人好事，不应该索要赏金
21.小王有将自己的一处房产，先是在5月1日抵押给了小李，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同年7月10日又抵押给了小张，并未办理抵押登记。请问当所有的债权期限都届满时，对于该房产的清偿顺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小李和小张同时受偿
B.小张有权优先受偿
C.小李有权优先受偿(答案)
D.小李和小张对于相机平均受偿
22.占有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归谁所有?
a.归物业服务企业所有
B.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其归属
C.归业主共有(答案)
D.归国家所有
23.依据《民法典》的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丧生，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
a.有继承人的先死亡
B.长辈先死亡
C.同时死亡
D.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答案)
24.王老先生久卧病在床，一直是保姆李某照顾。老人去世前，希望通过合同或者遗嘱的方式，让李某可以继续在房子里居住，但把房屋产权留给子女。关于李某对房屋的居住权说法错误的是()
a.保姆李某不能将自己的居住权转让给其他人
B.保姆李某死后李某的子女可以继承对该房屋的居住权(答案)
C.李某对该房屋只能居住不能出租
D.王老先生的子女不能擅自出租该房屋
25.下列哪一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a.夫妻共同签名的债务
B.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欠下的赌债(答案)
C.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D.男方签名，但女方事后追认为共同债务的债务
26.为了保护()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的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制定的。
a.民事主体、社会主义、规定
B.自然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
C.全体公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法规
D.民事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答案)
27.黄某和老婆吵架，一气之下登记离婚申请后，又反悔了。根据民法典有关条款，在多少天内他可以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a.10天
B.30天(答案)
C.45天
D.60天
28.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a.三，二十(答案)
B.两，二十
C.三，十年
D.两，十年
29.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法人代表为王某，公司签订200万元以上的合同必须经过董事会共同决议。后王某擅自以公司名义与不知情的李某签订一份金额为300万元的合同。王某的行为()。
a.有效(答案)
B.无效
C.可撒销
D.效力待定
30.如果甲企业和乙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标的物是国家严禁采伐的稀有木材，则该合同()。
a.无效(答案)
B.效力待定
C.可撤销
D.有效
31.王某去甲医院看病，因为医疗器械缺陷而遭受损害，该医疗器械系乙公司生产。对于王某的损害，王某()。
a.只能请求甲医院赔偿
B.只能请求乙公司赔偿
C.有权请求甲医院或者乙公司赔偿(答案)
D.自行承担责任
3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下列不属于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的是()。
a.重婚
B.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C.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答案)
D.未到法定婚龄
33.下列情形中属于民事法律事实的是()
a.下雪
B.做作业
C.离婚(答案)
D.请朋友吃饭
34.根据我国《民法典总则》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
a.年满8周岁
B.年满16周岁
C.受孕
D.出生(答案)
35.小周背着老婆向哥们儿借钱，给女主播打赏了10万元。请问这10万元由谁来还?()
a.小周本人(答案)
B.小周的老婆
C.小周和老婆共同还债
D.女主播
36.自然人下落不明满()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a.1年
B.2年(答案)
C.3年
D.4年
37.2020年5月28日15时08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以下不属于这7编的是()。
a.侵权责任
B.物权
C.人格权
D.知识产权(答案)
3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视为住所。
a.暂住地
B.经常居所(答案)
C.身份证地址
D.户籍登记
39.下列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是()
a.醉酒的人
B.意识清醒的90岁高龄老人
C.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答案)
D.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40.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
a.刑事责任
B.行政责任
C.民事责任(答案)
D.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4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包括()。
a.委托和法定(答案)
B.法定和指定
C.法定和表见
D.委托和指定
4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见证人在场见证。()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a.一个以上;遗嘱人
B.一个以上;遗嘱人和见证人
C.两个以上;遗嘱人
D.两个以上;遗嘱人和见证人(答案)
43.某学校委托其教务人员王某购买一批电教器材。王某到百货公司购买时，正好该公司举行有奖销售，规定购买商品若干元可得到奖券一张，王某代购电教器材，得到五张奖券，他自己把这几张奖券收了起来。后来百货公司抽奖，这几张奖券中的一张中了头奖，可得到彩色电视机一台，该电视应当()。
a.归学校所有(答案)
B.归学校所有，但应当给王某以适当补偿
C.归王某所有
D.归学校与王某共有
4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委托授权采用()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人签名或者盖章。
a.书面(答案)
B.协议
C.文字
D.合同
4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a.按份责任(答案)
B.连带责任
C.民事责任
D.平均责任
46.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a.全部同时废止(答案)
B.全部继续施行
C.部分废止
D.部分继续施行
47.民法典新增了以下哪项新型用益物权。()
a.居住权(答案)
B.地役权
C.质权
D.抵押权
48.甲父有房屋a，登记在甲父名下。甲与甲妻婚后，甲父去世，未留遗嘱。甲是唯一继承人。甲父去世后，仍登记在甲父名下的房屋a是()的?
a、甲父的
B、甲的
C、甲与甲妻共有(答案)
D、归国家
49.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
a.完全;完全;可以
B.限制;限制;应当
C.完全;完全;应当(答案)
D.限制;限制;可以
5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a.侵害;有权
B.侵害;无权
C.违背;有权(答案)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4
[内容提要]近代民法典的结构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不宜将其全部植入民法典。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中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关键词]民法典编纂、知识产权立法、民事特别法目次一、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二、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三、民事特别法：当代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体例四、我国立法选择：民法典一般性规定与民事特别法专门规定结语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民法典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中，亦专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我国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一、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法制史上的新页，是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英国于1623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即《垄断法规》），1709年制定第一部著作权法（《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之权利法》，即《安娜法令》），法国于1857年制定第一部商标法（即《关于使用原则和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是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开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19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上述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英美法系国家有着自己的法律传统，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即民法典的存在。英美学者在学术上将私法分为合同法、侵权行为法、财产法、信托法、家庭法等部分，上述规范在法律形式上以判例法或制定法的形式存在。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权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在欧洲，出版特权或专营权授之于封建君主的有限地域，且往往有一定的期限，因而酿成了被许可人的排他的权利意识。他们认为对于印刷品、专营品应产生一种新的所有权，而不仅仅是行政庇护的特权。尔后，由于封建王朝的衰落与市民阶级私权观念的进化，他们开始主张这种印刷专有权、产品专营权不应由国王特许才产生，而应基于创造者“精神所有权”的转让而取得。“精神所有权”的理论认为，对于其创造者的思想以及基于思想所产生的物化产品都享有所有权，这种精神产品的权利也是所有权一种。十分明显，“精神所有权”已具有近代知识产权的基本含义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人享有的无形财产权，是为法定之权而不是特许之权，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得以形成，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将思想作为精神财产，称之为“自然和不可废除的人权”，并确认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像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的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毋庸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像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二、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的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现试就几个“范式”立法例作出具体分析：意大利民法典。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在大陆体系的法典化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一种参照系，而且对秘鲁1984年民法典及其他美洲国家的民法典的改革方案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前的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主要效仿的是法国模式，1942年民法典在部分保留原法典痕迹的同时，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规定了工业化进程中在企业和劳动关系方面出现的新问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问题、新关系、新制度，就规定在民法典的“劳动”编中。该法典第六编冠名为“劳动”，实际是关于劳动关系、公司（合伙）、合作化、企业、知识产权、竞争与垄断等规范的混合编。意大利民法典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主要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其中，标记性权利规定在名为“企业”的第八章，包括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二节“商号和标识”、第三节“商标”；创造性权利规定在题为“智力作品权和工业发明权”的第九章，包括第一节“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著作权”、第二节“工业发明专利权”、第三节“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意大利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有两个缺陷：第一，该类规范是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即主要规定各类知识产权的性质、对象、内容、主体、转让等，即是具有私法内容的规范性条款。民法典强调有关权利的取得、行使及其存续期间由特别法加以规定。实际上，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之外，各种知识产权专门法依然存在。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规定，是象征性、宣言性的，缺乏实际操作的意义；第二，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制度安排，分设为“企业”与“作品权和发明权”两章，此类体例设计无疑割裂了知识产权的完整体系。同时，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成为门类众多、权项庞杂的规范体系，民法典仅规定了四类知识产权，显见其体系的包容性不足。由上可见，意大利1942年民法典很难说是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立法的范式民法典。荷兰民法典。荷兰是新民法典编纂运动的杰出代表。早期荷兰的私法体系基本上是法国法的翻版，自19世纪末开始受到德国法的影响，至20世纪在糅合“法学阶梯体系”与“潘得克吞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荷兰民法典结构。1992年荷兰民法典分为10编，包含传统的民法、商法，以及消费权益保护法和其他私法法规，并把具有重要价值的判例也编入其中。[12]该法典第九编是为“智力成果权”。根据立法计划，“智力成果权”即知识产权，包括当时拟定的专利、商标、版权、商号等。其中，具有私法性质的条文纳入第九编，那些具有行政、程序法和刑法性质的条文则另置他处。民法典中关于知识产权编的设计，后来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困难而被取消。[13]另一重要原因是，自《马斯特里赫条约》签订之后，欧盟一直致力于制定一个适用所有成员国的“欧共体法”。人们认为，“欧共体法”不是国际法，它与相关国际公约不同，是一个超国家的法。自荷兰民法典颁布后，欧共体先后制定了统一商标法、专利法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条例，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与其保持一致，而不能进行补充和修订。[14]荷兰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将上述法律搬到新民法典第九编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不仅仅包含私法的内容，而且各类知识产权有不同的转让、设质的规则，可见知识产权已难以融于民法典体系之中。[15]俄罗斯民法典。1922年苏俄民法典有关财产权各编分别是所有权、债权、继承权，没有涉及知识产权。196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及后来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法典既弥补了以往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缺憾，具言之：该民事立法纲要及民法典在第四编、第五编、第六编中分别规定了著作权、发现权和发明权，上述制度列入民法典之中的限于是调整有关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规范[16]。这一体例设计是对1922年民法典体系的重大突破，但这三编并没有总括为“知识产权”编，同时它将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在内的工业产权排除在外，其有限的内容也不可能概称为知识产权。199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推动俄罗斯民事立法模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民事立法纲要的基本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著作权、在生产中利用发明的其他创作成果的权利、继承权、国际私法规则，共7编。其中，除著作权以外的“创作成果的权利”包括专利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商号权、合理化建议作者权、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17]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18]不完整地再现了这一纲要所设计的模式，拟定的知识产权编为第五编，冠名为著作权和发明权，没有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事实上，1992年9月，该国已经以特别法的形式颁布了“专利法”和“商业标记法”。这部被称为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民法典”尚未完成世人关注的“知识产权编”，但其总则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一节中已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有关问题。立法者将“信息；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与物、工作和服务、非物质利益等同列为权利的客体。新的俄罗斯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规范有两点值得检讨：首先，总则拓宽了权利客体的范围，一是承认作为财产权利的无体物，将知识产权本身也作为客体；二是将信息及智力活动成果作为另类客体，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物。但是总则关于“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的规定，将两类客体混为一谈，令人费解；其次，民法典拟定的知识产权编限于是著作权和发明权，其他知识产权则以特别法形式出现，这就肢解了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与1991年民事立法纲要的初衷相去甚远。越南民法典。1995年越南民法典是后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典编纂运动的产物，其体系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受到199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和1994年俄罗斯民法典的影响。越南民法典专编系统地规定了知识产权，在法典于1996年生效之时，同时废止了1989年“工业所有权保护法”、1994年“著作权保护法”、1988年“引进外国技术法”。越南没有象意大利、俄罗斯那样采取基本法与特别法并用的方法来规定知识产权，这在世界立法例中是不多见的。越南民法典第六编名为“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权”，含“著作权”、“工业所有权”、“技术转让”三章。其中：第一章“著作权”，计35条，规定了作者与著作权人、受保护作品、著作权内容、作品使用合同、邻接权等，几乎是将一部著作权法移植入民法典之中；第二章“工业所有权”，规定了主要的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记权。该章计26条，规定了工业产权的标的、工业产权的确立、工业产权的主体、对工业产权的限制、工业产权的保护。从上述规范内容来看，第二章多为工业产权的私法规范，关于专利与注册商标的申请、审查、异议、复审、核准、管理等均未涉及。这些程序性规范显然无法包容在民法典之中，而只能以条例、规章的形式另行加以规定。第三章“技术转让”，计17条，规定了技术转让的标的、技术转让权以及技术转让合同。专利权、商标权以及技术秘密权的转让，均可以适用上述规范。