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1
从《马氏文通》开始经过90多年的研究，汉语语法中仍然有许多基本问题未能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也为了给汉语语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屏除一切先入之见，从零开始进行细致的元理论分析，弄清
语法的本质是什么，语法中必要的概念是什么，各种概念之间有什么依存关系，可能采取的工作方式又是什么
。
元理论分析必须从一定的假设入手。本文的论证思路是，首先提出语法的一种定义。这种定义规定了语法
的样式，或者说规定了语法模型的一种类型。然后分析在这种定义中假定了哪些东西，那些东西之间可能有什
么关系。结合具体的语言材料和语法学者的一些观点，研究可能进一步引入怎样的一些假设，推演从每一种假
设可能得出的结论和可能采取的工作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
1．在元理论分析中，逻辑关系特别是公理系统的一致性是仲裁。任何观点都只是假设，没有先天的权威
性。即使是公认的观点，不管它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只要它跟另外一些已被论证所肯定的观点矛盾，就必须修
正。
2．元理论分析要求有系统性，不能断章取义。一种观点可能在某些假设之中成立，在某些假设之中不成
立，这跟它本身对不对无关。要肯定或否定一个观点，就要拿出一个论证系统来，不能贯串成系统的东西无所
谓对不对。所以不能孤立地讲哪种观点可行，哪种观点不可行。
3．元理论分析肯定公理系统有多样性。本文只是试图研究为汉语建立语法模型可能采取的一种方式而已
，不排斥其他的方式－－事实上目前汉语语法模型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但是一切语法模型在宣告自身的存在时
，都不能不考虑要不要具有系统性。不要系统性、只作零散的局部描写也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否认当前缺少的
是具有系统性的汉语语法模型。
4．本文是关于汉语语法元理论研究报告的选段和缩写。限于篇幅，既不能铺陈语料，也不能全面论述。
为了保证有一定的可读性，尽可能不使用技术性的语言，也尽可能简化论证过程。文中语句不详之处，可参看
笔者的其他文章。
5．本文从语法的定义开始推理，文中出现的某些命题虽然以往有人提过，但不是以这种论证方式提出来
的。所以在本文的论证中肯定或否定的论点在别的场合不一定成立，也不一定不成立，对此本文不打保票。为
防引起误会，一般不注出处。
1 语法的定义
1．1 从传统的定义开始
在语言学中，语法可以有多种定义，包含的内容也可以有很大差异。不同语法理论或语法模式的共识是语
法描述使用语言中的小单位构成大单位的方式，差异则主要体现在（Ⅰ）语法中的小单位和大单位是什么东西
，（Ⅱ）怎样描述用小单位组成大单位的组合过程。如果求同存异，那么下列传统语法定义所研究的内容仍然
是目前各种语法模式的核心部分－－至少也是重要的基础。
定义G：语法研究词形变化的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规则
1．2 语法规则
我们把由定义G确定的语法模型叫作语法模型G。根据定义G，模型G中包含的语法规则（R）有两种类
型：
R［，1］：ww
R［，2］：｛w［，1］，w［，2］，…，w［，n］｝pR［，1］是词形变化规则，说明怎样
由词w求出它的变化形式w；R［，2］是用词造句规则，说明怎样由若干个词｛w［，1］，w［，2］
，…，w［，n］｝组成一个单位p，p可以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由词造句过程中产生的中间单位，但不是
词。［（1）］
例如，对于汉语动词“吃”而言，它在句子中可能出现“吃了”、“吃着”、“吃过”等形式。如果我们
把“了、着、过”看成汉语动词的词形变化成分，那么由“吃”产生“吃了”等形式就可以使用规则R［，1
］：
吃吃了
如果我们把“了、着、过”看作独立的词，那么由“吃”产生“吃了”等形式就可以使用规则R［，2］
：
｛吃，了｝吃了
1．3 弗雷格原理
上述语法规则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形式合成法则：由左边的各个单位的形式按规则进行操作，可以得出
右边单位的形式；二是意义合成法则：由左边的各个单位的意义按规则进行操作，可以得出右边单位的意义。
尽管未曾明言，但传统语法实践证明它默认语法模型G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在现代逻辑中，则以弗雷格（F
rege）原理的形式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本文的一切讨论以此为前提，下文所说每一条规则都同时具备形
式和意义两个部分。凡是只讲a和b可以合成ab，而不讲怎样由a和b的意义生成ab的意义的规则不予考
虑。
需要注意，在说w是w的一个变化形式时，只是说由w的意义可以按一定法则求出w的意义，并没有
说w和w的意义完全相等。正如我们不能说英语动词的现在时形式与过去时形式意义完全相同一样，即使把
“吃了”看成“吃”的变形，也不能说“吃”和“吃了”意义完全相同。［（2）］
下文把R［，1］和R［，2］合称为造句规则，用R表示。
语法中的“词”
2．1 词和句子的三种关系
定义G断言语法模型G中至少包含下列概念：词、句子、词形变化规则R［，1］和用词造句规则R［，
2］。这就是说它断言（Ⅰ）语言L中有词（w）和句子（S）两种单位，（Ⅱ）若干词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则
（R）合成句子。
合成和分解互为逆过程，说a和b可以用规则合成p，其前提是p可以用规则分解为a和b。R和互
为逆规则。这显然表明，定义G断言有造句规则R把词组合成句子，也就是断言有析句规则把句子分解为词
：有R则有，有则有R。由此可以得出下列推论：
1）由词通过造句规则R可以得出句子；同样，由句子通过反向规则可以得出词。
由1）可知，在词和句子二者之间，从逻辑上讲，只可能有下列三种关系。三种关系确定了三种模型：
模型i：词是在前的单位，句子是用词来定义的单位
模型ii：词和句子是相互独立的单位，词不用句子定义，句子也不用词定义
模型iii：句子是在前的单位，词是用句子定义的单位
2．2 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
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句子，不能由它包含不包含词和包含几个词决定。即使知道何种单位是词，仍然不一
定知道何种语言单位是句子。例如，假设我们知道汉语中有两个词“鸟”和“飞”，也知道它们可以组成“鸟
飞”这个单位，只要我们没有句子的概念，就不能断言它是个句子。这就足以证明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
所以模型i是不存在的。
虽然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但词也不一定是由句子导出的概念。例如当我们把汉语的词定义为字时，
它就不是由句子导出的概念。所以模型ii是能存在的。由1）可知，既然规则R描述从词到句子的过程，那
么在词和句子各自独立地定义后，它们也就决定了造句规则系统应该包含哪些规则。假如把词定义为字，那就
要有造句规则把“蜘”和“蛛”合成“蜘蛛”，同时说明怎样由“蜘”和“蛛”的意义求出“蜘蛛”的意义。
所以在模型ii中可能出现哪些造句规则，事先无法预知。如果事先规定要哪些规则，不要哪些规则，那就不
能用模型ii。
2．3 从句子导出词的概念
模型iii要求我们首先确定句子集合和造句规则集合，通过造句规则集合中的规则分解句子，最终得出
无法再用规则予以分解的单位，就是模型iii中的词。－－必须重申，本文所提到的规则都包括形式和意义
两个部分。
定义G表明，无论能不能给句子下完善的定义，我们都应该能判断哪些语言单位是典型的句子S。由1）
可知，定义G断言存在着造句视则R把词合成句子，也就断言了存在着反向规则把句子分解为词，所以模型
iii是存在的。
在模型iii中，词是由造句规则系统定义的。如果规则系统中有把“鸡”和“蛋”合成“鸡蛋”的规则
，“鸡蛋”就不是词。没有这样的规则，“鸡蛋”就是词，它就必须放到词典中作为词条，或者用构词法则生
成。至于到底语法中该不该有这样的造句规则，那就要由语法规则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决定。颠扑不破的真理
是，语法规则系统简明，词典和构词法部分就复杂；词典和构词法部分简明，语法规则系统就复杂。一句话，
语法大词典小，词典大语法小。何去何从要由实际需要决定，没有绝对的结论。不过就汉语而言，过去朝大语
法方向发展，今后可以试验一下走小语法的路子。原则如此，具体方案此处不讨论。
3 在语法中谈词类
3．1 词类和语法规则的关系
如果一条语法规则只管生成一个具体的句子，例如规则a只管把“鸟”和“飞”合成“鸟飞”，规则B只
管把“狗”和“叫”合成“狗叫”，那么语法中就不会出现词类的概念。事实上造句规则的一般形式是
2）R：｛a，b｝ab
这里规则的输入a和b都代表着一批词，这样a和b就分别定义了一个词的集合。要使用这条规则，就必
须知道a包括哪些词，b包括哪些词。除了极个别的情况，造句规则中不会出现具体的词。这表明语法中的词
类是由造句规则定义的。语法中可以包括许多造句规则，它们也就可以定义许多类词。然而一部可以操作的语
法，其造句规则不会无限多。
由2）可知，在ab中两个成分a和b具有一种组合关系，这可说是由规则R定义了组合关系。组合关系
既跟规则的形式合成法则有关，又跟规则的意义合成法则有关。若干造句规则R［，1］，R［，2］，…，
R［，n］等可以分别定义组合关系r［，1］，r［，2］，…r［，n］。显然，如果一部语法可以操作
，它的规则系统所定义的组合关系总数n就不会是无限大。但是n的数目可多可少，也有相当的伸缩余地。例
如“我的书”、“老张的书”、“漂亮的书”、“买的书”、“老张买的书”、“这本书的出版”等，既可以
说是代表六种不同的组合关系，也可以概括为一种定中关系，即：
3）定语＋中心语定中关系短语
这表明造句规则所确定的组合关系有层次性，若干较小的组合关系有可能归并为一种较大的组合关系。
其次，造句规则所反映的组合关系跟规则的意义合成法则密切相关。例如当a＝木头、b＝桌子时，由2
）生成
4）｛木头，桌子｝木头桌子
形式合成法则看起来是一条，但意义合成法则却有两条。因为“木头桌子”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意义
是“木头和桌子”，另一种意义是“木头制成的桌子”。由于我们要求语法规则包含形式合成和意义合成两个
部分，所以上述规则的形式合成法则是
｛名词，名词｝名·名组合意义合成法则却可能是
i 词语［，1］＋词语［，2］并列组合
ii 定语＋中心语定中短语所以这条规则实质是两条规则，第一条规则定义了并列关系，第二条规则
定义了定中关系。
现在问题是在用词组成句子，或者把句子分解为词的过程中，使用的那些规则（Ⅰ）到底定义了哪些组合
关系；（Ⅱ）按照概括程度的不同，那些组合关系可以排列成怎样的一个层次系统；（Ⅲ）最重要的必不可少
的组合关系是哪些。
3．2 句子成分决定词类
尽管目前有多种语法模型，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仍然以传统的几种主要语法关系为基础，所谓语法关系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组合关系。
在传统语法中，语法关系对应着句子成分。由主要语法关系所定义的句子成分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
、状语和补语等，所以在传统语法中句子就是由这些句子成分组成的。使用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分析句
子，得出的各个片断一般也不外乎这些成分。
我们分析句子的组成方式时，只要是把句子分解为若干片断，然后根据它们的组合关系把它们归纳为有限
的几种类型，说句子就是由那些类型的成分组成的，那么不管我们怎样归纳句子成分，也不管把句子成分归纳
为几种类型，我们都是肯定下列命题：
5）句子是由若干种句子成分组成的［（3）］
只要我们肯定5），那么就有6）：
6）词在句子中或者单独充当某种句子成分，或者与其他词组合起来充当某种句子成分这表明所谓用词造
句实际是用词造句子成分。
例如在规则把“鸟”和“飞”组成句子时，把规则的形式部分和意义部分写成一般形式就是：
（附图 [图]）
规则左边输入的甲类词必须能进入主语范畴，乙类词必须能进入谓语范畴，才有可能通过规则生成句子。一个词w进入哪一类词决定于它能进入哪个句子成分范畴。打算使用这条规则，“猫”就不能进入乙类词，因为它不能作
8）i 它可以作什么句子成分
ii 它可以用什么方式作那些句子成分
如果在一个语法模型中说要根据词的语法特点分词类，或者要根据词的结合能力分词类，那么我们已经证
明，只要这些话在逻辑上站得住，在划分词类时所讲的词的语法特点或者结合能力就只能是8）i和ii，别
无他途。这无疑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句子分解成若干片断，不能把那些片断之间的关系归纳为若干类型，那
就连造句规则都不存在，更谈不上划分词类。这也就是说，在词类概念之前就存在的是句子和造句规则系统，
是它们决定了词类的存在和划分方式。它们之间的逻辑推演关系是
9）句子造句规则系统词类
3．3 所谓“兼类”和词的同一性
根据8）确定的两类词w［，1］和w［，2］，如果它们没有重合的部分，当然应该分为两类。如果它
们有重合的部分w，w中的词既能作a成分，又能作B成分，而且它们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0）i 作a成分和B成分意义相同
ii 作a成分和作B成分意义有所不同，但两种意义之间有转换关系，从它们作一种成分时的意义能推
出它们作另一种成分时的意义那么w［，1］和w［，2］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使合为一类（w［，1］＋
w［，2］），也要注明其中有的词能作a成分，有的词能作B成分，有的词能作a、B两种成分。只有在w
占的比例很大，特别是接近w［，1］和w［，2］的100％时，把w［，1］和w［，2］合在一起才可
能比较方便。承认这个结论，也就否定了下列命题：
11）一个词如果意义不变，就可能把它归入一类，而不归入两类
事实上我们的结论是，一个词进入一类还是两类，要看它在8）i和ii两方面的表现是不是一类词的共
性，这是不能仅由几个词决定的－－几个词的共性可以是划分小类的标准。如果汉语的形容词都能作谓语和状
语，那么它就可以是一类；如果仅有部分形容词能作状语，那就可以把用作状语的形容词归入副词，不必考虑
它们用作状语时意义有多大变化。［（4）］事实上，只把它们看作形容词，不肯一分为二，那么对于形容词
这一类词怎么讲呢？说它们都能作谓语和状语不是事实；说它们都只能作谓语、不能作状语也不是事实；说它
们都能作谓语、有的还可以作状语，等于没说。
我们的结论还对词的同一性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在语法中，把若干词形看作同一个词时，必须兼具下述两
个条件：
12）i 它们的意义相同；或者有符合普遍法则的转换关系，可以看作同一个意义之下的几个变体
ii 把它们归为一个词w后，w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在语言中有普遍性，可以说是一类词的共性
这就是说，在语法中讲词的同一性，要看（Ⅰ）它们的词形和词义；（Ⅱ）它们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
（Ⅲ）它们在意义和造句方面的表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这个结论排除了所谓“兼类”问题的困扰。即使根据词形和词义说w［，1］和w［，2］是同一个词，
只要它们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不适合看成同一类词，就可以分归两类。这时大可说它们在语法上是两个
词，而不是一个词。算起细账来，说它们是同一个词的两个分岔和说它是两个词，效果相同。［（5）］
4 句子的主语和宾语
4．1 主宾语的讨论基础
近年关于语言共性和类型学的研究对主语和宾语有较多报告，Comrie曾把构成主语概念的因素归纳
为三类；语法关系，语义角色，语用角色。［（6）］一般认为三者有关系，但并不等同。然而迄今为止，既
没有证明三者彼此独立，也没有证明三者有什么明确的关系。特别是语法关系，论者只能说英语句子“it is
raining”中的主语“it”只有使句子完整化的语法作用，没有明确的语义和语用内容，却不能严格地证明
语法关系不是由语义角色和语用角色所衍生的概念。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2
疑义利益规则是一个在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中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规则。它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对于合同内容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它来自于古罗马的一条法谚：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因此又称其为不利解释规则。不利解释规则是作不利于起草人的解释。对起草人不利，对非起草人则为有利，因此从非起草人角度而言，又称其为有利解释规则。
目前，保险学理论界就疑义条款解释上应否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规则颇有争议，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学说：
肯定论，又称主观论。该论认为，因为保险条款都是由保险人拟定的，他在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合同语言时是自由的，所以也有义务将他所选语言的确切含义清楚地向对方表示出来，让对方了解。因此，当保险人选定保单上的语言，书写保单，并将其卖给投保人后，如果保单中含有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条款，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对此条款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
否定论，又称客观论。该论显然是反对主观论的见解，认为主观论将疑义利益规则视为优先原则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因为它只看到了个别保险合同的主观解释原则，而忽略了保险合同是适用于危险共同团体内每一成员的这一客观性。所以，该论主张法院在解释保险合同的疑义条款时，应当完全超脱，没有必要去作有利于或不利于任何一方的解释。因此，客观论认为经保险监督机关审查通过的保险条款已具备和法律相同的效力，其解释方法应依一般法条解释原则，无所谓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必要。
