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法篇1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学，研究
一、实行双语教学的意义
对于双语教学的具体定义，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双语教学就是同时使用本国语言（一般为本国通用语言）和外国语（在我国主要为英语）进行课堂教学活动的教学方法，即狭义的双语教学。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内不少高校相继开设了《世界贸易组织法》课程。我校率先开设了《世界贸易组织法》英汉双语教学课程，授课对象为法学专业和全校其他各专业的学生，这是作为对国家教育部提出的在包括法学在内的六个本科专业实行双语教学要求的积极回应，也是高校顺应我国“入世”以后社会发展需求的具体体现。我国已开始履行“入世”承诺和成员国义务，迫切需要大量懂经济、懂外语，熟悉wto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复合型专业人才。[1]（p48）
但是，我国目前的外语教育教学模式难以适应这种人才需求。一方面，外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学习外语（主要是英语），疲于应付各种考试；另一方面，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我校选修世界贸易组织双语教学课程的部分学生，虽然通过了国家英语四级甚至六级考试，却仍然无法用英语简单表达自己的思想，难以进行有效的日常交流，这就可以明显看出大学英语应试化教育结出的恶果。同时，不少高校法学专业英语教学仍局限于单词解释、段落理解和语句翻译的陈旧模式，没有切实重视对学生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实施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学，使学生既能掌握wto的整体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又强化了英语语言的运用技能，可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实行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学是我国“入世”后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和扩大对外开放、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wto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正确理解wto法律制度必须要有坚实的外语基础。执行法律的首要前提是正确理解法律的真实要义。作为我国履行成员国义务的根本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的正式文本为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我国官方公布的中文译本只供国内执行的参考，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一旦我国与其他wto成员发生贸易争端，只能按照外文文本解释和适用wto规则。对现行的中文译本，已有学者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认为一些翻译违背原文的意旨，[2]（p195）不利于我国正确履行义务和维护本国合法权益。
其次，有助于为我国培养精通外语和wto规则的复合型、实务型专业人才。“入世”以后，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与各国经济交往和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和频繁，贸易磨擦和争端不可避免地会急剧增加，迫切需要大量能够运用外语和wto规则直接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专业人才，以维护我国及国内企业的合法权益。开展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种人才需求。
第三，“入世”以后，我国需要大量从事wto及其他国际惯例研究的专业人员，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由于我国长期被排除于wto（包括Gatt，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之外，对wto规则不甚了解，对wto规则的研究也不够重视。目前，从事wto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是“半路出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外语水平不高影响了他们对wto外文资料的理解和运用，导致一些研究难以深入，往往局限于“炒冷饭”；另外，外语水平不高也妨碍了国内学者在wto研究领域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通畅交流。“入世”以后，这一状况必须尽快得到改变。培养懂外语、懂经济的wto研究型专业人才已刻不容缓。
第四，开展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学是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教育面向世界和面向市场的需要。邓小平曾经高瞻远瞩地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但是，遗憾的是，其后，我国并没有出台相应的立法和配套措施；相反，教育应试化现象愈演愈烈。而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已呈加速之势，经济国际化迫切要求我国教育机构培养更多的善于进行国际化交流的专业人才，教育必须适应和满足这一市场需求。
二、双语教材的选择与编写
由于我国对wto（包括Gatt）法律制度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才有一些高校开始在经济学和法学专业开设世界贸易组织法课程，国内有关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的教材也只有有限的几种，而可以用于双语教学的通用教材尚未见到，这就给双语教学的正常开展造成极大的困难，双语教材的编选也成了一个难题。
即使对于国内较早实行双语教学的一些课程而言，在双语教材的选择上也一直存在分歧。有人主张使用原版外文教材，[3]（p43）以保障学生能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专业教材，与“世界同步”，与“国际接轨”；也有人主张另起炉灶，组织国内有关部门学者、专家编写外文教材，以适应国内学生的外语水平和阅读习惯。笔者认为，单就世界贸易组织法而言，大量引进原版外文教材，既不经济，也不实用，因为引进原版教材成本较高，而且存在文字艰深、文化差异等问题，会增加学生的学业成本和学习难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既懂专业，又通外语的wto学者相当缺乏，在短期内还难以组织力量用外语统一编写出高质量的双语教材。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放弃编写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材的尝试与探索，相反，完全可以由有条件的学者自行编写教材小范围试用，时机成熟时再编订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考虑到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和双语教学本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编写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材应当遵循几个基本原则。首先，结构严谨，内容关联。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包含庞大的法律体系，编写教材必须有所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教材的编排体例应尽量简约合理，章节之间应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据此，笔者编写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材分为正文十六章和附录，正文分别是从Gatt到wto、wto基本原则、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农业与农产品贸易、纺织品贸易、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反倾销协定、保障措施协定、非关税壁垒、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政府采购、多哈回合与后多哈发展之路、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中国与Gatt和wto，附录则包括英文版本的《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其次，术语精确，语言简练。wto法律制度专业性很强，专业术语已约定俗成。教材使用的术语必须精确恰当，教材的语言应体现法律英语的庄重和严谨的特征，既避免艰涩难懂，又要避免白话如水。再次，由浅入深，评介结合。教材不是专业著作，既要有对具体法律制度的介绍和简要的理论阐述，又要有对实践的总结和相关案例的评析，既有层次，又有深度。最后，文化嵌入，法制传承。作为国际组织的wto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融合体，各成员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差异很大，体现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如果说“双语教学课堂应该是跨文化交际的场所”[4]（p51），双语教材则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媒介。因此，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材既要介绍wto有关法律制度，也要涉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及有关成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状况，尤其在评析具体案例和介绍wto有关背景时应该涉及有关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分析。
三、双语教学活动的组织
（一）教学目标。目标是行为的动力和向导。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学目标应当包括掌握专业知识和提高英语语言技能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掌握wto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我国的“入世”承诺，对我国“入世”后的法律制度完善及对相关产业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思考；后者表现为能比较地熟练运用英语进行有关的专业交流，包括英文专业资料的阅读理解能力、基本的写作能力、翻译技巧与听说能力的提高。这两者应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方能达到“通过提高英语水平的手段提高法律专业水平”（陈忠诚语）的目标。
（二）教学模式。对于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教育界并未达成共识。就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学而言，可以采用教师主导、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根据这一教学模式，教学活动的组织应考虑几个因素。首先，教学语言的运用。现实中的一些双语教学实际上是教师在朗读或翻译专业英文教材，或采用英文教材，教师完全使用汉语进行教学，违背了双语教学的初衷。笔者认为，课堂教学可以主要使用英语，遇到特殊的专业词汇可以辅以适当的汉语解释或说明，便于学生正确理解。其次，教学活动的组织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即以教师讲解为主，辅以师生讨论、课堂提问等互动交流的模式。目前，有些高校的一些双语教学课程仍沿用传统的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方式进行词汇辨别、解释、段落讲解和语句翻译，学生被动接受，双语教学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第三，明确学生的课前预习任务，并进行督促检查。课前预习有助于消除或减少学生的语言障碍，提高学习效率，也是师生互动的根本前提。
（三）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是双语教学的核心，内容应以教材为主，并辅以补充案例分析材料。由于wto法律制度的复杂性，相当一部分内容很抽象，如果课堂教学局限于wto具体规则和制度的讲解将非常枯燥乏味，影响教学效果。因此，可以借助多媒体形式，增加典型案例的分析，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加深学生对课堂内容的理解。
（四）教学方法。因为语言因素的影响，双语教学活动的组织相对比较困难，教师除了应具备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当具有流利的英语表达和组织教学的能力。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双语课程学生的注意力更容易分散，原因之一就是上课内容或方法单调乏味。因此，课堂教学活动的方法应当多种多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在教学方法上做了一些探索。首先，采用多媒体教学。将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用英汉对照的形式制成poweRpoint课件投影，使学生对上课内容一目了然，减低理解的难度。其次，配以适当的图像和音像资料，使课堂内容更加生动形象。第三，对一些用英语难以解释清楚的专业术语除用汉语解释外，并印发常用词汇表。第四，为方便学生理解上课内容，我们还印发了课堂教学提纲和wto法律制度概要作为教材的补充。第五，鼓励学生参与，加强师生互动。如在讲解wto产生背景和历史发展以及中国“入世”历程时，鼓励、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分析和总结历史原因，并预测发展趋势，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取得良好效果。另外，还与学生保持课外联系，随时解答他们的疑问。
四、对双语教学效果的评价
教育学界对如何评价双语教学效果素有争议。有学者对热衷于从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方面评价双语教学效果的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5]（p43）笔者表示赞同。双语教学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教学过程，涉及到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语言环境和多学科配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双语教学效果的评价应有别于普通课程。从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角度来看，对双语教学效果的评价包括对教师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一）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