应该说，越南民法典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上颇具代表性，是至今为止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最为集中与完善的一部民法典，但它的示范作用也是有限的。该法典仅仅规定了传统的主要知识产权类型，而对新兴的知识产权制度没有予以回应；同时，该法典似乎像其他民法典一样，无力解决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问题，有关知识产权的程序性规范、行政法与刑法规范只能交由单行条例或其他法律部门来完成。[19]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20]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予以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制度融入其体系之中。上述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三、民事特别法：当代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体例单行立法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20世纪末，采取知识产权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律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21]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首先，在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22]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它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23]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律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24]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25]。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26]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与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知识产权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知识产权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显然是不合适宜的。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具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科技革命而生，由于科技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27]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即修改一次[28]。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29]。中国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上述便利。四：我国立法选择：民法典一般性规定与民事特别法专门规定我国民法典草案目前正处于法案草拟、专家认证阶段，对知识产权制度作如何处理，当是不容回避之重大问题。民法典是否接纳知识产权制度，赞成派与反对派的意见各执一端。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笔者与一些民法学者、知识产权学者反对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比较各国立法例，本人得出以下结论：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无知识产权编，凡是编入知识产权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为此，我以《知识产权制度不宜编入我国民法典》为题在2009年9月29日的《法制日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30]同年10月，笔者参加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的民法典草案的专家讨论会，聆听了起草者及各位学者的意见，进而调整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从最初提交讨论的民法典草案来看，知识产权已被列为专门一编，含有一般规定、各项权利规定、其他规定共100多条款项。可以说，该类法律制度是平行移植到民法典而成为“知识产权编”。在这次会议上，本人对此提出异议（其理由参见本文第二、三部分），但同时提出修正案，即民法典仅对知识产权制度作一般规定，其单行法依然保留。笔者作出上述修正，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知识产权是私权。对此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其前言中已作明确宣示。知识产权虽是知识类无形财产的权利形态，但其基本属性与财产所有权无异，都应归类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将无形财产权在民法典中作出反映，有助于与有形财产权形成完整的、丰富的财产权利体系；第二，知识产权是受民法典保护的权利。知识产权法虽含有若干程序法、公法性的规定，但依然是以实体法为基础的私法制度，隶属于民法这一法律部门。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在法律分类上具有更高的位阶和权威。在民法典中对知识产权进行明确定位，有助于维系这一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三，知识产权已在我国民事基本法中作出原则规定。1986年《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仅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的列举性、宣示性条款，无其他实体性规定内容。《民法通则》集中而概括地描述了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并将其与其他财产权及人身权合为民事权利专章，在当时被称为是民事立法上的创举。考虑到立法体例的传承性，未来中国民法典对知识产权作出一般性规定，并无不可。关于知识产权的新的立法体例，即民法典作一般规定和特别法作专门规定之立法方法，与他国民法典的知识产权编是有所不同的。意大利民法将各种知识产权制度的私法规范编入法典，但相关专门法律照样存在，徒增法律适用之不便；越南民法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全部纳入法典，但其权利种类顾此失彼，公法规范不能进入，更难言有可取之处。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知识产权论坛上，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权威人士称：wipo并不赞成在民法典中详细规定知识产权问题，作出此类立法例的国家如意大利、俄罗斯、越南等正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wipo认为，在民法典中就知识产权问题作出一般规定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编”，仅是一般性规定，其相关条款的规定应考虑遵循以下规则：首先，民法典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与一般制度，应适用于各项权利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基于上述规范的普遍适用性，“知识产权编”不另作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编”所规定的一般性条款，应是从各项知识产权制度中抽象出来且共同适用的，该编并不影响相关民事特别法的独立存在；再次，“知识产权编”着力描述的应是该类制度与其他民事权利制度的不同之处，即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特性所体现的一般性规范。具体说来，可包括知识产权的性质、范围、效力、利用、保护等。笔者试拟条款如下：第一条[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说明：本条旨在阐明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财产进行法律调整的结果，是从传统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新的独立的财产形态。尽管知识产权具有自身的法律特征，但是在“私权”这一本质属性方面，与其他民事权利并无二致。这一条款是对《知识产权协议》关于“知识产权为私权”的立法回应，是对知识产权在私法领域中地位的明确肯定。第二条[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包括以下权利：（一）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二）专利权；（三）商标权；（四）商号权；（五）原产地标记权；（六）商业秘密权；（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八）植物新品种权；（九）反不正当竞争权；（十）其他知识产权。说明：本条旨在概括知识产权的体系范围。以我国参加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知识产权协议》等主要国际公约为基础，以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为依据，将知识产权体系界定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三大主体制度和其他知识产权制度。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有关商事主体的名称权宜称之为商号权，企业名称权的说法有失精确。在国际公约中，商事主体的名称，多称为商号或厂商名称。我国相关立法文件习称为企业名称。其实，企业不是生产经营者的唯一主体形式。《民法通则》规定，“法人、个体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因此，商号权是一切商事主体所享有的专用标记权，较之企业名称权有更大的包容性。第二，发明权、发现权不是具有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该类权利只是取得荣誉及获取奖励的权利，相关智力成果的权利是为国家所有，即归属于公有产权。除《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及少数公有制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与国际公约都没有承认发现权、发明权的私法性质。该项制度似可归类科技法，“知识产权编”不宜规定。[31]第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与《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均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协议》强调缔约方应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应理解为承认反不正当竞争的知识产权属性。“知识产权编”作出相应规定，有助于对各知识产权制度之间产生的交叉部分、空白地带给予补充保护，如对商品假冒、欺骗性宣传、商业诽谤、滥用工业产权专有权等行为进行制裁。第四，“其他知识产权”是一个“兜底条款”，以弥补上述权利列举性规定之不足。鉴于知识产权体系的开放性、动态性特征，作出这一规定是适宜的。诸如传统知识的保护、数据库的保护、生物多样化的保护、网络域名的保护等，相关权利制度的建立正在探讨之中，倘若有关单行立法正式出台，依照该项条款亦可纳入“知识产权编”中。第三条[知识产权的效力]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及其限制和例外、保护期限、地域效力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确定。说明：本条旨在界定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这是与财产所有权的主要区别所在，有必要专门规定。知识产权的效力包括权项内容及权利限制两大部分。前者涉及知识产权的使用权、禁止权等权利行使问题，后者涉及权能限定、时间限定、地域限定等权利限制问题，其具体内容由专门法律、法规加以规定。第四条[知识产权的利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者许可使用，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之外，不意味着相关信息的有体介质（载体）所有权的转移。反之亦然。说明：本条旨在说明知识产权的利用方式及法律后果。第一款说明知识产权的利用方式，主要是转让与许可使用。转让意味着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利的全部让渡，即知识产权主体的变更。许可使用只是表明知识产权中的一个或几个权项的有条件利用，即形成同一客体为不同主体同时使用的情形。这是与有形财产使用的不同之处。第二款说明知识产权利用的法律后果，即在转让与使用中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具言之，智力成果所体现的知识产权与智力成果之有形载体所体现的所有权，是两种不同的财产权利，除有特别规定或者约定之外，转让或者许可使用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涉及另外一种权利。第五条[与在先权利的关系]从事智力创造活动，享有及行使知识产权不得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说明：本条旨在说明知识产权与在先权利的关系。在先权利是指先行合法存在并得到保护的其他民事权利。相对某一知识产权来说，在先权利可以是其他知识产权，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权利。知识产权不得对抗在先存在的其他民事权利。关于各项知识产权及与相关权利的冲突，国际公约及国内立法都规定有尊重在先权利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不得对抗在先存在的其他民事权利，例如，不得擅自将他人的美术作品用作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不得将他人的肖像、姓名作为注册商标的标记等。这一规则是其他民事权利制度所不具有的，“知识产权编”应特别作出规定。第六条[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保护依照法律、法规取得的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侵犯知识产权构成对行政管理秩序侵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说明：本条旨在规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及侵权责任。在各类知识产权中，除著作权、商业秘密权外，大多数知识产权须经国家机关的确认。尽管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本源，但国家机关的授权行为是该项权利得以成立的必经程序。国家法律保护的是依法取得的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责任主要是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但在侵权行为构成对行为管理秩序侵害或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时，还须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第七条[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人不得滥用其知识产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竞争者的合法利益。滥用知识产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可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给竞争者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或者其他民事责任。说明：本条旨在规定知识产权滥用的禁止及其法律后果。“权利不得滥用”本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条的规定使得该项基本原则得以具体化，同时与《知识产权协议》的原则精神相一致。[32]第八条[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本编涉及知识产权的其他具体规范由特别法规定。说明：本条旨在说明民法典“知识产权编”与相关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即知识产权立法采取民法典作一般规定、特别法作具体规定的体例。在各项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定时，得适用该特别法，该法律、法规无规定时，则可直接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结语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进而言之，还应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笔者有理由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有关观点参见翟云岭等《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1999年年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赵中孚等：《1999年民商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0年第1期。段瑞春：《关于知识产权的几点认识》，载《求是》1999年第4期。参见[美]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引自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日]阿部浩二：《各国著作权法的异同及其原因》，载《法学译丛》1992年第1期。SeeL·Ray·patterson、Stanleyw·Lindberg:thenatureofCopyright：aLawofUsers’Right,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1.[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节附译。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75-876页；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苏]B.a.鲍加特赫等著：《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法》，引自《国外专利法介绍》，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黄勤南主编：《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页。[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为意大利民法典中译本所作的前言。引自费安玲、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2][荷兰]亚瑟·S·哈特坎普：《荷兰民法典的修订：1947-1992》，载《外国法译评》199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5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Literacy:whateveryamericanneedstoKnow.Boston:Houghtonmifflin,1987;andallanBloom,theClosingoftheamericanmind.newYork:Simon&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andCulturalRevolution.”newLiteraryHistory,Vol.27,no.4(1996),pp.34—5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新型的“市民社会”。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构想和实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讲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Kang,aestheticsandmarxism.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0,Chapter3,“HegemonyandCounterhegemony:nationalFormandSubjectiveFighting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解读。(注：XudongZhang,“postmodernismand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thepresent,”inarifDirlikandXudongZhangeds,postmodernismandChina.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文革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时代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道成为斗争对象。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直沿用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英和中坚力量。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6
制定民法典是编纂还是汇编?
