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1
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现状
中国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明显滞后。（一）缺乏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国目前关于碳交易的立法极其匮乏，仅有的立法是2011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管部门、参与主体、管理方式等内容。国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采取备案管理方式。包括自愿减排项目管理、项目减排量管理、减排量交易、审定与核证管理等四项主要内容，确立了备案制度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等（CC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工作的原则、程序和要求。审定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定，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审定准备、项目设计文件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审定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审定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核证准备、监测报告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核证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核证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中国的碳交易立法层次低，这些碳交易立法目前都属于部门规章，缺乏全国统一适用的碳排放交易法。由于采用备案方式，政府主管重点在审定与核证管理，忽视了交易规则、交易条件、交易效果等规制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内容。（二）碳交易立法操作性不足，不利于碳排放交易的实施当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主要限于自愿减排，所交易的减排量基于具体项目。缺乏法律强制性的自愿减排，使得企业缺乏积极性去实施碳排放交易，进而无助于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完善。比如，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始终没有明确碳交易主体如何获取合法的碳排放权，碳排放交易实践中往往根据政策和政府计划完成碳排放权的无偿性初始分配，即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依据交易主体的历史数据来对其进行碳排放权配额的无偿分配，历史数据通常包括交易主体过去的能源投入、能源产出及废气的排放量，这种分配方法容易造成交易主体间的“歧视性分配”现象和交易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无偿初始配额而向碳排放权的分配者进行贿赂等“寻租”行为[1]。（三）碳排放交易立法监督不到位碳排放交易是涉及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业，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远远不够，但中国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明显缺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社会监管，社会团体参与不足，这是造成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滞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国仅有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没有对公众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监督做出规制，虽然在第8条规定，“在每个备案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国家主管部门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和提供国家登记薄查询，引导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的相关各方，对具有公信力的自愿减排量进行交易。”但该条规定显然不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信息公开，而是为了完成交易。
欧盟碳排放交易立法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立法首先是在欧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欧盟在2003年制定并颁布了碳排放交易指令（Directive2003/87/eC），该指令是欧盟碳排放交易的基础立法，此后，根据碳排放交易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欧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指令、规定和决议。如2009年12月的“确定有碳泄漏重大风险的企业名单的决议”，2010年1月的“修正2003碳排放交易指令附录一列举的航空企业名单以及在2006年1月1日或之后每个航空经营者的指定主管国家名单的规定”，2010年11月的“关于温室气体削减配额拍卖的时间、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规定”等。中国应该尽快制定碳排放交易的全国统一示范立法，该立法应包含碳排放交易的主要内容，并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法体系。（二）总结经验，制定和修改详细的实施细则欧盟碳交易立法非常严谨，注重法律的连续性和配套实施，注重法律术语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比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明确该指令的立法目的是以符合成本效益和经济可行的的方式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并进一步明确该指令无偏见地适用于1996年第61号指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指令）的任何要求。该指令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准确界定。如所谓“配额”是指在指定期间排放一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而该当量只有在为满足本指令的要求时才是有效的，并且该当量根据指令是可以交易的。所谓“设施”是指一个静止的技术设备，附录一所列出的行为和其他直接相关的行为与该设备有直接的联系，而该行为会对排放和污染产生影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注重程序规制，比如对碳排放交易的审核，规定“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但对于获得核证的条件并没有详细地规定，仅仅只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条件。如对“核证机构应通过现场访问来确认项目活动所有的物理设施是否按照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安装，项目业主是否按照项目设计文件实施项目”。但如何进行现场访问却没有规定。应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迅速完善实体性规定，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针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实施细则，细化技术性规范。（三）强化碳排放交易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欧盟在其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普遍确立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内容。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第17条规定“：有关的决议信息应该公开，包括与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有关的，以及与排放许可证规定的和政府持有的排放报告有关的。”2004年修正指令进一步规定了该条规定。2009年《提高和扩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第15a条则规定：“成员国和欧委会应确保所有的决议和报告，包括碳排放配额数量和分配，以及对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够立即无歧视地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披露。”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就必须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参与主体都积极、主动地对碳排放信息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披露和报告[2]。碳排放交易是否完成规定的减排量，是否达成自愿减排的目标，不能只靠政府和企业决定，还需要社会监管和公众参与。中国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公众有权获取碳排放交易信息，赋予公众监督权，发挥社会监管作用，以监督企业是否切实完成减排目标，对没有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可以诉诸法律或者诉求行政监管。
本文作者：谢伟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2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立法；执行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53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117-03
碳排放权交易已被作为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水平的方式迅速得以发展并被广泛地采用，市场化运作的碳排放配额交易成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流机制。中国意欲真正推动碳减排事业向前迈进，建立适合我国的配额交易机制是不可回避的发展方向。
总结已有的经验可得知，通过法律手段引导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机制是切实可行而且不容回避的道路。我国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立法和政策性文件应全面规划，按步骤落实，综合考虑其稳定性和灵活性。具体而言，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应从立法和执行两个层面予以落实和推进。
一、逐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立法
为了确保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法可依，有规则可循，我国也应该借鉴国外相应的立法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为碳排放权交易的推行奠定法律基础。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设计：
（一）规定碳排放总量目标及分配方案
根据环境容量、经济发展情况和减排目标确定碳排放总量目标。并考虑地区特征、历史排放预测排放部门排放标准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潜力等因素，科学设定分配额度和方式，确定交易价格。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上说，拍卖机制能最大程度降低社会管制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但是拍卖机制的建立需要前期大量的基础污染排放信息收集和处理及监督工作，还需要建立以信用为基石、法律为制度性基础的运作体系。而中国目前的环境能力建设还不足以支撑拍卖市场的建立，加之中国当前法律法规体系和环境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基于历史免费分配许可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1]
（二）明确包括交易主体、对象、种类和程序在内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
交易主体不能局限于承担减排义务的企业，政府参与的采购基金和托管基金、商业化运作的碳基金和关心气候变化的个人、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都应有权参与。交易对象则必须根据监测设置的精确度以及掌握的排放量来决定，在初期可以限于Co2，但也应当为其他种类的温室气体在条件成熟时纳入留下立法的开口。交易种类可考虑纳入“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下的减排配额和以国际接轨的相关减排量（如CDm下的核证减排量和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减排单位）现货与期货。交易程序则主要包括申报、备案和公示三个部分。期间涉及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
（三）规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技术以及减排潜力的计算
加强温室气体减排的动力来自对一致性、准确性和透明性数据的需求。美国杨百翰大学公共政策教授GaryC.Bryner2004年指出开展有效碳排放权交易的关键是：（1）反映经济承受能力的排放基准线；（2）有效主管机构和手段实施监测；（3）持续、准确的核查排放量。[2]减排的监测和报告制度作为整个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监管运行的核心，应该通过立法规定政府负有提高对碳监测技术投入，建立适当的配套支持制度，建立企业碳排放数据库的义务，赋予相关政府部门和中介机构通过第三方检测、企业申报、主管机关审核的方式公开数据库，同时配合不定时地抽检和惩罚制度，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提高监测的效率，为碳排放权交易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
（四）以鼓励性条款引导碳金融创新
欧美等金融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目前，包括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瑞士银行等许多知名金融机构都活跃在碳市场上，国际上也设立了促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的基金机制，如荷兰的CeRUpt计划、世界银行的原型碳基金（pCF）、生物碳基金（BioCF）和社区发展碳基金、意大利的碳基金和德国的Kfw碳基金。[3]我国也应该充分发挥金融优势，通过立法从银行业自身和外部政策环境两个方面解除制约中国碳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构建发展环境金融的激励机制，培育通晓环境、金融、法律、管理等多个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宣传“碳金融”的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项目开发和交易规则，鼓励银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提高自身环境责任意识，积极捕捉低碳经济下的商业机会，开展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逐步推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金融产品，控制风险，灵活经营，确保碳金融业务稳健开展，积极应对未来碳金融业务模式的改变。此外，还可积极探索建立环境银行，开展存贷环境容量及排污量业务。
（五）鼓励开展自愿碳减排交易
