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动态篇1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
2.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et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矩阵元素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代表运营在国家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观测误差的影响。那么，其中，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据是否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当<时，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当>则,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供给
优势接近服务顾客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场的拥挤和竞争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来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and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
3.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CHipS，Fedwire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
4.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属于部门，以及地区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员工数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龄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以及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代表年份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但不包括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的取值进行分析。
(a)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表示部门总数
·代表第年度内，地区以及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第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并且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表示各个部门的企业对部门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et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表2各金融部门生命周期成长回归系数
变量S1S2S3S4S5S6S7S8
3.0842.4281.3451.4425.1623.5932.8003.698
0.0260.0270.0010.0230.0060.0260.0190.020
0.3890.3590.1360.0410.3930.0860.0760.090
-0.354-0.280-0.091-0.043-0.460-0.160-0.043-0.136
S1=银行:包括中央银行,货币组织、银行、银行控股公司等
S2=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租赁、信用借贷、风险资本公司
S3=信托投资公司：信托投资、证券公司、养老基金
S4=寿险：寿险和寿险再保险
S5=非寿险：财险、火灾、汽车、交通等保险
S6=金融附属机构：质押贷款，收费服务公司
S7=保险附属机构：保险、保险风险和精算管理公司等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
5.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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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动态篇2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这种“金融”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骕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骕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
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就金融风险的本质含义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切金融活动之中。只要存在银行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存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存在保险业务,或者说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必然存在金融风险。显然,金融风险的存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但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又相互区别。金融风险主要从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和防范问题,金融安全则主要从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威胁与侵袭来自何方及如何消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就是没有金融风险的状态,其实,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在广泛金融风险中也有金融安全的态势。金融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是与金融活动相伴生的。只要从事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它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所必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因此,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不安全。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金融安全的概念是相对的,只能将一国抗拒风险、抵御侵害的能力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程度的标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大小、金融安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如何,即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金融安全程度就高;反之,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弱,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低。显然,当一国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和压力的增加。
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跌。
金融危机,即发生在货币与信用领域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的含义有多种表述,但最为代表性的是着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将其换成货币。这与金融繁荣或景气时的特征一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量抛出货币,购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一正好相反。金融危机可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银行危机等具体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大多都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恐慌是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会以危机爆发的形式来暂时强制性解决,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信用、货币和金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独立金融危机的存在,这是因为货币信用金融活动对于生产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迅速发展和投机活动的高涨,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货币危机可以单独发生,金融领域也有自己的危机。
金融安全的反义词是金融不安全,但决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有些学者将金融安全的实质描述为金融风险状况,而金融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并在事实上对该国银行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往往包括全国性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等。这说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它是金融风险的结果。
3.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危险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对于市场基础良好、金融体系制度化、法律环境规范化且监管有效的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没有人担心金融工具创新会使银行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对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十分脆弱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新的金融工具带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此,金融安全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所具备的应对能力的状态。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这是因为,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运行往往处在一种连续的压迫力和惯性之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不断扩张信贷,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化迫使其收缩信贷,从而又使经济进一步衰退。这种状况可用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长波解释。因此,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
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由于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金融稳定发展。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在内容上仍有不同: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的是静态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更多地运用金融稳定的概念而较少使用金融安全概念。
4.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尽管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不可否认,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的蔓延效应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一种常态。因此,金融安全问题被作为应对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提出,它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状态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经济独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那么无论其如何快速发展,应当说金融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金融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统一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按发达国家水平制订的规则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使其难以获得所需的发展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经济金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安全。
三、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1.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因素
一国金融安全状况如何、其金融安全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市场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客观上的能力与主观上的感觉与态度是以用于减轻与处理危险的各种相关资源为后盾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别差异使各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与信心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各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也就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一国维护其金融安全的能力至少受制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
内在因素是指经济体系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形势恶化,包括实质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
首先,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当局通常都是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来控制局势、摆脱危机。可动用的资源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如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等,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源,而且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来进行救助。显然,救助能否顺利实施、信心缺失的弥补,都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其次,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否与金融体系相协调,即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否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金融体系自身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如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状况、治理结构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状况等。
2.影响金融安全的外在因素
首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极大地影响着其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如该国的货币是否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该国是否拥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具有极强的控制操纵能力,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极为丰富。在这些发达国家,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金融仍可以维持稳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处于劣势,无力改变甚至难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其发育程度低的内部金融市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受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国际游资的冲击。来自一国经济外部的冲击,特别是国际游资的冲击将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体系不安全的直接原因。从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国际游资通常都是将已经出现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冲击的首选目标,特别是那些短期外债过多、本币汇率严重偏离实际汇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首当其冲。国际游资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同时冲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造成市场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实现其投机盈利。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市场的剧烈波动必然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市场恐慌,出现资本大量外逃,其结果导致汇率和股票价格的全面大幅度下跌。为了挽救局势、扞卫本币汇率,中央银行往往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吸引外资,从而进一步打击国内投资、恶化经济形势,使本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情况基本上符合这一过程。
