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篇1
刑事侦查员力求查明罪犯使用的方法、犯罪的动机和罪犯本人的身份,以及查明被害人的身份,同时还可能要寻找和询问证人。然而,职业侦查员主要注意的是职业罪犯。在查找没有留下指纹或其他确凿证据的罪犯时,往往可以通过分析其惯用的手法取得进展;职业罪犯似乎惯于使用某种伎俩(例如破门而入)以寻求某种类型的赃物,并留下某种标记(例如捆绑被害人的方法)。刑事侦查部门积累这类资料,以及失窃财物的清单,而且随时可以查阅汽车和武器登记之类的公共纪录,和洗衣房及乾洗商店的标志、当铺和转手商的交易之类的私人纪录,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纪录。
警察的告密员和便衣人员多少是源源不断情报的来源。尽管受到法律上的限制,电话窃听和其他电子监视方法已变得极为重要。讯问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有经验的讯问人员迅速地分析了嫌疑人的特点,并用耐心、计谋和心理学知识来得到嫌疑人的合作或认罪。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个程序是很微妙的,因为在侵犯嫌疑人权利的情况下获得的供认,可能被法院拒绝采纳。测谎器的使用也受到法庭广泛的限制。犯罪检验室对刑事侦查的帮助越来越大,这些检验室用它们的设备进行化学的和其他手段的分析,可以处理大量的物证。辨认的技巧,特别是指纹辨认和较新的声波纹辨认及Dna指纹分析,在现代的侦查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摄影和微型摄影、文件鉴定、弹道学和其他科学技巧仍然是标准的犯罪检验方法。法医学可以进行血和尿的分析,而且可以辨认被害人身体器官内的化学物质的痕迹。
刑事侦查篇2
关键词侦查隐私权平衡与冲突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涉及隐私权内容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项指出：“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权是国家刑事司法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侦查权行使过程中重视并有效对公民隐私权进行保护，相较于在刑事诉讼的其他程序中的保护更为重要，可以说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隐私权保护的关键所在。“在侦查程序中，一方面，国家侦查机关直接肩负着打击犯罪的任务，他们将直接地运用国家权力对个人进行强制性的逮捕和实施其他强制措施，对公民权利的影响和侵害更为直接和严重；另一方面，侦查程序是由具有司法和行政双重身份的公安或警察完成，其中蕴涵着与一般行政执法类似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所以，各种形式的干涉个人隐私权现象更为显著。”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隐私权”进行的直接规定只有第152条：“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该条文是为在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保护国家秘密和公民的个人隐私，而对公开审理原则做出的例外规定。除第152条，《刑事诉讼法》还有一些涉及公民隐私权的司法行为的条文，这些规定有相当一部分都集中在侦查阶段。如第101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第105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第109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等等。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为了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分子，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安宁，法律赋予侦查机关一系列权力，包括可以依法获取、使用个人信息和资料，这就决定了侦查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侵入个人的私密领域，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二、不同种类侦查行为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侦查行为进行不同的分类。
1、以侦查行为的效力为标准，可将侦查行为分为强制侦查行为与任意侦查行为。强制侦查行为是指侦查机关与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对公民的自由与权利进行限制甚至剥夺的侦查措施或行为，如逮捕、搜查、扣押等；任意侦查行为是指侦查机关与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采用的没有对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侦查措施或行为。区分它们的意义在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保障人权。当前，为了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侦查机关越来越多地使用强制侦查措施，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变得更加频繁。
2、按照是否向当事人公开为标准，侦查行为可分为公开侦查行为与秘密侦查行为。公开侦查是在当事人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侦查。而秘密侦查则恰恰相反，其是在当事人未能获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保障侦查权顺利运作，侦查行为决定根据和实施过程、侦查措施的选择、案件证据的收集程度、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等都应当避免向社会公开。由于秘密侦查是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当事人的所有自认为隐私、隐秘的、不愿为外人所知的行为、语言、物品、情况等均有可能赤祼祼地展现在侦查人员面前，因此，相较于公开侦查，秘密侦查对当事人的隐私权更具侵略性。此外，由于秘密侦查是在一个极其封闭且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社会力量几乎无法介入并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就增加了在侦查中的潜在可能性，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个人隐私造成了严重威胁。
3、从侦查手段的技术含量角度，可将侦查行为分为技术侦查和非技术侦查两大类。非技术侦查主要指传统的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等，基本上不利用技术性设备。而技术侦查则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兴起，犯罪手段也日益呈现出智能化、隐蔽化等特征，为应对这种新变化，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成果被运用到侦查活动中来，借助于高新科技器材和手段的侦查方式，有时候成为破案的关键。由于技术侦查是在当事人不知情，从而也无从配合的情况下进行，其具有秘密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因而隐私权更加岌岌可危。
三、侦查行为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刑事侦查权是国家公权力——刑事司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安宁，国家公权力得在必要时合法侵入公民的私生活，可能限制甚至剥夺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对公民的隐私进行正当干预。也就是说，侦查行为对公民私生活的介入是合法的，因为其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这种更高的法律目标，虽然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当其与另一种更高的利益和目标相冲突时，某些权利是可以克减的，隐私权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克减性的权利。当侦查行为这种正当的国家行为与公民的私人领域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必然高于个人利益。但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是否就可以无限制地侵入个人利益呢？隐私权在侦查行为中的界限又是什么？根据比例原则的要求，侦查（下转第254页）（上接第37页）机关在侦查中应当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正确的侦查行为，同时该侦查行为应当是能够满足侦查目的并对公民权利侵害程度最低的，而且为此而遭受损害的公民利益不得高于该侦查行为所实现的利益，即在侦查行为中，“警察行为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必须适当，行使国家权力所采取的手段相对于所要达到的目的必须适当、必要、均衡、符合比例，不得过度侵害公民的权益”。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侦查权对公民权利天然具有强制性和侵犯性，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权的行使倾向于扩张，而公民权利亦在发展，那么二者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无法同时满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情形下，就需要根据一定的社会标准进行利益评估和平衡，对任何一方的过度倾斜都不是明智和符合理性的。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和隐私权的保护之间同样应保持动态的平衡，二者不能有所偏颇。”在公共权力日渐膨胀并对隐私权产生压迫越来越沉重的今天，公共权力的行使更应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坚决杜绝权力的滥用，否则必然导致可怕的后果。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对公权力的行使做出限制性规定，将公共利益的实现限定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慎重选择实施的侦查行为，特别是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侦查行为。国家得合法干预公民的隐私权，而不得恣意、非法侵入，更不可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达到两种利益的平衡。
（作者：湘潭大学2010级诉讼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注释：
英]亚力克斯·卡雷尔著.宪法与行政法.中文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3：第399页.转引自杨开湘著.刑事诉讼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第124页.
[日]田口守一著，刘迪、张凌等译.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0：第29页.
杨开湘.强制侦查行为视野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犯罪研究，2004年第6期.
