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1
内容提要:区域经济发展是当下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法学上对之关注较少。从法理学角度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以法理考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法治起点，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应当重视的基础性问题，有助于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法律规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法治化，使区域经济发展成果得以共享。
区域经济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共同研究领域，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从1949年至2000年，根据学者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第一次是1949年至1978年从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平衡发展战略，推进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第二次是1979年至1990年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由平衡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经济重心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第三次是1991年至2000年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以“全方位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为特征。[1]之后，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统筹区域发展明确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区域政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与此相应，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环境保护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相伴而生，日益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当前区域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有政策，而无立法保障。从法治角度探讨如何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课题和新使命。笔者主要从法理学角度来阐述区域经济发展应当关注的基本法理问题，以法理考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法治化的逻辑起点，以期避免出现经济发展中效率和公平正义的冲突，以促成整个区域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共同经验：立法的路径依赖与法理先行
区域经济是根据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不同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发展区域经济，是各个国家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历史上考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差距不会自动缩小，相反会越来越大，需要政府积极地加以干预。政府干预经济是一种与市场自发调节相对应和相协调的力量和手段。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干预理论基本形成。罗斯福新政之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得到全面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干预经济起源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必须进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市场机制固有的局限性需要宏观干预，“宏观经济学是关于协调失灵的，政府的宏观经济作用就是避免协调失灵”。[2]此外还包括两个因素：一是个人因“合成谬误”的理导致整体经济灾难的情况；二是存在较为悬殊的贫富差距，即使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从社会伦理和价值判断上来说也需要政府干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表明制度也是一种资源，国家在制度资源配置上具有组织优势。
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需要国家在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时，提供及时和适当的制度供给。这既是国家职责所在，也是区域发展必须。建国以来，我国地区差距的制度特征从一个侧面也证明，制度创新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性。但对于国家权力不能过分放宽限制，法律的作用就在于明确国家权力范围。借鉴世界各国调控区域发展的制度经验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是以法律为主导，立法先行，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干预地区差距、协调区域发展、促成区域内部发展，都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进行的，都是以法律来规范和保障政府的干预行动的。这对我国统筹区域发展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历史上曾是一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为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其把对西部、南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作为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并制定了各种法律缩小地区差距。如19世纪为鼓励西部移民，陆续出台了《宅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法律。1933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并依法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简称tVa)，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一带的水利综合开发和利用。为了解决地区经济困难并为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指导，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公共工程与经济发展法》和《阿巴拉契亚区域发展法》等多个法案，进一步加强对困难地区的经济援助。随后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人力训练与发展法》、《经济机会均等法》、《农村发展法》和《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等，立法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美国区域开发的成功。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60年代末连续10余年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在空间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山区农村则出现了“过疏”化，一系列区域问题急剧显现。为了应对区域问题，日本政府在地区政策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重视地区发展立法。除了1950年制定的《国土综合开发法》外，日本后来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地区发展的法律，如《山村振兴法》、《孤岛振兴法》、《过疏地区振兴特别措施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水资源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北海道开发法》等。立法的指导与有效实施保证了落后地区开发的顺利进行。
就上述两个国家的经验而言，立法已经成为保障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不过在考察域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法治化经验时，我们必须首先保持法理上的敏感和觉醒。国外在进行立法时，就已经在法理上作出了一般性判断，即为实现社会整体发展和公平正义，让更多人同样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必须进行区域经济立法，而所有立法均应朝此方向前进。这种法理上的一般判断，应当作为域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经验被中国重视和吸收。只有吸收这种深层经验，我们才能获得发展最为本质性的东西。因而立法固然重要，依赖立法路径能够作出很多成绩，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总结中国在立法层面上的得失，总结当今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总结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实践要求，否则所立之法很可能成为盲目之法、“无理之法”。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总结，最先感知的载体应当是法理学上的变化。法理感知是立法能够得以正确指引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指南。法理学的使命是高度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实际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而不是只做事后总结工作。对实践发展应对失灵是中国法理学应当避免的事情。因而，法理考量应当是区域经济发展法治化的逻辑起点，是立法路径依赖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法理上的精深认识，才能为区域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法理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社会整体效益原则的法理调适，实质公平观的整体意蕴，公平与效率的法理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法理念。
二、整体与个人：社会整体效益原则的法理调适
区域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价值的实现。从经济法角度而言，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效益指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经济法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控、协调和规制的法律，[3]同时，有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界定为“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4]区域经济发展追求的经济性价值与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性价值具有一致性，即社会整体效益。法律经济学认为，效率的目的，是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适当与否的根本标准。[5]可见，特别是在区域经济立法等经济立法当中，社会整体效益价值既是经济法追求的价值，也符合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要求。
但整体效益原则却蕴含着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社会整体效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于“个体私利”的自有追求中自然成就，它很大程度上能在个人利益的复杂交织中获得实现。但是这种实现始终蕴含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其在根本和长远上对个人利益的促进可能导致二者在局部和短期的背离，因而理性经济人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反向言之，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很有可能并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很可能成为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牺牲品，这已经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因而，我们在法理上绝不可忽视这种共识，一味盲目地想促使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罔顾个人利益的实现，从而导致实质不公平和不正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社会利益优先性和重要性的强调，并非不重视个体利益，而正是基于对个体利益的考虑，只不过其对个体利益获取所依赖的基础认识不同而已。[6]但根据实践经验，我们不能仅简单地如是宣称，而必须对社会整体效益原则进行调适，整体优位、个人让步的理念应当适当地转换成为整体优位、个体基础的理念，必须首先承认个人利益的基础性地位，转换逻辑思维方式，才能够在此基础上确保整体利益。换言之，即形式上，社会整体效益处于主导地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效益的约束。但是从实质而言，国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干预应当受制于个体的利益，个体利益的自发实现和自觉实现应当成为社会整体利益必不可少的考量内容。
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并存发展，其实质是要造就一种和谐的发展局面。中国区域发展是基于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认知，认为构成社会的诸要素是功能互补的，从而能够追求整体和谐发展的结果。由此，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就要具备下列秉性：权利与义务的角色性、规范性质和功能的二元结构性、责任的二重性等。[7]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中的每一部分和处于不同部分的不同个体在社会整体运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不同的功能。整体和个人的和谐，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对功能个体的角色予以确定并保护其功能发挥所需条件的存在和生成。这样，功能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与其角色或功能的对应性。同时，这种和谐论认为任何主体的行为不仅影响直接作用的对象，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这就要求处于社会的个体不仅对其他个体负有不侵害的义务，而且对整个社会负有维护与促进的义务。
三、整体公平：实质公平观的整体意蕴
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公平是分配公平、实质公平。这里所谓的分配公平，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畸形发展、个体贫富悬殊等分配不均衡现象所引起的再分配需求。它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国家经济能动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和协调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8]而所谓实质公平，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语境中是指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简单地说，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当某地经济行为即便并不造成特定的损害结果，但却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危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追求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在各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虽然国情不同，但所遇到的问题却存在着共性。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地方保护主义，如地方政府为保证当地企业能够获利以保证其财政收入，限制外来商品进入当地市场。地方政府往往打着“地区经济调控”的幌子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封锁、行政性贸易壁垒等。这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而且纵容了一些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可以说，地方保护主义是行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典型，剥夺了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规则上限制了市场经济主体的“机会公平”，最终破坏了“实质公平”的和谐发展局面。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任务之一即是打破地区封锁，建立健全统一的产品、生产要素流通市场，保护市场竞争机制。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公平价值理念，应当是一种具有整体意义的实质公平价值理念。
