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1
张某（女）与林某于1998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因性格不合，双方常为家务琐事争吵，为此，张某曾于2002年9月诉请离婚，后经慎重考虑撤回了起诉。同年12月31日，双方就财产及子女抚养问题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如张某再次提出离婚，不管是真心离婚，还是以离婚相要挟，双方的婚姻关系即告结束。所有婚前婚后财产均归林某所有，婚生女由林某抚养，张某不得有任何异议。协议签订后，双方的关系并无改善，张某因林某殴打她，于2003年11月再次诉请离婚。诉讼过程中，张某以上述协议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所签，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为由，要求抚养婚生女并按法律规定分割财产。
林某虽表示同意离婚，但坚持按照协议的约定确定财产归属及婚生女的抚养权。
调解
日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夫妻可以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及婚前财产作出约定，但这种约定不得以违法条件为前提。按照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条件违背法律规定，则该民事行为无效。本案中双方的协议以张某提出离婚为前提，违背了我国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婚姻双方及其他任何人均不得通过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限制来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且双方约定离婚时子女一定要由林某抚养也与法律规定的原则不相符，因此该协议属无效协议。在向双方讲明法律规定和查明双方确无和好可能的基础上，法官对案件进行了调解，张某与林某达成了合理分割财产的协议。
评说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对本案中协议性质的认定是正确的，法官对本案调解后，原、被告双方不仅应就财产分割达成协议，还应就婚生女的抚养权达成协议。如果原、被告未能就离婚后婚生女的抚养问题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原、被告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对婚生女抚养及相关的探视等问题作出判决。
原、被告双方在将来张某是否提出离婚尚不确定，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按照假定的条件，对离婚后的全部财产权属及婚生女抚养权作出约定，实际上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所谓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指当事人设定一定条件，以条件的成就与否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与否的民事法律行为。
本案中，当事人双方以将来张某提出离婚为条件达成协议，即只要满足张某再次提出离婚的条件，而不管张某是真心离婚，还是以离婚相要挟?当事人双方的婚姻关系即告结束，所有婚前婚后财产均归林某所有，婚生女由林某抚养，张某不得有任何异议。在当事人订立该协议之初，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出于双方自愿，以将来发生张某提出离婚为条件，用财产和子女抚养权归属于林某来限制张某，对张某提出离婚加以限制，实质上是干涉了张某离婚的自由。该协议违背了我国法律关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即婚姻双方及其他任何人均不得通过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限制来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该协议应属无效。
法律鼓励当事人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必须是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并且不违反法律强行性、禁止性规定。如果本案中当事人不是以尚未发生的将来张某提出离婚为条件达成所谓的离婚协议来限制张某的离婚自由，而是确实在女方张某提出离婚之后，双方在完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就财产归属和婚生女抚养权达成以上协议，因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应当有效；反过来，如果在男方林某提出离婚之后，双方也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就财产归属和婚生女抚养权达成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也应有效。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知，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必须不违反法律规定，作为条件的事实必须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反公序良俗。本案当事人以将来一方提出离婚为条件达成协议，限制了当事人离婚的自由，所附条件违法，其民事法律行为不能有效。离婚当事人可以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达成协议，因婚姻关系中还包含了身份关系在内，由此导致的纠纷，也注定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处理此类问题时，不能置身份关系于不顾，对离婚协议效力的认定，不单要适用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还要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二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条：“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2
论文关键词婚前财产公证完善措施
婚前财产公证是指公证机构依法对夫妻（未婚夫妻）双方各自婚前财产、债务的范围和权利归属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已明确规定婚前财产属于夫或妻个人所有，但是由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共同使用、消耗、变更上述财产，使得如何认定婚前财产的范围和产权归属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婚前财产公证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的实施与应用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与当前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思想变化相吻合。然而，由于婚前财产公证的发展时期较短，尚不算十分成熟，而人们对其需求与要求却越来越高，为此其在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各式各样的问题也逐渐地暴露出来，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及法律工作者为之努力，解决问题，完善各相关法律体系，使之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所服务。
一、婚前财产公证所存在的问题
社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也给人们越来越多的选择。在选择面前，人们总是容易迷失与难以取舍，正如婚前财产公证，是要爱情还是财产？虽然，婚前财产公证，并不是要让人们在此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但却对人们的婚姻发出了挑战。虽然，婚前财产公证有利地明确了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对夫妻双方都具要约束力，减少了离婚后的财产纠纷问题，有效地提高了司法工作效率，但对夫妻双方的冲击力也不小，其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婚姻更为现实，与和谐社会所倡导的理念不相符
在婚前财产公证面前，婚姻更为现实，这种现实很容易使夫妻双方，或正准备结婚的未婚夫妻之间产生怀疑，使彼此不再似相恋相爱时那么相互信任，对婚姻的信心也随之降低，这不仅不利于夫妻之间感情的唯系与发展，更有可能会伤害到彼此之间的感情，最终导致分手或离婚，离婚率不断上升。在现实生活中，此种现象屡见不鲜。显然，这与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和谐理念是不相符的，有碍于和谐社会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是由一个又一个家庭所组成的，家庭不稳定现象越多，则社会的稳定也将无从说起。在保障婚姻与个人权利的同时，如何确保夫妻双方的彼此信任，这将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全民、全社会的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
（二）缺乏年限的限制将可能造成婚姻双方的不公平
在实际工作中，曾经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已经做了婚前财产公证。然而，多年以后，甲方要抛弃乙方及其子女，可是却因为之前所做的婚前财产公证，致使无过错的乙方及其子女在离婚后一无所有。这显然有悖于法律的公平、有失于公证制度的建立初衷。为此，本文认为，相关部门及法律工作者能对此点引起重视，一起为婚前财产公证设立一个年限，确保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三）婚前财产公证的范围过于狭隘，无形财产未能得到有效监督
随着社会的发展，无形财产的发展速度更是可观，数量越来越大，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而就目前而言我国婚前财产的公证仅限于有形财产，而如何保护无形财产，是婚前财产公证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它有可能在平衡双方利益时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即婚前财产公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夫妻双方财产权利的保护，但目前而言这个保护对象和范围是比较有限的。这需要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制定从而弥补法律漏洞，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完善婚前财产公证的措施和设想
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建立其主要意义在于：一是明确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家庭财产纷争；二是当在家庭债权债务诉讼发生时，可以避免将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或家庭共同财产抵债。因此，为了更好地将婚前财产公证制度落到实处，充分挖掘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意义及其作用，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本文认为，公证员在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时除了要认真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主体资格、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协议内容是否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外，还应进一步针对前面提到的婚前财产协议中急待完善的内容，引导当事人制定更加全面、公平、公正的协议。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婚前财产公证的意义及其作用。在此，本文结合多年的公证工作实践，提出几点建议及措施：
（一）注意审查当事人申办婚前财产公证的真实原因
在多年的公证实践中，我们发现申办婚前财产公证有许多是由财产较多的一方提出申请，另一方迫于各种压力，虽然一同前来但态度较为勉强，神情落寞。公证员针对这种情况应认真询问双方申办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必要时可以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使他们了解婚前财产公证有助于明确双方婚前财产的数量、范围、价值和产权归属，是解决婚姻、财产纠纷的可靠法律依据，对于稳定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预防婚姻纠纷、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安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引导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签定协议。一旦发现有任何一方是迫于压力而非出于自愿前来办理或者基于某种目的希望利用婚前财产协议达到逃避债务等非法目的的则应坚决拒绝办理。
