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1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年月日
我市的劳动保障工作始终坚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立了以《劳动法》为龙头，以全面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为突破口。始终把《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儿童义务教育法》作为劳动保障执法监察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以加大法制宣传和严肃查处相结合，制止和纠正侵害务工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和杜绝非法使用童工，逐步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机制，落实特殊保护措施，使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工作达到了制度化、规范化要求，走上了重在源头、重在基层、重在保护的运行轨道。
一、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充分调动企业劳动者学习贯彻《劳动法》的自觉性
我们从本市的实际出发，把宣传《劳动法》的重点放在乡镇、放在企业，因地制宜的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乡镇、深入社区、深入企业、深入员工中重点突出了《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宣传普及，通过宣传周、劳动法律咨询等形式，发放《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规汇编材料余册，宣传提纲余份。同时在有线电视播放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法律知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营造劳动保障法制氛围。今年来，我们举办企业劳工干部培训班期，有人次的企业经营者、劳工干部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依法用工行为，提高了企业主维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使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真正得到落实。
二、牢记“三个代表”的核心，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利益
一是依法行政，落实特殊保护措施。未成年劳动者的身体发育尚未完全定型，正在向成熟过渡，他们在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进行学习。过重的、长时间的或过度紧张的劳动，不良的工作环境，不适的劳动工种和劳动岗位，都会对未成年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并要求用人单位在招用未成年劳动者时，要对其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录用，录用后每年必须定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同时把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保护措施作为工作重中之重，今年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家，查处存在违规现象家，立案受理女职工举报投诉案件件，结案率，有力地保护了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身心健康。
二是深入企业，督促用人单位履行义务。为了保护女职工的安全健康，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我们定期深入企业、深入员工中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法》规定的各项特殊保护措施，以实际行动实现政府对女职工的关怀。首先，督促用人单位把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纳入到本单位生产经营和劳动管理环节中去，在制定生产计划和工作计划时，将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进行明确规定和合理安排，要求企业在组织生产劳动时，照顾女职工的特点，坚决纠正违反国家关于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法律、法规的现象。其次，要求企业不断加强关于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指导企业建立身体健康检查制度、登记制度、学习培训制度。今年来共检查企业家，涉及人数人，提出整改意见条，清退童工名。
三、牢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立足服务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奉献社会
⒈设立女职工、未成年工服务窗口。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各用人单位，特别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越来越多的女职工出现了，但在生产实践中，有不少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由于法律、法规知识缺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设立了女职工、未成年工法律咨询窗口，宣传国家对女职工、未成年工保护的有关法律、政策，免费为企业提供《未成年工登记表》，核发《未成年工登记证》，使未成年工的劳动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⒉超前服务。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有意识地扩大服务范围和领域，主动贴近企业、贴近女职工、未成年工，直接面对危害女职工、未成年工健康成长的各种违法行为，当女职工和未成年工遇到侵害和困难时，我们迅速出击，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⒊开创就业渠道、发挥妇女作用
认真做好妇女就业工作，这不仅是发挥妇女作用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市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为进一步做好妇女再就业工作，我们积极开展了“一三一服务工程”，即进行一次免费培训、提供三个供选择岗位、进行一次职业指导。近年来共培训女职工期人，推荐就业人，其中推荐下岗再就业女职工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女青年人、残疾妇女人。下岗女职工再就业率达，有力地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保障妇女的生育权利，着力扩大妇女生育保险覆盖面，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其中：企业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机关事业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让更多的育龄妇女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保证基金安全，对符合报销规定的及时给予报销费用。
四、构筑服务网络，及时化解矛盾
针对我市企业大多分布在乡镇，我们从实际出发，构筑了市、镇、社区三级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各乡镇对本辖区底子清、情况熟、服务及时的特点，在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设立了“女职工及未成年工服务窗口”，并确定了四个重点服务群体。第一个重点群体是未成年人。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各方面没有发育成熟。一旦发生侵害，对他们的身心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第二个重点群体是进城务工青年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这一群体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处在社会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的组织体系之外，在工作中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心理上、情感上都有很大的社会压力。第三个重点群体是下岗失业青年、残疾、贫困青少年群体以及两劳释放人员。这一群体在成长中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如果不能妥善地引导，他们就可能因贫困而绝望，因挫折而颓废。第四个重点群体是农村女青年。这一群体生活工作的状况同城市青年区别很大，他们的权益往往受到世俗观念、地方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无法得到保障。面对这些重点群体，我们因地制宜贴近企业、贴近员工中去宣传、教育、引导、保护、服务、跟踪问效为主要支点，带有接力性、连续性的维权岗服务网络，使需要帮助的女职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得到维权岗的服务。版权所有
一是建立了管理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标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改进工作方式，落实创建内容。在争创的过程中，加强管理，突出劳动保障特点，围绕劳动保护措施主线开展具有劳动保障特色的创建活动。落实一套完备的工作制度，包括维权岗工作职能、青少年投诉程序和受理程序等制度；并配备一名有青少年工作经验的咨询服务人员，免费提供咨询服务；公布了维权热线电话。
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2
刚才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交流了去年以来开展妇女儿童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并结合各部门的工作实际，提出了下一步做好妇女儿童工作的思路，我觉得大家谈得很好。对一年来，各成员单位在实施我区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表示由衷的感谢。借此机会，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对前段工作的回顾
一是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确保“两纲”顺利实施。
首先在组织领导上，我区妇女、儿童发展纲要颁布后，区委、区政府就建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负责两个纲要的组织实施。为了推进“两纲”的实施，发挥人大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中的监督职能作用，区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决定，建立区人大常委会妇女儿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于去年五月份成立了区人大常委会妇女儿童工作组，月份印发了妇女儿童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使联席会议制度得到落实。
去年是“”规划和“五五”普法工作的开局之年，区委、区政府对贯彻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这项工作十分重视，把一些重要指标列入了我区“”规划纲要中，区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对妇女儿童发展事业作了部署，同时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纳入“五五”普法规划。为了增强全社会共同维护好广大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区人大常委会还把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进《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为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法制教育的合力，使青少年知法、守法、用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各成员单位也对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充分重视，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围绕“两纲”目标的实现，发挥部门的积极作用。提高妇女儿童事业经费，确保妇女儿童事业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通过强化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不断完善社会化维权工作机制，从而使我区妇女儿童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二是加大“两纲”宣传力度，营造维权良好氛围。
我区“两纲”颁布后，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专门下发了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两纲”的通知，编印“两纲”宣传小册子，各级各部门按照立足基层、面向社会、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切实抓好学习宣传工作，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原则”、“儿童优先原则”，特别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于年12月1日起实施，我区以此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宣传活动。通过组织大型法制宣传咨询活动、举办专题讲座、知识竞赛、以及电视报刊专栏报道等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使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增强了法律意识，为做好妇女儿童工作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三是成员单位齐心协力，维权工作取得实效。
各成员单位认真实施“两纲”、“两法”（即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取得较大效果。
1、妇联部门建立维权“七项制度”，协调部门依法维权。七项制度是：妇联主席每月半天接访群众制度；四级网络制度；每年召开维权工作分析会制度；妇女干部参加陪审制度；妇女法律援助制度；推动县级人大建立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女警官、女检察官、女法官、女律师联系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落实，协调各部门，解决了大量妇女儿童维权的具体困难。
2、增加资金投入，妇女儿童事业经费有保障。去年区财政用于计划生育方面的投入620万元；用于教育事业投入达到10061万元；用于卫生方面的投入1653万元，改善了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和妇幼保健条件；还专门拨付“关爱女孩”专项活动经费32.3万元等。
3、切实维护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我省出台《省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有关成员单位积极认真地抓好女职工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并开展企业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监督检查，指导各类用人单位将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款纳入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禁止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督促改善女职工劳动条件，减少和避免职业危害。
4、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政府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纳入计生工作责任书，广泛宣传尊重生命、关爱女孩的婚育观念，联合开展出生性别比专项执法检查，加大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整治力度，设立举报电话，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从而较好地维护了女婴生存权，使出生人口性别升高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5、重视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权益保护。妇联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关爱外来妹”活动，由关爱成长、关爱生活、关爱健康、关爱权益、关爱家庭等五个系列组成，关注和热心地解决外来女工涉及劳动保护、生存环境、身心健康、婚恋生育和子女教育等实际困难和问题，积极维护外来女工的合法权益、真心实意地为她们排忧解难。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享受当地城市户口子女待遇，同时还把因贫困无法入学的子女纳入“春雷计划”的资助范围，使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四是共同参与“平安建设”，发挥维权积极作用。
