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类型篇1
关键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目标导向”模式；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3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01-06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银监会实施农村金融“新政”以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相继成立，拉开了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增量”改革的序幕，迈出了探索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步伐[1]。在政府主导下，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地区试点过渡到全面推进的阶段。但在机构数量与规模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之时，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一是盲目扩张现象严重。根据2009年中国银监会编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计划3年内在全国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294家，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贷款公司10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61家。据资料显示，2011年底，全国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而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080家，贷款余额5921.38亿元，全年新增贷款2005亿元。二是市场定位严重偏离设立目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的宗旨是惠及“三农”及小微企业，但运行过程中严重偏离了服务“三农”的目标，“三农”贷款所占比重太低，商业贷款比重过多[2]。三是治理异化现象明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没有发挥其规模、信息、地缘与人缘的优势，治理过程没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排斥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而许多金融机构在追求提高贫困农户的金融福利时，自身的财务状况又难以为继。四是出现创新的惰性。由于走政府主导、试点再推行的扩张路径，在发展模式上创新不足。经验表明，市场发展常常领先于监管行动，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总是沿着“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轨迹演进，如果监管缺少必要的灵活性，就会落后于创新的脚步，从而造成金融监管的不适应，进而阻碍金融创新[3]。因此，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主要矛盾已由竞争主体不足逐渐转变成农村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发展的步伐，监管的缺位或错位将导致改革达不到既定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创新势在必然。
二、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现状与缺陷
（一）当前监管方式：以银监会为主体的分类监管
我国现行农村金融监管模式依然是按照“一行三会”总的金融监管框架下实行分业监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监会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由省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局监管，以银监会为监管主体，对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同一监管框架下实施分类监管[4]。表现为：
1.按巴塞尔协议规定分类监管。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分类监管的依据是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分类框架展开的。根据巴塞尔协议的监管原则，对存款类的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统一执行巴塞尔委员会监管原则及标准，不制定特殊监管政策，有利于强化新型农村金融法人机构对其分支机构或控股机构的监管责任；同时，对于对少量不吸收存款、运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的特殊金融机构（如贷款公司等），更多地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自律的作用，采取严格限定其服务对象和业务范围的措施，实施以市场约束为主的监管方式[5]。
2.按资本状况与资产质量评估分类监管。当前的分类监管办法主要通过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和资产质量进行评估（包括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管理状况、市场风险、流动性等），构建监管指标体系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实施“扶优限劣”的分类监管措施，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资本约束监管。对评级低、风险大的机构增加现场检查的频率、广度和深度，并限制设立新机构，限制新业务，控制业务发展规模；相反，对于评级高、风险小的机构，适当减少现场检查频率，缩小检查范围，支持鼓励创新发展[6]。对于出现支付性风险预警的，立即启动风险处置应急预案，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筹集资金来应对支付危机，对于已经出现支付风险的，及时申请动用存款准备金和争取其他资金支持，并要求持股银行启动流动性风险管理支持机制，协助处置支付风险（见表1）。
3.按发起人类别分类监管。根据机构发起人不同采取不同监管模式。对于村镇银行按照商业银行监管要求实施审慎监管，特别是在资本充足率与资产质量上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实施；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社建立以自律管理为基础、银行业监管机构监管为主体、地方政府风险处置为保障、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分工协作和相互配合的监督管理体系，实行社员自律管理；对符合并表监管要求的贷款公司，强化对投资人的并表监管，对银行设置的专营全资子公司以及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纳入到母银行的统一治理框架内进行监管，发挥投资人监管制约的作用。
（二）现阶段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的缺陷
1.监管指标不合适。当前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按照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率两个指标，采取一刀切的办法[7]。一方面，从目标客户群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为“三农”服务，由于“三农”自身的弱质性，受自然、气候等非人为因素影响，面临不可抵抗风险较大，在存款保险制度没有跟进的同时，单一实行不良资产率监管是不适合的；另一方面，由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与农村互助组织的出资人不一样，存贷机制各异，如果实行统一的不良资产率监管可能会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使其出现财务目标与社会目标偏移的现象。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调整监管指标。
2.民间资本进入门槛过高。根据《村镇银行暂行管理规定》第三章股权设置和股东资格第25条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任何单位或个人持有村镇银行股本总额5%以上的，应当事前报经银监分局或所在城市银监局审批。可见，在关于村镇银行各类股东持股比例的规定中，严重限制了自然人股东、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股东、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的持股比例。大大限制上述几类股东的资本投入力度，甚至会出现这几类股东变成“做样子”、“名存实亡”的状态，这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极为不利[8]。
3.监管体系不健全。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手段过分依赖现场监管，并没有把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就开展的非现场监管而言，也仅停留在简单的收集资料和掌握情况上，电子化网络化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对于村镇银行无法实施全面及时的非现场监管。二是退出机制匮乏。银监会并没有具体规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退出问题，关于村镇银行的退出问题，银监会仅在阐述“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质量状况”监管措施的条文中简单提了一下，也根本无法满足村镇银行实际运营的需要。三是监管流程不明确。在《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中，银监会虽然明确提出“银监分局负责对辖内村镇银行实施属地监管，具体监管工作可授权监管办事处实施”，但实际的监管程序并不完善，均未明确怎样配置主监管员由谁负责对村镇银行高管人员进行初审，由谁具体组织现场检查等问题。
4.监管主体重复，监管秩序混乱。在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实践中，大多由省（市）人民政府指定本省（市）金融办组织并牵头当地发改委、农委会、经委会、公安、工商等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督管理。但在是否存在非法集资方面，银监会和公安部门负有监管的职责，人民银行则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等进行跟踪监管。这样的多头管理容易使监管形式化，造成“谁都可以管，谁都不想管”的现象。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根据各自法定职责和相关制度规定，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实施审慎监管。由此得知，农村资金互助社组织的监管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两个监管主体会造成监管缺位，表面上看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都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负有监管责任，但实质上，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出现两者都不管的现象。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创新的基本思路
（一）“目标导向”监管模式的提出
“目标导向”监管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监管，是根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出来的一种能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协调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不是从金融机构的类别，而是从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功能着手，在混业经营的背景及其功能给定的情况下，寻找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既定功能的制度结构。
“目标导向”监管模式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涵：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与维持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监管模式的目标分为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长期目标是从宏观角度定义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保证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从而保护金融活动各方特别是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短期目标是根据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文化的不同定义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具体目标。“目标导向”监管模式是对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的一种全新探索，借鉴了各种监管体系的优点，强调监管框架和目标紧密联系，其最大特点是整合有自然合力的领域的监管责任，并不是将权力分割在不同的监管者手里。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以目的为导向的监管，注重监管的目标，从分机构、分业监管向综合、跨业监管转变，不再区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行业，而是分别按监管目标及风险类型将监管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市场监管；第二层次为解决由政府担保所导致的市场纪律缺乏问题的审慎金融监管；第三层次从消费者保护出发，解决商业行为标准问题的监管。可见，三个层次监管目标和监管框架紧密联系，互为统一，从而使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基本框架见图1。
（二）“目标导向”监管模式的构建
1.构建的基本原则。“目标导向”监管模式构建的原则是多元的，但需注意以下几项核心原则：
一是目标导向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原则。目标导向监管将成为农村金融监管的主流，从经济内生性角度来考察，这种监管模式只有与自律性监管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应。应从依法完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法人结构，披露经营信息，加强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民主管理监督机制，通过立法规定大股东必须承担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风险评估和控制的责任等方面来强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自律体系的建设[6]。
二是激励相容原则。贯彻以理性人为起点，在行为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吻合集体价值利益最大化的激励相容原则是目标导向监管模式的核心内容。激励相容原则按照制度设计所期望的策略采取行动，有效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结果符合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让每个员工在为企业多做贡献中成就自己的事业，即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两个目标函数实现一致化。解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和制度利益之间的矛盾，让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目标表现一致性，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结果和制度利益目标保持一致。
三是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原则。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实现的前提，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实现的保障。没有现实的经济效益，就没有长远的社会效益，而长远的社会效益又能给企业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所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必须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不能顾此失彼，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点是“目标导向”监管模式构建成功的关键。