四、金融安全态势的监测与预警
1.金融运行基本态势判断
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也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安全所要求的是一种宏观整体上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安全;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安全,也同样是小题大做。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安全只是其中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能力状态。金融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金融不安全,临界于金融安全与金融不安全之间的就是金融基本安全,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参见表1。
表1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
金融安全
无明显风险
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内,金融市场稳定,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基本安全
轻度风险
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
金融不安全
严重风险
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大多数金融机构有程度不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占
总资产比重超过10%;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较大幅度贬值;金融动荡、经
济衰退。
金融危机
风险总爆发
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结果,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动荡波及到了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二是金融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金融运行状况就是典型的金融不安全。三是金融基本安全,在此期间我国虽然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四是金融安全,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处在低水平,金融体系稳定。
2.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基本方法
由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尚无完整的、准确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信号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以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机理为切入点,研究影响金融安全的各种因素,考察其变化规律,分析导致一国金融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因素,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
信号分析法首创于1997年,其后经逐步完善,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重视的金融安全预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e。
在信号分析法这类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用模型将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解释为一组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且认为可以找到不同的安全状态和这些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典型的模型有Frankel等人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以及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复杂影响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就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套模型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预警。目前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视,即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无效的。我们认为,信号分析法能够在事后判断对一国金融安全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利于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号分析不能给出量化的标准,就难以预测危机何时发生。而且,市场信心在决定金融安全状态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金融事件,由于人们的市场预期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很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号分析法用于预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概率分析法。该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并不考虑促成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具体因素和机理,只是根据历史上各种安全状态下某些经济指标的表现,制定一套指标,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构造出度量总体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二是利用模糊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对现实经济及金融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前者的代表是卡明斯基(Kaminsky),后者的代表是刘遵义。值得一提的是,刘遵义的模糊类比法(或称为主观概率法)因比较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重视。在概率分析法中,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历史观察值或国际公认标准,拟定一系列安全状态临界值。对处于某个临界范围内的指标赋予相应的警戒值,并根据各个指标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的警戒值加权平均,即可以构造反映整体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同样,由此可以得出综合指标的临界值表。根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标,即可判断出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状态,并可借助一定方法计算出发生危机的概率。一种计算公式为:pi=SUm(aiBi)。其中,pj表示第j月发生危机的概率,ai表示第i项指标的警戒值;Bi是该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指标是建立可靠的概率分析预警系统的关键。这些指标必须能对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传统的概率分析只借助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在具体应用时,一般是与情况比较接近、并且发生过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实际上,这种情况相似中包含了大量定性描述的信息。例如刘遵义就是在比较了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10项指标之后(这10项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概率分析法可以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它也存在着缺陷,不能直接给出引致某些指标恶化的原因,难以据此提出应对策略;而且比较的标准是历史数据,对于新问题缺乏敏感性。尽管如此,由于概率分析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其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先进的监测预警系统。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要从错综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理出对金融运行整体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及其脉络决非轻而易举。但是,目前的概率分析技术过多地依赖量化指标,不能包含充分的市场信息,而且对金融安全影响重大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因素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例如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刘遵义教授的预测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与某些拉美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定性指标能够用参照物替代。但是,在研究对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的参照国。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都处于转型阶段,如果单纯用量化指标就不可能对金融安全状态做出有效的预警。因此,在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定性描述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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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动态篇3
关键词：金融安全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
目前，我国许多业内人士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安全混为一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前些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对金融安全也逐渐重视起来，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和区别也逐渐显现出来。以及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中，金融安全问题的不断衍生，金融企业应当对这些变化进行动态适应。
1、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安全
1.1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的因素的影响下，金融风险会转化成金融危机，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结果会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金融风险通常指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会有收益，也可能会有损失。金融风险的存在是金融机构中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金融风险具有可避免性，避免金融风险信息的掌握很重要，信息掌握的越全面，及时，避免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金融风险还具有可测定性，在进行金融行动时，先进行预测，估值。在金融风险中，一方面损失了，可以从另一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弥补，前提是要有全面的准备。金融风险还可进行转嫁和分散，可转嫁给众人，他人，也可将其在时间、空间方面分散，慢慢消化，或者在其他机构消化。我国在金融风险处理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如人们对风险的意识不够，人们认为金融机构有政府支撑，不会破产，且不注意自主掌握和分析信息来避免风险。又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各地金融机构的实力差距过大，使其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不一致等。
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不同，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发生混乱和动荡。金融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金融危机则具有现实性，指已经发生。金融危机由金融风险转化而来，且金融危机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响，一是政府对风险进行保障，有了政府的出面，金融风险一般不会转化成金融危机。二是金融机构的信用度，信用度高，风险也不会转化。三是在风险有扩散的趋势前，立刻进行制止，控制范围。四是对风险的的承受和消除的能力，承受能力强，有条件进行消除，也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1.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安全，但金融不安全并不仅由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一般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因为此国家在金融领域发生了混乱和动荡，并对该国的金融机构产生严重的影响。
金融安全是指一种动态的安全，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下，金融危机也迅速扩散，对国际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金融领域的动荡。进而金融安全问题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并作为一个应对其负面影响的重要战略提出。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因为经济的运行态势也在持续不断的变化着，而金融安全的状态则是在这一过程中的不断调整中实现的。一个国家经济的独立是金融安全状态存在的基础，只有经济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不会被其他国家牵制，金融安全的隐患才能消除，才能对金融安全进行维护。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被加大，国际金融中也相应的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使得一些国家开始重视金融安全。因为各国国情的差异，金融安全问题也程度不同，并且各国对金融安全的维护的能力也有强弱之分，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也不相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当发生金融危机时，政府及金融机构都通过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来控制局势，进而摆脱金融危机。行政资源一般是社会力量以及国际的支持等，经济资源则更为重要，而这些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位置也影响着此国家维护金融安全的实力。就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金融占有主导地位，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即使金融安全出现了问题，这些发达国家也会对金融危机的扩散进行制止，继而维持其稳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处于劣势，它们无力改变国际金融市场，且国内的金融体系也不够完善，还会受到发达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所以一旦发生金融安全问题就会危及其金融体系和制度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安全。
2、金融问题上的的防范与策略
2.1适当的金融创新
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的金融形势也日益复杂起来，因此，国家的应对策略很重要。当代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多样性的金融创新产品能够分散金融风险，中国应当进行适当的金融创新，健全和丰富我国的金融体系，增强其对金融冲击的抵抗能力，在面对动荡时，使企业，金融机构能分散风险，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危机和波动时能富有弹性和韧性。当然，在进行多样化的金融创新时，应注意联系现实风险收益适当创新，过度创新会使风险过度积累，导致金融风险的增长。
2.2人才的培养和各国的联手合作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提高自身在处理金融风险方面的能力是必须的，因此，对金融风险管理人才进行培养，提高识别和管理风险的能力。从根本上避免所有由金融风险带来的损失。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危机不但会在一个国家发生，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影响，造成更多国家陷入其中。发达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也会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牵连，因此各国联系在一起共同应对和解决金融危机是维护各国经济共同利益的必要方法。所以，应当对那些在国际金融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加强其国际责任，同时，也应让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挥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作用，进而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时也维护了各国家的经济稳定。
总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也更加复杂，应弄清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加以深刻研究和运用。且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解决的过程，应意识到金融风险的避免，金融危机的防范制止以及金融安全的加强和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吴婷婷.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向展望―基于金融安全的视角.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9）：16-17.
