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理论篇1
关键词:贸易条件恶化;相对价格;产品附加值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058-02
1贸易条件恶化的基本理论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一份名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他的基本结论是: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那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愈来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主要有五点,本文只提出其中相关的两个原因: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相差很大;发达国家的要素收入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
2衡量贸易条件恶化的指标
在贸易条件理论中共有四种指标来衡量贸易条件,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条件的状况。下面对这四种指标做基本的介绍,并做适当的修正以适用于本文的目的。
价格贸易条件即净贸易条件nBtt=px/pm表示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它反映的是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
收入贸易条件itt=nBtt×eX=[px/pm]×eX.表示为净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这意味着即使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出口数量增加,其贸易条件也可能改善。
要准确地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状况,还必须考虑生产要素的交换比例,即必须结合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Zx)和进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Zm)来分析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单要素贸易条件主要考虑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SFtt=nBtt×Zx=[px/pm]×Zx);双要素贸易条件则兼顾出口与进口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
Dett=nBtt×[Zx/Zm]=[px/pm]×[Zx/Zm]
3指标的修正
从上面介绍的四种指数来看,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是最全面反映一国贸易状况的指数。在本文也采用此指数的原理构建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的指标。结合农村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状况的现实,将双要素贸易条件的公式修改为
DFtt=p1η2p2+η3p3×ω2Z1Z2+ω3Z1Z3(1)
其中p1为农产品的价格,p2和p3表示农村分别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η2和η3分别表示消费品价格的权重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权重;Z1表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Z2为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Z3为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ω2和ω3表示农户的经济状况受到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影响的权重因子。
由于公式中每一个分式的分子和分母的量纲相同,故本文采用指数的商来代替具体的数值的商以表示相同的趋势和相对值。在具体的分析中,p1,p2和p3分别采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代替。ω2和ω3分别根据历年来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或服务的支出比例的平均数来决定。对于劳动生产率Zi(i=1,2,3)采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方法进行计算。
4参数估计和数据分析
4.1η2和η3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
η2p2+η3p3表示农村居民购买的各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综合值,η2和η3则分别表示消费品价格的权重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权重。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采用1990、1995、2000、2005四个标杆年份数值对η2和η3进行计算。
具体的方法是,ηi+15∑ηij(j=1990,1995,2000,2005;i=2,3)其中η2j为j年中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η3j为j年中生产资料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最终的计算结果是η2j=0.47,η3j=0.3。结果表明在农村人均支出购买的各种商品中,生活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因子为0.47,生产资料的价格影响因子为0.3。
4.2ω2和ω2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
ω2和ω3表示农户的经济状况受到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影响的权重因子。ω2和ω3的计算也采用1990,1995,2000,2005四个标杆年份中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或服务的支出比例的平均数来决定。ωi=14∑ωij(i=2,3;j=1990,1995,2000,2005)其中ω2j为4年中农户对第二产业产品的购买比重;ω3j为4年农户对第三产业产品购买比重。
由上述的计算方法,最终的计算结果是ω2j=0.6725,ω3j=0.0975。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对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因子为0.6725;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对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因子为0.0975。
4.3Z1,Z2和Z3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
本文对劳动生产率Zi(i=1,2,3)采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方法进行计算,采用1990至2008年间19期的时间序列数据。
4.4p1,p2和p3的数据
p1,p2和p3分别表示农产品的价格,农村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在本文中分别采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代替。
4.5DFtt的计算结果
将各部分的计算结果带入DFtt的计算公式DFtt=p1η2p2+η3p3×ω2Z1Z2+ω3Z1Z3,得到最终的结果。
5.1对单位农产品的购买力p1η2p2+η3p3的分析
从表一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0至2008这19年间,农户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和购买的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商品的价格之比大约在1附近,而且单位农产品收益的购买力在1990至2006的17年间一直呈下降状态。农户仅仅依靠农产品的生产所带来的收益是很小的,农产品的生产处于微利的状态;甚至在某些年份,单位农产品的收益还不足以购买单位的第二、三产业产品。另外,本文在计算数据的时候把农户的一些税赋和费用等其他的支出没有考虑进来,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并把数据计算时的“农业”定义为以种植为主,回报率更低的狭义上的农业,那么单纯的农产品生产的收益将会更加的微薄。
5.2对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ω2Z1Z2+ω3Z1Z3的分析
表一的数据显示从1990至2004年15年间的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在一直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所带来的购买力上的距离是农业贫困的根源。在本文所涉及的19年内,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4.5倍,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1.8倍,第一产业增加了1.57倍。但是在表三中已经指出,三个产业的基本单位是不同的:第一产业1989年的基准100a=1284(元/人),第二产业1989年基准100b=6077(元/人),第三产业1989年基准100c=5379(元/人)。a/b=0.211,a/c=0.239.ω2Z1Z2+ω3Z1Z3的计算结果
仅仅显示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动;而ω2Z1Z2ab+ω3Z1Z3ac表示出农业的人均增加值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对变动,下图是增加值相对变动的数据。
图1第一产业增加值对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
可以明显的看出从1990至2008年这19年内,农业的增加值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的附加值增加过低,比例位于区间[0.1,0.2]之内。在商品流动中,农户要利用极低的农业附加值去换取附加值不断高涨的第二、三产业的商品和服务,这正是农村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
6结语
上述的数据计算和分析的过程运用“交易条件恶化理论”显示了农村经济条件在1990年之后不断恶化,DFtt的数值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断的下降。所提出的原因在于:(1)现行的农产品价格不能保证农业产品的生产得到较高的回报率。甚至在某些年份内,单位农产品的购买力是不足以覆盖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的需求的。(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高涨的附加价值使附加值极低的农业在商品的社会购买和交换中处于条件不断恶化的地位,这是农村经济条件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当前的财政补贴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但是从农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附加价值差距巨大的对比数据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现在所给予的财政政策对于农民经济状况的提高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附加价值过低的问题。
由于农业的附加价值过低和小农经济固有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还限制了商业性的金融行业进入农业的投资,使附加价值透过生产之外的途径得到提高的可能性受到了资金的限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就必须不断提高农业附加值。本文提出在同属于小农经济的韩国和日本所采用的“日韩模式”。对于此模式的具体内容,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在此只做简短的介绍: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政府鼓励农户进行综合性的合作(日本和韩国的农村都成立有“综合农协”),并给予财政和政策支持;在生产之外,放开有盈利条件的涉农领域,鼓励农户的合作社进入这些有较高收益的领域,使农业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以农业为基础产生综合性的收益。对政府目前的各种针对农业的政策,作者认为政府的政策没有给予农民进入有较好收益的相关涉农领域的机会,而仅局限于农业的某一个领域,就土地的问题谈土地,就金融的问题谈金融,未能在提高农业附加价值的领域做出综合性的政策。
参考文献
贸易条件理论篇2
关键词：贸易条件；贸易利益：比较优势；要素培育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157－03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的全球化大背景的出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为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一员，国际贸易成为世界性的行为。然而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却具有不对称性，先发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凭借雄厚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享用着贸易带来的无限好处，而广大的后发国家由于资本、技术及国内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之一――贸易条件都有长期恶化的趋势。中国――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拉动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仅206.4亿美元飞跃至2006年的17604亿美元。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开放条件下自贸易的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贸易规模的扩大伴随的却是贸易条件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应的却是贸易条件难以回升的局面，这不禁让人怀疑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准确性。本文就中国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的实际情况，对后发国家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一简单说明。
