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1
一、民事诉讼的价值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领域，其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规范性，民事诉讼的过程与结果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民事诉讼的价值主要表现为，通过民事诉讼来对诉讼主体的合理需要的积极满足或正面满足。探讨民事诉讼的价值也就是分析和解释民事诉讼的原则、程序应该蕴含和表现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民事诉讼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依据什么样的准则来进行评估和考量。
民事诉讼价值是哲学上价值关系的现实体现，其观念的形成也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为前提的。具体说来，民事诉讼价值关系就是在诉讼价值主体的诉讼活动中，诉讼价值客体本身的存在、特性，具有与诉讼价值主体的需要和诉讼目的相一致、相符合的性质。在程序价值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程序价值主体把自身的诉讼需要外化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法院的职权和程序的行为，有主程序自己的属性和功能，为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形成一个特定的需求和满意度。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联合作用的范畴，它拥有较为严格的规范性；同时，民事诉讼的过程与结果具有一体性，所以民事诉讼的价值应包含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表现了在诉讼程序方面所具备的独立价值；而其实体价值主要是体现在达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方面。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事实上也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即民事诉讼对诉讼主体的合理需要所应该达到的积极满足或正面满足，也就是探讨与阐释民事诉讼原则与诉讼程序之间应该蕴含和表现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民事诉讼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依据什么样的准则来进行评估。
二、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价值
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便是程序公正价值，公正也就是民事诉讼中程序的正义，它是民事诉讼的首要和最高价值目标。公正性既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根基，也是所有民事诉讼活动的起点和结局。笔者认为程序公正应该是分为多个层次的：
（一）纯粹的程序公正。纯粹的程序公正就是所有的依据要以程序要件为准则，而只由程序做出的结果，在其他系统中是不存在评价标准的，纯粹的程序公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当中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二）完善的程序公正。完善的程序公正是某种合乎公正的标准在程序以外出现，它确定了程序的最终设置，也就是真实的事件能否通过设置民事诉讼程序来重新展现，从而准确适用实体法。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程序公正对结果公正仅起到保证作用，而非决定作用。
（三）不完善的程序公正。不完善的公正是通过诉讼程序的不完善性表现出来的，即程序要件虽然具备完整性，但我们还是不能避免发生错误的结果，因此要想全面实现结果公正，就必须综合其他的相关评判要素。
三、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价值
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体现在民事诉讼裁判结果的公正价值。法院和法官希望通过民事诉讼的过程公正来达到某种理想的裁判结果，而这种理想结果就体现在结果的公正性方面。而且，只有反映真实的争执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依据，才能体现裁判实体公正价值的要求。
（一）争议事实。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争议事实才是实体公正的首要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只能由当事人和法官的证据来重现争议事实，主要遵从二个方面的原则：其一是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通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举证、质证活动，有利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支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二是法院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原则，这是发现客观现实的有利手段。
（二）自由裁量权。一般情况下，法官要对某个存在争议的案件进行系统地、全面地分析研究，从而得出对这一案情进行裁判的合理处理方案，这体现了法官对法律的正确适用。然而，在具体研究与裁判过程中，法官享有一定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这一权利经常会导致法官肆意妄为，甚至无视法条的严格规定，形成错误的、严重的法律后果，阻碍了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加强对法官的管理和领导，让法官严于律己、严格遵守法律，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
在不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行使其必要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裁判结果的公正。从而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价值。
四、程序公正价值与实体公正价值的内在关系
一般来说，要想产生贴近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就要首先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就是当事人能够平等享有权利和主张利益，充分地表达自身的诉讼请求、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并就此进行辩论，以达到还原案件事实的目的。
在诉讼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事实体法规定的裁判标准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形式是相互影响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法院裁判内容是由它们共同决定的。根据民事实体法做出的判断必须在正当的程序中做出，否则该判断将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效力。民事诉讼是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协作，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了实体权益并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通过正当程序体现的，在充分保证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当事人能够平等享有权利和主张利益，充分地表达自身的诉讼请求、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并就此进行辩论，使法官能够公正审理并做出公正判决。换个角度来看，这是实体价值反作用于程序价值的表现，这种反作用力使人们在新的层面认识了正当程序的重要性，推动人们对程序价值产生积极需求。
在现如今的形势下，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的同时也要注重实体公正，让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才能有利于提升人民法院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从而实现对司法公正的追求。
参考文献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2
关键词:宪法/民事诉讼/正当性/正当程序
内容提要: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应当遵行现代宪法原理和正当程序保障。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或申请。
就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
(二)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正当程序的审理,得到正当的诉讼结果,并能得到执行。因此,民事诉讼具有正当性则意味着当事人的民事司法救济权与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之共同实现。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3
论文关键词小额诉讼制度应然价值实然价值制度完善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决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民事诉讼法》在此次修改中亮点很多，小额诉讼制度就是此次修法的亮点之一。基本条款设计即“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将小额诉讼制度引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既是对国外先进民事诉讼制度的借鉴，又结合了目前我国法院办理民事诉讼的现实制度需求。本文拟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小额诉讼制度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价值及其完善进行分析，以求对小额诉讼制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一、小额诉讼制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特点
1.成本低、效率高。诉讼成本决定当事人是否提讼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从国外小额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来看，法院对在该程序下提起的民事诉讼一般只收取少量的诉讼费或不收取费用，而且由于案情的简单，双方也不需要聘请律师以及进行鉴定等，由此则免去了律师费、鉴定费等费用。因此，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能够以较低的诉讼成本获得司法裁判。由于程序的简化，案件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得以解决，司法资源也得到节约。在有限的司法资源前提下，更多的纠纷得以解决，提高了效率。
2.特定的适用范围。小额诉讼程序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而且诉讼标的额较小，具体限额由法律做出规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
3.程序简便灵活。小额诉讼程序一般都在基层的法院按常识化方式进行。具体体现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如书、答辩状等可书面方式、可口头方式，开庭、休庭时间灵活，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可让原被告直接对话，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等等，这些简便灵活的方式目的就是通过灵活、简便的手段迅速解决纠纷。
4.注重调解。法官在办理小额诉讼案件时，其自由裁量权较大，在审判与调解一体化的情势下，法官能够更加主动地介入诉讼，积极进行利益衡量，引导、规劝促成当事人和解，弱化双方当事人的对抗。在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往往会在他们争执不下时，直接提出赔偿建议。
（二）可能存在的问题
小额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价值，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但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小额诉讼制度都存在一些问题，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第一，关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公民以平等的权利享受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小额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接近司法资源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在节约当事人成本的前提下，保证了实体权利的实现。但是，小额诉讼程序在公正与效率的排序中，选择了效率优先。与普通程序相比，该程序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程序的不完整性，弱化甚至排除了当事人的某些权利，如上诉权。
第二，法官容易滥用自由裁量权。小额诉讼案件的特点以及追求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使得法官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则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官的权利在立法中的扩张，在实践中更容易出现自我膨胀，这种现象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埋下伏笔，尤其是在法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素养普遍不被信任的情况下，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勾结司法腐败而导致司法不公。
第三，容易诱发滥诉。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初衷从当事人角度来说主要是以其简便、快捷、高效的优势，提供一种更加经济的司法救济途径；从法院角度来说，这种程序的设置能够缓解案件的繁多和程序的复杂带来的压力。但是，当诉讼变得更便宜和更快捷时，许多人可能会因此而易于提讼。
第四，关于程序救济问题。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在我国现行二级审判的程序体制下，很明显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简化。虽然从效率方面来看，审级的简化提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但简化的程序并不能保障在该程序下决不出现判决上的差错，因此，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还需要立法完善。
二、小额诉讼制度应然与实然价值分析
（一）应然价值
现代化法治国家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应当保障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公力救济。法治社会中，不管争议涉及的标的额大小，当事人都有诉诸法院以求公正裁判的权利，通过国家的司法救济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一种真正现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所有人可以接近”。对于涉及利益较大的权利争议来说，当事人未求得公正的司法裁判而愿意适用相对复杂的普通程序或者建议程序，也愿意为此承担较高的诉讼成本。但对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轻微权利争议而言，当事人可能会因法律知识欠缺或诉讼成本过高而理性选择放弃诉讼。显然，这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提供司法救济的基本预期。民众不同的司法需求，决定了国家提供的诉讼程序保障须兼具两方面内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因其程序保障与救济的完备与精确而更可能实现实体公正，但当事人必须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忍受漫长的诉讼周期。对小额、简单案件而言，当事人则更愿意以最低诉讼成本，达到通过诉讼程序快速、便捷地解决纠纷的目的。因此，充分实现当事人所期待的程序效益，显然这就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应然价值。
（二）实然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近些年来民事案件急速增长，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公民之间小额的民事纠纷，更是有让法院应接不暇之势，法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何在现有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下，保障公民能够利用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通过诉讼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小额诉讼制度逐渐成为共识。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引入的小额诉讼程序，但是，从条文规定来分析，其实然价值的考虑更多的则是缓解基层法院压力，而相对弱化了该程序所应当具有的更高效地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深层次价值。
（三）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价值评价