（二）严格审查婚前财产协议内容，为双方当事人把好第一道关
当前在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时，公证员往往是根据当事人双方已经拟好的协议，稍作审查，只要内容不违背法律，双方当事人没有异义就为其办理相关的公证手续。许多协议内容含糊不清，甚至没有明确的标的，仅笼统地表述为某人名下的财产如何处分、债务如何分担。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对彼此的财产关系、债务关系等并不像自己想像中的了解，这对夫妻双方其实是一种潜在的风险，特别是财产少的一方，弱势的一方，其权益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为了确保当事人双方对协议内容确保无争议，则需要公证员除了当面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时，更应该认真、详细地对整个协议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协议内容中的文字表述清楚、准确并符合公平、公证的基本法律原则。结合前面所说的婚前财产公证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婚前财产协议内容的审查上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明确约定婚前财产公证的标的
为保证婚前财产公证的合法、真实、有效性，公证员应当引导当事人在婚前财产协议中明确将财产的种类一一列举，尽可能写得具体、明确，从而最大程度上确保婚姻弱势一方的利益，不因不了解对方的财产状况盲目签定协议，将来后悔莫及。对对方有意隐瞒的财产，因协议中没有提及，将来还有获取的机会。公证员在审查时也应注意审查约定财产的客体必须是夫妻财产，而不是属于家庭成员的财产和他人所有的财产。
2.注意提醒申办婚前财产公证的当事人
即可以在协议中约定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也可以在协议中约定婚前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甚至归对方个人所有。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却常常为当事人所不知。公证员在办理此类公证时应及时告知当事人以便他们做出选择。在实践中，不少夫妻（未婚夫妻）为了体现二人患难与共的决心，也常常自愿将夫或妻一方的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
3.约定婚前财产协议的有效年限
多年办理公证的过程中，本人未曾见过有人能在婚前财产协议中约定协议的有效期，往往是一张协议、终身有效。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发生事过境迁的情形。若干年后，双方的感情和经济状况都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此时协议内容可能已无法体现双方或一方的真实意愿。应当在婚前财产协议中设立一个年限，给双方一个反悔的机会。年限到了，若一方或双方对协议条款产生争议，可重新订立新的协议。否则，一纸保终身对夫妻双方都是不公平的，特别对弱势一方的权益更是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4.注意审查再婚当事人提供的财产权利凭证
在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时，曾出现过当事人财产无产权的纠纷，且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为此，本文认为，公证员在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时，特别是再婚当事人，更应对其提供的财产权利凭证进行认真且严格的审查。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财产无产权纠纷的发生，将这种纠纷消灭在源头，才能真正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三）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有效的法律政策，能够使公民们更加具体地了解处理婚姻财产纠纷问题，能够完善婚前财产公证。如今的婚前财产公证，法律程序公正严谨，要求签订协议的必须是当事人，不允许其他委托或人进行签订；限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签订。在不违背婚前财产公证原则和宗旨的前提下，制定或是增加有效地法律政策，有利于在监督夫妻双方执行法律义务。
1.将无形财产纳入其财产保护范围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财产更多偏向于无形财产。因此，将无形财产纳入婚前财产公证保护范围内更适合当前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需要。这既是完善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重要内容，更是时展的趋势所须。当前，结婚男女双方的婚前资产一般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这些都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可是，随着人们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不仅仅只关注金钱、房产、车权等固定有形资产，也开始关注到著作权、肖像权等无形的资产，这类无形资产同样具有极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婚前财产协议中应尽量引导当事人将无形资产写入协议中。
2.进一步完善财产补偿制度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3
［摘要］在离婚登记中，民政部门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至多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法院以离婚当事人申请离婚登记时不具完全民事行为为由撤销离婚登记有害而无益。为维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判决驳回。为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我们可以考虑引入调解前置程序。
［关键词］离婚登记；精神状态；行政诉讼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1）05-0103-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52［本刊网址］http：//省略
相对于诉讼离婚，协议离婚程序具有简便快捷、且尊重当事人的自愿的优点。然而，近年来，民政部门在办理离婚登记的过程中却频陷“精神病门”。协议离婚之后，一方当事人或其父母以离婚时该方身患精神病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法院撤销民政部门颁发的离婚证，这样的事情已屡见报端。2009年12月份，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件特殊的案件。原告赵某与第三人刘某于2009年7月1日协议离婚，并在金水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8月19日刘某和他人再婚。12月28日赵某父亲以赵某离婚登记当天身患精神病为由诉至金水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该离婚登记。与以往案例不同的是，本案中第三人刘某已再婚。因此，一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判决撤销的法律依据就是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在以往的案例，法院多是判决撤销离婚登记，本案中第三人的人着重强调了第三人已再婚的事实。假如刘某没有再婚，则本案的结果很可能也是判决撤销。判决指出：“本案中，原告赵某、第三人刘某在办理登记时提供的材料符合规定，双方也签署了离婚登记声明书，被告已经尽到审查义务。原告后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其申请离婚登记不符合受理条件，但鉴于婚姻登记属于对特定人身关系的确认，而第三人已经又与他人办理结婚登记，原告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不能直接恢复，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离婚登记不妥。但离婚双方可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另行处理。”
一、审查义务，形式抑或实质
民政部门对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有没有审查义务？如果有，则该义务究竟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有人主张民政部门对此负有审查义务，且负有实质审查义务。也有论者认为民政部门对此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我们以为，民政部门是否有义务审查离婚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可以争论的，即便是我们确定民政部门有义务审查离婚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该审查义务也只能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
根据《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民政部门需要审查的是离婚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民政部门恐怕不能要求离婚当事人提供证明其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据。除非申请司法鉴定，离婚当事人也难以提交令人信服的证明自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据。在司法审判中，法院都极少会主动要求当事人提供此类证据。虽然《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民政部门应询问离婚当事人相关情况。但是民政部门又怎么好主动去问离婚当事人有没有精神病？如果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询问当事人有没有精神病，当事人还不说工作人员自己是精神病？即便不考虑这一点，试想有哪个精神病人会承认自己有精神病？甚至当事人自己很多时候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有没有精神病？无可奈何之下，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也只能通过察言观色来大致判断离婚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因此，要求民政部门对离婚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实质性审查无疑是“赶鸭子上架”，有点强人所难。
《条例》第十二条中的限制在实际操作中意义不大。一个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靠察言观色就可发现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是否知晓去办协议离婚是很可疑的，而一个还知道申请协议离婚登记的人，其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并非精神疾病专家，焉能辨别。因此，该条中的限制规定，我们只能作以下理解：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如果发现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精神状态不正常，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则不得受理。而法院在后续的行政诉讼中也不宜以此为由而判决撤销离婚登记。这对民政部门而言欠缺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法律权力，也没有专业能力去做该项判断，但却不得不对此承担责任。
二、行政诉讼，驳回抑或撤销
