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文化概论篇1
但是，就海丝路的名称、定义，包括范围、发展进程等一连串的基本概念，仍照着传来的通说，各持己见，陈陈相因，尚未定论。其中，包括范围问题是理解其他概念的核心。海丝路的概念是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结果，因此，首先要略述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其扩大过程，然后试图探讨有关海丝路通说的几个问题。
关于通说问题，想谈两点：其一是把人类文明交流通路之一的海丝路，只限于欧亚旧大陆的地域性海路的问题；其二是认定中国东南海岸作为海丝路的东端，而将其以东的韩半岛置之度外的问题。
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与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对人类文明交流通路的泛称，这条路本身是与人类文明并进向前，发挥固有机能的客观实体，但人类认知其实体，却不过始自130年以前而已。在这期间，随着学界的深入研究，逐步地认清包括范围和机能等，这就是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不仅表现在通路的单线延长，而且也表现在复线乃至网状的扩张。
至今，丝绸之路的概念，经几个阶段而得到扩大。第一阶段是中国—印度路阶段。德国地质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China，5卷，1877）第一卷后半部中，根据在中国中原—中亚河间地（transoxiana）—印度西北地区发现中国古代丝绸遗物，把这个路最初命名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SilkRoad），从此，逐渐形成丝绸之路概念。第二阶段是中国—叙利亚阶段。1910年，德国东洋学者赫曼（a.Hermann）根据第一阶段中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又在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yra）发现的中国汉锦遗物，将这条路延伸到帕尔米拉，再次阐明其为“丝绸之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所拓展的丝绸之路，是主要连接沙漠中点散的绿洲，因此，别称“绿洲路”（theoasisRoad）。从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上看，第二阶段仅是第一阶段的单线性延长。
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第三阶段，是三大干线路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界在既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仅将丝绸之路的东、西端，各自延长至中国东南海岸和罗马，而且将丝绸之路的包括范围也大大扩张，即将贯通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路和从地中海至中国东南海岸的南海路，都包括在内，以此，其概念扩大至东西横断欧亚的三大干线。加之，纵贯南北欧亚的五大支线，{1}这样丝绸之路就变成了名实相符的网状性通路。从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上看，已脱出丝绸之路的单线性概念，竟然获致复线性及网状性概念。尽管这样，丝绸之路还是限于旧大陆（欧亚大陆），这乃是迄至今天的通说，似乎多半学界对此安常处顺。
依照从前三个阶段所形成的概念，丝绸之路（包括海丝路）仍然脱不了旧大陆的范围，以致使新大陆被冷落在人类文明的交流圈之外。可是，迟至15世纪，靠海路的文明交流通路，的确已由旧大陆延伸到新大陆，从而出现围绕全球的环地球性海路，这就是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第四阶段。
这样通过海丝路而将文明交流的通路延长至新大陆，是有充分根据的。此根据首先是连接新大陆的海路已见开拓，自从1492年哥伦布（C.Colombus）到达加勒比海（CaribbeanSea）以来，至1519～1522年期间，麦哲伦（F.magellan）一行完成西班牙—拉美南端—菲律宾—印度洋—非洲南端—西班牙的世界周航，通往新大陆的海路终于开通了。另一根据是新、旧大陆之间的文物交流。自从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经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将中国的丝绸和陶瓷等旧大陆文物运到中南美，而将那里的白银输出到亚洲及欧洲，以致新、旧大陆之间，开始航经“太平洋丝绸之路”和“白银之路”的“大帆船贸易”。通过这样的贸易，甘蔗、玉米、花生豆、烟草、向日葵等新大陆特有的农作物，搬到亚洲和欧洲各地。按史籍记录，自从元末至清代，流入中国的拉美农作物，除上述诸种外，还有南瓜、番薯、小粒型花生、大粒型花生、辣椒、番茄、菜豆、菠萝、番木瓜、陆地棉等14种。{2}
总之，海丝路的概念，是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结果，因此，海丝路绝不像过时的通说，是一个地域性的海路，而是泛地球性的海路。但迄今传来的通说，尚未克服，应加以纠正。
注释
南北五大支线是由漠北的鄂尔浑河经和林（蒙古）和幽州（北京）至泉州或者广州的马易路、由准噶尔盆地经拉萨（）至印度恒河入口的啰嘛路、由东印度佛教诞生地经白沙瓦（巴基斯坦）至中亚的佛陀路、由米索不达米亚经帖必力思（伊朗）至黑海的米索不达米亚路、由北欧的波罗的海经基辅（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至埃及的琥珀路。五大支线的名称是笔者暂定起名的。参阅拙著《丝绸之路学》（韩文），《创作与批评》，2001年，第78～80页。
（元末明初）《饮食须知》，（明）《花草谱》，（清）《植物名实图考》，《国外传入农作物一览表》，《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建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说及其克服
作为文明交流通路之一的海丝路，就包括范围和长度来说，是丝绸之路三大干线中最广泛和最长的。
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人们开始部分地利用这个海路，到公元前后文明交流的黎明期，便出现分段的航行，以至中世纪，承“大航海时代”的开幕之机，才变成了泛世界性的文明交流通路。随着这个海路的拓展，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易，欣欣向荣，促使欧洲近代化，并借此出现世界“一体化”的概念。由中世纪新、旧大陆间的大宗交易品，而获名的“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白银之路”等，均是对这个海路的限时性别称。
这样具有全球流通路的海丝路，凡在所经过的海岸，都建立稠密的海上网路（mainenetwork），以此，逐渐地增加其机能。海丝路在机能和利用度方面比起绿洲路和草原路，显然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其特点，首先是包括新、旧大陆的泛地球性；第二是跟随造船术和航海术的发达及交易的增进，显示不断变化的可变性；第三是永不灭亡并继续发挥机能的恒久性。
如上所述，海丝路为包括新、旧大陆的泛地球流通路，是不可否认的史实，但因传来的通说之弊，其实体仍在烟雾中，混淆不清。正如在有关国家所制的丝绸之路地图上所看到的，多半仍把海丝路的西端与东端设在罗马与中国东南海岸，这样使海丝路的包括范围缩小到一个地域性海路。另外，还有一种倾向是缩短其航程，限定为“由东南亚经印度洋而至红海的海上路”。{3}
此外，还有些误解，不得不指出。其一，是不将海丝路看作丝绸之路的三大干线之一，认为是普通的“海路”（searoutes，maritimeroutes），或者陆路的“补助”{4}乃至“延长”{5}。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些人宣称由中国东南海岸经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到地中海的海路为“南海路”，并谈及这一海路上的交流和交易，可是，不把“南海路”包括在海丝路的范围内。当然，在交流和交易方面，海丝路与陆路（绿洲路和草原路）形成一种网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海丝路实为陆路的补助手段或是
注释
﹝日﹞叁彬隆敏：《海のシしクロードた调らべる事典》，芙蓉书房2006年版，第15页。
﹝英﹞theSilkRoud，wikipedia：“thelandroutesweresupplementedbysearouteswhichextendedfromtheRedSeatoeastafrica，india，andSoutheastasia”（“陆路就是有红海伸长到东非和印度、中国、东南亚的海路所补完的路”）。显然在这个文章中，著者把海路看作是陆路的补助路，并规定丝绸之路为许多交易路交叉的网路（anetworkofinterlinkingtraderoutesacross），而未见海丝路的概念。
维基百科，（中文）“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
其延长。与此相反，各自有独立的机能，不能混为一谈。“补助论”或“延长论”只不过是一种语不成句的误解。
其二，是海丝路的始末论。中国海丝路研究的理论奠基人陈炎教授在1991年发表的《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6}一文中，只从中国丝绸的单方“外传”的观点出发，将海丝路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唐代以前的形成期，唐、宋代的发展期，元、明、清代的极盛期。他还提起最早的“外传”，是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并“教其民田蚕织作”，这样暗含着这一年似为海丝路的始年。那么，清代极盛期以后的海丝路命运，究竟如何，是否走向凋落，不免要提问。
此外，海丝路的中国“起点论”，也值得探讨。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泉州“东方起点论”{7}和明州“出发点论”。不可否认，公元前后时期，以中国丝绸运往罗马帝国的事实为据，出现了“丝绸之路”的新造语以来，丝绸之路成为象征文明交流通路的一个雅称，一直被惯用。虽然如此，中国丝绸的罗马“外传”，不可能意味着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者“出发点”{8}，因为这样的通路，比起中国丝绸之“外传”，很早以前（大约公元前10世纪）已经存在，并起着文明交流通路的作用。
事实上，以丝绸的交易当作根据，来谈论海丝路的始末，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臆断。公元前5世纪，丝绸以“希尔斯”（seres）之名，传闻到西洋以后，到了公元前后时期，中国丝绸通过月氏和匈奴，大量流入罗马帝国，变成与黄金等价的贵重品和奢侈品，引起很大的关注。但是，到了6世纪中叶，因养蚕术传到拜占庭，西方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逐渐减少。其后，在唐、宋代和元、明、清代，虽
注释
《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5页。本论文荣获北京大学“第一回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和荣誉证书，并收录在《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集》第2集。
李光斌：《伊本白图泰中国纪行考》，海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对此，董贻安先生在其《从〈飘海录〉到“千年海外寻珍”：宁波与韩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诠释》，《浙东文化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一文中，说海丝路是古代各国人民通过海洋，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平的交易通路和文明对话的路”，并且指出明州只不过是东亚海丝路的一个“主要的港口”而已。
然为满足少数上层社会的需要，中国丝绸经过海路，输出到邻近的韩国和日本乃至西欧，但是，始终未能成为海上交易品的大宗。而丝绸在交易中的比重是极为微薄的。反而，陶瓷和香料成为南海路交易品的大宗。
海上丝绸之路的韩半岛延长
关于海丝路的另一个通说，是把所谓“周边地域”置之度外，无视其与海丝路的连接。据此，韩半岛与日本{9}均被排除在海丝路上。{10}事实上，这样的通说，不但是跟主张中国丝绸之“外传”为据，设定海丝路的中国学界的见解{11}相矛盾，而且也与韩半岛和西域之间早已存在过海上交易和人力来往的史实相冲。
最近，我国学界陆续发掘各种有关韩半岛与西域间交流的文献和遗物，并据此从各方面深入研究丝绸之路延长至韩半岛的问题。至于海丝路，研究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研究在中国
注释
本来日本也与韩半岛一样，按照通说被疏外在海丝路上，可是，日本学界的努力结果，就把海丝路由中国宁波延伸至自国的奈良和京都。参阅1982年新时代社出刊的《シルクロード歷史地图》。
丁毓玲先生在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和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共同主持的《古代东亚海路》题下的国际学术大会（2009年）上，《泉州宋元时期海上交通与伊斯兰网路》，主张中世纪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商人所造成的贸易网路终点是中国，因此，他们再也不赴高丽和日本。此外，迄今东西洋制作的多半丝绸之路地图，是排除韩半岛于丝绸之路（包括海丝路）上的。
陈炎教授在前述的《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以中国丝绸“外传”为准，分海丝路的发展过程为形成期、发展期、极盛期三个时期。他在每时期中，首屈一指的是韩、中间的丝绸交易。这就说明韩半岛早已在海丝路的东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南海岸停止的海丝路延伸至韩半岛的韩、中海路问题，另一个是考究通过南海路（由东南亚至地中海）进行的交流实况。
关于韩、中海路问题，最近两国学界都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具体查明连接两国海岸的沿岸迂回路和横断直航路，以至都认为海丝路延长至韩半岛，是理所当然，不会有异议。所以，这里用注{12}所介绍的有关典籍和论著来代替论及，不再重言。{12}
古代海丝路的韩半岛延长，不仅被韩、中间的几条航路所得到证明，而且在与南方海路（由东南亚至地中海，海丝路的一段）沿岸地区进行交流的事实中，也能找到可靠的线索。这样的遗物，正在陆续发现。如下例：
史前时代的遗物中，有南方巨石文化（megalithicCulture）的支石墓（dolmen，石棚墓）。巨石文化是古代南方的所谓“阳石文化”（HeliolithicCulture）的核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英国兴起的曼彻斯特学派（themanchesterSchool），曾提出“阳石文化分布说”（theoryoftheDistributionofHeliolithicCulture）和“古代文明移动说”（theoryofthemigrationofarchaicCivilization），指出阳石文化为南方海洋文化的代表性文化。根据他们的主张，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埃及出现了崇拜太阳和巨石建构的阳石复合性文化，这一文化随着南方海路东传。结果在沿岸地域产生阳石文化，并将其传播路程命名为“文化移动南方路”。
韩半岛全域大约有4万座支石墓，其中约2万座聚集在南海岸的全罗南道。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几个地区的支石墓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韩国被称为“支石墓之国”。此外，集中在韩半岛南部荣山江流域的瓮棺，也是南方海洋文化的遗物。在以东南亚为首的海洋性降雨量多的地区，为了预防祖先的尸体水腐，早在史前时代以瓮棺代替木棺，这是一种祖先崇拜意识的表现。
古代韩半岛与南方海洋文化的相关性问题
注释
有关韩、中海路的主要典籍，有徐福（巿）渡韩的《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汉水军到渤海的《史记》、《朝鲜传》，孔子到东夷的《汉书》卷26《地理志》，马韩利用南方横断路的《晋书·四夷传》“马韩”条，伽倻利用南方横断路的《南齐书》卷58《东夷传》，魏代韩半岛西南海岸路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由登州至庆州海路的贾耽所作《皇华四达记》（《道里记》）、《登州航行入高丽渤海道》，日僧圆仁利用黄海横断路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北宋徐兢的南方横断路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南方横断路的《宋史》、《高丽传》等；有关韩、中海路的主要论著，有林士民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宁波》（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全海宗的《论丽宋交流》（《浙东文化》，2001年），孙光圻的《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7年），董贻安的《从〈飘海录〉到“千年海外寻珍”：宁波与韩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诠释》（《浙东文化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金荣济的《丽宋交易的航路与船舶》（《历史学》，第204集），郑守一的《海路的东段——古代韩、中海路》（《文明交流史研究》，四季节出版社2002年版），郑守一的《东北亚海路考》（《文明交流研究》，2011年，第2号）等。
方面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稻子的起源和传播问题。1997年和2001年，两次在忠清北道清元郡玉山面小鲁里旧石器遗迹的土炭层，共发掘59粒稻种，经年代测定可推算到约1.3万年前。{13}有关研究结果，先后在的几个有权威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14}据通说，7000～8000年前，稻种起源于印度和东南亚及中国一带，至今所知道的最早稻种是长江流域玉蟾岩出土的稻糠和米糠（约1万年前），比之小鲁里稻种（暂称Sororica）早几千年。附带要说的是，最近与小鲁里邻接的万水里，出土了54～56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石器三片，这一发现增加了小鲁里稻种的凭信。
查阅历史，韩半岛与南方海路沿岸地区间的交流痕迹，接连触目。首先，有趣的是韩语与南印度泰米尔语{15}的相关性。百年前，美国传教士豪莫·赫尔波特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置若罔闻，幸好最近才引起关注。2011年初，我们研究所（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对南印度和斯里兰卡进行现场探访，现在研究所内组织“泰米尔文化研究班”，开设泰米尔语讲
注释
美国Geochon和韩国首尔大学amS实验室的测定结果，年代为12300～14620bp，即大约1.3万年以前。
稻种长达7.17毫米，宽达3.08毫米，大部分是短粒型糯米种（Japonica），一部分是长粒型粳米种（indica和Javanica）。研究结果先后在第四次遗传学国际会议（1999年，菲律宾）、第一次小鲁里稻种国际学术会议（2002年，韩国）、第五次世界考古学大会（2003年，华盛顿）等国际会议上发表。现在补充研究仍然在进行中。
泰米尔语是泰米尔人的语言，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达罗毗茶语系南部语族，是本语族四大语中最重要的语言。分布于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使用人口约4600万。此外，也使用于斯里兰卡北部地区（使用人口约250万）和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东非、南亚、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也有少数人使用。泰米尔语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00年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语言，并采取了南婆罗米文字，现代泰米尔文即由此发展而来。