1.对双语教师的评价标准。目前，不少高校对双语教师的评价标准特别强调学历、职称、外语能力、职业道德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这本无可非议，但也不应忽视对教学研究和科研论文的要求。[5]（p44）笔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师应当具备相应的学历背景、文化素质、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评价双语教师也应当从这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学历背景。作为一个合格的高校双语教师，必须具备高校教师的基本学历条件，即本科或本科以上，最好是英语和法学专业双学历。目前，比较理想的学历背景是英语本科，法学双学位或硕士学位，因为英语本科毕业生一般已具备双语教学必需的英语语言能力，加上必备的法学专业知识，应当能够胜任双语教学。
其次，文化素质。本文所及的文化素质是指双语教师必备的社会科学素养，包括但并不局限于主要贸易大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概况以及基本的政治学、经济学知识，因为教师的责任在于授人以渔，己所不知，何以授人？
再次，教学能力。双语教师的教学能力包括驾驭英语语言的能力和传授专业知识的技巧与经验，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实中不少双语教师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但英语语言能力差强人意，因而，保证和修炼双语教师的英语语言能力不可忽视。
最后，科研能力。教学是科研的基础，科研可以促进教学改革。双语教学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教学模式，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因此，应鼓励双语教师在进行教学实践和改革的同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结合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探讨双语教学的规律性，以丰富教育教学理论，促进双语教学的改革与完善。
2.教学效果评价标准与方法。一般地说，对教师的评价主要看其教学效果，而教学效果又主要表现为学生的成绩评定结果和学生对教师教学的整体评价。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双语教学而言，除了检查对课程内容本身的掌握情况可以运用书面试卷考试外，还应当通过对学生的语言技能的进步情况进行必要的考核，并以此作为对教师教学效果评定的要素之一。同时，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和获取学生对双语教师教学效果的整体评价。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2
一、世界贸易组织与欧洲联盟的组织、立法及司法比较
（一）世界贸易组织与欧洲联盟的组织框架
世贸组织成立于1995年1月1日，它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坚持贸易自由化和非歧视等基本原则，并具有召开部长级会议、制定游戏规则、解决成员国贸易争端的功能，希望能够为世界贸易提供一个自由（公平）交易的环境。我们知道，世贸组织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它的组织和法律基础比世贸组织要弱得多，它所涉及的有关货物贸易的规定包含在《关贸总协定》的法律文本中，贯彻自由贸易的力量与今天的世贸组织不可同日而语。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之后，《世贸组织协议》作为回合的结果，有四个附件，包含了涉及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更全面的法律文本，并建立了与关贸总协定不同的相应的执行机制，即世贸组织并不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简单扩大，它完全替代了后者，二者在组织、立法、行政方面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关贸总协定是一套规则，一个多边协议，没有自己的组织基础，而世贸组织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永久性的国际组织，拥有自己的秘书处。
2.尽管四十多年来，各国都把关贸总协定当作一种永久性的承诺，然而它是建立在“临时性基础”上的，而世贸组织的承诺则是完整的、永久性的。
3.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范围局限在货物贸易方面，而世贸组织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还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中，其范围要广泛得多。
4.尽管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但许多重要协议（如东京回合达成的6个非关税措施协议）仅对该协议的签字国生效，只对签字的少数成员国有约束力，而世贸组织管辖的是统一的一揽子协议，几乎所有的协议都是多边的，涉及所有成员的承诺，所有成员必须遵守，不能提出保留意见。
5.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快、更有效，更具有权威性和自动性，与旧的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不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争端解决裁决的实施更容易得到保证。
6.世贸组织取消了在特定的“敏感”领域的保护政策，如农产品贸易、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等。
由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发起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也称《巴黎条约》）于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签订，它将6国的煤钢工业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人的）均置于超国家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煤钢共同体6国外长于1955年6月1日参加摩西拿会议，6国政府一致认为：“建设欧洲的时刻到了，首先要在经济领域里行动起来。”1957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首脑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原子能共同体条约》（通称《罗马条约》）。1958年1月1日，一个地区性的一体化经济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亦称欧洲原子能联营）宣告正式成立。
1965年4月8日，6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三个组织的执行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
欧共体成立后不断扩大，1973年1月1日，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1981年1月1日，希腊加入；1986年1月1日，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至此，欧共体共有12个成员国。
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在马斯特里赫特举行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2年2月7日，欧共体12个成员国的外长正式签署了《马约》。经各成员国批准，《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1995年1月1日，随着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的加入，欧盟成员国由原来的12个增加到15个，1999年1月，欧洲货币正式启动，2002年，欧元正式使用，各成员国货币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欧洲经济联盟起步。欧洲联盟的法律包括源本法和派生法两大部分。源本法是指由各成员国直接签订的创建共同体和欧盟的诸条约及其附件，以及有关新成员国加入的条约、洛美协定等涉及欧盟（和欧洲法院）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派生法是在源本法的基础上，由欧盟制定、通过的规则、法令和决定等。
（二）世贸组织与欧盟在法规方面的巨大差异
世贸组织与欧盟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尽管有着相似之处，但更多体现的却是彼此之间的差异。
第一，世贸组织是成员方为实现共同贸易目标而进行有限合作的松散组织，它的活动和决议一般不会侵犯成员国家的。与世贸组织结构松散的特点相比，欧盟有着紧密的、超国家的机构，它关心的问题不仅包括贸易，还包括货币、社会经济政策等各方面，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远不止是贸易组织，而是超过经济组织的区域集团，它的基础是成员国要相应地让渡出自己一定的经济，以集团作为单位集体行使。
第二，世贸组织是一个谈判论坛，各成员国通过谈判消减贸易壁垒，达成行为规范，互相给予对方自由化的承诺。各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是在机构（世贸组织）和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发生的，合作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的，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来维持世贸组织体系的公平运行。欧盟则远不止是一个谈判论坛，而是一个超国家的实体，它有超国家权利的扩张。欧盟在机构的组成和权利的分配上强调每个成员都有份，实行“共享”、“法制”、“分权和制衡”的原则，但欧盟的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与扩展却使它在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民族国家与欧盟超国家权利之间的矛盾。欧盟的发展要求成员国让渡出部分供集体共同使用，这使一些国家对此存有戒心。
第三，世贸组织的法律文本实际上是谈判达成的协约，这是世贸组织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一个主要特征。《世贸组织协议》规定：“世贸组织继续实行Gatt1947年所遵循的经协商一致决定的惯例”。该规定反映了世贸组织法诞生的过程。世贸组织很少在成员国意见相左时进行投票，传统的做法是只有在一项议题经过谈判，所有国家都支持形成协议时才能做出决定，或至少是在没有国家反对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而最终要经过部长级会议通过才能形成协议，同时，世贸组织总干事有权在部长级会议间隙期间执法。欧盟给予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以立法权力。部长理事会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欧盟的决策和立法机构，又是成员国政府间机构。部长理事会制定欧盟各方面的政策和法规，它有三种决策的方式：简单多数、有资格多数和一致通过。欧洲议会并没有立法权，但有权就一项立法建议进行“一读”（注：“一读”，就是欧洲议会可以就准备提交给部长理事会讨论的立法草案发表意见。）。因此，除国际条约约束欧盟外，部长理事会将制定出欧盟的法律、政策、条例，这些立法在制定、执行时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世贸组织的协议。
第四，争端解决机制不同。世贸组织的贸易争端解决机构(DSB)是在1995年后正式运行的。DSB设立专家小组负责审理某一具体案件，专家不一定是律师，可以由争端双方协商确定，也可以由总干事指定。世贸组织设有一个常设的上诉机构，上诉仅限于对专家小组所作出的法律解释的抗辩，作出的决定对于成员国具有约束力。欧洲法院是欧盟惟一的司法仲裁机构，它处理以下案件：(1)欧盟指控其成员国违反欧盟法律的案件；(2)欧盟各机构之间相互指控的案件；(3)成员国之间相互指控的案件；(4)成员国指控欧盟机构的案件等。欧洲法院在各方面的裁决都有强制性。
第五，在法律的解释权问题上，世贸组织一般给予总干事以法律的解释权，实际上，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组和上诉庭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往往通过具体案例对世贸组织法进行权威性的解释，体现出判例法的影响。欧盟则直接把对欧盟法的解释权给予了欧洲法院，但是，在欧洲共同体从建立到发展的融合过程中，立法、司法间的磨合已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本身的范围，还参入了许多政治、民族等因素。
世贸组织和欧盟在立法、司法机制方面的异同见表1。
表1 世贸组织和欧盟立法、司法机制方面的基本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peterHolmes.thewtoandtheeU:SomeConstitutionalComparisons,2001.
以上对世贸组织与欧盟进行了组织机构、立法和司法上的比较，正是二者之间有着相似和冲突之处，使得世贸组织框架下欧盟法的运用值得人们探讨。以此为基础，本文第二、第三部分将着重讨论世贸组织法在欧盟的适用问题。在此，有三点应特别强调。第一，以欧盟为研究主体的时候，必须看到它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贸组织成员，它本身还有其成员国，这就加大了研究的难度，或者说，在研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到世贸组织、欧盟以及欧盟成员国在同一法律问题上的复杂关系。第二，世贸组织法属于国际公法，欧盟法更多地体现出派生的特点，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属于国内法。一般地说，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世贸组织法如何在欧盟适用亦是如此。笔者试图对世贸组织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但事实上，许多问题即使触及到了，也很难得出答案。这或许是因为世贸组织法自身有不完善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各国法律体系不同，对世贸组织法的适用问题的规定也各异从而造成了解决问题上的事实困难；更大的可能性是笔者的专业是经济学，在透视法学问题上还力不从心。第三，在第二、第三部分的研究、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大量参阅、使用了欧洲法院对具体案件处理的材料，试图从欧洲法院判案的实践中探索欧盟是如何看待世贸组织法的。
二、世贸组织法在欧盟的不适用
（一）欧盟拒绝世贸组织法的直接适用
