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的法律效益篇1
1遗嘱公证的含义
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做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遗嘱公证，则是我国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所立遗嘱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确定其设立遗嘱行为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的活动。公证遗嘱的方式是设立方式中最严格的一种，在法律效力上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
2遗嘱继承公证办理中所遇到的问题
按照我国的公证法律的相关规定，公证遗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公证遗嘱执行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执行。但是，在遗嘱继承公证实际办理的过程中，仍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到遗嘱继承公证的顺利执行，可能还面临公证遗嘱失效的风险，不仅影响到遗嘱继承人的个人权益，同时对公证遗嘱工作的法律效力产生不良影响，为了提高公证遗嘱的规范性，下面对公证遗嘱实际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进行分析。
2.1公证遗嘱冲突的问题
2.1.1多份公证遗嘱相冲突的问题。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遗嘱公证的办理可以在任何遗嘱人所在地办理，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所以这就可能会导致遗嘱人生前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期办理了多份遗嘱，并且内容有所变更或者撤销等行为，由此在遗嘱人去世后就会出现多份遗嘱继承公证，为公证工作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2.1.2遗嘱效力之间相冲突的问题。对遗嘱的继承权进行公证，就是为了在遗嘱人去世后能够将自己的资产以及相关事务按照自己当时的意愿来分配，从而使遗嘱继承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率，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遗嘱继承公证是在遗嘱人死亡后才发生的继承关系，因为此时距离遗嘱人对遗嘱进行公证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并且各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遗嘱继承公证的效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说法定继承人是否具有劳动能力，遗嘱继承人与法定继承人之间是否存在虐待、遗弃等行为，遗嘱人生前是否存在遗赠等协议。这些都会影响到遗嘱继承公证的法律效力，所以在实际执行时，原有的遗嘱继承公证可能会失效或者部分失效，这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确认。
2.2遗嘱公证无法进行的问题
2.2.1在法律规定方面，法律并没有赋予公证处实体权利，所以公证处许多工作上都受到局限。
2.2.2许多人为因素影响着公证工作的开展。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在执行遗嘱继承公证，对遗产进行处理时，需要向与遗产有利害关系的人员进行了解与核实，才能够确认遗嘱的公证效力。但是由于很多法定继承人并不是公证的遗嘱继承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所以在公证人员向其了解情况时，无法积极的配合，由此影响到遗嘱继承公证工作的有效开展。
3关于遗嘱继承公证的建议
3.1针对多份公证遗嘱冲突问题的意见
3.1.1创办公证遗嘱网页，建立公证网络信息库。随着我们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公证已经成为人民保障自身利益的一项重要手段，自然地，公证信息库的建立势必成为未来公证工作的一项重要手段，同时也有利于全国公证事务的信息共享。因此，在办理遗嘱公证后，将公民设立遗嘱的信息在拥有专属程序的网上登记备案。
3.1.2遗嘱内容效力冲突确认的措施。公证遗嘱的形式主要是公证书形式的出具，而公证遗嘱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它是经过国家专门公证机构依照相关法律，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的。继承开始后，只要遗嘱继承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公布了遗嘱内容，在法定继承人中没有出现没有生活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遗嘱继承人没有被剥夺继承权的情形，被继承人生前并无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等，说明原公证遗嘱内容仍然有效，即使利害关系人存有异议，也不影响遗嘱继承公证的办理。
3.2立法保障遗嘱继承公证的工作模式。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过程，实际上是对遗嘱效力的认定过程，因此，法律必须明确遗嘱的确认机关和确认程序，以便在确认遗嘱效力时，有法可依。多年来，不动产继承的法定继承权都是通过公证处出具继承权公证书来认定，同样，遗嘱继承权也应经公证处出具遗嘱继承权公证书来认定。确认遗嘱的效力是公证处认定遗嘱继承权的基础，也是必经程序。因此，从便民和方便办证考虑，法律应赋予公证处以确认权和相应的公告权，并规范确认程序，有了确认权，公证处在办证时，就可以行使该权利。第一，以书面形式通知利害关系人，并限期到场，期限届满，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即可视为其自动放弃权利，或认为其对遗嘱无异议，使该遗嘱被确认。第二，以公告的方式公示。对于无法通知到的利害关系人，或拒收书面通知的利害关系人，均可以公告的方式进行公示，权利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前来主张权利，或提出异议，亦可视为其已被通知到，而自动放弃权利，使遗嘱得到确认，从而使不作为的行为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2
由于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还不太强，很多认还不知道用遗嘱公证来保护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事务，往往是在将要下世或者家中出现矛盾，才到公证处询问怎么办遗嘱公证。笔者在公证实践中，也常常遇到老人已下世，子女们有矛盾，拿着对自己有利的遗嘱来申办公证，还有的公证员对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拿不定主意，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遗嘱人的遗嘱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造成既不能体现遗嘱人的意愿，又给后人留下了麻烦。而遗嘱公证后，可起到防范作用，笔者对遗嘱公证有以下体会：
审查遗嘱人的身份和行为能力，因为遗嘱体现的是遗嘱人本人处分自己财产和死后事务的单方法律行为，所以只能由遗嘱人本人亲自办理，任何人不能干预和，遗嘱人本人订立遗嘱时还必须具有完全行为民事能力，也就是要神智清楚，有表达能力，不受胁迫和欺骗，笔者在实践中就常遇到这样的事，遗嘱人不能到公证处，我们就去遗嘱人的家或者医院，在病床前为其办理遗嘱公证，保护了遗嘱人的合法意愿。
审查遗嘱的形式、条款是否完善。遗嘱是正式法律行为，我国继承法将遗嘱规定了五种形式。即：口头、自书、代书、录音和公证遗嘱。前四种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还要审查当事人遗嘱的条款是否完善。遗嘱一般应有遗嘱人的姓名、婚姻状况，子女、遗嘱受益人等的基本情况，主要财产状况、遗产的分配及其他事务处理意见、执行人、保管人、遗嘱制作日期和亲笔签名。在审查遗嘱条款的同时，应告知遗嘱人，公证后的遗嘱也可以变更、撤销，但必须是按照公证程序办理后才能变更、撤销。
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在公证实践中，有不少人是在家庭有矛盾时，才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这就难免造成遗嘱的措辞严厉，言语过激，如剥夺某某的继承权等等，有些公证员认为这些内容不合法，笔者认为这对遗嘱公证并不重要，因为公证处证明的是立遗嘱人的行为。只要遗嘱人立遗嘱时的行为合法，就应该受理。而为什么说遗嘱措辞是否合法不太重要？下面着重谈一下：大家知道，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而遗嘱人从立遗嘱之日到去世之日，这段时间处于不确定时间段，随着内外因的变化，立遗嘱人还有权修改、撤销遗嘱，因此，遗嘱人立遗嘱后一般不会马上生效。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嘱还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立遗嘱时内容不合法，如，剥夺了某个无生活来源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可在遗嘱生效时，这个继承人由于某种原因有了生活来源，就造成了不合法遗嘱的内容合法了。二是立遗嘱时内容合法，如剥夺了某个有生活来源的继承权。可在遗嘱生效时，这个继承人由于某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这样又造成了合法遗嘱内容的不合法了。这就说明，遗嘱合法与否是在变化着。再者，就我国目前公民的法律意识而言，很多是不懂法的，真正在家庭无纠纷的情况下立遗嘱的不太多，这就需要公证员在办理遗嘱公证时，宣传法律，使公民知道在立遗嘱时，将自己的行为规范在法律之内而行使权力。
告知公民有关医嘱的法律规定，如数份遗嘱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多种形式的遗嘱以公证遗嘱为准。遗嘱生效是以遗嘱人死亡为准，遗嘱人在死亡前随时可以变更、撤销遗嘱，但变更、撤销公证遗嘱还必须办公证，遗嘱生效时条款中如有不合法则不能执行，只能执行合法的条款等等。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3
所谓遗嘱解释，即对遗嘱的内容作出解释，以探求遗嘱人的真实意思。遗嘱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涵盖的解释主体比较广泛，大分继承法律关系主体，如继承人、受遗赠人、死者的债权人、遗产管理人、公证机关、人民法院等，均可能基于不同的目的而站在没角度对遗嘱作出不同的解释，当然这些解释大都具有法律效力。而后者，一般仅指由法院充当解释主体，对遗嘱内容的真实含义作出说明。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由其作出的解释具有中立性、合法性、权威性等特点，易为各方当事人所接受，能有效地调处因遗嘱内容歧义而产生的各种纠纷。基于此，各国继承法立法及相关理论普遍地将遗嘱解释作狭义界定。
二、遗嘱解释的价值功能
尊重遗嘱人的遗愿，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遗嘱是遗嘱人对自己享有所有权之财产最终归属的合法处分，它往往反映了遗嘱人生前与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表达了遗嘱人对相关主体的感情取舍。对遗嘱人的最后愿望加以尊重和保护是法律义不容辞的责任。倘若仅仅因为遗嘱内容模糊，法院就断然宣布其无效，而按法定继承程序进行，抑或随意曲解遗嘱的真实含义，将有违我国遗嘱继承制度设立之目的。
贯彻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继承法原则，保护继承人、受遗赠人等的合法权益。一般而言，遗嘱人相当清楚其家庭成员和近亲属对其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及投入感情的程度，且对继承人的生活状况也比较了解，因而遗嘱人大都能立遗嘱时，遵守基本伦理价值取向，确立有关主体应享受的权益等。倘若遗产能严格地按照遗嘱的真意进行分割，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合法权益自然就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客观上也有为社会其他成员树立了榜样，促使晚辈主动赡养长辈，进而淳化民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稳定财产继承秩序，真正实现互谅互让、和睦相处的继承法原则。在财产继承中，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等主体一般均局限在遗嘱人的亲属和朋友的范围内，彼此关系往往比较密切。如果遗产能够准确地按照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进行分割，继承人等通常都会表示理解和支持，并遵守继续活动的正常秩序，利益主体间也会继续保护良好的关系。反之，倘若遗嘱无端被认定无效或被曲解，继承人等主体间应有的利益平衡和心理平衡将被打破，冲突的产生就不可避免，朋友反目、亲戚成仇，甚至恶性事件也因此而发生，从而破坏了继承秩序乃至社会安定的局面。
有利于遗嘱继承制度的完善，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我国历来缺乏遗嘱继承的传统，继承实践也表明，在我国，法定继承仍占绝对优势地位。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资产额大幅增加，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所有权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遗嘱继承制度日益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继承法有关遗嘱继承制度的规定十分粗疏，亟需完善。遗嘱解释制度作为遗嘱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与否不仅关乎个案中相息相关。倘若遗嘱动辄被宣告无效或被曲解，就会严重挫伤社会公众订立遗嘱的积极性，致使人们对遗嘱制度失去信心。
三、遗嘱解释的适用范围
遗嘱解释存在的直接原因是遗嘱存有模糊之处。根据模糊点不同，又可区分为内在模糊和外在模糊两部分。由此，对遗嘱解释的适用范围可作如下界定：
对遗嘱外在模糊的解释。所谓外在模糊，是指遗嘱表面就存有不准确、易产生歧义之处，人们只需直接观察即能发现。其形式又可分为：第一，遗嘱语言文字的模糊。遗嘱具体的语句和文字本应只能表述确定的含义，以便能正确履行，但在现实生活中，遗嘱中文字的内涵不确定、处延不周全等现象时有发生，错别字、漏字乃至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等亦非少见。这样无疑影响了对遗嘱内容真实含义的把握。如甲在遗嘱中写道：“我愿将本人部分钱财给我兄弟的几个孩子。”虽然，该遗嘱中的“大部分”、“钱财”、“兄弟”、“几个”等词语的内涵和外延均未限定清楚，唯有通过解释，方能得到正确履行。第二，遗嘱格式的模糊。遗嘱行为乃要式法律行为，②遗嘱的制作必须遵循一定的格式，如不完全依照法律规定作成，其法律效力自然就存有疑问，进而使遗嘱内容的确定性亦受到影响。我国继承法规定了5种遗嘱方式，每种方式又都有相应的格式与法定要求不相符之情形。如在自书遗嘱中，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无签名盖章，或者有插入、擦失、涂改等现象出现，抑或遗嘱页码错乱，甚至部分灭失、毁损等。在代书遗嘱中，代书人、见证人签名不规范，没有注明订立遗嘱的时间等。在录音遗嘱中，遗嘱人声音含糊，不断有其他异声插入等。无疑，以上所述遗嘱格式的模糊均需要人们作出解释，方能使遗嘱得到正确履行。第三，由外文、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写就的遗嘱，受不同文化传统或法律制度等影响，特别是限于遗嘱翻译者的水平，遗嘱正文与译文的内容可能不相吻合，由此也产生了遗嘱解释的必要性。