毕惜茜.侦查中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刑事侦查篇3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也日益复杂起来，在传统的犯罪方式之外，出现了各种新的犯罪方式。白领阶层犯罪增长，把犯罪行为带入许多新的、从前有免疫力的领域，而且其犯罪手段技术化程度高、隐秘性强；同时，有组织犯罪也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展。“有组织犯罪早对社会肌体的大破坏，它几乎对个人、集体和机构等社会组成单元都产生影响，但它同时也是无视法律的一种狡猾形式，它毒辣地利用公民的权利和宪法的保障来减少被侦破的危险，尽最大可能逍遥于法外”。[1]总之，新的犯罪方式日益向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发展，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严重影响到了侦查的效果，同时也就“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的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2]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首先是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开始日益向技术化、高隐秘性方向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用于侦查之中，如窃听视听装置与技术、红外线望远镜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这就使得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丰富起来，技术侦查措施由此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俗称窃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为对付技术化、高隐秘性的犯罪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在于不经当事人知晓而运用技术装备秘密调查、秘密取证，因而是典型的秘密侦查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称之为“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但是，技术侦查措施又不能等同于秘密侦查措施，因为秘密侦查措施除了技术侦查手段之外，还包括邮检、情报员（即线人）、诱捕等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的概念在外延上广于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高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隐私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布兰戴斯和沃伦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出：“紧张而又复杂的社会生活曾经推动过人类文明，但经过文明熏陶的人们，对于公开化变得更为敏感，因而隐私对人们来说变得更为重要。”[3]代表社会公益的技术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价值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定程序
英美法系国家从近代以来，大力倡导“正当程序”（Due proess）观念，认为政府在处理有关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问题时，必须遵守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由于电子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往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因而其采用受到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大陆法系各国在传统上虽无“正当程序”观念，在侦查的模式上也采用强化侦查机关职权，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职权式侦查模式而与英美法系的对抗式侦查模式有别，但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设计上却与英美法系各国有诸多共同之处。其根本指导思想均是：技术侦查措施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其采用应受严格的程序控制。总体地看，两大法系为技术侦查措施设计了以下共同的程序原则。
1、重罪原则。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特定犯罪类型而采用。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电子监控只能针对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犯罪侦查。《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loo条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a第1款规定，“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1.在麻醉物品、武器非法交易领域内以及伪造货币、有价证券领域内；2.在涉及国家安全（《法院组织法》第74条a，第120条）领域内；3.在公共危险罪领域内；4.对人身体、生命、性交自主或者人身自由；5.职业性、常业性地，等等；6.由团伙成员，以其他方式有组织地实施了重大犯罪行为的时候……允许对具备估计是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审查要件之人员，采用技术设备，将他们的个人情况数据与其他数据一起排查，以便排除无嫌疑人员，确定出对于侦查具有意义的进一步审查要件的人员。”《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也有类似规定。由此可见，技术侦查措施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二是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前者反映出被害权益的重大性，针对这类犯罪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机关采用一般侦查措施常常无济于事，不采用技侦措施，实难以发现犯罪、侦破罪案。
2、必要性原则。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收效甚微甚或无收效时，才可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也就是说，在考虑采用侦查措施时，技术侦查措施具有补充性，应在最后作考虑。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a针对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措施规定，“对此项措旃，只能在以其他方式调查案情、侦查行为人居所是十分困难、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同法第100条a针对监视电讯措施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人居所的条件下，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同法第100条c规定，“在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形下，可以采用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审问法官在批准电子监控命令之前必须认定：有合理的原因使人相信只有使用某种专门的窃听装置才能从某种犯罪中获得需要的信息，以及对某一案件来说一般的侦查方法都已经试过，并且是不成功的，或者一旦执行起来一般地说有很大的危险性。确立最后选择原则的法理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仅达目的为已足，不可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权力机关为达同一目的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如前所述，技术侦查措施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属于一种成本或曰代价较高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与一般侦查措施相比，其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较大，在采用技侦措施和一般侦查措施均能达到同样的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当然应选择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较小的一般侦查措施；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无法达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迫不得已才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3、相关性原则。又具体包括人的相关性原则和物的相关性原则两项。（1）人的相关性原则。指一般情况下，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被指控人及其相关人员。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凹条a5项规定，“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时，只允许针对被指控人，或者针对基于一定事实可以推断他们在为被指控人代收或者转送他所发出信息的人员，或者针对被指控人在使用他们的电话线的人员作出命令”。同法第100条c第2款规定，“对前款措施只允许用来针对被指控人。针对其他人员，在采用其他方式侦查案情、被指控人居所只能取得微小成效或者难以进行的前提下，准许采用第1款第1项字母a的措施。对于第1款第1项字母b和第2项的措施，只有在基于一定事实可以推断其他人员与行为人有联系或者可以建立这种联系，使得措施将导致查清案情、侦查出被指控人居所，并且采用其他方式很难或者不可能取得这种成果的时候，才允许针对其他人员采用。”可见，在迫于侦查需要而不得已要对被措控人以外的其他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德国法从对象的范围以及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强度等都作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2）物的相关性原则。即指技术侦查的范围应尽量限制在与侦查目的有关的内容上。美国司法实务中称之为最低限度要求，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明确规定，在实行监控时要尽量减少对与侦察无关的通讯的监听。《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笫98条a第3款规定，“如果应予传送的数据只能以不相称的耗费才能与其他的数据分别开来的，依命令也要：降其他数据一并传送，对这些其他数据不准许使用。”同法第98条b第1款规定，法官决定排查、传送数据，必须写明负有数据传送义务的部门，必须限制在具体案件所需的数据与审查要件之内。这就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的只能使用与侦查有关的数据，对其他数据不得使用。
4、司法审查原则。即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措施必须向有侦查控制权的司法机关报批，在司法机关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电讯截留措施由预审法官采取并监督。《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技侦措施只允许由法院决定，在延误就有危险的时候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决定后，应当不迟延地提请法官确认。在3日内未得到法官确认的，决定失去效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公诉人要求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决定进行第266条规定的活动。当存在重大犯罪嫌疑并且为进行侦查工作必须实行窃听时，采用附理由命令的形式给予批准”。同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必须贯彻书面原则。如德国法规定，法官作出决定要用书面形式；法国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电讯截留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贯彻书面原则的目的在于：法官或预审法官以决定书和批准命令的形式载明了采取技侦措施的对象、时间等，侦查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同时，即使法官或预审法官决定或批准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也是附有期限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2规定，“此项决定规定的截留期限最长为四个月。继续截留必须按同样的条件方式和期限重新作出决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命令的执行期间是获得窃听所需要的唯一的时间周期，并且如果超过30天就会自动失效。在该法令的实施中不能添改，如需要添改，必须重新申请。”若不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限制期限，则等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侦查机关，因为侦查机关只要获得了审批，即可自行决定随时采用，而当事人的隐私权则长时间、不定期地笼罩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之下，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如前所述，技术侦查措施是以侵害公民隐私权为必要成本或曰代价的，为减少这种成本或曰代价，西方各国在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程序设计的同时还规定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以对公民隐私权进行救济。