2.构建的主要内容。根据监管目标安排监管内容是“目标导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目标导向”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准入与退出双向监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准入与退出的双向监管是针对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都存在的监管审批混乱与监管主体重复问题而提出的。地方政府、省市的发改委、地方政府下属的金融管理办公室、金融管理局等各种机构都有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的监管权，更莫过于各地的小额贷款公司资格审核委员会了。以大连市为例，大连市小额贷款公司资格审核委员会由市政府金融办、大连银监局、人行大连市中心支行、市工商局、市公安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指派专人组成，而银监会在其中的作用成了只是“负责指导、协助审核工作”这种虚妄的字眼，本来应该担当主角的银监会变成了协助。因此，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金融许可证、准入审批与退出的监管权应该统一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让专业人士来管专业问题，而不是让地方政府肆意指手划脚[9]。这种准入审批包括机构设立的程序与组织形式构的章程、资本金要求、经营方针和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任职资格的审查、申请设立金融机构的可行性报告等；自由退出机制则是对经营不善的三类机构退出市场程序进行评估与仲裁。这种准入与退出权的收回会使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审批准入程序大大简化、降低了审批成本、方便了出资人、减少了审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有利于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二是审慎性监管。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无存款业务且不属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因此审慎型监管的对象为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两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两方面：（1）资本充足率。主要利用“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工具进行审慎监管。（2）风险管理。为了避免信用风险，应当建立独立评估二类机构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为了避免流动性风险，银监会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效识别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为了避免市场风险，银监会应确保二类机构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银监会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具体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为了避免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银监会应确保二类机构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三是业务行为的监管。以新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保护局为监管主体，此机构归属银监会内部，但监管权独立可自行设置监管指标，经费由银监会负责。职责为监管所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其经营业务是否偏离服务“三农”目标，其殊点在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社员既是消费者也是股东。监督信用卡、小额贷款、个人储蓄与农村消费者密切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制定法规、设计和取缔金融产品、检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并有权对三类机构实施罚款或其他惩罚措施。大力构建由信贷市场、资本市场、股权投资、担保体系和政府引导构成的完备高效的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的双重作用，推动资金向稀缺领域滚动[9]。督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合理简化服务流程，明示收费价格，在保障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各项权利。监督金融服务是否偏离服务“三农”目标，防止三类机构的服务对象发生偏差，服务资源流出“三农”、流出社区，积极在需要“三农”金融的消费者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牵线搭桥。内设金融教育办公室，通过开办学习班、网上教学、接收咨询等方式，丰富广大消费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知识；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者提供风险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健全内控机制。希望设立此机构不仅能监督好业务行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更能带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度过内部监管和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的初创期。为将来对我国整个金融系统的目标导向改革进行小范围试验。
四、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创新的战略举措
（一）建立完整统一的核算系统
美国财政部在《蓝图》中指出，统一支付结算系统行业标准的缺失是导致美国金融监管资源浪费和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而在我国，国内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尚未形成统一，现行的核算系统仍分为各大商业银行自身的清算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的跨行结算系统两大块，两块各自为政，效率不一，硬件网络技术上的潜能优势难以发挥。监管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与协调是综合监管的需要，而监管信息的完整、统一与共享又成为监管部门间配合的前提。因此，要制定统一的《全国支付结算办法》等法规，尽快打通各监管单位间的信息交流渠道，确保中央监管机构对信息获取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因而，不仅需要转换同城与异地的概念，而且必须弱化系统内与系统外的界限，形成一个全行业共享的支付结算体系。
（二）建立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信用管理系统
建立科学评价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培育信用文化，实现系统内信息共享（包括农村居民个人和农村居民所有的集体乡镇企业）。要做好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和依托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金融体系健康运行，建立一个完善的、覆盖面广的、信息准确及时的信用评级体系。
（三）完善相关法律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起步较晚，因而法律制度建设相对落后。当前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如2007年1月了《村镇银行暂行管理规定》、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等，但这些法规均属规定、意见与通知之类，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完善的正规的法律体系，法律效力不足。因而，加强立法工作，建立长效化、正规化、稳定化的法律监管体系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四）改善监管条件和提高监管水准
一是提高监管人员素质。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在监管中存在着理念保守、监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和复合人才缺乏的状况。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监管人员的培训制度、资格考试和任职制度、监管岗位工作人员的奖惩制度，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管理水平；培养全面掌握金融、法律、外语、计算机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监管人才。二是提高内部管理、内部自我监督水准。帮助引导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内部监管机制，特别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机制。三是加强网络化管理。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过于依赖现场监管和监管人员不足的情况，全面加强建设网络化监管设施，积极培训网络化监管人员，提高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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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类型篇2
监管困局：系统风险难防范
就目前县域监管体系而言，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还存在亟需理顺的几个问题。
一是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存在监管缺位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县域金融机构由原来的三类发展到六大类：一类是由银监会监管办和人民银行县级支行负责监管的各大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新型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二类是证监会监管的证券公司。三类是由保监会监管的保险公司。四类是由地方政府金融局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五类是由地方政府商务局负责监管的典当行和拍卖公司。六类是部分地区由农委牵头、与民政部门协同监管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目前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县一级建制，难以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及其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县域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缺位，致使银证、银券、银保等跨行业合作业务缺乏日常监督，蕴含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监管主体依托的法律滞后，存在责权不清问题。中央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银监会监管办与地方政府三个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法律设定的界限不够清楚、责权不够明晰，且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监管无法律依据，同时各监管部门又缺乏协调配合，导致出现中央监管部门之间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趋利避害”的金融监管乱象。“趋利”往往导致多头监管，而“避害”则易导致监管真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方非专业监管主体由于缺乏专业监管人才而难以胜任监管工作，没有形成规范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个方面是县金融局、商务局、农委和民政部门无法制约束，从最大限度获取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考虑，客观上存在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发起人任职资格把关不严、工作人员的聘用和培训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存在潜在风险。再一个方面是依法行使中央权力的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的法律界限不够明确，宏观、微观一起抓，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有效性不足等问题。
三是县域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监管不匹配，形成监管资源严重不足。以牡丹江为例，县域总的金融监管人员在25至40人之间，县域金融机构（包括微小金融机构和组织）总数在200个以上，机构遍布整个县域，远的要一天车程。县域银行机构50多家，高管人员18人左右，风险防控任务由银监会监管办承担责任。可悲的是在权限设置上银监会监管办没有现场检查权、高管人员审核权和违规处治权，且人员只有2至4人。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事处一样，存在人员少任务重的尴尬局面。地方金融局、商务局、农委、民政局监管专职人员均在2至3人之间，分别管理10个、20个、100个以上的金融微小组织，且没有金融专业人员，同样存在监管人少事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突围路径：理顺县域监管体系
从对上述问题的调查分析来看，其原因无非是县域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理顺好，缺少法律支撑、缺少行业监管主体、缺少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机制，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健全县域监管主体建设。为了有效控制跨行业业务风险、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必须设立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主体，解决县域保监会、证监会监管主体缺位问题。除能够解决行业违规经营行为难预防外，还能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填补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监管空白。
金融监管的类型篇3
关键词：监管信息；监管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48－03
一、监管信息交流和监管协调是有效监管的重要保障
从各国的情况看，主要国家或地区金融经营模式与监管制度是各不相同的，各国监管机构的分工也是不同的。如美国、德国等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英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实行的是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模式，法国、意大利等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韩国等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统一监管的模式，卢森堡、比利时等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银证统一、保险单独监管的模式，加拿大等实行的是分业经营，银证统一、保险单独监管的模式。
一般而言，统一监管具有及时性、连续性、协调性和一致性，避免监管的重复和盲区，避免监管套利的优势。分业监管一般有多个监管主体，其优势在于专业性强，有监管竞争优势，但易存在监管的重复和真空，监管机构间协调难和责任推诿的缺陷。牵头监管、双峰监管和伞型监管成为分业监管模式的改进型制度。几个主要监管机构建立信息交换和磋商协调机制，明确牵头监管负责不同监管机构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明确对某一目标的监管责任，形成牵头监管模式。双峰监管是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对所有金融机构实行审慎监管，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监管，起到双重保险作用，如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而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则负责对市场一体化标准、信息披露和保护消费者方面进行管理。伞型监管(加功能监管)是面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集团化综合经营，由一家监管机构进行集团层面的监管，而对控股公司经营业务的种类由功能监管机构进行主监管。如美国在1999年金融现代化促进法案出台后，金融控股公司可以从事更广泛的金融业务，美联储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首要监管者，实现在集团层面的伞状监管，州政府和其他联邦机构对控股公司所控制机构进行功能监管，美联储与这些监管机构实行监管合作。
