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篇1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学派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派，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他们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派别较多，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强调内部社会关系而不是强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来论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当今生态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应当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外，补充第三个同样重要的范畴——生产条件。
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进而提出“劳动闲暇一元论”。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经济危机，力图歪曲满足人们需要的本质。这种“异化消费”导致刺激“异化生产”。因此，他们认为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这样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生产和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和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克服“异化消费”。
第四，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暴力革命”，应当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人民批判资本主义的那种集中化、官僚化的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最终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工人管理这三者结合起来，以建立实行“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透过生态环境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倡导生态保护，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的未来，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在诸如维护和平，提倡男女平等和政治民主，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国际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西方思潮一样，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复杂的成分，既有科学的一面，又有其局限性。
（一）在基本理论的构建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贯穿其理论的始终，存在不少理论自相矛盾的地方。它把生态问题作为理论构建的核心，通过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关系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样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用“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进而取消社会变革，转移了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视线和方向。
（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暴露出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官僚化和技术统治论本来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些都归结于工业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进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构成整个工业文明基础的现在科技体系是有失公允的。又如，它主张的稳态经济是以企图追求产品质量和经济的零增长为前提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的。这在当今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总量形成严重压力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必然导致新的供应不足。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生态文明建设再次做了强调。这为解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指明了方向，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态文明意识，科学选择发展路径，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法。
（一）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只有大力宣传生态文化，培育全民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行动，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亲和型产业发展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其一、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及农业品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产品管理和市场准入体系。其二、加快发展生态工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控制污染物的总量。其三、大力发展生态服务业，加快生态旅游开发，积极发展绿色商贸、绿色物流，发展金融保险、科技咨询、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二）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抓好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污染防治工作。建设完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严格控制并逐渐减少各个领域的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总量。
（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第一、建立综合决策制度，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用行政手段维护好生态环境。第二、出台相关政策，综合利用价格、税收、信贷、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调动各地各个行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第三、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相应的法律法规，使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到法律上具体而切实的保障，从而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生态主义文学篇2
关键词：生态主义文化观；大学外语教学；文化导入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2-0049-02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外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所以外语教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语教师持一种怎样的文化观，这是一个关乎其微观教学活动的宏观理念的问题。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黄色的农业文明和黑色的工业文明之后，绿色生态文明时代正呼之欲出。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视阈下，生态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保护自然和防止污染等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中各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大学生肩负着传播先进思想、担当公民表率的社会责任，教育大学生树立起具有生态价值取向的价值观，无论对于大学生个体还是对于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生态主义文化观概述
生态主义思潮是在现实的逼迫下应运而生的，从产生之日起，它就背负着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使命。生态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看问题的方法和原则。在当下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大背景之下，生态主义文化观可以说是一种颇有忧患意识的文化观，同时它也兼具包容和超越狭隘的品格。它倡导平等，反对霸权；提倡对话，反对封闭；高扬和谐，反对冲突。著名生态学者雷切尔？卡森就主张，人们应该用“生态整体观”来看待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整体主义同样也适用于人类文化生态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应将世界上各种同质或异质的文化看做是地位平等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的成员。然而，在对生态主义文化进行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时候，有专家和学者注意到，单纯的理论研究枯燥而乏味，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使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方法论被束之高阁，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而也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主义文化观与外语教学的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就扭转了前述理论研究日趋学院化、晦涩化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
二、生态主义文化观对推动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意义
随着我国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我国大学外语教学正逐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而向交际与文化教学方向发展。在目前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而深入的状况下，也使越来越多的我国外语教师有了到目的语国家学习的机会。目前，国内一些高校纷纷开设了诸如美国文化、英美文学、欧洲文明等面向大学生的文化通识课程。但是，与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的状况相比，外语教学中的关于文化观的研究还相对滞后。文化观是解决如何看待不同文化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观念。大学外语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经常要对中西两种语言和两种不同的文化作比较，所以比较教学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外语教学的方法。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书籍、电视和宗教传播向世界各国推行他们的文化霸权主义，美国的文化凸显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它藐视其他国家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外语教师和学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不和谐的、反生态主义文化观的影响，从而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标尺来衡量我们的文化。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化观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我们大学中的外语教学，影响着我们的外语教师和学生。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大学外语教师在教学中持何种文化观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大学的外语教师要有自己的清醒而独立的国际视野，要用生态主义的视野和视角来看待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以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基准和尺度来看待其各个组成部分。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使者，作为承担着影响人、教育人角色的社会群体，大学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设法激发学生的生态思维，必须教育学生看问题应具有生态视角。外语教师在其外语教学中坚持生态主义的原则，对学生进行生态文化的教育，终极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具备生态意识和生态视野的文化人。大学外语教师优化其微观语言教学环节的前提是必须树立起紧扣时代脉搏的宏观的教学理念。
