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1
abstract：withthelistingofthethirdbatchofthepilotFreetradeZonerecently，theconstructionofChina’spilotFreetradeZonehasenteredanewstage.thecoreoftheconstructionofthepilotfreetradearea，throughthesysteminnovation，isboostingthecomprehensivedeepeningofreform，enhancingthegovernment’sgovernancecapacityanddocking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newrules.asthefirstpilotofpilotFreetradeZone，Shanghai，Guangdong，tianjinandFujianhaveaccumulatedtheexperience，whichcanbereplicatedandbepromotedinpractice，butalsoexistproblemssuchasgovernmentregulationfailedtoloosen，andthereisnotherelevantregulationstothe“siphoneffect”ofthenon-pilotzone.therefore，thenextstepintheconstructionofpilotFreetradeZoneshouldpayattentionto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governmentpromotionandthemarketdecision，thecooperationbetweenthepilotzoneandthenon-pilotzone，therelationshipbetween“reformandinnovation”and“legalevidence”，administrativesimplificationandsoon.
Keywords：pilotfreetradezone；comprehensivelydeepeningreform；institutionalinnovation；administrativesimplification
自由?Q易试验区建设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随着2017年4月1日，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挂牌，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增加到11家。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着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1]，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的探索性实践。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制度创新是我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内涵。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突破口，推进投资管理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和综合监管制度创新，进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新的制度框架，形成以制度创新拓展开放层次，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重大战略部署。
自由贸易试验区用制度创新取代政策优惠，体现出了“行政收缩”和“政策克制”的特点。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挖掘政策洼地，没有特殊政策，而是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制度创新，营造国际化、法制化、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营商环境。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出场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经济领域对外交流合作日益深入，如何突破各类政策性的“制度红利”，主动构建新的投资贸易经济秩序，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上海等外资比重大、国际化程度高的地区需求更为迫切。2013年9月29日，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设立。2015年4月27日，天津、广东、福建3个自贸区成立。2016年8月31日，中央又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增设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至此，国内共3批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源于内生动力和外部压力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上一轮改革开放的红利已释放殆尽，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隐性壁垒逐渐显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可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与我国当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存在一致性，有着深刻的深化国内改革需要的背景。另一方面是主动适应世界经济贸易投资领域新规则的需要。当前，世界经济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体系正在重拟，美国主导下的多边、区域、双边谈判，正在重塑全球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体系，对我国外部环境和区域合作战略造成了一定冲击。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必须主动承担全面开放战略的先行先试任务，主动对接国际贸易投资的高规格新标准，形成一套适应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重构我国面对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我国其他经济性特区的关系
先试验再推广的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节奏。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始终是主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进程，以特区先行先试为主要的推进路径。从1979年起，所有重大事项的改革都从特区试点开始。从1980年成立的“经济特区”，还有后来开辟的“开发区”和“高新区”，之后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陆续出现的10多个“部级新区”，近些年又设立了“自贸区”等等，都是我国稳妥推进改革开放战略的产物。
1.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我国经济性特区中的一种，是在交通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设置，并在该地区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减免关税等优惠制度，以达到有效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最终实现促进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性堪比当年被誉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经济特区，但在选择标准、主要任务、目标定位和着力点方面有所区别。在选择标准方面，经济特区对接港澳台，重在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自贸区的建设横贯东西南北、联动各大区域，重在自我转型和升级；在主要任务方面，经济特区肩负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先行先试任务，而自贸区是我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开展的改革试验；在目标定位方面，经济特区对接港澳台的小经济体模式，其典型形式是“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易出现企业依赖退税补贴、缺乏自主创新动力和生态环境等问题。而自贸区对标美日欧的大国经济体模式，目标定位于建立健全先进市场经济体制；在着力点方面，经济特区在于减免关税等政策优惠，而自贸区在于以准入放开和国民待遇来消除政策壁垒。[2]
2.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经济开发区
经济开发区是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鼓励类项目进行税收减免（如企业所得税的“两免三减半”）、优惠提供工业用地和其他优惠政策，吸引各类资金和实体投资办公司、办厂，从而带动当地经济起飞。经济开发区既着眼于产业发展的规律又着眼于区域发展规律。
与经济开发区往往主要承担引入优势或新兴产业，拉动地方经济的单一功能相比，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内容则丰富得多。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取消了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允许外国船只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同时还吸引外资办厂，发展出口加工企业，允许和鼓励外资设立大型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等，以促进区内经济综合全面发展。二者虽有不同，但都是区域经济、集聚效应的体现，发展良好的经济开发区，也是对自贸区的补充和支持。
3.自由贸易试验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在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设立，依托于智力密集、科技水平、经济实力和开放环境，着眼于产业发展规律，通过优惠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扶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D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集中区域，是我国探索向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相对于高新技术开发区侧重于产业发展规律的特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功能趋向综合。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的持续增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从最初的以进出口贸易为主，逐步扩展到贸易、加工、仓储、金融和商品展示等多种功能，功能愈加综合，且大幅提高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二是管理愈加规范化。与高新技术开发区更加偏重产业扶持政策相比，自贸区则在关税、审批和管理等政策方面更加具有灵活性。政府通过设立“负面清单”，有效地扩大了协定覆盖的领域，产生了更大的贸易创造，减少了贸易转移。
4.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保税区
保税区是继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高新区之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另一种经济性特区。保税区由海关实行封闭管理，实行“境内关外”运作方式，享有“免证、免税、保税”等优惠政策，具有进出口加工、转口贸易、保税仓储等功能。其最大的特点是区内货物在区内企业间可以自由地转让、转移，甚至出口他国，但进入国内市场则要征收关税和增值税。
自贸区和保税区基本管理手段相近，但拥有更大的开放度。第一，自贸区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察制度，区内货物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自由存储、交易和加工，而保税区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外”政策，在海关进出口和管理方面并没有完全放开。第二，保税区在金融和投资领域基本不涉及，在贸易领域也仅限于提升货物贸易量和物流加工。而自贸区实现了投资、金融领域的开放，并扩大了金融在贸易领域中的服务范围和制度创新。第三，保税区的设立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其目的主要在于发展地方经济，而自贸区的设立是国家行为，目的在于促进国际贸易、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布局设立和建设，体现了以点带面，多点开花，拉动地方，辐射全国的总体思路。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无论行政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给予了最高级别的定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各种“区”相互之间并不是排斥的，同一个地方可以同时具备多种“区”的身份。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定位：开放的市场环境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是我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优势的主动作为，是构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突破。
（一）突出制度创新，重塑政府与市场边界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曾是市场培育的主体，然而随着市场不断发育成熟并向更高水平发展，由政府继续承担主导角色不但渐渐失去效力，反而可能抑制市场活力。因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是一种审批型经济，只有得到了政府许可，企业才能进入市场，因而作为市场经济最核心功能的配置资源功能，在本质上是由政府承担的，而不是由市场承担的，这种关系已经很难适应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这种审批型经济的局限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国家鼓励外商来中国投资，但复杂的行政过程无形中提高了外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国际高标准的开放观来看，这种体制上的障碍事实上也使开放度降低了。[3]
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防止用行政逻辑代替市场逻辑是十八大之后改革的主旋律，改革的宗旨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只履行监管和服务职能。“负面清单”已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标配，继“负面清单”后，李克强总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其中，“负面清单”是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是明确政府能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这三张清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逐渐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自贸区试验正是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从审批限制型体制向监管服务型职能转型，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二）释放改革红利，发挥示范、辐射、联动效应
自设立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改革的系统集成，成?榱巳诳?放和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并在先试先行、探索创新和差异化发展中，逐步积累了具有可借鉴性和可复制性的经验，具有极强的示范、辐射和联动效应。一是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先行试点，要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可借鉴的“制度试验池”和适合推广的新模式。二是作为大型的资源配置中心，自由贸易试验区拥有丰富高效的生产要素，并拥有与之关联的贸易、物流、金融、科技、信息和其他服务业等。这些产业既能通过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惠及上下游产业，吸引大量投资，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能带动“引致需求”的出现，促进航运业、教育业、文化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带动了所在城市的产业呈现螺旋式上升，为周边区域经济带来显著的福利增长。三是非试验区应尝试主动对接自由贸易试验区“溢出效应”，探索区域联动的新路径，让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红利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释放。
（三）对接国际规则，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就是要建立融入全球新格局新规则的“倒逼”机制，先行先试国际经贸高标准新规则，积累新形势下参与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的经验，为与发达国家开展相关谈判提供参考依据和实证样本，进而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一是要主动顺应全球化经济治理新格局。后金融危机时代，新的全球化经济治理格局正在形成。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就是我国主动顺应全球化经济治理新格局，打造新时期面向世界、深耕亚太的战略载体。二是主动对标世界贸易投资新规则。在tpp、ttip和Bit三大自由贸易谈判的推动下，世界贸易投资规则体系面临重构，其发展前景包括推行更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强调公平竞争和权益保护等。因此，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通过对标国际贸易投资的高规格新标准，使之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三是主动承接我国开放战略的先行引领使命，为推动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更高层次的开放创造经验、积累经验，引领全国开放升级。
三、沪粤津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探索经验与可复制性
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进程中的“先头兵”，以扩大开放倒逼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建设经验。