可见，虽然各国监管体制不断变革，但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依然并存。分业监管有多个监管主体，是将按功能监管原则或按机构监管原则设置监管机构这一问题外部化，而统一监管体制一般由一个权威机构统一负责，在其内部再进行具体分工，是将按功能监管原则或按机构监管原则设置监管机构这一问题内部化。因此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推动金融健康发展是监管机构的共同目标。而在有多个监管主体实行分业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之间如何做好监管信息的交流、监管磋商协调就变得尤为重要，成为有效监管的重要保障。
二、美国监管机构之间信息共享机制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是按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行混业经营分业监管，金融监管实行二元多头式，即由联邦和州共同负责。联邦一级的监管机构有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储备体系(FeD)、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50个州则分别设立自己的金融监管机构。
每一家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主监管机构”，负责实施监管，并将对有关监管信息提供给其他监管部门。因此虽然监管机构众多，但各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大大提高了监管效率。
美国银行监管体系非常复杂，美国银行机构需定期向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州政府的银行监管部门等监管机构报送有关财务状况、业务经营状况等方面的非现场监管资料，此外还需要报送其他非现场监测信息，如报送分支机构的存款报告，银行控股公司要向FeD报送母公司报表、集团并表报表以及集团控股的非银行附属机构报表，上市银行要向美国证监会报送有关信息等等。因此一家银行往往需要向不同的监管机构报送大量的监管信息。
为加强各监管当局之间的沟通协调，统一监管标准，减少交叉重复，防止出现监管真空，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承担了专门负责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包括负责监管信息的标准化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安排。
FFieC设有中央数据仓库(CDR)，先是由主管基础报表的机构(callagenty)完成数据诠释工作，包括报表格式、填报说明、检验关系等，并提供给授权的软件供应商，由软件供应商根据数据诠释开发出相应的软件并销售给各银行。银行应用这些软件，通过在线XBRL格式电子报送有关的财务状况、业务经营状况等方面的非现场监管资料，中央数据仓库直接对数据确认处理后便成为有效的基础报表(CallReports)，并生成“统一银行业绩报告(UBpR)”，提供给各监管机构，同时在公共网站上向公众披露。基础报表是最主要的监管报表，其内容和报送频率由FFieC决定，报表的格式和填报要求公布在FDiC的公共网站上。根据机构规模和业务复杂性的不同，基础报表的报送要求亦有所不同，如有境外分支机构的大银行需要填报25张报表、1100个项目，而规模小或业务简单的银行填报的项目相对较少。
由于信息数据的诠释、标准、格式和报送规范统一，利用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流程化加工统一，外部监管要求和银行内部管理要求统一，确保了银行与监管机构信息交换的准确和快捷，各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的共享，也减少了各银行和监管机构的重复劳动。
监管机构根据各自的监管分工，充分利用获得的各类信息，依靠各自非现场统计监测系统对各类数据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如FDiC主要针对商业银行，FeD主要针对银行控股公司，oCC主要针对机构和高管信息以及现场检查，识别风险点和需要关注的领域，进行早期预警，如每季各家银行的“统一银行业绩报告(UBpR)”，包括100多个固定指标和一些个性化指标，对银行经营状况进行分类比较和趋势分析；计算资本充足率，确定以风险为本的最低资本要求；识别出可能降级的银行和高速增长的银行，并分别予以重点关注；指导现场检查，确定现场检查的频度、时间和重点；根据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对银行进行骆驼评级和风险评价，并确定下一步应当采取的监管措施；FDiC还通过非现场分析进行存款保险定价等。
同时各监管机构实行信息交流共享，对社会公众信息披露度也非常高，除少数银行信托业务和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信息外，汇总的数据信息和单家银行机构数据信息几乎全部在网上披露，如FDiC网站上提供了20000多页的信息，银行和公众都可以从网上看到基础报表的格式和填报口径的诠释，也可查到并下载每家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的情况，每家银行有600
多项指标和近10年的数据，以及根据基础报表生成的各类分析、统计表和图表。
三、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金融业各监管主体之间因职责界定不清晰、监管标准不统一，沟通协调不畅通，指标诠释不一致，数据信息不共享，在市场准入、业务规范、现场检查、行政处罚等方面存在真空、重复或监管意见不一致。各家金融机构需要研究、理解、满足不同监管机构甚至是同一监管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的监管意图和要求，开发不同的信息系统，将各自的信息通过不同的途径向多个监管机构报送，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为此，借鉴国外良好做法，为加强监管的全面性、效率性和科学性等方面，在信息采集、加工和利用上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统一标准，分工合作，提高监管的全面性
在目前分业监管的前提下，构建好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体系和流程，法律法规要对监管的机构及其交叉的业务、交叉的领域赋予明确的职责和事权，实现从机构到功能到市场、从纵向到横向的全方位监管覆盖，不重叠不疏漏。借鉴国外牵头监管、双峰监管和伞型龄管模式，在涉及交叉经营和交叉监管时，明确一个主监管机构，其他相关监管机构密切配合，实行牵头监管；在涉及系统性安全和机构业务监管上，可实行双峰监管；在涉及综合经营上，可搭建伞型监管架构。明确监管目标和监管职责，在现场检查上互相沟通配合，在非现场监测上统一监管标准，在各监管机构之间形成有效的监管分工和合作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防止监管机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局面。
(二)统一采集，信息共享，提高监管的效率性
我同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对非现场监测流程进行梳理和优化，形成矩阵，参照美国FFieC模式，科学设计金融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体系，统一收集和加工标准化的信息，通过优化计算机和网络建设，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在监管机构内部以及各监管机构之间，形成充分的信息交流共享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在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信息互通系统，形成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互动机制，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大多实现了数据的集中，只要考虑统一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主要数据标准、格式和接口，可以大大提高信息收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非现场监测效率，减少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多头重复劳动。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也应架设面对社会公众的信息披露的桥梁，建立信息的披露程序，提高透明度，形成社会公众编外监管队伍，借助计算机信息系统达到“三约束”和“三公”效率，即内控约束、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建：、i公开、公平、公正的有序金融环境。
(三)利用信息，深度挖掘，提高监管的科学性
金融监管的类型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微型金融风险
近年来，在服务“三农”经济的过程中，微型金融的作用越来越强大。目前，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包括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非政府机构小额信贷组织等。这些机构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地区，弥补了官方金融对农村服务的不足。但目前农村金融也存在供不应求、风险较高、金融监管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农村金融风险的定义和特征
按照风险的一般定义，可将农村微型金融风险定义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提供农村微型金融服务时客观存在的风险，产生于农村微型金融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使得金融机构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发生偏离，导致在微型金融服务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村微型金融风险具有以下特征：（1）风险程度较高。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形成的。（2）隐蔽性较强。农村金融风险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一方面因为单笔风险绝对金额相对较小，损失可能被忽视；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体制的问题，对损失的出现和应对缺乏基本的知识，往往无法及时解决问题。（3）传染性较广。由于信息传导不畅、重视地域关系等原因，农民更易产生“从众心理”，风险一旦产生，就会很快传染扩散。可能会产生挤兑、效仿他人恶意不归还贷款等问题。
二、农村微型金融在风险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
（一）人脉关系提供“软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相对普通贷款，农村微型金融贷款额度较小，贷款成本相对较高。但微型金融也具有传统金融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可以获得较多的“软信息”，在信用评价、风险识别与风险控制上，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这是传统金融无法相比拟的。
（二）信用贷款解决抵押物缺失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
由于农村中多数农户拥有的财物不易变现或市场价值较低；同时，法律认定的担保物范围也比较小，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缺乏合格的抵押物。因此，农村微型金融机构一般采用信用放款方式，农户无需提供担保和抵押物，也不需要复杂的贷款审核流程，符合农户贷款需求金额小、临时性、变动大的特点。
（三）灵活运用信用评价标准解决传统评估不精确问题
相比传统金融，农村微型金融实行更为人性化的信用评估，利用熟人社会的信息对称优势，收集农户信息。包括家庭背景、家庭收支、经营情况、可变现财物情况等“硬信息”；同时也包括农户的经历、性格特质、人际关系以及社区成员的评价等“软信息”，对这些信息加以利用和分析，为农户提供符合其需求的金融服务。
因为农村金融需求具有分散性、金额小、季节性的特点，加上农村还未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可抵押的财产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导致了农村微型金融风险大、成本高、经济效益不确定。随着微型金融的市场越来越大，风险也处于逐渐累积和扩大的状态中。
三、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存在的风险问题
（一）对农村微型金融监管不到位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缺少规范、有效的报表体系，在对外信息的披露方面存在不足，市场约束能力非常有限。因此，监管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1.监管立法缺位。农村微型金融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市场准入、业务运作和退出运行机制的制度供给，缺乏针对性、契合性的配套法律制度。现存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多是从使用和应急的角度出发而编制的。而现有的监管立法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法》为基础来确定，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立法，使监管部门难以确定严格的监管程序和手段。
2.缺乏科学的监管体系。目前，我国依然实行分业监管、分工协作的监管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日趋混业经营的趋势，农村微型金融机构依然处于临时性的“以央行为主体，辅之以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联合监管”模式，监管权限不够明晰。这不但形成了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干预，也使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风险不断加强。
（二）信用风险不断加大
从农村微型金融在我国的运行情况来看，信用风险仍将是运营中最常见的风险。范围涉及贷款、贴现、担保、押汇、信用证等业务。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农户违约率不断提高；同时，信贷管理体制不健全，贷款发放过程中的风险难以得到全程监控；信息披露的不全面和不及时，也使信用风险出现得更加频繁。
（三）金融产品单一
我国微型金融产品主要是贷款类产品，而保险类产品、储蓄类产品、基金类产品等其他服务更少。其中为降低风险在贷款产品方面主要是短期小额贷款，偿还方式单一，利润较低。这是由于农村微型金融在资金来源少、规模小、机构设置少等各个方面的不足决定的。
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损失持续累积后，如果遇到相关突发事件，其潜在的风险就会突变为现实风险，并迅速向周边扩散，形成区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研究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现状，探讨农村金融微型服务的风险防范和安全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四、农村微型金融风险的安全防范措施
（一）完善监督立法和体系建设
1.加强农村微型金融法律制度供给，明确金融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构建合理的市场准入、退出及业务运作的机制。首先，放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向民间资本开放准入渠道；其次，放款业务准入限制，允许吸收异地存款，扩大资金来源；最后，晚上农村微型金融的退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一行三会”作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应着重为微型金融组织的准入、运营、退出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框架与发展指引。
2.实行统一监管框架下的差别化分类监管。（1）对于村镇银行这类吸收存款的微型金融组织，因涉及到存款人等社会公众利益.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应按照2007年银监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加强对村镇银行资本金构成、充足率、补充机制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对其监管力度，应普遍低于大中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以免增加监管成本。（2）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按照2008年5月银监会印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的规定，其主管部门为各省级政府下设的金融办等机构。层层的权力下放容易出现权力真空，需要监管当局明确其监管职责，做到权责分明。（3）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社，因为不涉及存款人等社会公众，也没有太大的外部性，可按照银监会2007年初公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允许其设立分支机构，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区域。
（二）加大信用风险防范力度
1.引进和使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方法。首先，统一授信管理模式。建立客户资信评价体系，根据客户信用等级核定授信总额，减少审核环节，提高授信效率。其次，借鉴和引入先进的管理方法。建立农村微型信贷流程，尽量与农村经济体系相适应。提高授信机构的自主经营和独立性，将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影响降到最低。