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是公平（或公正）。公平，有静态、外部的层面，也有动态、实质的层面。所谓静态、外部的公平，即着眼于形式上的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而不问行为的结果；而动态、实质的公平，则是超然于权利行使之上，直接关注利益实现的公平，即结果公平，其属于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公平。[9]
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更注重最终实际利益的归属，注重动态、实质的公平，注重整体的公平，并对此进行法律提升和制度保障。在区域经济总体发展的时候，不能忽视那些和整个区域发展存在差距的现象。应当利用法律的杠杆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再分配，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的补偿和救济。从理论角度讲，法律在追求和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中，其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法律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解决问题时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公平要求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从实践角度讲，法律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种市场主体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福祉。一方面，从市场规制角度出发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通过金融、税收、产业指导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促进社会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正。
这种具有整体意义的实质公平观念，正是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才提出的，只有共享的存在，区域经济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而不是畸形的发展。
四、效率与公平：价值之争的法理选择
就经济法而言，经济法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正如漆多俊教授所言，经济法的原则可简要地表述为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10]通过上文分析，区域经济发展追求的价值当然地包括了社会整体效益及公平公正，这就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价值取向的问题，是社会整体效益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目标。区际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差异才能体现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但是经济发展差异过大，又不利于实现社会经济公平，因而只有经济发展差异限定于一定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和社会经济公平双重目标。要把经济不公平或贫富差距维持在刺激而不是损害经济效率的最低限度，以实现最高程度的相对的经济公平。实践证明，这个“差异的适度范围”其上限应以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为界限，其下限应以该区域的人们可能承受并不至于发生民族的或社会的问题为界限。[11]如果超过上限，虽然区域经济高速度增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区际差异过大使人们难以接受，那么，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可能被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引起的政治社会震荡抵消。另一方面，如果低于下限，区际间发展差异过小，政治社会问题虽然不会发生，但区际间则会产生平均主义，丧失掉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以致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适应区域经济成长阶段确定“差异的适度范围”，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显得十分必要。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能够依靠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国家调控，而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往往过于注重效率的提高，从而造成地区的实际不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或者增长目标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取得，而公平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国家的调控，这就能明确两者的责任。国家也能因此从更多的方面调整区域之间的差距。但是我们应当明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以人为中心发展和实现公正与公平目标的所有障碍。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着分配权利和义务、创造社会各方面利益合作的渠道、平衡缓和各方冲突和矛盾的作用，应把那些行之有效的、具有正义目标的处理方法上升为系统的规范体系，使社会生活处于有条不紊的秩序状态，防止社会发生大量的冲突和矛盾，使已发生的问题和冲突能迅速找到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法，从而减少社会资源损耗，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正义、秩序、效率都是法律追求的必不可少的价值目标。我国古代法家学派和西方分析法学派认为，制定实施法律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达到有序状态，秩序自然是法律的最终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安全是衡量正义与否的基本标准；市场经济领域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其全部经济活动旨在追求利益实现的最大化，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垄断等非效率现象的发生，必须用带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来引导、约束不同经济主体追求效率的行为。正义和效率是法律价值目标的本质内涵，是法律规范的灵魂，它们以法律规范为媒介作用于社会生活，形成法律秩序。
正义与效率是矛盾的。效率是以利己性倾向为动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关注个体利益，正义则呼吁人们从只顾自己利益的私心中解放出来，关注其他人和群体利益，两者从不同出发点作用于同一对象，自然会产生矛盾。[12]正义要求给人更多自由，人们享受自由越多，可供作为生产成本的社会资源就越少，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也因之减少，人们都渴求自己的重大利益和需要能受到坚强保护，然而过于安全会抑制或妨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公平和效率的艰难抉择，使得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许多流派，讨论焦点不在于是否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解决。[13]在不同法律部门和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法律对正义和效率追求的程度不一样。正义和效率要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因不同法律部门和不同历史时期而异，实现平衡的条件是正义和效率的最佳资源组合，即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社会发展已达到最高速度。[14]正义保证社会稳定，效率推动社会发展，秩序则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服务，因此法律追求的效益是公平、正义、安全、秩序的和谐统一。
但立足于法律的评判标准而言，公平与正义应该作为“法学的第一位尺度”。[15]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公平、平等下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在法律正义体系中的首要地位是无法被撼动的，这是统摄整个法律价值体系的活的灵魂和终极的理念追求。正义是“法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16]法律作为一种最具权威性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自然要将其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和理想，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尺度，不能照搬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取而代之。在经济视角下，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统一体中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法律视角下应该考虑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公平与效率的法律价值目标，具体化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和评价中，即看该区域经济立法是否符合实质公平观和发展观。
五、发展的法理念：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工业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相互矛盾的内在逻辑冲突，因为它所取得的巨大财富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和高度物质消费基础上，其物质基础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传统工业社会是不可持续的。”[17]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定为大会的主题，并被具体贯彻到《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中。会后，各国纷纷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接受的发展战略。在国际层面，它已为众多国际组织普遍接受并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国家层面，它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
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有三项：(1)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发展科学技术，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发展教育，改善卫生和健康状况，改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贫困，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通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得到进一步落实和加强。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列为本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法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带来法律的重大变革，其显著领域就是建立新的调节经济、社会和环境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上述规范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立法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以自然规律为其科学基础，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法律的最高目标。它改变了传统法律中只重视经济利益和权益，忽视环境利益和权益的利益观，改变了仅以人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为判断标准的正义观和价值观，立足于更广的领域和更客观的视角，以人和其他生物都要共同遵循的自然准则为标准确立新的正义观和价值观。它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仅明确人对自然的权利，而且明确人对自然的义务。它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重新审视和评估现行立法，从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18]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建设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涸泽而渔，不是为了某个中心地区的发展而要求其他地区全力支持，也不是为了本地区当下的发展而穷尽一切资源，更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顾一切。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可持续的发展，是一种惠及子孙的发展，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要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立法内容上要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贯彻其中，在执法和司法上要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作为重要价值取向。
结语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并不完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法律上对之研究并不深人，研究成果尚十分有限。对于中国实行的区域战略不能一味地赞扬，而要从现有成果上反思一条民族之路，不仅仅分析其经济效应，还应讨论其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通过法律促进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而目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学术著作大多是从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在法学领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与理论体系。因此笔者权做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学关注。
注释:
[1]李剑林：《基于发展观演变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空间格局调整》，载《经济地理》2007年第6期。
[2]Helm,theeconomicBordersoftheStat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p.43.
[3]张英：《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5]钱弘道：《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6]刘水林：《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探讨》，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参见刘水林、雷兴虎：《区域协调发展立法的观念转换与制度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5年第11期。
[8]单飞跃：《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载《经济法论坛》2003年第1期。
[9]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10]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
[11]李树桂：《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载《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1期。
[12]梁家峰：《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经济效益》，载《求索》1995年第6期。
[13]powell,walterw.andpeterprantley,CompetitiveCooperationinBiotechnology：Learningthroughnetworks,inorganizationsandnetworks,editedbynitinnohriaandRoberteccles,Cambridge,mass: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2.
[14]阮防：《法律的价值目标》，载《法学》1994年第7期。
[15]经济学家科斯将效率称为“经济学的第一位的尺度”，本文在此借用其称法。
[16]刘作翔：《迈向民主和法治的国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2
