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经济纠纷篇1
关键词：跨界；水资源；纠纷；协商
中图分类号：F323.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57-03
1.跨界水资源管理水事纠纷的形成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经济体系对水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各利益主体和区域间的水资源开发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竞争状态，跨界水资源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跨界水资源矛盾、纠纷乃至冲突不仅影响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为研究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中内容，本研究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跨界水事纠纷、水事矛盾进行了检索，初步确定了20个备选案例，其中涉及协商的案例有18个，选取了能够达成或部分达成协商成果的案例8个。8个案例的前期数据来源主要有互联网的公开报道，相关研究文献以及相关文件报告等。在确定研究案例之后，进行了实地访谈。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遵从复制法则，每个案例代表一个管理协商的过程，以这些过程涉及的相关主体为分析单位。表1简要概括了上述8个案例的分析结果。
从以上案例可看出，跨界水资源水事纠纷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但主要为以下几种：
1.1因防洪管理所形成的纠纷
由于我国水资源的自然属性，仅仅依靠工程手段难以完全避免洪水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因此由于防洪所形成的水事纠纷在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案例中占据了重要篇幅，在选取的八个水事纠纷案例中，就有三个是涉及到防洪管理的。由于洪水对于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由于防洪所引发的水事纠纷也较为激烈，延续时间也比较久。
1.2因供水管理所形成的纠纷
供水分水问题也是引发水事纠纷一大因素，在选取的八个水事纠纷案例中，有三个是涉及到供水管理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紧张，供水分水引发的纠纷将呈现越来越严重的态势。
1.3因排污管理所形成的纠纷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排污问题日益成为水事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选取的八个水事纠纷案例中，有两个是涉及到排污管理的。
1.4因水电开发管理所形成的纠纷
水电开发是解决能源水利综合利用的有效途径，但又是引发水事纠纷的因素之一，在选取的八个水事纠纷案例中，有两个是涉及到水电开发的，并且随着我国水电开发的持续进行，基于水电开发所形成的纠纷将保持增长趋势。
2.跨界水资源水事纠纷的主要特征
通观八个案例可以发现，引发水事纠纷具有共性特征，只有归纳总结出这些共性，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2.1行政手段无法解决
在选取的八个案例中，有三个是曾经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解决，但效果不明显，执行起来有困难，最终仍然依靠协商方式解决。由三个案例可以发现，由于纠纷主体利益要求差别比较大，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双方的利益主张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行政命令仅仅能够保证纠纷暂时被压制，随着矛盾的扩大，纠纷随时会爆发，并且剧烈程度更强，直至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无法解决。
2.2双方信息交流不畅
水事纠纷双方在水事纠纷发生前及解决过程中，都存在着信息交流不畅的问题，这里的信息交流指的是冲突双方政府部门的信息交流。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按照科层制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同部门不同科室不同层级之间信息交流。
2.3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
在水事纠纷过程中，群众的呼声一直难以得到关注，很多水事纠纷只是群众矛盾激化的结果，而缺乏纠纷双方的沟通渠道，这一问题的产生也是根源于科层管理体制。科层管理体制高度强调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由此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是难以形成有效的横向沟通渠道，只能通过双方的纵向沟通渠道进行，在水资源管理中，纵向的沟通渠道太过冗长，难以适应水事纠纷。
2.4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水事纠纷一旦产生，对当地经济社会负面影响就很大，其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依靠协商方式解决这些难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就显得尤为重要。
3.跨界水资源纠纷的解决之道
3.1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的组织形式
在当前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下，联席会议一般是最常用的协商组织形式，在分析的8个案例中，涉及主体基本都是通过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进行协商活动，这一方面说明了联席会议的独特优势，例如联席会议能够有效的组织各方，对水事纠纷进行分析讨论，相对与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解决方式，更能体现民主，能考虑多方利益，大多数联席会议能够研究达成各方都相对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当前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组织形式的单一性和局限性，根据国外协商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协商组织形式是实施有效的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的保证。
3．2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在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案例中，大部分冲突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纠纷主体之间没有通畅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协商最终难以取得成效，也正是基于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信息得以在纠纷主体之间通畅流通，纠纷主体都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
通过案例分析可发现：对于基层政府而言，由于他们直接涉及到水事纠纷之中，或者受损群众通过上访的形式接受信息，可以说他们对于水事纠纷对于自己的损失比较了解，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畅通，但是他们对于纠纷对方的了解极为闭塞，基本上无法获得对方的信息，包括受损情况（或受益情况），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过度强调自身利益的观点和思维，因此可推测，如果直接涉及纠纷的基层政府能够获得真实客观全面的信息情况，那么水事纠纷基本可以避免或者不会激化。那么这就需要构建其基层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平台或者渠道。
对于涉及主体的省级政府而言，他们获得信息的情况基本依靠地方政府的行政公文，因此他们一般也仅仅了解本方基层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并且由于信息传递过程还可能出现信息失真，因此省级政府相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获得的信息更少。与基层政府相比，省级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并不畅通，他们一般还是通过高层级的行业主管部门：水利部及其流域机构来交流信息。
对于流域机构和中央政府而言，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省级政府的行政公文，但是这些行政公文是难以满足获得真实，准确，客观，公正信息的要求的，因此大多数案例中，水利部和流域机构还是会到现场作实地调研，了解真实的信息，并且通过专业的分析，形成指导协商决议的调研意见和研究报告，显然对于中央政府和流域机构而言，他们通过实地调研获得的信息是保证协商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3．3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的依据
协商活动最终的决议以及形成决议的调研意见（报告）对于协商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决议的形成需要有科学的调研报告作为支撑，因此需要对调研报告和协商决议进行分析。表2为8个案例中的协商依据。
从案例可以看出，所有协商案例都存在着调研报告或者规划报告，最终协商决议的形成基本都是按照这些调研报告和规划报告。协商报告的形成基本都是由水利部或者流域机构主持编制的，这些部门作为报告编制主体，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平性，也容易被纠纷双方接收。至于一些突发事件，则由联席会议形成的会议决议或者领导的批示来指导协商活动。由此可以看出，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引入权威的组织对水事纠纷进行调研，形成指导意见是协商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分析的案例中，大部分协商指导意见得到了采纳并实施，对协商结果的实施是一个依据，有效地解决了水事纠纷。在基于排污的水事纠纷中，实施情况不容乐观，污染有反弹现象，主要原因是指导意见实施起来缺乏及时监督机制，偷排现象无法遏制，而不在于协商指导意见本身。在怒江水电开发案例中，最终是由国务院批示暂时搁置水电开发项目，因此协商指导意见对结果的影响难以确定。
3．4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的方式
不同的水事纠纷有不同的协商方式，但是从总体来看，他们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共性的内容。通过对具体协商案例的分析，我们从中找出协商方式的共性。
通过协商活动可以发现，协商活动过程中流域机构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协商活动都是通过流域机构通过召开多方联席会议的形成而进行。协商活动的进行，最根本的任务是了解到真实、客观、科学、全面的信息，这种信息的获取仅仅依靠各级政府的行政公文是难以得到的，因此通过多级主体共同参与的实地调研获取信息，一般是协商活动最初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流域机构或者流域机构委托第三方组织进行科学分析，形成可供协商决策借鉴的分析报告，是实施协商活动的基础，在一些激化的水事冲突中，由国务院直接下达的指令或文件批复往往也能起到分析报告的作用，这在黑河纠纷和江浙边界堵坝事件中得到的反映。在省级政府部门，流域机构和中央职能部门充分了解了纠纷的信息之后，由流域机构发起协商会议则成为正式协商的开始，并且这种联席协商会议往往无法在一次会议上形成双方都认可的决议，因此多个案例表明，这种联席会议往往是一个重复进行的过程，直至形成纠纷参与各主体都认可的决议方案。一般而言，这种决议方案由省级行政部门与流域机构共同签订。协商决议的实施一般由省级行政部门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的各地方基层政府，由基层政府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流域机构又往往会作为监督者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遇到问题或阻力，一般仍然回到省级层级进行协商，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另外，根据黑河纠纷等案例表明，对于影响大，持续时间久的流域范围内的纠纷，设立隶属于大流域机构的流域管理局往往是保障协商决议能够得到贯彻的有效方法。
4.简短的结论
本文中的8个协商案例，有的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多年的水事纠纷得到了彻底解决；有的仅仅是暂时性的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可能又会引发新的纠纷；有的案例具有普遍性，其协商方式可以总结出一般性的原则。对这些协商案例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显然有利于总结这些协商案例所积累的经验。
从以上案例可看出，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的实施大都是就纠纷有激化的趋向或激化已经显著而采取的应急举措，就成效而言，基本都解决了水事纠纷，并且大多数案例都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积怨几十年的水事纠纷，因此应给予积极评价。但是从基于排污形成的纠纷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质恶化的势头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大多数协商活动都是就事论事的临时活动，并没有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因此排污纠纷还有再次爆发的可能。
因此，基于已经发生的协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寻找其普遍规律，总结成熟经验，是避免水事纠纷发生以及将水事纠纷影响限制在最小限度的有效途径。
基金项目：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5408011）；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教技函[20066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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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群,周旭,胡兴球，我国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机制框架[J.水利水电科技进展，2007.
［3］周申蓓，我国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内涵及分析框架[J.水利经济，2007.