当然，法院不宜以此为由而判决撤销离婚登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需从离婚协议和离婚登记说起。“夫妻离婚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解除夫妻关系的内容；二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部分协议还会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补偿、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的内容。”夫妻离婚协议是数个身份法律行为的集合，解除夫妻关系的协议为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为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且后者的效力附随于前者，形成行为不生效，附随行为亦不生效。前者为要式行为，以登记为生效条件。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认为，离婚登记的效力仅仅及于解除夫妻关系协议这一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而并不及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等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前文提到的金水区法院的判决实际上也是持这一观点。虽然法院并没撤销刘某和赵某的离婚登记，但却认为双方可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另行处理。倘若登记的效力及于双方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的协议，则离婚登记撤销之前，无有另行处理之说。如前文所述，民政部门对离婚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无法履行实质审查义务，对于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同样如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主张民政部门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须进行实质审查，但对离婚协议却只要求形式审查。倘若当事人双方有意隐瞒财产或子女状况，民政部门如何进行实质审查？倘若认定离婚登记的效力及于双方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的协议，民政部门将处于更加尴尬的地位，若一方当事人据离婚登记向民政部门主张权利，则民政部门如何应对？
当事人申请撤销离婚登记，其目的或是不能实现，或是与之无关。申请撤销离婚登记，其目的不外乎以下两个：其一，恢复夫妻关系；其二，重分财产或争夺子女抚养权。第一个目的在现实中其实非常少见，大部分此类案件中原告的目的都是重分财产，争夺子女抚养权。《条例》第十四条：“离婚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复婚登记。复婚登记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因此，为了恢复夫妻关系，只要双方自愿，自可到民政部门申请复婚登记即可，无需再申请撤销之前的离婚登记。假如一方试图复婚，而另一方并不同意，则申请复婚自不可能，即便是以撤销离婚登记的方式恢复夫妻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强扭的瓜不甜，两人徒有夫妻之名，无有夫妻之实。我们且不说当事人在申请离婚登记时是否明知或应知对方精神状态不正常，如果一方隐瞒了对方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事实而去申请协议离婚，也就表明当事人之间的夫妻感情没有走下去的必要，通过撤销离婚登记去维系没有真感情的婚姻已没有必要。另一方完全可以再到法院离婚。虽然第一次离婚诉讼法院可能不准，但第二次诉讼法院一般都会准许。绕了一大圈，法院的行政审判庭最终把球踢给了民事审判庭，白白浪费司法资源而已。如果为了重分财产或争夺子女抚养权，因为离婚登记的效力并不及于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部分协议，所以当事人无需申请撤销离婚登记，直接向法院即可。
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法院也不宜撤销此类离婚登记。离婚之后，任何一方都可能再婚。这就会出现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问题。按照行政法的一般原理，行政行为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离婚登记一经完成，理论上离婚当事人马上就可以和他人再婚。本文所引案例中的刘某即在离婚之后很快再婚。倘若法院撤销刘某与赵某的离婚登记，就会出现刘某同时有两个婚姻关系，两个妻子的尴尬局面。与刘某再婚的妻子的利益法律将如何保护？法律总不能以拆散一个新的婚姻为代价而去徒劳无功地挽救一个已死亡的婚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2003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删除了本条。《民事诉讼法》禁止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申请再审，《婚姻登记条例》剥夺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协议离婚登记的权力，都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因此，法院虽不能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拒绝受理此类案件，也应根据该条之立法精神判决驳回。
三、防范控制，事后抑或事先
行政诉讼虽然是防范行政权力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作为一种事后控制，却远非万能。在某些领域，行政诉讼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的权益。离婚登记即是一例。如前文所述，一旦离婚，当事人即可再婚。因此，此类事情一旦发生，再追究责任已意义不大，再想补救已无可能。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加强事前控制。如何加强事先防范控制？我们认为可考虑引入调解前置机制。
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的一些优点同时也是缺点。比如简单、快捷，同时也可能意味着草率。法律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必须先行调解。《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而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却未提及调解。只要当事人愿意，可当场发给离婚证。当事人脑子一热，离婚，而民政部门则是当场登记，无形中成了助长草率离婚的帮凶。
协议离婚登记程序引入调解前置程序，以居委会或村委会的调解为申请协议离婚登记的前提，可收一箭双雕之效。它既能减少草率离婚，又能减少精神病人进入离婚登记的可能性。相对于民政部门，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与离婚当事人更为熟悉，对其情况了解更多，调解过程中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更多，可更好地了解当事人的精神状态。
引入调解前置程序，正好可以2010年《人民调解法》为契机。根据该法第八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就由居委会、村委会设立。而婚姻家庭纠纷也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对象范围之内。只要修改《婚姻登记条例》，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列为协议离婚登记的前置程序即可。
参考文献：
［1］禹超颖．离婚登记的法律分析［J］．法制与经济．2009（7）．
［2］邹双卫．论意思瑕疵对离婚登记效力的影响［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
［3］许莉．离婚协议效力探析［J］．法学论坛，2011（1）．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4
论文关键词协议离婚当事人意思自治
虽然婚姻的解除有两种方式：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但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通常只有在离婚双方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才会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婚姻问题。协议离婚最早可追溯于古罗马时期。
一、我国协议离婚制度
自从1950年我国制定第一部婚姻法以来，对于协议离婚，我国的立法一以贯之坚持了绝对自由的原则。协议离婚需具备以下要件：第一，主体适格，即有行为能力和身份关系的限制。第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合意是协议离婚的基础，双方须就婚姻关系解除、子女的抚养及财产分割达成真实的合意，否则排除适用协议离婚；第三，符合特定程序。协议离婚虽然要求双方必须就离婚后果达成一致协议，但是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后不能当然产生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结果，双方的离婚协议还必须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
我国的协议离婚制度以充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为主导思想，符合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私权利的尊重，保障了当事人离婚自由。同时，方便了当事人，节约了司法资源。相对减轻了社会成本和当事人诉累。但我们的制度设计过多考虑了意思自治，协议离婚制度的总体设计并不完备，存在诸多问题。
二、我国协议离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轻率离婚激增。从2003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婚姻登记条例》、简化离婚登记程序之后，登记离婚数量大幅上升，且至今仍处于上升趋势。自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越来越多人选择通过协议离婚方式解除婚姻关系，但这些人中有许多没有慎重对待婚姻的当事人，以轻率的态度对待离婚，这样不仅不利于婚姻的稳定，更不利于未成年的成长和社会的安宁。
2.对未成年人保护不足。相比较而言，如果通过诉讼离婚，法院可以站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立场，冷静的考量离婚双方当事人的状况，作出相对有利于子女的成长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3.离婚协议书的困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离婚协议书内容瑕疵；二是离婚协议的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按照协议离婚制度的有关规定，协议离婚就要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分担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约定，协议离婚当事人所达成的离婚协议经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完毕，认为符合协议离婚的条件的，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离婚协议书至此生效，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同时，如果法院经审查发现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的内容不合法，不予支持，则当事人无法通过法律程序主张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在实践中，这些内容可能对当事人具有重大的财产利益，是当事人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的重要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该约定的合法性得不到法院的确认，使当事人以解除为婚姻为代价而换来的某些约定成为一纸空文，这对于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是极不公平的。
4.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规定不够清晰明确。当前的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只是笼统的要求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且对子女和财产以作了处理。然而《婚姻法》对当事人的自愿达成合意并无其他要求，即只要符合意思自治即可，至于离婚的原因和目的等一概不问。因此导致了一些人作出虚假或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骗取离婚，以期获得利益。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些人通过此种方式逃避债务，享受住房优惠待遇，逃避计划生育等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婚姻登记条例对协议离婚的审查没有具体规定和相关程序，导致很多假离婚蒙混过关，很难对这种现象进行限制。如此方便、快速、自由的离婚，可能产生其他矛盾纠纷，引导错误、负面的社会价值取向，最终将取害于社会。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我们的协议离婚制度过分发挥了离婚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我国的协议离婚制度几乎没有限制，没有明确的离婚条件、没有一定的审查程序，过于强调意思自治，忽视了婚姻的社会属性。
