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1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三、结语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2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特别是随着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和实践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3
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现状
1.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缺陷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侵害在国家机关未能提供及时保护的情况下以个人的力量进行保全性自救的行为[4]，是在法律不禁止情况下的救济。虽然纠纷双方对自力救济高效、快捷的和解效率给以认可，成为了主流，但是纠纷民事主体是由复杂的个体组成，每个纠纷案例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使纠纷的解决具有很强的严肃性、复杂性、差异性。纠纷自力救济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在医患双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公平合理性保障方面、医方所遭受的非理性伤害、纠纷双方心理层面打击、国有资产可能面临流失现象[5]。
1.2医疗纠纷公力救济缺陷在医疗纠纷化解中，国家推崇司法途径解决。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过去两年医疗纠纷司法审理数据统计显示：医疗纠纷案件初级审理至判决书执行周期平均为十四个月。现阶段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标的偏高，法律费用也有所递增，诉讼审判程序中每年赔偿金额也逐年递增，导致司法维权经济和时间成本加大。如果遇到案件审理时限过长，医疗责任参保保险公司又发生更迭，非保险期限内理赔款项将拒付，则会加重了院方经济负担。其次我国医疗损害鉴定体制存在制[6]，一方面是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另一方面是司法鉴定。二者在鉴定机构成立依据、内容、程序、结论各不相同、各有优缺点。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临床医学行为的鉴定，鉴定人员有稳定的专家库遴选机制，活动即科学又专业，属于一级学科（含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对医疗鉴定具有高度专业性。其鉴定内容符合《侵权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内容，但是鉴定结论没有使用法言法语详细分析医院过错和明确的责任比例、参考度等。法院法官以医学会鉴定人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和不出庭质证为由不予采信，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效力逐渐淡出，尤其在北京等地区更加突出。司法鉴定为法医学类的鉴定，属于基础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鉴定人员是由法医、法官、律师等其他人员组成，临床医学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人员构成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且很不稳定，司法鉴定结论也没有严谨的三级负责制。又因属于营利性组织，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以患者为弱势人群和医师告知不足为代价，鉴定费用、鉴定责任比例、参考度远高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用。法官又无法判断专业性很强的医疗纠纷事由，完全依赖司法鉴定，审理中法官采信了司法鉴定责任度上限裁定纠纷，医方实际承担了较高的鉴定责任，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纠纷判决中法官的裁量权。纠纷双方的大部分医疗纠纷在综合考量后多采用自力救济解决纠纷。
2完善医疗纠纷自力救济质量控制
2.1畅通医疗投诉渠道以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人本医疗”理念为指导，重视患者合理需求。全市试点在2013年8月设立“住院服务中心”集中管理全院各科住院床位，减少了患者住院难引发的各种医疗投诉即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大大缩短了患者住院日和住院费用；在2014年5月全市试点启动医疗投诉直通车，在医院门诊大厅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了开放统一医疗投诉接待窗口，由门诊办公室负责，门办、社工办、医保办、咨询各自抽调专业熟练懂政策、懂管理人员接待患者，将医疗投诉接待关口前移，综合办理医疗投诉事宜，对医疗纠纷进行早期防范。
2.2医政管理隐患排查在重大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作者认为医疗技术是影响医患关系的核心问题[7]。2013年我院首先建立了医疗主管院长负责的行政管理查房制度，由医务部牵头，医务处、社工办、门诊部、护理部、临床科室等部门中层管理者组成，查房主要内容是医疗质量管理，领导干部深入临床科室现场办公，针对医疗管理不到位科室进行医政管理综合会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指导与预警，特别是急、危、重症患者诊疗方案予以专业质量管理指导；同时每季度对全院各科进行医疗纠纷隐患排查，例如：科室自查与长期滞留患者监控、征询相结合，分析原因进行早期有效干预，事后对整改干预手段、措施、结果进行效果评价。大力发挥医政综合管理优势，提高全院各科管理层防范与处置医疗纠纷能力，将早期预警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2.3医疗纠纷节点纠错在医疗纠错管理中要求各科主任从源头上强化医疗质量管理，分别把守医疗纠纷处置中涉及医疗专业关口问题的解释权，建立科主任直接领导下的医疗纠纷负责人制度，使医疗纠纷处置中医疗专业问题解释与答复更加精准到位；加强全员医务人员定期法律法规教育、培训、考核力度，例如：每年定期聘请资深律师、法官、卫生法学专家进行典型案例解析与相关知识培训，打造医务人员成为具备业务精湛、服务到位专家，并且能够正确认识与识别医疗执业中法律底线，成为法律底线的守门人；我院还定期修订医院医疗纠纷处罚管理规定，制定了详实医疗纠纷处罚条款，对不称职员工进行训诫和严厉处罚，增加了重大医疗纠纷案件涉及管理者和个人的纠错成本，警示提升全员风险意识。
3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关联要点
3.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有效沟通民事纠纷双方权利维护与权力正确应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正确识别是纠纷化解的前提，也是维护了纠纷双方对依法所享有民事权利中处分权。例如：在重大突发患者意外死亡家属接待中，负性心理使患方家属产生非理性的判断，加之各种主客观原因易引发过激行为，导致医疗纠纷危机状况出现[8]。在医疗纠纷协商前：要掌握医疗纠纷的全部病案资料做到心中有数，特别要认真阅读病案中有质疑点的诊疗记录，同时熟知与死亡患者有直系法律亲属关系和赡养关系人信息，熟知民事人身医疗损害案件中赔偿标准。医疗纠纷协商中：首先在家属集体约谈中做到耐心倾听、态度诚恳、措辞谨慎；其次仔细观察家属负面情绪由来，要做到始终把控维稳协商氛围；其三要认真听取患方核心话语权人所表述主要诉求，对具体赔偿款上下限和协商难度进行评估（即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其四为协商中要循序渐进有理、有力、有据，对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权限和利弊正确表述，告知患方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引导家属选择对纠纷双方有利的救济方式。特别要注意，在呈递医调委医疗纠纷质证陈诉材料时，要充分认识到质证材料严谨完整的重要性，还要积极配合、认真准备、与协调员充分沟通。
3.2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当代医学科学突飞猛进新技术广泛应用，法律法规条款必然存在严重滞后性、局限性。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具有完整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纠纷处理的复杂性、差异性，使重大医疗纠纷处置难度加大。例如：医赖行为是以医疗纠纷为由，长期霸占病床等医疗资源，拒绝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民事诉讼等法定争议解决途径，并要求高额补偿的非暴力手段寻求的救济和义务规避[9]。患者医赖行为侵占了医疗优质公共资源即其他患者的使用权，同时也损害了医院正当权利。为妥善解决此类纠纷首先将组织召开院内医疗安全管理委员会，组织相关科室主任、医疗专家联合讨论，多方听取专家对诊疗过程分析见解，逐层剥茧找出用原词医疗纠纷解决的突破口，确定诊疗过程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与患者人身与财产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过失大概责任度三要件，以民事诉讼法中现行公力救济中医疗损害人身赔偿标准为准绳，发挥自力救济沟通协商技巧主动进行纠纷谈判；其二引导患方在医调委进行纠纷裁定，将纠纷调解结果进行三方确认签署调解协议；其三医调委因该机构属性决定了协议只具有合同确定力、无强制力；应将该调解协议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一次性解决纠纷（基层法院：绿色通道进行司法裁定、司法调解的确认），避免医疗纠纷后续遗留问题司法审理一事再理发生。典型案例一：产科某患者女性32岁高龄高危妊娠分娩时发生新生儿重症窒息后夭折，患者已高龄对能否再次受孕表示怀疑，在出院检查中未确认一定有这种可能，但患者仍要求高额赔偿，拒绝司法鉴定、拒绝结账不出院；典型案例二：某患者男性56岁高空坠落致粉碎性腰椎骨折，择期行腰椎骨折锥体复位弓根内固定术，手术非常成功。由于患者是高能量性损伤，且对治疗方法均无良性反应，导致术后患者出现伤口感染再次清创，经治疗后下肢功能恢复近80%，家属认为与期望结果相差甚远，故长期占据医院床位2年之久。我们大胆尝试了上述措施，有的放矢，在不违反强行法条规定下最大程度优化当事人有效合法权力和权利，成功地化解了类似医疗纠纷案例。降低了纠纷双方时间、经济成本，提升了公立医院优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和效用。
4结论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4
一是搭建工作平台，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经过仔细研究讨论，精心筹划，2008年6月18日挂牌成立了巴南区21个镇、街人民调解工作室，以及巴南区非公有制经济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区委、区府、区人大、区政协和市高院、五中院主要领导均出席会议，巴南区所属的21个镇、街分管政法工作的镇长、司法所长、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及各镇、街商会分会长等共计25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文件，举行授牌、授章仪式，区法院院长范晓明同志作了题为《创多元化调解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报告，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多富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创多元化调解机制；服务大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报告，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黎强、五中院尉建国副院长、市司法局领导、市高院宋令友副院长作了重要讲话。
*晚报、*法制报、*时报、*卫视、巴南报、巴南电视台等相关媒体对人民调解工作室成立大会进行了详细报道，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人民群众知道了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工作职责。
区法院与区司法局衔接，由司法局任命了21个镇、街4000名调解工作人员，区工商联（总商会）任命了30名调解工作人员。构建了一支分布全区各个基层的具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调解大军，巴南区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正式确立
