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1
在欧盟各种限制中国商品的手段中，反补贴是在2010年之后才出现的。尽管出现较晚，但反补贴调查通常伴随着其他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巨大，波及范围广泛，因而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如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若成立，涉案金额就超过了200亿欧元。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将逐渐失去保护的作用后，反补贴很可能成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限制中国产品的重要手段。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欧盟对华反补贴的现状及特点
（一）欧盟对华反补贴现状
2010年是欧盟对华反补贴调查的元年。2010年2月18日，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并于同年4月17日向该产品发起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是欧盟第一次对中国的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也是欧盟对中国同一产品首次同时采取两项贸易救济措施。时隔两个多月，欧盟就针对中国产品发起了新一轮更猛烈的救济措施。2010年6月30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数据卡进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调查，同年9月16日，又对该产品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是欧盟首次对从中国进口的单一产品同时使用三种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高达41亿美元，刷新了中国单一产品遭遇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的最高值。
2012年2月22日，应欧洲钢铁工业联盟（eurofer）的申请，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有机涂层钢板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欧盟曾于2011年12月对我国出口的相同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12年4月27日，应欧盟自行车生产商协会（eBma）的申请，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实际上，自1993年至今，欧盟已经对我国自行车征收了长达20年的反倾销税，1997年，欧盟将反倾销税扩展至自行车零部件，2005年7月又将该反倾销税率由30.6%上调到48.5%。2012年11月8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晶体硅光伏组件及关键零部件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是欧盟2012年对华的第三起反补贴调查。欧盟已在2012年9月6日对该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如前所述，这也是迄今为止欧盟对我国最大规模的贸易诉讼。
2013年4月27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能玻璃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此前的2月份，该商品就已经遭遇了来自欧盟的反倾销立案调查。
表1列举了以上6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以及案件进展。在6起案件中，4起已做出了裁决，其中，2起案件以征收“双反”税告终。
（二）欧盟对华反补贴调查的特点
1.反补贴调查均与其他贸易救济措施同时进行。在以往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案件中，欧盟一直是单独采取一种措施，但涉及到反补贴调查的几起案例中，欧盟均同时采取“双反”调查，甚至同时开启“两反一保”三种调查，这种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多种救济调查的情形大大加剧了案件的复杂性，更为中国企业应诉增加了难度，其本质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严重干扰了正常贸易。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中欧贸易摩擦中，为了达到高度保护的目的，欧盟同时动用包括反补贴调查在内的多种救济手段有可能成为常态。
2.六起案件中被指控的补贴项目高度相似。如表2所示，在欧盟对华铜版纸及数据卡反补贴调查案中，欧盟均申诉了六大类补贴项目，前五项是完全一致的，而第六项只是在措辞上有所不同，即铜版纸案中为经济开发区项目，数据卡案中为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包括经济特区及工业园区。在有机涂层钢板案中申诉项目合计七大类，与前述两起案件相对比有所调整，并增加了利率补贴、政府高于市场价格的采购、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有助于钢铁产业的区域项目等。而其后对光伏产品和太阳能玻璃的申诉项目完全一致，即分别对太阳能面板产业和太阳能玻璃产业的优惠贷款、政府拨款、政府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直接税的减免、间接税和进口关税。在每类具体补贴项目中，六起案件也非常相似，如优惠贷款均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政府政策性银行提供的低利率贷款；所得税项目均包括“两免三减半”项目下的所得税减免、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减免等；间接税均包括增值税减免、进口关税包括进口设备关税减免；政府拨款包括国家创新基金和名牌奖励等。
3.涉案产品向高科技产品蔓延。欧盟对华反补贴调查的首例案件涉案产品铜版纸，是低技术含量的资源消耗型产品，属于中国传统的贸易摩擦集中领域。第二起案件的涉案产品数据卡，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涉案企业更是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骨干企业。而最近两起案件中，欧盟反补贴调查的产品分别为光伏产品、太阳能玻璃，均为高新技术产品。这表明欧盟对华反补贴调查不会主要集中于玩具、纺织品、铜版纸、钢铁等低附加值产品，高科技产品同样也可能成为调查的对象。尤其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一经认定后，均会享受各级政府的优惠政策，并可申请国家创新基金，而这些优惠政策能否划归到wto不可申诉的补贴中，事实上是没有一个标准界限的。因此，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更要未雨绸缪，做好相关准备，以应对欧盟包括对华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
二、欧盟反补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反补贴波及涉案产品的整个产业链
在反补贴中受损的不仅局限于特定的一家或数家涉案企业，更会波及涉案产品的整个产业链，尤其是产业链中与涉案企业密切相关的下游企业。一旦对反补贴案应诉失败，多个企业乃至相关联的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如欧盟裁决对中国有机涂层钢板征收“双反”税，不仅国内钢企面临更高税赋，还使得欧洲企业可以向中国任何以钢铁为主要原材料的产品发难，为欧洲企业申请对中国汽车、家电等用钢品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中国从汽车到白色家电的各种产品都可能受到影响。
（二）反补贴调查针对企业和政府
反补贴调查不仅对涉案企业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更重要的是，国民经济的各领域均会受到影响。补贴是政府行为，反补贴调查直指政府优惠政策，这将使政府经济体制和政策遭受质疑，影响政府经济体制的运行和政策的实施。在欧盟对华六起反补贴调查案中，调查的补贴项目涉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商业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各级税务部门等从中央到地方各机构名目众多的“优惠政策”，其中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五年发展规划给予企业的资金扶持和科研奖励津贴、贴息优惠贷款、政策性贷款和税收减免等，这些政策涉及了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
（三）反补贴大大削弱了出口商品竞争力
一方面，欧盟一旦认定我国对出口商品给予补贴，将会向相关企业的涉案产品征收比例不等的反补贴税，使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大幅增加，出口产品竞争力大大削弱。即便没有征收反补贴税或临时反补贴税，中国的相关产业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如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反补贴调查案件中，2013年7月，中欧就光伏产品反倾销案达成价格承诺，欧委会宣布不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并将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案和反补贴案合并调查。但事实上，对中国出口商来说，这个谈判结果的限制措施非常严格，要满足其中的所有条件，也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同样的价格承诺，对于不同经营状况的企业来说，其接受程度也不同。因此，无法排除一些企业会绕开协议，或一些中国企业出现倒闭的情况。另一方面，为减少欧盟对我国提起的反补贴调查，或在反补贴调查中避免补贴的认定，我国政府可能按照欧盟的要求，自动调整对相关产业的优惠扶持政策，这必将削弱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最终影响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升级。
（四）欧盟对华“双反”调查使我国产品遭受双重救济
欧盟不顾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坚持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仅对我国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选择“替代国”价格的做法来确定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同时又对我国相同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表面上，欧盟认为我国出口产品倾销和补贴的实施主体分别为企业和各级政府，因而可以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双重调查，并双重征税，事实上这种“双反”措施的实施，构成了对我国企业的双重歧视，使我国出口企业遭遇双重救济，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
（五）“双反”调查容易被其他国家效仿和滥用
当我国出口产品在某一国遭到反补贴调查后，其他国家为防止被调查的商品转向自己的国家，也会对我国同类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而一个反补贴案件中认定的补贴项目，常常会被其他国家援引为后续反补贴调查的证据，从而引发更多的反补贴调查案件和补贴认定。如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反补贴调查一案，实际上是继美国对华相关案件之后采取的救济措施，而其他国家也很可能会效仿欧盟，再次对中国已经遭受贸易救济的商品发难。
三、我国出口企业应对欧盟反补贴的措施
（一）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对我国企业来说，反补贴是一种比较陌生的贸易救济措施，而且贸易纠纷中留给企业准备应诉的时间非常有限，往往使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不知所措。因此，我国出口型企业应当树立现代企业观念，以长远眼光从国际视角分析和审视所面临的反补贴调查等国际贸易纠纷。出口企业应了解并熟悉补贴与反补贴的相关法律，学习世界贸易组织与补贴相关的规定，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允许使用的不可申诉补贴，合理利用可诉性补贴，坚决规避禁止使用的补贴。除了解一般规则外，有条件的企业还应该成立专门部门，收集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以及本企业享受的各种补贴具体信息，未雨绸缪，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反补贴调查。
（二）涉案企业要积极应对
面对反补贴调查，出口商必须在程序上积极配合，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以调查问卷为例，为审核与补贴相关的数据，调查问卷会提出十分详细的问题，因此对调查问卷回答的详细度及准确度对维护自身的权利极为重要。如果我国企业不积极合作，不按时提供所需资料，欧盟就有权以此为由，根据“最佳可获得事实的方法”确定反补贴税率。
欧盟要想采取反补贴措施，必须同时证明以下三点：（1）补贴真实存在；（2）欧盟的同类产品遭到损害；（3）补贴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中国企业要想胜诉，必须至少上述三点之一。中国涉案企业应设法证明自己享受的补贴为世贸组织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或者自己并没有从这些补贴政策中获的实际利益；即使存在补贴，也要证明其补贴与欧盟同类产品遭受的损害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有尽量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中国企业才有可能欧盟对华采取反补贴措施的依据。
（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欧盟内部成员国以发达国家为主，自身科技水平较高，欧盟常常以此为优势，对进口产品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仅以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式出现，还可以与知识产权、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相结合。为保证中国产品顺利进入欧洲市场并占据一席之地，我国政府要加强对出口企业的监管，避免应出口秩序的混乱而造成无序竞争的局面。同时，还要加快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因为高新技术产品是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出口企业只有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并且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我国现阶段正面临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加速工业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出口企业要迅速调整出口政策，变“低价取胜”为“以质取胜”，才能有效规避低价出口商品易遭受的“双反”调查，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刺激内需与稳定外需相结合，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中国13亿人口所形成的巨大的潜在市场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我国应该加大国内需求的开发力度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要加大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节产品价格，最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对消费者情绪及预期、产品供求关系等因素的研究。随着政府不断加大政策力度，内需会随之增加，一些原来单一依靠出口的企业还可以把产品转为国内销售，这样客观上减少了我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了贸易摩擦的风险。
当然，不能因为依靠国内市场而忽视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在刺激内需的同时也要继续维持中欧贸易规模，保持竞争优势。我国应该积极调整对外贸易结构，改变出口产品过于单一、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局面，化解外贸风险，保证经济安全。
总之，欧盟已经在对华反补贴调查方面开了先河，并在近两年内多次使用，不仅同时伴随其他救济措施，而且涉案产品金额和波及范围也不断增多和扩大。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及补贴的相关产业企业如高新技术企业应该提高警惕、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欧盟反补贴调查的准备。
参考文献：
[1]Bounds.a，欧盟将以关税对付中国“补贴”[n]，金融时报（英国），2007-11-15.