补救措施之一：告知当事人。即在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侦查后，应当将采取措施的有关情况通知当事人，使其知情。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1条第1款规定：一旦对侦查目的、公共安全、他人人身或者生命以及派遣的侦查员的继续使用不会构成危险的时候，应当将采取的措施通知当事人。《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8条也规定对窃听的执行情况应立即通知当事人的辩护人，辩护人可以得到有关材料的副本，并且要求转录磁带上的录音。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也规定：在监听结束后的至少90天内，在诉讼申请上被指名的人必须被告之有关诉讼申请的情况，以及通讯是否受到窃听。另外，在法庭使用通过窃听获得的证据之前的10天，有关案件的各方都必须得到有关授权监听的信息。各国作此规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的知情权，即当事人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包括其权利被国家侵害的消息；二是因为若采用技侦措施所获之资料将用作证据在法庭上指控当事人，让当事人（包括其辩护人）知晓有关情况也有利于其充分行使辩护职能。
补救措施之二：保密和封存。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即便窃听的通讯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也不能随便泄露，除非是根据法院专门的授权，但那也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泄露监听的内容。同时，对有关记录材料还应进行封存。该条例规定：如果可能的话对通讯的监听最好要记录，而不是简单地偷听。对于监听记录下的内容都应该封存，并且保留至少，10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对电讯截留和登记行动作出记录的登记册应该封存。这些措施都旨在防止当事人的隐私泄露和扩散。
补救措施之三：销毁不再需要的材料；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6款规定：“追诉不再需要以技侦措施得来的材料时，应当在检察院监督下不迟延地将它销毁。”《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9条第2款规定：“当诉讼不需要有关材料时，关系人可以为维护其隐私权要求曾经批准或者认可窃听工作的法官将其销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6规定：“登记册根据共和国检察官或检察长的要求，在公诉时效期届满时销毁。”
三、采用技侦措施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
侦查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目的即在于调查犯罪人和获取案件证据，因而侦查机关只要是按法定程序采用技侦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就是合法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可在法庭审理时用来指控被告人。一般地说，采取技侦措施所获证据只能在本案诉讼中用作证据，而不能用作其他案件的证据。但作为原则之例外，《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70条规定，“窃听所取得的材料不得在其他诉讼中使用，除非对于查明某些对其必须实行当场逮捕的犯罪来说这些材料是不可缺少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b第3款规定，“以排查获得的个人情况数据，只能在处理分析时发现了第98条a所述犯罪行为之一所需要的情况时，才允许用在其他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同法第100条b针对监视电讯措施也有类似规定。这就规定了采用技侦措施所获资料只能在特定的其他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
由于采用技侦措施所获取的证据多为视听资料，而各国关于视听资料的性质有不同认识。因而对其是否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有不同规定。所谓传闻证据规则，又叫传闻排除规定，简而言之，就是对未经过反对询问的口述证据的证据能力予以否定的规则。审查口述证据的证明力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交叉询问中的反对询问。因此，另一方当事人未获对其进行反对询问机会的口述证据，原则上被认为必须从所采用的证据中排除。可见，传闻证据规则是针对陈述证据而言的。英国、美国的证据法上均将视听资料视为书证的范畴，因而对其不适用传闻证据规则。而日本法关于照片、录音磁带等，尽管存在把它们作为陈述证据的一种，比照侦查机关作成的现场勘验记录来决定其证据能力的观点，但通说和判例采取的是把这类证据视为非陈述证据的观点。按前一观点，这类证据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摄影者及录音者作为证人被询问成为必须的条件，否则，视为传闻证据予以排除；按后一观点，这类证据不适用传闻证据规则，证据的正确性，即其广义的关联性只要以某种方法得到举证即可，不必询问证人。但即使是采用后一种观点，陈述如果被录音，且陈述的内容即表达的事实的真实性成为问题的情形下，也必须考虑适用传闻证据规则，因为摄影、录音的过程虽然是非陈述的过程，对被录音的陈述内容进行反对询问的权利仍必须得到保障，这就使录音的内容是否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成为问题。[4]
对于侦查机关违法采取技侦措施获取的证据能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美国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确立了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政府违反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反对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保障，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但对于在未获法院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电子监听仪器和装置所获得的证据能否在法庭审判中得到承认却经历了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在1928年的奥姆斯特德诉合众国案中，最高法院认为第四修正案对无理搜查和扣押的禁止并不适用于窃听，除非意味着对嫌疑人的房产的非法侵犯。只要不构成对房产的物理性非授权侵入，窃听所获证据并不适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1967年卡茨诉合众国一案中最高法院为了在第四修正案的条件下捍卫隐私权的概念，经研究后得出结论：对扣押来说，无形的语言是敏感的，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获得法庭对电子监控的授权，将造成监控行动不被承认的后果，此时，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或许可以适用。[5]在此基础上，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以电子的、机械的、或者其他类型的设计装置来达到窃听或企图窃听谈话或电话线传输的目的。这样，未经授权的违法窃听所获证据将适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予以排除。但是，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英美法系的产物，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加拿大等国并未完全接受，对以违法手段所获的物证（广义的），并非一概否认其证据能力，而是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在法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是被纳入证据方法中加以讨论的，是作为证据自由原则的对立面，即证据自由的限制出现的。法国理论上认为，“尽管查明事实真相时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但却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任何手段（方法）。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重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用任何有损于文明之基本价值的手段。”[6]正是基于这一原则，“酷刑拷打”已经受到限制，法院判例在原则上对经查获司法官“使用不正当手段”要进行惩处。对于那些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法国最高法院各法庭都认定应排除在法庭辩论之外。但是，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后来也表现出某种松动的态度，承认民事当事人向预审法官转送以刑事犯罪为代价而获得的录制材料（录制品），并且承认审判法官以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制的录相材料为判决依据。最高法院刑事庭就此宣布，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允许刑事法官以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形式系采用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得为理由而排除这些证据形式。[7]可见，在法国，对于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法院并不能一概加以排除。
德国与美国在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的探讨上起步是一致的。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建立排除规则的同时，德国学者也已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证据禁止”的概念，刑法学者伯灵（Berling）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已发现真实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一贯见解，未必即属绝对，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也不能完全抛之脑后，如果侦查机关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法院即不应利用。应该说，柏灵的这种观点与美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德国学者之间意见不一致，不同的术语和标准推陈出新，致使“证据禁止”的实质性内涵与范畴难以确定，司法机关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违法获取的证据，仍不影响其证据能力，可为法院正式采用。二战后，1950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明文规定禁止以不正当方式讯问被告人，对被告人适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诈欺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即对非法获取的供述证据，绝对地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仍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是否排除由法院根据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加以裁量。在1960年的录音案和1964年的日记案中，德国最高法院根据其宪法——《基本法》中保障人权的指导思想，于，直接援引《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第二条“人人均有谋求自由发展起人格的权利，”第十条“书信秘密及有鉴于电讯秘密不可侵犯”，判决违法窃听的所得的录音及非依法定方式取得的书证也应予以排除。[8]
刑事侦查篇4
「关键词刑事侦查，公正，效率，改革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公正乃是刑事司法的灵魂”，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i].与此同时，效率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公正在法律中第二种涵义是指效率。”[ii]追求公正与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刑事侦查工作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追求公正与效率。提高侦查效率，确保执法公正，是我国刑事侦查工作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一、追求公正与效率，是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的主题
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加入wto并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刑事侦查工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刑事犯罪不断升级的挑战。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上诱发犯罪的因素和犯罪分子可资利用的机遇、条件增多；而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明显弱化，新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需要较长的一个时期。这决定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刑事犯罪总量必然有增无减。从统计数字看，1983年严打时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是61万起，到2001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达到445万起，增长了六倍多。未来刑事犯罪加剧、升级的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以涉枪、涉爆为特征的暴力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以吸毒贩毒为纽带的连锁犯罪，贪污贿赂、金融诈骗、洗钱等严重经济犯罪，以电脑和网络为代表和作案手段的高科技犯罪等具有世界性的五大犯罪浪潮，必将在我国迅猛发展。[iii]