二是成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巴南区建立非公有制经济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成为行业调解工作的新亮点。成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可以减少非公有制企业的诉讼成本，节约诉讼时间，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和谐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之间有了纠纷，企业与职工有了纠纷，就回行业“娘家”来调解解决，可以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巴南区非工企业有4012家，就业劳动力25万余人，上缴税金15亿元，非公经济占全区GDp的73％，名副其实地撑起了“半壁河山”，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市场经济法规尚不健全、诚信经营意识还不浓厚，发展环境状况有待优化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成立、是区内大调解格局的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区委、区府“高调挺私”的决心，充分体现了有关部门对非工经济的高度重视，必将成为非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
三是强化人民调解指导工作，民间纠纷化解在基层。区法院借助镇、街、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室，通过强化人民调解指导工作，以及运用委托调解方式，树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权威，发生民间纠纷当事人都找人民调解工作室解决，不去缠镇、街领导，有效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民间纠纷绝大部分化解在基层，小纠纷在村人民调解会得到及时解决，较大的纠纷在镇人民调解工作室也得到妥善处理。巴南区2008年1至6月全区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共计2790件，其中：区法院委托调解成功125件。
南彭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支持多元化调解工作，配备政治、业务素质强的工作人员6名，在区法院指导下，于*年开展民事纠纷多元化调解工作，当年，村级调解会成功调解民间纠纷345件，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间纠纷126件。其中，南彭镇一位教师收费招收几名学生在家中补习功课，有二位学生头上生虱子，该教师用农药为其灭虫，造成这二位学生死亡，事件发生后，在区法院的指导下，经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由补课教师和农药销售者赔偿24万元结案。2008年1至6月，南彭镇村级调解会成功调解民间纠纷151件，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间纠纷38件（其中：区法院委托调解成功25件）。成功调解的都能做到案结事了。近二年，南彭镇因邻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诉讼到法院的几乎没有，多元化调解见成效，纠纷解决在村镇，在排难解纷上最大限度方便了群众，最大限度降低了纠纷处理成本。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5
一、社会转型期农村纠纷的主要类型
通过山东某基层法院最近五年的审判实践来看，目前现阶段既有传统的农村社会纠纷，也伴随着社会转型逐步出现一些新型的纠纷，并且数量呈现日益增多趋势。这里所说的新型纠纷并不是新的诉讼类型，只是相对于农村以前传统的社会纠纷来说并不是经常发生，而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开始日益增多。通过该法庭2006——2010年所立案类型统计来看，农村纠纷类型呈现传统社会纠纷与新型纠纷交错出现、新型纠纷开始不断出现并逐渐上升的趋势。几种基本类型分析如下：
（一）传统的农村社会纠纷
所谓传统的农村社会纠纷主要是指土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农村常见的纠纷，是与由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纠纷相对而言的。这类纠纷一般起因简单，标的额较小。
1、土地流转与承包纠纷
土地流转与承包纠纷是指当事人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其他有关土地的权利归属问题发生的争议。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土地承包到了广大农民的手中。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明显增多。随着国家废止农业税、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力度逐年加大等优惠政策的出台以及粮价上涨，农村土地生产效益和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随之提高，一些原本弃耕或者不要土地的农民开始要求耕种土地，原先将土地以较低价格或无偿转让给其他农户耕种的农民也纷纷要求收回转让出去的土地，以及村委会将责任田之外的集体土地承包给企业或者个人程序不公正、公开引发村民不满等，使得农村土地纠纷呈上升趋势。农村的土地纠纷一般包括因为土地流转引发的纠纷；无地少地农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纠纷；由于基层组织违规操作而引发的纠纷等。
2、婚姻家庭纠纷与邻里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人身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种纠纷。主要包括因草率结婚导致的婚姻家庭纠纷、因夫妻一方或双方不顾家庭而引发的婚姻家庭纠纷、因子女问题引发的婚姻家庭纠纷、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婚姻家庭纠纷等。离婚时因为子女的抚养、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而引发纠纷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随着我国人口的逐渐老龄化，农村子女拒不赡养老人的现象开始突出，继承纠纷也逐渐增多。
有关农村邻里纠纷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因邻里生活琐事演变成人身伤害案件；相邻建房、采光、排水等引发纠纷；农闲娱乐引起的纠纷；因集体闲散地栽树或者责任田边界争议等问题而引发的纠纷。
3、债权债务纠纷
首先，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违反合同、欠钱不还等不良现象，从而引起村民之间的纠纷。其次，一些地方由于村干部滥用权力，造成村级债务，从而引发农村矛盾纠纷。村级债务长期不能偿清，由此引发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现任干部与原任干部之间、村干部与包工头之间等多方面矛盾。再次，目前农村社会中的民间借贷纠纷也在大量增加，有些村民在从事买卖、租赁、承揽、承包、建筑、运输、雇佣等民事活动中形成债权债务而发生纠纷。
（二）新型的农村社会纠纷
主要是指以前比较少见，而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日益凸显和增多的农村纠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城市化重点工程建设中引发的农村社会纠纷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各地政府招商引资进行，很多城郊农村因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程承包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发的纠纷有所增加，如果不能及时妥善调处，可能激化转化，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这种现象在那些同姓家族人口较多的大村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当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往往纠集自己家族成员或者本村村民以侵犯自己的利益或者补偿太低为由起哄闹事，阻碍工程施工，更有甚者会组织家族成员或本村村民集体到政府部门上访、闹事，引发。
2、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农村社会纠纷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农村环境日益得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因为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纠纷。
一是相关企业导致的环境污染。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原本一些在城市的企业逐渐迁出城市，来到相对偏僻的农村地区；同时农村中有一些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绝大部分资金、技术力量薄弱，都没有污染防治措施，对农村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农村树林变黄、农田减产、河水变污，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深受影响，企业与所在村及村民之间的纠纷不断加剧。
二是农业生产本身造成的环境污染纠纷。这些年来，农村大棚蔬菜迅速发展，与此适应的是需要大量的禽畜粪便作为肥料；农村中禽畜养殖业规模化发展。但由于农户环保意识淡薄，没有很好的畜禽粪便处理技术，畜禽粪便和养殖废水无序排放，严重污染了农村居民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村民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土壤、河流、地下水被污染，加上农村垃圾乱堆乱放，农村环境被污染和破坏，也时常引起村民之间，村村之间的纠纷。
随着社会转型逐渐加剧，由此引起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分配中产生的不公，导致了大量新型纠纷的产生，而且数量也日益增多，类型日益扩张，生成的过程和原因也更加复杂，纠纷复杂性加剧；加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利益逐渐多元化，由此导致纠纷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涉及到本本村民、外村村民，村委会以及村委成员，甚至牵涉到相关的行政机关；同时，由于农村村民的法律知识不是很强，他们对纠纷和矛盾处理结果的评价一般不是从法律上考虑，而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内心判断，如果不符合自己内心的判断，很容易造成对法律机关的不信任，而寻求其他途径进行解决，从而引发上访。因此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或者单一的诉讼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农村纠纷的解决，我们必须寻求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方式。
二、社会转型期农村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必要性
农村地区的纠纷处理方式应该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人情与法律之间寻求的一种平衡，而且应当包含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内核，并在现代法治理念的引导下加以规范，避免单纯依靠司法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局限。[1]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使纠纷解决的各种方式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处理农村社会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农村需求
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民间调解、行政解决、仲裁等作为本土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对农村纠纷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有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群众的需求。