［4］曾勇，跨界水资源冲突断面控制方法及应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跨国经济纠纷篇2
【关键词】跨行政区域；水污染；诉讼
一、我国水污染的现状
（一）水资源的分布不均与逐渐减少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全国大小河川总长42万公里，湖泊7.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0.8。水资源总量28000亿立方米，人均2300立方米，只占世界人均拥有量的1/4，居121位，为13个贫水国之一。由于水资源在区域、季节上分配不均以及目前普遍的水污染问题使得水污染的现象更为严重了，跨行政区域的河流水污染表现尤为突出。
（二）水污染日益严重
随着人口数量的几何增长、现代工业废水的乱排乱放、城市垃圾、农村农药喷洒等等，造成本来已是极少的淡水资源加剧短缺，无法为人所用。在我国，只有不到11%的人饮用符合我国卫生标准的水。
二、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的特殊性
随着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在地理区域上的不断拓展，以水资源为代表的一些跨界环境污染表现的尤为突出。如深圳市在东江流域的龙岗区进行了在规模开发建设，严重污染了惠州市淡水河水质。导致跨行政区域水污染不同于其他水污染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基于河流本身的特点
跨行政区域水污染通常涉及到两个以上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与管辖治理。那么在处理问题时，不少地区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缺乏全局环境意识，只考虑减轻经济发展对本地区的环境压力。
（二）有法不依，执法力度不严
尽管我国对区域之间的水资源冲突历来十分重视，在《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环保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为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也为各地方建立具体的协商和调解程序与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当前水污染的司法解决途径
（一）外国水污染的司法解决途径
外国水污染的司法解决途径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方面是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另一方面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如日本法院的调停、美国法院的aDR制度。
（二）我国水污染的司法解决途径
我国的法律没有对跨行政区域水权纠纷的解决机制作出专门规定，但是通过参照其他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定，可以总结出以下四种解决途径：协商、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诉讼。协商是解决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的首选方法，也是人们普遍希望的和平解决途径。行政裁决是一种具有较强强制力的解决途径，但是正因为它的强制性，在具体实践中可能造成国家公权力的不适当涉入。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以第三人的身份对争议问题进行调解，这种方式也是主要依靠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一旦当事人反悔，协议便失效。诉讼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的方式解决的途径。诉讼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公正、权威的解决途径。
四、诉讼方式与aDR解决方式的比较
不可否认，aDR制度在降低高昂的诉讼成本、减少行政成本、缩短纠纷解决周期方面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相比较而言，诉讼方式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一）有最强的说服力，即权威性
在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案件中，多数情况是一些受害弱势群体诉大型工业工厂。这种情况下，以和解、调解或仲裁等方式是很难保证尽快将问题予以解决的，这就需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予以约束，受害方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同时这种通过诉讼所形成的判决或裁定对当事人双方都能产生强制的约束力，有助于推进环境污染问题的快速解决。
（二）标准的确定性
诉讼的审理依据是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与调解、和解这几种方式比较而言，它的标准显然要更固定、标准一些。诉讼解决方式的这种特点正好解决跨行政区域水污染问题中存在的主体不明确、责任分配不确定及相关单位推卸责任等问题。诉讼的审理依据是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与调解、和解这几种方式比较而言，它的标准显然要更固定、标准一些。
（三）终局性和强制性
纠纷的解决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民事诉讼的强制性既表现在案件的受理上，又反映在裁判的执行上。调解、仲裁均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选择上述方式解决争议，调解、仲裁就无从进行，民事诉讼则不同，只要原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无论被告是否愿意，诉讼均会发生。
五、我国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改善建议
（一）通过立法完善相关规定
适用于水事纠纷的我国环境立法主要有：《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二）就诉讼程序本身而言，水污染纠纷常常具有复杂的原因，涉及面广，矛盾多样，仅靠目前这种单一的调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由于水污染纠纷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仅靠行政手段并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应该重视运用诉讼的方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处理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中的作用。基于纠纷中涉及的人数众多，在实际中易采用集团诉讼和公众诉讼的方式，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相关规定，因此在立法中应提高调处效率。
（三）此外，也要调解好与诉讼解决方式有关的其他外力因素
例如建立具体的协调机构承担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的组织协调工作。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的协调机构可以由政府领导牵头，由环保、国土、水利、渔业、农业、林业、公安等部门组成。在水污染事故中，还应当注意发挥流域管理机构在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海明.谈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处理[J].资源调查与评价，2006，23（3）：67-71.
[2]毛涛.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探析.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4）
[3]汪劲松.水法的修改与新《水法》配套立法初探[J].浙江水利科技，2003，（1）：33～34.
跨国经济纠纷篇3
关键词：水事纠纷；问题；完善
一、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在我国的法律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水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当事人的自力解决
当事人的自力解决有协商方式解决及环境自卫。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水法》的第56、57条中关于同区域和跨区域的水事纠纷解决中都有所体现。这种协商的方式能够较好的解决水事纠纷中的民事纠纷。但是，因为协商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所以它的强制履行力很低，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二）行政解决
这种方式主要有行政机关裁决、处理、调解及环境。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对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水污染防治法》第86条，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调解处理。
（三）仲裁解决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条的规定，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的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不过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仲裁机构，也没有关于环境仲裁的法律法规，环境仲裁现在只在海洋环境污染纠纷中出现。我国的环境仲裁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
（四）司法解决
环境诉讼指的是水事纠纷通过诉讼的司法程序获得最终且最高效力的解决。现在我国的环境诉讼适用的对象有限，主要包括：同一区域的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单位和个人之间的水事纠纷，水土流失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水污染危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
二、我国现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失
（一）立法方面的缺失
《水土保持法》第31条、第39条的规定，《水污染防治法》第28条规定《水法》第56条规定，通过对以上列举的法条的分析，对于水事纠纷的解决一般是先进行双方的协商，对于协商不成的，根据其纠纷的不同类型分别进行裁决、处理、协调解决。这样就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于“裁决”“协调解决”“处理”的这三种方式，实质上有没有区别？还只是字面不同而已？其次，《水土保持法》第31条和第39条规定的“处理”到底是哪种方式？不同的解决方式适用的法律就不同。
（二）非诉讼解决方式的缺失
在我国，除了诉讼的方式，还有非诉讼的方式，包括行政调解、民间调解、协商等。民间调解曾经也是一种解决水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但是目前来看，在我国，民间调解已经不再被人们所重视，不能在发挥其功能。而且，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缺失主要是因为解决效率很低，解决的方式单一。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法律对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规定过于零散，系统化程度不高，法律对其约束力不强，且没有形成统一的解决方法。
（三）诉讼解决方式的缺失
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28条，《水土保持法》第31条，《防汛条例》第19条。这表明我国诉讼能够解决的范围非常的较窄。非诉讼方式和诉讼方式所解决的案件范围大都不同。非诉讼方式可以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以及部分不同区域的水事纠纷。而我国没有对诉讼解决跨界水事纠纷做出规定。而现在，不同区域水事纠纷的解决已经成为重点问题。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处理地区间水事纠纷案件，应当制定出完整的诉讼解决途径。
三、我国现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现有的立法
1.修改《水土保持法》第31条和39条。笔者认为，将31条修改为“关于跨区域间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的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2.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第26条和第55条。笔者认为，应当将《水污染防治法》第26条修改为“跨区域的水污染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3.修改《防汛条例》第19条。笔者认为可以将《防汛条例》第19条修改为“跨区域之间在防汛抗洪方面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裁决”。
（二）充分发挥非讼性质调处机制
1.民间调解。主要包括人民群众自行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律师调解调解等几种方式。这些调解的都是建立在当事人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由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邀请有调解资格的第三人来主持协商解决纠纷。通过调解达成协议。
2.行政调处。行政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为了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首先应当要加强水事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强制力，使得水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协议，可以通过经该行政机关备案的方式而具有公信力。其次，要拓宽行政裁决的适用范围。
3.仲裁。在水事纠纷仲裁中，有两种方式，一是调解，二是裁决。这是根据当事人的选择而定。所以，采用仲裁方式解决水事纠纷能够更好地化解社会的矛盾，增进当事人之间的认同，使事件和谐发展。
（三）发挥诉讼机制的作用
诉讼的法律效力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要高很多，对人民法院所做出的已生效的判决，双方当事人必须坚决执行。因此，不仅要扩大诉讼方式的受案范围，使得在不同行政区域的水事纠纷也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同时，也要提高诉讼的质量和效率，使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03）：6
[2]毛涛.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探析[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报，2008（04）：10
跨国经济纠纷篇4
内容提要: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方式和aDR方式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该机制是公民或行政区域的水资源权利受损，以及遭受水污染侵权损害时的重要救济手段。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对水事纠纷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定存在的滞后性和不系统性的缺陷，造成了该机制处理水事纠纷的效果不容乐观。为了保障水事纠纷及时、高效的得到解决，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已刻不容缓。
引言
水作为生命之源，是生物圈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都离不开水资源。水资源主要以水系形式分布，因我国的水系分布不均衡性，且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因上下游、左右岸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往往容易引发水事纠纷，甚至导致群体间和地区间的恶性冲突。根据《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国共调处的水事纠纷为9551件，2007年全国共调处的水事纠纷为9358件。[1]上述仅是记录在案的经行政机关调处的水事纠纷的数量，实际发生的水事纠纷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值。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水事纠纷，为了有效的保障公民的环境利益，就需要通过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来发挥作用。
一、水事纠纷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水事纠纷概述
水事纠纷指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过程中以及由水环境污染行为、水土工程活动所引发的一切与水事有关的各种矛盾冲突。[1]为了对水事纠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需要注意下述三方面的内容，即水事纠纷中“水”的范围、水事纠纷所发生的领域以及水事纠纷的类型。（1）水事纠纷中“水”的范围。我国《水法》对其调整的水资源的范围作出了界定，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因此，水事纠纷的“水”仅限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本文所探讨的水事纠纷主要是在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和水污染防治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2）水事纠纷发生的领域。因为水资源具有的属性不同，水事纠纷所发生的领域也就不同。①从水具有的资源属性来讲，水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领域，会发生因用水、防洪、水质、水量和防治水土流失等原因而引发的纠纷。②从水作为污染媒介属性来讲，水体因为某种物质的介入，会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水的正常利用，危害人体健康[2]。在水污染防治的领域，会发生因水污染而产生的侵权纠纷。（3）水事纠纷的类型。根据水事纠纷发生在民事主体之间，还是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可以把水事纠纷分为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和跨界水事纠纷。①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该类纠纷主要是发生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或者个人和单位之间的水事纠纷。这类纠纷产生原因简单、纠纷主体明确且影响较小。②跨界水事纠纷。这类纠纷主要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区域间，因水污染、水土流失侵权和防洪防汛等原因而产生的规模较大、原因复杂且影响较为严重的纠纷。