加强妇女儿童维权工作是创建“平安”的重要内容，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在平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先后开展了“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百万家庭拒绝行动”，创建无毒害社区；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健全妇女儿童维权法律服务体系，各级妇联、街道设立了妇女法律援助站，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服务；加大反家庭暴力工作力度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以及等黄赌毒犯罪的力度，净化社会环境；同时我区作为全省“社区矫正”三个试点之一，积极探索试点工作，做好女性失足人员以及少年管教人员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一年来，我区维权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和维权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区妇女儿童在生存、保护和发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工作中反映妇女儿童受侵权的占有一定数量；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件还不很完善；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外来人员中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就业、就学等对我区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等都值得我们重视和解决。
二、今后的工作意见
（一）明确工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今年是实施“”规划和“五五”普法的第二年，也是实施我区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进入中后期阶段，我们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的使命感和自觉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更加广泛地调动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需要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需要继续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为此做好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直接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今后的主要任务：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按照区第三次党代会和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体要求，以宣传贯彻“两纲”、“两法”为主线，以构建和谐为着力点，强化责任意识，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建设现代化科工贸文化旅游区作出贡献。
（二）深入开展以“两法”为重点的法制宣传活动，营造大维权的社会氛围。
《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广大妇女和未成年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法律保障，是各部门履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职责的重要法律依据。特别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将于今年月1日起施行。该法着重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原则，为保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化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措施。各成员单位要以此为契机，在全社会大力开展以“两法”为重点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宣传教育活动中要做到五个结合：要与妇女儿童维权相关法律法规和“两纲”的实施相结合；要与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高广大妇女自身素质相结合；要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社区和“创建和谐社区、培育文明市民”活动相结合；要与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平安、和谐相结合；要与本部门、本单位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职责相结合。
（三）加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力度，形成社会化维权的整体效应。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两纲”、“两法”的要求，针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联动，相互配合，协同推进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一要进一步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环境。要使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妇女职工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妇女自身素质和业务技能，增强社会竞争力。不断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进一步遏制男女性别比失衡的趋势。要坚决打击各种危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努力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要提高女职工特别是女性外来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的覆盖率，继续推动不同所有制经济实体就业的不同收入层次的妇女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和生育女工受益面。加大劳动保障的监管力度，及时纠正、严肃查处歧视妇女、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重视外来工子女就学问题，为方便外来工子女就学创造良好条件。三要重视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协作，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在家庭、学习以及社会上的健康和安全，为他们营造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营造积极向上的家庭环境，营造德智并重的校园环境，对于失足青少年则要营造关心宽容的帮教环境。四要继续深化“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由全国妇联会同中央综治办等八部委联合推出的“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项新的工作载体。要使创建活动在平安建设中发挥作用，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设中发挥作用，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和治安防范中发挥作用，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强化宣传教育、注重矛盾调解、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加大禁止和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力度、实施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工作，扎实推进“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构筑和谐社会。
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3
论文关键词登记离婚诉讼离婚未成年人保护
离婚自由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法律对婚姻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法律更多的关注婚姻当事人的意志，未成年子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他们的抚养、监护、教育乃至身心健康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承受了父母离婚带来的伤害。
一、我国的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离婚，即夫妻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婚姻关系。我国的婚姻立法对于离婚纠纷的解决设置了两种制度：一是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合意基础上的行政登记离婚制度。二是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判决离婚制度。无论哪种离婚制度都体现了我国婚姻立法对当事人离婚自由的保护，都从成年人是否愿意维护婚姻关系的角度出发，赋予成年人婚姻自主权的选择，但在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上有所欠缺。
（一）登记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己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该法条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离婚自由权的保护，并在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时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审查权，但审查权限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该规定实际上仅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权，即仅限于对当事人双方是否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以及户口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离婚协议中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约定条款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不进行实质审查，对有关父母离异时子女是否发表了意见，离婚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是否充分考虑到子女的愿望等问题均未作任何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父母离婚是不会征求子女意见的。尤其是“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的举措更显得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父母匆忙离婚致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蒙受损失，导致实质的不公正。
（二）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
现行《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但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1.离婚诉讼与一般的财产诉讼未做区分，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现行《民事诉讼法》历经两次修订，均未将含离婚在内的家事纠纷案件与财产案件进行区分，而是使用统一的审理程序和审理方式，家事纠纷的特殊性无法得到体现。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如探视权、抚养权等的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由于财产、感情纠葛，在诉讼中相互对抗，各自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容易被忽视。
2.离婚诉讼凸显婚姻自由原则，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离婚诉讼过程重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这是我国离婚立法的宗旨，但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以下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此处的“离婚案件”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应当进行调解”的“应当”也不具有强制性，故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为追求结案率，不进行诉前调解或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一下当事人后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情况时有发生，无需考虑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能否有妥善的安排。可见，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在强调离婚自由的同时，为对未成年子女在离婚中的权益保护作充分的考虑。
3.诉讼离婚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条款零散、缺乏系统性
对于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婚姻法》第36、37、38条的相关规定，如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父母子女关系，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承担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且有探视子女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三部《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一些的针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在民事诉讼法中未见有专门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律的不作为和未成年人的生理限制，未成年人在民事诉讼中几乎没有诉讼地位，较少参加诉讼，权利和意愿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未成年子女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法官往往听不到来自于未成年子女的声音，未成年子女在诉讼中经常被利用或被忽视。但这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于他们却有重大影响。父母一经法庭判决离婚，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对其健康成长造成很大影响。
二、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当离婚正在瓦解一个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时，单方面的无过错离婚、不健全的离婚程序、强制性的离婚理由，以及缺乏实体上和程序上的保护措施，都造成了不应有的不公平和困难。”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需求，它还承载着稳定社会、繁衍生命的历史使命，这种社会功能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离婚制度在维护当事人个人婚姻自由权的同时，应能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运行。
（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夫妻之间爱情的延续”，生活在美好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是幸福的。离婚虽对父母子女的亲属关系不产生影响，但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必然会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与成长带来巨大的伤害，孟德斯鸠说过：“离婚是为着夫妻双方而建立的，但对于子女则始终是不利的。”婚姻立法在解除夫妻法律关系的同时，从应然意义上仍要重视原婚姻的产物——儿童的利益，即孩子的健康、安全及未来发展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尚未发育成熟，须予以特殊保护，尽可能减少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维持身心的健康发育，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及社会和谐
离婚案件中，当前的婚姻立法具有强烈的成人化特征，对婚姻关系影响下的未成年人的利益维护力量较为薄弱，离婚诉讼中，现行立法没有对未成年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进行规定，由于父母离婚所造成的抚养权纠纷、探视权纠纷等需要另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些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情感、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纵是再多的金钱所不能弥补的。现行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平等对抗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程序设计上要求法官尽量保持克制，甚至扮演消极的角色，那么在涉及天然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利益时，现有民事诉讼限制了法官能动性的发挥，也就削弱了司法权凸出未成年人权益的能力。