哪些制度放于民法之内哪些制度放于民法之外?
民法典的编纂体例采用《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还是采用《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
如何规定财产法问题?
如何对待人格权?
“我认为中华民族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一定要有她的创新，如果没有一点创新，就不叫‘中国民法典’”。
“编纂民法典好比这头发。头发长出来再梳，梳什么发型都好办。”
“头发长出来以后，把它往哪边放、梳怎样的小辫子，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关键是好用。”
几位著名学者的相互争辩使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搂里的研讨会异常活跃。
2002年4月6日，中国民法学界的著名学者云集北京大学，共同参加了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北京大学《中外法学》编辑部主办、法律出版社协办的“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
会议严肃而活泼。会场内外挤满了人，许多人都是站着听的，站着的对坐着的人的提问，有一股扑鼻的“火药味”。
研讨会传达了一个信息: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头发是怎样长出来的
“民法典的立法进程”主题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梁彗星教授和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
梁彗星教授的发言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现在所进行的民法典编纂情况;另一部分则是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些争论焦点。
梁教授说:“我国要编纂民法典的立法目标可以说是在十五大报告中就定下的，因为在报告中说‘我们要在2010年之前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中民法无可厚非地占据着重要位置。”
现在我们的各个部门法都有了法典，惟独民法领域只有一个《民法通则》，《民法通则》和相关单行法对我国保障人权、发展民主和法制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从现实来看《民法通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足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保障人权、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坚实的、牢不可破的基础，所以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迫切性在进入90年代后期日益凸现出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一项立法任务。
因此，1998年3月，立法机关委托9位民法学者、专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中国民法典编纂和草案准备工作。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议定的计划是:第一个步骤是1999年完成统一《合同法》，实现交易规则的统一和完善;第二个步骤是用5至6年的时间通过制定物权法完善有形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则;第三步是2010年前完成中国民法典编纂。
现在，第一个步骤已经顺利实施，新《合同法》已于1999年3月通过并生效。第二个步骤正在进行中，至今产生了两部物权法草案。
按照当时的计划，物权法草案今年要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过去的三步走程序。
但是到了去年年底，情况有了变化，由于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中国政府、立法机关对于立法进程提出了进一步加快的要求，委员长直接提出要求:要在今年就完成民法典的草案起草工作，这个草案要在今年就上常委会审议一次。
因此，今年1月11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民法典编纂工作会议，决定采取分编委托起草的方式，委托若干专家学者分别起草民法典各章节工作。民法典的编纂已经不是一个议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为此，郑成思教授提出一句名言:头发长出来再梳，梳什么发型都好办。
但这样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即这样大的一部民法典的草案怎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我国人大常委会从来审议过如此巨大的一部法律案。这部法律案究竟要多少条文?人大法工委民法司司长王世明认为应该有两千条左右，至少也要有1500条左右。如果在常委会上宣读1500条法律案，常委们怎么进行讨论?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王世明同志认为还是应该分编进行审议，分编通过，类似民国时候国民政府制定当时的民法典所采用的办法。
另外，梁教授还谈到了涉及民法典编纂体例的若干重要争论点;制定民法典是编纂还是汇编?哪些制度放于民法之内哪些制度放于民法之外?民法典的编纂体例采用《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还是采用《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如何规定财产法问题?如何对待人格权?
我们走在十字路口上
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人身关系”流变考》，他在发言结束时说:“在100多年的继受西方法的过程中，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们是一边倒地继受德国法。我们在制定民法典之际，中国的民法理论和立法者也走在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除了德国以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道路，我们就无从判断这条德国道路是对还是错。现在我的使命就在于把另外一条道路告诉大家，使得大家可以评估一下我们跟着德国走到底对不对，如果对可以继续走下去，如果不对我们可以采取第二条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反正有一个前提，知道有另一个选择的情况和无所选择的情况相比，第一个情况为优。”
徐国栋认为，中国历史上，大清曾派出考察团周游了很多国家，到了意大利、秘鲁、奥地利、西班牙、德国以及英美国家，最后选择德国是因为德国实行君主政体，和大清一样，都有皇帝。
第二是因为德国搞成文法，符合当时中国国情。
这两个理由在中国现在都几乎不成立了。第二个理由还有部分保留，我国有成文法的传统。
其他的就仅是一种历史的关系而已，我国长期跟德国接触，了解得多、认同得多，徐教授说:“我希望在以德国法为底本的情况下，再以一些优势因素使他完善，德国法的传统我们想丢也丢不掉，但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其他选择，在多项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一个更优的选择!”
会场有人问梁彗星教授，在民法典的立法工作中最大的动力和阻力是什么，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之上的?梁彗星回答:制定民法典最大的动力是我们民族要现代化，要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民主法治;至于最大的阻力现在很难说，但我认为潜伏在后面的还有计划经济残余、还有旧体制的惯性势力，特别是过去我们常强调行政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我们的立法远远没有达到科学化，在立法进程当中，还要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学者的意见。
当谈到加快民法典的立法速度时，梁教授说:“我也不是太赞赏，我认为民法典的制定，越快越容易出问题。”
徐国栋教授提出“在民法学领域，我强烈讨厌‘创新’这个字眼。我们的问题恐怕不是创新而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民法领域不像其他新兴学科，创新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有时觉得自己做了创新，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别人早就搞了，我们不知道。第二，如果我们作了什么创新，我相信有很多‘创新’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例如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这种创新后来都被历史的大浪淘洗得干干净净。”
梁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一定要有她的创新。
这个创新当然要在前人的研究和各国民法的成果基础上创新。我们现在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上确实有创新的制度。例如企业法人制度，我们在起草民法典的过程中，经过再三研究，最后决定要保留它，“企业法人”是一个创新!