折中论。折中论首先反对客观论的见解。现由为：事实上没有任何格式保险合同条款是由被保险人以同样的地位和保险人共同完成的；即使条款的应用需经保险监督机关审批，但也只是以保险人所提的稿案为窠臼而已；并且审批机关是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审批核准后的条款怎么能视为法律规定？这就当然要求保险人在拟搞措辞时基于其丰富的经验、娴熟的专业技术，考虑各种可能产生的情形并付诸于文字，以明确的方式使对方了解其义。所以，疑义利益规则并未违反平等对待规则。另一方面，也反对主观论，对于不明确条款的解释，也不得纯粹迁就被保险人个人利益而当即适用疑义利益规则。应当首先顾及到保险危险共同体的概念和保险的真谛，考虑该合同的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加以解释；如果仍无法确定疑义条款的含义时，则可适用疑义利益规则，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可见，这三种观点，各具其理。肯定论主张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规则解释疑义条款，这样给司法工作带来方便和效率，也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但对保险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否定论认为保险条款的解释同一般合同的解释一样，没什么必要去区分，而且它将保险条款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着实是夸张了一些。保险事故的变数以及危险的不确定性要通过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来解决和概括规定，似乎难度太强，工作量太大，且有许多不妥之处。折中论顾全大局，考虑多方利益和保险的真谛，确实很合理。但是，这一学说对整个社会环境要求较高，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要相对诚信，且法官在裁量时也要有相当的专业素质。当然，这样好的保险环境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我们必然会达到的。但是现阶段，我国仍需要继续培植土壤。所以，笔者建议当保险合同条款出现疑义时，先用合同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进行诠释，如若不妥，最后再启用疑义利益规则解释。
二、疑义的构成和判断
（一）疑义的构成
疑义条款指的是双方对此条款的看法和理解不一致，但都有合理之处，不一致的理解会导致不一样的责任分担。因此做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尤显重要。这个解释的重任一般就由当事人争诉到的法院来承担。也有的教科书称为“含义模糊”的条款。它的解释是：在法律上含义模糊通常有两种情况：①合同的一个条款可以合理做出一种以上解释；②法庭在使用了一切解释方法之后，仍然无法确定该条款或词语的真正含义。第①种情况下，法庭将采用疑义利益规则解释，第②种情况下则可能会采用合同以外的证据，包括双方的行为和商业习惯与惯例来确定具体含义。美国称之为“含混”（ambiguity），含混的意思是“可作两种解释，意义不明确、模棱两可”。“ambiguity”一词本身主要意思是“歧义”，它另一个近义词“vagueness”意为“含糊的模糊的”。在我国学者看来“歧义”和“模糊”两词所表意思并非相同，但在美国保险法中，不严格区分，一并归入“含义不清”而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因此，上述教科书中第①种情况实属歧义条款，第②种情况应属“模糊”条款。所以笔者在这里讲的疑义条款实际上是指歧义条款，并非“模糊”状态的条款。歧义条款如“装运所有的物品：糖、味精和/或其他合法产品”，那么可能表达的含义是，装运：⑴糖或味精或/和其他合法产品，⑵糖和味精和/或其他合法产品。“模糊条款”如“承保火灾造成的损失”，火灾这一概念外延有多大不清楚，炉火外溅烧坏地毯，是否属火灾？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否将“模糊条款”一律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而不考虑常理与惯例，需要探讨。
（二）疑义的判断：―――以美国的含混判断为基础
按保险业非常发达的美国的法官或学者的观点，一个词如果有两个以上合理的解释，就构成了保险法上的“含混”。而且确定合同语言是否含混，关键不在于保险人的意思是什么，而是从一个外行人(即具有普通知识水平和智力的理智的合理的第三人，外行而不是专家)的角度去分析，分析时使用的是清晰和一般的含义，且都非常熟悉本国语。如果一个词是专业术语或在交易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使这种含义对于保险人来说是清晰的，但只要保单持有人无法理解，法院仍然会认定语言是含混的。美国的学理与司法很注重公民大众的利益，保险业也体现了很强的慰民情结，这是一种很好的良性循环。当然也有人说，美国的保险公司有破产的，中国就没有。实际来看，保险公司的破产是以数以万计的民众得到抚慰为基础的，一家公司的消亡与更多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团结与稳定相比，我想后者更为重要，而且从整个社会来讲，总体利益是平衡的，何不采用效果好的一种模式。当然我们不容忽视，美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金融保险行业的发展是远远领先于我国的，适合于他们的不一定会适合于我们。但我们可以借鉴。
美国作为英美法系国家重要的代表，他对合同的解释倡导“表示说”，即认为当事人的任何意图都应用行动（保险合同中是文字）表示出来。解释的目的是发现合同文同所表示出的意图，而不是去探求当事人捉摸不定的心理活动。也就是说，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要从合同的文字入手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而大陆法系国家奉行“意思说”，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即合同解释的最终目的是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因为合同本身是意思表示的结果，只有从此出发才能做到公正。《拿破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民法典》都有类似规定：解释契约（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也就是说，大陆法系国家探求真意不拘泥于文字本身。所以，我国的多数学者认为：保险合同应当尊重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图。一般情况下，真实意图可以通过条款表示出来，但有些情况下，也不能反映。此时，就要通过探求真实意图来揭示合同条款的真正含义，这种解释的过程就是“意图解释”。当然“意图解释”也是要通过语义，上下文的意思进行，再加上补充意思（合同文字以外的评价性解释）。
因此，疑义利益规则只能适用条款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意图不明确的场合。若保险单的用语明晰，没有歧义，当事人意图明确，尽管法官可以找到另外的解释也不能进行这种不必要的解释。疑义的判断只能是由法官或仲裁者从保险合同当事人间产生的已有歧义中作出认定，而不是从既存的歧义和可以发现的新的歧义中作出选择。
我们知道，疑义利益规则是为了适应保险合同格式化的趋势和弊端，为保护在交易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的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如何认定被保险人的强与弱，对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规则非常关键。
（三）被保险人是否弱者的判断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设立，是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的。“在个人保险领域，合同当事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地位是至为明显的，被保险人通常未受训练并对保险条款的细微差异不表怀疑。有鉴于此，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依照被保险人解释其用语的方法予以诠释。”
但实践中，也有的被保险人并非法律设想的经济上的弱者，而是一个拥有巨大市场份额，富有经营之道的企业，如果条款发生争议，还能否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外司法界尤其是美国司法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观点的认为：即使在被保险人是一个贸易或商业实体，从而可能对保险合同及其法律含义十分内行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规则仍应适用，因为保单是由保险公司预制的格式保单，该保单的用语系由保险人选择，发生争议的特定用语亦未经协商，据此，作为被保险人的一些公司是否拥有律师与该规则的适用并无关联。此外，这种格式保单在全国范围内被销售给大大小小的商业公司，法院根据不同的被保险人适用不同的解释规则将导致不协调。否定观点认为:疑义利益规则不适用这一情形，因为保险人与投保人均为老练的商业实体，他们对保险市场甚为熟悉并拥有相对平等的谈判实力。
由于上述争论，那么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交易地位的认定，也就是判断某一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的交易力量是否薄弱，就成为是否应适用疑义利益规则的关键。美国法院的审判实践总结出了六个衡量标准：①被保险人规模的大小；②律师是否参与；③保险经纪人是否参与；④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⑤有关的争执是否保险人之间的争执；⑥被保险人拥有的总体判断实力。根据这些评判标准由法院来具体衡量究竟应不应该使用疑义利益规则。
三、正确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保险合同解释不能光理解为是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也并不是只对保险人的限制。保险合同解释就是按照符合当事人订约当时的意思表示的真实内容为准，看当时如何约定，解释时应完全服从于公平原则。我国《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对投保人一方利益的充分保护，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不少曲解或误解。该条立法保护弱势群体的价值取向理应受到肯定，但如果对实际情况不加仔细分析，过分地强调此规则就会造成一种名为公平而实为不公平的结果，就会极大地损害保险人的利益，从而不利于保险业的发展。
由于保险法31条是我国现行惟一的保险合同解释的法定条目，它的适用非常普遍又关键。因此，笔者认为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正确理解与适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br>
（一）该规则的适用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有多个，而且多数情况下仍是多个规则综合适用。br>
（二）该规则的适用不具有优先性
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前提和基础，只要一般规则可以适用并能很好地消除歧义，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就应服从其它规则而被放弃适用。br>
(三)只有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而引起纠纷，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因为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产生纠纷的原因很多，有因合同条款争议，也有因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对于非因合同条款争议而引起的纠纷，不应当适用该规则。br>
（四）对于下列情形，可以排除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①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证实的；②保险合同条款的歧义经当事人的解释已被排除的；③保险合同用语经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而不再产生歧义的。④保险合同中的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文义不清的。br>
（五）适当考虑被保险人类型的差异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3
一、法律规则的概念
法律规则，又称法律规范，尽管在法学界的一切探讨和学理建树，大体上都围绕着法律规则而展开，但究竟什么是法律规则，人们的看法并不尽同。这就再次证成了一个原理：越是基础性的概念，存在分歧的可能性越大，一切理论建树，皆自对基础概念的不同主张和严谨逻辑论证开始。那么，什么是法律规则？张文显的解释是：“……是指具体规定权利义务以及具体法律后果的准则，或者说是对一个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各种指示和规定。”李桂林则写道：“法律规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郑成良则以为：“简要地说，法律规则就是法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法律中明确赋予一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一般性规定。”我们认为，对法律规则可以由其主体、对象、方式、内容和功能诸方面进入分析。
所谓法律规则，是指立法者将具有共同规定性的社会或者自然事实，通过文字符号赋予其法律意义，并以之具体引导主体权利义务行为的一般性规定。在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法律规则的生产主体-法律规则的国家性。我们知道，规则在物质世界中是普遍存在的，在人类社会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即使那些无规则可循的物质运动，科学家们仍然在寻求其规定性，如反物质的规定性。同样，即使那些怪异的社会行为，社会学者们也在寻求和研究其规定性的内容。但是，自发地存在的自然规则也罢、社会规则也罢，都不是纯粹法学意义上的法律规则（也许，在社会法学那里，自发产生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则也不失为法律规则-所谓民间自发产生的习惯法规则）。因此，法律规则首先是自觉地存在的。
但是，自觉存在的社会规则甚多，举凡纪律规则、乡规民约、公司章程、合作协议等都是自觉地存在的社会规则，但是，它们并不是法律规则，相反，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它们必须受制于法律规则的规范。自然规则不存在自觉存在的问题，即使在“人化自然”的情形下，人们仍然是借助于自发存在的自然规则本身来改造自然的结果。但自然规则可以转化为人们的行为操守，从而成为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定性行动”的社会规则。例如，传染病是自然现象，但我们可以通过掌握其发病的规律，并将其制定在“传染病防治法”中，以作为人们在防止该病症方面的社会行为准则。但即使这样的规则，要成为法律规则，也必须经过有权主体（立法者）的加工，因为人们不能随意地成为他人的立法者，也不能相互成为立法者，否则，就不可能在人们的交往行为中形成整齐、划一的秩序。
可见，法律规则在国家法上只能出自立法者之手。那么，立法者是谁？在学理上，人们尽管可以把其设计为理性者、智慧者、哲学家等等，但在人类国家法的实践中，却只经历了三种立法主体，其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皇帝个人立法，从而“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其二是以议会为代表的代议制立法主体，其特点是立法间接地表达民意要求。其三是新近得到重视的全民公决之立法主体，在此，所有具有政治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公民都可以行使立法者的职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俄罗斯“叶利钦宪法”、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宪法”、“爱尔兰堕胎法案”以及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等，都是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直接投票决定其产生和效力的。不论上述哪种立法者，只要在其所处的时代具有合法性，其就能够作为法律规则的制定者，法律规则就必须出自它之手。
其次，法律规则所针对的对象-法律规则的概括性。法律规则是针对社会事实和有社会意义的自然事实而制定的。所谓社会事实，是指在人们交往行为中所形成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事实。在以往的法理学中，人们认为只有法律意义的社会事实才能表达为法律规则。但什么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事实？人们却语焉不详。在我看来，在现代法治条件下，人类交往中形成的一切关系都可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即使人们在过去否定受法律调整的恋爱关系、道德义务关系，如果站在法律对权利行使放任性地调整或者对道德行为奖励性地调整的立场上看，其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因此，法律规则在整体上可作用于一切社会交往关系。
然而，就具体的法律规则而言，其只能作用于特定的同类社会关系（社会事实），即这些社会事实具有共同的规定性，才会针对它们制定法律规则。如买卖关系在实践中尽管是千差万别的，有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标的、不同的价款、不同的履行方式、不同的数量、质量标准等等，但只要是买卖合同，其间就有共同的规定性，因此，法律上用一个或者数个法律规则来表达、规定买卖合同，而该种或者该数种买卖合同规则对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买卖合同行为都有共同的规范、调整作用。
自然事实是自然现象内部的规定性。它不像一切社会事实都可被法律调整那样，被具体地纳入不同的法律规则中，而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的自然事实才具有被纳入法律规则中的价值。所谓具有社会意义，其一是能被人类认识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因此，河外星系尽管存在着其内在的规定性，人们不宜通过法律规则来规制河外星系。原因在于人类既未真正认识它，更不能控制它。其二是能被人类所利用或者其自身对对人类有直接的影响。如森林、草原、海洋、大气等可被人类直接利用，同时，它们也直接地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通过法律规范具体地规定他们就有了实际必要。如上两个方面，对于法律规则规定自然对象而言是不可或缺、且必须同时具备的。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应当被纳入法律规则中。
