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1
武焕娜（1994-），女，汉，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大学本科。
摘要：现在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及危害日益严峻，形势紧迫，而与此同时，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却存在着立法空白，我国需要借鉴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经验并结合和我国的具体情况，通过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明确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制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来完善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键词：土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法律责任；公众参与
一、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概述
（一）德国土壤防治立法
德国的《土壤保护法》明确指出：“对土壤的管理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气候情况；应注意保持或改善土壤结构；结合土壤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农用机械以避免造成土壤紧实；尽可能避免破坏蓄水防风的土壤覆盖物，尤其是在山坡地区；应保持森林、农田和梯田等的自然土壤结构；通过相应的轮作措施保持土壤的生物活性；通过对土壤足够的有机物的供应或减少对土壤表面的处理以保证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
德国的土壤保护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或土壤退化方面做了较具体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二）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美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主要是《超级基金法》，《超级基金法》主要意图在于修复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地块，明确清洁费用的承担者；规定包括土地厂房、设施等不动产的污染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应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承担法律上连带、严格、无限责任；对土壤污染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同时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规定了美国环保局根据《超级基金法》实施整治行动时具体程序。
（三）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2002年日本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检查制度、惩罚条款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了成为土壤污染调查对象的土地条件及消除污染的土地基准等。该法案运用环境风险应对的观点，对工厂、企业废止和转产及进行城市再开发等事业时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对预防原则、政府职责、土地标准的划分、激励机制等的规定。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概况
（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
在治理土壤污染这一问题上，我国已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内容涵盖了农业环境保护、防治土地污染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法律政策对改善我国的土壤污染状况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是，《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提供的只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而土壤污染的严重状况以及日益严峻的发展趋势表明，这些零星而不系统的规定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的，不能从根本上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的问题
1、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都是原则性、概况性的规定。
尽管中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很多，涉及面也很广，但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都不深入，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例只是概括性地指出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对于如何保障土壤不被污染，如何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等问题均未做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2、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针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的特点提出相对清晰的具体规章。而且这些规章多政策性意味，以概括立法为主，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系统的法律制度，大多数条款为宣传性条款，对具体的例如如何整治被污染的土壤等法律操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使得我国土壤污染相关立法原则无法实施，内容空泛，可操作性不强。
3、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中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大都只是对土壤污染防治做了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对造成土壤污染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方式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等方面做出规定，因而可以说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只是一个宣誓性的软性规定，其对土壤环保相关责任方的法律约束力极为软弱。
三、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针对中国目前严峻的土壤污染现状及现行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漏洞，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相对完善的土壤污染法律制度体系，弥补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漏洞，构建和完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列入国家议事日程。但同时，因为土壤污染问题的复杂性，还要制定专门的《农村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城市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更为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此外，不仅需要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也需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形成完善的、科学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2、制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
对于造成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首先要制定严格的民事责任制度，如美国的《超级基金法》中的“潜在责任人”制度，责任人对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一种严格的责任、连带责任和溯及责任，我国应在借鉴这种严格的民事责任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污染者负责原则，并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设计出一套独特的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制度。其次，土壤污染行政责任的完善，对造成土壤污染监督、监管不力的行政人员，要制定出相应的行政责任的处罚措施。
3、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美国在污染土壤的管理别注重非政府组织、公众的参与和环境治理信息的充分公开，其法律规定污染地块的治理是各级政府及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社区的共同任务。但我国在污染土壤的防治过程中主要依靠政府的管理职能，更没有从法律上对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因此首先，法律要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再次，扩大公众的监督权。最后，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的救济权。
四、结语
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反映出了当前立法中的缺陷，虽然我国土壤防治立法步伐较落后，但在政府的支持及国外先进法律的借鉴下，土壤防治法定能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罗丽：《日本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2）：96-108.
[2]宋才发、向叶生：《我国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问题探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5）：28-32.
[3]颜佳：《论土壤污染防治与〈土地管理法〉修改》[J]，法制与社会，2013：275-276.
[4]姜明珠、蔡成林：《美国棕地再开发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陕西农业科学，2013（6）：158-161.
[5]王天琦：《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思考》[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34（1）：100-103.
[6]李方、王晓飞：《国外土壤污染防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24（11）：8-9.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2
“不能说的秘密”
今天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从水污染扩大到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领域。其理由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污染所导致的严重环境危害事件时有发生，并呈逐步上升趋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任官平在2012年世界环境日时强调：土壤污染的治理与生态修复，已成环保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中国，重金属污染土壤导致的严重环境和健康危害事件，时见媒体报道。例如湖南等地的“镉大米”，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河流和饮用水水源地等。资料显示，截止到2012年6月5日，中国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其中，受矿区污染耕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耕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近1000万公顷，污灌农田达330多万公顷。这个2000万公顷被污染耕地的土壤，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危害源。会导致这些耕地上出产物成为污染的农产品，对食用这些农业品的公众的人身健康和安全，会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严重的土壤污染，会引发土壤污染灾害。
所谓土壤污染灾害，是因为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农药使用、化肥使用等导致的农业生产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壤结构被污染物填充，而导致的土壤结构被破坏并释放污染物及其衍生物，危害土壤出产物、土地建筑物和使用者人身健康和安全等情形的灾害。这种灾害，在灾害学上，属于人为灾害、人为自然灾害等情形，人为的因素占据重要部分。按照中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的规定，对于土壤污染问题，应当是谁污染谁治理。但是，事实上这在许多土壤污染灾害严重的地区，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治理能力的要求，比污染的能力要求要高多了，加上，相关法律责任的设计，在民事责任体系化方面的缺陷，导致治理成本与能力的不匹配，必然导致只污染不治理的现实情况严重存在，继而形成严重的土壤污染灾害。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失灵
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对于土壤污染的立法原则和防范措施，是非常明确的。即：（1）三同时原则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6条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2）防止土壤耕作污染。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10条规定，因地制宜地合理使用土地，改良土壤，增加植被，防止土壤侵蚀、板结、盐碱化、沙漠化和水土流失。（3）防止土壤农药污染。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21条规定，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合理利用污水灌溉，防止土壤和作物的污染。
但是，这些规定中，没有提到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等土壤污染形式。可见，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行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立法者对于土壤污染的严重性，以及“发展是硬道理”带来的土壤污染的巨大压力的估计是非常不足的。应当说，这也正是从中国1979年9月13日颁行《环境保护法（试行）》到2012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时，33年间，各级人民政府的经济发展冲动和巨大压力，将土壤污染放到一边，各种土壤污染的因素共同作用，必然导致土壤污染的数量和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呈正相关关系。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与“水污染”的危害性相比，对土壤污染认识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才导致到现在中国耕地当中，有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的土壤污染耕地存在，其数额和严重程度是触目惊心的。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环境保护法》，于同日公布施行。对于土壤污染的立法态度，依然是没有更多改进型规定，当时，其具体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却是比较明晰的，即在中国《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但是，中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的防止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等污染的防治措施。也就是说，土壤污染的预防、治理和违法惩处问题，依然是《环境保护法》立法的弱项。所以，当土壤污染占到中国耕地的1/5时，问题的严重性便立即显露出来了。那就是“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遏制土壤污染的发生，以及土壤污染形成一种新型的灾害―土壤污染灾害。
土壤污染成为一种灾害的原因，在于土壤污染的特殊性。即：污染介质改变土壤结构后的“不易清理性”；污染危害的长期性；污染治理的“技术性”；土壤污染与治理的分离性。这种土壤污染与治理的分离性，导致的可能性之一是：政府土壤污染治理的财力、技术能力和责任心不足时，往往会以“寻找污染者”的借口，而延迟治理或者懈怠治理责任。
可见，土壤污染有时比水污染更容易，而其治理却比水污染治理要困难和复杂得多，因为土壤缺乏水体那样因为水的流动而带来的很强的自净能力。因此，2012年5月31日在“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上，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说，“毒地”已严重制约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对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压力，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治理土壤污染已经刻不容缓。但是，鉴于土壤污染的特殊性，导致“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不好用，加上污染者的不好寻找，以及污染者治理能力的不足，必然导致谁污染谁治理为先要被政府治理为先所取代。