1、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长期以来在解决农村纠纷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民间调解包括一般的民间调解和人民调解。一般的民间调解指的是家庭和家庭内部的调解以及村中有威望人的调解，这种调解一般成本较低，而且也能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纠纷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活动。人民调解作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其对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民间调解制度受到了极大地冲击。传统的民间调解制度所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无讼”的境界，其实施的时候依靠的是调解者本身的威望和权威，第三者本身的威望成为纠纷能否解决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农村社会中，很多纠纷都依赖于村中有权威的第三者来调解，其自身的主观意向影响着纠纷的是非曲直，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干扰了现代民间调解制度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中国传统的调解方法强调的更多的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更多的追求息事宁人而不是保护当事人本应有的合法权益。传统调解制度“无讼、耻讼”的价值取向与现代调解制度的要求不相符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村庄共同体开始解体或者已经解体，原有的礼治秩序和民间权威被打破，族长、老人或者长者，这些在昔日儒家学说所构筑的传统差序格局中享有较高权威的人，由于不具备现代经济、法律的知识，不能适应时展，而丧失了其原先所具有的权威性。[2]很多农村中的青年外出读书或者打工，他们接受了现代都市社会的教育，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权威在其心中的位置已经大打折扣。随着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传统的风俗习惯已经逐渐被现代的规范所取代。村民对纠纷解决的权威性要求很高，民间调解缺少信得过的第三者权威，其功能也自然弱化。再加之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员法律素质、业务能力和水平偏低，对农村社会的纠纷存在着应付的心理，缺乏应有的责任感。这些都使得民间调解的作用大打折扣。
2、行政解决方式
行政解决方式主要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两种纠纷解决方式。行政调解是指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行政机关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社会公德等，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以消除纷争的一种调解制度。行政调解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纠纷解决主体的广泛性、综合性的优势。中国民间对行政机关的调解仍十分看重，在出现纠纷时，当事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找政府，通过行政机关对农村纠纷进行调解，其结果在心理上更容易让纠纷当事人信服和接受。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定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裁决在农村中往往被用来解决相关的土地承包纠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等。
但是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方式也存在一些弊端，阻碍了其在纠纷解决上的作用。首先目前我国行政机关解决农村社会纠纷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往往都是采取一些概括性的手段，各种手段不明确，适用范围也不明确，相互之间也缺乏彼此的衔接和互补，造成各种方式缺乏合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随着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行政机关已经表现出对民事纠纷也越来越不愿意介入的倾向；此外，我国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机构和人员是隶属于行政机关，在处理一些涉及到政府机关的农村纠纷时容易偏袒政府机关，缺乏公正性，如土地权属争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等；最后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解决纠纷的方式、步骤、顺序等程序性问题做出详细的规范，这势必会损害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公正性。
3、仲裁
仲裁是指纠纷双方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将纠纷交给中立的民间组织进行审理，并作出约束纠纷当事人的裁决的一种纠纷处理方式。仲裁是由争议双方当事人自由约定，由其共同选定第三人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以解决他们之间产生的争议的一种制度安排。面对农村社会中诸如婚姻家庭、债权债务等纠纷，仲裁是没有管辖权的。由于仲裁自身的特征，目前仲裁机构参与处理农村社会的纠纷，主要体现在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诸如快捷性、灵活性、经济性等特点。但是，由于仲裁自身的特征和不足，制约了仲裁在农村的发展。首先，仲裁宣传的社会覆盖面不够，群众知晓率低，农村中的绝大部分村民对仲裁制度根本不了解。其次，我国仲裁机构少，仲裁力量薄弱，加上仲裁机构的不公开审理，导致仲裁在农村难以推广。最后，仲裁裁决效力不稳。民事诉讼法上规定有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仲裁法上规定有撤销裁决程序，两个程序可以先后启动，导致仲裁效力的不稳。
（二）单一的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随着中国法治化的发展，农民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法律素质逐步提高，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逐渐成为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有效手段。诉讼的程序性、公正性、权威性、可执行性也使得农民更加倾向于诉讼手段。
但是，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诉讼的高成本上，对农民而言，如果打官司，路费、律师费、诉讼费以及误工费等会给给农民造成极大的负担。其次，诉讼的机会成本过高。因为诉讼具有程序性，这就是使得诉讼要花费比较大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造成当事人不得不放弃其他一些事情，势必会造成其他方面一定的损失。最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能力有限。现阶段，社会的不断变动和发展导致了法律的滞后和不完善，我国法官又没有造法的权力，法院必须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解决纠纷。这就使得一些问题复杂、法律争议较大的纠纷很难通过法院得到解决，反而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解决。此外，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来交往的，诉讼会打破这种平衡，引起双方之间关系的紧张，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方式可以相互补充、扬长避短
法学家江伟说过：“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现代化虽然正动摇、瓦解着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但这一过程尚在进行中，对于相当多的农村社会来说，防止因纠纷导致矛盾激化、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3]这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虽然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但是随着农村法律知识的增多，法律意识的提高，农村已初步具备了法治实践的社会基础，农村社会关系已经开始向契约化的方向发展，这会有利于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的发展。我们在处理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时将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结合起来，根据情况确定方式，以更好的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
1、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精神和农村社会情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曾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理想。尤其是在更多地保持着传统色彩的农村，非讼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农村纠纷解决的实践中，村民们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对诉讼更多采取的是一种将信将疑或者无可奈何而取之的态度。
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一个村里的人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的亲戚关系，这种情况下人际关系的维持和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纠纷的解决需要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去处理，需要事后对纠纷主体间的关系做到尽可能修复，需要对整个农村和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采用非讼方式，当事人平等、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要求，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更容易接受。[4]这样就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
从经济性上看，非诉讼方式也是更适合解决农村纠纷。相比之下，非讼方式的采用要便捷，可即时、方便的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具有时空的便捷性。并且，协商选择时间、地点甚至最终的解决结果，整个过程是低成本的。从经济上讲，非讼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诉讼解决方式在农村地区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随着市场经济的条发展，农村社会的形态开始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正逐渐发生改变，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密度指数越高，对国家法律的需要会越多。[5]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农村社会要从整体上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农村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将会逐渐增大。
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竞争意识的强化，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渐利益化，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村民开始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厌讼、以讼为耻，息讼等观念逐渐转变，村民开始觉得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很正常。当发生纠纷的时侯，村民都愿意选择诉讼方式，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也更加容易得到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认可，村民对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公信力也越来越尊重和期待。随着村民经济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发生纠纷时，村民开始选择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前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而放弃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现象正逐渐减少。伴随着国家法制在农村的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的生存空间正逐渐被法律等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所挤压，诉讼解决纠纷也越来越多得到了认可。
三、农村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方式的构建