座。据初步研究成果，发现韩语与泰米尔语共有发音和意思相通的500余词汇，语序真是不差累黍，母音与子音结合方式也相当相似。
其次，几个遗迹出土了东南亚产玻璃珠。在6世纪前半筑造的公州百济武宁王陵发掘的东南亚及印度产苏打—石灰玻璃珠（成分中少calcium，多aluminium），也有公元2世纪以后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泰国流行的金箔珠（gold-foilglassbead），还在全罗南道海南郡郡谷里贝冢和庆尚南道昌塬市三东洞瓮棺墓中发现不少源于印度的穆提沙拉珠（mutisalahbeads）。{16}毫无疑问，这些遗物证明公元2世纪前后，通过海丝路所进行的韩半岛与印度大陆及东南亚各地之间文明交流的史实。
与此同时，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佛教南来说），也算是一个证据。伽倻国创建者金首露王与王妃许黄玉的佛行和行迹，虽有一些传说性因素，但以此可推测佛教的南来。许黄玉原是印度阿逾陀国的公主，她奉父王的命令，乘船东渡，公元48年抵伽倻国南岸的别蒲（现舟蒲），与首露王结婚，生下来的七位王子，都入山成佛。{17}此外，还有些有关佛行的记录，例如，刻在金海金首露王陵正门上的印度风双鱼纹，和长游和尚（许黄玉的哥哥）的佛行关联记录（金海佛母山长游寺所藏）。有关伽倻佛教的这些传说和遗迹、遗物，说明韩国佛教经
海路传来，要比陆路传来早200～300年。{18}
最后，要提及通过海路进行的新罗与阿拉伯—伊斯兰间的一系列交流。中世纪阿拉伯文献所记载的有关新罗的记述，虽然是零星的，但是，包括着新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等多方面多内容，留下来最初新罗关联记录的阿拉伯地理学者伊本·扈尔达芝巴（ibnKhurdazibah）在其名著《诸道路及诸王国志》（864）里，依次言及当
时中国东南海岸的四大国际贸易海港，接着介绍阿拉伯人从新罗输入的11种物品，那就是丝绸、剑、kimikau、麝香、沈香、马鞍、貂皮、陶器、帆布、肉桂、kuranjan。{19}还有多件有关新罗的史籍记录。综观其内容，归纳如下：第一，早在阿拉伯帝国（倭马亚朝）和伊斯兰帝国（阿巴斯朝）时期，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及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地域的穆斯林或者异邦人，经海路抵达中国以东的新罗；第二，他们不但暂时来往新罗，而且也长期逗留在那里；第三，他们进出并定居的原因，是清爽的空气、清新的水、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包括黄金）。
如上所述，韩半岛不仅仅是早在海丝路的黎明期，通过韩、中海路与中国进行交流和来往，而且在展开期初叶，也与东南亚和西域进行不断的交流和来往。以此，韩半岛作为海丝路东段主角之一，始终忠于履行所负的使命和机能。
注释
李仁淑：《韩国的古代玻璃》，创文，1993年，第79～81页。
《三国遗事》卷2《驾洛国记》，金善臣撰，《金海金氏世谱》。
注释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2
关键词：桥头堡；高水平大学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5-0227-01
一“桥头堡”战略的内涵与进展
“桥头堡”是陆桥经济研究中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重要概念。港口的性质、运输线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门的定位是确定桥头堡的主要依据；融国际运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国际商贸中心，是桥头堡的主要功能定位。
2009年，总书记视察云南，从调整完善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格局的高度，作出了“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重大部署。这是国家对云南发展的定位，不仅关系云南省的开放，而且是涉及提升云南整体实力的重大问题。
云南“桥头堡”战略的目的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建通道，建设我国经云南连接东南亚，南亚，直达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二是建平台，通过构建一些官方和民间的合作制度，把云南建成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平台，提升西部大开发的层次和水平，带动西部发展；三是建基地，优化产业布局，把云南建成面向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外向型产业基地，以及进出口商品生产加工基地，为边疆地区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四是建窗口，成为充分展示中华文化，增进国际友谊的窗口。“桥头堡”战略的具体内容还涉及交通运输电力网络、金融支撑体系、基层组织和民族团结等方面。
二、建设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内在要求
1、要求大学建设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教育模式
云南省内普通高校经管类大学的区域性特色不明显，对外开放的各类人才中，对东南亚南亚的经济贸易及商务知识的积累需要加强；对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基本状况，政治法律、经济贸易与投资、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进行系统的了解，适应面向东南亚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2、要求大学的课程建设具有区域性的特点
云南省各高校在区域性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上，同样是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加强的地方有：对课程体系的设计中，加强对东南亚、南亚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区域合作等东南亚、南亚课程体系；教师专业背景集中于理论研究，需要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从事经济与贸易的实践经验，驾驭相关课程。
3、要求大学开设具有区域特色的“东南亚、南亚”课程
开设体现区域性特色的东南亚、南亚系列微型课程和语言课程，以“东南亚、南亚商务环境概论”为核心课程，开设：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印关系与区域合作等课程，为学生今后从事东南亚、南亚国际经济与贸易工作打下基础。
三、“桥头堡”战略对建设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的作用
1“桥头堡”战略对建设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的背景
桥头堡建设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和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迅速发展，贸易快速增长，投资日益活跃，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东盟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高达27%，年贸易额突破了20130亿美元；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为63.2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25.7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市场。
2“桥头堡”战略对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培养人才的作用
（1）“桥头堡”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人力资源的建设，“桥头堡”建设过程就是人才战略实施过程，而人才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讲离不开大学的人才培养。因此，“桥头堡”建设教育必须先行，“桥头堡”对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培养人才的推动作用明显。
（2）推进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是高等学校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桥头堡”战略对云南高等教育实现新的历史跨越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高等学校的教育只有与国际化接轨才可能加快服务社会的能力以及学校自身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步伐，从这个角度上讲，要实现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和在桥头堡建设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然要推进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
3、东盟国家的经济较快速度增长对区域特色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的作用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3
新时期我国对非洲雕塑艺术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非洲艺术类型学中最为显著。这一方面是非洲大陆雕塑艺术最具特色，是非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印迹;另一方面，非洲雕刻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艺术文明的进程，对刚刚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新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和意义。首先，这方面重要的编著有:(一)李淼、马晓宁的《黑非洲雕刻》，瑐瑧该书选有非洲二十多个国家各个时期创作的二百六十多件代表作品，分三类:雕像、面具和头饰、器具和装饰物。(二)黄维中等编绘的《世界面具》，瑐瑨这是一部包括了非洲部分的汇集世界各大洲面具艺术的作品集。(三)缪讯、南风编著的《非洲雕塑》，瑐瑩该书概述非洲雕塑艺术中诺克文化、伊费艺术、贝宁艺术、萨奥文化、西部地区雕塑、中部地区雕塑、南部地区雕塑、东部地区雕塑、现代雕塑艺术的文化特征。(四)吕品田、苏冰等编选的六卷本非洲艺术书系，主要介绍了非洲国家扎伊尔的雕刻艺术;尼日利亚的雕刻艺术;以坦桑尼亚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马达加斯加的木雕、南非的石刻、津巴布韦的木雕、乌干达的陶艺等;喀麦隆的雕塑艺术;象牙海岸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加纳的木雕和陶艺，利比里亚的木雕，塞拉利昂的木雕和金属制品;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和撒哈拉六国的木雕、陶艺、石刻等雕塑艺术作品。其次，论文有定良的《树千年间石刻林》，杨起、梅贻白的《扎伊尔雕塑家李耀楼》，俞跃良的《萨卢姆和他的木雕》，先让的《非洲马康得木雕艺术》，张有浩的《阿伊———多哥著名雕塑家和画家》，李松山的《坦桑的马孔德雕塑艺术》，曾印的《非洲神像与面具》，孙滋溪的《非洲雕刻欣赏》，李荣启的《人类艺术的瑰宝———迷人的非洲木雕》，刘梦熊的《非洲乌木雕》，夏晨的《非洲雕刻艺术的魅力》，江村的《狮身人面像》，宋天仪的《赞比亚的钢版画和硬木雕》，裴建国、刘振林的《津巴布韦的绍纳雕塑》，邱松的《南非石雕艺术瞥》，段圣君的《非洲雕刻艺术的特点》，尹寿松的《黑色风情说不尽———来自刚果共和国的乌木雕刻艺术》，乔桑的《贝宁象牙雕刻艺术》，朱孝岳、胡潮明的《扎伊尔的王室与民间艺术》，郑文的《折射———南非的雕塑》，阿彬的《触摸非洲雕刻的脉搏》，蒋晓红的《古代非洲贝宁青铜雕像艺术特点》，李卫的《雕刻者的艺术———非洲木雕形式语言初探》，任玉的《非洲雕刻装饰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影响》。综合上述成果，主要是对非洲雕塑的总体介绍、一些黑非洲国家的雕塑艺术赏析(如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刚果、贝宁等国)，或者是文章作者亲历非洲的写生感悟。
非洲设计艺术
新时期我国非洲设计艺术(即工艺美术)方面的成就主要涉及陶瓷、服饰、岩画和其他工艺。(一)中国陶瓷在非洲的发现与非洲陶瓷艺术的研究瑑瑦既是中非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进行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严重缺乏，但意义非凡。马文宽、孟凡人主编《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瑑瑧并撰文瑑瑨对中国陶瓷在北非和东非的发现及其原因作了探讨。中央美术学院刚果籍留学生卡拉拉•巴卡吉卡2004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非洲艺术与浮雕艺术的陶瓷表现性研究———兼论陶瓷浮雕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讨论非洲艺术与浮雕，陶瓷浮雕的概念及表现性，艺术家与浮雕，陶瓷浮雕与环境的结合几个方面。(二)服饰是黑非洲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了解它们意味着是对非洲民族身份的识别。服饰方面的编著有杨阳、马路的《非洲民族服饰》，瑑瑩编译了非洲传统服饰，分为:东部非洲———艺术化的人体;赤道非洲———发达的商业与精美的手工艺品;古老的非洲———传统的孤岛;热带稀树草原———风格的交汇处;撒哈拉———严酷苛刻的沙漠;北部非洲———马格里布;非洲之角———联系东方的纽带;南部非洲———传统的保持与演变。该书采用大量文字来描述非洲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以此作为文化背景来烘托服饰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有《趣谈非洲服饰》、《非洲黑人的服饰》、《马格里布的传统染织艺术》、《美丽，从头开始———看尼日利亚妇女头饰》、《尼日利亚的面痕文化》、《尼日利亚的“1004”面具市场》、《非洲饰物种种》、《非洲人体装饰艺术》、《非洲妇女的发型艺术》、《非洲发式之谜》。瑒瑠(三)非洲岩画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提前了人类艺术史前史，在艺术发生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岩画及其他绘画瑒瑡研究成果有《解开撒哈拉岩画之谜》、《非洲岩画》、《塔希利岩画群考察》、《非洲史前岩画的世俗性审美初探》、《坦桑尼亚的石器时代绘画》瑒瑢等。(四)其他工艺方面论文有《北非明珠手工璀璨》、《西非贝宁的葫芦文化》、《闻名世界的突尼斯镶嵌画》、《突尼斯的手工艺品》、《圣城非斯的光和彩》、《北非毯艺》瑒瑣等。(五)在非洲设计艺术概论性编著方面有赵莎飞的《非洲美洲工艺美术卷》，瑒瑤概述了古代西非诺克、伊费、贝宁、象牙海岸、马里，北非埃及、中非扎伊尔，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工艺美术。张少侠《非洲与美洲工艺美术》瑒瑥的非洲部分，介绍了埃及宗教工艺、石器、陶器和其他工艺，西非的工艺美术。
非洲新媒介艺术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4
读韩《史论》前，曾不止一次读过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和她为台湾版《亚洲意味着什么》所写的长篇“导言”。（均载于《主体弥散的空间・第二编》）孙文中的“亚洲”论述，中心在东亚。孙文极富思辨，在给我启发的同时，也留给我不少困惑。困惑之一，就是到底怎样定义“东亚”，如果我们不止于把东亚看成地理概念，那么实体的东亚，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
10年前，翻阅过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记得滨下论述的对象，是“亚洲”，包括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虽然他叙述的中心，也是东（北）亚。后来读过一两篇评价文字，就有对他使用“亚洲”概念的批评。
说到底，滨下提供的，还仅仅是东亚－亚洲经济圈的经济－贸易图景。
韩书是专著。分上下两编。重头在下编。上编理论味道浓，阅读需要耐心，好在只占全书四分之一。余下部分，飞瀑直下，环环相扣，只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甚至可以当有趣的故事读。
韩著回答了我读孙歌时的困惑。较之滨下，其叙述尺度更加宏阔，细节明晰而疏朗。
估计不少人会认为，自己了解近在咫尺的东亚。我很怀疑。高宗武，三十出头，掌外交部东亚司。上世纪四四年写有《日本真相》（中文），英文书稿名《深入虎穴》。国民政府时期标准的日本通。戴季陶，二八年写有《日本论》，启发过许多人。但他们都说，对日本的了解，很浅。对日本，尚且如此。再加上更少被注意的朝鲜，和诸多北方民族（国家），谁还敢口出狂言？记不得哪位日本思想家说过：中日间，说彼此不理解，正常；说理解，才怪。
韩著厉害，首先厉害在，东亚三国中、韩、日，尤其它们关系的历史，几近通吃。即便北方诸族（国家）复杂的关系，也相当熟悉。中国学界不说，日韩朝能出其右者，未必找得到。
历史上，隋唐两朝五代君主，通过对高句丽的百年战争，奠定东亚世界基础；又通过对倭国（日本）的白江之战，最终形成持续一千三百年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这段历史，鲜有讲述。
东亚世界的形成，从来就不简单。内部折冲樽俎，自始便有外部因素的刺激。大戏上演，各有各的算盘。日本有小天下构想，目标首先对着朝鲜半岛南端，当时的百济和新罗两国。高句丽本来强悍，又吸取大陆中原（华）文明之精髓，长期依凭辽河以东肥沃土地，试图统领中国北方诸族，南结百济和倭国，与中国分庭抗礼。高句丽美梦做了几百年，最后被唐高宗击破。日本人的战略谋划，白江一役，遂成空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圆了世代大梦，可好景不长，此为后话。）
此书问世，正逢其时。韩朝分裂，不可久远。日本脱亚入欧，未必不会以另一种姿态重返东亚体系。以史为鉴，可想将来。形成于唐代的东亚世界，自成体系，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唯一不同的，是近代走进东亚世界的美国因素。欧洲人在东亚折腾了一百多年，引来了美国，挤走了自己。地缘因素多么重要！从陆上，欧洲人难以越过俄罗斯，直奔东亚，海上遭遇美国人，在东亚更难作为。由此观之，东亚的前途，取决于两个世界的形成格局：一是内部的关系整合，还是那个三国――中日韩（朝），如何在共同利益认知基础上，达成长期休戚与共的合约；一是美国因素作用，形成太平洋共同利益圈，主导整个亚洲，乃至世界。无论内部外部格局，俄国因素，都将退出东亚，长期被边缘化，无可避免。
或许外部格局的形成，是东亚内部世界再造的真正契机。果若如此，今天我们读韩著，顺序该倒过来了。但无论正读倒读，韩著给我们的启发，都将是巨大的。
只是东亚世界外部格局，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主导虽不再是中国，但中国因素的权重如何估计都不为过。中国需要的，是调整心态和构造适应战略。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5