(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由各种水事纠纷解决方法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该机制主要包括诉讼和aDR两种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1）诉讼方式。诉讼方式主要是指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权威性的判决或裁定。[3]诉讼方式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在水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可以用来解决水事纠纷的诉讼方式仅指民事诉讼诉讼，不包括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2）aDR方式。根据美国法律信息网的解释，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2]是指“各种各样纠纷解决程序的统称。所有aDR程序的共同之处在于‘替代’一词，每一种aDR程序都是对法院裁决的替代。”作为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补充，aDR也被广泛的运用于水事纠纷的解决。需要强调的是，aDR并不是对传统的诉讼模式的替代，而是一套与诉讼模式相并存的纠纷解决模式。
当出现水事纠纷，诉讼方式和aDR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都是在当事环境利益无法实现的前提下，通过对社会关系进行二次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矫正的环境正义。为了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的社会正义，有效的发挥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意义重大。
二、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规定，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有诉讼、协商、人民调解、行政处理方式等。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需要借助于国家审判权的发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方式而言，协商、人民调解和行政处理（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等作为诉讼之外的，可供选择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被统称为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
（一）诉讼
诉讼作为最基本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相关法律已经作出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该规定作为水事纠纷案件提起民事诉讼的基础，为水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依据该条规定，所能提起水事纠纷的诉讼仅是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不包括跨界水事纠纷。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水事侵权不仅会侵害到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还会侵害到人格利益（生命权、人身权和身体权），所以当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受侵害权益的种类不同，而提起财产关系诉讼或人身关系诉讼。《环境保护法》和相关水事法律，对因水事纠纷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省委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直起诉。”《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以及《水土保持法》第39条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由上述规定可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水污染侵权、水土流失损害等原因而产生的水事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关于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民事诉讼。
（二）协商
协商是指发生水事纠纷后，在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之上，通过当事人自行达成合意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一直都崇尚“以和为贵”的精神，因此，协商被视为最基本纠纷解决方式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协商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还是一种手段，运用其他方法解决水事纠纷通常也要用到协商方式，因此，协商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具有适用的广泛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协商方式既可以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又可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1）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水法》第56条规定了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2）跨界水事纠纷。《环境保护法》第15条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水法》第56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有上述分析可知，协商方式既可以用来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也可以用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
（三）人民调解
水事纠纷人民调解主要是指，由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当事人之间水事纠纷的方式。我国的法律、法规对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如《宪法》第111条第2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此外，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司法部2004年颁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都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作出了相关规定。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体系化和法律化程度相对较高。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只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所发生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不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
(四)行政调解
水事纠纷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某一水事纠纷，应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在陈明利害、辨明是非、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4]相关法律对通过行政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规定存在下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水法》第57条规定：“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二中情况是，规定通过行政处理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水土保持法》第39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此外，《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也作出了类似的“处理”规定。第二种情况中的“处理”究竟是多种行政解决方式的集合，还是指某种具体的解决方式？这一疑问曾一度制约着行政机关对水事纠纷的处理。基于上述原因，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认为：“当事人对环保部门就赔偿纠纷所作的调解处理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应以环保部门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应就原污染赔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和审判”。该答复把“处理”的性质届定为“调解”，自从该答复作出以后，行政机关运用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在解决水事纠纷的实践中，行政调解只能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水事纠纷的解决，不能适用于解决跨界水事纠纷。
(五)行政裁决
水事纠纷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依法对行政相对人之间特定的水事纠纷进行裁决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的性质不同于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当事人的水事纠纷进行调解的行为，没有涉及到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民间性的特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不满，不能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只能就水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行政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该裁决行为具有可诉性，当事人若对水事纠纷行政裁决不满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之前，环境保护类法律中的“处理”被视为环境保护相关部门对特定水事纠纷具有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权限的依据，行政裁决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中运用比较广泛。在该答复作出以后，在环境保护类法律中已找不到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条款，但是在水事纠纷解决的法律实践中行政机关还是会用到裁决方式来解决水事纠纷。
(六)行政仲裁
水事纠纷行政仲裁，是指依据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或事后签定的协议，由仲裁机构依法以中立第三人的身份对水事纠纷作出裁断的法律制度。[5]在1994年《仲裁法》颁布实施以前，我国环境行政主管机关是具有行政仲裁权的，因为在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仲裁法》，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仲裁权的依据主要是部门或地方行政规章。自从《仲裁法》的实施以后，我国形成了统一的仲裁制度，该法第14条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从此条可以看出，《仲裁法》彻底否定了行政仲裁制度。从该法生效以后，民间仲裁机构已经取代了行政仲裁机构在处理水事纠纷时的作用。目前，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已找不到通过行政仲裁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依据。
（七）民间仲裁
1994年《仲裁法》的颁布，确立了民间仲裁机构作为惟一合法的仲裁机构。《仲裁法》第2条对仲裁的范围进行规定，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该法第3条规定了不能仲裁的事项，即：下列纠纷不能仲裁（1）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争议。《仲裁法》的颁布为通过民间仲裁解决环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通过民间仲裁方式解决环境纠纷，但多数学者也认为，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因环境损害赔偿而引发的纠纷是可以通过民间仲裁的方式解决的。[6]水事纠纷属于环境纠纷的范畴，可以通过民间仲裁来解决。水事纠纷主要包括财产利益损害和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等人身利益损害两大方面的内容。因财产权益受损而产生的水事纠纷案件，毫无疑问属于仲裁的范畴。因水污染而造成的人身损害能否仲裁呢？仲裁当然不能去认定侵权责任等和人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争议，但是因水污染侵权所造成的人身损害，通常会涉及到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该事项是可以通过仲裁方式来裁决的。由上述分析可知，水事纠纷应当属于《仲裁法》第2条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民间仲裁方式也只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不能通过该方式得以解决。
三、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由诉讼方式和aDR方式组成，构成了一个相对多元化的机制。但由于该机制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致使实践中通过该机制解决水事纠纷的数量及效果不容乐观。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所存在着下述五方面问题：
（一）诉讼方式受案范围较窄
由本文第二部分对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可知，在解决水事纠纷时，aDR模式和诉讼模式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aDR模式所包括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不仅都可适用于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而且其中的部分方式还可用于解决跨界水事纠纷。目前，跨界水事纠纷的解决，成为水事纠纷解决的重点领域。主要是因为跨界水事纠纷的数量庞大，而且产生原因复杂和影响范围广，在很大程度上会侵犯一定区域的环境公益，如果该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在现有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只能通过aDR方式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但是该方式却存在着系统化程度不高和法律拘束力不强等缺点，不能保障每个具体的跨界水事纠纷案件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为了使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得到有及时、合理和有效的解决，应当存在一套与aDR模式相配合的诉讼模式，当出现跨界水事纠纷，可以给予受害方更多的救济选择权。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能提起民事诉讼的水事纠纷仅限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被排除在诉讼救济之外。由于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法律还未赋予法院处理跨界水事纠纷的管辖权，使得跨界水事纠纷还不能通过诉讼模式得以解决，严重制约着跨界水事纠纷的处理效果。
（二）未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解决水事纠纷的优势