虽然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是农村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要压制、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是追求司法必须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和最重要的保障，成为保障正义的最后一条防线。最科学、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建立农村纠纷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在分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利弊的基础上提出：农村纠纷的解决要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合理确定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领域以及找准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点，在此基础上，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诉讼方式也要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作用，并以判决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纠纷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机制，从制度上使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一）农村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领域划分与衔接点确定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如何选择？首先，他们应该在自己一定的领域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这个范围内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暂时不要干预；其次，要合理确定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过渡点和衔接点，当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无法完成时，可以即刻换成另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根据我国目前农村实际，我们要确立司法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并能够行使平等的诉讼权利。但司法不应成为第一选择，而应成为最后的救济手段，在一方当事人受到民间调解方式的不公正待遇或者此种方式无法解决时，保证他们能够顺畅的求助司法救济。在诉讼作为保障时，最大限度地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在具体的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除涉及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外，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的自治与合意，赋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权。在建立多样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对民事纠纷的处理实行分流，[6]合理确定两种纠纷决方式的适用领域。比如对某类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以及熟人之间的合同纠纷等，在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则鼓励调解，采用非诉讼纠纷决方式，即使最后采用诉讼手段也可以考虑将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性程序，只有经过调解不能达成协议时，才能通过诉讼手段解决，这就是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点。如果纠纷对当事人的利益涉及较大且民间调解等方式不利于维护自身的权利，则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选择何种方式要视具体案件不同而不同，也要根据当事人综合考虑。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解决农村民事纠纷有机完整的体系，只有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从建立健全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
虽然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是农村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要压
制、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制度，曾经对解决农村纠纷、维护农村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调解不仅符合现代民主法制的精神，而且有助于农村纠纷解决和维护农村稳定。以人民调解为主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可以有效地对司法补偏救弊，并具有特殊的优势，我们应该通过解决农村人民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发挥其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重大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制度。首先，现代的人民调解制度既要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又要摈弃传统调解制度“无讼”等观念的糟粕，消除传统调解“人治”的传统理念影响；其次，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选拔。要建立起有利于提高人民调解员素质的管理体制。一方面，组织、动员离退休法官、检察官、公务员及大学生等法律服务志愿者进行“法律下乡”，加入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改变和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调解人员的法律知识及业务能力培训。由县级司法机关、法院及其他教育部门等共同组织或分别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知识也业务能力培训，增强调解人员的法律素养。同时，还应当将此种培训工作予以制度化，借此以强化培训的效果。最后，要简化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程序。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调解法》赋予了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以及经过司法确认后具有执行力，但是如何进一步方便快捷的进行司法确认，使我们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三）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以司法调解为优选，判决为保障
司法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既具有审判的性质又兼有非诉讼解纷方式的特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章、最高法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五部分以及最高法关于民事调解若干意见都对司法调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从制度上确认了司法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院调解保留了传统调解的形式，在调解时仍遵循自愿的原则，法官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民间习俗，考虑当事人的社会环境，使纠纷得到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法院调解是司法对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施加影响与采纳的结果。调解运作中，国家法成为树立国家权力权威的话语资源，调解成为国家权力下乡的有效工具，“调解之所以能进入正式的司法制度，成为一道法定的程序，决非偶然，绝非仅仅因为它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实施权力的有效工具。”[7]这种纠纷决方式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对消除社会纠纷与矛盾，缓和对立情绪，节约司法资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我们要进一步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作用。
首先，法官在处理农村纠纷时，如果适合司法调解，则优先选择司法调解，将判决作为保障手段，法官要尽可能得进行调解，实在无法调解时才采用判决方式解决。其次，司法调解要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相结合，树立“大调解”的观念与格局，努力改变过去司法调解方式单一的状况，激活调解资源，发挥工会、妇联、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派出所等与当事人联系密切的单位和部门在解决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依法引入社会力量协助法院调解，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纠纷。我们还应当处理好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关系，建立相关部门联调联动的有效工作机制，整合各种资源，统筹各方面力量，形成工作的合力，高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针对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特有的纠纷现况和不同主体的特定需求，任何一种单一的体制和纠纷解决方式都无法满足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只有建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是正确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农村社会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机制，面对纠纷时要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供农民选择。一方面，诉讼手段在介入农村纠纷时，考虑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效果，以真正适合农民的需要，并且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给予必要的尊重；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不应该也不能够仅仅依靠民间习俗的调整，必要时还是需要诉讼手段作保障。对农村纠纷要根据农村情况和纠纷性质，在健全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同时，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作用，并促进二者之间的互动和衔接，建立适应我国农村社会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注释：
[1]严军兴：《多元化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2]李旎凡：《略论我国农村的人民调解》，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法学会编：《纠纷解决-多元调解的方法与策略》，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3]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4]李长健；曹俊；王妍：《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非讼机制》，《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7-08-26。
[5]傅华伶：《从乡村法律制度的建设看法律与发展：纠纷的解决与经济发展》，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一卷第一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6]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6