（一）单点“试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3年9月，国务院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自贸区，拉开了我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帷幕。作为新一轮区域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以可复制推广为基本要求，围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推出了四项制度创新。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创新，仅启动一年多就将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调整为139条，缩减幅度为26.8%，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通过实施“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的贸易监管模式，有效促进了区内货物、服务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的的金融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金融服务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以转变政府职能核心的事中事后制度创新，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便利了企业的市场活动，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4]二是探索建立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新型开放格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破解改革难题，试验区所实行的政府管理基本实现了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在金融、贸易、航运和文化等服务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吸引了大批优质服务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区内集聚，形成了相当的集聚效应。四是通过更为开放的投资领域、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更加人性化的监管措施，大大强化了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五是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如“法无禁止即可为”、“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统一营业执照样式和海关海事监管制度创新等，有力推动了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二）局部“小试”：开放前沿阵地粤、津、闽
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一年后，我国继续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增设了三个自贸区。这既符合我国“循序渐进”的改革思路，也体现了自贸区发展“前赴后继”的切实需求。这一举措在更大范围中推广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经验，同时发挥地缘合作优势进一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1.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广东省既是我国早期改革的试验田，也是内地与港澳合作的先行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把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本要求。一方面，通过六大制度创新打造了制度高地，进一步提升了广东的开放度，走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广东步伐”。在投资制度方面，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一口受理、综合窗口”模式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创新越走越深，不仅完善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而且通过细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高了负面清单的透明度；在贸易方面，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出了“快速验放”机制、“三互”通关模式、“互联网+易通关”模式和“智检口岸”等成果，初步建立了以贸易便利化为导向的智能化大通关体系；在金融领域，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出台了金融监管配套细则，在外汇管理改革、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集团内双向资金池试点、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等领域频频创新；在法治领域，探索出了前海法治示范区、前海法院、涉及多领域的仲裁院以及前海国际法律咨询中心等多项法治建设成果；在政务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领域，推行了“简政放权+事中事后监管”相互促进的制度改革，建立了企业信用体系等。另一方面，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结合自身地缘优势，积极探索粤港澳经济合作新模式。在广度上拓宽粤港澳合作领域，放宽或取消港澳投资者准入限制；在深度上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例如建立粤港澳金融合作创新体制、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并且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粤港澳交易规则的对接，打造粤港澳联手参与国际竞争的合作新载体。目前，改革创新效应已经在粤港澳扩散，三地通关时间大大缩减，金融合作深度推进，法律合作在融合创新中步步推进[5]。
2.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位于我国“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向外贸易的重要通道，立足于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天津港枢纽交通优势，辐射带动北方经济发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一是着力促进北方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改革“走出去”和“引进来”投资管理方式，减少和取消外商投资准入限制，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同时支持企业及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此外，以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巩固天津市作为国内最大汽车口岸功能，以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直营中心和邮轮保税供给等创新试点带动快速消费品市场发展。二是着力促进北方地?^金融领域开放创新。重点依托融资租赁优势平台与政策，加快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环境，吸引各类租赁类企业进入自由贸易试验区，使其成为我国融资租赁聚集高地，进而带动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投融资便利化水平，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统一内外资企业外债政策。[6]三是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欧亚大陆桥，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创新电子口岸监管模式，发挥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作用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作用，增强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转口贸易服务功能，提升北方地区口岸辐射功能。
3.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福建自贸区围绕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要求，突出对台“五缘”（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优势，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定位为闽台交流合作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形成了符合福建实际、具有福建特色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模式。至2017年3月1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开展了9批225项试验任务，推进了一批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其中80项为全国首创。其中向全国推广复制最成功的做法是“一照一码”登记制度，将企业注册时间从以往的29天缩短至1天。[7]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经验主要有：一是“内外一致”。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项目，法无禁止皆可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一视同仁，逐步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经营范围限制和股比限制等措施。二是“台外有别”。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和资金、人员往来便利，实现“对台更开放”。包括降低了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准入门槛，并率先试点台车入闽、闽车入台等。三是“一办三管”。采取了“统分结合、分级管理”的组织架构，建立“一办三管”的省、片区、园区的职责体系。四是“区区对接”。建立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从FtZ模式向Fta模式转变；建立环海峡跨境自贸区，取得台湾当局呼应，增进两岸经贸合作的互动性。[8]
（三）试验中面临的共性难题
自由贸易试验区经过3年多的“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分布于我国4个省市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体制、加快转变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在与国际规则、政府服务、运作模式等方面接轨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积累了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仍在路上，并存在一些“硬骨头”。
1.政府管制未能有效实质松绑
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大多集中在功能性制度创新上，体现出政府管制未能松绑。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可以分为结构性制度创新和功能性制度创新两种，结构性制度创新涉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职权调整，功能性制度创新对此并不涉及，只是在办事方法和手段上有所创新。因此，如何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突破现在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出制度创新的示范引领作用，自由贸易试验区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此外，制度性限制依然明显，短期之内难以破局。例如，金融开放创新、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等涉及中央事权，需要国家部委甚至国务院同意才可以落地实施，因此中央层面与地方层面的协调推进仍有待加强。
2.对非试验区的“虹吸效应”呈现
自由贸易试验区极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会在短时间内对周边区域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减缓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境内关外”，拥有更高的开放度和管理自由度，对跨国公司和海外资本等拥有天然的吸引力，成为其设立运营中心、营销中心和财务中心等功能性机构的首选之地。另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等创新政策，为外贸企业在一线区域内进行转口贸易、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等带来了很大的税收优惠和政策便利，在企业的经济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都大大降低的预期下，势必会“虹吸”到更多的外贸企业。这使得非试验区原本有限的资源要素和发展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从而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状况。
3.相关法律层面的建设滞后于探索实践
法律是改革的制度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创新离不开良好的法制环境，但相较于丰硕的投资管理等制度创新成果，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劳动标准和环保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创新成果与之并不配套。从国家层面来说，当前能够查询的只有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出台的相关文件。尽管在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天津、广东和福建三大自贸区，以及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但是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等行为进行全面和明确的规范。截至目前，我国只有一部由民间法律服务业协会与律师事务所实务人员合作编撰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法规政策汇编（中英文）》正式出版。[9]从地方层面来说，虽然在国务院出台的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均提及由地方政府自行立法，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制度，但其存在效力位阶低、经济主体认知度低、协同性差、执法难度大等问题。
四、“中试”推广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上海探路、粤津闽三省市小试，探索出了制度创新的新领域，有力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积累了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增强了全国上下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对外开放的信心。在各省市的内生动力推动下，中央政府再次批准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7个省市开展自贸区试验。在未来的探索和实践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政府推动与市场决定的关系
国务院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三张清单――“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其导向就是要划定政府与市场的权责边界，充分尊重市场客观规律，“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或者?化审批；凡是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更高的活动，一律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实现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的有效分离和有机结合，使市场和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让中国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一是要重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角色，缩小政府的职能范围，实现权力规则游戏到市场规则游戏的转变，政府从经济发展的引导者走向支撑者，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转变为环境塑造，从直接进到企业的围墙内干预到退回企业围墙外做好服务，并在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出台过程中，更加广泛地听取社会、市场和公众的诉求。二是要拿出魄力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松企业的外部融资制约；改革以规模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转向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建设高效能国家创新体系。三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要进行自身的重构，要从过去靠吃政策偏饭的发展模式转向靠市场竞争吃饭、靠创新能力盈利，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与非试验区的关系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非试验区应当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协同发展关系。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做“苗圃”，而非“盆景”，做到建设经验可复制可推广。例如，通过前店后厂、前库后店等形式，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与非试验区的互动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置总部，而在非试验区创建生产基地，这样可经由企业产业链网络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延伸到整个区域，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非试验区政策、改革的双向溢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另一方面，非试验区要积极化解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虹吸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大胆借鉴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举措，主动承接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外溢、辐射带动，形成区内区外联动发展格局。但在借鉴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制度复制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而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因而要根据适用性原则主动复制实施相关制度，并结合实际进行适度制度创新。