（三）有利于家事立法的完善
当前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诸多专家、学者呼吁建立家事纠纷的专门解决机制，离婚纠纷在家事类纠纷中居于主导地位，离婚案件一般都会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视等权益的处分问题，离婚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符合家事立法改革的趋势。
三、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建议
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离婚案件中，如何有效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既关系到广大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一）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联合国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均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了倡导性规定。“更加注意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已成为现代家事诉讼立法发展趋势。遗憾的是，我国相关立法没有采用“儿童最大利益”的提法，我国现行婚姻法对调整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只规定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原则，并与保护妇女、老人合法权益共同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没有突出保护儿童利益的优先性。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离婚纠纷中不能绝对的鼓励和纵容离婚自由，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均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适用限制
协议离婚制度应当适用于无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应通过法院诉讼机制的介入方可。这不是针对我国协议离婚的缺陷所进行的独有的制度设计，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19条第1款规定：“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协议离婚时，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未成年子女者须经诉讼程序离婚”；《墨西哥民法典》第272条也规定，“协议离婚的双方须无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我国澳门地区的离婚，有一种情形是向有权限的民事登记局申请的，也是要求“无夫妻两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三）诉讼离婚制度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对性质特殊的案件需要设计特别的诉讼程序及制度加以应对。针我国现行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
1.建立专门的诉讼程序
婚姻家庭法在民法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因为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平等主体是基于亲属身份而发生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这与其他民事关系明显不同，具有其特殊性。离婚纠纷中基于亲属身份而发生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探视等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宜采用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对家事纠纷进行专门立法，如颁布家事诉讼法或在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在程序上突出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司法保护。
2.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构建适度司法干预的诉讼模式
目前离婚类家事诉讼程序混杂在通常诉讼程序之中，其特有的程序法理尚未体现出来。应依据婚姻家事类纠纷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在诉讼模式上遵循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原则，建立法官依职权适度进行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
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4
为认真检查《县妇女发展实施规划（—）》和《县儿童发展实施规划（（—）年）》（以下简称“两纲”）目标任务执行情况，我局妇儿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对照本单位《—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自查评估。自查认为，我局出色地完成了“两纲”确定的目标任务，现将自查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自实施“两纲”以来，我局在县妇儿工委的指导下，认真履行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按照《本单位（—）年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通过《新闻》、《教育天地》、《人口与计生》、《人口与经济》、《七彩童年》、《百姓之声》、《伍城风彩》、《今日观察》、《警苑聚焦》、《法院视点》、《金色农业》、《法制在线》、《热点聚焦》、《健康天地》等新闻、专题、专栏节目，全面宣传报道全县各级各地实施“两纲”规划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自以来，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宣传报道与贯彻落实两个规划纲要相关的稿件达1390余件，播出3780余次；制播专题、专栏、联办节目398期。为进一步扩大广播电视覆盖率，丰富农村妇女儿童文化生活，让广大农村妇女儿童收听收看到优质的广播电视节目。自以来，我局投入资金两千多万元，建设光纤主干线420余公里，全县45个乡镇与县城光纤有线电视网络实现了全面连接。通过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直播三种覆盖途径，我县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100%、95%，使更多的农民朋友享受了先进文化的成果。在有线电视网络内设置专用频道完整传送中央少儿频道、中央教育频道的节目。
二、出色地完成了《—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
（一）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舆论宣传阵地作用，创造有利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提高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促进妇女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妇女与环境的主要目标。
1、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妇女发展规划的实施工作，成立了由局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妇女发展规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我局的职能作用，制定了宣传报道计划，创建了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平台。
2、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努力为落实《县妇女发展实施规划》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一是加大男女平等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力度，形成尊重妇女的良好氛围。运用广播电视新闻、专题、专栏、联办节目等形式，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妇女与男子具有平等的人格尊严和权力地位，提高全社会保护和尊重妇女的综合意识，逐步消除对妇女的各种偏见和歧视，营造尊重妇女和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二是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做好净化荧屏工作。为全社会妇女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在广播电视宣传中，特别注重正面宣传全县各地各条战线上的女同志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严格把好政策观、政治观、法律观，广播电视新闻、影视剧节目审查观，切实做好净化荧屏工作，杜绝抵毁妇女形象、色情、有辱妇女人格等内容低俗的影视剧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播出。三是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大对妇女先进典型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力度。以来，我们积极主动配合县妇联、县总工会等部门，大力宣传全县各行各业妇女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和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不等不靠，克服各种困难，重建家园以及在各行各业艰苦创业，勤劳致富，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为形成尊重妇女、关心妇女成长进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四是加强舆论监督，积极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积极配合县妇联、县
司法等部门加强对贯彻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督，及时宣传报道依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和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五是认真抓好本单位妇儿工作，为妇女成才搭建平台。自以来，局党政班子认真落实妇女发展规划，在工作中大胆使用妇女同志，为她们成才进步创造有利条件。自实施“两纲”以来，本局有十名女同志先后走上中层干部岗位，五名妇女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名妇女同志分别被选为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二）通过广播电视舆论宣传阵地，优化儿童成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尊重并鼓励儿童积极参与，提高儿童的生存质量，实现了儿童与环境的主要目标。
1、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由局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县儿童发展实施规划》工作领导小组；二是正确发挥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作用，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净化荧屏，为儿童成长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2、认真履行工作职能，积极发挥荧屏育人作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一是大力推进广播电视覆盖工作建设，努力提高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让更多群众享受到先进文化成果。近年来，中央把新一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列入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省、市、县列入“民生”工程之一，局领导班子以此为契机，下大力狠抓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把解决偏远农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难作为单位的首要任务，头等大事来抓，投入巨额资金，于底建设光纤主干线420多公里，支干线600余公里，实现了全县45个乡镇一张网。通过有线、无线和卫星直播等三种途径，使我县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了100%和95%。二是优化频道资源，确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完整传输。近年来，我局先后投入资金200余万元，添置设施设备，在有线电视传输网中设置专用频道全程传送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电视节目，无压缩和删减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和教育频道播出时间，没有以任何形式插播自办节目和广告的行为。三是立足媒体优势，强化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年来，我们结合重要纪念日，如建党节、五&8226;四青年、建军节、国庆等节日，在新闻中加强了历史、文化、人文、革命传统的宣传。使广大未成年人通过《新闻》这个平台，了解发生在身边的杰出人士、道德楷模的先进事例，加深未成年人对人文、历史的了解，增强其民族凝聚力。四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开展主题健康的宣传活动。近年来，在《新闻》自办节目中，先后开办了《教育》、《普法在线》、《计生与经济》、《百姓之声》、《法制在线》等专题专栏节目，加大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在自办节目中，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尊重未成年人人格，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报道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典型事例时，既不披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不公开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案情，又从反面对青少年进行了教育，起到了较好的警醒作用。同时，大力宣传县委、县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的典型事件，关心关爱留守学生，围绕青少年健康成长开展的各种活动。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大力宣传开展“警校共育”创建平安和谐校园，治理校园周边环境的各项活动，为营造适宜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校园周边环境提供舆论支持。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宣传报导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的新闻达150余件次，专题节目20余个。五是坚持守土有责，坚决抵制低俗之风，切实抓好净化荧屏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优质的荧屏环境。未成年人模仿性强，广播电视节目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可轻视。为确保广播电视台自办频道的质量，让健康的文化成为广播电视节目的主旋律。在影视剧的选购中优先考虑适合青少年观看的节目，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强的童话类，益智类节目并合理安排播出时段，让优秀的影视节目成为未成年人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有效载体。强化对影视剧、广告的审查把关，对涉及凶杀、暴力、色情等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节目，坚决拒播。
（三）通过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执法情况的舆论监督，树建依法保障儿童合法权益的社会意识和良好社会环境，实现了儿童与法律保护主要目标。