一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基层群众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形式。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对于在新形势下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特殊领域里反映出的复杂纠纷，是一般人民调解组织难以调解的，必须创新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通过组建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聘用具有专业特长的专门人员为调解员，增强调解的专业水平，才能适应复杂纠纷的调解工作。
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能够有效开展群众工作，预防纠纷发生。由于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聘用了一批懂得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从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能够在复杂纠纷调解中阐明事理，分清是非，不仅使纠纷当事人容易接受调解，而且使纠纷双方在接受调解过程中，受到有关的法律、政策和专业知识教育，增强群众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和规范行为的能力。
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能够有效了解社情民意，促进政府与社会互动。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将社会管理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热点难点纠纷多发的领域，能够及时了解社会舆情和深层问题，并且有组织、有制度地及时反映给基层政府，一方面帮助政府及时完善公共管理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政府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施社会管理。如我市各区县建立的医患纠纷调委会，定期开展医患纠纷特征分析和调解总结，以调解工作简报形式反馈给卫生行政部门及有关医疗机构，对改进医疗管理和医疗服务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
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较强的利益性、群体性、对抗性特征，不同领域的矛盾纠纷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依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增强了调解工作的针对性，有效化解了社会热点难点纠纷。
建立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复杂纠纷。2008年以来，我们针对医患纠纷专业性强、信息不对称、缺乏信任和化解难的特点，在全市13个区县先后建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一些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调解团队。确立了人民调解的公正性和权威性。2009年全市医患纠纷调委会共受理医患纠纷286件，调解成功277件，调解成功率达96.85％，维护了医疗秩序。我们还依托消费者协会在市和区县建立了14个消协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省保险协会建立了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化解消费领域和保险行业内部的矛盾纠纷。
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化解热点纠纷。为了体现人民调解扎根基层、方便群众的优势，及时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我们在民间纠纷多发和治安纠纷突出地区的公安派出所建立了94个人民调解工作室，将人民调解与公安110接处警工作紧密对接。我们在全市15个交警大队建立了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室，积极开展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我们在基层法院和法庭建立了18个人民调解工作室，实行法院民商事纠纷先行人民调解。仅此三类人民调解工作室，2009年共调解矛盾纠纷近2万多件，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也节约了司法资源和行政资源。
建立专业调解小组，化解疑难纠纷。近年来，我们针对城市建设管理和群众生产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疑难纠纷，在区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征地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物业纠纷等专业调解小组，发挥有关行政部门调解矛盾纠纷的资源优势，同时运用大调解整合资源、综合协调，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三
公正廉洁执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和社会公众监督。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通过社会自治组织化解社会矛盾，对于防止司法和行政“缺位”、“越位”、“错位”，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具有特殊意义。
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节约了司法资源。市司法局与市法院、市调解工作指导办公室制定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进一步深化“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由区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法院和民商事案件较多的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开展诉前调解和诉中接受委托调解。据统计，2009年全市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共受理调解民商事纠纷1791件，调解成功1690件，调解成功率为94.36％。大量分流涌入司法程序的民商事案件，减轻法院工作压力，使法官有更多精力办理重大案件和复杂案件，提高办案质量。
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节约了行政资源。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面临着大量的矛盾纠纷。行政机关在处理这些矛盾纠纷时，一方面要消耗大量的行政资源，另一方面也使政府过多地包揽了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通常情况下由法律明确行政机关处理的矛盾纠纷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我们通过建立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在公安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参与化解公安110接处警中受理的民事纠纷和一部分治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纠纷，在交警大队设立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室，参与化解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我们通过在公安派出所、交警大队等矛盾纠纷集中的窗口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7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8
[关键词］人民调解制度；少数民族地区；云南蒙自县
［中图分类号］D915.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102-03
一、调查目的和方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是新形势下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
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的积极作用，笔者采用调查法、访谈法、文献法，选取蒙自县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五个乡镇，即文澜镇、新安所镇、草坝镇、冷泉镇、鸣鹫镇为调查对象，于2008年5~8月，对上述地区的人民调解制度从调解组织、调解队伍、调解经费保障、调解工作成效方面展开调查，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调解制度现状进行了全面了解。
二、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人民调解组织是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基础，按照司法部“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建到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的要求，蒙自县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至2008年7月，蒙自县已建立151个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其中，村（居）调委会97个，乡镇调委会11个，企事业单位调委会45个，人民调解组织已经形成了三级调解网络。即在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基本上做到乡镇和村委会有调委会，大自然村有调解小组，小自然村有调解员，满足了基层预防和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需要。
在蒙自县的三级调解网络中，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就是单位、企业调委会和区域性调委会并不健全。蒙自县有3396个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9200人，非公有制经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10461户，从业人员34133人，无区域性调委会不说，绝大多数企业、单位还没有建立调委会。近几年，蒙自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凸现出许多新的矛盾纠纷，如因修建高速公路引起征地纠纷、物业管理纠纷等，处理不当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最大限度消除不稳定因素，蒙自县必须加强企业、单位调解组织和区域性调解组织建设，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二）人民调解队伍建设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队伍建设是根本。蒙自县司法局不断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蒙自县共有2134名人民调解员，其中，男性1741人，占总人数的81.58%，女性388人，占总人数的18.42%，党员700名，占总人数的32.8%，民族和文化程度情况如下。（见表一）
1．蒙自县人民调解员的民族情况
蒙自县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县，土著和世居的民族有彝族、苗族、壮族、回族、汉族，少数民族占总人数的57.84%。蒙自县11个乡镇的民族分布都具有几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受经济、传统文化的影响，该地区的矛盾纠纷带有民族风俗特点，如较常见的“挂红线”纠纷（即彩礼，在蒙自县的广大农村，婚前都有送彩礼的习俗）、彝族由儿子赡养老人。因此，解决纠纷时一定要考虑民族因素，否则，不但不能顺利解决矛盾纠纷，而且有可能引起新的纠纷甚至是民族矛盾。蒙自县人民调解员（以下简称“调解员”）中彝族、苗族、回族、壮族占总人数的54.74%，这些少数民族调解员了解本民族风俗、传统文化，能讲本民族语言。调解纠纷时，能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规范，以“一案教育一片”的方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社会主义法律素质和道德修养，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稳定和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2．人民调解员的选任