一、新的开放格局下贸易利益内涵的确定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定义，贸易利益通常是指一国通过国际贸易而获得的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要比一国实行自给自足办法时多。这种定义更多强调的是开放前后商品数量上的对比，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则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它认为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的节约。这种贸易比较利益是贸易的静态利益，也叫狭义的贸易利益，它的获取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交换中获得的利益,表现在通过贸易获得本国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太高的产品；二是从专业化生产中获得的利益,即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三是通过出口剩余产品获得利益。可见，狭义的贸易利益是每个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贸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国际贸易的内涵和外延都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贸易的静态利益难以继续说明一国的贸易所得。这就要求对于贸易利益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量的方面。而发展经济学中的贸易利益更倾向于贸易的发展利益，即一国通过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这种定义不仅包括贸易的静态利益，更重要的是涵盖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增加劳动就业，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广义的贸易利益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利益所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今天，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不断提升,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它将成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因此，贸易利益不是单纯的指贸易的静态利益还是贸易的动态利益，它是一个既包括量，又涵盖质；既涉及直接利益，又侧重间接利益的综合性的概念。
二、中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矛盾性分析
一直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关系就存在广泛的讨论。在对二者关系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西方激进的经济学者支持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否定。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主要的观点还是集中在贸易条件恶化会减少本国贸易利益的方面。本文认为，贸易条件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后发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贸易利益的变化需要更加动态的去考虑。
（一）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局限性
1.多样的贸易条件难以全面有效反映贸易利益的内涵
贸易条件不仅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还包括要素贸易条件，但每种贸易条件的概念都存在不足之处。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交换能力的强弱，属于效率范畴，它的改善不一定伴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所以很难反映出由于贸易规模扩大带来的动态利益的产生；收入贸易条件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察了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对一国贸易利益的影响，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的不足。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收入贸易条件并不能很好的说明一国相对利益的变化，它忽视了单位商品的获利情况，有可能出现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国民福利却持续恶化的情况；单要素贸易条件把价格变化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考察了劳动生产率对贸易利益的影响，认为只要一国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幅度超过价格下降或上升的幅度，则该国贸易利益增加；双要素贸易条件综合考虑了价格、本国出口部门与外国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素，更能全面的反映了贸易利益变化的原因，但美中不足的是要素贸易条件很难量化。
2.分工模式变化引致的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不协调
以往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争论是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为时代背景前提的。现如今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强，国际分工得到进一步深化，要素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新的主导模式。贸易条件研究的基础是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它是相对某一国的产品而言的，是属地的概念；而贸易条件理论最终是要反映的是利益归属问题，是相对一国居民而言的，是属人的概念。在古典情况下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国家间存在要素流动的情况下，用属地概念反映属人概念就会出现不协调，有可能一国贸易条件恶化，国民福利却改善。而且在新的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不全归贸易国所有，其中一部分将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来计算东道国的贸易利益已不准确。
（二）中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变化的实证分析
1.对贸易条件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总体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据统计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13%。分类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在考察期内出现了价格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却大幅上升的状况。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的贸易条件是趋于恶化的。
2.对贸易利益变化的考察
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参与国际贸易最直接的利益就是获取贸易的静态利益。根据金德尔伯格于1956年提出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贸易利益影响的公式，并将收入贸易条件作为衡量静态贸易利益变动的指标，中国静态贸易利益的变动如下表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静态贸易利益的获取效率是不断下降的。虽然中国的静态贸易利益获取效率变低，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贸易动态利益的经济效应远远大于静态利益的经济效应。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中国利用的外资数量逐步增加，动态贸易利益获取的渠道更加宽阔。主要的动态利益是：
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FDi进入中国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本国稀缺的管理知识、资本等要素，而且还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通过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关联效应、渗透效应以及示范效应，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199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工业制成品已占出口总额的94.54%，在出口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的产业结构已逐渐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到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阶段。
对国内就业人员的吸纳效应。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就业问题一直是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贸易、投资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一部分就业人员被顺利吸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统计，2006年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大约为747万人，占注册登记就业人员总数的6.69%。
跨国公司战略性资源的外溢效应。跨国公司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优势来源于垄断性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国内的技术进步一部分就是由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来实现的。
因此，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传统的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作用被弱化，相对于改善贸易条件而言，后发国家更应注重动态贸易利益的获取。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面的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得失，但在实际应用和反映国际贸易长期的动态利益时存在较大的缺陷。对于广大的后发国家而言，大多数都会面临着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后发国家大都工业基础薄弱，出口产品以价格低廉、附加值低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起点低引致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发国家快等。但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完全意味着后发国家贸易利益的损失。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的拉动，如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制度优化等，贸易条件指数无法一一准确衡量。因此，后发国家贸易利益的获得与维持须从多个方面客观考虑，处理好短期损失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大国，必须对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贸易利益的得失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出不同但最终有利于国家发展壮大的政策。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坚持并不断努力的方向是：
（一）比较优势仍是基础，不断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
我国贸易条件之所以不断恶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廉价劳动力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现行的多种分工模式并存的分工格局下，究竟是坚持还是摒弃比较优势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认为，在要素分工为主导的新的分工格局下，比较优势仍然是我国获取贸易利益的基础，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及投入要素组合的最佳比例共同决定的。我们不仅要考虑本身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国的现实比较优势――劳动力优势，获取贸易利益，又要注重进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维护和扩大贸易利益。具体来说，要从以初级产品和附加值低的工业品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高附加值工业品生产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初级产品和低端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也不能忽视，应加快其与先进技术与要素的有效结合，实现比较优势的高级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贸易条件也会起到改善的积极作用。
