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1
印度洋贸易的兴起
为了通商与交往，自古以来无数商人、使节不畏艰险地奔波于印度洋各地。秦代即在岭南设南海郡，治番禺。汉代，曾有使臣远航至印度黄支（今印度南部地区）、已程不（黄支国以南）等地，黄支国、叶调（伯希和考证为今爪哇）、掸国（今缅甸）、天竺等亦多次遣使奉献珍奇异物。《汉书》记载，黄支国其州广大，人口众多，出各种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汉和帝（公元89―105年在位）时，天竺数次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四年（公元161年）则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除东连中国之外，印度洋诸地亦西通大秦（罗马帝国）。如掸国自言海西人，其西南通大秦；天竺西与大秦通，其关于大秦珍物的记载屡见不鲜。1世纪，一位罗马商人从红海泛海而渡，到达印度西海岸，著成《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一书。他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从红海至印度西海岸的航行路线，并提到“秦国”（中国），“有大城曰秦尼……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也”。由此可知，经由掸国、印度等地，地处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此时就已有海路可以通达。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显示已有罗马商人经印度洋入华朝贡。
随着横贯印度洋航线的形成，印度洋贸易便贯通各地。虽然各地战乱、灾荒、海盗侵扰常为贸易带来诸多不便，但受利润驱使，商人热情从未减退，东西方诸国对海外贸易也十分重视。三国时期，孙权数次遣使海外，南宣国化。扶南、林邑等诸王遣使奉贡不断，纷纷献乐人及方物等。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论至交趾，然后北上，孙权接见他，并仔细询问秦论各地风土人情，秦论对答如流，具以事对。
魏晋南北朝，佛法盛行，众多求法僧人经常搭乘商人大舶来往于印度、中国之间。著名的求法高僧法显，回程时即在印度搭乘商人大舶，经锡兰、爪哇等地，至山东牢山登陆。此时，如法显往来中国、印度之间的求法高僧人数众多，仅行程可考者就有十余人。隋代炀帝继位不久，为求珍异，炫耀国威，便派遣常骏等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附近）。唐代，印度洋交通较前为盛，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后，海道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显庆六年（公元661年），唐高宗颁布《定蛮夷舶市物例敕》，以管理海外贸易。玄宗年间，印度洋海外诸国来华通商者甚多，其中云集在广州的婆罗门（今印度人）、波斯、昆仑（今马来亚人）等海舶不计其数，物资积载如山，朝廷在广州专设市舶使监管贸易，征收关税。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所获资财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对印度洋贸易倍加重视，先后在广州、泉州等地置市舶司，制定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专管海上贸易，并多次举行祈风、祭海等仪式欢迎异域蕃商来华贸易，给予其减免税收等诸多优待，积极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竞逐财富。在诸多利好形势刺激下，中国商人一改往日“外商来贩”的被动态势，积极进入印度洋各地经营贸易，贸易范围与规模较之前代不断扩大。中国海舶可直航至红海、波斯湾、东非等印度洋最远区域，且因其良好的安全性能，印度洋来往商客多选择搭载中国船只。
与此同时，印度洋西方诸国向东方的贸易探索亦未停止。3世纪，萨珊波斯取代安息，成为波斯湾地区的新主人，北魏时即开始遣使奉贡。萨珊波斯扼守横贯其境的丝绸之路，通过垄断过境的贸易物资（尤其是丝绸），迫使拜占庭帝国在各种事务中做出让步，并从中牟取暴利。
公元531年，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劝诱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在锡兰购买丝绸，再转卖给罗马商人，以摆脱波斯人。但是，由于波斯人占据了印度、锡兰船只开进的每一个港口，购买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买丝绸，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受挫。由此可见波斯人此时已经完全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等地的贸易交往，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宰。
继波斯人之后，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再次成为印度洋主要的贸易群体。阿拉伯人经过短短数个世纪的发展，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710年，阿拉伯人征服印度西海岸信德地区，大量阿拉伯商人随之而来，并在印度西海岸、锡兰诸地建立贸易聚集区。阿拉伯人继承了波斯人留下的印度洋贸易传统，纷纷涌向各地进行贸易，足迹几乎遍布印度洋沿岸，其中有不少人来华贸易。如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广州奏大食（阿拉伯）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弃城而逃。此处所言阿拉伯、波斯兵极有可能是来广州贸易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为贸易之便而侨居于此，或因矛盾、纠纷，并令刺史弃城而逃，可见其人数之多。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亦曾记载，公元877年前后，黄巢攻破广府（广州），屠杀居民，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共有12万人被杀害。由此可见，早在唐代，大量阿拉伯商人就已经由印度洋蜂拥至广州经营贸易了。
东、西印度洋贸易圈的形成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兴起及阿拉伯人的贸易扩张，印度洋贸易历久弥新，迅猛发展，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每年，印度洋各地商人在4月到9月间乘着西南季风向东航行，各个港口也在西南季风到来之际举办祈风活动，以招徕海商；从10月到来年3月间，则乘着东北季风向西航行，如从广州、泉州出发的海舶皆迎东北季风之便，于冬日顺风至占城、真腊、三佛齐、锡兰、^婆、渤泥、故临、大食等地。中国诸市舶司亦在每年十月份东北季风来临之际，犒劳蕃商并遣之出海贸易。
由于海舶凭借风力推动，航行速度极慢，且时刻面临风暴危险，加之印度洋航行海途遥远，漫长无期，故海舶很难在一个季风期内完成横跨印度洋的长途航行。在东北季风期间，向西航行的海舶多选择在印度西海岸或东南亚港口驻泊，等待西南季风开始之后，再完成航行。如从泉州前往印度西海岸故临、阿拉伯的海舶经常在东南亚博里驻冬，次年再继续航行，在两个季风期内才能完成横跨印度洋的航行。在西南季风期间，从波斯湾等地出发的商船虽然能够直接航行至东南亚、中国，但为了贸易需要，大多海舶仍会选择在印度西海岸或东南亚港口停靠。
因此，受贸易季风影响，遍布在印度洋各地的港口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沿海地带的港口，这些港口主要承担着本地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来往；另一类是位于印度西海岸、东南亚地区的港口，这些港口既承担着本地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交往，又发挥着海上航行的枢纽作用。
因来往商客多选择印度西海岸地区作为驻泊、转乘之地，故在印度洋地区便形成了东、西两个贸易圈――东印度洋贸易圈西起印度东部沿海，东到孟加拉、东南亚，再通过马六甲和孙剌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进而囊括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西印度洋贸易圈东起印度西海岸，西到波斯湾、红海、东非沿岸，再经过波斯湾、红海与地中海相连。东西印度洋贸易圈将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印度洋周边经济区域皆囊括入内，为印度洋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宋元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沿岸，在诸多港口的贸易联系下，通过不同的贸易圈交往，印度洋贸易得以实现。虽然各地贸易港口极易受到当地政治、经济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但随之兴起的其他港口及频繁的贸易联系，总体确保了此时稳定的贸易环境。
刺桐城的历史
古代泉州为闽越人居住之地。秦始皇时置闽中郡，汉武帝设冶县（冶县后又分为东、南二部，泉地属于南部）对其进行管辖。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泉州先后隶属侯官、建安、晋安、晋平、闽州、丰州等地。闽越人濒海为生，善造舟船、习于航海，印度洋诸地商客、使节很早就在此登陆、靠岸或出发。如早在东汉时期，交趾等郡贡献即从东冶泛海而至。
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发自梁安（治所泉州南安市丰州镇），泛舶西引，欲还天竺”。隋开皇九年（公元587年），改丰州为泉州，泉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但指的是今天的福州。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泉州为闽州（今福州），将武荣州划归今泉州所属，泉州建制至此开始。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泉州治所由南安县移至今泉州市区。唐代，泉州城呈东西南北四方走向，有东门行春、南门崇阳、西门肃清、北门泉山四城门，城外壕沟环绕，可通舟楫于城下，交通极为便利。此时，闽越之间岛夷斯杂，已有蕃商、使节来往泉州，如天v元年（公元904年），三佛齐国使蒲诃栗即在泉州登陆，为此唐廷专门设立录事参军，掌管蕃商、使节事务。五代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被封为闽王。王审知死后，次子王延钧杀其兄王延翰，自立称帝，国号闽。开运元年（公元944年），闽将朱文进杀闽王王延曦，王审知部将留从效入闽讨伐，之后自领泉、漳。南唐时期，以泉州为清源军，以留从效为节度使。留从效治理泉州之时，扩建泉州城，加固城墙，另在临樟门北建通津门。扩建后的城被称为罗城，其城周围二十里，高一丈八尺，并种植大量刺桐环绕，刺桐树高而叶繁，初夏开花，花色极其艳红，亦谓之“瑞桐”。留从效重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多次“招徕海中蛮夷商贾”，鼓励泉州商人出海贸易，竞逐财富，因此，刺桐之名随贸易盛名远播，泉州亦获得了刺桐城的美誉，各地蕃商、使节常称泉州为刺桐，马可・波罗曾言：“凡印度之贸易船，来刺桐入港者极众，且输入香料及其他高价之物。”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提到“刺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余曾目睹有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北宋建隆初年，留从效称蕃于宋。留从效死后，其将陈洪进奉表于宋太祖。太祖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陈洪进为节度使。北宋建立之初，颇为倚重海外贸易。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廷即在广州置市舶司，赋予广州专营海外贸易之权；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五月，又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送南海诸蕃国，勾招进奉。
设置市舶司，进入官方管理时代
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分别在杭州、明州增置市舶司。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又诏书命广州转运使招徕藩舶，发展海外贸易。虽然宋廷规定只有广州、杭州、明州等置市舶司的港口才有权力经营海外贸易，但此时亦有大量印度洋海舶出入泉州。宋神宗时期，边境地区战祸不断，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财政状况日益吃紧，为改变此种局面，宋神宗委任王安石进行变法。熙宁时期（1068年―1077年），王安石为开源节流，设法改善税收政策，经过泉州的非法海外贸易亦被纳入改革之中。为制止非法贸易引起的税收流失，新政规定泉州商人出海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领取公凭之后方可成行；回程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如不遵守新政者，则严惩不贷。此项新政为泉州海外贸易带来诸多不便，来往商舶皆须经广州，多耗时日，很多商人都因错过季风而耽误行程，再加之从广州至泉州的航线多沙洲地带，航行较为不便，常有海舶因此搁浅，所以仍有很多商人甘愿冒着被没收财产的危险，从泉州港秘密出发。熙宁五年（1072年），泉州转运使薛向即向宋廷上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请求在泉州置市舶司，但未获批准。
1085年，宋神宗死后，熙宁时期针对泉州的贸易新政亦被废除。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泉州太守陈再次向朝廷上奏请求置司，仍未被采纳。虽然泉州贸易历经限制，尤其是熙宁时期贸易新政带来诸多不便，但并未因此凋敝，反而是逆势而上，不断繁荣。也许正因为此，宋廷最终还是在泉州置市舶司。《宋史・食货志》记载：“元v三年（1088年）……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增置市舶司于泉州。”故泉州应是在元v二年（1087年）始置市舶司。
市舶司的设立昭示泉州贸易进入官方管理时代，泉州商人与印度洋诸地蕃商可在泉州名正言顺地经营贸易。南宋立国江南，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故更加倚重海外贸易。宋高宗即因循旧法，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此时，大量蕃商云集泉州城南，势家豪族多在城南东门街、南门街、涂门街营造府第，构筑园林，南城不断被拓地增筑，泉州形成顶、中、下三个十字街，城中六条主要街道与各个城门连接，东到洛阳、西到丰州、南到江边、北到朋山岭，东南可通东海，西部可通安溪，总辖永宁、安仁、开建、晋江、王泉等五地。
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反宋，泉州降元。元廷在占领泉州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1277年），就在泉州重建市舶司。次年八月，忽必烈下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夷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且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至元十五年（1278年），泉州升格为泉州路总管府；大德元年（1297年），又置建平海行中书省，以泉州为治所。此时，泉州罗城因晋江地势又进一步向南拓展。新罗城建成之后，将城外天妃宫囊括入城内，港口与城市连成一片，形成了港市一体化的商业格局。得到拓展的泉州城周长三十里，城东西北基各广二丈四尺，南基广二丈，另有七座城门，东、西、北、东南、西南门皆沿用旧名，唯改南门为德济门。
泉州地区人多地少，以耕田为生颇为艰难。为求生计，泉州人多下海贸易。自北宋元v二年泉州始设市舶司，历经南宋、元展，直到明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迁往福州。经过宋元时期数百年的发展，泉州逐渐形成了不畏风险、勇于下海竞逐财富的贸易风潮。虽然常有风浪之险，泉州人却丝毫未有胆怯之意。在这些泉州商人中，有的是自己打造海舶经营贸易，每条海舶上都配有纲首（船长）、火长（领航员）、舵工（掌舵之人）、直库（负责管理武器的水手）、水手等；也有人租用他人船只、舱位从事贸易。朱在《萍洲可谈》记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除零散商客贸易之外，还有家族世代以海上贸易为业者，其中很多族谱中常见“贩在南洋”“商游吕宋”之类的记载。《诗山坊前黄氏族谱》记载，同族人大多葬于南洋，其十五世三人均渡南洋经商；《泉南芦川刘氏族谱》记载，刘氏二十三世家人往吕宋等地经商，获厚利之后，子女大多外出，至二十四世开始“兄带弟”外出经商。
海外贸易利润之大，自然逃不过官吏、皇室的“法眼”，很多官吏、皇族成员也热衷于此。天禧五年（1021年）枢密院甚至规定：“皇室诸宅置船，长公主二，郡县主一，听于诸河市物，免其差拨。”南宋，赵宋宗室避难入泉，这些落户泉州的南宋宗子为懋迁之利，常与商贾、皂隶为伍，散居民间，出入市井，为兴贩牟利大造海船，出海贸易。元代，官方经营贸易更是愈演愈烈，并形成了“官本船”贸易模式，即官方出资打造海舶，再任命商人经营贸易，以此将海外贸易财富垄断于官方之手。
天时地利的泉州港
众多商人下海贸易，带动了泉州经济作物、手工业的繁荣，泉州因此提供了大量可供贸易的商品。蔡襄在《茶录》中提到，泉州七县皆有植茶，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伊本・白图泰则对泉州生产的绸缎赞不绝口，认为其远胜杭州、北京的丝绸，还提到泉州天鹅绒锦缎及各种缎子都以“刺桐城”命名。此外，泉州还是福建乃至东南沿海重要的陶瓷产地，所产的陶瓷种类繁多，德化、安溪魅斗窑、泉州东门窑、永春玉斗窑、同安汀溪窑、晋江磁灶窑等都是著名的陶瓷产地。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甚至指出从泉州贸易的瓷器连接了东西两个世界，形成了一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陶瓷之路”。当然，对于一个贸易港口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其港口条件。泉州处于江海交汇之地，从北边泉州湾到南边围头湾，都有深邃的水道可以通航，沿途可供商舶停泊的贸易港湾众多，是终年不冻、四季可行的天然良港，而且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海舶从此地不仅便于进入印度洋诸地，前往朝鲜、日本等地也十分快捷，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宋元时期，泉州港历经发展，形成了著名的“三湾十二港”。三湾即泉州湾、围头湾、深沪湾，十二港即后渚港、洛阳港、法石港、蚶江港，石井港、安海港、金井港、围头港及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等。