国际金融动态篇4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国际金融动态篇5
关键词：国家利益；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51-05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其负面影响也逐步凸显。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扩散，跨国洗钱经济犯罪的猖獗，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国际传染，显示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急切要求。然而，各国态度不一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呈现出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失衡局面。
一、文献综述
Bryant(1987)最早关注了金融监管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Ⅲ他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原因，但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martin(1993)、Kahler(1995)、Cohen(1996)分析了各国对于不同种类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态度，指出，与通过国际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相比，各国更容易在国际合作防范危机方面达成一致，因为银行倒闭、金融风险等带来的国际风险冲击更加直接和直观。Herring和Litan(1995)更进一步提出，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带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Hanstietmeyer(1999)提出了面对金融全球化深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约翰・伊特韦尔与艾斯・泰勒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指出了存在的差距，还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现象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管理局，以解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思路。但是，他们都没有探究失衡的根源。
国内学者王伟东(1999)从银行业、投资银行及银行业与投资银行的融合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现状，为了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提供了便利。孟龙(1999)对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做了介绍。刘宇飞(1999)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谈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现状做了介绍与评述。周道许、孔祥毅(2000)，陈学彬、邓保同(2001)等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金融监管失灵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已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缺乏从均衡视角的探索。本文从供求关系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失衡状态进行研究，以有助于推进理论探索和国际合作的发展。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失衡的理论解析
(一)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分析
金融全球化在快速推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使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日益膨胀。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跨国银行业务的大力开展以及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使全球金融市场连成了一体，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危机都会迅速扩散到其他子系统，甚至酿成整个系统的崩溃。系统风险也存在于货币市场、证券转账和其他金融交易中，不同交易清算和结算体系，分别服务于基金、证券、期货等金融工具，任何技术性紊乱或失灵、流动性问题都会迅速弥漫。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存在表明，各国仅以维护自身稳定进行的金融监管已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才能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获得长期安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跨国流动不断增加。1973年―1979年，发达国家工业年均增速为2％，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18％；1986年―199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年均增长达23.1％；1996―200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长率达40.2％，1999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60.5％。据国际清算银行2002年的统计，每天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的国际资本大约11000亿美元。国际债务工具的净发行额也由1995年的2606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33000亿美元。巨额的国际资本在各国市场间频繁的流动，追逐股票交易，冲击商品市场，破坏汇率平衡，加剧国际收支失衡，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于单个资本流人流出国来说，资本的无序流动容易造成外汇市场的波动、借贷市场的波动以及股票市场的波动。巨额短期资本的投机性流动更易诱发外汇市场危机。国际“炒家”利用资本国际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攻击，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资本跨国流动使得各国需要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实现对国际资本的有效控制。
金融全球化在繁荣世界金融的同时，经济犯罪活动也鱼目混珠，金融诈骗、洗钱等犯罪显现猖獗之势，危及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由于跨国经济犯罪跨越了国界，国家监管已力不从心，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成为当务之急。
金融全球化要求监管辐射全球，但由于国际管辖原则的约束，单个国家只能以为界行使管辖权，使得单个国家为范围的金融监管面对国际化的金融市场鞭长莫及。由于各国政治、历史、法律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金融监管的体制、标准和方式、方法不尽一致，带来了各国监管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监管者之间存在着监管竞争，消费者的金融服务选择的对象是金融服务，为使本国金融机构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各国竞相放松金融监管，大大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潜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世界上十多个离岸金融中心由于不受金融监管而成为国际金融的“避风港”，很多商业银行都在诸如卢森堡、开曼群岛、巴拿马群岛和巴哈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注册，逃避金融监管。被称为“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丑闻”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倒闭一案就是例证。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对其活动无可奈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面对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国际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出现，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以及跨国经济犯罪猖獗，单个国家为立足点的金融监管无法办到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范围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金融监管的失灵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成为必要。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
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国监管当局开始进行多个层次的国际合作。
1975年2月，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银行破产危机，“十国集团”加上瑞士银行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成立了“银行规则与监管实践委员会”，即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并了为数众多的“巴塞尔文件”。包括1983年《巴塞尔协定》及其后续文件、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及其修正案、1997年《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原则》以及一系列银行风险管理指南。巴塞尔委员会的建立，开创了金融监
管国际合作的先例，所制定的《新巴塞尔协议》在100多个国家得到了推行。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是由各国证券与期货监管机构所组成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组织。拥有普通会员105个，准会员9个，附属会员52个。到目前为止，该组织已通过了110多个决议。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FiBV)成立于1961年，由世界上40多个主要证券交易所组成的民间监管机构。这些国际机构所建立的原则与标准对于建立有效的国际证券监管合作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1994年，国家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成立，现有119个会员国，在其提供的平台上磋商，以提高保险领域的监管标准。
随着衍生金融产品市场上个别机构危机的频频发生以及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的日益加强，监管者彼此间展开了多层次的合作。第一，双方合作方面。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与巴塞尔委员会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合作，侧重于对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的监管，包括提出风险管理指南和信息披露的调查。1997年2月，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与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支付与结算委员会”(CpSS)共同了《证券结算体系的披露框架》。巴塞尔委员会与CpSS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监督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领域的问题。第二、三方合作方面。国际证券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组建了“联合论坛”，商讨改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以及发展未来监管金融混合经营的指导原则。第三、四方合作方面。1998年4月8日，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四方圆桌会议，成立了“2000年联合委员会”，金融监管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各国除了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区域金融监管的合作也有较快的发展。相对而言，区域合作所达成的监管原则和标准更具有约束力，“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现在欧洲中央银行未统一进行金融监管，但由欧共体理事会颁布的有关银行和证券方面的指导令，在其成员国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指令通常不被视为在成员国内可“直接适用”，但确实为成员国创设了达到特定的共同体预期目标或标准的法定义务。因为按照《罗马条约》第189条的规定，“一项指令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接受它的各成员国是有约束力的，但其实施的形式和方法则留待各成员国主管当局自行选择。”