2.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在加强对微型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要对其加强信息披露，保证金融机构的透明性，减少道德风险。微型金融监管机构应建立明确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其强制性与义务性。可区分不同的金融机构主体的披露程度，根据区域、规模业绩、发展阶段、定量定性等要素进行信息披露，保证合理性与科学性。对于达不到要求或者虚假披露的机构，应给予严厉出罚；同时，也要对借款人信息及时披露，定时与所有金融机构共享信息，加大借款人的违约成本。
（三）加强金融服务和工具的创新
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往往设立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异地结算、汇兑、信用卡业务等有待进一步的发展。金融机构可根据客户成长阶段、信用特征、财务规范程度和抵质押物状况设计和发展不同的金融产品。多元化的担保方式和产品，可以有效分散风险，保证盈利。
1.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可以尝试把小组联保与抵押担保相结合，或者与第三方担保相结合，发展“微型金融机构+企业+联保小组”的抵押担保模式，以降低经营风险。同时，农村微型金融机构还可以把微型保险、金融租赁与小额信贷相结合，推出“贷款+银行卡+保险”等产品优化组合，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2.拓宽抵质押与担保的种类与范围。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应发现和利用“三品三表”等非传统财务信息，开发新产品。如存货质押、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推广农户个人联保贷款、无抵押无担保的小微型信用贷款；研究发展小额贷款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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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类型篇5
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单一监管；功能型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078－02
一、金融混业经营的基本形态
金融集团是指具有统一协调的组织结构，主要业务为金融服务，并且在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中至少从事两种业务的企业集团。现实中,金融集团形式多样,代表类型包括全能银行、银行子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
全能银行也就是综合银行,是指在银行内部设置业务部门，全面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德国是这种形式典型代表。在全能银行内部，通过设立“中国墙”隔离各部门的业务经营，以防范风险传染和利益冲突。银行子公司型金融集团是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由其设立或者控股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子公司，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这种形式在英国的实践中用的最多。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本身不从事任何主营业务，专门行使控股权的母公司，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而形成的金融集团。这种类型的企业集团又称为纯粹控股公司。而上述银行子公司型金融集团的银行除控股外，自身也从事业务经营。美国、日本等多采用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
二、金融混业经营存在的风险
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由于从事多种金融业务，必然涉及到不同的金融市场，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激烈竞争，风险的种类也更加多样化。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除了面对常规金融风险外，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一）不同金融业务的交叉带来混合的金融风险
由于各个金融机构的精细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深入，不同金融业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同金融业务的交叉带来了混合的金融风险。例如，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时，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通过证券业务进入股票市场，由于商业银行的资金通常比较雄厚，给股票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容易形成股票市场的“泡沫”，导致股票市场的虚假繁荣，形成巨大的股票市场风险。
（二）金融混业经营的风险传染
风险传染是由于在经营上，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是一个整体，某一子公司的危机会通过控股公司作用机制的传递作用，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将风险扩大和传播，使整个金融控股公司都面临风险，严重危及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损害存款人和公众的利益，并可能引发金融系统风险，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甚至造成金融危机。
（三）混业经营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混业经营下的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获取高收益的途径和方法。混业的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信息，为金融机构的经理人提供了更多获取高收益的投机途径，在这种投机心理的驱使下，金融机构可能从事更高风险的业务，从而加大金融结构混业经营的道德风险。
三、金融混业经营的监管模式比较
从国际实践来看，金融混业监管代表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英国的单一监管模式和美国的功能型监管模式。
（一）英国的单一监管模式
英国在经历“金融大爆炸”、实行金融混业经营以后,于1997年合并原有的九类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对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统一行使监管权,成为英国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机构和市场法》（FSmB）进一步强化了FSa的职能。
（二）美国的功能型监管模式
与单一监管模式相对应的是美国的功能型监管模式。尽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施行进60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消了混业经营的禁令，但是美国并没有实行监管合并，而是采取了彼此分离的而又相互协调的“功能型监管”方法。具体来说，对于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由银行监管机构（包括联邦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监管机构即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其相应的业务功能进行监管，包括制定各自的监管规章、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行使各自的裁决权等，同时，由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理事会（FeD）担任“牵头监管者”或者叫“伞式监管者”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联邦储备理事会通常负责控股公司层面的监管，只有在必要时才能对其银行、证券、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但是如果各功能监管机构认为联邦储备理事会的有限制的监管不适当时，可以在功能范围内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因此，可以把功能型监管看成是分业监管。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单一监管和功能型监管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二者都有各自的优势，也都有固有的缺陷，而一方的缺陷也正是对方的优势所在。
与功能型监管相比，单一监管的优势：（1）监管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一个监管机构承担了所有的金融监管职能，从而减少了设置多家监管机构所。需要的人、财、物、技术基础等多方面的资源投入，节约了金融监管运行成本，更为有效地发挥金融监管人才的作用。（2）监管的范围经济。单一监管机构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为具有不同需要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多种监管服务，避免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由于监管的松紧程度不一，造成季节性或机构型监管资源浪费。（3）可以避免多边监管容易产生的监管冲突和监管疏漏。监管冲突是分业监管的一个普遍问题，一般情况下是由于不同机构的监管目标不同所致。监管冲突可能会导致重复。监管，因为相关的监管者都认为他们具有监管权，同时监管冲突还可能导致监管效力的降低，这是因为当同一机构或同一事件面临多个监管者而每个监管者都坚持自行其事时，监管的结果要么是久拖不诀,要么是无所适从。监管冲突也给被监管者带来了困难。例如，在一些国家,往往有多个机构对上市公司的会计准则有管辖权，这些准则之间的冲突就使得上市公司不得不制定多套会计报表，以应付不同的监管机构和监管准则的要求。监管疏漏可能源于监管机构权责不清，也可能源于权责不对称。如果说监管冲突是由于监管机构的“争权”，那么，监管疏漏则是由于监管冲突导致监管的久拖不诀，监管疏漏导致监管机构的相互推诿、扯皮。从实践上,监管冲突和监管疏漏多表现为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和合作。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良好的沟通和合作机制是分业监管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建立这一机制却十分困难，因为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的监管机构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和有效的约束，将各自的信息对外进行充分的披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国家在分业监管机构之外另行建立协调机构，或者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机构联席会议，促进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更多的信息交流和更密切的合作。但从澳大利亚的实践来看，协调机构只有协调的职能，对各个监管机构没有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权，作用并不明显。
单一监管的缺陷：（1）不同金融部门之间的固有差异可能造成单一监管机构没有清晰界定的监管目标，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目标。监管目标不清晰可能导致：缺乏统一的行为标准，导致监管负责性的降低；监管机构大包大揽，对过多的金融活动加以关注，导致失去重点和效率，运转失灵。（2）单一监管可能导致跨金融部门的风险和恐慌传染。当任何一个金融部门出现监管失败或丑闻时，公众会认为其他金融部门同样没有得到有效监管，从而导致信心危机。（3）单一监管中监管者容易形成“团体思维”，将其注意力和监管资源主要投向其认为对金融系统构成最大危险的机构或业务，而忽视其他的机构和业务。
四、对我国金融业监管的启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种监管模式各有优劣，对其取舍必须慎重，需要结合本国的金融、法律和监管环境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论证。
具体而言，我国金融监管组织结构的政策思考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监管组织结构与监管目标的兼容性。监管组织结构的设置应该保证监管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减少组织结构对监管目标的干扰。第二，监管组织结构的设计应该考虑监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第三，监管组织结构应该考虑监管成本问题。从成本原则出发，监管组织结构应该尽量减少监管冲突和监管疏漏，增强监管者和监管机构的责任心，强化对监管机构的约束。第四，组织监管机构的设置应该有利于监管信息的沟通，有利于进行监管合作。第五，监管组织结构还应易于识别，特别是应该易于被监管者和一般社会公众进行识别。第六，监管组织结构还应该建立起有效的权利制衡和约束机制，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过度分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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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类型篇6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商业银行;综合经营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在此次金融海啸中,随着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五大投行黯然退场,宣告了美国独立投资银行的终结。相比之下,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显示出更强的稳健性和风险抵御能力。金融危机使我们更加全面、审慎地认识金融混业经营的优势和风险,对我国金融机构多元化经营、探求效率与安全的平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仍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但金融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日益开放的金融市场下激烈的国际竞争,都迫使我国金融机构向多元化的混业经营转变。本文认为,建立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纯粹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我国金融业实现混业经营较为理想的选择。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内涵和类型
当今世界上的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主要有德国的全能银行模式和以美国、日本、英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而由于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和法律环境不同,各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也不尽相同。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提出:金融控股公司指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根据自身是否从事业务经营以及经营战略的不同,可将金融控股公司分为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和经营型金融控股公司。纯粹型控股公司只从事投资运作和产权管理,本身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对子公司的控制权,控制其重大决策和经营活动。而经营型控股公司既从事股权控制,又从事经营活动。
我国目前存在的金融控股公司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中信、光大和平安集团;第二类即我国商业银行根据《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在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合资或独资在海外成立非银行金融机构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第三类是由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
二、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
1、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集团多元化经营,可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可以满足消费者一站式金融服务的需求,在同一机构范围内为客户提供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等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培养“终身”客户。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业与证券业及保险业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在银证合作方面,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通过理财业务、综合融资业务、金融创新业务等合作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利益共享。在银保合作方面,银行和保险公司相互销售对方的产品,客户可以享受到更便利的金融服务,同时扩大销售。