援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中关于自愿减排交易的监管主体、交易主体（买卖双方）、交易对象、登记注册系统、交易场所、第三方核证、减排量签发等规定，解决国内自愿减排市场缺乏信用体系的问题，补充规定自愿减排标准以及定价规则，通过税收减免和绿色信贷等金融工具，倡导没有减排义务的企业自主积极履行自愿碳减排的社会责任。
（六）详实和严格的法律责任。为了落实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运行实效，建议环保部组建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及其机器设备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建立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规章制度，采取对其排放检测、交易申报与追踪、排放权查核等管理措施,一旦认定其违法,应予以限制融资和罚款等惩罚和制裁。[4]同时，也不能忽略政府管理部门在监管中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避免出现参与方弄虚作假，操作市场的行为，保证市场公正度和透明度，确保市场的健康、规范和有序。
二、强化碳排放权交易法律的执行
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法律的关键在于确保碳排放权交易的顺畅进行。为了确保碳排放权交易在我国的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不能忽视：
（一）减排方式从自愿向强制过渡
尽管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是“交易先于制度”，中国的碳市场建立同样必须遵循资本市场的规律。在未正式实行限额与贸易机制之前，自愿减排暂且是碳减排的主要方式，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期规模化。中国已经设定了“2020年前，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单位GDp碳排放强度40%到45%”的目标，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技术以及减排潜力已经初步成熟的基础上，可逐年分解目标，并将减排任务之分配到碳排放量巨大的企业，初步建立限额排放体系，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企业走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化道路，逐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切实发挥碳排放交易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
在条件成熟时，再突出碳排放总量交易机制在控制碳排放中的战略地位。将国内交易完全建立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之上，可以仿照国家规划（如“十一五”规划）对各省规定排放上限，各省再将具体额度按规定对企业下发的方式，各减排义务主体自由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灵活地实现减排目标。
（二）积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由点及面
试点是积累经验成本最小的模式，对碳排放权交易几乎毫无本国经验可言的我国来说尤为重要。总的来说，可以考虑在特定行业和特定地区试点的方式。
1、特定行业。因为垄断行业的内部约束性碳减排指标更容易设计和贯彻执行，所以特定行业试点可优先考虑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电力、化工和石油等行业在集团内进行核算的大型央企，尤其是计量体系足够完善的电力行业可以作为试点的最好突破口。
2、特定地区。特定地区试点则应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集中在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一现状，优先在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具备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地区展开，在行政机关的指导下，以这些地区已有的排污权交易中心为依托，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实践，以减少污染，促进清洁能源和能效的投资更为活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惠及消费者，循序渐进地实现我国清洁能源经济的成功转型。
随着试点的范围逐步扩大，各项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的逐步成熟，我国应构建辐射全国、全面有序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繁荣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以现货交易市场为基础,期货交易方式为主，项目合作为辅,两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借以实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和成熟。继而，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所连接,开发与国际挂钩的期货、期权交易，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可在国际上自由流通，丰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金融产品品种，同时，争取实现将国内碳价格与国际接轨,有选择性地与国际上其他成熟市场进行双向互认式对接,也可以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并购相关市场，来增强碳市场的流动性,为我国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争取到定价权和话语权,进而实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活动，重构世界金融格局，增强在国际低碳经济中的竞争力的目标。[5]
（三）构建有效运行的开放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
充分的市场交易平台是创造相对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必不可少的前提。我国应逐步建立成一个统一的由国家政策规定、法律保障和金融系统支持的全国性开发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具体计划和实施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主导,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相关金融机构分工合作。交易系统可由主交易市场和交易所相结合的形式组成，争取基本辐射全国范围。交易业务从交易现货市场开始，然后可发展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从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开放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6]，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充分无缝隙对接。
（四）严格执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监管机制
市场不会自发形成，既需要有可供交易的商品，又需要政策进行创造，最重要的是必须由政府依法进行调控和管理。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督管理是指为了确保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定有序，碳排放权交易的顺利进行，由相应政府主管部门开展的一系列的监督管理活动。衡量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绩效，保证碳排放总量的限额不被突破，杜绝碳市场的操纵和垄断现象，都依赖于政府机关联合体的参与和监督管理。[7]
碳排放权监督管理体制的有效运行，政府部门应着手开展二氧化碳排放管理机构的建设，包括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机构、排放权交易机构等的设立及其运作，[8]同时逐渐完善交易规则、监测和申报规则和守法等相关规则，明确政府在收集、核实和公布排放数据，记录官方许可转让和排污账号的平衡，包括许可(下转110页)(上接118页)转让系统和记录排放跟踪在内的开发和跟踪系统，进行年度执法检查等方面的责任。此外，还可以尝试建立一个由环保部门、行业协会和交易所三方协调的监管体系：环保部门负责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权的总量控制以及碳排放监测标准和操作办法；行业协会负责规范和指导企业的减排的行为，并通过培训专业人员，负责监测和调查工作；交易所的主要功能是制定交易环节、结算环节、交割环节和违约处理制度，监控企业碳排放权数量的登记和交易。逐步增强三方协调合作的能力，为建立起稳固的配套制度，解决碳排放监测管控的难题。
参考文献：
[1]张红亮.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法比较[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12).
[2]GaryC.Bryner,“Carbonmarkets:ReducingGreenhouseGasemissionsthroughemissionstrading”[J].tulaneenvironmentalLawJournal,Summer,2004.
[3]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清华大学.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51-152.
[4]冷罗生.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5]于同申、张欣潮、马玉荣.中国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及发展战略[J].社会科学辑刊,2010，(02).
[6]钟辛.建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碳减排拉动低碳经济[J].广西电业,2010，(04).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3
[关键词]碳会计；信息披露；低碳经济
[Doi]10.13939/ki.zgsc.2016.05.119
随着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量的排放，全球气候变暖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之一。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国际社会纷纷响应。发展低碳经济，将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全球经济发展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切实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尖锐环境问题的迫切要求。所以我国的专家学者开始对碳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大量的研究，以期能够构建合理的碳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对减少企业碳排放量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章对国内关于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试图为碳信息的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
1碳会计信息披露内容
王宁宁（2013）认为碳信息披露主要是企业在碳足迹评估基础上，将其自身的碳排放情况、碳减排方案、碳减排计划执行情况适时的向利益相关方披露，从而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廖高、张夙、张亚连（2014）认为企业可以单独出具一份低碳报告涵盖低碳质量情况和低碳改进成果，低碳质量情况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碳排放成本、碳排放交易权的情况等；低碳改进成果包括：企业绿化率、绿色税收、低碳技术的使用情况、获得的碳质量标准认证等。周惠明（2014）认为在低碳经济环境下，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是低碳要素信息和低碳绩效信息。其中低碳要素信息是指可以作为官方正式参考的科目且可以通过货币实际计量的信息的一般财务报表。低碳绩效信息，是指非官方且不能用货币加以衡量，但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披露的与低碳因素相关的会计信息。
2碳会计信息披露方式
目前，我国专家学者主要从两种形式对碳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研究：一是建立独立低碳会计报告；二是建立非独立低碳会计报告。所谓独立低碳会计报告方式，是指独立于传统的财务报告，另外编制和提供一套反映企业“碳资产”“碳负债”等情况的低碳会计报告。所谓非独立低碳会计报告方式，是指将低碳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合并披露，即主要通过在现行会计报表中增添新项目的方式或单独设立气候变化信息模块来反映低碳会计信息。
2.1独立低碳会计报告
储沛瑶、吴君民（2015）认为在企业内部建立碳影响报告书来计量有关的碳资产和碳负债，并将碳纳入企业的预算，实行全面管理制度，以充分了解碳排放企业的风险和机遇。丁小丽、尚亚楠、丁时勇（2011）认为应在传统会计编制的三大会计报表的基础上以图表的形式编制碳排放的报表或以文字的形式披露CDm项目基本情况、碳排放权计价采用的方法、碳排放权的二氧化碳含量、碳排放权获得时间以及现行价值等信息。陈小平、王德发（2012）也认为应该编制碳信息披露表，对各种设备、原材料、产成品等的碳排放量数据进行核算、收集、披露；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整理。
2.2非独立低碳会计报告
谭中明、刘杨（2011）认为企业有必要清晰了解自身碳资产情况，明确企业未来需要用多少资产或劳务清偿碳债务，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新的会计项目，对企业参与碳交易形成的经济利益或义务进行核算与计量，并表内化，就形成了旨在加强企业碳资产管理的“碳资产负债表”。闫明杰（2011）认为碳会计的工作结果应以报告的形式系统地表示出来，以供信息使用者使用和参考。除了需要在传统会计报表中增列碳会计项目外，还需要在附注中增加披露碳会计信息，比如环保责任履行情况、国家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等。刘金芹（2010）认为企业应当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与碳排放权有关的下列信息：CDm项目的投资规模、项目的资金来源及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相关信息、CDm项目的相关成本费用、CDm项目的风险情况与管理措施、CDm项目的收益、外币折算方法、CDm收益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等。
3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何玉、唐清亮、王开田（2014）研究了碳信息披露、碳业绩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越充分，资本成本越低，与自愿披露理论预测相符。而且，因为投资者对碳业绩好的企业披露的碳信息不太敏感，碳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间的负相关关系在碳业绩好的企业可能较弱。他们还发现，碳信息披露与碳业绩负相关，这与合法性理论预测一致。研究表明，碳信息披露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通过披露碳信息减轻合法性压力，进而降低资本成本。
贺建刚（2011）对世界500强公司以CDp做了问卷调查，并以此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及其管理绩效。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碳信息的主动性和透明度正日益提高，而且行业差异很显著，这
对于降低信息环境不确定性，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性信息具有积极意义。在碳管理方面，大多数企业正在积极开展行动，但实际绩效却不容乐观，80%以上的企业还没能够达到减排目标，而且极少数可能在短期不会采取行动。