（二）适时培育稀缺要素，并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质量
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成为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特征是要素的全球流动，但不同要素的流动性强弱是不同的。我国劳动力大部分属于一般加工型的劳动力。流动性极低，这就决定了在全球贸易的利益分配中，我国处于不利地位。从参与国际分工的长远目标和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不仅要考虑对国外要素的合理利用,而且重点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培育，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稀缺要素培育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制度竞争的基本理念。要创造一个有效的体制环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长环境。除此之外，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质量也是改善贸易条件、维护和扩大贸易利益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劳动力要素的素质从整体上来看还明显较低，为此政府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储备各种人才资源，尤其是高技术人才与先进管理人才的培养，从而改变我国在国际上的要素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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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理论篇3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舒什针对1929年大危机后拉丁美洲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在1949年5月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理论提出后经过索洛的历史考查，辛格的进一步完善，得到了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的认同。该理论认为，由于技术变迁，市场容量以及需求弹性，收入弹性等一系列条件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长期（下跌）恶化的趋势，这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贸易条件恶化论是发展经济学家主张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直接依据，也是其后提出的政府推动经济计划化，进口替代战略的理论根据。而以瓦伊纳、哈伯勒等为首的新古典学派主流经济学家则否认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制造品的价格长期恶化趋势，他们提出农业并不等于贫困，工业并不等于富裕的口号，认为一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在工业或农矿业中的比较优势状况，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同样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他们还从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统计中得出，在长期中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发达国家制造的贸易条件是基本持平的。法国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更是得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有所改善的结论。两派对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长期的争论。那么，贸易条件的变化到底是怎样的呢？
二、争论双方的分歧及其实质
我认为，两派争论的出发点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不同，发展经济学派更重视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长期趋势；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注重各国的技术变迁对改变自身的贸易条件的影响，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快，特别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地区，先是以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为首的亚洲四小龙的强劲崛起，接着是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这四只小虎的腾飞，最后是中国这条老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上来，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浪潮，很明显，东亚经济的腾飞与其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是紧密相连的。那么，能否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就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呢？能否因为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其出口导向工业的成功息息相关就能证明贸易条件恶化论过时了呢？
不能，事情需要辩证地看，虽然从动态上看，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自己的产业技术水平，从而改善了自己的贸易条件，通过外向型发展确实取得了成功。但从静态上看，长期以来，不同技术层次的产品出口价格差距依然存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在国际贸易中也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不断改善自己的产业结构，提升自己产业的技术水平，改变自己的出口结构，从而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其发展的速度就比较快，发展水平就比较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如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它们从出口农产品到劳动密集型产品，又迅速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不断超越技术障碍，提升产业技术含量，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而改善了自己的贸易条件，取得发展的成功。现在，四小龙正进一步赶超知识经济，大力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构筑硅岛和数码港，进一步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长期以来，初级产品的价格是在不断下滑的，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以1957年到1982年为例，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概览》1982.4月5日第110页）从1980年到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注：联合国《统计日报》2000年9月）那些产业结构原始，技术发展缓慢，主要依靠出口初级农矿产品作为外汇来源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持久的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发展速度缓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为例，由于出口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大，技术水平低，因而发展大受影响，伦为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因此，虽然一国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创新，不断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使自己的贸易条件不断改善，但从长期来看，低技术水平的产品与高技术水平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否认的，这极大影响了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对贸易条件变迁的争论中，发展经济学家更强调其消极面，解释了落后国家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了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更强调其积极面，提出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从而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最终取得了经济的发展。两者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自由贸易这柄双刃剑，都有一定道理。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发展经济学家为落后国家推御发展的责任，更不能排除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贸易条件优化论为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辩护，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三、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
当普雷维什、辛格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时，当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方式主要是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因此，当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是指初级农矿产品对工业品价格的恶化。随着七、八十年代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转变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那么，是否也存在着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呢？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问题提供了答案；他们通过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间的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价格指数年均下降了0.65%。（注：《经济工作导刊》2001.11.4～5）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注：《经济工作导刊》2001.11.4～5）并且，在相同技术层次的工业品之间也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国际贸易发展到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已进入信息时代，作为后进国家又必然面临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对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和恶化。能否超越技术障碍，早日缩小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将决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能得到改善，也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发展趋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造成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起的。