由谁承担治理责任？
那么，治理污染这个任务谁来承担呢？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的是，各级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可见地方各级政府是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的承担者。按照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6条确定的“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应当是土壤污染的污染者，但是，当这种污染者明确、确定或者确切无疑时，让土壤污染者承担污染责任，是正确的，理所当然的。即土壤污染者承担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不但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环境保护规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当土壤污染者不明，或者土壤污染者已经搬迁、破产或者注销等，而无法承担土壤污染治理责任，或者土壤污染者明确，但是已经没有或者不具备土壤污染治理能力时，当地政府是否就能承担土壤污染治理的责任呢？
作者认为，当地政府承担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政府统一治理规划。第二，土壤污染修复的技术已经有了保障。第三，土壤污染治理的财力合法性保障。由此可以看出：土壤污染从其发生原因上说，是相关资源利用层面上的成本制约―为了低成本地利用土地，根本没有考虑到土壤污染治理的成本，或者采取相应的防止土壤污染的措施，以相应的成本支付来控制和防范土壤污染。政府的行政事业支出，都有其项目和决议上的合法性前提，即通过人大通过的政府财政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通过的支持，那么，如果地方各级政府不将土壤污染治理的费用，纳入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其投入的合法性是没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土壤污染治理者的治理能力不足，不仅仅是污染者本身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作为替代的土壤污染治理者，也有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尽管当地政府一般而言，不可能是土壤污染者，而只是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的替代承担者，大笔投入土壤污染治理费用，让其轻松愉快地替土壤污染者埋单，大把投入财政资金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不能说人民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分青红皂白，不问理由地拿政府财政资金，随随便便地投入到替土壤污染者埋单的“民生工程”。应当说，这种土壤污染治理的埋单理由、埋单主体和财政资金支持的合法性控制，也是土壤污染治理的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土壤污染治理费用的处理，固然可以通过地方各级政府大笔一挥，非常大度地列入财政预算来解决。然而，对于地方财政收入有限，或者仅仅依赖卖地维持财政收入的各级地方政府而言，要想将土壤污染治理经费列入当地的财政预算并不困难，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少，没有相应的资金收入保障，也是难以实现地方政府对于污染土壤的治理目标的。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土地管理法》第七章当中，并没有土壤污染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倒是中国《水污染防治法》第51条明确规定，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应当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利用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进行灌溉，应当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应当说，这些预防性措施的立法，是值得肯定并加以借鉴的。
在作者看来，污染源控制责任的立法，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即：
（1）确立区分土壤污染原因分别处罚，对恶意者给予惩罚性处罚的原则。也就是说，应当针对土壤污染的具体原因，将其区分为：生产型污染与生活型污染、过失型污染与恶意型污染、偶然性污染与长期性污染、单一原因污染与复合原因污染等等。
（2）民事责任体系化问题。只有这样，体系化的民事责任才能构成土壤污染强有力的成本约束，从而在政府环境责任的普世观念之外，形成成本约束和经济利益约束，这样一来，土壤污染及其治理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良性运行机制。
（3）确立污染者追及甚至于追及个人责任的原则。这主要是强调，在能够追溯土壤污染的污染源或者污染介质和污染责任人时，应当采用类似于“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对于因为污染土壤后停业、破产或者注销的企业以及其他责任人，只要能够追溯，都应当追溯，最终的责任承担人是当地政府。不过，政府环境责任的过于抽象，也是导致出现“集体负责”与“无人负责”最后由纳税人埋单的悲剧。
毒地挑战何时休
根据《焦点房地产网》报道，中国城市中，大量土壤污染的有毒土地即“毒地”被开发建设成住宅，让开发商赚足了银子，也让当地政府得到了GDp。那么，“毒地”开发成住宅时，当地政府是否知情呢？回答是，当地政府不可能不知情。其结果，只能是因为中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不敷使用而导致毒地上的居民“慢慢自己消毒”了。
事实上，从2005年起，国家已经启动了农村土地的“沃土工程”项目，开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使广大农村耕地的土壤状况有了不少改善。据资料介绍，中国测土配方施肥以改良土壤，控制土壤污染活动实施7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57亿元，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12亿亩以上，惠及了全国近2/3的农户。这使作者看到了中国土壤污染治理的希望，至少在化肥、农药污染和污水灌溉治理方面，已经迈开了坚实步伐。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3
一、中国土壤污染的基本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凸显出来。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情况日趋严重，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
中国全国范围内已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达上亿亩，其中包括重金属污染，污水灌溉引起的耕地污染和因堆存固体废弃物所导致的耕地占用和毁坏。耕地污染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郊区的蔬菜种植基地、大中型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产地和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毒有害物、农药、抗生素等。
城市土壤污染问题亦不乐观。中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重金属（如铅、铜、锌、镉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如石油烃、溶剂、助剂等）的污染。城市工业企业（包括已搬迁或遗弃的工业企业场地）及其周边土壤的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城市的土壤污染已经对城市地下水质量、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的矿区土壤污染面积也已达数百万公顷，其中，受采矿污染的土壤面积占到五分之二。此外，矿产资源的冶炼和加工所造成的土地破坏和土壤污染同样相当严重。
总之，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归纳起来，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土壤污染面积不断增加，且未得到有效控制；
（二）土壤污染类型呈多样化，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
（三）土壤污染负荷加大。由于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中国局部地区的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增大；
（四）不仅部分农用耕地的土壤受到污染，而且，城市和矿山土壤污染问题呈发展之势。
二、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土壤污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严重影响耕地质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据初步统计估算，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达千万吨，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达千万吨，经济损失极大，达数亿元人民币之巨，并且，有些稻谷不能食用。另外，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引污灌溉，使得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致使土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和质量下降。
（二）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体健康。
耕地污染导致中国农产品品质严重下降，一些城市近郊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中污染物的含量或者超标，或者接近临界值。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并可能祸及几代人。
（三）影响农产品的出口，降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品质、质量、卫生、安全等技术要求愈来愈严格，技术壁垒愈来愈高。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正常的情况下，本身就承受着国际市场高要求的巨大压力，而土壤污染，使得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威胁国家的生态安全。
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受污染的土壤向周围环境输出或释放的物质和能量，又可引起大气和水污染，致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生产力下降，加剧土地资源的短缺，进而最终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三、中国政府关注土壤安全
中国目前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要求政府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上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活动。
2006年，中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全面展开。其显著标志是，中国政府拨出第一批巨额资金，在全国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以弄清中国当前土壤污染的现状，为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其中包括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提出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的技术要求或技术标准作好准备。
为了搞好全国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立了专门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办公室”，领导和指导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部门亦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组织开展本辖区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其评价工作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展开。
四、中国着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相关研究
中国进行土壤污染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对全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无疑，立法是其重要对策之一。就在中国全国开展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同时，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机构和中国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始着手组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聘请了部分外国和中国的法学专家（主要是环境法学方面的专家）和土壤科学方面的专家，着手进行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亦委托中国高等学校的专门环境法研究机构，同时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工作进展顺利。接受委托的中、外专家或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土壤污染的总体状况（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本资料）；
（二）考量中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情况，并对其能力进行评价；
（三）收集、分析和研究国外及国际社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文件，以期获得某些启发或借鉴；
（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分析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基本需求。
至今，中国已经举办了数次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中、小型研讨会，与会的既有中国环境法学界的专家，也有中国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2007年8月，在中国兰州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及中国近30所高等学校和专门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15位学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五、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的基本思考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现处于前期专家研究阶段，还未正式列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目前，中国正在制定新一轮的国家立法规划。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建议将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新的立法规划。
中国学者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一）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
学者们一致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其主要理由有四：
1．中国土壤污染形势严重，且呈发展之势（参阅本文一、二部分），亟需通过立法予以遏制；
2．中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不能满足中国现实土壤污染防治的客观需要，具体理由为，一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或法规；二是中国现行立法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但散见于数十部法律之中，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并且明显滞后，不能适合现今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
3．进行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以提高国人的土壤污染防治意识，引起人们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
4．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活动提供规则和保障。
（二）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际可行性。