纵观国外小额诉讼制度的发展，其主要价值在于“赋予当事人更加便捷的方式进入诉讼，国民可以更加容易地利用诉讼制度保护受到侵害的小额债权，避免因程序繁琐与费用巨大而被剥夺诉权，法院也不因诉讼标的额过小而放弃保护当事人实体利益的程序努力。”所以，设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初衷在于让国民能够平等地利用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拉近司法与民众的距离，让司法在更加大众化、亲民化程序设置中实现权利保护。但是，无论是理论上已有的关于该制度的论述以及法律规定的修改，我国建立的小额民事诉讼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的程序减负和分流，或者说重点在于减轻法院的负担。由此看来，在小额诉讼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价值定位存在偏差。
三、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从《民事诉讼法》诉讼法的修改来看，小额诉讼程序与原有的简易程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作为一项新的民事诉讼制度，其自身还有待不断的成长完善。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新的小额诉讼制度的条文仅有两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适用该程序的法院是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二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三是案件的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四是实行一审终审。一项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小额诉讼程序的顺利实施并准确实现其设立初衷自身尚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在案件受理的方式，法律文书准备及送达，开庭方式、时间，审理程序或方式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设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
从国外有关小额诉讼的成熟立法来看，大多设立专门的“小额赔偿法庭”专门处理小额诉讼案件，即方面了当事人诉讼，又方面了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从我国目前的法院体系设置来看，基层法院大多设立有人民法庭，该法庭处理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因此，可以考虑在人民法庭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及人口设立相当数量的小额诉讼法庭，提高诉讼效率。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4
关键词 民事诉讼目的 多元论 程序保障论 纠纷解决论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民事诉讼目的论与诉权论一样一直是近代以来法治国家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起点。近年来，民事诉讼目的论受到了我国诉讼法学界一些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民事诉讼目的多元论、程序保障论、纠纷解决论等观点。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从各现有的民事诉讼目的论的优劣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我国当前应该设定什么样的民事诉讼目的的结论，但通过对其反思可以为科学界定民事诉讼目的提供借鉴。
一、多元论之反思
民事诉讼具有主体多元化的特点，而不同的诉讼主体各有自己的诉讼目的，因此对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把握应在坚持以国家（制度设立、运营者）为主体的同时，兼顾当事人（制度利用者）的目的，那么以此得出民事诉讼目的多元的结论似乎理所当然。如新堂幸司教授所言，“如此看来，纠纷之解决、私法秩序之维持、权利保护、程序保障，都可以被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目的论中，应当获得的启示是，在上述分析的这些价值中，哪一个属于决定民事诉讼制度运作方向的基本价值？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价值相互处于对立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在每个具体问题中，应当侧重于选择其中的哪一个价值，并应当侧重到何种程度，就成为民事诉讼法解释及立法的重要工作。”换句话说，新堂幸司教授的意思就是应在几种对立和排斥的价值中依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随时在立法、解释及司法运作上进行调整并有所侧重。而依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要求国家在立法、解释及司法运作时依具体问题之差异对各项价值进行评估和选择，其结果必然无稳定性而使得相关主体都无所适从。并且新堂教授自己也说“将民事诉讼目的作为民事诉讼法理论起点予以论述的实益或效用，在于以下这一点，即将应然民事诉讼制度应实现的最高价值，作为解释论及立法论的指向标予以倡导。”而多元论则不对所谓的最高价值作出选择，而是留待民事诉讼法解释及立法去解决，这又如何能发挥解释论和立法论的指向标作用呢？此外，持多元论观点的人有些还有别的认识错误，有人就认为，一元论的诉讼目的观选择某种价值作为目的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他非常重要的价值目标，唯有将所有价值目标一并囊括，才能彰显各价值的存在。其实，一元论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在将一种价值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时，对其他价值也是有所关注的，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否定，而是按不同序列并存于立法司法之中。因此，笔者坚持民事诉讼目的一元论的观点。
二、程序保障论之反思
程序保障论者认为鉴于诉讼程序本身在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经验和理念层次都表现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倾向于民事诉讼目的的“程序保障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因此从批判传统的立场上提出程序保障论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将其设定为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的目的实践上不可行。从实践的层面看，在很多时候，即使在程序公开、透明并给予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的机会的情况下，若裁判结果违背客观真实或者违背实体法的规定，仍然不能平息当事人的不满。因为我们是制定法国家，在程序公正之外还有着长期追求客观真实的传统，仓促以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为大多数老百姓不能接受，而为老百姓不能接受的民事诉讼目的又怎能被利用并顺利运行进而实现国家的目的呢？
三、纠纷解决论之反思
纠纷解决论者认为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目的应该是解决民事纠纷，笔者认为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理论上，以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一文为例，他认为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应体现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和当事人的民事请求权所追求的诉讼目的的结合，这一观点笔者也赞成，但其紧接着得出“解决民事纠纷作为民事诉讼目的正体现了这种结合”的结论,笔者认为从论点到论据没有令人信服的推理过程，笔者不敢苟同。其在后文中又说，“当事人要求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确认他们的权利，从而获得权利满足的目的‘即是以纠纷的解决为目的’”，其得出该结论的论据又是什么呢？“而法院以审判方式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法作出判决即意味着以国家强制力宣布纠纷的终了。”笔者认为“国家以强制力宣布纠纷的终了”只是民事诉讼的一个结果和功能而不能作为最高价值的目的。另外，以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恐怕也太过实用主义了。实践中，不管有没有被意识到，我国当前正是将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此种目的观导致了种种弊端。经济发展、人员流动、社会的陌生化，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导致了各种纠纷的增加，而与之前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的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部分失效，由此导致更多的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法院案件压力沉重，于是所谓“大调解”、“能动司法”等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大调解”、“能动司法”的确切含义。就“能动司法”而言，曾有的和现有的“能动”方式如自上而下提口号、开展各种教育活动、院长自上而下视察、调研、做指导性讲话、在压力下越权选择适用法律、强调司法调解、接访和、自上而下发文件指导办案、自下而上主动做案件请示等。种种“能动”都是在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观的指导下产生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司法固有的特性和规律、使司法缺乏了起码的独立性，不符合宪法精神，有损司法权威。因此，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在实践中的弊端可见一斑。
有关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内容极广，理论性、实践性极强的课题。将民事诉讼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阐明其目的，应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课题。对于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反思也许并不能正面回答何为民事诉讼目的，但从反面也可为民事诉讼目的的科学界定提供借鉴。
注释：
①②（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③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政法论坛.1997.5.
参考文献：
[1]（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
[2]李祖军.民事诉讼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0.
[3]（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5
将法律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是国际法学界的一种传统分类。广义的程序法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狭义的程序法仅指规范诉讼程序的诉讼法①，根据我国和世界一些国家的法律，诉讼法大分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人们对诉讼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认识，与对程序的价值认识直接相关。所谓价值，从哲学上说，是指一定客体对一定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即对主体有益、有积极的作用。至于反面的作用，则不能认为有价值。《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价值即是善（the good）②，“good”在英文中有几种涵义，中译本在此处译为“善”，作者认为“善”在汉语中与恶对应，属于伦理道德观念，不如译为“有益”更贴近法的价值原意。法的价值是指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集团、阶级、社会、国家的需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种需要的满足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可能是工具性的，也可能是本身固有的。
诉讼法的价值问题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国外关于程序价值的理论五彩缤纷、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工具主义只承认程序的工具价值（外在价值），认为“程序法唯一正当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实现实体法”（边沁语）③。程序本位主义则对程序价值作出一种完全非工具主义的解释，认为程序的价值不在于程序作为实现实体法的手段的有用性，而在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的内在作用。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主张以“程序法中心论”取代“实体法中心论”④。
我国学者在研究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时，传统上坚持程序工具主义观点，现时台湾学者也基本上是如此，如蔡墩铭教授认为：“刑法所规定者为刑罚权之内容，与此相对，刑事诉讼法所规定者为刑罚权实现之方法，由于二者之规定均与刑罚权有关，故刑法被称为实体刑法，而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形式刑法。”⑤解放以后的学者也大多把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理解为形式与内容、目标与手段的关系，而且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以下著名论述：“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结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末这样空洞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实体法却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⑥马克思在这里认为诉讼程序与法（实体法）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且二者应当具有同样的精神，还认为诉讼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但没有明确阐述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具体内涵。近年来，我国诉讼法学界，特别是一些年青学者对传统的程序价值观开始进行反思，探讨程序的自身的独立价值。这是诉讼理论上的一个新突破，有助于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保证诉讼法的真正实施。为了把这个基本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也撰文略陈管见，参与切磋争鸣。
二、诉讼法的工具价值
诉讼程序指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按照一定顺序、方式和手续作出裁决的过程。其运作的直接目的在于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决，判定刑事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处刑，或者解决民事、行政纠纷。在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团体、单位以及国家机构的权利（力）义务、相互关系、行为（或活动）的规则，以及违反规则构成违法或犯罪的界定和处理等，都由法律加以规定。这些法律大多是实体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但是，徒法不能自行，只有采取种种措施，才能确保其得到遵守和执行。这些措施中有道德教育、法制宣传、行政措施等等。其中由诉讼法所规范的诉讼程序是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非常重要的和最终的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 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明确肯定了诉讼法保证实体法的工具作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在第1条规定了保证法院正确适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行政纠纷的立法宗旨。
具体说来，诉讼法对实体法实施的保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诉讼法明确了实施实体法的专门机关及其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进行刑事诉讼、行使国家刑罚权的专门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有权采取搜查、扣押物证等强制性措施，有权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行使批准逮捕权、公诉权、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权以及法律监督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是裁决民事纠纷或行政争议的专门机关，行使民事、行政审判权。由于专门机关具有法定的职权并拥有受过法律和其他专门训练的人员和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手段，从而为实体法的有效实施提供组织保证，防止实体法成为一纸空文。