由此可见，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对落后国家是在不断恶化的，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之间的贸易，主要存在着以初级农矿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交换，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交换，资本密集型产品与知识密集型产品相交换三种技术层次。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科技发展水平，分别处于侧重于出口初级农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分工上，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每一个较高技术层次的国家相对于更高技术层次的国家存在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但相对于较低技术层次的国家，他们又存在着贸易条件的优化趋势。只有技术水平越高，一国才越有可能占领市场先机，也才能拥有更多的有利贸易条件，使贸易条件优化的收益大于贸易恶化的损失，最终改善自己的贸易环境，实现经济的腾飞。否则，则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越掉越远。根据一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体现的不同的生产力状况，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发展后果，人们把它们划分为最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由此可见，最终决定一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的是一国科技发展的水平。国际贸易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增强自己的科技实力，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在贸易条件恶化论中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工业品的价格下降的速度，下降的幅度远远超过了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能否用此而否定贸易条件恶化论呢？比如电脑技术的更新速度非常快，一款新式电脑刚开发出来时价格非常昂贵，但经过几年之后，它的价格就下降得非常厉害。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能否说明知识密集型产品相对于别的类型的产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显然不能。这需要利用商品的周期理论来解释，因为随着知识的扩散，技术的传播，一款新式电脑刚开发出时是知识密集型产品，但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标准化，它很快成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随着技术的进一步简化和标准化，开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组装，进一步由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转变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可此可见，随着技术的扩散，一台电脑逐渐地由一种知识密集型产品变成了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电脑价格的大幅下降不仅不能否定贸易条件恶化论，反而进一步证明了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理论。其说明了贸易条件恶化不仅在于生产什么产品，而在于生产中所达到的技术水平。
四、贸易条件恶化论对我国产业发展的意义
通过对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对落后国家来说，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技术种类的产品之间；它不仅存在于不同技术要素种类的产品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技术要素产品的不同技术层次之间。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发展中国家才能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贸易条件的恶化。从我国的贸易结构来看：1998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总额为147亿美元，仅占同期出口总额的7%，2000年出口额达到370亿美元，但在中国同期出口总额的比重中也只有15%，远低于世界贸易国家的平均比例40%，而在1998年出口总额的1837.57亿美元中，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4。（注：《管理世界》2001.2.22～26）可见，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扩张促进了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与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比例太小，发展速度太慢。这意味着我们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面临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趋势，事实也确实如此，以1980年的贸易条件为100，1985年下降到95，1990年下降到73，1995年下降到71.5，1999年为68.7。（注：《管理世界》2001.2.22～26）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不仅不能成为贸易强国，恐怕连贸易大国的地位也不会长久。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条件，我们必须努力吸收四小龙发展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商品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贸易条件理论篇4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200210
【原刊页号】13～16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1
【标题】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意义
【作者】张觉力/王文龙
【作者简介】张觉力 王文龙 锦州师范学院 苏州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贸易条件恶化论进行全面的分析，得出了低技术层次出口商品相对于高技术层次出口商品存在着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贸易条件恶化的范围越来越广，但一国可以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来改善贸易条件，从而得出要改变我国不利的贸易条件，其最佳途径是不懈的技术进步。
【摘要题】研究与探讨
【正文】
贸易条件理论篇5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垂直专业化程度；产品内贸易条件
中图分类号：F7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4―0065―04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美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逐年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442.6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19％；2007年1～4月中国出口总额3495.2亿美元，对美国出口约占我国总出口的20％，加上香港转口部分，向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比例会更大，而美国的对华出口只占美国总出口的很少一部分，这几组数据凸显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逐年增长，但是中国从中获得的利润却没有那么多。传统贸易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产品内分工发展带来的贸易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去分析中美贸易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产品内贸易条件(tipt)的提出
(一)垂直专业化和产品内贸易条件
Feenstra(1998)，Kei-muYi(2003)，Grossman与Helpman等学者把国际贸易在过去20多年的飞速增长归因于“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Feenstra形象的用芭比娃娃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为例，对垂直专业化作了说明；Grossman与Helpman(2005)根据wto的1998年度报告，给出另一个“垂直专业化”的例子：“在一辆美国轿车的价值中，约30％是由韩国的装配线生产，日本的部件与先进技术占价值的17.5％，德国的设计占价值的7.5％，台湾与新加坡的零件占价值的4％，英国的广告与市场营销服务占价值的2.5％，而爱尔兰与巴巴多斯的数据处理则提供了价值的1.5％。这就是说，美国国内所创造的产值只占37％。”这种垂直专业化的生产方式与一体化的市场营销之所以可以解释世界贸易在过去30年内的飞速发展，并解释国际贸易对于全世界平均关税下调的非弹性，其深刻原因在于作为最终产品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与零部件反复经历各国海关。
产品内贸易条件(termsofintra-producttrade)是我国学者新近提出的基于产品内分工角度的贸易条件计算方法。国际经济学界对贸易条件的研究经历了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等几个阶段，对应于国际贸易发展的进程，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不同的经济学解释，也反映了国际贸易参与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的变化。自从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提出“贫困化增长”以后，贸易条件一直就是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原来集中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生产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产品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在此基础上的中间投入品贸易就称为产品内贸易，它是继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贸易方式，产品内贸易的出现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恰当的参与产品垂直分工，更好的实现产品价值链的攀升。产品内贸易条件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关注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为贸易条件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二)产品内贸易条件的推导
影响产品内贸易条件(tipt)的主要因素有垂直分工程度和价格贸易条件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品内贸易的获利能力主要由生产加工产品的数量(进口用于出口的数量)以及加工产品的增值率来体现，增值率与市场价格的波动可以用价格贸易条件来体现，生产加工产品的数量指标可以用Hummels所测算的垂直专业化比重来表示，由此发展中国家产品内贸易条件的表达式为tvs=t×VSS。其中，t为价格贸易条件，VSS(verticalspecializationshare)为垂直专业化比重，它也是产品内贸易条件计算的关键。
本文采用Hummels计算垂直分工程度(VSS)的公式。假设经济中有n个部门，用mii表示i部门进口的中间产品，Yi表示i部门的总产出，Xi表示i部门的总出口。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二、我国制造业产品内贸易条件(tipt)的计算
计算垂直专业化比重需要的数据主要是投入产出表和商品进出口数据。我国只在逢0、2、5、7年份编制全国投入产出表，而逢0、5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实际上就是2、7年份的延长表。对其他年份的投入产出表，根据平新乔(2005)的计算方法采用代替法解决。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投入是包括了国内外的总投入，本文需要的是国外的投入，因此要计算出中国投入商品中来自国外的比例。其次，无论是中国对世界还是对美国的出口，制造业出口都占一大部分，所以本文选用投入产出表的八个制造业部门：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缝纫及皮革制造业，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最后，进出口数据采用各国报送联合国的商品进出口数据，由于联合国的进出口数据是采用SitC分类标准，并没有现成的关于这八个部门的明确分类，本文根据联合国数据自己整理得出，主要采用了SitC编号为0，00，12。33，32，55，61，65，66，69，71，72，73，74，78，79的进出口数据。本文选取1995～2005年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选取制造业八部门的数据进行计算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本文主要考虑制造业内部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选取了典型的八个制造业部门，可以用计算得来的数据说明制造业内部垂直专业化程度具有效性。此外，本文采用中间投入品的数据并没有考虑资本的因素。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价格贸易条件虽然没有要素贸易条件全面，但它更直观的反映了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图1给出了1995～2005年11年的价格和收入贸易条件，用以和下文计算的tipt进行对比。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11年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整体呈下降趋势，在1999年略有提高，然后恶化并趋于稳定，2004和2005年又有轻微改善；收入贸易条件总体来看具有上升趋势，呈台阶式发展，1999～2001、2002--2005分别是两个层次。其主要原因