会场上有人提出，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像法国德国那样进行全国民事习惯调查。
怎样梳小辫不仅为好看
北京大学王小能教授发表了她对民法体系安排的见解。她说，“体系的安排很重要，头发长出来以后，把它往哪边放、梳怎样的小辫子，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关键是好用。民商法的体系安排问题大部分人谈得都是民商合一，我本人也不反对。但我建议在总则部分显示一些商法的特殊的地方，尤其要把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关系作个交待。因为对于学者来说，这些问题不成问题，特别法就是特别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但是在法官及领导人那里可不是这样。”
对于民法典体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和张新宝教授在谈侵权行为法问题的时候，都主张侵权法应该在民法典中单独作为一编，并且应该是和其他制度如人格权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和合同制度相对应，相平行的一编。
制定民法典时机成熟吗
在“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这一单元的主题发言中，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提出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时机是否成熟的质疑。
刘教授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法典从内容、实质上是一种真正的能与人权、人性相符合，能真正为我人民安宁、幸福、和谐的生活提供一种圣经一样的东西，同时它在文字、体系和逻辑上还非常优美与赏心悦目，我想这些所依赖的条件将非常的严格，甚至需要比制定中国宪法的条件还要严格。”
刘教授认为，我国自70年代末至今的短短2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到今天是否形成了足以产生一部优秀民法典的政治时机?首先整个社会在治国理念中，从领导到民众的观念中，是不是有一种民本思想、人权思想?包括老百姓本身，是否有民权、民本思想和权利本位等等观念。从这个角度讲，政治条件还不够成熟;第二，经济条件:从现在来看，一部现代化的民法典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即市场的契约化、经济的民主化、财富的私有化，而我国目前也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三，从民智的开启程度来看，且不说我国文盲比例太高，就是在文化人、城里人当中，私权的观念、市民社会的意识都还不成熟，还未到马上颁行一个民法典的时机。
但同时他却很赞同现在着手民法典草案编纂工作，他认为我国的民法典真正颁行，还需要15至20年的时间。
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最后作了总结发言。
他说:“第一，我国法学界对于民法典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的研究究竟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近几年来有许多民法学家在做这些概念的梳理、历史的研究，我知道徐国栋教授专门成立了民法典研究所，对世界各国民法典的历史进行研究。但大致上来说，我们只是对于民法的文本进行了一些有效的研究，对于民法所依据的学理研究是不是足够;另外，对于特定的社会中民法与其所依赖的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到底做过多少研究?我想在这个方面二十多年的法学教育历史给我们的时间还是太短，我们如果不能深入理解民法背后相关的逻辑、理念、机理，也许我们的民法典制定也会受到一种知识的制约。”
“第二，西方法系的引进，我们面临着两大知识传统的冲突，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中国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互相冲突，这个问题在英美和欧陆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法传统的国家来说，却存在着一个如何融合的问题。四十年代，哈佛法学院的庞德教授来中国时，发现在我国的教育系统中，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教授在这里教授法律。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7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人类的智慧、世界的瑰宝，是我们民族生存的根基，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精华，是民族文化和知识的结晶，犹如“精神母乳”，是哺育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是我国民族文化教育精神的一个庞大载体，通过阅读搜集和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开阔视野、陶冶情趣，积累文化，不断增大词汇量、扩大阅读量、增加诗文诵读量，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激发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热情，掌握诵读技巧，培养阅读习惯和能力，使学生在诵读中增强语感，感受文言精华，有利于语言能力的培养，语言又是理解力的基础，所以阅读经典著作有利于青少年理解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审美能力，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培养开朗豁达的性情、自信自强的人格、和善诚信的品质。阅读经典著作可以让青少年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为将来博览群书打下基础。使青少年学生养成自学的能力，既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了眼界［4］，从而又了解到我国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产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思。一个读书的民族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阅读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支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最强大最持久最富有创造性的力量。如杨叔子院士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有人的精神、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本民族文化被摧毁或消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灭亡。犹如曾经创造出辉煌文明古老的玛雅民族一样，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人们不会将他们等同于古老的玛雅民族一样了，因为现在他们的民族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式微。一个民族一旦抛弃了自己在悠久历史中所形成的本民族经典著作，就将会失去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青少年学生在课外阅读传统经典著作有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和健全的人格。学生们大量阅读富有人文精神的童话故事、人物传记、少年小说、世界名著等，内心世界很容易产生震荡。多读中国文学、优秀中华人物事迹更有必要：从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的忠诚，李白＂安能摧眉弯腰事权贵＂的傲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到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之心……几千年的民族精神，在这些文字中呼之欲出。学生在自己阅读课外书时，读懂其生动有趣的情节，心中再现栩栩如生的形象，体味关于爱、忠诚、勇敢、友谊、正直乃至爱国主义等永恒的人类精神，从而开启自己的内心世界，激荡起品味人生，升华人格的内在欲望，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加强课外阅读，不仅是时代对教学的呼唤，更是世界范围教育成功的经验。作为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儿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在课余时间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著作，与经典同行，不管是从对学生个人的健康成长还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青少年儿童阶段正是人生记忆最佳的黄金时期，若能阅读本民族文化经典著作，乃至世界优秀文化的典籍，以滋养心灵、拓展视野、启迪心智、教养人品。利用课本范例．激发学生阅读文化经典著作的兴趣，是学习的先导，是需求的动力，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学生才会将家长的要求、老师的要求———要我读转化为自主寻求的我要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首先从课内向课外延伸，新课标准人教版实验教材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年级选编了一些古文，虽然篇数不多，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小学生可以学古文，让小学生阅读古文先由易到难，由浅到深，“不求甚解，只求熟读成诵”，“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俗话说得好：“一熟三分巧，”这样就能消除学生对古文的畏难情绪，经典著作诵读教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努力创造机会让学生多读多背、反复接触，让学生觉得古文不是高不可攀的，它是可触可摸的，是生动有趣的，从而缩短这些经典文学与孩子们在心理、思想、情感等方面的距离，让孩子们学习起来不会感到生疏，能与身边的事情相联系，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孩子们兴趣盎然地走进文化经典著作中来。通过激发学生们课外阅读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促进思维发展，滋养思想情感，提高品位修养，从而让孩子们觉得生命更有价值、生存更有活力，学习、生活更充满快乐，学习的态度“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以说是从精神上给学生们补充了更加丰富的“营养”。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纯净空廓，由经典著作奠基可以激起他们一生对文化知识的向往，如此必定会有益于造就德才兼备的贤士，襟怀天下的大器，以达到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目标［5］。
良好的读书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在学校除了在课堂上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外，还可以根据少年儿童天真活泼、富于想象、模仿能力强等心理特点，在学校、班级中积极创设营造一种浓厚的阅读氛围，利于学生“自主感悟经典著作”的课堂教学氛围，来进一步激发提高他们学习经典著作的兴趣与能力。举办系列文化经典著作阅读竞赛活动。如唱红歌、读经典、诵诗歌、讲故事比赛等。在比赛中让学生找到更多读书的乐趣，收获更多的知识与智慧，使学生们积极参与其中、乐于其中，让学生的感官沐浴于神秘的经典文化天地，产生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敬仰感以及生命价值体认的特殊感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把经典著作的反复影响自觉转化为言行的规范、文明、得体、优雅，达到心态的从容愉悦，理想的高深远大．我国经典、诗歌、故事源远流长，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典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诵诗歌、讲故事比赛等”活动就是要让学生们在诗歌、经典、故事中感受传统民族经典著作的博大精深，对中华民族经典著作的理解和欣赏，汲取立身做人的精神食粮。以活动为载体，既有利于铭记经典著作的精髓，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经典著作的兴趣，增强学习自信心。让他们感受那浓郁的读书氛围，从而激发阅读的愿望，从内容上适合他们的“胃口”。让学生们自己去获取，去探求，去寻觅，去掌握，在我们的教学中，把课外阅读纳入教学的轨道，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教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拓宽学习的内容、形式与渠道，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用，丰富知识，提高能力。让我们都来重视经典著作阅读吧！
（一）深化红歌传唱进校园活动
学校广泛开展“唱红歌让我更快乐、红歌伴我共成长，”同学们通过唱革命歌曲，对峥嵘岁月的回顾，对幸福生活的珍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唱出了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深情和诚挚的祝愿，也唱出了新时代学生昂扬向上、团结进取的精神风貌。
（二）学经典著作，深入推进诵读活动
在青少年学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著作的诵读，让青少年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从小浸淫于中华文化这最深切、最久远的人文关怀之中，与圣贤为友，与经典著作同行。开展文化经典著作诵读课堂，举办文化经典著作诵读比赛。教育部门要组织各中小学校，依托《读点经典》小学版和中学版，结合课堂古典文学内容，利用早读、晚读、班会、自习、少先队活动等组织学生诵读文化经典著作，每学期要分班级、年级、学校等集中组织开展文化经典著作诵读比赛活动，在学校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经典著作阅读热潮，最大限度地推动学生的文化经典著阅读热情，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又提高了学生阅读鉴赏的能力，还能不断地积累了语言，锻炼了口才，进一步巩固学生在课内学到的各种知识，对于提高学生的认读水平和作文能力，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乃至于整个学科学习都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突效果，扎实开展讲故事活动
以讲故事诱发兴趣，大力推进故事进校园、教育部门要要求学校广泛开展课堂故事会、讲故事比赛等故事进校园活动，每学期中学校开展不少于1次讲故事比赛活动，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学习成长中的亲身经历，结合所学的知识和身边的真实事迹，畅谈对历史故事的体会和感想；对新时代英雄的理解，可以围绕自己所看到的电影和书籍，抒发感情，讴歌长征的丰功伟绩；可以借助长征中的历史故事等内容增强学生爱国情感，以生动的语言和感人的事例，把孩子带进一个美妙精彩的世界里，在享受故事带来的奇妙世界里感受到课外阅读的诱惑，展现新时期青少年学生热爱国家、热爱党、热爱人民的美德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四）让学生走进诗歌的殿堂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8
形态,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物混杂的编制本身就是对人文主义的讽刺,隐藏在上述背后的,是民法学者的勃勃野心。从中国民法的发展道路看,从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渐进的分别立法的道路,新的民事立法应该遵循这一发展路径,不应将已有的格局连根拔起。