对遗嘱内在模糊的解释。与前述外在模糊的情形不同，要洞悉遗嘱的内在模糊，需要人们对遗嘱内容作相对认真细致的考察并与现实作充分的比较。产生遗嘱内在模糊的原因比较复杂，大致包括如下产生遗嘱内在模糊的原因比较复杂，大致包括如下几种：一是遗嘱人对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描述不够具体或不完全符合事实。如王某在遗嘱中言明：“将1000元钱赠给邻居李华。”但实际上王某的邻居中姓李名结者有两位。二是遗嘱人在遗嘱中对遗产的性质、位置、价值等描述不清楚或不准确。如甲在遗嘱中写明：“本人的3头公牛由大儿子继承。”而事实上甲只有2头母牛。三是遗嘱全文缺乏连贯性和统一性，中心目的不明确。主要表现在：遗嘱前后内容不一致；遗嘱附项、说明与正文不统一；遗嘱中插入部分与主文产生冲突等。
如甲在遗嘱前半部用很在篇幅来诉说其小儿子对其不孝的同时，又对其大儿子长期以来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表示感谢，但在遗嘱后半部分却笔锋一转，意外地写上其大部分财产由小儿子来继承。四是附条件遗嘱中，所附条件的法律性质或效力等存有疑问。如甲在遗嘱中记明：“在我百年之后，我妻子只有为我守寡2年，才能继承我的遗产。”“这里守寡2年”之法律性质如何界定将直接涉及相关主体的利益，然而现行法律、法规对此并无具体规定，因此也需要人民法院对它做出恰当的解释。
四、遗嘱解释的规则
文义解释。又称文理解释或语义解释，是指按照遗嘱字面意义进行解释，取其最自然、明显、正常和常用的意义。语词是遗嘱文字的继胞，根据性质不同，可分为普通用语、专用术语和方言等，文义解释应随之采用不同的规则。一是当遗嘱人或代书人没有受特殊职业教育，而使用普通语句写就遗嘱时，遗嘱解释就应遵守人们日常普遍使用的语法逻辑。当然，同时还应针对遗嘱人或代书人的教育程度而有所区别。二是如果遗嘱人或代书人是具有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如律师、法官），解释遗嘱时，对其文字就应严格参照该行为的通行涵义作界定。三是当遗嘱是由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写就时，对有歧义的文字应按照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习惯进行解释。文义解释是遗嘱解释中最为通用的方法，在各种解释方法中，应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当然，文义解释也有不足之处。如过发拘泥于文字等。
体系解释。概言之，是指从遗嘱全文角度，宏观地把握遗嘱的内容，而不拘泥于个别段落、语句和字词。遗嘱必然有一个中心意思，遗嘱中的各篇章、段落甚至废弃的遗嘱书稿等，往往均是为遗嘱目的服务的。遗嘱体系解释的精髓就是要充分顾及遗嘱构成所有部分，一般要遵循以下规则：一是如篇幅之间产生冲突的，篇幅量多者优先；如篇幅相同，位置居后者优先。二是如遗嘱附项、说明等与主文产生冲突，附项、说明等优先。三是对遗嘱无效部分以有效部分的逻辑推定。体系解释有助于从全局上去把握部分遗嘱的真实内容，但也有其局限性，如过分重视形式而忽视遗嘱人的内心活动等。
目的解释。根据遗嘱人制定遗嘱的目的而对遗嘱内容进行解释的方法，即为目的解释。目的解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当遗嘱可作有效和无效两种解释时，应舍弃无效而采用有效的解释。因为遗嘱人既已制定遗嘱，其本意决不是制定一项无效的遗嘱，而是希望其财产能按遗嘱分割。各国民法一般支持此规则，如德国民法曲第2084条规定：“终意处分的内容或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者，在发生疑问时，应首先使用处分能产生效果的解释。”二是当遗嘱可作两种以上有效解释时，应结合遗嘱人的具体状况并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来考察遗嘱人的真实意图。
客观解释。是指全面顾及遗嘱制定时的环境因素以及这些外在因素对遗嘱人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此来考察遗嘱人的真意。遗嘱人制定遗嘱时的各种外界因素（包括其身体状况、精神状态、订立的场所、见证人的身份等）都会影响本人的情绪，进而影响遗嘱的内容，因此解释时应予考虑。但是客观解释方法的缺陷亦十分明显，特别表现在解释时往往疏于司法部门的主观推定等，因而应谨慎使用。
价值衡量解释。指当遗嘱可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时，可对这些解释做价值上的比较，取其最优部分。价值衡量包括两层含义：法律价值衡量和社会公正价值衡量，前者是指从种解释中选择出最有利于法律特别是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如男女平等、权利义务一致）和宗旨的实现的解释；后者则是指以传统伦理道德取向、现实社会公正需要作为判断解释价值的依据。
习惯或惯例解释。当遗嘱在运用以上诸类方法都无法做恰当的解释时，可参照当地群众普遍认可且合乎法理的习惯以及法院曾有过的类似判例进行推断。如甲在遗嘱中写明“本人财产由弟妹继承。”而根据当地语言习惯，“弟妹”是指弟弟的妻子，而非本人的弟弟和妹妹。因此，解释该遗嘱时，就应认定甲的财产继承者是其弟弟的妻子。
除以上所述解释方法外，限缩解释、扩张解释、当然解释等亦可为法院在实务中所运用。“当然每一种解释方法，各具功能，但亦有限制，不可绝对化，每一种解释方法份量有不同，但须相互补充，共同协力，始能获合理解释结果，于个案中妥当调和当事人利益，贯彻正义之理念。”③
注：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4
1.涉外遗嘱继承的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世界一体化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由于各国继承制度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法律冲突。因此，值得探讨涉外继承法的适用问题。
2.涉外遗嘱继承法的特征
（1）涉外因素。此特征主要是指主体与客体的法律关系，遗嘱继承法律事实的三个要素，至少有一个涉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使得其法律适用与其所在的国家在该领域的法律发生了冲突。
（2）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因为涉外继承法律会涉及到不过国家与地区，因此在各国对主体适用存在着较大程度上差异。例如，一些国家将使用统一的继承法对遗嘱的效果和法律效果，而另一些人却把内容分割相关法律的使用方式，在将内容分割遗产管理等操作，这将影响，导致在实际涉外遗嘱内容复杂的遗嘱继承法律冲突明显。
（3）遗嘱继承法律的排外性。当事人所在的国家基本会采用反致的手段来排除所在国的法律适用，用以来维护本国范围内公民的权益。因为需要外国遗嘱是由不同的国家和国家决定。
二、涉外遗嘱继承的立法缺陷
1.没有明确引入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是合同法领域的规则，在近期将意思自治引入继承法中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意思自治原则在侵权、继承等领域有所涉及。若在继承范围内采用意思自治原则，将充分地展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志，从而充分地维护其切身利益。因此将意思自治引入继承法领域范围也是大势所趋。
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持有各不相同的意见。有部分学者认为，《法律适用法》过度强调了法律适用的强制性，从而排除了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虽然意思自治适用于遗嘱继承领域是当今社会的主流趋势。但《法律适用法》采取了保守的做法与态度。在与人的身份有关的法律问题当中，保守的适用与当事人有密切联系的属人法。但我国在2011年实施的《法律适用法》中将意思自治规定为知指导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原则，并在多个部分规定了法律关系领域适用自主选择权。
综上，我国《法律适用法》未明确规定可以适用立遗嘱人选择的法律，但将意思自治纳入到我国涉外继承领域符合时代的所需并且是毋庸置疑的。
2.遗嘱效力不严谨
《法律适用法》第33条规定遗嘱效力适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或者国籍法。但现实生活中，如何认识“遗嘱效力”呢？具体来讲，仅有合法的遗嘱才有效力。合法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是遗嘱必不可缺的。《法律适用法》中第32条和第33条分别规定了遗嘱方式和遗嘱效力。尽管该法只是就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两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该法也表明了我国的国际私法在该领域的立法水平的努力与进步，但二者违背了继承法的一般常识，故此种简单的法律条文设计必然会给立法实践带来深深的困扰，并且不利于我国公各项权利的实现。
三、我国涉外继承法立法现状
一方面《法律适用法》弥补了我国在涉外继承领域的立法空白，同时也为现实生活中相关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充分地保障了我国公民的合法的继承权利；另一方面，它既反映了当前时代我国最需要的立法趋势，又符合当今国际立法的新要求。在立法领域，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不足和缺点，因此需要研究法学领域中先进的国家制度，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从而提高我们的法律制度。
四、我国涉外遗嘱继承法律制度及完善
1.明确规定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规则
遗嘱能力是一种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世界各国均主张民事权利能力适用自然人的属人法故，我们目前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涉外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2.明确规定遗嘱解释、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的法律适用规则
无论是对遗嘱的解释，还是遗嘱的变更和撤销，都将直接影响遗嘱的效力和遗嘱的最终执行。为此，我国应明确界定遗嘱解释、变更和撤销的法律适用规则。在立法方式上也可以采取上述步骤的形式规定，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根据遗嘱的解释，遗嘱的变更与撤销、遗嘱与遗嘱的效力是相关的。
3.引入意思自治原则
此外，公约有条件地允许缔约各方以明确的方式指定继承协议适用的法律。法国、瑞士等国家引进了遗嘱继承法律限制意思自治的原则，允许继承法中选择将当事人，但其局限性是立遗嘱人指定的准据法，必须同该继承关系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从国际公约的角度和有关国家的经验来看，有必要引用意思自治的原则，以使该原则在实践中切实适用。因此，对于我国的立法，笔者认为在原则适用的前提下应进行限制规定。
4.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引入为顺应国际私法在涉外继承领域中立法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增加规定的原则在涉外继承的一般法律原则适用中。但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将涉及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出现，因此，在引入该原则时，仅限于最密切联系国家应考虑的因素。此外，法官在实际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在选择特定国家的法律时运用到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就必须做到在充分考虑立遗嘱人意思表示的前提下，保障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对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涉及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继承法的法律适用关系到我国公民的切身利益。新的法律，弥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空白，完善相关立法。在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出现了许多漏洞，故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与此同时，我们希望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深入，世界各国相应的法律最终将达到统一适用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王丽.论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J].法学研究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5
（一）共同遗嘱的概念分析
共同遗嘱，又称合立遗嘱，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共同订立的一份遗嘱。共同遗嘱有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和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之分。所谓形式上的共同遗嘱又称单纯的共同遗嘱，是指即内容各自独立的数份遗嘱记载于同一份遗嘱中。这种单纯的共同遗嘱其在实质上为数份独立遗嘱，只不过形式在同一份遗书上，其产生各自的法律效果互不影响。而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将其内容共同或相关的意思表示形成一个整体的遗嘱意思表示，从而定格于同一遗书上。这时遗嘱人之间的遗嘱表示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间牵连和制约的。严格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应限于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而本文的讨论也以严格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为准。
共同遗嘱在形式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相互遗嘱，两个遗嘱人相互以对方为自己遗产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另一种是相关遗嘱即相互以对方的遗嘱内容为条件的遗嘱。
共同遗嘱在内容上通常有三种表现：一是，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二是，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的继承人；三是，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规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某第三人。
共同遗嘱在性质上如何去认定它？它是否是遗嘱呢？学界有三种观点：
一是“双方法律行为说”，认为共同遗嘱是双方法律行为，共同遗嘱的订立和撤销都必须有双方的合意方可。
二是，“附条件或附义务的单方法律行为说”，该说认为可以把共同遗嘱分割成两个附条件或附义务的遗嘱，这样就可以和一般遗嘱理论衔接[1].