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进口品的需求增加，导致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快，而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价位低、附加值低；收入贸易条件改善是因为出口数量扩张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进口能力损失。这样我们就不能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截然相反的趋势中去判断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情况。可见，传统的贸易条件对于贸易利益的说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图2是根据产品内贸易条件公式所计算的结果。我们所选取的八个部门的tipt中，除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外，其它部门与收入贸易条件总体趋势基本是一致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品内贸易条件数值最高，远远超过了其他部门。从实际来看，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产品具有更方便零散化生产的特性，也就便于零部件的全球分工和采购，产品内贸易条件最低的部门是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垂直专业化程度处于比较低的范围，计算的数据和现实是基本吻合的。而中美贸易摩擦最严重的纺织业产品内贸易条件处于中游，并且多年来呈平稳趋势，只在2002年后呈上升趋势。计算11年间各部门的平均产品内贸易条件从高到低依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
从八个部门的发展趋势来看，在1995年八个部门很明显的分为三个层次：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位于第一层也就是最底层；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四个部门位于第二层；其余三个部门位于第三层。第一、第二层的tipt发展比较稳定，第三层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上升趋势最为明显，并逐渐脱离第三层。随着我国参与世界分工的程度的加深和贸易量的扩大，从1997到2003年间，第二和第三层tipt数值和趋势逐渐接近，到2002年以后，除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以外的其它部门tipt逐渐提高并分散发展，不再像1995年一样层次分明。这和我国制造业八个部门全面、深入的融合到世界分工中有必然的联系。
三、结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和价格贸易条件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影响tipt，决定了各部门tipt的分布，价格贸易条件则影响了数值的高低，两者共同对总趋势产生影响。
分行业来分析，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tipt最高的行业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2005年为例，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产品内贸易条件为16.06％，其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9.78％)。中美贸易摩擦频繁的纺织业的tipt比较低，大约在7.67％，主要是因为该部门成本主要来自国内，较少采用国外中间产品，这也是中美纺织业摩擦较高的症结所在。其他tipt比较低的部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并不是很高，这是因为纺织业对美国出口量巨大，同时也是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美国来说，因为其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都比较发达，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相对弱小，政府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工资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中美贸易，部分美国学者认为是因为中国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挤占了美国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使工人失业、工资降低。和垂直专业化程度一样，tipt越低说明中国在出口中的净得益较大，就容易引起美国的抵制。
美国之所以愿意进口tipt比较高的部门的产品，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自己国内企业的利益，利用其比较优势，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得到效益最大化，同时，对tipt较低的部门产品进行制裁，用以补偿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的就业冲击。
贸易条件理论篇6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新贸易理论新Heckscher-ohlin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上的分歧源自于新贸易理论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对产业内贸易性质的不同理解。新贸易理论（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分析方法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相似要素密集度（similarfactorintensity）产品的交换。理想状态下的产业内贸易产品被称为“完全的产业内贸易产品”（perfectly-intraindustrygoods），指在任一相同的要素价格下，贸易产品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要素密集度（identicalfactorintensity）。新Heckscher-ohlin理论则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同一产业内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交换，而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要素密集度却是不同的。本文分别对这两种不同类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观点及争议进行分析。
一、新贸易理论在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考虑的是产品的水平差异性，即分析相似或相同要素密集度产品在存在水平差异时的交换，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内贸易活动主要发生在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和收入水平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模型包括Krugman（1979）、Lancaster（1980）、Brander和Krugman（1983）等。这些研究的结果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的基础。
Krugman（1979）将基于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Dixit和Stiglits（1977）封闭经济下的分析扩展为开放经济的分析，证明了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的相互作用是促使国际贸易以产业内贸易形式发生的独立原因。该模型在需求方面假定，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相同，而且所有品种都对称地进入效用函数，即每增加一单位任何品种的消费带来的总效用的增加是相同的，并且消费的品种越多，总效用增加越多。该模型在供给方面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产品所有品种的生产函数相同并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每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个厂商生产，即厂商数目和产品的品种数相同，每一个厂商也都试图分割市场以形成自己的垄断力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每个国家消费者可得到的产品品种种类和规模经济的利用程度都受制于各自国家的市场规模。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创建更大的一体化市场，可以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产品品种种类，并享受到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从而增进各国福利。该模型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性的条件下，即使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也能开展产业内贸易活动，并且这种贸易会增进两国的福利。
Lancaster（1980）模型仍以产品的水平差异性为基础。该模型认为，每个产品品种都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品种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的特征构成了产品的水平差异性。消费者对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只会选择具有其喜欢的特征的品种去消费，而不是购买产品的多个品种。在供给方面，该模型假定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并能以相同的成本生产任何产品品种，而且任一品种的生产在一开始其平均成本递减。该模型以“完全垄断竞争”（perfectmonopolisticCompetition）描述了均衡时的状况：实际生产的产品品种均等地分布在“光谱”（spectrum）上，每一品种的生产数量和销售价格都相同，每一厂商都获得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在引入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进行贸易分析时，该模型具有了一般均衡的特征。Lancaster（1980）和Helpman（1981）共同完成了这一分析工作。模型假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不变方式生产同质产品，另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递增方式生产有差异性的产品，劳动是两个部门的流动要素，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定要素，对差异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当这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开展贸易后，同质产品之间没有贸易发生，但差异化产品按照“完全垄断竞争”的方式在两国共同生产并展开贸易活动。由于开展贸易后消费者得到的产品品种数目比封闭条件下要多，而且有规模经济利益存在，两国的福利因此得以改善。
Brander和Krugman（1983）在双寡头垄断条件下对产业内贸易的发生给出了一种解释。该模型假定所有方面都相同的两个国家中各有一个厂商，他们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并且两国对该产品的国内需求函数也相同。两国厂商采取的是古诺竞争行为，即每家厂商都是在对方销售不变的条件下选择他对两个市场的销售来获取最大化利润。由于模型存在着严格的对称性，在均衡的时候，每家厂商都将产出的一半在国内市场销售，并将另一半出口，产业内贸易由此而发生。在引入运输成本后，每个厂商从自己国内市场销售得到的价格必然高于他在出口市场销售减去运输成本的价格，因此，Brander和Krugman（1983）把这种产业内贸易也称作相互倾销（ReciprocalDumping）。
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的代表当属Falvey和Kierzkowski，其重要的假定在于产品不同品种间的要素密集度是随着质量差异而变化的，从而开辟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领域。
Falvey（1981）首先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要素禀赋理论相结合，指出资本充裕的国家出口高质量物品、劳动充裕的国家出口低质量物品。Falvey的贡献在于引入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对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进行简单的修正，从而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解释，同时也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Falvey（1981）在比较优势理论2×2框架内构造了一个关于产品垂直差异的模型。因为这一模型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偏离不大，尤其是完整地保留了完全竞争假设，并且得出产业内贸易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的传统论述的结论，因此又被称为新Heckscher-ohlin模型。以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为基础的Falvey模型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说明了在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也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其二是每个国家都生产质量上具有垂直差异的产品。同时，和传统的基本框架一样，Falvey模型也假设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的要素（资本和劳动）禀赋存在差异，其中本国是资本相对丰裕，从而资本的租金比率较低，而外国则劳动相对丰裕，从而工资率较低。Falvey模型得到的结论是，本国会在那些质量高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而外国则在那些质量低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格局也就由此得以确定。Falvey这一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产品的质量取决于生产产品的资本密集度，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该模型偏离了产业内贸易关于近似生产函数假定的研究方向。