再次，法律规则的制作方法-法律规则的技术性。法律规则同其他法律要素一样，在国家法上，都是以文字符号来表达的，因此，其基本方式是通过文字的逻辑组合以达到表现具有相同规定性质事物的目的。如果借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术语，法律规则和其所规范的社会与自然事实间其实是一种“名实关系”，法律规则是“名”，而其所要规制的自然或社会事实是“实”。法律规则要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其规范效应，就必须运用相对单一的文字工具严谨地表达其所要规范的非常繁多的社会和自然事实内容。
这就既涉及立法的逻辑问题，也涉及文字运用的准确到位（立法语言）问题。以往研究法律和逻辑的关系时，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司法和逻辑的关系，而对立法与逻辑间的关系关注不够。其实，立法应当是最讲究文字运用的逻辑关系的，它应当比其他任何文字的运用都要追求逻辑上的合法效果。因为法律规则一旦创制，就对在其时空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主体、行为和事件都具有规范性。一旦法律规则没有逻辑可循，期望在它规范下产生井然有序的法律秩序，那只能是痴人说梦，殊难成真。
还有立法语言问题。立法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这倒不是说它一定要用普通公民看不懂得语言来表达，而是说立法语言以追求正式、准确、严谨、通用和专业为所任。正式需要放弃幽默生动；准确需要反对夸饰词汇；严谨需要禁止语无伦次；通用需要限制方言俚语；专业需要拒绝词不达意。当然，这不是说立法语言及法律规则的世界只能是一本正经的，而是说只有在上述情形下才能创造既有严谨秩序，又有生动活泼局面的情形。
复次，法律规则的规范内容-法律规则的规范性。法律规则是以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其规范内容的。正像人们已经形成共识的那样：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核心范畴和基石范畴，法学就是权利义务之学。因此，“在法学领域，几乎没有别的词语能够像‘权利’、‘义务’那样引起一代又一代法学家的普遍兴趣、劳神和沉思，既说明了权利义务问题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权利义务释义的复杂性，还预示权利义务释义的多样性。”在法律诸要素中，原则是就基础性和一般性的问题做出规定，因此，不能具体地规定人们交往行为的权利和义务；概念则是法律上的一种定性措施，它尽管可以规定不同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但它往往使权利义务概念静态化。因此，只有法律规则，既能规定法律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内容，还能防止这些内容的静态化，从而使其在动态中调整人们交往行为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规则的规范内容，充实着法律规则框架。法律上的一切问题，最终必须归结到法律规则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上来。人们根据法律的行为，也最终要落实为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和义务，其结果是形成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所以，在法律规则中掌握了权利和义务，也就最终掌握了法律规则的核心层面。
最后，法律规则的基本功能-法律规则的导向性和预测性。可以说，法律规则的基本功能在于对人们行为提供确定的、可预测的导向。确定性是人类寻求秩序和安定感的题中应有之义。法律规则就是要通过肯定的、明确的文字，给人们提供一种有关交往行为中权利和义务的指向，以便人们能够根据这一指向选择权利、履行义务。虽然，在后现代法学者以及现实主义法学者看来，法律的确定性只是一种大而无当的理想，从而否定法律有确定性，但这并没有妨碍人类仍然按照法律的确定性所规制的生活。因此，后现代法学家和现实主义法学家们的担心，只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担心，它们不可能回答现实中人们总是按一定确定的规则生活的现实。
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选择的这种导向功能，还取决于法律规则的可预期性。因为法律规则的内容不是就一时一地的人或事做出规定，而要就法律在时空效力范围内的所有人和事做出综合性、概括性和预测性的规定。这就决定了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导向也不是体现在一时一地，而是体现在法律有效的所有时空范围中。这就决定了法律规则的不是只能一次性运用的“消费品”，相反，它是可反复运用的“消费品”。
二、法律规则的分类
法律规则自不同的视角，可以做出不同的分类。人们通常是从如下诸方面对其分类的：
首先，按照依据法律规则的内容，可将法律规则分为授权规则、义务规则和复合规则。
所谓授权规则，是指法律规则的内容是赋予人们一定的权利或权力。权利是一种对权利主体而言可以选择的规范，所以其内容应是放任性的。即在权利规则的空间内，法律主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地决定选择。如针对一宗民事纠纷，当事人既可以选择诉讼方式解决问题；也可以选择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还可以请第三人从中斡旋以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双方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地解决纠纷。所以，在权利规则中，既包括了当事人就法律规范作为的选择；也包括了当事人对权利不作为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在法律上，权利规则总是更多地关联着人们交往行为的自由。
权力则是法律赋予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或者接受国家授权的其他单位或个人所行使的专属的、必行的法律规则。在此，一方面，权力是专属的，只有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者接受国家授权的其他组织与个人才能行使之。前者好理解，后者如高等学校，在民事关系中，它是一个法人机构，但同时它还接受国家授权，从事管理学生的某些行政行为。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人不得行使专属的权力。另一方面，权力在其空间范围内也有可选择性，如采取何种方式行使之、在多大范围内行使之等等，但和权利相比，其行使的选择性是被严格限定的，即：再一方面，权力只能以作为的方式行使，不能以不作为方式行使。即每一个权力主体，在法定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论是依职权的权力，还是应请求的权力，只能积极地行使，而不能消极地不行使。权力不得放弃，这是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因为权力和与它相应的责任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所谓义务规则，是指法律规则的内容是规定人们一定的义务或者责任（职责）。义务是人们必为或必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则。我们通常讲法律的强制性主要是就义务而言。不论是作为的法律义务还是不作为的法律义务，只要法律主体在交往行为中改变了其行为模式（从作为到不作为或者从不作为到作为），就构成违法，所以，公权主体就有责任强迫人们恢复法律的行为模式要求。正因为义务的必行特征，它更多地关联着人们交往的秩序。
广义上的法律责任泛指所有义务。因此，义务和责任在此意义上是同义词。但狭义上的责任却是和权力（职权）相关联的。诚如前述，它是权力实现的规则内的保障机制，它与权力之间构成“一体两面”的内在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它与权力规则一体两面式的相随相伴，才使得权力这种本来具有一定选择性的规范变成必须以作为方式履行的规则。
复合规范是指在法律规则中，一项权利同时也就是一项义务的规则。我们知道，在法律中，尽管权利和义务是两个完全有别的概念，因此，我们不太同意“权利义务统一说”。但是，在主体的现实生活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中，确实存在着权利和义务完全是一码事的情形，只是当人们在不同视角观察时，其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才能被理出端绪来。例如劳动权利和义务，在一个公民失业时，就明显地是其权利范畴，但当其业已在某一行业就业时，劳动则变成其义务。其他诸如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复合性特征。在法律规则中，凡这一类规则皆被称为复合规则。
其次，从法律规则要素的完整程度分类，可以分为完整规则和非完整规则。
完整规则是指在一个法律规则中，其要素的全部内容-条件假定、行为模式及法律后果都包含其中，因此，人们在按照法律所做的交往行为中，就可以直接运用相关规则从事活动。特别是在司法活动中，所谓以法律为根据，如果面对的案件所涉及的是完整规则，那么在该案件的最终意义上，这一完整规则就成为司法判决的最后的和直接的法律根据。
在法律中，完整规则之诸要素既可以表现在一个法律条文中，从而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在此种情形下就发生了竟合关系；但在许多情形下，法律规则的诸要素体现在同一法律的不同法律条文中，甚至还往往表现在不同法律的不同条文中。在后两种情形下，法律规则就与法律条文是不同的概念。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完整性法律规则。
非完整规则是指在法律规则中，其内在要素并不完全具备，从而其内容的实现需要与其他规则相结合时才有可能的法律规则。在学理上，一般又将其一分为二：即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前者是指在上位立法中，法律规则的内容上不确定，而只是在法律中授权下级立法机关或者其他有立法权的国家机构制定相关的规则。所以，它与立法中的委任措施紧密相关。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随机性事务的急剧扩大，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地方性问题的明显突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不可能在立法中把所有社会事务一览无余地规定下来，于是，一些随机性事务、地方性事务以及随着科学新发展而形成的事务往往由最高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统一规范（授权立法）；或者授权地方立法机关就地方性问题制定相关法律。因此，委任（或授权）规则的具体内容就只能到相关被委任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中解决。
准用性规则是指某一法律规定的内容并不完整，但是其指出了人们完整地运用该法律规则的具体方向，从而使法律规则得以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完整的情形。随着法治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和政治治理模式，法律的数量也就在一个国家越来越多，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有效技术措施，就难免会在国家立法中出现重复拖沓的现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国家才在立法上采取了准用性规范这种避免重复的方式。
从上述可见，委任性规则是为了解决上位法律和下位法律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复、断裂等现象而采取的技术措施；而准用性规范是为了解决同位法律间可能会出现的重复或不足而采取的立法技术措施。它们尽管都被称为非完整性规则，但从立法技术因素以及国家法律体系视角观察，恰恰是为了法律规则的完整而采取的救济措施。其结果是使法律规则更加完整、更有效力，而不是相反。
再次，根据法律规则的效力分，可以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
强制性规则是指只有借助国家强制力量的保障才得以实现其实效的法律规则。一般说来，它包括义务规则以及必须以作为方式进行的权力规则和责任规则。法律及其治理的社会本来是以“人性恶”作为其立论的基础的。即法治是人性恶的必然逻辑选择，是在此种情形下人类交往行为的必须机制，它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以恶制恶”。其中作为强制力量的国家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人们对规则的违反而在外部保障法律规则得以落实的机制。
义务规则、权力及其相关的责任规则之所以特别需要国家强制力保障落实，一方面在于这些规则不仅仅涉及交往主体自身的外在行为和心理享受，而且也涉及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权益和秩序的实现。如果没有外部强制力量的保障，义务一旦不能履行，权力一旦不能行使，国家责任一旦不能完成，则不但会损伤他人利益，而且会妨碍整个社会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在于好利恶害的人类天性会使得天然具有代价付出的义务规则、权力及其责任规则容易被人们所规避，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外在保障，其实现就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当然，这绝不是说强制性规则只能依靠国家强制才能实现。它同样可以通过法律主体自觉自愿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的强烈认同感、信仰精神等来自治地实现。并且在现代法治国家，强制性规范之被落实主要靠人们自觉自愿的法律意识，因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则同时紧密地关联着其权利和利益的实现，或者是其实现权利和利益的必要法律代价。因此，在此种情形下，外在强制力就是一种备而不用的力量。但即使如此，强制力是必须的。
还有，权力既是一种法律规则，其自身也具有强制力，那么，当权力规则得不到行使时，仍然需要其他的权力规则来督导和强制行使。在此，要么体现着科层制的“权力隶属原则”-下级权力必须服从上级权力；要么体现着同级权力之间的“权力制衡原则”，任何一种权力的行使只要不符合法定程序和条件，那么，其他国家权力就有资格予以制约和矫正。我们知道，这是近代以来权力分立观念和制度的产物。所以，权力规则尽管代表着国家的强制力，但它的落实自身首先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任意性规则是指法律主体自治地根据其内在需要而随意地、不受外力干预地行使的法律规则。一般地说，只有权利规则具有任意行使的特征。如前所述，权利规则在本质上是以主体自由为价值追求的，因此，其内在结构本身就具有可选择性。权利是主体做或者不做某种行为，或者要求他人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能力。在这一关于法律权利的界定中，我们已经知道，它给主体以自治的选择权，在权利界限内，如何运用之、并选择其行为，完全是法律主体自治地决定的事，只要不滥用权利，运用权利行为就不受任何人的干预。
为什么权利规则是任意性规则？除了权利自身的特征外，还必须与人性的固有特征相结合来理解。前已述及，“性本恶”或者“好利恶害”，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尽管法律权利和义务从社会群体视角看，完全是统一指向人们利益的，有利于实现人们的整体利益，但就单个人或单个事而言，权利和义务又可能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尽更多的义务，可能在具体问题上损失更多的权利，因此，人们会规避义务。但是权利却不同，多一份权利，必然就多了一分利益，因此，权利天然符合人们好利恶害的一般心理。正因如此，权利不需要国家强制力量专门去强制行使，即使有人当其权利受到侵犯时或者受到不可抗力侵扰，从而请求国家权力出面予以救济时，也只是表明国家强制力强制侵犯者履行义务，帮助排除对清求人权利行使的障碍，而不是说国家权力越俎代庖，替请求人行使权利。因为权利规则只能由权利人自治地、任意地行使。除非在关系中，才可由他人代为行使（但此时已转化为人的权，从此意义上讲，仍然是人在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利）。
任意性规则所讲的“任意”，是指在法律规则内的任意，是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任意，而不是无所节制，甚至胡作非为的任意。因此，它反对滥用权利。一切借用权利之名追求权利所反对的利益者，都是对权利的滥用。都应当在法律否定之列。
最后，从法律规则与其调整对象在逻辑上的关系分，可分为调整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
所谓调整性规则是指：法律规范和其调整对象（可调整性事实）之间相比在时间逻辑上后者在先，而前者在后，从而前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整业已存在的调整对象-相关的社会事实、具有法律意义的自然事实以及主体交往的社会行为。这在法律规则中是多见的。法律是有目的地调整社会现象的，但法律的目的主要来自社会现实的规定性。因此，法律规则主要应根据社会现实的规定性来制定，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比如最近“非典”病毒盛行，于是，有关部门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授权，将其列入受该法调整的传染病之列。再如农村土地承包自从凤阳县小丘岗村的几位农民提出并偷偷摸摸地实施以来，经过政府的提倡和2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于是，针对这种业已存在的社会事实，我们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以规制、调整这种社会事实。在调整性规则中，其调整对象是独立于法律规则之外的，法律只是把它纳入其麾下而已。
所谓构成性规则是指：法律规范和其调整的对象（可称之为构成性事实）相比较，在时间的逻辑关系上，法律规范在先，而社会事实在后。或者说，社会事实乃是因法律规范的产生而被塑造、规范和调整出来的。例如股份制的财产形式，至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中国而言，是由法律所规制的结果，于是，法律规定在先，而相关事实在后。其他诸如法人制度之与法人及其财产模式的塑造，所有权方面的法律之与所有制关系的塑造等等皆是。在构成性规则中，其调整内容是因法律而产生，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法律，法律变更意味着事实也相应地变更。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4
〖关键词〗经营判断原则董事注意义务责任关系