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上，原则地讲，国际法在国内的效力是各国国内法界定的问题，大多由各国国内法律（主要是宪法）加以规定。一般说来，各国国内法相对尊重国际法，有的国家规定国际法是本国法的组成部分，法院可以直接加以适用。欧盟对世贸组织法能否直接适用一直存有争议，但欧洲法院明确拒绝了Gatt1947年及世贸组织协议的直接适用。欧洲理事会在1994年批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时，明确指出世贸组织协议不能直接适用。
世贸组织法不能在欧盟直接适用，意味着当欧盟法和世贸组织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欧盟法具有优先权。这一特点在欧洲法院处理的多起案件中得到体现。1999年，欧洲法院在Fediolandnakajima案件的判决中重申了世贸组织法的适用原则，并暗示世贸组织法在欧盟的适用必须经过欧洲法院。[1]“如果欧盟试图在世贸组织框架所认可的范围内施行一项特殊的责任，或者它明确地援引了世贸组织协议中一项具体的条款，那么，欧洲法院就应该依据世贸组织法来审议欧盟的动议是否合法。”
在其他案件中，如1994年GermanyV.Council案和1999年portugalV.Council案中，欧洲法院甚至直接否认了成员国援引Gatt／世贸组织条款去衡量共同体（欧盟）机构所采取行动的合法性的权力。在portugalV.Council案中，欧洲法院这样陈述：“原则上，世贸组织法不属于eCJ所依据的用于审议欧盟机构行为的合法性的法律。”[2]
拒绝世贸组织法的直接适用有历史性原因，更是出于对欧盟利益的维护。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共同体成立的时候，欧洲共同体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克服欧洲共同体法律和各成员国法律间的不一致或者冲突。在实践过程中，欧洲共同体确定了共同体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直接适用原则。这一原则直接影响到世贸组织法在欧盟适用的原则，即共同体法仍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其次，世贸组织没有规定其法律对成员国的直接效力，是否选择直接适用世贸组织法是成员国自己的事情。这就涉及成员国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一国选择了直接适用，而另一国选择不直接适用，对选择适用的国家会带来利益上的不公平。另外，美国在这方面选择的是拒绝世贸组织法的直接适用，当美国这一世界的主要贸易国确定了它的立场后，欧盟从任何角度讲，当然也只能选择拒绝直接适用。
（二）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要服从欧盟的集体利益
非歧视性原则是整个世贸组织法的核心基础。非歧视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关贸总协定第1条规定：如果一缔约方给予另一缔约方更优惠的待遇，比如削减某一产品的进口关税，那么，这个国家就应该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缔约方相同的待遇。关贸总协定第3条规定，一旦进口产品跨过国境，并已经交付进口关税，那么，它们受到的待遇就不能低于该国的产品。非歧视性原则不仅应用在关税减让上，而且适用于世贸组织所有协议，包括规范技术标准的技术壁垒协议中。
在欧盟法中，没有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国民待遇的类似规定只出现在和服务贸易与投资政策有关的章节中。欧盟想建立的是一个共同市场，关心的首先是如何减少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从这个角度说，欧盟实际主张的是在内部实行的非歧视原则。当涉及欧盟之外的世贸组织成员时，欧盟的非歧视性原则就得到了变相应用，其核心原则不再是非歧视性，而是尊重欧盟的统一性：共同的对外关税、共同的贸易政策，甚至共同的移民政策。这一做法促进了欧盟共同市场的建立和融合，但却对世贸组织体系内的其他成员造成了歧视。
非歧视性服从欧盟的整体性，这一世贸组织法适用的特点在欧洲法院处理的许多案件中得到体现。世贸组织法不允许世贸组织成员在国内税上使用歧视性政策（Gatt第3条），而欧盟法中没有任何要求其成员对其他国家实行非歧视性国内税的规定。在意大利对非欧盟成员国征收歧视性香蕉国内税的案件中，eCJ援引欧共体法第133条准许意大利的行为：“欧洲法院法的条款关心的是共同商业政策，尤其是第133条，不禁止（欧洲法院）成员国对直接来自非成员国的产品征税，例如国内消费税……或者和非成员国间的贸易，只要涉及国内税，法律本身没有包括任何与第90条相似的条款”。[3]
在1993年GermanyV.Council的香蕉案中，德国对欧盟建立香蕉共同管理体制表示不满。欧盟香蕉体制把香蕉进口分成三类：a类是从非欧盟成员的第三国进口；B类是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aCp)国家（洛美协议涉及的国家）进口，C类是新进口渠道，欧盟在三类主体间进行了配额分配。德国认为，欧盟对香蕉进口配额的再细分事实上是保证aCp国家的利益，从而造成了对第三国（a类）的歧视，同时也剥夺了德国从第三国进口香蕉的可能性。欧洲法院在审理这起德国告欧盟的案件中，充分维护了欧盟的利益。欧洲法院的报告中这样陈述：“这是事实，自从（香蕉体制）规定实施以来，不同分类的经济主体因规定受到了不同的影响。那些传统上依赖第三国香蕉的主体现在发现他们进口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但是，出现这种不同待遇的情况源于把分割的市场融合的初衷，是建立共同市场中各种经济主体存在的不同情况”。[4]
由此可见，在涉及关税、税收、配额等问题时，欧洲法院明显强调欧盟整体利益、原则的优先性。与以上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与管理规则（例如技术壁垒协议，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有关的法律中，欧盟在努力尝试接受非歧视性原则，但仍具有欧盟自身的鲜明特点。在东京回合达成了tBt协议后，欧洲理事会了一个决定以保证给予非成员国以tBt标准上的国民待遇。但该决定也同时提到了相互认同的方法，即鼓励各国间相互承认彼此的技术标准、检验程序。欧洲理事会的决定似乎是欧盟在世贸组织非歧视性原则适用上的进步，但相互认同使欧盟随时可以背离非歧视性原则。换言之，如果另一成员国不尊重欧盟的标准，欧盟也有权歧视它的标准，实质上是将非歧视原则偷换成了“对等公平”的概念。
总的来说，欧盟实际上是拒绝世贸组织法直接适用的，这一点在微观上体现在欧盟对非歧视性原则的适用上。以上两方面都体现了欧盟适用世贸组织法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欧盟的利益。欧盟的利益不仅仅是指经济上欧盟总体及其成员的利益，还包括体制上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巩固、法律上欧盟法的权威性，也包括欧盟对其成员国的有效管理。以上涉及的案例及欧洲法院的报告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欧盟对其利益的维护。然而，欧盟仍面临很多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即使欧盟否认了世贸组织法的直接适用的效力，欧盟却日益感到不能对世贸组织法视而不见，如何协调已经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二，正如GermanyV.Council的香蕉案所暴露的，欧盟与其成员国的冲突也时刻影响着它所关心的“整体”利益，如何调节欧盟和其成员国在某一事件或某一具体法律问题上的分歧，也是欧盟出自自身利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三、欧盟法与世贸组织法在实践中的趋同
由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发展到今天的欧盟，管辖的范围从贸易、农业及成员国间的竞争扩大到环境、社会政策、国际政策等所有的方面，欧盟是通过加强法律体系的建设来巩固其权力和职能的管辖范围的。但同时，欧盟在艰难地寻找着实现欧盟利益与各成员国利益、欧盟利益与国际义务等多种多样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虽然如前文所述，欧盟尽管时刻在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但近年来却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世贸组织法的作用，欧盟和世贸组织法至少在执行层面出现了某种趋同。与此同时，欧盟在运用世贸组织法的时候，还发现了对其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世贸组织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欧盟左右其成员国行为，巩固集体权力的有效工具。
（一）欧盟在立法过程中对世贸组织法的接受
世贸组织法虽然对欧盟缺乏直接效力，但欧盟在决策、运用过程中却在日益注重世贸组织法规。到目前为止，涉及欧盟的提交到世贸组织的争端案件有19起，其中13起欧盟是方，6起欧盟是被告。欧盟香蕉体制、欧盟对荷尔蒙牛肉的禁令等已经被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告到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而争端解决机构已有的裁决必然迫使欧盟在国内政策和法律方面做出调整。当然，作为方，欧盟也必须熟悉并遵守世贸组织法才能够并进入过程。
最近的一些案例表明，欧盟为了避免案件提交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某一政策的决策、出台过程中就注意到了世贸组织法的约束力，欧盟有关化妆品经营与销售法规的酝酿过程为我们观察欧盟的这一状况提供了典型案例。
欧洲议会第76/768号决议要求各成员国经营和销售的化妆品不得含有或间接含有任何由动物实验得到的成分。最初为这项禁令规定的生效日期是1998年1月1日，但实际上被欧盟推迟到了2000年6月30日。禁令推迟生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了世贸组织法，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对原有决议的修改要求。结果是欧盟改变了以前对经营含有动物实验所得到成分的化妆品的禁令，而代之以完全禁止进行这类实验并要求采用经欧洲委员会批准的已具备可行性的替代方案。欧盟在有关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考虑到与国际法的一致问题，修改计划禁止在欧盟成员国领土上进行动物实验，却并未禁止经营所有由动物实验得到的产品。这是欧盟在动物保护方面先进性的体现。修订后的禁令应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5]
原有决议的第4(1)款规定对来自欧盟和欧盟以外国家的同类产品实行了某些差别对待（对同类产品基于生产技术和方式不同而差别对待），这违背了Gatt的iii.4条款。欧盟修订方案中认为：“既然实验的方式对产品的物理形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那么以实验方式不同为基础的产品差别待遇就是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
在欧盟修订第76/768号决议的同时，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就动物实验替代方案及相互认证等与此案有关的谈判也在紧张进行，这些努力都为欧盟的禁令最终符合世贸组织原则增加了可能性。
这一案例说明，欧盟在制定影响国际贸易的政策过程中，已经认真地考虑了世贸组织法的约束力，并小心谨慎地尽量使自己不违背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这一案件反映出欧盟对世贸组织法的矛盾，一方面，欧盟质疑世贸组织法在欧盟法律框架下的适用性及效力，另一方面，又对世贸组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和权威给予积极的响应。而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世贸组织法和欧盟内部法律、政策在不断磨合，在大方向上开始趋于一致。
（二）世贸组织法对欧盟成员国的约束
欧盟不同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其本身还有成员，因此，欧盟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使欧盟成员国遵守世贸组织的基本法律框架。目前的趋势是，当世贸组织法和欧盟某一成员国的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欧洲法院倾向于世贸组织法律，并使其成员遵守国际公法。
欧盟作为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应对违背世贸组织法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违背世贸组织法的行为可能是由于欧盟机构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欧盟某一成员国的行为引起的。在一定程度上，欧盟直接管理其成员国的能力相对较弱，无法控制成员国的违法行为和措施。这就迫使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欧盟会选择运用世贸组织法来加强其对成员国的控制能力。这种选择似乎背离世贸组织法不能在欧盟直接适用的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却也反映出欧盟对其法律整体性、权威性的维护。在1996年的德国奶制品案件中，欧洲法院没有经过任何协商，就断然判定德国违背了世贸组织的《国际奶制品协议》。在这一案件中，世贸组织法成为欧洲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这一案件充分体现了欧盟的目的，也反映出在处理欧盟内部关系上，世贸组织法具有成为裁决其成员行为合法性的尺度的可能性。
无论欧盟的目的何在，无论欧盟与其成员国的各种行为是否存在冲突，我们都不能低估欧盟通过世贸组织法加强对成员国控制的这种行为客观上对世贸组织法在欧盟范围内适用的影响。正如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欧盟的立法实践产生了影响，欧盟为维护一体化的主观动因也会使它的法律不断和世贸组织的法律趋同。
四、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欧盟在处理世贸组织法和欧盟法的关系中，本着对欧盟集体利益的维护，拒绝承认世贸组织法的直接适用。事实上，非歧视原则在欧盟法的遭遇，可以很好地佐证笔者的观点。另外，笔者研究了欧盟受到世贸组织法影响的表现，并从欧盟利用世贸组织法维护一体化的立场出发，得出了欧盟法和世贸组织法趋同的结论。
然而，正如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的最后所提及的，“许多问题即使触及到了，也很难得出答案”。世贸组织法及其所赖以产生的那种更民主的方式如何对其成员国产生更大的效力，各成员国选择世贸组织法适用程度的基本的、统一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克服世贸组织成员国在世贸组织法适用中的任意性和主观性，等等，都是留给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实践中趋同”可能是我们上述问题的方向性的答案。最后，一个迫切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应如何适用世贸组织法。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必须调整适用世贸组织法，如何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这需要我们研究、回答，欧盟的案例是有借鉴意义的。
［收稿日期］ 2003-02-04
【参考文献】
[1] 欧洲法院处理的CaSR70/87案[Z].
[2] eCJ1999年11月23日关于portugalV.Council案件报告的第47段.