第二，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保证专门机关的权力行使与权力制约的统一，以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为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必须赋予专门机关必要的权力，如刑事诉讼中，公、检、法机关享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通缉等权力，民事、行政诉讼中法院享有裁判权、强制执行权等权力，而且，三大诉讼法均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但是，这些权力如果不加以制约、监督，就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走向专断，以致滋生腐败。而制约权力的有效措施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第7条），如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检察院批准。此外， 刑事诉讼中三机关权力的行使还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对抗，受一系列诉讼原则的限制，如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第 12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第11条）、公开审判原则（第11条）等等。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公开进行（《民事诉讼法》第10条、《行政诉讼法》第6条），并接受检察院的监督， 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行政诉讼法》第64条）。
第三，诉讼法规定了运用证据的一系列科学规则。证据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因为诉讼是对案件的事后认定，案件已经发生，不可能再现，法官只能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作出判决。而诉讼法对证据的种类、举证责任的分配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设定了一系列运用证据的科学规则。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无罪的证据。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又如《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官则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居中裁判纠纷。再如《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不得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符合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规则，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只能是诉讼前为行政行为时收集的证据。诉讼法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使证据的收集客观、全面、公正，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为办案人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重要条件，从而保证了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第四，诉讼法规定诉讼由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前后衔接的阶段组成，使案件的错误、缺陷能及时纠正、弥补。如刑事诉讼由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阶段组成，前一阶段发生的错误，可以通过后一阶段得以纠正，如侦查中的错误，可以通过审查起诉来纠正，起诉中的问题可以通过法庭审理来处理，一审的错误（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可以在二审程序中纠正，生效的判决、裁定的错误可以通过再审程序予以最后纠正。这种诉讼机制使案件的认识主体能不断修正错误，对案件的认识由不全面到全面，逐步深化，使案件错误、偏差减低到最小程序，从而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第五，诉讼法保障实体法的高效率实施。英国有句古老的谚语：“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对当事人来说，不仅希望案件结果公正，还希望案件得到及时解决，以早日摆脱讼累，解除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对国家来说，及时惩罚犯罪分子或及早还无辜者以清白，才能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因此，案件的及时解决是正确实施实体法的必然要求。诉讼法通过科学的设计规定一系列制度以保障实体法的高效率实施，如：（1）期限制度。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有期限制度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措施、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上诉、抗诉、二审、再审和执行的期限。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亦规定了审查起诉、一审、上诉、抗诉、二审、再审和执行的期限。（2）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民事诉讼都有简易程序的规定。 简易程序通过简化诉讼环节，使案情简单的案件得到及时解决，也使法院得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解决大案要案，合理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3）调解。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自诉和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赔偿诉讼都适用调解制度。调解在法院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一方面加快了纠纷的解决，同时有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
由上可见，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即诉讼法工具作用价值，这是诉讼法的首要价值。如果诉讼法没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似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感。
三、诉讼法的独立价值
保障实体法正确实施尽管是诉讼法的第一价值，但不是唯一的价值，诉讼法还具有独立于实体法的本身价值，即诉讼法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不取决于实体法实施的价值。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强调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体现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使诉讼具有理性活动的形象。诉讼的结果是对案件作出实体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诉讼活动是一种发现事实真相、正确适用实体法律的认识活动。但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不同于科学实验，不单纯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一个程序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过程，诉讼活动自身体现了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公正与否。而“公正”，这是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追求的一项重要社会价值。西方诉讼理论强调的程序的正当性，甚至把程序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置于实体正确性之上，其精神就在于选择程序本身的价值。显而易见，刑讯逼供、秘密审判产生的判决，即使符合客观真实，也因其诉讼过程的野蛮、落后、专制，很难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并很可能使公众通过司法这个窗口对社会公正产生怀疑，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对抗。诉讼法通过确立当事人尤其是刑事诉讼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其一系列诉讼权利，如享有辩护包括请律师辩护的权利、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使之与侦查人员、检察官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对抗，保障当事人充分有效参与程序的运作：审判在公众监督下公开进行，当事人在熟悉法律的律师的帮助下，向法庭表述自己的主张，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反驳和辩论，法院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判决，从而使诉讼成为一种体现公正、民主与法治的活动。公开审判和让当事人充分参与程序，通常情况下有利于发现实体真实，即使个别情况下发生了错误，但由于体现了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它仍然是有价值的。
第二，诉讼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体法的不足，并创制实体法。诉讼法的工具价值是以实体法的完善为前提的。但即使在制定法国家，实体法完美无缺也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罢了，因为立法者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作出周密的规定，更不可能预见到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日益复杂的现代，难度就更大。因此，法律往往只能作一般的、原则性的规定，条文的具体含义则需要法官在每一具体案件中作出解释。如民法中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于缺乏具体标准，案件当事人是否遵循上述原则，要由法官在案件中予以认定；又如刑法对罪名、量刑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具体到每一案件中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则要由法官结合案件决定。因此，在制定法国家，法官事实上也不只是“售货机”，而是享有自由裁量权。在实体法缺乏规定须按法的精神或国家政策来判案时，法官享有更大自由裁量权。这样，在诉讼法的运作过程中，通过法官的判决填补实体法空白、解释实体法模糊或不具体之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体法的不足。
在判例法国家，实体法主要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判例形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诉讼法创制实体法。当然，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不仅要创制实体规则，同时，也创制程序规则，但从实体法由法官在诉讼法规范的诉讼程序中创制来说，诉讼法在一定程序上创制了实体法。
第三，诉讼法规定的民主、公正程序使判决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尊重，也易为当事人从心理和行为上予以接受。这一点可以说是程序正义产生的必然效果。诉讼不同于科学实验，它是一种运用证据去证明已经发生了的无法再现的事实的活动。而受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判决的结果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有时难以检验。此种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可和接受法院作出的判决呢？在这里，公正程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那就是通过程序的公正性来使程序结果的“公正性”获得公众的承认。对于因判决而蒙受不利后果的当事人来说，由于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观念和提出证据，对不利于己的证据和理由也进行了反驳和辩论，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公开的审理，因而对结果比较容易理性地接受。正如迈克尔。D. 贝勒斯所说的那样：“法律程序的诸多内容无助于判决之准确但有助于解决争执”⑦。对社会公众来说，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知识，他们更多是从判决的过程而不是判决的结果来判定案件的处理是否公正，从而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对于凭常识对法律作评断的社会公众来说，不公正的程序产生的结果的正确性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因为一般人都会相信公正的程序更易产生公正的结果，因此，公正程序产生的结果更易为公众所接受。
第四，诉讼法在特定情形下限制了实体法的实施。司法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被动性，即没有起诉，法院不能自行审判，亦即所谓不告不理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实体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审理。被侵权人有诉的自由，也有不诉的自由，如果被侵权人不起诉或撤诉，法院就不能进行审判。在刑事诉讼中，同样如果没有提起公诉或自诉，法院就不能径行审判。不告不理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还鲜明地体现在起诉便宜主义问题上，即负责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是否起诉有自由裁量权。德国、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均有此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从法律效力说是以无罪论处。可见诉讼法确立的不告不理原则在一定情况下阻止了审判的进行，使民法、行政法确认的实体权利无法行使，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得不到惩罚。
四、科学对待两种诉讼法价值的学说
上面我们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上论述了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和实体价值。下面我们再进一步对诉讼法的工具主义和本位主义两种价值学说作以下评说。
程序工具主义充分认识到诉讼法对保障实体法实施的作用，认为在制定实体法的同时也应当单独制定诉讼法。如德国、法国、日本等崇尚程序工具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制定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典，而且把它们视为国家最基本的法律，有的国家如日本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列为“六法”之中。这应该说是程序工具主义的历史贡献。但是以边沁为倡导者的程序工具主义以功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单纯强调程序法对实体法的有用性，未能认识到程序法的全面价值。程序工具主义虽然也主张程序要符合公正要求，但这种公正程序仍只是为实现公正的结果服务，别无他用。这就在理论上发生一个矛盾：如果发现了实体真实，案件得到正确的实体处理，但程序不公正，甚至严重违法如刑讯逼供、秘密审判、剥夺被告人诉讼权利等，是否可以置之不理，或者可以纵容？当然，这也可以解释说：不公正诉讼程序而达到公正实体结果是个别偶然情况，而导致错案冤案则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因而反对不公正地诉讼运作正是为了案件的公正实体处理。这种论证其理由应当说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即没有看到诉讼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
程序本位主义强调程序自身的价值，为我们认识程序的价值开拓了新视野，为衡量诉讼法提供了新标准。但是，这一学说将程序独立价值这一面强调到了极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里，程序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并主张以“程序法中心论”代替“实体法中心论”。“程序法中心论”属于英美法系的观念，5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中持此种主张的也不乏其人，民事诉讼法教授兼子一、谷口安平就是其中主要代表。谷口安平在其《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一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一是“诉讼法是实体法之母”，作者写道：“总之，无论是从现实中的意义来看，还是作为纯粹的理论问题或者依据历史的事实，我们都可以说诉讼法具有先行于实体法，或者说诉讼具有作为实体法形成母体的重要意义”⑧。又说：“这种程序中产生实体法的现象并非始自今日。原始社会没有实体法的观念，共同体的代表诉诸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纠纷的所谓审判就是依靠程序。……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些现象就是：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⑨。二是“权利先于实体法，判决创制了权利。”作者认为“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的假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⑩又说：“在就该权利的存在与否作出最终判断的权限由国家、即法院所独占之制度下，通过判决来确认判决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权利的想法其实并不正确，倒不如说是由判决创造出来的更符合逻辑。”（11）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为提高诉讼法地位的用心是值得称赞的，但立论未必实事求是，有待商榷。
首先，诉讼法产生实体法问题。“诉讼法是实体法之母”这一命题未必完全符合法律产生、发展的实际状况。