(三)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给与需求的非均衡现状
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及区域性金融监管合作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所要求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需求相比，供给显然滞后，合作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来推进，开放程度低的国家对合作持消极态度。根据木桶原理，各国通过现有沟通平台协商达成的只能是一个最低标准，以保证各国有可能去实施，这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处于低水平状态。虽然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强于国际范围内的合作，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在总体上呈现供给小于需求的失衡状态。
三、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模型分析
各国之间的合作是基于自利原则和比较收益原则，所以，我们从多国视角建立模型，对国家间合作前后的收益进行对比与剖析。为了简化模型，这里以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为例讨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合作给本国与他国带来收益，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正的外部性。
以银行监管为例，假设银行监管者关心银行效率、安全与稳定性，同时也关心银行股东的福利，即银行利润。银行监管者可以利用多种工具进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如与他国磋商制定并实行国际通行的最低资本协议，或者与他国联合对跨国银行进行审慎监管等。但是，这些工具或工具的组合使用并不被银行所喜欢，因为本
第二，当αi≠αi且s＞s*时，两国会选择难以合作。即当国家间在体制、金融结构等方面相差太大时，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因合作而丧失灵活性所造成的损失，所以，没有动力进行合作，也就难以达成国际合作。
第三，在经济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利于增进收益。开放国家或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有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动力，因为合作有助于抵御风险，保护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收益。开放程度低或封闭的国家缺乏兴趣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是因为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外部性问题，潜在风险小，合作并不能带来明显收益，所以，没有国际合作的动力。由于开放程度的差异，各国对于合作态度不一。
第四，金融一体化的加强会使国际合作成为最优解。由于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合作做出的自利选择造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失衡。但是伴随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各国的相关性和外溢效应不断增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将会大大增进整体及各方利益，从而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也就是说，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将会改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失衡的现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模型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建立分层次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由于各国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使得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行动不一。要在短期内实现全球范围内统一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不现实，应该有区别和分层次进行合作。首先，区域经济由于相关度高，可以在区域内达成适应一体化要求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如可以尝试建立区域金融监管局。区域性金融监管局应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合作协议，促进区域内的合作。其次，在体制类同、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加快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伴随一体化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国际金融动态篇6
关键词：资本市场稳定性;金融稳定性;评估体系;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其严重且影响深远的灾难。世界各国深受影响，经济持续震荡，失业率不断攀升，大量的知名公司、企业因产业链条、资金链条、衍生品交易等原因发生了巨额亏损以致破产或者被政府收购。大量研究表明，这次金融危机基本上是以次贷危机爆发为导火索，通过衍生品和关联交易致使资本市场出现危机，进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扩散到实体经济，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危机扩散过程中，资本市场是处于中间环节，如果资本市场足够健全和稳定，金融危机将难以扩散到实体经济。因此，研究资本市场的稳定对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围绕什么是资本市场稳定性以及如何维持资本市场稳定性的问题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其金融体系的基础建设比较发达，金融深化度高，建立了多层次的金融体系，监管机制也比较完善，所以，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危机出发，研究金融稳定与评估指标体系。资本市场稳定性的评价方法不甚成熟，需要借鉴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方法，因而，本文首先就金融稳定性的研究进行必要的综述。
一、金融稳定性及其评估体系研究
国外对于金融稳定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一些文献对这一方面的探讨开始逐渐深入。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开展“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Sap），评估成员国金融稳定状况；国际清算银行成立金融稳定研究所（FSi）和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定期出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总的来说，关于金融稳定的研究已渐趋成熟，评估技术也比较成熟。
（1）关于金融稳定性内涵的研究
国外对于金融稳定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一些文献对这一方面的探讨开始逐渐深入。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开展“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Sap），评估成员国金融稳定状况；国际清算银行成立金融稳定研究所（FSi）和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定期出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西方国家学者常从金融不稳定的角度分析金融稳定，即认为金融稳定是不存在金融不稳定的状态。Crockett（1997）认为，金融不稳定指由于金融资产价格异常波动或者因金融机构无法履约而可能破坏经济的现象。JohnChant（2003）认为，金融不稳定是指一种可能影响特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使其不能进行正常融资而损害家庭、公司和政府部门的状态。RogerFerguson（2003）认为，金融不稳定需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一些重要的金融资产价格严重偏离正常经济水平；第二，金融市场不能正常运行及信贷出现障碍；第三，社会总支出严重偏离实际经济生产能力。
另一些学者从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上确定概念。padoaSchioppa（2003）认为，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能够承受外界冲击，并将保持存款配置给正常投资和经济活动，使其不受冲击积累过程影响的状态。Croekett（1996）认为金融稳定应该包括:第一，稳定的关键性金融机构。公众有充分信心认为不需外界干预该机构就能履行合同义务；第二，稳定的关键性市场。经济主体能按真实价格进行交易，且价格能在基本面未变化时短期内相对稳定。michaelFoot（2003）认为金融稳定即一国能够保持货币稳定、接近自然就业率的就业水平、关键金融机构和市场整体运转的信心、货币稳定和就业水平不受实际资产或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变化影响。
一部分西方学者及我国一些学者更注重从金融功能的方面去解释金融稳定。德意志银行（2003）认为，金融稳定是指一国金融体系能够良好地履行其分散风险、配置资源、便利支付清算等经济职能的状态。HoubenandKakes（2004）认为，金融稳定是金融体系能够跨时间、跨行业的有效配置资源，评估和管理金融风险，吸收经济风险的一种状态。Schinasi（2004）进而提出，只要金融体系能够抵抗住因内外冲击而导致的不平衡，并能够继续履行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的职能，金融体系就处于稳定状态中。
在国内，段小茜（2007）认为，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各要素内部及相互间的制度安排合理，能够发挥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核心功能的运行状态，并讨论了金融稳定制度演进的螺旋式进程。段小茜（2010）进一步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金融稳定及其制度安排。王长江（2006）认为金融稳定应该包括金融稳定状态和金融稳定性两个层面。前者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体系主要构成部分都能够平稳的运行和发挥作用；后者指金融体系具备很强的承受各种冲击的能力和弹性。吴军（2005）认为，金融稳定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能正常运转，并且能够正确评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状态。刘锡良（2000）认为，金融稳定是指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和官方储备等经济变量能够共存的金融平衡状态。邹平座（2005）认为，金融稳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发展、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保持稳健的状态。中国人民银行（2005）认为，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执行其关键功能的稳定状态。
（2）关于金融稳定性评估体系的研究
国际上，金融稳定性评估体系的不同研究主体主要集中于三个：相关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公布了并在不断充实完善自己所编写的金融稳健性评价体系；一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当局，这些金融监管当局为了实现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有效监管、防范系统风险而大力推进金融稳定性评估体系的研究；国外学者，国外一些相关学者通过引入风险预警计量模型来筛选金融稳定性评估指标。