[2]noticeofinitiationofanti-subsidyproceedingconcerningimportsofcoatedfinepaperoriginating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fficialJournaloftheeuropeanUnion，p30-31，17.04.2010.
[3]noticeofinitiationofananti-subsidyproceedingconcerningimportsofwirelesswideareanetworking（wwan）modemsoriginating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fficialJournaloftheeuropeanUnion，p7-8，16.09.2010.
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2
[提要]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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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toddD．Stem)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3
一、充分认识镇农药化肥施用现状与面临的形势
（一）农药化肥施用现状。
镇是农药化肥使用大镇。自2019年以来，镇认真落实了上级相关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的要求，通过综合施策，农药化肥使用总量与单位面积使用强度呈现“双减态势”。但与绿色发展要求比较，在农药肥料使用方面，我镇还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作物农药化肥使用强度仍然偏高。虽然2019年全镇农药化肥使用总量较2018年削减50%，但和先进乡镇比较仍有一定差距。二是有机肥资源利用率低。镇人粪尿、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绿肥、土杂肥、堆沤肥等各类有机肥料资源丰富，但肥料化利用不足50%。由于化肥使用不合理、有机肥投入不足，导致部分土壤酸化、养分非均衡化、次生盐渍化和耕地质量退化，设施蔬菜等土壤磷素呈富集趋势。三是施肥方式普遍落后。施肥机械与水肥一体化设施装备率低，表施、撒施、冲施化肥现象较为普遍。在强降雨、漫灌等情况下，肥料快速溶解挥发、随地表径流流失及向地下水淋溶的风险较大，对生态环境造成隐患。
（二）面临的形势。农药化肥施用不合理的问题与我镇粮食增产压力大、耕地基础地力低、耕地利用强度高、农户生产规模小等相关，也与肥料生产经营脱离农业需求、肥料品种结构不合理、施肥技术落后、肥料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相关。
各村委会应切实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感，将农药化肥“双减半”作为县建设“一谷一城”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摆上重要日程，通过调优施肥结构、改进施肥装备、强化服务指导、构建长效机制，更大力度地推进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和建设“一谷一城”工作，进一步提升镇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二、总体思路、基本原则与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以控制农药化肥施用总量、优化施肥结构、改进施肥方法、提高肥料利用率为着力点，以“精（精准施肥）、调（调优施肥结构）、改（改进施肥方式）、替（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轮（轮作休耕）”为技术路径，通过政策引领、科技进步、机制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开展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
（二）基本原则
一是精准施肥、分类指导。在确保粮食蔬菜等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以减少农田氮磷排放、保护重要河道水源安全为重点，根据土壤供肥保肥性能、作物需肥规律，实行分类指导，减少不合理的农药化肥投入，改变落后的施肥方式，做到精准施肥、环保施肥、高效施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二是有机替代、绿色引领。实行农畜（牧）结合、种养循环，就地就近利用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打通“污染源”向“营养源”转变的通道，推进化肥用量持续下降、有机肥应用比重不断提高、绿色优质专用高端产品供给不断增强，满足人民群众对农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的需求。
三是政府主导、综合施策。在镇政府统一领导下，统筹考虑土、肥、水、种等生产要素和耕作制度，根据不同作物需肥特点，科学制定和落实化肥减量增效措施，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有效推进科学施肥。
四是典型示范、辐射带动。选择化肥使用强度高、畜禽养殖密度大、水体污染治理责任重的村，开展农药化肥“双减半”示范村建设。以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集中打造一批农药化肥“双减半”示范典型，发挥示范辐射效应。
（三）目标任务
各村委会要严格落实镇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着力推进农药、化肥“双减半”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实行村一把手负责制，全镇2020年调减玉米面积980亩，化肥施用量小于51吨，农药施用量小于1.4吨，新增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516亩，新培育绿色种植基地一个（种植面积200亩以上），施用有机肥占比30%以上，绿色防控体系试点3090亩。
今年，县里加大了对大豆种植补贴力度，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资金重点向大豆补贴倾斜，也加大了对经济作物和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施用补贴力度，各村委会要鼓励提高农民种植特色经济作物和施用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的积极性，实施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替代化肥行动。要建立农药化肥购销台账，实行实名制管理。购买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要留存正式发票。镇政府涉农部门也将进村入户抓好宣传落实，集中力量抓好备春耕生产。
三、重点工作
各村委会务必围绕上述目标任务，因地制宜，狠抓种植业结构调整、绿色发展等，要算好三笔账，落实三补贴，做到三保证：一是算好种植业结构调整帐，落实结构调整补贴政策，保证农民进行结构调整用肥减量不减收；二是算好有机肥替代化肥帐，落实有机肥使用补贴政策，保证农民使用有机肥成本不增加；三是算好生物农药替代高毒农药帐，落实生物农药使用补贴政策，保证农药减半不减效。各村委会要加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民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带动示范作用，要制定出本村的实施方案和任务清单，并尽早分解落实到农户和地块。以上工作务必于3月31日前完成，并将任务落实情况上报到镇政府农业办。邮箱或微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将建立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办公室，明确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综合采取行政推动、宣传策动、示范带动和政策撬动措施，开展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各村委会也要按照要求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和指导本村农药化肥“双减半”工作。
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4
关键词水资源；水权制度；政府管制；博弈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07)05-0075-05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目前，造成水资源短缺的原因，除水资源本身的时空分布不均匀、开发利用技术的局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之外，水资源的管理制度，尤其是水权的管理，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为了减轻因“政府失灵”所导致的制度失效，本文从水权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出发，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别考察了政府管理者和用水户的支付函数、策略空间和信息结构，建立了政府管理者和用水户之间的纯策略纳什均衡模型和混和策略纳什均衡模型。此类模型可以深入分析不同政策下管理者与用水户双方的行为特征，影响双方行为决策的因素，以及双方的行为互动对水资源利用产生的影响。针对影响管理者和用水户行为的因素，认为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或政策组合，有效地减少“政府失灵”导致的流域水资源的过度取用。
1水权制度的政府管制
目前，世界范围内水权管理方式主要有3种，即政府管制、市场配置以及资源使用者的内部协商。研究表明，政府管制的主要目标是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达到全流域整体利益的最优，但这种集权式的管理制度会出现效率低下，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情况，即“政府失灵”。许多学者分析了出现“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
(1)决策失效。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准确得知用水户真实的用水生产函数，或者为了得到用水户的真实生产函数需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以至于基本不可行，从而导致以此为依据进行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不能达到整体利益最优［1］；满足全流域效益最优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对各地区来说是无激励的，政府指令性的配水方式缺乏激励补偿机制［2］，上下游的用水户之间缺少合作的动机［3］。
(2)政策运行的低效率。由于监督管理成本的存在，无法实现政府与用水户之间的激励相容，并且随着监督范围的扩大，管理成本的上升，最终会导致政府不监督，水资源被过度使用［4］；不同级别政府间目标与职责的差异，缺乏对政策执行者的监督，使政府内部出现“委托―”问题；大流域的地区分割管理与部门分割管理同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管理失控；水权的政府管制通常以层层审批的方式进行，这种运行机制会延长管理链条，降低管理效率。
上述问题是可以通过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加以改进的，而博弈模型正是分析行为人之间决策以及决策的均衡的典型方法。由于我国流域的水权制度主要采取政府管制的方式，因此，本文以水量分配的水权管理模式为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管理者与用水户的行为互动关系，找到能够影响博弈均衡的因素，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以期能够部分地解决“政府失灵”所导致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管理的失效。