在原始社会，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法，调整氏族成员行为的规范是风俗习惯，有了纠纷，由当事人自己或氏族解决。当时风俗习惯，既有实体性的，也有程序性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国家和法，法律是由习惯转变而来的。正如恩格斯说的，在氏族社会“没有诉讼，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2）恩格斯又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种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13）梅因所著《古代法》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引用荷马的诗描写道：“‘他们既没有评议会，又没有地美士第（古老的法官-笔者注），但每一个人对妻子和儿女都有审判权，在他们之间，则是各不相关的，……’在这几行诗句中，正集中了古代法律事物所能给予我们的各种暗示的总和。人类最初是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团中的，这种集团由于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法律是父辈的语言。”（14）梅因所描写的父辈的语言就是法律，显然是指父系氏族社会的习惯规范，更多的是指实体规范。这说明，实体法与诉讼法从总体上说是同步产生的，不能截然区分孰先孰后。在世界各国的古代法中，我们往往还看到一种立法体例，即实体法和诉讼法同存于一个基本法律之中，如古罗马法中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前三表基本上为诉讼法，其他表基本上为实体法。中国古代刑法，从周代《吕刑》、战国《法经》至以唐律为代表的历朝刑律，实体法与程序法均是混为一体的。这从一个角度也证明实体法与诉讼法大体上是同步产生的。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强调指出，从诉讼实践产生法律，包括实体法和诉讼法，与“诉讼法产生实体法”，是两个不同的论断，因为程序本身是实践，而非诉讼法，而“程序法乃实体法之母”的论断，恰恰把上述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当然，从某一实体法或诉讼法的具体制定或形成来说，不能一概而论。判例法国家，通常是先有诉讼法后形成实体法，大陆法系国家更多的是实体法法典先于诉讼法典，如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民法典）就先于《法国民事诉讼法》（1806年制定），因而不能以偏概全，断言程序法产生实体法。
其次，诉讼法先于权利，判决产生权利问题。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6
[论文关键词]审前程序；独立性价值；审判方式；法理基础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能动司法则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增强“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司法权是一种公权力，民事诉讼本质上是运用公权力对私权纠纷进行裁决的活动。法院作为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机制，其民事司法机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作为民事诉讼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审前程序，具有独特的纠纷解决功能。这种独立的功能体现在：通过审前程序对事实的展示、争点的归纳、证据的确认与固化，使案件达到一个成熟的审理状态，也使当事人对事实和证据进行重新审视，对诉讼成本和风险进行重新估量，而法官则可在探究和掌握各方心理底线后，抓准利害、能动司法，促进当事人和解，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审判资源浪费。
一、审前程序与审前准备阶段之比较
审前准备阶段与审前准备程序的区分在于：审前准备阶段强调的是其作为程序的一个部分，只是庭审程序的预备阶段和状态，并不具备完整性特征；而对于审前准备程序来讲，则已经具备了一种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也只能说是形式意义上的，其作为庭审程序的“准备”这一性质并未发生转变，具有一种对庭审程序的依附性或辅助性，因此尚未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独立价值。
而审前程序则突破了这种单一的性质，一方面是为今后的庭审程序作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促成和解的方式终结诉讼，从而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完成诉讼程序的流程，因此已经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这种独立性，可看作是民事审前程序与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相区别的一个标准。
在此基础上，笔者很赞同把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定义为：审前准备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到开庭审理之前依法所进行的为保证当事人充分、平等地行使辩论权，以整理并固定争点、收集并冻结证据为主要内容，使案件达到适合审判，保证正式开庭审理时当事人双方的言词辩论能够连续、集中地进行，达到诉讼公正和高效的目的，同时促使当事人在经过证据充分交换、开示的基础上，通过实质性的对话，以非判决的方式促进纠纷解决，节约诉讼成本的一系列诉讼活动的总和。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时间的确定性，即发生在法院审理案件后，正式开庭前。2.程序的独立性，即在形式上独立于庭审程序，而不是庭审的一个附属阶段。审前程序是作为程序形态存在的，自身具有纠纷解决功能，如果案件经此流程即能完成诉讼目的，则不必再启动其他程序。3.目标的明确性，设立审前程序之价值目标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力求以非判决的方式促进纠纷解决。4.功能的自治性。程序自治是诉讼程序的一个特有性质，表明程序单靠自身力量即可达到预定目的，是实质意义上的独立，也是程序独立的必要性所在。审前程序包括送达、诉答、证据交换、争点整理、审前和解（或调解）、审前会议等内容，这些方法的配置足以使审前程序不经庭审程序即可达到民事诉讼消解纠纷之目的，因而具有功能上的自治性。
二、审前程序独立性价值之法理分析
经上文分析，笔者阐明了：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从形式到实质都具有独立性的程序价值，并以此来区别于现行立法上使用的“审理前的准备”以及学界有些学者使用的“审前准备程序”之涵义。而本文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来展开论述的。本节要讨论的则是，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具有何种独立性价值，这种独立价值又是如何体现以及其内在法理又是什么？
（一）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价值功能
一国诉讼制度的构造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问题。尽管对民事诉讼的范围还有争论，但公正与效率构成全部诉讼价值的核心与基础则是不争的事实。审前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必然受制于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并以其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而价值需要通过功能来落实，或者说抽象的价值需以具体的功能为载体，才是看得见的价值。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在整个民事诉讼中之所以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其它程序，尤其是庭审程序所不具有的独特功能，从而彰显其价值的独立性。一般说来，审前程序具备如下价值与功能：
1.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最大化。通过审前程序的证据交换、证据开示制度，帮助主审法官最大程度地从双方获取证据资料，能够最大限度地发现或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从而为将来法官作出公正裁决奠定基础。
2.实现诉讼公正的最大化。审前程序具有防止两方面诉讼突袭的功能。一方面，通过证据固定、争点固定、举证时限、证据失权、强制答辩等制度可以防止一方当事人对对方的突袭，另一方面，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对抗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准备，使在庭审时，双方的质证和对抗达到较完美、最接近真实的论证。
3.实现诉讼效率的最大化。审前程序，有助于对案件性质与难易程度进行识别，及时、准确分流案件，并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难易程度的不同，分别进行不同的处理或导向合理的程序，从而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最佳的分配；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合意解决纠纷的功能，促使大部分纠纷案件在进入庭审程序之前就得到解决，减少对司法资源的不必要占有，提高诉讼效率。
4.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在审前程序，通过设置下列制度，以现实诉讼效益的最大化：通过举证时限的规定，避免了诉讼拖延，节约了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缩小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将公共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降低了国家司法资源的支出；法院协助证据调取，降低了当事人为寻求证据的成本支出，将私人成本转化为公共成本；证据交换制度使双方明确争点和攻防武器，进而选择撤诉或和解的途径，使诉讼成本最小化；通过审前会议整理争点，明确庭审范围和内容，使开庭审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使判决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减少了成本投入，提高了效益。
（二）正当性基础
正当性基础回答的是，为何要在民事诉讼中设置审前程序？其内在机理是什么？我们知道，民事审判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对于判决的理解与接纳，在赋予当事人充分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之后，即使得到败诉的后果也不得不接受。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庭审阶段，但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审前程序同样具有这样的正当性。笔者认为：民事审前程序的正当性来自以下法理：
1.审判的公正性。审判的公正性意味着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在整体上能使当事者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接受、认同、信任。审判的公正性，要求法院必须通过公开、对席、口头、直接等程序保障在充分的公开开庭审理中获得审判所需要的信息。但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对多次重复开庭所可能导致的诉讼拖延和庭审形式化的畏惧，需要设计审前准备程序，通过收集证据以及对争点与证据的整理，使正式的开庭审理更加高效与有序进行。
2.审理的集中化。审理集中化是现代两大法系为解决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诉讼延迟、诉讼成本过高以及司法远离民众等一系列妨碍当事人诉诸法院、行使裁判请求权而导致的司法危机，而在建构诉讼审理方式或运作机制时所共同达成的目标。审理集中化回应了现代社会要求高效审判的诉求，也是司法效率的题中之义。它要求充分重视审前准备，为法官不间断审理打下坚实基础。
3.审判应遵从正当程序和辩论原则。所谓正当法律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它强调程序的参与性、自治性、公开性、中立性、平等性和效率性；辩论原则强调，“第一，只有当事者提出并加以主张的事实，法院才能予以认定；第二，对当事者双方都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必须照此予以认定；第三，原则上只能就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当事人通过审前诉答程序、证据开示与交换程序，将争点固定下来，法官在事后的庭审中，只就确定下来的争点确定审理范围和对象。既防止了“证据突袭”、诉讼技巧的过度运用，保证当事人平等的诉辩地位，也防止了因幕后交易，暗箱操作滋生的司法腐败，从而保障司法的透明公正。这便体现了正当程序和辩论原则。
三、制度完善的几点思考
国外一些国家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建立在当事人主义和陪审团制度基础上，强调的是程序正义并要求集中审理原则。与之迥异的是，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以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和能动司法主义思想为指导，不以审前证据交换与固定争点等“准备”内容为重点，着重强调的是案件繁简分流的有效实施，实现诉讼内、法院主导下的多元化解决纠纷。它既能够在审前解决大量纠纷案件，较好地实现审前程序的目的；又可以克服当事人主义下出现的当事人滥用审前程序，一定程度的以审前程序的非效率化换取审判程序的高效的弊端，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鉴于此，立足于现有的司法资源，笔者提出以下制度构想：
一是建立案件的繁简分流体制。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已设立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以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然而“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适用前提，却是一个很主观的标准，如何区分繁简，只能依据法官的个人判断。而经过审前程序的事实展示、证据列举、争点整理、诉答程序，并征询当事人双方的意见，来区分案件是否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有无争议，进而决定是否进入庭审程序以及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显然更科学，而且也十分具有操作性。
二是完善证据交换制度。证据交换与开示是审前程序的实质性核心内容，几乎蕴含了审前程序独立功能的一切秘密，具有信息交流和促进纠纷解决的功能。审前程序的强大功能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当事人双方充分理解对方实力和底牌的机会，在此前提下进行理性的磋商谈判，选择最适合自己有效率的方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的《证据规定》里借鉴了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但由于缺乏相关制度的保障，尤其是证据失权制度的不健全，使这项制度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应进一步确立当事人调查取证的主体地位、方式方法；明确证据交换的范围，与案件毫不相干的材料、证据开示要求会加重对方负担，不应用来开示与交换；细化证据开示的方式等。
三是激活督促程序，发挥支付令作用。目前我国的督促程序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其原因是审前准备活动缺乏实质的内容，即争点的整理和确认，答辩失权效力，使得法院和当事人在审前都不敢轻易选择该程序。为此，充分发挥审前程序的功能，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的案件，经征得原告同意，法院可向被告发出支付令，被告有异议的，案件可进入调解或者审理程序。判决结果与支付令一致的，可考虑由被告承担拖延诉讼的法律后果。
四是导入法官释明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法官在实体审理中的释明权，而在审前程序未予规定。这与我国的审前程序尚未具有独立地位有关。为此，为了让当事人能更充分地举证，展示其所主张的事实，充分发挥审前程序的内在价值，应在审前程序中引入释明权制度，以促使当事人在审前程序中将不当主张予以排除，将不充足的证据材料予以补足，从而使其诉讼主张得到尽可能完整清楚的表述，这可以大大提高庭审的实效。
四、结语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7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证明标准；证明责任分配
[作者简介]杜承秀，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师，法学硕士，广西 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185－07
一、问题缘起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意指在对具体的民事纠纷案件进行诉讼解决时，民事审判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之分配规则，直接判决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的一种裁判方法。作为一种裁判方法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一直存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主张。持“肯定说”的学者以德国诉讼法学者罗森贝克、莱波尔特、汉斯・普维庭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是无法克服的客观存在。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发生时，对法律适用难题的解决方案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罗森贝克在其成名之著《证明责任论》中认为：“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鉴于我们的认识手段的不足以及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每一个争诉中均有可能发生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又将如何为裁判行为呢?……证明责任规则会给这个问题以答案。”持“否定论”的学者以德国诉讼法学者莫其、莱昂哈特等为代表，他们或否认事实真伪不明现象本身，或回避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而出现的法律适用难题。莫其主张，如果法官在审判时降低诉讼证明标准的话，就能避免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的发生。“如果正确的把握证明尺度的话，就可以完全排除证明责任；从而降低法院判决的错误率。”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否认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现象的客观存在。“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并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一传统理论的指导或影响下，我国过去的民事诉讼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有悖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民事诉讼制度基本规律的做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9月《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曾提出，如果合同纠纷发生的时间较长，或无人证、物证，事实现在显已无法查清，可以不予受理。这一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在当时不知导致了多少起经济合同纠纷被法院拒之门外，这显然有悖于民事诉讼保障当事人诉权之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次如，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若果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时，那时的民事审判法官往往或拖延判决或强行调解，此种处理方法或者明显悖离及时终结诉讼之民事诉讼基本规律或者显然有悖于自愿调解之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再如，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若果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时，那时有的民事审判法官会判决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害后果，而作出实质上是不正确的霸道裁判。