三是，“共同法律行为说”，认为共同遗嘱是遗嘱人共同的法律行为，需要有遗嘱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方可成立。
应该说共同遗嘱的性质比较符合“共同法律行为说”。“双方法律行为说”抓住了共同遗嘱中包含多方意思表示的特点，但是无法突显共同遗嘱中的遗嘱人是基于同一遗嘱目的而成立的。而且双方法律行为是不同主体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利益形成相对应的意思表示，况且主张双方法律行为显然和一般遗嘱的单方法律行为性质完全相反，难以形成统一的遗嘱理论。
对于“附条件或附义务的单方法律行为说”，该说试图整和共同遗嘱理论和一般遗嘱理论应该说方法上有所创新，但是该说强调了分割了共同遗嘱的意思表示元素，没有主要到各元素间的相互制约和牵连关系，而共同性整体性是共同遗嘱的本质所在。
而“共同法律行为说”是比较合理的，其拥有了其他两个学说的长处。其强调了共同遗嘱人之间遗嘱意思表示的目的一致性和内在整体性，又看到了共同遗嘱中有遗嘱的一般特性，为遵循了遗嘱自由原则打好铺垫，有“可合可分”的优点。
（二）共同遗嘱的立法例比较分析
1、承认主义式，明确共同遗嘱的合法性、有效性。
这些国家主要有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奥地利、南朝鲜等；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也是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的。
德国民法典关于共同遗嘱的主要规定有：
（1）共同遗嘱仅得由夫妻双方为之。
（2）由于共同遗嘱以夫妻关系的存在为基础，所以当婚姻无效或被解除时，除非可以推定即使有这种情况出现被继承人仍会有这种处分，共同遗嘱无效[.
（3）在共同遗嘱中，夫妻双方处分往往相互关联，因而具有依存性。如果按遗嘱内容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他方的处分，此方也不会为自己的处分，则一方的处分无效或撤回，他方的处分也无效。
（4）夫妻一方死亡时，他方的撤回权消灭，但生存方在拒绝他方对自己的赠与时，可以撤销自己的处分。
南朝鲜民法没有规定禁止共同遗嘱，但是在习惯上，夫妻之间或父母之间可以订立共同遗嘱。
英美判例，承认共同遗嘱。但是在英国所讲的相互遗嘱即是我们所述的共同遗嘱。
2、禁止主义式，即完全禁止共同遗嘱的订立，否认共同遗嘱的效力。
这些国家有法国、日本、瑞士、匈牙利等，我国台湾的民法实际上也是不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的。
（1）法国民法典第968条规定：“二人或二人以上不得以同一证书订立遗嘱，不问为第三人的利益，或为相互的遗产处分。”
（2）本民法典第975条规定：“二人以上者不得以同一证书立遗嘱。”
（3）瑞士民法典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共同遗嘱，但是在解释上不承认共同遗嘱有效。
（4）匈牙利民法典第644条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同一文件上以任何方式立下的遗嘱，均无效。
3、比较分析
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国立法例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承认或禁止共同遗嘱并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依法律传统之区分，在每一法系皆有承认或禁止的立法或判例。
（2）在承认主义中，承认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是完全承认共同遗嘱，有的从主体上对共同遗嘱进行限制承认，有的从遗嘱的内容上进行限制承认。
（3）在禁止主义的立法当中，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从共同遗嘱的形式上加以禁止，而没有从实质意义上禁止，即仅强调禁止于同一文书，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仍然可以规避法律，通谋订立互为条件的或者说是附条件或附义务的遗嘱。
（4）法律的价值趋向也导致立法上的差异，在对待共同遗嘱的问题上，法国、日本等国更偏重于遗嘱的理论，即更倾向于维护一般遗嘱的理论；而英美等国则更偏重于实践的需要，主张实用主义。这便引发立法理念上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理论与实践的搏奕。
（5）各国立法背景的不同，以及各国法律传统、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习惯和民众意识也是导致各国立法不同的原因。
二、对共同遗嘱的争论及评析
我国的继承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共同遗嘱，学界对共同遗嘱的态度主要有三种，其内容和理由分别如下：
（一）否定说，即主张我国不应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
1、其理由总结如下：
（1）共同遗嘱与一般遗嘱的理论相矛盾，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而共同遗嘱是双方法律行为或是多方法律行为，它能否直接引用遗嘱规则，或者其特殊之处可能会造成遗嘱理论的混乱。
（2）共同遗嘱与遗嘱自由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因为遗嘱是遗嘱人单方面的民事法律行为，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独立自主地决定遗嘱的成立、变更或撤销，而共同遗嘱，却是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任何一方不得随意予以变更、撤销。“盖遗嘱有绝对的自由性，其成立、消灭应独立为之，共同遗嘱妨碍遗嘱撤回之自由，而且就共同遗嘱人之意思亦易生疑义，自不宜承认共同遗嘱；而夫妻之人格各自独立，亦无为例外解释之必要。”
（3）共同遗嘱不是与个人遗嘱并列的一种遗嘱类型，而是一种遗嘱的形式。而遗嘱的形式不是任意性的规定，而是具有强行法的性质，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就不能发生效力。共同遗嘱，应当属于形式不合法的无效的遗嘱。
（4）共同遗嘱在执行过程容易发生争议。比如最突出的是，共同遗嘱人之一死亡后，另一方欲更改或撤销遗嘱的问题。发生这种情况，必将涉及对先亡者遗愿的尊重和遗嘱指定的最终继承人权利的保护，关系十分复杂，给处理造成困难。
（5）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也没有设立共同遗嘱的必要性（不需要以共同遗嘱来维护夫妻共有财产不致分割和保障配偶的继承权），况且对于共同遗嘱人的遗嘱内容又都需以其死亡时的情形确认遗嘱无效或有效，又何必设立共同遗嘱。
2、对“否定说”的批判：如前文所述共同遗嘱是共同法律行为，遗嘱人作出该法律行为是基于一致的目的和利益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当事人自愿将自己的遗嘱行为受到相互的制约而从中获取该制约的对价利益。法律要做的是认可当事人的这种需要而不是强行禁止。争议是理所当然的，要不然要法律来做什么，夸张一点如果法律仅仅是为了排除争议无视现实需要的话那还不如禁止所有一切可能发生争议的行为，那显然是很荒谬的。共同遗嘱是否是属于遗嘱的形式呢，显然其只是遗嘱的特殊样态。就如民法理论中侵权行为之债和一般之债的关系罢了。
（二）肯定说，即主张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
1、该说的理由如下：
（1）虽然我国继承法没有明文规定共同遗嘱，但也未排除共同遗嘱的有效性，从我国国情出发应承认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第一，共同遗嘱与我国人民的传统习惯协调一致；第二，共同遗嘱适应我国家庭共同财产的性质。第三，共同遗嘱有利于保护幼小子女和配偶的利益，避免继承人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引起的家庭纠纷。
（2）遗嘱行为是一种私法上的行为。遗嘱人设立遗嘱的目的，是表明自己死亡后对遗产处分的意愿。对遗嘱效力的确认应当贯彻私法自治的原则，只要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就应当认为有效，而不应过分关注其行为的方式。
2、对“肯定说”的评价：应当说肯定说从共同遗嘱的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上实证分析共同遗嘱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从意思自治的角度上分析了共同遗嘱存在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这些方面无疑是积极的。但是其仅仅肯定而不主张进行必要的限制其实是对共同遗嘱的另一角度的否定。无限肯定即是无限否定。
（三）有限制的肯定说。该说主张应该承认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但是认为应对共同遗嘱做必要的限制。
1、该说的理由主要有：
（1）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虽为古老的民法原则，但在当今越来越注重人权及私权保护的时代，法律更应当对公民处分个人权利持宽容的态度，给以充分的维护和尊重。共同遗嘱人通过订立共同遗嘱的方式对自己死亡后各自或共同遗产的处分作出共同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行为是一种双方或多方行为，仍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意思自治原则是一项基本的民法原则，但不能把它仅局限在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中。
（2）遗嘱是否有效取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是否具备，但主要还是看遗嘱的实质要件，即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是否具有遗嘱能力，是否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是否只处分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财产。无论是单个遗嘱还是共同遗嘱，其有效必须符合这三要件，即使处分共同遗产也应当是合意形成。
（3）因共同遗嘱是遗嘱人双方或多方的合意行为，实践中极易出现遗嘱人处分了被继承以外的人的遗产，或在遗产范围确定上产生较多波折，或因其他法律事实出现对遗嘱的内容、效力产生较大影响等。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有关共同遗嘱能否成立，有何效力等实质性问题应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至于形式有效性问题，则可根据不同遗嘱形式之成立要件。
2、“有限制的肯定说”的“限制”主要指两种限制：
（1）是从主体上有限制地承认共同遗嘱，即承认夫妻共同遗嘱，但对其他共同遗嘱不能承认。其理由是：第一，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共同遗嘱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夫妻的共同财产一般不分割，难以分清各自的财产范围。这一特点使夫妻双方愿意合立遗嘱。
第二，夫妻共同遗嘱有利于保护配偶和年幼子女的继承权。例如夫妻一方死亡，共同财产属于他的那一部分，通过共同遗嘱由对方继承，这样财产稳定，使配偶的生活不致因一方死亡而受更多的冲击。
第三，夫妻共同遗嘱符合我国的民族传统，也利于简化设立遗嘱的手续。
（2）是从内容上进行限制，即“共同遗嘱部分有效说”。认为一个共同遗嘱人死亡后共同遗嘱只对已死亡的遗嘱人的遗产产生效力，而活着的遗嘱人则有权保留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有权随时变更或撤销所立遗嘱。
3、对“有限制的肯定说”的评价：该学说不但注意到了共同遗嘱存在的乡土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而且同时考虑到共同遗嘱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提出从主体上或内容上进行限制的必要性，是比较科学的学说。但是该学科同样是存在缺陷的，其对共同遗嘱的可能出现问题的预测和解决缺乏全面性。
三共同遗嘱的合理界定
（一）共同遗嘱的合理界定
共同遗嘱在中国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当肯定其的法律效力。无论从现实生活角度和法律思维角度都有共同遗嘱存在的合理性，理由如前文所述我就不在此赘述，但我想谈两点想法。
1、实用主义的角度：在当今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是共同遗嘱存在的乡土基础，法律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它必须为社会服务，理论要服务于实践而不能空谈实践。
2、理论主义的角度：共同遗嘱是一般遗嘱的变态，其具备一般遗嘱的特征，其并无从根本上否认遗嘱理论体系，相反其对完善和进一步研究遗嘱理论体系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能因为其复杂，就抛弃它，更不能主观认为仅一般遗嘱就可以解决所有遗嘱继承问题，共同遗嘱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学会1+1=2就抛弃学习更复杂的加法，虽然1+1似乎可以解决所有的加法，但是同时它牺牲的是巨大的效率。
对共同遗嘱的内涵和外延应当有一定的限制：
1、在主体上应该限制于法定夫妻之间订立。理由如下：
（1）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是共同遗嘱的基础。
（2）非夫妻，但有相互法定继承权的，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间，按一般生老病死规律，很容易分清先死后死而且子女和父母的经济状况没有象夫妻联系那么紧密，因此共同遗嘱没有实际意义。
（3）非夫妻，无相互法定继承权，但有共同财产，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交换的利益驱动或者说遗嘱针对是纯利益的付出而不求回报，共同遗嘱对他们没有实际意义。
（4）非夫妻，无相互法定继承权，没有共同财产，他们之间既无血缘的利益也无财产上的紧密联系，共同遗嘱对他们也无实际意义。
2、在时间上应当限定于夫妻在法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订立即其必须以夫妻关系的存在为基础，被撤销或无效的婚姻关系将直接导致共同遗嘱的无效。
3、在内容上共同遗嘱在一方先死的情况下，根据遗嘱自由和当事人自治原则，必须遵循生存方不得变更或撤销先死方的遗嘱和死亡方亦不得限制生存方变更或撤销遗嘱的理念，因此生存方可以行使撤回权，仅得在拒绝受领共同遗嘱之利益的情况下方可实施，共同遗嘱全部的效力可能因生存方的撤回而无法全部实现。