[关键词]民法典诸法合体意识形态人文主义知识与权力改良与革命
一、引言
2000年10月20日,梁慧星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发表了名为《民法典制订的三条思路》的演讲,指出此次民法典编纂大致分为三条思路:一是由政法大学江平和方流芳教授等人提出的“松散式、联邦式”思路,二是由徐国栋教授提出的法国民法典式的理想主义思路,三是梁慧星教授本人持赞成态度的现实主义思路,主张取法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结构。﹝1﹞针对梁慧星教授的上述观点,2001年4月19日,徐国栋教授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了题为《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的演讲,指出梁慧星教授所谓的三条思路实为不妥,严格地说只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条思路,因为“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实质上属于“法律汇编”,是一种反民法典的思路,并戏称此种思路是“懒汉的主张”。﹝2﹞
本次民法典编纂,虽然八字才刚一撇,但却已经引发了民法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吸引了社会各界无数的眼球,﹝3﹞倾注了人们无尽的笔墨,在徐国栋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一书中,称“新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的论战是“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次大论战”。奇怪的是,这场争论完全局限于主张编纂民法典的学者之间关于如何编纂的争吵,“松散式、联邦式”思路的主张者却自始至终处于失语的状态,个中原因,笔者不得而知。但从这场论战中不难发现,主张编纂民法典的学术和社会话语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根本不堪一击,此种思路在大陆法系根本找不到喘息空间,在学术界的鼓吹和策动下,无论是权力机关还是社会舆论都把编纂民法典视为理所当然,意义非凡,在此背景之下,“松散式、联邦式”思路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松散式、联邦式”思路下的法律汇编模式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扔掉民法典的帽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用传统民法典的严谨结构,是一种现代版的国法大全。这种思路下的法典编纂行为很难称得上是现代的立法,对于讲究概念的精确性和结构的严谨性的大陆法民法学界而言,显然无法认同和接受。
但是,这种思路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大陆法国家,传统的民法典编纂是否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在当下的中国,民法典编纂是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其实,早在1999年,就有学者受国外思潮的影响,提出了21世纪是法典化还是非法典化的疑问。﹝4﹞更有学者认为“民法典是水磨、马车和风车时代的产物,”并从民法典的变动中“觉察出民法典的脆弱性和局限性。”﹝5﹞还有学者提出了“民法法典化及其限制”问题,讨论了“现代法学中的法典化危机。”﹝6﹞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疑问也引起了法律史学者的关注。2003年4月17日的《南方周末》“法眼”一栏刊登了着名学者梁治平研究员的题为《民法的迷思》的短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一般民事立法也能够得到体现和实现,没有民法典一样可以有民法甚至民法体系……。”同时,文章认为,近代欧洲民法典编纂的两大理由: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法自身内部的统一,在当下的中国,前一个问题已经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法学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的原因,诸如腐败和地方保护,这些民事立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民法典也无法解决。
上述思路和置疑,虽然在震耳欲聋的制订民法典的喧嚣中微弱的如蝉蚓之细声,但却足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发轫于罗马法的民法典编纂传统,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事立法的关系。作者认为,民法典编纂本身包含着严重的缺陷,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在这种传统中浸淫太久太深,丧失了对民法典编纂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将民法典编纂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民法典已经被神话,人们能做的就是在它的脚下顶礼膜拜,讴歌赞美,偶尔有不同声音发出,也即刻就被淹没在对民法典的肯定和赞美声中,以理性主义哲学为编纂基础的民法典走上了一条非理性的癫狂之路。在就连上帝也早已经死了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思考民法典编纂是否是唯一和最优的选择。作者认为,基于民法典的缺陷和对其功能的正确认识,从当下中国的现实出发,在上述法典编纂和汇编思路之外,在《民法通则》的统领之下开展民事单行立法,是一种在大陆法的民法范畴内既具有中国创意又切实可行的选择。
二、法典崇拜与“诸法合体”的民法典
众所周知,罗马法是属于诸法合体时代的法律。其发轫之初的立法—十二铜表法,就既包括诉讼法又包括民事法,还有刑法和行政法。﹝7﹞一直到罗马法发展的顶峰同时也标志着其发展结束的《国法大全》同样也是诸法合体。﹝8﹞虽然我们可以在《法学阶梯》看到罗马人明确提出了公私法的区分,﹝9﹞但罗马人在法典编纂时并没有遵循这一标准。当然,罗马人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其立法的体例,这一点无可指责。
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以古典文化的成就为蓝本,由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思想联系密切,导致法学研究将其最高目标与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因此,由于基督教的信仰将教义和真理尤其是上帝的启示作为一切知识和信仰的最后依据,应有最高权威,丝毫不得怀疑,这就使当时的法学家将《国法大全》尤其是《学说汇纂》当作“成文的理性”,认为其与圣经一样在社会规范上享有同样的绝对权威性。随着罗马法复兴所兴起的研究罗马法的第一个流派—注释法学派基于对罗马法权威的信仰,以极其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国法大全》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工作(当然,在罗马法复兴的初期,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0﹞虽然后人对罗马法如此崇拜的首要原因在于罗马法自身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正由于其高度的成就,再加上基督教的影响,导致了后人对其的非理性和无节制的
崇拜。其后的评论法学派和人文法学派虽然各具特色,但无不以罗马法文本的权威性为基础,其中,
“在人文主义法学派时期,法学家们高举‘返回原文’的旗帜,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着重研究罗马法的本意,讲究获得罗马法的历史知识,他们强调罗马法是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但是却反对评论法学派为了实用而曲解罗马法,反对他们用拙劣的拉丁文,不顾文采和历史敏感,他们更愿意把罗马法看作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现行可以适用的法律。人文主义法学派克服了评论法学派以自我为中心解释罗马法的倾向,恢复了罗马法的系统体系……”﹝11﹞
至于近当代的民法典编纂运动,正如查尔斯?舍曼所说:“就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法典编纂来说,现代立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优士丁尼庞大的罗马法机关的翻版,前者只不过是适应时代的需求,批上了现代语言的外衣而已。”﹝12﹞
当然,欧陆国家如此继受罗马法,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12世纪城市和贸易的兴起之后,对于法律的渴求只有罗马法能够满足需要,依照罗马法的规定和模式立法也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中世纪之后的欧陆国家政权林立,国家四分五裂,并由此形成了形形的法律,如各地的习惯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教会法,以至于造成了伏尔泰所说的每到一驿站换马时便要适用不同法律的状况,因此,统一国家法律便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民法典的制订更是与建立民族国家,确立统一的世俗政治权威联系起来。无论是《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无不如此,鉴于这方面的情况已经为法学界所熟知,在此不再予以赘述。很显然,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
由此可见,后世对罗马法的继受过程是具体制度和法典结构的双重继受,贯穿于其中的是世人对罗马法的无限崇拜。无论在学术还是立法层面,罗马法的公私法划分都被后世的大陆法国家所接受,并将公法和私法在法典编纂时完全分开,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无可非议。但是,这种作法的缺陷在于,仅仅是严格贯彻了罗马法的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在私法之下对法律部门作出进一步的划分,这是在罗马法继受过程中对罗马法诸法合体结构没有完全清除干净的结果,其深层的原因就是对罗马法的迷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断然拒绝公私法划分的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也摆脱不了对罗马法体系的崇拜和迷信。据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留学苏联学习法律的江平教授回忆,“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候我还要学罗马法,还要学拉丁文,我看这也是当初苏联民法的特点,它可以批判沙俄的民法但它极度崇拜罗马法,俄罗斯自己认为是东罗马帝国法律体系的,苏联民法的体系还是按照罗马民法的体系制定的。”﹝13﹞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坚决否认并严厉批判公私法的区分,并将婚姻法、劳动关系和土地法驱逐出民法,但仍然无法走出民法典编纂的圈圈,编纂民法典成为民法学者和国家的共同的难以名状的情结。
1949年以来,随着新中国政权朝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老大哥对民法的崇拜同样传染给了新中国,分别于50和60年代两次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以商品经济的民法调整对象理论闻名的佟柔先生认为民法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也经历了一个由诸法合一向诸法分立的过程,不属于商品关系范畴的部分不断被分离出去,如婚姻法和继承法,不应把婚姻关系、劳动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和继承关系混为一谈。﹝14﹞但遗憾的是这种思想本身贯彻的并不彻底,仍然试图以庞杂的交换关系为基准制订民法典,最终未能摆脱对“典”的崇拜。改革开放后,借助台湾地区民法,又以极快的速度重新回归德国式的民法传统和框架,从一个姓社的“典”的怀抱中刚刚挣脱出来,又一头扎进姓资的“典”的怀中。“松散式、联邦式”思路同样也是这种崇拜的产物,它同样对民法典恋恋不舍,虽然拒绝传统的民法典编纂方法。
公私法的划分方法,确实必要并且具有科学性,但是,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就此止步,更不能以此作为法典编纂的根据。与民法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法,由于公法发达于近代,诸法合体的立法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丧失了存在的空间,其法律部门划分和立法体例就因迎合了这种需要而具有充分的科学性:在宪法之下,划分为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其中行政法由于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而又包括众多的部门法。倘若按照民法典的逻辑,就应该以公法基准为统领,编纂一部公法典了,相信没有人同意这种作法,仅仅就此来看,以私法为基准编纂民法典的作法的不科学性就已经很明显了,民法典中的债法、物法、亲属和继承等内容都已经非常发达细密,具有自己的鲜明特性和独立体系,完全有独立出来的可能和必要。
如果说依据公私法的基准来进行法典编纂的作法在诸法合体的时代和近代民法典编纂由于囿于上述特定的环境而还有情可原的话,在当今的时代如果仍然将这种作法认做不二法门就令人生疑了。公私法的区分在现代法学中仅仅属于对法律所作的众多的宽泛分类之中的一种,正如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分类一样,在此之下还有更加详细具体的部门法,不应该再以私法作为基准编纂民法典,正如没有人同意以实体法或诉讼法为基准编纂法典一样。在当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应该是以宪法为首,再按照公法和私法的标准作进一步的划分,公法之下包括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行政法和诉讼法再作进一步的划分,私法可以再划分为民法和商法,再民法之下再划分出合同法、物权法、继承法等,商法之下细分为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等。这种法律部门划分方法既继承和尊重了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能够充分适应现代社会关系高度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高度发达,导致一方面新的部门法如社会保障法、环保法纷纷成为出现,另一方面,在法的部门划分上,要求采用更加精细的口径,依据宽泛的私法标准来制订民法典已经不合时宜。在法律和立法越来越细密的今天,以这种新的标准和要求来观察,就会发现民法典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版本的“诸法合体”,理应与时俱进。
另外,民法典的这种把庞杂内容编纂在一起的作法,在大陆法系内部,被认为一大好处是方便寻找法律。这是一种牵强而不堪一击的理由,如果没有民法典,寻找法律的难度至少也不会增加。在作者看来,这种作法对于法律的修改简直是一大灾难。因为民法典如恐龙般庞大的身躯导致每做一次小小的修改,就意味着民法典的修改,这对法典的稳定性构成极大损害,有损法律的尊严。由于民法典内容的广泛性和现代社会关系的快速变化与发展,导致经常需要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这种频繁大量的变动是民法典不能承受的,最后的结果就必须在民法典之外发展出大量的特别法,久而久之,民法典的重要性就会下降,并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花瓶和古董。
三、民法典的意识形态迷雾
国内关于民法典编纂的理由很多,但最主要的都是集中于民法典基于理性和人文精神,以权利为本位,高举人格平等、意思自治的大旗,反对专横的国家权力,尊重人、保护人,使人成其为人;民法典是市民社会的一般法,是市民社会的,和公法中的宪法处于比肩而立的地位并防御、遏制国家的入侵。﹝15﹞被经常引用的孟德斯鸠的“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16﹞这句话可以作为这种情绪的经典表达。