经营判断原则(BusinessJudgmentRule)[1]是美国司法上针对股东就董事决策的失误或判断错误而提讼时，法院立案和审判时法官所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对这一概念的涵义，尽管人们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其中心内容就是指董事的经营决策只要是出于善意、并且以尽合理的注意，董事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换言之，股东不得仅仅因为董事们的经营决策失误而主张损害赔偿或主张董事的决策无效。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注意义务的关系在美国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而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发表过不少意见，争议也很大。但总的来讲，有的学者是从义务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有的则从责任的角度发表了意见，但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认识。本文拟对此问题也谈一点看法和意见。
一、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注意义务
在美国，学者之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董事经营判断原则实际上是董事过失责任的免除手段，此为pennington教授所主张。根据pennington教授的观点，当董事被他人提讼时，董事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庭免除他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法庭认为董事在行为时是诚实的、合理的，并且如果法庭认为董事在行为，根据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董事所承担的过错责任是应当公平地加以免除的，则法庭可以根据自己认为公平的条件免除董事的法律责任。与pennington教授主张一致，《不莱克法词典》认为“它（经营判断原则）是指豁免管理者在公司业务方面的责任的一个规则，其前提是该业务属于公司权力和管理者的权限范围之内，并且有合理的根据表明该业务是以善意方式为之。”[2]既然是“免责”说明董事本身是存在过错的（这里仅指轻过失），也就是说，董事没有承担责任并不表明没有违反注意义务，只不过这种违反义务的情形依法理应当免除其责任。在这里，义务和责任不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营判断原则的适用即表明董事没有违反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因此，董事的行为即便造成公司损害，也不能构成过失。此观点为Clark教授所主张，根据这一观点，除非董事的经营判断是基于过失作做出的，或者是基于欺诈、利益冲突或非法性而做出的，否则董事的经营判断是不能被提起和加以攻击的。“换句话说，经营判断原则假定，董事在做出某一经营判断时已经对公司事务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3]也就是说，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存在一致性。
在国内，也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是免责说（或补充说），即认为经营判断原则是对董事注意义务的重要补充。这是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持有的观点。如刘俊海认为“经营判断原则应当被视为对董事善管义务的重要补充，具体说来，在董事会作为合议体进行经营判断时，尽管各个参与决策的董事的行为违反了注意义务的衡量标准，他们可以主张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在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依据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行使经营判断决策权时亦应作同一解释。但是，如果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董事的经营判断存有重大过失则不应适用经营判断原则。”[4]徐晓松也认为“这一原则（指经营判断原则）现已经在美国各州被普遍承认，成为董事勤勉、注意和技能义务的重要补充。”[5]此外，曹顺明博士也认为“经营判断原则是对董事注意义务在经营判断方面的另一种表述，它更为明确地划定了司法在审查董事经营判断方面的界域。”认为“经营断规则是一种限制董事责任的法理。它的效用在于，当董事因经营判断失误而受到追究时，董事可据以主张符合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而免责。”“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公司法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使董事的经营判断行为存在被认为违反注意义务的可能性，但只要这—行为符合经营判断原则的要件，则排除了对董事行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从而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司法审查。故经营判断原则的存在是以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为前提的。”[6]可见，免责说（补充说）是与pennington教授主张一致的。
另一种是无过错说，认为“除非董事在做出决议时有过错，否则，他们所做出的经营判断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换句话说，经营判断原则认为，董事在做出引起争议的经营判断时尽了一个有理性人所承担的谨慎行为的注意义务，因此，经营判断原则仅仅保护无过错的董事行为而不保护董事的有过错行为。”[7]即认为，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注意义务之间存在一致性，董事经营行为适用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即表明董事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注意义务，尽管这种行为的结果最后被证明是一种失误判断并给公司带来损失，董事也不负赔偿责任。该学说与Clark教授主张一致。
笔者基本赞成上述“无过错说”的主张，认为“免责说（或补充说）”在理论和实际方面存在诸多疑问[8]：
1、补充说忽视了对注意义务和经营判断原则（或经营判断原理）在美国产生历史的认真考查。事实上，经营判断原则最早产生于美国，尽管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许多国家公司制度中都有有关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也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引进经营判断原则，但真正能够全面反映二者关系及其变化的，只能是在美国。所以，研究二者关系也只能具体地考查它们在美国的情况。从二者产生的时间上来看，在美国，判例法上的经营判断原则要比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产生时间要早，尽管二者首先都是以判例的方式出现的。据现有资料表明，在美国第一个明确提出经营判断原则的判例是1829年路易斯安纳州最高法院判决的percyV.milla-udon案。此后，1847年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判决的GodholdV.BranchBank案、1850年阿里兰州最高法院判决的Hodgesv.newenglandScrewCo.an案均根据经营判断原则拒绝令董事对合理的经营失误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经营判断原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在普通法上出现了，而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相关判例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以判例的方式加以明确，而作为董事注意义务的成文规定的《美国示范公司法》产生的时间则更晚。英国虽然是最早在判例法上承认董事注意义务的国家，但是，一是没有资料表明该国判例法上已经承认了经营判断原则，二是董事注意义务在判例中的形成也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因此，从经营判断原则与注意义务在美国产生的时间上来看，经营判断原则要比注意义务产生时间要早，产生在先的经营判断原则对后出现的注意义务显然不可能存在补充关系，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2、从内容上看，经营判断原则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实体方面的规定，即义务与责任的规定，也包括了实体方面的规定，即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可见，经营判断原则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董事注意义务的要求。只不过有关注意义务的内容并不具体，还十分含糊和原则而已。例如，前述特拉法州关于经营判断原则的含义中就使用了“熟悉情况”“怀有善意”“并且真诚相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不存在自决权滥用”等词语，这些实质上就是经营判断原则对董事注意义务的基本要求。经营判断原则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体，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远远超出了董事注意义务这个单一的范围。因此，不可能是注意义务的补充。事实正好相反，由于经营判断原则中关于注意义务的规定十分原则，在实际操作上很困难，美国法院在判例法上对经营判断原则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成文法上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具体判断标准（学者通常所称的“董事注意义务”）就是对经营判断原则的进一步补充。这才是二者合乎逻辑的关系。
3、考查二者关系应当注意区分“善管义务”与“注意义务”两个不同的概念
国内学者在阐明注意义务与经营判断原则（或经营判断原理）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将善管义务与注意义务混用。[9]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学者一般认为，董事义务包括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两个方面。大陆法学者通常认为董事对公司负有善管义务，有的学者又将其直接称为善管注意义务，那么，善管义务与善管注意义务究竟是否是同一概念？笔者认为，尽管人们在提及董事善管义务时多强调董事注意义务，但善管义务本身并不排斥忠实义务。例如，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规定董事注意义务的同时，对受任人忠诚处理委任事务也作了规定。根据瑞士债务法第398条第2项的规定，受任人须忠实地处理委任事务。事实上，善管义务的范围应比善管注意义要大，其不仅要求委托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时应尽一定的注意义务，还要求受托人忠实于委托人和受益人。在研究经营判断原则与注意义务关系时，将善管注意义务的含义扩大为善管义务，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所以，笔者认为，从经营判断原则产生的历史来考查，作为一项实体规则，经营判断原则首先表现为美国公司制度中一项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基本规则。它是从判例法的角度对董事注意义务的原则性的规定，而董事注意义务（后来美国成文法中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标准）的规定只不过是对前述业已确立注意义务原则所作的完善和补充。
二、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违反注意义务责任的关系
那么，Clark教授的观点以及国内的“无过错说”是否就正确反映了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无过错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二者的关系，但仍不全面。因为，他们在考查二者关系时虽然注意到了经营判断原则中的义务内容，但却忽视了其中在实体方面的责任规定。事实上，国内许多学者在研究经营判断原则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该规则与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关系研究方面，而很少研究该规则所包含的在确认董事第二性的注意义务（即违反注意义务承担的责任）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尽管经营判断原则没有从正面或直接回答董事第二性注意义务问题，但却从反面或间接的方式反映了这个问题，即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归责原则。
美国《修正示范公司法》第8•30条(d)规定，当董事依照本条规定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就无需为他作为一名董事而采取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承担责任。据此学者普遍认为，经营判断原则只不过是董事注意义务违反的一项特殊的免责条款。其实基于委任关系说[10]，日本、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多数学者认为，董事对公司的民事责任属于违约责任，“董事与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属委任合同关系，那么，董事在执行公司委任的公司业务时就应负诚信和勤勉的义务，董事不履行对公司诚信和勤勉的义务，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董事自应负违约责任，或者叫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11]有学者还指出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可能性问题，认为董事违反其向公司所负的注意义务时，其向公司所负的责任纯系债务不履行责任；但当董事违反其向公司应负的忠实义务时，实质上是违反其与公司间委任合同，因而应当向公司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但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又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利（含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因而又应当向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产生了债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请求权规范竞合说的理论，在此种情况下，公司可自由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向董事或主张债务不履行责任，或主张侵权责任。[12]
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州纷纷修改公司法以降低董事责任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允许章程条款取消或降低董事违反注意义务须承担的金钱赔偿。由于公司章程属于属于契约的范畴，因此，这可以说董事的注意责任具有一定的约定性。但美国限制董事注意责任主要还是通过公司法直接加以规定的，如改变董事承担个人责任的过错标准、确定董事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等都是公司法直接规定。责任的基础来源于义务，很显然，董事的注意义务并非公司章程或合同所约定，而来至于法律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是违约责任论还是违约、侵权责任竞合论均不能准确定位董事对公司民事责任的性质。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这种责任既非违约责任，亦非侵权责任，而是一种法定责任。[13]
义务与责任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行为，他应当受到制裁。“对一定行为负责”就是一种法律义务，“他应受制裁”就是一定的责任方式。所谓的法律责任，是指“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相关主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下的不利后果。”[14]既然董事与公司间是一种法定的关系，董事义务是法定的义务，就内在地包含了责任的法定性质。[15]
那么，在董事注意责任方面的归责原则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此，经营判断原则只是以正面的方式原则性地指出了董事在完成应尽义务时不承担责任的情况，而归责原则问题并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从历史上，基于鼓励人们尽心竭力地为公司提供服务的考虑，传统英美公司法认为，董事并不对任何形式的过失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而仅仅对重大的过失所导致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根据美国法律，一个行为人所犯下的单纯的错误并非构成过错，如果行为人在犯下此种单纯的错误时达到了一个有理性人的行为标准。董事在作出决议时，即便犯下了诚实的错误，如果此种错误是一般有理性的人均会犯下的错误的话，则董事的错误并非是过错。可见，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关系是：除非董事在作出决议时有过错，否则，他们所作出的经营判断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换句话说，经营判断原则认为，董事在作出引起争议的经营判断尽了一个有理性人所承担的谨慎行为的注意义务，因此，经营判断原则仅仅保护无过错的董事行为（即使是经营判断失误）而不保护董事的有过错的行为。这一点也说明“免责说”关于注意义务与经营判断原则之间关系的解释与美国法律规定经营判断原则的宗旨存在明显不相符合情况。[16]正如Lindleym.R.指出：“……虽然董事所承担的注意义务的标准很难加以说明，但是十分明显的是，董事并不对他们所犯下的所有错误承担法律责任，虽然对于这些错误而言，如果他们尽更大的注意的话，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们的过失并非表现在他们没有尽一切可能的注意，此种过失必须是超过此种程度的更具有责难性的行为；它必须是就商业眼光来看是构成严重的过失或重大的过失行为。”[17]