（二）共同遗嘱的效力分析
遗嘱是死因行为，而共同遗嘱由于其在主体上是复数的，这就意味着在多数情况下，遗嘱人存在着先死后死的时间差，这又直接导致共同遗嘱在生效时间上的复杂性。
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依据共同遗嘱的不同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1、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的夫妻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自任何一方死亡时即时生效，死亡方的意思表示生效，生存方的意思表示失效。
2、对于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的继承人的共同遗嘱，仅在共同遗嘱人都死亡后整个共同遗嘱才发生效力。
3、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规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某第三人的共同遗嘱，一方死亡仅致使遗嘱部分生效，双方都死亡时方全部生效。
4、对于撤销时的效力分析见下文。
5、从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共同遗嘱并没有违背《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共同遗嘱中一方死亡即发生相应继承，只是这种继承可能仅仅是过度阶段。
（三）共同遗嘱的几个突出问题
1、关于撤销权的行使和效力分析
撤销权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共同遗嘱人一方先死的情况下，生存方如何行使撤回其遗嘱意思表示的权利，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的夫妻共同遗嘱，撤回权不存在任何问题。比如夫妻双方共同约定，若一方先死，那么则由生存方继承先亡方之遗产。在这种共同遗嘱中，一方死亡则其遗嘱发生效力而生存方的遗嘱失效，当然不存在撤销权的问题。
（2）对于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的继承人的共同遗嘱，首先应当注意该种共同遗嘱和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规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某第三人的共同遗嘱的区别，应当讲此种共同遗嘱，先亡者的遗产并无流转至生存方这一过程，而是直接发生先死方的个人财产有第三人继承的法律效力。因此生存方随时可以就自己的财产变更或撤销其在共同遗嘱中的意思表示。
（3）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规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某第三人的共同遗嘱，生存方仅得就共同遗嘱所指定的财产中自己个人的财产实行变更处分，而死亡方在共同遗嘱中的自有财产直接由第三人继承，而不能由生存方先继承。比如夫甲和妻乙（丙之继母）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并约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甲子丙，后甲先死留下遗产六万，乙改嫁他人，要撤回其遗嘱，那么其不能继承甲留下的六万，而由甲子直接继承。
（4）对于相互以对方的遗嘱内容为条件的共同遗嘱，在一方的遗嘱内容已经执行的情况下，另一方的撤回权将受到限制，根据公平原则，生存方必须支付等值的对价后方可行使变更或撤回权。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生存方拥有的个人财产大于死亡方的遗产，那么其必须提供相应等值的财产按原合同的比例进行遗嘱设定。对于超出的部分，其可以重新处分。
第二种：生存方拥有的个人财产小于死亡方的遗产，那么其不得行使撤回权。
比如，甲乙双方均系第二次结婚，丙系甲与其前妻所生之子，丁系乙与其前夫所生之女，为防止甲乙任何一方死后另一方不抚养先亡方之孩子，约定甲死则其遗产2/3归丙1/3归丁，乙死则其遗产2/3归丁1/3归丙。那么后甲死留下6万元遗产，按其遗嘱比例分别由丙继承4万丁2万。后乙要变更其遗嘱，那么其必须在变更遗嘱中拿出6万中由丙继承2万元丁4万，其余财产方可以重新立遗嘱，否则其无权撤回遗嘱。
（5）共同遗嘱不得约定后亡者不得行使变更或撤销遗嘱，否则该条文无效。
2、对共同遗嘱中遗产范围的界定
共同遗产中，对共同遗嘱中遗产范围的界定，有学者主张：“原则上应以最后死亡的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遗产实际状况来确定，而不能分别确定”。该学者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不全面的，应当根据不同内容的共同遗嘱确定遗产的范围，原则上应以最后死亡的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遗产实际状况来确定，但后亡的继承人在管理先亡者的遗产时应本着善良、诚信进行使用和收益甚至处分，否则相关第三人可以主张提前进行继承。因此在先亡者遗产流转至后亡者期间，后亡者如患恶疾急需用款，完全可以依其不完全所有权善意处分先亡者的遗产，任何人不得提出反对。
3、对共同遗嘱中特留份的问题
夫妻共同遗嘱不得违反特留份的规定，共同遗嘱须保留对各自共同遗嘱人有法定继承权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继承份额。
（五）立法条文建议（参照各国条文）
第1条：共同遗嘱仅得由夫妻订立，如若该夫妻婚姻关系被撤销或无效时，共同遗嘱无效。
第2条：共同遗嘱不得约定遗嘱不得撤销，否则该条文无效。
第3条：共同遗嘱人可以撤回遗嘱，但是不得从撤回行为中获利，否则撤回无效。
第4条：共同遗嘱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后亡遗嘱人依约定对先亡遗产进行使用、收益、处分时应尽善良义务，本着诚信原则，否则相关第三人可诉请人民法院提前进行继承。
第5条：共同遗嘱应对有法定继承权双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留有必要的份额。
第6条：本部分未对共同遗嘱规定的，可参照一般遗嘱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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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佩霖《夫妻共立遗嘱浅探》自巫昌桢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论文集》（婚姻继承卷）（1992）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6
“中华遗嘱库”正式启动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创设“中华遗嘱库”的呢？
陈凯（以下简称陈）：我办理过不少遗产继承案件，亲眼目睹有些家庭因财产继承问题亲人反目成仇，父母与孩子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对簿公堂。我的一桩遗产继承案中，北京市一位中年男子去世，因为他生前没有立过遗嘱，他的兄弟姐妹都打着为父母请愿的旗号，全家人披挂上阵，上法庭大打财产官司，与他的妻儿争夺遗产。
我还过一起案件，一位男士刚过40岁突遇车祸去世，留下30岁的妻子和刚满1岁的儿子。因为他生前没有立过遗嘱，他的父母觉得儿媳早晚会改嫁，便要求她将巨额财产归到小孙子名下，遭到儿媳拒绝后，两位老人遂要求分割儿子的遗产，最终分走了200多万元，那位刚满1岁的孩子只分得100万元。
还有一位中年人，突然离世后由于生前没有对身后财产分配作任何交代，他的6个兄弟姐妹纷纷找上门来，与他的妻子争夺财产。后来，经我从中调解，一家人总算没闹上法庭，但感情裂痕却难以修复。
还有一个案子，一位老人去世后，她的女儿拿出母亲生前留下的遗嘱，要求继承母亲的全部遗产，老人的儿子坚决不同意。经司法机关鉴定，老人留下的遗嘱的确是自愿写下的，但在遗嘱中对家庭财产的分配却超出了其权利范围，导致这份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
近年来，财产继承纠纷呈直线上升趋势，已成为影响家庭和谐的主要矛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统计过，因没有遗嘱而引发的继承纠纷达73%，在剩下的27%遗嘱继承案件中，有近60%的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这些都是因为不注重遗嘱订立，或订立遗嘱不严谨造成的。
记：中国人没有立遗嘱的习惯。
陈：是啊，这与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立遗嘱，立遗嘱的价格昂贵、手续复杂有关。我在继承案件过程中，发现遗产继承中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没有遗嘱，二是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在继承案件中，没有遗嘱和没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占比例最大。很多老人在即将去世时才匆匆立下遗嘱，这些遗嘱有些会被法院判定为无效遗嘱。而且很多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随便一写就完了，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很容易因为存在缺陷造成遗嘱无效。其实，立遗嘱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事情，必须符合法律规范。还有许多人不知道该如何订立遗嘱，不知道如何确立遗嘱的法律效力，不知道该在哪里保存遗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就想创设这样一个服务机构，希望避免产生这类纠纷，希望每个家庭都能正确对待财产继承问题，从而促进家庭和谐。
我的想法得到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的支持。2013年3月21日，我国首个遗嘱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正式启动。我任遗嘱库的负责人。
记：在这里办理遗嘱需要什么条件？
陈：北京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只需携带身份证件和遗嘱原件，即可免费办理遗嘱登记。遗嘱登记中心有专业公益律师，免费为老人提供法律咨询，确保遗嘱符合法律规定。
来立遗嘱的老人络绎不绝
记：中华遗嘱库成立以后，来立遗嘱的人多吗？
陈：挺多的，位于北京市西交民巷73号的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每天都有很多老人排队办理遗嘱相关手续，办理预约手续的队伍能一直排到大街上。
“中华遗嘱库”开始办理遗嘱手续初期，每天提供预约号40个左右，在运行的10天时间里，就为130余人办理了遗嘱登记。
记：老人们自己立的遗嘱肯定五花八门吧？
陈：是啊。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位老人，由于此前手写的遗嘱格式不符合要求，来中心后，按要求重新写遗嘱。遗嘱写好后，工作人员开始扫描遗嘱原件和申请表，并采集指纹、录像、拍照。办理完这些主要手续后，老人的遗嘱登记才算全部完成。老人说：“在这之前我想找律师立遗嘱，要花好多钱，现在不花钱就把这件大事给办了，我感到十分满意。”老人把家里的财产最终留给了更关心自己的那个人。
北京市郊的一位老人，老伴已经因病去世，老人的大儿媳在她老伴生前住院两年多的时间里，精心照料，老人很是感激。去年，她本人又被医院确诊患有癌症，住院做手术时，大儿媳也是片刻不离，在身边伺候着，而其他子女却不闻不问。老人来到中华遗嘱库登记中心，要立一份遗嘱，在她死后，所有存款和房产，都留给大儿子和大儿媳，其他子女则一分不给。
4月6日，一位老人来到遗嘱库登记中心，要立一份遗嘱，死后要把房子和现金都留给侄儿。老人年轻的时候离婚了，女儿由前夫抚养。后来她听说女儿嫁人了，去找女儿，没想到女儿根本不理她，现在她老了，女儿也从没有来看望过她，她平时的生活都是由侄儿悉心照料。
5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位老人想死后捐献眼角膜，可办理捐献手续时，医院的医生却告诉她：“必须有家属的签字才能办理。”老人让女儿来签字，女儿坚决不同意。老人准备在遗嘱里写清楚，死后一定要把眼角膜捐献出去，如果女儿不同意，则无权继承她留下的遗产。
北京一位66岁的退休老人，几年前，老伴病逝，日前，她又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她只有一个儿子，儿媳妇特别孝顺，在病床前悉心照顾她，所以她决定立一份遗嘱，把自己的存款一半留给儿子，一半留给儿媳，即便以后儿子儿媳不在一块儿了，也要保证儿媳的财产继承权利。
北京一位老人说：“我活了一辈子，最后一件事一定要办好。”她特意选了个儿女都不在家的日子前来预约。像每位办完预约手续的老人一样，她领到了一张通知单和遗嘱范本。老人按照范本的格式写好遗嘱，再按照预约的日期前往登记，将内容录入到遗嘱库内。她写好了遗嘱，一处房产留给儿子，另一处房产留给女儿。经过精神鉴定后，又在公证处得到公证，老人的遗嘱顺利完成，她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记：看来老人立遗嘱多是关于财产分割的，尤其是指定房产的归属啊。
陈：是的。在登记的遗嘱中，95%以上是房产分配，一种是分配给子女，另一种是夫妻俩互相分配。不少老人在遗嘱中提出，希望根据赡养程度或其他因素分配财产，而不是平均分配。
记：那老人来立遗嘱有没有什么顾虑呢？
陈：大多数老人是独自或老两口结伴前来登记遗嘱，表示立遗嘱不希望子女提前知道。老人们不希望子女过早获知遗嘱的内容，免得引起家庭矛盾，影响家庭和睦。
记：是啊，老人过早地透露遗嘱内容肯定容易与子女产生矛盾，也容易让子女之间产生矛盾，影响家庭和睦与团结。
陈：绝大多数来这里立遗嘱的老人，都是为了家庭和睦，或不想给亲人增添麻烦。因此，中华遗嘱库这个为老人遗嘱服务的平台，把律师、公证处、精神鉴定、遗嘱执行联结在一起，做到“一条龙”服务。从负责登记到保管遗嘱，很好地解决了遗嘱的存放和传递问题。
财产继承纠纷是当今社会影响家庭亲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规范化的遗嘱登记可以为财产纠纷提供法律保障。中华遗嘱库采用专业的登记软件，以指纹扫描、现场影像、电子扫描、文件存档和密封保管等方式来记录和保存遗嘱文档。
遗嘱中心每受理一件遗嘱申请后，都要确认申请人意识是否清楚，然后才能进入指纹录入、遗嘱签字、电子扫描、正式封存等程序。全部过程同步录像，以保证该遗嘱订立过程的合法性。为保证遗嘱内容不被泄露，我们制订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每个项目都分开管理，对泄密者要追究相关责任。如果老人想修改遗嘱，可以根据他办理遗嘱时选择的条件，随时来中心修改遗嘱。
改变国人避讳遗嘱的习惯
记：办理过程中，你们肯定领略了世间百态吧？