蒙自县的调解员基本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调解小组、村（居）调委会的调解员基本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由村民（居民）、村（居）委会的成员担任，乡（镇）调委会委员由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担任。这表明，民主观念已深入人心。女性调解员在化解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时，可发挥其优势，顺利解决纠纷。调解纠纷时，党员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利于百姓了解国家大事，利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和执行。
3．人民调解员的知识结构
从表一看，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调解员分别占总人数的30.88%、50.5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调解员仅占总人数的18.56%。与全国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人民调解员总数61.6%的情况相比，蒙自县调解员的文化程度确实相当低，这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教育落后的原因所致。对较常见婚姻家庭、邻里、劳动、赔偿、房屋宅基地、土地承包矛盾纠纷，调解员基本上能顺利化解纠纷，但对于征地拆迁、物业管理等新的矛盾纠纷，部分调解员显得力不从心。笔者认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首要任务是提高调解队伍整体素质，改善调解员的知识结构。
4．人民调解队伍的业务培训
为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蒙自县司法局结合实际情况，每年至少组织调解员进行两次培训，聘请有关专家举行法律法规、调解技能等内容的讲座，通过提高调解员法律素质、道德素质和调解技能，来提高人民调解的成效。各乡镇司法所根据实际情况，每年举行次数不等业务培训。企业、单位调解员由于多种原因，基本上没有参加培训。蒙自县司法局应当强化管理，加强调解组织的建设，提高调解员的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
（三）人民调解经费保障机制
1．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的保障
根据蒙自县的财政情况，结合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需要，蒙自县财政局每年严格按每个乡镇不低于4000元的标准安排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和培训经费，按每个村委会调委会不低于200元的标准安排调解工作经费。由于调解工作经费偏低，除蒙自县11个乡镇司法所有独立调解室和基本办公设备外，其他调委会都是与村（居）委会共用办公室，即“两块牌子，一间办公室”。因无独立调解室，基层调委会调解员只好在当事人家中、田间、地头等地方调解大量民间纠纷。凡案情较简单，当场结案的，调解员只统计案件数量，没有做档案记录，还有部分调解员由于文化程度的局限，调解的大量“小矛盾纠纷”未做记录，调解工作不规范，致使县司法局的数据未完全反映调解工作实效。
2．人民调解员补助经费的保障
蒙自县2134名调解员，除专职人员180人外，财政局按规定只安排了全县86个村调委会主任的调解补贴每人每月50元（全年600元），由县财政转移支出，而村组调解员的补贴无保障，并且11个居委会的调解补贴未解决。由于调解工作任务繁重，工作辛苦，而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补贴问题没有妥善解决，调解员的生活、工作又面临困难。长期以往，形成了调解经费少甚至无法保障、人民调解工作量大、调解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局面。
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是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必要条件。蒙自县要解决好调解经费问题，才能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人民调解成效。因此，蒙自县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寻求在地方财政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妥善解决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问题的有效措施。
（四）人民调解工作成效
2008年1～6月，蒙自县人民调解组织受理矛盾纠纷884件，并且80%以上是邻里、婚姻、合同、赔偿类型的矛盾纠纷，除少量案件未调解成功（涉及到的利益关系重大），调解成功率基本上是100%，这与全国近三年来调解成功率达到的95%以上相比，无疑是相当高的。而且只要调解成功，当事人就愿意履行调解协议。笔者以蒙自县5个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乡镇调委会调解纠纷的数据为依据来证明此观点，具体数据详见表二。
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蒙自县，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75.6%，农业人口占总人数的79.3%，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缓慢、交通不便。当邻里、亲属发生纠纷时，人民调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纠纷解决理念以及自愿性、自治性、群众性、民主性、简易性、灵活性、实用性等特征，在公力救济不足的情况下，当事人愿意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因而，蒙自县调委会的调解成效相当不错。因此，人民调解在化解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纠纷、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持社会的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法律意识有待提高。
（五）人民调解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人民调解是民间性纠纷的解决机制，但调解民间纠纷是一项社会工程，法制化、规范化是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保障。尽管蒙自县人民调解工作已形成制度化，建立了三级调解网络、调委会岗位责任制、回访等制度，但由于经济等原因，使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工作制度、调解场所、调解文书不能完全规范化，同时，法制化程度不高。笔者认为，此问题随着蒙自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人民调解工作的加强，会而逐步取得成效。
三、结语
通过调查，了解到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调解制度在调解组织、调解队伍、调解经费保障、法制化和规范化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改善建议，才能不断加强人民调解工作，适应新形势下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情况，发挥人民调解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纠纷的独特优势，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J]．人民调解，2007，（10）.4.
［2］红河州地方志办公室编．红河州年鉴[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39.
［3］吴爱英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材料汇编[m]．2007.26，29.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9
关键词:人民调解;和谐社会;法治
从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到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完成,法治进程不断深入,法律法规日渐完善,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国家治理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快速调整,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各种矛盾纠纷也不断增加。有关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不断受到学者和政府的重视。人民调解制度作为有别于法律诉讼,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并行的调解机制,能及时妥善解决大量民间纠纷,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和作用。
一、人民调解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0年8月28日通过,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人民调解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顺应了时展的需要,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实践成果,使人民调解工作有法可依、规范开展。
人民调解是指在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采取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纠纷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进而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定纷止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制度植根于中华大地,契合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和处世方式及儒家“厌讼”思想,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是一种新型的治国安民的管理方式。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具有平等自愿、方便灵活、经济便利特点的纠纷解决途径,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预防纠纷发生、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谐方面越来越发挥出其特有的魅力,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因此,人民调解工作有着发挥更大作用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笔者将从解读人民调解的特点入手,结合天津市东丽区的实际,分析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进而思考如何更充分更有效的发挥其法治作用。
二、人民调解的基本功能及独特优势
(一)人民调解所体现的基本功能是能有效调处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当前民间纠纷日趋复杂,出现了许多新趋势、新情况、新特点,解决的难度逐渐增大:有的纠纷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成为损害人际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有的纠纷虽属于小矛盾,但当事人互不服输、互不让步,此类纠纷有易激性的特点,处理不当容易导致激情犯罪,直接破坏社会和谐稳定;有的纠纷量大面广,但公安机关不宜介入,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具有被动性,不能主动干预,当事人通过方式解决,给部门造成很大的负担。人民调解是解决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民调解员可以充分利用与纠纷当事人同处一地的优势,借助于道德说服、法制教育等手段,利用村规民约、风土人情、社会舆论以及特定的人际关系等有利条件来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在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工作中使不稳定因素销声匿迹。
(二)人民调解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独特优势集中体现为预防纠纷发生、防止矛盾激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受理纠纷,也可以根据日常工作或排查中发现的情况,主动上门调处,这是人民调解预防纠纷发生的重要方式。这样会大大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因此,为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优势,首先必须转换思路,改变少数人认为的人民调解减损法治的看法,创新工作格局,主动发挥调解的作用,不治已乱,治未乱,使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三、充分发挥人民调解法治作用的路径