可见，经营判断原则作为一项实体规则，在美国公司制度中除了表现为一项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基本规则外，还是一项关于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归责原则，即董事并不对他们所犯下的所有错误承担法律责任，而仅仅就其经营判断在存在重大过失或严重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法律责任。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法，尤其是美国司法逐渐放弃了董事仅仅就其重大过失或严重过失承担法律责任的理论，认为任何人，只要同意担当公司职位，即要具备最基本的条件，这就是：“作为一般原则，董事至少要对公司所从事的商事活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此，董事应对公司从事的商事活动的基本方面加以熟悉。因为董事要达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因此他们不得以自己欠缺此种一般注意义务所要求的知识作为自己承担法律责任的抗辩。”[18]从责任内容来看，董事在做出引起争议的经营判断时如果已经尽了一个有理性人所承担的谨慎行为的注意义务，董事的行为是无过错的，经营判断原则仅仅保护董事的无过错行为而不保护董事的有过错行为，因此也就谈不上“免责”的问题。[19]
需要指出的是，判例法上的经营判断原则并没有明确回答董事注意责任的归责问题，而是以间接的方式，从侧面原则性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具体的规则则留给了以后的判例和成文法加以解决。长期以来普通法上形成的经营判断原则，虽然法官们把它称之为既是诉讼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又是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实体规则，但是要董事们根据浩如烟海的判例法规则行事，他们仍然会手足无措。有鉴于此，当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公司法均规定了有关董事注意义务的一般条款。《示范公司法》第8•30条之规定是这种一般条款典型代表。
总之，笔者认为，经营判断原则是一项综合性的判例法规则，从实体和程序来看，它是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统一。而从实体义务和责任来看，它即包含了对董事注意义务的原则性要求，也包含了对违反这一义务的归责原则，是义务规则与责任规则的统一。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的注意义务之间确实存在着补充关系，但在这个补充关系中，董事注意义务处于补充地位，而经营判断原则则处于被补充地位，这与目前国内学者所持的“补充说”中二者地位刚好相反。从程序规则来看，经营判断原则还包含了股东对董事违反注意义务诉讼案件在审理中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
[1]对于“BusinessJudgmentRule”这一概念，国内不同学者翻译上存在差异。有的译为“经营判断准则”（见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有的译为“经营判断原则”（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有的译为“商事判断规则”（见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有的译为“业务判断规则”（见（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刘李胜译《公司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而我国台湾学者一般译为“经营判断法则”（见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笔者基于本文之观点，认为应译为“经营判断原则”较为恰当。
[2]BLaCK’SLawDiCtionaRY,p181.
[3]RobertCharlesClark,CorporateLaw,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p.124-125.
[4]见刘俊海著《股份公司股东权保护》，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1页。
[5]见徐晓松《公司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6]见曹顺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损害赔偿责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7]见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
[8]学者在研究二者关系时所称的“董事注意义务”，实际上仅指后来美国判例法和成文法中关于董事注意义务判断标准的规定。
[9]参见刘俊海著《股份公司股东权保护》，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1页。
[10]关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有不同学说，学者多有研究，在此不便多述.
[11]见耀振华《公司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研究》，《法学评论》1994年第3期。
[12]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186页。
[13]见童兆洪《公司法法理与实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14]见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15]见童兆洪《公司法法理与实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16]见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368页。
[17]LagunasnitrateCo.v.LagunasSyndicade(1899)2Ch.392,435.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5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严格规则主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产生及发展
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按照当时封建社会“国王自理生计”的财政原则，王室及其政府支出的费用由国王负担。而在当时的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有王室地产的收入、王室的法庭收入、贡金等。但是由于战争、王室奢侈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收入难以维持其整个财政支出。为了缓解财政上的紧张局面，国王开始在上述收入之外采取诸如借款、出卖官职、征税等手段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其采取这些新的增加财政手段的过程中，基于“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则不得行动”这一传统的观念，议会与国王之间逐渐就该问题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为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与国王争夺课税权的斗争。
1215年，在双方的斗争中处于弱势的国王一方被迫签署了《大宪章》。该《大宪章》对国王征税问题作出了明确的限制。“其历史意义在于宣告国王必须服从法律”（1）。1225年，《大宪章》又获得了重新颁布。在重新颁布的《大宪章》中补充了御前大会议有权批准赋税的条款，明确了批税权的归属。在这以后，双方在此方面的斗争从未间断，国王和议会在斗争的过程中又分别制定了《无承诺不课税法》和《权利请愿书》，它们都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征税权。1668年“光荣革命”爆发，国王按照国会的要求制定了《权利法案》，再次强调了未经国会同意的课税应当被禁止。
至此，税收法定主义在英国得到了最终的确立。这一原则“在其历史的沿革过程中起到了将国民从行政权的承揽者——国王的恣意性的课税中解放出来的作用”（2）。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和兴起，该税收法定主义越来越多的体现为对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于是很多国家都将其作为一项宪法原则而加以采纳。①“即便是没有明文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释宪者们也往往通过对宪法解释，从人民主权、宪法基本权利，权力分立等规定中推演出相关的内涵，以显示其与世界税法发展步伐的一致性。”（3）
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涵
所谓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国家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这一意义上的税法律主义正是现代法治主义在课税、征税上的体现”。（4）它要求税法的规定应当确定和明确。该原则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使经济生活具有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使经济生活具有法的可预见性，以充分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益。基于此，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征税要素法定原则。征税要素“是指税收之债有效成立所具备的基本要素，它包括税收债务人、征税对象、税基、税率和税收特别措施”。（5）征税要素的法定应当是指征税要素的各个具体的内容都要由法律②来加以规定，其中一项有违法定主义，则税收之债便不能有效成立。我们知道，现代国家为了维护其正常的运行必须通过征税来满足自身各部门的开支，而税收体现的是国家政府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当中，国家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无疑是处于优势地位。如果不对国家的此权力予以必要的限制，势必会造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于是当代各民主国家都通过国家或相关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相应法律来对国家的征税行为予以规制。具体来说它要求：（1）国家对其开征的任何税种都必须由法律对其各个内容专门加以确定才能实施；（2）国家对任何税种征税要素的变动都应当按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2，征税要素明确原则。征税的各个要素不仅应当由法律作出专门的规定，这种规定还应当尽量明确。如果规定的不明确则定会产生漏洞或者歧义，那么权力的行使不当甚至权力的滥用就会有机可乘。基于此，在税收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在对税收的各要素加以规定之后还应当采用恰当准确的用语，使之明确化，而尽量避免使用模糊性的文字。
3，程序保障原则。以上两项内容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基础性要求。我们知道，一项法律制度能否得到良好的实行不仅取决于其实体内容方面的完善设计程序方面的保障也是必不可少，因此税收法定主义还要求要有良好的程序设计。该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要对各个税种征收的法定程序加以明确完善的规定。这样既可以使纳税得以程序化，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又尊重并保护了税收债务人的程序性权利，促使其提高纳税的意识；二是要求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征税的过程中，必须依税收程序法，并按照税收实体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各项权利。
三，税收法定主义与严格规则主义
在以上分析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内涵以后，我们还应当分析一个与税收法定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严格规则主义。
所谓严格规则主义，是指由立法者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一切应当由法律解决的问题，而排除司法中自由裁量的观念。因此，它要求立法者应当将由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最细化，使每一个问题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在司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要严格按照细化的法律来司法，采用三段论的方式来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而不允许自由裁量。其目的在于通过立法者统一而细致的立法和执法者的统一司法，使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处于一个统一的状态，进而防止司法人员的自由擅断，从而实现其所追求的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将其与税收法定主义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法定主义实质上是严格规则主义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它在相当多的层面上反映了严格规则主义的要求。首先，征税要素法定要求立法者对征税的各个要素要详细、准确、全面、明确的作出规定，这一规定是对严格规则主义要求立法者细化法律关系的反映。其次，程序保障原则要求的程序完善、执法者依法执法是对严格规则主义要求执法者严格按法律规定执法的具体反映。
然而，严格规则主义毕竟是一种观念上的追求，它有着其内在的弊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法律漏洞也不课避免。再者，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社会的发展性也决定了不可能会有一个细致入微，非常固定的法律来解决任何时候的任何问题。因此，尽管严格规则主义与税收法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在税收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严格规则主义。我们所要求的税收法定主义实际上是对严格规则主义的变通性规定。这种变通表现为：（1）它并没有要求将所有税收法律关系最细化，也未禁止使用原则性、模糊性的规定。它要求的是税收全部问题都应当由法律明确的规定，这种规定既包括具体性的规定，又包括原则性的规定，只要明确规定即可。（2）它并没有排除执法者对自由裁量的使用，只要执法者依法定程序，按法律规定执法即可。
在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税法当中有些诸如“在必要时”、“可以”等原则性、模糊性的词语或规定其实是必要且必不可少的。这些原则性、模糊性的规定一方面使税法本身具有了灵活性的特点，使法律在不可避免的出现漏洞的时候能够继续发挥其作用，增加其适用的可能性，使尽可能多的权利得到法律的维护。另一方面，使税收执法人员在征税过程中有更大的主动性，使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针对具体的问题在经过全面的分析之后作出恰当的解决办法，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
三，小结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关键时期，各项立法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保护纳税人财产利益，指导税务机关征税工作的税收立法与修订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为了能够更好的作好该项工作，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使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入宪。目前我国在学术上都普遍认可了税收法定主义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并用其来指导税收立法和实践工作。从其历史的发展以及当今世界各国对其的研究和适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原则所体现的是通过对行政权力的限制而对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的现代国家法治精神。而税收作为一个国家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也必须依靠宪法的规定来加以保障。但是，该原则并没有被写入我国的宪法。基于税收法定主义所体现的上述价值以及使之更好的发挥其价值，我们应当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写入宪法。
2，立法工作者要从观念上深刻理解税收法定主义和严格规则主义的内涵。在税收立法和修订的过程中要尽量完善而明确的规定征税的各项要素以及相应的程序保障手段。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形也不能排除原则性、模糊性条文的使用。我们要根据法律的本质特征采取明文限制与原则规定相结合，并以明文限制为主，原则规定为辅的思路来指导我们的该项工作。