三、生态主义文化观指导下的大学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原则
生态主义文化教育在大学教学中的失语绝非是个别现象。生态主义在大学教师教学理念中的缺位，生态和谐意识在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作为时代精英的大学生们缺乏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所必须有的生态视野。笔者认为，大学外语教师在其外语教学中进行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渗透，引导学生从以平等、和谐与对话为主要特征的生态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中西两种文化，不仅可在建设绿色文明的时出自己的声音，并且也有利于使外语教师走出为教语言而教语言的窠臼，对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也有重要意义。
1.倡导中西文化互补性原则
人类只有突破自己的一己之限，才能达到使自己与自然彼此相安的境况。大学外语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教学资源中的生态意蕴并在生态主义原则指导下来进行文化的对比。在目前高校使用较多的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四册中的“与自然力量抗争”一节中，拿破仑和希特勒作为人类征服欲极度膨胀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吹响冲锋号，在敲响战鼓、在万军齐发的时刻，由于漠视了大自然中的气候变化的因素，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当今世界，在人类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今天，人们在寻求摆脱生态困境的办法的过程中，许多西方生态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我国古人是用一种人与自然相交融的态度来看待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对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样，在分析课文内容的过程中，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我们的外语教师就可以在中西文化互动互补的基础上，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引导学生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长久以来，在西方文化霸权的语境中，我们中国在某些方面对西方文化也敞开了怀抱。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王岳川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用“三片”来实现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输出的。首先是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在一定程度上充斥在中国人的休闲娱乐生活中，中国的许多青年更是美国电影的忠实拥趸。事实上，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视听材料也多是英美影视节目的片段。在讲授文化背景的过程中，我们的英语教师也主要是单向地向学生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极少有本国文化的讲授，即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条件地传达着西方的文化，有的甚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也使其中一些人滋生了一种违反平等和谐与共存的反生态主义的思想。
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着影响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芯片”，即通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现代科技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欣喜之余，我们也不能不说，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大学外语教师应具有跨国界的文化自知，应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同时注意保留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由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引发出来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主义的思想，田园诗人陶渊明就用它的饱含自然情怀的诗词指出了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生态危机的路径：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观念，减少自己的物质欲望，致力于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教师应向学生灌输生态主义的发展观，应该倡导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置于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西方文化向中国强势输出的第三个途径是以“薯片”为代表的消费主义。面对这种消费主义，我们应该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年轻一代，应以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反生态的西方现代商业文化，应持一种“物质生活简单化、精神生活丰富化”的生活观。在人类共同繁荣与发展的今天，我们大学的外语教师应该转变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的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文化依附者的姿态，应以更加开阔的生态主义文化观的视野来看待中西文化以及它们间的关系。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的外语教师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2.尊重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则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的记忆，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和思想情感。在外语教学中，风俗习惯也是传达尊重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有些外籍教师常会对中国学生“侵犯”了他们的所谓“隐私”表示不满，原因是在向外籍教师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为了能争取到更多的学习口语的机会，一些中国学生常常会用英语询问外籍教师某种个人物品的价钱。这在中国是一种很平常的寒暄方式，有些中国人甚至还会很高兴地主动地告诉对方自己某种物品的价格。但这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是被禁忌的，他们认为问这类问题是对对方的不尊重。我们的外语教师常常会用类似的事例来说明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并且有时也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文化或习俗做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风习。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在作祟。经济有强弱，文化无强弱。外语教师若能着眼历史，即若能从根源上向学生讲清造成这类差异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罗列现象，那么就能使学生逐渐树立起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态主义的文化观。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非常重视个体的意愿和要求。这样的价值观表现在人际交往上，往往就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疏离。西方人习惯于在与人交往时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比较亲近的人，彼此间也难以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天地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不然就没有它们之间的统一与和谐。中国人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的高扬使个体更倾向于用自己在群体中的恰当位置及应发挥的作用来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时的主动热情就是其主要基调。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大学的外语教师既不能用中国文化及其价值标准来衡量西方文化，包括习俗，也不能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生态化的文化观要求我们，应尊重中西文化间的差异。
21世纪是重视生态的世纪。生活在21世纪，人们应该使自己成为具备生态视野和生态思维的“生态人”。作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生态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须有环保意识，在思维方式层面应具备生态主义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研究概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3]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周培植.好的教育——区域教育生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生态主义文学篇3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生态主义文学篇4
【提要】当代生态学从生态整体意义上提出了人与的依存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当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了调和，以此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他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现状在理论上从人对自然的控制角度作了深刻的剖析，把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最终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逻辑，并致力于通过生产力的合理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因而在理论上与当代生态学具有被整合的一致性。
【英文摘要】Viewingtheecologicalworldasawhole,modernecologyputsforwardthedependentrelationshipbetweenhumanityandnature.ecologicalmarxismhasreconciledmodernecologywithmarxisttheor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ityandnatureandwherebyanalyzedthereasonsforcapitalistecologicalcrisis.Fromtheangleofhumancontrolofnature,ecologicalmarxistshavetheoreticallygivenananatomytothestatusquoofmodernecologicalcrisis.ycometoreachtheconclusionthattheadvancement ofscienceandtechnologytogetherwith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havebeentheoriginsofecologicalcrisis,andtheyfurtherconsidertheecologicalcrisisanideologicalproblem.themarxistHistoricalmaterialismcontainsthedialecticallogicintherelationshipofhumanityandnatureanditisdedicatedtosolvetheecologicalproblemsbymeansofthereasonabl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andthereformofproductionmodes.thereforetheoreticallyithastheidentityofbeingintegratedwithmodernecology.