在20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系统地提出了金融稳健性指标(FinancialSoundnessindicators，FSi)体系，在随后两年内imF不断向其成员国和区域的重要经济组织及标准制订机构征求意见，并在2003年底初步完成了该评价体系的编制工作。目前，使用这一评价体系主要为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挪威等国的中央银行，同时其他很多国家都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本国实际建构金融稳健性评估体系。该评估体系的特点是指标的规范性、系统性及易操作性。imF金融稳健性评价体系（FSi）的指标集由核心指标集(coresets)和鼓励指标集(encouragedsets)组成。其核心指标集由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组成：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流动性、市场风险敏感度，这五个方面包含了14个具体的监测指标。鼓励集指标包括了银行部门、证券市场流动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家庭、房地产市场及保险机构（人寿）七个方面31个指标。
北欧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典、挪威等，建立金融稳定性评估体系较早，体系也较完善，但直到英国、美国等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金融稳定性评估体系后，金融稳定性评估才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英国金融稳定性评估执行的主体为英格兰银行，其稳定性评估其实是为英国金融风险预警服务的，主要由资本充足性、外汇风险及资产流动性三方面的指标构成。英国的金融稳定性评估体系主要是侧重从资本充足率的角度来评定金融风险的大小。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骆驼评级体系”（CameLS），它的评估内容涵盖了六个方面：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状况；流动性；市场风险敏感性。这些指标主要是针对银行业，所有银行业的评估和监管工作都围绕这六个方面展开。
很多学者基于早期预警技术构建模型来评估金融稳定性。matthieuBussiere等（2006）认为以往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不能够区分无危机的平静期、危机发生期及危机已发生后的区别，从而使系统的的估计产生偏差，影响预测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matthieuBussiere利用多项式Logit模型构建了一个金融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并选取一些样本国家做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基于多项式Logit模型的金融风险早期预警模型能够对大部分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进行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e.philipDavis等（2008）利用Logit法和信号法提取了一个金融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并认为在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模型和制定有关阀值时必须充分考虑决策者的预期目标，利用预警系统分析得出实际GDp增长率和有关贸易的指标是预测银行危机的良好指标。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借鉴imF和金融预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特点，评估金融系统稳定性。何建雄(2001)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基本框架、指标体系和运作机制。李金华(2001)根据国家经济安全与风险的定义及相关关系，确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监测警示系统的构建思路和方法，构建了由6个子系统、共41个指标组成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监测警示系统。仲斌、陈浩(2004)结合宏观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健指标（FSi），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监侧体系。张岷(2007)从金融体制稳定、银行体系稳定、货币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经济稳定五个方面来选取指标构建了金融稳定性评估指标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了赋权。钟伟，钟根，王浣尘(2006)建立了基于“可能-满意度法”(possibility-Satisfactorymethod,简称为pS法)的金融体系稳健性的综合评价方法，评价分析显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较差。
二、资本市场稳定性研究
（1）资本市场稳定机制研究
许多国家为了确保资本市场稳定有序的发展，采取了各种价格稳定机制，概括起来，主要以下四种:断路器、涨跌幅限制、交易暂停和头寸限制等。但对于这些稳定机制的实际效用理论界有不同的理解。Schwert(1989)认为，如果市场出现过度恐慌，稳定机制对于减少股市波动有显著的作用;但如果投资者有较快反应能力和估价能力时，稳定机制的存在反而会减弱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引起市场更剧烈的波动。此外，如果投资者比较注重市场的流动性，当他们意识到股价正在接近涨跌幅时，出于对市场交易暂停的忧虑，可能出现大面积抛售现象，进而导致股价下跌，甚至引发投资者过度反应，市场出现剧烈波动。Kim和Rhee(l997)也对东京股票交易所涨跌幅限制机制与价格波动性水平、交易活动类型等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达到涨跌幅限制的股票波动连续、平滑，而达到涨跌幅限制的股票交易活跃程度增强，股价波动将更加剧烈且经常性呈现不连续变化。
国内许多学者也研究了股市涨跌幅机制对股市稳定性的影响。胡琦和庞秀梅(2000)认为涨跌停板制度在证券市场还不完善的初期是必要的，随着市场的逐步完善应探讨合理的涨跌幅限制水平。孙培源和施东辉(2001)研究发现，涨跌幅限制并没有降低股价波动性和投资者的过度反应行为，相反却阻碍了均衡价格的实现过程和投资者的正常交易活动，其设计运作绩效与预想的目标存在较大偏差。陈平、龙华（2003）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涨跌停与价格波动及交易流动性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其结果不同程度地支持价格波动外滋说、价格发现推迟说和交易干扰说，指出现行的涨跌停制度可能是非有效的。杜军(2006)认为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市场，政策当局的干预不可缺少。他通过对沪、深股市的研究表明，现行10%的涨跌幅限制既不能挽住价格的走势，还降低了市场效率。
（2）关于资本市场稳定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资本市场稳定性影响因素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稳定性和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市场结构等因素有关。
officer（1973）、Christie（1982）、Schwert（1989）等学者认为，资本市场的稳定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直接关系。Hamilton（1996）提出了一个双变量的状态转移模型，通过对美国股票市场的研究指出，股市的波动性是经济周期的一个先行指标，有助于确认和预测经济周期的转折点。Jensen和Johnson（1995）、patelis（1997）等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分析，得出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产生作用机制的结论。Hisao（1981）、Ho（1983）、Huang（1999）、Yu（1999）分别运营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给与资本市场价格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从上述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金融稳定性有大量的研究，但把资本市场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研究其系统稳定性的文献不多，而且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且有继续改进的空间：
第一，对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内涵没有确切把握。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几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比较普遍。而金融危机通常首先在资本市场爆发，进而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影响实体经济，因此，考虑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应当是首要研究的问题。然而，现有研究中对资本市场稳定性的研究并不多，把资本市场当成一个复杂系统来研究资本市场稳定性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
第二，对资本市场稳定性评估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已有文献中对资本市场稳定性评估的研究，通常是借鉴已有办法，针对表现性的指标设计指标体系，较少考虑指标选择的必要性，较少对评价指标进行验证，也较少考虑国际因素对我国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冲击。
主要参考文献
国际金融动态篇7
【关键词】国际金融市场机遇风险因素
观察我国近些年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了解到，想要加快金融行业发展的速度，使其更加完善，就必须要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由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支持。这就要求业内人员一定要在短时间内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系列机遇和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提前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规避风险，充分地发挥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价值。因此，下面将进一步论述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因素。
一、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机遇
（一）国际金融市场统一化。基于网络计算机科学技术持续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促使全世界范围各个国家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密切起来，不断出现新的技术使得全球资金融通以及划拨可以快速完成。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仅有少部分国家真的参与当中，同时其掌控着整个金融世界。而现在，由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信息科技持续发展，更多国家采取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当中，促进全球范围的资金和资本进行充分配置，进而对于全球经济的良好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同时，跨国银行的发展促使原本专门属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逐渐也接受了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参与其中，对其注入了新的血液。直到现在，金融市场的构成包含多种不一样性质的国家金融市场和多种构造的金融部门，呈现出一个完善的统一化市场。
（二）国际金融市场证券化。在全球经济恢复发展中，国际银行贷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国际银行信贷整体额度达到的比例为86%，这个时期是信贷在国际金融当中的最佳时代，然而，后期信贷同期比例呈现下滑的趋势，在很短的时期内，国际融资模式由之前的银行贷款改变成为证券。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国际银行的贷款额和国际证券的融资额二者之间呈现反向关系，国际银行贷款率持续下降。发展到今天，证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经占有十分稳固的地位，必须要在顺从形势的同时把握好这种改变的机遇，这才是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