“税收法律主义的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机能正是在于它给国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法的安定性和法的预测可能性这两点上”。（6）因此我们在兼顾公平主义、效率等其他税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在税收立法当中必须深刻理解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从其不同角度出发作好各项工作。惟其如此，公民的财产权益才能得到保护，国家的财政收入才能得到保障，早日完成建设法治国家这一目标才会尽快实现！
注释：
①例如：新加坡《宪法》第82条规定：“除经法律或根据法律批准者外，不得由新加坡或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国家税和地方税”；日本《宪法》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②这里所说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即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参考文献：
（1）郑勇：《税收法定主义与中国的实践》，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67页。
（2）[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59页。
（3）刘剑文、熊伟著：《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03页。
（4）[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57页。
（5）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394页。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6
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它曾是欧洲大陆法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司法观念。中国在近代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加入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列，自然也受到了这一司法观念的影响。其实，严格规则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近代中国正是因为具有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严格规则主义传统，再加之二者相近的国家主义观念、法典编纂观念及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审判方式，才加入了大陆法系国家行列的。〔1〕虽然从根本上说，我国宪法被排除在司法之外，但是，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宪法监督）的全过程以及人权保障、民主制度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宪政建设的偏离。研究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将有利于反思中国宪政的发展思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即成文法均具有严格规则主义的特点。首先，严格规则主义与公法、私法的划分传统相伴随。由古罗马注释法学派创立并为大陆法国家法律实践所强化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依据有二，其一是“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有的问题，仅就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不能在同一架天平上衡量而论，这类关系也要求其规定不同于私人间关系的规定。”其二是“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2〕公、私法的划分与严格规则主义的关联在于：第一，这种法律分类“十分强调和相信形式上的定义以及定义之间差别的有效性和适用性”。〔3〕这是公、私法分类的逻辑前提，它构成了法律严格规则主义的实质意义。第二，私法自治理论的形成，促进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近、现代公法（特别是宪法）观念的产生。有关私法自治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十九世纪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的民法典中，这些法典被认为发挥着类似宪法的某些作用，〔4〕即对个人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强调，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私法自治的进一步要求，人们认识到“国家不再受神权君主的统治，应该按照符合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尤其重要的是有效地保证公民的自然权利，反对滥用权力”，〔5〕自然法学说是私法自治的理论表达。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私权的现代宪法观念，是私法自治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果。私法自治、宪政价值均通过严格规则予以实现，“19世纪的欧洲大陆基本上处于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时代。”〔6〕其次，严格规则主义同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传统相联系。〔7〕大陆法历史中仅有的两次大规模法典编纂即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和19世纪欧陆诸国的法典编纂，都与严格规则主义相关联。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使罗马法失去了其体系的灵活性或适应性因素，并演变成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模式。〔8〕19世纪欧陆诸国法典的编纂，是查士丁尼法典编纂的“复兴”，但严格规则主义达到了顶峰。严格规则主义19世纪在欧洲大陆的盛行，深受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9〕严格规则主义是成文法的内在要求，“成文法的形式即意味着立法者和司法者在人民的监督下立法和司法，防止立法的任性和司法的专横，给可能使性的烈马戴上了笼头”。〔10〕19世纪下半叶，大陆法系国家发生了吸收自由裁量主义因素的变化，〔11〕并最终形成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并立的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式。〔12〕严格规则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潜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法家主张法令要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13〕法律由君主“独制”，法律的绝对权威即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意味着法律被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是君主意志的完全体现。这是一种在君主之下的严格规则主义，只对具体执行法律的各级官吏才有意义，君主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严格规则主义的实现，一方面依靠外在强制力，君主“抱法处势”，官吏严于执法；另一方面依靠道德教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力图达到人人知法且自觉严格守法。由于中国“重刑轻民，以刑为主”的传统，严格规则主义在古代司法中主要体现为绝对法定刑主义，即立法者尽量在罪行与刑罚及其赎换刑之间确定——对应的数量关系，力图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有人将之概括为“量刑的机械化”。〔14〕中国近代法制现代化是以法典的现代化为指归的，清末修律和当代的一系列立法，无不主要以法典现代化为诉求对象。法典化运动，一方面使传统中严格规则主义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因对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观念的“移植”而得到强化。严格规则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限于本文意旨及篇幅，笔者在此仅粗略分析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在具体分析之前，必须明确，我们不宜用是非对错来对严格规则主义进行价值判断。严格规则主义反映了一种追求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绝对统一，绝对和谐一致的法律理想主义，可以把它看作是法治的最高境界。强调严格执法与严格守法是其合理的价值内核，其偏差在于将这一合理价值绝对化。众所周知，近十余年来强调严格执法和严格守法对推动我国宪政、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最优方案都只能获得廉价的、理论意义上的喝彩而为现实所拒斥。”〔15〕严格规则主义几乎不可能真正实现，勉强施行必然带来消极后果。对宪政而言，其影响主要是：1.宪法规范重实体而轻程序，重程序的外在价值而轻程序的内在价值。在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人们预期法典的运用将足以解决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问题。法官不折不扣地适用这些条文，他们只能简单地充当法律的喉舌。这被称为法官的“售货机模式”。〔16〕“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与机器无异”。〔17〕司法的关键是法典中实体规则的实现，程序附属于实体，仅仅是保证实体目标即程序的结果正确的工具，只要结果公正，程序过程无关紧要。严格规则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程序，而只是程序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在我国宪法中体现明显，现行宪法中实体规定非常完备，程序性条款却“过少不严密，过粗不细密”。〔18〕甚至在宪法学的研究中也“多注重国体政体、权利义务等实体部分，于程序问题不免有轻视之嫌”。〔19〕至于宪法程序的价值至今仍有人认为，“宪政的程序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20〕人们似乎认为，正义问题在立宪和修宪即宪法规范中即已全部解决，程序公正与否认及是否有效益，是否尊重人的尊严等无关宏旨。2.缺乏宪法主体间内在制约机制，宪法规范的实现依靠外部环境与外在监督，宪法主体须具有极高素质。这是由程序缺乏及程序工具观所致。“公正的程序本身就意味着它具有一整套能够保证法律准确适用的措施和手段，并且由此形成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21〕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宪法程序的缺乏及对于宪法实体的从属地位，使宪法主体之间不能运用程序来进行博奕、交涉、协商从而达到有效制衡，宪法主体也不能因程序而自律。宪政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如下的条件：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自由的经济制度，民主的市民政治，人文的文化背景等。体现于宪法实体规定中的宪政目标须与外部环境协调一致，宪政主体严格行宪不是来自宪法本身的“依据”（如程序约束），而是来自自由的经济、民主的政治、开放的文化甚至还有约定俗成的习惯的支持。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及开放的文化是早期大陆法国家如法国等宪政一举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大陆法国家如中国虽经数十年努力至今仍未建成宪政的根本症结。②完善而有效的外在监督。缺乏程序主体之间的意思沟通或交涉，宪法主体得不到对象主体的回应，也不能通过对象主体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并检验宪政目标的社会效果。同时，由于缺乏主体之间的制衡及自律，宪法主体可能滥用权力而不自知。强化外在监督是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实行宪政的必然选择，也是严格规则主义本身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③公民须普遍具有高素质。宪政的目标寓于实体规定之中，宪法实体规定就是程序的结果。公民必须具有较高的宪法、法律意识与水平，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并找出宪法规范中的实体结果，否则宪法会被无意识违反，宪法权利被侵犯也不自知。公民的高素质，是宪政目标自动实现的保证，人人都是宪法专家，宪法条文方可能“严格”实施。中国当前正轰轰烈烈进行的普法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须指出，由于法律水平的不同，人们对法律特别是实体规定认识的差异，可能导致对实体结果正误判定的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对法律条文简明、确定性的不懈追求，是严格规则主义这一趋势的附产品。3.宪法几乎被排除在司法之外，宪法悬置与“细则化”并存，缺乏违宪审查机制，修宪频繁，宪法权威低落。在严格规则主义下，立法者凭着对理性的盲目信仰，力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典体系，把法律的调节之手伸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追求详尽具体、无微不至的规定。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法国家的法典运动是其典型。中国最近的几部宪法都力图对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作较完备的规定，1988年以来针对1982年宪法的三次修宪都集中体现了经济制度方面的大幅度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严格规则主义的影响。法典越完备、越具体，其规定越难以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相协调。久之必然导致宪法规范悬量（即宪法规定由于客观条件变化或主观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两个“批复”禁止在司法判决中引用宪法条文，其实这并不是我国宪法难以司法化的原因，而是严格规则主义的宪法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结果。如允许法院判决引用宪法条文，则必定允许当事人及其律师将宪法条文作为其主张之法律依据。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与程序，政府与法院将难以应付；同时，宪法条文本来就难以实现，司法化的结果只能是加剧或激化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因此，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势所必然。宪法实施的另一个理论由此得到强化：宪法与其他法律是“母子”关系，“子”法依据“母”法制定，是“母”法的具体化，“子”法的效力来自于“母”法，“子”法的制定即“母”法的实施。为保证宪法规范的落实，必须制定一系列完备、配套的法律，并予以严格实施。宪法的效力依托于这些法律，宪法的实施被置换为法律的实施，法律俨然是宪法的“实施细则”，这种倾向可以称为宪法的“细则化”。宪法的“细则化”，严格侵蚀了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细则”实际上就是宪法条文的详尽展开和解释，而宪法本身规定的宪法解释则形同虚设。依据严格规则主义的理论，“细则”严格依据宪法条文制定，因此，理论上不存在违宪之说，实践中也不存在违宪审查机制。违宪审查的缺乏，进一步使宪法的法律性及权威丧失殆尽，并最终使宪法沦为“政治宣言”。而且，在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宪法与社会生活“短路”连接，“保守”、“落后”的宪法难以跟上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频繁修宪反映了宪法试图与时代保持一致的努力。“司法是法律完善的途径。”〔22〕宪法被排除在司法之外，缺乏违宪审查，宪法成为“圣物”，失去了在实践中说理、论证的途径，这极大妨碍了宪法自身及宪政学说的发展。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7
【关键词】语言；体系；结构；英语
每一门语言系统都至少有两套可研究的体系，一是使用体系，包括语言使用是否恰当的各项因素；二是结构体系，单纯的词汇、语言、语法等。这两种体系对于语言来讲是同等重要的，但掌握好作为语言基础的结构体系对于学好语言来讲是首要的环节。
词汇是语言体系的建筑基石，它由熟语和词语组成。而词(word)又可拆分成各种词素(morpheme)，如“disappointing”这个词，它主要包含词素有dis-appoint-ing。而我们又将词汇区分成词汇(lexical)的范畴和语法(grammatical)的范畴，或依据词的形式划分成词汇的范畴和派生(derivational)的范畴，或分成词汇、后缀(suffix)、前缀(prefix)三个范畴。
熟语一般是指经多年使用而形成的词汇的固定组合，如“blackandblue”(遍体鳞伤)，“everyonejoinsinthebattle”(人人上阵)，因为长久使用使得这些词汇的组合意义固定，不能随意改变了。但简单的词汇罗列并不能直接构成完整的语句，因而，还需要受到各种语法规则支配和完善才能形成有条理的完整语句。
语法是所有语言组织规律的具体体现，根据语法规律，可以将词素形成词，将词汇构成短语。而以词素成词的规律叫做构词规则；每个词都有不同的词形，不同元素构成词形的规律叫做构型规则；词汇经搭配构成词组的规律叫做词组构成规则；以词组和词构成语句的规律叫做造句过则。如“房间里有三个人”，据英语的语句和语法规则，句子应翻译成“therearethreepeopleintheroom.”这是根据其民族及语言特点造出的句子，语序和语态方式都与汉语有很大差别。
