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提纲篇1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为何要修刑事诉讼法，修改刑事诉讼法对司法考试与学校法学教学将产生哪些影响·笔者拟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司法考试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三方面加以探析。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我国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我国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实践证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自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16年来，虽然经济社会呈现快速平稳发展的良好趋势，但在刑事犯罪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的许多相关法律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认真梳理议案、深入总结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完善。
（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完善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虽然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只有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才能解决当前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使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之间保持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司法体制的完善。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
当前，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对于如何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权利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各界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十分关注，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
（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有的相关制度已不能满足当前形势的需要，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都有必要进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司法考试的影响分析
（一）刑事诉讼法在司法考试中的重要性。
“得民法者得天下，得刑法者得诸侯”。由此可见这两科在司法考试中的地位，其实诉讼法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它在司法考试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刑事诉讼法是三大程序法的组成部分，在法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司法考试的重点。从具体分值来看，就以近五年的分值（总分均为600分）为例：2007年分值72分，2008年分值72分，2009年分值73分，2010年分值73分，2011年分值74分。总体上，本学科在历年的司法考试中都占据了12％左右的分值。显然，如此多的分值，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花很多工夫进行学习。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司法考试带来的影响。
2012年对于司法考试考生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其一是依据《司法部关于确定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意见》（司发通［2007］38号）及有关规定，自2007年5月起至2011年12月31日，部分地区的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学历条件可以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报名时申请享受放宽地方政策、成绩合格可以申领b类或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由于今年是2012年，因此一度关于各种司法考试改革的信息满天飞，直到2012年6月5日，司法部关于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事项的公告的公布才最终确定今年司法考试改革的走势。而另一方面一门重要得分学科刑事诉讼法已进行了全面修订。
与2011年相比，2012年刑事诉讼法部分调整较大，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大纲及教材重新梳理和撰写，大纲新增考点32个，即第六章第四节“刑事”中，新增考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第八章第六节“逮捕”中，新增考点“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第十二章“侦查”第二节“侦查行为”中，新增考点“技术侦查”，包括子考点“技术侦查的概念”和“技术侦查的程序和要求”，新增第六节“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包括考点“申诉、控告的范围”和“申诉、控告的受理及处理”；第十三章“起诉”第一节“起诉的概念和意义”中，新增考点“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机制”，第二节“提起公诉的程序”中，新增考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
刑事诉讼法新大纲的调整力度如此之大，必将对今年刑事诉讼法出题产生较大影响，刑事诉讼法大纲新增考点，也必将成为今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考试出题的重点，因此，我们必须下工夫将新增考点理解和掌握。
三、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分析
（一）诉讼法在法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法学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法科学生的必修课程，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确定的法学专业本科生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
刑事诉讼法课程主要包括总则（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辩护与、证据、强制措施等），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审判（审判组织、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特别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等）等内容。该课程的要求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各项诉讼程序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熟悉刑事诉讼法律条文，培养和提高分析、解决刑事诉讼问题的能力。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提纲篇2
关键词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程序主体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识码:a
刑事诉讼关乎公民的人身、财产、乃至生命权,如果在被追诉者毫无设防的情况下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将荡然无存,这也与刑事诉讼注重人权的时代潮流相背驰。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自己辩护,而且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等等。这充分表明了辩护制度在刑诉法修改后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但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已有十几年,全国的刑事案件辩护率却仍维持在30%的水平。刑事诉讼辩护率低的原因是什么?理论界、实务界已对此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但是,总结的原因大都“浮在水面”,没有追根溯源,这也就使解决的方法无的放矢,不能立竿见影、卓有成效。笔者认为,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诸项制度的基础,它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是社会对被告人人权的认同过程,也是对其理论基础的不断认识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只有理清这项制度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健全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1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初探
观念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不同的观念,可以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法律制度和社会形态,甚至可以引起争端、冲突和战争。对同一观念的理解角度和程度不同,也可以导致对同一事物、同一制度的处理方式和建设方法的不同。我国现在的刑事辩护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正是我们对其所持观念的反映;而要进一步从立法和执法上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刑事辩护制度,就必须澄清有关的模糊观念,建立一些先进的观念。①制度无一不需要理论基础的支撑,如果概念和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不对将影响整个制度的运行和定位,辩护制度亦是如此。
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大致有下列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基础。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三,即对立统一规律、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主体性理论。②还有学者认为,“法治”原则亦是理论基础之一。③还有的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的结果,更是民主原则――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在现代刑事诉讼领域的集中体现。④有的学者将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分成政治基础、伦理基础、逻辑基础和哲学基础,并进而细分。⑤还有学者认为,反抗权、参与权和辩证法分别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政治基础和技术基础。⑥
2刑事辩护制度之唯一理论依据――程序主体性理论
根据对以上观点的分析以及对刑事辩护制度产生和发展进程的考察,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理论依据是程序主体性理论。
第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揭示了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贯穿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而矛盾分析方法是我们最根本的认识方法。于刑事辩护来讲,对立统一规律主要告诉我们辩护权与控诉权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共同服务于审判,其统一性表现在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让“真理越辩越明”。同时二者亦存在冲突,辩护权与控诉权又会相互制约,辩护权的行使又可能抵御对犯罪的追究,使罪犯逃避打击。故此,有学者指出,“诉讼制度在设计辩护权范围和权利行使方式时,不能不考虑打击犯罪与公民的法律安全之间的矛盾而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⑦担心律师介入诉讼范围过大会引起消极影响,这也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没达到人们期待程度的原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追诉犯罪,还是从“相对合理”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都不应在“被限制”之列。对辩护权的任何阻碍都是在已经有诸多缺陷的辩护制度上再割一刀。可见,将“对立统一规律”与作为法律制度的辩护制度在一个语境下讨论,容易使人们将辩护权的行使和逃避打击相联系,更容易使辩护权的作用仅仅被界定为“发现真实”,而忽略它的独立价值。第二,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里是要有一个前提的,即所有被追诉之人都是诉讼的主体,是程序的主导者之一。只有被追诉人成为诉讼的主体,他才有机会和资格被当作无罪的人来对待。因此,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无罪推定之间自然是上下位阶的关系。第三,“法治”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被提出的,只是后来为法学家所引进成为部门法的原则,它的含义是程序的主体应当严格遵守程序法和实体法,崇尚法的权威性。这也就是说程序的主体不允许任何一方附庸于另一方,都应当是是守法的主体,因此,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法治原则的关系亦是同上。第四,民主原则要求整个刑事程序中的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程序的进程,从而实现控辩双方平等。这就要求被追诉人有充分的话语权,即辩护权以便和控方进行抗衡,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也是他享有民利的前提。民主原则和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关系也就显而易见了。第五,理论基础应是某项制度在理论上的渊源或者哲学上的来源。而理论基础多元化的结果往往导致对这项制度的分析角度过多,而最终导致其发展路径的无所适从。第六,近代自然法思想启示我们,反抗压迫权是天赋人权。辩护权正是被追诉者的反抗压迫权在刑事程序中的彰显。参与权是上述民利的体现。辩护权同样也是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并发挥作用的表现。⑧但是,要注意的是,参与权、反抗权都是人的权利扩大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都是被追诉者应当或者说已经成为程序主体之后所得到的权利。那么,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自然成为被告人诸项权利的前提。可见,以上原则虽然和辩护制度联系密切,但这些原则、权利都可在程序主体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和落脚点。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理论依据应当是程序主体性理论。
考查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历史上出现过三种刑事诉讼模式,它们是奴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近现代社会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此三种模式对刑事辩护制度的保障和承认是截然不同的。在古罗马帝国弹劾式诉讼模式下,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雏形就已经存在。在这种诉讼模式下,原、被告诉讼地位完全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用攻防来推动刑事诉讼的进行。因此,被告人作为诉讼的主体不仅应该而且实际上有多种救济的渠道,那时,被告人防卫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他们的刑事辩护权了。因此,在这种模式下,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完整的。但是,当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之后,统治阶级认为弹劾式诉讼并不利于其极权统治,从而将其废除,推行纠问式诉讼。封建纠问式诉讼是国家对犯罪和犯罪人的一种“报复”,他们将犯罪看成是对暴力统治的极大威胁,尽其所能惩罚、打击犯罪。其结果是刑讯逼供盛行,完全忽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被追诉的人仅仅成为诉讼的工具,被任意刑讯逼供,成为诉讼的客体。被告人仅有招供的义务,没有辩护的权利。这样,刑事诉讼机制的人权保障功能丧失,刑事辩护制度缺位。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用天赋人权等理念对刑事诉讼进行改造,实现了控辩审三方分离,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强调对诉讼参与人的诸项权利的保障。认为司法正义应当在程序法制的情况下实现,这其中主要是保护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自此之后,被追诉人再也不用面对集权主义的司法权,控辩双方实现了平等的攻防。由此,被告人终于摆脱了诉讼手段的角色和地位,而成为享有诸多诉讼权利的主体。既然被告人被视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当然就有必要保障与其他地位相称的权益。为此,必须赋予被告人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⑨由此,刑事辩护制度得以重生,启动了刑事诉讼文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所以,被追诉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兴衰与辩护制度的存废是息息相关的。
由此可见,程序参与者的地位关系到程序的实际意义。程序主体性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法官和控诉人一样,在三角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他旨在确立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旨在赋予被追诉人各项诉讼权利以抑制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从而使刑事诉讼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他作为诉讼参与者的程序主体地位必须得到制度上的支撑和尊重。只有这样,现代刑事诉讼才与野蛮专横的封建纠问式诉讼区别开来,从而不仅表现为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程序。这就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内容。⑩另外,在我国,强调程序主体性理论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很长一段时间,刑事程序的目的一直都被界定为惩罚犯罪,所以刑事辩护制度都是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附属制度而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知。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在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人权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实践中将被告人仍然看作程序客体的观念仍然大行其道。所以,将程序主体性理论作为刑事辩护唯一的理论基础,更有利于解决当前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完善和促进刑事辩护制度。
被追诉人也许是真正的罪犯,也许不是。也许已经为被害人深恶痛绝,但其被真正确定有罪以前也仅此而已。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既非天使,也非魔鬼,而只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群体,将律师视为正义的化身或将律师当成社会的异己力量,都会导致对律师的偏见和歧视。当刑事辩护制度背后的意识性、精神性因素为人们所认同时,他们将逐渐摆脱传统法律观念的桎梏;人们的认识也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他们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消极态度也将逐渐为积极态度所替代。
注释
①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89.