Falvey和Kierzkowski（1987）在Falvey（1981）的基础上考虑了两个部门的情形，其中一个是上面分析的产品存在质量垂直差异的部门，另一个则是传统的生产单一同质产品的部门。这一模型和上面的模型一样，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也采用完全竞争假设。这一模型同时产生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且两种不同贸易的格局都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Falvey-Kierzkowski模型（1987）表明，在不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内贸易也会存在，即产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工资较低的国家在生产低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工资较高的国家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两国间要素禀赋的变化对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减具有重要影响。Falvey与Kierzkowski的研究将产业内贸易归因于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Shaked和Sutton（1984）也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其特点是将产品品种的不同质量和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相联系，在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来分析产业内贸易活动的状况。该模型假定厂商要开发一个质量较高的品种就要在产品投入市场之前进行研究与开发，这种研究与开发费用被看作是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被假定为不变，或随着产品质量的改进而缓慢提高。假定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对不同质量的产品有着相同的排列顺序，但消费活动受制于收入水平，高质量的品种被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所购买。假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在封闭条件下都有两家厂商分别生产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产品品种。在两国开展贸易之后，由于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两国生产相同质量的两家厂商中的一家会退出市场，因为在两家厂商并存的情况下没有一家能够获利。在自由贸易下，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家厂商来同时为两个市场生产和提供。消费者会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受益，也会因为更高质量产品品种的开发而受益。但问题在于，此时无法判断哪个国家的哪家厂商会生存下来，因此也无法确定产业内贸易是否一定会发生。只有当两个国家分别保留下来一家生产不同质量品种的厂商时，产业内贸易才会发生，只是无从确定贸易流向。
三、结论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是由经验研究推动的，但产业内贸易理论上过于苛刻的假定条件却偏离现实较远。因此，将产业内贸易区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进行研究使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一些。
贸易条件理论篇7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e.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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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理论篇8
决定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基本因素分析
引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和谐发展与其采用的汇率水平是否恰当有着重要关系。汇率失调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同时可能导致国际摩擦。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和专家都曾探讨：究竟怎样的汇率适合中国？但不管怎样应遵循基本的原则就是创汇和用汇均衡是用于贸易双方的最佳汇率，也就是说不能偏离了均衡汇率。爱德华兹等人证明，均衡汇率方法比较适合于对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评估和评价。
由于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鉴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和评价人民币汇率。均衡汇率理论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他们之间存在着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均衡汇率。关键是如何选择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特点且对人民币汇率有显著影响的基本经济因素，这也是本文的重要视觉所在，事实上，斯坦为代表的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把反映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增长力这一指标在模型中加以体现比较适合转型中的中国。因此，本文试图综合以上特别是实际汇率理论和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成果，浅究决定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和基本经济因素。
1.基本经济因素变动与均衡汇率
爱德华兹、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得出了重要结论，我们在借鉴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分析贸易条件、外资流入、关税、出口补贴、技术进步等基本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
1.1贸易条件与均衡汇率。一般来说，贸易条件改善会产生收入和替代两种效应。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改善首先会增加实际收入，从而不仅会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也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因此会上升，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这是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同时，贸易条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原先的国内需求将有部分转移到贸易品上，这会减少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从而导致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又要求均衡汇率贬值。这是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一般情况下，由于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所以贸易条件改善的结果是导致均衡汇率升值。相反，如贸易条件恶化，即导致均衡汇率贬值。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特定的经济条件制约，在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现象。这时，贸易条件改善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相反，贸易条件恶化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1.2关税与均衡汇率。关税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影响进口品的价格来达到调节进口量的目的。假设其它条件不变，那么降低关税就意味着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这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就会相应地增加，如果马歇尔---纳勒条件成立，将会打破原来的经常项目平衡，这时就会产生均衡汇率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关税降低还会产生进口品对非贸易品的替代，消费者会因为进口品价格下降而增加对它的消费，导致非贸易品均衡价格下跌，这也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
1.3外资流入与均衡汇率。一般来说，外资流入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因为流入外资的一部分，会通过结售汇或银行间外汇调剂市场，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外汇市场的外汇供给。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就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从长期看，如果外资是以借债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所以这些流入的外资，如果全部进入消费部门而不创造任何生产力，最终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如果是进入投资部门，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如果外资是以产业投资的形式流入的，特别是投资于外向型部门，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1.4出口补贴与均衡汇率。出口补贴实际上是一种负关税，岁调节出口有较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减少出口补贴会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润减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减少会使结售汇需求不变，则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这是减少出口补贴所产生的供给短缺效应。另一方面，出口补贴减少同时会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政府的这部分购买力若最终被用于非贸易品支出，则会增加非贸易品需求，从而促使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这又会产生均衡汇率升值的压力。在现实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结构比较多样同时其作用有滞后性，即前者的效应大于后者，所以减少出口补贴一般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相反会导致升值。
1.5技术进步与均衡汇率。正常情况下，技术进步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最直接结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显著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改善对外贸易条件，这时就要求均衡汇率升值，以维持外部部门可持续平衡。我们知道，均衡汇率指在国际收支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汇率。它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均衡汇率的关系，技术进步能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品部门具有开放性和面临国际竞争力的特点，所以一般情况下贸易品部门的技术进步，相对来说总是比非贸易品部门快。这样就会促使贸易品对非贸易品的相对加尔不断地下降，从而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实际上，以上两个方面是共同作用、相互转化的，所以技术进步对均衡汇率的升值作用是比较明显的。2.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探讨与结论
贸易条件理论篇9
[关键词]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贸易利益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10)4-0087-12