如上所述的语法规则是语言构成中的基本单位，由它们相组合构成语言的完整语法规则。而语法可以将词单位组织成语句，因而其也成为语言体系的“建筑法”。构型规则又称为构形法，而构词规则也又成为构词法，二者合成词法。造句的规则又称造句法，而词组的构造规则又称为词组构造法，二者合成句法。
语言大体系中的语法和词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音义的结合。语言可以说是语音的外壳表现，我们所听到的“语言”在音质这一元素上并不是多变的，音质这一元素是个很小的语言单位，例如语音[S]、[i]、[J]、[n]、[p]等。而语义是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上的内容，可将其分为语法意义及词汇意义，例如“painters”的词汇意义是指“personswhopaint”。语法的形式是复数，而语音是语法意义及词汇意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若没有语音这一外在形式，我们的思想就无法交流；而只有语音的外在形式却没有意义上的内容，“语言”就会空洞而无意义，也不能再称之为语言单位了。
语言大体系中各个单位间的关系包括语言的语义关系、物质关系、功能关系等。以句型元素为例，单句与疑问句、复合句、陈述句间都有物质上的依存关系，而陈述句与疑问句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物质关系。如“Dickisplayingoutsideintheyard.”和“isDickplayingoutsideintheyard?”这两个句子在语言材料质量和数量上都互相关联。
语义上的联系只是一种句型将另一句型所表达的信息保留并作出改变，如将陈述句改写成感叹句、疑问句或祈使句等，改变的各句子在语法意义上与原句有本质上的差别，但词汇上的意义的共同性也非常明显。例如“Sheishappy.”“isshehappy?”“Howhappysheis!”这三个句子的词汇意义的同一性是彼此间得以完成句型转换的先决条件。
语言的词法部分中语音的语义关系及物质关系可将词类作为例子，词类指拥有共同的句法功能、构词特点及语法意义的词的类别，如形容词多由名词派生来。例如beauty(n)—beautiful(a)confidence(n)—confident(a)等。而动词多由形容派生来，例如white(a)—whiten(v)desiccative(a)—desiccation(v)等。而英语中除去各种派生词外，还有很多词汇同时拥有名词和形容词词性，例如cold，red等。
以上内容表示，英语是一门将语音作为物质外壳，将语义作为意义内容，将音与义相结合的词汇作为建筑材料，将语法规律作为组织规则的完整语言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振兴，刘峰.英语语言的结构体系.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4.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8
二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行为优先的基础上考虑结果的因素，即在以行为人之行为为出发点的同时不忘保护法律所维护的法益。
（一）对法律秩序双重性的保护
法律秩序具有双重性，其中，“法益保护”是目的，而规范“特定性为”是手段。进行违法性评价的时候，如果只以行为无价值为依据，就没有考虑到利益冲突的问题，忽视了法律保护法益的根本目的；如果单纯地以结果无价值为依据，就会因为没有考虑到刑法规范为行为设定的标准而使法律秩序变成了纯粹的利益性冲突。在二元论的框架体系下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看，从行为出发，着眼于法律秩序的规范性，在对行为的刑法规范性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衡量，进而对规范性的法律秩序下的损害结果进行二次评价，二者必须结合起来不能偏废。
（二）功利主义视角下二元论对规范的维护
功利主义是分析问题的重要工具和理论基础。伦理学讨论行为的善恶标准以及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是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用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准则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依据行动自身所产生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断行动的正确或错误；规则功利主义则根据在相同的具体境遇里每个人的行动所应遵守准则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定行动的正确或错误。”规则功利主义认为“既定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它是否遵守了有效的道德规则；依照规则功利主义，如果（大致上说）对这些规则的普遍遵守会促进功利主义者实现其最高目标，也就是给所有相关者带来最大的积聚性后果，那么这些规则就可以是有效的。”根据行为功利主义的观点，问题不在于什么规则具有最大的功利，而在于什么行为具有最大的功利；与此相反，根据规则功利主义的观点，“问题不在于什么行为具有最大功利，而在于哪一种准则具有最大的功利。”将功利主义引入刑法学的违法性领域，行为功利主义即可以代表结果无价值论，规则功利主义即代表了二元论。不难推知，行为功利主义所代表的结果无价值过分的看中了结果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伦理学还是刑法学中，结果都并不能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产生结果的过程往往更值得深究，张明楷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及“‘行为功利主义则主张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为了更好的后果，可以放弃对日常准则的遵守。’他认为刑法上的规则是为了保护法益而制定的，规则就要服从法益保护的目的，这种规则只是一般性规则，总有例外，所以在例外的场合，必须优先保护法益，而不是优先维护规则本身。”相对而言，规则功利主义及其代表的行为无价值论也有一定的缺陷。笔者认为，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其对规则即行为规范的态度可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的对规则本身及其制定过程的不信任“，例外”对于任何规范而言都是存在的，规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笔者认为在“例外”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对规则的适用，无论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还是从刑法学理论出发，对于既定规则、规范的遵守都是具有强制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功利主义视角下看待结果无价值与二元论更能充分地暴露出结果无价值的缺陷和不足，二元论从规则本身出发则更能充分体现其对规范的提倡和维护，也充分地肯定了规范的价值和意义。
二、二元论与中国刑法的衔接
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法学界推崇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于结果无价值和二元论的探讨也并不激烈，但是笔者认为，无论通说采用何种方式来判断违法性，二元论中蕴含的法治理念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一）二元论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当前正处于法治不断完善的进程中，依法治国被尊崇为治国之策，但是此处的法依然是昂格斯所谓的官僚法，而不是法治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因此中国法治道路还困难重重。在刑法领域中，法治理念是必须坚持的理念，在此之下对规范的遵守尤其显得至关重要。对刑法所调整的公共秩序的维护必须重视规则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当前所缺乏的。法治有两方面的向度：一是国家向度。由国家制定规范且规范被信赖，通过规范发出命令，以此来实现法治，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在这个意义上的刑法是行为规范；二是市民向度。法治意味着用规范限制公权力，凡是法律没有特别限制的，公民都可以实施，并不受违法评价，对市民行为的评价，必须以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为准。两种向度分别代表了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理论精神，因此在中国，不能简单地选择行为无价值或是结果无价值，必须兼采两种立场的长处，因此二元论最适合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二）二元论符合刑法学的思维基础和发展方向
法治有两方面的向度：一是国家向度。由国家制定规范且规范被信赖，通过规范发出命令，以此来实现法治，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在这个意义上的刑法是行为规范；二是市民向度。法治意味着用规范限制公权力，凡是法律没有特别限制的，公民都可以实施，并不受违法评价，对市民行为的评价，必须以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为准。两种向度分别代表了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理论精神，因此在中国，不能简单地选择行为无价值或是结果无价值，必须兼采两种立场的长处，因此二元论最适合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三）二元论能够弥补理论的缺陷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9
二、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的规定，在保险法中属创新之举（查外国保险立法，未见有此规定者）。究其立法宗旨，乃在于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之保护，而其法理依据何在，则颇值探讨。笔者认为，保险法设此规定，其根据有二：一为最大诚信原则之要求。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Contractofutmostgoodfaith），是否遵从最大诚信原则，是评价保险合同效力的重要依据。但在各保险人是否负相应义务则未作规定。此种做法，显然未体现最大诚信原则的普遍效力，对投保人而言有失公允。而我国保险法第4条之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则明确了这一原则的普遍约束力，故在保险合同订立方面不但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规定了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二为当事人合意之要求。合同的成立以当事人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为要件。就保险合同而言，当事人的合意表现为双方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及其涵义基础上做出愿受其约束的意思表示，它包含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和“接受”两个方面，而“理解”乃是“接受”的前提，不理解而接受，不构成真正的合意。一般来说，保险合同条款为保险人单方拟定，保险人对其内容及文字涵义自是了如指掌，故无“理解”之碍，而投保人则不能如同保险人一样对此有准确透彻的理解。这样，在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方面，投保人就与保险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此情形下，若投保人作出“接受”合同条款的意思表示，便不能实现真正的合意。因此，立法上要求保险人对合同条款予以说明，旨在确保保险合同因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内在要求。
三、关于保险的订约说明义务，有以下问题值得探究。
1、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是否适用于一切保险合同？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7条的有关规定看，对此似应不存疑问，即一切保险合同之订立均适用这一规则。但笔者认为，对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应作限制解释，即仅适用于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依我国《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所谓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或具有“附合契约”性质的保险合同，在现代社会，保险契约具有技术性、定型性及团体性，而其内容常由保险公司一方面所决定。投保人通常仅能依保险公司所规定之条款，决定是否同意订立，鲜有讨价还价之余地，故保险契约为附合契约。正因为如此，才有规定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之必要。然而，格式条款或附合同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唯一表现形式或法定形式，实践中采取非格式条款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仍比比皆是。在此情形下，保险合同条款系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协商拟定，投保人在订约过程中可以充分了解合同条款之内容及其涵义，若仍使保险人担负订约说明义务，即非必要，对于保险人也有失公允。换言之，对非格式条款之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履行订约说明义务缺乏法理依据。
2、说明的涵义与方式。保险法第16条、第17条分别使用了“说明”和“明确说明”两个不同的用语。从语义上说，二者并无本质差异，因为“明确”乃“说明”应有之义。但若探究保险法的的立法本意，又似有意将二者加以区分，即：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第16条），此项义务可称作“一般说明义务”；对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可称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依笔者之见，所谓“说明”即“醒意”，意为揭示或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所谓“明确说明”，则包括“醒示”和“醒意”两层含义。醒示义务亦称特别提请注意义务，即格式合同提供人所负采取合理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免责条款之存在的义务，这在英国普通法和德国1976年《一般契约条款法》中均有规定，我国《合同法》第39条也作了规定。据此，对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首先负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该条款的义务（醒示），在此基础上，再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醒意），此即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之内涵。
关于“说明”的标准，理论上有主观说与客观说之分。前者以说明人的自我感觉为判断标准，后者则以相对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为标准。我们认为，从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的立法宗旨考虑，说明应采取客观标准，即对相对人是否理解合同条款内容及涵义为标准。在实务上，客观标准又有个别标准与一般标准之别，前者强调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后者则以通常情况下具有一般知识的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为标准，而不考虑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个体特点。我们认为，考虑到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利益平衡，我国司法实践中应采取综合标准或称修正的一般标准，即原则上以投保人所处阶层一般人的认识水平为标准，同时兼顾特定投保人的特殊个体状况，保险人若明知或应知特定相对人的认识水平或理解能力低于一般人，则须以更大的勤勉予以解释和说明。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10
关键词：诚实信用合同法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原则
theResearchonComparativeStudyoftheGoodFaithprincipleofContractLaw
abstract:thefunctionofthegoodfaithprincipleincontractlawshasatendencytobestrengthened.thegoodfaithprinciplenotonlyistheconductprincipleofthepersondirectlyconcerned.butalsohasafunctionofbalancingbenefit.itentruststhejudgeswiththerightoffreearbitrationtomakejusticeinsocietycometrue.Soithasbeendefinedinthecivillawandcommonlaw.Chinaandsomerelevantinternationalgoodfaithprinciplehashighgenerality.opennessandinclusiveness.thecontrieswhichhavetwolawsystemsallapplytheformationofpresedentorconcretelyapplyitinjurisdictionpracticestoavoidtheuncertaintyandunpredictabilityinapplication.thegoodfaithprincipleisamodelfromwhichthecontractlawsofChinacanbenefitinthisway.