陈：一位90多岁的离休老干部，在老伴去世后非常悲痛，让他更加痛心的是，儿女们为瓜分母亲的遗产，冲突不断，完全不顾及这位老人丧偶的感受。悲痛之余，老人害怕自己不在人世之后，儿女们又打成一团，于是便向我求助，要求办理遗嘱手续。
记：老人偷偷立了遗嘱，子女怎么知道老人立了遗嘱，并在老人过世后按遗嘱分割财产呢？
陈：大多数老人立遗嘱不愿告知家人，把立好的遗嘱藏起来。这也带来了另外的风险。比如老人一旦身故，家人不知道老人生前曾立过遗嘱，或者有的子女看到遗嘱对自己不利，会藏匿遗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3年7月初，遗嘱中心在全国推出了首个具有防伪功能的遗嘱证项目。遗嘱证采用数码水印、电脑条码等14项高级防伪技术，外观和护照类似，老人登记完遗嘱都可以领到一本。遗嘱证中显示当事人办理遗嘱登记的时间，但不显示遗嘱的内容，老人可将遗嘱证和身份证、房产证等放在一起，以便子女发现，有利于按照老人的愿望进行遗产分配与继承，还可以在出现继承财产纠纷时作为法律裁决的依据。
记：什么时候立遗嘱合适呢？
陈：立遗嘱要趁早，别老了病了才想起来。目前，仍有一部分人认为，活着时立遗嘱不合适；还有人认为，提前立遗嘱会影响家庭和谐。很多老人生前未立遗嘱，而继承人又不满于遗产的法定继承分配，这都会导致继承纠纷的产生。因此老人最好在生前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由第三方进行保管，这样可以使老人安度晚年，继承人应得的权益也不会受到损害。
记：在我国，很多老人还是忌讳谈论死亡，立遗嘱对这些人来说也是忌讳的。
陈：观念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就是想让人们认识到立遗嘱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首先是对家庭的，避免家庭纠纷，让家人或朋友幸福和睦。我现在35岁，也立了遗嘱。其实，立遗嘱也是一次心灵的冲击和升华。平时，一直忙于工作，在家时间很少，立医嘱时就会发现，我是那么在乎亲人们。我觉得，死亡是人一生最大的风险，立遗嘱就像买保险，是对亲人关爱的传递与延续。
记：怎么保证老人在遗嘱中的诉求合法有效呢？
陈：遗嘱库的律师志愿服务团队会作出风险提示，比如不能够违法、尽可能具备操作性等。此外，律师还会根据老人的想法、愿望与面临的问题给予一些帮助。比如，一位老人反映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和房产证都被儿子藏了起来，律师就建议他重办证件，然后再完成遗嘱登记。目前，已经有50名律师成为遗嘱库的公益律师，他们每天轮流来登记中心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记：有媒体称中华遗嘱库远期将试行收费，这消息可靠吗？
陈：作为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公益项目，对于遗嘱的登记、保存将会长期免费。不过，作为“一站式”服务，遗嘱事宜的后续办理如果涉及律师、公证等，需要按照公证处的标准进行收费。另外，针对部分老人身体虚弱，走路、写字困难的情况，遗嘱库正在研究新流程，希望能够推行上门服务，并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登记遗嘱。目前，遗嘱中心已登记了8000多份遗嘱，还有12000多人预约，遗嘱中心的预约者已经排到了2014年12月底。为了提高遗嘱库的接待能力，民政部门已经派来了志愿者协助工作，专门接听热线，解决排队难问题。
记：对遗嘱库，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7
而在信托的场合，设立信托之时以未来可能会出生的孙辈作为受益人，信托依然能成立。或许有人会主张:附条件或附负担的遗赠(《继承法》第21条)可以实现与信托类似的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传统的普通法规则是，一个人不能对财产的赠与或转让附加条件，限制该财产的转让，这种条件的设定与遗赠财产之性质是相违背的。即使允许一定程度的附条件的赠与，也无法进行如信托那样复杂的安排。赠与或者遗赠当事人无法预料未来发生的各种情形，当事人的义务特别是受赠人的义务要靠合同或者遗嘱中事无巨细的约定，因此会出现因约定不明而无法通过解释使之产生约束力的情形。而在信托中，在承认当事人于信托文件中约定事项的优先性约束力的同时，其他事务都交由受托人裁量。而且，在附负担的遗赠的场合，若赠与人死亡，缺乏监督受赠人的人，受赠人即使不履行赠与的负担，亦无人可强制执行，为此需要设置第三人对其进行监督，此时的结构和信托有同质化之嫌。
综上所述，把将来的财产自由地规划出同时或者异时的、分层的受益权，并且能够得到财产管理专家的帮助，这是设定信托的最基本的理由。同样是通过法律行为的方式创设的制度，为什么遗嘱(遗赠)不能创设长期附条件的权利，而信托却可以?这是难免会出现的疑问。信托法制度作为一种更灵活的财产法制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财产权进行更为灵活的分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信托法是意思自治边界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信托法创设了很多新的财产权结构(或者物权类型)，物权法上所不承认的居住权、典权等均可通过信托达到类似的效果(当然，和物权公示类似，信托登记制度的不备也使得当事人的此种创造遭遇一定法律障碍)。然而即使是信托，也不能无限地创设过分复杂的财产权，否则亦可能因违反公共政策而无效。例如，在英美信托法上，存在反永久权规则(Ruleagainstperpetuities)，这实际上也是财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属于对当事人创设权利自由的限制，和物权法定原则的作用类似。或者可以说，广义的物权法定原则即属于限制契约自由的制度。
二、遗嘱信托的要式性问题
《信托法》规定信托设立必须采取书面的形式，合同信托和遗嘱信托均如此，因此不能使用继承法所允许的口头遗嘱形式(《继承法》第17条)设立遗嘱信托。在英美法上，采用遗嘱信托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关于遗嘱的法定形式的要求，在我国，虽不存在如英美法上那样繁复的形式要求和遗嘱检认(probate)制度，但由于信托法对于全体信托类型均采要式主义，遗嘱信托所采取的形式要求比继承法还要严格，这极大地限制了遗嘱自由。英美法谚有云:衡平法更重视意图而不是形式(equityregardstheintentionratherthantheform)。在英美法上，主要讨论是否有确定的设立信托的意图或者意思，对设立信托的形式并无一般的要求。然而根据《信托法》第8条，我国的信托合同为要式合同。信托不能通过口头设立，也不能通过行为(以默示的方式)设立，在我国信托实践主要是营业信托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受益人(委托人)的利益，强调要式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设立民事信托的难度。
笔者以为，为了促进民事信托特别是遗嘱信托的适用，在坚持信托法的严格要式主义的基础上，在解释遗嘱信托成立的时候，应认为只要采取了符合要求的书面遗嘱形式，即使在该书面遗嘱中没有出现信托等字眼，只要当事人的意愿符合设立信托的条件，亦应解释为遗嘱信托成立。甚至委托人缺乏对信托术语的了解也不影响信托的成立。例如，沈甲(S)将100000元转让给唐乙(t)，在一份书面文件里要求唐乙为其外甥包丙(B)投资这笔钱，每年在他生日时将投资的收益交给他，到他30岁时，再将本金100000元全部给他。然而如果你问沈甲什么是信托，什么是受托人，他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此时委托人是否知道信托的概念并__不起关键作用。为了促使信托的成立，应对委托人意思做宽泛解释:只要有设立信托的意图，即使书面的遗嘱文件中没有标明信托，亦应予以认可。在整个民事领域，应在合适的场合运用信托法理对法律关系进行解读，把法律行为解释为信托行为。此时亦无必要创设所谓事实上的信托的概念，可以根据各方的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直接把其法律关系解释为遗嘱信托。信托不同于合同，遗嘱信托更不同于合同，但是遗嘱信托是通过遗嘱这种法律行为设立的，因此，可以参照合同法和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和法理进行解释。《合同法》第36条和第37条的规定构成对要式合同强制性的弱化，可以用来论证对遗嘱信托要式主义的弱化。《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也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在我国，虽然信托法对信托遗嘱的要式性做了严格要求，也需要注意合同的解释论和遗嘱的解释论的不同。然而如果承认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解释力，只要能够证明信托设立的意图，且该意图具有明确的内容，即便合意不是以书面的形式达成的，也不能径行认定无效。
三、遗嘱信托和遗嘱执行人制度
继承法中不存在完善的遗嘱执行人制度。虽然《继承法》规定了遗嘱执行人(《继承法》第16条)，但是遗嘱执行人的选任、职责、履职程序等规则都付诸阙如，无法形成一个可操作、可执行的制度，最直接的后果是，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无法确定谁是有义务管理遗产的人。在立遗嘱人通过遗嘱设立信托之后，如果立遗嘱人死亡，遗产即成为信托财产(不按法定继承处理)，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愿执行;此时若没有完善的遗嘱执行人制度，则不清楚谁是把遗产转移给受托人的义务人，遗产若按法定继承处理，则遗嘱和遗嘱信托的制度价值则大打则扣，立遗嘱人的愿望被挫败。我国传统民法的研究基本上无视信托法的理论，对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的研究并不深入。其实，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的职责类似于信托中的受托人，在英美法的理论上，信托受托人和遗嘱执行人均属于受信人(fiduciary)，有时甚至是不予区分的。例如，在英国的ReSpeight(1883)中，著名法官Jesselm.R.总结道:在现代社会，法院已经不再区分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了，他们依照同样的原则承担责任。
虽然可以通过理论解释把实际控制遗产的继承人等视为遗嘱执行人或者受托人，承担受托人的职责;或者，按照所有法定继承人为共同共有人的逻辑，使他们相互之间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duties)，但这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责任的承担问题，更无法解决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因此，还需要通过立法来提供完备而清晰的规则，一方面借助信托受托人的理论重塑遗嘱执行人制度的规则，另一方面，直接引入遗嘱信托制度，完善遗嘱继承制度，给当事人更灵活高效的制度选择。
四、遗嘱信托和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是继承法上的一项制度，比较法上虽然有罗马德国法系统和日耳曼法国法系统的区别，但是二者都承认特留份是为了保护法定继承人而限制被继承人之遗嘱自由的一项制度。遗嘱信托的安排如果侵害了特留份，其效果是特留份的继承人可以行使扣减权，而遗嘱信托本身并非无效。我国继承法上的特留份制度是暧昧不清的。
《继承法》未明确使用特留份这一概念，只是在其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继承法》第14条亦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在遗产分割时，还要求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继承法》第28条)，使用了保留份额这样的表述。其中第14条把享有保留权利的人规定得比较宽泛，不仅是继承人，继承人以外的人也有资格对遗产主张权利。但是严格看来，《继承法》第14条属于法定继承的规定，使用的是可以，是授予法官是否分给适当遗产的自由裁量权，很难说这授予了当事人一种完整的权利，因此不能理解为是关于特留份的规定。《继承法》第19条的规定也和域外民法上的预留份制度有极大的不同，该条中虽然用应当二字表明了强制性，但是把判断什么是必要的遗产份额的权利交给了法院裁量。而比较法上的特留份制度是为特定的人预留了法定的比例，法院鲜有裁量之余地。在我国，认识到遗嘱自由观念是契约自由观念的一种体现是随着民众私有财产权观念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过去，私有财产的范围有限，主要是动产，而且法律提供的财产安排手段也有限。在将来，随着财产的量的增加和质的改变，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遗产的法律结构势必增加并复杂化。过去不会成为问题的遗产处分权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继承法作为财产法规则提供者的重要地位也将重新被人们认识到。
上述内容所显示的继承法和信托法的关系问题处于不确定状态。至于遗嘱信托是否存在侵害特留份的问题，虽有观点认为信托为极富弹性的制度，原则上应不受特留份的限制，但笔者以为，《信托法》规定遗嘱信托的设立应遵守继承法，如果《继承法》关于特留份的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不能通过遗嘱信托规避或者违反该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确立强制性的特留份制度，通过遗嘱信托进行财产安排所受的限制要比不少国家小。
五、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和受托人的确定
以遗嘱方式设立的信托为遗嘱信托。在以合同方式设立信托的时候，受托人之所以负有受托义务，是因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合意。但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设立信托，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合意。委托人可以指定受托人，命其遵照一定的目的从事财产的管理、处分以及其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之适当行为。多数情况下，委托人在立遗嘱之前请求对方成为自己的受托人，若对方承诺则成为受托人。不过，有时也会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指定为受托人，而委托人所选定的人并没有承诺的义务。从法律性质上看，遗嘱是单方死因行为，即遗嘱的成立和生效并不取决于相对人的承诺。我国《继承法》虽然没有规定遗嘱生效的时间，但一般认为，遗嘱在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生效。相应地，遗嘱信托的成立也不应取决于受托人是否承诺，遗嘱信托成立的时间应当是立遗嘱人死亡的时间。然而我国信托法上的关于遗嘱信托生效的相关规定违背了遗嘱的这一属性。我国关于遗嘱信托成立时间的规定是《信托法》第8条，根据该条，采取信托合同以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这一条的反面解释是，在以遗嘱这种信托合同以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时候，若没有得到受托人的承诺则信托不能成立。这样做似乎混淆了契约行为和单方行为，也和英美信托法上的衡平法不允许信托因缺乏受托人而无效(equitywillnotallowatrusttofailforwantofatrustee)的原则不符。