由于金融行业所面对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微观的客户信息方面都有很强的共享性,而营业网点、网上银行等科技要素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实行共享,因此,相较于单纯的银证合作、银保合作,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的战略规划和协调,能够通过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协同效应等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中信集团作为国内首家金融控股公司,其子公司中信银行与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基金、信诚保险,通过共同开发、交叉销售等方式共同构成了综合化金融平台。2007年中信银行新增第三方存管和银证转账业务客户34.8万人,其中93%来自其兄弟公司中信证券。
2、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体制有利于抵抗和防范风险。从宏观层面来看,综合经营模式具有更强的抗周期性,更稳定的利润增长能力。因为综合经营可以通过降低各类业务的周期性波动风险,分散经营风险。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单一银行倒闭,投资银行不复存在,而大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其规模以及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因而能在次贷危机的侵蚀下屹立不倒。
同时,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组织框架是母子公司结构,其体制下的母公司和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这使各子公司一定程度上在分享控股公司内部的客户、资金资源和高科技支持的同时,可以防范风险的传递。
三、我国建立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可行性
1、我国商业银行经过多年发展积聚起来的雄厚资源,为建立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奠定了物质基础。我国的商业银行具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营业网点、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多年积累的品牌优势,这些都是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截至2008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5,634家,营业网点19.3万个,从业人员271.9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分别达到62.4万亿元和58.6万亿元。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均位列全球银行市值排行前十名。
2、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实践为建立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优势。随着法律环境的日益宽松,我国已逐渐允许商业银行在传统存、贷、汇以外全方位经营各类金融业务,这使我国银行业在综合经营方面有了一定的经验和优势。随着监管的逐步放松,我国商业银行已可以涉及企业短期融资券承销、银团贷款、公司理财、兼并收购、项目融资、资产及基金管理、投资咨询、资产证券化等多项投资银行业务。例如,2005年我国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发行短期融资券,银行开始通过企业短期融资券承销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的平台。同年,我国开始以试点形式开展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进程,工行、建行、交行已经设立了基金公司,通过基金公司为个人客户提供各类理财服务。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则同意银行投资入股保险公司;2008年2月,银监会、保监会又允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有效隔离风险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相互投资的试点。显然,上述综合经营的实践既为我国建立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积累了经验,也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3、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发展战略的不断实施,也为建立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提供了可行性。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抓住契机,开拓海外市场。通过对境外银行的并购,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渗透到境外目标市场,利用被并购银行原有的客户资源及服务领域,从而迅速地在当地扩展业务。而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业务深度和广度的扩展,势必要找到一个最优的组织模式。在西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实践中,随着其经营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些经营型金融控股公司和全能银行逐渐向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靠拢,出现了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的一些特征。如,为了克服各国监管法律、监管机构的制约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汇丰集团通过设立汇丰控股改变了由汇丰银行直接持有子公司的局面。一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对银行经营活动的限制,二是由于当时汇丰的业务已发展至北美、欧洲和中东地区,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的多种业务,作为母公司的银行既要经营自有业务、对诸多子公司进行管理,还要应对监管部门的监督考查。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在推行海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无疑也是一种既理想、又可行的组织模式。
4、选择以商业银行为主导,通过一系列改制和兼并等形式设立经营其他业务的子公司,在其之上构建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现在我国仍是分业监管模式而且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由于是二级法人制,各子公司独立经营,符合我国现在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监管主体的分业监管制度。因此,从目前我国的监管结构来看,仍可以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经营不同业务的子公司进行分别监管。
此外,随着对直接融资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大力拓展其他领域的业务。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后,子公司之间可以签订合作协议,实现客户网络、资信、营销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共同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进而降低整体经营成本,加快金融创新。
四、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1、金融控股公司要加强风险控制,稳健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根据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做到风险规避。银行等金融企业的经营往往采用顺周期模式,在经济繁荣时期低估风险,过分扩大信贷规模,降低审核标准和条件,通过市场扩张获取更多业务收入;经济进入低迷期后,则反之。而投资银行业务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在经济繁荣时期创造众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使风险扩大和蔓延到更大的范围。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充分显示了这种经营模式对市场带来的巨大风险。金融控股公司作为综合经营的整体应不断加强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在风险源头和传递路径中加强内部控制,把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
2、尽管金融控股公司在经营中能触及多项业务领域,但仍应做到主次分明,着力拓展自身的传统和优势业务。在这场金融海啸中,像花旗集团这样的金融帝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未能独善其身,过去一年里,花旗股价累计跌去93%。2009年2月,花旗集团与美国政府就债转股达成协议,花旗集团被“临时性国有化”。这说明对于金融企业来说,业务并非越多越好。金融控股公司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产生规模不经济现象,随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边际效益却渐渐下降,甚至跌破零,成为负值。因此,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来说,将自己的优势项目做好做强,辅地从事其他行业业务,更符合理论和实践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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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类型篇7
内容摘要:金融监管制度环境在保障金融服务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监管面临诸多困难,落后的农村金融体系已不能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在剖析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监管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监管自律建设
自2006年底银监会出台农村金融新政,允许在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来,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速度加快,加速了农村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同时也给农村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课题。为了规避农村金融风险和市场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农村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加强和改进农村金融监管,化解风险隐患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农村金融监管资源不足
虽然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在宏观上已经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但是在微观上还难以做到深入监管。农村金融的本质是贴近农民,作为城市金融监管首要主体的银监会,在农村金融监管中具有监管资源不足,难以贴近农村、不了解农村金融现实需求,极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局面。其次,由于我国农村人口过多,且居住分散等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都设在县(市)及乡(镇)和行政村,在其辖区内一般只设置监管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并不具有独立的监管主体资格。而且监管人员偏少,一般只有3-5人,监管辖区内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已有困难,再加上农业互助社、农村扶贫经济合作社、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面对着数量庞大、地域分散的监管对象,监管资源更是捉襟见肘。另外,农村金融监管的成本巨大。农村金融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小额贷款,收益有限,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金融监管成本,成为制约农村金融监管资源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农村金融监管方式不完善
农村金融监管的实际操作,只是单纯地延用和效仿城市金融监管方式,并没有与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一是农村金融监管方式单一,基本上只采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监管。这种强制性监管忽视了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自身的自律体系建设,也忽视了公众监督、媒体监督、社会性监督机构等动态性社会监督,缺乏监督的柔性和韧性。二是农村金融监管的效率低下,监管活动滞后于金融活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推动着农村金融业蓬勃发展,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层出不穷,但农村金融监督的内容与形式却一层不变,偏重于运动式、整顿式、事后处置式监管。尤其是在对待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服务组织的监管方面,目前仅局限于准入监管,对其业务层面的管理,如业务的合规性、利率执行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尚未明确。三是监管理念落后,目前农村金融监管仍然停留在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及经营的合规性审查,而且上述审查属于一次性审查,缺乏动态的跟踪监督与稽查,这与城市金融的事前监督、金融稽查、事后补救监管的一体化监管差距悬殊。
(三)农村金融监管人员素质不高
监管人员素质不高,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人员对监管理念认识不充分,人员业务技能单一,日常监管中对风险的识别、判断不够,加之监管人员培训不足,不能完全掌握和执行全面风险监管的理念和监管方法。二是监管人员道德自律性不强,容易滋生与金融活动者的道德风险,为了自身利益,不能坚持原则或故意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致使违规、违纪行为或有关事项的真实状况没有及时被披露;甚至有的监管人员在监管过程中,包庇被监管单位或有关责任人,故意泄露国家机密,为违规责任人通风报信,不仅影响监管结果和监管工作的质量,而且也严重损害了监管部门的职业形象。
农村金融有效监管体系创新
农村金融监管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村金融秩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应当立足于农村金融的实际,从监管目标、监管依据、监管原则、监管方式、监管主体、监管手段等方面对农村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全方位创新和改革,形成健全的多元化监管体系,确保农村金融活动的顺利开展。
(一)监管目标
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这四个目标是从监管的本质定义的,应用于农村金融监管显得不够具体。对于农村金融的监管,其直接目标是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消除贫困。因此,监管机构应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厘清农村各类金融机构的设置目标和宗旨,从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对农村金融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政策。监管机构应围绕这一价值目标,转化监管理念,转变监管方式,实实在在地为金融机构和农民负责,使金融监管机关遵守较高的监管和绩效标准,提高监管效率和有效性,更好地实现农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目标。
(二)监管依据