王仲兵、靳晓超（2013）以沪市89家社会责任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法构建了碳信息披露指标（CDi）并实证检验了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发现结果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较少以至于资本市场信息不能充分反映，目前碳信息被认为是社会责任中环境信息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导致碳信息的增量信息功能缺失而使资本市场反应不足等，当前要实现资本市场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价值反应，其基础工作是构建规范的碳信息披露体系直至碳信息披露准则。
4研究启示
我国学者通过借鉴国内外的研究对碳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研究，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他们不同的背景以及目标的不同，对披露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没有形成全面的体系。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与气候的变化，企业经营将来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碳管制的影响，民众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中央政府更是力主低碳发展战略。因此，我国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要兼顾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还需要做更多经济后果的研究以建立完善、合理的制度、法规。
参考文献：
[1]王宁宁.低碳时代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探讨[J].商业会计，2012（2）：120-121.
[2]陈小平，王德发.碳会计核算体系研究[J].会计之友，2012（10）：14-16.
[3]刘金芹，荣云松.碳信息价值研究文献综述[J].会计之友，2014（4）：23-24.
[4]廖高，张夙，张亚连.“四化两型”建设与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实施路径[J].会计之友，2014（5）：33-35.
[5]周惠明.低碳经济环境下会计信息披露框架设计[J].财会通讯，2014（19）：127-128.
[6]储沛瑶，吴君民.财务视角下企业碳排放战略管理探究[J].财会通讯，2015（2）：69-71.
[7]闫明杰.碳会计的会计体系构建探究[J].商业会计，2011（7）：7-9.
[8]贺建刚.碳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管理绩效[J].财经论丛，2011（4）：87-92.
[9]丁小丽，尚亚楠，丁时勇.低碳会计产生的必要性及其与传统会计的差异[J].会计之友，2011（25）：46-47.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4
论文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化石燃料监管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本世纪人类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来重点讨论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成因就是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自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步入了大机械化生产阶段，化石燃料的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但其燃烧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会令气温升高，海平面升高导致某些地区出现局部的气候异常现象，形成温室效应。据报道受温室效应的影响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大部分地区将被海水淹没。另外，据美国科学家研究温室效应还会令冰封是几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重见天日，威胁人类生存。可见，温室气体的减排已迫在眉睫。
各国政府和国内诸多民间组织也在减排温室气体中起着各自的作用，起初许多国家利用行政权力干预排放主体的减排活动但却无法平衡双方利益易滋生政府腐败，在环境污染这个大背景下碳排放交易权理论便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作为一种可行性强的治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必然有着法律上的支持，比如1992年6月4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了碳减排问题；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为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理论及制度保障；欧盟各国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减排方案。下面笔者将结合自身研究来谈谈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
二、碳排放交易权理论多维度之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理论以便进行下一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各国为了实现对《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承诺，在控制国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通过市场调节将剩余的排放量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而对于那些超排的公司则可以购买额外的排放权限以免于高额的罚款。这样做看似并没有总体降低碳排放量但通过碳排放交易可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换取碳排放量份额，扶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先进的碳减排项目，满足发达国家碳排放需求的同时也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过剩的问题将其转换为资金及技术，做到南北合作共赢的局面。
其次，我们应从多角度分析碳排放权为碳排放权的交易提供理论基础。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为达到这一目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交易机制来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权利”如何看待其性质是进行理论研究及实践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在学术界对碳排放权的性质界定存在争议性和模糊性。笔者认为，我们应从经济角度与法律角度分别对碳排放权加以分析以做到全面缜密。第一，经济学角度。以经济学眼光看待碳排放权则应把其视为一种产权。碳排放权应是一种碳排放主体为完成减排配额而进行的一种交易行为，以科斯定律为基础只要碳排放权这种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它的交易成本很小，那么无论将这种产权赋予谁，在经济学领域都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在这种经济学观点的支配下，美国等国家先后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第二，法律角度。在法律上普遍将碳排放权视为一种排污权的具体表现方式。排污权是指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分配给排放者一定额度的排放污染物到环境中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实施不得损坏公共利益。法律学者将碳排放权定义为权利人依法对环境容量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以此角度，我们不难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最后，我们应着重分析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关系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支撑。碳排放权交易是指以政府为代表的所有者将环境资源中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卖给价高者，污染者既可从政府手中购买也可从同自己一样拥有此项权利的企业或个人购买。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其一，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管部门下放碳排放交易权许可与行政相对人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其二，碳排放权出让人与受让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从这点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必须以法律为支撑，以自愿交易为主同时辅以严格限制。
三、碳排放交易权国内外立法及实践之解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都规定了缔约国的主要减排义务。随着《京都议定书》的颁布，国际社会的碳排放权交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上还存在诸多不促而美国及欧盟则在碳排放交易上取得了较大成绩。
首先，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碳排放权交易的探索阶段。该阶段将排污权的交易限制在个别地区，采取补偿、泡泡、排污银行及容量节余四项基本正常，主要在于积累经验。第二阶段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排污交易机制。美国现行的碳排放权交易手段主要包括自愿性的“总量与控制”及强制性的“总量与控制”。自愿性的“总量与控制”平台主要是2003年美国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强制性的“总量与控制”平台主要是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意在将各州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联合为一个大型市场，互惠互利。
其次，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欧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地区。2002年4月欧盟批准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在次年欧盟立法会就通过了排污交易计划（简称eUetS）。2004年制定了与《京都议定书》相衔接的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内容，2008年欧盟立法会又制定了改善与扩大现有碳排放权交易内容的机制修改方案。可见，欧盟关于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实践极具有参考价值。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计划在实施上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定本国排放总量限制及受管辖范围内设施所分配的份额。第二阶段则加强排放限制。另外，欧盟对碳排放权交易做出了严格的法律限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调控范围，其中规定2005-2007年第一阶段95%的碳排放配额是无偿分配到2020年实现全部配额以拍卖的形式进行有偿分配。全面实现碳排放权的有偿交易。
四、我国碳排放交易权体系建立之法律措施解析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并没有减排义务，但这不义务着我们对二氧化碳的减排就能熟视无睹。《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承担原则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也应参与到碳排放量减少，保护环境的序列中。我国作为最早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国家之一，在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中提出了把加强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2010年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首次以文件形式确立了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目标。在实践方面，我国目前在各个省份都建立起了环境能源交易所、排污权交易所等污染物交易平台，逐步形成了碳排放权交易之风。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能忽视。首先，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排污权交易所普遍各自为政，带有严重的地域色彩，无统一标准。其次，碳排放权交易与现行环境保护法条文存在冲突。最后，碳排放权交易缺乏市场监管机制。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造成了环境有限资源的浪费。下面笔者将结合自身研究所得来谈谈如何完善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第一，保障初始碳排放交易份额分配公平是前提。公平正义是人类不断追求就价值。公平的碳排放权分配能令企业有更多的经历进行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着重污染企业改善技术，减少排污量。正如上文所述，欧盟采用的分配指标为阶段性的无偿分配及有偿分配。欧盟各国在一个历史阶段采用无偿分配，慢慢增加有偿分配比例，最终将配额完全以有偿分配形式交易。这样的渐进方式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体制的推进也逐步激发了企业的减排热情。
第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建设是关键。就立法层面而言，我国几乎没有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文法律。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仅提到了排污总量控制及排污许可制度方面内容并未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宜。直到2005年国家四部委联合通过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作为协调与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标准，但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该《办法》的效力层级以远远不能满足现阶段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需求，导致了碳排放权交易无法可依。在这里，笔者认为我们亟需一部专门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的行政性法规。其内容应包含碳排放权基础理论、排放交易规则、碳排放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纠纷解决途径及违法法律相关规定的惩罚措施等内容。依法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才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三，加大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上的监管力度是重要保障。碳排放权交易现普遍进入市场进行操作，加大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力度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比如，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交易标的的审核与折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稍有纰漏就会引发窃取配额的行为。如果我们的环境保护部门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市场的整体调控中，掌握排放单位的真实排放数额，对排放配额交易进行跟踪和核实则会促进污染企业改善技术，真正实现减排目标。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5