1986年，李浩教授在《西北政法学院学报》公开发表了《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含义新探》一文，他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举证责任……结果上的举证责任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后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任何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通常表现为因败诉而负担的诉讼费用。”在李浩教授提出此观点后，一些研究者在其论文和论著中纷纷提出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进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作为一种辅裁判方法或操作路径逐渐进入我国诉讼法或证据法学者的研究视阈。针就研究现状论。我国大陆学界相关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成果的形式也仅仅表现为论文的形式，且专门就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论题从理论上展开分析。论证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存在的价值及其妥适适用方面的论文更是凤毛麟角。在理论观点上，缘于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天生缺陷，受传统客观真实诉讼证明观理论的影响，当下大陆法学理论界关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存在的价值问题也还有否定性观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存在彰显了何价值理性，对其固生的缺陷如何辩证认识，如何通过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的建构以张扬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理性同时又着力避免其价值缺失，笔者在本文中拟尝试着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理性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存在的根据是其内涵着丰富的价值理性，其价值理性至少表现在其与民事诉讼对抗制诉讼结构相适应、与法律真实之民事诉讼诉讼证明观一脉相承，以及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有助于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实现、有助于民事司法权威的塑造等几方面。兹述如下：
(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与民事诉讼对抗制诉讼架构相适应
民事诉讼采选对抗制架构业已达成学界共识，对民事诉讼采取对抗制诉讼架构或对抗制诉讼模式的法理依据，本文不作赘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也逐渐实现了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型。2007年修订后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上体现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理念，现行民事诉讼法之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调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相关规定等均体现了对抗制民事诉讼架构之基本诉求。对抗制诉讼架构要求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法官应居于消极、中立的地位，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判者，而不再是作为运动员，民事诉讼活动的推进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是双方当事人的对抗程度及其优劣情势决定着诉讼的进程及其胜败结果。民事案件事实在双方当事人充分对抗之后依然真伪不明，也就意味着处于对争议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的那方当事人没有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亦即意指其在民事诉讼对抗中处于劣势下风，此种情形下，判决由其来承担败诉的后果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是与民事诉讼对抗制诉讼架构相适应的，对抗制民事诉讼架构必然要求，在诉讼对抗中不力的一方理应担负败诉的后果，司法应作出对其否定性的评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是反映对抗制民事诉讼架构的技术性装置。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与法律真实诉讼证明观一脉相承
对案件事实的证明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虽国内外法学理论界有客观真实说、主观真实说和
法律真实说等不同学术观点。但缘于法律真实说对法律规则在诉讼证明问题上作用的强调和推崇，对诉讼程序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又由于其较好地处理了程序法律制度与案件事实的关系，目前看来法律真实说显然已占据上风，而成为当今时代诉讼证明观理论的主流观点。法律真实说强调法律程序对案件事实进而对最终裁判结果的决定作用，认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首先要通过程序法进行，案件事实是由法律程序自主产生的”，待法律程序终结之际却并无法输出事实认定的结论，此种状况下，否定事实主张者主张事实的存在。进而裁决其承担败诉的责任是符合人类认识活动基本规律和起码的伦理道德观的，否则不然，若果将认定案件事实的责任强加于审判人员，此情形，必将导致法律程序无法终结；若果将案件事实认定的责任加诸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对方当事人，必将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与法律真实之诉讼证明观理论一脉相承，它解决了经由法律程序认定案件事实不足的现实难题，保障了法律真实证明观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真正贯彻和充分实施。
(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毫无疑义，程序公正是任何诉讼程序制度当然的价值追求，是诉讼程序法律制度的生命。程序公正的判断标准问题。在当下学术理论界虽未达成共识，但“法官中立”和“当事人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一定是程序公正不可或缺的评判标准。“法官中立”要求法官仅仅是诉讼程序的见证者和诉讼结果的裁判者，而不能成为诉讼程序的积极推动者：“当事人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强调当事人在诉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在质证和诉讼证明方面的义务本体性。当诉讼程序终结之后，作为事实裁判者的法官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责任加诸于诉讼证明责任担负者身上，由其承担败诉的风险，而不是由法官步入诉讼竞技场，作为运动员继续表演，是程序公正的应然要求，也是程序公正真正实现的唯一技术性措施。另外，在诉讼程序终结时，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施加于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必将激发当事人主体趋利避害的本性和潜能，强化其诉讼对抗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而推动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间来回转移，进而引导对案件事实的发掘向深度进发。这必定利于对案件真相的完全揭示。总之，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确立及其妥适运用有助于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也便利于民事案件真实的最大程度实现。
(四)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有助于司法权威的塑造
正如学者所言：“司法的权威性之于诉讼，其重要性毋庸论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司法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是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存在的根基。”司法权威性的塑造是关乎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需要籍助多种举措方可得以逐步实现。司法权威性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致使司法蒙羞，亦即意指凡是在司法面临尴尬为难处境时，必须给法官提供突破窘境的技术手段。缘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滞后性、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能够投入的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有限性、诉讼证明的法规制性和诉讼证明的对抗性等种种特性，在诉讼证明活动过程中，法官面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无从裁判的窘境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客观实际，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恰恰是突破此种窘境所必需的制度装置和操作策略，它为法官在此种情况下大胆而有据地施以民事裁判提供了正当性支持，可以确保司法在此种境地下不至蒙窘受辱。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确立及其妥适运用有助于司法权威的塑造，是确保司法尊严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缺陷
正如学者所言：“任何制度安排都不会是万能的，它会在一定的范围中起作用，超出这一范围。就要由其他制度安排来代替。只有知道一种制度安排的有限性才会真正恰当的运用它。”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和其他任何人为设置的制度一样，也存有固生的价值缺陷。其价值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易造成法官消极无为
由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是与对抗制民事诉讼架构相匹配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强调法官的中立和当事人的积极主动，这就难免使法官产生民事诉讼活动是当事人主体推动下进行的活动，对诉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对证据的质证以及对民事案件事实的诉讼证明等完全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法官仅仅是消极的裁判方，仅仅需要听审就万事大吉了等错误认识，这种不正确认识可能导致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放弃证据调取职责的主动行使或应申请行使，不积极履行对诉讼程序的指挥或干预职责。当今时代，社会民众对国家和法制的诉求日愈增多，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包括法院)，不仅需担负着在特定领域和相应职权范围内消极的对人权施以保障之职责，同时还必须承载着通过其职权行为的充分高效行使而促进人权全面健康发展的职责。体现在司法活动中。就是要求法官在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同时，能够经由司法裁判形式创造性地开拓新的人权领域，为人权的全面健康发展作出司法机关应有的贡献。二十世纪以降，一定程度张扬司法活动的能动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潮流和必然选择，司法能动性一定程度地张扬于国于民而言都是十分必要的。它契合了保障人权同时又必须发展人权的时代诉求，满足了为经济建设既保驾又护航这一党和国家新时代中心任务完成的需要。相反，若果因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安排和适用而导致法官的消极无为，于国于民而言都将是十分有害的。在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构建和适用的过程中，必须力避这一可能性的出现。
(二)易导致司法恣意专横
由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不利裁判的负担直接交由负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那一方当事人，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科学理性是构建并适用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前提基础。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作为诉讼证据制度的重大问题。作为诉讼制度的骨架，通过成文立法进行安排和规制是必须的，“成文法明确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便于适用，符合法律和诉讼安定性要求；同时，由成文立法明确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其缺陷也还是客观存在的，其主要表现是，难以适时顺应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客观需要，也难以完全实现具体案件的个案正义和维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具体公平。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相关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立法。均是在基本规则明确确定的基础上，为法官自由裁量以矫正证明责任具体的分配规则预留了宽泛的空间和权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在规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一般分配规则的基础上，也为民事审判法官具体分配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赋予了较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此种情形下。如果缺失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条件、程序等方面的理性规约，再加上，民事审判法官的业务素质和执业修行没有达致一定的高度，那么，将极可能出现民事审判法官凭借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
上的自由裁量权，想让哪方当事人败诉，哪方当事人决不可能胜诉的情形，这无疑容易滋生恣意裁判，助长司法专横。
(三)易产生实质上不正确裁判
理论上，任何纠纷的诉讼解决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晰真实的基础，只有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施以的裁判才可能是正确、公正的裁判，才可能确保具体案件处理的实质正确。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就贸然作出判决，不论这种裁判建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其正确性是无法得到逻辑保证的，其对具体个案实质公正结果的实现也必将备受质疑。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前提是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亦即其是在民事案件事实并未查清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种推定性裁判，“在事实真伪不明场合，法院通过适用证明责任进行法律推理而作出的判决有可能与事实真相不符，产生不符合具体正义的情形”。总之。基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而作出的判决，可能是实质上不正确的裁判，针就某个具体个案而言，其虽然历经了诉讼程序上的正义，却可能是以牺牲实体上正义为代价的，这种牺牲也绝非现代法治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四)易损减司法公信力