【关键词】生态学/控制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ecology/controlnatur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productivity
【正文】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偷偷向人类伸出了报复的武器：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由此引发了60年代以来西方广泛的生态。作为一种自然的哲学视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胀，控制生产力的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生态哲学直接介入西方社会生活，并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形成所谓的绿色革命理论流派。在哲学理论上，生态哲学看到了人类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种功能性畸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了这场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革命，并把生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逻辑进行责难。他们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最终他们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结论。[1](76)本文立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生态主义道路。
一
生态学这一概念自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86年首创以来，迄今已一个世纪。其实，生态科学在19世纪主要是被理解为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态依存关系，而其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整体学科却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突现出来的，并被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而且不是从原来的对象性意义，而是从生态整体意义上。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生态学一词是从希腊oLKoS派生而来的，它是家园的意思。生态学的“家”是指自然界，这里有一个隐喻，我们将自己整以生存的家当作了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自然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结构，这个生态总体正是由于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构成的，因此，当这个系统的任何部分受到损害，生态总体便会发生内部失调。因而，生态学要求阻止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关系，阻止污染毒化生物圈，反对核技术而发展那种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适当技术”，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以根本保护人类的生存。主张生态革命的绿党声称，他们主要是“发展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和制度”（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恢复生态平衡，实现上公正，实行基层民主和采用非暴力”，反对强权政治，实现各国缓和，主张根本消除生化武器，最终建立一个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契合了这种生态主张，并折服了其中蕴涵的“绿色政治”所显现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反对现存社会改革要求的新的趋向。他们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理论分析，从而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本文将以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为代表，来评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
莱斯看到了科技发展造成对自然平衡的威胁，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状况日益严峻。他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对生态危机的分析，从而对生产力展开全面的反思，并提出控制自然的非法性，而强调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控制。
在《自然的控制》开篇，莱斯就站在生态学立场上提出了“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并对该问题的两种看法作了剖析：一，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与支配市场中的一切商品的命运一样，可以由来决定；二，认为科学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他认为，这两种思路都没有触及到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技仅仅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那么，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有什么意义呢？他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一种悖论，它既有进步性也有退步性。因此，有必要研究它的历史起源与后来的演变以揭示该观念的内在矛盾。那么，问题的根源何在？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控制自然”这种意识形态行为最根本的不合理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有”，[1](8)而导致“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了”，[1](8)它破坏了人的自由，否定了人的解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莱斯列举了大量关于阐述控制自然的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从而得出了“社会的发展总是对所有的理性控制的要求毫不在意，相反，总是受到一种虚假的潜藏力——非理的支配，它的最大现象就是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落入了社会矛盾的非理性罗网的过程”。[1](19)为了论证这点，莱斯对“控制自然”的概念作了历史的考察。
他首先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追溯到古代神话传说、宗教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的炼金术的观点。莱斯谈到，在古代文化中，在冶金操作形式的象征仪式中，就开始表现出人和自然积极合作的观点。与古代世界泛神论的崇拜自然的态度不同，犹态——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从外部统治它的思想。《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文艺复兴是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的重要根源，人类控制与利用自然的能力迅速发展与提高，并广泛传播于欧洲大陆。在此之后，培根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的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确立了它在人们心中的突出地位。
启蒙运动是一场改变一切观念的改革运动，控制自然的观念明确的获得了现代的形式，而且作为一种权威至今稳固不变，它彻底清除了培根控制自然的宗教背景。通过科技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已经无人对它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解剖了。
莱斯不但在古代神话到文艺复兴这段历史中追求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来源，并且对近代的历史也作了考察。他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然的复杂问题上得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在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自然概念都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经过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认识历史的关键。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是自然的存在，劳动能力仅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于自然是人的一种对象化存在，人通过改变自然界而改变自身，这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法。人通过劳动而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莱斯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控制自然的观点的分析是深刻的见解，但又批判他无法预料科技的复杂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而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这一现实。这样，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补充、修正。
莱斯通过对“控制自然”的观念的历史考察，甚至把人统治自然历史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和炼金术中，试图对其作溯本清源的说明。但是其结论却值得商榷。控制自然的观念的真正起源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精神。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而得以逐步提高的，只不过近代科技发展才为人真正支配自然提供了现实可能。可以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莱斯的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辩证法逻辑的一种根本性的否定。
以莱斯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统一为理论基点，以控制技术、限制人类生产力发展，并排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取向为落点，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生态社会观。要想看清他们生态社会观的真实面目，看清他们的解释和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马克思，看看他本人是如何论述的。
三
马克思的辩证法蕴含着生态学的整体逻辑，它体现在马克思强调人与的和谐统一，并把解决生态的最终落脚点归结为生产力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它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马克思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是把自然看作异己的对象，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一方面，他认为自然是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他说：“费尔巴哈在其中的那个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这种人化的自然界是直接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而人的实践活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它始终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33)只有从这两重关系才能真正说明自然的生成、本质和特征。马克思认为，与人相对的自然界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人把自然纳入劳动过程，作为“劳动本身的要素”或“劳动的自然要素”。[3](42)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131)他特别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3](128)离开人而“被抽象的独立的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178)马克思断言，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自然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48)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历史看作自然的历史，将人看作自然的人。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的相互：人在“人化”自然界的同时，也在“人化着”自己的感情、意识和语言，“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3](128)马克思发现过去一切历史观的最根本的缺陷是忽视了物质实践活动这个现实的基础，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掉，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的对立。[2](44)实际上，“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2](49)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3](128)他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22)“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20)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历史的再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事实上，我们一天天的学会更加正确的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远或比较近的影响。”[4](519)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体现了生态整体的逻辑视角，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责难的有力反击。
马克思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强调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也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技术，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