诚然,以自由(个人)主义哲学为根基的民法确实对于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和财产意义重大而深远。它反映了民法学界力图以民法典作为中介和标尺,来推进和弘扬启蒙运动的宏大理念,以此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良好愿望和雄心。但是,对民法的这种作用不宜过分夸大,应该对民法的作用进行客观公允的分析(对民法作用的抬高本身就令人怀疑民法学界的自我膨胀和攫取话语权力的考虑)。
其实,近现代以来,随着专制社会的解体和民主政体的确立和流行,不单是民法,整个法律的精神气质都从封建社会的“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7﹞血腥镇压型法向尊重人、保护人、使人成其为人的法转变。很难想象规范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法、以罪刑法定为圭臬的刑法和规范、限制司法机关行使刑事侦查、控诉、审判与执行权力、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就不如民法重要。正如黑格尔所说:“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18﹞因此,在近代以来的法律都具有这种特征的情况下过分强调民法的这种作用和色彩,显然是错误的。
从民法精神的承载文本来看,并不是只有民法典才能表达这种精神或表达的更精美,单行的民事立法完全也可以精美地表达民法的立场。民法作为一种裁判规范和行为规则,不同于宣言式的宪法,虽然它也需要展示和表明其基本原则,但它的精神主要通过一个个具体制度表现出来,况且,作为对以启蒙运动所倡言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现代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使整体主义的思路早就已经在西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考问。从我们目前的发展来看,虽然只有民事单行法,但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对民法精神的弘扬和贯彻丝毫没有受到阻碍,民法典并不是宣示和弘扬民法精神的唯一和最好的管道,目前采取单行民事立法的方式完全可以胜任,没有必要再非要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
从民法典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看,将民法典对市民社会的重要性抬的如此之高显然不当。首先,将民法典和市民社会设为对应关系是错误的,民法典只是大陆法独有的现象,在英美法国家,仍然有市民社会但却没有民法典,但市民社会同样甚至更发达、更有活力,我们所说的民法的精神依旧甚至更加充盈、盛大。其次,从结构上看,把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是不合适的。民法典的结构主要分为人法和物法两大部分,人法主要包括人格权和亲属,民商合一体例下还包括公司等商业组织,物法主要包括物权、合同、侵权和继承,另外现代的民法典还有可能加上知识产权法。除了亲属和自然人人格权,民法典主要处理的是商业关系,这和市民社会的复杂结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由黑格尔最先明确提出,他认为,市民社会由三个环节组成,第一个是通过劳动使个人得到满足的需要的体系,第二个是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个是警察和同业工会。﹝19﹞由此可见,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民法典的内容只和第一个环节有关,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和警察均属于国家的范畴,而同业公会则和民法无关。同时,从黑格尔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处处发现国家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市民社会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保护,民法典是市民社会的说法显然是一厢情愿。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基础上,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体系”,包括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大结构。在当代,市民社会的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学者主张把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用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加以取代,主流的观点主张把经济关系从市民社会排除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着名学者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等均对上述观点作出了重要贡献。﹝20﹞美国当代几位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组织与活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公民可以组织起来,追求对他们个人或集体而言重要的目标。市民社会的行为者包括慈善团体、教会、社区组织、社交俱乐部、民权游说集团、家长—教师协会、工会、贸易商会,以及许多其他部门。”﹝21﹞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下,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调整主要集中于交易关系,在当代,民法面对的是其主要内容所调整的部分被驱逐出市民社会领域,市民社会从一个统摄经济和社会的概念向文化和社会的方向转变,在西方,主流的观点已经将民法所调整的内容和市民社会至少基本分开。
必须注意的是,在体制确立的国家,由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法的价值和精神被集中在宪法中予以宣示。随着以违宪审查制度为代表的直接依据宪法裁判制度的确立和流行,直接利用宪法来保护人权也越来越成为宪法的重要功能,所谓“宪法的司法化”已经成为当代宪法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现代法律的精神集中在宪法中昭示,由于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其他各个部门法均处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的覆盖范围之内,各个部门法的任务是根据宪法确定的原则和精神来具体规范、调整社会生活并不得和宪法所昭示的原则和精神相背离,这样,民法的意识形态功能空前淡化,技术性越来越成为其主要特征和功能。
当然,在发育不良的国家,强调民法的精神价值并将其与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建构联系起来具有特定的背景。由于宪法应有功能的缺失,社会无力从正面直接面对非理性的政府权力,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从边路下底传中,民法在相当的程度上发挥了宪法应有的功能,以确认、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规制、狙击政府权力的泛滥。《民法通则》在1980年代出台后即被国际上赞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民法学者包括一些非民法学者的良苦用心。但是,民法的这种作用是有限而脆弱的,它必须小心翼翼,将所有的一切控制在现有权力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以使权力握有者认可、批准它的每一步行动,同时,它还必须承认掌权者的特殊地位。在这种博弈中,底线是清楚而明确的,局面稳定平衡的前提是维持、不越过这条线,所以,民法所能发挥的宪法作用最多在特定的领域使权力变得温和一些。“县委书记的名誉权”现象所昭示的正是这种困境,问题的实质,正如该文作者所说,不在于民法起草或者修改宪法,而是系于理念的改造,是一场艰巨的政治生态重建,一言以蔽之:重建。﹝22﹞季卫东教授针对此次民法典编纂的最大重点在于改变所有权结构以及相应的财产关系,以便形成更有效率的资源分配方式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试图在回避国家权力结构的改造或对政治体制的讨论的状态下制定先进的物权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浪漫。何况民法典本身并不具有天然正当性,人们也未必总是能在“民法”与“民权”之间划上等号(曾几何时,路易十四还热衷过编纂相关法典的计划呢)。”﹝23﹞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而所谓的“管理法制”过度膨胀的状况下,民法典会沦为“沙滩上的游戏”。﹝24﹞
从民法史的角度看,民法和国家的关系常常是很暧昧的。在罗马时代,伴随罗马法的发展、繁荣的,是罗马政体由君王制到共和制再到君主制。在《法学阶梯中》,查士丁尼开篇写到:“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而且须用法律来巩固。”﹝25﹞可见,罗马法已经成为加强君主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中世纪罗马法之所以被意大利和德国继受,一关键因素之一是罗马法的绝对集权理论最为有利于君主专制政体,而共和政体的瑞士由于是共和政体,政府和人民反感罗马法的专制集权理论是瑞士没有继受罗马法的主要因素之一﹝26﹞法国民法典是在大革命失败拿破仑称帝以后由其命令制订的,﹝27﹞德国民法典也是在君主专制时期制订的。日本民法典和大清民律的制订更是将民法作为挽救君主专制的工具来使用,至于前苏联等国家制订的民法典也是人所共知的。由此可见,民法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很弱的,在缺失的社会它不得不匍匐在威权者的脚下,在建立的国家,它又不得不让位于宪法。
四、人物混杂还是各走一边:民法如何才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
徐国栋教授把自己主张的“理想主义思路”称为“新人文主义”,把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思路”称为“物文主义”,坚持以重要性为标准,坚决主张民法典的结构安排应该采取法国民法典的人-物结构,批评德国式“物文主义”的物头人身结构对人的淹没和贬低。﹝28﹞无论“现实主义思路”阵营如何辩解,﹝29﹞徐国栋教授的批评还是击中了德国式编制的要害,即使从法典的逻辑而言,人的规定相对于物的规定的优先地位不会也不应改变,德国民法典的将人的规定置于债和物权之后的作法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确实给人留下了口实。
但是,二者之间的争论毕竟属于民法典内部的争吵。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更加有疑问的问题是:在现代版的诸法合体的民法典中,这种把人的规定和物的规定杂糅地堆积在一起的作法是否本身就存在问题,把人和物并列在一起难道不有损人的尊严吗,难道不是一种淹没人、贬低人的作法吗?如上所述,民法典本身就是后世对诸法合体的罗马法加以无限崇拜的产物,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理想主义的思路还是现实主义的思路都将是一个人物混杂的结构,虽然在此结构内人物是一种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但关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与人伦的人格权法、亲属法和表现裸的对财产的占有与交易关系的物权、合同和侵权法等混杂在一起的事实,在当今的时代本身就是令人尴尬的,特别是在德国式编制下更是把物的规定生硬地压在人身上。民法典的这种格局本身就是对人文主义的莫大讽刺和损害。罗马私法的精华就是以精湛的技艺表现了商品交易的规则,近代民法典首先并且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无论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主要的和核心的内容是与财产有关的,说民法典浑身充满了铜臭气并不为过。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人权意识的高涨,民法中的人格权内容也开始发展起来。在我国的民法理论和实践中,人格权的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法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取得突破性的进展。﹝30﹞因此,人格权从侵权行为法中独立出来应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人格权法在民法中的崛起更加凸显了这种尴尬局面,民法典的这种结构是不利于更好地弘扬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的,采取单独立法的方法以避免这种糟糕局面应是更好的选择。
徐国栋教授注意到了古典民法中,“把身份关系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顽固的理论和立法倾向。”从孟德斯鸠、黑格尔、19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皮萨内利到马克思等均如此主张。﹝31﹞理由很简单,一个是“爱”的理论,即伦理关系,不讲究利益的精确计算原则,一个是财产和交易关系,讲究利益的精确计算,存在着经济人的假设。徐国栋教授认为:
“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领域的区别确实是存在的,但它们的区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亲属法中,同样存在着经济人假说,不然扶养义务之履行,何以要以权利人有必要、义务人有可能为条件呢?何以要在亲属法中设立那么多的保障配偶双方独立利益的夫妻财产制呢?而且在亲子关系上,还有某些作者把养育子女的行为理解为为将来储蓄财货留着慢慢吃。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亲属法中,贯穿着弱度的经济人假说,人们并没有爱得不可开交,而是经常地进行着利害的计算;而在民法的财产法部分,贯穿着强度的经济人假说,尽管强弱不同,两者是可以在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这番辩解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化的理论表现,虽然亲属法中也调整财产关系,但其本质属于伦理的世界,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亲属法和民法典中的其它部分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亲属法从民法典脱离的根据正在于此,徐国栋教授的话显然属于狡辩。另外,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徐国栋教授近年来一直批判商品经济的民法观,鼓吹人文主义,反对物文主义,但在此处却以经济人假说将民法的各个部分统一起来,显然自相矛盾。
虽然民法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都是属于人文主义的,但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人物混杂的编制体例越发显得刺眼,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资本拜物教的腐臭,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的深刻和犀利。或许,俄罗斯对待新民法的态度可以让我们清醒一些,虽然俄罗斯在1990年代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完全改变,但并没有将亲属法机械地搬进民法典,而是仍然坚持以前的作法。﹝32﹞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我们也根据马克思的教导以苏联为师将婚姻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并一直保持到现在达半个世纪之久,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并将继续有效,为什么提交给立法机关的民法草案中却包含了亲属编而将这一有效的作法取消?这种朝秦暮楚的作法令人生疑。