一、文献回顾
从广义上讲，碳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的研究范畴，但碳信息披露属于新兴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碳信息披露框架的研究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碳信息披露框架有碳披露项目(CarbonDisclosureproject，简写为CDp)的调查问卷、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的《改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关于气候变化的披露》、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的《关于气候风险披露的全球框架》、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草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指南》[1]。上述披露框架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企业应披露的碳信息内容，其中CDp主要调查企业管理者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和机会的认识、企业关于GHG排放的核算和GHG减排情况，以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措施。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认为，投资者关心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关注企业面临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形风险、管制风险、声誉风险以及企业GHG排放可能带来的财务影响，建议企业通过“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上述相关信息。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认为，企业应披露历史、现在、预期的GHG排放信息和拟采取的排放管理战略，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形风险以及与GHG管制有关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该组织强烈建议企业将其所倡导的框架与强制财务报告、CDp项目、全球报告倡议及其他披露方式结合起来使用。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披露框架涉及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分析、源自气候变化的监管风险、有形风险、GHG排放信息等内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企业根据所适用的监管路标来确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在国内，张彩平等人和谭德明等人从碳排放核算、碳排放管理、碳减排审计三个维度提出了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框架[23]。张巧良认为，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可比性是决定信息质量的三个关键因素，但CDp(2003—2010年)所提供的资讯在这三方面却不够理想，而且不能反映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以及GHG减排措施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内在联系[45]。
(二)关于已披露碳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
Doran和Quinn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碳信息披露规范，投资者很难获得有用的决策信息[6]。Stanny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更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评估碳管制对企业的影响[7]。Hesse和Kolk等认为，签约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对CDp问卷的回收有着重要作用，但投资者很难据以评价碳减排措施对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89]。
Freedman和Jaggi认为，母公司所在国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企业所披露的碳信息不利于股东了解投资对象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欧盟国家的公司对与气候变迁有关的信息披露明显劣于日本和加拿大的公司，碳排放的变化与信息披露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现有的披露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业绩[1011]。
(三)关于碳排放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
matsumura等的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企业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与债务资本成本正相关[12]。Chapple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低碳排放企业而言，高碳排放企业将受到市场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一处罚力度预计将达到企业总市值的6.57%[13]。Johnston等以美国电力企业持有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为替代变量，就资本市场对企业持有排放配额的定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排放权配额具有资产价值和实物期权价值，但资本市场更看重排放权配额的资产价值[14]。
从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已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但专门针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缺乏，而关于碳排放强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不能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因此笔者随机选取2010年入选S&p500指数的85家企业，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以是否受到美国环保局(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简写为epa)《温室气体强制报告制度》的管制为标准，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高碳排放企业和低碳排放企业两个亚样本，研究政府管制对企业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
随着碳减排监管制度的日益严厉，企业的碳排放量将逐渐成为利益相关者最为关注的环境信息，供应链厂商、普通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劳务的碳足迹信息的需求将直接影响企业的销售收入。任何碳减排措施都会对企业的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但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地实施碳减排措施，就要购买碳排放配额并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因此，企业的碳排放量不同，企业所面临的与碳排放有关的风险水平也将有所不同，资本市场对企业碳排放风险进行定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并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二)监管环境、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
相对而言，高碳排放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和更严厉的监管环境。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企业真实的碳管理绩效具有不可观察性，他们只能凭借所搜集的碳管理信息分析被投资企业可能面临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据此来预测被投资者未来预期的现金流量和评估投资对象的价值，从而决定自己预期所要求的投资报酬。从实施碳信息披露企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碳信息披露质量通过作用于资金成本而直接影响企业对自身投资项目的评价标准，间接地影响企业预期的现金流量;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碳信息披露可能被资本市场看做是企业将碳减排纳入其长期战略规划和运营系统的一种“承诺”，从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2：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假设3：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对高碳排放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价值，由于CDp报告于每年8—10月份，资本市场对该信息的反应预计会持续到年末，因此，本文以企业年末的公司股票总市值作为企业价值的近似值，记为mKt。根据提出的假设，本文将碳信息披露质量(CDLit)、企业年度碳排放总量(temitt)作为解释变量，将温室气体排放管制程度(epat)作为分组变量。由于碳信息披露仍属于环境信息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范畴，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企业规模、企业当年的盈利能力、企业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研究模型，模型中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
(三)回归分析
模型的拟合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在表5中，调整后的R2为0?565，这说明本文所构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D?w统计量为2?122，样本量为78②、解释变量为5的D?w检验上下界分别为1?55和1?75(由D?w检验上下界表所得)，由此可知自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关系。
表6为回归系数表，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都小于10，这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碳信息披露质量得分(CDLi)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8，但伴随概率为0.52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不显著。碳排放总量(temit)的回归系数为-0.171，伴随概率为0.03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碳排放量的增加会降低企业价值。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碳约束环境下，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决定了企业所面临监管风险的大小，碳信息披露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重要桥梁。本文通过对2010年入选S&p500的85家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监管环境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
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1相吻合，表明投资者对企业的碳排量信息比较敏感，并认为碳排放量多会使企业承担更多的排放成本和面临更高的管制风险，最终可能导致被投资企业的企业价值下降。
2.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相关性不高
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本文的假设2相悖，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CDp不属于主流的信息披露渠道，难以引起投资者的广泛关注。第二，CDp调查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CDp调查问卷处于不断完善中，企业向CDp的碳信息披露属自愿性披露，CDp信息难以实现从定性向定量度量的转变，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可比，等等。第三，CDLi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CDLi的信息来源仅为企业回答的CDp问卷，未考虑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报告及其他渠道披露的碳信息，因此CDLi的评分依据本身也处于不断完善中。
3.监管环境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影响较大
虽然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但两者在高碳排放企业中是负相关关系，在低碳排放企业中呈现正相关关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高排放企业面临的监管风险较大，在缺乏强制性披露规范的情况下，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越充分，对企业价值越不利。在高碳排放企业中，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且相关程度比总体样本的要高;在低碳排放企业中，企业价值与碳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国际上的碳管理趋势正透过国际产销供应链，由国家、区域层级扩展至企业层级，以公开披露排污信息为手段的管制是污染排放管制的第三次浪潮[16]。基于所得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制定标准的碳信息披露规范并将其写入主流报告
我国现有的碳排放考核指标仅适用于钢铁行业，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应当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碳信息披露报告中的评价指标，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一个适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并将其作为企业年报的一部分纳入财务报表附注中，这可以帮助企业按照投资者及政府的需求来披露碳信息，从而避免公司自主制定碳信息披露内容成本过高且针对性不强的弊端。同时，与年报相结合的披露方式便于投资者及政府部门进行碳信息的搜集，可以避免非传统信息披露方式对企业碳信息披露信号传递效果的削弱。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二氧化碳；碳排放权