②熊秋红.刑事辩护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74-111.
③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07.
④欧卫安.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⑤朱林兵.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J].湖北社会科学,2008(1).
⑥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2002(1).
⑦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05.
⑧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2002(1).
刑事诉讼法提纲篇3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采用了知识产权“立体审判模式”（即下文提及的浦东模式），此后陆续有人民法院走上了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的道路，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为有效缓解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法制建设滞后于实体法律建设的现实矛盾，建立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2008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规定：“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简化救济程序。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若干问题的意见》又再次作了明确要求。至此，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一、国外的司法实践
在国外，由于司法体制的不同，各个国家在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上存在着差异，但共同之处都在于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目前国外的司法实践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技术型案件的上诉审判
这类专业化审判机构仅审理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案件，其他普通知识产权案件以及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审理则由普通法院中特定庭室负责，大致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在高等法院内设置专门机构，不单独设立上诉法院，以日本、意大利为代表。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产权立国”方针的指引下，在东京高等裁判所内部设立了一个特别支部——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意大利则是选择在普通法院和上诉法院中设置知识产权特殊法庭来落实欧盟“共同体商标条例”和“共同体外观设计条例”对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设置的要求。
2.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负责审理全国知识产权上诉案件，以美国为代表。在美国，虽然管辖权分工上州法院对商标事务拥有审理权，专利、版权纠纷归联邦法院审理，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知识产权案件都是由联邦法院审理，而且事实上将所有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集中到第13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审理。
3.由专利复审、商标评审机构转化而来的上诉法院，专门审理对专利、商标行政决定不服提起的上诉案件，以德国为代表。1961年，德国设立联邦专利法院，专门受理当事人针对德国专利与商标局决定提起的有关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上诉，以及针对其他行政决定的上诉案件。这是一种为简化复杂的专利无效、商标异议等行政决定与行政诉讼程序而设计的审判体制。
（二）设立专门机构实行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综合审判，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2008年7月我国台湾地区成立智慧财产法院，对涉及智慧财产权诉讼相关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实行“三审合一”审理，案件的受理范围包括：（1）涉及智慧财产争议的民事诉讼第一审、第二审案件；（2）违反“刑法”中关于伪造、仿造商标商号，及泄漏工商秘密之犯罪、商标法、著作权法、公平交易法等刑事案件，不服地方法院依通常、简易审判或协商程序所作出的第一审裁判而上诉或抗告的刑事案件；等等。
二、我国知识产权审理模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模式现状
到2009年8月，我国已经有4个高级法院、42个中级法院、28个基层法院开展“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学术界将有关做法划分为四种典型的试点模式即浦东模式、武汉模式、西安模式、重庆模式，其中浦东模式是在基层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但是二审仍在中院的刑庭和行政庭审理模式；武汉模式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两层面实行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两级法院知识产权庭专业对口指导模式；西安模式是将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提及到中级法院管辖，分别由刑庭、行政庭审理，必要时吸收知识产权民事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模式；重庆模式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全部知识产权案件，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统一指导全省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江苏法院系统自2009年7月1日起正式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全省法院与公安、检察以及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单位紧密配合，充分发挥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初步形成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审合一”司法保护格局。其中扬州地区的主要做法是，市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管辖本市不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一审案件及不服基层法院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一审判决所提起的上（抗）诉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基层法院负责审理发生在本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民事及试点刑事、行政案件并根据指定管辖受理辖区外的知识产权民事及试点刑事、行政一审案件。2011年，省法院还联合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程序问题的意见》，从权利审查、证据收集固定以及技术秘密鉴定等方面规范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理工作。
（二）存在的问题
1.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资源配置尚不够合理。目前，我国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布较广，其中技术性较强的案件比如专利案件不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法院有一审管辖权，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指定的其他中级法院也有一审管辖权；商标案件不仅中级法院普遍有一、二审管辖权，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基层法院也有一审管辖权。而专利案件中被告往往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大量商标评审案件又是由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负责审理，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在我国均是相对高度集中的行政复审机构，在如前所述知识产权审判机构相对分散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知识产权专业资源上的交流和利用就会受到极大地限制，也不能彻底解决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
2.“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在审判实践中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关于证据的法律规定散见于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即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出一部统一的证据法法典，有关证据收集、证据认定、证明标准等程序性问题，审判部门与行政机构各自有不同的理解，容易产生分歧和冲突，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保护，因此应当尽快制定一部融合三大诉讼法证据规则的统一的证据法法典以满足“三审合一”审判实践的现实需要。另外，虽然《纲要》提出了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的要求，但是《纲要》毕竟不能替代法律，仍然应当尽快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中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以为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理模式的确立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提纲篇4
[关键词]互动式教学刑事诉讼法改革作用
[作者简介]丁明（1971-），男，广西宾阳人，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诉讼法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广西南宁530023）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9-0135-02
“刑事诉讼法”是法律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其理论性强、实践性高。学生必须掌握牢固的刑事诉讼法律相关理论知识，学会用基本的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体，教法大多是教师照本宣科满堂灌、学生被动学习的方法，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概念、法律条文，授课内容绝大部分是枯燥的理论知识。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只能被动地记录教师讲课的内容，记忆有关的概念和条文，完全忽略了实际操作。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独立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社会和工作。这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法律人才质量方面的需求。在教学相长的理念下，互动式教学是一种很理想的教学方式，是能真正实现教学相长的教学手段。将互动式教学引入高校“刑事诉讼法”教育课堂是摆脱当前教学困境的一种有益探索。
一、“刑事诉讼法”互动式教学的前提条件
所谓互动式教学，就是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学生积极参与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中，学习的过程明确目标，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提高认知能力，掌握知识，应用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好比一场戏的导演，主角由学生扮演，要充分显示出在教师主导作用下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的主体地位。互动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传统教学是教师主动，学员被动，灌输式的一言堂；而互动式教学真正做到“互动”“教师主动”和“学员主动”，是彼此交替的多言堂。互动式教学的内容是由教师和学生双方提供的，教师手中的教材不是唯一的教学内容，更不可能依照教材照本宣科。互动式教学所有的教学目标都应当建立在学生的学习需求上，即学生自己的学习目标上，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会影响和决定教师的教学目标，从根本上实现互动式教学。
1.“刑事诉讼法”互动式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方法有很大差别。互动式教学要求任课教师树立以“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着力培养学生掌握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使其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与学处于支配和被支配的地位，师生是主角与观众的关系，造成了交往的心理障碍，影响了教与学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作用。师生之间的关系要转变为共同参与和平等对待，这是开展互动教学所必需的。要实施“刑事诉讼法”“互动式”教学模式就要先改变传统教学中的人际关系，并创设有利于互动的人际环境。
2.教师要做好改革教学方法的心理准备并具备深厚的法律基本功。教师要注重学生在学校主动构建法律知识的过程，促进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发展，积极推进互动式教学，实施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明确学习目标，突出重点难点。此外，教师的知识要渊博，社会阅历要丰富，才能用各种案例展开教学。如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要多搜集有针对性的、实际生活中的案例，引用案例进行教学。也可以提示学生多收看《今日说法》《法制频道》等法制节目，帮助其理解法律概念和基本理论。指导学生从网上查阅有关案例的相关法条，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在教学中要注重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教师让学生把在法制节目中的案例，结合课程内容自己讲解，然后再进行指导分析，可以使枯燥的法理理论和法律术语变得鲜活，以便学生理解和掌握，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更易接受互动式教学。
3.引进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小组，扩大学生参与面。以学生为主体，分别建立发言组、点评组和讨论组三个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小组，教师给予指导，提供帮助，创造环境，给出学习提纲，指明思考方向，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避免盲目性。如在“我国辩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革对策”互动教学中，学生按提纲分小组讨论，要相互尊重，小组成员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每个人都有大量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然较高，可以使学生在小组和团队中有明确的分工合作学习，在活动中发挥学习的思考策略，体验互动教学带来的快乐。
二、“刑事诉讼法”互动式教学过程的实现
1.开展课堂讨论，发现并提出新问题。要认真贯彻教师与学员的主导与引导相统一的原则。如在“刑事诉讼法证据”课堂教学互动过程中，要贯彻充分民主与高度集中原则，教师要做到既不能全部包揽课堂唱“独角戏”，又不能全部散开让学员缺乏中心议题地自由讨论。要以问题为主线，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探究创新，使学习过程由“吸收、储存、再现”转向“探索、研究、创造”。什么时段是教师的主导作用，什么时段需要学员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教师要协调安排好。教师要明确自己的“导演”地位，突出学员的主体地位，有序地把握课堂教学的重点，引导学员始终围绕教学目标思考问题。