（三）创新发展形势。所有事物想要发展都必须要创新，这样才能屹立不倒，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当前存在很多复杂的因素，分别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全球经济发展属于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次贷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虽然处于缓慢恢复的阶段，但是还留下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致使世界经济的完全恢复存在较多阻碍因素。而金融创新属于其中一个切入点，即通过新兴金融工具的产生和多项金融新业务的发展，避其锋芒而行之，逐渐缓解因次贷危机造成的全世界经济发展疲劳的尴尬局面。
二、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因素
（一）金融产品风险转变成资源价格风险。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美元利率与汇率产生较大的波动，显示出其金融产品拥有不稳定的特性，致使国际金融市场面临新的风险。针对这一情况，若使用美元模式对于资产实施定价，那么将会造成资产风险较高，进而导致国际金融信誉问题更加明显和严重。这种问题表明了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金融产品与资源价格这两种风险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金融产品风险具有朝着资源价格风险转换的势态。另外，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美元占有无法替代的位置，只要是美元存在不稳定提升和下降的现象，那么均会造成资源价格大幅度的升高，进而造成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对于国际金融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每个国家的金融资源战略不一样，这也会在某个程度上导致资源价格风险出现。如果资源价格风险因为未获得及时的应对策略，导致不断恶化，将很有可能导致国际危机，因此，一定要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政策方面的调整控制，不断提升风险防范的意识。
（二）价格风险转变为制度风险。自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对于国际金融行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用风险，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形势处于深入拓展当中。这些风险的日益演化将很有可能由之前的价格风险慢慢转变成监督管理制度方面的风险。不管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哪个种类的风险，均会对于金融市场的顺利运行造成严重的影响，并且无论是哪一种风险的不断扩大，最后都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产生，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金融部门信用失去控制这种局面，特别是价格和制度风险等等。因此，风险转变必须要由各个国家对其给予高度的重视，同时主动采取相应的防控手段，尽量减少风险发生的几率及其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转为投资全球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推进，每个国家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与此同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密切。例如，各国收益和价格之间差距缩小、资本期望收益与资本流动速度存在趋同等。这种持续提升的密切性会导致不同经济体之间十分容易产生资本流动过强的现象，这对于投资全球化新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除此之外，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的收支均衡和价格竞争等相关问题对于风险转变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结束语：通过本文对国际金融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因素的进一步论述，使我们了解到自从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金融市场慢慢朝着国际化方向衍变，人民币和外汇等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空前的发展。这就代表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求业内人员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系列机遇和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提前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避开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价值。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给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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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动态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01-02
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历了在全球的蔓延和深化的荡涤之势后，似乎在渐行渐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审视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马克思主义”所发出的声音。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解释力，同时也提供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具时代性的维度。在这一新的维度中，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分析、理性的认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境遇，并面对“马克思主义热”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回应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以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阐述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而且还用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金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这样论述：“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者是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生产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告诉我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周期性爆发的内在因素引起的，尽管周期的长短和危机的程度因为各种原因和条件不断有所变化。那种认为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消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虽然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但是他们的理论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仍然具有一般的适用性。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分析工具，结合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当代时间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观察和处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危机周期理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和回应力。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力和回应力以及“马克思主义热”很容易产生以僵化的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学者就高唱马克思主义的赞歌，甚至鼓吹马克思主义面对金融危机是万能的良药，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不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但是此次金融危机是表现为虚假的有效需求旺盛，是信用扩张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治理危机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暂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这种面对“马克思主义热”的“冷”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信用发展，是对它的生产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的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但是，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阶段，金融领域的畸形发展，已经日益脱离了实际生产而自我运行，并越来越具有投机和的性质，“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在利润的驱使下，通过各种中介机构的协助，把大量的次贷转换成证券，发售给各类金融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再将其变换成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脱离实体经济的资产证券化的过度泛滥，结果竟然使起初只有1.5万亿美元的次贷经过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创新”之后，吹出了几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并给人以“钱能生钱”的虚幻，似乎只要倒腾一下那些令人神魂颠倒的金融产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切。最终，无论如何金融投机都逃离不出实体经济的决定作用，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使之打破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和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还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以世界市场为依托，在世界范围内运用信用和虚拟资本作为其突破生产限制的手段，最终导致各国普遍地信用膨胀和生产过剩，从而使各国都具备了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这也为原本只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与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可能会因此演变成整个世界的危机，通常情况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愈强大，则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就愈严重。