五、民法学者与民法典:一个知识与权力的简单分析
众所周知,大陆法系的法又称为法学家的法,法学家在法律知识的创造和立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民法传统中,更是存在着知识与权力的异乎寻常的紧密结合关系。
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从奥古斯都大帝开始,赋予某些着名法学家“法律解答权”,最为着名的是帕比尼安等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和着作被宣布具有法律效力,法学家的知识和观点直接等同于法律,这样,法学家和立法者、知识和国家权力就直接结合在一起。《国法大全》既包括皇帝的敕谕,也包括《法学阶梯》这样的法学着作。福柯说:“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3﹞在民法传统的源头,我们发现了这种惊人的知识—权力关系。
中世纪的德国,一方面法律教授转入行政机关担任公职为极平常之事,而且,由于其出具的法律鉴定书深得法院与诉讼当事人的信赖,导致法院将全部卷宗移送到法学院,法学院不仅出具法律鉴定书,还附带提出判决意见,法院径直依此宣判,逐步形成了“卷宗移送制度”。﹝34﹞在这种制度下,法学教授是事实的法官,法学院是实际上的上诉法院,法官和法院是十足的傀儡,在这里,知识就是权力,教授控制、淹没了法官,法学院控制、淹没了审判机构,法学院成为权力的真正中心和泉源。潘德克顿法学不仅仅成就了一个民法学派,最重要的是其从一个学术文本直接转化为立法文本—德国民法典,知识和权力仍然呈现为一种对应和共生关系。从法国民法典来看,情况亦是如此。在《论波蒂埃的生平与着作》中,迪潘(Dupin)指出,法国民法典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来源于其着作。﹝35﹞即使在民法典编纂完成后,知识和权力的直达通道仍然敞开着,一些国家的民法典明文规定最后的法源为主流的理论和学说,即使在缺乏此规定的国家,支撑民法典的理论学说仍然直接支配着法官的思考和裁判。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使民法知识和国家权力直接结合在一个具体、稳定的具有宏大结构的文本里,国家依此表明其立场和权威,行使裁判权力,民法学者依此展示专业知识和学说体系,并据此维持、完善其知识和体系,权力和知识一起惬意地栖居在由学术和权力共同建构的气势恢宏的民法宫殿里。庞大的规模和严密的结构使其如军队的方阵般森严规整,意象清晰,咄咄逼人,依托国家权力创建这样一个法律方阵成为民法学发展中必须完成的具有标竿和终极意义的任务,没有权力支撑的方阵,在民法学者看来,民法学就永远只能是一个软体动物,就永远不会成熟。在还没有民法典的大陆法国家中,民法典就成为民法学者的心病,民法典一日不出台,他们就感到自己无立锥之地。实质意义上的单行民事立法仍然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和野心,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形式上的民法—一座巍峨庄严的“帝国大厦”。
在中国的语境下,目前的碎片化的民事立法局面是民法学者们无法接受的,其民法知识虽然早已经和权力媾和,但他们的野心显然不满足于这种细碎化的知识和权力,他们>文秘站:
六、当下中国的民法发展:革命抑或改良
晚清以来,“革命”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体现在法律上,晚清的现代法典编纂彻底终结了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法系。至国民政府时期,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的民国民法典终于生效,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崩溃,新中国又以革命的名义将民法典在内的《六法全书》予以废除,“另起炉灶”、“一边倒”,转而追随苏联模式,从言必称希腊走向了言必称苏联。谁知世事难料,1970年代末期以来,在改革开放和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大旗下,再次回到了言必称希腊的状态,急速滑向德国模式。此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理想主义的思路和现实主义思路的交锋则又标志着法国式结构对德国式结构的挑战,完全是“希腊人”内部的争论。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留德者,培养出来的是德国学者,留法者,培养出来的是法国学者,徐梁之争的实质是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在中国迄今为止次数很少而又激烈异常的一次交锋。虽然我们必须甘作小学生,虚心向西方学习,必须“希腊化”,但是,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面前完全丧失自我,丧失思考的能力,全盘照搬,并不是一种好的征兆。
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是以西方文化和模式为坐标的不平等的单向交流,西方是输出方,居于主动、控制的地位,东方是输入方,居于被动、受控制的地位,这导致东方很容易机械模仿西方、抄袭西方的文本。而且,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西方跨国资本主导制订的游戏规则还带来了无法抗拒的文化强制性。“强势国家和民族不仅成为当今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决策者,而且还‘自动地’担当了全球文化的领导者角色。这样,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实际上便取消了原有的世界文化空间分布格局,重新形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主导叙事’的固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文化自主成了一种遥远而不可实际享有的奢侈。”经济上的依附导致落后国家在自身内部产生了“文化无力状态”,导致文化自主性的急剧瓦解,丧失了文化的发言权,而且这种丧失还被标上了“进步的”标签。﹝36﹞
在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挤压之下,被挤压的一方不仅无法思维,机械地附合、追随西方的节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专注于“凝视”西方,以至于忘记审视、反思自己,轻视自己,对于自己缺乏信心,一切以西方的标准和模式进行裁剪,对于自己的经验处于“失明”和“无语”的状态。任何一方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即使在西方强大的经济和文化霸权之下,都会形成自己的独特经验,这种独特经验一方面反映出本民族的独特个性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往往蕴藏了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预示了新的发展方向。如后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走上了一条渐进式的经验主义的发展道路,立法的特征因此是成熟一个制订一个,这是我们自己的独特经验,本应值得珍惜,但传统的民法学家仍然痴迷于制订民法典,其原因虽然很多,但在笔者看来,后殖民心态恐怕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的合理性在于,在面对法国民法典强大的话语霸权时,敢于说不,坚持民法典是本民族社会生活的产物,走自己的道路。设想当年德国如果没有萨维尼的“抵抗”,根据蒂博的建议,用三到四年的时间,经由“举国一致”的努力,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订出一部民法典来,哪里还会有潘德克顿法学及其立法作品-德国民法典。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一点。我们的民法编纂思路应该以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为出发点,在学习他人的同时不能放弃必要的“抵抗”,应该尊重既有的成果和社会制度设施,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完善,不应该无视现实,另起炉灶,以民法典所代表的宏大的整体主义将既有的结构连根拔起。
1970年代末期以来在邓小平先生主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最大的特征是果断抛弃清末以来的不断革命思维和模式,以经验主义的审慎心态和稳健方法来寻求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这种道路的形象写照。现在,这种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初步的繁荣,在未来的发展上,恐怕这也是我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在上述社会大背景下,中国的立法包括民事立法也走上了这一条道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第三次起草民法典的失败标志着法典整体建构主义至少在民事领域的不合时宜和结束。“成熟一个制订一个”、“宜粗不宜细”(当然是就法律制度的初创阶段而言)的立法思路洋溢着经验主义的精神及其智慧,这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渐进式的社会和立法发展模式已经深深镶嵌进我们社会的肌体之中,革命式的民法典编纂已经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婚姻法、合同法、继承法,物权法也在积极制订之中,将来再佐以侵权法和人格权法,以民法通则为统领(可对其作相应修改)形成一个民法群,完全可以胜任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组群式民法的一个直接好处是能够从容轻松地应对法律需要频繁修订给民法典带来的重负和尴尬。
对于大陆法而言,这种民事立法方法最重大的意义是为传统的大陆民法编纂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编纂一部如法国民法典或德国民法典般具有崇高地位和重大影响而又具有中国创意的民法典一直是几代民法学人的梦想,也许,如果不把目光紧紧盯住德国或法国民法典,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七、结语:历史没有终结
如前所述,制订一部具有中国创意的而又能够在世界民法之林中卓然独立的民法典一直是新中国民法学人的殷切希望。但是,我们真的就只有民法典这一条华山路可以走吗?我们的双腿是否真实而又坚实地站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传统民法典编纂的意义究竟何在,中国社会真的就离不开民法典吗,我们应如何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相信自己,如此等等,都是一个个需要进行充分深入探讨的问题。2002年春天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关于民法典的出台时间,民法学者中的悲观派认为,民法典在中国还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出台,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何必非要等待这个“戈多”。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福山都狂妄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但是,除了宣称者自己被历史必然终结以外,历史的车轮依旧轰然作响。同样,民法典并不意味着民法结构的历史已经终结,“典“的编纂并不是民法唯一和最终的模式,历史仍然如河向前流淌,区别只在于我们是想踏进别人已经踏过的河里还是踏进别人没有踏过的河里。
﹝1﹞中国民商法律网???法学讲堂?民商法前沿(.cn)。
﹝2﹞罗马法教研室?徐国栋简介及文集()。
﹝3﹞例如,法理学者强世功就认为:“在中国做法律研究,至少应该谈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民法典’,第二个是知识产权。”足见民法典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具有多么强大的话语力量。见强世功等:知识产权与法律移植,《读书》2004年第8期第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4﹞高富平: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回顾,《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5﹞梅夏英:从“物权法”与“财产法”的争论看我国未来民法典,见中国民商法律网??民法典专题。该文主要从立法分散化、我国民法典立法功能的历史转变、民法典的封闭性、自身内在的矛盾和不能有效创造新法、排除旧法等方面进行阐述。从作者掌握的资料看,梅夏英应是大陆第一个比较详细地着文对民法典编纂提出置疑的民法学者。
﹝6﹞易继明:私法精神与制度选择—大陆法古典模式的历史含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52-284页。
﹝7﹞《世界着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十二铜表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
﹝8﹞[意]朱塞佩?格罗索着,黄风译:罗马法史,中国政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版。从该书的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法的这种特征,目录包括了民刑事诉讼、刑法、共和国宪制等内容,关于《国法大全》的具体情况,见该书第二十五章。
﹝9﹞[罗马]查士丁尼着,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版,第5到6页。
﹝10﹞戴东雄着: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4-85页。
﹝11彦霖轩:罗马法复兴运动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老行者之家(/detail.asp?id=1879)。
﹝12﹞转引自杨振山、斯奇巴尼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3﹞“中国民法典论坛”第五场——新中国民法起草五十年回顾江平教授的发言,法大民商经济法律网·高峰对话()。
﹝14﹞佟柔:《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及与经济法的关系》,《佟柔文集》第87-10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流芳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指出:“在这里,佟柔教授实际上是向民法学界提出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按照民法法典化的传统思路(pandects)去重建中国民法究竟是不是最佳选择。”见《佟柔文集》第425-426页。
﹝15﹞徐国栋:市民法典与全力控制,见前揭杨振山等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第83-85页。
﹝16﹞中国私法网(.cn)首页的正上方就郑重地书写着这句话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18[德]黑格尔着,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版,第10页。
﹝19﹞前揭﹝18﹞第203页。
﹝20﹞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21﹞见王缉思为《美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网站(/meiguosuo)。
﹝22﹞冯象:县委书记的名誉权,《读书》2003年第4期,第95-101页。关于该案的新闻报道见2002年9月5日的《南方周末》。
﹝23﹞季卫东:旁观民法典编纂的得与失——兼论与私法秩序的关系,见法律思想网·季卫东文集()。
﹝24﹞俞江:民法典,沙滩上的游戏,法律教育网·司法论文·民法论文(www_chinalawedu_com)。
﹝25﹞见前揭﹝9﹞第1页。
﹝26﹞见前揭﹝10分别见第123、177和127页。