(一)正确认识人民调解的地位和作用。有人认为,人民调解在计划经济时期能发挥作用,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通过诉讼解决各种纠纷,调解所发挥的作用降低。笔者认为市场经济越活跃,越需要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法院作为不告不理的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予以分流,大部分矛盾纠纷都经诉讼解决对案件日益增多的司法机关是难以承受的。并且诉讼解决纠纷机制有其固有的缺点,社会效果并不十分好。例如诉讼程序的繁琐、审限长,判决易引发人际关系彻底僵化,时间、机会、精力成本远超过获胜判决的效益。法律还具有滞后性的特点,诉讼往往并非处理纠纷的最佳选择。人民调解恰恰能以其灵活性、便捷性在“第一道防线”上处理大量的一般性纠纷,可以让法院集中精力处理好重大复杂疑难纠纷。对照国外情况,很多发达国家的民事纠纷都通过包括诉讼内调解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方式来解决,不少国家国均制定法律,规定调解是诉讼前的必经程序,并认可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值得借鉴。我国的《人民调解法》确立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近年来东丽区出现了人民调解组织受理纠纷数量有所减少、法院案件立案数却大幅上涨的趋势,对此,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民调解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部门要真正重视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二)建立政府与调解组织良性互动的格局。从法律主体上看,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政府不可能插手调解组织的具体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调解组织与政府部分毫无关联。假如没有政府部门多方面的支持,调解组织很难正常发挥作用。《人民调解法》规定了地方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其行政区域的管辖工作,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政府与调解组织的应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将调处的疑难、群体性纠纷随时上报,并对辖区内不稳定因素进行分析预测,提出解决策略。街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完成的工作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司法行政部门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在保证调解组织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不直接干预调解组织具体业务运作,人民调解依然是群众自治性的活动。对调解组织来说有了与以政府资金支持挂钩的考核,工作的自主性增强,在得到政府的资助后聘请律师或退休法官、检察官等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人员,进一步提高调解民间纠纷的能力。对辖区群众来说,人民调解成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灵活便利的纠纷解决路径。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篇10
一、困境与定位：商事审判理念应与时俱进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的商事审判工作面临以下几个困境：第一，熟悉商事交易规则的复合型法官短缺。商法源于商事习惯的法律化，从商法产生的一般规律来看，是先有商事实践，后有商事立法。①因此，商事法律规范通常落后于商事实践，法官在裁判商事纠纷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要求法官只有熟悉相关领域的商事活动，具有相关领域的知识背景，才能对商事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立法背景、目的等有正确的理解，从而使裁判结果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实现胜败皆服的目标。但基层法院熟悉证券、基金、期货等商事交易规则、流程的法官较少，一些法官在裁判商事纠纷时感觉难度较大，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纠纷。对此，九龙坡区法院在选择人民陪审员时，注重挑选在银行、期货、发改委、工商等部门有工作经历的人员，以满足商事审判实践的需要。第二，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目前。九龙坡区法院民二庭(商事审判庭)共有法官l3人，全庭法官人均办案150余件，民三庭法官年均办案300余件，办案压力较大。但与此同时，九龙坡区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全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第三，审判效率不能满足商主体的需求。冗长的诉讼过程影响商主体正常的生产经营．甚至可能导致企业倒闭。商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秉承时间就是金钱的营商理念，对诉讼效率的要求远远高于普通当事人。但基层法院受制于上述两个困境，导致审判效率不能满足商主体需求。2011年上半年，九龙坡区法院商事案件(不含速裁速调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为84天，审判周期较长。
在人民法院各项审判职能中．商事审判工作与国家经济建设联系最为紧密，服务并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大局是商事审判司法职能的根本目标。②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这要求法院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化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纠纷．公平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院在商事审判工作中应坚持更新理念与明确定位两手齐抓，彰显商事审判职能优势，以执法办案为依托．以拓展司法服务范围为关键．切实搞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司法服务工作，力促经济转型发展。鉴于此。笔者认为．基层法院应转变改革开放之初将国家干预原则作为商事审判的基本原则，以及上个世纪末将商事审判定位于保障社会主义改革顺利进行①的传统定位．将商事审判定位于妥善处理各类商事纠纷和保障辖区经济转型发展，及时更新商事审判理念，确保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方式方法与时俱进，能满足时展要求。
首先，坚持能动司法理念。能动司法是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柔性司法等司法方式履行司法审判职能的服务型司法；是回应社会需求，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型司法；是未雨绸缪、提前应对，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高效型司法。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应坚持能动司法理念，主动拓宽服务领域。认真分析经济转型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着力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司法服务．如设立金融法庭、破产合议庭，化解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矛盾纠纷。保障经济实现转型发展。
其次，树立交易效率与交易公平并重理念。有观点认为，商事审判的基本理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相对于民事审判重审判公平，商事审判更强调审判效率。②而笔者认为．任何审判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前提．离开公平，效率就是无源之水；以公平为基础的效率就是有木之林。由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商事交易，因此．一方面．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应坚持意思自治原则．尊重商主体内部的自治规章以及合同约定。大力保护和鼓励商主体通过正当、合法的交易手段和交易途径获取经济利益。如违约金条款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合同法也允许法院对违约金数额作出一定幅度的调整。如何把握违约金是否应调整以及调整的幅度?笔者认为。在商事审判中应以不调整为原则，以调整为例外。理由在于。商法对交易自由和交易效益的高度关注要求商主体在签订合同时应保持比普通民事主体更高的理性和注意，要对交易风险有充分的预期，尊重当事人对违约金的约定是尊重当事人利益追求、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保障商事纠纷快速处理的基本要求。③另一方面．商事审判工作应牢固树立实质正义理念，坚持向弱势群体倾斜保护的原则。确保商事活动中每个主体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再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强制分红等制度都是为了防止大股东滥用权利．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在商事审判中，应从实质意义上理解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充分考量诉讼双方的举证能力．将举证责任尽量分配给大股东。
再次，尊重交易惯例理念。所谓商事习惯是商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过程中的通行做法和交易惯例，商事审判中应尊重商主体之间的交易惯例．并通过司法实践确认一系列的商事习惯，进而形成商事法律规范。换句话说，商事审判工作中应充分尊重行业组织、中介机构、自律组织和交易所等组织制定的交易规则。并将该规则作为裁判商事纠纷时重要的参考依据。
最后，发扬诚实守信理念。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易秩序，就没有市场经济。因此，商事审判中应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依托诚实信用条款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注重对守约方可得利益的保护，努力保障商事交易安全。此外。坚持诚实信用原则意味着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时不能损害国家、社会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意味着商事审判应坚持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则。因此，商事审判中在坚持司法自治的前提下，应注重审查商主体资格以及大胆适用外观主义、表见等制度，尽量维持商事交易的有效性，从而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保障与优化：公正司法是商事审判的立足之本
目前，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已经从税收优惠、土地优惠、财政补贴转移到司法环境、治安环境、政府服务效率等软环境方面。法院应将执法办案作为第一要务。实现保护商事利益、规范商事行为、促进商事交易三大功能，优化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平等保护各类商主体
商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打造一个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安商、助商软环境，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内资外资、本地外地、单位个人等各类商主体的合法权益，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特别是基层法院直接面对各类商主体，更应彻底摈弃地方保护主义，平等对待各类商主体，不因商主体的性质而影响案件的立案、裁判结果、诉讼效率等，通过建立健全定案把关机制、错案评析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案件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商事纠纷得以有效化解，使所有商主体都切实感受到法院公正高效的司法作风。其中，对国有企业的保护也是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应重点放在审批和资产评估环节，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民营企业的司法保护，要树立实质平等意识，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对外资企业的司法保护，应始终坚持平等保护原则，不能给予超国民待遇。