1、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二是认真履行成员单位职责；三是坚持正面宣传，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认真履行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运用广播电视加大对少年儿童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关心重视青少年儿童工作。一是加大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收养法》、《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儿童权利公约》、《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依法保护儿童权利的认识和意识，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二是积极配合学校、社会、家庭加强对儿童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安全教育，增强儿童的法制意识、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三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宣传报道司法部门依法打击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拐卖儿童、危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严格执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及相关事件的宣传、报道规定，为有利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实施“两纲”的主要经验
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5
《劳动法》实施以来，全市大多数企业在落实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工作上，取得了新进展。一些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和完善了对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和日常管理。但是，目前仍有一些企业，特别是部分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得不到全面落实，甚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侵害女职工、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为全面落实《劳动法》，进一步加强企业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各级领导对做好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和重要意义的认识。通过宣传教育，切实提高企业学法、守法的自觉性和职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加强对本地区、本系统各企业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工作的领导，及时了解和掌握企业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
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6
关键词：抚养纠纷未成年子女 地位分析 程序保障
据统计发现，在2007年泉州地区两级法院受理的涉及少年权益的民事案件中，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案件约占总数的80.1%，其中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相关的案件占九成以上。这些数字充分反映了当前涉少民事审判领域中，抚养问题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最为密切。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地位和程序保障进行分析，以期对少年民事权益的保护有所裨益。
一、解读抚养关系的新视角
抚养纠纷的产生根源于正常抚养关系的异动。因此，欲探析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地位问题，首先就应明确在正常的抚养关系中未成年子女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1、揭开“抚养”属性的面纱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从父母的角度来理解“抚养”，并创造出一个名词“抚养权”，以至于人们对“抚养权”究竟是父母的权利还是义务争执不下。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视角，从未成年子女的角度看待“抚养”，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抚养”乃教养并保护，简单地说，就是为了使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对其给予保护并教养。显然，抚养制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子女的成长问题，从未成年子女的角度理解“抚养”更符合制度设计的本意。如此一来，将“抚养”理解为未成年子女享有被抚养的权利并非没有道理，子女是抚养关系中的权利人便不言自明了。
那么，父母在抚养关系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抚养”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如此看来，立法一方面从权利的角度肯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另一方面又从义务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笔者认为，对父母而言，仅从权利或者义务的角度理解“抚养”并不贴切，“抚养”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利，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义务，而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一种责任。父母不能逃避履行抚养责任，一旦怠于履行或不履行这一责任，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抚养便表现出义务性的一面。同时，为了实现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法律允许作为抚养人的父母为一定的行为，不仅他人不得加以妨害且子女也必须服从管教，如此一来便使抚养呈现出权利的面相。
2、用“抚养责任”取代“抚养权”
通过上文对“抚养”属性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未成年子女是抚养关系中真正权利人的理念。应该说，这一论断打破了以往婚姻家庭关系中父母本位的传统思维，代之以子女本位来构建和解读抚养关系。相应地，我们不宜再沿用“抚养权”这一模棱两可的概念，可以考虑用“抚养责任”一词取而代之。“抚养责任”取代“抚养权”不仅仅是一种称呼上的改变，从中更透露出儿童保护意识的强化，这与《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1]和我国实行的儿童优先原则[2]相一致。
在抚养关系中，未成年子女是当然的利害方，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再是行使抚养权的表现，而是在承担抚养责任。父母双方共同、直接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是抚养关系的常态，一旦正常的抚养关系由于某些原因出现异动，如婚姻关系的解除等，这种共同的、直接的抚养就会被改变，抚养纠纷往往也就随之而来。
二、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地位的确立
（一）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地位的现状
正常抚养关系的异动主要表现为抚养责任由父母双方共同、直接地承担改变为仅由父亲或母亲一方直接承担，另一方只是间接地对子女进行抚养。大多数抚养纠纷就产生在抚养责任的变动过程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往往将父母作为抚养纠纷的主角，认为抚养纠纷其实就是父母围绕“抚养权”展开的“争斗”，对未成年子女在解决抚养纠纷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1993年颁布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下文简称《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明确将“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作为确定子女抚养的基本原则，貌似确立了以子女为中心来解决抚养纠纷。但细察之下我们发现，很多情况下法律的具体规定并没能体现这一基本原则。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该条规定意味着，一旦双方在离婚时对子女抚养达成协议，那么法院就无权对抚养问题进行干涉。问题是，一旦子女对父母达成的协议存有异议该如何解决？在实践中，子女的意愿很可能就会被掩盖掉。或许有人会以《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第十条进行反驳。但该条规定的是，父母协议子女归一方抚养，并且抚育费由该方全部承担的，经法院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可见，第十条针对的是经济能力不足以承担全部抚养费的情形，试问，倘若协议并没有约定由一方承担全部抚养费，且子女只是对协议确定的抚养方有异议，那问题是否照样存在呢？
再如，《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考虑该子女的意见”是否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要求抑或可以随便为之？考虑子女意见如何能体现出以子女为中心？即便子女没有意见，那也未必就能保证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决定就一定符合子女的利益。毕竟《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的大部分条款都是以父母为本位来确定子女抚养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承认，在面对抚养纠纷时，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均不自觉地将未成年子女放在次于父母的附属地位进行考虑，没有突出子女在解决抚养纠纷中的中心地位，不利于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7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女性犯罪犯罪主体
近年来，未成年女性犯罪日益增多，犯罪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如笔者对广州市某区检察院2009年至2011年未成年女性犯罪案件进行调查，该院在这三年期间内共办理了青少年犯罪案件403件719人，其中未成年女性犯罪37件52人，分别占青少年犯罪案件9.2%和7.1%。其中2009年5件19人，2010年10件19人，2011年12件13人，犯罪案件数呈上升趋势。未成年女性犯罪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凸显了未成年女性保护存在的不足，值得关注。
一、未成年女性犯罪的特征
与普通成年人犯罪以及男性犯罪相比，未成年女性因为其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角色等原因，其犯罪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主体呈现“三低”
犯罪主体呈现年龄低、受教育程度低、就业率低等“三低”现象。据统计，在所涉案的52个犯罪嫌疑人中，就有10个未满16周岁，且全部为初中以下学历，只有1个在校学生，其他均已失学，且有32个不仅失学而且无业，占总人数61.5%。
（二）犯罪类型多样化、手段成人化
以往未成年女性较少涉足的故意杀人、聚众斗殴、强制猥亵侮辱妇女、强迫卖淫等暴力型涉黄涉毒型犯罪正在上升。且大多数案件都经过精心预谋，犯罪手段也越来越隐蔽接近成人犯罪，暴力型犯罪增多。如徐xx聚众斗殴一案中，未成年人徐xx就召集20多个未成年女性“摆场”持刀斗殴至一人死亡。
（三）犯罪呈团伙性且女性多为从犯
多数属于团伙性作案且多为男女混合型。在该院办理的未成年女性犯罪中，51人中有30人为共犯，占犯罪总数的58.8%。三人以上的犯罪有12件，占总数32.4。同时未成年女性在犯罪中多属于跟从帮助角色，如在两起敲诈勒索案中，未成年女性都被利用充当“色诱”的角色。但近年来由未成年女性组织的犯罪也所增加。如上述的徐xx聚众斗殴一案。徐xx即为犯罪组织者。
（四）因感情纠纷导致犯罪现象突出
部分未成年女性常因争抢男友等感情纠纷相约进行群体性斗殴或者采用脱衣服拍裸照等方式进行侮辱猥亵被害人，以示报复。如在黄x文强制猥亵妇女一案中，黄x文因与被害人争抢男友、竟然纠集10多个人在公共场合对被害人进行殴打并强行脱衣服拍裸照以此报复。
（五）部分未成年女性由被害人转化犯罪
部分未成年女性自身本为受害人，但在遭受侵犯后，不仅不寻求法律救助，反而由被害人转化为犯罪嫌疑人，帮助他人实施犯罪。在该院批捕的三起强迫卖淫罪中，三个未成年女性犯罪嫌疑人均是在受到他人强迫或欺骗走上卖淫，最后却助纣为虐，帮助原犯罪人强迫他人卖淫。
二、未成年女性犯罪原因分析
在未成年女性的犯罪原因中，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其但最原因既有其自身年龄阶段造成的原因，也有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感染的时代原色造成的原因，从整体分析，主要存在于社会、家庭、自身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1.网络、电影等媒体过多宣扬的凶杀、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容易误导未成年女性，同时社会娱乐休闲场所管理不善，致使未成年女性可以随便进入，不断受其熏陶，易致犯罪，如该院调查的13个涉嫌贩卖毒品犯罪的未成年女性中，就有7个因长期接触酒吧见酒吧内卖“摇头丸”赚钱容易而贩毒；
2.学校法制教育不到位或者流于形式，致使未成年女性未能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法律意识，尤其部分学校对一些品行有偏差的学生不是坚持教育感化而是踢入社会，加快其走向犯罪。
3.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妇联、青少年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以及基层群众组织等社会机构在进性法制宣传时流于形式、过于粗略，缺乏专门针对未成年女性的法制宣传教育。
（二）家庭原因
1.父母离异或外出打工家庭关爱缺失，导致部分未成年女性格暴躁偏执或抑郁。如王x晴弑祖母一案，王x晴因父母离异由祖母抚养，且祖母有重男轻女思想平时责骂较多，导致平时性格温顺的王x晴在再次受到祖母不停责骂时一时冲动将祖母杀害；
2.重男轻女等封建落后思想导致部分家庭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对未成年女性存有歧视，过早让其辍学让其进入社会致使其易犯罪。在所统计的未成年犯罪女性中，只有一个为在校学生，其他51个均已失学；
3.家庭成员自身存在黄赌毒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影响未成年女性。在所查处的杜x梅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一案中，就属于家庭成员群体性犯罪，杜x梅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开设制造假发票底下工厂，带领杜x梅一起从事假发票制作。
（三）自身原因
1.好逸恶劳且自我约束力低下易致侵财性犯罪。一些未成年女性贪慕虚荣，好逸恶劳，且没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与自制力较弱，常因一时贪念导致等侵财性犯罪。如在该院三年所查处的七件未成年女性涉嫌盗窃犯罪中，就有五件是因犯罪嫌疑人见财起贪恋，盗窃身边的同事、邻居或朋友；
2.交际方式现代化存在负面影响。多数的未成年女性因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交际，易通过qq或者社交网站等方式交友从而误交损友，被引领犯罪。如该院办理的江xx故意伤害他人一案中，江xx因在网络上结识同案男性犯罪嫌疑人，该男性犯罪嫌疑人为报复，撺掇江xx充当诱饵引出被害人，对他人实行暴力殴打致重伤。
3.过分依赖男性致其沦为犯罪帮凶。未成年女性心智不成熟、经济不独立，若过早陷于恋爱无论心理上还是经济上均依附男性，一旦交友不慎易成为对方的犯罪帮凶，在所统计的男女共同犯罪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共同犯罪人为情侣关系。
4.法律意识淡薄是非观念不清易由被害人转化犯罪。未成年女性法律意识淡薄缺乏一定的自我保护和救助的知识，在受到侵害后不懂得如何采取正确的方法保护自己，为了掩饰自己所受伤害反而采取违法犯罪的方式。如在蒋xx故意杀人案中、蒋xx因为早恋而怀孕，被男友抛弃后担心他人知晓，在公厕生下小孩后用手扼死并抛到狗窝希望被狗吃掉以免被人发现。
三、防范未成年女性犯罪对策及建议
根据以上对未成年女性犯罪特征及犯罪原因的分析，为了更好的预防未成年女性犯罪，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强化社会综合治理，加强社区管理，净化网络环境，营造未成年女性良好的成长环境
1.政府相关部门职能部门要加强对网吧、歌厅、酒吧等娱乐场所的监督检查，严格禁止未成年人进入上述场所，对未成年女性出现在上述娱乐场所要严加跟踪检查，以防出现未成年女性涉黄涉毒等犯罪。
2.加强社区管理工作，充分利用社区或村组织宣传男女平等的理念，同时设立未成年事务管理办公室将未成年失学、无业的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女性作为将监控重点，并帮助其早日就业或者重返校园。
3.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建，净化网络环境、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逐步完善网络实名制，探索建立网络信用制度，加强对社交网站和网络即时通讯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
（二）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宣传教育，树立男女平等理念，保护未成女性平等受教育权利
1.司法机关以及政府相关部门要专门制定针对预防未成年女性犯罪的宣传方案，通过法制进校园等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教育，同时也要教育未成年女性在遭受到刑事犯罪侵害后学会主动寻求司法机关的保护。
2.充分发挥妇联、青少年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以及街道社区、农村基层组织的宣传教育作用。加强《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宣传，制定符合未成年女性的心理生理特征的宣传方案，积极引导未成年女性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