【关键词】概念框架；质量特征；会计准则；会计趋同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ofFinancialaccounting）（以下简称概念框架）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76年最早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关系概念体系，解决各项会计准则在概念运用、处理程序与方法上的缺乏协调而产生的矛盾。这种使用概念框架来指导准则制定的理念现今被广为接受。虽然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名称不尽一致，但实质是相同的。通过对概念框架的比较，可以相应地评价其会计准则的制定标准与其既有会计准则的质量。本文拟将中国-东盟五国，即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越南、柬埔寨五个国家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文件进行比较，以此反映中国-东盟各国实现国际会计趋同的程度及其制定会计准则的特点。这五个国家亦各自分属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具有不同的会计环境，比较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中国-东盟五国相应的概念框架文件及其地位
本文所比较的中国-东盟五个国家由于准则制定模式的不同，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文件也不相同。
（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非准则概念框架
在概念框架的名称上采用了与iaSB一样的名称：编制与呈报财务报表框架，在地位上都不属于会计准则，内容与iaSB的概念框架基本相同并略有自己的特点。马来西亚在概念框架中与iaSB一样强调了概念框架并不是一份准则，因而不对任何特定的计量或披露问题确定标准。此外，马来西亚在2007年对概念框架进行的修订中，增加了“所有的财务报表必须依照证监会、中央银行或公司注册处的所有法规，按马来西亚会计准则委员会认可的会计准则编制”的新内容。新加坡概念框架的内容简洁明了，在目标、地位部分指出制定框架是为陈述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概念基础，但不特别说明框架不是准则的组成部分，不对任何特定的计量或披露问题确定标准，也未修订类似马来西亚的新增内容。相比之下，反而更突出了概念框架对准则制定的指导性。
（二）中国、越南和柬埔寨：准则式概念框架
中国、越南和柬埔寨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文件都归入了准则体系。越南、柬埔寨将之作为第1号准则，而中国作为基本准则，统驭的地位更强。
中国的基本准则第三条明确规定，具体准则的制定应当遵循本准则。可见，基本准则是具体准则所必须遵从的依据。越南则制定了“越南会计准则第1号――会计准则框架”来作为概念框架。柬埔寨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是“柬埔寨会计准则1号――财务报表呈报”。在该准则的目标中，明确指出此准则“制定呈报财务报表的全部条件、财务报表的结构与报表最基本的内容”。由于受柬埔寨本身会计发展水平的约束，1号会计准则内容较为简单。但是，1号会计准则的制定大量引用了iaSB“编制与呈报财务报表框架”与iFRSs具体准则的内容。
二、概念框架内容比较
五个国家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文件形式各不相同，内容体系也不尽相同。但是，国际会计趋同使许多国家的概念框架都与iaSB的“编制与呈报财务报表框架”趋同。因此，在内容的比较上笔者以iaSB的概念框架内容为基础进行比较。
（一）基本假定――普遍接受但表现形式各异
iaSB的概念框架基本假定是权责发生制和持续经营，这两个基本假定在所比较的五个国家中都得到了普遍接受，只是表现形式各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将之作为基本假定，中国在基本准则的总则中仍延用以往的习惯，把约定俗成的会计主体、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的基本假设与这两项一起列出来。在越南，这两项是会计基本原则中的组成部分，柬埔寨在财务报表要考虑的全部因素中列为两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二）财务报表质量特征――理论层次、应用要求及所强调的会计目标的差异
1.五个国家的财务报表质量特征
（1）新加坡、马来西亚――采用了与iaSB概念框架相同的财务报表质量特征：1）四项主要的质量特征：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2）对相关性的进一步解释：重要性；3）对可靠性的进一步解释：忠实反映、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谨慎性、完整性；4）相关与可靠信息的制约因素：及时性、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质量特征之间的平衡；5）真实与公允的列报：虽然概念框架不直接涉及这类概念，但是，对主要质量特征和恰当会计准则的应用，通常可以产生能够传递真实和公允的信息或公允地反映信息的财务报表。
（2）中国――在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中“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有：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
（3）越南――会计准则框架没有明确提出财务报表质量特征的概念，但是与此相关的内容分别在两个层次中反映，一是在基本原则中，包括：配比原则、一贯性原则、谨慎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另一部分在“对会计的基本要求”中，包括：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及时性、可理解性、可比性。
（4）柬埔寨――对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要求在“全部需考虑因素”中反映，包括：一贯性、重要性和综合性、可抵销性、可比性。
2.理论层次的差异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概念框架与
iaSB的概念框架内容基本一致。作为一种纯粹的理论性框架，它们体现出一样阐述概念理论的分明的层次，各种层次的质量特征存在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现出在理论上高于具体准则的特质。而中国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虽然与iaSB的概念框架大部分相同，但是并没有对质量特征划分层次。不过从罗列的次序上可以发现在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分级体系。越南和柬埔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相对地显得更重视可操作性而忽略理论体系。
3.应用要求上的差异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与iaSB的概念框架一样，要求在提供相关和可靠信息时，考虑提供信息的收益与成本，但是中国、越南、柬埔寨没有这样的要求。这与后三个国家的会计准则由政府部门制定，对其执行和应用具有强制力有关。如柬埔寨的可抵销性就要求资产和负债、收益与费用须按准则和指南的要求才可抵销。
4.强调会计目标上的差异
虽然各个国家概念框架文件的目标中，都认同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这一目标，但从具体的质量特征要求中可以发现，中国、越南、柬埔寨这三个资本市场发展较不发达的国家更强调可靠性。强调可靠性更符合受托责任观会计目标的要求。而“实质重于形式”这种属于相关性会计目标所要求的质量特征，越南、柬埔寨均未提及。这体现了信息质量特征背后不同的经济环境需求。
（三）财务报表要素及其计量――应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环境制约
1.财务报表要素趋同
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与iaSB的概念框架一样，反映财务状况的报表要素有资产、负债、权益；反映经营业绩的报表要素有收益和费用。中国因为使用习惯和一直强调利润的原因，反映经营业绩的报表要素分别是收入、费用和利润。而柬埔寨在“财务报表提供信息”部分列出的内容包括资产、负债、权益、收益和费用（包括利得与损失）、其他权益变动、现金流等。各国的财务报表要素基本是趋同的。
2.多种计量属性与单一计量属性的选择
（1）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定义了多个会计计量属性
新加坡、马来西亚与iaSB的概念框架一样，定义了四种计量属性，即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结算）价值、现值。这里的现行成本与我国所定义的重置成本是一样的。
中国的基本准则定义了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即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相比，多出了“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我国基本准则的定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允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这种会计计量属性进一步完善了会计计量属性的组成。基本准则还强调，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2）越南、柬埔寨――环境对多种会计计量属性应用的制约
越南在“基本原则”中的成史成本原则体现了越南对会计计量可靠性的要求。而柬埔寨在1号会计准则中没有对会计计量的要求，指出“确认、计量和披露具体交易和其他事项将由其他准则与指南来解决”。其具体准则大多数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表准则制定。
历史成本以外的会计计量属性的运用，需要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与较高素质的会计人员、较先进的会计核算手段。如果各种因素不够完备，应用这些会计计量属性不仅不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反而使之走向相反的方向。我国在推行公允价值的计量时就经过了一波三折。从对会计计量属性的要求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各个不同国家所处的会计环境差异。柬埔寨和越南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与中国早期一样，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四）资本保全概念――与应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一样的难题
新加坡、马来西亚与iaSB的概念框架都提出了资本保全的概念，包括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而中国、越南、柬埔寨均未明确提出资本保全的概念。
实行资本保全有利于保护企业各方的利益。在资本充实原则下采用财务资本保全概念，仅仅是会计账目的保全。要实行实物资本保全，就要对实物资产进行现行价值计量，较好地应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我国虽然提出了多种会计计量属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与会计人员素质等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仍然强调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需以可靠性为前提。因此，资本保全概念与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一样，受着应用条件的制约。
三、比较结果之一――会计环境使概念框架差异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
五个国家在概念框架的文件形式及其内容上都各有差异。作为指导准则建立的文件，概念框架具有较强的理论特质。这种表现在理论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其会计环境的差异。各国会计环境的差异将使概念框架的差异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
首先是会计准则体系的差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属海洋法系国家，海洋法系国家在会计监督上更倾向于行业自律，会计准则的制定大都由民间团体来制定。因此，脱胎于这种环境的概念框架对准则理论指导的特点更为纯粹。而中国、越南、柬埔寨均属成文法系国家，在这些国家，会计准则由政府部门制定，起到概念框架的准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还具有类似上位法这样的地位。
其次，是经济环境的差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五个国家中，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都较其他三个国家高，但又由于本国经济对外部资本的依赖性，因而在财务报表质量特征、会计计量属性的运用上，与代表发达国家会计水平的国际会计准则亦步亦趋。而其他三个国家，由于其经济发展层次不同，受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对财务报表的质量要求、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更趋于偏好可靠性和体现本国的特点。
除上述的环境差异以外，这几个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上、会计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上，都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都会对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决定着各个国家之间会计准则的差异。
四、比较结果之二――中国-东盟五国概念框架的趋同判定区域会计合作的空间
从比较中也可发现五个国家的概念框架虽有差异，但也有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反映了长期以来进行国际会计协调，进而实现国际会计趋同的成果。iaSB所确定的会计目标、财务报表质量特征、会计计量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认同。在基于会计环境与会计水平所能达到的前提下，很多理论概念实现了趋同。概念框架的趋同，奠定了各国间财务报表可比性基础。前述已指出，这五个国家在东盟十国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它们为基础得到的比较结果，可以发现尽管这一贸易区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级差，但由于国际会计趋同的成果，仍然有着较好的会计合作基础以及区域会计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王新利，吴明涛.中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比较研究.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01）.
[2]梁淑红.中国-东盟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比较.会计之友，2008，（6）（下旬刊）.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6
东南亚的物质生产不仅供养了本地区人民,同时还作着世界性的贡献｡
最新版的《亚洲史》(罗兹・墨菲著)写道,“鸡､猪､水稻和水牛,从它们的东南亚大陆区发源地向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部,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的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像的｡”作者进而写道,“水稻首先外传到邻近的中国,然后才推广到印度､朝鲜和日本,到公元头几个世纪时已经在亚洲农业中占了统治地位｡”
大概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印尼的航海家乘坐双桨船冒险远航到东非,给东非及沿途的锡兰(今斯里兰卡)送去了桂皮,并在非洲海岸以外的马达加斯加留下了他们的语言和基因｡
当麦哲伦发现菲律宾后,亚洲以前不存在的新大陆高产农作物,尤其是玉米和马铃薯,也通过马尼拉进入亚洲｡
在19世纪以前,东南亚地区被誉为财富充盈之地｡东南亚对于欧洲的富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东南亚的稻米､食糖､锡､煤､石油､橡胶､木材､纤维原料和烟草伴随着西方人超越亚洲人的每一步｡就拿石油来说,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缅甸石油公司等,在缅甸中部､苏门答腊东南部､婆罗洲､文莱和沙捞越等地进行垄断经营｡
如今,东南亚的资源仍是其优势所在｡韩国学者郑德龟近日在其《东亚各国的合作及共生关系――大三角和小三角的构想》一文中,勾画出了亚洲三角蓝图――东北亚(中日韩)+印度+东盟,即利用东北亚的制造业､技术,东盟的天然资源,印度的it技术和服务主导的国际分工结构,取得均衡的发展｡
精神
东南亚似乎也孕育着一种特别宽容的精神｡
宽容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最早有记载的东南亚,实际上是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横跨亚洲内部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的一系列半岛和一串串岛屿｡二战之前的东南亚史研究也倾向于研究印度､中国､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对东南亚的塑造和影响,而忽视或者较难对东南亚自身的社会历史变迁作详细的考察｡《剑桥东南亚史》认为,东南亚的自主性是被慢慢发掘出来的｡“那种认为史前这一地区不过是更先进的印度和中国文化的附属物的观点太过简单,东南亚与欧亚其他地区一样,也拥有复杂的史前史和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早期的东南亚人最早比较主动地接受了印度和中华文明,并从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那里接受了伊斯兰教｡当欧洲人初来乍到时,与过去一样,“东南亚人把强大的外族人的到来视为交流思想和商品的一个好机会”｡
宽容精神也体现在对妇女的态度上｡完全不同渊源的东南亚文化放宽了伊斯兰教某些严厉的教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东南亚历来比其他任何主要文化更讲究男女平等｡传统上,东南亚的性别歧视不如印度､中国或日本严重,它的大多数地区文化包含有入赘婚姻､妇女控制和继承财产以及妇女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等内容｡财产一般按女性家世继承,孩子常用母亲家庭的姓｡妇女也常常被任命为外交或商务谈判代表,因为她们被认为比较理智,也较少受到男人们喜欢故意咄咄逼人或“荣誉感”等情绪因素的支配｡
宽容还体现在对集体的态度上｡请看《亚洲史》的最后一段:几乎所有亚洲社会都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各种努力､成就和责任都是集体的｡这种态度深深植根于亚洲传统之中,而且可能恰恰是亚洲传统的最基本要素｡亚洲高速现代化的强大深层基础乃是他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方式｡
宽容还体现在对分歧和冲突的态度上｡《纽约时报》曾于2000年报道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奈斯比特博士的研究结果｡他发现东亚人的思维方式较能容忍分歧｡在经历了殖民统治和冷战期间的地区性战争之后,现在的东南亚已经是世界上最为和平与繁荣的地区之一｡“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奇迹,东南亚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甚至比欧洲的巴尔干还要显著”｡
动力