2纯策略纳什均衡分析
2.1纯策略博弈模型
假定某流域处于水资源比较紧缺的状态，实行固定水量分配的水权管理模式，并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对水权实施的情况，即水量取用，进行一种事后的检查，即在一个水权实施期间结束之后，检查用水户的取水量是否超出了所分配的定额。如果发生了超额取水行为，则对超额部分进行经济惩罚，如收取超额罚金，但是不能收回已经被用水户取用的水资源，同时，该流域管理委员会也是上级政府的一个人，其管理绩效会受到上级政府的检查。
2.2纯策略纳什均衡与政策分析
假定管理者和用水户都采取纯策略，即管理者或者采取检查行为，或者采取不检查行为，而用水户或者超额取水，或者不超额。管理者的政策目标是希望用水户能够按照水量分配方案进行取水，不超额取水，以保证全流域水资源供给以及河流的生态平衡。通过对管理者与用水户纯策略检查博弈（见表1）的分析，可以得知：
由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用水户能够按照水量分配方案进行取水，不超额取水，即尽可能地降低用水户超额取水的(2)提高失职成本[wtBX]m。失职成本m与超额取水概率αi负相关，即当出现超额取水行为，管理者没有及时检查，管理者因此所受到的惩罚越高，用水户采取超额取水行为的概率越低。这是政策的目标与政策的结果之间呈现一种意外的关系，增加失职成本m的本意是督促管理者加强管理，提高检查活动的概率，但这种作用只在短期有效，当管理者加强检查的频率时，同分析(1）相似的，用水户超额取水的期望收益uyi会下降，从而降低了超额取水的内在动力，超额取水的频率也随之降低，当管理者预期到超额取水行为减少后，其检查行为也会随之减少。因此，督促管理者的政策在长期会达到减少用水户超额取水活动的效果。失职成本m的增加会使管理者采取不检查行为的期望收益曲线ung斜率下降，用水户的最优超额取水概率α*i降低至α*i，m(见图3)。
(3)提高超额罚金pe。首先，超额罚金pe与超额取水概率αi、采取检查行为的概率β都呈负相关关系，即当管理者对超额取水采取的惩罚水平越高，用水户采取超额取水行为的频率越小，管理者的检查频率也越小。这是因为更高的惩罚水平直接降低了用水户超额取水的期望收益，其超额取水的内在动力降低，超额取水的频率也随之降低，当管理者预期到超额取水行为减少后，其检查行为也会随之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当管理者提高超额罚金pe时，用水户除了降低超额取水的概率，还可以采取减少超额取水量Qe的方法，或者采用两种方法的组合策略。即当管理者提高超额罚金时，超额罚金pe的上升所引起的超额取水量Qe的下降会抵消或部分抵消超额取水概率αi的下降，大规模超额取水行为将趋于减少，而小规模超额取水行为会有所上升。在实践中，小规模的超额取水行为比大规模的超额取水行为更容易发生，而政府也倾向于对小规模的超额取水行为采取更为宽松的检查态度；反之，用水户对大规模的超额取水行为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管理者也会加强检查，因为大规模的超额取水对全流域的影响更加严重。用水户大规模的超额取水会同时影响管理者检查行为的期望收益曲线uyg和不检查行为的期望收益曲线ung，最终导致用水户大规模超额取水的最优超额取水概率α*i,Q相对较小(见图5)。
此外，由公式（12）可以得知，管理者的检查频率β与超额罚金pe负相关，与用水户关于水资源的生产技术系数ai正相关。即当管理者以同样的频率β对全流域进行检查时，针对拥有较高生产技术系数ai的用水户，应该收取较高的超额罚金pe，而当管理者以同样的超额罚金pe对全流域的超额取水行为进行惩罚时，针对拥有较高生产技术系数ai的用水户，应该加强检查的频率。
由公式（18）、（19）可知，当管理者以相同的频率β和超额罚金pe对全流域进行检查和惩处时，生产技术系数ai较高的用水户采取超额取水的期望收益uyi要大于不超额取水的期望收益uni，此时，这些用户会进行超额取水。
4结论
政府管制下的水权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会出现“政府失灵”。在实施定量水权分配制度的过程中，管理者和用水户之间是非合作的。在一次博弈过程中，管理者和用水户只能进行纯策略的选择时，双方会处于一种针锋相对的状态，此时只有通过提高超额罚金，才能使用水户不超额取水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然而，在实践中，管理者与用水户是以水量分配方案的时间段为周期进行重复博弈，虽然双方都无法完全得知对方的收益函数和行为偏好，但通过分析影响该博弈纳什均衡点移动的因素能够得知，政府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政策或政策组合：①采用更先进的检查工具、更为科学的检查程序以及优化政府内部的组织管理等，以降低检查成本；②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者的失职成本；③对超额取水行为收取高额罚金；④对具有不同水资源生产技术系数的用水户收取有差别的超额罚金。这些政策可以促使用水户降低超额取水的频率，以实现全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目标，有效地减少因“政府失灵”所导致的制度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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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5
我国作为柠檬酸产业的出口大国，在欧美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然而，我国的柠檬酸和柠檬酸盐产品却是遭受国外贸易救济措施打击的重灾区。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自1994年以来，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产柠檬酸和柠檬酸盐产品累计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在石化行业单类产品中涉案数量仅次于轮胎，居第二位。2008年，美国三大原料公司实施了贸易救济行动，对我国的柠檬酸及柠檬盐酸展开了“双反”调查，这一举措导致了我国的柠檬酸产业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使得我国对美国的柠檬酸出口量暴跌，损失异常严重。本文侧重分析美国“双反”调查结果对我国柠檬酸产业的影响，并结合其他产业得出几点启示。
一、案情简介
（一）立案
2008年4月14日，美国3大原料公司——archer丹尼尔斯midland（aDm），家集（Cargill）和泰特代表美国产业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和柠檬盐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三大公司经过了倾销幅度的计算，计算中国的柠檬酸产品的倾销幅度约156.87%，相比于补贴率，高出了不少。美国商务部在2008年的5月6日正式宣告了对我国出口的柠檬酸展开了反倾销调查，其中涉及倾销产品的海关编码为29181400.00，29181510.00和29181550.00，强制应诉企业为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柠檬生化有限公司和宜兴协联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二）初裁
2008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对我国柠檬酸“双反”案件进行了初审，确定了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构成了倾销与补贴。在同年的9月15日，经过美国商务部的调查统计，裁定我国的柠檬酸产品补贴幅度为1.41%-97.72%。11月13日，美国商务部对山东省出口的柠檬酸“双反”案进行了初步裁决，对外宣布产品的倾销幅度为119.41%-156.87%，山东柠檬生化有限公司的倾销幅度达到了150%。
（三）终裁
2009年4月7日，美国商务部对该“双反”案件进行了终裁，裁定的结果为：倾销幅度为94.61%-156.87%，补贴率为3.6%-118.95%。其中山东柠檬生化有限公司的补贴率为129.08%，倾销幅为12.68%。2009年5月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维持原裁定，确定了中国产品的补贴和倾销行为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
（四）日落复审
2014年4月1日，美国商务部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及柠檬酸盐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日落复审立案调查，将审查若取消反倾销措施，在合理的、可预见的期间内，涉案产品是否会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实质性损害。
二、美国的“双反”调查对我国柠檬酸产业的影响
（一）直接导致柠檬酸的出口严重萎缩
据海关数据显示，2007年山东省柠檬酸对全球出口金额达到35000万美元左右，其中对美国的出口金额位居首位，为5213万美元，出口量达10万多吨，占我国出口总量的15%左右。在2008年我国遭受了美国的“双反”调查后，我国的柠檬酸产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2008年我国对美国出口柠檬酸金额严重缩水一半，仅有2601万美元，在2009年对美国的出口几乎停止，只有仅仅的472万美元。虽然在2010年对美国的出口金额有所回升，达到1957万美元，但是和“双反”调查以前相比，差距明显。可见“双反”调查前与“双反”调查后的出口局面相距甚远，从出口金额方面，我们就能最直观的了解到美国的“双反”调查行为显著影响我国对美国柠檬酸的出口。
（二）导致柠檬酸的出口价格上升
据海关数据显示，2007年，也就是“双反”调查的前一年,我国柠檬酸出口平均单价为741美元/吨，而在2010年“双反”调查后，柠檬酸和柠檬盐酸的出口单价都有了相对的提升，柠檬酸盐出口单价约为995美元/吨，提升了7.2%，其中柠檬酸出口单价约为935美元/吨，提升了14.9%。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双反”调查使得美国贸易保护方面的政策更加的严格，我国不能继续采取低价策略抢占市场，不得不提高价格。
（三）导致大批柠檬酸企业停产倒闭
根据前瞻资讯数据中心监测显示，2008年美国对华“双反”之前，我国为柠檬酸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生产国，年产能高达140万余吨，占世界总产能的4/5，生产柠檬酸的企业也多达数百家。而2008年之后，我国的柠檬酸企业数量不断减少，到2012年全国只有20余家柠檬酸企业，柠檬酸企业经营困难，大量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使中国的柠檬酸出口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直接影响了中国柠檬酸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形成连锁效应，严重阻碍柠檬酸对外贸易的发展
2000年时，我国便遭遇了许多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例如泰国、乌克兰等国。在美国的双反调查过后，受到美国的影响，更多国家对我国陆续发起了反倾销调查。例如2012年1月泰国商业部外贸厅便对我国的驻泰大使馆发出通告，称已对我国的柠檬酸倾销案作出了裁决。就在当月，中国柠檬酸又遭受了乌克兰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调查时间为期一年。中国柠檬酸对外贸易发展在此情况下遭受巨大的影响，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急剧下降。在市场多元化和我国产品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缩减，影响了我们优势产品的出口能力。