行政机关因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处理水事纠纷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可以平衡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比如，当发生跨界水污染侵权纠纷，该污染侵权不仅侵犯了个人私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侵犯环境公益，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可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平衡两种利益的冲突，实现环境私益和环境公益的平衡。（2）及时、高效。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并以国家公权利为后盾，可以及时、高效的对水事纠纷案件进行处理。（3）资源优势。解决水事纠纷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机构设置的特殊性，因我国水事纠纷处理机构附属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环境行政主管机关享有国家赋予的环境管理权，在处理水事纠纷时，他们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和翔实的不可多得的资料，便于准确、及时的解决水事纠纷。[7]我国曾用来解决水事纠纷的行政方式主要有行政仲裁、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三种。随着《仲裁法》的颁布，行政仲裁退出解决水事纠纷的历史舞台。目前所运用的两种水事纠纷行政处理方式却存在严重不足，下面将分别论述。（1）行政调解存在的缺陷。通行政调解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提起民事诉讼，双方达成的合意将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所导致的后果是增加了纠纷解决成本。（2）行政裁决存在的缺陷。尽管实践中会运用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是现行法律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该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的运用并不广泛，尤其在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之后，行政机关往往回避通过裁决方式解决环境纠纷。
（三）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不一致性及单一性
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的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解决平等民事主体水事纠纷法律规定上，还表现在解决跨界水事纠纷的法律规定上。（1）从平等民事主体间水事纠纷处理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水法规定了通过诉讼方式或者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其规定并不一致。《水法》第57条规定，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水事纠纷的方法有三种，即协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或提起民事诉讼。《水土保持法》第39条规定，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因水土流失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解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解决水污染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解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2）从跨界水事纠纷处理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虽然相关法律规定跨界水事纠纷的主要通过aDR方式解决，但规定也不尽一致。《水法》第56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的aDR方式有两种，即协商和行政裁决。《水土保持法》第31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之间水土流失纠纷的方法也有两种，即协商和行政裁决。《水污染防治法》第26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而《防汛条例》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防汛抗洪水事纠纷的方法仅一种，即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主管部门解决。[8]除了上述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不一致性的缺陷外，还存在法律规定单一性的缺陷。《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防汛条例》对于水事纠纷解决，仅规定了通过诉讼、协商等常见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没能囊括所有可行的解决方式，使得运用法律规定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四）水事纠纷解决方式间不协调性
水事纠纷解决方式间的不协调性主要体现在，诉讼模式和aDR模式之间的不协调，以及aDR模式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两个方面。（1）aDR方式和诉讼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我国目前关于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法律规定是零零散散的，而且缺少一部去协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关系的环境纠纷处理法，造成了水事纠纷诉讼方式和aDR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例如，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提起民事诉讼，双方所达成的合意将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2）水事纠纷aDR模式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由于水事纠纷aDR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不协调性，会出现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案件，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之间的不协调性为例，在处理水事纠纷案件时，目前出现了一种“重调解、轻裁决”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相关法律缺少对行政裁决的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行政机关缺乏对特定水事纠纷案件行使裁决权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在受理水事纠纷以后，更倾向于用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往往造成久调不决的局面。[9]由于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导致纠纷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
（五）水事纠纷解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的不协调性
《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对水事纠纷的解决方式进行了实体方面的规定，但是却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的保障，致使实体性规定难以实现最初的价值目标。如《水法》第56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该条规定当发生跨界水事纠纷，纠纷区域只能首先选择协商方式解决，但相关法律却没有对协商应遵循的程序作出任何规定。如果纠纷区域未能达成协议，应当在多长的期限内向上一级政府提请行政裁决，上级政府在收到纠纷区域提交的裁决申请后，应当在多长的期限内作出裁决，以及裁决应当遵循的程序是什么，相关法律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10]由于缺乏对水事纠纷解决的程序性法律规定，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很难保障纠纷能在合理期限内，并遵循合理的程序，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
四、完善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当出现水事纠纷，当事人或者相关行政区域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特点，选择一个最适宜的解决方式。为了保障水事纠纷案件及时有效的解决，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对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一）扩大诉讼方式的受案范围
目前，诉讼方式仅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还不能解决跨界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主要通过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协商解决、上级人民政府协调或裁决解决。尽管通过这些行政aDR方式，可以起到调处相关区域水事纠纷的作用。“但从实践看，由于界属问题、地方保护等原因，推诿扯皮现象较为突出，尤其跨省纠纷的协调统一处理难度大，污染事故很难得到及时妥善解决。”[3]相对于aDR处理方式而言，诉讼方式以实现法律正义为目标，法院会在查清事实、辨明是非的前提下，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的各项程序，通过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方式，使纠纷案件在合理的期限内，得以合法的解决。本文认为，为了充分发挥aDR模式和诉讼模式各自的优势，保障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得以及时、有效的解决，应当构建起一套由aDR方式和诉讼方式相配合的跨界水事纠纷解决模式。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把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扩大到跨界水事纠纷案件，以此来统一诉讼模式和aDR模式的处理水事纠纷的范围，使诉讼方式像aDR模式那样，既可以解决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案件，也可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只有当法院对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情况下，当出现跨界水事纠纷，环境利益受害区域才能从aDR模式或诉讼模式中选择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及时有效的实现其失衡环境权益的救济。
（二）完善水事纠纷行政处理方式
行政机关解决水事纠纷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实践中运用行政处理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处理方式的优势，本文提出如下两方面的建议：（1）加强水事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强制力。行政调解虽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但是由于行政调解只是一种民间性行为，调解结果往往没有强制力。建议水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合意，可以通过经该行政机关备案的方式而具有公信力，在行政调解协议作出以后，不能以一方当事人反悔而使调解协议归于无效。在调解协议作出以后，如果一方当事人反悔，只能选择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方式，法院收到诉状后，首先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有没有违法或显示公平等情景。若存在上述情景，法院可以宣布该调解协议无效，然后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诉讼方式或通过其它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若不存在上述情景，法院应当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2）扩大环境行政裁决的适用。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尽管实践中会运用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是该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的运用并不广泛。本文建议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去明确行政裁决解决水事纠纷的具体类型和适用条件等，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来改变“重调解、轻裁决”的现状，充分发挥行政裁决解决水事纠纷的作用。
（三）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一致性和多样性
为了解决《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对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规定不一致性，以及纠纷解决方式单一性的缺陷，有必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在修改上述关于水事纠纷处理的法律规定时，建议对纠纷解决条款通过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修改。当修改相关纠纷处理条款时，需要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并重的原则，针对某一类型水事纠纷，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式都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为什么在列举规定之后，还要结合概括性规定呢？因为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立法者主观认识能力的制约，难免会出现遗漏的现象。在对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列举式规定之后，加以概括性规定，更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当出现新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只需要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或者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就可以达到与修改法律相同的效果。
（四）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性
为了解决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以及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的不协调性的两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提出建议。（1）对解决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不协调性问题的建议。为了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不仅要协调好水事纠纷诉讼解决方式和aDR方式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好aDR模式内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协调性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应该是协商方式和人民调解方式。当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通过协商或人民调解方式达成合意后，因该合意没有法律约束力，并得不到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认可，如果当事人一旦反悔，该协议即归于无效，为了解决水事纠纷，当事人往往会去选择诉讼方式或其他aDR方式。由于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必将造成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且效率低下。目前克服这种缺陷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途径是：将通过协商和人民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视为一种合同，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因合同未实际履行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履行该协议。[11]另一种途径是：将通过协商或者人民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公证，或者将该协议向环境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备案等方式使其具有拘束力。（2）对解决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不协调性问题的建议。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程序性规定相对比较成熟，不需要再进行大幅度的修改。相对而言，由于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程序性法律规定的严重缺失，造成了通过该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操作性较差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为了加强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的可操作性，需要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的方式，来对该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适用条件、处理期限、处理程序以及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等进行规定。