东南亚地区被山脉和海洋分割得支离破碎,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则更为突出｡按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里的说法,东南亚是大国争雄的天然场所,东南亚小国只能是棋子而非棋手｡因此,东南亚的历史发展到二战以后,联合自强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成为东南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剑桥东南亚史》称:作为政治实体的“东南亚”这一概念是在二战期间偶然产生的｡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西方盟国决定建立一个单独的“东南亚战区”,包括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和泰国｡1945年召开的波茨坦会议把东南亚战区扩展到包括荷属东印度的其他部分以及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南地区(只有越南北部､菲律宾和老挝不包括在内)｡这样一种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了富有凝聚力的框架｡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认为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单独的地理政治区｡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感叹道,“我们这些在地缘上靠得这么近的邻居,实则形同陌生人,毕竟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统治的不同势力范围把我们隔离开来,互不往来｡”
东南亚的集体主义更多地是通过东盟发展壮大表现出来的,这些都被本地区的资深政治家李光耀看在眼里｡
“1967年8月,在区域形势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东盟成立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外长在曼谷聚首,在一个低调不铺张的仪式上,联合签署了成立东盟宣言｡东盟组织签署国定下了崇高的目标:要加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促进和平稳定,在农业与工业方面进行合作,扩大贸易｡”
当时的李光耀“未对这些目标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东盟的成立是为了团结区域各国,增强实力｡”正如李光耀的预料,“我们花了整整十年的光景,才培养出组织内的凝聚力,确定了活动的方向,让领袖和官员有充裕的时间彼此认识,相互估量调适”｡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光耀的评价就变了,“东盟作为理性的第三世界组织的声誉日隆,逐渐成为发展中世界最有活力的区域组织｡……东盟逐渐发展成一个深具凝聚力又能贯彻始终的组织,对主要课题采取一致的立场｡从澳洲､新西兰到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成为东盟常年会议的对话伙伴,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而在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过程中,东盟国家的合作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中国和印度相继开放吸引外资后,东盟于1992年开始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它成为东盟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过去,由于各成员国仍然极力维护本身的,因此东盟的目标是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在政治问题演变成冲突以前协助化解纠纷｡今后,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促使东南亚各个经济体更进一步融合”｡“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成立)也标志着东盟在政策上的改变,由排除列强到接受主要强国为对话伙伴,就区域内的安全课题进行讨论”｡随着1995年越南､1997年老挝和缅甸､1999年柬埔寨的加入,东盟终于实现囊括十国的夙愿｡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倡导并不断完善东亚合作机制,东亚国家达成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目前,东亚合作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10+3为主渠道､东亚峰会(10+6,除10+3的东盟和中日韩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也是峰会成员)为讨论东亚战略问题论坛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态势｡它基本上体现了东盟对于地区合作的设计和实施蓝图――引导和塑造以东盟为核心的亚太地区秩序｡新加坡外长杨荣文称,“东盟的战略应是发挥东南亚自身优势,与所有主要大国保持良好关系,让每个大国都从东盟的发展和繁荣中受益”,“东亚首脑会议将帮助我们在亚洲建立以东盟为中心的长远的和平与合作框架”｡
冷战结束后,东盟意识到,要保证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不能靠一个大国主导,而是要把所有大国拉进来,在大国间纵横捭阖,借力打力,从而形成大国互相牵制并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的态势｡这最符合东盟利益｡长期以来,东盟邀请各大国作为全面对话伙伴讨论双边关系,即多个东盟+1｡至今,东盟基本搭建起了以其为核心的大国平衡战略框架,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俄罗斯和美国建立了东盟+1合作机制,并谈判建立自贸区,还与除美国之外的所有亚太大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此来看,东盟在亚太地区创造了一个类似中国折扇的关系框架,东盟是扇柄机枢,而多个10+1则是起支撑作用的扇骨｡
进入21世纪以后,东盟进一步提出要在2020年前将东盟建成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三个共同体的长远目标,并抓紧制定《东盟》,以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
总体而言,东盟是个值得尊重的,有战略眼光､行动能力和创造力的组织｡
一是其根本性质已发生转变,由冷战时期的“集团”变为全球化时代地区合作的主要实践者､倡导者和推动者｡
二是其倡导的东盟方式,不仅对维护本地区稳定具有正面的意义,也有望成为未来地区合作的主要参考模式之一｡
三是东南亚初步建立以东盟为核心,以中､美､日､印､澳等为伙伴国的“大国平衡”体系,有利于地区稳定｡
四是其应对跨地区危机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组织均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五是东盟提出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作为参加东亚峰会的必备条件之一”,颇具某种形式的国际法的意味,体现东盟软实力的增强｡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7
就在今年8月份，缅甸联邦议会通过决议，成立宪法评估联合委员会，预备修宪。这意味着2008年宪法完成了为转型提供合法性的阶段性任务。若修宪成功，缅甸政局将在权威宪法的主导下，进一步稳定发展。
缅甸是东亚和东南亚社会近代以来在政治和法治上艰难转型的一个新近例子。始自日本“明治维新”，东方国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从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开始了曲折的现代化之路。迈向法治便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直至今日，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已成为法治程度较高的社会。与此同时，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却仍处于法治不彰的阶段。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则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
法治已经成为不同文明传统所共同接纳的现念。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太平绅士、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陈弘毅教授长期研究各国和地区的法治与发展历程，近日接受《南风窗》记者专访，回望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法治的发展道路。不存在独特的法治理论
《南风窗》：东亚社会中，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法治水平都比较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治转型有何共通之处？
陈弘毅：法治在东亚的建立，经历了一定程度上传统断裂的过程。法制现代化，基本上是法制西方化的过程。最明显的就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自觉进行西化，引进西方的宪法，移植了欧洲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等等，还引进了西方的律师制度、司法制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就已建立了司法独立的传统。
日本曾对韩国和台湾进行长期的殖民统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两个地方的法制现代化。当然，日本的殖民统治比较高压，没有什么人权保障。香港的法制现代化也是通过殖民的过程而产生的。英国引进了它的法律制度到香港，建立了法治理念，英国传统的司法独立。当然作为殖民地，香港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但是基本的英国式的法律体制，法院、律师、诉讼制度都是从英国引进过来的。
《南风窗》：法治要成功，是不是只能走西化的道路？
陈弘毅：用“西化”这两个字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最初是在西方出现的，不是中国法家传统的“法治”。在世界范围内，我现在还看不到有理论可以否定现在西方发展出来的法治的概念、价值和实用性。如果有人可以发展出所谓很独特的法治理论，他可以提出来，但是现在没有出现。
《南风窗》：东南亚各国的法治水平相差很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陈弘毅：东南亚不同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除泰国之外，都曾经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不同国家受到不同的殖民传统的影响。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英美的殖民统治对法治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美国在统治菲律宾时代，已经公开说，希望培养菲律宾人民走向独立，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1935年美国人给菲律宾制定的宪法在1947年独立后，还一直用到1972年，直到马科斯实行，进行独裁统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有点像香港。这两个国家的法治在独立的时候其实是不错的。
东南亚一些国家独立后法治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需要维持稳定，出现了一些比较独裁的统治者，他们不想法律严格限制他们的权力。法治无论怎么定义，都包括法律限制政府权力这个要点。法治也可以理解成公正的程序，在高压统治下，公正程序很多时候都会被牺牲。像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和菲律宾的马科斯，都是强人政治。
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经历过一个殖民统治的过程。印尼人荷兰人统治后，基本上不接受殖民地时期法制的价值理念。其中一个宪法起草人苏波莫拒绝接受限制国家权力、分权制衡、个人权利高于国家等自由主义学说中的概念。相反，他坚信国家整体论，认为国家与个人组成一个基本整体，而且国家必然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后来，印尼先后经历了苏加诺和苏哈托的独裁统治。在苏哈托统治下，印尼经济发展还算很快，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民众爆发大规模示威和动乱，苏哈托被赶下台，印尼才开始民主转型。
英国殖民地中，法治状况最糟糕的是缅甸。缅甸独立后先是维持英国式的法律传统，后来发生，变成军人独裁，没有法治可言，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放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虽然实行威权统治，但它们的领导人毕竟还是民选的，也有反对党参选，不敢完全否定法治。东南亚国家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二战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法治受到很大影响，现在也属于比较差的状况。
《南风窗》：“需要维持社会稳定”，这是这些国家的真实需要，还是强权统治者所构建出来的政治说辞？
陈弘毅：一定程度上是有客观需要的。比如马来西亚就说自己是多族裔国家，上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有比较大规模的暴动。直到现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有《国家安全法》，是英国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法律，授权政府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就可以逮捕被怀疑反对政府的人。但是马来西亚近期可能会废除这部法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威权统治时代，经济发展的确还是不错的。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与法治、人权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给人们更多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也应该给人们更多的正当程序的保障。法治越成熟，转型越平稳
《南风窗》：东亚和东南亚比较成熟的法治体系大多受到殖民统治或者战后占领，是否说外来的压力比内在的动力更容易促成法治发展？
陈弘毅：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外来影响比较大，有些地方比较小，有些地方只是影响到独立之前，独立之后就走自己的路。不能很简单地归结说，受到外国的重大影响才建立法治。日本在20世纪初，已经有民主、司法独立，已经有相当规模的西方式现代法律制度。日本在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推动，一种是西方化，追求法治、人权、民主，另外一种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通过暴力手段，暗杀日本政治人物，占了上风，夺取了政权。日本战后重建了民主制度，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战前发展出来的基础上。比如说，战后出来竞选的政党，基本上是20世纪初已经很活跃的政党，在军国统治时期被压制。韩国也不可以说完全受到殖民、西方的影响，也是非常自觉地发展自己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韩国痛恨日本统治，独立后走出了自己的路。插图/张文亮
但是自发学习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因为原来的传统下会有一些反对西化的力量。日本出现了极端的军国主义，就是因为日本学习西方学得不够透彻。明治宪法里没有明确讲清楚军队要服从民选的政府，也没有在民的概念，天皇还是最高的权力。所以日本在军国统治时代，就强调军队对天皇的绝对效忠，为天皇而战死。
《南风窗》：东亚地区的法治水平整体上比东南亚国家要好，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的法治水平是最好的，是不是说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反而更容易实现和发展法治？
陈弘毅：这至少证明儒家文化不是同西方的法治传统有一些很大的冲突，儒家作为一个基本的文化传统，像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一样，重视和尊重人的尊严，这是法治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不能说我们是儒家文化就不可能实现法治。但这也不表示儒家文化一定可以理解为推动法治的强大力量。儒家文化比较重视德治、人的重要性，推行仁政，提倡调解。用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个法治的基本概念，在儒家文化里没有重视。中国传统上对于官员的法律规定和限制很多，但是皇帝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这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清朝末年提倡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限制皇帝。
《南风窗》：韩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治制度的突变，这两个地方在政治转型之前是否已经奠定了法治成熟的基础？
陈弘毅：台湾地区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1987年政治转型之前，法治制度在50年代就开始有比较大的发展。50年代开始，台北的大法官会议，已经开始行使审查法律和行政法规是否“违宪”的权力，但是当时没有太高水平的人权保障，大部分“违宪”审查案件都是关于技术性的宪法问题，例如不同政府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范围等等。虽然人权保障比较欠缺，主要是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但是台湾在财产权益的保护方面相当完善，不少“违宪”审查的案件都涉及财产权的保障。因此在威权统治下，民主转型前，法治也可以发展到相当的程度。韩国也有这样的情况，韩国80年代中后期民主化，之前法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水平和规模，也开始有违宪审查的制度。
《南风窗》：您说威权统治下，法治也可以发展到相当水平，那么能不能说威权向民主转型前，法治水平比较高的，转型也会平稳一点？
陈弘毅：可以这样说，有一些学者也有这样的理论。民主化的条件有很多，包括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活跃，也包括法治有一定的水平，这都有益于日后成功民主化的条件。台湾地区是比较好的例子，整个东亚都是比较好的例子。有学者推崇东亚发展模式，先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发展，最后才是政治方面的自由和民主。贫富差距导致暴民政治
《南风窗》：据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程度比较高，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比较开放，司法独立也得到了很好保障，但是印尼的法院依然存在严重的腐败。这好像是很矛盾的状况。