从“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气候问题备受关注，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的全球性共识。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我国现有碳交易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cmd)项目以及个别地域、行业的交易个案，对于占比超过80％的国际配额交易市场，我国依然没有涉足。由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国际碳交易规则基本上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我国被迫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我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这导致我国难以发挥资源量大的优势，难以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迫在眉睫。
一、碳交易的内涵
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的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科斯定理一直被认为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进行生产经营，为社会提品和服务的，问题在于企业获得利润的同时并未承担排放二氧化碳的环境污染成本，使得经济活动不能体现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稀缺的环境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科斯认为解决环境资源市场失灵的关键是产权，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使其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解决污染外部性问题。据此，经济学家们提议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市场机制评价环境资源的价值，使其外部性内部化。《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意味着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或碳产权。目前，在欧洲、美国等金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型的碳排放交易中心，如欧盟co2排放量交易体系、欧洲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譬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或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其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碳交易从资本的层面人手，通过划分环境容易，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使得金融资本通过碳交易市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碳交易的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二氧化碳的最大的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放权；接着，政府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碳排放权，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公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力能合法交易。在市场上，排放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放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本质就是承认碳资产商品化，提供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数量化、资产化、市场化的途径，使之成为非公共物品，成为一种生产过程中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对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达到二氧化碳减排的目的。
二、碳交易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宏观经济帕累托改进
发展碳交易市场首先要确定我国范围内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凸显环境资源稀缺性。碳交易市场机制的价格发现功能可实现碳排放权的合理定价，使环境资源成本外部性向企业生产活动内部化转化。碳排放权获得类似垄断资源的身份，微观经济主体受成本一收益的驱动会珍惜有限的碳排放权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可诱发一系列的低碳经济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微观主体排放成本控制及低碳经济活动将会使我国宏观经济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使污染治理总体费用得到大幅降低，逐步建立起高效的经济一能源系统。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最终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及整体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二)能使减排成本收益转化
碳交易市场机制下的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其价格信号功能引导经济主体把碳排放成本作为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企业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碳资产管理将促进经济发展的碳成本向碳收益转化。碳交易市场兴起并可带动形成以碳排放权为中心的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形成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减排成本收益转化——低碳资金投入的良性低碳循环。
(三)促进低碳技术转移
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使得碳排放边际成本较低的排污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转让或储存剩余的排放权，碳排放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购买行为的本身既包含实际减排额度的转让也包含低碳技术的交易。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污染治理的最终任务必将落在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或专业化减排处理的企业身上，客观上促进了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技术应用和创新。
(四)引发低碳能源革命
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基本保证。新能源属于低碳能源，新能源的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深处所产生的热能，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聚变能、水能和海洋能以及由可再生能源衍生出来的生物燃料和氢所产生的能量。也可以说，新能源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碳交易市场机制解决了二氧化碳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问题，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定价，使其成为经济主体生产活动的要素。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势必会引发能源革命，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开发，降低化石能源比重，改变能源结构，促进经济主体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量，能源消费由传统高碳能源逐渐向低碳新能源过渡。
(五)促进低碳经济转型
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排成本收益转化、资金融通功能以及促进低碳技术转移功能有利于企业加强低碳产品的投资，有利于打破产业投资锁定效应，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及新型低碳产业的兴起。宏观上有利于政府以低碳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要求，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重点和方向，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降低“高碳”产业的比例，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低碳产品的出口。调整我国目前技术含量、环保标准和附加值都比较低的出口产业结构，鼓励能效较高的产品出口，以应对各类环境贸易壁垒，最终构建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为核心的新型低碳经济体系。
三、我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路径选择
(一)碳交易市场体系构建的要素
1 污染总量控制。只有控制了碳排放空间的使用上限，才能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经济物品，碳排放权才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以实现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碳排放总量由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环境质量现状、污染源情况、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确定。碳排放总量限定直接关系到交易能否顺利开展，排放权数量过大，会使区域内碳排放超过环境容量，减排效果难以实现；排放权数量过小，则会导致碳排放成本超越社会经济技术承受能力，较高的碳排放权价格使得企业不愿购买排放权而引发非法排放行为。
2 环境产权明晰。环境资源等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即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导致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科斯定理将外部不经济性与产权联系起来，强调通过或依靠私人行为来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界定完善的资源产权制度。据此，在环境产权界定明晰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率的市场，可以执行市场转让的产权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解决二氧化碳排放不经济问题，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
3 市场自由交易。碳交易市场必须保证经济主体之间能够自由交易。对排放权卖方而言，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放权，出售排放权获得的经济回报实质上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对买方而言，由于无法按政府要求减排而购买排放权，支出的费用实质上是外部不经济性的代价。市场决定着碳排放权的价格，市场机制的配置促使经济主体约束自身排放行为。允许碳排放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既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企业为了节约环保开支，必然要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更加有效的技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排放权节余又会给企业带来收益。
4 政府适度干预。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会导致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政府调控行为则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主要作用在于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政府行为包括：制定排放总量、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监督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交易进行管理等。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政府也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进行购买或出售排放权的交易，但政府主要行使监管职能，参与市场交易是次要的，并且政府交易在整个交易市场中不占主要份额。
(二)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路径选择
1 以总量控制为前提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碳排放权一级市场是指排放者与政府之间进行交易，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有偿取得。首先，必须坚持碳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对我国环境容量科学测算，规定一定时间和区域内可供使用的容量资源的总量和上限。然后，按照“污染者付费”(poiluterpayprinciple，ppp)原则，排放权应以一定方式有偿分配给排放者。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看，一般情况下政府每年定期与排放者进行交易，交易形式主要有招标、拍卖、以固定价值出售，甚至无偿划拨等。对社会公用事业、排放量小且不超过一定排放标准的排放者，可以采取无偿给予或低价出售的办法；而对于经营性单位、排放量大的排放者，多采取拍卖或其他市场方式出售。一级市场无需固定交易地点，交易时间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
由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初始分配方式的设定必须考虑国情的适应性。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着国内改革和外部竞争的双重挑战，对于政策风险的冲击比较敏感，企业排放权拍卖会增加企业交易成本，而免费分配模式则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排放权分配总体格局的前提下，顺利实现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现存排放收费制度的对接。因此，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宜采用混合分配方式，在排放权交易计划的最初，可以确定一个免费分配或固定价格出售的比例，再将该比例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阶段，逐渐降低免费分配或固定价格出售的比例数额，直到实行完全拍卖。