（五）形成贸易转移效应，致使柠檬酸几乎退出美国市场
我国柠檬酸的主要生产地在山东，据海关统计显示，2007年山东省柠檬酸出口的三大市场是欧盟、美国、东盟，出口总额达到18000万美元。2010年，山东省柠檬酸出口的三大市场是欧盟、东盟、中东，出口总额达到25000万美元。2007至2010年年间，山东省对欧盟出口量高居首位，一举成为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出口总额增长了55.5%，占比34.3%；其中对东盟的出口增长最为明显，增长率达到97.5%，由第四大市场升至第二大市场，占比10.8%；美国因“双反”调查的影响，出口量大幅下降五分之三，仅占比4.1%，由第二大市场降至第七大市场，其中，2008年对美仅出口472万美元，几乎退出美国市场。
（六）对柠檬酸的贸易政策造成不良影响
反倾销措施危害极大，与此相比，反补贴对一国的影响也同样具有威胁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补贴是与一个国家的政策与贸易情况息息相关的，是一项政府实施的措施，当面临一个国家的反补贴调查时，那么这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就会被动摇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战略。反补贴的调查比反倾销调查的范围更加广泛。前者会影响涉及到产业的多方面甚至会影响到产业链的结构，而后者只是针对某个产品。所以在应对反补贴调查时，政府必然会对产业的政策和贸易的结构进行调整，但所花费的时间是漫长的，这样的改变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例如，2008年“双反”发生之后，我国制定了淘汰柠檬酸落后产能的相关政策，规模迅速扩张的传统工艺已很难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
三、几点启示
（一）企业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才能避免“双反”调查
一些企业为了获得收益使用了一些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手段，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甚至有些企业还利用价格使得市场的稳定受到了威胁，给柠檬酸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他行业如化工企业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给环境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也使企业自身面临“双反”的危险。例如，莒县宏德柠檬酸有限公司就和这些公司不一样，它是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告环保达标的柠檬酸生产企业之一。在环境保护方面，该公司始终坚持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3500万元，实施全市首家沼气发电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生产的系列产品质量稳定，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享有较高声誉。
（二）积极应诉是被诉企业的必要手段
我国出口企业在如今的经济背景下更应正视国外“双反”调查，不应去躲避问题，做到见招拆招。要想直面问题，积极应诉便是最好的办法。应诉才有可能降低甚至避免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如果不应诉，整个行业都会面临高额的反倾销税。例如，1999年12月25日的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中，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立即组织企业进行应诉，然而，180家企业只有12家参与了应诉，他们聘请了有应诉经验的paRRY作为该案的律师。最终，美国商务部做出裁决，12家企业不必加征反倾销税，其余168家企业加征82%的关税。可见，积极应诉在双反调查中的重要性。
（三）贸易转移是被诉企业的重要出路
我国柠檬酸产业在被“双反”调查之前，其出口战略是向规模化集中，扩大企业规模，增大产能进行大规模出口，以产品数量和低价来覆盖市场。但在美国“双反”调查后，我国的柠檬酸被挡在了美国的国门之外。对此，山东省企业转变战略，转变了市场开发的方向，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增加，并取得了成果。例如，山东柠檬生化有限公司一边在欧洲和亚洲市场进行稳定的发展，一边在拉美市场进行大力的拓展，在智利增加了24%，哥伦比亚上升14%，在墨西哥同比增长27%。
（四）优胜劣汰才能保证行业向规模化发展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美国对我国的“双反”调查措施，我国的柠檬酸企业锐减了80%，尽管如此，柠檬酸企业的产能却不断地向规模化集中，目前全国仅存的20余家柠檬酸企业的生产规模均较大，平均产能达到8万吨，年产能达到20万吨以上的企业有多家，最大的企业年产能达到30余万吨，全国前十家企业的产能和产量已占到全国的90%以上。因此，美国的“双反”调查尽管给我国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为我国柠檬酸行业的规模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都是企业品牌化的重要条件。
（五）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减少贸易壁垒的重要方针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企业合资或独资在国外建立工厂，就地生产和销售，为许多企业找到了另一条开拓市场的道路。“走出去”战略是我国一直提倡与支持的一项对外开放政策、“走出去”的计划与政府、行业协会等机构是分不开的。在政府的支持下和企业的积极配合下，才能更好地克服困难，将“走出去”战略完美的实施。另一点好处便是“走出去”战略能使得我国企业有效的避免国外贸易壁垒的限制，能更好的在国外发展，减少贸易壁垒带来的经济损失。
（六）大力开发下游产品是企业未来的发展之路
中国的柠檬酸生产企业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应学习国外的发展策略，寻求多种途径来对柠檬酸的产品进行开发利用，了解市场，抓住重点，发现国际市场的需求。如无水柠檬酸不结块，利于运输、贮存和使用。我国也应大力开发和应用这些下游产品从而提高竞争力，这样给我国的中小企业较多的发展空间，使得柠檬酸产业向多元化、精细化和系列化道路发展。此外，我国柠檬酸产品加工的种类相对较少，使得我们一直不能广泛的占领国际市场，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掌握了相对较多的下游产品，并利用其技术的优势开发生产，提高效益，这些都是我国各行业应该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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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6
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已经成为了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形势严峻。尤其是2012年9月欧盟对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板产品反倾销立案，6月4日欧盟出台对华光伏产品双反初裁之后，将使我国的光伏产业遭受巨大打击。我们有必要了解贸易保护主义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加速发展的原因以及特征，以便合理应对，化解或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危害。
【关键词】
欧债危机；贸易保护；反倾销；影响；对策
1欧债危机下我国光伏产业遭遇“双反”调查的原因及影响
欧洲债务危机即欧洲的债务危机。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主要引线或导火索可以说是希腊。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无法通过公共财政盈余来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债务负担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新鲜事物，国际贸易的产生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充满着各国利益的冲突、摩擦和磨合，而在冲突、摩擦中必然伴随着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全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
所以贸易保护的历史与国际贸易的历史一样久远。贸易保护理论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崛起，并在纺织、制鞋、电子产品等原来发达国家垄断的行业中呈现出比较优势。贸易结构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工业制成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的基础上，发展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家通过贸易保护来帮助本国企业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一定的规模，使企业成本下降，就能阻止国外企业进入该行业，从而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
欧盟各国政府一直都在对本国的光伏产业进行补贴，但欧债危机的爆发让欧盟各国用于光伏行业的补贴大幅削减，这不仅影响到了国内光伏市场的出口，更让其本土的光伏企业生存受到直接冲击。据统计，去年以来，迄今全球光伏领域的60家顶级厂商，已有12家关闭和破产。此番对华光伏“双反”的主角Solarworld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去年全年亏损额达39.365亿美元（约合235亿元人民币），去年以来已先后关闭了美国和德国的多条光伏组件生产线。欧美光伏企业破产潮的涌现或将倒逼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举措成为现实，以缓解其企业的生存压力以及破产倒闭后可能引发的就业和人员生活等一系列问题。2012年7月24日，德国光伏企业Solarworld正式向欧盟递交了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的申请。按照欧盟的反倾销调查程序时间表，在收到反倾销申诉书后，欧盟委员会将在45天内向欧盟各成员国征询意见，在27个成员国中，有14个或以上国家投赞成票，就可以立案。在2012年9月6日，欧盟接受申请，对我国光伏产品“双反”立案，并与2013年6月4日出台了对华光伏产品双反初裁。若双方于12月份未能达成解决方案，欧盟将作出终裁。这意味中国光伏企业将可能丢失欧盟的大部分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同样是Solarworld这家公司，已经在美国申请了对于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美国已对多家中国企业作出了征收31%～250%反倾销税的初裁。但是在欧盟的这次“双反”调查与美国的“双反”调查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1）反倾销调查的范围更广。美国案件的调查范围是“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多晶硅电池片生产的电池组件”。而中国企业的规避方法是把硅片送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例如台湾等地，加工成电池片，再拉回大陆进行组装，这样就成为了原产于台湾地区的电池片组装成的电池组件，从而规避了30%多双反税率。因此Solarworld在向欧委会提交的申诉书中，调查范围指向所有中国大陆生产的多晶硅电池和电池组件，不管其生产过程中应用的是来自哪里的电池片。