马克思将科技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内趋力。他认为：“科学在历史上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那么，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前提和物质保障。马克思看到了随着劳动和分工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5](241)“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在每一个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的基础上发展一样”。[2](49)一方面，人越成功的改造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就越大。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前所未能的程度。“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6](393)自然从被崇拜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倒转过来，人才开始肆意破坏自然界，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危机。
这样看来，生态问题的根源是生产方式和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要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获得辩证的解决，就必需扬弃异化劳动，扬弃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120)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的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6)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有计划使得大规模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可能，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人的自由创造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人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只有借助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才能第一次谈论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最终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始终将自然视为人类改造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物质生产就是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占有，如果没有人对自然的改造，没有生产力的现实发展，也就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伙伴关系。要在实践方面通过高度发展的科技来完善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合理的组织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调整社会关系，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矛盾，直接由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因此，它的解决也有赖于物质生产的调节。调节不是要消除人类的需要，也不是停止向自然索取，而是在“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为自然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新的平衡而自觉的创造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人类还要依靠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当代生态学的思路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当代生态学并不反对人类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它只有反对当代人类技术系统对自然环境的过渡开掘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生态学承认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这一历史关系，只是在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一定质点上，即生产力发展以庞大的科技为主导时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定倾斜中，发生人对自然改造能力的过渡滥用。从而提出要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伙伴关系。质言之，“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整体逻辑并不相悖”。[8](396)
马克思时代的确没有生态学的视角，他们的确也没有提出将自然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伙伴关系这样明确的生态意识。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特定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基础上，从而为最终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当代生态学的厘定不可避免的要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后，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并要在实践中付诸尝试，使其对未来社会的绿色设计不仅是被视作偏激与偏执的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还应该成为人类面向21世纪超越传统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坐标参照与能动选择。
【】
[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生态主义文学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视域；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美学；转进
一
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强加给它的。自然本身也无所谓“危机”，所以生态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题直接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的潜台词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导致的恶果。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生态危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人类的头顶，让人胆颤心寒。尤其是二战以来，生态危机警钟常鸣，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全人类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和学界俊杰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反思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对话语境。www.133229.com在这种情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进入这一问题域，能否参与此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何种方式进入，应以何种态度进入，应从那个层面入手，能解决生态危机那个层面的问题，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于十九世纪重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重在探寻这种制度之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轨迹，重在为人类寻求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按历史逻辑规律可能出现的合法的新型社会；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革命理论家敏锐的眼光觉解出资本主义本质的垂死性与垄断性；直到中国的毛泽东以特有的中国方式用运马克思主义除旧布新、开疆拓土。身处矛盾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理论的瞩目点重在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认知与开解，重在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他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虽有但并不凸现也并不严峻。因而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所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环境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与应有的深层的理论思考，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所以，我们今天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也就无法从他们的著作中明确地找到现有的具体答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们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切入点，首先应了解一下生态问题的起因和根源问题。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认为，当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超越了自然负荷时就会给自然带来恶果。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结果”。[2]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的观点是探求生态问题的经济根源，指出地球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但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全然不顾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问题，所以应在地球上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衡发展模式。巴里·康芒纳却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现代技术。他认为，“新技术是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3]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一方面，关键在于人类技术的既定目标。以上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客观的角度探究了生态危机生发的根源。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探讨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论”层面，而应深入到支配人类主体行为的观念意识层，这也就是深层生态学所努力的方向。“与浅层生态学看法相反，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和文化危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4]深层生态学的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那就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从人类的思想价值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把探究解决问题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的观念意识层，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决定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都忽视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论根源。从生态危机生发的时间轴线上看，最明确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而且从目前全球发展的实际情形看，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越发展，波及的面积越大，生态危机就越严重，这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是极端片面和畸形的。因为其生产是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地追求利润，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根本不顾及利润之外的东西。为了实现利润，他们可以无止境地开采掠夺能源，不顾及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他们大量地排放废气废物，生产各种有害于人类健康的有毒化学物品，甚至核武器；他们往落后国家输出有害垃圾，廉价攫取那里的自然资源。在消费策略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挖掘和刺激人的消费欲望，致使人欲极度膨胀，把人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架永不停息永不知足的消费机器。劳动异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人际关系异化，一切一切均围绕着金钱利润运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已将整个世界搅动起来，全部纳入其资本制度的规制之下。这就是以利润为核心为动力，以金钱至上观念为轴心，以最大的物质享受为终极目标，以极端自私为做人准则。致使人类蜕变成一只永不餍足、无情地蚕食地球的“大虫子”；而作为人之为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却被弃置一边，致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常贫困化和扭曲变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李嘉图的话指出，“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5]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话作进一步的引申：对资本家来说自然界是微不足道的，利润才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毕其一生精力揭露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恶的总根源是不无道理的，这对我们今天分析和认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有很大的价值。