泉州湾位于泉州城东北，北起崇武半岛、南至晋江祥芝，背面靠海，港道深邃，为泉州重要海道门户之一。泉州湾辖后渚港、洛阳港、法石港、蚶江港，尤以后渚港为最。后渚港紧邻海口，港湾深邃，便于海舶停靠。南宋时期，掌控泉州贸易的蒲寿庚家族大量海舶就停靠在此港，蒲寿庚还在后渚港建望舶楼台、海云楼，以观望海舶。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东征日本，十九年（1282年）击缅甸，二十一年（1284年）击占城、安南，二十九年（1292年）征爪哇，皆从后渚港出发；马可・波罗自称的护送蒙古公主远嫁，伊本・白图泰来华，也从此港出入，并称此港为“刺桐港”。洛阳港位于泉州港北部洛阳江下游，是往来商舶必经之地。北宋嘉v四年（1059年），在此建洛阳桥，极大地便利了洛阳港贸易货物的运转。法石港位于泉州古港下游，水面广阔，内可直接航行至晋江，常作为贸易物资转运枢纽。蚶江港位于泉州湾南岸，扼晋江咽喉，为泉州港门户，宋时在此建蚶江桥、玉澜桥，元时又建六胜塔作为泉州港航标，故此港交通便利，蕃舶常年来往不断。
围头湾位于泉州古港南端、泉州城西南，直面大海，前丰后削，便于避风，能够容纳大批海舶驻泊，主要辖石井港、安海港、金井港、围头港。石井港位于围头湾底部，沿岸居民多以泛海为生，每年海舶纷至沓来经营贸易，店肆众多。
隋大业年间（605年―618年），隋炀帝遣使开发流求（中国台湾），就曾在此停靠；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为保证来往贸易客商及海舶之安全，专门在石井港设立了巡检司。安海港，又称安平港，扼晋江、南安之水陆要冲，依山临海，海湾曲折。唐代，来泉州的蕃商就在安海港互市，朝廷设参军署在安海榷税。南宋时在此建安平桥、镇安桥，以至安海港可通天下商船，贾胡互市无处不有、无处不到。宋末元初，因围海造田，安海港通航不便，一度衰落。元末，泉州内乱，其他港口受战乱影响，商舶转此贸易，安海港又逐渐繁荣。金井港位于围头湾南端，与金门隔海相望，常作为晋南地区贸易周转地。围头港位于泉州东南、围头湾口，因其地理之便，常作为海舶的避风良港，每到风汛时节，各路商船皆来此停泊。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2
[关键词]香港晚清时期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经济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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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时代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应用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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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三香港与东部沿海沿江四大区域及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拟选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点时段)、1874(明确采用海关两作为统计标准)、1885(上海金融投机风潮基本结束，中法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1894(甲午战争尚未对中外贸易及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终点时段)5个大致以10年为间隔且中外贸易相对正常的年份为样本，以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为指标，考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得出在5个不同时段与香港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口岸排名(见表2)。总体而言，表现出上海称雄——华南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称为“亲港”(即贸易依存度最强)的有6个，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别是：上海[2](5、2、1、1、1)①，广州[2．6](1、4、4、2、2)，汕头[2．8](4、1、3、3、3)，厦门[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台湾(也称打狗、台南)一口[9](10、7、10、9)，鉴于台湾岛已于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关统计付诸阙如，故难以对1895年以后港台贸易额做出精确的估计，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内，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台湾也是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亲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淡水一口[8．7](9、9、8)，与台湾的情况相似，也可将其视为“亲港”。下文即试图探讨香港与这些区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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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为5个样本的平均名次，()内为历次名次，下同。
1．两广地区
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晚清时期广东和广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对香港的依赖性极强。广东省自西向东共计有北海、广州湾(湛江)、琼州、三水、江门、广州、拱北、九龙、汕头等9个口岸面向香港展开大宗进出口贸易，而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带都可直接与香港互通有无；广西则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运枢纽梧州通过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将香港的辐射力通过南宁和龙州等埠延伸到整个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远地区。
从贸易结构来看，两广进口的洋货与国内其它口岸并无显著不同，鸦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进口的大宗产品。土货出口则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岛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大批养殖多种禽畜，因此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长盛不衰，香港市场行情一直看好，成为最盈利的出口贸易，有些货源(如鲜蛋)甚至达到了香港市场需要多少琼州产地就能供应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兴商品次第兴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烟叶、荔枝等水果及各类水果罐头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销场②。而广州除丝茶大量出口外，新鲜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鸡鸭、鲜鱼、鸡蛋等物贩去者日渐其众”③。这是广东对港贸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鲜活农畜产品的供应对运输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具备比较容易开展此类贸易的条件。另外，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纱、潮绣、潮州柑、渔网、咸菜、菜脯、锡箔纸等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也主要经过香港，这些过港商品的大部分都会再次转运到海外华侨聚居地④。
广特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下出产的一些地方农副产品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费方面，与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构差别较大，是梧州—香港两地贸易的特色。首先是各类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添加剂，欧美市场需求旺盛，成为广西通过香港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对香港这类船舶修造业发达的航运中心更属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很强劲⑥；花生油则是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满足了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产品、林产品，主要满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如牛、生猪、家禽成批出口香港，获利丰厚，不仅供应香港本地需要，还转销菲律宾市场。皮革类产品，经香港外销新加坡等地。材炭满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适销对路，樟脑(Camphor)则供不应求，转销欧美。此外香港市场对干蛤蚧(DriedLizard)、鲜斛斗(orchid)、钩藤(按：原文未给出英文名称)、蝉蜕(CicadaSkins)、薄荷叶(peppermintLeaf)、忍冬[又称金银花(Honeysuckle)]等广西特色药材的需求也日趋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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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页，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页。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④《明清时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载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253—267页。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30—28，36—169，170页。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页。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47—779，53—210页。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页。
2．西南地区(云南、贵州)
云南地处西南内陆，本身并无出海口岸，但它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向北还可进入四川等广阔的内陆市场。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锌、煤、大理石、雌黄、辰砂、盐等种种矿藏，还有琥珀、翡翠等宝石矿①，矿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内陆，云南到内地的交通极其不便，到达沿海港口的交通，向东经过广西或向南经过越南再转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经长江东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开埠以前，滇南一带与香港之间就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经营对外贸易的各家商号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将棉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中法战争曾一度影响了贸易，但战争结束后，蛮耗至河内段的红河水路开通，经这一路线跑香港的商帮又兴盛起来②。原先作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严重，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已日渐衰微③。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着手铺设滇越铁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开线)已经建成，随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这条铁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原先云南的货物运抵上海需四五十天，从广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铁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间的货物运输只要六七天，经香港转上海也只要9天，运输时间明显缩短，而运输量大大增长，外销商品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了④。
开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仅个旧大锡在历年全省出口总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内不具备精加工的能力，锡锭只有运往香港与马来锡掺和，改炼为精锡，才能销往世界市场。因此，云南大锡无论最后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需先运往香港，香港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以1891年为例，对香港贸易额占蒙自关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⑤。进口货以棉纱、匹头、煤油、火柴、烟丝为主，上述诸项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进口额的99．77％，这些货物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约占一半左右⑥。蒙自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帮“号”的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豫顺隆、应天号、万盛昌、顺成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而云南当地大锡的价格竞由香港市场价格的涨落决定。作为云南另一派颇有影响的商业势力，广帮“号”不仅熟悉香港市场，还和外国资本有许多联系，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华人买办梁子惠就是广帮的首脑人物⑦。除大锡外，思茅地区江城一带的茶叶经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几年，味道浓香不变，大多销往香港，并经香港转销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⑧。
晚清时期贵州经济发展依然迟滞不前，且本省没有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多假道邻省进行。根据邻省海关报告(主要是广西各口岸的报告)的记录，贵州对外贸易间接与香港发生联系，主要以本省鸦片交易经香港流人广西的棉纺织品，此外别无大宗交易。与云南相比，贵州对外贸易结构更显单一，也没有长途贩运商人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无铁路、无矿产、无华侨的内陆封闭贫瘠省份对外贸易极不发达的典型代表⑨。香港与贵州两地的贸易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是使贵州市场有了一些舶来品的影子，再就是为了交易这些洋货而发展起来的鸦片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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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74页。
②杨枫：《建水县私营商业发展简史》，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2页。
④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页；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67页。
⑥《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46、91页。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7页。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卷，第458页；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92页。
⑧《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242页。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606，19—104，23—608页；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6—47，30—29，32—6，40—199页。
3．上海及长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经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口岸，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贸易涵盖面广，对内对外的辐射力均很强，各类市场发育完善①，最终促成并长期维持了上海在全国乃致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进出口贸易领域将上海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中转站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特色贸易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海洋货进口贸易素以英国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对港贸易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印度及其它英国殖民地对上海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②，70年代沪港之间的轮船航次明显增加了，1874年从英国属地进口的产品足有十分之一来自香港，1875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到上海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例已仅次于英国本土来货，香港成为上海第二大洋货来源地④。