学者们认为，中国进行专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中国已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这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极好基础。任何立法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则或经验的总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有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践，是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不可缺少的条件。
2．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前面说过，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并非完全空白，而是在现行法律中已有一些规定，只不过这些规定比较分散、不系统、缺乏针对性、不便操作罢了。但它们毕竟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那么，先前立法者在制定这些规定时的思考过程，经验教训，都是现在可以用来作为参考或借鉴的。
3．有可资参考或借鉴的国外或国际社会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文件的存在。根据我们的研究，国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大概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后进入活跃期。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荷兰、格鲁吉亚、俄罗斯、韩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均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专门性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可以作为中国土壤污染立法的重要参考。
4．有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重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问题。本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资源委员会已经提出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2月明确提出要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由其主持制定的《“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这些都是中国着手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支撑条件。
（三）关于土壤污染立法的具体建议方案
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两种方案选择：其一，修改现行有关法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并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其二，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中国学者建议采第二种方案。
不采用第一种方案的主要理由为：
1．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律，以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不具有实际可行性。因为，所涉法律、法规太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远水解不了近渴”。
2．仅以适合土壤污染防治的需要为由而提议对中国现行多部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客观上难以得到中国立法机关的支持，不易被列入其立法规划。
3．修改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缺失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或者主要法律制度，而这一问题是很难通过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的。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只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某些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其全部需要。
4．从立法成本的角度来看，亦不合算。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且耗时太长。
基于上述主要理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力主中国制定一部新的专门性法律。具体建议为：
关于法的表现形式，建议以“法律”为其法文件形式。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作为中国的一部一般性法律。
关于该部法律的名称，建议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关于该部法律的作用，建议将其定位于中国土壤污染领域里的“基本法”或者“牵头法”，意指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
六、中国学者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具体思路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为直接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本目的，以追求人与土壤的和谐为最终目标，以土壤生态综合管理为基本理念，以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整治相结合为基本出发点，以规范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为侧重点，以中国国内现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国际社会、国外有关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为参考或借鉴，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具体需要的专门的法律。
（二）该部法律应当是对中国多年在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办法和其他管理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其中，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措施、办法及有效的经验，将通过制定本法而上升为法律规范，成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领域里的基本行为规则。
（三）该部法律的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为土壤污染的预防；二为已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且以后者为主。不过，少数学者反对这一内容设计，主张主要内容仅规定受污染土壤的整治或修复。至于土壤污染的预防，建议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
（四）该部法律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中国现行法律中已有的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注意与其的衔接、交叉，避免与之相矛盾或冲突。同时，应当将那些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吸收到新制定的法律中来。
（五）该部法律作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里的“基本法律”，它规定的应当是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最主要或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的监督管理体制；土壤污染防治活动和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活动中各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防止土壤污染和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整治或修复的原则、基本要求或基本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的处理以及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所应当承担的不良法律后果等。
（六）该部法律在内容结构上，将按拟解决的问题或拟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同类性、相关性作为设章、分节的基础或“标准”。法律责任问题，集中规定，单独设章。
（七）该部法律应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不是一部“宣言式”的法律。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建议草稿的基本框架
目前的专家建议稿由八章内容构成：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目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政策宣示、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土壤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职责、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第二章，土壤污染防治基本管理制度，即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标准制度、监测制度、调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基金制度、土地休耕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和控制区制度等。
第三章，土壤污染预防，主要规定土壤污染预防的一般性要求，其中包括预防污泥污染、排污口管理、工业废渣管理、油田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矿产资源开采土壤污染的预防和预防畜禽、电子废物对土壤的污染等。
第四章，受污染土壤的修复（或整治），主要规定受污染土壤的认定、受污染土壤的修复原则、修复责任的承担、修复主体、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之污染土壤的修复、修复资质等。
第五章，重要农产品产地的土壤污染防治，主要规定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特殊保护制度，其中包括重要农产品产地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区土壤污染的预防措施、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等。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4
一、土壤污染的现状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严峻，根据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可以看出我国土壤污染面积已经达到1000万平方千米，土壤污染类型趋于多样化，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其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平方千米，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的耕地污染、区域性退化问题较为严重，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
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曾历时八年对全国的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调研，范围涵盖了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外的陆地国土，实际调查面积约630 万平方公里，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根据其在2014年4月17日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可以看到我国的土壤污染严重，耕地、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二、我国现行的立法的缺陷
目前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即在土壤污染领域没有一部"基本法律",涉及土壤污染的防治只是零星、分散的规定。相关立法主要有以下缺陷：
首先，现行立法缺乏系统性。不管是法律、行政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没有一个体系，都是零散式、原则性的，缺乏实际操作性，没有具体的法律制度，甚至还出现各单行法之间相互矛盾，根本无法适应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局面。
其次，立法不全面、不均衡、缺乏针对性。目前的立法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性保护不够，主要集中在对农业耕地土壤污染的防治，对于现在比较严重的城市和工矿区土壤污染的防治不够重视。倾向土壤污染的前置性预防规定，忽视对土壤污染的治理和修复。
第三，土壤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不明。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土壤污染的防治主体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事业单位、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公民个人等。但是多元化的法律主体导致各主体之间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相互推诿。权利、义务责任不明确，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和个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例如将政府部门作为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主体，基于其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双重主体身份，必将会造成农田土壤无人实施保护的境地。因此就政府而言，其应在土壤环境中发挥规划、决策和监督的作用，而不能成为土壤环境保护的主体。
第四，刑事立法不足。近几年我国土壤污染引发的事故频频发生，其危害波及面达而且具有隐蔽性、潜伏期长、修复具有滞后性等特点。其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已经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法和民法来控制，刑法是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土壤污染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刑法入罪的标准。其刑事立法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土壤污染罪名的缺失;二是相关附属刑法的规定具有概括性、相对零散;三是，缺乏对环境危险犯的认定;四是刑罚的力度不够，会导致罚不当其罪，造成刑罚配置不足。
第五，执法体制不健全，法律责任缺失。目前，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多部门管理，主要涉及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等，各部门之间的责任权限不明确，主管部门与分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致使各部门都有权管但又都不管的情形。有时出现交叉职能管理的状况，最终导致无人管理、无人承担责任的局面。权责统一是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只有明确规定土壤污染的法律责任主体和责任追究机制，才能使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得以落实。
三、完善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建议
(一)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相关法律，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明确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基本原则包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可持续利用，污染者负担，综合生态系统治理，耕地土壤重点保护等原则。基本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制度：
1.建立土壤污染调查制度。调查制度应当是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性制度，主要是指为了了解一定范围内的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以及对已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和整治所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性措施和手段。明确调查的主体、程序、方案、调查点位的设置等内容。
2.设立土壤污染标准制度。针对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居住用地等的不同类型分别设立标准。
3.土壤治理和修复制度。目前的法律在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基本是零规定，我国已有大量污染的土壤，此时修复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应确立土壤污染修复的对象、建立修复计划、修复责任制度、修复资金来源、修复评估与鉴定制度、修复土壤的资质规定等内容。