目前,涉及金融监管的法律有《人民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等,这些法律主要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对村镇银行等各类新型政策性银行涉及较少。因此,首先应加快其修订步伐,增加对农村金融监管的部分,并制定具体的监管办法、规定和实施细则等,以增强可操作性。由于农村金融具有脆弱性,因此应尽快建立金融机构破产方式以及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在修订的同时,我国还应加快制定通过综合的《金融监管法》,对我国金融监管作出全面、细致的阐述和规定。其次,要确保法律的实施到位。各级相关部门和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办事,认真贯彻落实法律规定的各项监管义务。三要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常识的普及。目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相关部门做好普法工作,教育居民依法借贷,积极同违法借贷行为作斗争,真正地营造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信用氛围和法制环境。
(三)监管原则
对农村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奖励与惩治相结合的监管原则,并以激励为主导,调动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奖励方面,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动态监管的结果,向当地政府汇报,为政府对金融机构实施激励提供依据,而政府根据金融机构的诚信度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对服务好、信誉好的金融服务机构,予以补偿、表彰和激励。另外,将监管信息公布于众,从而吸引农民向信誉好的金融机构存款,提高其资本充足率。在惩罚方面,加大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惩罚力度,对通过“展期”、借新还旧,通过大规模增加贷款和提高中长期贷款比率,通过调账、提供假担保假抵押等方式进行违规操作的农村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必须责令其纠正并严肃处理。同时,抓好农村金融机构的案件治理工作,做到有专人负责、有制度保证、有具体措施,管好库(箱)或印鉴密押,做到与客户对账经常化、员工和干部轮岗轮调制度化。一经发现违规行为,即严惩不贷,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成本。
(四)监管方式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时间长短不一,各种机构的运行机制存在差别。因此,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不同品种的金融服务,以及不同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和人口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和保障机制。在监管费征收、最低注册资本、存款准备金、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利率和经营范围方面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实行不同的监管容忍度,比如对高风险机构就要求其高资本充足、高拨备覆盖并采取一些限制性监管措施,对一些指标,如不良贷款比例,不同的机构也可实行不同的控制目标。尤其是对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其服务数额小、服务对象分散,农村金融机构在风险集中度中不同于服务于高端商业银行,因此可以考虑“另起炉灶”,相关监管机构可以适当放松对其监管,而主要依靠当地民众和当地组织,发挥农民或某个集体组织的监管力度。可以考虑聘任农民或者当地人大代表作为监管员,对这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独立的举报和情况反映,监督员作为联络者,对于可能出现的坏账和信用风险问题,进行汇报。另外,在监管方式上还应实现单一的自上而下监管向多元化动态监管转变,时刻关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尤其要加强对金融风险“事前防范”、随时化解风险。
(五)监管主体
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作为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定主体,其工作人员在业务能力和道德素质上与金融监管所必须承担的职责不相匹配。因此,应严格推行金融监管人员的任职资格标准,对金融监管从业人员逐步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即通过考试取得上岗资格证后,方可从事监管工作。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现场检查技能培训、金融法律法规政策培训,提高业务素质,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具备良好的操守,无私、忠诚地履行职责,始终如一地追求监管目标。要对监管机构的管理层和一般监管人员的个人行为制定准则,以防止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出现损害机构利益的现象。定期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尤其是加强新的监管手段、新的检查方法、新的业务品种等方面的培训。另外,农村金融监管人员不足,需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加强农村金融行业协会建设,以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还应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会计、审计机构的监督作用,保证法定监管主体的有效监管,同时也降低了法定主体的监管成本,最终与政府、行业协会形成多头监管,共同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方面的监督体系。
(六)准入机制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的是贴近农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特别缺少根植于农村的微型金融组织。因此,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金融机构成为重要的监管措施。金融监管部门应把好贷款公司、邮政储蓄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关,确保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资本充足率等符合要求。在全国同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选取较好的内控制度,修改补充后形成有代表性的管理模板,帮助农村金融机构建立起涵盖信贷、结算、储蓄、现金、保卫等风险点的内控制度。建立对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辅导制度,由金融监管部门对其进行过渡期指导,促使农村金融机构尽快形成内控制度健全、经营管理完善、风险控制和运作良好的经营机制。另外,可以借鉴柬埔寨、蒙古的经验做法,允许国外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增强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市场组织能力。
(七)监管手段
信息技术提供了改善金融监管的有效手段。推进农村金融监管的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建设,构建高效畅通的监管技术平台,全面推行非现场监管报表资料电脑化管理,实现金融监管指标电算化。建立农村金融监管信息中心,开发监管信息系统,全面记录辖内每个金融机构业务发展、高级管理人员、金融风险、违规经营等情况,做到金融监管有效资源丰富,记录全面、真实、准确,并实现信息共享,保证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动态的监督下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开展。加快农村金融监管的网络建设,创造条件实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金融机构间的联网,实现监管网络化,从而有效降低农村金融监管成本,并提高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1.黄玉龙,谢榕华,李思维.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现状、缺陷以及国际经验借鉴[J].湖南社会科学,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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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国跃,杜征征.金融监管治理进展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9)
4.刘莉亚.河北省农村金融监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2009(5)
金融监管的类型篇8
政府全面推动，主导金融中心建设
无论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实践，政府推动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是功能性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方式。一是明确功能性金融中心的整体建设格局。以政策为引导，统一部署，最终形成中央支持、政府推动、市场自发的三方合力。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将建设功能性金融中心纳入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战略部署，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推进机制，获得国家各部委政策支持；围绕建设功能性金融中心设计、制定金融业总体规划和支持、配套方案。三是统筹出台配套政策。围绕功能性金融中心建设整体规划，形成统筹一体的政策体系，减少政策间的相互掣肘，引导把握政策方向。
改革开放创新，强化金融资源配置
功能性金融中心重点在金融改革、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上，传统区域性金融中心重在强调广泛的、不特定的业务和产品创新；而功能性金融中心则强调创新应符合功能性金融中心特定的资源配置。一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增强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金融开放创新新格局。加强与纽约、伦敦、港澳台等境内外金融中心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内引外联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创新先行先试。二是推动金融开放，积极推动跨境结算创新、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跨境投融资产品创新，推进外债规模切块管理改革试点、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等重点改革工作，持续拓宽企业跨境融通渠道，推动地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三是支持金融创新，发展跨境电商、保税贸易等新型服务贸易，加大对“走出去”企业信贷、保险、融资担保等方面的跨境金融服务创新力度，鼓励引导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创新。
围绕核心功能，集聚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是金融功能实现的平台和载体，建设功能性金融中心更要求围绕着功能性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打造金融机构集群，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一是发展金融机构总部集群。吸引国内外各类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机构设立法人总部或区域总部。引进央企、大型民企、境外金融资本入股法人金融机构，支持法人机构拓展布局。二是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和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加快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三是创新金融机构门类。积极打造全牌照金融机构体系，发展银行卡清算机构、养老金管理、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民营银行、第三方支付等新型专业性金融机构，鼓励发展资金托管中心、资产管理中心、信用卡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四是构建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支持小贷、担保、私募基金、保理、融资租赁、资产管理等创新型金融减量增质、做大做强，开展兼并重组，与传统金融业态错位发展。五是发展金控集团。集中金融机构股权，开展股权运作和收购重组，组建以金融资产为主的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加大业务整合力度，实现控股金融机构混业经营。
发展要素市场，建立金融市场体系
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完备的市场体系是功能性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功能载体，围绕功能性金融中心功能定位，必须健全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一是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完善要素市场机构体系。积极稳妥发展要素市场，不断丰富资产类、权益类、商品合约类三大交易市场板块，完善交易功能载体。对接国内外高标准金融经贸规则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引导和鼓励国家金融要素市场开展多层次合作。通过建立透明、规范、信息充分的交易制度支持要素市场发展。二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要素市场辐射能力。进一步完善金融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积极创新交易机制，提高市场效率和功能，减少市场交易成本。推动建立业务创新合作平台和沟通交流机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在要素市场寻找合作机会，扩展业务范围，完善要素流转和融资服务体系。持续打造国有交易市场（控股）集团，引导同类要素市场间兼并、重组或战略结盟。支持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打造形成一批区域性、全国性定价和交易结算平台，增强要素市场集聚辐射效应。三是运用信息技术，注重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结合。依托“互联网+”及“云计算”等新模式新技术开展业务创新，注重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结合。同时加强无形市场发展的相关制度建设，对创新进行有效指导及监管。四是推进要素市场创新转型。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要素市场围绕本业深化发展。推动要素市场开展业务、制度、模式、产品、服务创新，不断优化运营机制，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提高机构盈利能力。
金融监管的类型篇9
关键词：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监管
abstract：Sincethefinancialsystemreformisdeepening,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inChinadevelopquickly.But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existingintheforeignexchangeoperationsin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thisarticletalksabouttheimprovementofsupervisionin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foreignexchangeoperation.
Keywords：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oreignexchange，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2-0034-03
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存款类机构（如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证券类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保险类机构以及其他类机构（如金融租赁公司等）。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方式灵活、业务种类繁多、服务范围广泛，在外汇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时间普遍较短，相关法制建设滞后，行业自律管理尚不健全，隐藏的外汇风险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监管十分必要。
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现状