以上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从认识根源讲，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缺陷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整个地球就是一个血脉相同的大生物有机体。世界古代人类文明早已形成了原始朴素的自然有机整体观，特别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都将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所形成的机械自然观却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彼此分割的、相互没有联系的、静态的、只按照力学原理运动的世界。他们甚至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更何况是自然。同时，他们也极力强调突出人的价值地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藐视自然的伟大作用，将自然和人相对立，确立了天人相分的近代机械自然观。沿这样一条理路形成的“现代性方案”，自然就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将现代人类推入可怕的生存困境和危险的存在境地。这是其一。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认识根源还有人们对生态自然知识的蒙昧无知。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围湖造田，毁林毁草种地，等等，是始于急功近利或政治目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破坏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如，战争，天然灾害，等。但从历史上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为因素要占主导地位。生态环境的大面积恶化致使自然界生存与发展的自在性、自因性以及生物界生存的因果链条反映机制无法自我修复而陷入危机。概述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主观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也即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但依然为之的，这是出于某些个人、集团或国家极端的私利心态；二是愚昧无知的。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需要对之加强生态知识的普及与教育。
总之，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普遍地存在着，生态危机已演变为世界性的大问题。但生态危机总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工业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导致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同时，在思想领域，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全球生态文明浪潮的勃发与勇进。人类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思想理念上，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发展质点。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应以全球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切，尤其是生态文明的构建与发展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当代先进思想的结晶与表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更应具备当下理论的敏锐性和视角的前沿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应具备这样的精神品格。由于当代人类生存的沉层困境和危机是整体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就导致了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估价与思考。因为，当代人类文明无论有多先进，若没有健康的生态资源的强大支撑，那将是脆若垒卵的。过去由于西方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巨大遮蔽作用，人类自以为能超脱地生活在由理性秩序和科技巨力打造的强大梦幻城堡中而蔑视自然的存在，但这样的心态在今天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已经幻灭。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在中国极具主导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这场深刻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转换中，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思想就不能忽视这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探求人类审美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也就不能隔纸不闻，更不能置身局外缄默不言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时代局限性，而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自身强大的解释力量和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样更不能束手束脚，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应证他们曾讲过或谈过类似于生态危机之类的话语问题，这样做就会有教条主义之嫌。马克思主义应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他们思想原则方法的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开放性和构建性极强的人文学科，作为思考新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起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尤其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所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其思想内涵，价值相度，价值理想，解释力量，理论旨趣以及学术品质等方面均可成为解决生态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的强大文化思想资源之一。
．
以往，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时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产生的根源等，问题的视角仅局限于本源性的理论视域，定位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顾及现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困境问题，没有从生态大纬度视角出发高屋建瓴地鸟瞰人类的整个生存图景，把美学的视野置放于更现实的人类生活逻辑起点，而是远离人类生存，趋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玄学，具有浓郁的近代德国美学传统痕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6]解释世界当然是必要的，而改变世界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人类在以往改变世界时出了大问题，将世界改变的面目全非，将世界改变到让人类自身无法生存，这与全人类美好的生存愿望南辕北辙。21世纪是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纪。全球化的到来，既体现了新世纪繁荣的一面，也凸现了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性生存境遇。面对当代人类严峻的生存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突破原有的理论叙事模式，与当下的时代语境相契合，在其学科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介入这一世界性的理论对话，由人本归位转向人类生存相度，用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和卓越的理论远见反思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困境，为人类美好的未来构建适于人类生存的或人应该如此生存的状态图景，也即美的生存蓝图。
21世纪将是生态文化崛起的时代，因为它是当代美学超越审美本体论模式和主客二分对峙思想谱系，走向审美文化、审美存在论后现代境域这一重大学术转型的价值基础和普遍共生后现代生存方案的基石。这样，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也就必然地展现于每个美学工作者面前。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从那几个方面着眼来研究生态美学？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它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美学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美学这门学科在生态问题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标志之一。
我们以为，应从六个方面进行：
第一，在我们找到了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后，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对造成生态危机的丑的社会制度，非美的人类行为方式，具有缺陷的社会体制，虚伪的人类价值和丑陋的生活方式予以批判和反思，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创新发展。
第二，对当代人进行生态美意识启蒙。也即，拓展人们的审美视界，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将人们对一枝一叶、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的眷恋提升为对整个生态大自然图景的赞美与欣赏，开阔人们的审美心胸，将人们从以往狭隘自私的唯功利心态解脱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重新和合，从而构建天人和谐的新型情兴关系；引领人们回归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以生态美的眼光重新审视看待大自然，在思想精神上努力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最高境界；强化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而不是冷漠地仅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用的任人宰割奴役和盘剥的对象。
第三，超越本源性的理论视域，深入人类的思想内核、观念层，从生态大纬度，也即，从有机整体性，自然秩序性，系统性，开放性等具有生态特征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类审美观予以生态式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现代的、当下的生态文化精神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观。
第四，从生态纬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蕴藉着深厚的生态美学思想，我们应从中挖掘出被遮蔽掉的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理论，让其发扬光大。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详细表述，关于美的规律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关于人的解放等等，其中都包蕴着非常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
第五，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取得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大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生态危机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他们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我们应当加以借鉴、研究和吸收，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内容。
第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式的中介，将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有机成分。这也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已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着的一门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流动变迁的有序构成过程中，自身虽然要受到当下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与规范，但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它是一个活的开放着的与人类审美实践历史相照应着的人文学科。所以，在当下生态文明构建的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可能将自己置身度外，而是必须参与其中，以自己的理论力量和解释精神回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难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任何单一的力量恐怕都无法完成，因为它是人类现代文明长期积淀累积而成的负面性结果。作为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性事件，它已构成世界性的人类发展瓶颈，这需要全世界来共同担当。生态危机的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建构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全人类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和其他学科一道共同努力，任务就是把生态危机意识和生态文明建构意识转换成群体意识，最终积淀转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支撑人类在新的历史境域下前行的精神原动力和人类新价值观的奠基石以及人类价值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斯·舍勒在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讲到，“人就其本性而言，完全能够无限地拓展他自己所能及的地方——拓展到现实世界所能延伸之境。因此，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7]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也具有无限拓展自己理论所能及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这是为其学科本身独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562页．