关键词:税率的统一;企业经济效益;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所得税法”)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企业所得税法涉及税率、税前扣除、税收优惠、反避税等方面的变化,将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其中以“所得税税率统一”影响最大。下面来具体分析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对内、外资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一、税率的统一有利于内资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新税法规定了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不考虑税收优惠的前提下,原外资所得税法和内资所得税暂行条例的适用税率都是33%。相比较而言,税率有了明显下降,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水平。据统计:在100个国家中,有65个国家的税率在27%以上,78个国家在25%以上;在中国周边的19个国家中,13个国家在27%以上,15个国家在25%以上。但如果考虑税收优惠因素,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将大幅上升,内资企业的税负则是基本持平①。
例:a公司是内资的中国居民企业,2007年适用的所得税率为33%,2008年适用的所得税率降为25%;2007年和2008年应纳税所得额均为100万元,则2007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33万,2008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5万。可见在不考虑税收优惠的情况下,内资企业的税后收益明显增加,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了其盈利水平。
税率的变化对于不同行业的利润实际增幅的影响不一样。石油化工、金融、白酒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原先的税率都为33%甚至更高,2008年一季度开始改为25%后,部分公司净利润增加幅度很大。下面以金融行业的部分银行的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变化来说明新税法对原来的高税率行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图1)。其中实际所得税税率是根据银行当期确认的所得税费用除以当期税前会计利润而得出的。
而对实际执行税率较低的汽车、家电、电子元器件等行业构成负面冲击,但由于这其中有些公司将继续享有高新企业优惠税率,有些公司的优惠将被取消,因此正负影响不一。下面以汽车行业的部分企业实际税率变化来观察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这些行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从图1中可以看出,所列示的银行的实际所得税税率2007年基本上都是大于2008年的,而且有的银行的实际所得税税率2007年与2008年相差很大,比如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可以看出所得税并轨对银行的税后盈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企业经济效益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了。
由图2中可知,所列示的企业2007年和2008年的平均实际所得税税率都低于名义所得税税率,而且通过对比,2008年有些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有所下降,比如说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税率由26.81%下降到16.79%;而另外一些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却有所上升,比如说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税率由15.68%上升为25.16%,所以图2中折线图没有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的规律。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另外也是由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致使一些原来能够享受税收受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下却不能享受了,而另外一部分企业却相反。
但对于部分企业来说,法定税率的降低并不意味着税负的降低。原税法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实行18%的税率;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实行27%的税率。为更好的发挥小型微利企业自主创新、吸纳就业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税收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小型微利企业的发展,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照顾性税率。新税法实施条例将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具体界定为从事国家非限制的禁止行为,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新税率的变化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负升降有重要影响,总体上看,小型微利企业税负有升有降。一般来说,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小企业的税负水平略有上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税负降低幅度最大,表1列示了税率变化对小型微利企业的影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万元时,税负有所上升,对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但也有其积极作用,那就是企业利润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实际税负是下降的,这样就消除了抑制小企业做强和做大的税收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企业调整年应纳税所得额逃避纳税的冲动,减少了税收的流失。因此,从总体上看税负的调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税率的统一短期内会降低外资企业经济效益
据综合测算,原来我国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大约为15%,名义税率为33%。另外,对于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20%的适用税率,和原外资所得税法规定一致。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统一税率为25%,并且取消了很多原来外资企业独享的税收优惠政策,所以总体来说外资企业的税负会增加,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会产生负面影响。
例:B公司是外资的中国居民企业,可以享受生产性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2007年适用的所得税率为33%,免收地方所得税,处于减半期的第一年;2008年适用的所得税率降为25%,处于减半期的第二年;2007年和2008年应纳税所得额均为100万元,则2007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15万,2008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18万。若2008年仍适用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则B公司2008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15万。可见,在原税法没有享受税率优惠的内资企业应缴企业所得税税额将减少,享受税率优惠的外资企业应缴企业所得税税额将增加。
表2列示了2008年与2007年的利用外资对比情况,此表数据未包括银行、保险、证券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数据,但是从表中仍可以看出2007年的引进外资数量明显比2008年的减少了,部分原因就是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升高,会引起其税负的增加。
“两法”合并后,部分外资企业的税负将会有所提高,但由于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税收优惠,例如对于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的政策。因此,投资方向合理的外资企业的税负不会增加。此外,新税法对外资已经享有的税收优惠采取了过渡期的办法,这样一方面简便了征收管理,另一方面又回避了外资企业税负的大起大落,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利影响。总体上来说,税率的变化会引起外资企业的税负有所上升,短期来看对其经济效益有些影响,外资有可能会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税率的变化不仅不会抑制外资的进入,而且会创造更加规范、透明的投资环境,有利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施正文.企业所得税法新旧条文变化与解读[m].法律出版社.2007年7月.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规制理论经济实验范式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规制经济学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以来,西方学者在规制理论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伴随着理论的进展,西方众多经济学者利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规制理论进行检验并对现存的规制政策进行评估,以期为理论研究提供新的依据以及为规制机构制定政策提供帮助。
二、规制经济学研究的范式演进
规制实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规制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处于动态的变迁进程之中。规制的“公共利益”研究范式起源于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其理论基础为公共利益规制理论(publicinteresttheoryofRegulation,pit)。规制的“公共利益”研究范式主张政府通过对市场失灵实施相应的干预,以纠正在市场失灵下发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Kahn、mitnick、Breyer和植草益等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公共利益”研究范式的代表者。
基于规制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公共利益”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判,采用“部门利益”研究范式的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应运而生。“部门利益”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有波斯纳(posner,1974),施蒂格勒(Stigler,1971),佩尔兹曼(peltzman,1976)、贝克尔(Becker,1983)等。“公共利益”研究范式基于“道德人”假设,而“部门利益”研究范式则是“经济人”假设。“部门利益”研究范式认为政府的基本资源是权力,利益集团能够说服政府运用权力为集团利益服务,而且规制者是理性的,会选择能使其效用最大化的规制政策。
“激励性”研究范式从两方面超越“公共利益”研究范式和“部门利益”研究范式:第一,坚持“公共利益”研究范式,在假设规制者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者的条件下,突破传统规制理论信息完全的假设,在信息不对称的框架下分析规制问题;第二,吸收了政治学中前沿的规制体系非整体现,打开了规制机构这个“黑箱”,从而发展了一种具有三层科层结构的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理论。因此,“公共利益”研究范式和“部门利益”研究范式两者共存于“激励性”研究范式这个统一的框架下,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范式的融合”。
三、规制经济学研究的实验研究范式及其特点
1、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Smith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作为实验学科的微观经济系统》,第一次规范的给出实验经济学的一般性研究范式:实验被定义为系统的环境设置(treatment)和制度设置到系统绩效p(Systemperformance)之间的映射,这个映射依靠系统参与人的行为B(agentBehavior)来传导,所以实验研究的一般性范式可以表示为:。规制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基本秉承了Smith的规范。在实验中,市场结构S和环境设置向量e相对应,各种交易制度与制度向量i相对应,参与人行为B与市场行为C相对应。
2、规制经济学的实验方法
实验经济学的是一种动态调整范式,便于我们观测和分析调整后的市场绩效。例如,我们根据参与人行为C和系统绩效p的要求对市场结构S和交易制度i边际调整,制定合意的规制政策,评价规制效果。从方法论角度看,实验方法将理论模型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比较微观系统的结论和理论模型的结论,我们可以验证理论假设是否合理,考察结论对假设的敏感性以及结论成立的边界条件。
四、规制理论实验研究的一般框架
1、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的一般步骤为:确定实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易制度,选择被试,确定被试报酬的支付方案,编写实验指导用语,实验方案的审定。
交易制度设计。交易制度设计是实验设计的重要环节,交易规则的细微改变可能对观测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被试的选择。在选择被试时,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与实验目的无关或影响极小的被试。
报酬的支付。支付报酬要遵循价值诱导理论,支付给被试现金或其他奖励作为报酬,支付的多少与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密切相关。
2、实验实施
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要求实验的实施过程必须做到程序化。实验实施过程中来自外界环境的信息干扰过大,实验的分析结果就不能完全把实验数据的统计特征归因于实验参数的设计及其调整。目前的大部分设计都在计算机局域网中实现。
3、实验结果分析
(1)比较和评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一是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二是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实验中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数量。三是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
(2)运用行为和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试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五、规制经济学研究中的代表性实验:文献综述
1、早期研究
查尔斯・普洛特和费农・史密斯(1978)用实验方法发现了标签价格机制。史密斯与普洛特,最早将“风洞”(一种用来检验飞机样机性能的实验装置)方法引入实验,检验官僚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的制度机制表现。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论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适宜激励机制,检验了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机制效果和他自己提出的机制效果的不同。
垄断厂商实施其市场力的结果往往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针对反垄断政策,芝加哥学派认为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可能来自于政府的反垄断政策。鲍默尔等人提出了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market)理论。实验学者针对可竞争市场理论设计了一系列检验性实验,Coursey、isaac和Smith(1981,1984)的实验发现在寡头市场中明码标价交易制度下,沉没成本为零的可竞争市场可以对自然垄断厂商的市场力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力。Coursey、isaac和Smith(1981,1984)又在前面实验的基础上,引入了沉没成本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在沉没成本不为零时,市场价格仍然会趋向竞争均衡水平,而不是自然垄断的定价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弱可竞争市场理论。
2、近期研究进展
(1)通过实验方法评价和市场化设计来实现放松管制的目标。实验在市场机制设计及规制效果评价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包括排污许可权交易市场设计(Casonandplott,1996;CasonandGangharan,1998),美国宇航局空间站的空间分配和交通规划(Banksetal.1989;Ledyardetal.2000)以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如何分配微波频率上所做出的安排(plott,1997;KwerelandRoston,2000)。市场实验检验规制前后的效果。早在考克斯和艾萨克1987年的实验中就已经研究并明确阐述了可替代规制的机制设计,还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除了评价选择性替代机构的有效性外,实验方法还给出了引入竞争、实现私有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趋向均衡的速度。而这经常被过去的研究所忽略。