三、完善协议离婚程序之建议
用社会学观点看，婚姻家庭既是私人领地，也是社会领地。婚姻在表象上是个人行为，在本质上是社会行为。“自由不等同于个人的任性，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不得妨碍和损害他人的权利和社会利益，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我们认为婚姻具有私人性和社会性有机统一的双重属性，不仅是当事人间的需求，而且担负着繁衍生命，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安全、稳定和秩序的重大历史使命。所以，结合我国之历史文化传统、法律价值观念与司法实践，再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
（一）主体上限制性的规定
1.结婚年限的限制。如《法国民法典》第230条，结婚最初六个月内不得提出双方同意的离婚。
2.对有无未成年子女的规定。在协议离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未成年子女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状态，对他们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墨西哥民法典》也要求协议离婚的双方须无共同的未成年子女。”规定有未成年子女的，不能采用行政程序的协议离婚。
（二）设置严格协议离婚的程序
我们在设置协议离婚程序时，建议设置四个时间段，为期七个月。婚姻登记机关在收到协议离婚的申请后，开始进入相应的协议离婚程序，给婚姻登记机关、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适当的反应时间。
第一段是为期二个月的冷静期，也可称考虑期。即在离婚双方当事人提出协议离婚后，给予双方当事人一定的考虑期限，例如法国民法典规定了3个月的考虑期限，即双方当事人在这三个月期间内可以重新考虑是否需要离婚。冷静期可以看成对婚姻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和一种对离婚的第一重缓冲，有利于双方冷静，避免冲动离婚。
第二段是为期一个月调解期。通常认为，离婚是当事人之间的个人私事，当事人一般不愿意将个人婚姻问题搞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就不必调解了。起码不需要留出专门时间进行调解。但在笔者看来，在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下，加强调解工作十分必要。该为期一个月的调解可由婚姻登记机关专门设置调解机构和人员，在受理离婚登记申请后，组织一至三次的调解工作，该调解工作可侧重于法律后果及双方离婚协议内容的分析，有助防止草率离婚，增进当事人对离婚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和风险的认识。
第三段是为期二个月的审查期。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虽只进行形式审查，但也应该适当进行实质审查，建议加强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职能，赋予审查人员适当的调查取证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审查过于形式化。同时，在审查期内，婚姻登记机关在接收离婚当事人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可侧重审查离婚协议书的合理性、公正性、合法性，以减少因为离婚协议书瑕疵发生的纠纷。
第四段是为期两个月的公示期。通过公示这一制度一方面是虚假离婚者心有恐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监督来减少这一现象。
（三）事后监督救济程序
我国现行《婚姻登记条例》对弄虚作假，骗取离婚登记并没有相关的惩罚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部分人的违法成本，这也间接上促使人们敢于以此来获得非法目的，由于法律的缺失，婚姻登记机关对此很难做到有法可依，故可能造成法律盲点。为此，有必要对新条例作补充规定，完善立法。
建议完善登记离婚的无效和可撤销的规定。婚姻之契约性乃世界大部分学者所共同认可。既然婚姻有契约之性质，即可借鉴合同上之无效与可撤销的规定。将违反公益要件的宣告为无效协议离婚，违反私益要件的宣告为可撤销协议离婚。
（四）离婚协议的公正性、合法性
离婚协议主要包括子女抚养的具体约定和财产分割的具体约定，我国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只是规定协议离婚的要对子女监护、抚养有适当安排，至于对子女的安排是否合理，是否考虑子女的最大利益，这些在协议离婚当中都可能被父母所忽视，导致协议离婚过程中经常发生侵害子女利益的行为，子女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因此，建议规定离婚协议有侵害子女、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或者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的，则不予确认或者要求其重新协议。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5
协议离婚中的财产分割协议（以下简称财产分割协议）是指男女双方在离婚协议中附加达成的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因协议离婚而就财产分割问题单独达成的协议。关于财产分割协议，在实践中会遇到不少问题，如：办理完离婚登记后，可否对财产分割协议反悔？双方登记离婚证后，一方不履行财产分割协议时，另一方是要求对方履行，还是直接申请执行？双方达成财产分割协议后并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在其后的离婚诉讼中，一方主张财产分割问题应按先前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处理，应否得到支持？稍作思考即可知，因财产分割协议引起的纠纷大部分都与财产分割协议的成立、生效和效力密不可分。所以，考察财产分割协议的成立、生效和效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可考察财产分割协议的成立、生效和效力又不可脱离其应适用的法律而空论。本文将以法律适用为出发点，全面论述财产分割协议的成立、生效和效力。
二、分析
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已经明确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财产分割协议作为离婚协议的附加部分或者附件，其性质应与离婚协议无区别，同样属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因此，其应排除适用合同法。此种观点是不准确的。之所有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排除适用合同法，是因为婚姻、收养、监护等协议的约定内容直接牵涉到身份关系的变动，而身份关系的变动牵涉利益重，影响广，国家应加以更多管束，而不能如对待财产关系的变动（其主要由合同法调整）一样赋予当事人以广泛的自由。基于此考虑，法律作出该规定。由此立法目的可知，认定协议属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还是属于“有关财产关系的协议”，并不是从表明上看协议是否与身份关系或财产关系“有关”，而应考察协议约定的实质内容。
为论述的方便，本文中提及的离婚协议，除引用法律规定外，仅指双方达成的离婚合意的内容，而不包括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内容。
约定内容属于身份关系变动的，协议属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约定内容属于财产关系变动的，协议属于“有关财产关系的协议”。由此认定标准可知，财产分割协议虽然在事实上与当事人双方身份关系的变动（婚姻关系解除）有关，但身份关系的变动只不过是其前提（条件）而非实质内容。其约定的实质内容完全是关于财产关系变动的。所以，财产分割协议属于“有关财产关系的协议”，应受合同法调整。②但是，由于财产分割协议与身份关系的变动有关，为解决由此引起的法律冲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其在适用合同法时，又应区别适用婚姻法。
（一）财产分割协议的成立及其法律效果
作为“有关财产关系的协议”，财产分割协议必可考察成立时间。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财产分割协议的成立时间也无排除适用该条规定之理，也即，夫妻双方就财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时，财产分割协议即告成立。此成立时间与离婚协议达成的时间、办理离婚登记的时间可不同时。当然，其至迟只能成立于办理离婚登记时。因为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均规定，办理离婚登记时，婚姻登记机关除应查明双方确属自愿离婚外，还应查明是否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有适当处理的，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婚姻登记机关不可能在男女双方只有离婚合意，而无适当的财产处理意见的情况予以登记。所以，在登记离婚后才达成财产分割协议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考察财产分割协议成立的法律效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合同法第八条中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有具体的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法律约束力表现为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即使当事人单方面实施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行为，但该行为却不能导致合同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待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仍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其实，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就是对合同法自愿原则的重申和特别化。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属协议与财产分割协议在性质上并不存在区别。
但是，财产分割协议在此问题上却有一个独特之处：在有一种情形下，一方当事人可以单方面使财产分割协议不产生约束力而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如果财产分割协议是在登记离婚前达成的，一方当事人只要不去办理离婚登记，不管他是否明确宣布解除财产分割协议，都会使财产分割协议在事实上不会对其产生约束力（准确地说，此方法是通过让财产分割协议永远不可能生效而使其失去约束力，在后面的生效部分会有详细的论述。）所以，对于登记离婚前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孤立讨论其成立后的法律约束力没有多少实践价值。
（二）财产分割协议的生效时间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财产分割协议是否为成立时生效呢？答案如果是肯定的，则会遇到一个法律冲突：如果在登记离婚前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在成立时即生效，那么当事人一方即可要求对方履行，但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在协议离婚中，当事人的婚姻关系自发给离婚证时解除。问题出现了，婚姻关系尚未解除，怎可分割财产呢？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于财产分割协议实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因为财产分割协议不管是附于离婚协议中，还是独立达成的，其均含一个前提，即“如果协议离婚，则按以下方式处理财产。”据此可知，财产分割协议实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而且所附条件与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条件不同：它是必定存在的，而不是由当事人约定附加的。即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财产分割协议自应在条件成就时生效，产生法律效力。（财产分割协议所附生效条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成就仍必需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单方就可控制其是否成就。所以就会出现如上提到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单方面使财产分割协议不产生约束力而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情形。）其生效条件成就的时间点，是达成离婚协议时还是婚姻登记机关发给离婚证时？应是后者。因为作为身份关系的变动，协议离婚虽以双方合意为前提，但其核心却是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合意的确认，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的表现就是发给离婚证。所以，财产分割协议的生效条件成就的时间点是婚姻登记机关发给离婚证时。正由于财产分割协议是必附生效条件的协议，所以在其生效问题上，应排除适用合同法第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而应参照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三）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内容