2 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导的二级市场。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主要由法律决定排放权一级市场(初始分配)的公平性，由市场决定排放权二级市场(再分配)的效率，两者在实施手段、参与主体、风险大小、作用效果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别。二级市场是排放者之间的交易场所，是实现碳排放权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1)价格机制。定位为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主要由市场主导。二级市场一般需要有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和固定交易方式。排放者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后，如果排放需求大，就可以在满足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二级市场上买人；相反，如果企业减少排放有富余的排放指标，则可以在二级市场售出获利。新建、扩建和改建企业可以从一级市场获得排放指标，也可通过二级市场获得排放指标。(2)交易方式。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具有分散性、低透明度、信息不易收集、不易调控的特点，导致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信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准确性。碳排放权期货交易的透明度高，竞争公开化、公平化，交易者众多，有助于形成公正的价格，合约标准化、交易成本低，并可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以控制风险。因此，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采用现货交易为基础，期货交易为辅的交易方式，期货市场为现货市场上碳排放权的供给和需求的企业提供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3)交易平台。第一，区域性与全国易平台相结合。碳交易平台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必须考虑区域差异性，首先应按照区域发展条件和经济基础内在一致性与区外有较大的差异性、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性和区域联系紧密性的原则成立若干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种资源和信息，逐步形成全国碳交易统一市场框架体系。第二，实体交易与网络交易相结合。在建立实体性的交易市场同时，构建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上进行交易。利用此交易平台，会员可以卖出超标减排量来获得额外利润，或者买人不足的减排量以履行义务；系统地做好可持续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向股东、评议机构、市民、消费者和客户展示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远景；通过及早采取具有信用度的减排和认购补偿行动，使企业在同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认同；通过交易所聘请的具有温室气体减排量审核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定期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有选择地采用各种减排技术和措施进行碳减排。
3 严格的交易管理与监测制度。在我国要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排放权交易中必须发挥监督和审核作用。具体来说，各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现阶段可委托各级环境监察机构来具体实施。(1)交易过程管理。第一，确认交易权，鉴定审核交易标的。在交易活动之前，须经过调查监测；第二，确认交易出让方富裕排放指标的真实性，指导交易参与者确定交易指标价格或价格幅度；第三，确认交易双方交易协议的有效性，确认双方交易转让的排放量、排放去向以及有关技术要求；第四，督促双方在交易完成后及时办理排放许可证变更手续，明确各方责任；第五，对排放交易工作进行整体评估、统计，总结、完善交易管理体制。(2)交易监测体系。构建污染源基础数据库信息平台、排放指标有偿分配管理平台、污染源排放量监测核定平台、污染源排放交易账户管理平台等的力度，建立企业排放合帐制度，全面管理参加有偿分配和排放交易体系的污染源，保障碳排放在有效的监控之下。严格查禁企业超标排放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促使企业减少排放，积极走向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总量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要及时制止滥用转让权，以及非法转让排放权的买卖行为，规范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无序现象，确保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上能够正常交易。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7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建立违法交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体系等观点，从而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规范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英国于2003年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是指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对自然系统产生较小负面影响。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技术革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低碳经济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减少碳的排放，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具体而言，是指由环保部门根据各种指标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依据一定标准将碳排放总量目标分配给各区域和企业，允许碳排放许可额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市场主体自发的力量，通过有效的市场交易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和成本有效对应，从而调动企业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自发主动减少碳排放，从而建立低碳排放的经济模式。
2008年7月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山西吕梁节能减排交易中心，迈出了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第一步。这四个市场的建立表明，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在以上地方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但由于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支持，这些交易所都算不上真正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导致对市场的培育力度不够，交易主体范围狭窄，交易价格不稳定、不透明等问题。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也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在交易过程当中由于我国对碳排污权交易中定价没有话语权，议价能力低下，使得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标准和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内容凌乱、对违法交易的法律制裁力度不强等问题。因此，如何从法律制度上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确立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
碳排放总量限制原则。碳排放总量限制是以一定区域内环境能承受的碳排放总量为依据，计算出各种特定物允许碳排放的总量，并据此对该区域内的企业作出碳排放的限量规定，以达到该区域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是不能对该区域内碳排放的总量进行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该区域内的环境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碳排放物备案原则。需要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单位，必须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碳排放物的备案，将单位所拥有的碳排放物的排放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碳排放物的数量进行登记，并需要提供防治污染环境的相关材料。如果该单位的碳排放物种类、数量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及时到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备案。碳排放物备案可以使环境保护部门及时全面地了解掌握本区域内碳排放情况，为科学合理地确定本地区碳排放许可证配额提供客观依据。
政府监督原则。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采用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方式，通过市场竞争使碳排放权得到合理的配置。但是，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碳排放权的交易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来进行引导和监督，靠政府的公信力和强制力来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引导和监督至关重要。
意思自治原则。首先，碳排放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法律属性上应该属于《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其次，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民事主体；最后，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碳排放权交易必须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允许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拥有碳排放许可交易资格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合法交易。
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和方式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来确定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标准，将排放总量进行分配，分配配额应当综合考量地区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排放记录、预测排放数值等各种因素。根据排放目标的实施情况和低碳技术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审核每年的配额数量。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上，笔者建议采用出售和拍卖等有偿的方式。具体操作中，应由环保部门根据上年度本区域各单位碳排放情况，确定本年度可以出售和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并可预留适量的碳排放权用于奖励和吸引更多新的投资。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以一年为一个周期，这样有利于加快交易频率，激活交易市场。环保部门应以上年度的12月31日为截止日，碳排放权分配系统和审核系统将自动计算出碳排放源的实际排放量和富余量，同时把信息反馈给总量目标系统，以便准确确定来年的碳排放总量标准，富余量从第二年的1月1日起允许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完善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容
（一）交易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是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碳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分阶段逐步展开，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按事先设定的标准确定具体的交易主体，交易主体应该到环保部门进行登记，接受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门事先设定的标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交易主体应是每年定期进行碳排放物备案登记的企业；第二，交易主体范围限于排放同类碳排放物的企业之间，这样既可以使碳排放权交易有效进行，又可以避免因交易所带来的污染监管不力、环境污染失控等结果；第三，能耗高、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总体规划的企业，不得受让碳排放指标；第四，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充当交易主体，如在环境质量恶化时，买进大量碳排放指标，进行宏观调控。
（二）交易标的
碳排放权交易的标的是指企业在达到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总量后超额减少的“节余”指标。碳排放权使用人依法在一级市场取得一定的碳排放许可额后，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碳排放许可额的富余，二级市场就是对这些碳排放许可额进行的交易。企业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提高碳排放的污染治理能力，从而具有了碳排放的减少量，对于企业是选择将这种减少量出售获利还是选择留存，以备以后企业自身业务发展时使用，法律应给予相应的保护，保障企业对超额减少的“节余”碳排放指标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三）交易合同
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应当充分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公法化属性。因为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自治，要受环境公共利益等条件的限制，这与传统的民事合同存在很大的差别。意思自治是传统民事合同的本质，如果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纳入传统民事合同范畴按照意思自治原则，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应该是当事人意思自由协商的结果，政府无权对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进行干预，并且除当事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但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涉及到对环境容量的使用。企业通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对环境容量取得合法的使用权，但环境容量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同一环境资源物品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在碳排放权的市场配置中，必须加入公共意志的干预因素。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意志和公共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公共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当事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公共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公共意志的作用范围决定着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另一方面，公共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当事人意志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发挥作用。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同时满足当事人经济利益和公众的环境利益，合同成为平衡二者利益的支撑点。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是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的途径，其合同的实质就是“利益平衡”问题，即当事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强调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四）交易中介机构