（三）“改革创新”与“于法有据”的关系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改革开放下的新生事物，各种政策运用都自在探索时期，政府在统筹管理过程中既要注意既有相关规章制度的保障，又不能压制了改革创新的新生力量，要善于运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当在立法进程上先行先试并取得突破，这不仅是全面深入贯彻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世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经验的有益启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凡属重大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在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10]。另一方面，在强调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同时，也不能因此而扼杀了改革创新的能动性。“于法有据”中的“据”，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为“据”外，确认法律没有规定也是一种“据”，即法律无禁止性规定。此时，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就可主动发挥改革的先试先行的功能，做出有利于开放、有利于改革的规定或解释。此外，可以尝试研究在不违背基本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允许试错、责任豁免的机制，对改革创新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有关单位和个人依照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决策、实施，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的，不作负面评价，依法免除相关责任。[11]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2
关键词：自由贸易园区；境内关外；示范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049-04
随着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呈现出新趋势，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系局限性日益凸显，加之国内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我国长期依赖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时代要求。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又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指出，要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1]。
目前为止，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国家和地区。其中，已分别与澳大利亚、韩国、瑞士、冰岛、哥斯达黎加、秘鲁、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巴基斯坦和东盟（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等国签订协议的自由贸易区（Fta）12个，正在研究的自由贸易区4个。此外，我国于2013年9月挂牌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FtZ），2015年4月在天津、广东及福建成立第二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作为我国第一批设在境内关外的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总体要求及主要任务和措施，在政府职能转变、投融资领域开放、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以及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法律制度保障等方面均做出规范，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2]。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出发，考察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前身”――经济特区的纵向发展，以此为基础对国内现有的四个自由贸易园区进行横向对比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历程
关于自由贸易园区（FreetradeZone）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3世纪兴起的汉萨同盟，直到1973年世界海关组织（wCo）制定的《京都公约》（KyotoConvention），在其“附约”中对自由贸易园区进行了定义，即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税收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3]，就是通常所说的“境内关外”。①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Fta），自由贸易园区（FtZ）更多是属于国家内部区域性的、无须经过谈判、可以自主设立的一种贸易制度安排。从实施范围上来说，Fta带来的政策落差存在于协定国家之间，而FtZ的政策落差则存在于自由区内与境内自由区外之间。此外，对FtZ而言，所在国家（地区）相关规定允许进出口的商品均可自由进出，不具有“排他性”[1]。鉴于各国关于FtZ的译名尚未统一，2008年5月我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专门就此问题发文，建议将Fta统一译为“自由贸易区”，将FtZ译为“自由贸易园区”，本文将自由贸易园区（FtZ）简称为“自贸区”[4]。
世界经济特区的发展类型按照形式可以分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边境区和综合性经济特区，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由贸易园区作为经济特区的一种形式，依据经济特区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阶段为汉萨同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初始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以自由港为主导型式，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采取减免关税等措施，扩大对外贸易，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这一阶段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缓慢、分布地域狭窄、经济活动单一。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以出口加工为主的逐步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际分工的细化，这一阶段自由贸易园区从单一的转口贸易扩大到加工和制造领域，并成为东道国国家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蓬勃兴盛阶段，呈现出功能综合化和形态多样化的特征。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把创建自由贸易园区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振兴本国经济的实验基地和示范区，并形成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简单加工和装备制造为辅的商贸结合的外贸发展模式[5]。
二、上海自贸区代替深圳经济特区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远离北京、毗邻香港，既保证了不受政治经济的影响，又同时具备对外交流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试验出可供推广的如何改革开放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模式便是中央对经济特区最初的定位。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经济体制试验从要素市场到产品市场、从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逐步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6]。
特区在初期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产权地方化、财政分权和官员任命制度等正式制度背景下，经济市场的“买方垄断”①促进了经济特区“试验―推广―趋同”渐进式改革开放发展模式的形成。而又鉴于特区试验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根据诺斯（1994）在制度变迁理论中所揭示的逻辑，当公共物品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间背离越小时，其试验的动机会越强烈。对处于试验区的特区而言，具有“排他性”的社会基础设施（thesocialinfrastructure）②保证了特区试验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一致性，激发其试验的积极性。可见，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条件下，在自身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也激发了其他地区，从而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7]。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凭借率先开放、政策优惠、地缘优势以及粗放型的资源投入等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区域的经济增长极。并通过制度变迁与移植、产业的集群和梯度转移、知识技术的溢出等效应，形成了从特区开放、沿海开放、沿江开放到沿边开放的整体区域发展的格局[8]。然而随着制度优势的消失、原有增长方式的效益递减以及资源总量的制约，特区的经济发展不再具有长期增长效应。
然而随着十四大关于“构建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提出，经济特区最“特”的一点推广到全国，带来最显著的影响就是“特区不特”，改革开放的重点也从“特区”转向“新区”。这些不同形式的特区虽然名称不叫经济特区，但它们承担着经济体制改革中某些需要重点解决的任务，功能虽然不同，但本质上依然是经济特区[9]。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则意味着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进入转型期。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上海自贸区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以制度政策创新为着力点，通过先行先试实施一系列监管制度创新服务模式，在贸易、金融、投资及政府职能等多方面促进新一轮改革，引领上海乃至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随后，中央又相继于2014年12月批准天津、福建、广东作为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运行；2016年8月批准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七省市确立为第三批自贸区的建设基地。这表明，上海自贸区顺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正在成为引领当今中国自贸区的发展模式。
三、国内四大自贸区现状比较
2013年9月29日，作为我国首个自由贸易园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占地面积28.78平方公里，后于2015年4月21日扩容（数据来源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官方网站）。2015年5月，以广东、天津、福建三地为依托的第二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以上海自贸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色，充实了各区的实验内容[10]。2016年8月，在学习并总结了现有自贸区建设成效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七省市设立第三批的自贸区，旨在对接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自此，我国自贸区的发展不仅着重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更是形成了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11]。
上海、天津、福建及广东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之后，各级政府均将自贸区的发展纳入本地区的重点工作范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围绕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任务，通过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探索“负面清单”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开放，促进投融资便利化，发挥示范作用，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拥有毗邻京、冀的区位优势，天津自贸区把握多重机遇，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发展战略，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基础上，以金融创新为先导，以产业提升为载体，以体制改革为保障，建立三位一体的产融融合体系，为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服务。以贸易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天津自贸区突出并大力发展融资租赁等优势特色产业，其中发展离岸金融、外汇兑换、交易支付将作为创新探索的重中之重。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毗邻香港和澳门，旨在积极扩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金融服务，发展新型国际贸易方式，探索建设现代金融服务创新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各区根据自身不同的产业基础及营商环境，各有侧重。如前海主要发展金融创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横琴新区则面向澳门，发展定位于七大产业；南沙作为香港企业在广东的落脚点之一，航运物流业将成为其发展重头；白云机场以税收优惠为契机，发展物流中心。福建自贸区定位于对台经贸合作、着力于对台经济一体化，重点打造高端服务业，探索全方位开放模式，并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形成联动发展、相互辐射带动的健康发展。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新载体，福建自贸区采取“一区三片”的管理模式，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立足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新型业态，探索全方位开放发展模式[11]。
虽然我国各个自贸区发展侧重点不同，但是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在监管方面，“负面清单”的质量仍然不高，且存在隐性壁垒、真空状态；金融、贸易管制的放松也增加了非法套利的可能；区内立法缺失、争端解决以及协调统一等问题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在贸易、投融资领域，市场准入标准模糊，边境管理审批过严、程序烦琐，运输及通信等基础设施无法实现信息的可对称，以及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问题，不仅降低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融资能力，而且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与风险。此外，随着金融领域的逐渐开放，如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开放，境外资金大量涌入很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金融风险，并在以自贸区为中心形成的经济圈甚至更广的范围内扩散。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面对这些问题，各个自贸区在考虑自身发展重点的同时，也应该兼顾促进贸易自由化及便利化，改进“负面清单”，扩大开放程度，完善相关配套行政体系；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循序渐进合理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并加大金融风险监管及防范措施；建立健全自贸区配套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监管及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建设，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审批效率[12]。
通过对自由贸易园区起源、发展历程的梳理，我国自贸区前身的纵向分析以及现行自贸区的横向对比，并结合自贸区发展总体方案可以发现，中国自贸区的建设以制度政策创新为着力点，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以各自战略定位为发展目标，在直接促进本地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地区辐射和产业集聚效应，必将会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全球战略下中国应对新形势的重要举措。然而，风险与收益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我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方案》中要求的“风险可控”以及长期积累的官僚体系也为改革增加了不少协调成本与时间成本。根据我国自由贸易发展战略的导向，在“与国际接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自贸区在推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结合国内和区内整体的发展水平与阶段有步骤地逐步推行，从易到难、由浅及深，既保证自贸区各项改革创新活动的顺利运转，又要前瞻性地防御各类风险，做到真正的“风险可控”[13]。
参考文献：
[1]徐晨.Fta与FtZ[J].中国海关，2013，（2）.
[2]国务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Z].2013-09-18.
[3]，张洪元.入世后保税区的未来发展[J].中国检验检疫，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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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娟.关于世界自由贸易区的若干问题研究[J].国际市场，2013，（4）
[6]钟坚，罗海平.原生市场、转型市场与经济特区――兼论经济特区的性质[J].开放导报，2009，（1）.
[7]徐现祥，陈小飞.经济特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起点[J].世界经济文汇，2008，（1）.
[8]罗清和，许新华.经济特区转型与中国模式研究[J].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4，（1）.
[9]罗清和，潘道远.转型时期经济特区功能定位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5，（9）.
[10]汪涛，范温强.天津、广东、福建，领跑自贸区2.0版[J].中国远洋航务，2015，（1）.