当今时代，世界市场早已演进成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会迅速演变成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导致的。首先，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国际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度和政策几乎全部采用美国规则，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其次，一直享有世界经济“领头羊”之称的美国占“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因而当美国出现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之时，必然会重挫世界主要经济体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领域。最后，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向全世界发售，从而将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马克思经济理论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回避态度，也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相关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却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热销现象。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报刊、网站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梳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它的主要特征是全球性和全面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奉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危机直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但是有观点认为，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断定新自由主义已经破产还为时尚早，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双重力量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中了，因此现在离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也有报告指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经被打破：在经济领域，近二十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政治领域，美国一国独大的调控全球的局面正在被打破，多极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在社会领域，贫富差距扩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些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危机阶段，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另外在国际金融危机被背景下，拉美左翼力量势头不减，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面对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义主义出现的种种向好现象，需要辩证地认识这种变化，辩证地看待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面临着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面对着如何继承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实践，使之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的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是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变更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一球两制”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的预见性，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它也必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做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强化了它的生命力，但是又给它带来了更多的否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虽然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随着这种调整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中长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同时印证了人来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这个过程是资本不断调整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更加贴近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乐观的预见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理论的发展和实现总是既有高潮也有低谷，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处于比较低落的时期。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在国际上的动态表明，马克思主义被没有被遗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断暴露，马克思主义必能依靠自己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理论的包容力以及对未来的预见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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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动态篇9
前言
随着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经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国际金融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对于各个国家来说，要想更好的应对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动，保持本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就必须要掌握国际金融格局的发展形势。因此，对于国际金融格局演变历程的了解，就成为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一、国际金融格局的概念
国际金融格局指的是在各个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以自身拥有的金融体系、金融资源等进行博弈，从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其金融状况得以体现。在经济体当中，金融体系是其基本框架，也就是国家货币的流动情况。因此，金融格局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货币的问题。而国际金融格局则可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理解。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目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大体上来看，主要是通过对各国货币关系规则与机构的支配，从而形成的一种较为完整的体系[1]。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包含了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各国货币可兑换性、确定国际本位货币与汇率等内容。在十九世纪，英国就是通过英镑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从而称霸国际。而随后美元的坚挺，也使得美国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崛起，进而称霸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大国货币的出现与发展，能够极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国家，其本国的货币必然也会占据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所以说，对于国际金融格局的反应，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演变
（一）金本位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早在十九世纪以前，很多西方国家就已经对金银复本位制进行了应用。此后，由于白银的产量大幅提高，影响了金银相对价值的稳定性，导致货币制度发生了混乱。在十九世纪初，英国首先制定了金本位的制度法案，将金币作为本位币。在当时，虽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体和经济体，英镑也得到了广泛的接收和认可[2]，但是由于当时各国采取不同的货币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英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只能在英国本国实行金本位制。随后，由于货币制度发生混乱，英国抓住机会，利用自身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对其它国家不断施加压力。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对金本位制度进行效仿，各国的货币制度渐渐得以统一，国际金本位才最终得以形成。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因为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金本位制度最终崩溃，国际货币体系重新陷入了动荡不稳的局面，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推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建立。由于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打击。欧洲作为二战的主要战场，已经很难担负起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亚洲国家也在经历了多年的战火之后，经济也面临着几近崩溃的情况。而当时的美国由于远离战场，本土也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因此得以迅速的成长，逐渐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3]。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才开始以美元为中心得以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该体系中，在美元与黄金、他国货币与美元之间，分别建立了联系，使得国际金融格局逐渐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
三、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
（一）工业革命后的伦敦
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首先展开了声势浩荡的工业革命，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英国实体经济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逐渐奠定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了金融机构的产生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英国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其金融市场结构、保险体系、银行体系等就已经相对完善，从而开拓了诸多服务给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在此环境下，英国的首都伦敦也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后，英国建立了全球首家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为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助力[4]。然而，随着一战的爆发，英国作为主要参战国，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逐渐衰败。
（二）二战后的纽约
在一战之后，国际金融格局的中心就逐渐开始向美国转移，大量的资本也从欧洲流向美国。二战之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影响到美国本土，在美国国内，金融环境十分安全和稳定，从而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5]。因此，在二战之后，美国逐渐确立了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国际金融中心也从伦敦逐渐转移到纽约。随着股票交易和信息准确性的提高，美国的资本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美国已然成为了实际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时候，占据了主导权。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贸易的结算货币都是美元，使得纽约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巩固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而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四、影响国际金融格局演变的因素