（2）影响更大。美国市场只占到了中国光伏产品20%甚至更低的出口份额，而欧洲则占到了60%-70%的份额。2011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到欧盟的总金额约为204亿美元，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对中国光伏产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贸易保护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事实上，欧盟对我国进行光伏“双反”调查，损人又害己，将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美国工厂已有前车之鉴。由于对中国的光伏产品进口处于停滞状态，其安装已受到直接影响。不止如此，很多与光伏太阳能产业相关的就业岗位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企业，也将面临丧失的威胁。
欧盟亦是如此。由于全球光伏业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欧盟与中国之间唇齿相依、互利合作。一旦开展“双反”调查，以Solarworld为代表的公司固然会从中受益，中国光伏企业将丢失欧盟的大部分市场，但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很多欧盟企业同样会因此而增加成本，失去就业机会，导致利益受损。欧盟各国政府也会因此而增加补贴给本地生产的高价产品，由此带来财政压力，减缓低碳社会的发展。孰轻孰重，实在值得欧盟深入思考。
2我国应对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2.1加快调整、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不合理，而且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表现在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等。中国要想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要加快调整、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促进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从光伏产业就可以看出，我国的光伏太阳能产品有90%出口到海外，留在国内市场的产品很少，光伏企业过于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发生变化，光伏产业将遭受巨大打击。政府应该加大对光伏产业的补贴力度，减免税收，合理引导国内消费者对光伏产品的使用。
2.2出口结构避免单一，力争多元化
中国的光伏企业要重视技术研发、产品差异化与质量提升，继续开辟新的海外市场。除去欧美，全球仍有40%～50%的光伏市场可以去开拓，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是未来光伏业发展的热点区域。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要了解新兴区域的消费需求，根据要求改变产品工艺，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的差异化，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以应对区域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危害。
2.3我国应充分利用wto规则，为本国企业争取最大的利益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进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为目标，通过削减和限制关税、非关税壁垒为手段，来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世界贸易环境的国际性组织。
自二战以来，世界贸易组织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公平、公正，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所以我国应该充分利用wto规则，给本国企业争取更大的利益。
2.4寻找海外的有利盟友，积极应对欧盟的“双反”调查
由于“双反”调查是一把双刃剑，在利好本国光伏行业利益集团的同时，也会对欧盟的其他集团造成损害。所以我们应该联合有利的盟友，积极应对调查，争取减少损失。欧盟当地的上下游企业是反对“双反”调查的主要力量。目前，大量中国电池组件生产企业，是从欧盟进口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同时其销售和安装也主要是依靠欧盟当地的企业，如果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欧盟当地的上下游企业的利益，都将受到牵连。中国光伏企业应推动行业上下游的相关利益方在欧洲对欧盟委员会产生影响。
并且积极申请自已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案件的应诉比美国多一个环节，每个企业可以申请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申请到市场经济地位，企业将不需要通过替代国的价格决定自己是否倾销。
2.5在海外建立工厂，与当地政府建立更稳固的关系
在海外建立工厂，可以使企业的利益与当地政府的利益一致，从而减少欧盟的制裁，但是在海外建立工厂的成本将会增加，中国企业将失去人工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而且在海外市场将增加更多的不可预见风险，包括文化冲突、法律风险等。
【参考文献】
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7
摘要：西方议会的财政权是议会审议和批准政府财政预算和决算的权力，是议会监督政府的一种重要权力。西方议会的财政监督对我国做好人大预算监督、树立人大权威、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西方议会；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监督；
中图分类号：D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1-0081-03
西方议会的财政权也称财政议决权或财政监督权，一般主要指议会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的权力，常常被形象地称为议会的“钱袋权”或“管理国库的权力”。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反对封建王权口号来看，财政权是西方议会的传统权力，也是核心权力。
各国对议会财政权内容的规定不尽一致，但主要是批准政府的预算和决算。根据规定，政府每年的总收入和总支出都须得到议会的事先同意，支出的分配细目也需经议会同意，政府的支出只能限于议会同意的范围之内。因此，政府事先编制出某一期限内（通常为一年）国家收入和支出数额的方案，以得到议会的同意，这就是财政预算。同时，政府对上一个期限内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数额作出总结，并向议会报告，这就是财政决算。预算案的期限一般为一年，称之为财政年度或会计年度。西方各国财政年度的起止时间不一。若在财政年度开始前议会来不及通过全部预算，则可通过临时预算法案。决算案一般由政府财政部门汇编、制定，先送审计机关审核，然后转呈议会审议通过。
一般而言，财政预算案由政府提出。西方各国议会的财政权在内容上不完全一致，在行使财政监督权的过程中也各有特点。英国议会的财政权主要分为讨论和审议政府的公共开支预算以及政府的税收方案。公共开支预算方面，每年2月由首席财政大臣向议会提出公共开支预算案，由下院公共开支委员会负责审查，该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委员会，就各项具体开支项目进行分析和审查。然后由议会在为期26天的“反对党日”对其进行辩论。7月，议会对其进行“三读”和表决，通过公共开支预算，成为“拨款法”。政府有关超支的补充预算也需经议会批准。税收方面，每年4月初由财政大臣在预算演讲中提出政府的税收方案，由议会的财政及公务员专门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小组委员会负责审查。随后由议会对之进行辩论。7月，议会对其进行“三读”和表决，通过税收方案，成为“财政法”。此外，英国下院还设有公共帐目委员会，由反对党议员牵头负责，对政府公共开支预算被批准后以及被国家审计局审计后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委员会有权传讯政府官员到场作证，有权调阅有关的文书和档案。
财政权是西方各国议会共有的通过国家预算来监督政府的一种重要权力。表面上看，预算案仅规定政府经费收支，但事实上它体现出政府的施政方针。议会有权审议、修改或否决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也就是有权审议、修改或否决政府的施政方针。在议会制国家（如英国），议会虽不能编制预算，也不能不经政府同意修正政府的征税与开支要求，但议会可以绝对地否决政府的征税议案与拨款议案。议会拒绝通过政府的财政议案意味着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要么主动辞职，要么提请国王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在总统制国家（如美国），国会不仅可以自主编制某一财政年度有关收支和债务的预算案，还可以对总统提出的财政预算案实行连政策带金额的双面审议，可以对其进行自由裁量，任意予以增减，不留任何免于审议的内容。通过取消或削减资金，国会可以废除或削减政府机构某些项目。通过增加资金，国会可以确立受到忽视的某些项目领域。国会对总统财政预算案的监督和制约重者可导致政府部门瘫痪，如1994年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而占据国会两院多数的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总统在大幅度削减联邦预算问题上意见不一，直至10月l日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总统提交的预算案仍未通过，政府只能要求国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政府的运转，但此后双方仍然相持不下，结果政府被迫三度关门。但更多情况下是总统在国会财政大权的制约下不得不考虑国会的要求而寻求政治妥协。如1995年国会与总统围绕制定1996年财政预算调整法和各单项拨款法继续展开预算争论，结果双方互相妥协和让步，国会迫使总统放弃了10年内平衡预算的初衷并同意7年内平衡预算，总统则阻止了国会大砍医疗照顾和医疗帮助基本社会福利项目的主张。
西方议会制度作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人大制度有本质区别。我们既不学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走西方的议会道路，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但是，西方议会的一些操作性技术、方法，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财政监督，对我们做好人大预算监督、树立人大权威、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借鉴作用。