4.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制度。各级环保单位应当及时定期公布土壤的污染情况、质量状况以及修复的土壤状况等，保障公众的对土壤污染实际情况的知情权。通过听证和征求建议等形式保障公民的参与权，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到具体防治土壤污染的活动中。
5.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制度。明确责任主体，权责分明，各部门之间权限明确，避免权责不清。
6.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制度。这项制度类似于我国现有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其主要是对规划使用的土地要进行土壤污染的风险评估。
7.完善土壤污染纠纷制度和救济制度，法律责任的合理设定是保障法律发挥实际效果的前提。增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处罚力度，重视对行政执法人员责任的追究。在土壤污染引民事纠纷时候适用严格责任、连带责任原则，重视社会救助和社会责任的承担。
(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的刑事立法
1.在刑法典的相关章节直接设立污染土壤罪，给法官定罪量刑提供明确的依据。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也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犯罪行为就可以直接定性为污染土壤罪，符合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
2.改变现行附属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大多以发生实际损害结果为条件来追究的方式，因为结果犯犯罪形态的规定忽视了对生态利益的直接保护，导致对土壤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威胁的行为得不到刑法的规制，其一旦造成实际损害，损害后果往往无法逆转。因此，土壤污染刑事责任的追究应当以危险犯即只要规定的行为在客观上足以造成土壤污染的危险状态即可。
3.适当加大惩罚力度，当违法成本高的时候，犯罪者基于利益的考虑，将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
(三)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
1.明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统管地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其统一监督管理的权限，同时明确农业部门、水利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部门的权限范围，避免出现权限交叉的局面。
2.可以在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协调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确保有关资源和数据的互通共享，有主有次、有分有合，协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3.明确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即政府发挥决策、监督作用，而非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的职责。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5
关键词：土壤污染；土壤修复；修复责任；修复基金；
作者简介：幸红(1966~)，女，广东梅县人，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财经大学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环境法教学与研究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环保部门和国土部门曾于2014年4月联合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该公报显示：中国的土壤污染占比16.1%，其中耕地污染又占比19.4%。且通过对南北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南方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而在西南、中南地区则主要表现为土壤重金属超标。公报称，当前中国的土壤环境“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1]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由于经济起飞早、发展快，比其他地区更早遭遇土壤污染环境问题。2013年7月广东省人大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就土壤污染治理专项调研，提供数据显示，珠三角地区近三成的土壤属于三类、劣三类，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安全质量问题逐年增加，其中广东番禺区金山村农田使用“垃圾肥种菜”曾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对民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因素造成不良影响。但当地依然在种菜，污染土壤未见修复，未有任何污染土壤监测数据。广佛及周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广东土壤重金属严重污染主要分布区，佛山、南海、新会和广州白云区超标率达到50%。[2]尽管大部分污染企业已搬迁，但残留于土壤的重金属元素如同一颗颗“化学定时炸弹”，成为生态环境安全隐患。由于土壤污染检测标准滞后，广东省环保厅、国土厅、农业厅三个主管部门表示目前对广东土壤污染程度的数据掌握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主要涉及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污染土壤范围、种类和层级，重点污染区域和污染的危害程度等。
人类活动产生各种污染物，一些污染物进入土壤后，在一定范围内能被土壤自我净化。但进入土壤污染物的数量和速度超出土壤的净化能力时，就会造成土壤内部生态环境失衡，导致土壤的结构组成和功能失常，破坏土壤正常功能，降低土壤环境质量。土壤处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之间的过渡地带，是有机界和无机界的重要环节，是环境各介质的重要纽带，土壤不仅在本系统内进行能量和物质的循环，而且与水域、大气和生物之间进行物质交换，一旦发生土壤污染，污染物质在各环境介质之间相互传递，形成“交叉感染”，威胁整个生态环境安全，危害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土壤污染修复技术的研究上，中国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研发水平还是在应用经验上都有较大差距。表现在：一是中国目前没有将土壤看作一个独立的环境要素给予立法保护，尚未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土壤污染修复法律法规分散，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虽然中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了一些规定，对改善中国土壤污染状况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重点关注的是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规划及权属等问题，其规范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在防范土壤污染、划分不同功能土地污染、选择土壤污染控制方式及分担责任等方面均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和可行性，操作起来难于形成合力。二是土壤污染修复管理标准滞后，场地调查、风险评估缺失。目前，中国污染土壤风险识别和风险预测的质量标准尚未明确，相关风险管理方法体系和法规保障体系也未做规定。三是土壤修复责任不明确。承担土壤污染责任的主体界定模糊、污染者承担的修复义务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四是土壤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健全。中国的国土、环保、农业等部门管理职权均涉及土壤环境管理，造成监管职权不集中，各部门之间缺少协调联动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无法对污染者进行强有力的惩治，违法成本较低。五是尚未形成一条土壤环境保护产业链。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导致土壤污染修复产业未能形成一条良性的产业链。
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开展一系列环境修复工作，其中“国家973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在中国土壤修复方面取得了实践和技术进展。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土地污染防治法》，目前的政策法规体系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如2010年环境保护部完成的《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十二五”规划———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等，提出明确中国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治理目标，严格把控新增土壤污染、加强被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控制、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主要任务。2014年3月环境保护部制定了《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5项污染场地系列环保标准，明确了土壤污染评估和修复标准，规范了土壤修复市场技术标准，但仍未涉及法律、管理要求，也未提及土壤修复的质量标准。2015年1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618-1995)修订草案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业界期待更具操作性的规范出台。
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专门的污染土壤修复的地方政策和法规。例如2007年北京市印发的《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沈阳市出台的《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和2008年重庆市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知》。2015年湖北省率先开展试点，首部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入审议阶段。上述政策、标准实施，为中国制定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但由于文件层级较低，条文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规范约束力滞后，法律强制力不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为土壤污染修复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当前学术界在土壤污染修复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王欢欢的《城市历史遗留污染场地治理责任主体之探讨》剖析了城市历史遗留污染场地治理责任原则和不同主体承担责任事由。[3]李挚萍的《环境修复法律制度探析》指出应将环境修复作为一项新的管制工具和救济工具进行设计，应采取切实可行的环境损害的救济措施对受损害的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进行修复，对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内外关系进行修复。[4]王江、黄锡生的《我国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析要》强调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事后救济，根据生态环境退化程度进行事后恢复。[5]王树义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指出中国目前的土地污染防治法律规定不能满足土地污染防治的需要，需制定专门的土地污染防治法规，调整土地污染防治活动。[6]周启星、宋玉芳的《污染土地修复原理与方法》对土壤污染区别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特点作了详尽的阐述，[7]盘志凤的《广州市环境修复立法条件研究》从特定区域角度提出土壤污染修复原则和框架。[8]
综上所述，中国土壤修复研究，正经历着由理论、实践研究向实用阶段的过渡，由于中国土壤污染修复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指导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具有强力约束机制的政策体系和法律规制，带有较强的片面性和人为性。专门研究污染土壤修复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鲜有书籍提及，观点多放在修复方法和技术层面上，而非法律制度的具体构建，从而造成实践中土壤污染修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障碍。
二、中国土壤污染修复面临的主要困境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修复面临土壤污染标准缺失、信息不清，治理责任主体不明，治理修复基金无法保障等问题。表现在：
(一)土壤环境质量评估标准滞后，评估系统不健全
中国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存在诸多缺陷，未能结合中国土壤多样性、区域差异性、土地利用方式多样性和污染物多种性等特质制定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表现在：
1.现有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缺乏科学性。过于强调全国限制标准的统一性而忽略了不同区域地球化学条件差异性。中国1995年出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已不能适应现行土壤的现状，没有根据土壤的用途对土壤进行分类，监测指标少(只包括8种重金属，2种有机物残留指标)，标准宽松，无法与其他领域指标对接，例如一些区域的土壤虽然没有超标，但蔬菜铅含量超标，是因为食品卫生标准对铅含量的定值较低。几十年来，中国的土壤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重金属污染，还增加多种有机污染，由于没有制定监测标准而无法进行监测，从而威胁土壤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
2.评估主体不明确，导致执行不力。中国现行法律中，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评估仅是原则性规定，没有明确专门的土壤质量评估机构。由于评估工作涉及事项多、耗时长、花费大，在专业和技术方面要求较高，加上中国土壤类型繁多，污染物种类复杂多样，环保、草原、国土、农业、林业、建设、卫生等多部门参与其中，出现各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
3.评估程序不清晰，土壤数据信息模糊。土壤评估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是合理设计土壤评估程序。实践中土壤环境质量评估程序为：首先进行土壤污染源调查，其次是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估，最后是土壤环境质量分级认定。但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对于土壤环境质量评估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法律法规中。当前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配套性文件也仅仅在技术层面上笼统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的评估工作，而关于评估程序的启动条件、评估工作的后续跟踪监测、公众参与程度却均未涉及，初始的土壤数据库信息真实性令人质疑。
(二)修复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不明确
土壤污染责任主体的确定是修复土壤污染的重点和核心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合理利用土地以及防止土壤污染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款中未确立土壤污染责任追究和相关的赔偿机制，对责任主体、污染者应尽的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责任长期贯彻“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但当污染者不明、无力或不愿承担责任时其实效大打折扣，实务中出现多个污染者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局限性表现：其一，在当前价格体系下，部分资源价格偏低，无法承担环境污染治理的全部费用；其二，土壤污染从产生到造成损害滞后时间较长，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累积性等特点，而且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途径较为复杂。同一区域如有若干土壤污染责任主体时无法合理分配土壤修复治理费用，在实务操作中遭遇困境；其三，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壤污染是老工业企业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责任认定与污染发生的时间相距甚远，土地使用权频繁更迭但缺失用地记录和土地污染历史数据、企业发生变更或消亡但难于确定债务的继承者等因素，使得真正的污染者或责任者难于确定或查找。[3]无法依据现有的“污染者负担”原则追究责任人。现任企业受自身规模、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限制，修复能力有限，再加上土壤污染修复耗资巨大，目前土壤修复责任大部分由政府承担。