两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主要大宗贸易品如鸦片、棉纺织品、丝、茶占较大份额。但大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从南洋庄的活动可窥豹一斑。大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对国内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往国内销售，而当时南洋和上海之间的直接班轮较少，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⑤。上海与香港就是这条双向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点，上海是国内广大腹地各类出口土特产品和进口洋货的集散地，香港则是对土货进行精加工并分销南洋及将洋货转口国内的中转地。上海与香港间进出口的大宗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上海出口货有蔬菜、水果、花卉，这与上海郊区的大块土地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开始种植卷心菜、花菜、洋葱等西式作物有关⑥，此外还有南北货、罐头食品、调味品、山地货等几个大类上万种商品⑦；上海自南洋进口的品种则有海味，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洋松等各类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窝、胡椒、靛青、藤、栲树皮、苏方等，也包括锡等海峡一带出产的矿产品⑧。经营方式多为先由南洋侨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国内结付。香港则是这一系列交易环节不可或缺的中转枢纽。
上海与香港只是各自广袤腹地与交易圈的两个端点，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就上海对内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主要是对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的辐射力略作说明，以展示沪港两地端点贸易背后的依托。按从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顺序，依次对每个贸易结点(即主要沿江商埠)所传递的辐射力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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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③《(英国)领事麦华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65、279、318、359、371页。
④《(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30、879、907、926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页；《(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7页。
⑦《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63—464页。
⑧《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4、421—441页；《(英国)领事麦华陀1869、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5、334页。
首先是运河枢纽镇江，1861年开埠。在津浦铁路建成以前，运河是江苏、山东以至直隶部分地区全流域贸易的运输动脉。镇江就像一个麻袋口，把沿岸贸易尽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芜湖，1877年开埠。芜湖的贸易网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境内江宁府的部分地区。安徽全省的贸易额大部分经芜湖口岸进出口。接着是江西九江，1861年开埠。九江囊括了赣州以北赣江流域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是江西对外贸易的集散市场。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场，1861年开埠。湖北省内贸易沿长江汇集汉口，陕南地区通过汉水与汉口相连，京汉铁路修通后，北至直隶、山西、河南等北方广阔地带皆可南下与汉易，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达岳州，1899年开埠。岳州的进出口贸易通过长沙的接力作用辐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北向长江的商路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门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随即就迅速跃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中心。拥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区这样大范围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①。
4．北方环渤海地区(天津、营口、烟台)
开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贸易对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从上海进口的比例较大，而特种商品的来源地则以香港居多，因为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独需的，而其产地往往又远在欧洲、印度、南洋一带，远洋来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样容易获得足够的回程货因而难以获利②。故采取先运至香港后，转由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与其它北销商品混运北上，途经天津时卸货，再开往牛庄和烟台，以装载回程货物③。
早期天津洋货进口结构比较单一，鸦片和棉纺织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种商品的产地远在印度和英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经香港转口输入。但随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不惜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新式军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农炮、毛瑟枪、手枪及铜帽进口，另有通常来自英国之火药(概由上海与香港转口)进口量颇巨④。向清政府出售军火数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大批取道伦敦、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德国商品以英国货、荷兰货和比利时货的名义运到了中国，海关统计的“香港”一栏包含了大量的德国商业，因为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中心⑤。运抵香港的军火再转运到国内各地，其中转运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军火的进口已位居天津当年进口货值的第一位⑥。机器和铁路设施的进口也有较大比重来自德国，大部分仍走与军火同样的路线进口到天津，反映出随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品的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而香港一直与天津保持着特货交易关系，是工业建设原料和特种军需品的供应地。
豆货(大豆、豆饼、豆油)自营口开埠以来就一直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07年大连开埠前，主要通过牛庄出口日本、海参崴，以及华南一带种植甘蔗的地区。据台湾学者研究，1870—1930年间，豆货占东北贸易总额的比例维持在65％—90％之间⑦。1870年前后，豆货贸易完全解禁，成为中外势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货。不仅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作物种植区需要豆货作为肥料，东南亚的甘蔗园也需要豆饼肥田。鉴于东南亚一带没有直通中国北方的航线，因此有一定份额需经香港转口⑧。此外，营口还是各种药材的大型集散市场，外国药品输入东北素由香港进口。营口当地的天福堂、魁记号、公裕号、宝安堂、公和栈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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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镇江，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305，308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第460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410—415页；周石山：《岳州与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页；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吴弘明等译编：《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第43页。
③tradeReports，1873年，厦门，载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32页。
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0页。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⑦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1907—1931)》，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7)，台北：1981年，前言，第1页。
⑧胡雪梅：《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概述》，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6—7页。
药材批发商都在香港设有办庄，直接进口国内外药材，生意兴隆，吸引八方客商前来采购①。
就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两个口岸而言，由于青岛开埠晚，开埠后直接对外贸易的趋势较强，而烟台则在19世纪后期直至青岛开埠前一直是山东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门户，因此这里只以烟台为例进行探讨。烟台腹地出产多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豆货、丝及丝织品、粉条、草帽辫、花生及花生油、花边等都是大宗出口货，主要销往华中和华南市场，海外市场以南洋为主，出口英美等国也占一定比例，多经香港转口。大宗土货如粉条、药材、丝及丝织品等经香港转口国外市场的比例在40—70％之间。而鸦片、棉纱、匹头等来自欧美、印度的洋货有一定比例通过香港输往烟台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台更邻近另一远东转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烟台最重要贸易对象③。
5．闽浙台地区
福建省对外贸易南北各有所侧重。对闽北而言，茶叶历来是出口的最大宗，除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直航贸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茶叶多经过香港转口④。福州周围农村生产的马铃薯也曾大批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⑤，证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场上鲜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抵补茶叶出超的大批鸦片、棉制品大多经香港输入，本地商号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之间的英国轮船就有6艘之多，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⑦。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国面粉自香港源源运抵福州⑧。厦门港则由于输出的劳动力众多，其工业及贸易的兴起每受侨资及侨需的影响。时有瑞记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产各类罐头四千担，专销本地及南洋一带⑨。而香港就是这些内地土特产品输往南洋和世界其它华侨集中地区的中转站。
由于邻近上海，晚清时期浙江省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中转，而香港与宁波等口岸的贸易也略具规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货来源地，两地在糖等若干类特货贸易领域的关系比较密切⑩。除鸦片外，南方的糖、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锡、南洋的米、檀香木、苏木、藤器、美洲花旗参等，经香港重转口输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产的棉花、火腿、烧酒、墨鱼、草席、花生油、明矾等大批运销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⑿。除鸦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贸易，说明两地都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某几类杂货贸易的兴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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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述远：《旧营口的中药业逡巡》。载《营口文史资料(第10辑)——营口港埠面面观》，第2卷，第6—7页。
②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15、28—29页。
③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页。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79、221、281页；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18页。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12、130—131、192页。
⑦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8、265、283页；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81、106页。
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台北：1982年，第302—304页。
⑩《(英国)领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宁波贸易报告》，见《宁波英国领事贸易报告选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宁波，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页。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宁波。《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页。
台湾对外交通便利，早在开港之前就与香港存在着贸易关系。怡和洋行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从香港贩运鸦片至台湾用以交易当地的樟脑、樟木等特产①。但大宗的贸易往来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以后至日本割台这一段时期，且以稻米、蔗糖、茶叶、樟脑、煤等四五种主干商品为出口大宗，进口货则一直以鸦片占最大份额，其余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试以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樟脑为例来看港台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随着塞璐璐工业的崛起，欧美等国对樟脑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仅日本和台湾的天然樟脑产量较大，故台湾樟脑呈供不应求之势，香港市场上樟脑的价格扶摇直上，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2两左右的价格揽购的樟脑，运至香港后每担可售20两，多至20余两③。大批樟脑从这里运往印度、欧洲，35年间经香港转口的数量占台湾全部樟脑出口量的93．37％④。尽管与其它口岸相比，港台贸易关系相对简单，但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台后，大幅抬高台湾对华贸易关税，免除台日贸易关税，将台湾大额对外贸易扭向了日本长崎等地，但香港对台仍保留了诸如药材等特色转口贸易⑤。
四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色与职能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香港与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同口岸问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在土货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总体而言，香港在与国内诸港口的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大批鸦片、盐、军火从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过沙船将大量供外国消费的中国产品运入香港，这两者都不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权限之内⑥，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特有的贸易形式。此外，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针对土货在内地流通所征收的税额，不少商品均先行运至香港取得洋货资格后再复出口到内地通商口岸，然后凭借子口税单即可摆脱内地诸多关卡的滋扰。