第一，要树立“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理念。未经人大同意不得征税，这样的理念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中国的传统习惯是政府决定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往往都是政府说了算，认为老百姓交“皇粮国税”天经地义。这点有待探讨。现代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征税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不和老百姓商量，不经人大同意，政府直接决定，既有悖民主精神，又容易导致政府权力滥用。同时，这与宪法和法律规定相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增强政府尤其是财政、税务机关的法治意识，在国家税收上坚持严格按法律程序办，税率、税种等一定要按经人大批准同意的规定执行，不得以政策代替法律，不得随意变通人大决定。同时，未经人大同意，政府财政部门也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支出，或者变更财政资金的用途。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措施加强经济民主的宣传教育，逐步增强公民依法纳税意识。未经人大审议决定的事项，公民有权拒绝交税，并有权提起诉讼；人大通过的有关税收方面的决定，公民必须坚决执行。通过自律和监督，财政税收将更加公开、透明、民主、科学，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适应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需要。
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8
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国会参众两院分别由两党控制的分裂格局依然未变。市场担忧，新政府面临更加紧急的财政挑战，“财政悬崖”像达摩克利斯剑正高挂于美国头顶，成为新政府面临的最急迫、最重大、也最棘手的施政考验。
“财政悬崖”威胁全球经济复苏
“财政悬崖”的规模及影响有多大？从税收增加角度看，包括小布什减税政策和奥巴马宽免措施于今年1月1日届满，涉及个人所得税、资本增值税、股息税，以及工资税等多个税种，若不予延长，则估计2013年新增税收将超过4000亿美元。
从减少开支角度看，去年底由两党12名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减赤协商破局，2012年底若还未能就长远削赤及减债方案达成协议，今年1月1日启动的自动削减机制，将在未来10年共消减开支1.2万亿美元，2013年首轮消减1110亿美元，国防、内政开支各占一半。
而奥巴马失业救济金年度届满，也将自动停止发放，以及其他的支出变动。总之2013年所有加税措施及削支政策带来的财政紧缩共6070亿美元，占美国GDp约4%。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预测，如国会不采取任何行动，“财政悬崖”如期发生，2013年财政年度预算赤字将减少6000多亿美元，比2012年减少5000亿美元。但如此的财政紧缩将导致美国经济上半年萎缩1.3%，2013年全年则收缩0.5%，重陷衰退；同时，失业率也将攀升，重回9%的水平。
“财政悬崖”从两个方面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一是家庭税赋的增加及相关财政补贴的终止导致消费支出的减少，最终影响零售额、汽车和房屋购买意愿。二是随着2012年底到2013年初的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的预期日益临近，私营部门投资亦放缓。个人消费和资本投资双双疲弱，会促使失业率再度上升，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能解决“财政悬崖”，美国经济衰退将持续一年。
对增长疲弱、复苏艰难的美国经济而言，再度陷入衰退是难以接受的，也将令从衰退中有所复苏的世界经济再次面临疲弱、甚至衰退的威胁。
两党妥协只能暂度危机
鉴于经济复苏乏力，有可能再陷衰退的风险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会，无论还是共和党，都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和愿望来避免出现“财政悬崖”。
其实，两党都认为“财政悬崖”的后果不能接受，也赞同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是避免“财政悬崖”的必要措施之一。但在减税是否涵盖富人，或“怎么减”、“为谁减”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不希望富人能继续享受减税优惠，相反希望可以通过提高富人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赋负担。但共和党人却认为此举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因为企业家或富人会因过重的税务负担而放弃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财政悬崖”期限逼近的压力有助两党达成协议，因为两党没有选择，必须解决问题；公众、商界和市场亦会向两党施压。“财政悬崖”给国会的这一压力，也会令国会议员们反思政治僵局给政府施政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使得奥巴马在两党谈判中占据一定优势。
事实上，奥巴马赢取连任后，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态度有所放软，表达了一定的妥协空间。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博纳（John Boehner）在大选结束后说，国会两党必须就如何避免“财政悬崖”找到短期解决方案，然后在2013年就更加长远的税收和减赤计划达成妥协。并表示共和党愿意在“恰当条件下”接受政府增加税收的举措。
另外，政府的税收主张也更加务实，更易产生效益。中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大，推动需求的效果也较明显。而富人相比于中低阶层拥有更多的避税手段。因此，对中产阶级减税的方案可更有效地刺激经济。
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9
关键词高职教育；双主体办学；校企合作；趋利共赢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17）11-0017-04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同步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1]。高职办学要校企协同育人，其前提是转变办学理念，其途径是由学校“单主体”办学转向基于职责清晰、成本共摊、利益同享的校企深度融合的“双主体”办学模式。然而，高职“双主体”办学作为顺应职业教育进入“深水区”的产物，面临着办学主体模糊、机制缺失以及动力不足等困境。准确厘清“双主体”办学的动力生成渊源、机理，可以有力推进办学机制重构，有力推进高职教育深化改革的进程。
一、高职双主体办学的动力渊源
“趋利共赢”是高职双主体办学的动力渊源。一般意义上“趋利”和“共赢”有着共同的基本释义，然而深层次释义，“趋利”偏重经济利益，“共赢”倾向社会效益。无论从内生还是从外延维度，学校和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上实现了谋和。
（一）趋“经济利益”：双主体协作的内生发展之力
经济利益是主体生存的基本根基。也就是说，学校得以存续、企业得以存在，经济利益是安身立命之本。资本具有逐利本质特性决定企业有着逐利天然行为冲动，因此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组织把盈利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唯一诉求。社会主义优越属性决定学校将经济利益作为衡量办学成果重要而非唯一指标。经济利益成为学校关注、企业追求的交汇点。
之于学校，经济利益是重要目标。其一是基于筹措机制的商酌。根据高职现有发展资金筹措机制来看，公办院校由国家、地方财政全额拨款，民办院校自筹资金。无论哪种筹措方式，都要以经济作为衡量尺度，不会有无休止式的增加，也不会“蜻蜓点水”般的投入。其二是效益衡量的考量。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市场作为资源最有效的配置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而经济是与市场共生的从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办学必然要遵循经济效益的考量。由此把成本核算、会计筹算、效益盘算等方式迁移至学校办学效益控制上来。其三是存续发展的思虑。在资源总约束下，学校发展过程中硬件软件投入比例、专业建设过程中“全面铺开”还是“重点建设”等都需要经济效益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说，如过多投入硬件建设，间接导致学科带头人缺失，也难以为社会培养更优质的人才。
之于企业，经济利益是基本目标。其一，追求利润是每个企业孜孜以求的目标。企业从事生产或出售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换句话说，利润是凌驾于企业一切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二，降低成本是每个企业梦寐以求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本意味着风险。企业“绞尽脑汁”减少投入，当然因受产出倒逼投入的刚性要求，转嫁成本也成为“不二之选”。借助外力既能减少自身投入，又可减小投资风险。如企业将员工招聘培训专项资金划拨给学校，共同设立“冠名班”收到“以小博大”的效果。应该说，经济利益衡量学校办学成果、权衡企业自身价值，成为推动二者协作的内生发展之力。
（二）赢“社会效益”：双主体融合的外延生态建构
社会效益是主体发展的重要源泉。也就是说，学校得以成长、企业得以兴盛，社会效益是相依相偎之源。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本质特征决定学校重视人才培养职能，因此学校作为公益组织把人才培养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要诉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企业将社会效益作为衡量存属价值重要指标。社会效益成为学校力争、企业关心的交汇点。
对于学校，社会效益是外部经济的重要体现。从视域来看，社会效益貌似并不直接体现学校价值，而是广义社会视域下的效益递增。外部经济隶属经济学理论范畴，即指厂商、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也就是说，学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社会所用以赢得社会赞誉，不仅仅学校从中获得社会效益，而是惠及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换句话说，学校培养合格高素质人才看似只为自身赢得美誉的“简单行为”，实质上引发杠杆效应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值。从深度来看，社会效益仿佛并不径直表征短期价值，而是长远社会维度下的效益增长。短期看，国家、地方主导办学投入大收获小，但从长远角度看，“一进”“一出”的成本收益稳步拉大产生巨大收益熵值，即“一进”是指人的社会化的机会成本减少，也就是说如果育人成效不好会反向造成社会管理成本增加；“一出”是指育人收益增值，也就是说人才培养实现价值持续增值。
对于企业，社会效益是自我价值的重要呈现。首先，社会效益是经济利益的衍伸。任何一家有着愿景的企业都会从最长远角度实施企业规划，而社会效益必然是该企业累积经济财富最重要的“容器”。可以说，当条件适当，社会效益很快转化为经济利益，反过来看，经济利益也会伴随企业管理者意志力和展望力转化为社会效益。其次，社会效益是经济利益的倍增。个体偶然使用企业产品，多数归因于企业的宣传，然而个体持续的行为必然要受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换句话说，企业精神、社会责任等社会效益会持续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度，倍增似地产生经济利益。应该说，社会效益体现学校存在价值、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推动二者融合的外延推进之力。
二、“趋利共赢”动力推动下高职双主体办学的逻辑路径