交易成本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始终存在，如信息的成本、交易谈判的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否则就会抵减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实际获得的利益，交易将变得无利可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就不能顺利发展。另外，我国的企业具有规模大小不等、数量繁多、分布不固定等特点，这也会增加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因此，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建立至关重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企业交易的实际收益。笔者建议，碳排放权交易中介机构的业务应当包括提供交易信息、进行交易、办理碳排放权的储存、借贷等方面。
（五）交易程序
笔者认为碳排放权的交易程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应该向环保部门提出交易申请，并提交交易双方的详细资料、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说明等。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必须取得环保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才可以进行交易。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的审核应包括对双方的审核和对交易本身的审核，由此确定其可以交易的碳排放额，并对交易前后的环境质量进行检测。再次，碳排放交易各方就碳排放权交易的数量、价格、时间等具体内容应进行充分地协商，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合同。最后，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就交易达成的初步协议须上报环保部门审批。若审查符合要求，环保部门则批准该协议并交付执行，变更双方的碳排放许可额，颁发特殊的许可证，并监督交易的正常进行。
建立查处违法交易的法律责任体系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特点及国内、外的立法实践，在一级市场里主要涉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者主要承担行政责任；二级市场是碳排放权主体之间的交易，同时存在环保部门的管理，违法者将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严重者将承担刑事责任。
具体可作如下规定：对于不报送或不按期报送碳排放量削减计划的，可以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改正；对于拒绝或者谎报有关碳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拒绝环保部门检查或者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可以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处以一定范围内的罚款；对于无碳排放许可证或超过许可证允许排放量排放的，非法出卖碳排放许可证的，可以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吊销碳排放许可证；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讼且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环保部门的执法人员，在执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督管理工作时应当出示证件、文明执法，对、、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民事责任，可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99（3）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8
关键词：土地利用碳排放低碳管理
中图分类号：X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2（b）-0093-02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正在逐渐变暖，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二氧化碳等气体的不断排放所致。气候的不正常变化体现了目前环境所处的危机，因此，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势在必行。土地利用关系到环境的变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通过土地利用和变化引起的直接碳排放所占比例较大，对于全球碳循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通过土地利用角度开展人为碳排放的相关研究正在不断提升日程，而且，由于土地利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该文主要探讨了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其低碳管理研究进展。
1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研究进展
1.1核算
为了更好地研究土地利用的直接碳排放效应，理解其过程，并不断优化该项工作，需要通过核算的方式进一步确定土地利用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这是开展各种工作的基础。上至国家，下至城市和区域，关于土地利用的核算研究可谓涉及多方面。
在国家层面，ipCC的相关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十分具有代表性，该指南可以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提供参考[1]。UnFCCC等权威机构先后推出了关于世界碳排放的相关历史数据，极大地推动了土地利用核算的相关研究进展。
在区域层面，ipCC的国家清单法依然是主要的核算方式。但由于该核算体系中的确性参数不能反映不同区域的情况，很难体F出区域的差异性，更侧重整体核算，因此，我国的一些学者更侧重于采用机理模型、样地清查等方法[2]。中国市场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植被―土壤―气候相互关系的机理模型来模拟自然碳循环。通过该机理模型的核算，可以准确核算碳排放量，但是却无法解决由于区域差异造成的一些问题。还有学者用样地清查法测算碳累积量，这样就可以根据节点算出碳的排放量。还有学者利用卫星遥感与地图数据进行核算，重在通过生物量推算出碳排放与变化，该方法的核算尺度广泛，但是结果却容易受到影响。
在城市层面，受到城市、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核算的方法尚不完善。目前，采用全面核算的研究主要是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理事会提供的温室气体评估和预测软件是进行全面核算的主要软件，该软件可支持许多城市的评估结果对比，使评估结果更加权威。目前，以纽约、多伦多为首的多个发达国家城市加入到这一理事会中，应用该软件进行全面核算。作为非会员的中国并没有使用该软件的权利。还有一部分学者采用样地清查法进行碳排放的核算。中国也开始使用该方法，不过研究成果有限，还没有大面积在全国开展研究。样地清查法不适合大尺度研究，结果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近几年来，微气象学涡度技术可以直接通过观测得到二氧化碳的排放数据，在我国，该项技术还没有大规模使用。
1.2机理研究
碳排放以人为因素影响居多，研究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效应的机理从而制定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碳排放机理易于理解，人类活动会影响碳排放，比如砍伐树木、植树造林等活动都会影响植物的生物量和植被的碳储量。关于碳排放，主要是由于许多城市大力发展工业造成的[3]。城市需要不断发展，扩大规模和建设，相应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研究层出不穷，但相对的土壤、区域植被碳储量研究成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国内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学者对上海城市土壤的有机碳和无机碳影响，找到影响城市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方法，其主要采取样地清查法。
另外，土地管理也是机理研究的工作重点。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不同，承担的内容不同，那么其碳排放的机制也会有不同。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其所面临的碳排放可谓是最为严重，一旦农田使用的土壤中碳有了变化，就会影响整个农田生态系统正常运行。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问题。有的认为气候、人为因素、土壤所产生的一系列化学反应等作用会深刻影响农田土壤碳排放。还有人认为长期免耕十分有利于土壤中有机碳的含量稳定和增长。还有学者认为不同的施肥方式会对农田土壤的有机碳产生很大影响，使用有机肥和无机肥能够大大提高土壤中有机碳的含量。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
一、低碳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
（一）低碳经济的提出与内涵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其核心是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减排方式创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生存发展观念，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与可持续发展。在这之后，向低碳经济转型逐渐取得世界各国的共识。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已经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美国主张通过技术途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也积极加入到低碳发展的行业中。2006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成为我国政府关注发展低碳经济的开端。2010年3月，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成为两会的主题，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内容即为低碳环保。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的涵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正确处理与环境、员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充分利用企业内部所拥有的资源监督和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根据2009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通过应用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企业经营的目标是不断创造和增加价值，目前的内部审计是增值型审计，基于这一共同的目标，内部审计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其职能，评价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为企业发展提供建议，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必要性
（一）企业低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
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环境背景下，以及各种政策制度的推动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作为企业碳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这也为我们研究企业低碳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良好契机。但经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我们发现企业对于其低碳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缺乏独立监督和评价，且披露内容较少。在报告中企业只愿意披露其必尽责任信息，而对于应尽和愿尽责任却披露较少。此外，由于我国碳信息披露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的碳信息披露缺乏统一的标准，各项相关制度还有待改善，碳信息需求和供给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很少有企业愿意将其经营活动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部分考虑，更不愿意在对外报告中提及其节能减排的有关信息。
（二）开展低碳社会责任内部审计必要性
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人类面临的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问题日益严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气候环境问题尤为突出，近年来持续不断的雾霾天气更是为我国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在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将会更加关注社会效益。因此需要持续评价、监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而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能站在企业整体角度，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识别和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风险，并设计相关程序评估这些风险，避免企业因忽视社会责任而承担不必要成本。
三、低碳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模式构建
（一）低碳社会责任内部审计主体
低碳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主体包括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政府审计部门以及注册会计师等社会审计机构。其中内部审计是企业监管的第一道防线，内审人员在低碳社会责任审计过程中具有很多优势。首先，内审人员的独立性保证了其能够客观、自由的工作，不偏不倚地提出审计意见。其次内审人员的专业性强，当低碳经济涉及到企业产品的销售、银行贷款的取得以及企业的税负时，内审部门需要对各项业务活动在低碳经济下运行情况进行及时监督检查并提出改进建议。最后，内审人员熟悉企业文化和L险，具有整合企业内部控制的能力，低碳经济背景下，内审人员的职能开始由传统的检查、监督向评价、咨询职能转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影响着企业投资、融资等各项经营决策，因此需要内审人员在企业持续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提供独到的见解。