所幸的是，《信托法》第13条在第2款同时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根据遗嘱的规定或者由受益人等另行选任受托人，这恰恰证明遗嘱信托不会因为受托人的拒绝、不能胜任等事由而无效。在比较法上，《日本信托法》规定遗嘱信托在该遗嘱发生效力时生效(《日本信托法》第4条2项)，即使被指定的人没有表示接受的意思，或者拒绝接受，或者遗嘱中根本没有指定受托人这些情形，此时受托人没有确定，但信托业已成立;受托人接受信托的，应溯及被继承人死亡时，也即遗嘱生效之时生效，否则原本用作设立信托的财产会根据一般的继承规则归属于继承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则上应把遗嘱信托的成立时间确定在遗嘱生效的时间。如此一来，信托在委托人(立遗嘱人)死亡之时生效，遗产转化为信托财产、受信托关系之约束，而避免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处理，体现了对委托人意愿的最大尊重。
如前所述，《信托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似乎缓和了第8条的不合理规定。该条款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遗嘱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结合此条款，在遗嘱指定的受托人拒绝或者不能胜任之时，法律仍然提供了选任新的受托人的程序，并不必然导致信托的不成立和无效。《信托法》第13条第2款把选任新受托人的职责授予了受益人。立法者的本意似乎是，允许受益人指定受托人是因为已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行使指定权立遗嘱的人(委托人)已经死亡而受托人拒绝行动。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允许受益人选任新受托人，受益人可能会指定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这样会导致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制衡关系失效。在普通法上，信托受益人永远也没有指定受托人的权力;在信托文件没有规定或者没有在任或离任的受托人愿意指定新受托人的时候，法院有权指定。
由于我国《信托法》中没有类似条款，委托人为确保信托成立应在信托文件(遗嘱)中明确规定如何选任受托人，或者指定多个受托人。在我国遗嘱信托制度中，有关遗嘱所指定受托人的确定程序，以及新受托人的选任程序的规定不甚完善。在《日本信托法》上，利害关系人(受益人、继承人等)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就是否承诺信托，对被指定为受托人者进行催告并要求给以确切的答复(第5条1项，原则上需要对委托人的继承人答复)，之后，接受的人承担受托人之义务。而就新受托人的选任程序，我国信托法也仅仅规定了受益人及其监护人享有选任权，没有规定这些选任主体亦不存在之时、各个受益人(及其监护人等)就新受托人人选有争议之时、无法确定之时的救济程序。在《日本信托法》上，在受托人不接受委托的时候，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选任受托人(第6条1项)，这样的规定更为全面(若不存在受托人，任何对信托财产有产权资格的人即被认为是受托人。否则法院会指定一个受托人)，更符合促进遗嘱信托成立生效的原则，也凸显尊重意思自治原则的私法精神。
六、遗嘱代用生前信托
通过明确遗嘱信托的内容，就能达到法的安定化之目的，遗嘱信托制度就能得到更好的运用。然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必须遵守继承法上关于遗嘱继承的严格形式要求;而且遗嘱信托是死因行为，在立遗嘱人死后发生法律效力，信托财产要在委托人死亡之后转移给受托人，关于遗嘱的执行可能会在利害关系人之间产生纠纷。而如果通过合同签订生前信托(合同信托)，该信托一旦设定，委托人原则上不能撤销，这样就不能应对设立信托之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为此，可撤销的生前信托越来越多地被采用。_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信托法》(2006)承认了遗嘱代用信托。委托人在生前以契约的形式设定信托，转移给受托人，在自己存活期间自己为受益人;在自己死亡后，以死亡为始期，以其配偶、子女等作为受益人(死亡后受益人)，以信托的方式进行死后的财产分配，这能产生和死因赠与类似的功能。根据信托法原理，信托设定之后委托人原则上不能变更受益人(《信托法》第51条)。而由于遗嘱代用信托的目的是解决委托人死后的财产继承问题，委托人享有和遗嘱以及生前赠与同样的权利，因此，《日本信托法》第90条规定了受益人变更权的特则，也就是说，即使在信托行为中委托人没有保留变更受益人权利的场合，委托人亦能在其存活期间变更受益人。总而言之，遗嘱代用信托采取的是和遗嘱信托不同的合同信托行为。
和遗嘱信托相比，遗嘱代用信托在设定形式上的要求没有遗嘱信托那么严格;又同样能产生死后财产处分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和遗赠和死因赠与的功能又没有大的区别，因此是十分灵活的制度。但是，由于我国信托法没有遗嘱代用信托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做出这样的安排，无法根据信托法和继承法来判断这种安排到底是生前信托(合同信托)还是死后信托(遗嘱信托)。该安排可能会被解释为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3款的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而无效;还可能会因不符合《继承法》的形式要求和其他实质性要求而被宣布无效。我国应参考国外的相关制度完善我国的遗嘱代用信托制度，给当事人更丰富灵活的选择。
七、余论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8
论文关键词遗嘱风险防范措施立法完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个人私有财产不断积累，为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于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正式施行。《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做出的财产处分，于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要式单方法律行为，遗嘱是死者生前对其死后事务的安排和嘱托，或者说是自然人生前预先做出的对其财产的处分以及与此相关的事务安排而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遗嘱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设定遗嘱，故其为要式法律行为。《继承法》确立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公证五类遗嘱形式，《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均赋予了公证遗嘱最高的法律效力，实践中公证遗嘱已经成为遗嘱人设立遗嘱的首选。遗嘱公证是公证机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效力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对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保护遗嘱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民事流转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证遗嘱生效后，未获得继承权的继承人为了取得遗产的继承权，往往会以遗嘱人的行为能力、遗嘱内容违法及遗嘱公证的程序不合法等种种理由申请撤销公证遗嘱，从而达到继承遗产的目的，公证机构的风险随之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六条规定：“公证机构是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遗嘱公证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公证人员过错造成错证的，公证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公证遗嘱被依法撤销，则公证机构可能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对公证机构的公信力也将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公证人员在办理遗嘱公证时对遗嘱人的行为能力、财产状况、家庭信息等情况要充分的了解，严格遗嘱公证的办理程序，从而使得公证遗嘱无懈可击，确保实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公证机构自身的执业风险。
一、对于遗嘱人的审查
公证机构在办理遗嘱公证时，对遗嘱人应对以下几个方面重点进行审查：
（一）遗嘱人的身份，防止他人冒充遗嘱人身份冒立遗嘱处分财产
公证人员应严格审核遗嘱人所提供的身份证件，对于第二代公民身份证，可以通过二代证识别仪核实证件的真伪。对于第一代公民身份证及其他证件，可以通过相关的途径来核实真伪。如一代身份证可以通过公安部门的网络系统来核实身份证的真伪，对于有疑义的证件，必要时公证人员应当前往发证机关核实身份证件。
（二）遗嘱人的行为能力
遗嘱人是否有行为能力是关系到遗嘱是否有效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公证人员在接待当事人时应当通过与遗嘱人的交流，了解其基本的精神状况，认真观察遗嘱人行为、举止，判断其行为能力有无异常。对于某些特殊的遗嘱人，应当向其单位或居住地的群众了解其精神状况或要求其到有资质的医院进行精神健康检查并出具检查报告存入公证卷宗。
（三）设立遗嘱是否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公证人员应通过与遗嘱人的谈话，确认遗嘱人设立遗嘱的行为是否受到他人的胁迫、欺骗等情况，如有则应当终止公证。
（四）遗嘱的内容是否详尽，是否能充分表达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公证机构现在办理遗嘱公证的遗嘱人绝大部分为年龄较大的当事人，且文化程度不高，自书遗嘱有一定的困难，一般均要求公证人员根据他们所述的情况代书一份遗嘱。对于有书写能力的当事人，公证人员应尽量要求其自书一份遗嘱，由遗嘱人签名后存入卷宗。因为自书遗嘱为遗嘱人本人书写，能够充分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即使公证遗嘱因公证程序方面的过错被撤销，自书遗嘱不会因为公证程序的过错而影响到其实体效力。在确认其自书遗嘱的效力后，遗产处理仍将按照自书遗嘱来执行，这样有利于充分体现遗嘱人的意志，保护遗产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大大降低了公证机构的执业风险、减轻了赔偿责任。必须代书的，遗嘱人及公证人员均应在代书稿上签名，公证人员所代书的遗嘱应以遗嘱人的语言来代书，切不可以第三人称代书遗嘱，否则公证遗嘱生效后，遗嘱内容是否是遗嘱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就可能产生疑义。遗嘱中应写明是何原因指定继承人继承遗产，为什么不指定其他继承人继承的原因，以防范遗嘱生效后，其他继承人对遗嘱的内容提出疑义。遗嘱中还应尽量写明遗嘱人的家庭情况，如其父母、配偶、子女的生存状况，有过几次婚姻等。这些内容虽不会直接影响到遗嘱的效力，但这些信息为将来遗嘱生效后办理遗嘱继承公证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被继承人所述信息的可信度通常要大于继承人所述的信息，这样就为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公证人员提供了一份反映被继承人家庭信息的真实度和可信度非常大的证据，可以大大降低公证机构和公证人员的执业风险。
（五）共同遗嘱问题
共同遗嘱通常为夫妻关系的遗嘱人所采用，公证实务中也经常可以遇见。如夫妻共同指定第三人为双方都死亡后的遗产继承人内容的遗嘱，虽具有设立效力，但遗嘱的生效、变更及撤销等问题比较复杂，可能出现很多新的情况使遗嘱很难予以执行，这种遗嘱一般应不予办理公证。如夫妻双方各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的遗嘱，该遗嘱的主体是遗嘱人双方，客体是各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中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这种遗嘱实际上是夫妻单立遗嘱的合并，不论双方哪一方先死亡，后死亡方的就是先死亡方的遗嘱继承人，只要一方死亡，遗嘱就可以全部予以执行，可予以办理公证。本人认为该类遗嘱也应不予办理公证为妥，该类遗嘱经公证后，如果遗嘱人双方的夫妻关系解除或单方想要变更、撤销公证遗嘱，同样涉及到共同遗嘱的变更、撤销问题。共同遗嘱人之一死亡后，如果另一方变更、撤销遗嘱，公证机构对变更遗嘱再次予以公证，势必造成与前一份已经部分生效的公证遗嘱内容相违背，不但容易造成混乱，而且不易执行，这无疑是有背于公证的本质与目的，并严重损害公证形象，损害公证文书的严肃性。如共同遗嘱中未明确遗嘱变更、撤销的条件及公证人员未充分告知遗嘱人双方共同遗嘱的风险及变更、撤销问题，则可能面临着公证被撤销的风险。所以两个以上的遗嘱人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公证处应当引导他们分别设立遗嘱。遗嘱人坚持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共同遗嘱中应当明确遗嘱变更、撤销及生效的条件。公证人员还应对遗嘱人所立共同遗嘱应进行充分的告知，防范自身的风险。
二、遗嘱人或遗产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适用
《继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随着我国与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加，我国公民拥有境外财产及外国人拥有我国境内财产的情况已非常普遍，如遗嘱人具有上述情况而在我国公证机构办理遗嘱公证，公证人员应根据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确定遗嘱所应适用的准据法，使公证遗嘱不仅在国内具有最高的效力，在国外也得到普遍的认可。否则公证遗嘱有可能因为适用法律的错误而被撤销，效力得不到确认。