（二）法制现代化的挑战。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改革了庭审制度、调整了强制措施、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等，加强了对侦查工作的监督制约，对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要求继续改革刑事侦查制度中陈旧、落后的内容，建立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相匹配的民主、科学、文明的刑事侦查制度。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要求刑事侦查部门改变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增强程序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我国已经加入wto，并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这要求我国刑事侦查活动必须接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向国际刑事司法标准靠拢，扩大人权保障，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面对刑事犯罪不断升级和法制现代化的挑战，刑事侦查工作暴露出许许多多不适应之处，集中表现为：
（一）侦查破案的能力不强，侦查效率不高。由于刑事侦查体制不顺，条块分割，指挥不畅，行动迟缓；刑事侦查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办案能力不强；侦查专业手段和基础业务建设十分薄弱，情报信息不灵；侦查模式老化，破案手段单一等原因，导致侦查破案的效率不高。相当部分刑事案件没能快速、及时侦破，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受到威胁，社会治安是依然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2003年3月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百姓安全感调查显示，在影响百姓安全感的诸因素中，“刑事犯罪”依然高居首位。
（二）执法不公、不严，侦查违法现象突出。由于刑事侦查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实践中侦查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层出不穷。主要有：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利用疲劳战、车轮战、变相体罚逼取口供及引供、诱供行为普遍存在；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突出，使用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人身强制措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超期羁押问题十分严重；在采取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时，随意扩大使用范围，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形象。特别是近两年来，媒体接连曝光各地发生的“刑讯致死人命案”“处女卖淫案”“夫妻看黄碟案”等，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侦查工作的严厉批评，专家学者纷纷呼吁严格约束侦查权。
以上说明，新形势下的刑事侦查工作，面临着公正与效率、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不足的困境。为应对挑战，摆脱困境，公安机关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刑事犯罪的打击与控制，不断提高侦查效率，加大打击犯罪力度；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严格公正执法，切实保障人权。也就是说，追求公正与效率构成了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二、公正与效率在刑事侦查中的体现与要求
公正和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在刑事侦查中有其具体体现和要求。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刑事侦查中的公正目标
刑事侦查中的公正是指在侦查活动中要体现公平、平等、正义的法律精神。[iv]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实体公正，即结果公正，指案件实体的结局处理所体现的公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必须依据实体法的规定作出公正的处理，包括：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制作《起诉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理或者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对于错误立案、错误采取侦查行为和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的，特别是对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件，应在立即纠正的同时依法给予赔偿或者补偿等。
程序公正，即过程公正，是指侦查程序方面体现的公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程序正义的精神，程序公正在侦查工作中体现和要求是：坚持以正当程序追究犯罪，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刑事侦查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照法定的范围和程序，严禁超越职权和程序违法；对刑事侦查权进行严格的监督制约，特别要受到司法权的控制与约束；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认真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必须按法定期限办案、结案，提高工作效率等。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作为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体现了刑事诉讼中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在刑事侦查中，实体公正是侦查机关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实践证明，单纯追求实体公正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造成冤假错案，从而最终导致公正受损。同时，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也是一种误区，当侦查目的——查明案件事实、揭露并惩罚犯罪无法实现时，正义便无从实现。当然，笔者强调二者同等重要，并非排斥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侧重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受“程序工具主义”影响，侦查实践中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严重倾向，因此，必须大力提倡程序公正的理念，重点采取措施促进程序公正，加强人权保障。
（二）刑事侦查中的效率目标
刑事侦查中的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侦查资源，降低侦查成本，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这里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侦查成本，即侦查中投入的侦查资源（包括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另一个是侦查成果，即一定时间内完成的侦查工作数量与质量。刑事侦查效率就是投入的侦查资源与取得的侦查成果之比例。
侦查效率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要素：一是侦查质量。即侦查工作要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与罪名的认定正确；侦查活动合法，法律手续完备。实践中，往往用批捕率、起诉率与退查率的高低来衡量侦查质量的高低。二是侦查速度。即一定时间内的侦查工作量，主要体现为单位时间内的破案数；就个案而言，体现为侦查破案周期的长短。三是侦查投入。即侦查中除时间消耗之外，还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保障侦查工作开展。三要素中，侦查质量是侦查效率的基础，没有质量的速度不仅无效，而且有害；侦查速度是侦查效率的关键，正如法国一位著名的刑侦学家所阐述的，侦查工作中失掉了时间就等于蒸发了真理；侦查投入是侦查效率的必要条件，没有投入就不可能产生效益。
一般来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侦查速度愈快，侦查消耗愈少，侦查效率就愈高。因此，刑事侦查中实现效率目标的主要途径为：积极推进刑侦技术和专业手段建设，提高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增强侦查取证能力，使侦查成果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理顺侦查体制和简化侦查环节，使侦查活动迅速、有效进行；对侦查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配置，强化科学管理，降低消耗，提高效益。由此可以看出，1997年以来公安机关推行以建立覆盖社会面的责任区刑警队、实行侦查审一体化、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和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内容的刑侦改革，其主要目标取向在于提高侦查效率。
三、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侦查改革措施
围绕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目标，为进一步提高侦查效率，确保执法公正，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侦查制度改革力度。
（一）改革侦查工作体制，调整侦查机构设置
一是将刑事侦查机构和治安行政管理机构分设。目前公安机关内设侦查机构众多，除刑侦、经侦、禁毒、国内安全保卫等部门是专司刑事侦查职能外，其他如治安、边防、消防、交通等部门则是集行政管理权和侦查权于一身。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公安机关行政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受到法院行政审判的司法审查，而侦查权行使的合法性则在审查之外。因此，一些部门兼有刑事侦查权与行政管理权，实践中必然导致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交替混用的弊端，有的是滥用侦查权来解决治安行政问题，以逃避司法审查；有的是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对刑事案件结案，搞“以罚代刑”、“降格处理”。因此，有必要将公安机关内部刑事侦查机构和治安行政管理机构分设。第一步，取消各治安行政管理部门的侦查权，侦查权统一由刑事侦查专业部门（包括刑侦、经侦、缉毒等）行使。第二步，为保证刑事侦查权免受行政权的干预，侦查机构必须保持相对的统一和独立。现有公安体制下，可将刑侦、经侦、缉毒等侦查部门整合成一个独立的刑事侦查机构，在各级公安机关内部设立比同级公安机关低半级的刑事侦查局，实行“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领导体制。
二是将羁押部门从公安机关分离。看守所（拘留所）隶属公安机关，使得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基本处于公安机关的单方控制之下。虽然刑事侦查、看守属于公安机关的不同部门，但是两者间的协作配合一直是公安机关的制度要求。因而，刑事侦查部门通过羁押部门的大力配合，可以不受限制地达到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的目的。对侦查机关的很多侦查违法行为，包括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种种肉体、精神折磨和超期羁押等，羁押部门都给予了配合和默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公安机关控制看守所，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因此，有必要将羁押部门从公安机关分离出去，和监狱、劳教所、强制戒毒所一样，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控制，以加强对侦查机关的监督。
（二）推进刑侦情报信息和刑事技术建设，逐步实现侦查模式的创新与转换
一是加强刑侦信息化建设，强化“由人到案”的刑事侦查模式。在坚持“由案到人”侦查模式为主导的同时，为增强打击犯罪的主动性，提高侦查效率，有必要通过加强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工作，强化“由人到案”的刑事侦查方式。“由人到案”的基础是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因此，刑事侦查部门必须在最大范围内搜集、占有各类刑事犯罪信息资料，通过科学、规范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要组建专门的情报信息分析队伍，从纷繁复杂的信息情报中分析、提炼出有价值的犯罪线索，指导一线部门开展侦查；要强化经营意识，围绕犯罪嫌疑人，利用各种侦查手段，全面收集证据，适时破案。特别是对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预谋犯罪、毒品犯罪、假币犯罪等没有明确犯罪现场或者具体受害人的案件，应主动进攻，开展“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获取证据，打击犯罪。
二是大力发展刑事物证技术，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侦查模式。为遏制侦查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根除口供主义的影响，必须摒弃“由供到证”为主导的侦查模式，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新型侦查模式。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时代，面对新形势，侦查机关必须更新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v]未来一个时期，侦查机关要继续加大投入，推动刑事物证鉴定技术更新换代，逐步将Dna、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实践。同时加强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建立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Dna数据库等项目，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