结语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当公民及行政区域水资源利益受损，以及受到水污染侵害时的重要救济途径，对公民或区域失衡环境利益的救济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现有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规定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效果较差。目前，应当依据我国水事纠纷解决的现状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尽快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
注释:
[1]水利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eB/oL].mwr.gov.cn/xygb/sltjgb/index.aspx.[2008-7-19]
[1]王权典，冯善书.论我国水事纠纷预防调处机制及其完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09.
[2]曹明德.生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5.
[3]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40.
[2]alternateDisputeResolutions(aDR)referstoavarietyofproceduresfortheresolutionofdisputes.CommontoallaDRproceduresarethewordalternate.eachaDRprocedureisanalternativetocourtadjudication[eB/oL].美国法律信息网，[2008-5-20].resources.lawinfo.com/en/Legal-FaQs/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new-mexico/what-is-adr.html.
[4]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88.
[5]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2005(4):160.
[6]王灿发.中国环境纠纷及其处理的初步探究.载王灿发.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2.13.
[7]李铮.中日公害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之比较.载王灿发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19.
[8]丁渠.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及立法完善.[J].水利发展研究，2007(3):19.
[9]张建伟.试论环境行政裁决.[J].河南社会科学，2004(9).16.
[10]李海明.谈跨界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处理.[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6(3):69.
跨国经济纠纷篇5
自国务院公布《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来，广东自贸区建设已有一年。成立以来，广东自贸区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金融业态。截至2016年3月，广东自贸区内集聚了各类金融机构和创新型金融企业42844家，金融创新创下全国多个第一。①金融企业的集聚和金融业态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广东自贸区内的营商环境在不断提升，因此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投资者“安家落户”。在看到业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随着金融企业的增多，金融创新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纠纷也随之增加，金融风险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这都对自贸区营商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应当积极面对。
一、营商环境是衡量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指标
建立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我国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我国自贸区建设的目的之一。营商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提升市场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正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所指出的：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我指的是那些决定开办企业的难易度、执行合同的速度与效率、贸易所需要的文件等等的法规。在这些法规上做出改善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但却能对促进增长与发展起到变革性的作用②。
目前，对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最为系统、全面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一次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③。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营商环境通常包括开办和注销企业的流程和法律、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行政许可，等等。除了较为宏观的经济政策，细节性的法律条文虽然在平时看来对市场或GDp而言影响力有限，但是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运行顺畅，那么经济的运行就会顺利。否则，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因而，法治化是建设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基本价值所在。
二、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对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意义重大
广东自贸区由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片区组成，按照建设方案，三个片区的定位各有侧重：南沙侧重于为先进制造业配套的服务型金融，前海侧重于资本开放型金融，而横琴侧重于为国内或跨国商品贸易提供贯彻贸易活动整个价值链的全面金融服务④。尽管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的金融服务功能定位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要建立起高效率的现代金融服务业，而这本身也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业，相应地有必要配套建设高效、便捷、公正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这既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应有之义，也是自贸区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保障。
1.普通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完全适应和满足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需要。自贸区建设奉行商事自由原则，通过设立“负面清单”来规范区内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允许区内的企业以相对更自由地模式运营。对于金融业而言，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种类更具有创新性，金融创新会更活跃，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这些具有高度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必然专业性和复杂性更强，由此产生的金融纠纷也更为复杂，对纠纷解决的专业性要求更强，有必要建立更贴合自贸区金融创新实际需求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2.多元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提升自贸区的商事效率。自贸区营商环境更强调效率，故而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也需要特别注重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问题。一般而言，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历时最长，并非最优方式。尽管无论何时诉讼都是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但是能够以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的形式更有效率地解决金融纠纷，无疑是更契合自贸区建设的初衷。
3.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求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要与世界接轨。国际上，由于强调效率和保密，商事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以非诉讼的方式。例如，香港地区对金融纠纷采取先调解、后仲裁的程序。由于诉讼的结果要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认可，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司法合作程序，难度较大、效率不高。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更多地体现出纠纷主体间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合意”，其结果也容易得到参与调解的各方认可。
三、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工作起步较晚，建设之初不少工作一片空白，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有限，存在的挑战与困难都不可低估，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亦然。
1.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供给不足。相比较国内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有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但在营商环境方面仍然有所不足。例如，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执行合同”⑤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目前，虽然广州在中国众多城市的“执行合同”指标中名列第一。但另一个指标――“司法质量指数”⑥中，广州远远不及上海、北京。通过两个指标的对比可以发现，“执行合同”指标排名第一意味着广州的法院系统在合同诉讼方面的效率是最高的，那么广州在“司法质量指数”指标中落后原因很可能是替代性纠纷解决的不足。
2.配套法制创新不足。广东自贸区成立以来，主要的法律依据仅有广东省政府颁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配套文件不足导致许多新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在金融纠纷解决领域，诉讼和仲裁方面并没有针对自贸区出台特别的规定；行业协会主导的调解方面，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所在的行业协会出台了有关自贸区的规定，但一来法律层级较低，二来内容多是宣示性的，可操作性不强；在由行业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和由企业受理投诉方面，也没有针对自贸区的特别规定。
3.与国际接轨不足。自贸区要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各项制度都应与国际对接。事实上，目前我国自贸区内的法律制度并与国际法尚未对接，面临非常现实而困难挑战⑦。众所周知，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由于国内法律制度已经和高标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一致，其设立的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区外在服务贸易、投融资制度等方面基本不存在法律冲突。作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对接的试验区，广东自贸区尽管定位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示范区，但是在法律上仍难以完成对接。例如，香港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能引进其作为广东自贸区的金融纠纷调解的组织，无疑能增进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的专业性和公信度，为自贸区金融纠纷的便利解决提供一个高效率的渠道。但是受限于《仲裁法》以及自贸区尚未对此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何引进境外金融纠纷解决机构仍处在理论讨论的层面。
四、广东自贸区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议
未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既要结合广东自贸区的区位特点和优势，又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量国家对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要求和标准，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做到各方面协同发展。
1.做好顶层制度设计，明确自贸区内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价值定位
对于自贸区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应首先确定正确的价值追求和其内涵，以此为指导指定各阶段的机制建设⑧。时间是金融行业的重要价值尺度，自贸区更是追求时间上的高效率。自贸区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不仅要维护公平，更要追求高效。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必须作出清晰地定位，不能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搞成面面俱到的金融纠纷解决工具，而是能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各自所侧重的领域内发挥效用即可。
此外，自贸区建设的主管机关应当意识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提升自贸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来自贸区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需求，留足政策空间，做好顶层设计。
2.充分利用好自贸区的试验权限，尽快出台实施配套制度
作为国家第二批建设的自贸区，广东自贸区需要加快配套制度建设，通过建章立制使得自贸区内的金融纠纷解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此，有必要依据自贸区的特色建立健全各项配套制度。例如，尽快构建广东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由具有成熟经验的机构来主导该中心的日常运作，并且对积极接受调解的企业给予一定的通关、税收、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在仲裁方面，一是要给予自贸区内的企业更大的自主选择仲裁权利，二是要积极发展网上仲裁、简易速裁、临时仲裁等新的仲裁形式和方式，使得企业参加仲裁更加便利。在诉讼方面，要注意自贸区内企业多是进行跨国（地区）的贸易，涉外经济纠纷较多，多配备涉外经济案件的审判人员，配备翻译等司法辅助人员，做好司法配套工作。
3.与国际接轨，大力发展替代性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自贸区更注重效率，所以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相对而言更适应自贸区建设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与自贸区同步，与国际接轨。一是要主动遵循国际商事规则，尊重国际商事惯例，在调解和仲裁中适当借鉴和引用国际条约。例如，我国已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那么要争取做到我国仲裁机关和加入该公约的外国仲裁机构之间裁决能互通互认；二是要充分践行自由贸易之真谛，尊重企业自治，由纠纷双方自行约定纠纷的解决方式；三是探索建立专业化的商事调解机构，将调解与仲裁、诉讼联动合作，增强调解的威信度和公信力，以最便捷地方式为企业解决纠纷。
注释：
①广东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创下多个全国第一广东自贸区一年新增金融类企业2.5万家[eB/oL].南方网.http：//economy.southcn.com/e/2016-04/22/content_146422384.htm.
②世界银行《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eb/ol].中金在线.http：//news.cnfol.com/guoneicaijing/20141212/19681552.shtml.
③世界银行于2003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次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在起初仅包括5项指标和133个经济体。2016年，这项报告已经涵盖11项指标和189个经济体。其中，纳入评比的10项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许可、得到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履行和办理破产。另外报告也关注劳动力市场法规这一项指标，但并不纳入衡量的体系当中。