2.教师做好归纳总结，突出教学重点难点。互动教学中归纳要有条理，以理服人，对学生的观点要进行综合分析梳理。注重学生发言的全面性，尽量减少教师主观、武断的定论，对不同的见解也要有回应，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讲解，要使学生的发言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分析深刻，顾及层面。如在“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要做好涉外刑事诉讼法基本常识的归纳总结，突出涉外案件的教学重点难点，把握课堂交流节奏和课堂局面。按课程设计引发学生、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要及时激励和包容推陈出新、不断创造的学生，也要及时纠偏一些学生不太自觉、不能积极参与互动学习的情况，要把握好互动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刑事诉讼法”的兴趣，使其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3.科学地进行课程考核。新世纪，法治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对法律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传统的“刑事诉讼法”课程考核方式应该在互动式教学理念下做出相应的改革。在考核的内容和具体的方式上要做出调整，如学生在课堂中的互动学习和自主学习情况占考试总成绩的40%，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做题情况占60%。通过实训项目考核学生“管辖”“立案”“侦查”“”“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等基本法律知识掌握以及实际操作能力。鼓励学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互动，达到掌握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目的，使学生在平时的教学中从被动变为主动，发挥主体作用，从中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取得一定的成就感，明确地把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观点，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出实战型、应用型的法律人才。
三、在法律人才培养中互动式教学具有明显优势
1.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互动中，增强了师生情感交融，充分调动了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加强了学生与情景的交互影响，改掉了过去“报告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有兴趣，增强了学习刑事诉讼法律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控能力，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经常领悟到成功的喜悦，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从而大面积提高了教学质量。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提高实践能力。在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刑事诉讼法”教学互动培养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充分发挥了学生群组的集体创造力。以小组集体调查成果评定成绩，鼓励创造性运用法律知识，选择新的问题切入点和调查思路，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使学生学法用法，加强依法治国的信念，承担起用法律捍卫公民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推动法律工作的发展与进步。
3.有利于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在“刑事诉讼法”互动教学中，教学重心由教师转向了教师与学生并重，加强师生统一主体的实践和认知过程的效益，使师生双方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提高了自身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一方面教师为了开拓教师教学思路，使用多种教学方法进行互动，提高教学质量，不断地学习和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增强对“刑事诉讼法”相关知识和案例的理解和拓展；另一方面，极大调动学生学习“刑事诉讼法”的主动性，自觉融入互动式教学中，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把理论知识内化为实践操作能力，提高了法律的素养，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
四、互动式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1.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刑事诉讼法”互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互动教学过程中，虽然学生是主角，但教师必须全程都给予必要的引导，所以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把握沟通的方式和技巧。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能有时会失控，造成冷场、过激或其他结果。在互动式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打破冷场，当出现背离主题的情况时要及时予以纠正。如在“被害人应否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案例中，应该坚持发挥教师主导作用，鼓励学生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诉案件被害人、自诉案件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等概念入手，运用多媒体再现案例，创造良好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2.充分体现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互动式教学法的基本原则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中教师以多种案例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渗透其中，通过教师设问、点播、提示、假设等与学生进行互动，学生在互动中积极参与思考、讨论、交流、互助、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强化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因此，能否有效地进行课堂教学互动将直接影响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应充分认识到学生作为教学的认识主体具有不完备性，因为学生学习方法、接受能力、理解能力、知情意的形成都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应该让学生懂得必须要改变以往凡事都由教师包办的心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如对学生的观点和结论教师仅适当地引导和调控。
总之，互动式教学对于推动高校法律专业“刑事诉讼法”教学方法的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课堂效率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新完善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和审批程序等内容的理解和应用具有现实意义。在今后法律教育教学工作中，互动式教学还需要不断改进，继续探索和完善，既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不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真正成为现实，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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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艳丽.浅谈提高高职院校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J].科技创新导报，2011（8）.
刑事诉讼法提纲篇5
关键词：宪法 刑事诉讼法 依据 保障法 互动
人类社会一直在在寻找更符合人类本性，更反映自然正义的理性原则，更科学合理的治国方案和社会运作方式，而宪政已经被实践证明迄今为止合理的制度。但我国的社会现实也证明我国的宪政之路还很长，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要真正实现，需要各部门法的切实落实，刑诉法就是其中之一
一、宪法是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制定的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法律。
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规则，以及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③。刘茂林教授在这个宪法概念中，指出宪法作为规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法的规范体系。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宪法就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公民权利等方面做出的规定，是国家法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其他各种法律，制定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更不能与宪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否则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包括刑事诉讼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根据，二者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这也为《刑事诉讼法》第一条所揭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宪法》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规定，是制定、修改和实施《刑事诉讼法》时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和出发点。《宪法》中关于国家性质和指导思想、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的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性质、目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的依据。《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直接根据：
l、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3、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4、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5、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人员，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收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我国《宪法》还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根本职能、机构建制、组织体制做出了规定，并对诉讼中应当遵循的一些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成为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依据：
l、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的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2、被告有权获得辩护；
3、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4、各民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5、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属性，必然导致低位阶法律规范对宪法的绝对遵从的结论，形成一种”宪法统治”的局面。
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根据罗马法的传统分类，法按其涉及国家权力和个人的关系，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调整的内容之一就是国家与个人关系，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属于公法
(一)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同一性
1、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它以国家名义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构(统称为政府)的存在决定了公法的存在。而这些国家机构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并没有一致的答案。按照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的思想，人民通过达成契约的方式设立政府，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规定并实施人的权利和义务时的诸多不便”。政府存在是必要的恶，但政府的存在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实现公共利益。宪法的目的就是限制国家权利，保障公民权利，而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民，维持社会主义秩序。
2、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必然要依靠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来自人民对自己部分权利的让渡人民通过宪法规定了政府权力，公法成为政府拥有和行使公共权力的依据，有政府公共权力作用的领域就存在公法。宪法涉及到整个公共权力，解决政府公共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界限以及公共权力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之间的配置与运行；刑事诉讼法则是以公共权力的一部分一司法权为核心，基于司法权而产生的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等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关系为调整对象。
3、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控制国家机构都是通过限制公共权力孟德斯鸠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训诫永远不会过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难保不会利用公共权力而谋得一己私欲。公法为之设置了制约机制，宪法规定公民可以提及行政诉讼，也可以因为司法机关的不法及错误等行为提起司法赔偿。
(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差异性
1、效力上的差异
宪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在效力上，宪法必然高于刑事诉讼法
2、权利与义务配置上的差异
宪法首先作为一部保障权利的”法“，它仅对公民提供基本权利保障、对政府施加尊重权利之义务，一般不对公民施加义务。而在刑事诉讼法领域，权利义务具有”双向性”，公民和国家司法机关都要遵循法律为其设定的义务。
三、刑事诉讼法是动态的宪法
龚祥瑞教授指出，”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动态的部分”，即我们通常所用的”动态宪法”宪法原则性的规定需要不同形式的法律部门将之具体化，刑事诉讼法是实现宪法的一个法律部门，宪法典有”静态宪法”之称，如果没有”动态宪法”，宪法就会是～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一般原则，至少不会全部地见诸实践但包括刑事诉讼法的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都应该是”动态宪法”。
刑事诉讼法是规定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宪法规范及规定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宪法规范的部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3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第1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构等等。但关于法院如何独立审判、被告如何获得辩护、检察院如何监督，从宪法中无从得知，也不知道如何落实宪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提纲篇6
当今国际社会对于一国刑法是否应该取消死刑虽然还存争议，但对于保留死刑的国家应当按正当程序适用死刑却有明确共识。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以下简称《保障措施》)第5条就明确规定：“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国际社会也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确立了死刑正当程序的一些最低标准，例如实行无罪推定、禁止非法手段取证、进行公正审判、保障充分的辩护、实行最严格的证据规则、保障上诉权、给予请求减刑、赦免等机会、实行一事不再原则、死刑犯不予引渡、文明执行死刑等。根据这些要求对我国现存的死刑适用程序进行检视，在充分肯定其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也应当承认还存在着不少需要继续改进之处。本文重点探讨其中10个突出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三大方面。
一、对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充分，或者落实不到位