[2]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3页．
[3]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0页．
[4]雷毅著．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3页．
[5]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42卷，72页．
生态主义文学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理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生态问题直接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
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引发地区动荡甚至引起资源战争。一是资源短缺问题。人类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异常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对自然界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征服活动，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有关资料统计，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约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消耗了地球一次性资源的’50%以上。尤其是二战以后世界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工业化浪潮加速了对能源的消耗，造成了能源的短缺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石油问题一直以来围绕是由展开的战争此起彼伏。热带雨林的消失使地球患上了“肺结核”，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夺走了人类生存的根本。物种的不断消失最终必将带来人类自身的灭亡。二是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成为及其严重的问题。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九大环境危机：温室效应、臭氧破坏、酸雨、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目前过度污染和危险废物使世界满目疮咦、危机四伏。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时常出现，酸雨和放射性污染成了“无形杀手”。生态环境问题是引发跨过人口迁移以及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国际难民又引发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1962年雷切尔卡逊发表著作《寂静的春天》，成为了环境保护的先声，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在觉醒。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生态问题、致力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和国际的协调与合作。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在局部上有明显的缓解。但这是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效益、甚至是全球生态问题的恶化作为代价和前提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缓解本国的生态危机，想方设法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恶果。
（二）生态问题对我国提出了严峻挑战。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民族兴盛和国家发展的依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讲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的文化传统，随着我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是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位居世界第121位，到我国人口总量14.7亿人时，人均水量降至1680立方米，低于人均1700立方米的国际标准，成为用水紧张国家。同时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南多北少，春旱夏涝，水环境污染严重。二是土地荒漠化，草原退化，耕地退化趋势严重，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我国人均耕地少，质量不高，后备资源不足。三是环境污染严重，减排压力巨大。我国目前处于污染高发期环境质量总体较低。四是资源供求矛盾突出，战略资源短缺严重。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优质能源短缺。1993年以来我国已成为能源纯进口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成因很多，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一些地区该治理的未得到治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的速度还远远比不上污染增长和生态破坏的速度。随着生态环境恶化效应的不断凸显，人们已经生态建设的重大意义。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现。和谐社会应是人、社会、自然三者的统一，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对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也是对生态文明的呼唤。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提和必然条件。经济建设必须要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化规律互相适应，否则就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产力，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将阻碍我国其他建设的全面发展。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必要内容和有效载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继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的论述，生态文明是对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是对人类自身的重新审视，处理生态问题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思路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丰富。第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建设日益完善的体现，也是政治建设的一项艰巨任务。生态文明建设的出现既为政治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模式，也为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理念。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才可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创造优美的环境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让人民生活得幸福、有尊严。
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同时在十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正式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取向，摒弃了片面的增长观。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核心也在于以人为本。突破了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的、片面的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既是发展的主题，也是发展的目的，更是发展的动力。以人为本就是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中不仅要见物更要见人，不仅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量的增长，而且要顾及人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着眼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它要求我们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在这个时代，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存发展，生态已经成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不能一方面经济增长，GDp增长，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却加速恶化，“赚到了金山银山，毁掉了绿水青山”的现象显然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合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符合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为了人民群众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人为本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肯定、完善和深化。既承认人的利益是生态伦理的中心，又主张尊重自然规律；不仅关注经济指标，而且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
（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全面发展。
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健康的生态文明，才有健康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如果失去生态系统提供资源、能源和环境要素，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去了载体和基础，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无法实现发展目标。人类历史表明，生态环境对于民族乃至人类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条件。没有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便不能生存和发展，和谐的社会关系也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面发展的事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社会工程。生态和谐之本，是和谐之基。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实现。
（三）科学发展观秉持和谐发展理念。
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科学发展观不是以个人为本的发展观，而是以由人组成的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因而也是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人类的延续和代传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本要求，每一代人的发展都应该为下一代人的更好生活和发展留下空间和条件。因此，我们推进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环境资源指标；必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既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又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协调可持续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抓住了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体现了过去的发展、现在发展与未来发展的统一。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关系和谐。
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贯彻科学发展理念
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也是实现目标。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宏伟目标，必须贯彻科学发展理念。。
（一）坚持发展原则。
简单的增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发展并不是必须要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解决发展中所遇到问题的必然环节。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性进步，才能解决影响持续发展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发展要站在长远和整体的立场，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更要考虑生态效益；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人类长远发展的需求，使今天的发展不会破坏生态环境的潜力，为后代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需要依靠不断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依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坚持公平原则。
坚持公平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所要坚持的公平理念是一种广义上的公平，包括任何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人与人之间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要考虑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两方面需求，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代内公平是在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和责任的分配上要以公平为前提，这是公平理念的核心。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调整国际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公平公正的国际责任义务，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使各个国家都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并平等地分享生态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要求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和责任，集中体现了环境和资源问题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要求当代人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利益来满足自身的欲求，要留给后辈人公平的自然环境利用权，实现永续发展。