财产分割协议生效后，产生法律效力。按照合同法，这种法律效力体现为二：一是表明当事人的约定得到法律的肯定，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二是合同约定的内容开始实际履行。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内容也相应体现在两方面：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得到法律的肯定；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的要求完全适用合同法有关履行的规定。但财产分割协议却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一点与诉讼离婚中形成的调解书不同，调解书中的财产处理的内容虽然也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但这种协议是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其内容的合法性经过司法审查，所以，调解书中的财产处理部分具有强制执行力。而财产分割协议则不同，法律并没有赋予婚姻登记机关对财产分割协议内容的合法性的审查职权，婚姻登记机关只在形式上进行审查。由于未经过司法审查，因财产分割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时，与其他合同一样，必须先经过合法性审查。如其合法性得到确认，待形成裁判文书后，可申请执行。
由上可知，财产分割协议后不得在离婚诉讼中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因为这种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不产生法律效力。对此问题，有人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加以反驳，认为，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只不过是程序上的不同，但后果是一样的，所以为解决双方财产问题而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在法院判决离婚的情况下，可视为其生效条件成就，其产生法律效力，应按其约定内容分割财产。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错误理解了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区别。在我国的整个婚姻制度中，一方面，婚姻自由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应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婚姻关系又被确认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婚姻关系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理应对婚姻关系加以较多管束。基于此，婚姻法律制度必须在尊重婚姻自由和管束婚姻关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种平衡在离婚问题上的反映就是：一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只要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法律原则上不加以干涉。另一方面，当事人双方在离婚问题上出现争执而无法自行解决时，法律则更多从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来强行裁判。前者主要体现在协议离婚制度上。法律对协议离婚的限制非常少，只要双方自愿即可离婚，甚至无需要求感情确已破裂。后者主要反映在诉讼离婚制度上。可否离婚和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具体规定裁判，不必顾及单方的意愿。由此可见，婚姻法设置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多一种程序选择，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考虑。因此，两种离婚制度是完全独立的，二者在具体程序操作上是不可互用或混同的。协议离婚中的自愿原则贯穿了包括财产分割在内的每一个环节。在财产分割协议中，一方可将自己的财产以财产分割的名义给予对方都可（与此对比，诉讼离婚中则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一方个人财产只能出于其他理由。）。承接协议离婚中的自愿原则的财产分割协议只能作为协议离婚的一个环节而不可独立于协议离婚之外，不能用于诉讼离婚中。
（四）财产分割协议的无效、变更和撤销
以上讲到，财产分割协议在婚姻登记机关发给离婚证时生效，产生法律效力。但这种生效只是推定生效，如果其内容存在无效、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情形下，其效力就会受到相应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形，是因为财产分割协议作为当事人之间处理财产问题的自由约定，会存在约定内容是否完全合法的问题。
财产分割协议无效的判断根据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即如果财产分割协议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协议无效。一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就有关纠纷向法院，主张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确认其无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裁判。需补充的是，当事人不得以财产分割协议已提交过婚姻登记机关审查为由，主张协议有效。道理同上，婚姻登记机关只对财产分割协议进行形式审查，不会也不应该对其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所以，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不得作为财产分割协议合法与否的根据。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也应适用该条规定。但在认定是否符合构成条件时却需细细斟酌。
关于欺诈、胁迫的标准，与一般合同的认定标准没有区别。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将欺诈、胁迫在条文中作了明确而突出的规定。
关于重大误解的标准，主要是指对约定内容本身的重大误解，而且必须达到“重大”程度。重大误解不包括对法律规定的误解。如将价值很小的文物误认为价值很大并以此为基础分给财产的，就属于重大误解。但如果认为财产分割协议并不产生法律效力，财产分割应在协议离婚后另行解决的误解就不属于重大误解。
对于乘人之危的标准，一个难点是一方利用对方急欲离婚的心态要求多分财产而对方又同意多分的情形是否构成乘人之危的问题。笔者认为，该种情形不应属于乘人之危。因为乘人之危的本意是一方利用了他人的困境，使他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承诺，且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人只有获得一方提供的条件或帮助才可能摆脱困境。如不会游泳的母亲答应他人以几十万的高价救掉进河里的儿子，如母亲事后主张当时的承诺违背其真实意思，他人的行为就可认定为乘人之危。但一方利用对方急欲离婚的心态要求多分财产则不符合乘人之危的本意。因为诉讼离婚造成的时间拖延是法律制度形成的，当事人必须承受。这种“危”并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应属于乘人之危中的“危”。如果其愿意放弃财产权利而获得较快离婚，也不算被对方所“乘”，只能推定多分给对方财产就是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为真实意思表示，事后当然也不得反悔。据此可看出，在处理财产分割协议中认定是否构成乘人之危时，比一般合同中更严格。只有在一方利用对方显著不利的状况迫使对方签订明显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财产分割协议时，才可认定为乘人之危。如一方生病急需现金，对方同意给现金但要求分得价值大得多其他财物而达成财产分割协议的，可认定为乘人之危。
至于显失公平，在适用时应最严格。显失公平主要对照的是市场经济中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而财产分割协议中最主要的原则是自愿原则。夫妻离婚的具体理由千差万别，当事人离婚时的感情也往往“剪不断，理还乱”，当事人之间处理财产也就各有千秋，不应该用更具社会性评价意义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来考察其分配是否公平。所以，只要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乘人之危的情形，当事人自愿将大部分财产甚至全部财产给对方，一般都不应当被认定为显失公平。只有在当事人文化、法律知识匮乏，一方自愿分得的财产相对少得多，其又非出于快速离婚等目的，并因此分割而使离婚后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可以显失公平为由合理矫正分割方案。
以上是关于可变更和可撤销构成条件的实体方面的分析。但在程序上，只要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法院就应受理，以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非常明确：“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查明构成可变更和可撤销的，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另外，由于财产分割协议也适用婚姻法的规定，所以，因其引起的纠纷只能向人民法院，而不能约定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6
关键词:忠诚协议法律关系忠实义务财产给付附条件效力内容提要:忠诚协议是身份法律关系，其标的是精神给付，忠诚协议约定的财产给付，是附延缓条件的给付。条件成就，形成财产给付法律关系。条件的成就，为当事人违反忠实义务。忠诚协议中关于财产给付的约定，本质上是给付精神损害违约金的约定，可以参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调整。一、忠诚协议之两个法律关系所谓忠诚协议，是指夫妻之间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给付对方若干财产的协议。忠诚协议有时也以“忠诚承诺书”等形式出现。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应当作狭义解释，是指夫妻一方与第三方发生性关系。“给付对方若干财产”的约定五花八门，如有的当事人约定，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应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全部或者部分给予对方，还有的当事人，约定了违约方给付守约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对忠诚协议效力的争议，源自对忠诚协议性质的理解不同。主要有“无效说”和“附延缓条件说”两种观点。“无效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是一种身份协议，不应以合同法的观念来理解。这种协议具有非道德性，不仅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异化，也会形成对人身自由的约束，最终使婚姻自由名存实亡，因此不应承认其法律效力。”“夫妻之间基于“忠诚协议”提起的债权诉讼，既无《婚姻法》上的明文规定，又不能由《合同法》来调整，所以这种“忠诚协议”是无效的，法院不应当受理由此产生的纠纷，除非当事人自愿履行，当事人不得就一般的婚外情要求赔偿，也即婚外情赔偿不能强制。”“附延缓条件说”认为，从“忠诚协议”违约责任的约定看，其实际上是一种附延缓条件的对夫妻财产关系的约定，当所附条件成就时，协议才能生效。所谓“延缓条件”也称为停止条件，就是我国《合同法》所谓的“生效条件”。两种观点的基础，在于前者认定忠诚协议是身份行为，后者认为是财产关系。