(2)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比较(Ledyard1994)及环境规制。研究对象的参数选择,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评价政府公共政策的变化效应,特别是在公共安全、医疗卫生以及环境规制方面的政策效应(magatandViscusi,1992;Hanleyetal,1998)。Cason和Gangadharan检验了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成本效应。在日本,实验经济学已在市场研究、谈判、投标、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西条辰义等人将实验经济学应用在“温室效应气体排除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方面,取得了备受关注的成绩。
(3)规制政策收益的量化。有关研究直接取决于消费者对可能消费的众多商品组合的主观评价。例如,要想知道环境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就要知道周边地区的森林、河流以及现存物种的存在价值。实验方法是一种比调查勘测更为行之有效的测度价值的办法,从事实验研究的人员正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该领域的技术。还有两篇文章(murphy,Howitt,Smith,2000)关于消费者偏好,文中列表描述在设计良好的拍卖市场上测定引诱价值的一种新方法。Krause、Chermak和Brookshire重点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在面对不同价格和保护水资源意识不同的情形下,对水资源需求程度的差异性。
(4)反垄断政策。RassentiSmithandwilsonandabbink,BrandtsandmcDaniel比较了委托机构和机构都提议放松电力批发市场监管的条件下,受消费者集团偏好的机构可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即现行电力市场的高额定价以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无效率定价问题。利用实验的环境和方法观察企业行为。在这方面Jungetal.(1994)和Gretherandplott做的最好。前者检验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受规制企业的掠夺性定价;后者给出了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有一系列的研究模拟了市场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例如Davisandwilson(2001)近期的工作研究企业横向兼并市场均衡价格的有效性。实验方法在检验假设条件方面很有效果,特别是那些不太可能发生的条件。例如,要评估合并后的绩效,有关机构需要考虑并购双方的事前基础,反并购的中间禁令。法院方面也做相类似的工作。监管机构不仅要比较并购后的现期效果;还要考虑若是并购不能成立,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可以通过仿真的实验方法所得到的数据去实现,就像Ball和Cech(1996)研究的那样。另一个方法就是把实验研究和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来解决实际问题。eckel等人(2002)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个特点。
六、结束语
规制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当实验的结构参数和制度参数比较复杂时,实验被试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它们在实验中的策略空间,从而在面临市场决策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主观交易成本,此时即使采用更大的货币报酬也难以诱导被试做出符合逻辑的决策。二是当实验采用非对称激励设计时,会存在着实验被试之间以及被试对自身的角色认同(RoleRegarding)问题,尤其是在垄断市场的研究中,扮演垄断角色的被试获得的主观收益和客观收益之和总是高于其他被试,被试之间可能会进行收益的相互比较,从而使实验数据产生一些不能被实验参数解释的变动。
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来克服这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实验学者往往采用有经验的被试或者提前将实验说明发放给被试来缓解主观交易成本造成的市场行为扭曲;第二,实验学者通过引入问卷测试来解决,得分高的被试可以获得相对优势的实验角色等等,从而更好的发挥实验方法在规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金雪军、杨晓兰:实验经济学[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2]李建标、李晓义:产业组织理论的实验研究范式[J].产业经济评论,2007(1).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4
关键词:民营企业投资效益提升综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效益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涉及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研究成果较少,特别是有关西部地区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研究文献极其缺乏,理论和实证方法上也显得比较薄弱。目前,有关其他方面投资效益的理论和评价方法研究上已相当成熟,比如对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农资金、固定资产、金融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投资效益的研究。本文将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一、国外研究动态
(一)关于宏观层面投资效益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宏观层面投资效益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这个层面展开的。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投资总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即总量层面的效益。phelm(1961)最早提出宏观经济“动态效率”,后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s10w--Swan模型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中都有精确的数学表达。abel(1989)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amsZ准则,即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D>i),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否则,就是“动态无效”的(D2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投资的流向是否正确。Fraumem和Jor-gensonfl9801用“调整推算”法对美国1948—1976年间46个制造业行业的资本收益率进行了测算。wurgle“2000)分析了1963一1995年65个国家28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发现发达国家的ηc系数普遍高于欠发展国家,而且发达国家的t1c显著为正,欠发达国家则大多不显著。
(二)关于微观层面投资效益的研究
微观层面主要是围绕企业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投资决策所引起的投资效益来展开的,且集中在金融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并依据相应的投资理论建立数学模型对其投资效益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allenBlackman(1998)、Sangkyunpark(1999)、amitid(2003)等。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投资效益的研究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后来讨论一度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投资效益问题再次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一)投资效益内涵相关研究
关于投资效益的内涵,理论界存在着分歧,其焦点在于:在普遍承认的“投资效益就是投资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的前提下,“产出”和“所得”究竟是何涵义。对此,理论界有几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般成果说”、“有益成果说”、“净成果说”等。持“一般成果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投资效益作为投资领域或投资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比较,其内涵应该包括投资过程中的总投入和总产出,应是劳动消耗总和与所得成果总和之间的比较,“有益成果说”观点认为,其特定的含义是指投资活动的结果所能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收益、受益和利益。“净成果说”观点认为,产出和所得的内涵只能是所得扣除所费、产出扣除投入的净成果,或者是投资“带来”的新价值。还有观点认为,应将投资效益归结为投资领域和投资活动中费用与效果的比较。
(二)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相关研究
随着新的企业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的引入,国内理论界对企业乃至民营企业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较多的学者运用投入产出法、多级模糊综合评价、Dea(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来评价企业的投资效益问题。余水兰(2008)、刘德(2008)等人均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不同区域范围的投资效益进行评价。田中禾等(2009)运用Dea的C2GS2模型对甘肃省具有代表性的10家民营企业科技投资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近年来,考虑到统计数据较全面、易获取,诸如一些统计分析方法也运用到企业投资效益评价中,使评价效果更有说服力。张明(2005)利用SpSS软件对上海市1990-2003年投资效益进行主成分分析。尤卓雅、毕权富(2008)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弹性分析模型对甘肃省1991-2005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三)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相关研究
查阅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关于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研究不多。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其影响因素和提高途径的相关研究主要有:
1制度和相关优惠政策的出台。陈海宜(2003)建议温州民营经济应该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政府提供信息服务,协助企业进行决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其投资效益。刘耀胜(2005)提出民营企业应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源和国家优惠政策等途径来提升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效益。
2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使用。仪旭(2007)建议各区县政府想办法提升区域的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氛围,为天津市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背景,以协助民营科技企业打破现有技术瓶颈。张治军(2004)、周伟(2008)等学者指出技术进步和创新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提升尤为迫切,其中企业家、技术人员、经济园区、金融资本等要素投入对技术的创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产业集群的培育。陈顺(2005)指出民营企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是提升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并提出了集群创新机制。王元京(2010)指出发展产业集群,促进优势产业链条的延伸是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重要条件,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又是建立在大中小企业配套生产基础之上的。
4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金少英(2001)指出加强东西部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才能有效地提高民营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田中禾、员碧辉(2009)研究发现,甘肃省民营企业总体科技资源的投入配置没有达到最优化,应提升科技投入产出规模效益,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使企业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资产。
三、国内外研究成果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国内研究还是国外研究。均注重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的研究和选取。但国内外研究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5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效益；理论流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竞争的加剧，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成为影响企业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企业界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对该领域进行研究，目前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国学者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20世纪中期才开始在该领域进行相关研究，由于起步较晚，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应用方面也处于初级阶段。现阶段仍有不少企业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对企业效益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承担社会责任就要投入，而这种投入表面上看是没有回报的。其实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但不会对企业效益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从长期看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会提高（降低）企业效益；二是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对公司效益的影响大小；三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在对国内外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的概念最早是由oliverSheldon（1924）提出的。从此，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就风靡了西方国家。此后，诸多中西方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博文于1953年在其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中给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戴维斯认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回避将导致社会所赋予权力的逐步丧失”，因此他认为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考虑或回应超出狭窄的经济、技术和立法要求之外的议题，实现企业追求的传统经济目标和社会利益”。弗雷德里克强调，社会责任意味着商人应该监督经济体制的运行以满足社会的期望，促进社会的进步。他强调生产的经济意义在于，生产和分配应以提高总体社会经济福利为目标，公众期望社会的经济、人力资源能通过企业被运用于广泛的社会目的，而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和企业狭隘的有限利益。麦克奎尔（1963）明确地将CSR概念延伸出经济和法律范围之外，他认为，“社会责任的观点假定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有超越这些义务的社会责任”。卡罗尔于1979年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广为引用的概念，即“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自行裁量的期望”。S.p.Robbins（199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199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针对社会（既包括股东也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乎道德的行为。”a.B.Carroll（199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