贸易利益是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根本动力,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贸易利益是指一国通过国际贸易而获得的较之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收入的提高和福利的增加。因此,贸易利益不限于货币形态,而是可以用货币表示的经济利益和无法用货币表示的效用的总和。贸易利益可分为狭义的贸易利益和广义的贸易利益。狭义的贸易利益是指一国通过国际贸易能以相同的代价获得比贸易前更多的产品,或者以更低的代价获得与贸易前相同的产品,狭义的贸易利益是一国开展国际贸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相对于狭义的贸易利益而言,广义贸易利益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它是指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增加劳动就业,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应该说,广义的贸易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利益之所在。隋福民,饶鹏.开放条件下贸易利益内涵的界定及其相关理论评述.国际贸易问题,2007(1):121.122根据贸易利益的国别来源,可以把贸易利益分为横向利益和纵向利益,其中,横向利益是指源于贸易伙伴而形成的贸易利益,纵向贸易利益是指一国在贸易发生前后比较所得的利益增加。林玲,段世德.西方贸易利益分配理论的流变及发展趋势.国外社会科学,2008(6):31.32一般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把贸易利益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形式。静态的贸易利益是指仅由贸易行为所产生的直接福利,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认为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的节约。而动态贸易利益是指由于贸易行为所带来的间接或衍生的福利,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等。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动态利益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生产要素跨国流动频繁,贸易产品的生产网络不再局限于一国,而是遍布世界各地,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的质变带来了贸易利益来源和分配主体多样化、分配机制复杂化、准确衡量困难化等问题。传统的贸易利益理论显然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当今贸易利益发生机制和分配规律,因此,需要梳理传统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利益理论,并对全球生产网络下的贸易利益理论进行新的探讨。
传统分工模式传统分工模式是指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下的贸易利益
1.产业间分工下的贸易利益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国际分工仅限于产业间,完全竞争是当时主要的市场竞争机制,国际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调剂余缺。在探讨国际贸易利益时,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某个或某些产品,内生出这些产品相对于他国的生产效率即技术优势来,贸易利益是与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6.129,各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共同利益,而不是一方得益一方受损。自由地进行对外贸易,可以扩大商品市场,使每个行业的分工日益完善,促进生产力提高。大卫•李嘉图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分析了贸易利益是如何产生的。他认为,贸易利益来源于国际交换价格和国内交换价格的差异,贸易利益体现在贸易前后各国消费的产品数量的增加上。在李嘉图模型中,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并没有导致多样化产品的出现,没有贸易引致的劳动生产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利益,这是对斯密关于贸易利益理解的倒退。代中强,梁俊伟.分工与贸易利益:理论演进与中国经验.当代财经,2007(9):104在古典贸易理论发展后期,李斯特提出了基于国家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理论,指出保护制度要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国家通过保护手段才能使本国贸易利益最大。他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研究后认为,社会中某些成员的私人利益不一定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参与的贸易利益分配机制。ListGF.nationalSystemofpoliticaleconomy.transbymatileGa.philadelphia,pa:Lippincott,1856:145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充分肯定了贸易能产生利益,并且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过分夸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古典贸易理论后期,李斯特认识到国家贸易利益并不是个体收益的简单加总,并提出通过国家参与才能实现贸易利益公平分配,因此,可以说这是古典贸易理论对于利益分配研究的重大进步。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这时,新古典贸易理论得到发展,相应的,贸易利益理论也得到进一步拓展。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是要素禀赋论,该理论认为,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这样的贸易模式使参与国的福利都得到改善。国际贸易对本国生产要素收益的长期影响,由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归纳为: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本国充裕要素)的报酬提高;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本国稀缺要素)的报酬降低;不论这些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Stolpperw,Samuelsonp.protectionandRealwage.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41,9:58可见,新古典贸易利益理论引入了多要素和多产品的分析方法,贸易利益主体有所拓展,范围有所扩大,并且充分认识到了国家之间力量对比是贸易利益分配的决定因素之一。
2.产业内分工下的贸易利益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竞争已经成为主要的市场机制。国际分工也由产业间分工过渡到产业内分工。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形成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它们不同于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时代对于贸易利益的宏观、静态分析,而为贸易利益理论赋予了新的研究内容与成果。
新贸易理论认为,生产者的贸易利益源于规模经济和相互倾销,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出口方利益是不完全竞争厂商所获得的市场势力和规模经济利益之和,而进口方从消费差异化产品中获得满足和福利水平提高。KrugmanpR.increasingReturns,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79,9:469.479寡头垄断厂商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产品产量,并以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在国际市场销售,即倾销,倾销不是由于国内外差异化产品所致,而是寡头垄断厂商追求在国际市场获得垄断利润的个体行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在交易效率的改进过程中产生,从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并获得交易费用减少和交易效率提高的贸易利益。此外,阿瑟•刘易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分工与贸易利益问题,他认为“贸易通过向社会引荐新的商品刺激需求,进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286.297。罗默提出了“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认为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一国从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的技术外溢中获得的Romerpm.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1986,94(5):1012.1020他的观点后经克鲁格曼论证认为,若引进国将外溢国的技术用于比较优势产业,则对两国均有利;反之对两国均不利。新贸易理论主要从厂商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市场竞争机制下的贸易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考察交易效率和交易费用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的变化为视角分析了国际贸易和利益分配的效率,其他学者则从贸易促进劳动效率提高和技术溢出等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分配问题。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的贸易利益
1.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的国际分工与贸易
全球生产网络是生产和提供最终产品及服务的一系列企业关系。以全球生产网络为载体的产品内分工模式与以最终产品交易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分工模式相比,其标志性区别就是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布于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或地区。在这种新型分工模式下,产品的分工生产和贸易呈现出垂直专业化的特征,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最终产品由多个生产阶段完成;②至少包含两个国家,每一国家从事一个以上的专业化生产阶段,但不是专业化所有阶段;③在生产过程中,至少某一生产阶段跨越国界。这三个条件表明,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至少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进口投入品,并将包含了进口投入品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产品出口。HummelsD.,Junishii,Kei.muYi-thenatureandGrowthofVerticalSpecializationinworld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1(54):35可见,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变得复杂化(见图1)。
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间产品频繁跨国流动,国际贸易由传统分工模式下的最终产品贸易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工序”贸易,中间产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中间产品贸易的产生使传统的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变得难以区分。因为,中间产品对出口国来说是一种产品出口,对进口国来说则是一种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的集合体的进口。从图1可见,虽然最终产品在“本国”完成并出口到“贸易国”,但从D到G过程中出现了贸易回流问题,而从a到G过程出现了贸易转移问题。与传统分工模式下的先分工后贸易相比,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模式下,分工过程中已经包含了贸易,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合二为一。分工和贸易相互伴生的关系引发了贸易利益与投资利益一体化,以及利益分配主体的多元化和分配机制的复杂化。祖强-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活动区位理论的新发展――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1)
2.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的贸易利益分配机制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贸易利益的主体有多元化的特征。首先,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工序”分工模式使跨国公司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其次,从国家层面看,需要考虑多个利益分配主体:一是跨国公司的母国,二是东道国,由于中间产品贸易的产生,东道国有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有可能包括两个甚至多个国家。例如在图1中,假定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贸易国”,将产品的零件生产放在“第三国”,“第三国”将其生产的零件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口到“本国”,“本国”利用进口的中间产品加工成为最终产品再出口到“贸易国”。因此,贸易利益的国家分配主体的多少取决于产品在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参与的国家数量。可见,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模式下,以垂直专业化分工和中间产品频繁跨国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不仅使国际贸易流程复杂化,而且造成了贸易利益主体多元化和贸易利益分配隐蔽化。这时如果按照传统分工模式以最终产品出口国和进口国划分贸易利益,将不再有效。因此,贸易利益究竟如何在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前沿问题。