国际社会对死刑案件诉讼过程中的人权保障提出了许多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也有一些相关规定。但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这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无罪推定”原则不能真正落实。“无罪推定”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现代刑事诉讼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第3款还规定：任何人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从法律对具体诉讼制度的设计以及实践中死刑适用程序的具体操作看，并没有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首先，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既没有引进现代法治国家通行的“沉默权”制度，也没有接受国际公约所要求的不能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认其罪的原则，相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应当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所提问题的义务。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拒不回答这种提问，势必就会成为一种违法行为，其后果不但是在随后的审判中可能被认为认罪态度不好而受到严罚，而且还为司法机关实施刑讯逼供等违法侵权行为提供了借口，这种情况在死刑案件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在死刑案件中，如果定罪证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本应以无罪认定，但在司法实际中，法院对于罪涉死刑的案件，如果定罪证据不足，采取的态度往往是“留有余地”，转而适用“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等相对较轻的处理方法。例如，河北承德陈国清等4人涉嫌抢劫案，10年期间前后历经两级法院五次判决。第一次审判时4个人均被处死刑，而在终审判决时则均被改判适用“死缓”或无期徒刑。省高级法院从宽量刑并不是因为被告有从宽量刑情节，而是由于因为本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出于慎重而留有余地。高级法院几次发回中级法院重审的理由都是“事实不清”，每次所附《发还提纲》中都列举了此案存在的20多个疑点；在第三次《发还提纲》中，特别提出“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的判处”。[1]“疑罪从有”、“保留余地”，这正是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对于存疑死刑案件所持的普遍态度。这虽然体现了慎用死刑，但其实质则是有罪推定，因而与“疑罪从无”明显不合。
2.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有效行使。根据国际公约的要求，死刑犯的辩护权利是绝对的，不可克减的。国家必须提供条件保证每个死刑犯在诉讼过程中都得到充分的辩护。我国法律对保障死刑犯的辩护权从立法到实际操作都还存在很多问题。
(1)律师辩护作用大受限制。对身陷囹圄的死刑犯来说，律师的辩护作用相当重要。而我国现行法律的程序规定却对律师发挥辩护作用非常不利。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履行辩护职能，无法依法展开调查、收集证据，无权了解、监督侦查过程的合法性，只能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一般性法律服务。由于法律以及司法机关内部规定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所作的种种限制，例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先征得侦查机关同意，侦查机关还要派员在场监督等，从而导致这种法律帮助起不到多少帮助作用，形同虚设。侦查阶段是证据收集、固定的关键阶段，也是侦查机关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现象发生的高风险阶段，将律师的辩护职能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无疑大大削弱了律师对死刑案件的辩护作用。其次，自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律师虽然有权介入案件，履行辩护职能，法律诸多限制又束缚了律师的手脚。例如，会见被害人必须征得检察机关的批准，这就使律师很难从被害人方面得到有利于辩护的关键证据；《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又成为时刻悬在辩护律师头顶上的一把利剑，律师介入案件后，一旦被告人或者证人的供述或者证言发生根本改变，侦查机关随时都可能操起这把利剑，对律师采取法律行动。律师现在对待死刑案辩护一般都非常消极，要么不予受理，要么小心谨慎，缩手缩脚，原因就在于此。
无力聘请律师的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更难享受律师的有效辩护服务。原因在于，第一，根据法律规定，这些被告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法庭才会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提供辩护。律师介入诉讼过晚，不但丧失了在审查起诉阶段履行辩护职能的机会，而且由于法院审理时间有限，律师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进行认真、必要的辩护准备。“承担指定辩护的律师在审判阶段才介入诉讼，大大限制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不足以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贯彻设立律师辩护制度的宗旨。”[2]《保障措施》第5条规定：“……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这里的“每一阶段”，当然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在内各个阶段。我国法律对死刑犯法律援助的规定显然与这一国际标准是有距离的。第二，法律援助近乎无报酬劳动，死刑案件辩护的风险又大，律师接受法院指定提供法律援助的辩护积极性往往不高；即使勉强接受指定，也多是消极应付，起不到应有的辩护作用。
(2)法庭审理中难以进行有效辩护。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庭审规则的要求，刑事法庭必须通过中立的法庭诉讼，经由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过程，然后逐渐形成定案结论，这是保障被告人和其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重要途径。但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受理死刑案件时不仅仅是作形式审查，还要进行实质审查，要对案件卷宗材料进行详细审阅，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要作全面了解。通常情况下，只有法官认为指控成立时才会决定开庭。因此，只要法官决定开庭，也就意味着他已形成“有罪先见”。但是这种“有罪先见”显然只是根据控方提供的有罪证据材料形成的片面结论，并没有听取辩方意见。辩方要想改变审判人员这种“有罪先见”，必须要在法庭上举出有力的新证据，或者找到原有证据间的重大缺陷，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中，这对律师来说是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被告自己更是无能为力；开庭时证人、鉴定人一般又不出庭，辩护方很难通过质询证人、质疑鉴定结论来改变原来有罪的证据或使法官产生疑问，开庭基本上是走过场摆样子，把审判人员庭审前已经看过的证据材料拿到法庭上读一读、看一看就告结束。在我国死刑审判实践中，很难见到律师，还是被告自己能够通过法庭辩护改变法官原有“有罪先见”的，法庭辩护因而也就流于形式。加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法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判而不审，一、二审程序合一等问题，使得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判过程中更难得到有效行使。
刑事诉讼法提纲篇7
一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二是全民接受依法治国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60年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依法治国的精神理念得到传播和弘扬。依法治国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
从1985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5个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决定，并已连续实施了4个五年的普法规划。目前，“五五”普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普及法律知识的对象是全体公民，重点是国家公务人员。对普通公民，普及法律知识的目的不仅是要让每个公民知法守法，更重要的是让广大公民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国家公务人员，要求他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更加自觉地依法办事；对于全社会，则要求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www.133229.com
中国始终强调普及法律知识与依法治理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等活动，使法治建设融入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日常工作和公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实现学法和用法的结合。当今中国，普及法律知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行动。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组织了20多次有关法治的集体学习，对推动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起到良好示范作用。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举行了一系列法治学习，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集体学习法律知识已形成制度。
三是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1982年宪法突出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从1954年宪法第三章改为第二章，放在更加显著的位置。2004年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成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规定县、乡两级人大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一律由差额选举产生。为了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其违法和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人身权是关于人身、人身健康、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等的权利，是享有其他基本人权的前提。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对于拘留、逮捕、搜查、取证等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强制方法和手段作了严格规定。1996年和1997年我国先后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了修改。有关人权保障的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刑法总则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二是刑事诉讼法总则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国家还通过修改法律，改革司法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辩护制度、法律监督制度、死刑复核制度、诉讼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
重视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经济权利方面，宪法规定，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还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在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方面，宪法规定，国家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国家建立健全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依据宪法，国家制定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以保障劳动就业、生产安全和退休、失业职工以及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国家制定了产品质量法、食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沙治沙法等，以保障人民的生存环境和健康权。国家制定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科学教育普及法、体育法等，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知识。
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保障。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2%，其他55个民族占8%。国家一贯重视各民族平等和团结，宪法对少数民族的事务和权利作了更详细的规定。依据宪法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法治化阶段。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机关既有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自治机关享有较其他地方国家机关大的地方法规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和经济管理权。少数民族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权利，一直受到特殊照顾，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每届均大大高于占全国总人口8%的比例。
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权利的法律保障。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依据宪法规定，国家颁行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对妇女、儿童的权利保障作了重要规定。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民主法治向着“三者有机统一”的方向迈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先进文化按照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进行。第四，依法治国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氛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转型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是从依法治国出发对党执政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应当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一环[1]。首先，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治国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崇法治的氛围；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长期重视政策而轻视法律，依靠政策而不是法律治理国家，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推动社会变迁，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产生。只有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才可能成为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治国理政方略。再次，依法治国为依法执政提供氛围，对依法执政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依法执政随着依法治国的发展而形成和不断完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伴随的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转型。真正落实依法执政，我们党在执政方式上应当实现三大转变：即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律执政转变；从强调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向既严格遵守法律、又主动创制和运用法律执政转变；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与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分头实施向两者同步推进，统一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转变[2]。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促进依法执政，促进党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和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三者有机统一”原则和思想的指导下，从实践中探索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的成功模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路径、内容、原则更加清晰了。