（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经营范畴
根据《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外汇信托存款、外汇信托放款等16种外汇业务。保险公司外汇业务主要包括外汇保险业务和自身外汇收支业务。证券公司外汇业务包括外币有价证券的经纪业务、外币资产管理业务、外汇同业拆借业务等，其中，绝大多数证券公司以外币有价证券的经纪业务（即B股经纪业务）为主。自1992年B股市场建立后，境内外投资者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以美元（上海）和港元（深圳）计价交易境内公司股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可以开展即期结售汇业务。
（二）现行的外汇监管法规和监管现状
目前，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法规依据主要有2008年修订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1993年颁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以及补充规定、《保险外汇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2003年）、《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办法》等。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我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的职责，分别由外管局、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行使。总体来说，外汇管理部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管理主要包括相关外汇业务市场准入管理、开展外汇业务所涉及到的账户及汇兑管理等方面。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业综合经营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带来了挑战
始于1994年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有效抑制了国内转轨时期不成熟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中的内在风险，但从长期看，金融体系发展遵循市场化规律，因而具有综合经营的趋势。目前，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银、证、保在相关业务领域的融合都有了较大进展。
在综合经营的条件下，仍是分业监管模式，市场准入、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的职责被割裂行使，形成了多头监管和监管空白并存的局面，降低了监管效率。目前，外汇局要求中资金融机构报送外汇资产负债表，即包括证券、保险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应及时、准确、完整报送。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要求向外汇局报送客户的外汇收支及账户变动情况，但是，向外管部门报送的报表资料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统计数据和外汇账户备案情况。由于经营风险和外汇收支风险不能截然分离，靠这些业务信息进行日常监管，很难了解到外汇业务的经营状况，更谈不上达到防控风险、维护稳定的金融监管目标。
（二）现行监管体制约束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正常发展
一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和国际收支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外汇管理政策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很多政策制定的背景是当时外汇资源稀缺，目的是防止逃汇、套汇。这些政策，一方面对外汇资金运用限制过严，滞后于新业务、新产品的市场需要，难以跟上外汇金融创新的步伐；另一方面难以识别、防范异常资金跨境流动，不能完全满足监测、预警的需要。
二是法律法规缺失且相关条款界定不明确，无法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只有保险行业在2002年了《保险外汇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3年了《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等。而对证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迄今未专门的外汇管理规定，一般只是通过发出部门文件的形式对其业务进行管理，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外管局在进行外汇业务管理时，只能将这些文件作为办理依据。比如：在为证券公司办理外汇业务准入时，所依据的是：《关于下发和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
（三）外汇监管部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投入较少
由于监管能力受到相应的资源约束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相对较少，外汇监管部门习惯于将监管力量更多地投入在银行类金融机构上，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少顾及。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不到位，导致监管部门不能识别和判断其外汇业务经营中的风险，也不能分析其业务的各项经营指标，从而无法全方位监测跨境资金的流动并实施预警。
三、构建高效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体系
从微观经济学“效用理论”的一般原理出发，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是金融稳定（S）和金融效率（e）。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取得相同程度的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所需支付的成本是一定的，即两目标的相对价格不变，所以金融监管的效用函数为U=U（s，e）①。同时，由于一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受到相应的资源约束，因而这些资源约束将在经济模型上反映为监管预算线。这里，我们使用简单的效用模型假设，假定金融监管的预算约束线符合一般商品预算线的性质，即B＝psS+pee。显而易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金融监管就是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在两个基本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金融监管的最优化（见图1）。
依据上述基本模型，经过静态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发展的原则应是在监管水平约束下的适度推进；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监管，就是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在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监管的最优化。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证、保分业监管框架形成时间不久，短期内将各监管职能再统一到一个机构下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监管模式，采取功能型与机构型监管相结合，建立外汇局牵头的类伞形监管框架比较切合实际（见图2）。
（一）全面梳理相关法规，加强法制建设
一是根据现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实际发展状况和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修订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制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原则框架。二是对已出台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全面清理整合，细化操作措施，明确违规罚则。三是广泛征集法律层面、银行业金融机构层面、非银行金融机构层面以及相关监管层等多方人士的意见，针对不同类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运作特点，制定专门的监管法规制度。尤其应加快出台证券、信托公司等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加强对其外汇收支的合规性监管。四是在上述外汇业务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应明确相关行业监管方与外汇局的职责划分，同时也应明确外汇局各分支局的监管内容和重点，以利于其对同级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二）构建现场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管体系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内容，应全面反映其外汇资金的来源和运用情况，主要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资本金数额、代客业务种类和规模、自有外汇资金投资种类和规模、购汇支付规模及用途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定期将上述信息数据以报表的形式报送所在地外汇局，并将非银行金融机构账户收支纳入“国家外汇管理账户系统”进行管理。监管人员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和业务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分析，通过建立预警指标，排查异常交易主体和行为。尽快出台非现场监管操作规程，重点对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控和动态分析，及时预警，并相机采取监管措施。注重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现场监管充分利用非现场监管的数据资源，同时，通过现场监管，对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监测，进而分析问题的根源，对外汇形势进行研判和预警。
（三）建立健全非银行金融机构自律机制
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督促完善内控管理，切实提高内控机制的功效，为实施有效外部监管奠定良好基础。
（四）建立外汇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由外汇局牵头召集保监、证监、银监等监管机构，研究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中涉及国际收支平衡、系统性风险等重大问题。
（五）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政策的情况进行考核
参照《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对所有开办外汇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定考核办法。考核内容包括业务合规、数据质量、内控内管和其他四个大项；考核办法应涵盖差错记录、证据保全、差错确认、考核扣分、汇总评级等方面；考核结果将影响到该机构的市场准入等方面。
注：
①沿用效用理论的一般原理，我们假定，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两个主要目标（即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的关系符合一般商品性质，U=U（s,e）满足一般效用函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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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类型篇10
关键词：反洗钱；金融监管；博弈；风险
abstract：inthisarticle，wefirst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anti-moneylaunderingencouragementandcosttheory，andputforwardthatsupervisioninstitutionsshouldbuildupencouragementmechanisminlinewithrestriction.Supervisioninstitutionshouldcategorizefinancialinstitutions’anti-moneylaunderingobligationandevaluatetherisk，inordertodecidesupervisionresourceallocation.theseconclusionsisconsistenttoanti-moneylaundrysupervisionwhichiscostcontrolled.Baseonabove，weproposeafinancialinstitutionanti-moneylaundryevaluationsystem，designavagueevaluationmodelandputforwardsspecificcountermeasuresatlast.
Keywords：anti-moneylaundering，financialsupervision，gametheory，risk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8-0007-06
反洗钱监管的主要对象是金融机构，各国的反洗钱法律法规均对各种金融机构应履行的反洗钱义务进行了详细规定。由于金融机构同时也是金融市场竞争的主体，有些金融机构出于生存或盈利的需要，往往对一些匿名资金听之任之，甚至降低反洗钱基本要求来吸引客户。这就使得监管机构必须考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对反洗钱监管政策的影响。为确保监管政策的有效，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来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竞争。
一、反洗钱监管博弈分析
（一）基本假设
设有两家金融机构共同从事反洗钱工作，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时的产出，其中为努力程度，是随机扰动项。
博弈行动的先后顺序如下：
1.金融机构2和3同时分别选择努力程度和且。
2.随机扰动项和相互独立，并服从期望值为0、密度函数为的概率分布。
3.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政策时的产出能够事先测定，但其自主选择的努力程度无法测定，因而金融机构从反洗钱中的收益取决于各自的产出，却无法（直接）取决于其努力水平。
假设监管机构为激励金融机构努力工作，通常设定具体的反洗钱工作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完成既定目标的金融机构获得正向激励，而没有完成既定目标的金融机构只能取得较低的激励或负激励。完成既定目标的金融机构（即反洗钱产出水平较高的金融机构）获得的激励为，没有完成既定目标的金融机构（即反洗钱产出水平较低或没有产出的金融机构）的激励为。在金融机构能够得到激励水平并付出努力程度的状态下，其支付函数为，其中，表示努力工作带来的负效用，是递增的凸函数。监管机构的支付为。
（二）模型分析
两家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过程可以采用二阶段重复博弈来说明：参与人1―监管机构，其行动是根据金融机构完成既定反洗钱目标的程度确定激励水平和。
上述两个金融机构分别是参与人2和3，在第一阶段他们根据观测到的激励水平分别选择行动和，行动和具体地说就是选定的努力程度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在监管机构选定激励水平的状态下，通常金融机构会将上述激励水平与自身付出的成本进行比较，如果激励水平不足以弥补其成本，这时金融机构就不愿参与反洗钱。
参与人各自的支付如前所述。产出除了是参与人行动的函数外，还要受到随机扰动因素和的影响。
假定监管机构已选定激励水平和，此时，假设两个金融机构的努力水平、分别是后一阶段两个博弈的纳什均衡，则对金融机构，代表着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减去其努力反洗钱产生的负效用后的最大净收益，即可用下式表示：
（1）
其中
一阶条件为：
（2）
式（2）表示：若金融机构选择努力程度，那么金融机构反洗钱额外努力程度的边际负效用等于所增加努力程度的边际效益，后者又等于对完成既定目标金融机构的奖励乘以因努力程度提高而使金融机构获得监管机构激励的概率。
由贝叶斯公式：，
得
其中f是概率密度函数，F是概率分布函数。因对称性，故有，一阶条件可化为：
（3）
因是凸函数，故。
完成既定反洗钱目标的金融机构获得的奖励越高（即越大），就越会激发更大的努力（即愈大时，愈大），这与人们的主观感受一致。
另一方面，在同样奖励水平下，随机扰动因素对产出的影响越大，就越小，金融机构就越不值得努力工作，因为这时决定金融机构获得奖励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其努力程度，而是金融机构的运气。当服从方差为的正态分布时，则有它随标准差的增加而下降，即随的增加而降低（见图1）。
再分析博弈的第一阶段：
假定金融机构按照监管机构设定的目标履行反洗钱义务（否则就会与洗钱分子合谋牟取利益），他们对给定的和的反应，将会是式（2）给出的对称纳什均衡战略。
同时假定金融机构与洗钱分子合谋得到的效用为。因在对称纳什均衡中每个金融机构能够完成既定目标的概率为，若监管机构要激发金融机构有动力去努力履行反洗钱义务，则给出的激励必须满足：
（参与约束）（4）