(三)土壤污染修复的基金管理模式滞后
中国土壤污染修复资金的主要模式是政府性基金。由于土壤污染责任人存在特殊性，加之土壤污染具有长期性和潜伏性的特点。政府性资金是“污染者付费”失灵在土壤修复问题上的必要补充。[9]数据显示，中国环境修复资金超过75%的比例是由政府承担的。而政府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和行政收费，资金来源较为稳定和持久。但政府性基金资金主体和来源单一，没有吸引私人资金投入，造成资金投入不足，加大了政府治理土壤修复的财政负担。且缺乏独立核算系统，不具备即时支付功能，面临土壤污染可能引发突发性事件所需的大量资金缺乏救济的及时性，造成土壤修复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此外，由于基金管理办法缺乏责任管理体系，对于产权模糊而需确定的土壤污染责任人缺失追责功能，使政府性基金执行法律强制力较低，追究污染者及其应当赔付法律执行力不强。
三、相关国家土壤污染修复制度的比较和启示
(一)域外相关土壤污染修复机制介绍
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较早凸显出土壤环境恶化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关注土壤污染，在生态修复技术日益发展的支持下，许多国家逐步将生态环境修复要求制度化，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机制体系，例如德国、英国、美国、荷兰、欧盟等纷纷开展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制定或完善，不仅有效遏制了土壤污染，还整治和修复了已污染土壤，为中国土壤污染修复机制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并整合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实现了土壤污染防治系统化、专门化。法律一方面规定要减少和避免土壤污染；另一方面还明确规定需清理被遗弃的污染场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污染场地管理体系，明确要求事先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识别、风险评估以及修复，才可以重新投入使用。“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10]
根据英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污染场地修复资金实行等级责任制，由土壤污染“适宜人”负担清理整治费用。具体分为两个层级的责任主体：第一层级是排放污染物至土地的公司或者个人，或明知会发生土地污染行为而又允许其发生的人，其承担土壤污染治理第一责任；第二层级主要是当前土地所有者或者业主。当无从找出原始污染者，则由第二层级责任主体承担。
欧盟《土壤框架指令》草案规定，各成员国防止土壤污染，列明污染场地清单并对这些污染场地进行修复。另外，草案还要求成员国需采取措施针对修复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场地的技术进行交流，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荷兰是较早为保护土壤立法的国家之一。其在1983年颁布了《土壤修复临时法案》，1994年出台了《土壤保护法》及土壤质量规则和标准。确立了土壤修复的目标值和干预值。其中，低于或处于目标值水平的土壤质量是符合标准的，是安全的、可持续的，具备生命所需的全部功能特征。若超过目标值水平，说明土壤功能特征已受到严重破坏或威胁，必须受到强制干预。
美国对修复污染场地实行的是超级基金责任制度，其最显著的特色是设定排污企业的可回溯的严格责任与连带责任。是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建立的，授权美国环保署对全国污染土地进行全面管理，并责令责任者必须对污染特别严重的场地加以修复。明确规定了污染责任人和被追索污染责任人对土壤进行修复的义务，从而保证了修复污染土壤的追索权利与执行力度。只有发生不可抗力、战争、第三方作为以及以上三种原因综合情况下，上述责任主体才可以不承担治理费用，而由超级基金来支付治理费用。[11]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染者之间相互推诿问题，确保受污染土地得到及时修复。
据调查：美国只有15%的污染土壤场地修复费用是依靠超级基金本身解决的，80%以上的场地是通过对污染者进行追责，使其支付了修复费用。因此，只有建立污染追责体系，才能让更多的污染场地找到为之付费的责任者。
(二)发达国家土壤污染修复经验对中国的借鉴
上述各国在各自相关土壤环境保护机制的约束和指引下，积极开展工作，使土壤污染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被污染的土壤得到了有序的治理。其先进经验与治理措施为解决中国土壤污染修复存在的问题，提供以下启示：
1.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名称和功能各异，但共同点是与相关法律法规相配套，建立专门的土壤污染治理法律机制，为保护土壤、治理污染场地提供相应依据。设立土壤保护和污染治理咨询与指导相关机构，建立污染土壤公共信息管理数据库。
2.土壤修复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根据土地的特殊功能和风险等级，确定污染区域，区分不同污染地区和污染类型的特点，采取相应的修复标准。
3.实行污染责任追溯制度，即“谁受益，谁治理”“谁开发，谁付费”。建立污染者的追责体系，让尽可能多的污染场地找到应当为之付费的责任者。
4.实施土壤污染动态监测评估机制。近几年，发达国家加强了对于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评估的关注，特别是系统研究了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估，对土壤环境质量不是简单地做出“达标”或“不达标”的评价，而是采用基于风险评估方法实施土壤污染管控和土壤修复措施。加强土壤污染常态化监管。建立污染场地信息库，对修复中和修复后的场地以及再开发情况进行公示，包括土壤污染面积、水平、种类、重点区域和对污染隐患的危害程度等数据信息。
5.建立污染土壤修复基金机制。促使排污企业形成只要排污便有风险的理念，无论当初是故意违法排污还是达标排放，均要对环境事故隐患进行治理和赔偿，从而强化企业的责任与义务。
四、完善中国土壤污染修复法律机制的思考
中国土壤污染修复产业处于探索和技术示范阶段，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尚在完善中。未来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应结合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土地经营权人混杂(包括合资和独资)、土地资源稀缺等现实情况，针对与土壤污染相关的土地利用项目建设、土壤环境影响评价与质量控制、土壤污染风险评估与治理及其修复等进行规定。修复污染土壤不应以达标为目的，而应该以可持续再利用为终极目标。因此，污染土壤的修复，必须针对未来的土地使用目的，评估未来的使用人、土地周遭居民、生态环境所可能面临的污染风险，促使土地可以重复再利用。[12]
(一)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
从保护人体健康角度科学区分不同土壤类型与不同污染成因，修订土壤环境标准质量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体系(包括土壤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对人体、动植物健康风险的评估)。建立国家和地区污染土地和场地信息档案，根据土壤类型分布的自然规律、土壤利用方式差异性以及潜在环境健康风险，对土壤环境按照污染程度实行“分级、分类、分区”方式管理，建立自然土壤、农业土壤、工业建设用地土壤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
中国虽然已出台多个规范性和指导性的调查评估导则，然而实践中的土壤质量环境仍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土壤环境标准应该与各区域土壤母质结合起来，根据不同区域地球化学条件差异性，评价不同的土壤环境质量。结合区域具体情况，针对特定区域土壤污染不同情况、土地利用功能不同和土壤水文地质的差异，鼓励地方政府制定《土地环境质量标准》的地方标准，提高指标严格度，增加指标包含的元素，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例如广东一些喀斯特地貌特征的场地，因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性影响采样密度，无法精准确定具体的污染边界。针对环境敏感区或重金属本底值较高、污染较重的地区因地制宜地严格实施，执行更加严格的地方环境标准。2014年5月15日颁布的《广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是地方立法中率先提出按照耕地受污染程度实施分类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对未受污染的耕地土壤，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对受污染程度较低，尚可作为耕地的土壤，采取调整种植结构、调控农艺、治理土壤污染和修复等措施，确保耕地的安全利用；对受污染严重且难于修复的耕地，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不适宜种植的土地，列为农产品禁止生产区。
此外，应建立土壤环境质量信息档案制度。对土壤环境系统进行调查、监测、质量评估分析后，将获取的受污染土壤面积、污染物种类、数量、污染程度、污染扩散的范围等信息和资料成果进行汇集、整理、立卷归档，记录跟踪土壤的使用变化，尤其重点勘查曾发生污染事故的区域和危险物质作业场所涉及的土壤高污染风险的敏感区域，明确责任主体，实施污染责任追责和土壤修复。
(二)设立责任认定规则，针对不同责任主体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土壤污染修复责任机制在“谁污染，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污染者付费，受益者分担，所有者补偿”的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责任主体，明确其对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和与之相关联的追偿责任，且具有溯及既往的法律效力。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土壤污染修复治理责任人较为分散，可能涉及多个责任人。许多污染是由于企业、工厂对土壤污染的忽视造成，但一些企业经历了改制、合并等过程，使历史遗留的责任识别十分困难，如果要进行严格的归责，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的执法成本，因此无法照搬美国超级基金法，将沉重的治理责任加在经济实力并不稳固的国内企业上。
依照“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污染物的生产者、利用者和处置者)应承担土壤污染的“无过错责任”，如果他们共同实施环境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而污染物的运输者、土地开发利用者和使用人承担“过错责任”，地方人民政府承担“补充责任”。当污染责任方无法识别或无力支付土壤修复费用时，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承担“兜底补充”性质的修复责任。
(三)建立土壤污染专项修复基金，完善多渠道的融资机制
土壤污染修复投资大，耗时长，技术难度大，花费较高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需持续专门的资金支持。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机制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优先建立部级和省级的土壤污染修复专项基金，完善其功能，支持修复被污染的土壤。为经济实力不足的企业暂时分担部分修复费用，使其逐步偿付应该承担修复费用。当污染者不明或无力承担责任时，先由专项修复基金支付，再向污染者进行追偿。从而避免因漫长的诉讼或寻找责任人的过程而延误了土地修复工作进程。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6
一、土壤污染现状
近三年来，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一是工业企业场地土壤污染急剧加快，二是农业耕地土壤污染也急速增长。我市辖区内工业企业土壤污染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矿产品加工企业、矿山企业等污染对场地造成的污染；农业耕地土壤污染涉及到全市农业用地，主要是化学肥料、农药的过度使用。长期过量而单纯施用化学肥料，会使土壤物理性质恶化土壤酸化、胶体分散散，土壤结构破坏，造成土地板结,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成本和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二、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根据市域实际情况，对相关企业提出强制性技术升级和从严的污染防治要求；对不符合城乡规划的涉重金属企业，要逐步关闭和搬迁。同时历史遗留污染问题进行了全面解决。（二）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把入口关，控制重金属污染隐患的产生。对未经环评审批的在建项目或者未经环保“三同时”验收的项目，一律停止建设和生产。在环境敏感区域禁止审批新建、改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对重点防控企业逐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三）强化污染治理，加快解决突出的污染问题。一是加大整治力度。严肃查处矿山违法建设、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强化达标排放整治，每年开展一次“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专项行动”，依法关闭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重污染企业，停产整顿一批已经造成严重环境危害的企业，确保现有企业的达标排放。二是妥善处置矿山类危险废物。对各类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对象实施无害化处置或实现达标排放，三是着力解决历史遗留污染土壤问题。（四）强化环境监管，严格防范各类污染风险。严格规范企业环境管理，督促重点防控企业及时报告原料和产量的变化情况，建立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同时，针对该类企业，实行专人专管，一季一监测，一月一申报，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均要求建立相应的处理设施，对污染设施的运行情况，实行每月监察一次，并要求企业做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记录。
三、存在的问题
（一）土壤环境监管体系不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三同时”竣工监测工作中，除了生态类建设项目需要长期跟踪土壤污染以外，其他建设项目还没有较为详细的土壤环境管理规范及环境保护要求。近两年颁布的农药、制药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开始详细规定了建设项目土壤本底调查的要求，但除此以外的其他行业环评，土壤本底调查仍然较为主观。特别是早期立项的水泥厂、重金属企业未开展详细的本底调查。（二）土壤环境管理不规范。一是城市场地土壤污染管理办法有待完善。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存在潜在污染风险的工业场地用途发生变化，场地被大批量转为商业、住宅用地。但为进行土地调查，未明确要求开展土地性质变更环境质量评价，未能促进土壤环境质量与土地资产价值挂钩，尚未形成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管理的规范化。（三）土壤污染责任的认定有待进一步明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避免土壤污染问题的发生、预防土壤污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未涉及土壤污染应有的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土壤污染的责任者、污染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等问题，没有提供可操作的土壤污染责任追究、认定、赔偿程序。从近期土壤污染调查情况来看，当前全国典型土壤污染还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有些污染企业的责任主体属于“国有”，污染对象是“国有”性质的土地，土壤污染责任则无法追溯到具体的污染者或责任人。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7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巫溪人家”为你整理了这篇2020年度《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自查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0年度《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自查报告
一、概述
为深入推进2020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全县土壤环境质量，安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根据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益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益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资江流域益阳段锑污染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2020年度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自查如下：
二、土壤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一）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湘农联〔2020〕24号）和《益阳市农业农村局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益阳市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益农联〔2020〕2号）文件要求，我县认真开展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并按要求完成了治理目标任务。