陈弘毅：印尼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新加坡、马来西亚低，法官的收入估计也是很低的。在独裁统治期间没有司法独立传统，已经有的做法，持续了几十年，法官和其他官员已经习惯了贪污，在民主转型后，不容易在短期内就改变。民主对于司法腐败问题应该不是太大的影响。印尼民主化后，成立了，找一些不是原来的法官，另外建立一个新的，特意与原来的没有联系。
《南风窗》：一般认为，法治是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融合的前提条件。但是据分析，菲律宾虽然在法治方面表现良好，但是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政治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如何理解这种情况？
陈弘毅：主要还是因为菲律宾的社会结构。菲律宾虽然实现了民主，但同美国引进的民主有很大的区别。菲律宾有西班牙殖民的历史，统治了几百年，形成了一些社会精英，主要是地主。菲律宾独立后，政治权利还是集中于社会精英，但很多人是贫民，贫富差距很严重，所以民主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会出现暴民政治。菲律宾的威权统治者马科斯就是被人民力量。后来民选的埃斯特拉达总统由于一些丑闻，在群众不断示威、包围总统府后，逃走了。菲律宾没有很强大的中产阶级，有些底层人民不接受法律规定的游戏规则，就会发动群众运动总统。民主不稳定的，除了菲律宾，还有泰国。泰国是形成了一个循环，民选政府，军事，然后又民选。民主不稳定的地方，一般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教育水平也不高，也不懂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不遵守法治规则。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8
综述
“东北亚安全与合作学术研讨会”综述张仕荣刘丽君(144)
“中国的国际责任观”研讨会综述李枏(150)
“浦山中银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评选揭晓(156)
2008年《当代亚太》1～6期目录索引(158)
论文
冷战后日本改治的动向与影响徐万胜(67)
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刘学成(83)
东亚经济体外汇储备与国际金融危机贺力平(95)
超额储备、货币错配与金融风险——基于东亚实践的理论总结王三兴杜厚文(106)
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战略反思刁莉何帆(120)
通向哥本哈根之路的全球减排路线图胡鞍钢(22)
美国气候政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赵行姝(39)
日本“一年一相”的机制、影响与趋势金熙德(55)
观点与短评
东亚战略趋势尤素夫·瓦南迪王玉主（译）(4)
在新世纪深化中印关系面临的挑战王宏纬(15)
越南全面海洋战略的形成述略于向东(100)
二战后东亚学生运动的生成与意义李文(111)
东南亚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许利平(131)
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余永定(14)
东北振兴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程伟(33)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进一步深化中韩合作的战略思考张燕生(45)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合作：双重特点的阐释沈红芳(57)
东亚秩序建构：一项研究议程门洪华(70)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仇华飞(87)
书评·文评
亚太安全：概念的梳理与研究——评《亚太安全词典》张振江(149)
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第六届领导机构及理事会名单(160)
观点与短评
中日关系：从一份调查问卷所想到的张蕴岭(4)
世界格局走向及中国的机遇阎学通(7)
两岸互涉性经济立法：演进路径、框架构成及待遇问题彭莉(112)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贡献——兼评托尼·布莱尔《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报告胡鞍钢管清友(7)
“太平洋主义”与21世纪亚太地区体系和秩序楚树龙陈松川(26)
中印关系的进展、认知与和平前景乔纳森·霍尔斯拉格[比利时]任娜（译）(41)
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魏志江(59)
国际热点与中国的应对周方银(70)
论财富基金的兴起及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李俊江范硕(82)
论美国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张丽娟(96)
全口径测算中国当前的热钱规模张明徐以升(126)
书评·文评
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陈寒溪(143)
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启事(159)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与中国维度芮捷锐[澳]毛悦译(4)
中国-东盟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鲁道夫·赛维里诺[菲]王玉主（译）(9)
亚太地区的区域制度化结构哈迪·苏萨斯特罗[印尼]毛悦（译）(13)
论文
中国培育东亚认同的思考俞新天(21)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小国战略李向阳(36)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创建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邝梅周舟(50)
巴基斯坦核政策与巴印核战略比较研究夏立平(65)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视角韩献栋(77)
政治发展理论与东南亚政治发展的再思考——以印尼与菲律宾为例刘相骏(95)
论国际关系中的案例研究法李少军(111)
综述
缅甸军人政权缘何能长期存在？——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解析王士录(124)
深思熟虑的艺术——大战略基本原则综述于海峰泮君玲(145)
货币的性质与人民币的未来选择——兼论亚洲货币合作张宇燕张静春(9)
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系：对东亚的挑战高海红(44)
“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朱锋(62)
经贸与移民互动：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兼论近20年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原因庄国土(83)
中澳双边贸易中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分析高程(105)
中国转型的国际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郭宏(124)
综述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毕世鸿(139)
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张蕴岭(4)
从东盟一体化进程看东亚一体化方向陆建人(21)
大国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影响金灿荣戴维来(36)
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基点的摇摆金熙德(58)
打击恐怖主义战争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全球化的视角宋兴无(71)
加拿大社保制度改革与建立“养老基金”十年回顾与评价郑秉文何树方(88)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9
关键词：20世纪 西域 佛教史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古代印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始自印度向境外传播。按其传播方向，可分为北传、南传和藏传三部分：北传即向西北传入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一带），继而向东传入西域、中原等地；南传即向南先传入斯里兰卡，后陆续传入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传入较北传、南传佛教晚，并发生较大变化，几个世纪后又传入蒙古。佛教沿不同路线向各地传播过程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经历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受所传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伦理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已不复为初传时“原始佛教”的状貌，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特点。
西域是佛教北传过程中的必由之地，在佛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西域佛教史本身也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地名的“西域”，在概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专指天山南北、帕米尔及巴尔克什湖地区，大致与今新疆相当；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中东欧等地。本文所谓“西域”系指狭义概念；叙述的对象是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的研究和译介成果。主要涉及早期佛教东渐问题、西域佛教的兴衰、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以及西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等内容。
一、
关于早期佛教东渐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许多著名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探讨的重点内容是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时间、所经由的途径与地区等。目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所经由的路径的观点有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和川滇缅印道传入说三种。与本文相关的是陆路传播说，即印度佛教最早经中亚陆路向中国传播，在当时中亚诸国人口稀少、不足以支持佛教寺院存在的情况下，遂假途而过，继续向东传入人口相对密集的汉地，并生根、发展。这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
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诸多论著中，都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20世纪早年较重要的成果如下：黄文弼《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输入问题》[1]，对佛教传入疏勒、于阗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梁启超在其名著《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有《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三篇文章[2]，对佛教在西域诸国的传播、发展状况进行考证，否定了西域陆路传播说，提出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内地之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佛教入华诸传说、永平求法的传说、《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认为佛教东渐首先经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3]季羡林最初在其著名论文《浮屠与佛》[4]中，提出佛教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而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见解，但并未明确指出传入路径为陆路还是海道。后来在《再谈浮屠与佛》[5]一文中对自己以前所持观点进行修订，认为印度佛教分两阶段，经由大夏（大月支）和中亚新疆小国传入中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20年，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时期较重要的佛教史著作有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6]、《印度佛学源流略讲》[7]，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8]，以及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9]和《中国佛教简史》[10]等，这些著作均持佛教最早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
随着7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域开展历史、语言、民族、宗教、艺术、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来，早期佛教东渐问题的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1]一书，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佛教的传入，其论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12]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佛教最初在西域只是“过路”，并未停留，至少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后，佛教才逐渐扎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肃瀛，他在《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13]一文中，从文献角度进行论证。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佛教东渐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较重要的有：陈戈《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14]，探讨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佛教在新疆的流行情况、新疆各地流行不同教派及其原因等内容。陈恩志《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15]，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主张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至迟到了秦代就已经发生，对佛教传入中国之标准、印度佛教东渐的时代背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兴起，佛教自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途径诸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朱锡强《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国际交往的影响》[16]，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17]，认为佛教初传龟兹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刘欣如《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18]，谈及佛教向中国的早期移植问题，简述早期佛教的传播方式和变异形态，同时着重分析促使佛的故国的传法人克服千难万险东来传法的动力，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和分析在佛教东传这个宏伟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奇特现象。晁华山《从古代遗存看贵霜王朝佛教放射状外传的四重环带——兼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19]一文，结合古代遗存特点，论证了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的“四重环带说”，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按照传播地区的远近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四重佛教文化环带，处于不同佛教文化环带的地区的佛教文化呈现一定的差异。本文对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亦有论及。李海波《试论阿育王在佛教史上的地位》[20]，对阿育王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探讨。
相关的译文不多见，略举如次：R．e．埃墨利克著、殷睛译《中亚的佛教》[21]，简要概述了佛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及信仰状况。[德]弗兰兹·伯恩哈德著、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22]，认为犍陀罗语是佛教在中亚初传的媒介，也是印度文化自西北经中亚入华的媒介，并指出犍陀罗语在佛教传播方言中的优越地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二、西域佛教的兴衰
西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地处东西方交通枢纽的西域不仅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起过特殊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汲取诸种民族文化影响，形成极富特色的西域佛教艺术，从石窟的开凿、寺庙的建立，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在许多方面都对中国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产生巨大影响。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本身在西域最终却走向没落。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西域佛教史不易理清，如贺昌群在《西域之佛教·译者序》中所说：“西域诸国和古代印度一样，都没有什么历史记载遗留下来，只有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有些记录，中国正史的外国传和汉、晋、南北朝、唐、宋的西行求法僧徒的游记，这些正史记载和僧徒记行与近百年来在印度、中亚和新疆一带新发现的资料和遗物互相参证，古代西域史以及西域的佛教活动，才得渐次明了。”[23]