第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无论是云南的大锡、广西的锑矿，广东的土糖、腌姜、蜜饯、禽毛、鲜蛋，上海的杂货、甚至还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运往香港作进一步精加工，或精炼，或提纯，或分类，或拣选，或腌制，使之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诸如军火、机械、铁路器材等进口货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轮船公司将其与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装后沿固定的航线运至最终消费地。
第三，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这可以从香港加工业、制造业、航运业的不断进步得到解释。如制糖业所需的牛羊废骨来自天津⑦。再以煤炭为例，“几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这使香港成为著名的煤炭补给基地，配给中途站”。1905年共进口各类煤炭达100多万吨，足见其航运业的发达⑧。
第四，香港是内地受灾地区及缺粮省份进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转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为例，因灾害频繁，且驻有大队营兵，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就曾派专员驻港采购粮食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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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1882—1891台南海关报告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经济史六集》，台北：1955年，第88—91、115—120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卷18，榷卖志，第356页。
④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页。
⑤兰：《日治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⑥《(英国)总领事哲美森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00页。
⑦《光绪十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下)，第23页。
⑧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页。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58、70、226页。
东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经常要通过香港进口西贡米①。盛产丝绸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例外，必要时也会通过香港进口大量洋米运到产丝区交换蚕丝②。
第五，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综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立自由的贸易机制，形成了与国内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别的贸易模式。这体现在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借助贸易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市政建设也在同步跟进，并借此迅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展示出一幅充满自由港特色的发展轨迹。
[后记]本文承蒙导师吴松弟先生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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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广州，《宣统二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26、499页。
②《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5页。
HongKongentrepottrade,anexampleofForeigntradeinLateQingChina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3
【关键词】近代经济/世界市场/中外贸易/互动/贸易带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2-0095-07
所谓的贸易带，是指特定市场网络在交通联结市场时的具体表现。贸易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贸易圈应该是小概念范畴与大概念范畴的关系。贸易圈是就贸易行为的区域关系而言，贸易带是指贸易圈内和不同贸易圈之间在商路交通带上的流通关系。特定的贸易圈内应当有若干贸易带连接流通，不同的贸易圈之间的贸易带又可构成更大的贸易圈。所以贸易带归属特定的贸易圈。明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日本、朝鲜之涞亩?毖竺骋兹Γ??涎睾5厍?胩ㄍ逯?涞奶ㄍ搴o棵骋兹Γ??涎睾5厍?攵?涎侵?涞哪涎竺骋兹Γ?加懈髯缘拿骋状???庑┟骋兹τ衷诿骋状?墓辜苤行纬闪酥泄?Q竺骋兹Α1疚挠?中外贸易带"这一概念，主要动机在于描述东南商人参与世界市场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呈现的不同层次，以便进一步探讨其不同的行为特征。
事实上在明代以前，繁荣的传统商业和对外贸易已经使东南各省发育了不同层次的市场和商路。进入16世纪以后，与中国国内市场发生互动关系的世界市场开始具有了近代市场的特征，即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列强在利益的驱动下，以海洋为纽带，以强占的殖民方式和互利的商贸方式开始构建世界市场经济。在这种近代特征面前，中国政府严守祖制，沿袭传统，缺乏主动，更多保守。倒是市场中的主体--商人采取相应行为，突破种种限制和禁令，与世界市场发生积极的互动关系，不仅使传统的国内市场和中外贸易通道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构建了新的中外贸易带。[1]
在内外市场互动作用中的东南地区的中外贸易带由内、中、外三层构成。
一 内层贸易带
内层贸易带，即由贯穿东南诸省的商路干线和沿线大小市场组成。京杭大运河的疏浚对这条贸易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串连了当时最重要的工商业城镇。由于运河的畅通，长江--赣江--北江的古交通要道也开始发挥更大的运输效益，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条古要道上唯一的梗阻是赣粤交界处的高山梅岭，但由于南北两千多公里便利水道的效益，商人们仍采用传统的途径，雇挑夫挑送和马畜驮运以越过著名的梅关。1595年5月，意大利人利玛窦由广东进入江西，他亲眼目睹了从北江到赣江之间这段要道的情景："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畜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2]（278页）"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2]（325页）于是由内陆通向大海，通向南端最大港口广州的大动脉--京广水道构成了。
作为内层贸易带干线动脉的京广水道，其主要意义不仅是具有交通运输的效益，更在于它具有联结市场的功能。在这条水道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功能的积极表现：
其一，它联结了东南地区的手工业专业市场、城市综合市场和纯然的原料商品交易集散市场三类市场。以棉纺织业为例，江南地区的杭嘉湖松是重要的手工业专业市场，山东临清是在大运河疏浚后形成的棉花原料商品市场，南京、苏州、广州是最大的棉布贸易和出口市场，京广水道把它们联结起来，并形成一种互动互利的机制。江南的棉纺织业"在原料方面，不仅采用了松江府附近棉产区生产的棉花，而且还买进了山东、河南等地所产的棉花。……形成了国内市场，这样，华北各省所产的棉花因其价格低廉便贩运到以松江府为中心的织布地区。……棉布产品的交易市场，由布客（外来的棉布商人）、布庄（棉布商店）、布行（棉布牙行）三者组成。……明代的布客主要是山西商人，估计到了清代，该地山西商人衰落下去，而为另一个商人集团--安徽的新安商人所取代。山西商人主要是向华北各省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贩运棉布，新安商人主要是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贩运。除此之外，这些外地商人还向福建、广东方面卖出棉布。"[3]（527页）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部特别指定其部下购买"南京棉布"[4]（第1卷，223页）。不仅棉纺织业如此，其他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制茶业、制瓷业等，也在这条贸易带上进入市场。作为中外贸易带的内层部分，它联结市场的功能不仅在于对内，也在于对外。
其二，它还联结了周围的水陆交通网络，形成了可以向中国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进行商品流通的贸易带。京广水道纵贯南北，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由于自然地理之势缺乏南北交通黄金水道的问题，横贯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多条水系因此得以联系起来，这些水系是卫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西江，所以商品可以东西向流通。其中在明清时期，长江、钱塘江和西江都有出海口和相关的沿海港口，为商品出海创造了条件。运河--长江--赣江周围的水陆交通也比较发达，虽然不能与今天相比，但在当时已是很方便了。据《天下水陆路程》所记，"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主要线路是：北京（以下主要是陆路）-涿州-河间-德州-东昌-兖州-徐州-凤阳-滁州-南京（以下与江南运河同）-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西去湖州）-嘉兴（东去松江）-杭州（以下各与钱塘江上游各条水道同）-富阳-桐江-严州（西去衢州）-兰溪（东去金华）-龙游-衢州-常山-玉山（进入赣江水系的锦江上游）-上饶-铅山-崇安-（进入建江水系的崇溪上游）-武夷山-建阳-建宁-延平（西北去邵武）-水口-侯官-福州。"北京陆路至南京，自南京至常山县，皆水。自常山县至水口驿，属古田县，水马并应。"[5]（卷1）这条路的意义是在铅山以下，它是内层贸易带联结中层沿海贸易带的重要途径，到神州后，沿海既有福州-福清-莆田-惠安-泉州-漳州的陆路[5]（卷3），还有海路。
又有"北京至江西广东二省水路"，实际上也是水陆兼行，从北京出发至凤阳，基本上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路线相同，渡淮河过凤阳后，开始分道，凤阳-庐州-舒城-桐城-潜山-宿松-黄梅-九江-德安-建昌-南昌（以下与赣江水路同）-丰城-樟树-临江-庐陵-泰和-万安-赣州-南安（越梅岭）-南雄（以下与北江水路同）-韶州-英德-清远-广州。"两京至江西，其路有四，此其一也。"另外三条分别是：由长江入鄱阳湖；由浙江过玉山、广信；由镇江、浙江、徽州、饶州至江西。[5]（卷1）
"北京至山东布政司路"基本上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北段相同。[5]（卷1）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历代政府都在这条贸易带上设置钞关锐所，几乎主要的十几处钞关税所都在此。
二 中层贸易带
确定中层贸易带不仅要认定它所处于内、外层贸易带之中的地理位置，更要考察它在这个位置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六册《福建》所收《漳州府志》的"洋税考"对"市舶"和"商舶"有所区分："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民互为市，若广之濠镜澳然；商舶，则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那么中层贸易带的主要特征就是"市舶"，当然，与前来市舶的夷商贸易的商人以沿海商民为主，还有内层贸易带地区的商人。至于"商舶"，则是外层贸易带的主要特征。
中层贸易带主要是由东南沿海和台湾各类海港、海岛和城镇集市型的市场组成，由沿海海运线和陆路商途联结。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中层贸易带最活跃的部分是长江口以南至雷州半岛。《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有云："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6]浙东的海商是非常活跃的，而宁波和舟山群岛一带的双屿港、列港、岑港也就成了内外商货和商人的集散点，以致于葡萄牙人一直以Liampo来代表浙江。在舟山岛以南不远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7]，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东南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贸易的市场，主要经营的是与双屿岛一水相隔的江南特产丝和丝织品。在舟山岛的西北方向，不仅对着长江的出海口，也对着在元代被称为"海道三关"并置市舶司的乍浦、海口和澉浦。明末，海口、澉浦两关裁革，乍浦成为江南和大运河南端的主要出海口，清代成为港口重镇和内外贸易枢纽市场，一直延续到上海通商后才衰落。[8]在舟山岛的东北方向，有尽山（陈钱山）岛，"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山产水仙，海产淡菜、海盐，贼舟每多寄泊"。沿海南下，有东霍山与尽山成犄角，"夏月贼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舶回棹"。普陀山之南，"自崎头至昌国卫，接联内地，外有韭山吊邦，亦贼舟寄泊之所"。"自宁波、台州、黄岩沿海而下，内有佛头、桃渚、崧门、楚门，外有茶盘、牛头、积谷、鲎壳、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贼艘出没经由之区。南接乐清、温州、瑞安、金乡、蒲门，此温属之内海。乐清东峙玉环，外有三盘、凤凰、北屺、南屺，而至北关以及闽海接界之南关，实温、台内外海径，寄泊樵汲之区，不可忽也。"[9]
中层贸易带上最活跃的还是福建沿海。福建海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与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国距离近，季风与海流都很方便，又有台湾岛作中介，海外贸易一直兴盛。"澎湖、厦门之间有青水洋，又名澎湖沟。此海最深处，水色皆黑，四面望不见山，浪涛汹涌，直与广东外洋相连。在此倘遇大风，还可漂往他省，台湾至厦门来往船只必经此地。"[10]（1128页）在明代嘉靖年间倭乱时期，闽浙沿海贸市舶因禁停止，闽商只得走私，甚者通倭商贸，亦商亦盗，随之而起的是海上武装私商集团，所以沿海贸易带不仅密集，而且多样。"福建滨海居民，第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11]（卷38）"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时出寇劫。"[11]（卷54、154）"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依为利。"[11]（卷189）
福建沿海的贸易点又多集中在闽南一带。乾隆《福建通志》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12]安海（又名安平）港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泊船贸易，又由于它地处海湾内侧，远离县治，既便于避风，又便于避开官兵的巡查，一出湾便是茫茫大海，可以直达另一个走私海岛浯屿；它是郑成功的家乡，明末清初，成了郑氏海上走私集团的根据地。"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13]（卷14，《二烈传》）安海商人不仅对外贸易，而且奔走国内市场，使安海成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层贸易带上的商港。"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13]（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漳州月港是另一处重要的外贸港口，入清以后，厦门代替了月港的位置，成为闽南沿海贸易带的重要港口和岛城。从康熙二十三年始，厦门设立海关，准与东洋、东南洋、南洋、西南洋30多个国家与地区进行贸易，"为通贩南洋要区"；乾隆二十二年，朝廷限定对夷贸易，只允许广州一口对夷贸易，厦门的外贸受到限制。直到"四十七年，奏准：嗣后外夷商船到闽海关，其装载货物照粤海关则例征收"[14]，厦门又得与欧洲人做买卖。围绕着安海、月港、厦门这么一个三角地带，还有许多可供商人们贸易的大小海岛。如与厦门、金门（浯洲屿）相对的浯屿岛，嘉靖"二十六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攻夷船，而贩者不止"[15]（卷7,131页）。
沿海岸线南下，在福建漳州府与广东的潮州府之间，又有诏安之梅岭、走马溪和潮洲之南澳一群贸易港、岛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梅岭山，在诏安县东南三十里海滨，……旧时郡之洋泊实发于此"，"走马溪，在诏安县东南五十里海滨，……为海口藏风之处。"[16]两地一直是番舶商贸之地，梅岭村民"通番接济"，"历年官府竟莫之奈何"；走马溪，"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而后敢去日本"[17]，彭亨即今马来西亚之彭亨州，港口今称北干，当时是葡萄牙人由此进入东亚与中国和日本贸易，可见梅岭与走马溪一带是中外商贾重要的贸易地点。[15]（卷4，附录）南"澳在漳、潮二州海岛中，四面阻水可三百里。潮则通柘林，漳则通玄钟，……嘉靖季，海寇许朝光、吴平等据为巢穴，勾倭内讧，罢敝二省。数年乃扑灭之"。对亦商亦盗的中外海商，两省的舟师各以海寇逃往邻省为由而不加追击。[18]（第1册，990页）。明胡宗宪《筹海图编》载："五六年来，因浙直攻捕之严，倭舶无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则奔广东，广东捕急，则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卷3）乾隆《南澳志》载："日本倭奴、西番丑虏，猖獗凭陵，跳梁跋扈，据为巢穴。"（卷11）"南澳一镇，为天南重地，番舶必经之途，岛夷必争之窟，实闽广两省之门户。"[19]南澳东南不远处，有三个小岛，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为三澎，"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为潮郡贼艘出没之区。"[9]从南澳往西南沿海而去，是为中层贸易带的广东区域。潮州段还有澄海、黄冈、靖海、赤澳；由甲子门入惠州段，有田尾、汕尾、平海、大星等港镇岛湾；从大鹏港开始，过大鹏湾，经红香炉、急水门，便进入零仃洋，此处北上可进虎门去广州，"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而内河桨船橹船渔舟，皆可出海"。出海西行则是香山之澳门，"外出十字门而至鲁万，此洋艘番舶来往经由之标准。"[9]在广东区域，走私商人常活动在南澳和潮、汕一带，广州是公开的中外贸易区，而其周围的河口、岛屿及零仃洋上则是走私贸易。香山之澳门则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为特别的贸易重地。"香山澳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渤泥、暹罗、真腊、三佛齐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遂渐效之，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20]（卷4）