﹝27﹞关于作为法国民法典革命性标志的所谓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其实是一种误读。见《法国民法典的制订、发展及其前景》,/bbs/111737/messages/178.html;又见傅静坤:《法国民法典》改变了什么,《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1期。
﹝28﹞见前揭﹝2﹞。
﹝29﹞谢鸿飞在《论人法与物法两种编排体例—兼求教于徐国栋先生》一文中认为,无论是理想主义的思路还是现实主义的思路均具有自洽性,都是人文主义的,但即使如此,该文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式编制财产法的气味十足,自己也倾向于理想主义的思路。见法律思想网()。从凸显人文精神的角度看,法国式的结构显然比德国式的结构更胜一筹。
﹝30﹞如早在1994年,王利明教授就主编出版了《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杨立新教授在1996年出版了专着《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另外,民法学教材中普遍将人(身)格权单列一章。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利。
﹝31﹞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见法律之维·民法典专论()。
﹝32﹞东欧剧变后前苏联集团国家的民商法典和民商立法――法律史、民商法典的结构、土地所有权和国有企业问题,罗马法教研室?徐国栋简介及文集()。
﹝33﹞米歇尔·福柯着,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第29页。
﹝34﹞见前揭﹝10﹞第254-259页。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9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bz8138”为你整理了这篇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自民法典颁布以来，按照中央、省的统一部署，我州开展了一系列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及时部署，州委主要领导率先垂范
民法典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后，黔西南州委依法治州办、州司法局将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法典作为工作重中之重，会同州委宣传部及时制定了民法典学习宣传方案及民法典贯彻实施方案并印发全州各级各部门，对贯彻实施重要意义、贯彻实施具体要求及责任分解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统筹部署。
2020年7月16日，州委书记刘文新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民法典，在家州委常委、其他州级领导干部、州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了学习，并提出学习贯彻实施意见。各级党委党组均就民法典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专题学习并制定贯彻落实方案措施，全面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冉博亲自协调，邀请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傅智文赴黔西南州通过视频方式为全州广大领导干部讲授民法典。
（二）全面铺开，形式多样开展宣传
按照省厅要求，及时组建州、县两级民法典百人讲师团，由讲师团成员赴全州各级机关、单位、企业、学校、乡村、社区、军营等广泛开展宣讲，全州各级各部门共开展宣讲1000余场次。2020年8月11日，州委依法治州办、州司法局采取文艺搭台、法治唱戏的方式，赴扶贫点晴隆县长流乡开展两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暨民法典宣讲法治文艺活动，参与群众2000余人，在长流乡掀起了群众学法热潮，同时也为全州民法典学习宣传起到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
坚持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优势互补的《民法典》学习宣传模式，积极发挥州内主流媒体作用，在黔西南广播电视台、兴义频道等平台每周播放六次《民法典》宣传短片，充分依托各单位部门微信公众号推送《民法典》解读、《民法典》学习、《民法典》条文释义等信息内容；积极联系州电视台等媒体深入报道全州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宣传《民法典》、学习《民法典》、弘扬《民法典》。全州车站码头、广场公园、景区街道、流动载体等均部署张贴播放民法典宣传标语图画，在全州营造浓厚民法典宣传氛围。
积极开展民法典进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安置社区宣传活动。普法讲师团利用赶场天进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宣传民法典。其中册亨县司法局成立了《民法典》宣传小分队，到新市民安置点开展学习宣传《民法典》活动，护航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今年是实施民法典的第一年，为了贯彻落实视察贵州时关于认真实施民法典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省厅关于民法典万人大培训工作要求，州委依法治州办、州司法局制定了全州民法典“万人大培训”活动方案，并于3月21日选派民法典宣讲团成员赴望谟县郊纳镇为100余名乡镇党政干部、村组干部及群众代表开展民法典宣讲培训，以此带动全州141个乡镇基层干部、村组干部和群众代表民法典学习培训全覆盖。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部分地区思想认识不够。部分县（市、新区）及单位对民法典宣传贯彻重视程度不够，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未将民法典学习宣传贯彻纳入重要工作内容，工作推进滞后。
二是学习宣传方式单一。目前的学习宣传主要体现在面上的宣传，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干部职工对民法典与自身工作业务结合不够，群众对民法典的基本知识不了解、不掌握。
三是部门协同宣传效果不佳。民法典宣传贯彻是各级各部门共同责任，虽然进行了责任分解，但是“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责任制落实不够，对民法典宣传贯彻的责任落实不到位。
四是宣传氛围不浓。社会面宣传未能持久广泛开展，有一阵风的情况，未能形成声势浩大持久发力的宣传态势。
五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法典宣传方式不到位。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特点，在运用“双语”开展民法典宣传投入、谋划和统筹不够，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
三、下步工作思路
下步工作中，我们将按照省厅的工作要求，结合黔西南实际，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各环节共同发力，认真找准载体、拿出硬招实招，将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法典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全力推动民法典实施在黔西南落地落实。
一是加强学习宣传。由州委依法治州办、州法宣办牵头，对民法典学习宣传纳入法治建设年度绩效考核内容，特别是将民法典学习贯彻实施纳入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重要内容。认真组织实施全州民法典“万人大培训”工作，开展好州级示范宣讲培训，指导督促各县（市、新区）对所有乡镇、村组开展民法典宣讲培训，做到141个乡镇及所有村组干部宣讲培训全覆盖。举行全州性国家公职人员、学生、群众等多层次民法典知识竞赛和知识测试，提高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
二是加强民法典相关联配套法规制度清理规范。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牵头，认真开展与民法典不相适应不相衔接的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及时纠正与民法典相抵触的制度文件。
民法典的小知识篇10
关键词：阅读；古诗词课堂；方法
诗词是千百年来中国的百科教学之本，古典诗词经过了岁月的沉淀而能流传下来，其既具有音乐美，又具有文学美，我国的古典诗词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学作品浩若烟海。古典诗词教学是促近学生传承中华文化瑰宝的重要渠道，近年来，随着人教版语文教材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小学语文课改的推进，语文课程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小学生对中华民族诗词文化的学习有助于智慧的启迪和人格的塑造，对小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小学语文古典诗词课程特色
古典诗词教学在我国义务教育基础阶段发挥重要的作用，新课改后，小学语文古典诗词成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展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学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通常具有短小精悍、活泼生动、形象易懂的特点，能够有效启迪学生智慧，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传统人文素养和审美素养，有利于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小学阶段的古诗通常有两大类，即叙事诗和抒情诗，古诗词言简义丰，通过有限的诗句表达丰富的情感，具有意美、语美、音美、形美的特点。
二、对小学语文古典诗词教学原则的思考
1、课堂传授与课余阅读相结合
小学语文教学中，由于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限，学生的基础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教师的课堂教学，所以教师要做到正确的引导。在古诗词的教学中，教师除了要在课堂上传授古诗词知识外，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加强课外阅读，即采取课堂传授与课余阅读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首先教师本身须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精心设计课堂内容和课后作业的布置，在有限的课堂时间最大限度展现古典诗词的魅力；此外，还要注重小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丰富课堂内容，活跃课堂氛围。
2、合作学习与自主探究相结合
小学生的生长发育尚未成熟，针对其年龄的特殊性，教师要有针对性地选取教学方法。小学生的自制能力差，而且精力充沛，课堂上表现得活跃，注意力难集中，所以教师可采取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学生注意力，消除课堂上的恐惧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合作学习，让学生学会团结协作，在集体中共同进步。教师还要鼓励学生自主探究，例如在学习新的古诗词时，鼓励学生自己理解诗的意思，引导学生互相讨论交流，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3、基础知识学习与人文素养提升相结合
小学生处于古典诗词的启蒙阶段，他们的直观思维比较强，对抽象的古诗词较为陌生，而且古典诗词的语言特色与学生日常语言存在一定差别，所以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对于以上问题，教师要对学生给予充分的耐心，科学的引导，关注学生的发展特点和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引入情景教学，将学生引入古诗词美妙的意境中去，引导学生领会古典诗词蕴涵的美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对小学语文古典诗词教学方法的思考
语文古典诗词的教学过程是一项创造性的艺术活动，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高效的教学方法，在新课程教学概念指导下，搭建美妙的古典诗词课堂。
1、指导学生朗读，咀嚼品味，让古典诗词课堂充满音韵美
朗读是一项重要的语文基本功，也是古典诗词教学中最常见的训练方法，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通过朗读能够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语感，朗读中再现诗的意境。教师给学生讲解诗词大意是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在充分理解诗词意思的基础上，加强朗读，使学生主观理解，通过联想，将艺术的魅力内化，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读”历来是学习语文的重要法宝在，是古典诗词教学的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指导学生朗读时，要注重感情基调的控制，读出节奏、读出缓急、读出感情，指导学生如何处理重音与节奏。
2、斟词酌句，举一反三，让古典诗词的课堂充满语言美
古典诗词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艺术瑰宝，还有艺术和人生的魅力。但是由于升学竞争压力大，受应试教育关念的影响，教师们在进行古典诗词教学时，给学生介绍作者情况，讲解诗词大意，之后要求学生背诵默写，教师们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古诗词的美育、德育渗透，古典诗词游走在语文教学的边缘。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通过字斟句酌品出诗意和诗味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换字法
顾名思义，换字法是指通过替换诗词中的同义字，来比较换自后诗词表达的效果，让学生体会作者炼字的精准。
（2）描述法
教师创设一个诗词所描绘的情景，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阐述诗词的画面。
（3）比较法
通过对同一作者不同诗词的比较，能够加深学生对作者和诗词的理解。
3、古今“穿越”，融会贯通
古典诗词课堂上，教师应充分利用课程资源，展开互动式教学。在古典诗词的讲授时，打破时空的界限，不仅体会诗词中的音韵美和语言美，更要重视起诗人形象和情感的熏陶。由于古典诗词年代久远，格律严格，加之信息量较少，所以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激发学生的联想和想象，挣脱时间、空间和情感的束缚，实现课内与课外的衔接，同时又完成阅读与写作的对接。这种开放的课堂能够拉近学生与诗人之间的距离，走进诗词这一体裁形式，同时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进而提高学生的鉴赏和写作水平，消除学习古典诗词的畏惧情绪，在诗词学习中真正的有所感悟，有所思考，体会到古典诗词的语言美和意境美。但是，古今的“穿越”需要老师的激情投入和知识储备，做到有理有据、对象具体，同时符合诗的意境。
结束语
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代表，它以丰厚的人文精神和思维情感，简练、形象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色彩明丽、动静相宜的画面，穿射出优美的意境，以简练的文字表达出作者深挚的情感，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小学语文古典诗词教学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教师要重视古诗词的教学，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去发现古典之美，丰厚学生们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