3.发挥家庭和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尤对一些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的严重的地区要加强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强化未成年女性监护人监护职责。学校要在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尤其要根据未成年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设计有针对性的教育。。
（三）重视未成年女性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适用宽缓的刑事政策，促进其转化
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8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国家机关保护
第三章 家庭保护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五章 社会保护
第六章 青少年自我保护
第七章 特殊保护
第一节 婴幼儿的保护
第二节 有生理缺陷的青少年的保护
第三节 有特殊情况的青少年的保护
第四节 女青少年的保护
第八章 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矫治与安置
第一节 教育、矫治机构和审批程序
第二节 讯问、审查和审理
第三节 教育、矫治与安置
第九章 控告、检举与违反本条例的处理办法
第一节 控告、检举
第二节 处 罚
第三节 处理程序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使青少年在品德、智力和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保护青少年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家庭以及公民的共同责任。
青少年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和自我教育的义务。
第三条 对青少年的保护，应当根据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坚持下列原则：
（一）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尊重青少年的人格尊严；
（二）教育应当以启发引导为主，与保护相结合；
（三）对需要特殊保护的青少年实行特殊保护。
第四条 本条例保护的青少年是指居住或者进入本市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五条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设立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委员会主管检查、督促、协调本条例的实施工作，讨论和决定保护青少年的重大问题。
街道办事处也应设立青少年保护委员会。
各级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应当为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办事机构配备工作人员。
第二章 国家机关保护
第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领导青少年保护工作：
（一）研究、规划、检查青少年保护工作；
（二）按所辖地区青少年数提供必要的经费，并列入财政预算；
（三）规划、建设青少年活动的场所和设施；
（四）加强对视、听、读物和公共活动场所的管理，对不适合青少年的视、听、读物和活动场所应当严格控制；
（五）有计划地培训青少年保护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素质；
（六）奖励和表彰保护青少年成绩显著的组织和教师、监护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
（七）处理其他有关青少年保护事项。
第七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县人民政府的要求和部署做好青少年保护工作。
第八条 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对为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所提出的检举、控告或者申诉应当及时处理，对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惩处。
教育、劳动、文化、工商行政管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做好青少年保护工作。
第三章 家庭保护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青少年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应当依法行使监护的权利，履行教育、保护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家庭其他成年人有协助青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育、保护青少年的责任。
第十条 父母应当保护青少年子女的身体健康，保证他们必要的物质生活和医疗保健条件。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青少年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受教育的权利，保证适龄青少年接受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言行和正确的方针教育、影响和管束青少年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并遵守下列各项规定：
（一）关心和指导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培养青少年的意志、劳动习惯和自理能力。预防和制止青少年酗酒、吸烟、、吸毒、卖淫。不得让青少年观看、阅读不适合青少年的视、听、读物和进入不适合青少年的活动场所；
（二）教育青少年遵纪守法。发现青少年逃学、逃夜，应当及时寻找，耐心教育；发现有人诱骗、胁迫、教唆青少年违法犯罪时，应当及时向公安、司法机关报告；
（三）关心青少年青春期的生理、心理变化，及时给予指导。发现青少年早恋，要教育、劝阻；
（四）学习教育青少年的科学方法，接受家庭教育机构的指导。对青少年不应溺爱、放任，不得辱骂、体罚。没有监护措施，不得让青少年分户独居；
（五）协助有关部门对有不良心理、行为的青少年进行教育矫治；
（六）不得纵容、教唆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包庇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三条 生父母对其非婚生子女，继父母对受其抚养的继子女，养父母对其养子女，离婚父母对其子女，都必须依法履行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不得歧视、虐待或者遗弃。
父母离婚的，与子女不共同生活的一方，每月给子女的抚养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付。
父母离婚后，抚养方不适宜继续抚养子女的，另一方可以向原受理机关提出变更抚养的请求；经调解不成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重视对青少年的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思想、文化素质。
学校教师应当以自身良好的言行影响和教育学生。
第十五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应当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应当保证学生休息、文娱、体育和课外活动的时间，不得额外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得将学生的活动设施、场地移作他用。
第十六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对学生进行生活指导，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引导学生观看、阅读有益的视、听、读物。对进入青春期的学生应当适时进行青春期教育。发现学生早恋，应当会同家长教育、劝阻。
第十七条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得对学生实施辱骂、体罚和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十八条 教师对后进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或者放任不管，不得擅自停止学生上课，不得随意开除学生。
第十九条 未经教育行政部门许可，学校和教师不得要求学生参加与教育无关的活动。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及时对辍学学生或者违法犯罪学生落实教育、帮助措施。
第二十一条 学校和教师对在校学生中的孤儿、离婚家庭子女、再婚家庭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残疾学生应当采取保护性措施，帮助他们克服学习、生活和文体活动方面的困难，教育其他学生尊重爱护他们。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建立教师家访制度，密切与家长的联系，并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发现学生旷课、逃学和其他不良行为，应当及时通知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并会同他们教育学生改正。
第五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三条 影视、文化、出版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人员要为青少年创作、出版、发行、展出、演出、播放适合青少年特点，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影视、录音、录像、书籍、报刊、照片、图画、文艺节目和其他精神产品。
凡向青少年提供精神产品的单位和人员，都应当对产品的内容、情节负责；内容、情节不适宜青少年观看、阅读，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视、录音、录像、书籍、报刊、照片、图画、广告、文艺节目和其他精神产品，严禁向青少年提供或者展示。
第二十四条 公园、娱乐、体育等场所要有人指导青少年开展活动，劝阻、制止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为。
影院、剧场、博物馆、体育场等文体活动场所应当定期开放青少年专场，并对青少年实行优惠。
禁止向青少年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娱乐设施。
第二十五条 营业性舞厅、游戏机室等青少年不宜进入的场所，经营者应当在门口设明显标志，不得允许未满十八周岁的青少年进入活动或者就业。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学校门口设摊、堆物或者停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供青少年学习、活动的场地或者房屋和设施。
第二十七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青少年就业和当帮手。
不得让未满十八周岁的青少年从事有毒、有害或者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过重的劳动。
第二十八条 禁止任何人诱骗、胁迫、教唆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九条 公民有义务劝阻、制止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发现逃夜青少年，应当向公安机关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报告。
容留逃夜青少年的，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教育本单位职工依法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第三十一条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与教育部门和学校配合，为中小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方便。
第三十二条 教育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关心、爱护有创造发明或者有突出成就的青少年，为他们的学习和深造创造条件，引导他们正确对待荣誉和成绩；任何人不得侵占、剽窃他们创造的成果。
第三十三条 卫生部门应当向青少年宣传生理、卫生、保健知识，为青少年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做好疾病防治工作。
第三十四条 民政部门应当依法收容遣送流浪、乞讨、露宿街头的青少年。
第三十五条 各级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做好青少年保护工作，并会同教育部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提供咨询服务，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第三十六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分别在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指导下开展青少年保护工作：
（一）关心青少年课余和假期生活，配合学校教师指导青少年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
（二）关心和帮助无教育能力的家庭、缺损家庭教育管理青少年子女，指导青少年学习和料理生活；
（三）协同公安部门、学校与家庭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及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的青少年进行帮助教育。
第六章 青少年自我保护
第三十七条 青少年应当自觉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自尊、自爱、自强，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和身体健康的公民：
（一）勤奋学习，掌握必要的政治、文化、科学、法律知识和劳动技能，提高辨别是非和抵制不良影响的能力；
（二）遵守社会公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敬爱父母，尊重教师，敬老爱幼，艰苦朴素，不做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事情。应当诚实谦虚、接受别人的帮助教育，克服缺点，改正错误；
（三）遵纪守法，不吸烟、不饮酒，不打架骂人、不、不早恋、不逃夜逃学、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进入仅向成年人开放的娱乐场所、不观看不良的影视读物、不做其他危害自身和他人身心健康的事；
（四）努力锻炼身体，讲究卫生，增强体质；
（五）青少年之间应当团结友爱，互学互助，共同进步。
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9
关键词：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
1刑法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必要性
1.1未成年人在性方面具有“天然脆弱性”
未成年人由于年龄上的幼小，无论是身体的健全性还是心理承受能力都不能和成年人相比，社会经验相对缺乏，对于害缺乏必要的警惕性，缺乏性保护意识。而且在我国性是一个隐晦而又私密的话题，家长和孩子之间对这个话题唯恐避之而不及，很少有家长向自己的孩子提及关涉性的话题，未成年人很少有机会从家长那里受到全面的性教育。
1.2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刑法保护是平等保护人权的要求
人权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对权利的平等对待，平等权是人权中的重要权利。平等保护人权具体到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上，就是要求法律对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手段。在条款的设定上，需要从未成年人的身心不健全、心智不成熟的角度出发，设专条规定有关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条款。在刑罚的规定方面，需要针对未成年人的脆弱性，设定较成年人更加严苛的法定刑。
1.3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刑法保护符合国际人权保障公约的要求
在世界人权保障一体化的国际大趋势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强了对于性权利的保护。为了与国际相接轨，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国际立法实践和履行国际公约的基础之上，加强对于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2刑法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现状及存在的缺陷。
2.1刑法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现状
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第4章和第6章中，分别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通过设置多种罪名来实现刑法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具体表现为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强制狼褒侮辱妇女罪、狠褒儿童罪、强迫罪、引诱罪、嫖宿罪等。
2.2我国刑法在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中的缺陷
1.性承诺年龄控制模式单一
所谓性承诺年龄就是指最低合法年龄，又称同意年龄，即法律上规定的一个人具有自由表达性意志、完全的能力的最低年龄。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实施奸淫行为的按照罪定罪并且从重处罚。一方面，我国刑法设置的性承诺年龄线充分体现了对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刑法仅仅设置14周岁这一条单一的性承诺年龄线，而未对14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出规定，就显得非常不合理.