澎湖列岛和台湾也属于中层贸易带，这是由于它们处于内、外层贸易带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它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所决定的。它们在中外贸易中的主要特征也是"市舶"。"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蕃为市，红毛业据之以为窟穴。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时时私至鸡笼、淡水之地，与奸民阑出者市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徒使沿海将领奸民坐享其利，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21]论及台湾、澎湖作为中层贸易带上一重要中介之地的意义，清初鲁之裕有一段话为证："闽粤江浙之贾舶出洋皆不能越台湾而别由乎他路者，固以其三千里之区曲而抱乎东南海隅也；而澎湖则中枕乎台之曲，以相犄角焉。形胜据而产复饶，此台之治乱之所以易也。且台之东所联属者，为吕宋、琉球红毛诸国；西南则交趾；又东则暹罗、柔佛、大年、占城、六昆皆近焉；直西则与麻六甲、咬留叭哑齐、英圭黎、荷兰大西洋相通；北则日本、朝鲜直接乎盛京。要皆可一帆而涉，远者不逾旬日，近或旦夕间可达。盖台湾内滨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五省，外罗以数十余国。"[22]
上述中层贸易带中市场港埠的联结主要是海路，另外还有陆路和内河水道的联结，这些商途不仅与海路一道，构成中层贸易带，而且大多与内层贸易带相连，形成网络。如前文内层贸易带已说到的"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中浙江至福建驿路可分出两段分别支持和联结中层贸易带，即杭州至铅山一段，铅山至福州一段，两段商路都由铅山去鄱阳湖的商路与京广水道相连。而福州至漳州的沿海陆路则直接支持沿海的中层贸易带，万历刊本《杜骗新书》中有三件事例说到这条商路：《盗商伙财反丧财》、《行李误挑往别船》、《信僧哄惑几染祸》。另外，杭州有至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各临海府县的商路，水陆并行。[5]（卷3）广州以东，有一条商路沿东江向东北方向溯江而上，经惠州的归善、博罗、河源、龙川，行陆路过长乐，进入潮州府的程乡，过三河镇，借韩江可达海阳、澄海，这已与南澳岛隔海相望了；沿海岸的陆路，可经黄冈和分水关进入福建诏安。根据现在江西寻乌县人说，过去赣南人所吃的粤盐，并不都从北江过梅岭，走东江也可以进入江西。赣州又有借贡水经于都、会昌、瑞金去福建长汀的商路，到长汀则可沿鄞江直下上杭，入潮州大埔、海阳。[5]（卷7）这些通向潮州沿海的水陆商路，都十分明确地显示了闽广相交之处的南澳一带不仅是沿海中层贸易带的重要据点，也是内层贸易带和赣、粤、闽三省交界之地商品输出的重要海口。比起赣江-北江的商路，这些商路不太引起官府的注意，进出口走私商品相对多些，因此南澳一带也就成了传统的走私港岛。
三 外层贸易带
外层贸易带，是指与中国市场和商人关系密切，保持经常性的贸易往来，并为多方贸易提供市场的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上，它与中国东南区域相连；在交通上，互相成辐射形势。这层贸易带无论在贸易关系上，还是在地理交通上，也有一个限定。由于当时的史实是中国的商人并没有直接进入欧洲、美洲市场，主要是在本土和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参与世界市场，欧、美市场中国的商品一般是由欧、美商人以转手买卖的形式运销而去的，那么作为中国商人参与世界市场互动作用的外层贸易带，实际上限定在中国商人与外商贸易的区域，即"商舶"之地。所以，本文所说的外层贸易带地区和国家大多与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朝贡国"相覆盖。
日本与琉球：在海洋洋流和季风的帮助下，中日两国海上交通十分便利，来往频繁。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进入明代，中日关系显得复杂起来，日本政府多次遣使朝贡，倭寇又屡屡侵华，商贸却不曾断绝。1639年（崇祯十二年、日本宽永十六年）开始，日本江户幕府采取锁国之策，延续长达200年，禁令甚严，却对中国和荷兰商人网开一面。16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的200多年中，"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23]，但驶抵日本的"唐船"有5000余艘[24]，平均每年20艘左右。当时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是九州岛的长崎、五岛、平户和鹿儿岛一带。琉球在明代是中国的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藩属，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之后[25]，贸易关系一直在发展，福建、浙江的商人和渔民常往琉球经商、捕鱼。成化以后，泉州市舶司移至福州，琉球贡船改泊闽江口外，原来泉州通琉球的海道便成了民间通番贸易的航路。
自吕宋而下，被称为东洋，是中国商人，尤其是福建漳、泉一带商人常趋之地。吕宋也是中国的一个朝贡藩属国，"其地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浙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明清两代，吕宋岛曾发生多次杀害华人事件，死者多至两万余，少则数百数千，事过之后，贸易来往如故，正是"利其近且成聚故也"。吕宋岛以吕宋即马尼拉一带为中心，周围又有大港、南旺、玳瑁港等商港市场供商船驻泊和商人贸易，大港位于吕宋岛的北端，与台湾、漳州隔海相望。[15]（卷5）《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说：吕宋岛的东南方向有一巨岛，今称棉兰老岛，岛之西端有三宝颜，曾是一大商港。[26]沿海岸南下或向东南而下，进入苏禄海，便可到达苏禄和猫里务、美洛居、文莱等处，此三国也都是中国的朝贡藩属。明代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皆来朝贡，东王归途以疾殂于德州。文莱国即婆罗国，"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有中国碑"。三国及其周围皆为中国商人贸易之所，在苏禄贸易，若机会好，"可享利数十倍"，"夷人虑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辄留数人为质，以冀后日之重来"。猫里务"见华人舟，跫然以喜，不敢凌厉相加，故市法最平"，"故舶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15]（卷5）
《东西洋考》把文莱作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大概认为再往下，该是向西行，其实在今天看来，同方向还有数处是明代商人常去，入清以后又得到发展的贸易地区，如加里曼丹岛南端的文郎马神；东爪哇梭罗河下游的思吉港，即苏吉丹；小巽他群岛上的迟闷，又名吉里地闷；还有爪哇岛上著名的三宝垄、加留吧（今雅加达）和下港。"下港为四通八达之衢，我舟到时，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将本货兑换银钱铅钱。迨他国货到，然后以银铅钱转买货物。华船开驾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国故。"从下港往西，是今之苏门答腊岛，一路上有旧港（三佛齐）、柔佛（乌丁礁林）、哑齐等处。折向北行过马六甲海峡，便是今之马来西亚半岛，当时有麻六甲（满剌加）、彭亨、大泥（港名吉兰丹）。再北行是为暹罗和柬埔寨。沿海岸东北而上是占城等国。这些国家与地区，多数为传统的朝贡属国，只是因地位远近而分亲疏而已，但贸易频繁。彭亨，"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哑齐，"舶到，有把水liào＠①望报王，遣象来接。舶主随之入见，进果币于王。王为设食。贸易输税，号称公平。此国辽远，至者得利倍于他国"。大泥，"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柬埔寨，"夷性颇直，以所铸官钱售我，我受其钱，他日转售其方物以归"。暹罗，"贸易输税，各有故事。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15]（卷2、3、4）
从北面的日本到南面的爪哇，从东头的吉里地闷到西头的麻六甲，如果我们借助地图，可发现这条外层贸易带呈大环状，中国东南沿海中层贸易带上的商人从任何一个港埠岛屿出发都可以借助洋流和季风前往这条贸易带上的某个或若干个贸易点进入市场。这条外层贸易带其实还可以从麻六甲出海峡向印度洋北岸和西岸延伸，即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在明代也肯定有商船涉航，《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已载有去印度古里和中东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的航线。[26]但从明初开始，中国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已经衰落。16世纪初，葡萄牙（佛郎机）人进入东南亚，强占了马六甲海峡，阻挡了太平洋通向印度洋的通道，这条商途从此凶多吉少，商人少有问津者。麻六甲"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zhōu＠②张，故贾船希往者。……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另外，欧人东进，在外层贸易带和中层贸易带与商人互市，中国商人也自可不必出马六甲海峡，在麻六甲的佛郎机人，"与澳夷同种，片帆指香山，便与粤人为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间也。"[15]（卷4）
外层贸易带的利润无疑是最大的，否则，商人不甘冒种种风险。风险与商利成正比。这里所说的风险不仅是指漂洋过海的风险，更是指由于西方殖民者和商人以冒险和侥幸、掠夺和互利混杂的心态进入中国商人的外层贸易带，既积极与中国商人贸易，又无时无刻不心怀叵测。中国商人原先可借助的朝贡关系及其心理优势和贸易优势日渐失去。加之中国商人由于政府的消极外贸政策和对泛海商贸的商人多采取管制态度，商人大有后顾之忧，很难与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的西方商人相抗衡。可见，中国商人在争取外层贸易带的最大自由时，选择了更多的艰险，这正是当时中国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
在三层贸易带的相互关系中，外层是发生互动作用的一个动力源，若无金豆银山般的海外贸易之利，商民怎会趋之若鹜？自16世纪开始，这种动力之源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大部分商利不再是出自外层贸易带中那些较为直朴、慕义的朝贡之国之民，而是来自企图在世界每个角落都能获得更大利润的欧、美商人。中层则是中介，是互动作用行为操作的主要层次，外层的巨利拉力由它传向内层，内层的扩力由它引向外层，在中层操作的商人，无论他来自哪里，他都可以获取到内外层商品的差额利润。所以，中层商人奔走于国内市场又冒险出洋贸易，最为积极。内层是中、外层贸易的腹地，是商品和利润获得之源，是互动作用产生的另一源泉，其中道理最简单不过，因为没有中国商品，没有商品和资本的扩张欲望，世界市场对中国的拉力就无从谈起。两大动力之源，促成三条贸易带，终使中外贸易互动得以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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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目加僚右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4
[关键词]香港晚清时期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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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5
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历程
1．2002年11月4日，中国总理朱?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时间安排、范围、宗旨、目标等。在此框架内，中国与东盟开始实施了以农产品为主的零关税早期收获计划。“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给中国和东盟成员都带来了益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05年6月，中国享受“早期收获”计划从东盟国家进口的产品货值已达11．53亿美元，税收优惠总额达到l0．16亿元人民币中国品种繁多的蔬菜、肉类和其他农产品，以优惠税率进入东盟市场，也为东盟国家居民带来了实惠。
2．2004年11月底，在老挝举行的10+1峰会上，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之货物贸易协定》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两项重要文件。从2005年7月20et开始，双方开始执行《货物贸易协定》，启动全面降税进程首批7445种商品关税已降至20％左右。其中，中国对东盟6个老成员国家平均关税税率已降为8．1％，比最惠国平均税率水平9．9％低1．8个百分点，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建设由此进入实质性阶段，双方经贸发展开创了全新局面。
3．2007年01月14日，中国和东盟正式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建设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为如期全面建成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基础。《协议》规定，我国将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作出新的市场开放承诺，东盟10国也将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我国作出市场开放承诺。
4．2008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保持快速增长，达到23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2009年，中国与东盟将签署相关投资协议。
1．传统产业继续保持出口竞争优势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盟10国对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中国出口到东盟的产品种类极多，到2008年完成的600项零关税产品中，一半以上牵涉到传统产品，比如家用电器、塑料制品、服装、鞋帽、自行车、医疗器械等等。珠江三角洲曾以轻纺、服装等传统产业而闻名全国，如今衣服鞋帽依然畅销国内外，部分传统产业如陶瓷、服装、塑料、机械等通过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也蕴含巨大的商机，具有开拓东南亚市场的竞争优势。
2．机电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汽车工业蕴含巨大商机
广东将电子信息、机械电器和石油化工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新兴支柱产业，而东盟国家基础工业相对薄弱，大部分属于中、低档产品，机电产品的进口需求较大。因此，广东与东盟在制造业和技术结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互补空间，广东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对东盟的出口具有很大的潜力，并能够以此带动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升级。
汽车工业方面，广东的轿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将对东南亚产生强大的辐射力。对于广东汽车企业而言，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走出国门寻找出路已迫在眉睫。随着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广东汽车业将面对更广阔的亚洲市场，而且中国的汽车在性能价格比方面与亚洲市场需求相适应。
3．自然资源方面存在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东盟各国自然资源都比较丰富，如林业资源、渔业资源、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热带经济作物等，富饶的资源对加速广东的工业化进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长期以来，东南亚各国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提炼、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水产捕捞和加工以及热带树木的采伐及加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许多技术专长。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广东已经成为自然资源的一个巨大消费者，广东和东盟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合作将不止局限于进口，还可能通过投资进行联合加工和联合开发。因此，广东和东盟的资源互补将是长期的，资源贸易以及在林业、渔业、矿业等方面的共同开发就成为双方合作颇具潜力的重要领域。
二、广东经济发展借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战略举措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实现区域内国家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成功之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益成熟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机制必然为中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作为中国经济强省的广东要整合自身经济资源，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利用外部有利环境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