综合诸多中西方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1）为了满足某些人员某些方面的期望；（2）超出了经济和法律范围。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为了达成有利的长远目标，自愿承担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等各方面期望的责任。或企业的行为、思想与他们对企业的预期、期望相一致。
二、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关系的主要理论流派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以提高公司利润吗？这是很多学者和管理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对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很多，也得出了很多不同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利润最大化就是公司的社会责任，而有些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和利润是相互联系的，共同发展的。很多学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包括经济责任，还包括其他很多内容。而后一种观点也得不到实践的证明。社会调查显示，公司社会责任和利润不一定总是一致的、协调发展的。他们之间有时候是协调的，有时候却是相背离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笔者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的关系将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归纳，把它们分为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的正相关关系理论流派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负相关关系理论流派。
（一）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的正向相关理论。正向相关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长期效益。
1、理论研究方面。在初期，对于大多数的实践管理者来说，组织效益是企业的核心目标（posnerandSchmidt，1984），也有理论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自己的利润。（Friedman，1970）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很多理论研究者也认为企业的动机是复杂的，公司目标、策略和结构都与公司社会责任有关。社会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影响不同的组织特性，也被不同的组织特性所影响。（tuleja，1985；KraftandHage，1989）ZahraandLatour（1987）曾经通过由410名大学生和研究生收集来的信息来检验公司社会责任和组织效益的关系。在因素分析中，涉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八个尺度（政府监管企业的义务、公众舆论、企业和社会的物质贪婪、乐观的经济前景和企业的社会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性、生态政策的需要、道德/伦理标准的需要和宗教意识）和组织效益的三个组成部分。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了特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实践会影响组织效益的假设，表明了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多元的结构，它与组织效益有关系。
在回顾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isaiahYeshayahumarom通过设定几个具体的假设条件，总结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收益之间的一个统一理论，即从满意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的财务回报和用于社会产出的成本是可以平衡的，而且获得的总收益会超过成本。由于他的研究包括了与公司社会责任有关的收益和成本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所以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财务收益可能产生的关系。CatherineJ.m.paulDonaldS.Siegel也认为与增加投入成本一样，公司社会责任活动会影响生产效率、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这些影响依赖于企业的特性，例如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活动的动机、税法、位置场所和创新活动等。mosesL.pavaJoshua.Krausz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微妙的。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一般都提高了自己的财务绩效，如果不比其他的公司好，至少也是可以相提并论、旗鼓相当的。
转贴于 2、实证研究方面。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确定的正相关关系。JeffFrooman（1997）分析了与不负社会责任和存在非法行为的企业相关的实证文献，他的分析结果表明股市对那些不负社会责任和违法的企业持否定态度，证明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Greiga.mill通过对英国部分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与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指出长期的社会责任投资对企业收益是有作用的，他们之间有着正向积极的联系。Leee1preston和Douglasp1oBannon（1997）比较了1982～1992年美国大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也发现二者的积极关系。w1GarySimpson和theodorKohers（2002）对美国国有银行1993～1994年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以企业社会再投资行为排序作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用总资产利润和贷款损失率评价财务绩效，也发现二者间存在积极关系。
（二）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的负向相关及无关理论。负向相关及无关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是无关的或是负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但不会提高企业的效益，甚至有可能会损害企业的效益。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像前面提到的学者一样，认为企业除了创造利润外，还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相反，他们认为利润最大化和企业社会责任是相背离的。企业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利润，也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乃至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成本，增加企业的负担，从而损害企业利益。例如，弗里德曼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批判中就暗示着这一思想。他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成本，从而会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带来损失，比如股东的红利可能会减少、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可能会降低、商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涨，等等。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论中，他们指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带来的一系列损害，并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不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的，相反，它还会降低企业的效益。从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是存在着负向相关关系的。
Kennethe.aupperleiandDeaneVanphamt的研究认为，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公司社会责任变量和财务测量方法，公司效益（不管是市场收益还是账户收益）和公司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公司社会责任行为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S1pasari2buHadi（2003）对印度尼西亚的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无关；Robertw1ingram和KatherineB1Frazier（1980）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他们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成本，这一成本就使得企业在与不承担或较少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状况。
三、对我国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比较，我们发现，承认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的文献还是占大多数的。大部分的学者和管理者都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竞争力。当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企业的形象和竞争力，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笔者认为，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不仅应追求企业的短期利润，更应关注企业长期获得利润的能力。而从长远角度来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追求企业收益之间是不矛盾的。例如，杜邦公司之所以能从一个总资产为36，000美元的火药小作坊，成长为年销售收入超过240亿美元的跨国巨头，这与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有着很大直接关系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和众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企业完全可以将社会责任转化为竞争力。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效益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及衡量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的，不会损害企业的效益。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竞争力，它与其他的企业竞争力优势一样重要。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不会减少企业的效益，相反，它会对企业的效益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的长期利益。如果企业要追求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承担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法律、道德/伦理及慈善等方面的责任。
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仍需要大量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社会环境背景、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管理要求等各方面的不同，我们必须在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展开深入研究，以建立起符合我国特殊国情要求的、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体系和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oliverSheldon.thephilosophyofmanagement[m].SirisaacpitmanandSonsLtd，1924.24.
[2]Bowen，H.R.SocialResponsibilitiesoftheBusinessman[m].newYork：Harpor&Row，1953.
[3]Davis，K.Canbusinessaffordtoignoresocialresponsibilitiesin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2：3）[J].1960.
[4]Frederick，w.C.thegrowingconcernoverbusinessresponsibilityin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2）[J].1960.
[5]mcGuire，J.w.BusinessandSociety[m].newYork，mcGraw-Hill，1963.
[6]Carroll，a.B.athree-dimensionalconceptualmodelofcorporatesocialperformancein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4）[J].1979.
[7]Carroll，a.B.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evolutionofadefinitionalconstructinBusinessandSociety[J].1999，Sept.
[8]Friedmanm.SocialResponsibilityofBusinessistoincreaseitsprofit[J].thenewYorktimesmagazine，1970.13.
[9]Shakera.ZahramichaelXLatou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organizationaleffectiveness：amultivariateapproach[J].JournalofBusinessethics6，1987.
[10]isaiahYeshayahumarom.towardaUnifiedtheoryoftheCSpCFpLink[J].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06.67.
[11]CatherineJ.m.paulDonaldS.Siegel.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economicperformance[J].Jprodanal，2006.26.
[12]mosesL.pavaJoshuaKrausz.theassociationbetween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Financialperformance"theparadoxofSocialCost[J].JournalofBusinessethics15.
[13]Frooman1J1.Sociallyirresponsibleandillegalbehaviorandshareholderwealth：ameta-analysisofeventstudies[J].Business&Society，1997.36.
[14]Greiga.mill.theFinancialperformanceofa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mentovertimeandapossibleLinkwith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J].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06.63.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6
关键词：绩效审计内涵功能审计模式
一、国内外绩效审计理论发展
在国外，绩效审计（performanceaudit）概念产生之前，一般提法是“对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或是“经营审计”、“管理审计”等。伴随着绩效审计实践的开展，国外绩效审计研究专家学者对绩效审计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早在1948年3月，阿瑟・肯特在美国《内部审计师》杂志上发表的“经营审计”一文中就出现了“绩效审计”这一概念。据相关文献记载，最早有关绩效审计的论著，当属美国管理咨询师威廉・伦纳德在1962年撰写的《管理审计》（williamp.Leonard，1962）。1966年neilC.Chuchill和Richardm.Cyert发表的《管理审计学》等，以经营审计和管理审计为切入点，对绩效审计的概念和具体应用进行了研究。通过阅读相关著作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绩效审计理论的研究相对单一，主要是介绍有关绩效审计的定义与实务，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结构。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不断开展绩效审计，绩效审计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逐步将目光转向政府绩效审计理论与实务，就其性质、过程、方法等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并在各国各行业之间进行了比较。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1972年美国管理协会出版的《经营审计》及1973年James的《经营审计问题》和随后的《在绩效审计中使用模型》、1981年Robert的《经营审计是什么》、1982年Bagget的《经营审计是一种管理方法》、1994年ali的《经营审计指南》等。