传统诉讼法律文化将诉讼视为是官方掌控的活动，认为纠纷当事人将自己的纠纷之所以付诸于诉讼机制予以解决，是为了得到纠纷的正确解决，他们认为法官有足够能力同时也有绝对责任将案件事实真相完全查明，在案件事实真伪明晰毫无争议的基础上，进而以妥适的法律规范为准绳，正确处理所受理的纠纷案件。受制于此传统诉讼法律文化影响，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民众显然会将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委诸于法官，也显然会将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原因归结为法官的无能或不尽职责。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过度适用，再加上我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观的现实影响，无疑将损减司法裁判的公信力，有碍司法权威的全面塑造。
四、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基本法中并未规定，基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理性，又源于其价值缺陷可以通过规制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而得以极大程度地避免，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73条第2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证据规定》首次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但《证据规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规定是十分粗陋的，从现行规定中，我们无法推知人民法院在何时、基于何种条件、经由何种程序可以凭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而施以裁判。为保障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张扬其制度理性，发挥其制度价值优势，而同时又极大程度地避免其天生的价值缺陷，笔者认为，通过立法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作出精密细致的安排是必需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应从下述几个方面予以规制：
(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条件
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应当按照民事诉讼证明责任施以判决。”但是。在涉及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条件问题时，学者们往往缺乏深入论证。笔者以为，对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从两个方面严格把握：
1、不明的对象――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法律意义事实
真伪不明的对象，是指哪些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才能适用证明责任施以判决。笔者认为成为真伪不明对象的事实，首先必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因为，诉讼证明活动并不需要对案件发生、发展的全部事实均加以证明。纳入诉讼证明范围的，应当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所谓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是指那些能够建立、消灭或变动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类行为或者自然事件。这样的行为或事件能够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和利益，是法官作出裁判的根据，因此，才具有诉讼证明的意义。所谓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意指那些为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所必须查明的事实，这种事实的发现首先需从法律规范本身的解释中去发现、归纳和整理，然后根据法律解释所确立的事实标准分解、归纳和整理本案的事实。只有在法律意义事实出现真伪不明时，法官才可以适用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其次，成为真伪不明对象的事实除是法律意义的事实之特征外，还必须为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之一属性。因为，有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完全可以依靠逻辑推理，经由已知事实必然获知，或者法官可以经由司法认知而无需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可以依据经验法则、生活常识得到认证，此种情况下，法律意义事实的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不可以成为真伪不明的对象。总之，只有那些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法律意义事实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才有必要。
2、不明的标准――未达到明显优势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事实上是法官判断和认定事实时达到的程度。”当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使法官认为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要求，法官就应当对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出肯定的评价，即认定其主张的事实存在，进而判决该方当事人胜诉。反之，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真伪不明。达到或高于证明标准而施以判决是正常的判决情况，在能够做出正常判决的前提下，法官决不可作出非常态的补充性或辅的证明责任判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没有正面直接作出立法规定，学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9、142和153条的规定推理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奉行的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近年来，理论界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弊端进行了深刻反思，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证据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受理论界的影响，改变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其中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条款规定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为民事审判实务的顺畅开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可行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笔者将其概括为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因此当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已达到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时，法官应该支持其诉讼请求，判决其胜诉，而决不可以以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判决其败诉。只有在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未能达到明显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时，法官才可以凭借
证明责任施以判决。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时机
相对于依靠诉讼证明标准或在案件事实查清的基础上作出常态判决而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是一种辅裁判方法。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才可适用的一种操作性裁判方式，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的作出必须是在特定时机才可作出，对其作出的时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掌控：
1、程序角度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只能在诉讼程序终结之后才可以作出。所谓诉讼程序终结是指案件审理的程序已告终结。亦即对本案件的审理已经历经了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所有操作步骤。在民事诉讼程序尚未完结时，对案件事实查清的希望还存在，此时绝对不可以以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为理由，草率作出证明责任判决。
2、时限角度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只能在审理期限即将到了法定的最后期限临近届满之时，才可以作出。民事诉讼法对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的审理期限已作出明文规定，并且针就每一审限在具备法定的情形，规定了可以依据法定程序申请延长审限。笔者认为只有到了审限临近届满之时并且在可以延长的情形下，业已经历了审限的法定延长也临近审限届满之际，才可以做出无奈的证明责任判决，审限尚未届满，对案件事实明确的追求尚可能达到目标，此时贸然作出证明责任判决，于法官而言是一种不尽职责的处事作法，同时也有悖现代证据裁判原则的价值诉求。
3、法官角度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作出的时机是“自由心证”用尽。这里的自由心证用尽是指现行法律所赋予的法官凭以心证的各种策略、手段均已用尽。法官的“自由心证”用尽，包括：第一，法官已用尽阐明职责。在当事人有可能因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而没有主张相关的要件事实，或者因疏忽而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时，法官应当行使阐明职责，极尽阐明之能事，督促当事人主张事实或者提供相关证据。第二，法官已用尽各种证明评价的手段。在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不能或不力的情况下，法官必须考虑对该相关证据予以收集调取，法官可否主动依职权而为或者可否依当事人申请而进行对证据的收集调取，如果法律允可的话。法官应当依据职权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主动的收集调取，或者向当事人明示经当事人申请后，由法官进行收集调取。在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应当考虑可否通过推定、司法认知或者通过经验法则等所有合法的证明评价手段，将案件事实真伪查清，只有在法官用尽了各种法律许可的证明评价手段而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才可以使用证明责任作为判决。
4、当事人角度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作出的时机是已经充分调动了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质证等程序环节所应彰显的必要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了当事人主体的积极性。首先，有的时候，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查明问题上没有充分参与或没有认真尽心积极参与遭致的。此时法官可以利用诉讼程序，激励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诉讼对抗，经由诉讼对抗，在正反两个方面积极性都得以充分发挥的情况下，案件真相有可能得以揭示，进而作出常态判决，而免除了适用证明责任判决的无奈。其次，诚如学者所言：“当事人平等、充分地陈述各自的诉讼主张、提出证据材料和展开充分辩论，此种情况下案件事实仍是无法查清，当事人会归结为自己没有能够说服法官的原因，往往会心悦诚服地认同、接受法院的裁判”，在当事人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发挥，仍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无奈施以证明责任判决，也将大大提高该种判决的被接受度。没有穷尽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提供证据和围绕证据进行充分辩论的基础上，法官不应当作出证明责任判决。
(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程序
责任判决是一种推定性判决，相对于在案件事实清楚或达到证明标准时作出相应裁判而言，其错误的可能性是不可否认的。为了提高证明责任判决的正确性，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判决作出的程序进行一定的从严规制是必要的。因为严苛的程序将有利于保障实体结果的正确，同时经由严苛的程序也可以助于当事人和普通社会民众诉讼意识的现代化发展，提高证明责任判决的社会接受度。在证明责任判决作出的程序方面，笔者认为应该针对该非常态判决构建专门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程序和救济纠错程序。具体而言，其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只有审判委员会才可以决定作出，当合议庭在案件审理终结，仍面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合议庭应当在出具初步裁判意见后，报本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各类法院的集体领导组织形式，其对案件的讨论决定一方面更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因整合法院集体力量而具有专业性，无疑由审判委员会对真伪不明案件的证明责任判决将更具有正确性。另外，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作出证明责任判决，明确显示了法院对证明责任判决的作出是十分慎重的，这必将可以极大清除当事人对证明责任判决的误解，增强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司法活动结果的公信力；其二，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不服，应当给当事人提供相对宽松申诉的机会，一定程度地降低此种情况下提起申诉的条件，以利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可能不正确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8
一、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价值目标及目标间的冲突与协调
（一）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价值目标
1、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人民法院通过适用简便、高效的特别程序，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及时作出有罪裁判，终结审理程序，从而迅速实现打击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同时，通过特别程序的适用，节省了司法资源，减少了诉讼成本，缓解了刑事审判力量不足与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矛盾，也便于人民法院集中主要力量、主要精力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以全面提高刑事审判工作的效率。
2、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另一价值目标是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被告人如果通过作有罪答辩，自愿接受快捷、一审终审的特别程序审理，可以迅速摆脱被羁押以及长时间正式审判的巨大身心压力，并可能得到比作无罪答辩较轻的处刑，这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
3、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还应以追求司法公正为价值目标。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追求实体公正目标，体现为人民法院在适用特别程序时，同样应以查明犯罪事实并准确适用法律，不偏不倚地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目标。而程序公正目标则要求通过公开、有序及高效的诉讼方式和过程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法官在依照特别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以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为基础，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的辩解、陈述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等给予同等的对待，对控辩双方的刑事诉讼权利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同时也应要求双方承担对等的刑事诉讼义务。
（二）价值目标间的冲突与协调