高职院校双主体办学要合理协调好“利”“a”内在关系，以外部维度由政府发力进行政策引导，以内生维度由学校企业共担实施杠杆撬动、资源叠加、主体推进和红利溢出，从而有效构建出高职双主体办学的逻辑路径。
（一）政策引导
政策引导是“双主体”办学有章可循的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强调高职要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深化产教融合，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2]但落地生根可操作、可实施的具体措施方案依然缺失。因此，第一，要加强宏观层面法规政策的对接融合。2010年，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3]；2014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校企合作规划、合作治理、合作培养机制，使人才培养融入企业生产服务流程和价值创造过程”[4]。中央重视校企合作，但重视压力还未层层传导，相关法律法规还未配套，导向校企合作进程的政策还未细化。为有力推动高职双主体办学进程，实现学校和企业间深度合作，要紧盯“利、赢”加快细化落实政策，从而形成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
第二，要着力中观层面规定方案的设置布局。拟创设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政府奖励制度和设置校企联合攻关项目立项等方式实现中观层面上的双主体办学政策推进体系。一是创设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或参与办学企业以解决就i问题实施一次性或逐年税收减免优惠，鼓励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二是建立政府奖励制度，政府通过专项奖励，对在校企合作办学中有突出贡献的企业与个人予以奖励。政府奖励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社会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利益。有时候政府奖励比税收减免等方式更有效。三是设置校企联合攻关项目立项，通过政府设立、学校和企业联合申报，从而统合学校科研、企业技术优势实现科研攻关、技术创新上的推动。
第三，要着眼微观层面个案案例的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学校、企业进行有效分类，根据学校特色划分学校类别、按照行业种类划分企业类别。以政策为导向、细则为路径，鼓励相同或相似种类的学校企业强强联合、精准对接。设立同一种类政府跨部门间的指导专家小组，给予合作前的案前指导、合作中的全程跟踪以及出问题时的及时诊断。以多维度多层次建构的网状政策群有力推进双主体办学进程。
（二）杠杆撬动
校企在参与“双主体”办学过程中存在着短期经济利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间的杠杆效应。
第一，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以获取长远经济利益。从短期来看，对企业来说，要腾出时间和资金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工作，无法更为集中精力专注于生产服务领域。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都要付出经济成本。因此，对企业来说，参与高职双主体办学肯定要牺牲一定短期经济利益的。对学校来说，要主动与企业接洽，让企业参与学校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由于没有先前既定的办学“套路”，需要在改革中探索，因此打破原有惯性势必也会增加冗余成本。也就是说，学校在没有形成既定规范“双主体”办学前，增加的人手、工作推进后出现失败而后折返的显性成本、思考观望的时间隐性成本等，都是在推进双主体办学过程中的短期经济利益。当双主体办学已经走入正轨，对于学校来说，企业参与办学减少人才培养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学生提前参与企业实习减少生产成本、学生提前与企业签订就业合同减少人才招聘培训成本以及在人才储备上获得先机，从长远经济利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第二，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社会效益。学校的生存发展中经济利益仅仅是参考指标，而社会效益是衡量学校生存发展价值的重要指标，社会效益是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技术技能型人才中充分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学校的社会效益是不会反哺于学校自身的，而是跳出学校视域有力促进社会发展的效益，因此，学校产生的社会效益其实是泛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企业的生存发展中社会效益仅仅是次要指标，而经济利益是衡量企业生存发展价值的重要指标，企业的经济利益是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产品服务中充分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企业的经济利益是反哺于企业自身的，促进自身良性发展的。所谓企业的社会效益，即是企业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参与非产品服务生产的非利益性的事务。企业社会效益短期看似牺牲了短期经济利益，从长远看，依然也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如企业办学的良举等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能引发社会关注，增强民众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认可度。
（三）资源整合
在双主体办学体系中，学校和企业所占有的资源不尽相同，即便有类似的部分，也会有区别和差异。传统意义上，学校培养人，企业用人，学校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二者的链接点是人。学校作为社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源远期看是社会效益，近期看是学校得以发展的经济利益，或者说办学资源。为使学校能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企业有着参与学校共同办学的动力。这样的动力推动使得二者对所占有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而释放出更多的资源红利。
一方面，学校可以共享企业资源。一是教师通过“下厂实习”获取最新生产技术技能。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一定在社会化生产的一线里，企业一定是实践先进生产技术工艺的前沿阵地。学校借助企业平台教师“下厂实习”了解掌握最前沿的生产技术和最先进的理论实践情况，确保教师转到课堂上“知识新颖”、“理念前沿”。二是学生通过“学徒制”或“就业实习”途径理论联系实践，获取实践真本领。学校实验实训室里虽然有着最先进的实验实训设备，任课教师有着最先进的技术本领和实践理念，但与社会化生产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些许距离。学徒制和就业实习便是拉近这种距离的最有效方式。就业实习是较为传统的实践方式，三年学制里有2.5年在学校专业理论实践学习，0.5年在企业进行实践学习。学徒制是1/2左右学制内在学校完成理论课程，其余时间跟随企业导师以参与企业生产的方式学习实践本领。学徒制是迎合当前工业化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模式。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学校资源。一是企业通过与学校共建“厂中校”以获取优秀人才遴选先机。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要任务是科学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其中人又是创新生态系统中人、机制、平台等三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未来企业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发掘、获取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是企业的当务之急。“厂中校”拉近与高职院校的距离，企业借助“厂中校”与高职院校深度合作。企业在“厂中校”生产实践中遴选、发掘和培育人才。二是企业通过与学校共建实验实训室强化自身科研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想在“弱肉强食”市场经济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强化科研能力，不断推进创新。学校和企业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倍增似地释放出资源红利。
（四）利益反哺
利益反哺是双主体办学体量增大的源泉。双主体办学推进过程中必然要会面对利益分配的问题。以短期利益为重还是以长期利益为先，以经济利益为重还是以社会效益为先，学校优先还是企业优先，这些都是在双主体办学取得成效后必然面对的问题。如果分配不适、协调不当，反向阻碍双主体办学的进程。总言之，符合各方意志的分配方案能激发各方参与办学进程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第一，学校着重社会效益，企业注重经济利益，把准利益反哺的基本导向。谁取社会效益、谁取经济利益，不能一概而论。企业为发展而关注经济利益，学校重价值而放远社会效益。当然，企业在双主体办学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向好而放弃经济利益以期获得社会肯定的社会效益。第二，以可持m发展为准则，以长远发展为愿景，切好双主体办学的“利益蛋糕”。可持续发展是办学体制机制的首要准则，发展才能将“利益蛋糕”做大，发展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无论对学校还是对企业来说，把眼光放远，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更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Z].国发[2014]19号，2014-05-02.
[3]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中发[2010]12号，2010-07-08.
[4]教育部等六部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Z].教发[2014]6号，2014-06-16.
profitsandwin-win：theGenerativemechanismofthepowerofDouble-subjectSchool-runningofHigherVocationalColleges
wangFeng
abstracttheschool-runningmodeoftraditionalhighervocationalcollegeshastransformedfromthe“aloneatwar”to“pulltogether”，howeverthe“win-win”ismostpowerfulgenerationarchitecturetopromotethe“double-subject”school-runningprocess.inaccordancewiththelogicalpathofpolicyguidance，leverpromoting，resourcesintegratingandfeedbackofbenefits，theprocessofthedouble-subjectschool-runningcanbepromotedbytheendophyticdevelopmentpowerofeconomicbenefitsandtheextensionalecologicalconstructionofsocialbenefits.