（一）遗嘱形式的法律适用
设立遗嘱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定方式，遗嘱的形式是否合法将直接关系到遗嘱的效力。各个国家对遗嘱的形式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我国《继承法》规定了五种遗嘱形式，日本将遗嘱分为普通遗嘱和特殊遗嘱，法国、瑞士等国有代书遗嘱的规定，除我国和韩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无录音遗嘱的规定。所以公证人员在办理具有涉外因素的遗嘱公证时，要根据遗嘱人及遗嘱所处分的财产情况，确定遗嘱形式所应适用的准据法，确保遗嘱的形式符合准据法的规定。
（二）遗嘱人行为能力及遗嘱内容的法律适用
大多数国家规定了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具有设立遗嘱的能力，但各个国家对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年龄的规定却不尽相同。例如法国，成年年龄是18岁，但是有能力立遗嘱的年龄却是16岁。而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遗嘱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一致，如英国，21岁的成年人，具有遗嘱能力。在遗嘱内容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对遗嘱的内容一般有一定的限制，如特留份制度、遗产处置比例的规定等，而英美法系国家则赋予遗嘱人较大的处分遗产的权利。公证人员应慎重办理涉外的遗嘱公证，充分查明相关的冲突规范及适用的准据法，切实维护公证书在国际上的效力。
三、遗嘱公证办理的技巧
公证人员办理遗嘱公证应严格遵照相关程序方面的规定办理，如遗嘱人亲自办理，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公证人员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遗嘱采用打印形式等等基本要求。本人认为在严格遵守基本程序办理遗嘱公证的基础上，应充分利用谈话笔录和录音录像来固定相关证据，以防遗嘱生效发生纠纷时，证明公证人员履行了审慎的审查义务。
（一）谈话笔录的制作
谈话笔录是公证人员证明自己履行了告知、审查义务，防范执业风险最为有效的证明。但是一份内容不完善或有瑕疵的谈话笔录也很有可能是公证书被撤销的依据。这就要求公证人员对遗嘱人的谈话内容、谈话技巧要有一个总体上的思路。谈话笔录的制作要尽量详细。
公证机构指派公证员外出上门承办公证遗嘱时，承办公证员应当在询问笔录中首先记录是如何与立遗嘱人进行联系的。例如：承办公证员外出上门办证前，是当事人通过电话与公证机构进行联系的？还是通过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外的人来公证机构传达立遗嘱人的意愿等形式进行联系的？应当记录存档。对于年龄较大遗嘱人，问明其来意后，可以不必立即询问其设立遗嘱的相关内容，可以与其拉拉家常，询问其日常生活的情况，如平时有何爱好、出门坐何公共汽车、国内外最近有哪些重大事件，通过这些询问基本可以判定在你面前的这位遗嘱人是否具有设立遗嘱的行为能力。接下来应当重点询问以下信息：（1）是否需要公证人员回避；（2）遗嘱人家庭状况，了解其家庭成员情况、婚姻情况，共同生活人员的情况，何人照料其日常起居；（3）设立遗嘱处分财产的来源情况，有无设定担保，所有权是否收到限制；（4）有无需要其抚养又无生活来源的人，并告知其叙述不实的法律后果；（5）指定何人继承遗产，并询问原因，为何不指定其他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原因，以防止日后其他继承人质疑；（6）所设立遗嘱是否是自愿的行为，有无到胁迫、蒙蔽的情况。是否指定执行人，以前是否立有公证遗嘱；（7）公证遗嘱的特殊效力及撤销（明示撤销、默示撤销）、变更方式。笔录中还应告知遗嘱人对所设立的遗嘱应当保密，否则其他继承人知晓后，容易造成家庭内部矛盾，影响其家庭和睦。在实践中，有的物权登记部门仅凭遗嘱人的死亡证明和公证遗嘱就给予办理了物权转移手续，公证人员可以在公证证词后附注告知：“遗嘱人有权随时撤销遗嘱，本公证书不作为过户凭证。”从而将公证机构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录音录像的运用
根据《遗嘱公证细则》的规定，对四类人办理遗嘱公证应当录音或录像。在实务中，如有条件可以对所有遗嘱公证都进行录音录像，能录像的尽量不用录音，因为录像更能直观的反映遗嘱人设立遗嘱时的客观状况，而录音则需要辅助证据证明录音的真实性。在遗嘱公证中，办理过程不宜全部录像，因为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可能由于疏忽造成程序上的过错，也可能由于录像中的一句口误造成公证遗嘱的效力被否定。录像的内容应当做到少而精，只要能够充分反映遗嘱人的行为能力、设立遗嘱的原因和内容、遗嘱人签署遗嘱的状况，这份录像就是一份防范公证执业风险有力的证据。录像应在封闭的房间中进行，开始后公证人员可以将办理公证的房间进行360。全景拍摄，以反映在办理遗嘱公证时在场人员状况，没有其他第三人在场。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9
论文摘要遗嘱自由原则是罗马法所确立的重要的继承法原则,广泛适用于各国立法。但遗嘱自由有其弊端,把握自由的“度”至关重要。本文对我国遗嘱自由及对其的限制加以阐述,提出我国继承立法在遗嘱自由限制方面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完善我国的遗嘱继承法律制度。
论文关键词遗嘱自由限制特留份公序良俗原则
遗嘱自由是世界各国继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遗嘱自由作为继承法确立的一项原则和制度,也并不是绝对的。自继承法产生以来,各国对遗嘱自由都进行限制立法,以保障此原则的合理运用。我国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很深刻的立法研究。
一、现代法意义上的遗嘱自由
对于遗嘱自由,我们着重研究其现代法的意义,主要原因是它与我们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它的来源和发展,了解它的来源与发展有利于我们对遗嘱自由问题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遗嘱自由的产生与发展遗嘱自由制度最早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中第一次正式地确定了遗嘱继承的存在,基本含义虽然不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遗嘱自由,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国古代社会,继承制度主要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的法定继承制度,而遗嘱继承仅仅作为例外存在。该制度只是处于萌芽的时期,尚不成熟,对于遗嘱有诸多限制,自然与现代意义上的遗嘱自由有很大差别,但在根本上已经突破了法定继承的根基。经过漫长的继承和发展,遗嘱自由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来,尤其是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备以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的立法理念,为遗嘱自由赋予了丰富的土壤。
(二)遗嘱自由的涵义遗嘱自由是遗嘱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它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体现,体现了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遗嘱自由主要包括遗嘱内容的确定自由、遗嘱形式的选择自由和遗嘱的变更、撤销自由。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行为人的意思自由,为其自由立遗嘱的行为奠定了充足的法律基础。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遗嘱不同于遗赠,虽然二者都体现了遗嘱人的自由意思,但它们的指向对象不同,我们这里只研究指向法定继承人的遗嘱继承。
二、我国遗嘱自由的概念及其内容
在我国,遗嘱自由是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处分个人财产,决定其死后财产归属的自由权利。遗嘱自由具有人身性,不适用制度,在遗嘱人死亡之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要式法律行为。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我国遗嘱自由的内容包括:
(一)确定遗嘱内容的自由公民在立遗嘱时,有确定其遗嘱内容的自由。我国规定公民对于遗嘱的受领人、遗嘱内容、遗嘱是否需要执行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不难看出,公民都有权选择通过遗嘱这种单方面的处分行为,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而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干扰和限制。
(二)选择遗嘱方式的自由我国《继承法》承认的遗嘱方式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等,立遗嘱人可以根据情况自由选择遗嘱方式。
(三)变更、撤销遗嘱的自由遗嘱的撤销是指遗嘱人废止原来所立的遗嘱。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人对遗嘱的部分内容做出修改。自遗嘱成立后至其发生效力时,期间可能相隔很久,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让遗嘱人仍受最初所为意思表示的拘束,未免过于苛刻,有违遗嘱的本质。因此,遗嘱在遗嘱人死亡前,尚未发生效力,为尊重遗嘱人的最终意思,法律允许遗嘱人随时撤回其遗嘱。针对每一种遗嘱方式的撤销也不尽相同。
三、我国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措施
基于于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范围、顺序和遗产分配份额的作用,而且遗嘱人有时会忽略法定继承人中弱者——老幼病残的利益,所以对遗嘱处分自由进行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一)我国对遗嘱自由的限制立法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具体规定包括:
第一,《继承法》第19条规定对于还不具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和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依靠被继承人生活的人除依靠被继承人生活外,自己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其他扶养人,应当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样做,有利于保障弱者在没有依靠的情况下也能够正常生活。
第二,关于遗嘱无效。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必须具有遗嘱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从本质来说,这并不能称之为限制,而是保护。其次,处分他人或者国家、集体财产的遗嘱也是无效的。
第三,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这有利于保护妇女和胎儿的合法权利。
对于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由上可见,我国法律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仅仅在于为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些规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我国的这些规定是基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而产生的,没有从根本上保护弱者的利益,只是对其有了“萌芽式”的规定,因此有其不足之处。
(二)我国遗嘱自由法律限制的不足之处法律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没有真正体现既能遗嘱自由又能够保障弱者的生活,没有做到兼顾公平与自由。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的出来:
1.特留份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而对其他继承人的权益如何保护法律并没有相关规定。
2.对特留份份额的规定不明确。从司法裁判方面来说,这就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每个人的思维是不同的,将会导致个案的差异过大的问题。从遗嘱人角度分析,会使遗嘱人对特留份该留出多少才符合法律规定无所适从,甚至会导致遗嘱人死亡后争夺遗产的纠纷,不利于家庭的和睦,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此类案件多有发生。
3.没有考虑到继承人的个体情况变化。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规定,继承人的具体情况在遗嘱生效之后发生了缺乏劳动能力并且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重大变化,则不能享有特留份。也就是说,是否给予特留份依据的是遗嘱所立之时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到立遗嘱人死亡后出现类似问题的处理,显然是不妥的。
4.没有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明确性规定。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了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也就是行为应当符合一般道德标准。这涉及到我们所说的道德底线问题,试想,任何法律都是基于道德而制定,如果没有一个公序良俗的道德标准,何以保证法律实施的公正性?又有谁能保证法律能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呢?