[3] mariseCremona.neutralityorDiscrimination?thewto,theeUandexternaltrade[Z].2001.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3
一、wto相关规定的文本含义
(一)DSU第3．2条
对于DSU第3．2条中关于“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涵盖协定的现有规定”的表述是否构成审查标准，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杰克逊教授认为，“虽然DSU第3．2条的规定达不到《反倾销协定》第17．6条规定的程度，但还是可以被解释为一个限制性的评审标准”，进而杰克逊教授指出，专家组不应当过于积极而应受“司法节制”的约束。①也就是说，该款要求专家组在审查国内当局的措施和法律解释时应给予一定的尊重。因此，DSU第3．2条也构成审查标准的一部分。持相反观点的人态度也是十分明确的。matthiasoe-sch就指出，DSU第3．2条并不构成专家组在具体案件中关于审查标准的指南。他认为，DSU第3．2条设定了wto争端解决体系的目标是在于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该条款也表明了wto争端解决体系应当维持wto成员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虽然这一目标对于专家组及上诉机构的审查标准必然产生影响，但并不意味着DSU第3．2条就是关于审查标准的规定。②
上诉机构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考虑到了审查标准与wto成员之间权力的平衡，指出“审查标准……必须反映wto协议中确立的成员方让渡的司法权限和保留的司法权限的平衡。采用一个在SpS协议中并没有清楚规定的审查标准，可能就会改变这种精巧的平衡，而无论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都没有被权力这样做”，进而上诉机构强调了合适的审查标准是DSU第11条而不是DSU第3．2条。③由此可以看出，对于DSU第3．2条的性质的认识，上诉机构和权威专家并不一致。笔者认为，从DSU第3．2条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用来限制专家组的审查权限的，而是强调wto裁判机构不能在wto体制中给wto成员创设新的义务。也就是说，其目的是在于限制wto裁判机构在法律解释上的自由，以防止其实质性发展wto法，以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而这种限制wto裁判机构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的做法，也同样适用于限制其解释和适用审查标准。而且，作为事实上的判例法，我们在实践中也看不到wto裁判机构在适当的审查标准问题上提及过DSU第3．2条。因此，无论从该款本身的目的而言，还是从wto的实践来看，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DSU第3．2条构成审查标准的一部分。
(二)有关审查标准的部长决定和声明
wto的法律文件中，还有两个文件明确涉及审查标准事项。一个是《关于审议〈关于Gatt1994第6条的协定〉第17．6条的决定》，要求在3年后对于《关于实施Gatt1994第6条的协定》第17．6条进行审议，以便考虑是否可将该审查标准普遍适用。而实际上该项审议工作一直未能进行。另一个是《关于根据〈关于实施Gatt1994第6条的协定〉或〈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五部分争端解决的声明》，其内容主要是阐述了一点共识，那就是部长们认识到需要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引起的争端采取一致的解决办法。而实践中wto裁判机构似乎对这一声明不感兴趣。在《美国热轧铅铋炭钢产品案》中，专家组就明确拒绝了将《反倾销协定》中的第17．6条所规定的审查标准应用到反补贴案件中。以上情况表明部长决定和声明更大程度上只具有宣示作用，没有实际可操作性，也没有对wto审查标准实践产生实质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它们不是wto体制下的审查标准体系的一部分。
(三)DSU第11条
wto裁判机构多次强调在DSU当中既没有关于普遍审查标准的明确规定，也没有任何条款授权除《反倾销协定》之外具体的审查标准。在实践中，wto裁判机构通过一系列的案件，逐步确认了DSU第11条就是在wto体制内除反倾销案件外合适的审查标准———“客观评估标准”。《美国内衣案》是wto体制中专家组首次对审查标准问题做出明确讨论的案件。④专家组声称，“在我们看来，DSU中与审查标准相关的主要条款就是第11条”。
专家组一方面指出对国内当局的结论完全尊重的策略并不能保证“客观评估”，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表示，不会用自己的观点代替国内当局的观点。在回顾了Gatt1947专家组一贯拒绝“从头再查”的做法后，专家组指出所谓“客观评估所提交的事项”是指审查Cita是否审查了提交的所有事实，是否对这些事实从整体上支持他们的结论做出过充分的解释，以及该结论是否与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相一致。在《美国羊毛衫案》中，专家组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上诉机构则是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首次明确指出，“我们并不是说现在没有适用于SpS协定或其他各相关协定中没有适用于确定和评估事实的审查标准。我们认为，DSU第11条实际上极为简明而又非常清晰地为专家组规定了合适的审查标准。”并进而指出，这一审查标准既适用于事实问题，也适用于法律问题。对于前者，“就事实确定来讲，专家组的审查行为受到DSU第11条的约束:适当的审查标准既不是‘从头审查’标准，也不是‘完全尊重’标准，而是‘对事实的客观评估’。”所谓“对事实的客观评估”包括客观评估案件的事实，客观评估相关涵盖协定的可以适用性及其一致性。对于法律解释的审查标准，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应履行根据国际公法解释习惯规则的义务。在之后的案件中，上诉机构也不断地重申这一立场。在《阿根廷鞋类案》中上诉机构毫不留情地纠正了专家组在审查标准问题上的模糊立场，指出，“虽然专家组最终正确地陈述了审查标准，但是使我们惊讶的是，专家组的结论是建立在对以往的报告的分析基础上的。……我们不止一次地强调，对所有的而不是某个适用协议而言，DSU第11条为专家组确立了最适当的审查标准。”
美国在《美国热轧铅铋炭钢产品案》中企图对上诉机构确立的这一原则进行挑战。美国提出专家组适用DSU第11条规定的审查标准而不适用《反倾销协定》第17．6条规定的审查标准，是一种错误。因为《关于根据＜关于实施Gatt1994第6条的协定＞或＜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五部分争端解决的声明》提及反倾销和反补贴的争端处理应保持一致性。对此，上诉机构予以了明确的反驳，指出声明条文本身并没施加对反补贴税措施争端适用第17．6条包括的审查标准的义务。声明使用的是劝说式的语言，它使用了“部长承认”的用语。因此，声明仅仅是承诺有使这两类案件的争端处理保持一致的必要，并没有具体规定应采取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它并没有规定应适用的审查标准。进而指出，《关于审议＜关于Gatt1994第6条的协定＞第17．6条的决定》规定，对《反倾销协定》第17．6条的审查标准三年后应进行审议，审查其能否普遍适用。这意味着该决定支持上诉机构得出的第17．6条的标准仅适用《反倾销协定》的争端，不适用于其他相关的协议争端的结论。因为，迄今为止，DSB还没有进行决定所设想的审议。上诉机构最后得出结论:专家组对源于反补贴协议第五部分的争端适用DSU第11条规定的审查标准是正确的。可见，上诉机构对于DSU第11条就是除反倾销案件之外的其他争端案件中普遍适用的审查标准的态度是一贯的和鲜明的，该标准已经为实践所采用。该标准要求wto裁判机构对所提交的事项做出客观评估(包括事实方面和法律方面)，主要是指对事实的客观评估，对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和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
(四)《反倾销协定》第17．6条
《反倾销协定》第17．6条是目前wto法律文本中唯一的一个明确规定审查标准的条文，一共有两款，第1款规范的是事实问题的审查标准，而第2款规定的是《反倾销协定》解释的审查标准。1．对事实的审查———第17．6条第1项第17．6条第1款要求如果主管机关对事实的认定是适当的，而且他们对事实的评估是无偏见而且客观的，即使专家组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应当对主管机关的事实认定予以尊重。这实际上是赋予了国内当局在事实评估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该条款提供了两个独立的标准:第一个适用于主管机关的事实确定(establishmentofthefacts)，第二个适用于主管机关的事实评估(evaluationofthefacts)。⑤
对于前者而言，第17．6条第1项要求专家组必须对主管机关的事实确定给予尊重，只要它是合适的。事实上，该项不是要求专家组对事实做出评估，而是要求专家组把注意力放到审查主管机关确定事实的过程是否恰当。也就是说，对于事实确定，该条款要求专家组既不从头再查，也不能用自己的结论来代替主管机关的结论，而是要审查主管机关确定事实的过程是否“适当”。对于后者来说，第17．6条第1项要求专家组审查主管机关的事实评估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这同样也是旨在限制专家组自己做出独立的事实评估。也就是说，在事实评估问题上，专家组需要审查的是主管机关是不是以适当的方式做出事实评估，主管机关的事实结论是不是建立在“无偏见的和客观的”基础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专家组就应当给予主管机关的事实评估以尊重，既使专家组本身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总之，第17．6条第1项要求专家组在事实问题上对主管机关的结论予以尊重，排除了从头再查的模式;另一方面，要求专家组应当审查主管机关对事实的认定是否适当，也排除了完全尊重的模式。简而言之，在事实确定问题上要求专家组审查主管机关的行为是否“适当”，在事实评估问题上要求专家组审查主管机关的结论是否“无偏见和客观”。
2．对法律的审查———第17．6条第2项
第17．6条第2项是关于反倾销案件法律问题的审查标准，诚如杰克逊教授指出的，它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代表们的妥协语言。该项包含着两句话:第一句话要求专家组“应依照关于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解释本协定的有关规定”。这其实与DSU第3．2条“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涵盖协定的现有规定”的要求是一致的。而根据wto的实践所谓的“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就是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31条和第32条。第二句话要求在存在一种以上可允许的解释时，只要主管机关的解释符合其中一种，专家组就应尊重这种解释。根据杰克逊教授的观点，第17．6条第2项为专家组审查解释性问题规定了两步走的方法。第一步，专家组必须考虑，有关的协议条款是否存在一个以上可允许解释的可能性。如果不存在，则专家组必须指出唯一解释是什么，其审查工作到此结束。如果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就需要走第二步，进一步分析主管机关的解释是否属于“可允许”的解释中的一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专家组应当尊重主管机关做出的解释。⑥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矛盾。根据第一句话所指向的“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条约解释规则，旨在通过文义、上下文以辅助措施解释来追求单一的解释结果，即要求解释的结果是单一的、明确的，从而排斥了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的可能性。这也与DSU第3．2条所要求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当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要求相吻合。因为“不同的解释以及多种解释的存在只能使wto转变为一个‘巴别通天塔(towerofBabel)’，降低了Gatt/wto法的一致性。”⑦而第二句的假设前提是“《反倾销协定》可以存在多种可允许的解释”，那么问题是专家组要如何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要求做出单一解释的解释规则，得出结论认为“存在多种允许的解释”呢?笔者认为，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性正是妥协语言所导致的结果，充分地反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各方在审查标准问题上的博弈和妥协。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多种可允许的解释”是开启适用第17．6条第2项第二句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掌握在谁手上才是关键的所在。笔者认为，这把钥匙牢牢地掌握在wto裁判机构手中。因为是否存在“多种可允许的解释”是由专家组来推理的，而主管机关的解释是否属于可允许的解释也是由专家组来决定的，也就是说，“通过赋予专家组确定条文含义的排他的解释权和决定政府当局解释是否属于可允许解释的裁量权”，⑧使得专家组在主管机关的解释问题上显得游刃有余。我们可以看出，从法律文本的逻辑关系上看，第17．6条第2项的第二句话更大程度上是纸上的规则，被适用的可能性非常小。就连极力鼓吹将该原则写入《反倾销协定》的美国谈判代表也认为，“第二句话永远无法援用”。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关于《反倾销协定》法律解释问题的审查标准，就是“从头再查”的模式，不需要给予wto成员方解释任何程度的尊重。
二、DSU第11条与《反倾销协定》第17．6条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wto体制下的审查标准体现在DSU第11条和《反倾销协定》第17．6条。前者适用于除《反倾销协定》之外的其他适用协议的案件，后者仅适用于反倾销案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DSU第11条与《反倾销协定》第17．6条的关系如何?从字面上来理解，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DSU第11条确立的审查标准的例外，《反倾销协定》第17．6条规定了一个尊重性的审查标准。瑏瑠也就是说，《反倾销协定》第17．6条属于争端解决的特殊、额外规定，应当优先于DSU适用，甚至作为替代DSU整体而适用于反倾销争端。
在《危地马拉水泥案》中，专家组就认为《反倾销协定》第17．6条应当代替DSU而适用。美国对此提出了上诉，上诉机构抓住这个机会首次阐明了DSU第11条与《反倾销协定》第17．6条的关系。它首先指出DSU第1．1条确立统一的争端解决制度，适用于DSU附件中所列举的所有相关协议。某一具体协定的特殊或额外规则和程序，与DSU规则共同构成了wto综合的统一的争端解决制度。紧接着上诉机构对于附件2中列举的特殊或额外的规则与DSU规则适用情况做出了解释，指明DSU的规定和相关协议的特殊或额外的规定间存在的不一致或差别，得出特殊的或额外的规定适用而DSU的规定不适用的结论。
在《美国热轧钢案》中，上诉机构在重申了《危地马拉水泥案》中的推理后，对于《反倾销协定》第17．6条的第1项和第2项与DSU第11条的关系做了对比分析，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两个条款之间的关系。上诉机构指出，DSU第11条，对专家组施加了对事项进行客观评估的广泛义务，这一义务包括专家组对事项审查的所有方面，既包括事实方面，也包括法律方面。因而，专家组对事实进行客观评估、对相关协议的适用性进行客观评估，以及对有关措施与这些相关协议的一致性进行客观评估。第17．6条有两个单独的分段，各自适用专家组审查事项的不同方面。第一分段包含专家组的“事实评估”，而第二分段则包括对“相关条款的解释”。
就事实评估而言，《反倾销协定》第17．6条第1项只要求专家组审查调查当局对事实的认定和评估，即要求专家组对事实进行评估。且该词语的语言紧密地反映了DSU第11条下给专家组规定的做出“事实客观评估”的义务。进而上诉机构得出结论，两条款均要求专家组“评估”事实，而且都要求专家组积极审查或评审相关事实，因此，《反倾销协定》第17．6条第1项与DSU第11条没有任何“冲突”。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4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0-0028-05 收稿日期：2010-04-02
界贸易体制无疑是当今最为发达的国际法律制度之一，其发达不仅仅表现在实体性规范的广泛与完备，还表现为包含在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中的非实体性规范的发达。在国际领域，发达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问题的需要，经常外溢到其他问题领域，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设较为落后的国际社会问题领域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然而通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新议题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为世界贸易体制下管理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来追求其原本问题领域的价值或者政策目标。这是现阶段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的主要动力。
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还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会问题的国际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贸易制裁的规定作为强制守法的威慑手段和违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这种制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贸易制裁的实施国和对象国可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从而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这样的情况，等于剥夺了某些社会问题国际制度的威慑手段和强制措施，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利，导致社会问题国际制度无法有效地维护其规范的权威。社会问题如果能够成功地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运用贸易制裁的强制手段来维护本问题领域的价值。
一、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规定较为完善，再加上其成员众多，大大减少了达成为众多国家接受的国际协议的成本；二是对于因为利益分歧而很难达成协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贸易问题进行利益交换从而达成协议。这样极大地节约了非贸易问题制度建设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还帮助分歧较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其实质性规范的形成，最终推动本问题领域价值的追求。
社会问题领域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当然也具有同样的好处。虽然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但是由于知识产权问题是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最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前，虽然存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还是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普遍较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这种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下是较难实现的。
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为例，该条的制定对各国国内法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做了严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该条规定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要遵守的12项条件，给强制许可的实施增添了困难。而且该条表述较为含糊，可能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结果(林秀芹，2003)，但是含糊的用语也存在进一步加强该条对国内强制许可限制的可能(w，R，Cornish，1999)。
在tRipS生效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明确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巴黎公约》第5条是最为普遍适用的关于专利的强制许可的国际知识产权规范，其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承认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并限制了专利的撤销。从专利的强制许可被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承认开始，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针对限制或者禁止专利强制许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一直没有对《巴黎公约》第5条中规定的专利强制许可形成实质性的限制，更不用说禁止了(林秀芹，2003)。一俟tRipS协定生效，就对专利强制许可形成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不能产生的规范，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产生了。