[11]郭芳，王红茹.从四个经济特区到四个自贸区[J].中国经济周刊，2014，（29）.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3
国内4个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
在重庆等7个自贸试验区获批之前，我国的自贸试验区有4个，分别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它们相对成熟的政策与配套值得重庆借鉴。
上海自贸试验区
3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始终抓住5个关键点探索创新。
一是参照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建立健全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负面清单3年多缩减36%，90%的行业对外资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超过90%的外资企业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外资企业新设立数为前20年的总和。
二是对标国际便利化程度和效率最高的自贸区，建立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贸易监管体系。进出境时间较全关区平均水平分别缩短78.5%和31.9%，通过“单一窗口”办理的船舶申报达99%，口岸货物申报超过80%，互联网申报仅需1―2分钟。
三是着眼于形成符合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政府监管体系，建立健全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相对分离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了信息查询、协同监管、联合惩戒、行刑衔接、社会监督、数据分析和双告知、双随机的“6+2”功能框架，实现了部门间协同监管和分类监管。
四是着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索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中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开放创新。自贸试验区累计开立自由贸易账户6.4万个，累计办理跨境结算约10.5万亿元，业务涉及118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发生金融风险事件。
五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深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实施浦东新区地方一级政府管理体制整体创新。落实国家和上海市要求，全部取消64项地方设定的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审批制度，优化政府服务，企业办理相关证照由原先26个工作日减少到9个工作日。
天津自贸试验区
适当放开政策限制。依据天津实体经济优势的特点，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宽，适当放开政策限制，制订调整负面清单。
创新金融租赁。将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发展，使现有金融w系结构更具活力，更加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更加为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的困境。
重视服务行业。注重引进技术含量高、带动作用强的项目来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又注重能够发展民生的服务行业。
广东自贸试验区
改善投资环境和产业机构。加强自贸试验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职能由主导型向服务型转变。
坚持技术创新道路，全面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提供人才支持。
福建自贸试验区
构建闽台协同经贸圈。协同发展包括内生协同发展模式和外生协同发展模式，以投资、贸易为主导，以金融领域合作为突破，全面对接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六海一空一区”，逐步实现信息共享，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等自由化进程，共建海峡两岸一体化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承接台湾高端产业转移。采取直接复制推广、逐步复制推广、建章立制后复制推广等三个层次甄别、消化和吸收，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对接合作，建立一个与国际高标准开放体制接轨和相容的高效管理体制。
国外自贸区建设经验
与国际先进自贸区建设相比，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对此，本刊特梳理出新加坡自贸区和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经验。
新加坡自贸区
实行双层自贸区市场管理模式。依据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法》和《自由贸易区条例》，新加坡自贸区主要是由本国中央政府和自贸区内特定企业分别进行管理，即中央政府进行引领规划，区内特定公司从事日常经营，是典型的双层级自贸区管理模式。
专设国际商业法庭处理国际商事纠纷。2015年1月5日，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正式成立，专门处理包含自贸区在内的本国涉外商事纠纷，具有专业、高效、公平公正的特点，国际商业法庭设置于新加坡高院体系之中，是新加坡最高等级司法审判机关的一部分，其判决具有最高效力，可最大程度保障判决结果得到他国承认和认可。
较为完善的外资市场监管制度。新加坡自贸区对外自由开放的局面离不开本国较为完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2004年《新加坡竞争法》正式颁布，通过该法减缓了市场开放对本国内部市场的冲击，维护了本国对外交易市场安全，对于有序市场竞争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区内赋税优惠制度。新加坡自贸区内实行统一企业所得税政策，除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外，区内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义务人包括按照新加坡法律依法成立的国内公司、在新加坡依法注册登记的外资公司，以及虽不在新加坡注册登记但依照新加坡属地管辖原则有来自于新加坡应纳税款的域外公司。在区内税率方面，自2010年起，新加坡自贸区内采取百分之十七的公司税率，所有区内企业可享有前三十万元应税所得部分豁免优惠待遇。
自贸区大金融监管模式。目前，新加坡自贸区金融监管事宜主要是由新加坡金融监管局负责，其具有央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两大职责。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为加强管理和控制风险，新加坡进一步扩大了金融监管局的职权范围，除属于央行职责的货币发行权力外，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同时对本国银行、证券、保险业等全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大金融监管模式具有集中、高效、统一的特点，有利于提升自贸区内的金融监管效率。
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园区
明确主要服务功能。纽约港自贸区属于一个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园区，伴随着自由贸易园区数量的不断增加，纽约港也在与时俱进，持续明确其服务功能。比如，纽约港主要采用围网等方式将片区分隔封闭，担任货物中转、区内自由贸易交换的功能。另外，纽约港自贸区在区外专门划分若干区域，主要经营包括手表、汽车、制药以及饮料等进出口加工制造业务。
创新体制机制。纽约港自贸区大部分园区分布于新泽西州，但园区的管理者并不是单独由新泽西政府进行负责，而是由地跨两州的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全权负责。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在法律上独立于两州存在，配备自己的警察执法力量，其统一的跨州机构确保了整个大纽约地区港务业务的流畅运行，为纽约港自贸区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4
关键词：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区;发展对策;经济建设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创新贸易发展方式，深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目前，随着国内外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我国的有关部门在管理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科学地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筹建工作，促进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带动经济建设发展。
1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概况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现我国经济贸易的高效发展，我国国务院自2013年起陆续建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国务院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7省市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公布了详细方案，至此中国的“自贸实验区”总数达到了11个，基本上已经覆盖了我国的东中西部。
1.1统筹周边开放型经济区域发展
通过对于我国建立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实际调研分析可以得知，上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覆盖范围均在100平方公里左右，期间涵盖了部级新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等多种开放型经济区域。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该试验区的覆盖面积由最初的28.78平方公里发展至如今的120.72平方公里，并囊括了陆家嘴金融区、金桥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区。而面积最小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涵盖了各类经济区域，诸如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等。重庆自贸试验实施范围119.98平方公里，涵盖两江片区、西永片区、果园港片区。
1.2功能定位各有特色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建设以及战略目标制定方面也存在差异性。作为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其发展定位为立足长江经济带，面向全球，而发展的重点则是金融业。而福建自贸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面向台湾地区，并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实现海峡两岸经济的发展。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该自由贸易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主要实现了与深圳、港澳地区的合作，从而实现了对于高端服务业的转移以及承接，从而促进广东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广东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主要立足珠三角，依托港澳地区，促进服务业开放和发展。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主要实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并由此实现对于华北、东北等工业基地的发展。重庆自贸区在构建的过程中，主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
1.3突出创新驱动发展
我国现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不同的发展、建设目标，但在运行的过程中都加强了对于经济发展制度以及体系的创新。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为例，该经济区域的划分、建设往往能够实现金融贸易、制造、科技等体系的创新，并由此加强同国外相关领域的合作，实现各项制度的创新、发展。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实现粤港澳的深度合作，并由此实现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1.4开放政策趋同
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统一的负面清单，并依据“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进行相关的操作。不仅如此，各自由贸易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往往在安全审查范围、内容、机制、程序上具有统一性。此外，福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对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开放政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需要分别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的框架之下采取各项措施，进而实现了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1.5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的原因
伴随着我国上海等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等7个省市设立自贸试验区，从而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对于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并进一步实现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改善，形成广领域、大范围、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此外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能够在最大程度实现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服务，并以此为基础实现自身的发展，促进取得更高效益。
2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对策
2.1全面协调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
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定位不明显的状况，各自贸区的发展定位较为相似，故而容易导致各类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基于此，为实现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关单位协调确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在当代背景下，上海自贸区需要定位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货币兑换区域，而广东自贸区则需要加强对于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建设。天津自贸区的构建则需要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并构建对外开放、全国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试验田。福建自贸区则需要实现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重庆自贸区要落实改革创新举措,出台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
2.2统筹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
目前，我国的自由贸易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型城市，容易导致各区域开放落差的增强，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我国在实现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合理布局其区域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实现自贸区辐射能力的增强。
2.3全面衔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为确保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生命力以及活力的进一步增强，有关部门在发展自贸区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我国各大发展战略的衔接，诸如“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在这一过程中，广东、福建自贸区需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以及重要枢纽，而天津自贸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则需要加强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承接以及支持，从而由此实现了相关发展战略的实现，并由此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重庆自贸区协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一体推进，不仅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在项目落地、平台搭建等方面均信息共享、项目共推，形成双轮驱动的格局等。
3结语
本文分析探讨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概况，并就实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措施进行了论述。随着相关措施的落实到位，我国的经济建设必将获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钊.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策略研究——以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J].城市,2016(11).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5