笔者认为，忠诚协议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事由，就应当有效的。忠诚协议是包含延缓条件的民事法律关系，所谓附条件，是财产给付附条件，当条件成就后，成立第二个法律关系。第一个法律关系以不作为的身份行为为标的（客体），第二个法律关系以财产给付为标的（客体）。“附延缓条件说”有可资赞同之处，但它也忽视了忠诚协议身份性的一面。夫妻身份关系是忠诚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我国实行的是契约婚，契约婚之契约，是民法上的身份合同，是意定相对法律关系，其标的是给付。相对法律关系的给付，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上的给付。夫妻身份关系之间的给付是非财产上的给付。笔者把给付分为增加利益、保持利益和回复利益三种，通说还把给付分为持续性给付和一次性给付。夫妻身份法律关系中的给付是增加精神利益和保持精神利益的持续性给付，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混合给付。“作为与不作为构成之给付，谓之混合给付。”。作为，是配偶以积极的行为为精神上的给付，不作为的给付，就是配偶履行忠实义务，即履行贞操义务。对自我进行限制的这种不作为在相对法律关系上是给付的表现。当事人把混合给付中的不作为给付（不违反忠实义务）提炼出来，作为忠诚协议的给付，该给付的违反又为财产给付（另一给付）的条件。忠诚协议正面要求忠诚，反面要求赔偿。条件分为偶成条件、随意条件和混合条件。偶成条件，其成就与否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随意条件，其成就与否取决于当事人一方的意志。混合条件，是由当事人的意志与偶然事实结合而决定是否成就的条件。忠诚协议若规定婚内赔偿，其所附条件是随意条件。因为是否违反忠诚义务，决定于义务人的意志。如果约定忠诚协议的一方与特定第三人发生性关系为条件，则条件的成就还取决于第三人的意志，此时的条件为混合条件。忠诚协议如果约定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导致离婚的予以赔偿，则是以两个法律事实（法律事实的构成）为条件，两愿离婚的为混合条件，由法院判决离婚的为偶成条件。所附条件应当是意定条件，而不应是“法定条件”。可能提出的疑问是，忠实义务是法律的规定，如何能作为条件设定呢？忠诚义务原本为法定义务，但约定在忠诚协议之中，被具体化、明确化了，此时应认为构成了约定义务。更重要的是，忠诚协议并不是照搬法律的规定作为条件，而是以违反义务作为条件的。条件为法律行为的内容或附款，但法律行为作为原因事实本身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实施法律行为必然要追求行为本身以外的效果。忠诚协议本身并非条件成就才生效，在条件成就（一方违反忠实义务）之前就已经在当事人之间生效，已经发生拘束力，已经发生身份相对法律关系的精神给付，只是尚不能发生一方向对方给付财产的效力。“在附延缓条件的法律行为中，行为的法律效果只有在条件成就时，而且只随着条件的成就的时间发生”。[11]所谓“附延缓条件的合同”，其本质应是“附延缓条件的给付”，并非是附条件的合同生效。当条件成就时，第二个法律关系发生，新的给付发生。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原权利法律关系，第二个法律关系是救济法律关系。忠诚协议之第一个法律关系的原因事实，是双方法律行为；第二个法律关系，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原因法律事实（违反忠实义务的事实行为），这符合法律关系的形成公式：法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第二个法律关系是救济法律关系，承担违约责任的法律关系是救济法律关系。违约行为发生于有效合同，如果忠诚协议不生效，就不可能发生违约的问题。学者指出，身份行为不适用于附条件，不宜使其效力不定。[12]不宜使其效力不定，是指不宜使身份关系效力不定。忠诚协议就其精神给付的角度来看，是广义的身份行为，[13]其所附条件，是财产给付附条件，并未使身份关系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二、关于忠诚协议的“非道德性”和“不可强制性”“无效说”在认定忠诚协议是身份行为的基础上，又将理由具体化为非道德性和赔偿的不可强制性。忠诚协议并未对道德构成破坏。附条件可以使动机（motiv）提升为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14]订立忠诚协议的动机就是为了巩固、稳定夫妻法律关系，保障夫妻相互的精神给付。也就是说忠诚协议是以保护婚姻关系为取向的。忠诚协议的成立，对促使当事人慎重对待婚姻是有一定强制作用的。关于忠实义务的规范，既是法律规范，又是道德规范。“无效说”和“延缓条件说”都没有特别注意到忠诚协议之第一个法律关系的标的（精神给付）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是忠实协议的正面意义。忠诚协议“道德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弱者的保护。尽管忠实义务是双方的义务，但无可否认的是忠诚协议的承诺人一般是男方。民法上的夫妻平等是形式平等，实质平等的实现还需要配套制度和各种手段（包括契约的手段、经济的手段）。违反忠诚协议的责任是过错责任，向对守约方支付财产，对守约方有精神赔偿的作用，对违约方有惩罚的意义。“非道德性”所蕴含的另一个问题是忠诚协议会限制离婚自由。因为离婚就要支付赔偿金，就有较大的财产压力。对我国法律而言，在感情确已破裂的前提下的离婚权是形成诉权，忠诚协议并没有伤害到离婚权的这种性质。在忠诚协议中的财产给付强制执行前，违约人即可离婚，不得以尚未执行财产而限制离婚。应当说赔偿与离婚是有牵连的两个法律关系的效力，但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赔偿与离婚可以作为两个案件分别处理。忠诚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订立的，是其违反忠实义务自愿承担的代价，这也是民法意思自由的一种体现。学者指出，“忠诚协议”是违反忠诚义务一方对自己所有财产的自由处分。“忠诚协议”和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相类似，均是事先对财产的一种安排。[15]忠诚协议虽然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它的出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夫妻财产个体化或个体本位主义的历史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道德发展变化的影响。忠诚协议并不是将财产的给付作为允许“出轨”的对价，所以与道德无损。如果夫妻约定了“空床费”，作为一种“交换”，那就违反了善良风俗，法律就不能予以支持。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夫妻在保留婚姻外壳的情况下，一方不断违反婚内情感协议而另一方则不断索取经济赔偿，法院持续为其强制执行情感协议，结果可能沦为夫妻之间情感游戏的裁判或者私房钱的索取工具。”[16]有学者指出，夫妻忠诚协议具有不可执行性。实际上，法律之所以不承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不仅仅是因家庭生活伦理性所要求的强制性和法定性所决定，而且因为夫妻关系的私密性和非计算性要求法院必须处于一定的超然的地位，公权力不得随意介入家庭生活。[17]问题的关键在于，履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并未附条件，只是财产给付附条件，人身法律关系的给付不能强制执行，但财产法律关系的给付可以强制执行。在我们将忠诚协议区分为两个法律关系之后，可强制性或可执行性应当是十分明显的。“无效说”认定忠诚协议为身份关系，认为无法强制执行而无效，忽视了财产给付法律关系的一面。一方违反忠实义务，既损害了对方的身份利益，也损害了对方的人格利益。这里借用学者的一个观点：“金钱赔偿非但不足以减损人格价值，反而可以提高其被尊重性”。[18]夫妻关系的两极，毕竟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人格，一方要求对方赔偿并请求强制执行，在法理上应是毫无问题的。顺便指出，忠诚协议的双方为共有制的婚内赔偿，财产给付的强制执行亦无问题，共有财产的份额可以作为赔偿的经济基础。三、财产给付的精神损害违约金性质及规制有学者认为，“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侵权行为。”[19]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界限，在于前者是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后者是违反约定义务的行为。就侵犯的对象看，侵害绝对权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侵害相对权的行为分为两种，一是侵害法定的相对权，如监护人拒不负担被监护人的生活费，尽管侵害的是相对权，[20]却是违法了法定义务，产生的是侵权责任，没有“约定”（合同），自然不能构成违约责任。违反约定，侵害的相对权，是违约责任。不仅债权合同有违约责任，身份合同也是合同。忠实义务既然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当事人又有约定会不会构成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笔者的观点是，夫妻关系与忠诚协议都是意定相对法律关系，违反忠实义务都构成违约责任，不发生竞合。忠诚协议的违约责任，是第二个法律关系的财产给付的一种表述形式。损害赔偿分为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非财产损害赔偿）。忠诚协议中约定的赔偿，应认为是精神损害赔偿。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目前不允许对违约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21]但法律没有禁止，理论也不反对当事人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约定。违约金是预定的赔偿金。忠诚协议关于赔偿的约定，实质上是对违约金的约定。违约金的物质形式是货币，另有约定的除外。如双方约定，“一方违反忠诚义务，将共有房屋的份额转给对方。”此时违约金的物质形式就不是货币，而是共有财产的“应有之份”。违约金的数额可能过高，如约定几百万、上千万等，是否应给予完全的支持？忠诚协议的财产执行，或婚内或伴随着离婚，如果完全支持守约方的请求，就可能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还可能对离婚自由造成伤害。解决的办法，是对违约金进行调整。婚姻关系不能适用《合同法》调整，[22]但忠诚协议所包含的附条件的财产给付，是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债权合同，可以适用合同法。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是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财产给付的义务而支付的违约金，违约金的调整是对财产损失违约金的调整。[23]忠诚协议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不能直接适用，但民法允许参照适用。笔者的意思是，忠诚协议规定的违约金额过高，或者违约方负担过重的，可以由违约方提出调整的请求，由法官参照《合同法》的规定，酌情减少或者减轻违约方的财产责任。违约金调整的规则，是一种调整显失公平状态的规则。显失公平规则原本是财产交换规则、是对价规则，笔者认为可扩大适用范围。忠诚协议的财产给付还有一种显失公平的情况，即忠诚协议约定一方违反忠诚协议后，具有面向将来的效力，以后所得财产均归对方。此时应给予义务人以形成诉权，即其可以参照《合同法》请求法院予以变更。民法是平衡的艺术，既要保护受害方，又不能使一方成为另一方财产上的奴隶。若违约人没有主张变更，还可以调整违约金的方式给予救济。忠诚协议之第二个法律关系的财产给付，还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其违约金是弥补精神损害的特殊性质的违约金。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此条所规定的赔偿，要求具有“严重”后果的要件。忠诚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不受此条的限制，因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是法定之债，忠诚协议产生的债是意定之债，即前者是法定法律关系，后者是意定法律关系。根据我国《婚姻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不离婚，不得请求损害赔偿。[24]忠诚协议不应受此限制？应当采取“约定大于法定”的规则，在婚内允许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支付违约金的权利是债权、是财产权，但忠诚协议之第二个法律关系产生的请求支付的违约金，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行使上的专属性，不得让与和继承。[25]就专属性之理由，有学者指出：原权利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正态面之权利，救济权为人类生活反态面之权利。原权利未受损害时，无救济权之必要，原权利受有侵害时，原权利蜕变为救济权，目的即在于藉救济权而使被侵害之原权利获得救济。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乃受侵害人格权或身份权蜕变而来，也可以说是受侵害人格权或身份权之化身。