20世纪早年中国学术界有关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成果较少，远远不及日本学术界。主要成果是译介日本的两部研究专著，其一为[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24]，其二为[日]羽田彦著、钱稻孙译《西域文明概论》[25]。前者着力从史地角度论述佛教在中亚和土耳其斯坦的传播与发展，涉及到教理方面的内容非常少，是一部关于西域佛教史方面的名著。后者对西域佛教的发展状况亦有精辟论述。早年中国学术界研究专著有蒋维乔《佛学史纲》[26]、《佛学概论》[27]、《中国佛教史》[28]和黄忏华《中国佛教史》[29]，但均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少有创获。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作为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前文提到的重要佛教史论著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和《隋唐佛教》，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30]等著作中，均有相当篇幅论及西域佛教兴衰史以及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对西域佛教不同于汉地佛教的特点，受域外诸种文化因素影响，以及以独特状貌流传下来的西域佛教艺术均发表各自的见解。
进入90年代，出现了有关西域佛教史研究专著。杨富学《回鹘之佛教》[31]，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回鹘佛典的翻译、回鹘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庙的兴建、佛教寺院经济、佛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等内容。魏长洪《西域佛教史》[32]，着重阐述了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侧重考察西域佛教自身的内在变动，即西域佛教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的特点及其消灭状况，以及所形成的多中心、多层次的布局和结构。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33]一书的第三章“西域佛教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主要论述了贵霜王朝、大月氏人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利用中外文献，对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佛教的兴衰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有关西域佛教史方面的论文，研究角度各异，有侧重于佛教传播的，也有关注佛教自身发展情况的。例如，耿世民《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34]，简要论述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维吾尔人中的传播、兴衰以及回鹘文佛经的保存状况，该文认为佛教早在贵霜王朝丘就却在位时期即已传入南疆和田地区。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35]，认为高昌回鹘始信佛教当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左右，佛教随着高昌回鹘的兴亡而兴衰，并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左右，高昌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其佛教文化在深受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其它许多地区的影响。宫静《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36]，对5至7世纪中叶西域佛教变迁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概括分析。羊毅勇《佛教在新疆南部传播路线之管见》[37]，就当时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特别是唐代前后来往于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徒行记，对唐以前和唐宋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新疆的路线问题进行阐述。
三、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遗存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西域，所到之处的绘画、雕刻、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并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特点，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学术界对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有以下内容：佛教寺庙、石窟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等佛教艺术遗存及其与印度、犍陀罗、希腊、伊朗乃至中国中原等地区诸文化因素的关系。
20世纪早年成果很少，自80年代起取得较大进展，出现了一批专著。常任侠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38]，共分四编，一编总论丝路的开拓、西域的交通、经济文化交流概貌，二、三、四编分别专论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东渐，并穷本溯源，一一勾勒了各类艺术的渊源、演变、发展和影响。李涛《佛教与佛教艺术》[39]分“佛教篇”与“佛教艺术篇”两部分，结合考古学资料，特别是我国的考古学资料，对佛教的创立、教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寺院制度、仪轨、节日等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并对印度佛教艺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和造像题材、中国佛教石窟艺术进行研究和分析。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40]，探讨了龟兹石窟的诞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以及龟兹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和文字等内容，对龟兹石窟与中原、希腊、伊朗、犍陀罗、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41]，对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西域佛教艺术的研究循佛教的产生、演变、逐渐东渐以及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主线展开论述，并介绍了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印度佛教思想和艺术流派、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与印度及佛教传播路线上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学术界未有定评的一些论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42]，主要介绍中国石窟寺考古状况，并对中国新疆、陕甘宁、华北与中原、南方地区的石窟进行概述；对印度佛教的起源、早期佛教建筑与浮雕、佛像的产生、佛教的兴盛、密教的寺院与造像，以及中亚犍陀罗佛寺与造像、巴米扬石窟、克什米尔的佛教岩画与题记、阿姆河以北的佛教遗址等方面也进行了探讨。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43]，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石窟艺术，其中也有关于西域石窟建筑、雕塑、绘画等内容。穆舜英、祁小山、张平《中国新疆古代艺术》[44]，从艺术角度全面系统地审视新疆古代文物，对其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东西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均有涉及，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疆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东方与西方、南亚与内陆欧亚古代文化艺术交流。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45]，探讨了古龟兹国、古焉耆国、古高昌国石窟的分布情况、创造的年代以及艺术特点等问题。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46]，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它有关文书的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的年代和施主，并对佛教石窟建筑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47]，是关于印度和中亚佛寺与造像的专著，以佛教发展史为纲，叙述各历史时期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的特点。
有关西域、中亚等地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很多，其中大多为80年代以后的成果。杨瑞琳《中国佛教艺术演变略谈》[48]，从雕刻、绘画和建筑等方面谈印度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中对西域佛教艺术有所涉及。朱英荣《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49]，就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龟兹佛教文化的性质问题进行探讨。外国学者认为龟兹文化只是犍陀罗文化的翻版，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龟兹文化基本上是中原汉文化在龟兹地区的移植。本文通过对龟兹文化和犍陀罗文化的比较，指出虽然龟兹文化曾受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其许多艺术观念、风格、技巧、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将其融合、改造，并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具有龟兹特色的文化。宁强《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的比较》[50]，对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在印度和新疆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指出一种艺术类型无论影响有多大，都会在其传播伸展过程中，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被当地文化传统改造，逐步走向本地化。朱英荣《龟兹石窟综述》[51]，主要对克孜尔石窟的内容、特点、兴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到该石窟文化兼容并包印度、波斯、希腊、中原汉文化等内容。朱云宝《丝绸之路上的佛塔》[52]，论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佛塔的形制及功用的演变，从中可见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欧阳友徽《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53]，对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传到西域及中原地区的印度目连传说的演变进行探讨。陈传席《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样式的四次变革及其原因》[54]，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都是天竺式的，并将其按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阶段，分析其变革的原因。侯灿《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55]，着重就丝绸之路开通后汉魏时期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在新疆绿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以及发展状况作了论述，涉及贵霜时期佉卢文的影响、婆罗迷文的东传及其发展、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与传播等内容。邱陵《新疆米兰佛寺壁画：“有翼天使”》[56]，对于新疆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发现与再发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成画年代及人文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希腊化的佛教艺术通过贵霜人传入塔里木盆地，集中反映了古代塔里木盆地的人文荟萃现象，对于研究古希腊、罗马、南亚与中亚文化艺术交流有所裨益。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57]，认为敦煌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径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特点，本文对其十大特点进行概述。樊锦诗《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特色》[58]，从敦煌壁画艺术的产生、发展、繁盛的历程角度，探讨了佛教故事画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一步步走向民族化的过程。刘永增《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59]，通过分析、比较古代印度、中亚以及隋代莫高窟涅槃图的特点，指出莫高窟隋代的涅槃图的基本形式继承了犍陀罗以及中亚地区的基本特征。黄文昆《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60]，认为佛教初传中国大体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时期，经由攀越葱岭的沙碛之路，但一开始并未直接与印度沟通，而是以月氏、安息等国为中介，该文还就早期中国佛教艺术在各地呈现不同的特点进行描述。羊毅勇《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61]，探讨了尼雅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尼雅遗址所反映的西域土著文化的因素、尼雅遗址反映的佛教文化等三方面内容。
另外，《新疆艺术》编辑部编的两部论文集《丝绸之路造型艺术》和《丝绸之路乐舞艺术》[62]，谷苞《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63]，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64]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65]，霍旭初《龟兹艺术研究》[66]，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等书中，均涉及到西域的佛教艺术。《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中的相关篇目有：姜伯勤《论呾密石窟寺与西域佛教美术中的乌浒河流域——兼论敦煌艺术与贵霜大夏及小贵霜时代艺术的关联》，霍旭初、赵莉《米兰“有翼天使”问题再探讨》，金申《大足北山第12号、第176号龛造像佛座所反映的印度影响》，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等。[67]
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关于中亚古代艺术方面的译著有三部：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68]；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69]；马里奥·布萨格里等著，许建英、何汉民译《中亚佛教艺术》[70]。此三部关于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均从艺术考古角度论及东西文化对中亚艺术的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的影响。三部著作得出相似的结论，即中亚艺术在不同阶段，先后移植和模仿过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中原的艺术，但其结果是通过融会贯通，进入了创造的新阶段。之后，又经过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上的所谓“双向回授”。
此外，还有[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71]，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丝绸之路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艺术状况。[英]约翰·马歇尔著、王冀青译《犍陀罗佛教艺术》[72]，探讨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特点、对外传播及影响等方面内容。
相关的译文主要有：[日]田边胜见著，台建群摘译《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73]，认为贵霜人把印度（小乘）佛教变为波斯（大乘）佛教，并且第一次将佛教与希腊－罗马的雕塑技巧和肖像画法结合起来，创造了犍陀罗的佛和菩萨像。[美]玛丽琳·m·爱丽著、台建群译《5世纪中国佛像和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雕像的关系》[74]，就佛像的服饰衣纹与风格式样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四五世纪的塑像同中亚北印度、印度西北部（今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早期塑像相似，特别是5世纪北魏的塑像与中亚、马都拉、犍陀罗的塑像关系尤为密切。[日]上野照夫著、张元林译《克孜尔千佛洞佛教美术中的印度式风格》[75]，通过对克孜尔千佛洞的佛教美术的内容、特点的探析，指出其所受到的印度佛教美术的影响。另外，[印]谭中著、包菁萍译、谭中校《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历史透视》[76]，[德]查雅·哈斯奈尔著、杨富学译《敦煌佛教艺术的多样性——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中亚收藏品》[77]等译文中也有与本文相关的内容。