（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我县暂无污染建设用地地块，根据《关于印发〈2020年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28号）文件精神核算方法，我县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视为100%
三、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要求，我县开展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一是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19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方案》要求，我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已由省农业农村厅进行了统一部署安排，已经形成了乡镇耕地土壤质量类别分布图、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评价单元信息汇总表和耕地土壤环境治理类别划分评价点位信息表等相关成果。
二是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安全有序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77号）文件要求，我县根据省生态环境厅的工作布置和进度安排，配合信息采集单位将辖区内已采集的基础信息反馈给企业做进一步复核确认,特别是对无主关闭搬迁企业地块的信息复核确认。对企业信息填报不准确的地块，收集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已完成了重点行业企业信息采集和风险筛查工作。
（二）源头预防
1.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
一是开展了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查的通知》要求，我单位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对清单内企业进行核实，最终核实我县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查内企业8家。
二是开展了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的排查整治。
根据涉镉等污染源整治清单，按照“一源一档、边查边治、以治为主”原则，对列入整治清单中污染源逐一制定管控、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我县涉镉污染源整治清单中有11家涉镉企业，已全部制定了污染源整治方案，建立了整治清单及动态更新制度，每季度按时上报进展情况。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治任务。
三是切实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加大涉重企业治污与清洁生产改造力度，严厉打击超标排放与偷排漏排，规范企业无组织排放与物料、固体废物堆场堆存，稳步推进重金属减排工作。全年未发生涉重金属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2.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
加强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转移监管和打击力度，防控工业污染“上山下乡”。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对重点监管单位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全面防控、不留死角，实行动态管理，加大督查频次和力度。开展我县危险废物大调查大排查专项行动，对发现问题建立了问题清单，督促企业立行立改并跟踪检查，指导企业建立管理档案，防控工业污染“上山下乡”对环境产生新的影响。
3.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2020年我县化肥使用实物总量60441.11吨，比2019年减少1358.63吨，亩平减少0.72公斤，减少折纯总量434.9吨，亩平减少0.23公斤，减幅2.21%；全县计划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174万亩，实际完成178.06万亩，完成计划任务的102.3%，主要农作物应用面积达到95%以上；经水稻、玉米试验比对，肥料平均利用率达40%以上；同时，通过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项目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化肥减量增效项目的实施，辐射带动全县推广有机肥施用量52.46万吨，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区有机肥用量较去年提高了21.03%。
2020年我县农药商品折百用量总计138.32吨，较去年144.94吨减少了4.57%。其中国家禁用农药使用量为0，限制型农药使用量5.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的4.04%，较去年下降了14.37%。杀虫杀螨剂39.3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28.44%，较去年下降了3.28%，其中有机磷类杀虫剂减少了15.22%。杀菌类农药全年使用34.17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24.77%，比去年减少了0.29%。各类除草剂今年总用量64.0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46.32%，较去年下降了7.52%。
4.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今年，我县农膜总使用量为417.26吨，总回收量为340.43吨，回收率81.59%。其中，地膜使用量134.04吨，回收量110.48吨，回收率为82.42%；棚膜使用量283.22吨，回收量229.95吨，回收率81.19%，主要回收方式为网点回收和农民自行回收。经调查，目前全县农膜回收企业0个，回收网点34个。全县主要农膜销售主体81个，2019年共销售67.22吨，2020年全县销售主体共销售79.84吨，同比增加18.77%；主要农膜使用主体131个，2019年购买使用197.87吨，2020年购买使用345.46吨（其中外地购买265.62吨），同比增加74.59%。
5.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
我县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在全县大力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努力解决城镇垃圾“上山下乡”问题。2018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聘请第三方技术公司制定了安化县农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方案，组织对清塘铺镇（袁桃社区、清塘铺社区）、梅城镇、仙溪镇、大福镇、龙塘乡、羊角塘镇、滔溪镇、小淹镇、柘溪镇、古楼乡、长塘镇等11个乡镇12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逐一进行实地勘察，按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位置、主要成分、规模以及垃圾治理成本分类制定了整治计划，明确了责任人员、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域的垃圾堆放点采取了挖转运、原地封场、覆土绿化三种技术整治，同时做好排水沟、挡土墙修建和防渗处理，恢复地表生态。2019年12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已全部按照整治方案整治完成，并组织环保等部门完成了联合验收。2020年无整治任务。
（三）农用地分类管理
1.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通知》和《评估考核规定》要求，对照说明是否完成全省类别划分，并按照《省级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报送规范》（农办科〔2020〕11号），成果报送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
2.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治理修复
一是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我县洞庭湖流域化肥农药农业废弃物污染整治epC项目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程、地表径流污染治理工程、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工程、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程、其他工程五个部分。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涉及柳坪村、岩坡新村和杨林社区3个行政村，区域总面积63.2平方千米，居民人口12122人，生猪养殖规模4900头，鸡、鸭养殖规模47000羽，耕地11500亩。截至2020年12月3日，地表径流污染治理工程部分已完成柳坪村和岩坡新村单户四格净化池系统基坑开挖200套，成品化粪池88套和玻璃钢水池200套已进场，生态塘改造完成6个，株溪河道改造已完成530米透水砖铺贴及绿化带土壤回填；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工程部分已完成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收集池32座、田间堆沤池15座，有机肥加工车间施工地完成土地平整；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部分已完成储粪棚16个，格栅池10个，厌氧池16个。二是认真开展受污染耕地入户调查,土壤详查严格管控区调查,安全利用区调查；三是稳步推进安全利用区治理,超额完成上级下达治理任务。
（四）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1.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建立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要求，建立了安化县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并与上级部门联网，及时上传至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并动态更新。完成对辖区内同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部门“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管理系统”账号的分配，并已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经核查，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
2.污染地块名录建立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要求，按时填报和更新了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同时在市生态环境局官网上公布污染地块名录及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经核查，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
3.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环境风险管控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有关要求，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无相关风险管控任务。
（五）试点示范
1.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是安化县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重金属污染防治（一期）项目，该地块为林业用地，项目2017年获得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100万元，2018年年底完工，治理成效明显。
安化县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重金属污染防治（一期）项目是益阳市争取的第一个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益阳市将其作为一个标杆型工程，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开展施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三项，一是对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内的36800m3废弃废渣及渣土混合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统一运至新建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并对填埋场进行生态恢复；二是对项目范围内6840m3污染土壤清运至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并对该区域约3969m2进行生态恢复；三是建设库容约44661m3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用于填埋稳定化处理后的废渣、渣土混合物及污染土壤，最后再进行生态修复。
项目的成功实施，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是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与改善；二是重金属消减量显著；三是示范作用重大。不但可以有效改善我县土壤、水体中重金属各项指标，大幅提高全县环境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消除或减轻污染对居民身体健康的危害，提高群众生活质量，而且能及时化解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和保障群众权益。通过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广泛宣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将有力推进全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2.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安化不涉及。
3.鼓励地方创新和先行先试
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全县土壤环境质量，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湘政发〔2017〕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并于2018年1月7日颁布实施。该方案明确了以县政府为责任主体，各县直单位按照责任分工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各个领域分工负责。
二是强化监管执法，加大执法力度。重点监测土壤中镉、锑、汞、砷、铅、铬等重金属污染物，重点监管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
三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遗留石煤矿环境污染问题治理，2017年12月15日由安化县人民政府下达关闭6家矿山的决定，根据《益阳市石煤矿山关闭治理工作方案》（益办〔2019〕4号）要求，2019年4月12日，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其采矿许可证依法予以公告注销。2018年6家石煤矿关闭企业开始场地调查报告编制、实施方案编制，并通过了场地调查报告评审、实施方案评审、环评批复、发改立项批复、挂网招标、中标公示、施工图设计、图审、工程概预算、财评。施工单位进场后按治理工作方案按步推进，按时按质量均完成整治工作，于10月22日通过了县相关部门组织的工程验收,11月2日均通过了市级相关单位和专家的项目管控验收。
（六）落实各方责任及公众参与
1.部门协调配合《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目标和工作职责，压实了责任。建立了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协调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2.环境信息公开
根据《土十条》等有关要求，区域内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行政区域内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并向社会公开，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在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公布了企业基本信息和监测方案。
3.宣传教育
为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建设良好人居环境、宣传土壤污染风险防控知识，特邀湖南省环保厅宣讲团来对各乡镇进行了土壤污染防治宣贯培训，同时订购了土壤污染防治宣贯资料，通知各乡镇来领取并发送到村上组织村民学习。我分局组织编制宣传手册，印发至各相关部门、乡镇、重点监管企业，并在高速路口、重要交通要到树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牌，宣传土壤污染防治的治理意义。此外，区环保分局制定了有奖举报办法，鼓励公众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对乱排废水、废气，乱倒废渣、污泥等污染土壤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4.土壤污染事件
安化县全年无因土壤污染导致农产品超标或人居环境安全事件等情况。
四、地方开展的特色工作、经验和主要成效
一是出台了《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目标，压实了责任。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二是加强监管，严格准入，预防土壤环境污染。对经开区和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严格项目准入，严管环境污染。确定重点排污企业名单，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根据益阳市2020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里，我县要求15家重点排污企业开展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同时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取缔一批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加工小作坊、“散乱污”企业和集散地。