浦东新区最东南、距上海市区人民广场约76公里的滴水湖，空气清新，高楼林立。十年前，这里还是海，大规模的填海造陆造就了今天的临港新城。相比市区的繁华，这里人烟稀少，近百平方公里内只有4.5万人。
临港新城从规划宏伟蓝图到城区雏形初现，一眨眼十年过去。相比崛起中的浦东新区，名义上获得更大政策优惠的临港新城几乎被边缘化，成为一个“烂尾”。
不过，这一切即将改变。8月22日，商务部网站消息，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作为与上述自贸区最具地缘优势的临港地区，目前有望接受自贸区的溢出效应。
自2010年世博会后，上海持续十余年的经济活力出现消退的迹象。如今，在现有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上海获批建设国内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无疑将为这座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大都会带来新的红利。
跻身世界级转口贸易港
上海诺爱压缩机有限公司是意大利诺爱集团设在中国的独资企业，专业生产和制造空压机，产品全部销往海外。该公司物流部经理tracy告诉记者，上海自贸区一旦建立，将给公司业务拓展带来帮助。
“以前只做单一的出口，如果上海建立自贸区，国外商品自由进出，公司就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做进口、转口的业务。”tracy说，对于国际化的企业来说，需要的正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
显然，自贸区的设立，既有利于像诺爱这类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也有利于内外贸兼做，以及服务贸易、中外相互投资等领域。
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外资企业众多，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上海在建设综合保税区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这为其探索自贸区路径打下了基础。
所谓自贸区，通常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国家内部某种类似自由港的经济特区，二是指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签订自贸协定而结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组织形式。
上海自贸区是以一国之内的园区形式出现，对特定区域采取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相比国内目前的各类保税区，自贸区意味着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开放度，是一次“升级”。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告诉本刊记者，具体而言，与保税区相比，自贸区具备以下三点差异：一是监管理念，要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的理念；二是贸易开放度，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三是政策开放度，最重要的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自贸区应率先开放外汇政策，同时税收政策也要有国际竞争力。
据悉，上海自贸区以外高桥地区为核心，沿海岸线扩展到洋山港、机场保税区，这片占地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上海综合保税区的主要涵盖范围。
“现在大背景发生了变化，全球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对《支点》记者表示，上海自贸区试验不仅仅只是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谋划，更宏观的意图是帮助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口困境。
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分别为53.9%、45.2%和0.9%。三驾马车中，净出口明显疲软，引擎失灵。此前的海关数据还显示，进出口额从5月起明显回落，6月更是出现了17个月来的首次“双降”，出口增速创下44个月新低。
潘正彦分析，上海自贸区的试验目的很明确，首先是要带动上海的“四个中心”的建设，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以及国际贸易中心。但从中央的表态来看，更寄望于借助自贸区的带动，解决目前较困难的出口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希望能够适应当前国际贸易的新形势，应对国际间贸易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在今年4月的一次研讨会上，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介绍，自贸区表面理解就是贸易自由，在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资金、外汇管制等）方面有一些政策性的特殊优惠。若上海自贸区采取特殊的监管政策和优惠税收，对国内的转口贸易将有促进作用，对离岸金融和航运服务也有极大推动。
转口贸易又称中转贸易，是指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货物的买卖，不是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直接进行，而是通过第三国转手进行的贸易。对于转口贸易的中转国来说，其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拥有吞吐能力强的港口资源，以及采取特殊的关税优惠政策和贸易政策，如自由港、自贸区等。
可以料想的是，除传统的伦敦、鹿特丹、新加坡等转口贸易港外，自贸区的设立将使上海跻身世界大型转口贸易港之一成为可能。
国际金融中心提速
鉴于贸易和金融关系紧密，上海能否发展为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成为成功的港口城市，正是得益于中央对自贸区的支持态度，上海加快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脚步。
7月20日，上海市黄浦区宣布启动建设“外滩金融创新试验区”，互联网金融和民营金融将成为两大核心。
据报道，建设“外滩金融创新试验区”，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主动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在空间规划上重点布局了“一城一带”，“一带”就是外滩金融聚集带。
分析人士指出，在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试验区不仅仅为本地涉及金融的企业服务，众多民间金融企业也将从中受益。
而金融开放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整个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包括投资咨询、法律服务等。通过服务业的开放，一方面促进国内金融业发展，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帮助企业走出去。
“从加入wto之后10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的商品贸易虽然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服务贸易相对滞后。”王志乐指出，服务贸易恰恰是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应以服务贸易为主。
早前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政府已准许外资银行在上海自贸区直接建立全资分支机构。除允许在自贸区直接建立分支机构外，外资银行也可与内地国有或私人银行成立合资银行，而外国合作伙伴也可持有合资银行的多数股权。
对此，受访人士持欢迎态度。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外资银行对外资企业的服务更有优势，服务更易对接，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不仅会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还会带动更多外资企业进入自贸区。
另一个受外界关注的焦点是自贸区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市场化问题。之前上报的自贸区方案明确提出，未来企业法人可在自贸区内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
根据规划，上海自贸区的定位除了传统的大小洋山港等货物进出口“硬贸易”外，将侧重技术及服务型贸易。此外，企业和个人可享受优惠政策，包括货币自由兑换、贸易货物长时间储存、个人离境购物免税等。
潘正彦认为，对于货币自由兑换，一般企业现阶段并不擅长，面对国际风险没有经验，只是对汇率波动有印象。同样，管理方在具体业务上也是生手，能否及时发出风险提示，对企业来说关系重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利率、汇率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
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表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相当于提供了一块“试验田”。有些金融改革举措一开始就在全国推开的话风险太大，可考虑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为全国探索经验。
复制香港存悬念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直接构成了对香港的冲击。
由于自贸区将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内地居民今后可以到浦东临港购买奶粉等免税进口商品。某种意义上，上海浦东可能变为一个新的“特区”。
一方面，浦东迪士尼若再配上免税购物商店，很可能分流访港的内地购物客、旅游客。另一方面，若浦东区域内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可能受到影响。
况且一直以来，因为部分进口商品价格内外差极大，大量内地人把钱花到香港、花到国外。今年上半年发生的香港奶粉禁售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香港已很难承受这种免税商品带来的客流压力。
香港《明报》分析称，上海浦东坐拥港口和国际机场，外贸、金融业务蓬勃发展，再加上处于建设期的迪士尼乐园，建立自贸区的优势明确，也合情合理。若能推进，则将更大程度地发挥上海交通枢纽的优势，带动周边长三角出口加工、贸易、服务产业的发展。
而在此前，中国社科院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指出，香港虽然连续11年蝉联中国城市之首，但是香港的竞争力已现颓势，内地龙头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与香港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关于亚洲金融中心的“港沪之争”由来已久，自贸区可谓是上海梦寐以求的发展机遇。而从高层的表态来看，上海自贸区的格局或许不止于“复制香港”。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近期在浦东新区调研时曾指出，上海要建设的自贸区是国家战略，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创新，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意义特别重大。
然而，要想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越香港，上海仍将面临诸多难题。有香港学者撰文称，香港的自由、法治以及简单低税制所构成的软实力，上海难以复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自贸区一旦建立，香港这个购物天堂会比现在冷清许多。
各地争建自贸区
随着中国首个自贸区尘埃落定，新一批开放程度更大的贸易窗口正一扇扇打开。
7月23日，广东省政府下发《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2013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正式表态南沙新区启动申报自贸区。记者看到，在对南沙新区2013年建设目标进度一栏中，明确提出“启动申报自贸区”，这是广东官方公开文件中首次提及此事。
在上海自贸区获国务院原则通过后，自贸区概念随即蔓延至各地。紧随上海之后，天津的自贸区方案也已经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深圳前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政策已经启动。另有消息称，浙江舟山、重庆两江新区也已加入到争取自贸区试点的行列。
不过，国家发改委官员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国务院高层倾向在广东和上海先试自贸区。特别是南沙新区是唯一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部级新区，在政策获批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近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下半年要加大对东部地区的制度供给。重点加快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福建平潭、舟山群岛新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功能区建设，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和先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为转型发展提供新动力。
这一表态无疑为未来几年中国出现更多自贸区提供了可能，而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与创新将为其他地区试点做出表率。
潘正彦则认为，各地的动作对上海确实将产生竞争感，如今这种争先恐后的做法到底好不好，目前还很难说。但记者注意到，在上海自贸区申报成功后，其余城市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低调，近期关于其他各地争建自贸区的报道明显有所减少。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6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贸易转型；金融制度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多元化
一、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自加入世贸以来，中国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还是存在企业缺乏创造性、劳动力成本逐步增加、产能过剩能效较高、国际需求疲软等问题。而自从“aBC世贸”（即anyonebutChina世贸）建立，全球贸易竞争加剧，中国面临着“二次入世“的新一轮挑战。在此国际背景下，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再次以开放促进和深化国内经济贸易的改革，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正式挂牌成立。首批入驻自贸区的有25家企业和11家金融机构。2015年1月，中国政府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二、上海自贸区对贸易转型升级的推动
（一）自贸区以更开放的姿态吸引外资企业
挂牌一年来，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和金融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如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货物通关时间缩短、营业执照等证照领取时间缩短、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等。这些开放措施将为自贸区内的外商投资进一步松绑。上海自贸区以这些更开放的姿态，对外资产生更加明显的吸引力。
（二）自贸区对贸易转型带来的体制创新
1.负面清单工作不断深化，2014年版负面清单进步显著。
目前，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已有77个国家已经采用了此种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让外资企业对照这个清单实行自检，对其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事先进行整改，从而提高外资进入的效率。而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相关工作是一个试验田，可为今后国家战略的调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经验。
2.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为适应制度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已进行了大量的制度方面的探索。首先，上海市政府赋予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域统筹管理权，下放其能够承接的行政管理与审批事项。其次，自贸试验区创新商事登记制度，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同时把企业营业执照样式由多种统一成一种。最后，上海自贸试验区配合“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改革，强化对市场主体“宽进”以后的监督和后续管理，使得创新成果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复制推广。
3.贸易监管制度创新，贸易更加便利。
上海自贸试验区根据“境内关外”的监管模式，推动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制度，使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国内首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同时，开展了如“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多项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成为贸易便利化改革的重要措施，使得区内贸易更加便利。
4.加强金融制度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围绕建立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进行了以下探索和创新：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外汇管理改革，使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允许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等。虽然在很多人民币离岸业务开放政策的实施方面进行了限制，但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业务对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乃至推动的服务业繁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增加贸易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多元化