Keywords:goodfaith;Contractlaw;thecivillaw;thecommonlaw;priciple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甚至整个民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在大陆法系，它常常被称为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为“帝王规则”。[1]如今，该原则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现象，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实信用原则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现了扩张的迹象。许多法律概念、规则、规范乃至原理、制度，均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冲击或影响下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对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罗马法
诚实信用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就有“善意”的概念，我国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根据“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要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2]也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恶意抗辩的诉权中，德国学者普郎克等人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与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制度在含义上是相同的。[3]，其实，“诚信契约”和“一般恶意抗辩”制度都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起源。
罗马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广泛传播得益于“万民法合同”的巨大发展。实际上，在不要求任何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在实施合同自由时，诚实信用原则是既定协议具有约束力的这一原则的基础。盖尤斯在《法学阶梯》第3编中说：“在设立买卖、赁借贷、合伙、委托契约时，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公平和善意原则相互承担责任。”（D44、7、2、3）如买卖契约“是以善意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善意是这一契约的唯一制约力。”[4]在罗马法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义务人交付或做“一切依诚信原则应该交付的物品或做的事情”[5]，也就是说，在确定给付标的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受该原则的约束。诚实信用原则限定了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的所有阶段当事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合同谈判缔结过程中（缔约上的过失），在合同履行阶段，以及在当事人主张其权利阶段。在上述最后一个阶段中，诚实信用原则成为评价债权人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从而确定债权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权利的滥用，即是否构成行使权利中的恶意。在罗马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万民法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后，首先被共同的罗马法——《民法大全》普遍采用。[6]又被现代法一方面以一般性规定的方式，另一方面又以大量专门条款的形式，引入了现代民法典和国际法。[7]
二、英美法
在英国，虽然没有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性规定，但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却散见于关于各种合同义务的具体法律规定以及判例之中。英国的衡平法和判例法很早就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8]自中世纪衡平法院设立以后，衡平法官处理案件主要依据“衡平与良心”的原则（therulesofequityandgoodconscience），以后逐渐开始适用前衡平法官所创设的先例的原则，在衡平法院管辖的案件中，大量属于诈欺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法官大量地适用了诚实信用原则。[9]在合同的履行中，英国法通过特定的判例规则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如英国法院经常限制受害方在对方轻微违约的情况下终止合同的权利，如果其终止合同的真实动机在于逃避一个不划算的生意（abadbargain）[10]相反，被错误地拒绝履行的受害方，也不得不顾对方的拒绝履行而擅自完成自己的履行，并且向拒绝履行方请求合同权利，除非受害方这样做有合法的利益。[11]为了排除一方当事人在可能不打算执行的情况下使用某些条款，特别是除外条款，如保险合同中声明不属于保险事项的条款，法院就是用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合同的条款。
美国《统一商法典》以制定法的方式明确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该法典第1-203条规定：“本法所涉及的任何合同和义务，在其履行和执行中均负有遵循诚信原则之义务。”该法第2-103（b）条对诚实信用原则又作了具体解释：“涉及商人时，“善意”指事实上的诚实和遵守同行中有关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准则”。根据该法典第1-102条规定，依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义务，属于法定的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改变。美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判断当事人行为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不是根据当事人如何表白，而是根据特定行业中有关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准则，即采用一个通情达理的第三人认为是合理的标准。在美国，法院运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一般为当事人采用某项合同并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但是若允许该项行为，将会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与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许多法院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用来防止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behavior）。在合同赋予一方当事人拥有自由处置权（discretion），法院要求当事人在行使其处置权时，应当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不得怀有不当动机，不得损害合同双方基于合同的预期利益。在这方面，产量合同与需求合同是两种较为典型的例证。产量合同是指卖方交货的多少取决于其生产产品的产量的合同，这种合同使卖方拥有对合同的数量条款的处置权。而需求合同的买方的购货量取决于他对卖方提供的产品的需求，从而使买方拥有对合同条款的处置权。这两种合同都可能导致拥有合同条款的处置权的一方可以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增加或者减少货物的供应量，从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在此情况下，法院有权依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供货量。
在美国，法院甚至在不适用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案件中以普通法的诚实信用要求限制当事人的自由处置权。例如，在合同规定一方当事人转让合同权利须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如果对方当事人拒绝同意，法院要求其依诚实信用原则来拒绝。在著作权人与出版商所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稿件须经出版商同意才能出版，法院也逐渐倾向于，出版商如果拒绝同意，必须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1991年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marketstreetassociatesltdpart
nershipv?Frey一案中，合同约定，一个购物中心的承租人有权要求出资人出资改进设备，如遭拒绝，有权选择购置租用的财产。于是承租人向出租人提出出资改进要求，但没有涉及租约的选择规定。当出租人拒绝其要求时，双方形成诉讼。在上诉法院，审理此案的理查德?波斯纳法官认为，承租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义务，因为“利用你优越的市场知识是一回事；但存心利用你合同伙伴的关涉其合同利益的疏忽，是另一回事。”[12]
三、大陆法
《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第1135条规定：“契约不仅因其明示发生义务，并按照契约的性质，发生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所赋予的义务。”《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时，应恪守信义，诚实实行。”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除此外，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124条；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175条、1337条、1338条、1366条、1375条；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258条；1967年葡萄牙民法典第726条；1850年巴西民法典第131条；1869年阿根廷民法典第1198条（经修正）；1936年秘鲁民法典第1328条；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1362条；1928年墨西哥（联邦特区）民法典第1796条都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规定。[13]大陆法系国家在成文法中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债法中作出规定，如法国和德国；另一种模式是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加以规定，如瑞士和日本。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中，许多条款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1109条、1116条；《德国民法典》第123条关于诈欺、胁迫的规定，还有其他关于合同成立、生效、履行和违约责任的许多条款，都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这些条款可以直接运用于司法实践中。除此外，法官在许多司法解释和判例中，常常直接运用诚实信用原则来解决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和疑难问题。部分大陆法系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以司法解释和大量判例扩展或延伸了法律的规定，以弥补制定法对诚实信用原则规定的不足。
《法国民法典》虽然对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规定，但是在19世纪，法官判案必须严格依照成文法，司法被界定为机械的三段论：即法典规定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法院判决为结论。《法国民法典》第5条也明文规定：“审判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犹如拿破仑所作的司法古典浪漫主义想像：他认为，将法律化为简单几何公式是可能的，任何一个能识字并将两个人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人就能作出法律裁判。[14]这样，《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1135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规定，几乎是一纸空文，而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法国司法实践弥补了成文法的这一不足。
在法国，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不断加强，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解释的目的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对当事人意志的探寻逐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需要所代替。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规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官在解释合同的时候，常常并不去刻意寻求当事人通过合同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而是倾向于使合同产生法官所希望产生的那些法律效果。事实上，当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表达不清楚或不完整时，法官完全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是要订立公正和符合社会利益的合同”这一推定对合同作出解释。除此而外，法官在处理合同纠纷时，不仅将某些道德规范及经济规则直接运用于审判过程，完全根据公平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对纠纷作出判决，而且在涉及到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的评价问题时，不再煞费苦心地去考虑寻找一种判断意思表示是否自由、是否清晰的具体标准，而是更多地去考虑当事人一方是否使用了不诚实的手段或者取得了不正当的利益，以此来决定合同是否无效。[15]这说明，在法国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解释、合同的履行以及合同纠纷的解决等各个方面都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过，在20年前法国法院还没有特别重视“合同必须依善意履行”的法律规定，而通常以当时较为完善的“权利滥用理论”来获取诚实信用原则同样的适用结果。但是近20年以来，法院已在确认当事人义务时公开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判决中引用这一条款课以当事人相互忠实，互通信息和共同合作的义务，并且用它来限制那些使一方当事人逃避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的效力。[16]
《德国民法典》第157条、第242条仅对合同的解释和债务人履行债务作了诚实信用的规定，这只涉及合同关系中的部分内容。《德国民法典》没有完成将诚实信用原则一般化的工作，留下的大量的立法空白，是通过无数的司法判例得已弥补的。
在德国，“那些被民法典起草人置于困境而不顾的法院一直不得不依赖它，去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发生的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司法实践中通过对《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解释和具体适用，已经形成了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核心的、广泛适用于合同纠纷的判例体系，大规模地扩展了《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内涵，以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尽管《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看上去平淡无奇，然而它却是民法典中最令人惊奇不解的现象之一。在调整合同履行的一般条款中，竟然冒出了一条适用整个《德国民法典》的“超级调整规范”，而实际上，除了民法典之外，这一条款还适用于其他大多数德国法律。这一条款作为关于诚实信用一般要求的制定法规范或者“法律的道德原则”，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其他大陆法国家的法典如《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美国《路易斯安州民法典》都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但它们都没有像德国法一样，形成了一整套调控体系。
在实证主义时期，法官们非常严格地恪守着民法典的条文，如果法官打算将这部内容浩繁的民法典适用于社会现实，他们需要得到明确的授权，同时他们也需要有一种灵活的工具。在《德国民法典》第242条得到愈来愈多适用的时期，关于如何填补法律空白的讨论出现了倾斜，人们开始承认，法官在解释现行法时，也就是在创制法律。第242条既是通过审判实践发展私法的一种媒体，又是保持法律对追加秩序因素敏感性的一种途径。它使一些宽泛的道德准则具有了法律效力，为法官提供了价值判断的依据。而尽管法典的起草者曾认为这部法典没有它也无问题。
然而法院依第242条审判案件并不是只凭自己的感觉。从一开始，法院就特别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判决与已有的结论和判决保持一致，并通过这种方法从具体案件中发展确立一般性的原则。实际上，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2条判决案件的数量极多，与德国法中任何其他东西相比，它们最接近英美法系中的判例法。[18]
以《德国民法典》为基础，德国法院已经创造出若干新的制度，并创造出许多用来保证合同的忠实履行的义务，例如，合同当事人各方的协力义务，相互保护对方利益的义务，提供信息和呈示帐目的义务等。在德国法院创新的制度中，以下几项最具有影响力。
①情势变更。即客观情况的一种变化致使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履行极为艰难，可以导致当事人合同义务的变更或者终止。
②权利滥用。即如果一方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势必导致其权利的滥用，则该方当事人的权
利会被限制或自行丧失。
③终止延续了一段时间的合同义务。即可以由于不得已的原因终止合同义务，即使这种做法没有得到制定法或合同规范的支持。终止这类合同义务的权利可以受到合同限制，但不能被完全排除。[19]
日本司法界在20世纪早期便开始了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而直到1945年《日本民法典》修订时，才写入了诚实信用的原则的明确内容。因而在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实践中日本能做出突出的成绩就毫不奇怪了。
四、中国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为包括合同行为在内的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明确地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从整部合同法的规定来看，诚实信用原则分别出现在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及合同解释等制度中，即合同法第6条、第42条、第60条、第92条、第125条，其规制着合同交易的全过程。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五个条款的内容构成了合同当事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最基本的规则体系，而且以诚实信用原则为轴心连接了先契约义务、契约义务、附随义务和后契约义务，使这四者在合同法中顺理成章地确立了起来。
不过，在我国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处理案件，以弥补成文法之不足的司法实例还比较少。在合同法颁布前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有十四则判例。截止1994年4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合同纠纷的判例有四则；[20]截止1998年底，经最高人民法院下属的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刊行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合同纠纷判例有七则，此外还有三则合同纠纷判例适用的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则但是未明文引用诚实信用原则条款。[21]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2年27号载明：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的主要原材料铝锭的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定价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铝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仪表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有学者认为，此条对《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显失公平”所为价值的补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通过对“显失公平”概念的具体化，在我国民法中首次确认了情事变更原则，在法制发展上有其重要意义。[22]情势变更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该案件是首次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弥补立法缺陷，将会对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有关国际公约、惯例
《欧州合同法原则》第1：201条规定了诚实信用的一般义务，该条规定：“（一）各方当事人均须依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而行为。（二）当事人不得排除或限制此项义务。”除此外，《欧州合同法原则》的许多规定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如第1：10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但要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则确立的强制性规则。”第1：106条规定：“本原则应本其目的予以解释和发展，特别是，应注意有必要促进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合同关系的确定性和适用的统一性。第2：301条规定：“……（二）但如果一方当事人所为磋商或终止磋商有悖于诚实信用，则要对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负责。（三）一方当事人在没有真实意图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从事磋商或继续进行磋商，则为有悖于诚实信用。”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很多条款的规定中也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如第7条第1款规定解释公约时，应考虑到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其它诸如第8条第2款，第16条第2款（b）项规定等。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7条规定：“（1）每一方当事人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应根据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的原则行事。（2）当事人各方不得排除或限制此项义务。”《通则》是将诚实信用作为其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的，在《通则》的不同章节或不同的条文中都大量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该项原则。例如《通则》第2.15条关于恶意谈判或恶意中止谈判的责任规定；第2.16条关于在谈判过程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2.18条关于书面变更或中止条款效力的规定；第3.5条关于相关错误的规定；第3.10条关于重大失衡的规定；第3.8条关于欺诈的规定；第四章关于合同解释，第五章关于合同的内容，第六章关于合同的履行以及第七章关于合同不履行的救济等中，都有直接或间接地体现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根据《通则》规定，诚实信用原则是强制性的基本原则，当事人不得在其合同中对该原则体现的义务加以限制或排除。
六、结论
从以上可以看出，罗马法、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中国的合同法以及有关国际公约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和适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第一，罗马法、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中国的合同法以及有关国际公约及惯例对诚实信用原则都作了规定，这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律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迥异的国家以及有关国际公约均对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给予了立法关注的现象，说明了人类对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性有相当的共识，也反映诚实信用原则在调整合同法律关系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本质属性，反映了合同及合同法律关系的内在的、必然要求，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能写进有关国际公约以及被各缔约方接受的前提条件。为什么诚实信用原则会成为调整合同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原则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能衡平利益，保障公平，维护交易安全，维系人们对合同的稳定的预期，达到调整社会生活，保证社会秩序安定的功能。合同法通过诚实信用原则来达到衡平的正义，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表达了人类对经济生活中利益公平和道德文明的向往。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垄断组织大量涌现，使当事人间地位平衡的天平严重倾斜，从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经济生活正常流转的角度出发，来自于道德母体的诚实信用原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并逐渐成为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第二，绝大多数国家对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作了高度概括性的规定，而且，两大法系国家均在司法实践中丰富、扩展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内涵，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在此问题上将判例作为法律的渊源，反映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同时也说明了诚实信用原则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通过判例才能获得生命力，才能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内容。这也是由诚实信用原则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首先，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包容性，诚实信用作为道德规范，是模糊的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观念在合同法领域中的体现，它包容了社会对合同当事人行为的合理性要求，而这种要求是对应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概括，而这种社会关系又不可能在立法规定上予以穷尽。其次，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又具有开放性，它使合同法由封闭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它把现时社会对合同当事人行为的道德合理性要求吸纳于其中。正是由于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才使得该原则具有弥补成文法缺陷的功能。也正是由于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本身运用无确定性和缺乏可预测性，这就需要以判例的形式来确立法律规则，将其具体化，诚实信用原则才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其作用。
从各个国家关于诚实信用原则规定的情况来看，英国是用判例法体现的法律规则来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美国在《统一
商法典》以及在成文立法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概括性的规定，而判例也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大陆法系国家中的法国和德国在成文法对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不完善的基础上，以司法解释和判例扩展和完善了法律的规定，从而完成了传统向现代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转换，而日本和瑞士则以民法典的形式对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规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范围都相当广泛，而且都十分注重采用判例的形式来将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规则具体化。中国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很少适用，也不承认以判例作为法律渊源来扩展和丰富诚实信用原则，这与诚实信用原则本身的特性和内在需要判例来将其具体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注释：
[1]参见[日]森田三男：《债权法总论》，学阳书房1978年版，第28页。转引自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2]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3]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320页，转引自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116页。
[4]参见[意]桑德罗?斯契巴尼选编，丁玫译：《契约之债与准契约之债》一书前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参见：Gai，4，47，黄风译：《盖尤斯?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
[6]参见J.4,6,30，张企泰译：《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3页。
[7][13][意]桑德罗?斯奇巴尼：《〈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罗马法》，丁玫译，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
[8]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第18页。
[9]何孝元：《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第19页，转引自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122页。
[10]参见HoeningV.isaacs[1952]Zalle.R.(C.a.)andHongKongFirShippingcoltd.v.kawasakikisenkaishaltd[1962]2Q.B.(C.a.)。
[11]参见atticaSeacarrierscorp.v.ferrostalposeidonbulkreederigmbh[1976]1lloyde'rep.250.(C.a.).
[12][16][19]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比较研究》
[14]弗兰克：《法律与现代精神》，第5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15]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页
[17][德]康拉德?茨威格特等：《略论德国民法典及其世界影响》，载《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
[18][德]罗伯特?霍恩等著，楚建译；《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151页。
[2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典型案例全集》（1985.1-1992.1），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