（三）改革侦查程序立法，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以强大的职权，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之外的各种人身强制措施，有权自行采取各种强制性侦查行为。刑事侦查权的行使，更多的是依赖侦查机关的自律，而缺乏外在的有力监督。这种侦查程序，具有浓厚的纠问式色彩，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控辩式庭审模式严重不协调，同时极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是司法实践中各种侦查违法现象的制度根源。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革和重造，以强化监督制约，实现侦查程序的法治化、诉讼化。
一是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检察机关在加强立案监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事后监督工作的同时，要重点加强对侦查行为、强制措施的动态监督，逐步起建立起检察引导、指挥侦查的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2年6月出台了《关于引导刑事侦查取证工作试行办法（讨论稿）》，尝试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但是，从这个讨论稿内容看，过于强调刑事侦查中的协作配合，而没有赋予检察官引导、监督侦查的必要权力。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赋予检察官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阅侦查案卷、对重大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的把关审核权等。同时，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不服从指导、监督的刑事警察的处罚权，包括批评、警告、停止侦查、建议警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等。
二是逐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由法院对强制性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进行批准和审查。由于人民检察院与侦查机关同属于控方，其行为取向必然偏重于追究犯罪，因而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监督的公正性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法官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介入刑事侦查，最终建立起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vi]即由人民法院对所有涉及公民权益的强制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诸如拘留、逮捕、羁押、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进行审查和决定，并允许犯罪嫌疑人对上述强制行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撤销或提起上诉。当然，考虑到刑事侦查工作的特殊需要，必须确立司法审查的例外规则，允许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自行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但对是否羁押则需交由法院审查决定。
三是扩大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在加强检察权、司法权对侦查权制约的同时，还要逐步扩大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实现控辩力量在侦查阶段的适度平衡，以平衡来保证公正。首先，为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应逐步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考虑到我国目前犯罪形势严峻、侦查资源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可先行废止刑诉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而后，在条件成熟时，在《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沉默权。禁止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其次，为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能力，有必要扩大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赋予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单独会见权、通信权，讯问时的在场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等，从而最终确立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vii]
（四）推动刑事侦查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队伍战斗力
一是建立和完善侦查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淘汰机制，激发队伍活力。刑事侦查人员需要特殊的素质和能力，不同于一般警务人员，必须按照较高的标准来选拔、录用，并给予较高的待遇。要落实办案责任，推行主办侦查员责任制，把工作实绩与晋级晋升、立功表彰、福利待遇挂钩，最大限度调动侦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要探索建立侦查员等级制度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制度，增强侦查人员的职业荣誉感，稳定侦查人才队伍。对不适应侦查工作岗位的要畅通出口，及时调整，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二是建立业务培训制度，提高刑事侦查队伍整体素质。要建立和完善侦查人员业务培训制度，制定系统完整的训练规划，使每名侦查人员都能定期接受侦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具备独立完成侦查、预审、诉讼的能力。要根据实战需要，逐步引进一批精通金融、证券、国际贸易、外语、计算机、法律、会计甚至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侦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要建立全国刑事侦查专家人才库，逐步培养一批侦查破案能手、审讯专家、犯罪心理专家、刑事技术专家，在侦查破案中担当攻坚克难的重任。
参考文献：
[i]参见周光权：《公正性：刑事司法制度的灵魂》，《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8日。
[ii]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iii]参见崔敏：《侦查工作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的挑战》，载《侦查论坛》第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iv]参见何家弘：《司法公正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第11页。
[v]参见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
[vi]参见任寰：《关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构想》，载《法学》2000年第4期，第20页。
刑事侦查篇5
网络犯罪不仅包括以网络为对象的犯罪，也包括以网络为工具的犯罪。由于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手段的专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与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对刑事法的挑战及对策研究浅析刑事侦查中的嫌疑对象与犯罪嫌疑人引入沉默权对刑事侦查程序提出的挑战计算机网络犯罪侦查技术与应对策略刑事犯罪侦查的方法研究浅析“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刑事审级制度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转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应对与作证技巧关于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探析试论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及配合洗钱犯罪刑事侦查比较研究刑事犯罪型极端主义的趋势、挑战与对策网络阅读的挑战与应对网络舆情的挑战与应对台湾日治时期刑事侦查与犯罪控制体系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node=20908。2014年9月15日最后访问。
（5）为区分刑法意义上的管辖问题与刑事侦查意义上的管辖问题，此处使用“刑事实体管辖原则”的概念，从而与下文的“管辖权”的问题进行一定的界分。
（6）《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5条第2款规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犯罪行为有连续、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连续、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
（7）与其他犯罪行为相比，网络犯罪属于一种新型犯罪，其侦查机构也经历了一个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和犯罪、有组织犯罪一样，它们最初都由侦查普通刑事犯罪的部门进行侦查，但随着此种犯罪案件的剧增，再加上其所具有的独特性，专门用来对付该种犯罪的机构应运而生。
（8）获取非内容信息有时对查明真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例如收件人个人信息、时间、注册地、登陆地、活动情况等信息对于查明案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手机定位等追踪技术的运用也对侦破案件有着重大帮助。
（9）《公安规定》第256条：“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制作呈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报告书，报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
（10）需要说明的是，网络犯罪也可能是职务犯罪，但《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技术侦查的审批方式并没有做出明文规定，其表述仍然是刑诉法的“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而这种表述的本质仍然属于“内部控制”。
（11）《公安规定》没有相似条款，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有相关规定，可以借鉴。其263条：“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涉案数额在十万元以上、采取其他方法难以收集证据的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有关机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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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hallengesandResponseintheinvestigationofCybercrime
LiUXiaowei
（thepublicsecuritybureauofQingdao，Beijing100871，China）
刑事侦查篇6
公安机关的上述双重职能常常被混淆。这种混淆会导致以罚代刑、滥用刑事侦查权、插手经济纠纷、借行政诉讼干扰刑事侦查等问题的出现。把握不准会给公安执法实践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同时也给法院行政审判对其行为是否受行政诉讼法调整的判断造成困难。正确界定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非常必要。
一、公安机关的双重职能是易被混淆的主要原因
公安行政管理行为与侦查行为可由同一公安机关实施。虽然公安机关内部有职能部门如刑警大队负责刑事侦查，治安大队负责治安行政管理，但对外行使职权均以公安机关为权利主体机关。两种行为形式上相同或相近，如行政传唤与刑事传唤，行政没收、扣押财物与刑事扣押物证、追缴赃物等，都是针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益实施的强制措施，这是易被混淆的首要原因。其次，公安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往往是以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等为手段，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给予纠正及惩戒。如果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触犯了刑法，行为人就由相对人的身份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的职责就由行政机关变成了刑事司法机关。而违法程度的标准很难准确把握，这是公安机关双重职能易被混淆的客观原因。再者，有些办案人员故意混淆这两种职能，表现为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侦查，以刑事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干扰行政审判，对抗行政判决，这是造成双重职能混淆的主观原因。