四、对遗嘱自由进行法律限制的建议
我国法律上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而仅仅规定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国立法应当将特留份制度引入并且细化,同时在遗嘱继承中适当引入公序良俗原则,以完善我国遗嘱自由限制的法律制度。
(一)特留份制度的引入与细化1.拓宽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我国《继承法》仅仅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享有必要遗产份额的继承人范围过窄,条件过严。
一般情况下,特留份的享有者为未成年人、病残人、老年人以及未出世的胎儿。然而,当配偶、父母等法定继承人在身心健康、有一定收入,不具备享有特留份条件的情况下,会因为被继承人的遗嘱行为而无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但我国法律又明确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从道德的层面上来看,也大有不妥之处,与遗嘱人共同生活的家人在生活中一定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遗嘱人,倘若配偶、父母等法定继承人不具备享有特留份的权利,遗嘱人若将自己的合法财产不合理地分配或赠予他人,会导致法律规定的“义务条款”毫无意义,有违法律规定与社会道德。
考虑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国特留份制度应当将享有特留份的权利人的范围扩大,可以规定为身心健康、有一定收入的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和父母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非继承人留出必要的继承份额。这样规定将会把法律的道德标准细化,重要的是体现了遗嘱人作为家庭成员的义务,从根本上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从另一个方面说,也会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麻烦。
2.特留份权利人的顺序。为什么要考虑顺序问题呢?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原本就不多,不足以满足每一个应当享有特留份的继承人的生活需求,而法律又规定必须给他们都留有一定份额,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笔者认为,对于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继承人,可以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和必要的其他费用加以确定;对于未出世胎儿,其特留份额应包括胎儿出生至成年的生活抚养费、教育费、必要的医疗费等。但是,如果胎儿的母亲或者其他愿意抚养他的近亲属有能力抚养其长大成人,我们就可以优先保障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被继承遗产有限,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可以规定只给需要金钱的一方而舍弃另一方。
3.关于特留份的份额的多少。遗嘱人在为法定继承人保留了必要份额,才有权处理特留份以外的遗产。即使遗嘱没有为法定继承人保留一定份额,也就是在特留份被侵害时,为了保全特留份,特留份权利人可依法律的规定使被继承人所为遗赠或遗赠失去效力,以保障特留份人的权利。
遗嘱的法律效益篇10
一、遗嘱权利概说
遗嘱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在生存期间订立遗嘱以处分自己死后财产的自由权利。遗嘱权利人按其自由意志指定继承人和决定继承人的继承数额。
遗嘱权利产生于古罗马时期，公元1世纪，遗嘱继承得到了确认，公元6世纪，在罗马法典中，遗嘱继承已趋于成熟，成为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遗嘱继承的楷模。不过，罗马法上的遗嘱权利的行使是为了家族的利益，防止家产的分散，由家长行使遗嘱权利指定继承人，以维护“家制”的健全。早期的日尔曼财产继承制度是一种家族成员的共有权制度，这种财产继承实际上是对集体财产的团体继承。罗马人的遗嘱继承制度导入欧洲以后，逐渐为日尔曼人所接受。遗嘱权利人行使权利时，开始仅限于动产，后来逐渐扩大到不动产。教会在以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财产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教会维护遗嘱继承的目的是为了让教徒能够通过自由赠与和死后遗赠的方式将财产转移给教会。因而，遗嘱继承制度在基督教国家都比较发达。①而我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在宗祧继承这种强制性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紧密结合的情况下，财产继承是它的附属物，遗嘱权利没有立足之地。其深层原因在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致于作为调整商品等价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的民法也不发达，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财产继承当然也不可能发达。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法律上赋予公民遗嘱权利，但是，残存的旧习惯势力仍然是社会主义财产继承制度的巨大障碍。这已成为我国遗嘱继承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遗嘱权利的行使将日益重要。
遗嘱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即只有自然人才能享有这一权利，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遗嘱权利的客体是公民个人合法拥有的财产。遗嘱权利行使的目的是公民生前确定自己死后财产的归属。公民生前可以对财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些都是关于公民存活期间财产关系变化的内容，只有遗嘱权利的行使是关于公民死后财产所有权转移的问题。因此，遗嘱权利是公民权利体系中有独特功能与价值的一种权利。
遗嘱权利属于公民的民事权利。其特性有三：其一，具有专属性。遗嘱权利的行使是公民对自己财产所作的处分行为，只能由权利人自主作出，由人设立的遗嘱是无效的。其二，遗嘱权利的内在特性表现为自由自觉活动。遗嘱权利人是否行使遗嘱权利，何时行使权利，采用什么方式行使权利，权利行使的内容等都体现的是权利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既不允许强迫、欺诈，也不允许任意剥夺。它是公民个人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选择，因此，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反映遗嘱人真实意思的遗嘱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其三，遗嘱效力发生在遗嘱人死亡时。遗嘱虽然是在遗嘱人生前因其单独意思表示即可成立，但是必须在遗嘱人死亡时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因此，遗嘱人行使权利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是否有效，一般应以遗嘱人死亡时为准。在遗嘱人死亡前，不论遗嘱设立的时间多长，也不论其他人是否知道遗嘱的内容，遗嘱继承人都不具有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而且在遗嘱人死亡前任何人无权要求知道遗嘱的内容。也正因为遗嘱在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效力，因此，遗嘱人可以随时修改或撤销遗嘱。
二、遗嘱权利的功能分析
1.公民享有遗嘱权利是法律对公民财产所有权予以全面保护的最佳体现。在我国公民不仅拥有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且还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存在是财产继承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因为作为财产所有权主体的人虽然会死亡，但是作为财产所有权的客体—财产却依然会存在。法律必然要为这些财产寻找新的合法所有人，才能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我国宪法和法律设定财产继承制度，最重要的是公民可以通过行使遗嘱权利处分其死后财产。通过行使遗嘱权利充分实现个人意志，选择好自己最可靠的继承人，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这是对权利人最完满的保护，因为，它不仅保护了财产所有人生前的权利，而且还延伸到他的死后，即所有人可以通过行使遗嘱权利明确其死后财产的归属。
2.遗嘱权利的行使有利于发挥家庭养老育幼的功能。我国的社会主义家庭，还负担着十分繁重的社会功能。从家庭作为一个生产—消费单位看，家庭成员通过劳动所得的合法收入，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并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消费。且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扶助无劳动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责任是不能推向社会的。既然公民生前有用自己的财产去承担养老育幼、扶助无劳动能力的病残者的义务，那么，他应考虑用自己的遗产确保家庭成员之间的扶养、赡养关系的继续。遗嘱权利人不仅可以通过遗嘱改变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和继承份额，甚至可以取消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把财产给予最需要财产的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国家、集体或者其他公民。这样，有利于促使晚辈继承人孝敬老人，共同承担供养老人、养育子女、扶助幼小弟妹的义务，促进家庭成员内部的互助团结。
3.遗嘱权利的行使有利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在我国国家财力有限、社会福利事业还需大力发展的今天，假如公民对社会福利的某些方面极为关心时，可以以遗嘱的方式将财产遗赠给国家或者集体组织。也可以用作社会救济，如办学校、托儿所、养老院等和设立各种奖金。这一功能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得以凸现，且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价值。
4.遗嘱权利的行使有利于减少和预防纠纷。我国社会制度使得新型的互助友爱、和睦团结、养老育幼、互谅互让的家庭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但是在现今条件下，在一部分家庭中，有的继承人争先抢夺、强占遗产，有的排斥其他合法继承人继承遗产，有的因分割遗产不公平等而引起纠纷。因而，遗嘱权利人预先设立好遗产继承人各自应得的遗产份额，在其死后依遗嘱执行其意愿，则有利于解决矛盾，起到预防继承纠纷发生的作用。
三、遗嘱权利的行使及限制
遗嘱权利的行使包括设立遗嘱，撤销、修改遗嘱，同时权利的行使也应受到必要的法律限制。
1.设立遗嘱。公民行使设立遗嘱权利是通过订立符合自己真实意愿的遗嘱，在遗嘱中写明自己的某项财产归属某人，或自己的晚辈直系血亲，或自己的父母，或自己的配偶等。也可以将自己的财产给予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或者赠与国家、集体、社会团体等。
遗嘱是遗嘱人以死后发生效力为目的的意思表示，是要式法律行为，必须依法定方式设立。世界各国的立法对于遗嘱的方式一般均有明文规定，但是由于各国的习俗不同，其订立遗嘱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的遗嘱方式种类繁多，每种方式订立的程序、规格都有具体要求；有的国家对遗嘱的方式规定得很简单。
2.撤销、修改遗嘱。撤销遗嘱指遗嘱的废除和取消。具体地说，遗嘱的撤销是指遗嘱人对于自己原来所立的遗嘱加以废止，使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遗嘱在将来不因其死亡而发生法律效力。修改遗嘱（变更遗嘱）指遗嘱人对自己原来所立遗嘱的内容部分地予以改变，并赋予修改后的遗嘱发生法律效力的可能性。
遗嘱权利在内容上包含撤销权和修改权，这也是由遗嘱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遗嘱是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在遗嘱人死亡以前其意思表示可能会有所变化，法律上不承认这种变化是不现实的。因而，日本民法典第1026条规定，遗嘱人对遗嘱的取消权不能放弃。即只要遗嘱人还活着，他就有权撤销自己所设立的遗嘱，即使他曾经作出过放弃撤回遗嘱的权利的意思表示，也对他没有约束力。
我国继承法规定遗嘱的撤销和变更，主要是从遗嘱本身的性质考虑的。即撤销或变更遗嘱与订立遗嘱一样都是遗嘱人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内容。法律在允许公民有订立遗嘱的自由时，必须给予遗嘱人改变、撤销遗嘱的自由，否则，遗嘱权利就不够全面，公民就不能充分表达自己最后的真实意思。
撤销、修改遗嘱权利的行使必须由遗嘱人本人行使，任何公民、国家、集体组织等都不得行使此权利。撤销、修改权利只能在立遗嘱人生存期间行使。
由于设立遗嘱必须是法定方式才能有效。所以，撤销、修改遗嘱也须采用法律认可的方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其一，遗嘱人另立遗嘱，并在新的遗嘱中明确声明撤销或变更原来所立的遗嘱。遗嘱权利人在设立遗嘱以后，可以重新设立遗嘱并且可以在新遗嘱中明确撤销、修改的意思表示。但是对于公证遗嘱的撤销或修改必须采用重新订立公证遗嘱的方式和程序进行，这是因为公证遗嘱在我国具有效力优先的地位。即后立的其他遗嘱方式不能修改、撤销先立的公证遗嘱。其二，用设立新遗嘱的方式使前后遗嘱内容相抵触，也就是说，新遗嘱的意思表示与原遗嘱的内容不一致，发生抵触的内容则表示权利人对原遗嘱行使了撤销、修改权。其三，遗嘱人对财产的实际处分行为与遗嘱内容相抵触时视为对原遗嘱的修改或撤销。遗嘱人在遗嘱中对某些财产预先作出了处分的意思表示，但是遗嘱权利人仍然可以对其财产作出必要的处分，而这一处分行为视为对原遗嘱内容的修改或撤销。其四，立遗嘱人损毁、涂销遗嘱或者在遗嘱书上写明放弃的意思表示，法律应尊重遗嘱人的意思，此遗嘱应当视为撤销。如果涂毁了遗嘱的部分内容，则其涂毁的部分应当视为被修改（变更）。
3.遗嘱权利行使的限制。（1）受公民自身条件的限制。遗嘱权利的行使首先受到公民自身条件的限制。即公民需有遗嘱能力。它是指被继承人生前在法律上享有的订立遗嘱，自由处分自己财产，撤销、修改遗嘱的资格。这种资格要求公民行使权利时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1条作出了明确规定。决定遗嘱人有无遗嘱能力的时间标准，各国民法一般都认为应当以立遗嘱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遗嘱成立的时间必须是遗嘱人有遗嘱能力的时间，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具有遗嘱能力，该遗嘱才能有效，公民行使撤销、修改遗嘱的权利时也需具有遗嘱能力。公民行使遗嘱权利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即对财产处分的意愿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因他人的威逼、胁迫、欺诈等因素对财产进行处分。（2）受法律原则的限制。遗嘱权利人行使权利还须受到法律原则的限制。这是因为在法律赋予公民遗嘱权利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立遗嘱人并不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不一定都能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有任性而滥用遗嘱权利的可能，法律必须对遗嘱权利人作出一定的限制以减少弊端，使其体现出法律的公平与正义。②在我国，遗嘱权利受到的法律原则限制在于：其一，遗嘱权利人要受法律的约束，不得违反宪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规定。如当公民处分的财产超出个人财产范围时，人民法院应宣布无效。如果遗嘱人以立遗嘱的方式干涉其生存配偶或子女的婚姻自由，并以此作为继承其遗产的条件，此类遗嘱无效，因它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等。其二，遗嘱人行使遗嘱权利时，不得剥夺法定继承人中需要赡养的老人和无独立生活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未成年子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病残者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一法律限制是养老育幼家庭职能的需要。因为立遗嘱人与需要赡养的老人、未成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病残者间有法定的抚养、赡养关系。如果立遗嘱人行使遗嘱权利时不给他们必要的遗产份额供养他们，将会造成遗嘱人死亡后，需他抚养、赡养的人由社会承担义务，而我国目前仍以家庭抚养、赡养为主要途径，因此，法律要求立遗嘱人设立遗嘱时考虑到这一内容，如果立遗嘱人忽略这一点，那么执行遗嘱时要体现法律这一限制原则。首先为没有生活来源、丧失劳动能力的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份额，然后才可以依照立遗嘱人意愿分配遗产。（3）受遗嘱方式的限制。我国继承法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口头遗嘱、录音遗嘱五种方式。遗嘱人行使遗嘱权利时将受到遗嘱方式的限制。即遗嘱人只能在法律预设的五种方式中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更能反映自己意愿的一种方式设立遗嘱。同时须注意每一种方式的具体条件与程序要求。
对公民遗嘱权利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公民行使权利时必须遵守。
注释：
①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