高中双减政策方案篇10
关键词：耕地保护主体；纳什均衡；蛛网理论；成本分析
一、博弈论及其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
博弈论（Gametheory）又译为对策论，博弈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制约下策略选择时的理性行为及相应结局[1]。博弈论是在1937年由美国数学家约翰冯纽受（Johnvonneumann）提出，运用旨在解释各种博弈的分析方法来解释政治与对手行为。所有的博弈有三点是共同的：局中人、策略与支付（或译为效用）。在博弈中每个参与者的目的是使利润最大化，博弈规则由法律框架决定，策略是每个参与者所有可能的行为，支付是参与者的利润或损失。
博弈论在耕地保护中有着重要应用，政府与农户都是博弈的局中人，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首先讨论直接决策者——农户之间的策略博弈，且讨论是农户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是指局中人对自己与其他的局中人的所有的与博弈有关的事前信息（策略空间、支付函数等）有充分的了解的有决策先后次序的博弈。
为了便于分析，农户可以简化为两个即为甲和乙，在初始阶段t0，耕地的机会成本大于耕地收益。对于甲和乙两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有两种战略：保护耕地或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由于有两个参与者，每人都有两种战略，所以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1）都选择保护耕地；（2）都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3）甲选择保护耕地，乙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4）甲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乙选择保护耕地。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知道在这四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下自己的结局。可以将每个参与者四种可能的结局列成博弈的结局矩阵（payoffmatrix）。参与者的处境是带有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特性的博弈，也即优势战略均衡[2]。
参与者都知道，无论对方怎样做，自己最好的选择是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将保护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这样就实现两人的非零和博弈。但是，两人分别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决策时的结果是耕地的大量侵占。
二、农户博弈行为的后果分析
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我们作如下假设：（1）从开始生产到生产出产品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生产规模无法改变；（2）本期的产量决定本期的价格；（3）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产量。在分析时我们还假定土地是均质的，即单位面积耕地产出一定为u。在初始时期t0，甲和乙分别拥有面积为L1和L2的土地资源，耕地面积分别为C1和C2，此时粮食的价格为p0，供需均衡点的粮食童是a。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而言，效用最大化要求当单位面积边际收益（mL）大于单位面积耕地收益时，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随耕地逐渐转化，边际收益递减，当单位面积耕地的边际收益高于单位面积非耕地收益时，达到均衡状态。
（一）农户单次博弈
每个参与者都会认识到，由于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供给量也随之减少，从而引起粮食价格上升，在时间为t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可用下式表达：
Ut（max）=ptctu+f（L）dL
其中，pt和Ct是时间为t时粮食的价格和耕地面积；ml=
f（L）；Lt是时间为t时的非耕地的面积；Lt+Ct=tl，tl是土地总面积。
参与者的优势战略是在时间为t时将耕地面积减少至ml等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但每一个参与者只能预计出自己的供给发生变动时粮食价格的相应变化。甲考虑到采取优势战略后，耕地面积由C1减少到C3，粮食供给由a0减少到a2，对应的粮食价格上升至pt1，al=a0-（C1-C3）u；同理，乙考虑到采取优势战略后，耕地面积由C2减少到C4，粮食供给由a0减少到a2，对应的粮食价格上升至pt2，a2=a0-（C2-C4）u，我们则看到由于双方都减少了耕地面积，粮食供给实际上由a0减少到a3，粮食价格上升至pt3，a3=a0-（C1+C2-C3-C4）u，此时单位面积非耕地的边际效益小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双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二）农户多次博弈及其后果
在前面的分析中，粮食供给的减少导致粮食价格上升，同样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在下轮博弈中，甲考虑采取优势战略，增加耕地面积至C5，粮食供给由a3增加到a4，粮食价格下降至pt4，a4=a3+（C5-C3）u；同理乙的优势战略中耕地面积增加至C6，粮食供给由a3增中到a5，粮食价格下降至pt5，a5=a3+（C6-C4）u，这样实际上双方都增加了耕地面积，粮食供给由a3增加到a6，粮食价格下降到pt4，此时单位面积非耕地的边际效益大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双方仍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当这种博弈行为多次进行时，我们会观察到周期性的波动，当粮食价格上升时，耕地增加，耕地增加使下期粮食价格下降，粮食价格下降导致耕地减少，耕地的减少使粮食价格上升，开始新一轮循环。当决策者的数量逐渐增多时，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状况更将趋向无序，周期性的波动更为明显。这就是在自由市场中农户在没有政府参与时对于粮食生产的博弈。经过多次博弈形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3~6]。
三、农户与政府在粮食生产的博弈
上述的农户之间在粮食生产的博弈只适用完全的自由市场，没有考虑政府这个局中人，而在现实的市场上政府这个局中人在粮食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对耕地保护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不明确，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的影响特别大，政府的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特别大。下面我们来讨论中国的农户与政府在粮食生产的博弈，而且我们讨论的这些博弈都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政府在农户多次博弈的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的结果中发现，粮价的不稳定导致社会不稳定，大量耕地非农化，造成耕地资源大量流失，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不适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量耕地非农化也造成了经济系统的非效率的生产。国家出于经济有效率生产和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针对农户将耕地在耕地与非耕地之间频繁转化的策略，制定耕地的中部分不能转化的策略，如果转化这部分耕地将受到法律制裁。这部分耕地足以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也即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必须种植农作物。农户在国家强势的策略下，除去种植满足自己需要的粮食外，在粮食生产有利润时就大量生产，在粮食生产没有利润时，就进行休耕和撂荒。由于近几年农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日益升高，农产品收益日益降低，一度陷于亏损的泥潭，一部分的农户将基本农田撂荒，一部分的农户甚至直接非农化，他们的基本农田成为废弃土地，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缺乏也无法使农户交出撂荒的基本农田，这样仍造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
政府在农户再次博弈的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的结果中发现，仅靠基本农田的保护策略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必须把大量的农村城市化的居民手中的耕地收回到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分配，大量的撂荒耕地进行农户之间的流转，最重要的是解决农产品收益亏损的问题。国家在下轮博弈中打出三个方面的策略。第一，继续完善基本农田的用途管制机制。第二，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分配耕地，允许耕地进行农业用途的流转。第三，减免全部农业税费，按耕地面积多少象征性补贴。农户在这轮博弈中发现减免全部农业税费，按耕地面积多少象征性补贴仍不足满足农户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的需要，一部分农户采取继续非农化策略，一部分农户采取流转自己耕地的策略，另一部分农户采取扩大种植规模，集约化生产的策略，但是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仍有巨大的亏损，粮食生产仍在较小规模上呈现发散蛛网型结构。2006—2010年粮食市场的产量就是明显的例证。
四、政府在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的三种方案
分析政府与农户在粮食生产上的多次博弈中，农户追求的耕地最大效用化与政府追求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的目标相悖，如何才能把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呢？分析政府与农户博弈的核心在于粮食生产的利润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相比有巨大的亏损，农户不会为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买单。研究政府的策略，政府也不愿为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负主导作用，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应该是最主要的买单者。
政府作为稳定粮食生产的主要的买单者，应该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的亏损。政府如何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的亏损，我们认为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粮食生产不亏损，计算公式为：p-C+a=0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
第二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计算公式为：p-C+a=pa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pa表示其他耕地单位面积的平均收益。
第三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中收益与社会平均收益率一致，计算公式为：=Ra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Ra表示社会平均收益率，在统计上一般取当年的一年期的存款利率。
如果按第一种方案进行补贴，仅能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时做到不赚不赔，农户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作用下，粮食生产积极性仍不会高，粮食生产仍呈现较小规模上呈现发散蛛网型特征，耕地撂荒仍有大面积发生。如果按第二种方案进行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可以获得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的利润，加上粮食生产市场风险比其他农作物生产风险小，可以刺激农户发展粮食生产，仍有部分农户追求比农业生产更高的收益率，转移出农村，这部分留下的耕地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新分配与流转而参与进粮食生产。这时粮食生产将随市场农产品的波动而波动，市场作用正常发挥，能保证经济系统的有效率化生产和社会的粮食安全。如果按第三种方案进行补贴，大多数农户考虑粮食生产市场风险比其他行业生产风险小，大量发展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其他行业人员同样出于风险考虑，会大量流入粮食生产中，导致其他行业产值降低，社会平均收益率降低，进而导致社会无效率生产。按第三种方案进行补贴，成本极高，也不适用产业转移规律。
比较三种方案，第一方案到第三方案成本依次升高；在适用上第一方案与第二方案比较适用，第三方案不可能适用实际情况；在比较使用结果方面，第二方案最好，能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起到耕地保护的目的。
五、耕地保护成本的案例分析
重庆市黔江区位于重庆市的东南边缘，地处武陵山腹地。根据黔江区的粮食生产的农经资料[7]，我们可以计算出政府要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的成本。由于在现阶段，政府的补贴水平较低，我们采用第一方案来计算耕地保护的成本，进行相关评价。由于农业补贴在2005年才开始出现，我们采取2005年的粮食生产的农经资料来计算耕地保护的成本（见表1），便可以发现耕地保护的成本并不低。
六、结论
在没有政府参与下的农户与农户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基础上，农户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都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导致耕地的大量侵占。这种博弈行为会随着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出现耕地数量的正相关变化，从而导致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状况周期性的波动更为明显，在经过多次博弈后形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
政府与农户博弈的核心是在于粮食生产的利润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相比有巨大的亏损，为了避免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无序化，解决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政府承担起耕地保护的最主要的实施主体。政府在对粮食生产进行的补贴有三种方案：粮食生产的收入必须保证与粮食生产成本一致；在粮食生产中耕地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在粮食生产中收益与社会平均收益率一致。在这三种方案中，其中第二方案能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起到耕地保护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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