我国有关绩效审计理论研究工作起步较晚。1985年中国审计学会在长春举行了经济效益审计学术研讨会，标志着绩效审计开始跨入我国政府审计的范畴。“绩效审计”一词的引入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最早出现有关绩效审计的学术文章是徐日清和肖正乾写的“经济效益审计初探”，最早外文译作是由张国祥等翻译的美国学者利奥・赫伯特的著作《管理绩效审计学》，它与后来的R・e・布朗等撰写的《政府绩效审计》及约翰・格林撰写的《绩效审计》等，都对我国绩效审计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国内有关绩效审计的著作是吕文基编著的《经济效益审计教程》。到了90年代，我国绩效审计理论研究才开始从经济效益审计的角度开展。1998年中国审计学会将绩效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确定为重点研究课题，并在南京举办了绩效审计（经济效益审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西方国家政府审计的理念和技术方法开始大量引入我国。就其本质而言，绩效审计与以前开展的经济效益审计的差别不大，重点都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综上，对国内外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及实践状况进行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国外绩效审计理论体系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制定了《绩效审计准则》，并将其运用于指导审计实践。尽管有些国家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审计准则，但也制定了类似的规章制度。第二，基本上确定了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如R・e・布朗（1992）认为，绩效审计包括“管理经营审计和效果审计”；巴基斯坦审计长公署认为绩效审计可分为管理审计、项目审计和财务与遵纪审计等；美国审计总署认为绩效审计应包括经济、效率和项目审计。第三，形成了适合本国情况并具特色的政府绩效审计方法体系。除运用传统的财务审计指导绩效审计外，绩效审计自身也有其独特的程序与方法。其次，我国现阶段绩效审计尚处于借鉴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理论的阶段，内容不够系统和完善，理论和实践尚未很好的融合，但取得的成果也是后继学者们有目共睹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绩效审计理论研究的开展。
二、绩效审计内涵界定
绩效审计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虽然在名称上有些不同，采用的方式方法以及所涵盖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本质是相同的。美国审计署（Gao）在1994年为绩效审计下定义时，认为绩效审计包括经济性、效率性和规划审计。而美国政府领域、内部审计领域、民间审计领域则分别采用了绩效审计、经营审计、管理审计三种不同的术语表达。加拿大采用“综合审计（Comprehensiveaudit）”术语。在综合审计的概念下，审计长公署既检查和评价被审计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的情况，又对被审计单位的绩效情况加以考量，充分体现其综合性。1989年，加拿大著名绩效审计研究者丹尼斯・普瑞斯波尔认为，除了“综合审计”概念下的“3e”审计之外，还要增加以下两方面：生态性审计（environmentaudit）和公平性审计（equityaudit）。在瑞典，绩效审计又被称为“效果性审计（effectivenessaudit）”。瑞典审计长伯格伦（Berggren）将效果审计定义为：“中央机关效果检查机构或活动的效果和生产能力，目的在于检查经营活动是否有效、有组织和经济的运行。效果审计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公共机关的效果。”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把绩效审计的目标界定为向客户提供独立的业绩信息和系统的认定保证服务。
我国学者认为，国外的“绩效审计”是经营审计、管理审计、3e审计、货币价值审计以及综合审计等各种绩效型审计的总称。在我国，对绩效审计认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认为绩效审计是对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审计。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大部分赞同3e审计。至于绩效审计的称谓问题，部分学者将绩效审计称为经济效益审计，如竹德操教授（1997）等认为，经济效益审计就是独立的审计机构或人员按照一定的评定标准，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综合、系统的审查和分析，以判断其与既定标准的符合程度，进而提出改进建议，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审计活动。李凤鸣教授（2000）认为，经济效益审计是以审查评价实现经济效益的程度和途径为内容，以促进经济效益提高为目的所实施的审计。有学者没有用经济效益审计来表述，如王光远教授使用管理审计，并强调其本质为受托管理责任；但也有少部分学者直接取名为绩效审计，如王会金教授使用绩效审计，认为绩效审计是对政府部门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益以及所取得的效果是否与预期目标相一致，以进一步改善经济管理工作，提高政府部门项目效益的经济监督活动；邢俊芳研究员认为，绩效审计和效益审计是同一含义。目前，我国有许多审计文献将绩效审计与效益审计混同使用，这与我国的审计环境不无关系。我国经济效益审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阶段，企业效益问题成为深化改革的突出问题，审计自然要将帮助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审计目标纳入其审计职责范围。到了90年代，绩效审计的概念较多的见诸于审计书刊上，因而出现了目前将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混用的局面。随着绩效审计工作在我国的开展，笔者认为绩效审计这一术语应加以规范。
笔者认为，绩效审计就是审计人员运用系统的方法，客观、系统地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项目、活动和政策就其实现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程度进行独立的评价，提出改进意见，改善公共责任，为有关方面决策提供信息。从使用惯例及我国传统来看，可以将针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非财务审计称为绩效审计，把对企业的非财务审计称为管理审计或经济效益审计。
三、绩效审计功能定位
我国审计学界在探讨审计功能时往往习惯以“审计职能”、“审计作用”来代称。如：阎金锷（1985）认为，审计的职能是由审计的本质决定的……审计的职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要求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娄尔行（1987）认为，审计职能是由审计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审计固有的、内在的功能。箫英达（1991）认为，所谓审计的职能，指的是审计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是审计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生活需要所具备的能力，它是内在于审计的客观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本文所述绩效审计功能也是在审计固有功能基础之上扩展出的新功能，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具体可定位在以下两点：
（一）解除受托经济责任。无论是政府还是经营管理者都对其代表的利益群体或组织集团负有受托责任，特别是政府部门的一切收支活动均应对人民负责。在经济愈加发达的今天，政府受托经济责任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受人民之托，政府负有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使用和管理各项经济资源并使其使用价值最大限度地达到预期的责任。开展绩效审计正是有效利用资源的需要，同时，绩效审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002年1月15日，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绩效审计’是世界发达国家审计机关的重要任务，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增强，审计机关之间交流与合作增多，有更多的相通之处需要我们相互借鉴。我们要抓住机遇，积极在效益审计方面进行探索。”
（二）价值增值功能。绩效审计的价值增值功能在于其注重专业判断并产生新的信息，从而创造了新价值。所谓职业判断，张继勋（2002）认为，它是指“审计师根据其专业知识和经验，通过识别和比较对审计事项和自身的行为所做的估计、判断或选择”。绩效审计师通过专业判断及专业分析并提供审计建议。政府通过采纳绩效审计师的建议改善管理，使其各项经济活动更经济、更有效率，从而产生预期的效果，为社会创造价值。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绩效审计问题的思考与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的绩效审计理论研究成果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绩效审计在我国起步较晚，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探索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首先，我国绩效审计实践方面，自恢复审计制度以来，经济效益审计逐步提上了日程，此时重点是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审计，对行政事业单位很少问津，即使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政府绩效审计”，范围也仅局限于国有资产部门绩效问题的事前审计，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较小规模和较小范围的审计。随着审计实践的发展，虽然绩效审计侧重点发生转移――政府部门，但这种审计体制下的绩效审计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内部审计”，这对绩效审计实践的开展是不利的。在绩效审计方法上，往往局限于会计记录的真实、完善及财政收支的合理合法，仍然是以财务审计为主，与真正意义上大规模、大范围的政府绩效审计相差甚远。其次，理论研究方面，从事绩效审计的工作人员对绩效审计理念尚未精准掌握，缺乏系统的绩效评价标准，绩效审计方式、方法落后于西方国家，真正适合我国的绩效审计准则尚未建立。
在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背景下，探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绩效审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审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总结国内外绩效审计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应进行审计体制改革，从转变政府绩效审计模式，即从行政模式转为立法模式，积极探索建立绩效审计准则体系，提高绩效审计人员素质、改善人员结构，制定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标准等几方面入手，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模式，真正彰显绩效审计本色。
参考文献：
1.蔡春，刘学华等.绩效审计论[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2.邢俊芳.效益审计中国模式探索（上册）[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3.郑石桥.绩效审计方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7
关键词海域使用效益；评价；变异系数法；topSiS评价模型；广西钦州；2002—2010年
中图分类号X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3）11-0252-03
要实现海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走用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道路[1-2]。目前，对我国海域使用效益的研究甚少，狄乾斌等[3]运用均方差权重法对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进行了全国性评价，段晓峰等[4]根据生态位态势理论，运用多边形综合指标法，评价了我国不同区域间海洋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差异。而对同一海域不同时期的用海效益研究报道就更加少。
用海效益可以直接体现人海关系，用于衡量海域使用水平，反映单位面积海域投入与物质产出的效果，涉及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等方面。为了综合评价广西钦州地区海域使用效益，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态势，采用定量方法，研究区域内海域使用效益的变化规律及趋势，并且为实现海域使用结构适应于当地发展的优化组合，提出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1.2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钦州市海洋局每年统计的海域使用现状数据，2002—2010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钦州年鉴》《广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在获取2002—2010年钦州市社会经济及海洋自然、经济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出钦州市海域使用效益指标数据。
1.3研究方法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研究方法，学者们采取的方法有功效系数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模型等方法[5-8]，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海域使用效益评价的研究甚少。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研究方法，采用topSiS模型方法对钦州市海域使用效益进行评价。
1.3.2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权重可以反映评价指标对评价结果的重要程度，有多重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该方法属于客观赋权法，客观性较强，其原始数据采用各指标实际数据，并非评价人的主观判断，是经过一定数学处理后获得的权重。各评价指标权重见表2。
1.4用海效益评价模型
本研究采用topSiS模型，即techniquefororderpreferencebySimilaritytoanidealSolution。该模型于1981年由HwangCL和YoonK首次提出。topSiS模型评价的基本原理：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计算最劣解（负理想解）和最优解（正理想解）。根据二者之间的距离，最后求取各评价对象与理想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具体的评价步骤如下。
2结果与分析
2.1海域使用经济效益分析
2.2海域使用社会效益分析
2.3海域使用生态效益分析
3结论与讨论
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的topSiS评价模型对钦州市2002—2010年的海域使用效益进行了评价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期间钦州市海域使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逐年提升，但是逐年下降的生态环境效益制约着海域使用综合效益的提升，因此要充分考虑三者协调发展。总体上，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钦州市海域使用效益动态变化情况，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生态环境效益方面的指标都是负影响指标，正影响指标的原始数据很难获取或资料不全，所选取指标并不能比较全面反映出海域使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另外，海域使用效益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反映，虽然有关指标的选择、权重系数的确定在国内尚无统一标准，但是用简单的数量指标来表示复杂的海域使用效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4参考文献
[1]aGUiRRe-mUnoZa，BUDDemeieRRw，CamaCHo-iBaRV，etal.SustainabilityofcoastalresourceuseinSanQuintin，mexico[J].ambio，2001，30（3）：142-149.
[2]eURopeanSCienCeFoUnDation（eSF）.eSFmarineboardpositionpaper5：integratingmarinescienceineurope[eB/oL].[2002-11-01].http：//.
[3]狄乾斌，韩增林.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评价探讨[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3（3）：16-18.
[4]段晓峰，许学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地区差异评估[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45（6）：1055-1060.
[5]马晓婧，刘学录，张丽萍.庆阳市西峰区土地利用效益研究[J].吉林农业科学，2012，37（2）：59-64.