（三）坚持持续性原则。
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必然要求。可持续就是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持续性原则。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不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超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要把发展的节奏和速度控制在生态环境容许的范围之内，同时将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增加自然资本的储备及其在国民财富中的构成比例。持续性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持续性，还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持续性，做到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把经济系统的发展合理设定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范围之内，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
（四）坚持系统性原则。
生态主义文学篇7
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将高能耗、高污染以及高人力成本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此规避自身的生态污染问题。为提升自身产业生产效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科技研发环节上。然而此种经济模式却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区域化发展的态势，严重制约着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因而探寻生态问题的破解思路，是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与核心主题。所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思想，着力破解当前的生态问题。
1基于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马克思并未在相关作品中提出生态理论，然而通过逻辑疏导与理论分析，能够有效发觉蕴含在相关理论中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念。譬如在《费尔巴哈提纲》内，马克思深入探寻唯物主义的内涵与区分，并指出認识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改造自然的生命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必将与社会、自然发生联系，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运行规律。具体来讲，马克思同志是以实践唯物思想为前提，提出人类的理性活动与社会、自然间所存在的问题。此外，在新旧唯物主义层面上，马克思指出旧唯物思想的立足点是公民社会；而新唯物思想的着眼点是人类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自然、社会为出发点的先进性的理论思想，而非以资本扩张、利益掠夺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理论思想。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美国哲学家约翰·科布总结马克思哲学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马克思哲学理论，以此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键的理论旨趣与价值追求。而通过结合有机马克思哲学，能有效挖掘出经典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与社会价值。
2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起源阶段是马恩阶段，随后由于马克思哲学拥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使得马克思哲学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主要包括中国马克思生态哲学与西方有机马克思哲学。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生态哲学在我国得到长远且独特的发展，众多学者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以世界发展为导向，对中国马克思生态哲学展开研究，发展出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然而不同与西方国家割裂生态与生产关系，强调人类是发展中心的理念，我国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出国家应将生态和生产相统一，在关注保护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此寻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生态哲学也取得了开拓新发展。1983年，邓小平在生态保护会议中，提出要将生态保护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随后胡锦涛同志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现状，提出体现中国生态思想的可持续、协调、全面的科学发展观。而在我党的十八大会议中，党中央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概念，以此彰显极富生命力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思想，并将自然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构建的认识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因此我国马克思生态哲学的不断丰富，能够有效推动经典马克思理论的快速发展，促进我国生态文明构建的步伐，彰显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实践性。
3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理论意义
3.1深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发展中所造成的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反生态特征，深入地批判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时代弊端。马克思生态哲学指出，在资本主义形成阶段，共同价值受到严重破坏，反而个体价值却得到无限放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发生着严重的异化。基于此，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对资本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首先，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思想理念是按市场进行分配，各尽所需的。此种社会发展理念必将造成资本逻辑对个人回报的制约。资本主义拥护者可利用资本优势占据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其次，资本主义是非自由的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能够导致受剥削、贫穷、庞大的阶级与攫取他人成果的资本阶级的诞生。进而资本阶级在利益最大化思想的影响下，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快速发展重工业体系，导致生态问题的持续发生。
3.2强调民族文化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我国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借鉴了现代系统生物学、量子力学、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从系统的、有机的、整体的角度出发批判现代主义哲学的对立论与机械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在封闭的思想体系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着眼社会实际、国际发展态势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此外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注重与各族文化的融合，其强调的“文化嵌入理论”符合我国马克思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科学精神，并不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只有置于全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当中，才能适应当前所处的地域与时代的文化传统与经济条件。进而通过推动我国与世界各族文化精神及民族传统的协调统一，促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充满生命力，彰显时代先进性与实践科学性。在传统文化层面，马克思生态哲学注重我国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融合，指出只有将文化传统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才能从思想层面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生态主义文学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代会政治报告。
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总态势是：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源供给难以满足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资源降耗困难重重，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的环境污染已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形成威胁，生态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扭转，各类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在下降，生态恶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加剧，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显然，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二、生态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1.生态文明的含义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2.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形式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它在带给人们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3.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系
很显然，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物质文明一致的。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有区别，则是指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生态文明贯穿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中，也离不开政治文明的支持，并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生态资源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深地敲上绿色的印记。政府决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都将日益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紧紧抓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中心环节，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低成本、低代价的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增长。要执行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千方百计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对那些抱着传统增长方式不放、不顾环境代价的地方，要有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推进生态现代化。要从我国生态状况仍十分严峻的现实出发，调整政策导向，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倾斜力度，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从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科学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问题的治理。
建设生态文明，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生活得更舒适、更幸福，也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环境保护意识，构建生态文化，大力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提倡从我做起，倡导绿色消费，形成节约消费光荣、挥霍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的观念，批判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代价，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其意义是巨大的。一是确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和良好的环境要素时，我们的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也无法全面持续发展。二是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郑重承诺，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十七大报告.
[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科学发展呼唤“生态文明”.