（二）低碳社会责任内部审计内容
1.企业低碳合规性审计。内审机构在低碳社会责任审计中，内审人员首先应掌握组织应该使用哪些相关的环境方面的政策、制度或标准，以及法律法规对被审单位所作出的特殊规定。另一方面内审人员要检查组织过去和现在的经营管理活动中是否违反过低碳经济政策、法规，若有违反则结果如何，及时告知企业管理当局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承担的责任及受到的处罚，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此外，对于不同的行业企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除了应遵循国家、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外，内审人员也应协助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机构从企业发展战略出发，规定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生产过程的低碳标准及其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做出的努力。
2.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低碳审计。内审人员应首先对企业低碳管理系统进行审查和评估，确保企业低碳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企业低碳管理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效率发表客观、独立的评价建议，并随时改进企业在低碳管理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其次，内审人员还应具体了解企业现行低碳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根据产品生命周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分为产品设计、材料购、产品制造、产品销售和产品使用及循环再利用五个阶段。内审人员应检查和评价每个阶段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比如，企业是否使用了可再生能源、新型环保材料，是否已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了最低，是否建立了绿色物流系统，等等。对存在改进空间的生产环节，通过企业流程再造重新设计低碳管理制度，并确保制度的贯彻执行，提升环境绩效。
3.企业低碳资金使用绩效审计。企业的环保资金是企业资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资金的有效利用对组织的现实运作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企业低碳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政府提供的财政专项资金、税收减免和贷款贴息，以及企业以低碳方式取得的绿色专项贷款。内审人员要发挥其监督作用，检查低碳资金的取得、管理、使用的合规性、真实性，重点考察资金划拨使用的授权审批制度，资金管理过程中有无中间环节的截留、挪用现象，资金的使用是否遵循了效益最大化原则，是否达到了预期的使用效果。
4.企业碳排放量审计。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有直接或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都要在碳排放报告中进行记录。具体而言，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审计是指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碳氧化物、硫化物等。在对企业碳排放量的内部审计中，需要内审人员对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算，并审计温室气体排放是否达到预期的低碳减排促进效果。
（三）低碳社会责任审计内部审计程序及方法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开展低碳社会责任审计必须要积极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这要求内审人员在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方面发挥检查、监督、咨询及评价职能，进行事前规划、事中监督、事后评价。首先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战略目标，确立低碳内部审计活动的目标计划；其次内审部门通过咨询、确认活动具体监督和评价企业低碳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最后出具企业低碳社会责任内部审计报告，提出相关建议和改进措施，督促管理层履行低碳社会责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内部审计程序如下页图1所示。
四、大唐国际公司低碳审计案例研究
电力资源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资源，电力行业的发展以环境、资源为支撑，其在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的能耗同时也会排放大量的污染气体。因此本文从电力行业入手，选取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来进行碳排放研究，从而对低碳内部审计提供启示。
（一）背景介绍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大型独立发电公司之一。面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公司始终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h境友好型”企业，坚持绿色运营，将绿色低碳理念也逐步融入生产运营全过程，大力推广节能新技术，大规模开展脱硫、脱硝、除尘设备改造，注重灰渣、粉煤灰、脱硫石膏和废水的综合利用。最近几年，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废水达标排放率均完成100%，始终保持行业领先水平。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公司积极推广节能新技术，加快推进节能升级改造，持续降低机组能耗水平。2015年，公司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公司总装机容量的26.12%。单位供电煤耗和单位发电油耗均有所下降。可见公司不断地加大对项目改造和新能源的投入，降低成本，以生产更环保的产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基于上述案例背景，本文选取了大唐国际公司2011―2015年的碳排放量情况和环保改造投入情况，详见表1、表2。
（二）案例分析
基于表1、表2数据，逐年进行对比分析，首先从2011年到2015年大唐国际公司的环保改造投入逐年递增，而且增长幅度迅猛，其中2011年到2012年增幅达到了102.24%，2013年到2014年增幅超过40%。其次，公司的供电煤耗以及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指标都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截至2015年，公司烟尘排放率达到0.05，供电煤耗达到305.72，二氧化硫排放率到达0.17，氮氧化物的排放率达到0.24。其中，2014年到2015年烟尘排放率、二氧化硫排放率、氮氧化物排放率下降幅度分别达到了28.57%、32%和33.33%。最后，通过两张表格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公司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环保改造投入成正相关，公司因为环保改造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将远大于投入，不仅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也有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树立企业的形象。
（三）对低碳内部审计的启示
大唐集团每年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都会公告碳排放信息，说明日常工作中对碳排放记录的好，这将会对低碳内部审计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内审人员能比较容易地获得所需的数据。此外，大唐国际公司还设立了专门的碳审计部门，并加强对碳审计人才的培训，这也是执行低碳经济政策的有效手段之一。而现实中有一些企业没有意识到碳信息披露和碳信息内部审计的重要性，认为披露甚至是日常记录与否不会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实际上，内审人员要对碳信息的生成、报告、披露全过程进行监督、评价，保证碳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企业才能更好的履行低碳社会责任。
由于我国碳审计起步晚，企业对碳审计的了解不足，企业没有认识到低碳发展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加之社会公众对它的认知度较低，执行意识薄弱，难以形成规范有效的低碳管理系统。目前我国碳审计仍主要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内部审计的地位不突出，事实上内审人员在碳审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发挥好内审作用，有助于企业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J
参考文献：
[1]郭芬.低碳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研究[D].湖南大学，2011.
[2]李永臣.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3]许叶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与企业价值[J].浙江学刊，2009，（6）：174-178.
[4]杨鹏飞.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审计职能研究[J].财会研究，2015，（2）：54-56.
[5]张凤元.低碳经济下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探讨[J].对外经贸，2013，（1）：118-120.
[6]郑立乔.低碳经济背景下国内企业碳审计制度框架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3.
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内容篇10
一、关于推进低碳人才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原则
低碳转型本身就是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完成转变发展方式的社会变革，单靠社会自发力量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合理规划。
（二）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原则
低碳人才具有转型性、技术性强的特点，无论是对政府官员还是企业运营及技术人员，都有很高的专业要求，特别是对从事碳排放数据统计、报告与核查的人员，数据的真实有效性对政策决策的科学合理性有较大影响，更关乎碳交易政策工具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因此，低碳人才体系建设必须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归口管理，加强政策及专业指导。
（三）纳入国家人才体系原则
国家对人才队伍建设、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审批等有统一的政策与管理，低碳人才体系建设首先应符合国家整体人才建设的方针政策，并注意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
（四）科学设计合理规划原则
目前，低碳人才体系建设缺乏相关标准和框架体系，需结合结合我国教育、人才、培训体系建设，根据低碳转型需求和阶段性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以便充分调动各方社会力量和国内外资源，推动我国人才体系建设。
二、低碳人才体系建设的初步实施思路与步骤
为确保国内碳交易试点的顺利进行，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尽快组织实施开展应急低碳人才培训计划，为国内碳交易试点的平稳启动与运行提供人才保障。基于上述基本原则，拟按“三步走”战略思路推进实施我国低碳人才体系建设工作。
（一）以两类试点为切入点，重点突破，积累经验
目前，低碳和碳交易试点在推进工作过程中共同面临相关人才短缺的问题。一方面，国内拟加强对地方的指导，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培训，以缓解地方低碳人才短缺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内推动地方进一步培育并增强自主“造血”功能，为国内低碳人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做好铺垫。
一是选择试点地区进行重点突破。以满足碳交易试点能力建设需求导向，建议首先选取北京、湖北、深圳作为重点突破地区，进而推广试点经验。
基本需求：试点地区在碳交易能力建设方面的需求主要为主管政府部门、纳入参与碳交易的企业及地方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培训及能力建设。
培训内容：碳交易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和运行原理、政府主要管理职能和相应要求（包括配额分配与拍卖、组织实施碳排放数据报送与核查、第三方核查机构的监督管理、登记注册系统的管理与维护、企业遵约评估与奖惩、市场监管内容与要求、碳市场数据统计、分析与信息等）；企业参与碳交易、进行碳资产管理相关技能、碳排放数据统计与报送的方法和要求，汇总、提交企业碳排放数据和配合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数据核查的能力。
二是选择典型行业切入具体领域。从行业层面全面梳理碳交易制度的社会经济影响和应对举措，并针对重点行业开展能力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纳入试点行业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也有利于试点外类此行业企业参与碳交易做好充分准备。建议首选电力、石化两个典型行业作为切入点，提高行业参与碳交易的能力和意识，满足碳交易试点地区的紧迫需求，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做好铺垫。
基本需求：配额总量和分配规则行业影响、行业基准线的确定和重要性、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规则。
培训内容：碳交易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运行原理及其对行业企业的影响，行业参与碳交易、进行碳资产管理相关风险机遇及具体策略，行业技术水平和确定基准线的不同方法及影响，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统计报送的方法和要求。
（二）总结经验，科学规划，为建立规范化低碳人才体系创造条件
在试点工作基础上，借鉴国际成熟实践经验，逐步明确低碳人才范围、类别和标准，着眼于以建立规范化、制度化低碳人才培养、技能认定、从业资格审查机制，科学制定工作方案。低碳人才体系建设，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对行业健康发展及公信力有重要影响的关键领域。从根本上看，人才体系建设离不开低碳行业本身的发展壮大，国内需在宏观层面加强低碳转型力度，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向企业发出明确信号，旨在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将低碳人才体系建设纳入国内政策框架。
（三）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成熟、完善的低碳人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