1．利用临海优势，发展海上通道，打造广东物流中心地位
中国对东盟的开放主要有两个战线，云南、广西面向中南半岛的“陆上东盟”，广东、福建、浙江面向“海上东盟”。无论中国还是东盟，对外贸易都是以海上贸易为主，建设海上通道是双方贸易的关键着力点。
广东与东盟国家海上毗连，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应该积极加强海上通道建设。目前，广东已初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五大港口为枢纽港，佛山、东莞、中山等中小港口作为支线或补给港的运输港口格局。广东的港口群作为华南乃至中南和西南地区的港口航运业“龙头”地位已经非常明显，对带动区域经济合作将起到重要作用。以湛江港为例，其东临南海，南望海南，西靠北部湾，北倚大西南，是我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欧洲、大洋洲航程最短的港口，也是西南地区货物进出口的主通道。湛江港的大型物流平台项目已获得省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湛江港将形成石油、铁矿石、化肥、硫磺、粮食、木片等大宗散货集散地。
2．整合“泛珠三角”与东盟资源，加快广东产业转移与升级
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广东应该利用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各国资源，优势互补，推动泛珠三角一东盟的产业分工加快由垂直分工向垂直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方向发展，并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扩展。泛珠三角～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新加坡、文莱、香港和澳门属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第二层次是马来西亚和广东珠三角地区，属于上中等收入水平，具有中等技术及资金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第三层次为泛珠三角的广东欠发达地区、福建、海南、四川、湖南、江西、广西、云南和东盟的泰国、菲律宾、印尼，属于下中等收入层次，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第四层次是泛珠三角中的贵州和东盟北部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属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性决定了泛珠三角一东盟产业结构分布也呈现阶梯型。新加坡、香港、澳门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特征明显，第三产业已居主导地位，珠三角有较现代的工业，已经形成竞争较强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初步发达的第三产业，内陆9省区中的大部分地区和东盟4个老成员国的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当。多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组合在产业结构上所体现出的阶梯性形成了广东乃至泛珠三角与东盟产业之间的互补。当前广东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之约，在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同时，将产能过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东盟部分国家去，重点发展重化工业、机械装备制造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
3．利用香港的经济优势，鼓励广东企业“走出去”
一方面，香港是亚洲地区的产品转口中心，在广东与东盟的出口加工企业之间，充当着原材料及半制成品的进出口组织者；另一方面，香港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珠三角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香港金融服务平台。在金融服务方面，珠三角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集资，需要香港符合国际水平的会计及财务审核服务。珠三角企业向外扩展及与境外公司合作，香港律师可以提供国际认可的法律意见。外贸发生商务纠纷，选择香港进行调解仲裁，外商和内地企业都可以接受。
有专家预计，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区域内贸易量的逐年增加，必然要求双方加强金融业方面的合作。为了减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有必要加强自由贸易区内各国之间货币的直接结算。在适当时候，可以效仿欧盟，在区内推行统一的货币“亚元”。香港的地理优势和现有的金融服务中心地位，决定了将来区域结算中心很可能落户香港。广东可以利用香港作为对外经贸活动的跳板，引导企业到香港上市引资；鼓励有优势的企业直接到东盟国家投资设厂，绕开西方国家对华设立的贸易壁垒。
4．利用东盟各国华商网络，促进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6
这六个文件分别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上述文件指出，广东立足于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立足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立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继续在投资贸易便利等方面担当先行者。负面清单由2014年的139条缩减至122条。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战略定位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总体目标是，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法制环境规范、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119.9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天津港片区30平方公里（含东疆保税港区10平方公里），天津机场片区43.1平方公里（含天津港保税区空港部分1平方公里和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1.96平方公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46.8平方公里（含天津港保税区海港部分和保税物流园区4平方公里）。自贸试验区土地开发利用须遵守土地利用法律法规。按区域布局划分，天津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业；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战略定位为，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发展目标为，经过三至五年改革试验，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粤港澳深度合作，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园区。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116.2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60平方公里（含广州南沙保税港区7.06平方公里），深圳前海蛇口片区28.2平方公里（含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3.71平方公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28平方公里。按区域布局划分，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深圳前海蛇口片区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和国际性枢纽港；珠海横琴新区片区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健康、商务金融服务、文化科教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建设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和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打造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载体。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围绕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要求，充分发挥改革先行优势，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改革创新试验田；充分发挥对台优势，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前沿优势，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打造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新高地。发展目标为，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功能培育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新体制。创新两岸合作机制，推动货物、服务、资金、人员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增强闽台经济关联度。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拓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力争建成投资贸易便利、金融创新功能突出、服务体系健全、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118.04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平潭片区43平方公里，厦门片区43.78平方公里（含象屿保税区0.6平方公里、象屿保税物流园区0.7平方公里、厦门海沧保税港区9.51平方公里），福州片区31.26平方公里（含福州保税区0.6平方公里、福州出口加工区1.14平方公里、福州保税港区9.26平方公里）。按区域布局划分，平潭片区重点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在投资贸易和资金人员往来方面实施更加自由便利的措施；厦门片区重点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福州片区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7
宋元以来，各时期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北宋时期，宋太宗曾派使者“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番”[1]。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影响，全国税收总数大降，朝廷财政收入受挫，这迫使南宋政府不得不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南宋政府曾采取奖官的办法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如《宋会要辑稿》载：“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番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的，拥有天然的海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福建宋元时期对外贸易较前代更加繁盛，进口香料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本文试从文献记载、港口发展、遗址发现等方面来探索宋元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
一、宋元时期福建造船技术与航海术的发展
福建先民沿海而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制作舟楫。至宋元时期，福建的造船业发展迅速。当时，福建所造的船只数量多、船型大，而且设备精良，性能好，适于远洋航行，其造船工艺技术在中国位居前列，“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2]。此外，在朱彧的《萍洲可谈》、吴自牧的《梦梁录》、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都有关于福建海船的坚固性、稳定性、水密隔舱技术等相关内容的描述和记载。宋代官府还专门在福建设“造船指挥所，所费甚广”[3]。
福建泉州的造船业发达，宋人谢履的《泉南歌》中曾提及“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船通夷域”，元代也曾有“中书遣使者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的记载。[4]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土一艘宋代沉船(图1)。其船型为沿海四大船型“福船”类的前身，它是一艘尖底造型、多根桅杆、三重木板、隔舱数多、容载量大、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宜于远洋航行的海上运货船。[5]该船是福建本地制造[6]，水下残长24.2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7]
此外，福建的福州、漳州等地也是先进的造船中心，绍兴二十九年(1159)，“沿海八县造六十只，费五万余缗”[8]。福建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连“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数(教)打造”[9]6。
福建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术的进步，为宋元福建海外香料贸易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宋元时期福建各港口海外贸易情况
宋元时期，由于造船技术和航海术的发展，福建的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港之一。出海贸易的除福建海商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0]。“雍熙年间(984-987)有僧啰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11]86南宋人赵彦卫记载，在宋宁宗开禧(1205-1207)之前，大食(阿拉伯)、波斯、三佛齐、占城、高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船都常到泉州贸易。[12]
福州虽不及泉州繁荣，但在宋代也是海外商船经常出入之地，天禧三年(1019)，“马亮言，福州商旅林振自南蕃贩香药回”[13]。古诗中也出现形容福州海外贸易盛况的诗句，如“南来海舶浮云涛，上有游子千金豪”[14]。漳州在海外贸易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条法。如违，依条断遣”[13]。
泉州、福州、漳州各港口的发展为福建海外香料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中又以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最为繁盛，大量香料通过这些对外贸易港口进入福建。
三、福建宋元海外香料贸易概况
据《诸番志》《马可波罗游记》等相关书籍记载，当时我国海外贸易交往已经畅达东西两大洋，东至日本、朝鲜，南往菲律宾、占城、新马南海诸国，西抵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而这时从泉州港出发的贸易航线主要有东、南两条，往南，经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过苏门答腊，横渡印度洋，再经印度南端，越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和非洲东海岸的许多地区;往东，经明州越东海、黄海到高丽(朝鲜)和日本诸岛(图2)。宋代与泉州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于东亚、南亚、西亚、东非[15]，泉州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到元代则发展到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在对外贸易的商品中，香料数量较大[16]，建炎四年(1130)，泉州抽买乳香13等、86780多斤。[17]4537-4538而福建地方政权向中央进贡的贡品中也有香料的相关记载，建隆四年(963)陈洪进向北宋朝贡，“是冬，又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18]。以下就福建与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香料贸易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与高丽的香料贸易
福建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海上交通，商人贸易往来频繁。《高丽史》记载，自1012年到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人赴高丽者达129回、5000余人。据《诸蕃志》中所载，新罗(即高丽)“地出人参、水银、麝香、松子……”，其中就有香料商品。除海外香料贸易外，朝贡也成为香料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如，“元至大元年(1308)，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遣使来献银丝帽、金绣手箔、沉香五斤十三两、土布匹……”[19]。
(二)与中南半岛的香料贸易
中南半岛的占城“地产名香、犀象、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无羊豕蔬茄，人采香为生”[20]。香料是占城对外贸易商品之一，其输出香料主要有暂香、乌里香、生香、亚湿香、除佛手香、麝香木。占城与福建贸易往来频繁，北宋泉州商人邵保先至占城贸易[21]，后又“以私财募人之占城”[22]。连占城向宋朝“朝贡”时，都是福建海商充当向导，使臣和朝贡的物品也都是搭乘福建海商的船只而来。绍兴二十五年(1155)，占城进奉到泉州的香料包括沉香390斤、附子沉香150斤、上笺香3690斤、中笺香120斤、笺香头块480斤、笺香头239斤、上速香3450斤、中速香1440斤、象牙168株、澳香300斤、犀角20株、玳帽60斤、暂香120斤、细割香180斤、乌里香55020斤。