四、印度佛教史及印度佛教文化
西域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在对西域佛教及佛教艺术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印度佛教史及印度的佛教文化。
中国学者有关印度佛教史的专著不多见，吕澂的成就最大，著有《印度佛教史略》[78]和《佛教史表》[79]、《印度佛学源流略讲》[80]。周叔迦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著见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册）[81]。论文也不多见，如段晴《戒日王的宗教政策》[82]，方广錩《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几个问题》[83]，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此外，还应提到一部藏文汉译本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84]，本书成书于1603年，作者觉囊巴·多罗那它（1575-1634）为西藏佛教觉囊派大德。此书自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权威著作。
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册）[85]，对印度教与佛教的起源、发展、教义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对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别也作了客观的阐述。[英]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86]，对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有所涉及，书中提到在贵霜时期苏罗娑和犍陀罗两个学派之间已经追迹出来有些交互影响，但犍陀罗的艺术逐渐被吸收到印度的主流传统，经过犍陀罗传播到中亚和中国。〔日〕佐佐木教悟等著、杨曾文、姚长寿著《印度佛教史概说》[87]，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产生、传播、发展、灭亡的历史，对各历史阶段佛教的特点进行分析。
专门研究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论著很少，常任侠编著《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88]，对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古代和中世纪的佛教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相关论文涉及的内容也颇为分散，例如，常任侠、罗照辉《从中国典籍看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艺术》[89]，运用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对印度阿育王时期的佛教艺术及其特点等进行探讨。罗照辉《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90]，从绘画、雕塑、发髻、崇尚莲花的佛教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张玉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91]，对向以“佛教艺术殿堂”闻名于世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喀布尔河流域（古称犍陀罗）的佛教文化古迹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王钺《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92]，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诞生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其中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塞人等在不同时期对其造成的影响，指出举世闻名的印度造型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型艺术渗透了大量的外来因素，其辉煌成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王惠民《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93]，对释迦牟尼弟子之一宾头卢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及东传以及敦煌宾头卢信仰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彭树智《历史交往的丰厚馈赠——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94]，着重从艺术性上来审视考察犍陀罗的希腊－印度佛教艺术，探讨历史交往在犍陀罗文化形态形成中的作用。
有关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译文主要有：[印]m.n.德什班德著、杨富学译《印度佛教石窟壁画的主要特征》[95]，[印]m.C.约什著、杨富学译《印度岩刻佛教建筑概观》[96]，[印]p.贝纳尔吉著、杨富学译《阿旃陀·巴米扬·吐鲁番与敦煌间的文化联系》[97]，[日]宫治昭著、顾虹译，蔡伟堂校《印度佛传美术的三种类型》[98]等，其中均有可资参考的内容。
五、西域佛教史重要人物研究
在西域佛教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历史人物。主要包括由历朝中国政府和南亚各国之间互派的使臣以及致力于传教求法的僧侣。其中一些使臣和僧侣经过陆上“丝绸之路”达到其目的地，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的状况下，要耗费很长时间，经历漫长的旅程。但正是由于时间和行程的漫长，使得这些使臣和僧侣对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有了较深的了解，他们之中有的留下了撰述，成为后世研究西域佛教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一）对使臣王玄策的研究
中国和南亚既为近邻，往来颇为密切。其互派使臣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到唐代达到高峰，宋代以后仍比较频繁。中国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使臣有西汉时期的张骞、唐代的王玄策、明代的郑和。其中张骞虽曾派他的副使到身毒国，但其本人并未到达南亚；明代的郑和走的是海路，因此与本文相关的中国使臣中，中国学术界着力最多的是王玄策。
王玄策（生卒年不详），唐朝初年曾作为政府的使节三次出使印度，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所撰《中天竺行记》为亲历亲见之记载，史料价值自不待言，该行记宋以后佚，今见残本存于唐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一书中。
20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早年研究和翻译著作有柳诒徵《王玄策事迹》[99]，冯承钧《王玄策事辑》[100]，[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101]等。50年代以后，有一些关于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102]和《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103]，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104]，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105]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106]，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
有关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孙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107]，对1990年6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108]。均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二）对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研究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公元343～413年），生于龟兹，其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人，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宣扬般若三论的思想家。年少时曾随其母到罽宾等地学习佛法，后来回到龟兹，成为著名的大乘学者。对于他的生平及贡献，许多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论著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加以评述，如任继愈《中国佛教史》[109]、郭朋著《隋唐佛教》[110]以及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11]等。研究专著有郭朋《鸠摩罗什评传》[112]。论文有胡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113]，丁明夷著《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114]、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115]等。
（三）对法显、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僧的研究
佛教自两汉时经中亚传入中国，初始时只是西域和印度僧人东来传法。魏晋以后，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者日众。从最初的朱士行至唐玄奘、义净，众多僧人前赴后继加入求法行列，蔚然成风。唐末五代，由于中国内乱以及佛教自身发展状况，求法之事暂告消歇。北宋初年，佛教一度复兴，传教求法一事又盛极一时。九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渐趋衰微，东来弘法和西行巡礼的僧侣人数日渐减少。对于这些情况，梁启超在《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116]中曾作过精辟论述，文章对魏晋以降中国西行求法僧侣的动机、经行路线、主要事迹、成就、著述进行考证。梁启超还撰写《又佛教与西域》[117]一文，对东汉至隋唐东来传教的僧人的国籍等情况进行了研究。马雍亦有《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118]，该文结合《高僧传》中有关资料，对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热潮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中重要的佛教僧徒、商贾、贵族、游客等的生平和事迹略作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中原、西域与南亚等地的文化交流状况。
在众多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法显、玄奘、义净最为著名，贡献最大，因此他们也是后世学人关注的重点，中国历代高僧传记中都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与行踪，如〔梁〕慧皎撰《高僧传》[119]、〔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20]等。今人也有为其作传者，李山、过常宝主编《历代高僧传》[121]，何兹全主编《中国历代名僧》[122]，张力、黄修明主编《中国历代高僧》[123]，陈作义著《丝路取经人》[124]，马曼丽、樊保良著《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125]等书中，均将他们作为重点人物进行论述。
1、对法显的研究
东晋高僧法显（约公元342-423年）赴印度求取佛经归国后，于416年前后写成游记《佛国记》，此书又称《法显传》、《天竺国记》、《历游天竺记传》、《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等，记载了法显历时13年游历30国的经过。涉及当时印度笈多帝国超日王统治时期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宗教派别以及中印之间水陆交通等各方面状况。是研究古代印度历史文化、西域佛教史以及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对法显及其《佛国记》的研究。早年研究著作有丁谦著《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26]，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证；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127]，对欧洲人、日本人的研究进行订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28]，对法显本人的评价颇为精当。另有一部译著，[日]足六喜六著、张小柳、何健民译《法显传考证》[129]。
80年代以来，法显及《佛国记》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章巽《法显传校注》[130]，依据的版本比较全，校核水平较高，其注释在参考中外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此外，季羡林《法显》[131]、靳生禾《旅行家法显》[132]、谢方《法显》[133]、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34]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2、对玄奘的研究
唐高僧玄奘（公元600～664年）著有《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记述了玄奘本人赴印度留学的经历，对所见所闻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地理、农业、商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叙述也颇为详细。这部书名义上是有关西域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实际上它也是七世纪以前有关南亚史地等方面的专著，对当时西域、西亚等地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迄今为止，它仍是研究西域、南亚史地以及中外关系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国内学者对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玄奘生平、佛学思想、哲学思想、西行取经译经活动，印度与西域等地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状况等。
对《大唐西域记》进行研究，20世纪早年丁谦著有《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135]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136]。70年代后出现校译、导读及研究论著：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137]，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138]，周连宽著《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39]，章巽、芮传明著《大唐西域记导读》[140]，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今译》[141]，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142]，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143]等。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集大成者为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44]，校注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此校注本的唯一缺陷是对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瑕不掩瑜，目前它仍被学术界视为最佳版本。
玄奘的西行活动及其在印度的留学生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早年孙毓修、苏渊雷、杨非、习之、赵宗桂等人对此均有简要的研究。80年代后出现专著：马佩主编《玄奘研究》[145]，黄珅著《玄奘西行》[146]，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玄奘研究文集》[147]，陈扬炯著《玄奘评传》[148]，吴恩扬著《玄奘》[149]等。杨廷福关于玄奘生平事迹研究的成果较多，所著《唐僧取经》[150]与《玄奘》[151]，简要通俗；他还有两部研究性著作《玄奘论集》[152]和《玄奘年谱》[153]，其中《玄奘年谱》根据有关古籍将玄奘的生平事迹按年代列出，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详细考订，同时列出与玄奘有关的国内外大师、佛教诸流派、有关人物事迹等。
3、对义净的研究
唐高僧义净（公元635～713年），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公元七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国与南亚交通史的宝贵资料。《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七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王邦维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贡献最大。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54]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155]对两部书进行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156]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及其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六、结束语