在金融当中，最为原始的萌芽和形态就是货币，而金融的一些现象，都是以由货币所产生的。因此，在金融当中，货币是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6]。一个国家金融的基本状态，能够通过其货币的流动情况体现出来。国家的货币支出收益，就是人们常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Dp的增长，除了源自于实体经济中实物商品运动的加快和数量的增加以外，还与虚拟经济中金融工具运动的加快和数量的增加具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在国家的货币支出中，不但包括实体经济的支出，同时也包含了虚拟经济的支出。其中，实体经济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投资、购买实物要素、购买服务、以及购买消费品。而虚拟经济则主要是指购买股票、债券、储蓄等金融的衍生产品。
在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当中，金本位时期的英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美国，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政府十分稳定和强大，同时也有着较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推动了企业的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使得英国企业的数量和活动都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7]。而美国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在钢铁、电子、化工、是由、航空等领域，都实现了跨越式的高速发展。从这两个阶段的国际金融格局发展信息中不难看出，能够对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重要的方面，分别为购买实物要素的投资总量、购买股票等金融衍生产品、储蓄和购买债券、以及购买服务和消费品。
国际金融动态篇10
关键词：wto；GatS；金融全球化；金融监管
(一)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1．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的关系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框架完全适用金融服务，此外，有关金融服务的特别规则由《金融服务协议》规定。其中重要的是“维护信用秩序规则”和“对维护信用秩序规则的认可”。
在“维护信用秩序规则”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对投资人、存款人、保险契约人、信托金融服务经营者等保护其有关权益的规则，确保金融体系健全和稳定的规则，以及确保不妨碍成员国使用这些规则。这说明金融服务领域的规则不单是以达成自由化为目标，维护信用秩序是完成其他政策目标的必要基础。
所谓“对维护信用秩序规则的认可”是指：成员国在制订与金融服务有关的国内规则实施方案时，需要承认别国制定的关于维护信用秩序的规则。该规定适用于以下情况：例如，在审查某个特定国家金融机构的信用状况时，可以通过对比与该国有关制度的相似性，或者根据该国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当局的评价，对该金融机构信用状况作出判断。若其信用度被判断为高，则可豁免部分必要条件给予批准。再如，当要求金融机构总资产存量中自有资本需要占一定比率并对该比率有所限制时，对自有资本比率的，各国采用不同，有的采用计算各类资产风险率的风险收益比率算法，也有的按照自有资本在资产单纯合计占有一定比率采用的传动比率算法，允许各国自由选择计算方法即表示对别国规则的承认。以上规定形式上似乎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但是，作为维护信用秩序规则是被允许的，也是必要的。
2．金融自由化与维护金融秩序的关系
GatS期望的金融自由化是指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利率、营业地域、业务范围等方面减少乃至废除若干限制，实现金融市场协调顺利运行，这是促进市场健康的必要途径。但是，金融自由化与商业银行法的目标即维护金融秩序和保护存款人权益之间存在矛盾。
为了维护信用秩序，长期以来，各国均对银行实施严格监管。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上对严格的金融管制带来的弊端，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其一扭曲了宏观经济资源分配；其二付出了高额行政成本；其三在金融国际化潮流中阻碍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及融合。因此，需要对既有监管规则中妨碍国民经济发展的金融规则给予调整甚至废除。具体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二者之间不能通过密切的行政关系或利益连带关系实施金融政策，而应遵循市场，在公司法、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客观规则的规范下，使金融机构能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必要时，依据客观规则金融监管当局可以启用“维护金融秩序的制裁措施”。总而言之，金融自由化在维护信用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强调国内规则的客观性，不主张过分地主观行政干预，提高客观规则的重要程度。
作为GatS规范对象的金融服务，其规则是极复杂的。在GatS金融服务协议中，对营业网点性质的定义包括：子公司、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私人企业、连锁经营企业、分公司、公司、代表处等。因此，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以下3种形态的金融机构应该一视同仁：其一，总部在的金融机构；其二，以分公司形态进入中国的外国金融机构；其三，以子公司形态进入中国的外国金融机构。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观点，服务经营者希望根据自身情况与东道国情况结合作出综合判断，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形态进入市场，因此，在营业网点性质的定义范围内，东道国(进口国)对各种经营形态的金融机构应该一视同仁。
从维护信用秩序的观点出发，第一种形态中，监管当局对只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实施监管。而对第一种形态中同时在外国开展业务的机构以及第二、第三种形态的机构，仅由中国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十分困难。容易监管的金融机构是那些只有国内业务的机构，即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第三种形态是在中国设立子公司的金融机构，可以对其限制信用风险，要求对方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措施。对第二种形态仅仅以在中国的分公司为单位计算信用风险几乎没有意义，必须包括在外国的母公司计算整体的信用风险才有实际意义，由此可见，由一国单独监管金融机构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对银行业而言，自由化不能作为惟一的政策目标，在追求自由化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维护信用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其他目标的实现。但是，在各国放宽对银行业限制以及银行服务国际化的趋势下，实现自由化之外的政策目标难度增大。
(二)GatS对银行监管的协调作用与局限性
1．GatS对银行监管的协调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国银行在世界各地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国内外共同开展业务的情况已屡见不鲜。但是，各国仍然按惯例在各自国家分别对银行进行监管。随着银行业务创新，服务变化和扩大，银行监管手段逐渐显得落后和不足。该矛盾开始暴露于1974年发生的原西德HellStart银行破产事件，该银行总部当时设在西德，由于从事境外外汇期货交易失败导致破产。该事件使国际界强烈认识到，开展国际金融市场业务的银行一旦发生危机，不仅危及本国金融信用秩序，还会波及到别国，甚至有
可能造成世界信用秩序崩溃。
针对这一情况，发达国家为了对银行监管作国际性调整，于1975年由10国集团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建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Basle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并于1975年签署了《巴塞尔协议(BasleConcordat)》，成功地制定了最低限度的监管准则；其后，对当时未达成协议的事项进行审议的同时，进一步强调监管应跟上国际银行业的形势并与之相适应。1997年9月正式颁布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此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强化国际性银行业务规则，在成员国监管当局之间达成了有关协议，其中最有名的协议是关于银行自有资本比率的《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的首要目的是降低国际金融制度风险；其次是将由于国家间金融规则差异造成竞争上的不平等缩小到最低限度。在全球化金融市场中，根据金融服务协议国内规则已在逐步放宽，但是，就国际规则而言，却有强化监管的趋势。
《巴塞尔协议》对以银行业务国内规则为中心的银行监管，在国际间作了有关规则的协调。银行业务是金融服务的中心，《巴塞尔协议》在协调国内规则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有助于实现GatS推动的银行业务自由化目标。也可以说，市场国际化需要各国国内规则的协调，正是市场国际化为用法制手段推进市场自由化奠定了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将由于国家间金融规则差异导致竞争上的不平等最小化，这与GatS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异曲同工，双方要达到的政策目标相同。
在《巴塞尔协议》作用下，GatS推动金融自由化具备了基本条件。一直以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全部活动是基于银行监管实际需要进行的，而GatS赋予了它基础。
2．GatS在监管方面的局限性
《巴塞尔协议》在强化国际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消除因各国金融规则不同而产生的不公平竞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GatS在制定金融服务的国际规则，规范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推动金融自由化中成效显著。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二者的局限性日益明显。
第一，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进行的规则协调，对于国际化的银行监管绩效究竟如何，以及详细规则以往由各国监管当局负责，这对银行的国际业务监管是否有力等均值得质疑，例如1992年7月的BCCi(BankofCreditandCommerceinternational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由于怀疑该银行进行毒品资金交易，欧美的金融监管当局责令其立即停止营业，接受资产冻结处分，导致国际市场有关外汇交易的资金结算发生混乱。各国通货的结算是由其母国的结算系统进行的，由于时差关系，风险程度发生增幅效应。凡是在时差较大的不同国家与该银行进行的外汇交易，全部损失惨重。由此可见，一旦有事件发生就暴露出监管不力，说明各国的金融规则间会发生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现象，如何强化和完善银行监管国际协调机制的功能任重而道远。
第二，在服务协议中，银行业务是重点，而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保险业务不可截然分开，这是金融服务的一大特色。但是，在保险业务中确实存在像投保等可以分别独立出来的业务，这些不能全部像银行业务一样实现全球化市场。例如，某些灾害保险如火灾险等各国仍然禁止海外投保，寿险领域也明显地划分为各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国际规则的协调机构，其工作进展仍然极其缓慢。因此，国内规则间的差异在相当长时期依然会存在。也就是说，在相对封闭领域对国内规则的协调极其困难，因此，GatS在这些领域推进自由化的效果必然不佳。
GatS以《巴塞尔协议》精神为基础，构筑了支持全球化市场的框架。主张面对全球化市场，各国应以符合《巴塞尔协议》监管准则的国内规则，分别实施银行监管。由于是面向全球化市场，各国的国内规则必然向特定准则靠拢进行规范，因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在国内规则全球规范化的同时，一个国家已不可能直接控制金融资本市场风险，强调监管的国际协作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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