中南半岛的另一个国家真腊也是久负盛名的香料生产地，其盛产的香料主要有沉水香、黄熟香、速香、暂香、生沉香、生香、安息香、除脂拂手香、麝香木、金颜香、笃耨香。香料是其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北宋政和年间，来自真腊的南蕃舶抵泉州贸易。[23]元代与真腊的海上航路依然保持通畅，“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期境也”[24]。
(三)与马来半岛的香料贸易
位于马来半岛的佛罗安、登流眉、单马令等地也与福建有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佛罗安出产速暂香、降真香、檀香等;登流眉出产白豆蔻、笺香、沉香等;单马令出产降真香、速香、黄熟香头等;彭坑出产黄熟香、打白香、粗降香;凌牙门、丁家庐出口降真香等;吉兰丹输出粗降真香。[25]
(四)与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
马来群岛的三佛齐是福建商人海外贸易的中转站，是沟通中西贸易的交通枢纽。“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26]，三佛齐“地亦产香，气味腥烈，较之下岸诸国，此为差胜”[27]。两宋时，阿拉伯的大食国将上等香料运往三佛齐，三佛齐再将这些香料销往中国。(1)
阇婆是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出产的香料有檀香、茴香、丁香、降真香、胡椒、肉豆蔻等。北宋初年，有建溪“主舶大商”毛旭多次到阇婆贸易，并且，由于毛旭的鼓励和引导，阇婆统治者于淳化三年(992)派遣使团前来宋廷朝贡。[28]14092《元史》说，中国商人赴爪哇，“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29]4664。
除三佛齐、阇婆外，须文达剌的粗降真、蔷薇水，渤泥的降真香、玳瑁香、沉水香、龙脑香、速香、暂香、蕃沉香，文老古的丁香等香料都是与福建进行贸易的商品。
(五)与南亚的香料贸易
宋元时期，泉州与印度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海上贸易往来。香料贸易商品有来自南毗的乳香、木香、胡椒，古里佛的胡椒、蔷薇水、乳香，细兰的粗细香，朋加剌的丁香。福建海船“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苏门答腊西北)博易住冬”，待到第二年，再乘印度洋东北信风而至印度、阿拉伯诸国。[30]
(六)与西亚、非洲国家的香料贸易
南宋时期，泉州港兴起，大量来自阿拉伯的商人到泉州经商和定居。绍兴年间(1136)，“大食蕃国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31]。从大食输入的香料有金颜香、血碣、没药、龙涎香、蔷薇水、栀子香、丁香、苏合香、安息香、乳香。
东非的索马里一带是香料、象牙的重要产区，素有“香料之角”的称号。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称柏培拉为“弼琶啰国”，说它“……产龙涎、大象及大犀角……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玳瑁至厚，他国悉就贩焉”。该地出产的香料通过阿拉伯半岛的港口及三佛齐，运至泉州、广州等港口。[25]
由上，宋元时期与福建有香料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众多，主要来自占城、三佛齐、渤泥、阁婆、真腊、大食等，进口的香料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宋元时期，福建的海上贸易达到鼎盛时期，香料是贸易的大宗，它们通过海上贸易或朝贡的方式进入我国，而福建作为海上交通要道，为香料的输入提供了便利通道。
四、从宋代沉船看福建香料贸易
前文提及的1974年泉州湾后诸港出土的宋代海船，被称为宋末元初时期的“香料船”[5]，该船中发现的香料实物和数量为我们再现了宋代福建海上香料贸易的辉煌。这艘运货船发现的香料木和药物数量很多，其中香料、药物有香料木、胡椒、槟榔、乳香、龙涎等，又以香料木最多，胡椒次之(图3)。
香料木出于全船各舱，出土的香料木总重量(未经完全脱水)达4700斤，经初步鉴定，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多种。胡椒出于船舱底部的黄色泥渣中，已收集的有5升左右。出土最多的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5]胡椒是当时海外贸易进口的重要商品之一，往往利润丰厚，东南亚爪哇等地是其重要集散地。元代运抵泉州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细，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32]。
此外，香药也是主要的贸易品种，香药为香料所制作，笔者认为应属香料范畴。《宋会要辑稿》载：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从占城运进泉州的商品，仅香药一项即有沉香等七种，共六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斤，玳瑁六十斤之多。宋朝初年，泉州进口的香药种类达44种以上。[13]南宋绍兴三年(1135)进口香药约200种。[33]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到：“爪哇产黑椒、肉豆蔻、荜登茄及其他种种香料。……刺桐及蛮子商人在此大获其利。”这艘海船出土的大量香药与这一时期相关资料的记载吻合，为研究宋代福建香料贸易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五、小结
宋元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大力扶持和发展沿海的对外贸易，位于沿海的福建地区在这一时期造船业发展迅速、航海技术发达，开辟了多条远洋航线，这都为海外香料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迅速崛起的福建泉州港，商贾云集，海外贸易兴盛，与众多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在沉船发掘中，我们都可以看出香料在海外贸易商品中品种多、数量大，经多条海上贸易航线进入福建地区后，转而向中原地区销售或是以贡品的形式进入中原王朝，成为皇室贵族的专享物。上层贵族对香料的喜爱也促进了海外香料贸易和朝贡贸易的发展。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8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 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 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 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 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二、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 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 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 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 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
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 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 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9
一．清代鸦片战争前广州茶叶外贸的情况
广州的对外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广州作为岭南贸易中心，岭南的货物很大一部分由广州运往海外，而海外的奇珍异宝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广州，所以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继站由来已久。虽然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丝绸命名，但是茶叶的销量也占到很大的比重。由于封建社会时期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广州对外贸易枢纽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明朝时期，海患频仍，统治者疲于剿灭，而索性关门锁国，对外贸易也因此低迷不振。清朝初期，沿用明朝之制，实行海禁，对外贸易几乎灭绝。当时，海盗时有发生，扰乱边境百姓生活。清廷想当然地认为海盗猖獗的原因在于沿海百姓与海盗勾结，所以要立法严禁，方能弥患。于是，清朝政府在沿海各地，处处设防，不允许船只出海，也严禁外来船只。而一旦有所疏忽，官员就会被议罪。这种海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茶叶出口。公元1683年，清朝，实现了全国统一。在此形势下，康熙帝于次年谕令各省，认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处分条例可尽行停止，海禁遂开。此后，中外对外贸易变得频繁起来，而广州也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外贸口岸，茶叶外贸也迎来了它的兴盛期。此时，大量的外国船只驶入广州，据统计在清朝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的船只进入广州约有一千五百艘，而其他港口则寥寥无几。广州成为外国船只来华的主要港口城市。与此同时，粤商也争相出洋贸易，“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富家巨室，争造货船”(1)，“通于山海之间……远而东西二洋”。(2)外商与粤商之间的互动，使得中国茶叶由内陆源源不断地输往了国外，从来使得茶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的贡献功不可没。到了乾隆时期，广州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发展契机。公元1757年，清政府规定全国只有广州一口可以通商，由此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出口，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这把广州茶叶外贸总量推向了巅峰。此后，全国各省产茶区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茶叶成为广州排名第一位的出口商品，主要输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从公元1701年起，广州向英国输出茶叶，以后逐年增加，很是迅速。“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向荷兰购百斤……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万斤;雍正二年，至十八万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万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万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万斤;嘉庆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万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十年后，三千余万斤……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万石，共值银千有四百余万元”。(3)从广州出口的茶叶走向世界市场中，英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茶叶消费国。鸦片战争前，英国击败欧洲竞争对手，操纵了世界茶市。1741年广州茶叶对外贸易中，英国占的比重最大。由广州共输出英国13345担，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强，1833年，这个数字增加为229270担。(4)此外，美国、荷兰和法国的进口量也很巨大，“又弥利坚国，道光十七年，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共茶十二万余斤)，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3)。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国外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巨大，也正是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产生的利润，大大激发了广东茶商的积极性。他们奔走于中国各大茶产区，运往广州出口(通过广州十三行)，获得丰厚的回报。而这又进一步分解着广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州后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起源地，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纵观清朝从建立到鸦片战争，广州茶叶出口贸易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茶叶出口贸易量稳定增加，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图统计了从1734年至1833年期间，四个时间段广州茶叶出口总量。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进入清朝以来，茶叶出口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而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之后，广州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茶叶外贸总量慢慢地开始减少了。
二．清代广州茶叶外贸兴盛的原因
(一)广州的历史地理环境
广州拥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广州地处岭南，北回归线附近，属于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20度左右，所以广州港为终年不冻港。这大大提高了广州港口的年运营时间，从而提高了年货物的吞吐量。另外，广州盛行季风，船只还需要依赖外界自然风力的时候，这为船只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年夏季，外国商船可以乘南风航行而来;秋天则可借北风回去。在早期，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船只的航行受气候的影响比较大，借助季风航行是很重要的。从区位上来看，广州南临南海，向南可到东南亚地区乃至印度等南亚国家，进而进入欧洲;向东可穿越太平洋到达北美;往北则可通向日本。这种地理区位使得广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广东内部来看，广东河流纵横，河网密布，河流大多自北向南流。最长的珠江由西江、北江、东江汇流而成，长2122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河流。广州是地处西江、北江的结合部，离东江口亦不远，所以广州具有极为有利的水上交通条件。历史上，广州就是岭南政治、经济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很早这里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系统。广州往东可到达潮汕、福建等地;往西可到广西、贵州、云南;往北则可通江西。在陆路交通方面，岭南地区主要通过五岭山隘与中原取得联系。此外，广东省内众多的茶叶产区也是广州茶叶外贸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清代，广东茶叶种植区不断扩大，茶叶种类也不断增加，如:有白云山的顶湖茶、罗浮山的罗浮茶、新安茶、紫姑峰毛茶、番禺河南茶、乳源县毛茶、香山县神仙茶、凤凰山茶、黄杨山茶等。由此可见广东产茶多，为广州茶叶外贸提供茶叶来源。
(二)清政府的经济政策
清初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乾隆二十年(1755年)左右，洋船到宁波贸易的很多，宁波有成为又一个澳门的可能，这种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因此，乾隆皇帝谕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抑制外商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广东，虽增税一倍，但仍然没有效果。于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从此，粤海关成为中国对海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口经营。广州一口通商外，商船日繁，茶叶贸易也日趋繁荣，清政府的课税也日渐增多。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分门别类管理，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管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除本港行业务范围外，全国对外贸易都要经过十三行行商之手。后来本港行被撤销，其业务便划归洋货行办理。从此，对外贸易全归十三行垄断。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贸易垄断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在这一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和十三行垄断贸易制度，不仅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还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中国内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出口，而外国商品也通过广州集散。广州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外贸中心。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作用篇10
关键词：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036-03
引言