在现实情况下，无论大小，监管机构必定会在式（4）的参与约束条件下，选择使自己期望支付最大化的工资水平。
由于在最优条件下，式（4）中的等号成立（监管机构压低工资使其支付最大），式（4）中只含，与的绝对量无关。
（5）
故期望利润为。因此，监管机构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使最大化。
他此时选择的工资水平应使得与之相应的满足这一条件，从而最优选择下的努力程度满足一阶条件：
（6）
代入式（5），则意味着最优激励满足
（7）
由式（5）、（6）和（7）就可解出：
，。
（三）结论
监管机构为了促使金融机构积极履行反洗钱义务，除了要考虑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洗钱分子的利益博弈关系外，还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相互决策对反洗钱监管的影响。若要提高金融机构的努力水平，实现监管效用最大化，监管机构可借助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了解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情况，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根据提交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成效进行横向比较，确定出重点监管领域；每一类金融机构也要进行横向比较，如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情况进行有效分类，根据分类结果，确定需要重点监管的机构。
监管机构在建立完善的约束机制后，应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这将有利于调动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积极性，运用激励手段减少成本，缓解金融机构在反洗钱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从而促使其做出符合监管目标的决策。具体而言，监管机构应对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情况进行有效分类，对于未参与洗钱活动的金融机构也要给予激励。根据分类评估的结果对金融机构按照风险程度或履行义务情况进行激励，完成既定目标的金融机构应获得的激励应维持在较高水平，即应获得，未完成既定目标的金融机构也要视情况进行激励，其激励水平应在之上。否则，上述金融机构都没有动力去努力反洗钱。一般来说，激励水平越高，其反洗钱努力程度越高，反之则反是。监管机构在对金融机构进行评价过程中，应注重自身的能力建设，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尽量减少评估误差等随机扰动项对激励的影响。
上述结论与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基本要求相一致，风险为本是指开展反洗钱工作时，反洗钱主体通过科学评估不同组织机构、业务、客户和交易所面临的洗钱风险，从而决定反洗钱资源投入的方向和比例，采取差异化的反洗钱措施，确保有限的反洗钱资源优先投入到高风险领域，从而提高预防和打击洗钱的有效性。
二、金融机构“风险为本”的主要内容
2007年6月，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actiontaskForceonmoneyLaundering，FatF）了《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方法指引：高级原则和程序》，随后在2008年6月，又了针对会计师、房地产中介机构、信托和公司服务提供商、贵金属经销商和宝石经销商的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要求金融机构应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决定具体的风险为本程序，通过对风险的识别，对客户或客户种类的识别以及交易风险的识别，使金融机构制定并执行适当的控制措施来降低风险，主要内容如下：
（一）适当区分风险种类
洗钱风险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风险分类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管理潜在风险的战略，使金融机构能对客户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通常将风险分为国家/地区风险、客户风险和产品/服务风险等三类。
国家/地区风险主要包括被实施制裁、禁运或其他类似制裁措施的国家；被具有公信力的来源判定为缺乏反洗钱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的国家；被具有公信力的来源判定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或支持的国家；被具有公信力的来源判定为腐败或其他犯罪活动猖獗的国家。
客户风险主要包括在异常情况下开展业务或进行交易的客户，因其结构或实体性质或关系而难以识别真正所有人或控制人的客户，现金密集型业务，不受监管的慈善机构或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尤其是跨国运作），属于政治公众人物的客户等。
产品/服务风险主要包括被监管部门和其他权威机构判定为潜在高风险的，涉及银行本票和贵金属贸易及交付的服务，其固有性质更易导致匿名或跨境的服务（如网上银行、国际电汇）。
（二）风险为本方法的实施
客户尽职调查/了解你的客户。其目的在于使金融机构能够合理地确信他们知道每一位客户的身份，以及客户可能开展的业务和交易类型。了解你的客户的程序包括：适时识别和核实每位客户的身份，采取合理的风险为本措施，识别和核实最终受益人身份，获取适当额外信息，以了解客户的实际业务情况，估计其交易的性质和水平。金融机构在做出上报可疑交易报告前，应当对客户风险进行评估，然后决定对每位客户采取适当的尽职调查措施。客户尽职调查措施可包括下列层次：适用于所有客户的标准的尽职调查措施，标准水平以下的措施适用于低风险情形①，标准水平以上的措施适用于高风险情形②。
对客户和交易的监测。金融机构监测的程度取决于金融机构本身的规模、所面临的风险程度、监测方式（人工、自动或二者的结合）以及被监测活动的种类。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必须认识到不是对所有的交易、账户或客户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监测，监测的程度应根据对风险的认识来确定，而确定监测手段和程序也要考虑金融机构所拥有的资源。只要金融机构自身做出的判断符合法律要求，合情合理且完整地记录在案，监管当局就应该慎重对待，并对这些主观判断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可设定货币限额或其他限额，对限额以下的交易免予监测，如果规定了免予监测的情况，则应对这些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审查其是否与风险水平相适应。金融机构还应对所有的内控制度和程序进行定期审查，审查结果应妥善保存。
可疑交易报告。报告可疑交易或行为对一个国家利用金融机构打击洗钱和其他犯罪活动的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法律法规要求，一旦引起怀疑就应报告可疑行为，那么就应该立即报告，风险为本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但风险为本的方法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识别可疑交易，金融机构可以将监管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纳入风险为本方法以识别可疑行为，还应定期评估其内控制度是否足以识别和报告可疑交易。
培训和提高认识。金融机构的员工接受适当的且与其职责相称的培训非常重要，金融机构有效的内控措施有赖于培训，培训计划应根据员工的职责分别设计，相关培训内容应详略得当，根据不同业务的风险水平确定培训频率，对培训的内容应进行考核等。
（三）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要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为本方法，就必须将以风险为本的程序纳入其内控制度，高管人员要确保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而高管对反洗钱工作的有效领导是实施风险为本方法的重要方面。因此高管必须营造一种合规文化，促使员工遵守相关风险管理的政策、规程。
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性质和范围取决于以下因素：金融机构的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金融机构运营的多样性程度（含地域多样性），金融机构客户、产品和行为特征，所使用的分销渠道，交易金额和规模，与金融机构每一类经营活动相联系的水平，金融机构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程度（或通过中介机构、第三方、行或非面对面业务打交道的程度）等。
三、评估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实行分类监管
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是一国实现最优监管的必由之路，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将风险为本作为反洗钱的基本方法。《中国反洗钱战略2008―2012》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国内洗钱风险评估为基础，注重中国实践与创新，检验国际标准适用于中国的合理性”；在实施原则中提出“针对性是指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合理调配资源，明确目标，集中资源防范和打击与特定严重犯罪有关的洗钱活动”；在实施步骤中提出“各反洗钱职能部门将在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框架下协商讨论，促进共识，加强洗钱类型研究，开展洗钱风险评估，共同制定和执行《战略》，以预防洗钱行为，打击洗钱犯罪”。就我国反洗钱工作现状而言，应尽快按照反洗钱战略的要求，参照FatF提供的标准，推进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国家、行业洗钱风险的评估和对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的评估。
监管部门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进行评估，确定出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型，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利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最大效果。同时，监管机构应引导金融机构全面实施风险为本的反洗钱规则，通过确定风险标准，针对高风险客户，提高客户身份识别标准的级别并进行持续的资金交易监测，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可疑交易。当监管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监管机构达到最优监管，而金融机构也得到最优回报。因此，反洗钱监管部门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风险等级评价的指标体系。
（一）设计原则
构建洗钱风险指标评价体系，主要是根据各种洗钱风险指标值变化反映出金融机构反洗钱风险状态，因而，该体系是否有效取决于选取的指标是否合理、科学，在选取风险指标时应遵循依法合规的原则，在设计洗钱风险指标时应充分考虑反洗钱法规的基本要求，这是构建洗钱风险指标评价体系的首要条件。风险指标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要相互统一，风险指标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要一致。
（二）设计内容
金融机构应履行的义务包括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开展反洗钱培训和宣传等，上述义务的履行情况应是反洗钱风险等级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根据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操作流程，运用层次分析法，将金融机构履行的反洗钱义务分为4个一级指标，即对客户的管理（）、可疑交易报告（）、内部审计和稽核制度（）和员工反洗钱培训（）。为方便评价工作，上述指标还可细分。对客户的管理分为：客户身份识别程度（）、客户身份保存的完整性（）、交易记录保存（）；可疑交易报告分为：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可疑交易报告的正确性（）、可疑交易报告的准确性（）；内部审计和稽核制度分为：审计和稽核频率（）、审计和稽核范围（）、审计和稽核内容（）；员工反洗钱培训分为：培训频率（）、培训内容（）、培训范围（）。
上述指标中存在大量的定性指标，如客户身份识别程度、可疑交易报告的准确性等，不能直接作出定量评价，因此需要一种能把定性评价转换为定量评价的方法，而模糊评价模型正是这样一种方法。
（三）模糊评价模型
模糊评价模型是基于美国学者L•aZaden于1965年创立的模糊集合理论的一种推广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自然、科技和信息等领域。该模型对所研究的对象，按照给定的条件对受到多个因素影响的事物的优劣进行全面评比、判定。由于许多影响事物的因素带有模糊性和主观性，无法直接进行定量评价，而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将使结果更加客观，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对事物进行模糊评价的步骤如下：
步骤一：确定一级指标及每个一级指标所属的二级指标和评价集。一级指标集合记为；每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记为，；确定评价集为。
步骤二：确定权重。一级指标权重记为，；二级指标权重记为，。
步骤三：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
二级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为：
其中，表示第个二级指标第个评价上的分布频率，而相对于的模糊综合评价集为。
步骤四：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
一级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为：
。
则相对于一级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集为：
。
步骤五：计算分值，。
（四）模糊评价模型在反洗钱工作实践中的应用
根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反洗钱专家评价委员会，根据专家的经验分别给出权重。在实际工作中，对客户的管理（）、可疑交易报告（）是反洗钱工作的基础，因此权重的设置应大于内部审计和稽核制度（）、员工反洗钱培训（）。而二级指标的权重根据重要程度进行设置，相应的评价可以采用问卷方式获取，评价的评语为：正常（），基本正常（），较大风险（），严重风险（）（见表1）。
一级指标权重：B=（0.3，0.3，0.2，0.2）
二级指标权重：B1=（0.5，0.25，0.25）
B2=（0.2，0.25，0.3）
B3=（0.3，0.3，0.4）
B4=（0.3，0.3，0.4）
二级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为：
一级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为：
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
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评价得分为：
该机构的反洗钱评价得分为81.18，可以知道该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良好。通过对各机构进行评分，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情况进行定量比较，从而对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水平、能力有一个科学的评价，进而推动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具体措施如下：人民银行应会同行业监管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绩效评估制度，对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进行评估分类，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会公众通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情况。将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结果与享受金融优惠政策的幅度挂钩，低风险类金融机构将获得更多的中央银行政策优惠，主要包括支付结算、资金清算、账户管理、外汇管理、国际收支管理、金融科技信息支持、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的优惠。另外，还要根据金融机构的风险评级，对金融机构开办新业务的市场准入、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营业网点的扩充等实行差别监管，对积极参与反洗钱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可以考虑给予其分支机构准入、业务创新和人员任职等方面适当宽松的政策，反之则反是。
注：
①主要指符合监管部门要求的上市公司，其他符合FatF要求的金融机构，资金主要来自于薪金、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个人（资金来源明确正当，与交易相称）以及交易金额极小的特定种类交易。
②主要指涉及高风险国家或相关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况，如行关系、政治公众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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