2013年9月18号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外开放了我国服务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18个领域中，上海自贸试验区开放的重点是服务业，一些原来不对外开放的部门转为对外开放，这体现了贸易升级，也是全球贸易新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自贸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更完善的平台
在不同的治理体系中，中国面临一个机会。通过在上海建立试验区，来参与全球高标准投资规则的形成过程，并用全球高标准的投资规则如透明度、便利化及监管能力来改革国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为我国在新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指明方向、积累经验。可见，自贸区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为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更完善的平台。
三、借力上海自贸区，推动贸易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贸易转型发展的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开始下滑，中国具有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企业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应该采取技术的创新与变革，建立独到性优势，产品才能取得价格优势，企业才有更广阔的利润空间。此时的经济增长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实现，必须通过技术和资本进步，也即生产技术的进步来实现，未来贸易的发展方向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
（二）国家和企业应加大科研力度，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重要支撑。然而我国科研管理体系中存在创新投入占GDp比重相对偏低、科研基金资助和评价体系制度不够完善、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为了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国家和企业应从以下几点出发：
1.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力度。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对科研工作进行部署和规划，提升科研院所和公益性行业创新能力，形成有益于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长效机制。积极支持科研装备自主研制，提高科研装备自主研制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一是强化设计与统筹规划，围绕目标和实际需求，提出项目建议。二是经费支持力度分层次、有重点，调动积极性。三是规范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2.重视人才，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要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要坚持竞争激励和崇尚合作相结合，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有序流动。一是为创新高水平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二是加强领军人才队伍的建设，引进创业型高新技术人才和比较成熟的人才。三是要注重人才梯队建设。
（三）上海自贸区的复制推广
自贸试验区的复制推广形式有两种：一是改革经验推广，即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改革经验的推广。二是区域复制，即自贸试验区特殊经济区形式的推广。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7
7月3日国务院通过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但实施细则未出。“上海仍在推敲，并要通过十多个部门的会签，然后上报国务院。估计走完程序需要三四个月。”商务部一位参与上海自贸区调研的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
一石激起千层浪。28.78平方公里的“小特区”，还未打开“自由”之门，即已感到丝丝寒意。
7月以来，金融监管、发展改革和财税等多个中央部门对一些试验提法的异议传出；开放尺度大小的争论不断；上海自贸区可能对周边各类“特区”带来虹吸效应的担忧之声接踵而来。不亚于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夕引发的震荡，争议、阻力，甚至恐惧甚嚣尘上。
现今“多哈回合僵死”，多边贸易体系式微，而区域次区域贸易协定则犹如雨后春笋。以美国主导20多个国家参与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正在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新标准；tiSa（服务贸易协定）则试图重构全球贸易的新价值链。Bit（双边投资协定）则酝酿更自由的投资“游戏规则”。
“经济全球化已由传统的商品贸易为主向以更高标准更高层次的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转变的新格局下，中国观望乃至排斥，则可能贻误战机。”一位央行官员感慨，将来面对高标准体系只能被动接受。
经历30年，改革已驶入“深水区”。相对早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对《财经》记者表示，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改革者，变成既得利益者，从改革的动力变成了改革的阻力。因此，推行新一轮改革的难度远比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路径更大。
由此，上海自贸区被各方视为探路再开放的“试验田”。寄望其以服务贸易、跨境投资协定为核心，深度开放，乃至成为撬动中国重构世界贸易价值链的支点。
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不久前在中国智库“四十人论坛”举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说，讲改革红利，也不要忘记开放红利。中国的开放程度还不够，半拉子的开放。对进一步的改革，不能说造成障碍，但是确实推动的力度不高。
据悉，商务部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调研。贸易专家预测，下一步可能在有条件的区域，自贸区将渐次开放，一如当年深圳特区的燎原之势。上海再发力
驱车从洋山港临港新城一路北上，来到外高桥保税区。虽是星期天，来往的物流货车却络绎不绝。跨国公司与国际大型物流公司的标牌鳞次栉比，相对封闭的保税区内，到处是集装箱码起的堆场，船泊码头，扑面而来的是贸易自由的气息。
国务院划定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这一区域贸易成交额超过1万亿元以上。上海港已经连续两年蝉联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
《财经》记者从不同渠道获悉，未来上报的实施细则，有望突破28.78平方公里的范围，扩至整个上海乃至舟山、无锡等周边区域。试验内容也有所升级，从一般海关保税综合区的概念上升到类似当年深圳特区那样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一位参与方案调研的官员表示，28平方公里太狭小，难以承载综合改革的内容，并且示范和辐射意义不大。因此有学者提出“更开放一些”。
据了解，执行细则将涉及：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开放、投资管理改革、金融改革以及行政改革等几方面。
其中涉及整合各类海关监管特殊区，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创新和转型升级；试点人民币跨境贸易和离岸金融、离境退税等政策；拓宽外商金融投资范围，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鼓励贸易与金融、航运、物流、制造、会展等产业融合；试行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保税仓单质押融资等业务以及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大宗商品交易、技术进出易、跨境电子商务等。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
相比十年前的货物贸易开放，此次试点的重点是要素市场的开放，一些技术细节的纰漏可能导致改革失败。因此上海显得慎重低调。上海高层提出：埋头苦干，少说多做。
近几年，上海经济一路下滑。2011年，上海GDp增速为8.2%，全国倒数第二；2012年增速为7.5%，全国排名“垫底”。浦东新区的增速也明显放缓。上海已渐失长三角“领头羊”的风范。其改革动力不足，趋于保守的气息让一些跨国公司高管感到不快。
一份中美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公司感到上海的“投资压抑”。尽管2010年以来，中央陆续批复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但四大中心的构架让上海站立于“虚空”。“太空了，很难落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一次，上海希望通过自贸区激活“四大中心”的功能，重振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与开放度“领头羊”的雄风。这意味着，上海接下来将可能以“开放红利”实现新十年的经济再升级。
《财经》记者从各方渠道获悉，上海的航运中心定位也将随之变化，不会按照以前搞制造业的模式，讲求集装箱多少吨位，甚至航运中心也不仅是服务中国的航运。全世界的集装箱转口贸易、结算、保单都可能在上海做。金融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将使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乃至贸易中心向服务贸易体系延展。
一位见过上海初始方案的学者告诉《财经》记者，方案开始比较保守，基本是出口加工区的升级版，或者讲自由港的概念。是海关“铁丝网里的开放思维”。今年3月，总理视察上海，为自贸试验区开宗明义，上海才重新调整方案。
据悉，总理当时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其实，上海探索自贸区的历程已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国务院总理就曾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研究关于自贸区的课题。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泊溪起草了《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并得到时任总理的批示。李泊溪对《财经》记者说，“当时开放的思路很大胆。”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也做过上海试点自贸区的调研。
尽管研究较早，但上海财经大学世经贸系副主任、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可以借鉴的自贸区经验很少。上海市商委也找过其他国家的一些先例，发现其他国家的先例不太适用。新加坡本身就是自贸区，香港本来就是自贸区。美国的自贸区相当自由港，因为美国服务业完全是对外开放的。
由于并不了解自贸区模式，上海自贸区通过伊始，浙江、江苏等地陆续开会，研究上海自贸区带来的冲击波威力。
2011年6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成为中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部级新区。其后，舟山新区谋求转型自贸区，现在担心“以前的努力白费了”。昆山是国务院批准的“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实验区”，其管委会担忧上海的虹吸效应，使原先的优惠政策被弱化，跨国公司更可能将总部尤其财务中心、运营中心和营销中心放到上海。
感受震撼余波的还有筹谋已久的天津、重庆、大连和南沙。这几个区域早在三年前就在研究自贸区的转型方案。
震撼之余，各地开始意识到上海自贸区将带来的溢出效应，并希望找准自己的定位，与上海嫁接，在长三角乃至内地形成更加精细的分工。
最担忧的是香港。
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光一个香港不够。上海和香港两个中心的发展可以把存量的盘子做得更大。上海凭借2015年建成迪士尼乐园的契机，在浦东建立免税购物区，有助于分流香港内地游客购物的压力。
另外，上海和香港的定位也有所区隔。香港依托国际市场，定位于高端服务业，而上海则依托中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嫁接低端制造与国际高端制造，并使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对接。
孙立坚说，自由贸易区的试验，不是政府“4万亿”的蛋糕，各个地方去抢蛋糕。这一次，中央一点蛋糕都没有给，只是放权、松绑，蛋糕靠地方自己去做，你能把蛋糕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这是这次改革的特点。不像一些地方政府理解的那样，等着中央给政策红利，没有捞到具体优惠政策，就认为感觉很虚。
与深圳前海一样，自贸区试验其实是一场要素市场的放开、政府边界的厘清和管制的放开，不是优惠蛋糕。因此，地方不必“拿着金饭碗不要，去做一些自己根本做不了的事情”。孙立坚说。
总理曾表达过这一意图：“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7月16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率领的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在江苏省学习考察。考察期间韩正也表示，上海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这不是以往的政策优惠，而是深刻的制度创新。探路再开放
近期关于上海自贸区试验的争论彰显处于转折期的中国，对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并不明晰。
前不久，由中金公司研究部联席主管黄海洲、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诚君执笔，多位官员与专家参与共同完成的一份关于《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报告指出，当前国内有一股自我感觉良好、骄傲自满的情绪，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仍然有相当的市场；在一些领域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上，很大程度仍然停留在加入wto所要达到的标准，满足于加入wto所带来的改革开放红利，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新标准、新发展知之甚少或简单排斥。
一位参与研讨的学者说，理论界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不利因素，他并不知道具体的东西，但是马上上升到爱国不爱国这些东西，这就坏了。十年前二十年前，开放是所有人拥护的，因为都恨封闭。
该报告指出，对新一轮贸易自由化所具有的贸易与投资并重、侧重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趋势转型，对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的tiSa、tpp、ttip谈判等更高标准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内容，理论研究和评估不足。对吸收和引入这些新标准、新规则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更是缺乏系统研究和评估。
专家预测，世界贸易体系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替代它的可能就是关于tiSa、Bit、tpp、ttip形成的标准体系。如果现在不以开放包容心态研究，很可能在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
梳理部分引资规定，可以看出：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持股比例单家不得超过20%，多家累计不得超过25%；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目前实际已放宽到49%），不得从事a股交易（目前已有试点有条件放开）；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必须与现有内资电信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移动、固话等基础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等。
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上述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更是意识到“大数据”引发的国际规则变迁。信息已经作为生产要素，大数据、云计算改变着外贸供应链管理。这个领域现在国际上风云际会，争得很厉害。欧洲和美国对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跨境数据流研究，未来将会出现类似imF或者wto的对于数据的国际规则体系。
“但我们现在还缺位，旁观，可能要吃大亏”。他说，未来国际跨境数据流不到中国来，经济活动、金融活动都没法干了。
据了解，商务部除了正在做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调研，还在研究贸易供应链管理。这曾是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留下的课题。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上任不久，就在一次党组会上提出，加快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促进政策的“顶层设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服务贸易改革、投资管理改革、税费减免，都挑战部门利益。这个试验尺度测试着开放度，上海自贸区也是下一步改革的试金石。
商务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表示，“说以开放促改革，促什么？就是促政府尽可能少管，特别是管不好的事情不要管，让市场主体自由进入、自由退出、自由竞争。比如像中美Bit谈判，涉及到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禁止的说清楚，不禁止的可以随便干。对依靠外商投资目录，进行审批带来冲击。”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前30年依靠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外向型模式恐怕要画句号了，要探索一个支撑未来30年发展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架构。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开放要素市场已是必然。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速远高于制造业和整体增速。跨国企业投资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快速，外资已经感觉到放手做大服务业蛋糕的时代可能在中国出现了。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王直曾对商务部官员提出，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去，要在制度、税收、户籍、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化改革，使每个人得到公平的机会，参与到世界全球化的大潮里来。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定位，上海自贸区成为新一轮开放探路的一枚棋子。“试水”不易