[6]张旺锋，林志明.兰州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45（5）：99-103.
[7]叶敏婷，王仰麟，彭建，等.深圳市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及其区域分异[J].资源科学，2008，30（3）：401-408.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8
[关键词]投资过热；可行性研究；通货膨胀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投资过热是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200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抑制盲目过热的投资是完成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任务的关键。除实行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外，完善投资可行性研究的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可行性研究是抑制投资过热、降低投资盲目性的重要措施。
一、可行性研究是理性投资决策的前提与依据
可行性研究是指运用经济学和工程技术学原理，采用系统的的观点和方法，对投资项目的技术、经济、资源、社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反复对比、综合论证，从而说明项目在技术上是否先进适用、经济上是否合理赢利、市场和社会上是否可行，为投资决策方案选择提供科学依据的分析论证活动。可行性研究首先要进行投资机会论证，通过对市场需求及销售可能性预测，项目实现的技术可能性预测，以及社会、环境、政府政策、投资来源及通货膨胀的预测，再加上一些必要条件的调查来确定投资项目社会是否需要，有无开展的基本条件。在投资机会论证得出肯定的基础上再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即根据详细准确的资料对项目各个方面的情况提出详细报告：包括项目的依据设想，投资的必要性和经济意义；市场需求、建厂规模和市场需求预测；资源、原材料、燃料及公用设施情况；建厂条件和厂址；技术方案；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要求和相应措施；企业组织劳动成员和人才培训；建厂工期和实施进度安排；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经济效益评价。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最终的的结论，它提供最佳方案或几个可行方案优缺点或一个方案是否可行等结论，为决策提供依据。显然，科学全面的可行性研究是减少投资的盲目性，降低投资的风险，提高投资经济效益的重要保证。1981年国务院明文规定，我国所有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及所有利用外资基建项目都必须有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2月国家计委颁发了《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试行办法》。可行性报告成为确定建设项目是否能够得到上级批准兴办的依据，成为项目筹措资金、申办建设执照和签订有关合同、协议的依据。
二、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与投资过热的关系
我国的项目投资决策无论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还是企业自主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都做得很不够，这是我国现阶段投资过热、盲目，投资效益低下的深层次原因。
(一)无可行性研究，拍脑瓜凭直觉决策。为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近20来中央和地方制定了一批规章和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和省市成立了综合性的工程咨询机构，确立了先评估后决策的前期工作程序，但在实际中，投资无可行性研究而随意决策、不遵循市场规律盲目决策、违背规定的工作程序而任意决策的现象大量存在。政府直接投资因为所有者责任和监督机制缺位，很多决策者以付学费、改革的代价来搪塞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决策时拍脑袋，立项目时拍胸脯，砸锅了拍屁股。有的企业及领导人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意识，不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不做可行性研究，决策者凭直觉、拍脑袋决策盲目投资拖垮了企业。民营和个体投资自主决策，虽然投资决策时会慎之又慎，但民营和个体投资者受知识能力、观念和信息的限制，无可行性研究意识，“跟风跑”，“一哄而上”凭直觉决策现象也特别严重。
(二)可行性研究过程被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所代替，可行性研究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有些单位为使建设项目能得到上级的批准，筹集到更多的建设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戏说可行性，力求可批性：弄虚作假，拼凑事实，有意降低建设投资额，抬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要得出项目在技术、经济上均可行的结论，使可行性研究为“可行”而做，成为争项目的手段，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有的可行性研究实际上等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因为国家法令制度、银行贷款、签定协议合同要求一定规模的建设项目必须向上级主管部门、银行、合作单位及工商环保等国家有关部门递交可行性报告，有的建设单位为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而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没有研究的过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实际上就是文字工作的结果，是项目获得上级批准、资金筹措、申请执照、签署协议合同的文字资料，并不能为设备配备、科学实验、组织管理结构设置职工培训等后续工作提供依据，更不是投资决策的依据。许多单位的可行性研究就是建设单位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闭门造车，突击一星期之后的文字作品。
当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沦为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时，可行性研究就成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幌子，成为支持长官意志、个人膨胀的工具，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现象在我国政府投资、地方经济发展中非常普遍，是导致投资过热，经济增长粗放和社会资源浪费的重要因素。
(三)可行性研究的深度不够，内容不完整，准确性差，质量水平不高。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或企业自己组织人员承担完成，可行性研究人员主要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缺乏宏观经济、市场、财务、营销、生产等方面的经验和专家，可行性研究着重于技术方案的设计论证，市场调查预测往往闭门造车，经济分析往往跟着感觉走。如缺少科学的市场预测和经济分析，不做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分析与预测，不考虑通货膨胀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又如，缺少项目投资社会效益分析，不考虑投资对经济过热的推波助澜和高消耗高污染的影响，不做宏观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评估等等。这种低水平的可行性研究难以避免投资的混乱与盲目性。
投资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投资过热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经济高潮期，市场繁荣，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基础的投资就盲从市场，“一哄而上”，此时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现象尤其严重，投资过热也就成为必然。2004年以来的钢铁热、房地产热无不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尤如过热的经济不可持续一样，狂热的市场需求终究不能持久，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虚高价格必然回归真实，只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投资必然导致国家政策的限制、长期效益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2005年的“铁本案”及其他钢铁投资项目的工程遭遇的国家调控查处、1995年后房地产工期一拖再拖乃至“马拉松工程”、“烂尾楼现象”导致的后果是经济高潮期项目投资该永远吸取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次过快的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都是需求拉动，而快速的基建投资增长即过度的投资需求是过热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的过快与过热问题主要原因就是2004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过热，投资过热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的紧张及其价格的上涨，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和经济增长质量的低下。虽经国家紧缩银根、加息及行政措施抑制，过度投资仍然是经济过快增长的突出问题。要抑制经济发展由过快转向过热、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强、完善投资可行性研究尤其迫切。
三、投资过热形势下加强可行性研究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重视可行性研究，实现可行性研究的真实、科学、客观、公正，充分利用可行性研究手段，控制投资的过热与盲目性，提高投资效益
1.规范并落实投资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迄今为止，我国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管理办法仍然在试行阶段，没有正式规定，各行业关于可行性研究的规定也参差不齐，有的行业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有的行业有规定也适应不了目前形势的需要。控制过度投资、加强可行性研究应抓紧规范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新的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和深度规范，并做好政策制度的落实工作，为科学、公正、客观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奠定基础。
2.加强可行性研究重要性教育，提高投资者决策素质。首先，普及可行性研究的基本知识，加强决策人员可行性研究理念理论培训。其次，真正落实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投资失误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树立企业及其他投资单位(人)的可行性研究意识。第三，真正实现政府功能的转变，建立投资备案制度下的政府公共咨询服务制度，做好政府风险提示工作，督促引导企业及投资者自觉遵循投资前可行性研究程序，为科学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3.大力发展投资论证评估咨询业，实现可行性研究专业化，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许多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承担编制，显然这些机构的主要业务不是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的技术力量不全(尤其缺乏市场研究、技术经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可行性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为取得和进一步取得咨询设计业务，他们有强烈的将不可行变可行的动机，很难公正地评价项目。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由企业自己临时设立机构组织专人编制完成，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结构不全、素质能力有限直接影响报告的质量。没有形成完善的投资咨询劳务市场及其规范，没有规范的咨询资格准入制度和风险道德约束机制，没有稳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等是我国可行性研究质量问题的根源。现阶段要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首先，要催化投资咨询市场的形成，建立投资咨询工作与行业规范，整顿并大力发展工程投资咨询服务业。其次，要尽快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认定、年检评估等从业资格制度，建立专业人员培养、选拔淘汰机制，保证专业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建设单位应认清经济形势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及可行性的影响，克服盲目追求投资热点和眼前利益的冲动，充分重视经济预测与分析，重视可行性研究中经济环境的研究，注重通货膨胀因素对投资效果影响的研究，研究中要坚持审慎性原则
1.要充分预测投资筹措的难度与成本，充分估算投资总额。在经济增长偏快的宏观背景下，资金需求量增大，此时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银行往往紧缩信贷，提高利率，资金筹集成本增加，资金筹措难度加大。可行性研究应充分考虑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在投资估算时，要充分估计物价上涨或经济过热可能导致的对投资总额的影响，用通货膨胀率调整流动资金估算和固定资产投资估算值，以保证投资总额估算的准确性和投资决策的理性。如用工程概算法估算固定资产投资时，建筑工程投资套用概算指标要及时更新，要反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建设期造价的影响，设备投资计算也应考虑物价因素给交货价格及各类费用的影响，修正现行静态设备成交价格及各类费用。
2.市场预测要特别重视经济周期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的影响，科学预测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化趋势。未来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缺口、未来产品价格是投资项目建设的基础，直接决定项目的经济效益。只有科学、准确地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进行预测才能保证可行性研究的准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的特点，有高涨期也有低谷期，即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幅度会降低，跨越时期逐步拉长，但犹如我们无法避免过热的投资一样，我们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行性研究不能以眼前的市场需求和价格为准，市场预测的时间取值要拉长，应大于或等于一个经济周期。
3.市场研究还要充分加强经济过热情况下对竞争对手的分析和研究。许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市场研究内容粗糙表现为对市场的预测只停留于对市场容量的估计，缺乏动态的对竞争对手的研究分析，对项目的效益估算粗糙，导致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不切实际，盲目乐观。在经济高潮期，某些产品短期市场向好，价格呈上升趋势时极易引发“一哄而上”的现象，此时，新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急剧增加，市场研究时应充分调查分析竞争对手尤其是潜在竞争对手的数量、实力和竞争策略等，避免投资的盲目性。