④林江.广东自贸区如何推动特色金融的创新和发展[J].金融经济，2015，17：14-16.
⑤“执行合同”指标，针对的是合同执行的效率。这一指标主要通过追踪一起支付争议案件，收集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诉讼到最终获得赔付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和步骤，以此来衡量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
⑥司法程序质量指数衡量的是每个经济体是否在其司法体系的四个领域中采取了一系列的良好实践：法院结构和诉讼程序、案件管理、法院自动化和替代性纠纷解决。
跨国经济纠纷篇6
我县与XX省一区两县(宣州区、当涂县、郎溪县)以及省内的XXX县、溧阳市毗邻，边界长208公里，涉及29个行政村、6万余人。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山林水面权属、风俗习惯、经济梯度差等客观因素，与周边毗邻交界地区历来是“两不管”地区，是矛盾的“多发地”，纠纷的“是非地”，甚至成了犯罪分子的“藏身地”。历史上曾出现由市防暴支队帮助控制局面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边界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县委、县政府把维护边界地区社会稳定放到全县社会政治与治安稳定的突出位置，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和维护边界地区稳定的根本保障，积极探索出一条边界地区联防联调、群防群治的成功之路。一、边界地区联防联调基本情况近年来，我县由县委政法委和县司法局牵头，主动与毗邻的五县市加强联系，友好协商，形成了维护边界地区稳定的共识，并组织各边界镇村共同建起了6个以“政府主导，群众自治”的边界联合调解委员会，分别是淳溪镇与当涂湖阳乡、高淳定埠镇与郎溪定埠镇、固城镇与宣城狸桥镇、漆桥镇与XXX和风乡、阳江镇与宣州水阳镇、桠溪镇与溧阳社渚上沛镇。今年，我县与XX郎溪县、当涂县缔结为友好县。边界联防调委会建立后，调解了大量的水利、林业界址纠纷、边界贸易纠纷、婚姻纠纷、非正常死亡纠纷等，尤其是在严打严治、打黑除恶、刑侦破案等方面协调联动，紧密配合，切实维护了边界地区社会治安稳定。据统计，20__年以来，各边界联合调解委员会共妥善调处各类边界民事纠纷292件，其中，婚姻家庭纠纷89件、生产经营纠纷51件、工商买卖纠纷38件．债权债务纠纷45件，避免纠纷激化38起，避免非正常死亡16起，制止群体性械斗22起，调解率和调处成功率均达到100％。近年来，我县与XX毗邻县市、溧阳市、XXX县之间，没有发生一起边界群体性矛盾纠纷，毗邻双方在维护社会治安，化解民间矛盾、兴修水利、建桥通路、加强经济合作等方面都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二、建立边界联防联调组织的作用和成效边界地区联防联调组织的建立，不仅为毗邻双方镇村干部加强交流、联络感情，协调处理跨界矛盾纠纷构建起良好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在及时稳妥处理群体性矛盾，中突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是交流日趋频繁，干群感情深厚。由于历史原因，苏皖边界地区发生纠纷多，群体性械斗事件多，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原薛城乡与湖阳乡为水利建设曾发生过武装械斗，造成多人死伤事件。联合调委会成立以来，加强了边界地区的沟通了解，加深了感情，使一些久拖不决的疑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如岔冲水库是我县固城镇与宣州市狸桥镇抗旱防汛的“矛盾库”，每年防汛抗旱期间，为泄洪争水经常引发群体性械斗事件，边界联防联调组织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多次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均衡泄洪和抗旱用水的协议，从而解决了四十多年来久拖不决的矛盾。二是矛盾纠纷减少，社会长治久安。联防联调组织建立前，双方常常因为一点小矛盾而小题大作，稍大一点的边界纠纷就闹到省市，甚至状告到国务院。边界联防联调组织建立后，大量边界矛盾纠纷有了调处的组织和机制，地方党委、政府的压力减轻了，威望提高了。如，上世纪80年代，苏皖两个定埠镇民间“降福会”经常在春节期间擅自组织出“菩萨”活动，参加人数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并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每次都要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械斗事件，影响极坏，百姓损失严重。1997年春节前，“降福会”暗地组织谋划在高淳、郎溪、溧阳三县市交界处再次“出菩萨”，苏皖两定埠联合调解组织及早发现苗头，双方共同排点人头，艰苦说服群众，果断采取措施，使该活动得到中止，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从1997年起，该活动已在两镇基本消除。再如，20__年6月，我县固城镇九龙村一乡村医生在给狸桥镇祖家村一村民行医过程中，该村民不幸死亡而产生重大医疗纠纷，固狸联合调委会，当即召集双方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卫生院及相关村等成员单位领导进行现场办公，及时商定调处方案和措施，及时妥善调处这一重大纠纷，从而避免了一起群体性跨界闹丧械斗事件的发生。三是经济贸易繁荣，人民得到实惠。由于历史原因，毗邻地区干部群众互不往来，互不信任，人为造成人流流通不畅。联防联调组织成立后，边界治安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贸易日趋繁荣。特别是苏皖定埠两镇边界贸易越做越红火，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使南北两定埠发展为联成一体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苏皖边界贸易集散地。我县固城镇九龙村通过大力发展食用菌生产(150万平方尺)，极大带动了XX周边村劳务用工、秸杆资源利用，促进了农民增收，成为边界地区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成为远近闻名的“蘑菇区”。总之，开展边界联防联调工作以来，我县边界地区从矛盾纠纷的“是非地”变成了和睦相处的“联心地”，两地群众从“冤家”变成了“亲家”。边界联合调解委员会被广大群众称为“法律道德的传播区，化解矛盾纠纷的110、社会治安的稳定器”。三、边界联防联调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1、转变思想观念，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共赢。高淳是江苏省及南京市的西南大门，历史上也是苏皖之间的交通口袋底，特殊的区位，在江苏与XX干部之间思想观念上形成了封闭“壁垒”，两地群众之间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在经济交流合作等方面却老死不相往来，观念上的“天堑”和经济上的梯度差使毗邻地区群众之间因山林，水面权属、邻里纠纷，防汛防旱等方面极易产生敌对情绪，矛盾一触印发，迅速升级，小事化大，动辄挥刀弄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矛盾条件的改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认真分析自身区位、资源等实际的基础上，认识到高淳要发展必须淡化行政区域概念，强化区域经济联合，在狭小空间上拓展空间，并将县城发展定位于融入南京、承接苏南，辐射皖南的边贸中心，努力在区域合作共赢上求突破，这一定位为边界地区联防联调，维护边界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县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上，重点采取了“四动”措施：一是市场带动。按照“大商贸、大流通、大发展”的思路，高标准建设县水产品批发市场、高淳大市场、淳溪网具市场、固城食用菌批发市场等一批综合市场、专业市场、边贸市场、新建商务区，逐步形成苏皖边界区域性大市场，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如，县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使XX水阳、湖阳等周边镇农民养殖的螃蟹价格提高20％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二是产业拉动。我县以螃蟹为主的特种水产养殖、淳溪网具加工等产业比较发达，尤其是网具加工占到全国70％的市场份额，产品销往全国各地．XX当涂湖阳镇部分农户到我县淳溪镇学习取经，使这一产业迅速成为该镇农民的富民产业。目前，该镇农户几乎家家户户生产网具，加工后通过淳溪网具市场销往全国各地，这一边界地区已初步成为全国网具加工销售集散地。三是基地互动。随着我县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县机械电子、服装加工等用工出现结构矛盾，为此，我县在XX郎溪、宣州、当涂等地建立劳务用工基地，由其劳动部门帮助组织招工，缓解了结构性矛盾。尤其是我县现有服装、玩具出口企业123家，不仅安置8000多名县内女工就业，也为XX周边地区解决20__多名女工就业，人均年收入达7000多元。四是感情联动。各边界联防联调组织实行定期、不定期互访，加强双方镇、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干部之间的感情联络，增进友谊，激发了双方共同调处边界矛盾纠纷的积极性．1998年，水阳江流域遭遇超历史特大洪涝灾害，我县在自身防汛防旱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给当涂湖阳、宣州狸桥送去大批防汛物资，支持XX周边地区防汛，共同战胜超历史特大洪涝灾害，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同时，我县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积极出钱出物帮助XX宣州、当涂修建芜太公路XX段，当高大桥、雁翅桥、盛家桥，加快区域交通网建设，拓展了县域经济发展空间。2、健全组织机构，夯实边界安全基础。边界无小事。边界安宁是打造最安全地区，促进经济合作共赢的关键。边界双方在坚持“平等、协商、及时、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将边界联防联调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一是成立组织机构。我县边界镇均与周边镇建立由双方镇(乡)党委书记任组长，镇(乡)长、分管政法副书记、副镇长任副组长，司法所、派出所、综治办、土管所、工商所、妇联、水利站、林业站、计生办、水产站及毗邻行政村支部书记为成员的联防联调工作领导小组和联合调解委员会，并设立常务工作委员会，负责联防联调等日常工作，“两不管”地区成为双方共管地区。二是明确工作职责。边界联防联调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需要及时调整充实联系调委会成员；决定召开联防联调工作大会；讨论决定联防联调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联合调委会负责检查、监督、协调成员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制定并落实毗邻地区民间纠纷防激化措施，协调基层调委会调处跨界纠纷，组织协调跨界重大疑难纠纷的调解。同时，对联合调委会双方各成员单位职责、对工商买卖、生产经营、界址权属、非正常死亡、打架斗殴、宗族宗派以及民间非法组织寻衅等容易引起跨界的突出问题，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做到有章可循，职责明确。三是制定调处预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由值班方联防联调领导小组负责召集双方有关人员半小时内赶赴现场，做好双方村民思想工作，防止事态扩大，做好矛盾纠纷钝化工作，并推选村民代表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调处方案，报边界联防联调领导小组决定，分头落实。对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报双方县主要领导，并要求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须在最短时间内赶到现场调处，确保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3、建立规章制度，实行规范化运作。为确保联防联调工作的正常开展，我们在建立联防联调组织的基础上，根据各毗邻地区的不同情况，与双方共商制订《联防联调工作细则》，明确联防联调组织的工作任务、调解原则，纠纷受理范围和调解工作程序等，并结合实际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一是例会制度。分单、双年由双方各自轮流值班，由当班方负责牵头召开联防联调大会，双方乡镇的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公安派出所长、司法助理员，以及毗邻村的支书、村委主任参加，必要时双方县、市分管领导、政法委、司法局等部门的领导也参加。通过召开会议，通报情况，沟通信息，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加强基层政法单位之间的协调联系，进一步健全了联防联调工作机制。同时，各联防联调组织每年还联合对相关人员进行调解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其调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二是重大事项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求联防联调工作人员对平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及时向双方党委、政府作出汇报，一律不得瞒报、漏报，同时每半年必须向党委、政府汇报一次开展联防联调工作的情况。对因工作人员失职或处理不当引发跨界纠纷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县委、县政府每年都要听取边界联防联调工作情况汇报，给予人财物倾斜支持；县人大还将联防联调工作列入监督范围，每年组织代表视察和调研。三是经费保障制度。边界双方在财政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尽最大努力保证联防联调工作开展，只要联防联调工作需要，所需经费实行直报直销，为联防联调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四是矛盾纠纷排查制度。针对边界地区矛盾纠纷一旦激化极易引起的特点，双方坚持每月召开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对涉及到的矛盾纠纷，逐项建立档案，真正做到信息互通在第一时间，矛盾化解在萌芽之初，纠纷控制在最小状态。对一些重大疑难纠纷，县委政法委、司法局派出精干人员，与有关联防联调组织共商调处方案，做到相互配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有效预防了的发生。五是总结表彰制度。定期表彰和奖励优秀联防联调人员，及时总结、学习和推广了联防联调人员的先进事迹，鼓舞斗志，振奋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了联防联调人员无尚光荣的社会氛围。近年来，我县各边界地区没有发生一起，全力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跨国经济纠纷篇7
【关键词】人民调解调解委员会联合会法律依据实践依据
一、导论
调解是一种民间纠纷解纠机制，被视为民间司法制度，是经由中立第三方介入交涉，以当事人同意和自治为典型特征的一种合意型（区别于“决定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当今社会，司法协同、诉讼契约、恢复性司法等反思以及弥合对抗式诉讼的思潮已日趋成熟并付诸实践，司法adr也受到重视；国际交往中倡导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其主要的方式就是斡旋和调停，而内容的实质也是基于互谅的调解①。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格局中，调解成了日益青睐协商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纠纷当事人、社会以及国家共同的选择，由此导致了调解在adr中的显赫地位，而和谐社会的理念更是加速了人民调解②在当代中国的复兴。
但是，为什么纠纷当事人选择调解，国家政策倡导调解，私人、民间和官方的组织和机构愿意组织调解而这样的趋势还在日趋明朗和加强，并掀起了全球化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浪潮，以致出现了“正在消逝的审判”③这一现象？同时，调解何以能在无法预知的社会冲突和极具差异性的纠纷个案面前游刃有余、平息纷争呢？
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具有较强实效性的解决纠纷能力。
调解体现了最大的灵活性和协商性，是秩序自发形成的方式，是乡土社会乃至市民社会自治能力的表现，赋予了民间纠纷导致关系紧张乃至破裂之后得以恢复的最大可能性。调解过程不是权威性决定的过程，调解程序也不是裁判程序。调解的真正效力来自于纠纷或冲突双方对调解结果即调解协议所载明的内容的恪守，有君子协定的性质，也有民事契约的因素。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调解更是一枝独秀，受到的关注多，担当的内容更多。
2008年9月，四川省广安市（以下简称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成立，一种新的民间调解的组织形式诞生。该联合会是由广安全市的各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自发组织、自愿参加而形成的，是行业性自律性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团体会员、人民调解员作为个人会员加入该联合会。联合会产生市、县（区市）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市、县（区市）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所辖区域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自律管理；聘请人民调解员，建立人民调解员专家库。当矛盾纠纷出现时，根据纠纷案情需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在人民调解员专家库中抽派不同的专家组成调委会，指定首席调解员，对纠纷进行调处。广安市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是提升调解及解纠能力的举措，而本文意在通过对调解的理念和发展趋势的介绍，从人民调解组织的法律性质入手，在此基础上分析广安探索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法律依据，接着探讨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实践依据，最后回归调解的自治理念。
二、人民调解组织的法律性质