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园区的管理办法》首次正式给出了特殊监管区域的定义，物殊监管区域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及其他特殊监管区域。中国存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主要包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几个类型。20世纪90年代在上海设立的外高桥保税区是中国第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截至2011年末，中国已经建立不同类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达100个之多。这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不同时期为承接国家工业的转移、加快进出口加工贸易的发展、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保税物流是指以物流企业特别是保税物流企业为运营主体，以国家关贸管理部门（海关和外贸）为管理主体，以中国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指导，以服务于保税加工业务为主的物流业务形态。在操作场所上以出口加工区、特殊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为依托，以渗透海关监管、外贸管制、国际贸易惯例多种制约要素为主要特征的综合性物流运营体系。它在国际物流运营的基础上叠加了海关监管与保税制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际物流无缝联接，是现代社会中最完整的物流运营模式（樊丽芬、张军、张德海，2012）[1]。
目前，各个地区都在积极申请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设立，但笔者认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设立也并非越多越好，必须尽快建立完整的评价体系，合理规划布局，才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旨在运用物流金融的理论分析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的绩效，为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建议和对策。
一、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发展成绩显著
经过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已经初步成型。目前，广西共有4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分别是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北海出口加工区、钦州保税港区和凭祥综合保税区等几个区域，广西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初具规模。其运作模式是以北海出口加工区、钦州保税港区、凭祥综合保税区等为沿海沿边节点，通过南宁保税物流中心这一核心枢纽直接为西南地区乃至东盟国家的企业提供保税物流服务，成为联系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核心枢纽以及连接海港、空港和边境口岸的大型物流商贸基地，北部湾“三基地一中心”的运作体系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政府制定的规划是到2015年要形成以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为龙头的，通关便捷、体系完备、运行高效、特色鲜明的广西保税物流体系。但是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保税物流体系还不够完善，其功能和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北部湾经济区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明显。
（一）北海出口加工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临海的出口加工区
北海出口加工区于2003年3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规划面积1.454平方公里，封关面积1.135平方公里，是广西目前唯一一个部级出口加工区，也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临海的、最靠近东盟的出口加工区。北海出口加工区在201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2011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再创新高。2011年1—11月北海出口加工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96.38亿元，同比增长59.1%；其中实现电子信息产值90.33亿元，同比增长63.73%；2011年1—11月完成进出口值（含保税物流货值）14.46亿美元，同比增长40.7%。截至2011年12月25日，北海出口加工区完成年税收1.33亿元，为2010年全年的2.89倍，完成全年任务的887.2%。预计2011年北海出口加工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05亿元，完成进出口值（含保税物流货值）15亿美元以上。
（二）钦州保税港区——中国西部沿海唯一的保税港区
为了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腾飞，2008年5月2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这是继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大连大窑湾、海南洋浦、宁波梅山之后的全国第六个保税港区。钦州保税港区是中国西部沿海唯一的保税港区，是中国距东盟最近的保税港区，地处中国—东盟国际大通道和西南地区出海的最前沿，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核心平台和强力引擎。
钦州保税港区规划总面积10平方公里，由码头作业区、保税物流区、出口加工区和综合服务区组成，一期2.5平方公里已建成；2010年1—5月份的集装箱吞吐量相当于2009年钦州港全年集装箱的吞吐量的一半，跃居环北部湾各港口前茅；钦州原有储备库项目全部完工；目前已开通每周5班至香港的航线、中海集团5000teU南北直航航线，即将开通至台湾、东盟的航线；中海运、中外运等12家航运、物流公司已经进驻；一期只剩7个地块500多亩土地，众多企业提出项目申请，保税港已成为投资的热土，发展前景无限广阔。
该保税港区于2011年2月16日正式开港运营，具有口岸、物流、加工三大功能。可以开展货物储存、国际贸易、国际采购与分销配送、国际中转、商品展示、加工研发、港口作业、检测维修服务以及海关允许的其他业务，建成面向中国—东盟合作的自由贸易港；西南最大的汽车、机械进出口基地；西南最大的国际酒类储存展示交易中心；西南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储存交易中心。
其中，该保税港区是西部唯一的整车进口口岸，直接面向西南每年6万辆的进口汽车市场和潜力巨大的东盟市场，成为中国服务西南、面向东盟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进出口的最便捷通道和集散地。
（三）凭祥综合保税区——中国第一个陆路边境线上的综合保税区
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于2008年12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位于广西凭祥市友谊关，与越南边境口岸直接互通互联。规划总面积为8.5平方公里，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二期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三期规划面积4.3平方公里。一期工程于2009年11月11日开工建设，总投资额10多亿元，2010年12月建成，2011年6月18日通过国务院联合验收组验收，2011年9月30日正式封关运营。
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在陆路边境线设立的综合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设立在民族自治区的综合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实现与境外直接相连的综合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具有跨境合作背景的综合保税区。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中国对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有力地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开放开发和中国东盟一体化进程。
（四）南宁保税物流中心——中国西南最大无水港
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无水港”南宁保税物流中心2010年1月7日正式揭牌，2009年12月22日南宁保税物流中心通过国家联合验收组的正式验收，为保税中心实现封关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确定进驻南宁保税物流中心的企业已达15家。
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包括总建筑面积为33696平方米的综合大楼、主卡口、查验区、保税仓库与堆场、围网及巡逻道、电子信息平台、围网视频监控及报警系统。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建成后，将依托南宁及区内外大型产业基地的保税物流服务需求，建设“无水港”口岸港区，成为延伸沿海港口功能，联系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间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保税物流体系的核心枢纽和连接海港、空港和边境口岸的大型物流商贸基地。运作后的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将立足广西，辐射周边省市，面向东盟国家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运输、储运、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物流服务。南宁将以“无水港”联动世界，真正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重要节点。
二、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因建设起步晚、经济基础薄弱、配套设施不完善和经验不足等原因，且广西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偏小，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目前整体上相比其他地区还处在落后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区域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支撑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目前，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三点：
（一）北部湾经济区保税体系处于初步阶段，物流及相关配套服务水平较低
北部湾经济区保税体系建设时间短，还处于初级起步阶段，保税区内的物流服务还是以仓储、运输、装卸等传统物流服务为主，物流管理水平不高，物流园区建设相对滞后，能够提供综合物流服务的企业不多，相关物流企业功能单一、规模偏小、服务层次低，增值性物流服务少，使得目前各保税区的物流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系统化的物流服务能力欠缺。同时，海关口岸服务系统不完善，融资、资产评估公司、信息平台等配套服务机构及相关设施都较为缺少。
从整个北部湾地区的交通状况看，交通基础设施已具备相应的规模，但整体的物流运输网络尚不完善，还未能形成综合性物流网络。处于广西区内的物流运输网络的循环较好，但公路运输比较发达、铁路运输相对较弱；而面向东盟的外部循环则欠佳，面向东盟的航线设置不够合理，陆地运输线路与运输量还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尚未形成合理分工，还未形成立体化物流运输网络系统，集约化运输方式利用率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保税物流体系的发展[2]。
（二）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建设的思路与中国东盟战略的大背景紧密结合起来
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需把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相关的政策优势相互融合，实行优劣互补，同步推进。遗憾的是，在中国—东盟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广西保税物流体系的建设似乎还只是局限在促进局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层面上，未与中国东盟战略紧密结合。首先，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背景下的功能作用没有充分挖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永久落户南宁给广西带来良好发展机遇，广西应成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最先受益者，广西保税物流体系也应该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但在这方面广西保税物流体系的功能作用还没充分发挥。如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东盟国家产品来广西参展存在关税高、手续烦琐和展销场地受限等问题，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可以发挥其保税功能，降低东盟国家参加产品展销的成本，增强其参展的吸引力[3]。
其次，对于如何利用、发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合作及相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优势促进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功能最大化的问题，相关部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关注较少。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建设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制定更长远的规划，将其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如在广西与越南等国边境区设立具有保税功能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增设保税物流园区等，实现多种资源优势的整合、开发和利用，扩大保税物流功能的综合效应，增强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合作的竞争实力。
（三）周边港口竞争压力大，而北部湾各保税物流区之间的产业协作和资源流动缺乏互动，无序竞争大于有序协同
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面临首国内外众多港口的竞争。北部湾经济区内防城、钦州、北海三港面临广东湛江港的竞争压力。据统计，贵州省每年70%以上进出口物资经过湛江港。广西沿海港口与湛江港在港口功能、经济腹地、主要集疏运路线上已经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海南洋浦保税港区也是主要竞争对象之一，有着许多的优势和便利：首先，处在国家正在构建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框架内，又是“海上东盟”重要的交通枢纽，与越南隔海相望；与云、桂、川、贵大西南纵深出海口相连；与粤、港、澳沿海发达地区相邻，处于环北部湾经济圈最佳位置，外引东盟自由区各国，内联辐射中国大西南腹地及沿海发达地区。其次，洋浦拥有良好的深水良港，洋浦半岛也有150多公里海岸线，深水近岸，陆地平缓，纵深开阔，可兴建1～30万吨码头泊位80多个。对同样处于北部湾沿海地区，初建成的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来说是十分巨大的威胁，因为钦州保税港区还未投入运行，在各种企业进入、国际航线的开通时存在着不确定性，洋蒲保税港区的经验优势也对出生婴儿般的钦州保税港区构成冲击。同时，越南北方的第一个深水港——盖林（CaiLan）港，目前已建成3个万吨级码头泊位。它有利于促进中越“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且将成为云南省货物进出东南亚的又一个重要口岸[4]。
三、促进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的几点建议
总的来说，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其发展潜力巨大，极可能成为中国新兴经济带中最具成长价值的区域物流枢纽，因此研究分析其发展情况，对加快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建设意义重大。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区内注册的且进驻保税物流体系和“无水港”经营的物流企业，其主营业务符合国家规定的鼓励类产业项目，且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无水港”业主和经营单位适用以上税收政策）。
2.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从2011年起，经自治区税务部门审批，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经国家批准的全国物流试点企业，将承揽的运输、仓储业务分包给其他单位并由其统一收取价款的，可按规定享受差额征收营业税政策。
3.保税物流和“无水港”建设项目涉及填海用地的，依法依规减（免）缴海域使用金，属地方提留部分全额返还；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可优先用于发展物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从使用月份起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五年，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
4.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鼓励在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发展中转业务。
参考文献：
[1]樊丽芬，张军，张德海.保税物流金融运营模式设计与分析[J].江苏商论，2012，（8）：63-65.
[2]黄涛.北部湾保税物流体系的发展研究——基于协同理论[J].中国商贸，2012，（1）：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