五是立法成绩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截至2008年2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7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依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法律各部门立法数量的多少来排序，它们所占的百分比分别是：行政法79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34.49％；经济法54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23.58％；宪法及宪法相关法39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17.03％；民商法32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13.97％；社会法17件，占现行有效法律总数的7.42％；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7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3.0％；刑法1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0.43％。
坚持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关系不断变迁，加之法律观念的转变和立法技术的提高，导致法律修改的任务越来越重，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成为60年立法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229件法律中，有71件法律被修改，占现行有效法律总数的31％。按照7个法律部门进行统计，其修改多寡的排序是：刑法1件，修改1件，修改率100%；民法商法32件，修改15件，修改率46.8％；经济法54件，修改21件，修改率28.8％；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7件，修改2件，修改率28.5％；行政法79件，修改22件，修改率27.8％；宪法及宪法相关法39件，修改7件，修改率17.9％；社会法17件，修改3件，修改率17.6％。从年份来看，现行有效法律的修改情况是：1978—1982年制定法律22件，没有修改法律，制定与修改之比率为0；1983—1992年制定70件，修改1件，制定与修改之比率为1.42％；1993—2002年制定98件，修改33件，制定与修改之比率为33.67％；2003—2008年32件，修改37件，制定与修改之比率为115.62％。
六是依法行政稳步展开。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行政从多方面稳步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从1979年到2008年11月底，国务院共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226件，制定行政法规1116件；国务院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共制定规章26000多件。其中，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诉讼与日俱增，“民告官”作为一项诉讼制度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并列；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首次明确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要承担赔偿责任，为政府责任和人权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规范了行政处罚的设定权、行政处罚的程序，为行政处罚确立规矩，建章立制；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就具体行政行为向上级部门申请复议；2003年的行政许可法明确了行政许可的创设以及范围，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推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5年的公务员法规定竞争上岗、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等制度，充分体现了“责任行政”的理念。行政立法在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三个领域都构建了基础性的法律，而且在国防、外交、海关、人事、民政、侨务、公安、安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医药卫生、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已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体现了规范行政权力、制约行政权力的行政法治理念。权力来自人民，应当为人民服务，因此要通过立法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权力为民所用，为民谋利。
1999年，国务院召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将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具体化。2004年3月，国务院颁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进行整体布局。纲要对严格行政执法提出明确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纲要规定要采取措施，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主要措施包括：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清理和监督红头文件。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飞速发展，继续推动廉政高效的政府法治向前发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救济、矫正行政失误的重要机制。根据纲要的要求，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3]。这也是今后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和道路。
在建设法治政府进程中，加强对制定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2008年1月15日，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截至2006年底现行行政法规共655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对主要内容被新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代替的49件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对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的43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国务院在加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体制，促进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2003年3月至2007年底，国务院对有立法权的地方和国务院部门报送备案的8402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章进行了审查，对存在问题的323件法规、规章依法进行了处理。国务院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并积极探索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加强各级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能力建设。自1999年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全国平均每年通过行政复议解决8万多起行政争议。
七是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司法改革主要是学术界和媒体谈论的话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任务。此后，各个部门开始出台系统的改革方案，如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200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2000—2004）；各地方法院、检察院也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改革方案。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于2004年底出台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分别推出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5—2008）。2006年5月，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目前司法改革已成为中央主导的、各部门紧密配合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讨论的国家统一行动。司法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体制转轨和民主与法治建设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司法改革是中国法治进程的集中体现，是透视中国法治发展状况的一个聚焦点。
中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司法改革初见成效。2007年9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认为，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了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过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所）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诉讼权有了更好的保障。法律监督机制逐步健全，司法机关接受监督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讯问嫌疑人时实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涉及检察人员办案不文明、不规范的投诉明显减少。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司法腐败犯罪得到遏制。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平稳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完善。
2.通过改革完善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取得了新进展。改革死刑核准制度，从2007年1月1日起，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一步落实，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侦查、批捕、起诉和审判方式逐步建立。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更加规范，超期羁押由2004年的4947人（次）下降为2006年的210人（次）。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稳妥推进，监狱科学文明执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教育改造质量进一步提高，依法维护了在押犯人的合法权益，罪犯脱逃率和狱内发案率大幅度下降。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仅为0.21%。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推出律师、全面实行聆询制度、缩短劳教期限、扩大所外执行范围及强化监督等改革措施，有效维护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3.通过改革和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司法效率。目前，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已达38.87%，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达到71.26%。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法庭实现了直接立案，设置了11220个固定巡回审判点，方便了当事人尤其是偏远地区当事人的诉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2006年，全国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民间纠纷400多万件，95％以上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积极推进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形成，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得到初步改变。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以科技促效率。
4.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力度，有效缓解了打官司难、执行难问题。2007年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平均降低诉讼费用60%，全国每年约减收诉讼费80亿元。2006年施行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严格收费程序，严惩违法违规收费行为。中央政法机关了刑事、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规定，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范围，全国法院在降低诉讼费用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仅从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就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393271人（次），减免缓诉讼费22.6亿元。2006年，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18514件，接受法律援助咨询3193801人（次），同比分别增加256%、19.9%，其中为125290名农民工提供了法律援助服务，同比增加65%。采取这些举措，缓解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打不起官司和打官司难的问题。各地通过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开展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下大力气解决执行难。
5.改革和完善干部管理体制，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党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地方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任职条件》，把政治上强、熟悉业务、作风务实、实绩突出的干部及时提拔到各级政法领导岗位。《关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对初任法官、检察官选拔任用做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完善了司法行政工作与审判、检察业务相分离的管理制度。颁布实施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中央政法部门相继制定完善了公开招考、竞争上岗、干部交流等制度，制定实施了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确保政法队伍清正廉洁。
6.改革和完善司法保障机制，为政法机关履行职责提供了更多保障。司法机关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财政保证，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为了更好地保障县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级政法机关的正常运行，财政部与中央政法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制定县级政法经费基本保障标准，凡地方财政达不到保障标准的，由省级和中央财政予以补助。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了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近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对政法机关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为政法机关履行职责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中央和地方编制部门为各级政法机关增加了编制，有效缓解了警力不足的状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又有新进展。