事实上，如果人民法院依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处理具体案件，上述价值目标间肯定会或多或少存在冲突与对抗。因此，在适用特别程序时应当注意，不应将某一价值目标绝对化、片面化。同时，当价值目标间出现冲突时应当尽量予以协调，力求各价值目标能均衡、充分地实现。比如，为追求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特别程序中的被告人放弃通过正式的庭审程序受审，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并不充分，但是该被告人部分诉讼权利的丧失，并非司法机关强行剥夺，而是被告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因为被告人对特别程序的适用有权同意或者不同意。因此，我们不能片面认为适用特别程序就是程序的不正义，相反，这反倒可理解为是诉讼效率、程序公正等价值目标的一种协调与统一。又如，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适用特别程序的基础，这与追求发现案件真实、准确适用刑罚实现刑事诉讼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也有冲突。因为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时，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相对减轻，这可能导致有的被告人通过作有罪答辩而掩盖某些罪行或犯罪情节，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或者，无罪的被告人出于某种压力或原因，作出了有罪答辩，法官如果仅看重被告人的认罪答辩而对案件的事实及证据未予充分的关注，则有可能作出错误的有罪判决，从而冤枉无辜，放纵真正的罪犯，造成司法不公正。另外还应考虑处刑不均衡的问题，即同样危害程度的犯罪在适用特别程序所作的处刑可能与适用普通程序时的处刑区别较大，这也影响实体公正目标的实现。因此，为协调上述冲突，本文认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特别程序时，应规定适用特别程序的刑事案件必须具备犯罪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的条件，即适用特别程序应当有事实基础，不能仅凭被告人的认罪便径行判决。同时，人民法院在对特别程序案件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应当注意严格依法律规定的幅度处刑，不能因适用特别程序就处刑偏轻。
二、我国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立法模式选择
设立刑事诉讼特别程序无疑需要通过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而实现，本文认为，在有关增设特别程序的立法中应当体现以下几个原则：
(一)特别程序应是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独立程序。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一审程序包括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及简易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简易程序是“可以”适用，可见简易程序虽有其适用范围，但却与第一审普通程序并无绝对的界限，当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刑事案件不应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时，该案件即应适用普通程序。本文认为，拟增设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在立法中的体现应当与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一样，应作为一种有着特定适用条件的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予以规定。即一审刑事案件可选择适用的程序有三种：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三者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但并无绝对界限，一般来说，特别程序案件应是可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案件中犯罪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当案件未选择适用特别程序时，则根据案件性质、类型等依法确定按照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简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的适用依照现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如果是在适用特别程序的过程中，发现有不宜适用特别程序的情形需转换程序时，则只能向普通程序转换。这与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类似。此外，关于审理程序的选择适用，主要由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根据被告人是否作有罪答辩、可能判处刑期的长短及案件繁简等情况作出选择何种程序的建议，一般是就适用特别程序或简易程序提出建议，由人民法院决定。反之就按普通程序起诉。应当注意，特别程序虽与简易程序相似，也是以追求迅速审判为目的，但二者适用条件、审理程序、审理期限等均不尽相同，是各自独立的刑事案件审理程序。
（二）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仅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的处刑较轻（可能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无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公诉案件。之所以作此规定，是因为对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能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基层法院可能判处7年以上较长有期徒刑的案件，需要以完整的、正式的审理方式来保证案件的程序公正，从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责任承担一般比较复杂，加上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一同处理，不易迅速结案。自诉案件情况类似，当事人间的权利冲突较大。加上自诉案件被告人一般未被羁押，人民法院没有必须快速结案的压力。因此，上述案件应当排除对特别程序的适用。至于以7年有期徒刑为分界点，本文是根据实践中基层法院多数案件的处刑情况、刑法关于刑期分档的规定等提出，是否科学有待研究。
（三）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审理程序相当简化，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因为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一般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被告人认罪，较其他案件简单，同时特别程序不是正式的审理程序，案件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不必按照繁琐的程序进行诉讼，案件审理法官的主要工作是审查认定有无影响量刑的法定及酌定情节并对被告人准确处刑。因此，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办案资源，对特别程序案件可以实行简便、迅捷的审理程序并由审判员独任审理。
（四）依照特别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实行相对的一审终审。即被告人或公诉机关对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不能上诉或抗诉，但有在法定期限内（可确定为5日）提出异议的权利。若被告人或公诉机关提出异议，则该判决不生效，案件即转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人、公诉机关对依普通程序作出的判决不服，可上诉或抗诉。反之，若被告人或公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则依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五）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特别程序应规定被告人有对程序的同意适用权或请求适用权，即特别程序的适用应当以被告人同意为前提。这是因为适用特别程序作出的是有罪判决，且被告人在特别程序中行使的诉讼权利并不完整。因此，对特别程序的适用应是被告人就该种审判程序及相应的诉讼风险权衡后自愿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单方作出适用的决定，这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民主和正义，也是对被告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保障。转贴于
三、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及运作规则
（一）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
适用特别程序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属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无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其二，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并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三，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即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仅提出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辩解意见；其四，人民法院、公诉机关及被告人三方有适用特别程序的一致意见。但是，人民法院及公诉机关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应排除适用特别程序：1、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2、辨别能力或表达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的盲、聋、哑人犯罪案件；3、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案件；4、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
（二）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运作规则
1、程序的提起。
⑴特别程序的适用一般由公诉机关提出。公诉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若其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认罪，且案件符合可适用特别程序的其他条件，公诉机关可在告知该犯罪嫌疑人适用特别程序的利弊后，征求其是否同意适用特别程序。若犯罪嫌疑人同意，公诉机关可在起诉时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件符合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且并无应当排除适用的情形时，决定适用特别程序。
⑵人民法院对于公诉机关起诉时未建议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的，可在取得被告人同意后，向公诉机关提出适用特别程序的书面建议，取得公诉机关同意后即决定适用特别程序。
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请求适用特别程序的，公诉机关或人民法院必须告知其作有罪答辩并适用特别程序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可能因此丧失部分诉讼权利。公诉机关或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特别程序的适用条件的，参照上述方法操作，由人民法院决定适用。
公诉机关对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和证据。开庭审理时，公诉机关应当派员出庭。
2、特别程序的运作规则
⑴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特别程序的，应当在决定之日起7日内开庭审理。在开庭前3日，人民法院应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公诉机关、被告人及辩护人。
⑵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应告知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及诉讼义务，并再次告知被告人如适用特别程序其会丧失部分诉讼权利，若被告人作出拒绝适用的表示，人民法院应即作出终止适用特别程序的决定。
⑶开庭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在宣读、出示证据时，可仅就提取证据的时间、地点、机关、证据的名称和证明的事项作简要说明，不必宣读、出示证据的详细内容。
⑷被告人作出认同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后，即转入法庭辩论，一般就罪轻及量刑进行辩论，控辩双方在发表公诉意见或辩护意见时，可省略对事实的综述以及对犯罪构成和法律适用的论证，直接提出对被告人应认定的罪名及量刑意见，控辩双方的辩论焦点可限于量刑意见。
⑸法庭必须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⑹对适用特别程序的被告人量刑时，可根据其具有坦白、认罪态度好的情节，判决时酌定从轻处罚。
⑺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公诉机关在当庭宣判后5日内有权对判决结果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异议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即向被告人送达判决书。
⑻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应在决定适用特别程序之日起15日内审结。
3、可能出现的程序转换
⑴对依特别程序当庭作出的判决，若公诉机关或被告人在5日期限内提出异议，案件即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⑵如果在特别程序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不应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案件的情形，也应即转换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⑶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可能得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时，也应终止特别程序的适用，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确保案件实现实体及程序的公正，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9
摘要：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已经实施十多年了，但在司法实践中各个诉讼阶段的程序保障条款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架空和规避。刑事程序的价值必须得到重视。如果继续存在刑事程序失灵问题,那么有关刑事程序的一系列司法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对此，可以加强公安司法人员程序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性裁判机制以及建立健全诉讼监督机制。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事程序失灵；价值；危害；对策
中图分类号：DF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316－03
刑事诉讼法从1996年修订到现在已经实施十多年了，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多程序性规则仍被规避和架空，程序性违法现象依然层出不穷。如果继续存在刑事程序失灵问题，那么有关刑事程序的一系列司法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本文试从刑事程序具有的价值、刑事程序失灵带来的危害和存在原因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探索其相应的处理对策。
一、刑事程序的价值
程序法的价值是指在程序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中，作为客体的程序对主体所具有的效用和意义以及程序本身能否有用、有效。它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独立性价值两个层面。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我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项程序在形成某一公正裁判结果方面是否有用和有效的价值标准。一项程序如果能够产生好的结果或具有产生好结果的能力，就具有手段和工具的价值。程序的独立性价值是指我们据以判断一项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标准。一项程序无论是否具有产生好结果的能力，只要它本身具备一些独立的价值标准，就可认为它具有一种内在的善。判断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的标准要独立于评价程序结果的价值标准[1]。