生态主义文学篇9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同的研究课题和实践方向，并形成不同的理论成果，这是由时代背景和时代主题及其转换所决定的。在中国处于半殖地半封建社会、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斗争，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就是“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也随之相应地实现了转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党”，“什么是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课题逐渐展开。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回答这些课题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特征的体现。在探讨“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国内和全球性问题的困扰，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发展能否实现可持续，是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而全新的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丰富的理论体系，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内含丰富而具体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些思想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已进行了充分论述和展开，有的则被后继者深入挖掘，而有的则还蕴藏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由于某种原因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在目前看来便是有待充分挖掘和逻辑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便会发现其中生态文明观之深刻意蕴、生态文明之宏阔视野以及生态文明之鲜明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也包括生态文明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这一课题的提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国内外现代化模式反思的基础上，应对和摆脱生态危机的一种自觉，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生态视角和生态精神，也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风格。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两个层面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有必要把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的观点，“我们通常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中国化的着眼点是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属于政治领域或政治学的范畴”［1］。“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特点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层面的中国化相比，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属于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的中国化，其成果有较大的稳定性。作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主要考虑的是管用不管用，能否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无需更多考虑学科的体系、结构和内容……而作为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必须考虑学科的体系、结构和内容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的问题”［1］，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亦存在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之分，事实上，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身内容来看，也的确内含着两个既相互关联、相互一致又有所区别的目标任务。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处理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取得的一切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它包括一切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两方面内容。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亦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需要从着眼于实际问题解决的政治层面和着眼于理论建构的学术层面双重推进。在时代的中国，由于生态问题尚未突显，环保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基本上处于不自觉状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渐开始了生态意识的觉醒和生态行动，敲响了生态问题的警钟，并着重从政策和法律等实践层面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时代特点，把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到关系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关系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高度来认识，并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生态环境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了空前的地位，特别是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些无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而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资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2］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这一时代课题进一步得以明确，标志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内容在内的当代中国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形成。#p#分页标题#e#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进程的简单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首先主要是在实践层面展开的，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实践永远是认识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提出和不断向前推进的实践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亦取得了以“生态文明”目标的提出为主要标志的初步成果，对此，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大卫•格里芬教授评价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生态文明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府。虽然宣布一个目标和实际地采取措施去推动它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这种宣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3］7的确，这一宣布一方面昭示着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在勇敢地担当起全球性的生态责任，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执政实践出发，在政治层面上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这是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政府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在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也不乏真知灼见，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最具学术影响的。但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而出现的，虽然理论的提出和建构也是关照了某些实践的，但总的来说，它不是或并没有成为改变现实世界的现实运动和力量，因而在实践中往往是不成功的。就此而言，其理论尽管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制度支撑，因而也就而难以摆脱其乌托邦的色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首先是个实践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应该是政治实践和学术理论两个层面的双重推进，因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需要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加强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些年，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学术层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具体来说，学术界不断全面深入地挖掘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研究，积极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文明理论作出的基础性贡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逐渐成为一种显性的理论。学术界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新概念，提出了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表现和重要特征的新命题，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并为政府决策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相对于政治层面，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学术层面的成果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像对政治层面中国化那样较高的评价，也未产生重大国际学术影响，学术层面中国化相对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挖掘尚不够深入，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上解读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这方面的工作仍缺乏细致性和系统性。其二，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阐发和建构中，往往侧重强调坚持的一面，而在发展和创新上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经验证明，离开坚持的发展，其后果往往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而离开发展的坚持，其结果则往往是导致教条主义。其三，在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方面，学术界普遍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和谐思想的契合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具体范畴、概念和命题的析取和转化的工作还需要一定的功夫，在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具有中国特色方面仍有广泛的努力空间。三、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具体路径鉴于目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进展现状，从推进其进程的角度，笔者有以下思考。(一)要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政治层面的中国化着眼于实践过程中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解决，其成果形态属于政策理论;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侧重于学科理论的建构，其成果形态属于学术理论，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在现实中二者往往是相互渗透而且相互促进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政治层面成果的取得，恰恰得益于学术层面的研究，如“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把生态文明确定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明要素，这些都首先是学术界的贡献。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指出:“有人将生态环境建设仅仅视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不够的。当然，提高生态意识可以说是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但作为生态建设，它有自己独立的内容。最近有的同志提出，现代文明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4］179此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我们才逐渐看到“生态文明”的概念，以至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明确的目标提出来。而问题是，学术层面的成果转化到政治层面，为政府所采纳，这似乎实现了学者们的终极追求，这一方面容易助长研究终结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容易被有些人视为权威范式，束缚研究者的思维，成为学术层面中国化的一个动力阻碍机制。这也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学术层面的研究成果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一方面要防止学术政治化的倾向，学者们要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一味地逢迎上意、注解政策。另一方面，学术界要把政治层面中国化的导向和成果作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加强学术理论的创新，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提供更加新鲜丰厚的理论支撑，而不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比较淡化政治色彩，主要从学术角度切入研究，这样虽然容易脱离实践，但有利于学术探讨和进步，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借鉴。(二)加强从总体上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解读，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p#分页标题#e#由于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类自身生存和生活资料不足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在描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特别强调“财富的极大丰富”，认为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同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危机还没有达到危害人类继续生存的程度，因此，把生态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系统的、包含社会属性在内的科学来设计和研究，并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主要任务，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形成像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那样系统专门的生态学理论。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是空白，没有发言权，甚至认为马克思是生产力主义者、“生态原罪者”。以福斯特、伯克特等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艰苦的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使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终于得以浮出水面，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遮蔽，建立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实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初步回归。可见，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而在中国，由于生态危机的突显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亦起步较晚。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的特点，决定了全面系统挖掘其生态思想，建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这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最基础性的工作。这就需要学者们自觉站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前沿，既要从多学科的视角，又要从整体维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问题，特别是要加大从整体上研究的力度。对此，有国外学者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敏锐洞察某些实在的因果过程方面，马克思显然是一个科学先知。实际上他的科学唯物主义就是一种以自然科学的形式描绘社会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称之为哲学)这种严格的二分法最终在如下情形下会显示出不足:自然正在逐渐为人类所影响。马克思认为，最终会出现一种专门的科学描述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5］这一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生态学世界观和社会思想不可分离紧密相连的宏阔视野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122。这种宏阔的视野理应成为我们的研究视野。(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曾经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7］707。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异域，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寻找到一种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包括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所幸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许多生态思想的智慧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如道家主张的生命应符合自然状态、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极其契合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这一点特别为一些国外学者所看好，他们认为就文化传统及其所塑造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来看，在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可能性要大于西方，因此，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中国成为超越现代化引领世界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精神和道德领袖［3］213。我们要把这种文化优势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强大动力推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用中国哲学文化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表达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闪耀着生态智慧的光辉，而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觉自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等都可以被视为现代生态意识的中国表达。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进程中，非常有必要将这些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理念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高度，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中国特色。为此，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话，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中国化。
生态主义文学篇10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