首先是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和法律规定，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结束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顺利实现死刑复核权的回收。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复核裁判方式做出重大改革，规定对于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原则上只能做出核准死刑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只有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可以依法改判。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要求切实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规定还要求，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禁止侮辱尸体。死刑复核权收回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突破性举措，标志着司法改革在朝向公平正义目标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权的巨大进步。
其次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2004年12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司法政策和行刑政策[4]。近年来刑事司法都是围绕宽严相济展开的，而且它是今后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是对刑法机制改革的回应，也是刑事政策合理性的追求。从逻辑和历史发展来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延续与改革[5]。
八是法律服务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服务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三条主线：一是专业化，即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学历、专业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是正规化，即加强了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机构设置、职业准入、执业许可、市场监管、纪律惩戒等方面，都加强了规范化建设。三是市场化，法律服务从国家机关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行业，人事管理、经营机制方面逐步实现市场化。我国的律师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九是法学教育迅猛发展。
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尚在培养法学专业学生，1978—1987年，中国法学教育进入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招收法学本科专业学生的院校从1978年的6所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106所，10年间增长了17.67倍；到1998年，法学院系增加到214所，较10年前增长了2.02倍；截止2008年10月，法学院系达634所，较10年前增长了2.96倍，改革开放30年增长了105.67倍。
1978年，全国6所院校录取法学本科专业学生1299名，1988年，当年本科在校生达28325人，10年增长了21.80倍；至1998年，当年法学本科在校生达87977人，10年增长了3.11倍；至2002年，当年法学本科在校生达264039人，5年增长了3.00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法学本科在校生在30万人左右，改革开放30年均增长了200多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等院校首批招收法学硕士研究生228人。1988年，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3847人。1998年，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12180人，较10年前增长了3.17倍。截止目前，106所拥有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院校设有387个硕士专业点，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60000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较10年前增长了5倍多，较1978年增长了260多倍。
1984年，中国法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招生时只录取1人。至1998年，在校法学博士研究生达1340人；至2002年，在校法学博士研究生达4157人。2008年，中国法学博士毕业生人数1700余人，法学博士招生人数2500余人，法学博士在校学生人数8500余人。据统计，1990—2004年，在校法学博士研究生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8.34%，高于同期全国各学科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年平均增长速度的16.82%[6]。近3年，法学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趋于稳定。截止目前，35所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的院校设有111个博士专业点。有13个法学教育机构设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注释:
[1]李步云：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2007，(9)：34.
[2]杨绍华：十六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新发展——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袁曙宏[j].求是，2007，(14)：41.
[3]汪永清：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学习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j].求是，2005，(2)：30～31.
[4]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j].中国法学，2007，(4)：120.
刑事诉讼法提纲篇8
［关键词］职业教育;模拟法庭;教师指导;优化路径
改革是我国四十年来的主旋律，深入人心。高等教育也在改革，实践教学是重要探索。作为法学教育实践改革的探索之一，模拟法庭在我国法学院校较为普遍推行。但是，模拟法庭的开设效果与其理想目标存在较大差距。模拟法庭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指导教师改革创新不足是重要乃至关键因素，亟须改进优化。本文以刑事模拟法庭为例，探讨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教师指导优化路径，以期对模拟法庭有效性的提升、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推进有所裨益。
一、模拟法庭的职业塑造
(一)法学教育的职业重申。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应立足于职业教育。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偏重理论的教学和灌输，偏离了职业教育的属性和方向。十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法学教育，多层面强调法学人才培养，进一步重申和凸显法学教育的应用性和职业性。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规定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是对法学教育的顶层设计，限定了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的职业背景和范围，突出了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强调大力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和职业素质;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一是“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法学教育的根本遵循，强调提高法治专门队伍的职业素养与专业水平、创新培养机制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法学国标》)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强调培养的法治人才应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二)实践课程的职业塑造。法学教育职业化的重申，不仅要求把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学理论教学并列，而且要求在理论教学中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法学国标》明确要求设置模拟法庭等实训课程。模拟法庭课选取真实案例，运用模拟审判操作的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知识的能力及开展司法实践活动的能力，适应了法学教育的职业转型和模式转变的要求。由于模拟法庭是真实法庭审判进程和情境的尽可能地高度模仿和再现，能够激发同学的主动性和兴趣，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尤其是职业能力的培训培养，可使学生毕业后到就业单位能较快适应相关法律职业工作，基本实现毕业就业无缝对接。从而，模拟法庭被赋予了职业塑造的功能、作用和价值。模拟法庭能够培养学生那些具体能力，有学者提出，模拟法庭有助于培养三方面的综合法律职业能力:法律专业能力、法律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有学者指出，模拟法庭可以培养五种能力:运用实体法分析案件能力、程序操作能力、证据运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法律文书写作能力，还有助于培养法律职业伦理;还有学者认为，模拟法庭有助于学生的案件事实认知、法律规范理解、法律规范检索、法律观点表达、团队合作协调能力培养。客观地说，这些都是职业能力的具体体现，通过模拟法庭可以也能够培养。另外，模拟法庭还可以使处于分散状态的碎片化的法学知识系统化、整体化、一体化;还能增强学生对法律、司法的尊重，维护法律、司法的权威，培养法律职业的认同感和法律职业人的人格素养和职业伦理等。
二、模拟法庭的指导不足
指导教师或导师创新，不仅是当前模拟法庭教学的改革核心之一，也是未来法学实践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之一。然而，在模拟法庭教学中，教师指导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一)导师数量有限。法学教师队伍应当满足法学专业的教学需要，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实务专家，这是专业教师队伍数量与规模的标准要求。就模拟法庭来说，应按小班进行，每个小班至少安排一名老师指导。实际上，一般做不到这一点。主要源于高校大量开设法学专业，法学师资力量整体相对薄弱。老师少学生班级多的矛盾，导致教师在指导模拟法庭时疲于应付。(二)指导经验欠缺。法学教师还有专业背景要求，对于强实践性课程，主讲教师一般应具有实务工作的背景，至少具有相应的实务经验。对于模拟法庭而言，指导老师应具有法律工作经历或一定的法律实践经验。但实际中，不少指导教师没有法律工作经历，也没有实践经验或实务经验少，难以胜任模拟法庭教学，应用性、职业性的模拟法庭难达实践教学效果。(三)指导内容重复。模拟法庭教学应该注重司法实践技能的教学、运用和训练。但事实是，模拟法庭教学仍然是传授理论知识，重复此前已经学习过的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如开展刑事模拟法庭时，就讲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这些固然是模拟法庭所需要的，但没有射中靶心———诉讼技能或司法操作能力。(四)指导方法单一。模拟法庭的综合性，要求采取多元的教学方法。但实际上，与模拟法庭指导师资缺乏、经验不足、重复理论知识相适应，缺乏对模拟法庭教学方法的科学研究与合理运用，指导方法较为单一，基本指导模式是教师先讲授相关实体、程序知识，开庭审理后对模拟庭审的优缺点进行评析、点评和总结。(五)指导环节局限。法庭审判具有阶段性、过程性，是一系列活动、步骤、程序的综合，不仅有一审、二审、再审等审判程序，每个程序包括庭前审查、庭前准备、开庭审判等环节，开庭审判又包括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宣判等环节。但在实际教学中，一般只注重模拟一审程序、注重开庭审判环节，而忽略其他程序或环节，无法全景式展现诉讼。
三、教师指导的优化路径
(一)指导教师优化。一是校内与校外教师联合指导，而不是校内导师或校外导师的单一指导，单一的校内指导或校外指导，或缺少实践经验或缺失教学经验，使模拟法庭难以走出过于理论化或形式化的窠臼。一个班级至少配备两名导师，校内校外各一名;二是校内指导教师团队化，校内导师团队按照实体法加程序法的模式组合，一般可分为刑事模拟法庭指导团队、民事指导教师团队和行政指导教师团队;校内指导老师必须具有一定法律实践经验，没有实践经验或者经验少的老师不能独立指导模拟法庭，但是，可以作为副导师参加校内导师团队，共同指导模拟法庭;在担任一定时间(两或三个学期)指导工作并获学生认可后，可作为独立的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开展联合指导;三是校外导师相对固定化，通过学校或者法学院(系)与实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聘请一定数量(至少与法学班级数量相当)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教育情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担任校外导师;为实务导师开设专门的课程或定期实务讲座，积累教学经验。引进校外导师真正指导模拟法庭，本身就是高校法学教学改革的体现，通过引进法律行业专家进大学校园，一定程度上实现由传统的“走出去”模式到“引进来”模式的转变。(二)指导分工优化。校外导师的主要职责有:一是提供案例。由来自实务部门的专家提供案例最为便利，可极大弥补校内导师案源限制之不足。案件来源最好是校外导师自己办理的已结案的较为典型的案例，也可选择本单位真实的已结的典型案例;案件性质可以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案件类型要多样，刑事案件至少要包括一审案件、二审案件、共同犯罪案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疑难复杂案件等;案件数量每学期6件左右，并适时更新部分案件;案件形式上要制作成卷宗，对案件中所涉人员的姓名、地址进行修改，并剔除状、书、上诉状、抗诉书、辩护词、词、判决书、公诉意见书等主要文书。二是法律文书规范指导。主要是对学生按模拟法庭角色所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书进行完善指导，包括写作格式、说理分析、用语等。三是开庭现场指导。主要是对庭审程序的完整性、流畅性进行指导。四是成绩评定评价标准的设计。标准由校外导师团队制定，是高校法学专业的行业特征的内在要求和体现，是法学院校主动对接行业部门的切实举措和行动。标准包括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横跨理论与实务、程序与实体两个维度。如通过学生态度考察，看学生对工作是否认真、专注、严谨、敬业、团结等，是否符合行业职业人员的日常规范要求。校内导师的主要职责是:第一，在校外导师提供的案例中选取模拟案例;第二，认真研究案件，精准把握案件的事实、证据，特别是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法律适用;第三，将所指导的班级合理分组;第四，指导学生阅卷;第五，指导学生检索法律、解释法律;第六，指导学生撰写法律文书;第七;指导学生开庭;第八，根据校外导师制定的标准和学生表现，评定学生成绩。(三)指导内容优化。指导内容优化的要义是按照一门课程的要求对模拟法庭的知识进行重构:1．分组指导。模拟法庭一般分为审判组、原告组(公诉组)、被告组(辩护组)和综合组等四个小组。刑事模拟法庭审判组包括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院长等;公诉组包括公诉人、书记员、检察长等;辩护组由辩护律师、人等组成;综合组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法警等。模拟法庭小组的划分，在尊重学生意愿自行选择的基础上，校内导师根据考试成绩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成绩和班主任、辅导员意见进行适当调整。小组组员必须担任相应角色，审判长等主要角色由指导老师和小组讨论决定担当。每个小组依次承担扮演审判组、辩护组、综合组和公诉组的角色，四次一个轮回，依次类推。分组指导旨在进行合理分组，校内指导老师的主要考虑是，该分组可使学生在模拟法庭中有更多机会完成角色扮演。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参与的趣味性积极性、进一步增强模拟法庭课程的吸引力，让学生得到有效的实操性、实质性锻炼。2．态度、仪表、场地布置方面的指导。指导学生以职业人身份认真热情投入，遵守纪律，注意保密，爱护设施设备，工作勤奋严谨，着装要正式(如审判人员穿法官袍，公诉人着检察官服、律师着律师袍)，行为举止要得体，用语要规范，小组内以及各小组间要团结协作，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等;指导学生在模拟法庭审判席正中央后上方悬挂国徽，根据参与人员情况布置法庭，摆放审判席、公诉席、辩护席、被告席等席位牌，以充分体现模拟法庭的高度仿真性，让学生进入诉讼“实战”状态，进而影响学生的法庭心理与法庭语62言、行为的规范养成，增强法庭的威严感。3．定罪量刑方面的指导。第一，认定事实。除刑法上定罪量刑的一般知识指导外，主要是指导运用证据认定案件的定罪量刑事实，从制作人、制作时间、制作地点等方面标明证据来源的合法与否、客观真实与否，从证据内容能够证明什么来标明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在对每一个证据进行举证质证认证的基础上，对全案证据进行认定，据此还原、建构案件事实。第二，定罪量刑。亦可称为法律适用指导。