现实情况也说明了tRipS协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如在药品专利领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过100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保护药品专利的(K，m，Bombach，2001)，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这些国家都要保护药品专利。而2000年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以《巴西工业产权法》违反tRipS协议为由要求与巴西进行磋商，更是验证了tRipS协定不但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是给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安装了牙齿。
环境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中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问题，世界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在其前言确定不疑地将环境保护、稀缺资源的维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此外，各国部长同时还签署了《贸易与环境决议》，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wtoSecretary，2009)。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谈到贸易问题。然而，由于世界贸易体制下产生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规范基本上属于不可适用的规范(non-operativenorms)，很难说环境问题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借用产生了实际的结果。
二、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最终就是依靠授权贸易减让的撤销来保障争端解决结果的执行。这种经过授权的贸易减让的撤销事实上就是一种贸易报复，争端解决机构在通过的专家组或者上述机构的报告之后，违法成员应该根据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如果违法成员不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那么就要面J临经过授权的受害成员的报复。。由于这种报复机构成员方全体授权，违反成员无法针对授权的报复进行反报复，否则就是对于世界贸易体制和成员方全体的挑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再加上这种授权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贸易领域包含的范围内进行交叉报复，使得受害方的报复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戳到违法成员的痛处，进一步增加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
如果社会问题制度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报复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为自己所用，加强保障本制度的执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贸易组织规范规定的例外范围内，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属于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行为，很可能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能够避免自身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被世界贸易组织判断为非法。
有人建议世界贸易组织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应该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当作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Joo$tpauwelyn，2003)。这种观点如果成立，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制度中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下违法的问题，使得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不再显得那么迫切。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规避其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下承担的义务，那么其他国际法制度中的强制手段无疑是形同虚设，其权威和效力无疑大打折扣。而且当这些其他的国际法制度所维护的价值高于贸易价值时，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际强行法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于其权威和效力的减损更是不能够容忍的。况且国际法分支数量越来越多，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也越来越多，整体确实需要一定的协调机制，以确保其相互衔接，化解其冲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备的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是不容否认的(Joostpauwelyn，2003)。而且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不同国际法规则的位阶达成共识，国际强行法的概念和内涵也颇有争议(贾海龙，2008)。总而言之，现在还没有较好的办法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势地位，就会出现本文导论中鲍威林所讲的“吸尘器”现象，凡是受到贸易损失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管这种损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积极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以求得贸易利益的保全。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使用贸易措施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属于根据国内法使用贸易措施来贯彻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加入与贸易关系比较遥远的新议题，则可能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结果，用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既然世界贸易组织吸人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争端，为什么不以“与贸易有关”的名义，把其他国际法规则、特别是社会问题制度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明确规定这些国际法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关系，这样反而能够维护这些国际法规则的效力，实现其要保护的价值目标。而且这种作法不仅仅使这些国际法制度摆脱了独立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时无法利用贸易制裁作为强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国际法整体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国际法规范“钻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对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结果的强制机制，增强其规范的效力。
对于非贸易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知识产权问题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⑦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过实例。非贸易问题中的社会问题在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绩，不过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的动因的存在，相关尝试和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三、世界贸易体制新议题的历史与命运
全面借用世界贸易体制的最为典型的尝试一直是通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加入关于社会问题的形式进行的，由于这些议题不属于传统多边贸易谈判的内容，所以和其他一些过去多边贸易谈判没有涉及到的议题，被称为新议题。
在Gatt的发展中，劳工权的保护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推动，但是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世界贸易体制中，劳工权问题根本没有被列人谈判的议题当中，其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环境保问题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逐渐重视，作为致力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体制，不免要涉及到贸易与环境之间矛盾的问题。最初的接触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前夕(wtoSecretary，2009)。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会同意建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emit)，其成员资格对所有缔约方开放。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第一次在Gatt内部被摆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间，环境政策对于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而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wtoSecretary，2009)。
不过，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各个国家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讨论环境问题，一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就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劳工权和环境权的保护再次作为候选议题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次部长会议，由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所松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写入了有关劳工权的内容。到了1998年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部长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强调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中要包括贸易与劳工标准的“新议题”。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城市西雅图举行，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公开提出将劳工标准纳入新一轮谈判议程，并首次表示要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这与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宣言》中缓和的措词、中立的态度是严重不符的，因此泰国、印度、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不被尊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用劳工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强烈反对把劳工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议程。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权问题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劳工权问题，劳工权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中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从世界贸易组织第一次部长会议开始，环境与贸易的问题都出现在《部长宣言中》，根据启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多哈部长宣言》，环境与贸易问题成为新一轮谈判的正式议题。关于这一议题的新一轮谈判将涉及：现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
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定期交换信息的程序；减少或消除环境货物和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此外，宣言要求Cte对下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RipS有关条款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标志问题。
随着多哈回合依然处于休眠期，世界贸易体制新一轮谈判暂时对于生命健康、劳工和环境等议题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过，多哈回合的屡次部长级会议对若干社会问题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说在非实在法层面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方面，多哈回合发起和谈判过程中进行的新议题谈判努力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未来新议题加入世界贸易体制的影响上，还体现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影响。以环境问题为例，从Gatt时期的“金枪鱼――海豚”案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汽油标准”案、“美国――海虾海龟”案及“欧盟――石棉”案，世界贸易组织／Gatt的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明显朝着重视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鉴于世界贸易组织／Gatt在争端解决中对待这个问题态度的变化对缔约／成员国影响最直接，而且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常设的上诉机构对案件结果及后继类似案件影响巨大。。事实上，如果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案例法确立了追求社会问题价值的规范，那么就等于通过法官立法的途径把社会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体制下，允许社会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进行制度建设(thomasCottier，2003)。
四、结语
世界贸易体制的外溢固然体现了世界贸易体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欧洲一体化由经济贸易逐渐外溢到政治军事领域一样，体现了欧洲共同体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欧洲一体化在世纪之交限于停顿，显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胁制度本身的危险，世界贸易体制如果纳入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能导致世界贸易体制受到拖累，甚至导致崩溃。那么，社会问题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贸易体制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原本得到较好促进的贸易价值也受到损害。这是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的现实危险，值得我们注意。
而且，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溢出，还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旦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会问题的管制水平，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并因此对其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而本来国内社会问题管制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则不会增加国际贸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对降低。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等于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谈判结果进行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修改，这是不公平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允许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是不明智的。
参考文献：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5
abstrac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isindependentoftheUnitednationsinthelaw-based,multilateraltradingsystem,theworld'slargestorganizations.asweallknow,aftereightyearsofGattnegotiations,theendresultisasignificantreductioninbothtariffsandsubsidieslimittheuseofsomeofthesemeasuresonthememberstotheimplementationofstrategictradepoliciesplayalimitedrole.thisarticleanalyzes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underwhichthetraderemedymeasuresandstrategictradepolicy.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救济措施战略性政策
Keywords:worldtradeorganizationreliefmeasuresstrategicpolicy
一、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
从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分析,它是一种建立在行政管理之上依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法律行为,但终其目的而言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正因为它的行政管理性质,就赋予了它单方性、强制性以及政策性的特点。然而,从权力的实施主体而言,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实现是通过进出口国际贸易管理机构实施,而贸易救济的发起者大都要经过申请人的申请才能实施,但这并不否认存在少数当局者根据现有的调查数据而主动进行调查程序的启动措施。因此,归根结底,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若从其实施的效果而言,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是由受害国的国际贸易管理机构来决定,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相关产品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进出口货物数量限制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均可对进口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概况
世界贸易组织为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定义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品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利润转移理论”以及“外部经济理论”两项,同时这两个理论又包含了利用关税方式,从而抽取外国垄断行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并且采取以进出口行业竞争的方式,促进进出口以及因进出口所获得相应补贴,为本国寡头企业争取更大的国际份额。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行意义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旨在增进本国的福利。在针对寡头垄断、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领域以及不完全竞争行为采取相应的贸易措施。然而,这些高端产业对本国国民经济技术产生外溢效益并能获得超额垄断资金。