2.罪存在缺陷―男性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缺失
2014年10月10日，全国首个“预防惩治害未成年人综合联动机制试点”在青岛启动。会议上有关数据表明，近些年来未成年人害案件中男性未成年人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其中十周岁以上十四周岁以下所占比例最高。刑法对于男性未成年人在性领域的保
护的缺失日益凸显出来，改变保护缺失的现状，完善对男性未成年人的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大。
3.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缺失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色情犯罪侵犯的法律。而且已有的法律规定和解释都是把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的对象，而且仅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相关犯罪行为指向未成年人，如把未成年人作榇播、组织的对象，更具体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成年人所扮演的是一个接受者的角色。另一种是相关犯罪行为虽不是指向未成年人的，但是关涉未成年人，如所传播的物品的题材和内容是以未成年人为主，或者所组织的表演是由未成年人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成年人所扮演的是一个提供者、服务者的角色。
3加强刑法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建议
3.1设置不同阶段的性承诺年龄
在设置性承诺年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的性承诺年龄进行调整：
绝对保护年龄是十四周岁。未成年人没有达到十四周岁之前，其性权利要受到刑法的绝对保护，不伦未成年人时候同意是否自愿，凡是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都要受到刑法的制裁，除非行为人是未成年人没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相对保护年龄是指的十六周岁。允许在十四周岁到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一定的性自，但是在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的性权利还是一法律限制和保护为主。在这个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没有踏入社会，多数处在校园里，心智等各方面发育不是很完善，独立能力欠缺，在多数情况之下处于家长、老师的监管和照顾下，这一方面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特殊保护年龄是十八周岁，十六周岁以上十八周以下的未成年人各方面发育较为完善，有了一定的教育基础，法律给予他们很大程度上的性自，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进行法律规制保护。
因此刑法有必要对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保护，加大对害实施人的打击力度，震慑意欲对未成人实施害者，更好的保护处于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的性权利。
3.2性权利保护不应该有性别区分
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性权利，我们要增加刑法罪的主体和对象。当前罪主体当中要加入女性这一主体，女性不再是只能构成罪的帮助犯，当女性单独的进行罪的行为的时候，要认定其构成罪，更好的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此外，为了加强对男性未成年的保护，应将男性列为罪的保护对象，当男性不管是成年的还是未成年的，受到性权利额侵犯的时候，刑法应该给予统一的保护。
3.3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网络色情犯罪的侵害
对于网络色情犯罪人员要严格惩处，提高犯罪分子违法成本，让犯罪分子在进行网络犯罪的时候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不再进行网络色情犯罪。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秩序，有效减少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侵害，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性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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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少女保护法篇10
关键词：家事诉讼儿童利益儿童优先
中图分类号：DF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6-0126-14
涉及儿童的家事诉讼因其特殊的保护利益，实务中需要更加谨慎地予以因应。离婚、亲子关系等家事纠纷涉及身份关系和公序良俗，包含着亲情、伦理等因素，这类纠纷的解决既要注重查明事实，又要考虑当事人之间感情的维系，实现“温情化”和“无害化”的处理，因此，解决家事纠纷的家事诉讼程序是民事司法的特殊领域，遵循特殊的程序法理，适用特殊的程序规则。儿童作为家庭成员，经常被无端地卷入家事纷争之中，进退维谷，陷入无助境地，甚至遭受叠加的多次伤害。一方面，在家事诉讼中大部分儿童没有主体地位，无法真正参与到诉讼中去表达意愿，加之很多情形下立法和实践都体现出“父母本位”的思想或倾向，“在涉及儿童利益和成人利益矛盾的场合，极易忽略、牺牲儿童的利益，或把儿童利益看作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山另一方面，家庭亲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改变了儿童对生活的认知或认知期待，对年幼的儿童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因此，在涉及儿童的家事诉讼中给予儿童这一特殊主体特殊的司法保护，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正义性。
一、儿童利益与家事诉讼的意义分析
（一）儿童利益：需要特殊保护的利益
本文所阐述的“儿童”等同于“未成年人”，即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利益相比，儿童有其独特的权利和利益，且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其利益覆盖生存、发展、教育、管养等诸多方面，儿童利益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儿童利益的性质具有特殊性。儿童利益是一种身份利益，具有显著的公益性质，因为儿童是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儿童利益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我国最高领导人多次指出，“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来要在儿童少年的手中实现，他们是国家“未来的主力军、生力军”。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待儿童的态度如何，直接决定着儿童的精神状态和发展潜力，进而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振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精辟地阐述了儿童对于家的重要意义：“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因此，儿童利益怎么保护都不过分。
其次，儿童利益的主体――儿童――具有特殊性。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具有幼弱性，尽管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和能力表现，但总体而言，儿童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还处于生理和心理的发育时期，各方面的机能还不成熟，如情绪不稳定、自控力差，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尚不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等。儿童的幼弱性决定了儿童对成人社会的依赖性，“对儿童来说，成人像上帝一样伟大和强有力，儿童必须从他那里获得生活必需品”。“从来也没有一人像儿童依赖成人一样完全地和绝对地依靠另一个人”。儿童不成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还会使儿童的性格、意志品质、人生观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正面的引导和示范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进步，而负面的诱惑和不良暗示则可能使他们遭受干扰和伤害。尽管儿童具有幼弱性和依赖性，但绝不能将儿童视为成人的附属品，儿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国家和社会必须肯定和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和自在价值。
再次，儿童利益的内容具有特殊性。儿童利益的内容主要通过儿童权利来实现和落实。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儿童权利的基本内容不同于成人权利的基本内容，儿童地位的特殊性以及儿童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儿童必须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但上述权利分类太过概括和抽象，为此，很多国家通过国内法对儿童权利的特殊内容进行了细化，“各国儿童法普遍将儿童身份权、家庭成长权、福利权、受抚养权、受监护权、游戏权、参与权、免受虐待与忽视权等规定为儿童享有的特殊权利”。
儿童利益的公益性，儿童的幼弱性、依赖性以及儿童利益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与社会应当给予儿童利益以特殊保护。司法保护是儿童利益保护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家事诉讼作为民事司法的特殊领域，有必要设置特殊的程序规则，保护儿童不受侵害。
（二）家事诉讼：保护儿童利益的最后一道正义防线
在儿童利益保护的链条中，通过家事诉讼对儿童利益进行保护，处于制度的末端，但它是保护儿童利益的最后一道正义防线，如果没有这道防线，儿童利益保护终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首先，如果没有家事诉讼的特别保护，在以成人为主体的家事纠纷中，儿童利益往往被直接或间接地忽略。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中最重要的场所，完整而又幸福的原生家庭是父母赠给儿童的最好礼物，然而，父母并不会因为儿童的存在而放弃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因此，离婚事件常有发生。离婚对于成人而言是一种解脱，但对于儿童而言，却可能是灾难，因为离婚――无论是和平分手还是通过激烈的诉讼被判决离婚――其后果都是导致儿童原生家庭的破裂或解体，进而使得原有的家庭结构、家庭环境、生活方式、亲子抚养模式等发生深刻变化，如原先由父母共同抚养的亲子模式转变为父或母单方抚养模式；可能随父或母搬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可能有继父或者继母这样的新家庭关系产生等等。父母在离异之后获得了解放，儿童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卷入到这样的后果中，其生理、心理、情绪的失衡或者不适应在所难免。
其次，如果没有家事诉讼的特别保护，在以成人为主体的家事诉讼中，儿童的主体性被习惯性忽视，时常沦为客体。如在以父母为主体的离婚诉讼中，儿童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能成为案件的当事人，因此其无法以诉讼主体身份发表意见，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即便裁判者考虑到儿童可能的权益保护，赋予儿童接近法院（accesstojustice）的机会，但因受到行为能力欠缺、认知能力不足、法律意识淡薄等因素限制，儿童在法庭上往往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致使裁判者听不到儿童的心声。当离婚诉讼中的父母矛盾高度激化时，儿童往往成为父母报复对方的工具或者争夺利益的筹码，沦落异化为客体。实践中，一些离婚当事人为了自己享乐或者为了报复对方，恶意推脱或争抢孩子抚养权，视儿童为物品，讨价还价，丝毫没有考虑儿童作为主体的利益和需求。亲子关系纠纷、监护权纠纷、探视权纠纷、抚养权纠纷案件，面临与离婚诉讼同样的问题，父母争议的焦点关系到儿童未来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儿童作为利害关系人却很少成为诉讼主体。
再次，如果没有家事诉讼的特别保护，涉及儿童利益的家事案件通过传统民事诉讼不仅难以获得妥当处理，还会殃及司法正义的内涵。离婚、亲子、监护等家事案件既涉及自然人之身份变动，更涉及儿童利益之维护，因而这几类案件往往要求尊重客观事实。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妥当处理涉及儿童的家事纠纷，要求法院既要注重职权的合理运用，又要注重父母子女间感情的维系，尽量减少或避免对儿童心理造成伤害。然而传统民事诉讼所呈现出来的程序构造是，诉讼标的确定、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武器对等，并由此演绎出法官恪守中立、消极坐堂，审判公开进行、交叉质证、相互辩论的庭审样态，这种以平等对抗为外部特征的传统诉讼模式，是一种从请求权基础出发“去做一个法律上、逻辑上的推论、涵摄、适用的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对于家事事件的处理来说，未必是适当的，因为“在家事事件的解决来看，纷争发生背后的动机如何，其实才是更重要的”。而“纷争背后的动机”恰恰是普通民事诉讼所不能及的事项。因此，通过传统民事诉讼来审理涉及儿童利益的家事案件，很难避免以形式上正义掩盖实质上不正义的后果，直接或间接地牺牲儿童利益。
最后，构建独立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规则有利于消解上述弊端，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增进儿童的福祉。基于儿童利益的特殊性，除了在实体法上构建对儿童利益进行特别保护的制度之外，在诉讼程序上也应当作出特别规定，如在离婚、亲子、监护、抚养等涉及儿童的家事诉讼中采纳非公开、非对抗的温情审判方式聆听适龄儿童意见；构建中立的诉讼人制度，为家事诉讼中的儿童代言，保护儿童独立的自身利益，防止儿童受到来自诉讼中父母或其他亲人的伤害；对涉及儿童亲权或监护权的事件，提供专门的法院调查或者委托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斟酌确定亲权人或监护人的归属；对因家事纠纷而遭遇心理伤害的儿童提供心理辅导和社会观护等。