审判实践经常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是，将公安机关对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认为是越权插手经济纠纷，以行政判决的方式撤销刑事侦查中采取的强制措施，从而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脱刑法的制裁，致使国家、法人或公民的财产遭受损失。究其原因是扩大了行政审判的权限，将刑事侦查行为误认为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属行政审判权干涉刑事侦查权的行为。
有些公安机关认为行政审判对其拘束力越小越好，有些法院认为行政审判的权限越大越好，这都是违背现行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原理的认识，对依法行政、依法独立侦查、依法独立审判、维护法律尊严都是一种障碍。
二、公安行政管理行为与侦查行为的区分
公安机关有两种职权，即侦查权和行政管理权。侦查权是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授权而行使的权力；除侦查权以外，公安机关拥有的其他权力属公安行政管理权。也就是说，对这两种权力的区分采取限定及排除的方法：1对侦查权采取限定的办法，即以刑事诉讼法授权为核心进行限定。由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就是刑事侦查行为。这里所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是要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所以，一旦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被诉成具体行政行为，公安机关应积极举证应诉，以证明该行为属侦查行为；一旦法院有有效证据确认是侦查行为，应中止或终结诉讼。刑事侦查行为的内部工作程序一般有刑事案件审批表、拘留证、赃物扣押清单等。人身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对财产的强制措施有扣押物证、追缴赃款赃物等。2公安机关除侦查行为以外，均应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应通过行政诉讼监督救济。根据“有权力就有救济的原则”，侦查权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是否，由法院的刑事审判进行监督，或通过国家赔偿进行监督救济；公安的行政管理权由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救济。
三、国家赔偿与行政诉讼的衔接
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一般而言，曾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原告出于便利诉讼的考虑，往往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受诉法院将状送达被诉公安机关后，被诉公安机关往往以其行为是不规范的刑事侦查行为、应通过国家赔偿监督救济为由进行抗辩。对此，如果受诉法院不能正确对待，待不予受理的裁定生效后，原告再回过头来申请国家赔偿，已过申请时效，受害人的正当权利无从保障。鉴于公安机关的两种行为的性质难以把握，为了切实地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应视为国家赔偿的申请时效中断。因为申请时效是申请人主张权利的有效期间，如果要求受害人准确区分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对受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同理，申请国家赔偿应视为行政诉讼时效的中断。正确处理好国家赔偿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对保障受害人的诉讼和赔偿申请权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公安机关滥用权利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
四、审理公安行政案件应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
刑事侦查篇7
（一）侦查阶段忽视被害人的知情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在侦查阶段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的保护。比如，当犯罪嫌疑人被采取拘留或者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时候，侦查机关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即使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也没有明确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相关的权利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中规定当不需要追究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撤销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了就应该释放，并且出具释放证明。必须通知原来批准逮捕的检察院。该法条比较好的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却疏漏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如果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对被害人来讲非常难以接受，需要及时知道侦查机关的处理意见才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但是该法条中却没有规定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时对被害人的通知的义务，实质上损害了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
（二）侦查阶段忽视被害人的委托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0条中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可以在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委托诉讼人。然而，却没有侦查阶段被害人是否可以委托人的规定。法律规定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有相等的法律地位，既然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都可以委托律师，那么只有保障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也享有相应的权利，才能真正做到法律地位的平等，更大程度上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刑事被害人在更早阶段用法律维护自己被宪法保护的权利。如果法律也规定被害人在刑事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诉讼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势必会得到更好保护。
（三）赔偿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刑事犯罪不仅使被害人受到不只是损失，大部分情况下，使得被害人的精神也受着重创。但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在民事诉讼中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受害人就可以要求得到精神损害赔偿金。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却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即使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在司法实践中，犯罪行为侵犯的不仅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实际上，还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等。每一个刑事被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所以，相同的犯罪行为对不同的被害人来讲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但是大部分的犯罪行为对一个善良的公民的不利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许多时候甚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二、完善侦查阶段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一）明确规定被害人的知情权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侦查阶段对被害人知情权的保护不是特别的充分。在侦查阶段因为证据不足撤销案件或者释放了犯罪嫌疑人，及时合理地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却疏漏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对于被害人来讲是不公平的。刑事诉讼法应该明确规定在侦查阶段被害人的知情权。当出现法定情形的时候，撤销案件或者释放嫌疑人时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并说明理由。这种情况下当被害人不服侦查机关的做法时可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比如申请复议。同时可以防范犯罪嫌疑人被放出后对被害人可能的打击报复，尽量减少对被害人的伤害。同时侦查公开应是侦查程序的公开而不仅仅是侦查手段的公开，也包括与被害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案件进展情况。
（二）完善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委托权在侦查阶段赋予被害人委托权，允许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有利于缓解被害人和侦查机关的紧张关系。人基于对法律的了解掌握，能够更好地配合侦查机关开展工作。由于有些侦查工作需要保密。侦查机关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不能告知被害人相关的案件情况。但是大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理解侦查机关的做法，于是就会产生出强烈的敌对情绪。如果有了人作为沟通的桥梁，那么侦查机关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会缓和许多。人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可以及时发现侦查机关不适当的侦查行为，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收集证据，可以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一般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被害人进行了惩罚，但是却没有很好的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在许多刑事犯罪中。被害人受到的精神伤害比物质伤害要大得多。比如在案中，被害人可能存在很小的物质损失，但是精神却受到了重创。根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该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作为对象的罪行包括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全部损失”。所以，《刑事诉讼法》有必要明确被害人享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刑事侦查篇8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37-01
有人说过，一切都是程序，21世纪是程序世纪。告诉我们，程序是正义的保障，要保证侦查的运用符合公正的要求，需要对其具体适用的程序进行规制。尤其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更加强调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这既是刑事诉讼法法理的要求，也是现实正义的需要。更何况刑事诉讼法素有我国小宪法之称，其承担着保障人权的不可小觑且无法替代的极其重要的角色。由此在一定意义上，新《刑事诉讼法》改善着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并不断的符合着法治的理念，这就使得对于那些违法违规操作者的行为必定需要通过法律程序的设定与限制来更好的保障人权，以此体现民主的进步，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义。
我们都知道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阶段，是同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刑事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性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其中专门性调查工作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查封、扣押物证、书证；查询、冻结存款、汇款；鉴定；辨认；通缉等，当然对于一些未被纳入法律规定的专门性调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的采用还是比较审慎的，如测谎仪检查等。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不仅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及逮捕这五种法律明文规定的强制措施，还包括法律无明文规定但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强制检查、强行搜查、强制扣押。