2、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以及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是一种随机的、动态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该体系中,政府政策的规划与制定以及各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均是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
新修订的《外贸法》对加强与完善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第一,新外贸法增加了“对外贸易调查”一章。第二,新外贸法还对对外贸易救济、指定经营、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等制度进行了完善。第三,新外贸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
3、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竞争优势作用。国家兴亡的根本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然而,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它具有了竞争优势。尤其在高端产业中,发达国家已熟练运用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已占有一定的先行优势。
4、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中应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一国企业可以通过借助本国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出更加雄厚的国际地位。例如,一国政府可通过对国内产业进行集中引导,培育并发展大型跨国企业,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国内一些大型企业还可通过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补贴,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最终也能提高该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国对外国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按照世贸规则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按规则办事,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也体现了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世贸成员的形象,证明我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像那些欧、美等老资格世贸成员一样,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综合所述,世界贸易组织被定义为“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于1995年运作以来,始终负责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的维持工作。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上具有法人地位,因此在各成员国争端调解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是通过征收关税、提供出口补贴和数量限制等措施来扶持本国的产业,提高竞争优势,在市场上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历了八轮贸易谈判后,关税大幅度降低,一些补贴也不允许使用,这对成员方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的使用起到了限制作用。为了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公正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6
论文摘要：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有着更多的优越性，但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本文主要探讨世界。
一、灰色区域措施给国际贸易摩擦留下余地
所谓的灰色区域是指进出口国之间，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对某项产品达成双边(或多边)的“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这种协议一般是政府部门间达成的，也有私人企业之间在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往往有意避开国际国内贸易法与竞争法的原则或规则。在名义上，这些协议是出口国方面“自愿”承担限制的单方面行为，从而避开了进口国国内法规定，实则是在对方威胁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条件下别无选择，被迫同意的。由于这种协议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故而得名。“灰色区域”协议萌芽于1959年纺织品协定产生前后，2o世纪70年代起迅速蔓延扩大。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1987年对已知“灰色区域，协定的统计，已达135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lo，且集中于几个敏感行业，其中：钢铁产品38个、mfa之外的纺织品有28个、农产品21个、运输设备l4个、电子产品11个、鞋类8个、机械工具7个，从进口国来说，欧共体69个、美国48个、加拿大7个；涉及出口国也相集中：日本25个、韩国24个、欧共体7个。
进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同际同内贸易法的制约，采取“灰色区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政府不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或者收到受到“严重损害”的申诉，如果按法律规定确定损害，采取行动，常常要经历一番从调查、取证、听证到裁决的繁杂程序，耗时费财。比较而言，双边私下协议则简单易行。
同时，对那些季节性或周期性产品，可以为国内各生产者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国家的竞争，确保其收益。另外，对于国内生产者的严重损伤是由一个或几个进口国的进出产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坚持对所有出口国一体同罚，只需对直接造成损害的“特定来源”国采取行动即可，以免伤及无辜、另作补偿或受到报复。对出口国来说，“自愿”虽出于无奈，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吃亏。因为出口数量虽然受到限制，但在这类协议的“价格承诺”中，却常含有提高价格的约定，因而具有“内涵补偿因素”。从经济学上看，这可使出口商获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进口国或进口商的腰包的。
“灰色区域”协议的得益者是受保护的国内行业各生产者和外国出商，受害者往往是进口围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发达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区域”进行贸易保护。这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之后，部分“灰色区域”将逐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体制。所以，“灰色区域”的消失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区域”出现的可能性。
二、少数贸易大国的操纵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索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少数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过程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现了人为扩大世贸组织协议与磋商范围，把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纳人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
1、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与协定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周家成员贸易利益的协议，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只以安抚的口吻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充分重视履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未提实质性的改进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置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关心的尽快履行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于不顾，而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成员感兴趣的信息技术产品的“新问题”予以讨论，尽管未达成全面协议，但以部长宣言形式列了谈判完成的时间表和启动的贸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员方实施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与协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失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困家成员借口“人权”问题，坚持把社会条款、核心劳标准纳入新加坡会议，并放在“新加坡部长宣言”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从自己的利益发，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南化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产品。这种做法使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利于这些成员方的经济发展。
三、非贸易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范围扩大
世界贸易组织接纳新成员的进程因政治因素和捞取经济实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贸组织申请的谈判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出现脱节。
一些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变成对申请者无所不包的经济贸易政策的审议。一些成员方把加人世界组织谈判看成是解决与世贸组织规则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场所，大大超出了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致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并参加了乌拉丰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于1994年在乌拉丰回合协议上签字，这是巾国政府遵守国际经贸规则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复关’与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和考虑其他谈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范围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谈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顾，得陇望蜀，不断加码，不切实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把中国长期拒之于世贸组织门外。这种状况，使世贸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性、广泛性、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挑战。
四、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帕斯论文网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7
论文摘要：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有着更多的优越性，但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本文主要探讨世界。论文关键词：灰色区域世界贸易国际贸易摩擦一、灰色区域措施给国际贸易摩擦留下余地所谓的灰色区域是指进出口国之间，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对某项产品达成双边(或多边)的“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这种协议一般是政府部门间达成的，也有私人企业之间在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往往有意避开国际国内贸易法与竞争法的原则或规则。在名义上，这些协议是出口国方面“自愿”承担限制的单方面行为，从而避开了进口国国内法规定，实则是在对方威胁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条件下别无选择，被迫同意的。由于这种协议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故而得名。“灰色区域”协议萌芽于1959年纺织品协定产生前后，2o世纪70年代起迅速蔓延扩大。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1987年对已知“灰色区域，协定的统计，已达135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lo，且集中于几个敏感行业，其中：钢铁产品38个、mFa之外的纺织品有28个、农产品21个、运输设备l4个、电子产品11个、鞋类8个、机械工具7个，从进口国来说，欧共体69个、美国48个、加拿大7个；涉及出口国也相集中：日本25个、韩国24个、欧共体7个。进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同际同内贸易法的制约，采取“灰色区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政府不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或者收到受到“严重损害”的申诉，如果按法律规定确定损害，采取行动，常常要经历一番从调查、取证、听证到裁决的繁杂程序，耗时费财。比较而言，双边私下协议则简单易行。同时，对那些季节性或周期性产品，可以为国内各生产者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国家的竞争，确保其收益。另外，对于国内生产者的严重损伤是由一个或几个进口国的进出产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坚持对所有出口国一体同罚，只需对直接造成损害的“特定来源”国采取行动即可，以免伤及无辜、另作补偿或受到报复。对出口国来说，“自愿”虽出于无奈，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吃亏。因为出口数量虽然受到限制，但在这类协议的“价格承诺”中，却常含有提高价格的约定，因而具有“内涵补偿因素”。从经济学上看，这可使出口商获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进口国或进口商的腰包的。“灰色区域”协议的得益者是受保护的国内行业各生产者和外国出商，受害者往往是进口围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发达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区域”进行贸易保护。这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之后，部分“灰色区域”将逐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体制。所以，“灰色区域”的消失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区域”出现的可能性。二、少数贸易大国的操纵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少数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过程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现了人为扩大世贸组织协议与磋商范围，把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纳人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1、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与协定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周家成员贸易利益的协议，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只以安抚的口吻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充分重视履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未提实质性的改进措施。2、世界贸易组织置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关心的尽快履行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于不顾，而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成员感兴趣的信息技术产品的“新问题”予以讨论，尽管未达成全面协议，但以部长宣言形式列了谈判完成的时间表和启动的贸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员方实施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与协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失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困家成员借口“人权”问题，坚持把社会条款、核心劳标准纳入新加坡会议，并放在“新加坡部长宣言”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从自己的利益发，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南化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产品。这种做法使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利于这些成员方的经济发展。三、非贸易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范围扩大世界贸易组织接纳新成员的进程因政治因素和捞取经济实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贸组织申请的谈判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出现脱节。一些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变成对申请者无所不包的经济贸易政策的审议。一些成员方把加人世界组织谈判看成是解决与世贸组织规则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场所，大大超出了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致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并参加了乌拉丰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于1994年在乌拉丰回合协议上签字，这是巾国政府遵守国际经贸规则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复关’与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和考虑其他谈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范围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谈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顾，得陇望蜀，不断加码，不切实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把中国长期拒之于世贸组织门外。这种状况，使世贸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性、广泛性、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挑战。四、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帕斯论文网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1月1日i临时生效时，在23个缔约方中只有8个发展中国家，占缔约方总数的1／3。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涌现，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多，到1995年1月1日乌托丰回合协议生效时，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地区成为世贸组织的首批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首届部长级会议前，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已增加到96个，占世贸组织成员总数的3／4。世贸组织成员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国际经济格局重大变化的反映。世贸组织要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积极作用，必须迅速适应这一重大变化。其首要任务是各成员方应充分重视履行在乌拉圭回合协议与协定中作出的承诺，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要认真履行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尤其是最不发达闽家成员的各种义务。在世贸组织新加坡会议上过分强调贸易自由化而忽视经济发展与技术合作，强调对等瓦惠原则而忽视最惠国待遇原则；迁就发达国家成员利益而冷落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合理要求。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8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多―双边”贸易规则；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其涵盖协定基本固定鲜有变化，多哈发展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与之相对，自1995年后，谈判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贸易协定（Rta）文本呈井喷之势。早在2008年，就有国外学者对纷繁浩杂的自贸协定发出“为何那么多、为何那么快、为何那么杂、它往何处去”的感慨。分析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是冲突还是互进，并认识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特性，有利于我国选择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路径。