据悉，在制定自由贸易区试验方案期间，上海市政府官员到主要几个部委跑了一圈，希望寻求各个部委的支持。不过，在一次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协调会上，大多数部委都提出不同意见，觉得不成熟，困难大。
“因为是玩要素，玩到利益者和主管者的奶酪上了。”孙立坚坦言，“要素玩成功是上海的蛋糕，要素玩失败的话，垃圾是我（部委）来扫。”
因此，权利和责任的明晰变得十分有必要。
商务部一位官员表示，上海加上“试验”两字，就是希望上海争取时间大胆试，然后通过全国人大或其授权进行《自贸区立法》，并将自贸区模式推广到其他区域。这样，权利和责任可以通过法律机制来确认。
据了解，上海方面目前比较难以把握试验尺度。很小的自贸区如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比如说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涉及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试验者，没有整个机制的框架支撑，很难转圜。这也是上海感到比较模糊的地方，所以自贸区的定位在哪里，整个决策层其实态度也是比较暧昧。
此次开放不是货物贸易的开放而是要素市场的开放。面临的风险更大。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对《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学的原理是不主张这种特殊化的区域。一旦特殊化，就是二元结构，二元结构一定是阻碍资本配置效率的，投机现象跟着出来了。没有全国一盘棋的政策支撑，试验阻力很大。实际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起色不大，核心问题是国家的利息垄断地位以及监管机构对资金流的严格监控这一情况无法改变。
“比如做零售和批发的话，货物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流向国内其他区域，就是要突破海关铁丝网。”袁堂军说，可能的情况是，开放“过度”会带来虚假交易和投机资本猖獗。管制太严，自贸区形同虚设。
要素市场改革有成功的，但也有完全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不讲究顺序。要么一下子全放开，要么颠倒改革顺序。
孙立坚认为，“从顺序讲，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完全在全国范围搞。这个要素开放不能有‘洼地’。”否则要素市场放开了，借不到中国银行的钱，一些中小企业借国外的短期资金，就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出现的情况。这很危险。
有专家提出，不应设立“特区”，应该全面开放，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至少在东南沿海选四五个城市，分阶段、有限度地逐步开放，并同时解决国内的公平竞争问题，大幅度减少审批，松动管理，根本就不用试点。
近期，由央行货币二司司长李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等完成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报告提出，“在维护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参照近年来美国“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鼓励地方探索改革路径和管理方式，并通过地方间适度竞争，寻找最优制度组合。在鼓励地方改革创新的同时，推动一系列配套改革，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清理各种法律和政策文件，促进公平竞争。
“中国大环境不改，小气候难成大气候。”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宋弘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正在形成。
去年底，央行推出跨国公司总部人民币资金跨境放款试点政策。今年5月下旬，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制定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5月16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6月19日，国务院出台八项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又提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8
据悉，第三批自贸园区申报筹备工作已经开启，目前地处中西部的武汉、西安、重庆、成都、兰州都在积极争取进入第三批自贸区行列，其中陕西和湖北两省已经完成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并上报国家层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西部地区城市在短期内获批自贸园区的可能性不太大，“津粤闽三地从起步到见效至少需要两年。见效之后，再总结经验看是否需要在中西部设立自贸园区。”
内陆首个自贸区或锁定“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重庆、西安、武汉呼声高
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中国多个内陆城市掀起的自贸园区申报热潮，霍建国认为，即便中西部地区有可能获批，也是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相关的区域和节点城市将有可能获批。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在近期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提出构筑辐射“一带一路”的自由贸易园区。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
2014年12月9日在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给了各地申报自贸园区新的期待。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获悉，湖北省正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主体，积极向国务院申报内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前，地处西北对中亚贸易前沿的新疆，早在2013年11月就提出，要争取在新疆设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园区;宁夏也提出建设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的先行区。此外，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兰州等城市已经明确提出申报内陆自贸区;其中，西安已经完成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并上报国家层面。
自贸区群雄逐鹿，哪个城市希望更大？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首推西安，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西安在‘一带一路’中，不仅是大西北地区的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起点，更是中国经济向西的桥头堡和辐射源，如果考虑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节点上设立一个自贸区辐射中亚国家，西安肯定是最厉害的。”
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称，西安是大西北地区的中心，陕西是大西北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丝绸之路经济带肯定需要一个自贸区，而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建设一个自贸区，最有条件的就是西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晓红教授则首推成都，她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成都高新区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将放在“科技型贸易区”，以区别于上海自贸区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差异化，打造成为中西部自贸区的样板，更加充分体现成都在与东盟地区合作、与欧洲经贸合作、作为欧亚大陆航空枢纽点、科技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等优势。
四川省商务厅厅长谢开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论从区位优势、经济实力还是从科技人文和国际化程度来看，成都有条件成为第一个内陆自贸区。在谢开华看来，当前四川最大的贸易伙伴已变为东盟，在成都设立内陆自贸区有利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则首推武汉，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武汉是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龙头城市，从19世纪中叶时崛起，开始向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发展迈进，到20世纪初基本确立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
“35年前，国家实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没把武汉放在第一批经济特区来试点。新的35年，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要把武汉放在内陆自贸园区试点的优先地位，这不仅仅是区域平衡战略，更是事关全局战略。”张燕生说。
张燕生所述并非没有缘由，武汉有获批的基础硬件。早在2009年12月，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已经被批准成为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推进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已经先行先试、探索出了经验。
专家们各持己见，不一而足。如果从2014年8月21日海关总署批准西安、天津、重庆海关为“优先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督创新制度的三个试点”推测，除了已经获批的天津，西安和重庆看似希望较大。
张燕生建议，内陆自贸区在中部、西北和西南各选一个城市比较合理，中部选武汉，西北选西安，西南在重庆、成都中二选一。
据媒体报道，重庆的申报差不多与广东和天津同步，2014年2月，重庆就已经敲定了自由贸易试验园区整体方案。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重庆的水港、铁路港、空港都是一类港，这几年重庆做的渝新欧铁路是中西部做得最好的。此外，重庆还有三大保税区，大量的货物可以在保税区集结后，通过渝新欧铁路进入到欧洲市场，而欧洲回程货物也可以在这里集结。
相比成都，张燕生更倾向于重庆，“重庆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也是‘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的重镇，更是制造业中心，相比成都更有潜质和辐射带动作用。重庆、西安、武汉应该成为第三批自贸区。”
沿边自贸区
广西北部湾、云南瑞丽行动快
在内陆城市掀起自贸园区申报热潮时，靠近国境线的沿边区域，也提出了要求开放的诉求。
近年，为寻求发展，沿边一些地方尝试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以缩小与东部省份的差距，比如正在进行的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正在积极研究建立中的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然而，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面积较小、辐射范围有限等问题，并不能满足当地所愿。自贸园区对沿边地区，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目前，沿边的各个省份大都提出了自贸区诉求。其中广西的诉求比较强烈。2014年11月，广西首次提出“加快申请设立北部湾自由贸易试验区”。北部湾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战略目标定位为：为建成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核心区域和“海上丝绸之路”新门户、新枢纽，提供强大支撑。
云南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而且提出建设自贸园区的时间更早。2014年5月，云南省发改委就召集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对建设云南（瑞丽）沿边自由贸易园区进行研究论证。
特殊的地理区位决定了云南（瑞丽）沿边自由贸易园区在我国面向西南开放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获批，瑞丽试验区也将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先行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9
加上之前的上海，全国形成了4个自贸区试点，布局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
“选择这三个地方已经酝酿很久了。”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这一决策前的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十九次集体学习，这次学习的主题即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给中央政治局上这堂课的讲师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光辉。李光辉是研究自贸区问题的主要专家，自贸区主要课题《中国自贸区可行性研究》，乃至第二批自贸区津粤闽三地的规划，他都是专家组成员，还担任组长。
“把自贸区问题拿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李光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意味着推动自贸区建设是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沿边开放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也非常重要，但这么重要也还没拿到政治局学习的程度。”
“中国已经到了高标准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历史时点了。而且，我们也具备了这个条件”。李光辉说，中国必须跟上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趋势，形成面向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才能不失去主动，继而在未来规则制定和世界经济新格局中赢得先机。
自贸区的重要性堪比当年被誉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经济特区。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是前35年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区别。
那么，与当年的经济特区相比，如今的自贸区有何不同？具体来说，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凭借什么优势入选自贸区试点？它们先行先试的使命、目标、着力点又是什么？
选择标准不同――
经济特区：对接港澳台，引进外资和技术;
自贸区：南北呼应，重在自我转型和升级
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海圈出了深圳、珠海和汕头，在东海圈出了厦门，成立了4个经济特区。中国决定在这4个地方实行特殊的政策、进行特别的管理，探索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些地方承载着中国改革“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窗口”的国家使命。经济特区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开始。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深圳的对面是香港，珠海的对面是澳门，厦门的对面是台湾，汕头是一个例外，它的“对面”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当时选择这4个地方作为特区，是希望借力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把市场经济引进来。”张燕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称，“为什么没选上海，也是因为上海不像这4个地方有明确的指向。”
“当时的想法是引进资金和技术，打开一个窗口，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在特定的区域里引进外资，引进海外华侨投资，然后加工、出口，增加我们国家的外汇收入，再用外汇收入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开始的提法比较保守，就是吸引海外华侨进入特区，直至1984年，才正式提出吸引外资。”
当然，当年对深圳、珠海、厦门三地的制度安排，亦是为后来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回归做准备。
今日自贸区的设立仍然对应着港澳台。在第二批获批的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试点中，肖金成分析，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毗邻香港和澳门，在这里设立自贸区便于和香港、澳门对接;福建的厦门和平潭毗邻台湾，厦门有经济特区的基础，近两年平潭实验区也在规划和建设，对台的交流合作需要自贸区这样一个平台。
“广东对应着港澳，福建对应着台湾，进一步的扩大开放，或有可能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包括广东、福建、台湾、香港、澳门在内。”林桂军说。
与经济特区的布局不同的是，在自贸区的布局中，多了上海和天津。
上海并没有肩负着像福建那样的两岸合作，也没有肩负着像广东那样的粤港澳合作，“但上海依然是中国的龙头，当然要走在中国的最前头。”张燕生说。
在肖金成看来，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个新区，有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这一基础条件;同时，北方也需要一个自贸区来引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
在过去的35年里，天津没有像上海和深圳那样成为一个明星区域，但林桂军认为，天津应该成为明星，因为它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他看好天津在现代制造业方面的潜力。“如果我们打造产业升级，发展高端的制造业，天津是一个比较好的板块。”
至此，自贸区的分布覆盖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东部沿海以及北部沿海，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格局。