其实，在我国，讯问犯罪嫌疑人也是一项强制侦查行为。尽管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增加了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可以从宽处理，但是其仍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规定，并且这一新增规定也未能表明其享有沉默权。当然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侦查人员对已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在看守所内进行，这样可以减少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人身侵权的机会。虽然也增加了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上限，并应当保证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但是侦查人员会为了尽早破案，难免在实际操作中很大可能会对这一具有弹性的规定作宽泛理解，这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多为不利。
还有询问证人、被害人也是一项强制侦查行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切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时也未规定在特定情形下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当然，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在现场询问证人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以及询问地点可由证人提出，进一步规范了侦查人员的行为，并使证人对询问地点享有选择的权利，使这一措施具有一定的权利平衡性。
在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了侦查机关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取血液及尿液等生物样本，将实践中广泛应用的生物采样措施正式合法化，使这一侦查行为具有法律依据。而对于第六节，主要新增了查封这一常用的侦查行为，为了顺应实际所需，也将“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纳入查询、冻结的对象。虽然明确规定了对于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以及禁止使用、调换或者损毁，但是并未规定侦查人员违反禁止性的规定的后果，由此要么应完善相应后果，否则只能期待侦查人员在实践中的自觉行为了。还有关于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是关于“鉴定”的一大进步，毕竟其所形成的证据并非为定性结果，只是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鉴定人的一种意见陈述，其起到的是证据辅助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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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加大了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力度，但依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应赋予侦查阶段的刑事被害人较完善的知情权等权利，建立司法审查、国家补偿等制度，进一步保障侦查阶段的刑事被害人权利。
随着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再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被害人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要素之一，与被告人一样都是刑事诉讼应予尊重和保护的中心人物，其权利也是完全独立并不可替代的，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已成为一国刑事诉讼法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未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将其纳入其他诉讼参与人之列。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使被害人更直接地参与诉讼活动，加大了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力度。但由于侦查程序的特殊性，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并不具有完全的当事人地位。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问题依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笔者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分析了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保障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主要措施。
一、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的法定权利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主要有：控告权；申诉权；申请复议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获知鉴定结论和要求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申请回避权；隐私受保护的权利；要求阅读或要求侦查人员向他宣读其陈述笔录、提出补充和修正笔录中的遗漏或错误的权利；自诉权；请求赔偿权等等。
二、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刑事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享有以上诉讼权利，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问题有：
1.被害人的知情权十分有限。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公安机关决定不立案的，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侦查机关应将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由此可见，被害人虽然有一定的知情权，但该权利是十分有限的。法律不但没有对告知程序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未规定负有告知责任的人员未遵守告知义务时的救济程序，法律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决定应当告知刑事被害人，导致被害人的知情权不但十分有限，而且有限的知情权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充分行使。
2.隐私受保护的权利不充分。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侦查人员在询问被害人时，涉及到被害人隐私的问题，应当为其保密，被害人也有权要求侦查人员对其隐私予以保密。但是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经常毫无顾忌的询问被害人的隐私问题，尤其是在性犯罪中，这就会使被害人不情愿的回忆其遭受侵害的经过，容易造成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侵害。
3.缺乏委托诉讼权。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在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实际上是无权委托他人担任诉讼人的，这对更好的维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尤其是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非常不利。同样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委托诉讼权的缺失导致了刑事被害人在侦查阶段时一定程度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4.请求赔偿权中提起的方式和赔偿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首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被害人在被侵害后，如果该案的刑事诉讼程序启动，被害人不能就此事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损失，只能在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该案由于某些原因（如犯罪嫌疑人在逃）一直不能侦查终结，被害人就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侵权人赔偿损失（司法实践中有些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的赔偿而不得不中止、延误治疗），这实际上很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精神损害赔偿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诉因而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因，即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出现法定情形受害人可以要求得到精神损害赔偿金。事实上，在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案件中，被害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有的甚至达到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程度。
三、保障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主要措施
（一）赋予被害人一系列权利
1．较完善的知情权。被害人有权了解刑事案件办理的全过程，这是其作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基础。根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规定，受害者有权获知有关信息，参与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已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笔者认为，我国应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知情权的范围、告知程序、救济程序。司法机关应在法定期限内告知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义务及刑事案件办理的有关情况。被害人至少应了解刑事案件办理的以下情况：是否立案；公安机关做出不立案决定的理由；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决定及理由；司法审查的决定及理由；公安机关做出的鉴定结论及理由等。
2.较充分的隐私受保护权。公民的隐私、名誉、人格尊严受保护权是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是受我国宪法保障的权利。笔者认为，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防止可能出现的“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侵害”，应当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名誉、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其权利，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就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的问题进行提问、调查。
3.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选择权。为了让被害人的损失不因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缓慢而不能得到及时赔偿，笔者认为，我国应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赋予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选择权。当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缓慢而被害人急需得到赔偿以继续治疗时，被害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对快捷可使被害人早日获得赔偿，因而更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被害人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结果如果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显然不能给被害人以很好的精神安慰。世界很多国家或地区倾向于赋予被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全部损失。笔者认为，应取消有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5.委托诉讼权。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为了更好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保障刑事被害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应当赋予刑事被害人以侦查阶段的委托诉讼权，将刑事被害人委托诉讼人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明确诉讼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