与传统分工模式和国际贸易相比,当今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种改变源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全球生产网络下,资本和技术凭借跨国公司为载体,基本实现了全球的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追逐符合产品工序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和土地等不易流动的廉价资源。基于此,张二震把这种同一产品内不同工序的国际分工现象归纳为“要素分工”。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跨国公司为追求生产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根据各国所具有的不同要素优势,如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而部署的同一产品的各个环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张二震,方勇.要素分工与中国开放战略的选择.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0.12如果说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当代分工格局的特征归纳,那么要素分工则是对全球生产网络分工的本质原因概括。在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流程复杂的情况下,要客观反映贸易利益发生与分配规律,要素分工更显优势。换言之,以要素所有权为基础核定贸易利益更为有效。
如果把要素分工看作各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投入机制,那么全球价值链是对全球生产网络产出机制的直观描述。1985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价值链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世界经济学界的认同,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完善。如科洛特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格里芬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价值链分析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价值链。GereffiG.aCommodityChainsFrameworkforanalyzingGlobalindustries-workingpaperforiDS,1999b:21.23
将要素分工理论结合全球价值链理论,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梳理当今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因为,当国际分工深化为产品的生产和增值过程在各国间的分工后,传统产业结构的国际梯度转移也因此演变为增值环节和贸易利益的梯度转移。我们把全球价值链按照不同工序环节、每个环节所投入的主要要素进行分解(见图2)。按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流程,全球价值链可分为四个大环节:一是产品研发环节,包括研发、创意设计等,在这个环节,主要投入要素是先进技术;二是零件生产环节,这个环节主要投入要素为资本和中低等技术要素;三是组装加工环节,主要投入要素为廉价劳动力;四是销售环节,包括品牌推广及售后服务等分工环节。主要投入要素为营销渠道和品牌。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四个环节呈现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微笑曲线”形状。假定以上四个环节分别放在四个不同国家内进行,那么其所得的分工与贸易利益在图2中比较直观,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增值过程中,不同环节在不同国家所投入的要素稀缺程度不同,所创造的附加值是不同的,各国及其微观主体所获得的分工和贸易利益多少也是不一样的。靠近微笑曲线中间的环节,如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低的附加值,因而获得较低的分工与贸易利益,靠近微笑曲线两端的环节,如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品牌等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因而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总而言之,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各国要素按照比较优势凭借跨国公司的全球商品价值链投入到不同工序中,从而获得相应的分工与贸易利益。因此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服从各国所投入的要素收益,而要素收益大小服从稀缺度的规律。张幼文.全球化经济的要素分布与利益分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报告,2002.6.6.cei.省略/template/economist/world_eco/source/ag/ag2002050002.htm
以上主要从市场力量角度分析了当今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利益的分配受到跨国公司人为力量的严重干预。因为,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者,一方面在产品生产成本投入过程中,合理配置国际资源,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将非核心环节转移到一个或多个东道国,降低成本,集中发展核心竞争力。张二震,安礼伟.关于顺差原因的理论思考.当代经济管理,2009(4):1.6另一方面,在产品的销售收入分配时,跨国公司往往利用调拨价格,刻意压低在东道国价值链环节的相对价格比重,抬高在母国价值链环节的价格比重,实施“价格倾斜”,提高跨国公司及其母国贸易利益。曹福明,李树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来源:比较优势、规模优势和价格倾斜优势.产业经济,2005(10):20.26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贸易利益分配的市场机制,导致价值链环节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因此,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虽然实现了各国要素专业化生产效率最大化,却同时隐含了贸易利益分配的冲突,尤其是跨国公司利益与东道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他的贸易伙伴造成伤害并损害其贸易伙伴的整体国民福利。GomoryRe,BaumolwJ-GlobaltradeandConflictingnationalinterests-mitpressinassociationwitharts&Licensinginternationalinc.,2003:7.9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贸易利益的衡量
1.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
贸易顺差或逆差主要是比较一国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绝对收益的大小,当一国出口能力大于进口能力,即产生贸易顺差时,则表明该国相比贸易对象国获得了更多的贸易利益。然而,传统贸易理论暗含了贸易顺差有效衡量贸易利益的前提条件,即国际分工限于产品或产业间分工,一国的优势要素只在国内使用,产品生产过程的价值链自始至终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的,相应的,国际贸易的对象都是最终产品。崇曦农,刘晶-我国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的实证分析:基于要素价格的解释-现代经济探讨,2008(12)然而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下,一国优势要素通过对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使用成为本国与外国企业的共享资源,一国的贸易顺差不仅包括该国的要素收益,还包括跨国公司相当比重的利润,因而贸易顺差与国际贸易利益不一致。张二震,安礼伟.关于顺差原因的理论思考.当代经济管理,2009(4):1.6即使是在传统分工体系下,贸易顺差有时也不能代表贸易利益,如贫困化增长问题。总之,这种衡量标准主要从一国绝对获益的角度考虑贸易双方的利益分配,没有考虑进出易价格对贸易双方的实际利益影响,更不适用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情况下的贸易利益衡量。因而是一种局限性较大、准确性较低的利益分配核算方法。
2.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
针对贸易顺差没有考虑到进出口价格对贸易利益影响的缺陷,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与德国学者辛格提出了以贸易条件衡量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方法。常用的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价格贸易条件是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可见其无法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因为贸易利益是一个总量概念,价格贸易条件只能间接反映两国之间贸易利益分配的倾斜方向和程度。郑传钧,谢卡尼.我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关系分析.现代管理科学,2007(10):64.65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数量之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贸易利益。然而,无论是价格贸易条件还是收入贸易条件所反映的贸易利益,仍然是在假设贸易国之间不出现资本等要素跨国流动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主要适用于贸易各国之间不存在相互直接投资时的贸易利得评估。当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时,在要素分工的条件下,贸易国产品交换收益中的部分必须补偿其他国家的要素提供,此时贸易条件理论将无法正确衡量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利益分配。孙文涛,赵俏姿.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及其政策的相机抉择.上海企业,2002(9):42.43
3.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发展特征。为了真实反映各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实际贸易利得,避免FDi带来的贸易转移与贸易返销对利益分配统计的影响,汉缪尔斯提出了测度垂直一体化程度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出口商品中的进口中间品价值,一种方法为一国出口的中间品中被他国用作生产出口品的价值。然而,该方法只适用于一国的出口产品不参与任何加工贸易环节时,计算一国出口产品的国内与国外增加值含量。然而,有些国家,如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大量反复使用进口产品,而且有些中间产品在形成高级工序的中间产品后,运用到了国内别的产品的生产当中,形成了“国内循环效应”。因此,上述方法已经不适用于那些依靠出口退税和降低关税等优惠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家。为此,罗伯特•库普曼等利用一国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数据,克服汉缪尔斯的垂直一体化程度测算的种种限制,提出了更具有广泛适应性的,测算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的方法。KoopmanR.HowmuchofChineseexportsisReallymadeinChina?assessingDomesticValue.addedwhenprocessingtradeispervasive.american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14109,June2008.nber.org/papers/w14109:12.20这有效地解决了国内循环和贸易转移等问题。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反映了在一国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情况下,在国内生成了最终产品中的多少价值。这就直观地体现出一国生产和销售的利润,能够在真实反映该国在贸易和分工中的利得。曾筝,张路路.全球生产网络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8(1):38.39
可见,随着国际分工和贸易发展阶段的变化,贸易利益衡量标准不断完善。比较而言,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以贸易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衡量各方在全球网络分工中的实际贸易利得最能反映利益分配的现实。然而,总的来说,上述三种贸易利益衡量标准都是从静态贸易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即各国可以用货币表示的直接贸易利益,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动态贸易利益分配情况。
结语
长期以来,贸易利益理论虽然散落于贸易理论之中,没有独成体系,然而,自从贸易理论出现以来,关于贸易利益问题的研究就开始了,并在贸易理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通过对经济学文献的梳理可见,分工与贸易密不可分。伴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贸易利益的内涵也不断拓展,分配机制变得越来越复杂。
贸易条件理论篇10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常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
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常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