人格权或身份权为专属权——行使专属，享有亦专属，其受侵害而蜕变出之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自然亦具有行使专属性。[26]违反忠诚协议中的不作为义务造成的精神损害，是非财产上损害。在损害发生后产生的这种债权请求权，是既得权，一般情况下，对请求得到的标的财产，却是期待权，其是否实际主张请求权，尚是未知数。笔者认为，请求支付精神损害的违约金（约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已经蜕变为财产权了，仅在法理上看允许其流转已经不存在障碍，是否赋予其行使上的专属性，是一个立法政策问题。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对精神抚慰金流转的限制，相关司法解释[27]与《侵权责任法》并不冲突，仍是有效的规范。但该规范在设计的时候，针对的是侵权责任，并未考虑到侵害相对权的违约责任。考虑夫妻基础关系的特殊性，为防止权利的滥用，对忠诚协议所产生的债权，还是应当限制其流转，即应当赋予其专属性。仅有书面的忠诚协议，尚不能允许精神损害赔偿之债自由流转和继承。四、结语对忠诚协议应以契约理论作为支撑，解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意思自治，于夫妻之间亦应当有所适用，忠诚协议存在基于身份关系的精神给付和附延缓条件的财产给付。以精神给付为标的身份法律关系，显然不是《合同法》所说的债权合同，但条件成就后的财产给付法律关系却是债权债务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债权合同。关于忠诚协议“非道德性”、“限制离婚自由”的理论并不充分，“非执行性”的理由则不能成立。我国现行法律对忠诚协议规定的财产给付未明确予以规定，在法学方法论上，第一，应当解释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二，应当解释为违约金，参照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金调整的规定。注释:夫妻一方收藏了另一方单方签字或盖章的的忠诚承诺书，应认为双方建立了协议关系。“夫妻的忠实义务，主要是指贞操义务，即专一的夫妻性生活义务。”见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郭站红：《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学思考》，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期。袁泓、毕晓宇：《浅谈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6期。参见赵敏：《“忠诚协议”效力问题的法律分析》，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包静雅、王英秀：《论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载《襄樊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混合给付”在学理上通常作为债之标的来看待的。笔者以为，任何相对法律关系（包括身份法律关系）的标的都是给付，都可以把给付分为作为给付、不作为给付和混合给付。参见刘得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93年度台上字第3066号判决：“依当事人一方之意思而决定其成就与否之条件，谓之随意条件，仍为条件一种，并非无效。”转引自林诚二：《民法总则（下册）》，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页注⑦。法定条件，是一种假装条件，是把依法律规定或在解释上当然为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消灭的要件作为条件，附法定条件等于无条件。参见施启杨：《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我国《婚姻法》在第4条中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11]［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1页。[12]参见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377页。[13]身份行为分为广义的身份行为和狭义的身份行为。广义的身份行为包括亲属行为即发生亲属法效果的行为，狭义的身份行为也即纯粹的身份行为，仅指直接以发生或丧失身份关系为目的之行为。参见施启杨：《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页。[14]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页。[15]参见赵敏：《“忠诚协议”效力问题的法律分析》，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16]陈甦：《婚内情感协议得否拥有强制执行力》，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月11日。[17]参见郭站红：《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学思考》，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期。>[18]参见王泽鉴：《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19]张弛：《夫妻间“忠诚协议”问题探讨》，载《法制与经济》2010年第3期。[20]权利具有两面性。被监护人对监护人是相对权（请求权），对世却是绝对权（对抗权）；再如配偶权对内是相对权，对外（对世）却是绝对权。[21]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4页。[22]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23]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24]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条文中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第3款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26]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曾先生认为由非财产损害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具有行使专属性，不具有享有专属性。见同书第314、315页。[27]见注[25]。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7
关键词婚姻契约夫妻关系忠诚协议法律效力
作者简介：杨柳，西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在我国婚姻法中，对婚外同居、重婚等造成的离婚赔偿有着明确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却不包括夫妻忠诚协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夫妻忠诚协议在我国婚姻法中具备的法律效力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简单地被看作是一种宣示性的协议，而这也导致在离婚案判决中，法院无法将夫妻忠诚协议看作是合法的判决依据。因此，只有从婚姻契约角度对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进行明确，法学界对其是否能被当作合法判决依据的争议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一、夫妻忠诚协议简析
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具有婚姻关系的夫妻在婚前或婚后，以协议的方式对存在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应遵循的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并规定违反约定的一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事实上，这种协议的设定主要是为了明确存在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需要遵循的条款。现如今，随着婚外情现象的逐渐增加，夫妻双方所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都对双方的责任感与道德观有着明确的要求，比如在我国首例夫妻忠诚协议的判决中就明确规定了“如果一方在婚期内存在婚外情、婚外性行为等背叛另一方不道德行为，则需要支付赔偿金40万元用以赔偿对方的名誉损失与精神损害”。感情所具备的特点就是带有一定的变化性及主观性，而这也代表着感情不会受到当事人主观意志的控制。因此，即便是感情至深的夫妻在共同经历过较长时间后，也有可能会因为某些情感原因而出现移情别恋的现象。这也充分体现了夫妻之间因情感问题出现“背叛”现象是不受控制的。从实质上而言，夫妻忠诚协议中对“忠诚”的规定指的是肉体上的忠诚。而如果一方出现违反协议的行为，则代表着其存在重婚、通奸等婚外性行为。
此外，法学界对夫妻忠诚协议的认定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有效说，而另一种是无效说。其中，有效说的支持依据有三点：一是夫妻互相忠实属于夫妻双方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二是夫妻忠诚协议包含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因此，法律应对该协议的效力给予认同；三是夫妻忠诚协议与我国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宗旨相符合，也是对抽象化规定“夫妻双方应相互忠实”的具体体现。而无效说的支持依据也有三点：一是夫妻之间的忠实不属于法定义务，而是道德义务；二是该协议与夫妻关系之间的作用不是相互的，忠诚协议只是对夫妻关系进行约定，而协议不能对夫妻关系做出调整；三是契约协议无法预定夫妻之间出现的侵权损害。
二、夫妻忠诚协议具备法律效力所依据的基础理论
（一）婚姻的契约性
契约是指因当事人双方意愿相同而产生的一种关于法律关系的约定。从实质上而言，契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依据协议对权义进行明确，而人们所具备的权利，以及应承担的义务也不是由身份决定的，而是由双方达成的协议来决定。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对婚姻提出一种独特的看法，即婚姻是指两个人格独立的异性以双方的性特长为基础而产生的终生交互占有。而如今的学者认为：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因共同的利益而自愿结成终身伴侣，并在满足夫妻双方的经济、性等方面的需求而产生的契约关系。由法律角度分析，婚姻的本质就是一种契约关系，这也是大部分国家制定婚姻法的宗旨。比如1791年的法国宪法对婚姻契约有着明确的规定，该宪法规定：从法律方面来说，婚姻属于一种民事契约。另外，依据婚姻契约的规定，在法律与道德的框架内，男女双方对自己的婚姻问题有明确的自主权，而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双方也有权签订关乎身份、财产等方面关系的协议。
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针对婚期内夫妻双方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违约应承担的后果等签订的协议。这种协议也是对婚姻契约的具体体现。夫妻忠诚协议主要包括的内容有婚姻利益和性的忠诚等。从法律意义上而言，夫妻忠诚协议必须要得到实定法的认可，假如协议中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或道德风俗的要求，则这种协议具备的法律效力就无法得到承认。因此，为了确保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得到承认，该协议的签订必须要在夫妻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而且协议的内容也必须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
（二）道德义务法律化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8
下面我就在办理公证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申请公证主体问题
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未婚夫妻在结婚登记前就各自所有的财产及婚后取得的财产的归属等事宜达成的协议，另一种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各自婚前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的归属等事宜达成的协议。所以在办理公证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两种当事人，一是准备结婚登记的未婚夫妻来申办公证，另一种是已婚夫妻来申请办理公证，这两种当事人在申请公证的主体上都是合格的当事人，公证处应接受他们的申请。