（二）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发挥能动作用，对国家强制权的使用进行合法性审查，来保障个人的权益不受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司法审查制度已被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在刑事诉讼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目的在于贯彻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原则，以法院的司法权对检警机关的追诉权进行司法控制。笔者认为，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法院体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我国各基层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对各地基层公安机关使用国家强制权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被害人对于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该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立案后又销案的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审查，由人民法院对该案件进行详细调查后做出是否应当继续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一旦人民法院作出继续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启动诉讼程序以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受犯罪侵害而受损害的，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并不是国家代替犯罪行为人或者对犯罪行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是国家对符合法律条件的被害人给予预订的经济补偿，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当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时，为进一步保障被害人权利，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国际公约中也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对象、方式，对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我国法律则没有规定相关保障措施，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被害人数量不少，但是获得实际赔偿的比例却不高，且由于受到被告人赔偿能力的限制，有的刑事被害人获得的赔偿金额因较少而与其所受到巨大损失形成强烈反差，有的刑事被害人甚至是空持判决书实际分文未获。为了保障被害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笔者认为，我国应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建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应将国家补偿的范围加以适当限制，可借鉴美国等国家的规定，将国家补偿的范围限定为“无辜的且医疗费用或损失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暴力犯罪被害人以及死亡被害人生前抚养的人”。
（四）建立保护被害人的援助体系
被害人在被犯罪分子侵害后，遭受着巨大的损害，精神上极为痛苦，心理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如果全社会都给予被害人关心、照顾，将
使被害人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其损失也将降到最低程度。我国应建立保护被害人的援助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接济制度，是指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或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实质是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公平的实现，彻底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原则。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应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我国虽然正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对象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对刑事被害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应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把刑事被害人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2.建立保护被害人的社会援助体系。建立保护被害人的社会援助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对侦查人员加强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刑事被害人的需要，从而在刑事诉讼中给予被害人及时、迅速的关心、帮助；二是给被害人提供包括心理咨询在内的医疗服务；三是通过保险机构给付保险赔偿金、民政部门给予困难补助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形式给予被害人适当的经济援助；四是发动全社会的力量，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为被害人提供工作、学习、生活等多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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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侦查篇10
主题词：侦查工作“零口供”对策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并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动供述。犯罪嫌疑人出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天性，往往可能选择沉默、拒不供述。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即便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人员也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因此，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侦查讯问制度日趋法治化，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刑事案件，即“零口供”案件，必然不断出现并日渐增多。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发案总量居高不下，侦查机关的警力配置、技术装备、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讯问获取口供破案依然是基层公安机关提高破案率的重要途径。实际工作中，基层公安机关仍在沿袭“摸底排队、确认重点犯罪嫌疑人、而后突击审讯获取口供”的破案方法。在这种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据以定案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而且是引导获取其他证据的重要途径。因此，“零口供”案件的出现和增多，必将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一、收集和获取证据的难度加大
犯罪嫌疑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参与者，其供述对于查明案情、引导侦查人员发现和提取证据具有重要作用。如在侵财案件中，往往只有犯罪嫌疑人供出赃物的去处，侦查机关才可能起赃；在杀人案件中，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凶器藏匿处所，侦查人员才可能提取凶器等。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证实其犯罪，或者仅仅在其住所、车辆、随身物品中发现有涉案赃物，需进一步盘查核实时，侦查人员往往特别倚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引导作用。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机关通过口供指引来收集证据的便捷之路将被阻塞，收集证据的难度随之加大。一些证据将无法发现和提取，从而必然导致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将因证据不足，被公安机关放弃追诉。“零口供”加大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性，使得公安机关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尖锐的局面。
二、认定犯罪的证据要求更高
我国现行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口供往往是整个证据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特别在目前“由供到证”为主导的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破案之必要，而且在案件证据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是侦查人员建立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体系的起点和核心。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从司法实践看，在公安机关向移送检察机关移送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时，一般都要求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便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没有口供，即便公安机关认为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法院站在不同角度也未必认可，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口供情节”。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不惜以变相体罚、刑讯逼供等违法方法获取口供的原因所在。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必将加大侦查机关证实犯罪的难度。侦查机关将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去搜集更多的其他证据，特别是物证，最终建立起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锁链。这在目前公安机关警力不足、装备落后、经费缺乏、侦查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实难完全做到，从而必然导致部分“零口供”案件难以侦破和认定。
三、深挖犯罪的能力受到削弱
加强讯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出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深挖犯罪、挤清余罪”。实践中，通过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指引，往往能够从一个案件出发，深挖出几十起、甚至上百起案件。通过讯问获取口供破案，已成为公安机关对付流窜犯罪、团伙犯罪和累犯、惯犯的重要手段。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开口，“深挖犯罪、挤清余罪”将因失去口供的指引作用而无法实现。结果导致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逃脱法网，相当一部分案件处于隐案状态。特别对于流窜犯，一旦犯罪嫌疑人在传唤、盘查的法定期限内死不开口，侦查机关最后只得放人;对于惯犯、累犯，一旦其抱定“打死我也不说”的信念，深挖余罪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零口供”案件增多，必然导致公安机关侦破积案、隐案的能力大大下降。
面对“零口供”的挑战，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只有不断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提高队伍素质，增强科学取证能力，才能担负起新时期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
一、更新侦查观念，淡化口供意识
要正确认识口供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地位和作用，根除“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树立起全面证据意识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侦查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关于“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侦查人员要坚定信心，改变单纯依赖口供破案的做法，全面、细致、准确、及时地收集和获取与犯罪事实有关的一切证据，特别是要重点收集和运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如物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习惯做法，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杜绝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二、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取证能力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时代，面对新形势，侦查部门必须更新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今后一个时期，公安机关要继续加大投入，推动刑事物证鉴定技术更新换代，逐步将Dna、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实践。同时加强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建立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Dna数据库等项目，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
三、调整讯问策略，巧妙使用各种讯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