三是统筹兼顾，综合施治，开展土壤修复治理工作。今年扎实有序的推进了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实施，最快有效地确保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治理。其中金华锑矿历史遗留治理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并组织了验收评审会；大福镇木溪村场地污染综合治理应急工程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准备验收工作；安化县奎溪镇木榴村原松溪锑矿废矿坑环境污染风险管控项目和安化县马路镇金正锑冶炼厂遗留场地风险管控项目均已完成了发改立项、技术方案编制、招投标，工程建设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中。通过治理项目的实施，有效的控制了污染源，切断其继续污染周边环境的途径，阻止污染地块扩大。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及打算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县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1、土壤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缺失，给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困难。
2、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晚、宣传少，还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也不够清晰。
3、土壤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没有专项资金来源，市场化投资渠道不够畅通。
4、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缺失使土壤污染修复工作进展缓慢，已经开展的一些治理项目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和较小范围进行实验。
5、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工作面不断扩宽，土壤环境监管体系不完善，专业性强，人员配备与工作任务不相适，未能适应全面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6、治理难度大，治理经费短缺。
（二）下一阶段打算：我局将进一步加强领导，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扎实做好土壤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确保土壤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1.严格土壤环境监管。以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和排放重金属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行业企业为重点，强化工矿企业环境监管；以肥料、农药、地膜和养殖饲料的生产使用为重点，加强农业生产过程环境监管；以危险废物收集、贮运和处理处置为重点，严管废物处理处置活动，严厉打击随意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行为，有效控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
2.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将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对辖区内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负总责，明确工作任务，落实部门分工，严格目标考核；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原则，落实企业治理土壤污染的主体责任；加大宣传力度，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建立政府引导、部门联动、公众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建立土壤污染责任终身追究机制，对于因违规审批、违规建设项目等原因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依法追究责任。
3.加大土壤治理投入。按照“政府引导、企业担责、社会参与”的原则，拓宽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资金渠道，积极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工作。加大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财政投入和科技研发力度。
4.加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以保障农产品质量、人居环境安全和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为出发点，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和公共服务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强化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8
关键词：土壤污染;现状;危害;治理措施
1土壤污染概念
土壤是指陆地表面具有肥力、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其厚度一般在2m左右。土壤不但为植物生长提供机械支撑能力,并能为植物生长发育提供所需要的水、肥、气、热等肥力要素。近年来,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工业迅猛发展,固体废物不断向土壤表面堆放和倾倒,有害废水不断向土壤中渗透,汽车排放的废气,大气中的有害气体及飘尘不断随雨水降落在土壤中。
农业化学水平的提高,使大量化学肥料及农药散落到环境中,导致土壤遭受非点源污染的机会越来越多,其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在水土流失和风蚀作用等的影响下,污染面积不断扩大。因此,凡是妨碍土壤正常功能,降低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通过粮食、蔬菜、水果等间接影响人体健康的物质都叫做土壤污染物[1-2]。
当土壤中有害物质过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引起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逐渐积累,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通过“土壤水人体”间接被人体吸收,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就是土壤污染。
2我国土壤污染现状与危害
2.1土壤污染的现状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严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防治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3]。
2.2土壤污染的危害
2.2.1土壤污染导致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统计,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000万hm2,有机污染物污染农田达3600万hm2,主要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超标率高达16%~20%;污水灌溉污染耕地216.7万hm2,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13.3万hm2。每年因土壤污染减产粮食超过1000万t,造成各种经济损失约200亿元。
2.2.2土壤污染导致生物产品品质不断下降。因农田施用化肥,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许多地方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镉、砷、铬、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或接近临界值。每年转化成为污染物而进入环境的氮素达1000万t,农产品中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污染严重。农膜污染土壤面积超过780万hm2,残存的农膜对土壤毛细管水起阻流作用,恶化土壤物理性状,影响土壤通气透水,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农产品品质。
2.2.3土壤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物体内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体健康,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
2.2.4土壤污染导致其他环境问题。土壤受到污染后,含重金属浓度较高的污染土容易在风力和水力作用下分别进入到大气和水体中,导致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其他次生生态环境问题。
3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
3.1过量施用化肥
我国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4100万t。虽然施用化肥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但长期大量使用氮、磷等化学肥料,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土壤板结、耕地土壤退化、耕层变浅、耕性变差、保水肥能力下降、生物学性质恶化,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未被植物吸收利用和根层土壤吸附固定的养分,都在根层以下积累或转入地下。残留在土壤中的氮、磷化合物,在发生地面径流或土壤风蚀时,会向其他地方转移,扩大了土壤污染范围。过量使用化肥还使饲料作物含有过多的硝酸盐,妨碍牲畜体内氧气的输送,使其患病,严重导致死亡[4]。
3.2农药是土壤的主要有机污染物
全国每年使用的农药量达50万~60万t,使用农药的土地面积在2.8亿hm2以上,农田平均施用农药13.9kg/hm2。直接进入土壤的农药,大部分可被土壤吸附,残留于土壤中的农药,由于生物和非生物的作用,形成具有不同稳定性的中间产物或最终产物无机物。喷施于作物体上的农药,除部分被植物吸收或逸入大气外,约有1/2左右散落于农田,又与直接施用于田间的农药构成农田土壤中农药的基本来源。农作物从土壤中吸收农药,在植物根、茎、叶、果实和种子中积累,通过食物、饲料危害人体和牲畜的健康。
3.3重金属元素引起的土壤污染
全国320个严重污染区约有548万hm2土壤,大田类农产品污染超标面积占污染区农田面积的20%,其中重金属污染占80%,粮食中重金属镉、砷、铬、铅、汞等的超标率占10%。被公认为城市环境质量优良的公园存在着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汽油中添加的防爆剂四乙基铅随废气排出污染土壤,使行车频率高的公路两侧常形成明显的铅污染带。砷被大量用作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和除草剂,硫化矿产的开采、选矿、冶炼也会引起砷对土壤的污染。汞主要来自厂矿排放的含汞废水。土壤组成与汞化合物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积累在土壤中的汞有金属汞、无机汞盐、有机络合态或离子吸附态汞,所以,汞能在土壤中长期存在。镉、铅污染主要来自冶炼排放和汽车尾气沉降,磷肥中有时也含有镉[5]。
3.4污水灌溉对土壤的污染
我国污水灌溉农田面积超过330万hm2。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含有氮、磷、钾等许多植物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合理地使用污水灌溉农田,有增产效果。未经处理或未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中含有重金属、酚、氰化物等许多有毒有害的物质,会将污水中有毒有害的物质带至农田,在灌溉渠系两侧形成污染带。
3.5大气污染对土壤的污染
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有害物质,在大气中发生反应形成酸雨,通过沉降和降水而降落到地面,引起土壤酸化。冶金工业排放的金属氧化物粉尘,则在重力作用下以降尘形式进入土壤,形成以排污工厂为中心、半径为2~3km范围的点状污染。
3.6固体废物对土壤的污染
污泥作为肥料施用,常使土壤受到重金属、无机盐、有机物和病原体的污染。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垃圾向土壤直接倾倒,由于日晒、雨淋、水洗,使重金属极易移动,以辐射状、漏斗状向周围土壤扩散。
3.7牲畜排泄物和生物残体对土壤的污染
禽畜饲养场的厩肥和屠宰场的废物,其性质近似人粪尿。利用这些废物作肥料,如果不进行物理和生化处理,则其中的寄生虫、病原菌和病毒等可引起土壤和水域污染,并通过水和农作物危害人群健康。
3.8放射性物质对土壤的污染
土壤辐射污染的来源有铀矿和钍矿开采、铀矿浓缩、核废料处理、核武器爆炸、核实验、燃煤发电厂、磷酸盐矿开采加工等。大气层核试验的散落物可造成土壤的放射性污染,放射性散落物中,90Sr、137Cs的半衰期较长,易被土壤吸附,滞留时间也较长。
4我国土壤污染的治理措施
4.1施用化学改良剂,采取生物改良措施,增加土壤环境容量,增强土壤净化能力
向土壤中施用石灰、碱性磷酸盐、氧化铁、碳酸盐和硫化物等化学改良剂,加速有机物的分解,使重金属固定在土壤中,降低重金属在土壤及土壤植物体的迁移能力,使其转化成为难溶的化合物,减少农作物的吸收,以减轻土壤中重金属的毒害。针对有机物污染,用植物、细菌、真菌联合加速有机物降解。针对无机物污染,利用植物修复可以把一部分重金属从土壤中带走。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砂掺粘改良性土壤,增加和改善土壤胶体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土壤对有害物质的吸附能力和吸附量,从而减少污染物在土壤中的活性。发现、分离和培养新的微生物品种,以增强生物降解作用。
4.2强化污染土壤环境管理与综合防治,大力发展清洁生产
控制和消除土壤污染源,组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筛选污染土壤修复实用技术,加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集成,选择有代表性的污灌区农田和污染场地,开展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重点支持一批部级重点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为在更大范围内修复土壤污染提供示范、积累经验。合理利用污染土地,严重污染的土壤可改种非食用经济作物或经济林木以减少食品污染。科学地进行污水灌溉,加强土壤污灌区的监测和管理,了解水中污染物的成分、含量及其动态,避免带有不易降解的高残留污染物随机进入土壤。
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胶体对重金属和农药的吸附能力。强化对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农用化学品管理。增施有机肥同时采取防治措施,不仅可以减少对土壤的污染,还能经济有效地消灭病、虫、草害,发挥农药的积极效能。在生产中合理施用农药、化肥,控制化学农药的用量、使用范围、喷施次数和喷施时间,提高喷洒技术,改进农药剂型,严格限制剧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大力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大力发展生物防治措施。
大力推广闭路循环、无毒工艺,以减少或消除污染物的排放。对工业“三废”进行回收净化处理,化害为利,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大力推广和发展清洁生产。
针对土壤污染物的种类,种植有较强吸收能力的植物,降低有毒物质的含量,或通过生物降解净化土壤,通过改变耕作制度、换土、深翻等手段,施加抑制剂改变污染物质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方向,减少农作物的吸收,提高土壤pH值,促使镉、汞、铜、锌等形成氢氧化物沉淀。
根据土壤的特性、气候状况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特点,既要防治病虫害对农作物的威胁,又要把化肥、农药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限制在最低程度。利用物理、物理化学原理治理污染土壤。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平衡。
4.3调控土壤氧化还原条件
调节土壤氧化还原电位,使某些重金属污染物转化为难溶态沉淀物,控制其迁移和转化,降低污染物的危害程度。调节土壤氧化还原电位主要是通过调节土壤水分管理和耕作措施实现。
4.4改变耕作制度,实行翻土和换土
改变耕作制度会引起土壤环境条件的变化,消除某些污染物的危害。对于污染严重的土壤,采取铲除表土和换客土的方法;对于轻度污染的土壤,采取深翻土或换无污染客土的方法。
4.5采用农业生态工程措施
在污染土壤上繁殖非食用的种子、种经济作物,从而减少污染物进入食物链的途径;或利用某些特定的动植物和微生物较快地吸走或降解土壤中的污染物质,从而达到净化土壤的目的。
4.6工程治理
利用物理(机械)、物理化学原理治理污染土壤,是一种最为彻底、稳定、治本的措施,但投资大,适于小面积的重度污染区,主要有隔离法、清洗法、热处理、电化法等。近年来,把其他工业领域,特别是污水、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引入土壤治理,为土壤污染治理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5参考文献
[1]徐月珍.防止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污染的措施[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1989(1):29-31.
[2]任旭喜.土壤重金属污染及防治对策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1999,25(5):31-33.