使命不同――
经济特区：“与国际惯例接轨”;
自贸区：新常态下主动应对全球化竞争
四大经济特区是在开放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设立的，当时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量在全世界都不算领先。1978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十;1980年，中国GDp占全世界1.72%，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的0.93%。
那是四大经济特区起步的基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经济特区开始先行先试。
彼时，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通过四大经济特区，以特事特办的方式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进行改革，来尝试一些与国际相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是当时经济特区的主要任务。
“当初的经济特区是处于被动吸纳地位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试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总结说。
此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高速但粗放的增长。如今，那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旧常态”。
当下的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无论是贸易总量还是GDp总量在全世界占比都早已突破10%大关。中国经济也正式宣布进入“新常态”。
在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自由贸易区也开始先行先试。
张燕生说，自由贸易区所要面对的是“新常态”下进行的新一轮体制创新的先行先试。“新常态”之下，是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和高标准的改革。
梅新育认为，今日的自贸区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开展的试验。中国从被动逐渐走向主动。
目标不同――
经济特区：对标港澳台的小经济体模式;
自贸区：对标美日欧的大国经济体模式
据林桂军回忆，在当年经济特区的选择上，上海的崇明岛也曾是候选区域之一，但在最终公布的结果中，崇明岛不在其中。
在中国，经济上真正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仍是上海。
上世纪90年代初，站在黄浦江边的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表示，设立第一批特区的时候没有考虑上海是一个失误。
“因为不管港澳台也好，海外侨胞也好，引进的市场经济主要是小经济体的市场经济，我们也学到了一个小经济体的开放模式。”张燕生认为，如果把上海列为第一轮改革开放的试点，结果也许会不一样。作为最具有国际化形象的上海，“它对标（即对比标杆找差距）的可能是美日欧，那将是大国经济体模式而非小经济体模式。”
张燕生所指的当年经济特区引进的小经济体模式的一个典型形式即是“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但这种加工贸易形式在后来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企业主要依靠“出口退税补贴”而非外销利润的获取;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本地化”、“国产化”的动力;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严重。
“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期已经意识到了。”张燕生说，“这种小经济体模式对过去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至今仍然解决得不太好。”
30多年后，新一轮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
这个时候的背景是，经过前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全方位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上海对标的应该是像美国、欧洲这样世界上最开放、最发达的国家，而绝非港澳台，是以更高标准的规范为基础的大国开放模式。”张燕生表示，中国需要的是能应对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大国开放战略，中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要想不被边缘化怎么办？只能把tpp所谓的美国的高标准规则，例如，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环境标准、劳工标准、服务业的全面开放等等这些美国要边缘化中国的新规则，变成倒逼我们新一轮改革的动力，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考虑。”
从国家战略上看，张燕生认为，未来的自贸园区，在制度上、发展程度上以及创新能力上将与美国、日本和欧洲越来越接近，而不是与香港那样的自由港越来越接近。
这意味着将要掀起新一轮的改革运动，“怎么能够把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作成像美国一样规范，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上海、天津等自贸园区试点的使命。”张燕生说。
着力点不同――
“经济特区的诱饵是政策优惠，自贸区的诱饵则是消除政策壁垒”
长期以来，减免关税的优惠政策一直是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在经济特区之后的各种开发区和高新区，其共同的政策就是给予减免关税的优惠。“譬如，当你是优惠政策为主，很直接。我在区外，过去33%的所得税，一进到区内，就是15%的所得税。”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究竟是政策的洼地还是改革的高地？这曾经是外界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抱有的疑虑。韩正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
“经济特区是放饵钓鱼，自贸区是开闸放水。”林桂军的比喻很形象，“经济特区的诱饵是政策优惠，自贸区的诱饵则是消除政策壁垒。”
政策壁垒主要有两种，第一是准入放开，第二是国民待遇。“今天我们是对所有的国资、外资、民资，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负面清单外，政府都不审批。”韩正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这次改革，说到底是革审批的命。”
“但是，不审批以后，政府职能怎么转，以前我们都没有碰到过。上海自贸试验区就是要探索出一套做法，负面清单越来越短，不列入负面清单的，完全由市场主体决定，负面清单以内的是高度透明的管理模式。”韩正坦言，这是颠覆性的改革和颠覆性的创新，难度也在于此。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10
一、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制度安排
广义的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是指不同国家、地区或经济体之间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成员方降低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形成的自由贸易区域，以推动货物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且成员方之间的互惠力度通常要高于wto最惠国待遇，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狭义的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是指在一国或地区内，划出特定区域，该区域享受境内关外待遇，通常实行较为宽松的海关监管政策和较为优惠的产业支持政策，如海关保税监管、进出口快速通关、产业负面清单制度、企业注册流程简化、税收优惠、投资便利等，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文简称福建自贸区）于2015年4月21日挂牌成立。与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期挂牌成立的还有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根据国务院的《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下文简称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福建自贸区地理范围11804平方公里，包括福州片区、平潭片区、厦门片区，其中：福州片区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平潭片区重点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厦门片区重点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
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涵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资金流动的自由化。目前中国大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一线放开”是指自贸试验区与境外实现贸易自由化，海关监管相对宽松、减免相关税费，并鼓励在区内创办新兴产业、鼓励在政策制度上先行先试。“二线管住”是指针对自贸试验区与国内非自贸区之间的货物流动与要素流动，实行相对严格的海关监管、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
二、闽台经贸发展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
（一）闽台经贸发展概况
2008年之后，两岸迈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010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协议）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了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2008年两岸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292亿美元，2014年增至1982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53%，年均增长9%。其中，中国大陆自台湾进口迅速增长，2008年为1033亿美元，2014年增至1520亿美元，进口额常年是出口额的3―4倍，大陆对台贸易逆差由2008年的774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1057亿美元（见图1）。同期，两岸的投资合作也稳步增长，中国大陆实际利用来自台湾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由2008年的1899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018亿美元（见图2）。
随着两岸经贸合作的深化，闽台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见表1），2010-2014年福建省与台湾之间的进出口总额由488亿美元增至1243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079亿美元增至3821亿美元，进口额由409亿美元增至8614亿美元，福建对台贸易总体呈现逆差。从所占比重来看，福建对台湾进出口额占福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较低，2014年为701%；福建对台湾进出口额占中国大陆对台湾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高，2014年为627%，说明闽台之间的地理临近优势在两岸经贸合作中并未充分显现。
目前，福建已建成六个台商投资区，涵盖纺织鞋服、食品加工、电子制造、石油化工等行业。2010年6月，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发展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并引进台湾有关交易制度，推动两岸金融合作。与此同时，厦门已成为台湾商品分销大陆的重要中转地，并计划建设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中心。
（二）商业银行面临的机遇
1货物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
福建自贸区将积极推进闽台通关合作机制，包括：在货物通关、进出口贸易统计、原产地证明、检验检疫方面的合作，逐步实现闽台海关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对台湾运往自贸区的农产品、水产品试行快速检验检疫；优化部分从台湾进口的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审批程序；自贸区还将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施无纸化通关和企业自主报税。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配套政府部门的“单一窗口”建设，可以拓展的业务包括：电子化支付结算（例如：企业网上银行、企业手机银行）、资金归集、企业电子化汇款、企业结售汇、电子化监管申报、电子化单证处理、进出口贸易融资等。
2新型贸易方式带来的机遇
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鼓励自贸区企业尝试新型贸易方式，包括：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发展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积极发展动漫产业、信息产业、供应链管理、飞机维修等新兴服务业。此外，自贸区还支持汽车平行进口和跨境电子商务，并努力完善配套跨境电商的海关监管制度、检验检疫制度、税收制度和物流系统。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配套上述新型贸易方式，可以拓展的业务包括：大宗商品衍生交易、交易所会员之间的资金清算、配套飞机租赁的融资服务、供应链融资、仓单质押融资、国际保理、配套跨境电商的支付结算等。
3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
根据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自贸区将在运输、通信、医疗、旅游等行业继续扩大对台开放。该方案允许来自台湾的服务提供者在自贸区设立合资或独资企业，开办通信类业务、旅游类业务、船舶管理和海员外派业务、建筑和工程技术类业务。该方案还鼓励来自台湾的会计师、高级管理人员、专家技术人员、医疗人员在自贸区内执业。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特别是自然人流动，可以拓展的业务包括：个人电子支付结算（例如：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配套微信支付、配套支付宝、配套appLepaY等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业务）、个人跨境汇款、个人结售汇、工资等。
4承接台湾先进产业带来的机遇
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支持来自台湾的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自贸区内集聚发展，同时鼓励区内的知名企业赴台湾投资，推动两岸产业链融合发展。福建自贸区可在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服务业（如物流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海洋产业（如海产品加工、海洋生物研究）、现代农业、旅游业等方面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对接，承接台湾的产业转移。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可以拓展的业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产业链融资、投资银行业务。
三、自贸区金融制度创新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账户管理体系创新的影响
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要求在自贸区内执业的商业银行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并不断优化人民币涉外账户的管理机制，有效促进跨境贸易和企业投融资的结算便利。
上海自贸区在商业银行账户方面的设计理念是“分账管理、离岸自由、双向互通、有限渗透”。具体而言，在商业银行开立的自由贸易账户可以办理企业经常项下和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资金结算，不能办理企业证券投资以及个人跨境投资等资本项目下的跨境业务，也不能办理现金业务。
福建自贸区将效仿上海自贸区的商业银行账户设计理念，让区内资金实现一定程度的离岸自由，对区内与境内区外之间的资金流动进行严格监管，这对商业银行的账户系统和账户监管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影响
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是一系列促进外币资金自由流动的政策举措，是促进自贸区内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一项金融配套政策。根据国家这一政策，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允许区内的商业银行在一定限额内试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从境外借入本外币资金。自贸区内的商业银行还可以为客户办理跨境支付业务、新台币兑换业务，为FDi项下的外汇资本金办理意愿结汇业务，为跨国公司办理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对商业银行而言，机遇大于挑战，商业银行可以在更大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本外币资金跨境运营以及外币汇兑业务，同时也对银行的国际业务水平、海外分支机构网络、跨境支付结算系统、资本项下的业务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
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金供求的相对均衡，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然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难以在个别区域内进行封闭试点。如果仅在自贸区范围内试行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导致整个市场出现利率“双轨制”，并造成一系列难以把控的套利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目前，福建自贸区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的尝试主要是允许具备资质的金融机构为企业和个人办理大额可转让存单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