前文所述的广安市在人民调解之路上的创新，依据的是人民调解的群众性，认为只要符合并最大程度上发挥人民调解的群众性，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调解活动中，就具有正当性，并以此来证明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合法性。这实际上体现了创新探索精神审慎的一面，尤其是在法律制度造成人民调解运作不良且羞于改进的时候。群众性是法律精神的体现，而笔者所要探讨的则是人民调解组织本身的法律性质。
关于人民调解的法律，学界一般会引证宪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国务院、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规定和解释。笔者认为，恰恰是人们对这些关于人民调解的制度规范在前后逻辑、顺承关系、演进变化中的误读和曲解，造成了制度探索中的不自信乃至自我怀疑，也由此将人民调解推向了国家、政府而不是像制度所宣扬的那样民间、人民，由此歪曲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法律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宪法》第111条涉及人民调解的措辞预见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够走出基层，在更大范围内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纠纷，因此人民调解是基层自治的手段之一。申言之，人民调解还有其他功能和用武之地，而基层自治也当然地还有其他途径。
如宪法所述，人民调解是基层自治的手段之一，而前提就是人民调解本身的自治性。调解既是自治的手段，也必须是自治的。因此，人民调解的立法应遵循的理念是自治而不是他治，更不是管制，在自治的限度内皆是自治的空间。
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法律依据
自然人尚有户籍制度为身份证明，而社会团体不可能谓无。在上文阐释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法律性质后，虽然奉行“法无禁止皆自由”之自治理念，但并不是说没有或者说不需要法律依据。不违法排除了组织上违法阻却之可能，但并不排斥人民调解组织正面的法律依据，而这也是广安之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之法律依据。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组织和调解活动中是民间性质的，人民调解的立法不应该是压制型而应该是自治型的，人民调解并不局限于基层自治，人民调解委员会只是基层自治可以采取的组织形式之一，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基层自治并不当然地具有连带关系。因此，《宪法》第111条虽然内涵了人民调解的自治特征，但该条本身并不是人民调解的宪法依据。相反，笔者认为，从社会自治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社会团体性质出发，如果说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有宪法依据的话，就在《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公民结社自由的产物和进一步结社的基础，而不是政府想当然的社会治理的手段，尽管其确实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并且这也是人民调解组织的主要宗旨。
始于1989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④的“组织”逻辑直到2002年作为部门规章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颁布才有所突破。该《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一）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二）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三）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四）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打破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限制，事实上部分回归了宪法的本意，纠正了经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形成的对宪法中着墨不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曲解⑤。由此，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法律依据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⑥，该条例所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因此，只要符合该条例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人民调解组织就具有合法性依据。
总之，基于社团性质和自治性质，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的自愿联合符合社团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形成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是社团组织争取发展空间的合法举措。实践中，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成立依据恰恰是国务院制定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四、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实践依据
如果说人民调解组织的法律性质、法律依据更多是从实证法的角度探讨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在内的人民调解组织的制度依据的话，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在运作的实效和比较优势则是人民调解组织创新的实践依据。
（一）政府推动和支持人民调解力量联合
现实中，人民调解的发展依赖于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能动作用⑦，用一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调解工作，领导重视就做得好，领导不重视则工作难以开展”。这样的调解运作状况与调解的民间自治性不足有相当关系，但政府能动的动机何在，或者说政府推动和支持调解及其创新的动机何在，则尚待厘清。
笔者认为，强世功所总结出的“社会功能分析”、“文化解释”、“权力技术分析”这三种研究调解的不同理论路径或者立场⑧。恰好分别对应了调解所具有的权利救济、纠纷解决、稳定维护功能，调解制度的主要关系主体——政府、调解组织、纠纷当事人对调解的这些功能各取所需，实现通过调解的社会控制、纠纷解决、权利救济的整合。可以说，经由调解所实现的权利救济、纠纷解决、稳定维护，三者之间前后彼此连带，由此实现了调解制度能够为当事人和政府所认可，继而政府支持调解的合法性，稳固调解的存在基础，并且协调调解和信访、司法等的衔接，实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格局和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在调解与纠纷的关系中，由于纠纷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升级的可能性，政府为维护稳定成为由上而下推动调解发展的主要力量。而通过联合实现调解能力的提升和调解组织的创新则是政府能动的主要内容。政府在催生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过程中的态度和作用就可见一斑。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履行解纠宗旨需要联合
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和功能，在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与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表述是一致的，《通则》中的“群众性的调解组织”和《条例》中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内涵上是一样的，都意在强调人民调解在性质上的群众性和在功能上的调解民间纠纷。因此，应当从两方面理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一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的组织，不是一级国家审判机关，也不是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因而它没有审判权和行政命令权。另一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而是群众性的调解组织，是人民群众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的组织⑨，即人民调解是社会自治的形式，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
现实中，广安市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即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该市跨区域、跨行业的特别重大矛盾纠纷容易出现⑩，现有的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区市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建立一个广安全市性的人民调解组织，组织相关调解专家对全市跨区域的特别重大疑难或有特别重大影响的和行业性、专业性的民间纠纷进行调处，就尤为必要。
（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实施成效证明了其优越性
人民调解组织求变的目标是解决纠纷，途径则是提升调解能力来解决纠纷。除此，所谓人民调解的创新就徒有虚名。在全国的其他省市，在调解组织发展上，一般的模式是直接成立各自独立的省市县各级别的消费者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保险行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教育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五金行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等，这样的组织布局存在如下缺陷：一是不管行业性组织如何发展，其覆盖面绝对是有限的，纠纷的发生和类型绝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对号入座等待调解，且纠纷一旦跨行业则难以入座；二是浪费社会资源，不管是组织、管理、人员、经费上，在各调解委员会的日常维系和运作上都存在浪费，因为纠纷主要还只集中在基层，行业性调解委员会不同于市场化的常设专业解纠组织，因此其案源是有限的，并且行业性调解组织中的调解员具有较强的行业属性，是行业内人员，公信力很难建立；三是不能够统一协调，系统把握纠纷状况，缺乏有效的机制从整体上控制纠纷，纠纷在控制外发展、升级、激化的可能性很大。
实际上，人民调解面临的难题是轻微纠纷不愿引入调解，重大纠纷调解难以介入。因此，“门类巨细，级别巨高”，这样的调解组织发展方向并不利于人民调解制度发展。人民调解在本质上是纠纷解决的一种机制，关键词在“调解”，其必须符合调解发展的世界趋势。如今，调解正朝着民间、商业、多元的方向发展，人民调解的改进也必须符合这样的历史进程，而这样的历史进程的核心推动力就是调解解决纠纷实效性的保障和提升。
在上述一反一正的论述中，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既克服了一般性的调解组织创新的弊端，又顺应了调解的发展潮流，且联合会组织本身体现了极大的灵活性。虽然联合会的诞生是基于当时特定的纠纷（跨区县烈度急剧上升的纠纷）和政府决策（政府决议在司法局主持下组织调解化解纠纷），但在个案中调解的及时性和实效性的成功发挥印证了联合会模式下调解解决纠纷的独到优势。
五、结语
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框架下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调解同时是不断发展、日趋灵活、形式多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当纠纷解决体现为一种社会服务时，调解还在公益与商业并存的同时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调解的宗旨体现为在协商中及时解决纠纷，调解的公信力体现为有效地解决纠纷。社会和谐、社会自治、多元化纠纷解决、调解的世界发展，在这样的趋势下，人民调解概莫能外，也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制度品格。
在纠纷解决之路上，走过了司法擅断，却迎来了司法垄断，尔后“审判神话”（11）在除魅过程中逐渐被打破，司法身受讼累。在提倡司法最终解决原则（12）和回应型司法的今天，调解所体现的纠纷解决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经由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组织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所形成的迈向自治的调解活动和调解组织或许才是调解最佳的归宿和未来。
季卫东先生指出，对当事人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赋予当事人以拒绝权（同意的自由）和处分权（自由的合意）的调解，以及吸纳了调解方式的审判，比起赋予法官个人的自由心证和判决以既判力的严格的形式主义的审判，前者的可预测性更高、压抑感更弱、更合乎正义原则（13）。为了接近经由调解形成的正义，广安市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在组织创新上提升调解及解纠能力。笔者坚信，在不断迈向自治的过程中，人民调解将集公民智慧和调解优势于一体，“东方一枝花”将绽放得更加绚烂。
注释：
①因此，充当调解角色的可以是私人性质的专业调解人员、民间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可能是一国或多国政府、经由政府授权或代表一个国家的机构，还可能是国际组织，如联合国。
②在比较法研究时，我们依据词典将“人民调解”僵硬地翻译成thepeoplesmediation，笔者认为这样的翻译是不当的，是机械地套用政治概念，有违调解民间性、自治性的特征，而英美法系国家在陪审制中就普遍使用的一个词peer（同侪）恰当地反映了这样的制度内涵，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翻译为peermediation，而国外的民间调解也是使用peermediation，意在强调与纠纷关系近距离的社会结构同质性而非解纠机制的政治韵味。
③marcgalanter，thevanishingtrial：anexaminationoftrialsandrelatedmattersinfederalandstatecourts，1j.empiricallegalstud.459（2004）。
④作为1989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前法，已经被其废止的1954年政务院颁行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恰恰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并明文规定了人民调解的民间自治性质。该通则第2条规定：“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的调解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与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第4条规定：“调解委员会的建立，城市一般以派出所辖区或街道为单位，农村以乡为单位。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人至十一人组成。”“群众性”、“一般”等词眼表明，人民调解的活动范围和组织形式并不限于基层，且该通则中的“基层”也上升到了派出所辖区、街道、乡这样的级别。
⑤可以说，宪法专门规定了基层自治，但并没有专门规定人民调解；对《宪法》第111条作严格的语义解释，得出的结论也不是现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级别，而是说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自治采取的组织形式之一。
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维护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因此，该条例也是在保护公民的结社自由，以结社自由的有序性为出发点。
⑦中国的社会团体组织都具有一定的政府色彩，其中最浓的莫过于消费者协会，是在没有社会自治意识和社会自治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培植市民社会力量的结果；而政府的支持、扶持本身并不为社会团体组织所排斥，当然也不应该受到排斥。
⑧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67页
⑨梁贤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设置”，载《人民司法》1982年第7期。
⑩由于广安市与重庆市相邻，现实中，跨省的民间纠纷已经出现，即横跨广安的区市县与重庆的区县的纠纷。
（11）［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虽然棚濑孝雄描述的是日本的情况，实际上在中国也是如此，对审判的偏好可能是对法治的急切心态造成的。
跨国经济纠纷篇8
【关键词】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多元化互动模式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法治曾以诉讼尽可能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为最终目标，但是由于面临着诉讼压力增加与司法资源稀缺、诉讼成本高和社会效果不理想之间的矛盾，社会意识逐渐转向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弥补诉讼的弊端，诉讼也有利于提高人民调解的水平和权威。本文立足于对人民调解多元化的思考和对“人民调解员进法院”现象的审视，提出建构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模式的基本思路。
一、人民调解多元化及类型差异
（一）人民调解多元化