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采取司法强制措施
在商事审判工作中，应该坚持既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障涉诉困难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则．审慎、灵活地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不轻易冻结企业账户、查封扣押生产设备，尽量避免对涉诉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只有保障债务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部债权人的利益才能实现。否则，司法强制措施可能成为压垮涉诉困难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不能保障全部债权人的利益，还会影响涉诉困难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但另一方面，法院也不能在保障涉诉困难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上走极端，如遇下列情况必须及时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一是债务人隐匿、贱卖、转移财产或者法定代表人弃企出逃。二是债务人经营不善，经营活动持续产生亏损。且没有明显转机。三是债权人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强烈要求法院加大审判、保全力度。
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案多人少的矛盾要求基层法院应坚持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商事仲裁、行政调解为补充，商事审判为保障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多途径、多渠道化解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商事纠纷。九龙坡区法院在商事审判中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实行庭前调、庭中调、庭后调。将调解工作贯穿于商事审判的全过程；主动加强与仲裁、司法、房管、工商、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部门和组织的沟通协调力度．引入社会调解力量。引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商事纠纷：与区司法局联合出台关于建立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暂行办法，在院机关和两个派出法庭分别设立联合人民调解室，由区司法局派驻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根据区委政法委出台的关于诉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法院在立案一庭设立诉调对接中心，开展司法确认工作。
推进案结事了工程
法院应把案结事了作为一种理念来树立．作为一个系统来构架，作为一项工程来推进。把案结事了作为人民法院追求的主要目标、工作方法和优先的路径选择。对此，九龙坡区法院重点抓好两方面的工作：第一，强化案结事了指标。始终坚持指标动态管理原则，每年年初将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率、调撤率、服判息诉率等指标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人头，确保干警人人有目标、个个有压力。出台关于强化院庭长案件质量管理职责的暂行办法，按照谁签发、谁答疑原则，一律由签发人进行判后答疑，提高答疑效果。2010年，商事案件上诉率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服判息诉率达92．3％。第二，强化商事纠纷化解。坚持有理推定理念．着力建立健全院、庭长轮岗接访、法官e1常接访、人员专职接访、公开院长电子邮箱等多位一体的接访工作机制，多渠道听取群众意见，全方位解答群众诉求。2011年上半年。院庭长轮岗接访1500余人次．收到群众邮箱来信58件，办结54件，办结率93．1％。出台督查制度，设立督查机构，对重大事项实行挂牌督办，增强办理效果。2011年上半年共收到群众案件26件，办结24件，其中督办的6件已全部办结。
三、成本与效率：快速化解纠纷是商事审判的内在要求
商事案件对审判效率要求较高，法院商事审判应全面落实公正与效率并重理念，在坚持公平、正义的前提下，缩短诉讼周期，提高办案效率，努力减轻商主体的诉累。
推行商事速裁机制
一般认为，商主体是以营利为目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商主体普遍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证据收集、保存能力较强，这是推行商事速裁机制的有利条件。商事速裁机制是指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速裁机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简化诉讼程序，缩短审批流程，提高办案效率。九龙坡区法院率先在重庆市法院系统中启动立案改革，将立案庭分设为立案一庭、二庭。立案一庭承担立案审查、速调速裁、司法确认等职责。同时，出台了关于规范速裁程序的暂行管理办法．在立案一庭设立商事案件速裁组．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商事案件进行速裁．实现了简案快办、繁案精办。2011年上半年，共速裁、速调民商事案件979件，平均结案周期仅为6天．切实减轻了商事案
件当事人的诉累。
建立大要案专报机制
由于部分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土地征用、拆迁安置、劳资矛盾、职工安置等方面，导致纠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这就决定了法院在办理重大商事案件时，不能单打独斗，而应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以及上级法院的支持，充分整合各方力量，确保重大商事纠纷能得快速解决。九龙坡区法院建立健全了重大案件统一领导、专案管理、实时报告的案件管理模式和部门联动、调判结合、多元化解的工作机制，如在办理涂某等494名职工与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工资纠纷一案时，法院启动大要案管理机制，抽调5名法官成立专项工作组，依法查封了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财产，并现场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促成双方当事人当日达成调解协议，确保该案得以妥善处理，得到了辖区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健全便民诉讼网络
一般来说，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包括金钱和时间两部分，对商主体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法院方便商主体诉讼，不仅可以帮助其节约诉讼成本，缩短办案周期，还可以让各类商主体切实感受到法院的高效、文明、公正的司法作风，有利于优化当地营商环境。九龙坡区法院按照让老百姓打官司公正、方便、便宜的原则，在农村地区建立了庭、站、点、员四位一体的纵向便民诉讼网络，在城市地区建立辐射社区、特殊团体、纠纷易发系统与行业的扇形工作联系面。截止目前，共设立11个巡回审理站，13个便民诉讼联系点，聘请163名诉讼联络员。推出巡回审判、假日法庭、午问法庭、网上立案、巡回收案、网上查询案件信息、网上投诉、远程视频审判、排队取号系统以及缓减免诉讼费等一大批便民诉讼举措，有效地降低了商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及个体户的诉讼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
开展审务进园区活动
基层法院开展审务进园区活动可以及时了解商主体的司法需求，增强商主体的法律意识，帮助商主体减少、避免商事纠纷，从根本上缓解法院人案矛盾，进而缩短办案周期，提升办案效率。所谓审务进园区活动是指法院与园区采取一对一联系方式，针对园区高发的土地整治、拆迁安置、劳动争议、风险投资、股权交易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园区和企业加强管理，堵塞漏洞，防范风险，减少纠纷。此外，法院选择对园区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到园区开展巡回审判或者邀请相关企业负责人到法院旁听庭审，通过以案说法、现场教育、示范引导，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预防一方的效果。九龙坡法院成立审务进园区活动领导小组，与辖区九龙工业园区、西彭工业园区分别结对建立了一对一的联系机制，并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意见征求会、民情恳谈会、部门联席会等形式，全力了解园区、企业的司法需求，确保法院重大司法政策、便民举措针对性强、操作性高，切实解决园区、企业的实际问题。
四、能动与中立：促进经济转型是商事审判的责任与使命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机遇期，这要求法院积极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妥善处理好涉及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改革创新、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的案件。
成立破产清算合议庭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企业重组、重整、破产、清算等现象，要求法院正确把握挽救困难企业与淘汰落后产能、规范企业退出市场之间的关系．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先进等类型的企业尽量运用重整、和解制度，促成企业起死回生；对高污染、高耗能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尽量采用破产清算。促进辖区经济结构调整。九龙坡区法院成立了公司解散强制清算及破产清算合议庭，专门负责审理企业重整、强制清算及破产清算案件，竭力妥善处理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破产案件。
支持金融改革创新
金融创新是金融企业发展的主旋律。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对金融审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司法需求。处理好这一矛盾，要在充分保护金融创新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对其中可能隐藏的风险，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同时在准确把握理解立法本意和法律精神的前提下，提高正确适用金融法规的水平和妥善处理金融案件的能力。如，对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等创新型金融主体，只要是依法设立并经批准开展贷款业务的，在批准范围内的经营行为都应当认可。对期货交易所、农村土地交易所等新型生产要素市场的经营行为、交易行为．应依法保护。对以地票、保单等形式设立的权利质押、保证保险依法认可其效力。另外，法院应大胆将司法创新与金融创新相结合，探索引入融资性担保公司参与诉讼保全担保、诉讼调解担保，切实解决部分当事人因担保能力不足而无法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影响保全制度的实施，导致执行难。①
服务城乡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3o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必须重点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让全体老百姓共享改革成果的时期。如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推出了12条惠民举措．全力缩小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基层法院要充分发挥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优势，妥善审理和协调城乡统筹试验改革中的热点敏感纠纷，主动做好涉及农民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宣传咨询工作，积极预防纠纷发生。针对辖区农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纠纷较为突出，严重影响辖区村镇集体企业、微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制约村镇企业继续发展壮大的严峻形势，九龙坡区法院协助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等规定，使该类纠纷发案量大幅度下降，为辖区企业明细产权、规范运营、合理分配收益等提供了强大的司法保障。2010年，九龙坡区法院共审结该类纠纷86件，发案量同比下降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