总之，在家事诉讼中，考虑儿童主体的特殊性，对儿童利益运用特殊的程序规则进行保护，符合程序相称性原理，体现了家事审判的特殊程序正义。正如有国外学者所指出的，未成年人是需要法庭突出保o的“珍贵而脆弱的一群”，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出发，解决家事纠纷的司法体系的特征应当包括：复杂性、非对抗性、解决问题并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以未成年人利益需求为中心。
二、家事诉讼中儿童利益保护的应然原则
鉴于儿童以及儿童利益的特殊性，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儿童利益保护要遵循诸如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平等原则、非歧视原则、特殊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儿童参与原则、儿童优先保护等多项原则。涉及儿童的家事诉讼程序同样要遵循这些原则，其中，以下三项原则尤为重要：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最早为英美法系国家所确立，“主要在家庭法领域尤其是儿童监护权领域，要求在确定儿童监护权时应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从而决定儿童监护权赋予父亲还是母亲”。该原则作为儿童权益保护的国际性原则的确立，是在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中，该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该原则是儿童立法、行政、司法保护的纲领性条款，是处理儿童事务最基本的准则。至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具体内容，《儿童权利公约》考虑不同国家具体国情、文化价值以及法律传统的差异等，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留待各国国内立法根据本国国情进行细化和体现。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定值得关注，如德国家庭法在规定“确定或撤销父母身份”的时候，强调应当优先考虑儿童最大利益，而非父母本身的身份利益。此外，在父母照护权、会面交往权（探望权）、抚养制度等方面也都通过具体规范来表达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精神。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55条之二也规定：父母均不适合行使权利时，法院应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并审酌前条各款事项，选定适当之人为子女之监护人，并指定监护之方法，命其父母负担扶养费用及其方式。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体现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利益博弈。二者的利益权衡是衡量一个社会对儿童权利尊重程度的标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法院或法官在家事审判中，针对涉及儿童的事项进行裁断时应当主动依职权考量儿童的最佳利益；在具体个案中，即便父母通过协商对儿童的监护、抚养、探望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也不能排除法院对“儿童最大利益”的审查。为使法官对“儿童最大利益”的斟酌更合乎儿童的实际需求，法院既可以进行职权调查，也可以与相关儿童保护的国家机构、群团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进行合作，要求他们提供中立的调查和访视报告，为儿童最佳利益的判断提供依据。
（二）儿童优先保护原则
儿童优先保护原则，是指相比于成人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儿童的利益应当置于优先考量和保护的地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不仅明确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也明确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儿童利益优先”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儿童保护的基本原则。德国在其《家事程序与非讼事件法》第155条就明确规定“涉及未成年子女居住地、子女交往权或交付子女以及因危及子女福祉而启动的程序等有关亲权事件”，采取优先处理和程序促进原则。
儿童利益优先保护原则要求法院或法官在家事诉讼中，为涉及儿童利益的诉讼提供绿色通道。具体而言，在单纯以儿童为诉讼主体的诉讼中，为保障儿童利益，采行快速、高效、便捷的职权审理模式，如在以儿童为原告的增加抚养费或者变更抚养权的诉讼中，法院不仅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还可以在审酌一切情势的基础上，直接作出对儿童福祉有益的裁判；在以儿童为利害关系人的家事诉讼中，如儿童父母离婚案件，法院或法官可以要求父母先行协商安排好子女的生活、学习以及抚养事宜，然后再考虑离婚事项，在双方未能妥善处理好儿童问题时，不予判决离婚；在离婚判决涉及儿童探望权的判项时，应当优先考虑儿童的需求，而不是父母的需求，在父（母）探望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时，果敢地予以拒绝；在涉及离婚后未成年子女跟随父母哪一方共同生活的判嗍保同样优先考虑子女需求，如果离婚当事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离婚后该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强烈希望不分离，且共同生活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法院可以直接判归一方进行抚养，由他方支付抚养费。
（三）儿童参与原则
“儿童参与是指儿童自由自愿投入到表达观点、进行决策或实施行动以实现自身或其他儿童利益并确保其权利的实现和保护”，儿童参与既是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又是儿童利益保护所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明确规定：第一，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第二，为此目的，儿童特别应有机会在影响到儿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诉讼中，以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直接或通过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意见。儿童参与原则要求裁判者在保证儿童充分理解和知晓基本案情的前提下，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听取儿童的意见，并在充分考虑这些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影响儿童利益的决策或裁判。为贯彻这一原则，很多国家的立法规定，在离婚、监护、收养等纠纷中，法官要直接听取适龄儿童的意见，如德国《家事程序与非讼事件法》第159条规定，在涉及亲子事项的程序中，当子女年满14周岁时，法院应当听取子女本人意见；子女未满14周岁的，若子女的偏好或意愿对裁判具有重要意义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显得有必要听取子女意见的，法院也应当听取子女本人意见。赋予儿童在家事诉讼中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体现了立法的人文精神和对儿童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既有利于儿童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培养，又有利于裁判者尊重儿童意识的养成，使家事裁判结果更符合儿童最大利益。
儿童参与原则并不要求儿童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一切诉讼中均亲自参加或者亲自表达意见，因为儿童的年龄和智力发育水平各不相同，故而，对于不同年龄的儿童，其参与权与表达意见的权利有着不同的方式。其一，通常情况下，只要儿童有意思能力，就与其自身有关事务就有表意的权利和自由，法院或法官有义务进行听取，并可根据其年龄大小或成熟程度予以权衡；其二，儿童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家事诉讼中既可以亲自为意见表达，也可以透过代表或适当团体、组织进行意见之表达；其三，儿童在家事诉讼中的参与权还可以通过专门针对儿童的职权调查或者社会调查机构或人员来实现。如日本在实践中就采取了灵活的调查方法实现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的参与权。对于0-14岁的未成年儿童，主要通过法院调查官采取灵活的家庭访问、观察、心理测试、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并将调查资料提交给法院进行参考；对于15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必须听取其陈述或意见，听取的程序与对证人询问程序类似，询问的结果是事实调查的一部分。
三、我国儿童利益保护现状
我国儿童利益保护的规定散见于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政策性文件中，司法实务也主要依据此类规范进行审理和裁判。
（一）法律文本概览
1.《宪法》
我国《宪法》第49条概括性地规定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义务，父母及其他社会主体禁止虐待儿童。”
2.《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第18条第1款、第3款原则性地规定了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包括未成年的儿童，也包括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保护职责以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时，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主体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3.《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
《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诸多条款涉及儿童利益的保护。如《婚姻法》第36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第37条规定：“子女在必要时可以向父母任何一方主张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抚养费或抚育费。”《婚姻法》第38条及其司法解释（一）第24-26条对探望权以及探望权纠纷的处理方式做出了规定，并且明确了父母探望权的行使要有利于子女的健康。《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对子女确认与否认的证明和推定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直接或间接体现了对儿童利益的特别保护和优先保护。
另外，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抚养意见》）明确了法院在审理子女抚养权纠纷时应考虑的因素，赋予lo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意见表达权，细化了抚育费的给付标准、给付方式和给付期限等内容，对于抚养纠纷中儿童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4.《未成年人保护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第14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做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其本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这两条相互照应赋予了家事诉讼中儿童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且突破了《抚养意见》第5条规定的征求子女意见程序的限定条件（子女年满10周岁），为未成年子女参与权、自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保障。第53条则概括性地规定了申请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件及法律后果。
（一）在家事诉讼法中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原则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不仅应当在宪法和实体法层面予以确立，在诉讼程序法层面，也应予以明确，因为它同样是家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之原则。在这方面域外立法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如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点明立法之目的：“为妥适、迅速、统合处理家事事件，维护人格尊严、保障性别地位平等、谋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并健全社会共同生活，特制定本法。”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确立不仅有利于科学设计儿童利益保护的具体程序制度，还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涉及儿童利益的家事事件时树立儿童特别保护的理念。