4.在进行经济评价(财务评价)时，要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夸大投资效益。投资效益的估算必须考虑价格的可比性，我国现行的投资效益评价体系是假设物价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无论是静态效益指标计算还是动态经济效益指标计算都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必然夸大投资收益。因此，在经济效益静态评价法下计算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差额投资回收期、计算费用等指标时，投资额、经营成本和收益的取值要用可比价格；动态评价法下净现值、未来值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中基准收益率的取值要以实际收益率参数为基础，国民经济评价中社会折现率也应用通货膨胀率加以修正，消除通货膨胀对投资收益的夸大。值得一提的是，经营成本的估算也要有前瞻性，应充分估计经济过热或膨胀可能导致的原材料人工成本的上升，不能简单地以现实成本代替将来的成本。经营成本的估算与预测要坚持审慎原则，不能低估成本费用、夸大效益。
5.做好投资方案不确定性分析，充分估算投资风险，促进理性决策。用敏感性分析方法，计算市场需求、价格、通货膨胀率等不确定因素对投资收益的影响；用概率分析法计算投资收益期望值；用盈亏平衡分析法计算保本价格和保本销量，等等，充分预计风险，评估风险，为理性决策提供依据。
(三)严格项目投资审批，遏制套取国家资金投资的现象。在经济高潮期，有关部门应提高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审批标准，尤其要严格社会效益的审批标准，抑制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资，遏制投资的发热倾向。应建立项目建成投产后经济效益评估与政绩挂钩制度，建立和完善投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从根源上遏制套取国家资金用于盲目投资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陈锡璞.工程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崔治文.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根本性误区及纠正[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2).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9
【关键词】现代创新理论拓展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和高新技术的迅猛变革，创新已日益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纵观国内外成功企业走过的历程，企业发展的历史就是创新的历史、企业竞争力的不同就是企业创新能力的不同，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从实质上而言取决于企业对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把握现代企业创新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理论的创新，对于指导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经典创新理论的系统回顾
创新理论研究始于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的内涵、创新与企业家、创新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等内容。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并把创新概括为五种类型：产品创新、生产方法创新、市场创新、原材料创新和组织创新。
熊彼特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对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实际进行了过程分析。一般认为创新研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文化创新。而后创新理论的研究形成两大独立分支：一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二是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创新。
1、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斯菲尔德、卡米恩和施瓦茨、门斯等，他们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了技术创新、将创新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进行综合，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框架。
其中、曼斯菲尔德、在研究技术创新推广问题上，提出了模仿论。提出了技术创新与创新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为了考察同一部门内技术扩散的速度和影响技术扩散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他提出了四个假定：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专利权的影响很小、在技术扩散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发生变化、企业规模的差异不影响新技术的采用。
卡米恩和施瓦茨在研究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市场结构论。他们主要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介于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状态之间的“中等程度的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
门斯在研究创新群集理论上，提出了技术僵局论。他认为，缺乏创新是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经济萧条构成了技术创新高涨的主要动力，因为只用此时“资本才能克服承担风险的厌恶，并依赖于可能会获得的基本创新”。
西方创新理论引入我国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跟踪世界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结合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实践，对技术创新的概念、机制、过程与管理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是傅家骥等所著《技术创新一中国企业发展之路》，许庆瑞所著《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管理》等。
2、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代表人物是戴维斯和诺思。戴维斯和诺思在《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中阐述了制度创新的含义、制度创新的推动因素、制度创新的过程分析。他们认为，制度创新是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
此外，在制度创新研究中还有舒尔茨的制度调整论、拉坦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提出“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提供者，必然随着技术的创新和变迁以及经济的动态增长而做出反映和调整”。坦提出“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国内在制度创新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常修泽所著《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丁栋虹所著《制度变迁中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等。常修泽结合我国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形式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实践，对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总体设计、运作方略以及创新协同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丁栋虹用组织模式、交易费用模式和模式对企业家的创新进行了系统的制度分析，将中国企业家与企业制度理论研究进行了有机融合。
二、现代创新理论研究的三大拓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和高新技术的迅猛变革，现代企业经营环境日益呈现出动态非线性的变化特征，各种因素对企业创新综合产生各种影响如消费者需求的多变、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等，企业创新也普遍表现为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工程，经典的企业创新理论在新时期日益凸现了其局限性。因此，国内外学者从20世纪末逐步开始对经典创新理论进行持续拓展，这种拓展体系分为三大方向，即从局部研究向系统研究方向拓展、从点状研究向网状研究方向拓展、从一维研究向多维研究拓展。
1、从局部研究向系统研究拓展。现代创新理论研究逐步从局部创新研究向系统创新研究进行拓展。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创立了“创新进化论”这一独特新颖的理论分支，它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他们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总体的概念，创新包括生产、经营、管理、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容。基于“创新进化论”的推动，创新理论逐步由对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创新等的局部研究走向综合性创新研究，即创新理论不断呈现系统化、整合化和集成化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迪隆、厄特贝克等人则进一步指出提高技术创新效果的关键在于合理处理好各种要素的匹配关系，发挥协同作用。此后，许多学者如弗里曼、多西等在更广的范围开展了技术、制度等的综合性创新研究、从而促使创新管理的集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集成的思想和原理逐渐在管理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颜西提教授在其代表作《科技整合》中提出了集成的概念。他认为“通过组织过程把好的资源、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应用称为技术集成”，“技术集成管理更加有能力应付不连续的技术创新”。
2、从点状研究向网状研究拓展。现代创新理论研究逐步从点状创新研究向网状创新研究进行拓展。国内外者在对创新的本质及特征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认为创新是多维的、非线性的、网络的、互动的过程。为更好地说明创新产生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创新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推出了五代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模式，分别为技术推动模式、市场需求拉动模式、技术和市场交互作用、一体化模式和系统集成网络模式。由此可知现代创新理论正由点状研究向网状研究拓展。
近年来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开始、即不同的创新价值链中的所有环节都有可能创新。1996年，布烈松在其《经济互相依赖和创新活动》中指出不同类型的创新组织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影响着创新活动，并且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可以通过“创新簇”的概念进行描述。“创新簇”存在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存在创新网络。
弗里曼在《Researchpolicy》中提出，创新网络是为了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具有非正式和隐含特征的关系。他把创新网络的类型分为合资企业和研究公司、合作R&D协议、技术交流协议、直接投资、生产分土和供应商网络等类型。
瑞典网络学派关于网络的理论模型包括三种构成要素，即参与者、资源和活动（即参与者的行为）。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之间相互结网，行为主体的特征是通过其在网络中的活动来体现的。
3、从一维研究向多维研究拓展。现代创新理论研究逐步从一维研究向多维研究进行拓展。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创新理论研究逐步开始关注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统创新理论是以经济利益至上为价值取向的，这往往与社会发展的多维性产生矛盾，因此创新的主体与创新的对象和社会、环境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发展的统一体。与之相对应，对创新效果的评价也由一维向多维转化，即我们除了用经济效益外、还必须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来对创新进行评价，通过对创新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系统效应研究，建立起创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评价模型对创新进行评价。
结合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呈现多维化，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要构建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除了要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R&D能力、创新组织管理能力、创新生产能力、创新营销能力以及创新产出能力等外，还要包括创新社会效益和创新环境效益等，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部分学者做了深入研究，如向刚，汪应洛在《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要素构成与评价模型》中提出了评价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体系框架模型，这一模型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综合能力体系，包括创新能力，创新基本能力、机遇与环境三个层次，其中创新基本能力中包含经济效益实现能力，机遇与环境层中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因素。毕克新在其所著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测度与评价研究》中建立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来评价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其中产品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包含产品创新环境效益指标，工艺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包含工艺创新社会效益指标。
【参考文献】
[1]程莉：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探讨[J]，生产力研究，1999(6)。
[2]黄群慧、张艳丽：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及管理创新的关系[J]，改革，19970)。
[3]毕克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测度与评价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6。
[4]王洪：西方创新理论的新发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篇10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B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
，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richardaposner：theeconomicapproachtolaw，第21页[5]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