据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证明，西域文明肇始于公元前2000年，至汉唐时期，西域文明臻于繁荣。随着“丝绸之路”的空前兴盛，包括佛教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艺术东渐西传，不断交汇融合。自约公元前二世纪起的初传，至公元15世纪的衰败，西域佛教在长达1500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传入、发展乃至没落的过程，成为佛教史上颇为独特的景观。西域佛教文化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乃至世纪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在西域佛教史领域的成果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不足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研究视界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单一等，都需要改进。因此，需要我们不断更新研究观念，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推动西域佛教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1]原载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后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260页。
[2]参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9～30页、第79～88页、第89～102页。
[3]参见该书上册“汉代之佛教”，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1～83页。
[4]《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3～336页。
[5]《季羡林文集》第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5～360页。
[6]中华书局，1979年。
[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8年。
[9]齐鲁书社，1986年。
[10]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敦煌学辑刊》第八辑，1985年，第62～72页。
[13]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6～424页。
[14]《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03～112页。
[15]《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71～79页。
[16]《南亚研究》1990年第1期，第68～74页。
[17]《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第80～81页。
[18]《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第40～48页。
[19]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77页。
[20]《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三辑（中东南亚研究），王铁铮主编，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78～400页。
[21]《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58～62页。
[22]《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61～66页。
[23][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999年再版。
[24]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1956年重印，1999年再版。
[25]泉寿丛书，1931年。
[26]中华书局，1935年。
[27]中华书局，1930年。
[28]商务印书馆，1929年。
[29]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
[30]中华书局，1982年。
[31]“西域佛教研究丛书”之一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32]“西域文化研究文库”之一种，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
[3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4]《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第69～76页转25页。
[35]《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58～74页。
[36]《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第10～19页。
[37]《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第57～63页。
[38]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39]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
[40]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1]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42]文物出版社，1993年。
[4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4]新疆美术出版社，1995年。
[4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46]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47]文物出版社，2001年。
[48]《南亚研究》1981年第1辑，第98～101页。
[49]《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第15～25页。
[50]《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3～7页。
[51]《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第66～90页。
[52]《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63～68页。
[53]《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84～90页。
[54]《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80～87页。
[55]《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1～5页。
[56]《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112页。
[5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3～7页。
[58]《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页。
[59]《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35页。
[60]《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36～50页。
[61]《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第58～63页。
[62]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63]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65]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
[66]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67]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参见该书第29～45页、第72～179页、第180～184页、第348～355页。
[68]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69]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70]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
[71]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72]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73]《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101～109页。
[74]《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26～34页。
[75]《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30～37页。
[76]《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145～154页。
[7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80～88页。
[78]商务印书馆，1924年。
[79]上海佛学书局铅印本，具体印刷年代不详。
[80]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81]中华书局，1991年。
[82]《南亚研究》1992年第3期，第70～76页。
[83]《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31～38页。
[84]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85]商务印书馆，1982年。
[86]商务印书馆，1987年。
[87]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88]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89]《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第1～6页。
[90]《南亚研究》1984年第4期，第9～17页。
[91]《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91～96页。
[92]《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112～117页。
[93]《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第72～78页。
[94]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0～40页。
[95]《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45～51页。
[96]《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52～63页。
[9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69～79页。
[98]《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56～65页。
[99]《学衡》1925年第39期。
[100]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报单行本，1932年。
[101]收入《西域南海史记考证译丛》第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
[102]《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100～109页。
[103]《敦煌研究》，1995年，第171～178页。
[104]《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第38～44页。
[105]《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第55～61页。
[106]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7]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3～136页。
[108]《中亚学刊》第五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252页。本文亦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20～442页。
[109]参见该书第二卷第二章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10]参见该书第二章第三节，齐鲁书社，1979年。
[111]中华书局，1983年。
[112]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二，齐鲁书社，1982年。
[113]《敦煌辑刊》1991年第1期，第77～83页。
[114]《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第46～49页。
[115]《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专刊此文，第1～31页。
[116]又名《中印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03～137页。
[117]《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89～102页。
[118]《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第18～28页，后收入《西域史地文物丛考》一书，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页。
[119]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120]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121]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3]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24]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125]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6]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5年。
[127]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128]参见该书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270～274页。
[129]国立编译馆，1937年。
[1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31]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4～338页。
[132]中华书局，1980年。
[133]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
[134]湖北出版社，1956年。
[135]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3年。
[136]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本，1915年。
[1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38]中华书局，1981年，
[139]中华书局，1984。
[140]巴蜀书社，1990年。
[141]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142]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3]岳麓书社，1999年，
[144]中华书局，1985年。
[145]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4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8]京华出版社，1995年。
[149]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
[150]中华书局，1981年。
[15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2]齐鲁书社，1986年。
[153]中华书局，1988年。
[154]中华书局，1988年。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10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展开的亚洲访问行程结束后，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这是美国重新在亚洲建立中国包围圈的一个行动。
在泰国召开的第十五届东盟峰会，作为一个既恰当又最好的机会，令美国堂皇地大谈亚洲策略重点在于东北亚及东南亚上，让鼓吹的中国包围圈概念清晰。
中美数年来围绕着贸易和经济事务有不少积极互动，这给世界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两国已从敌对走向和解甚至融洽。中国当然希望朝这样的方向发展，但是美国不会忘记一个核心问题：遏阻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美国在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近几年来走得“有点急”，由很多原因造成。美国之所以愿意接纳中国各种日常生活需要的产品，除了中国加入世贸有参与世界贸易的需求之外，更大因素是美国一早知道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大量中国廉价产品入口可以达到两方面目的：实时解决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纾解民意对政府管治威信冲击；同时让大量廉价产品入口造成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张，以此作为反击中国的策略。近期一些中美磨擦事件可以反证这样的思维。
奥巴马上台已经半年，全世界都在看他宣布的明年底全面撤出伊拉克的诺言会不会兑现。希拉里作为吹鼓手，藉参加东盟第十五届峰会，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洲，明显是为美国撤出伊拉克之后，把政策重点转移到东北亚及东南亚来。此举目的清晰：重现中国包围圈。日本向来被美国绑在同一辆战车上当炮灰，美国不论哪一届政府也必会继续牵制日本作为亚洲人。在这两点因素不会改变之下，美国要重现中国包围圈，重心就在于与东南亚紧密合作，再配合收买及控制印度而形成。东南亚有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国配合，加上掌控台湾这只最靠近大陆的棋子。如果再远一点讨好澳洲，整个中国包围圈格局便形成。这种被视为保障亚洲利益的策略，有一段时间因为考虑救经济，以及在伊拉克泥足深陷而松懈，现在借希拉里高调宣布重返亚洲而旧事重提。
希拉里在泰国有两方面主要言论，一是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二是表示奥巴马政府要告诉亚洲国家，美国不再在伊拉克与阿富汗作战，希望建立和扩大与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事实上，美国害怕看到中国近年来对东南亚国家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已有美国舆论认为，东南亚已成为中国后院，并指此举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全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