一、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现状对比
当今世界处于贸易体制和结构变革的时代。自多哈回合之后，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与多边谈判僵局相对应的是以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等为代表的“多―双边”贸易谈判势头强劲。目前大多数的wto成员都参与了一个或多个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来安排贸易纪律。根据wto官方网站的数据，截至2015年1月，已经有604个自由贸易协定向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做出通知，其中有398个贸易协定已经生效。自贸协定的类型多种多样，如发达国家之间签订的新型自由贸易协定，近期的有“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和贸易协议（Ceta）”，以及谈判中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自贸协定，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的自贸协定，远期的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近期的有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除了区域性的自贸协定，还有诸多双边的自贸协定，如美韩自贸协定、中瑞自贸协定等。国家间经济实力、世界贸易份额等因素的变化导致在多边场合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充满了不确定性，传统发达国家要保证其优势地位，而新兴经济体也要在规则制定中体现其国家利益。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来安排贸易纪律。
区域贸易协定，以及不局限于地缘因素的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多―双边”贸易体制。所谓“多―双边”贸易体制，指不同于世界贸易组织涵盖所有成员的多边贸易体制，而是在部分成员之间的双边、区域、次区域国家间的贸易纪律安排。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多―双边”贸易体制同时存在，是当今世界贸易体制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带来的时代命题是多边贸易规则与“多―双边”贸易规则的关系问题，wto多边贸易体制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于多边贸易体制而言，是其“绊脚石”还是“垫脚石”？
二、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规范逻辑
关于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相互关系的争论有很多，主要集中在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掣肘，自由贸易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有点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绊脚石”。依托wto多边体系，可以产生“贸易创造”、“贸易增长”的效果，而依托自由贸易协定，只是将与协定区域外国家的贸易量“转移”给区域内的成员方，这样也会对区域外的成员构成隐形的歧视。自由贸易协定比较灵活，成员方之间更容易完成对价交换形成共识，许多国家都将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自贸协定上，不利于多边贸易谈判。更主要的是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尤其是wto-plus、wto-extra规则使得全球贸易规则具有更多的复杂性。但实际上，自由贸易协定对wto、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多边谈判的影响上，在规则、规范层面上，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多―双边”贸易规则的最终走向是与wto多边贸易规则相融合。
1.“多-双边”贸易规则具有wto规则框架下的正当性。wto制度的核心是推进贸易自由化，其基本进路与方法是扩大市场准入，贯彻非歧视原则，保障经贸政策公开透明等；而自由贸易协定等“多―双边”贸易规则是通过歧视的方式实现贸易自由化，在协定的内部实行比外部更优惠的贸易待遇。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协定等“多―双边”贸易协定包含了与普遍最惠国义务相反的歧视，自由贸易协定潜在地可能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违背。因此，wto成员如果想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其前提是要获得在wto框架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实际上，wto协定包含了一系列例外，自由贸易协定符合某些条件可以有限地克减wto规则义务。而这些例外条款就是“多―双边”贸易规则在wto框架下的法律要求，是“多―双边”贸易规则的基本法理、“基本法”。相关例外包括：Gatt1994第24条，授权条款（enablingClause）第2（c）节和GatS第5条。其中前两者涉及货物贸易领域的例外，后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例外。这些例外条款或者强调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不得禁止”成员方达成更优惠的贸易协定，或者授权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更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的形成，自贸协定、“多―双边”贸易规则的形成，是为wto组织规则和wto缔约方所认可的，具有wto规则框架下的正当性。
2.“多―双边”贸易规则具有wto规则基础上的灵活性。“多―双边”贸易规则以wto规则为基础，但其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横向维度上，研究“多―双边”贸易规则在wto规则基础上形成了四种规范类型，分别是wto规则确认型（wtobasic）、wto规则补强型（wtoplus）、wto规则创制型（wtoextra/wtomore）、wto规则克减型（wtominus）；在纵向维度上，“多―双边”贸易协定在贸易救济、贸易待遇、非贸易价值条款、竞争政策、投资章节、争端解决等章节都有不同于wto涵盖协定的规定。
（1）wto规则确认型“多―双边”贸易规则，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与wto协定的规则基本一致，甚至采用同样的措辞。如在自贸协定序言中确定wto规则的基础性地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确立，反倾销、反补贴规则的设计等，基本上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内容一致。
（2）wto规则补强型“多―双边”贸易规则，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或者说协定对缔约国的约束义务严于wto规则。如要求成员方更优惠的税收政策，或者要求成员方开放更多领域的市场，或者对贸易产品要求更高的卫生检验标准等。
（3）wto规则创制型“多―双边”贸易规则，即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了wto协定中所没有规定的内容或议题。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中列入的诸多议题均陷入谈判僵局，但这些议题大多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有所体现，如环境保护、竞争政策、能源、电子商务等非传统议题。
（4）wto规则克减型“多―双边”贸易规则，即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比wto协定的规定更宽松，成员方承担更低的义务，或者放弃wto规则赋予的权利。如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明确地排除了tRipS协定允许的专利强制许可，或者限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决定实行强制许可条件的自由。
3.“多―双边”贸易谈判具有wto谈判模式外的多样性。以主要经济体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为样本，可以总结出“多―双边”贸易规则的规律与范式。有学者对比美国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中的劳工章节，总结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劳工章节采取的是“保护惩罚型”，即主要是对不符劳工标准的用人单位予以惩罚；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劳工章节采取的是“保护激励型”，即鼓励企业遵守劳动法规定并予以奖励。对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章节，美国的态度是推进投资自由化，多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欧盟的态度比较保守，偏向于仅规定投资保护，多采用准入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加正面清单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范式也会随着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谈判实践予以调和，形成新的混合式的自由贸易协定范式。如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和贸易协议（Ceta）”就是发达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实践，反映了发达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协定范式之间的冲突和协调。现在的Ceta投资章规定了美、加贸易协定中常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采取了负面清单模式，但相较于美国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Ceta在很多方面又有创新。
4.“多―双边”贸易规则/谈判具有wto规则精神内的同一性。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僵局，更多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陷入僵局，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仍然起作用。“多―双边”贸易谈判及规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的现实选择，其依托的仍然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谈判经验、wto规则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其追求的也是成员间的贸易自由化。
5.小结。“多―双边”贸易体制不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绊脚石”，该体制为wto规则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所授权和允许。而自由贸易协定规则中的wto规则补强型和wto规则创制型已经在实践中逐步突破wto规则谈判的僵局，在多边环境下没有实现的共识在双边和区域层面上得以实现“质”的突破，如欧盟主张的动物福利规则，如韩国的牛肉、汽车市场开放等。继而在未来谈判新的wto多边贸易规则时，在既有“质”的突破基础上只需“量”的调整，如韩国可能不再坚持农产品、汽车产业市场不可开放，贸易谈判的重点是开放程度。
三、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路径选择
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均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路径，前者的自由化范围限于协定成员方范围内，而后者拥有更广大的成员方市场。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蓬勃发展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更优惠的、“多―双边”贸易体制已经与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旗鼓相当，甚至成为许多国家一段时间内贸易投资谈判工作的优先考量。面对这种现状，我国应该如何选择，继续坚守wto多边贸易体制，还是扬弃wto、仅追求自由贸易协定？
从国际层面上看，几乎所有的wto成员均签署了一项或多项自由贸协定，数量多、种类丰富，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包括传统贸易政策安排以及投资、竞争、电子商务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尚未规定的商事议题，还包括人权、劳工、环境、动物福利等社会性议题。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可以与世界贸易组织相抗衡的贸易自由化安排。从国内层面上看，我国很早就开始了自由贸易协定安排，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属于单独关税区，中国内地与其签署的自贸协定也属于一种特殊的、一国内的自由贸易协定，如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还有内地与台湾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关于我国如何在自贸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之间做出选择，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细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要求，该《决定》第七章（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第25节要求“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以及总理于2013年9月11日在大连“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均强调：区域贸易安排与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是彼此排斥的，而是可以形成共力，“两个轮子一起转”，两者均是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贸易的自由化的可选方式。我国在新时期应该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应对国际挑战。经济全球化已经呈现新的趋势，多边贸易体制仍然重要，而区域贸易安排也成为了驱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体制变革的重要力量。加强区域贸易安排，对内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有利于优化国际经贸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可见，我国最高层管理者在我国贸易体制规则战略方面已经形成了共识，既坚持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也不断发展区域贸易安排，推进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多―双边”体制）开放合作。
1.坚守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系，积极参与wto规则谈判和争端解决，并在谈判和诉讼过程中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推动世界贸易规则的发展。wto规则对我国的影响不仅是经济层面，还有国内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方面的影响。wto规则中的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等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塑造、法治理念的形成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等都有重要意义。wto规则以国际法的形式要求我国承担国际义务，经贸领域的法律法规要与wto规则相一致，司法机构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解释应符合我国的承诺和义务，wto争端解决报告在一般意义上使我国承担修改不符措施的义务。wto的多边谈判、规则创制和争端解决等功能是不可取代的，在后“入世”时代，我国更应注重利用规则、创制规则，发挥自身影响力推动区域规则与wto多边规则的一致性。
2.坚定但审慎增加区域贸易安排，既要把握住国际贸易体制、贸易规则变革的大趋势，又要在贸易协定谈判中平衡国内产业利益、国民公共福利与国际义务与承诺的关系。自贸协定是更优惠的贸易安排，协定内的成员享有更多的贸易机会，所以我国绝不能置身世外，而应通过签订自贸协定获取更优待遇。对比日本和韩国，该两国家已经完成与欧盟、美国、加拿大等最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正在与我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我国已经落后于该两个活跃的东北亚贸易经济体。而美国完成tpp和ttip这两个巨型自贸协定后，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外再次保障其贸易优势地位，该两个自贸协定中的其他发展中成员方的许多产品与我国具有同质性，会挤占我国的市场份额。所以，我国谈判签署自贸协定的任务是十分紧迫的。但同时，对于区域贸易安排应当审慎，不能为了签署而签署。自贸协定的签署是为了保证竞争机会、市场份额以及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并且要与国内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公民福利与社会环境等相协调。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产业是否开放以及开放程度，国内新兴产业、幼稚产业如何得到发展应对国际竞争，大量进口的产品是否符合卫生检验检疫标准、是否对人体和国内生态环境有害等等，都是我国在进行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以及自贸协定谈判时应当予以考量的。自贸协定的谈判与签署，最终是服务于国家利益。
四、结语
为自由贸易协定代表的“多-双边”贸易安排，以及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安排，两者有竞争但不相斥。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在wto规则的基础上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但最终两者的目标均在于实现贸易的自由化。面对自贸协定兴起的大趋势，我国应顺应潮流并起主导作用。我国正在参与、推进、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包括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东北亚自贸区、亚太自贸区（Ftaap，包括apeC所有成员，涵盖范围大于tpp和RCep）以及“一带一路”（沿线近30个国家）建设，正是对区域贸易协定缔结浪潮的把握和积极应对，有利于保障我国产品的竞争机会和市场份额，利于进一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我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同时，我国还应继续学习世贸规则，掌握贸易规则话语体系；利用世贸规则，参与争端解决，保护国家利益，应对他国的歧视性政策；改革世贸规则，结合自身政治经济硬实力以及法律文化软实力，影响世贸新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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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wto法律框架内的产业保护与发展”（项目号：nCet-10-0793）。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9