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全面查阅案件所涉法律、司法解释，对相关法律进行准确解释，对条文正确援引适用等。对于量刑，按照先确定起点刑、再根据危害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根据各种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最后确定宣告刑的步骤进行。4．刑事诉讼方面的指导。第一，阅卷指导。各小组都要认真阅卷，但阅卷重点不同。以刑事审判组阅卷为例，指导学生全面阅卷、做阅卷笔录、围绕指控提出分析意见。指导学生阅卷，要提醒学生关注被告人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如果采取了强制措施，是否羁押，如果羁押要写明羁押地点;指导学生按照法定证据名称和种类书写、归类，指导学生关注案卷材料是否存在矛盾之处等。阅卷笔录一般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简况、书认定的事实、书认定犯罪事实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案件的从重、从轻、减轻、免除等各种量刑情节、书指控犯罪的法律依据、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的意见等方面的内容。公诉组阅卷要认真研究侦查机关的意见书。辩护组要认真分析研究公诉机关的书。第二，案情分析讨论指导。指导学生召开会议，讨论、分析案情，初步确定案件的性质、法律适用要点，指控、辩护的方向与要点。第三，庭前准备指导。指导审判组送达书副本、送达开庭传票和通知、开庭公告等。第四，庭审程序指导。指导学生制作整个审判程序提纲，并按照庭审的五阶段，分别明确各阶段的工作和程序，如开庭阶段，包括将被告人提到候审、证人到休息室候传、书记员查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读法庭规则等、审判长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并查明身份、询问是否回避等。第五，法庭调查指导。明确法庭调查阶段的工作及重点、程序及顺序，举证质证、如何发问包括讯问、询问、发问，公诉方的发问旨在揭露犯罪事实、惩罚犯罪，辩护方的发问要关注控方的发问方向和重点、要注意控方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能引起法庭的注意重视等，审判方的发问要针对公诉方辩护方都没有问到、虽然问到但不够清楚以及认为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发问也有顺序，如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发问，应按照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顺序进行。第六，法庭辩论指导。明确法庭辩论阶段的工作内容、先后顺序、辩论技巧以及注意事项等。法庭辩论应围绕证据、事实、法律问题进行，就证据是否采用、证据事实如何认定、如何定罪量刑等展开辩论，审判方应对控辩双方予以引导。5．法律文书撰写指导。将相关法律文书按照模拟法庭的分组进行归类，针对各组主要法律文书的写作规范和要领进行指导，由学生写出规范的法律文书。例如，审判组除制作判决书外，还应制作审判程序提纲、庭审提纲、阅卷分析笔录、庭审笔录、评议笔录、宣判笔录、审结报告等文书。判决书一般由首部、事实部分、理由部分、结果部分和尾部组成，各部分都有相应的规范要求和制作要领。以首部为例，一般应包括法院名称、判决书类型、案号，公诉机关、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人的基本情况，案由和案件来源，审判组织、开庭审理情况等。法院名称与院印一致，基层法院一般在名称前冠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办理涉外案件的各级法院应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案号一般由立案的年度、法院、案件的性质、审判的程序的代字以及案件的顺序组成。被害人和法定人、诉讼人参加庭审的，在出庭人员中列明，否则不写。(四)指导方法优化。模拟法庭指导方法优化，首先意味着对原来较为单一的讲授、总结讲评的方法本身进行优化，其次是变单一指导方法为多元化的指导方法。讲授法是基本的教学方法，本身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关键是讲什么、怎么讲。模拟法庭的讲授，宜按照模拟法庭的分组、审判组的工作及程序、公诉组的工作及程序、辩护组的工作程序、综合组的具体工作、如何阅卷、如何发问、辩论技巧、法律文书写作等内容进行专题讲授。其他可运用的指导方法包括:一是法庭现场观摩。校外导师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让学生到法院庭审现场旁听，观摩后就庭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当然，这个方法还是有所受限。二是观看审判音像资料。校外校内导师均可有机会、途径获得相关审判视听资料，组织同学播放观看审判录像，进行模拟庭审的指导性、示范性教学。该方法具有可控性和可重复性。三是案例讨论与分析。案情分析讨论对于准确把握案件的性质、理顺相关法律关系至关重要，从选择所模拟案例开始，至案件的评议、总结，案件分析、讨论应贯全程。四是庭审演练。真正的法庭如剧场，甚至就是一个舞台，但没有剧本、没有台词、没有彩排。模拟法庭虽然饱受“表演”诟病，但对其来说，庭审演练还是必要的。学生可通过分组，全员参与二至三次庭审演练，把控诉讼流程，使庭审流畅化。五是纠错法。现实生活中存在纠错的需求，我们培养的学生或者准法律职业人在模拟法庭中同样会犯错误，指导教师引导学生互相找错，找出庭审程序方面的错误、法律文书写作方面的错误，用语的错误，法槌使用的错误，法条引用的错误、理论错误、甚至找出笔误等等，进而纠错。(五)指导过程优化。面对模拟法庭指导环节的局限，必须对指导过程进行优化。简言之，模拟法庭指导是全方位的、全程的。除了注重一审程序的模拟，还要开展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特别程序等的法庭模拟;除了注重模拟开庭审判阶段，还要开展开庭前准备工作的模拟，开庭前的准备工作也是模拟法庭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注重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外，还要注重评议宣判的模拟;除了注重刑事模拟法庭，还要开展民事模拟法庭、行政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整个课程可按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顺序进行模拟。
四、两点断想
(一)模拟法庭关联化。一方面，模拟法庭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决定了与其他课程的关联性，如刑法、刑事诉讼法、司法文书、法律逻辑、案例教学、毕业论文等等。因此，可以将模拟法庭与关联课程结合起来，避免课程的过于单一化、分散化。另一方面，模拟法庭具有实务性的特点，决定不仅可以将模拟法庭的实务功能运用到法律文书等其他课程中，避免相关课程的过于理论化、空洞化，而且可以运用模拟法庭对相关课程进行改革，将法学实践教学一以贯之，如对案例教学的案例库建设、对毕业论文写作的实践改革等。现在的教学案例，一般是剪辑过的理论型小案例，难以满足法律职业的需求，可以考虑创新教学案例形式，将模拟法庭所用的真实案例建设案例库，开展模拟法庭之外的真正的案例教学，着重培养、锻炼同学的举证质证、证据采信、事实认定等职业能力。现在的法学本科生、研究生论文一般写理论类论文，人云亦云，难以有所创新;对实践类论文很少涉足，难以满足社会对准法律职业人的要求，可以考虑，利用模拟法庭的案例素材，鼓励同学们写案例分析或毕业设计等实务类论文。案例分析要求学生运用所理论知识对现实中的具体案例进行阐释、分析，并针对案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如针对案例中被告人翻供现象，对被告人口供的审查、如何采信被告人口供、翻供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毕业设计要求针对民事、刑事、行政案例卷宗，从原告(公诉人)、被告(被告人)角度进行分析设计，特别是举证质证、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撰写阅卷笔录、状(书)、词、辩护词、举证质证提纲、发问提纲、答辩提纲等法律文书。(二)实践教学拓展化。众所周知，自2018年起，国家司法考试改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后者的适用范围由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扩展到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行政人员、法律顾问公务员以及仲裁员(法律类)。今后，凡从事这些岗位工作的，都要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但是，模拟法庭只对应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为适应法考的变化，不仅提倡模拟法庭，还要拓展其他法学实践教学，如模拟仲裁、模拟行政裁决、模拟行政处罚、模拟行政复议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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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提纲篇9
论文摘要：宪法是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二者具有作为公法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同时刑事诉讼法是动态的宪法，是宪法性权利的保障法，二者是应该具有互动性的，才能有利于在权力与权利相对时达到共赢。
人类社会一直在在寻找更符合人类本性，更反映自然正义的理性原则，更科学合理的治国方案和社会运作方式，而宪政已经被实践证明迄今为止合理的制度。但我国的社会现实也证明我国的宪政之路还很长，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要真正实现，需要各部门法的切实落实，刑诉法就是其中之一
一、宪法是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制定的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法律。
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规则，以及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③。刘茂林教授在这个宪法概念中，指出宪法作为规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法的规范体系。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宪法就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公民权利等方面做出的规定，是国家法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其他各种法律，制定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更不能与宪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否则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包括刑事诉讼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根据，二者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这也为《刑事诉讼法》第一条所揭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宪法》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规定，是制定、修改和实施《刑事诉讼法》时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和出发点。《宪法》中关于国家性质和指导思想、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的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性质、目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的依据。《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直接根据：
l、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3、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4、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5、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人员，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收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我国《宪法》还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根本职能、机构建制、组织体制做出了规定，并对诉讼中应当遵循的一些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成为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依据：
l、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的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2、被告有权获得辩护；
3、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4、各民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5、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属性，必然导致低位阶法律规范对宪法的绝对遵从的结论，形成一种”宪法统治”的局面。
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根据罗马法的传统分类，法按其涉及国家权力和个人的关系，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调整的内容之一就是国家与个人关系，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属于公法
(一)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同一性
1、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它以国家名义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构(统称为政府)的存在决定了公法的存在。而这些国家机构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并没有一致的答案。按照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的思想，人民通过达成契约的方式设立政府，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规定并实施人的权利和义务时的诸多不便”。政府存在是必要的恶，但政府的存在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实现公共利益。宪法的目的就是限制国家权利，保障公民权利，而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民，维持社会主义秩序。
2、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必然要依靠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来自人民对自己部分权利的让渡人民通过宪法规定了政府权力，公法成为政府拥有和行使公共权力的依据，有政府公共权力作用的领域就存在公法。宪法涉及到整个公共权力，解决政府公共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界限以及公共权力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之间的配置与运行；刑事诉讼法则是以公共权力的一部分一司法权为核心，基于司法权而产生的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等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关系为调整对象。
3、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控制国家机构都是通过限制公共权力孟德斯鸠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训诫永远不会过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难保不会利用公共权力而谋得一己私欲。公法为之设置了制约机制，宪法规定公民可以提及行政诉讼，也可以因为司法机关的不法及错误等行为提起司法赔偿。
(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差异性
1、效力上的差异
宪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在效力上，宪法必然高于刑事诉讼法
2、权利与义务配置上的差异
宪法首先作为一部保障权利的”法“，它仅对公民提供基本权利保障、对政府施加尊重权利之义务，一般不对公民施加义务。而在刑事诉讼法领域，权利义务具有”双向性”，公民和国家司法机关都要遵循法律为其设定的义务。
三、刑事诉讼法是动态的宪法
龚祥瑞教授指出，”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动态的部分”，即我们通常所用的”动态宪法”宪法原则性的规定需要不同形式的法律部门将之具体化，刑事诉讼法是实现宪法的一个法律部门，宪法典有”静态宪法”之称，如果没有”动态宪法”，宪法就会是～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一般原则，至少不会全部地见诸实践但包括刑事诉讼法的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都应该是”动态宪法”。
刑事诉讼法是规定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宪法规范及规定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宪法规范的部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3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第1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构等等。但关于法院如何独立审判、被告如何获得辩护、检察院如何监督，从宪法中无从得知，也不知道如何落实宪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直接体现了宪法对于国家权力划分的结果，刑事诉讼法汇集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还有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及海关缉私局等，这些机关在刑事诉讼法的配置下，分别行使一定的专门职权。