[3]陈晶中,陈杰,谢学俭,等.土壤污染及其环境效应[J].土壤,2003,35(4):298-303.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9
目前面临土壤修复要建立、完善覆盖国土、农业、环境等各领域的土壤污染监测体系和管理体制，实施土壤污染的行政问责制度，谋求在全国范围治理土壤污染的治本之策。
建议11
法治的硬杠杠
默默无闻的土壤已经成为我们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制约因素，并且这个制约因素正快速地加强它的负面影响，再不采取有效对策，它影响的不仅是经济发展，土壤生态的恶化将重创我们最根本的生存环境。
以法治“壤”
制止污染的继续恶化，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空喊重视无济于事，行政干预缺少整治力度，依法治国，同样也要依法治污，法律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土壤保护、治理的法律，与土壤相关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土地复垦规定》《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等法规中，这些法规仅从保护的视角以及宏观调控的视角规定了一些制度，甚至没有建立最起码的民事诉讼机制，在实践中处理土壤污染的情况很不理想，面对目前迫切而具体的土壤问题基本是隔靴搔痒。
随着人们生活富裕，对生活品质需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以及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人们的诉求和持续发展的需要使国家开始重视生态安全对建设富国强国的重要，国家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对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具体到被污染土壤的治理修复也需要相关法律加以规范，在此氛围下，土壤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始加紧制定。
2015年1月1日，新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正式生效，在这次修订中，明解了生态保护红线，将生态红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对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与健康监测及影响评价、跨行政区域联合防治等环境保护基本制度进行了完善，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更加严格，同时也提高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新《环保法》对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是给环境污染的制造者戴上了紧箍咒。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同时，一部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按立法规划要求，在本届内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人称“土十条”近日已由环保部提交至国务院，预计在2015年下半年或2016年正式出台。这两部法规对土壤治理、修复都做了详尽规定，有人甚至预测，“土十条”将带来土壤修复业的“黄金时代”。至此，在土壤问题上，国家连出法治重拳，击中土壤污染问题要害，为土壤的保护与恢复治理建立了强有力的保障。
治污要打“组合拳”
然而，土壤的保护与治理只靠重拳是不够的，有效解决土壤问题需要一套“组合拳”。第一，强化有法必依。法律法规再完备，如果执行不力，有法不依，法律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在有法可依的同时，有法必依是保障，加强法律监督，对违法严格按律惩罚，是保障土壤安全的重要一环，也是制止土壤修复中存在的各种混乱现象的有力武器;第二，制度落实到人。专人负责，违规问责是保证政策规定有效执行的手段。第三，完善行政规定，土壤保护与恢复仅依靠法律是不行的，不需要有政策、行政等多层次的约束或鼓励。与法律相比，行政手段应用范围更广泛，手段也更多，它不但可以制止、处罚，也可以是支持鼓励。行政与法律并重，可以多层次、多手段地解决土壤的保护、治理、修复问题。
建议2
建立土壤防治体系
不了解土壤就谈不到保护土壤，多年对土壤认识的缺失，是导使土壤受污染严重的原因之一，加大土壤污染的科普力度势在必行。人与土壤的关系，也是鱼与水的关系，水可以没有鱼，但鱼离不开水，人类的生存、发展、都建立在土壤的安全之上，土壤不安全了，什么都谈不到。
加强科普，树立风险理念
归根结底，土壤的污染都是人为原因引起的，是人造成了土壤污染和破坏，保护土壤、防止污染还是要靠人们自身觉悟和行动。目前我们的土壤保护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加强土壤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的觉悟是土壤保护的工作之一。逐步增强国民的土壤环保意识和法制观念，树立自觉保护土壤环境的责任感，同时也要建立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提倡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让人们树立一种危机意识，建立起土壤安全的风险理念。不要等到食品受到毒害，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才想起土壤的重要。
完善土壤信息数据
土壤的保护和治理离不开数据支持，只有对土壤污染状况有详细了解，对土壤危害心中有数，找出原因并提出对策，才能在土壤保护和治理上做到有的放矢。法国现在已经建立“土壤污染档案”，对本国土壤污染情况均有资料可查。中国目前土壤数据库还不完备，现有的土壤数据库中缺少可量化的土壤污染数据。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首次对我国的土壤状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范围涉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北平原，沿海经济带，西部地区等六大区域近300万平方公里国土，调查由国家拨款10亿元，这次的调查结果引起了国家对土壤状况的关注，开始将土壤问题提到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也加快了各项政策法规的确立。
我国土地面积广阔，土壤情况差异较大，污染情况十分复杂，宏观的调查数据并不能详尽反映全部的土壤问题，具体到各地区又有不同的情况，因此完善更加全面、系统、详细的土壤数据库，建立专门的土壤污染档案是必须的。在国家数据库的基础上，各地方也需建立健全本地区的土壤情况数据库，归类土壤污染类型，确定污染程度和形成污染原因，评估土壤污染风险，对构建地区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提升土壤监管能力将十分重要。
完善监控体系
监控体系掌握土壤情况变化的第一手材料，健全的监控体系是确保土壤保护政策正常实施运转的机制。
设立红线管控制度。生态红线管控是不能触碰的底线，红线制度将经济活动限制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是一个资源消耗的最低限，是为遏制生态土壤退化趋势的质量底线。为土壤安全设置底线，就是要在红线划定的区域里施行严格管控，保证不越雷池一步。强化监管手段。建立土壤科学污染监测网，污染地区定期采样或定点安置自动监测仪器，进行土壤环境质量的测定，观察污染状况的定期变化规律，确定污染物质排放量，充分利用先进科学的技术手段，强化对土壤情况的监测对土壤保护与治理都十分重要。目前在发改委、财政部支持下搭建的生态管控平台，将实现“天地一体化”，就是运用卫星监测污染情况，哪里有污染情况一清二楚。加强政策、行政监管。提倡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污染企业整顿等有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的监管，同时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改革工艺和设备，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中。严格责任，奖罚分明。各级政府，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都要有相应的管控责任要求，并与政绩考核挂勾，增加资源、环境、生态等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于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干部，要终身追责。
建议3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其实，生态补偿在我国已悄悄试行多年，地方也有一系列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补偿政策。但是由于生态补偿实行起来很复杂，牵涉面多，国家层面生态补偿立法目前还处于缺失状态，因此各地生态补偿实践普遍存在法律依据不充分问题。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离不开法律的支持。
实行“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建立土壤生态补偿制度。让损害生态者赔偿、生态受益者付费、受损失者，生态保护者得到补偿。生态补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大对生态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通过多种方式实施补偿。
补偿机制就是找出“青山绿水”的保护者与“金山银山”的受益者之间的利益协调的办法，使生态保护者肯出力，才守得住“绿水青山”。
建议4
技术攻关亟需加大力度
土壤污染修复本身是一个全方位的学科，涉及农学、植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我国土壤污染具有多样性和地域性的特点，需要有针对不同类型，研究和运用修复技术，增加了土壤修复的复杂性和难度，因此我国的土壤修复技术还有相当多的难题要攻克。
国外的土壤修复已经开展多年，中国开展的时间尚短，从环保部牵头制定《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起，才开始对于土壤修复日益重视。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土壤修复仍然处于试验阶段和市场培育期，修复技术方面的研发水平和应用经验都与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土壤修复周期长，效果慢，耗资巨大，尤其是土壤修复技术水平有限，有些地方所谓的土壤修复就是火烧或挖走填埋，污染土壤焚烧法被很多地方使用，土壤焚烧后，有害物质没有了，但土壤也遭到破坏，很难与土壤修复联系起来。近年来，虽然也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国外技术需要解决本土化的问题，否则有可能造成“水土不服”，在实践上能否应用还尚待时日。
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篇10
关键词：土壤污染；农业环境保护；有效措施
中图分类号：S51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70631018
引言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各种农药化肥原料的滥用，导致土壤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污染，制约着当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治理土壤污染问题，恢复土壤肥力，保护土壤生态环境，才能确保我国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1农业发展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影响
1.1农业发展对土壤污染防治消极影响
必须以规模化经营为基础，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土地流转是农业经营规模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土地流转与土壤污染防治之间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比如，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产生生物、物理等途径的影响，从而对土壤的结构造成破坏。另外，土地流转之前已经发生的土壤污染往往在土地流转之后才产生影响，这也会对农业生产、人畜安全等造成严重的威胁。那么，如何界定土壤污染问题的发生责任，是目前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建立过程中所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
传统土壤污染在防治的过程中，也会衍生出很多新型的土壤污染问题。比如：农药的施用。虽然目前国家已经提倡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但是很多农户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会大量施用农药，使得我国的农药施用量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农药残留有一部分就会随着大气的沉降而落入土壤中，还有一部分则随着地表水深入土壤，这些因素的出现都加重了土壤污染的程度。化肥的施用。虽然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影响下，很多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已经越来越重视农家肥的使用，但是，由于没有经过深加工处理的农家肥中重金属的含量严重超标，如果农户盲目的使用农家肥，不但会造成水体严重污染，同时也会导致土壤出现重金属超标的现象。农膜的使用。大范围的农膜利用对土壤造成的破坏则更加的直接和严重。机械化作业。由于机械的作业过程必须要使用燃油，而燃油的废弃物遗留到土壤中必然会破坏土壤的结构，同时机械化作业过程中所产生的扬尘也会造成空气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机械化作业的应用也是导致土壤污染的主要因素。
另外，随着规模化农业经营的不断发展，很多农户采取大规模单一农作物种植的模式，不但对土壤的肥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也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发展产生了潜在的危害，如果发生农作物病虫害的话，将会严重的破坏大面积土壤的生态环境。
1.2农业发展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积极影响
必须制定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的管理制度，才能确保农业规模化经营效率的稳步提高。而这也就为土壤污染的监管和防治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就土壤污染的防治而言，前期的预防所产生的效果要远远好于污染后的治理。只有在规模化管理制度的引导下，才能实现对土壤污染的实时动态监管。一旦发生了土壤污染事件，也有利于统一的治理与整改。随着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农民环境保护的意识也发生了大幅度的提高。现阶段的农户，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比如，很多农户在使用农膜的过程中，都从以往的就地焚烧转变为循环再利用。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农民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也在先进的农业技术条件的影响下，而发挥出其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比如，农户为了有效的控制和减少烘干机作业过程中扬尘向空气中的排放，就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自行设计了简易的除尘室，这种看似简单的设计，不仅有效的降低烘干机作业过程中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同时利用除尘室也降低了烘干机作业过程中，对周边居民所产生的噪声污染，这种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智慧，也为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治理土壤污染提升我国农业环境的措施
2.1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由于我国农业用地的污染现象已经呈现出日趋严重的发展趋势，而这一发展趋势也制约了农业经营的发展和进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土地污染日趋严重的现象，必须建立健全并完善土地污染的法律法规，才能促进我国农业污染防治效率的稳步提高。所以，在大力宣传农业梯度污染防治法规时，必须引导农民以“治理为主、防治结合”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积极的参与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必须对土壤污染的监管与监测予以充分的重视，建立健全并完善土壤污染动态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土壤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研究的力度必须进一步加强，根据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污染防治技g，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和修复措施，才能确保土壤污染防治效率的全面提高。另外，土壤污染法律法规的建立可以积极的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相关法律中所涉及的内容：法律执行主体必须由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农业部门以及国土部门共同承担；相关措施的实施必须自环境保护部门发现土壤污染事件之日起直至整个事件调查完毕之后。
2.2利用农业发展进行土壤污染防治
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必须以造福人类为前提。农业规模化经营，为农业规模化管理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规模化管理也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管理成本的投入，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智慧农业推广的力度，如果可以将土壤污染防治与我国智慧农业推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建立全新的土壤污染监管机制，那么不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和控制土壤污染事件，同时也从根本上降低了农业生产损失，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2.3重视农民素质的提高，激励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自身具备的智慧和动手能力，是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稳步提高的关键因素。同时，农民的生活与土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大力推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农民自身的智慧以及动手能力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受到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其自身的土壤污染防治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而国家相关部门则应该加强其在知识技术方面的支持，才能确保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实施，另外，针对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和创造成果，必须予以政策和物质上的激励，积极推广农民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先进经验，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
3结束语
建立健全并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不仅可以促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效率的稳步提高，同时对于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完善的法律法规不仅会推动农业经营条件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同时也促进了农民自身生活品质的稳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土壤的支持，虽然我国现阶段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处于筹备和酝酿的阶段，但是相信在未来，我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必将会促进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前瞻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才能促进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陈云龙.完善我国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