但是由于夫妻财产协议约定的内容与夫妻的人身关系密切相关，所以在申办公证时，夫妻双方应亲自到公证处办理，不得委托他人。实际工作中，往往会遇到一些当事人的父母怕约定后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带着自己一方的子女私下来办理公证，这是不对的，公证处理应拒绝受理。
二、约定的方式和内容问题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应采用书面的形式。所约定的内容是多样的，可以就协议所涉及的财产约定为各自所有、共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各自共有。约定共有的，可以约定为按份共有、共同共有，或者部分按份共有、部分共同共有。可以对全部夫妻财产进行约定，也可以对部分夫妻财产进行约定；可以对婚后所有的财产进行约定，也可以对婚前各自所有的财产进行约定；可以进行概括性约定，也可以进行具体性约定；可以对财产所有权的归属进行约定，也可以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进行约定；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和债务清偿责任，也可以约定婚姻关系终止时财产的分割。因此，当事人就其财产符合上述约定内容之一进行约定的，公证处就应该受理，不得以当事人尚未实际取得财产为由拒绝受理。但是，如果夫妻双方将涉及遗嘱、子女监护以及要求子女或者配偶放弃继承权的内容载入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中的，公证员应建议当事人另行订立遗嘱或者监护协议，因为夫妻财产约定协议要受《婚姻法》的调整，而上述内容不属于《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内容。
三、审查问题
公证员在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除按《公证程序规则》规定的事项进行审查外，还应重点审查下列内容：（一）夫妻双方的身份是否属实。因为夫妻财产约定是婚姻当事人对于婚前财产、婚后财产的归属及债务承担等事宜达成的协议，是在特殊主体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约定双方必须是将要建立或已经建立了合法婚姻关系的婚姻当事人，当事人的地位具有特殊性；（二）协议内容是否与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夫妻双方必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对婚前财产或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进行约定。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得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不得以不约定就不结婚或离婚等条件相要挟，更不得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进行约定；（三）协议中有无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内容。夫妻不得以假约定的形式来规避法律或者逃避债务，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约定的财产必须以夫妻双方现有的财产或者将来依法取得的财产为限，不得对他人的财产进行约定。（四）财产权属凭证原件有无可疑之处；在此，公证员在对财产权属凭证进行审查时，只需对财产的权属进行形式审查，没有必要也难于进行实质审查。
四、告知问题
公证机构在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过程中，除要告知当事人协议所涉及的财产的权属变更的法律后果及依法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变更手续外，还要重点告知协议的生效时间及法律效力问题。
（一）生效时间告知
对于已婚夫妻所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在协议签署时即具法律效力，但对于未婚夫妻所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则有所不同，它要依附于婚姻关系的产生而生效。因此我们在办理未婚夫妻所申办的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时，一定要建议并告知当事人在协议中加载“本协议以双方结婚登记为生效条件”的内容。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9
原告：戴某某。
被告：秦某某。
被告辩称，同意与原告离婚，但要求婚生子由被告抚养，因离婚协议书是在原告的胁迫下签订的，故不同意按离婚协议分割财产。
[审判]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否生效，是否应当按照该协议的内容判决分割原、被告的财产。
姜堰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原、被告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本院认为，该协议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前提的，一方或者双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可能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方面作出有条件的让步。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原、被告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约定不能当然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且如果按照该协议分割财产也有悖于公平原则，违背保护妇女和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因此，原告要求按照该协议分割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依法进行分割。
姜堰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原告不服，持理由上诉至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经调解，原、被告达成协议。
[评析]
正确认定原、被告婚内签订的离婚协议的效力状态是审理本案的关键。
所谓婚内离婚协议，是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解除婚姻关系为基本目的，并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达成的协议。目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类协议的效力未有明确规定，司法实务中，对此类协议的效力认定亦颇多争议。2005年5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徐州召开了苏北片婚姻家庭案件疑难问题法律适用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认为，婚内离婚协议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前提，一方或者双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可能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方面作出有条件的让步。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中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的约定，不能当然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
婚内离婚协议有如下特征：
1、协议内容的复合性。
婚内离婚协议的内容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其内容涉及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有关财产的分割、子女由谁直接抚养及抚养费的承担、探视权的约定等等，既包括人身关系，也包括财产关系。
2、生效条件的特别性
一般情况下，民事合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可生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拘束力。离婚协议可归属于民事合同，但其生效条件却有特别之处。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第三十二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即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而在诉讼离婚中，又包括调解离婚和判决离婚两种具体形式。因此，在夫妻双方同意离婚的情形下，除了男女双方具有离婚的合意之外，还必须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或者由人民法院以民事调解书的形式赋予其效力，否则即使当事人具有离婚的合意，也不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后果。
3、婚姻关系解除效力的前置性。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婚内达成了离婚协议，从协议的内容来看，订立协议时当事人选择了协议离婚这一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解析原、被告的意思表示，应包括两项内容，其一，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其二，通过登记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因此，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不仅是当事人共同选择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也是离婚协议发生效力的必经途径。而本案原告最终选择了诉讼离婚的方式，此与双方订立协议时选择的离婚方式及法律规定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不符，不能启动双方离婚协议的效力。故此，在诉讼过程中，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不能根据双方尚未生效的协议的内容作出判决。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度有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本案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分割的内容可以视为双方对夫妻财产的约定，基于此，法院可以根据该约定作出分割财产的判决。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失妥当，夫妻约定财产制中的约定与离婚协议中分割财产的约定是有区别的，约定财产制中的约定针对的是将来取得的财产的权利归属，而分割财产的约定是针对已经取得的现存财产的处置，两者并不能等同，法院不能将离婚协议中分割财产的内容视为夫妻约定财产制中的约定，并进而根据此约定的内容作出判决。
注释：
婚前协议的法律效益篇10
对于新人来说，在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之前，首先要订立婚前财产协议。什么叫婚前财产协议呢？是指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之前就双方各自婚前、婚后所得的财产的归属所作的约定，在协议上要注明哪些财产属于个人婚前财产，哪些财产属于双方共同财产等等。而婚前财产公证是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的简称，指的是公证机关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就婚前财产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证明的公证活动。准结婚族们可以在律师的指导下拟定婚前财产协议，然后男女双方到当地的公证处提出公证申请。婚前财产公证的标的范围包括房产、银行存单、股票和基金等。
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必然需求；同时说明了公民法律意识逐渐增强。那么，我国的婚姻法关于婚前财产等方面是如何规定的呢？
我国婚姻法的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对于夫妻在婚姻存续期内的共同财产和夫妻一方的财产都进行了界定，在第十九条中，还明确规定了，夫妻可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婚前财产的婚后孳息（指由原物所产生的收益。），如银行利息、房产增值部分等应认定为一方个人财产；用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增值的部分，如房租等，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方用婚前个人储蓄在婚后购买的有形财产，应认定为个人财产；一方婚前用自己的财产投资做公司的股东，分红属于投资经营性的收益，该收益应属共同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