刑事诉讼法对宪法条文的具体化规定，使得宪法精神，宪法意志可以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也使宪法条文具有可操作性，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得到实现。
四、刑事诉讼法是宪法权利的保障法
宪法是权利的宣言书，是权利的保障书。虽然在宪法中有相当的文字在对国家权力进行明确的划分，宪法也绝对不是为了分权而分权，其目的在于控权，防止国家权力侵略个人的自由和空间，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权利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个人权利，既然它们高于宪法，先于宪法而存在，宪法中对个人权利的罗列并不给予任何权威，可能只是一种保障。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宪法提到了这些权利它们才上基本的；它们是基本权利，所以才写在宪法中。”④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在现在人类社会中自由和安全是享有其他权利和从事各种活动的前提条件，而刑事诉讼程序就是在面临国家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冲撞和抉择中依照法治的理念指引和规范保护公民的重大利益。宪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其是一种人权保障法，是公权力限制法，而保障被追诉者及所有参与人的权利也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但是回到社会现实，刑事诉讼领域是公民权利受侵犯最严重的领域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各种不同形态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论是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侵犯律师权利的行为还是损害公正审判的行为，有的即是直接践踏了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宪法从第37条到第40条规定了一系列的公民权利，而对这些权利造成的最大伤害却可能是来自拥有国家权力的国家机构，正因为此，刑事诉讼法作为”动态宪法”，作为宪法的适用法，就需要对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做出完善保护，并在这些宪法性权利遭到侵犯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
刑事诉讼中对各个国家机关的分权，理论上应该可以使公民权利得到最大的维护，但实际可能的情况是各个司法机关本身即会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这就会与宪法性权利的保障法的地位还有实际的差距。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始终有国家专门机关的存在，程序中的权力性和强制性特征特别突出，所以必须严格宪法授予国家专门机关的刑事司法权的行使程序，以确保刑事司法权运行的法律化，才能真正做到成为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法。
五、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被认为是宪法的适用法，而在有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有在宪法中直接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可见宪法也对刑事诉讼法给予高度的关注，其原因在于：
l、刑事诉讼法所关注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而宪政的题中之义也在于实现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
2、刑事诉讼法中国家的公权力和公民的私权利所发生的直接冲撞，也是宪法规范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而不得不需要关注的。
3、宪法决定国家的刑事司法体制，我国宪法规定了各个国家机构的地位。
刑事诉讼法紧密围绕宪法设计程序和保障权利，有助于增强宪法的”实在性”，刑事诉讼中重要权利内容的宪法化，又有利于宪法权利体系的科学化、民主化。
但在我国，宪法对与刑事诉讼法是”形统而神不统”，宪法的条文对刑事诉讼法有一定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更多地体现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文本上一致性或者继承性上，当条文既定后，彼此的联系就会被阻隔开来。这是与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相悖的。各个权力机关存在着对公民权利以致宪法性权利的侵犯，如果宪法仅仅是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支撑，作为诉讼程序的坚实基础，而刑事诉讼法本身没有一个对权力滥用的良好救济机制，正如《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禁止非法拘禁，禁止刑讯逼供……但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会有怎样的直接的后果，却没有明文规定。
刑事诉讼法提纲篇10
摘要对于刑事诉讼的目的,我国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通过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去维护宪法所确立的社会秩序。然而,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时下中国的主题,宽严相济的刑事指导理念的出现更加彰显和谐之理念,恢复性司法所确立的新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
关键词解决纠纷宽严相济恢复性司法和谐社会
所谓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以观念的形式表达的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之需要和基于对刑事诉讼及其对象的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而统治阶级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应当是一经制定就永世不变的,而应适时适势作出调整。
一、目前学界对刑事诉讼目的之界定
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宋英辉教授在其《刑事诉讼目的论》一书中提出了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两个层次的中国刑事诉讼目的论。宋教授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包括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两方面。所谓控制犯罪是通过刑事诉讼活动在及时准确查明案件真相的基础上对被告人公正地适用刑罚,和通过刑事程序本身的作用来抑制犯罪来实现国家的刑罚权;所谓保障人权是在通过刑事诉讼控制犯罪的过程中,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共处于刑诉的统一体中并贯穿于邢诉程序的始终。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宪法制度及其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秩序。
徐静村教授在他主持的项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中指出:“惩罚犯罪一直被诉讼法学界认为是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可谓是一种通说。但是从刑法学的角度看,现代刑罚的目的应当侧重于预防而不是惩罚,传统的报应观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
目前国内还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应当构建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为诉讼目的”的新刑事诉讼法学。他们认为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核心目的,而出于保障人权和防止国家公权力滥用之需要,现代刑事诉讼法学应当把正当程序也提升为刑事诉讼的目的。
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时代背景下,将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定位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有过时之嫌。首先,自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的“辩诉协商”案至宽严相济实现和谐司法之刑事指导理念之出现,无一不是对此直接目的突破.通过辩诉协商,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罪行就可以被适当地减免刑罚,从而引起刑法中“罪行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惩罚犯罪”价值之间的张力;对于被害人来讲,由于被告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则他的权益就没有得到理想的圆满的保障,这又构成了对刑事诉讼的“保障人权”的挑战;其次,将惩罚犯罪作为刑诉的目的极易使刑诉沦为实施刑法的工具,将使诉讼法丧失其独立的价值。
二、刑事诉讼之目的--通过正当程序合理地解决纠纷
自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又通过了大量有关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和配套规定,已初步构筑好社会主义的刑事法律体系,刑事诉讼法学也需要创新和与时俱进,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刑事诉讼的目的并非一经制定就永世不变,而应随着社会历史条件之变化而适时适势作出调整。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界定为:初级目的-通过正当程序合理地解决纠纷;终极目的-维护国家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具体理由如下:
(一)从语源上讲
诉是指控告,讼是指争辩,诉讼就是告于司法机关争辩是非曲直以解决纠纷。而审判的含义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审判活动的构成要素包括:首先,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纠纷;其次,冲突双方把纠纷交给中立的第三方处理;再次,在两造俱备,第三者居间的三方组合格局中,按照一定的顺序解决纠纷;最后,对纠纷的处理第三者有最终决定权。由此可见,审判的各要素都是围绕纠纷而确定的,审判的核心目的是解决纠纷.既然审判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则解决纠纷必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
(二)从诉讼构造上讲
在格里费斯的“家庭模式”中,他把国家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作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当子女犯错时,父母应当对子女进行教育,使其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避免以后再犯,而不能只关注惩罚。这正如国家刑罚创制的目的一样。由此看来国家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并非不可协调,相反存在着一致的基础。根据格里费斯的“家庭模式”理论,我们可以把刑事自诉案件看作是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纠纷,公诉案件也可以看作是家庭的内部纠纷,只不过一方是家庭的普通成员,另一方是可以代表家庭的家长,而家长的权力由检察机关代为行使,进行刑事诉讼的目的正是解决不同成员间的纠纷。
(三)从时代背景上讲
1.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由于国家逐渐认识到刑罚是一种代价比较大的社会治理方式,只有不得已时才用它,再加上构建和谐社会已是我国的政治目标,它要求通过各种方法来化解社会矛盾并使矛盾和纠纷能得到及时的解决。为此,我国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回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而宽严相济政策中的宽表现为三种情形:a.非犯罪化。是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b.非监禁化。某一行为虽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化的刑事处罚。c.非司法化。在某些犯罪情节较轻或刑事自诉案件中,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由于该政策的确立,我国的刑事和解得到了更为广泛地运用,以及出现了大量刑事案件的处理更加民事化的趋势。
2.恢复性司法的经验之借鉴
盛行于西方刑事法学界的“恢复性司法”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受害人进行对话的模式,从而解决二者之间的纠纷。其基本理念是对犯罪的处理应充分发挥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作用,使他们进行交流,让犯罪者切实感受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恶劣影响,并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道德上的否定评价,从而决心不再犯罪。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刑法之成本,同时又能合理地解决双方的纠纷,且处理的结果双方必然都会接受。此种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刑事诉讼目的正在发生转变的我国来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已由阶级斗争哲学转为和谐社会哲学,党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两个转变也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法律观和法治观。我们要建构和谐法治就是要用和谐的精神统领法律的价值体系,并指导法律运行的全过程,从而实现和谐立法和谐司法及和谐执法。对于刑事诉讼法来讲,要实现和谐就必须对刑事诉讼的目的进行重构,摒弃以前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观,而应确立通过正当程序合理地解决纠纷,实现社会和谐的新的目的观。
三、可能出现的质疑
首先,将刑事诉讼的目的定位为合理地解决纠纷,可能有学者会质疑:这是否会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置正义人权于不顾,进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的方法解决纠纷?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息讼定纷止争,而采用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的手段去解决纠纷是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是必须考虑的核心因素,但是公平正义人权本身不是刑事诉讼的目的。
其次,有学者还可能质疑: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国家去解决它与被告人之间的纠纷,违反了现代刑事诉讼中“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则,且很难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对于此,笔者认为:要以宪法的形式明确公检法的各自职能,重塑三者的关系,实行检警一体化,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并接受检察机关之指导;法院彻底地中立独立,只负责庭前司法审查和审判。应当进一步明确:法院只负有合理地解决纠纷的义务,不负有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只要法院切实中立独立并与当事人双方保持等距离关系,处理结果仍将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有学者还可能质疑:将刑诉的目的界定为合理地解决纠纷有可能导致刑事诉讼法陷入程序工具主义的泥潭,而忽视了刑事诉讼的独立性价值。对于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有工具性价值(保障刑法的实施)和独立性价值(过程的公平、正义)之分,对刑事诉讼目的之界定也应兼顾这两方面。首先,在工具性价值的理念指导下,刑事诉讼的目的突出表现的是解决纠纷。其次,在独立性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刑事诉讼的目的突出的是解决纠纷手段的公平、正义、合理。综合这两方面考虑,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界定为――通过正当程序合理地解决纠纷。
四、结语
辩诉协商的兴起,刑事和解的大量运用以及对刑事案件处理的民事化趋势的扩大,无一不是对传统的刑事诉讼目的论――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突破。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旧的目的论。结合目前的形势,笔者认为应当重构刑事诉讼的目的:初级目的-通过正当程序合理地解决纠纷;终极目的-维护社会安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唯有此才能给充满理论争议的举措――辩诉协商,刑事和解以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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