同样，刑事程序的价值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独立性价值两个层面。一方面，刑事程序对刑事实体法的实施起着保障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明确肯定了刑事程序的工具性价值。从逻辑上说，作为直接规范社会生活内容的实体法本身并不能自动得以适用，必须依赖程序规则实现其内容。只要程序本身的设置是合理的，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加人遵循这些程序进行法律行为，原则上就能保证实体法的正确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进行刑事诉讼、行使国家刑罚权的专门机关，并规定了三机关的职权范围，以此明确了实施实体法的专门机关及其分工。刑事诉讼是由立案、侦查、、审判、执行五个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阶段组成，前一阶段发生的错误，可以通过后一阶段得以纠正，比如侦查中的错误，可以通过审查来纠正，中的问题可以通过法庭审理来处理，从而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另一方面，刑事程序具有某种独立性。其独立性价值体现在：（1）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体现公正、民主和法治的观念。诉讼的结果是对案件作出实体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诉讼活动是一种发现事实真相、正确适用实体法律的认识活动。但诉讼不单纯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一个程序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过程，诉讼活动自身体现了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公正与否。显而易见，刑讯逼供、不公开审判产生的判决，即使符合客观真实，也很难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刑事诉讼法通过确立当事人尤其是刑事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其一系列诉讼权利，法院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判决，从而使诉讼成为一种体现公正、民主与法治的活动。（2）程序法可以创制实体法，以此弥补实体法的不足。立法者不可能对各种犯罪均作出周密的规定，更不可能预见到每一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时需要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通过程序法创制实体法，这在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已是不争的事实。（3）刑事诉讼法对程序的形式公正性的强调，有助于刑事案件的解决。根据实践经验，仅仅把实体法的规定机械地适用于当事人，并不能有效地平息纠纷和化解矛盾。但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设计，却可以有效地把纠纷和矛盾化解于诉讼过程中。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公检法三机关只要依法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使其在诉讼过程中受到了公正的对待，即使诉讼结果对刑事被告人不利，那么他也会倾向于接受不利的判决结果。
可见，刑事程序有其重要的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在现代法治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构成统一的法制体系。
二、刑事程序失灵的现象及危害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已经实施十多年了，但我们可以看到各个诉讼阶段的程序保障条款在实践中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架空和规避。无论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都会基于办案的方便，奉行一些未得到法律确认的“潜规则”，从而导致立法者所设计的法定程序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例如，逮捕是一种最严厉的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它本具有暂时性和程序保障性，不具有实体处分的性质和效果，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看做是定罪的前置，检察机关一旦做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即意味着嫌疑人很可能被定罪判刑。不仅如此，公安机关还以侦查人员所办理的案件所达到的批准逮捕率作为对其业绩考评的标准之一。显然，逮捕无论从性质还是功能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异化，具有明显的惩罚性和定罪判刑前置性。
再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只能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和照片，而所有证据都应由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接受质证和辩论。这样规定的初衷是防止法官在审前产生预断，“先定后审”。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庭对证据的调查基本上采取宣读和出示案卷笔录的方式。尤其是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口供等言辞证据的调查，更是动辄宣读这些人向侦查人员所作的证言笔录，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通知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2]。而且对于侦查人员所制作的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以及证人证言笔录，公诉方也不是全部宣读和出示，往往有选择地宣读其中最不利于被告人的笔录，而对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笔录，却有意无意地不予宣读，甚至不移送法院。
还有，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形式上实行合议制，实际上却普遍推行承办法官制度。一个案件从庭前准备到开庭审理直至案件评议、裁判结果的拟定及裁判文书的起草，往往都由承办法官来包揽。这个不成文的制度虽对各级法院审判压力的缓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利于合议制的落实。合议制的精神要义是民主集中制，要求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的审理、裁决负责。而承办法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变集体智慧为个人智慧，变集体负责为个人负责。
在实践中，像这样刑事程序失灵的现象简直举不胜举，它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
1.刑事程序失灵导致司法丧失公信力，损害司法形象。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如果司法公信力降低，不仅诱发当事人上诉、缠诉和缠访，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也增加司法机关的负担。“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而公、检、法机关在实践中架空立法的某些规定，使立法者所设计的法定程序无法得到有效实施，这样会践踏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信任，损害司法形象。
2.刑事程序失灵容易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行为对公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有些无辜者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便会屈打成招，以换取暂时的解脱。而法院以此种方式获取的证据来作为定案的依据，就会产生冤假错案，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3.刑事程序失灵会破坏社会秩序，激化社会矛盾，进而迟延法治国家的建立进程。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带头架空法律规定、违反法定程序所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的破坏，较之于一般公民违法的破坏性更大，后果更严重。公民对这种现象必定不服，可能不断上访告状或者采取过激行为，这样会不断激化社会矛盾，进一步危害到社会秩序，并将迟延依法治国进程。
三、刑事程序失灵的原因分析
1.受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的影响，对程序价值的重视度不够。由于受司法文化传统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至今仍然对一些司法人员有着深刻的影响。实践中刑事程序失灵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对程序价值的漠视。当前社会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有相当部分是因程序不公正所引起的。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保障实体公正实现的必要机制，一旦违反，不仅其追求的实体公正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程序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也荡然无存。
2.刑事诉讼立法没有确立较完善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也使刑事程序失灵现象一再出现。对于违法法定程序的法律后果，现行立法仅仅涉及到两项规定：一是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是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两项规定都没有涉及到对违反程序的行为人的制裁，这样的法律后果没有因制裁就没有约束力，致使实践中这些情况经常发生。而且它们本身也属于刑事程序规则，当被违反时，立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提出相应诉求的权利，没有可操作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加以保障。
3.内部考核机制不科学。目前，公安司法机关内部存在着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制度，考核指标大多不合理。公安机关有“破案率”，检察机关有“不批准逮捕率”、“不率”，法院有“结案率”、“调解率”、“二审发改率”等。实践中，很多办案人员采取法律所不容的变通做法，以避免受到不利的绩效考评，这样无形中会规避法定程序。比如，一审法官为减少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和改判的情况，会在案件尚未审结时主动向二审法院的法官进行请示，这种内部沟通做法会使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益。
4.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常常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对程序违法行为出现监督失灵的状况。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权是一种有限的监督和事后的监督。一般而言，检察机关发现程序违法时仅仅可以向其提出监督意见。比如，在审判监督中，检察人员发现法院的庭审活动违反程序，不能当庭提出意见，只能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纠正意见，而且这种监督不能直接对法官的违法行为作出任何制裁。于是，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官对检察官的监督不予理睬，或者虽表面接受程序违法行为却实际照行不误。
四、刑事程序失灵的处理对策
1.加强公安司法人员程序意识的培养和教育
我国历来有不重视诉讼程序的传统，必须加强公安司法人员程序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法治社会，必定是一个具有各方面程序制度的社会或者是一个有足够程序和制度以处理人们内部及外部关系的社会。程序的存在，使得每个人都必须按程序办事，人的恣意得到了控制，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护。程序可以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正常、合理、有效的渠道和途径。只有公安司法人员重视程序的价值，才会遵守法定程序，才会真正实现法治社会。可以定期举办围绕程序公正的讲座和其他宣传教育活动，形成从领导到公安司法人员都重视程序的氛围。
2.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性裁判机制
程序性规则在我国被规避和架空，程序性违法现象层出不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相应的法律制裁后果，而程序性裁判是程序性制裁得以实现的保障机制。我国的法庭审判一直以来都是实体性裁判，没有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机制是“一套专门针对程序性违法之法律后果问题的司法裁判机制”[3]。该机制可以通过监督、纠正、制裁刑事诉讼中违背法定程序的行为来确保其合法程序性，从而维护和实现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性裁判机制，就需要确定诉权行使者、受理的法院、举证责任以及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等，这样才能保证程序性制裁得到实施。
3.建立健全诉讼监督机制
检察工作机制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检察监督职能是否正确履行和充分发挥作用。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建立健全诉讼监督机制：首先，要分层次地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各诉讼环节监督细则，使检察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比如，在侦查监督上，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参与权，明确提前介入的法律地位；在审判监督上，规范庭外调查权，确定庭审过程中法院有明显违法时，检察机关可有建议休庭权；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多种方式，等等。其次，建立对程序违法的监督约束机制。检察机关在行使监督权过程中，发现程序违法行为时，应视该行为轻重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必要时对相关违法人员提出处罚建议，所在机关应在一定期限内对纠正和处罚情况进行反馈。再次，拓展和畅通程序违法的线索来源渠道，广泛与社会各界联系，保证及时处理程序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要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民众发现程序违法行为，可以向检察机关检举、揭发和控诉。
参考文献：
[1]卞建林.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3：7.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篇10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诉讼时效是为了催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以避免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时间过长造成搜集证据的困难和影响法院的正确处理。我国法律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借鉴外国的法律而制定的。而在我国古代,法律上并没有这种规定。相反,我国民间历来有“父债子还”的说法。一个人的债权不但不会在自己在世时因时间推移而失效,而且还会延续到子子孙孙。由于传统习惯与制定法律之间这种巨大的差异,使许多没有系统学过法律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法律规定,因此便经常出现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莫名其妙地败诉的事例。
意思自治是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精髓在于赋予民事主体的自我选择权与自我决策权。依据这一原则,当事人有行使或不行使权利的自由,一旦当事人的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历经久远,已经为社会所信赖或成为其他事实的基础,则权利人再对过去的事实自由行使请求权,就难免会有害于以该事实状态为基础所确立的生活秩序及既成交易的安全。同时,年代久远会导致证据湮灭,当事人难以举证,法院也难以审理,即使在举证责任制度下法院可以作出判决,裁判结论也未必与事实相符。所以,学者普遍认为,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应当通过确立强制性的诉讼时效制度来部分地限制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强调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和强制性,甚至使法院代替当事人行使该权利,则会导致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预,进而破坏意思自治原则的根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方面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的强制特性给予了充分的体现,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另一方面,该规定也充分体谅并尊重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了是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乃是义务人的权利,其可以自由处分,但没有赋予法院在此方面的释明权,从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性价值与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进行了平衡。
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除了包含实体公正的价值之外,亦包含程序公正的机制。而程序安定价值即为程序公正的重要表征之一。在程序运作的层面,程序安定价值的实现即意味着程序的有序性、终局性、不可逆性等。在诉讼的过程中,如果为了片面追求实体公正,或者片面允许当事人依凭其自由意志而任由诉讼程序反复进行,则势必会危及和破坏程序安定的价值。由于在诉讼时效制度中,对诉讼时效抗辩的提出有可能完全改变诉讼的终局结果,因此允许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诉讼阶段将会对程序的安定性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将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诉讼阶段限于一审,除非二审的时候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否则对于二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不予支持。尤其是当事人若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就此条规定而言,程序安定以及程序公正成为了立法者优先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