一、tRipS协议产生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自1947年缔结以来，共进行了八个回合的谈判。在前七个回合的谈判中，都是以减免关税为谈判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涉及过知识产权。直到乌拉圭回合才把知识产权保护纳入谈判的内容，并就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一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随着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tRipS协议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一揽子协议中的一个部分。与此相应，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突现了出来。这样，当今的国际贸易也就有了三大内容，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
tRipS协议所说的知识产权，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从贸易的角度出发，tRipS协议主要强调了以下一些内容：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这反映了作为计算机软件大国的美国的利益，也反映了软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强调了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强调了对于酒类地理标志的保护；在专利保护上，强调了对几乎所有的发明都应当给予专利保护，统一了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除以上之外，还突出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第一次纳入国际公约的范围。
在合法的贸易中，既有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可能不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但在假冒商品的贸易中，则始终存在打击假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论是假冒他人的商标、厂商名称和商品包装等，还是盗版或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有技术，都是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所以，tRipS协议的原有题目是“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其重点之一是强调打击假冒商品，从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
二、tRipS与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关系
在tRipS协议产生以前，国际上已经有一大批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存在。tRipS协议在贸易的角度定义或强调知识产权的同时，还明确了它与其中的四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关系。依据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须遵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实体性条款，但不包括协议明确排除在外的条款，也不包括两个公约的程序性条款。这实际上意味着，tRipS协议关于工业产权（专利、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和版权的保护要求，不仅仅局限于协议本身，还包含了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实体性条款。可以说，关于工业产权的保护标准是tRipS协议加巴黎公约，关于版权保护的标准是tRipS协议加伯尔尼公约。而且，tRipS协议关于工业产权和版权的保护标准高于巴黎公约或伯尔尼公约的标准。
tRipS协议还提到了《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罗马公约，又称邻接权公约）、《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处理与这两个公约的关系上，tRipS协议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在相关条文中列举了或强调了两个公约中某些内容，并做出了适当的修订。这样，就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来说，在关于邻接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可以只考虑tRipS协议的要求，而不必考虑罗马公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由此看来，tRipS协议提供的关于邻接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标准，低于罗马公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
三、争端解决程序
tRipS协议明确规定，当成员之间就本协议的执行发生争端时，应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进行协商和解决。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协议中，《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为成员解决各种贸易争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争端提供了一整套程序，如争端的发起、磋商、争端解决小组的裁定、上诉和执行有关裁定的监督等。根据规定，如果败诉方不执行或没有完全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争端解决机构可以授权胜诉方采取不同程度的贸易制裁措施，直到败诉方完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这样，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国际上第一次把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国际贸易挂钩，使得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带有了某种贸易上的强制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tRipS协议看作是实体性规定，把争端解决程序看作是程序性规定。
四、tRipS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成立，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不同类别的成员来说，tRipS协议生效的日期不一样。根据tRipS协议的过渡规定，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有一年的过渡期，于1996年1月1日生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有一个目前一日期起的四年过渡期，也就是说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日起有五年的过渡，于2000年1月1日生效。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享有自1996年1月1日起的10年过渡期，于2006年1月1日生效。这样，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日起，实际上享有11年的过渡期。
中国无论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是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都可以享有五年的过渡期。早在1997年，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加入世贸谈判的进展，就已经宣布放弃过渡期的优惠。现在，2000年1月1日已经过去，五年的过渡期已经毫无意义。这实际意味着，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伊始，就必须完全执行tRipS协议。中国全面执行tRipS协议，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方面，－是在知识产权的实施方面。这既包括有关的法律规定要符合协议的基本原则和最低要求，也包括在实践中有效地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包括在有关的进出口贸易中有效地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
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方面，中国已经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中，新修订的专利法已于2001年7月日起实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已经于颁布之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商标法也将于2001年12月1日起实施。此外，国务院还于1997年3月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于2001年10月月1日起实施。这样，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方面，中国已经基本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
世界贸易组织法篇10
第一条经验教训：定好位置，明确目标
作为新成员，我国入世后确定了一个目标、五项职责。即以逐步成为成熟成员为目标。五项任务是：熟悉规则、运用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在享受过渡期权利的同时，履行承诺的义务；担当成员职责，如接受政策审议，运用贸易争端经济机制，缴纳会费等；参与2002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维护世贸组织。
入世后，中国牢记目标，完成五项任务，为自身带来九大积极效应：一是中国成为“言必行，行必果”信誉很高的成员；二是加大对外开放，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三是中国成为贸易第一、世界经济第二，外汇储备第一，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大国；四是市场经济法规体系建立，市场经济活力涌现；五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新兴产业崛起；六是国民福利加多，法制观念有所加强；七是“两岸四员”经贸关系不断密切；八是对世界经贸贡献加大，大国形象显现；九是增强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第一、贸易高速发展，但严重失衡。如货物贸易比重过高，出口贸易发展速度高于进口贸易发展速度，货物贸易顺差而服务贸易逆差，货物价格贸易条件与货物购买力贸易条件逆向发展，出口依存度过高，等等。第二、尚未形成与中国外经贸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贸易谈判权。第三、参与世贸组织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力有限。第四、贸易争端加多、加深，贸易摩擦频发。第五、国内有些部门出台的法规、决策和表态与世贸组织规则出现背离，使世贸组织主管部门被动。第六、某些企业世贸组织规则淡薄，常因产品假冒伪劣，侵权盗版等劣行，屡屡违规，引来投诉和争端。
今后，随着日渐成为新兴经济体和世贸组织的核心成员，中国新目标是成为贸经强国。面临至少七方面的新任务：即纠正上述问题，做到全面协调发展；主动加大和坚持对等的开放；以互利共赢理念构筑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关系；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成功；主动与世贸组织成员沟通与协调，化解贸易争端；加强双边与多边贸易体制有机结合；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向更加公开、高效、公平的方向发展。
第二条经验教训：切实遵守和执行世贸规则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认真学习，熟悉世贸组织规则，全面履行加入承诺，建立起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贸易法律体制；以规则为准绳，积极参与世贸组织例会，监督其他成员履行义务的情况，推动解决中国与其他成员关注的贸易热点问题；掌握和运用世贸规则，妥善处理中国与其他成员的贸易摩擦与争端解决案件；积极参与多哈回合新规则的制定。
中国对世贸规则的负责态度，产生五大效益：即赢得世贸组织和成员的信任和好评，为中国利用世贸组织平台发展贸易，加深开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加深了对世贸规则的认识，推动思维方式与执政观念的更新，加速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逐步摆脱“关系”学的羁绊，经营和贸易行为逐步法制化，主动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权益；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法律保障；为中国后十年深度运用和参与世贸规则制定积累了经验。
然而，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思维的束缚和规则意识的不自觉，中国人世后在遵循和执行世贸规则上出现了以下问题，诸如，国内尚未形成世贸规则整体意识，政府部门主管人员对世贸规则存在生疏和断档现象；政府一些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规定忽视和背离wto规则；企业在贸易活动中，忽视、背离世贸规则现象不时出现；出现贸易争端，国内媒体、公众不以规则判断是非，感情大于理性；离开时代背景研究中国接受的特殊条款，提出不切实际的应对办法；在多哈回合中，提出的议案数量和质量不及发达国家和印度等成员。
随着过渡期政策审议的结束和接受正常审议阶段的到来，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对中国的审议诉求进入深层次。为此，今后我国在世贸规则上应朝以下方向进军：一是就三大领域规则相互关系，特别是“灰区”规定要下功夫研究与运用；二是加深市场经济机制研究与改革，早日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中有关市场经济条件的羁绊；三是在参与多哈回合谈判中，在单独议案和共同议案提出上下功夫；四是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各类企业和中介组织，就世贸组织规则进行全面学习和深入的掌握；五是尽早结束加入wto诸边协议《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和应对；尽早启动参加另一个诸边协议《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的谈判；六是加强对贸易对象国和投资东道国的贸易规则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为企业加大“走出去”步伐提供规则支持。
第三条经验教训：加强实力，加大作为
在世贸组织中，经济贸易实力决定世贸成员运用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有效程度。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坚持通过开放引进竞争与合作，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由此，社会主义市场活力激发，比铰优势发挥，经济贸易实力增强，增强了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中国逐步成为核心成员；加大运用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加大参与政策审议和运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能力；成为货物、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主要谈判方；加强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交往、沟通与合作的能力；获得世贸组织在中国举办相关国际会议的机会；加大支持世贸组织建设的能力，中国提供的会费逐步加多，2010年开始主动资助；进入世贸组织机构的人员逐步增多。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下述问题正在影响我国经贸实力的强固：市场发育程度滞后；国内市场供应与需求失衡，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世界和发达国家整体水平；资本运用失当，在外资大量流入的同时，境内大量民间资本无处正常投放；市场法规体系不够健全，执法不力，痼疾顽存；我国外贸高速发展的基础不牢，如加工贸易占整个贸易的一半，三资企业占进出口贸易一半以上，出口增长靠出口物量带动，品牌滞后于规模扩张，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困扰出口，企业尚未形成整体、厚实的竞争力。同时，中国大企业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在国际化经营水平、生产链与销售链的构建上，在全球资源整合掌握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机制、经营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风险调控能力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中小企业融资艰难，人才缺乏，产品档次低，竞争方式落后，我国号称“制造大国”，但处于全球产业链U字型的低端；虽是资源性产品进出口大国，但未掌握价格的主导权。
为此，今后十年，我国应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改革经济和贸易发展方式，加强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注意品牌培育，培养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提高实力和竞争力。否则，将削弱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四条经验教训：做好谈判，争取最佳条款
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采取的是“战略决策、原则灵活、坚持循进、权义基平、全民应对”的谈判方式；入世后，则采取“以规为本、循序前进、安稳求实、方式多样、服从裁决”的谈判方式。在局部和具体贸易争端谈判中，我国采取了切实有效的多种形式。这些谈判方式，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也为贸易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法规保障。
随着我国地位的提高和世贸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今后将面临以下的谈判环境，即谈判对象加多，内容向纵深发展；对我国谈判诉求多样化，发达国家要求我国加大开放度，新兴发展中国家成员与我国“碰撞”谈判加多，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对我国的谈判诉求提高；局部和具体谈判任务繁重。同时，随着我国国内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诉求的多样化，对外谈判协调难度加大。
为此，我国需要在全局谈判上加大参与、主动积极、多方协调、关注整体；而在局部和具体谈判策略上，要区别对待、针锋相对、方式多样、量力而行。为提高应诉局部和具体争端谈判的成功率，应在以下几方面努力：加强应对谈判的战略谋划和具体实施的谈判团队的组织；研究清楚投诉案件的缘由与根据；以充实可靠信息和资料对投诉案件缘由检定；找出投诉案件应对解决的途径与方式；2016年前，我国需要从企业、行业乃至整体上摆脱非完全市场经济条款上功夫；做好应对后果的预测与补救工作。
第五条经验教训：支持世贸，加强应对机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积极支持世贸组织的运行，诸如：建立和加强与世贸组织相应的政府组织机构；在日内瓦建立精简高效的使馆；全面履行入世承诺，接受过渡期审议和定期审议；通过例会等方式监督其他成员履行义务情况；遵循世贸规则，妥善处理贸易摩擦与争端；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支持机构建设，如期缴纳会费和提供资助。我国与世贸组织建立起了和谐的关系，成为负责任的成熟成员。
今后，应从两个方面加强中国与世贸组织的关系：首先，努力扩大在世贸组织的空间，如增加议案提交，扩大任职人数，争取汉语成为工作语言，增加非政府组织参与世贸组织活动的授予权；其次，国家需要设立由商务部牵头的权威性更高的多边贸易谈判委员会，主管国内外所有的有关世贸组织方面的事务。
第六条经验教训：加强研究和培养世贸人才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世贸组织研究转入正常、持续地研究。比如：应对的专题性研究增多；出现了专业性刊物，如《wto经济导刊》、《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年鉴》等；一些大学还开设世界贸易组织相关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出现了针对世贸组织的非政府研究组织；媒体也加强了对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贸易关系的关注；中国已成为了解世贸组织人数最多、世贸组织知识普及最广的国家。以上的努力，均有力支持了中国的世贸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我国在对世贸组织研究、人才培养和报道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值得记取和改进。
首先，对wto本身研究不足，出现“四化一割”现象。“四化”集中表现在：一是外在化，离开世贸组织本身，先《为主地研究世贸组织；二是泛化，把不属于世贸组织的领域纳入世贸组织；三是理想化，以为人世后天下太平，贸易争端消失；四是妖魔化，把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问题都归咎于世贸组织。而“一割”是把经济理论、政策分析与世贸组织本身割裂开来，缺乏实用性。
其次，一些研究离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背景，抽象地研究一些条款。如离开时代背景去研究我国入世文件中的“两反两保”条款，与我国入世时两个文件的整体相割裂，轻易上纲上线，形成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