德国、日本、韩国等在家事诉讼立法中没有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显性化，而是在具体规定中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精神。如德国在《家事程序与非讼事件法》总则中没有规定这一原则，但在涉及儿童利益的每一章规定中均有所体现。该法第90条第2款规定，为了实现交往权而需要交付儿童时，不得对儿童使用直接强制。在其他情况下，仅当鉴于儿童福祉而显得正当而且以更温和的手段将无法实现义务内容时，才可以对儿童使用直接的强制。第155条第1款规定，涉及子女居住地、子女交往权或交付子女的亲子事件，以及因危及子女福祉而启动的程序，具有优先地位，应当加快进行。第156条第1款规定，在涉及父母分居或离婚时的父母照护权、子女交往权或交付子女的亲子事件中，法院在程序的任何阶段都应当致力于促进参加人达成一致，但由此可能损害子女福祉的除外。第158条第1款规定，在涉及未成年子女人身的亲子事件中，为维护子女利益而有必要时，法院应当为其委托一名合适的程序辅佐人。第191条第l款规定，为维护未成年参加人的利益而有必要时，法院应当在收养事件中为其指定程序辅佐人。可见，德国立法的具体规定是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的。
就我国的立法习惯而言，基本原则显性化是基本规律，故我国多数立法会在总则或一般规定中明确基本原则，如民法通则、婚姻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都有基本原则的条款。因此，家事诉讼立法也应当把“儿童利益最大化”明确为基本原则，以此统合儿童利益保护之程序规定，并引导父母和法官在处理涉及子女的家事纠纷时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
（二）确立儿童的诉讼主体地位，保障儿童听审请求权
在我国历史上，漠然地对待儿童权利，视儿童为父母的附庸或家庭附属物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便在当代，这些观念仍有一定的表现，严重影响儿童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儿童参与权的行使。为此，有必要在着力消除上述错误观念的基础上，借鉴域外规定在家事诉讼立法和制度层面进行具体规制：
首先，保障儿童的法主体性和诉讼主体地位，保障其表达意见权利。在这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在立法中直接赋予儿童诉讼主体资格。如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14条规定：“能独立以法律行为负义务者，有程序能力。满七岁以上之未成年人，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就有关其身份及人身自由之事件，有程序能力。不能独立以法律行为负义务，而能证明其有意思能力者，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就有关其身份及人身自由之事件，亦有程序能力。”德国《家事程序及非讼事件法》第9条第1款第（3）项也规定，下列人员具有程序能力：“……（3）民法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满14周岁且在所涉的程序中主张其依民法所享有的权利的。”儿童主体地位的保障要求尊重儿童的意愿，适龄儿童有权对影响其利益的决定发表意见，这既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儿童自身权利保护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应当在家事诉讼立法中明确涉讼儿童的程序主体资格和程序能力。
其次，为家事诉讼中的儿童设立独立的程序人，充分保障儿童的诉讼参与权。如前所述，儿童亲自参与庭审，并不能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因为儿童心智不成熟，难以展开有效庭审对话。为此，有必要在家事诉讼中为儿童设立独立的程序辅佐人（德国立法称谓）、程序监理人（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称谓）、诉讼监护人（英国立法称谓）等中立的程序人。儿童程序人可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考虑儿童的利益，避免父母既是当事人又是子女利益人的角色冲突，有利于将子女作为独立的个体看待，突出儿童的程序主体地位，有益于客观、公正地维护儿童的利益。
中立性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只对儿童的最大利益负责，不受父母及法官意见的干扰，其应“全面介入诉讼案件，以适当的方式征询子女的意见，调查、收集有利于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证据，在法庭上代表未成年子女独立地参加诉讼”，在调解程序中表达儿童的真实意愿，在考虑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提出可供父母和法官参考的处理有关子女抚养、监护等问题的建议，并审查父母的离婚协议和抚养协议是否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当其认为法官的裁判不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时，可以单独提起上诉。程序人是国家设立的保护儿童的代表，背后法理是国家亲权理论，因此，为儿童聘请中立人的费用由国库开支。在我国实践中，与上述制度类似的探索已经出现，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在2014年就尝建立“诉讼监护人制度”。即当子女为案件当事人，但其法定人无法出庭或因利益相反不宜出庭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由诉讼监护人未成年子女出庭参与诉讼，表达子女的独立意志，保障子女权益的实现。
最后，拓宽儿童表达意见的渠道，完善儿童意愿表达方式，实质性地保障儿童的听审请求权。在涉及儿童的家事诉讼中，对于有表达能力的适龄儿童，“法院不仅得直接听取其意见，更应设法使其在无压力之环境下能自由、真诚地为陈述。”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108条规定，法院就酌定、改定或变更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事件及其它亲子非讼事件为裁定前，应依子女之年龄及识别能力等身心状况，于法庭内、外，以适当方式，晓谕裁判结果之影响，使其有表达意愿或陈述意见之机会；必要时，得请儿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专业人士协助。
我国大陆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通过家事诉讼程序构建法官与适龄儿童的庭下对话机制，“在双方当事人证据交换之后开庭审理之前，家事法官可以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在专门的谈话室或其他会客厅、休息室内与有表达和理解能力的儿童进行交流，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充分了解儿童在抚养、监护、探望等方面的真实意愿”。如果法官不方便直接与儿童进行对话，可以借鉴日本等国的相关规定，依靠法院专设的调查官去进行调查了解，形成儿童意见的调查报告。此外，社会观护员在从事观护工作时也可以聆听子女心声、了解子女意愿。这些意愿将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交给法官，作为法官裁判时重要的参考或依据。
（三）确立涉儿童家事案件的职权调查制度
建立涉儿童家事案件的职权调查制度，首先是因为涉儿童家事案件不仅仅涉及私益，更涉及公益，而欲保护公益，法官必须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妥当的裁判结果；其次，涉儿童家事案件多属非讼案件（如监护人确定、抚养费给付、探望权行使），或者需要进行非讼化处理（德国就将所有家事案件进行了非讼化处理）。为此，在家事审判中，法院必然摒弃以当事人辩论为核心的对抗式诉讼模式，而改采职权主义、职权调查主义、职权探知主义。如德国“家事程序与非讼事件法”第26条规定，为确认对裁判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法院可依职权进行必要的调查。第177条第l款规定，在撤销父亲身份的程序中，允许考虑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但以有助于维持父亲身份存续或者申请撤销父亲身份的人未对此提出异议为限。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lo条第1款规定：“法院审理家事事件认有必要时，得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实，并依职权调查证据。但法律别有规定者，不在此限。”第2款规定：“对于离婚、终止收养关系、分割遗产或其他当事人得处分之事项，如果涉及家庭暴力或有危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虞的，也适用上述规定。”
从域外情况看，职权调查既可以由合议庭成员进行，必要时也可以透过法院设置的专门调查人员――调查官来进行。调查官制度主要源自日本，起先是少年调查官和家事调查官分立，后来统合在一起改称为“家庭裁判所调查官”。“日本家庭裁判所于受理家事案件以后，得命调查官调查事实，即就事件关系人之性格、经历、生活状况、财产情形及其他背景与其争执的理由进行了解”。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引进了这一制度。从调查官的调查内容来看，为了保护儿童利益和社会公益，涉儿童家事案件的调查内容通常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既包括以案件事实为中心的调查，也包括在必要情况下，对案件当事人或关系人的个人状况进行的调查，在调查中还需要灵活运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
涉儿童家事案件的调查事项仅仅依靠法院调查官是难以完成的，还需要建立社会调查制度进行补充，即法院对于特定的涉儿童案件，可以委托给社会公益组织或社工人员进行调查或协助。在这方面，也有相应立法例可资借鉴，如《法国民法典》第287-2条规定：“在确定行使亲权与探视方式或将子女交由第三人照管的任何最终或临时决定作出之前，法官得委派有资格的人进行社会调查。此种调查的目的在于，收集有关家庭的物质与道德状况、子女生活与教养条件，为其利益有必要采取的措施等方面的情况材料。”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17条第l款也规定：“法院得嘱托警察机关、税捐机关、金融机构、学校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或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之适当人士为必要之调查及查明当事人或关系人之财产状况。”第106条第1款进一步规定：“法院为审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征询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之意见、请其进行访视或调查，并提出报告及建议。”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在家事审判实践中也都有相应的社会调查业务。
为了更好地保护家事审判中的儿童利益，我国有必要借鉴域外立法的成熟经验，在制度层面确立职权调查原则，构建我国特色的法院调查官制度和社会调查制度。
（四）建立专业化的家事审判机构
为了有效保护妇女儿童等家庭弱势群体利益，很多国家不仅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进行规范和落实，而且还组建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来统辖受理和审理各类家事案件，实现立法宗旨。如日本有专门的“家庭裁判所”，内设家事部和少年部，德国在地区法院设有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美国多个州都设有家事法院，澳大利亚在联邦法院系统设置家事法院，英国在高等法院设立家事法庭，我国台湾地区在高雄设立“少年与家事法院”，在其他的地方法院设置家事法庭。我国大陆也有必要设立这一专门机构，并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与规范。家事审判专门机构对于儿童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于：
第一，通过遴选家事和涉少案件的专业法官，为少年家事案件提供专业化的审理和裁判，有利于有效保护儿童利益、圆满解决家事纠纷。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8条就对家事法官的选任作出特别要求，该条规定：“处理家事事件之法官，应遴选具有性别平权意识、尊重多元文化并有相关学识、经验及热忱者任之。”我国大陆很多地方法院在设置家事法庭时，也对法官选任作出要求，如浙江某基层法院为了能让“家事审判庭”在案件处理中更加专业化，在法官遴选过程中，除要求具备较为丰富的审判经验外，还特设了两个标准：必须结婚生子，女法官优先。该标准设置是为了保证法官既有良好的法律知识，又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耐心，不仅能公正无私，还能熟悉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第二，建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有利于贯彻家事诉讼特殊的审判方式和审理理念，赋予法官按照家事案件、涉少案件的特点进行灵活化处理的权利。如家事法院（庭）可以采用非正式的圆桌审判样式，消除未成年儿童的心理恐惧；采取职权探知的审判模式，降低涉及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举证难度，更好地发现真实，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积极与社会公益组织协作进行社会调查和心理调整，为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提供更加妥帖的方法等等。
第三，有利于家事调解等柔性解决纠纷方式的运用和推广，圆满解决涉及儿童利益的家事纠纷。未成年人的保护离不开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认真、积极的履行职责和相互配合，在涉及儿童抚养权、监护权、探视权等案件中，如果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带有强烈的怨气，则不仅不能给未成年子女带来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反而会极大地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为了避免或减少此类情形的出现，有必要在涉及儿童的家事纠纷中，强化调解的运用，通过科学合理的调解方法和技巧，对相关主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当事人之间缩小认识差距，达成以未成年子女福祉为核心的解决纠纷共识，进而达成调解协议。家事审判专门机构设有专业的家事法官、专门的调查官、家事调解员（兼）以及相关辅助人员，发挥其调解家事纠纷的专业优势和人员优势。
最后，从近年来我国家事司法改革实践情况看，关于家事审判专门机构的设置，我国已经有较为丰富的实践，如江苏南京、徐州两级法院、广东深圳等地的两级法院都已全面组建“少年家事法庭”或者“家事法庭”。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也越来越重视少年家事审判制度之改革，并指出当前我国家事审判改革应重点做好六项工作，其中之一便是“探索设立专业家事和少年审判庭，推动家事审判机制的建立”。@家事审判专门机构为涉及儿童的家事案件提供了专业化的审理和裁判平台，既有利于家事审判的制度化建构，又有利于落实“以未成年人利益需求为中心”的家事诉讼理念，是家事审判制度现代化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