我国《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人民调解法》均规定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1989年施行）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其成员由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担任或由群众选举产生。立法者最初的制度设计，旨在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处理基层纠纷、化解基层矛盾，以实现社会治理。我们国家实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是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通过设立人民调解组织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实行自治，其价值上的正当性显而易见。然而，由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仍处在培养和发展的过程中，其自治能力相对较低，同时法治意识的增长又使得社会解决纠纷的需求发生了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社会调整，对诉讼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最终使得村（居）人民调解出现明显的功能弱化[1]。90年代以来，无论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数的数量整体上都在下滑，特别是调解纠纷数量从1990年7409222件下降到2002年的4636139件，下降比例达40%以上，足见人民调解制度的衰落趋势。[2]
（二）人民调解的类型差异
多元化以后，人民调解分化为各个类型，每个类型都具有各自明显的特征。有的特征是立法者设定的，如村（居）人民调解的自治性，立法用意主要是使基层自治组织在解决纠纷方面实行自治。有的特征是在实践中演化而成的，如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的行政化。有的特征是为适应新型纠纷调解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区域性人民调解的区域优势和行业性人民调解的专业性。
1、村（居）人民调解的自治性。从现行法律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规定看，村（居）人民调解是基层组织在民间纠纷处理领域实行自治的一种方式，具有明显的自治性。
2、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的行政性。与村（居）人民调解相比，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明显不同特点。从建制上看，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不是在村（居）民委员会这样的自治组织下设立的，而是依托于乡镇、街道等基层政权设立的调解组织；从人员的构成看，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也不再经村(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乡镇、街道司法所聘任产生；从具体的运作实践来看，乡镇（街道）调解委员会与司法所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调解工作由司法助理员指导和管理，村（居）调解委员会主任和社会志愿人士很少参与；从经费来源看，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官方权力的渗透正是人民调解招致“行政化”、“权力化”的主要原因[3]。范愉教授很有见地的指出了人民调解行政化的问题。她说“从城乡基层纠纷解决的实践开始，当地方政府行政处理机制受到司法机关的抵制后，司法行政或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就以‘人民调解’或大司法调解的名义发展起来”[4]。我国基层司法行政正是借着人民调解的名义进行民间纠纷调处的。
3、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的区域与行业优势以及专门性人民调解的专业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纯依托地域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现在纠纷类型出现跨村（居民委员会）、跨乡（镇）、跨县（市）等，以往建立在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难以胜任跨区域性的纠纷。适应这一需要，有些地方在行政接边区、农垦区、集贸市场、农民工聚集区设立区域性的人民调解组织。由于区域性纠纷往往具有共同点，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长期调解这些纠纷，易于掌握其规律，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具有区域优势。例如，四川“广安模式”的人民调解联合会的突出特点就是针对跨区域性的纠纷具有迅速解纷功能[5]。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是指依托于某一行业而建立的调解组织。其主要调解行业成员之间以及与行业有关的纠纷。由于行业组织具有熟悉行业情况、与行业成员联系紧密的优势，由其调解有关纠纷具有明显的行业优势[6]。
二、人民调解多元化视野下互动模式之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创设了协助调解、委托调解、诉前和解、协议确认等多种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的方式。实践中，我国各地法院对上述互动形式进行了综合运用，构建了许多具体模式。较典型的代表有上海长宁区法院的“人民调解窗口”模式、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的“诉前调解”模式和上海松江区法院“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模式,除此之外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的“诉前调解模式”及浙江慈溪人民法院“特邀人民调解员模式”。[7]这些模式既是我国法院“诉调对接”的有益尝试，也是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的具体实践。他们做法不一，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思路都是以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为依托，以设立在人民法院内的“人民调解窗口”为运行平台，实行诉前调解的案件分流，探索人民调解对司法调解的适度替代。实践中，正是由于对人民调解多元化的忽视，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互动才显示出了明显不足：
其一，互动过程的单向性。
其二，互动模式的单一化。
其三，互动主体出现错位。
三、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模式的选择
基于对人民调解多元化的思考和对“人民调解员进法院”现象的审视，笔者认为，应结合人民调解各类型的不同特点，创设多元的互动模式。
（一）“支持型”互动模式――对村（居）人民调解的培育与支持
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所谓从熟人社会、乡土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或契约社会的过渡，导致以自治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机制相对弱化，但是乡土中国并非一个如同流行观念那样可转换为“乡村中国”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文化范畴，即使在现代城市，在陌生人社会，现代中国人依然还主要生活在“乡土中国”[8]。只要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不变，[9]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调解仍会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一个例证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当家人遇到矛盾纠纷时，选择找社区协调组织、政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渠道的分别为69.9%、9.5%、10.2%、10.4%。[10]随着社会自治的逐步成熟，基层调解的作用仍有可能再度复兴，但这一复兴离不开司法权威的支持，司法调解与村（居）人民调解之间应建立“支持型”互动模式。
（二）“监督型”互动模式――对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的合理约束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的行政性、准司法性特点，一方面迎合了老百姓纠纷解决的需求[11]；另一方面，又使人民调解政治功能强化，纠纷解决功能弱化，难于有效化解纠纷。因此，如何合理利用乡镇（街道）人民调解，是法治社会的一个考验。
（三）“整合型”互动模式――与区域性、行业性和专门性调解的深度合作
法院附设调解是当前我国纠纷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型调解形式，也是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与合作的高级形态，被认为是人民调解的适度司法化和司法调解的适度社会化[12]。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成果，法院附设调解及符合我国纠纷解决的习惯和传统，又适应世界司法aDR发展的潮流，被认为是诉讼和调解制度结合的发展方向[13]，也是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实现有效互动的理想模式。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区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实行专业化，聘请民间法律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同时将行业性、专门性的人民调解全部纳入到人民调解的体系，由这两支人民调解力量与法院构建“整合型”互动模式，共同建设法院附设调解窗口，走中国式司法aDR的发展模式。同时，法院与村（居）人民调解、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的多样化互动形式应继续发展，并加以完善，以形成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之间多元的互动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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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省略.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6248
[11]同注释1。村（居）人民调解功能弱化以后，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倾向于寻求基层政解决，而以司法助理员为主导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则是代表基层政府处理纠纷的机构。
跨国经济纠纷篇9
传统的跨国知识产权案件都是从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和各国国内实体规范的角度来进行国际保护，而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和国内实体规范不可能彻底解决跨国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以出现了实体法保护不足，冲突法规则还未完善的尴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冲突法的作用日益凸显。最初在法律适用方面，权利要求地和权利来源地谁能更适合作为跨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准据法是学者讨论的重点。为了论证各自的观点，学者们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支持权利要求地作为准据法的理由如下:第一，法院可以拒绝适用他所不熟悉的法律，权利来源地的法律对法官来说就是不熟悉的法律，将法官置于陌生的环境当中将会使其无所适从。第二，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将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即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在一个国家内将会享有不同的待遇。第三，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将会导致当事人选择首次的登记或者出版地来选择准据法。［6］(10)支持权利来源地作为准据法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反驳意见:第一，对法律的不熟悉不应该成为拒绝适用的理由，在其它领域同样存在相同的问题，法官却通过各种方式平等地对待本国和外国法律。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观点认为，对其它国家法律陌生引起的困难并不是跨国知识产权案件所特有的，而是所有国际私法案件所固有的，比如在国际合同领域、国际侵权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第二，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可以避免在不同的国家给相同的知识财产以不同的待遇，这种法律适用稳定合理。第三，允许当事人选择首次的登记或者出版地来选择准据法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这种选择要比侵权人选择准据法更加合适。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规则在如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知识产权领域，除了传统的权利要求地和权利来源地之外，在一些国家的理论和立法上出现了新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新的理论学说。第一，分割理论的形成。分割论是与统一论相对应的一种主张。与统一论将知识产权视为一个整体不同，分割论主张应该按照法律关系的不同，对知识产权分别确定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在知识产权领域是否应按照不同的方面适用不同的规则，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但是目前分割论占据了主流。分割论的这种适用规则能够克服传统的知识产权连接点过于单一、僵硬的弊端，顺应国际私法整体发展的潮流，是生命力极其顽强、具有强大适应能力的理论。第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初在合同领域，后来扩及到侵权等其他领域。具有开放、灵活法律特征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传统国际私法的适用规则在知识产权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初步尝试，但是这个原则也有无法精确认定什么是“最密切”的弊端。第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合同领域。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一般都是通过合同进行的。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将跨国知识产权合同纳入普通民商事合同的范围，故可以适用国际合同领域经常适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究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是知识产权的主要输出国，认为知识产权合同是民商事合同，既然是民商事合同，就应当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他们所要适用的法律，但是这种选择应当受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公共秩序原则的限制。而相反，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作为主要技术输入国，真正地想实现意思自治比较困难，要受到发达国家意志的左右，因为在经济实力方面的不平等很难实现选择准据法的平等。所以，发展中国家早期都拒绝意思自治原则。但是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引进知识产权和技术以发展本国经济，不再一律拒绝，而是选择了有条件地接受。第四，结果选择冲突规范的探讨。结果选择说在国际私法领域不是新鲜事物，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革命的思潮中，美国学者利弗拉尔就提出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结果选择说。这个学说提出后，很多国家对其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在立法上制定了很多结果选择的冲突规范。而在知识产权的国际私法领域，结果选择说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有学者认为这种学说可以用在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方面，可以制定“网络侵权，适用与案件保护程序更高的国家的法律”等类似的适用规则。［7］(68)以上新规则和新理论的出现表明，在知识产权的国际私法领域，传统的单边的法律适用规则已经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复杂多变，而双边或者多边的法律适用规则由于具有灵活、开放、以不变应万变的优势受到推崇。这种变化和发展顺应了整个国际私法发展的潮流，更加验证了知识产权的民商法私权属性。在国际私法蓬勃发展的潮流中，知识产权不可能逆向而动，独树一帜，而应该顺乎潮流，逐渐褪去特殊的光环，回归其本质。
二、创制方式的新发展———软法
传统的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呈现出各国内国法“各自为政”的局面，各个国家在是否承认法律冲突、如何解决法律冲突方面完全按照各自的偏好创制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状况、社会制度、法律发展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差距和分歧，已经达成的以《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公约无法彻底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国内立法在国际知识产权关系的调整中仍然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8］(185)而在司法实践中，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的不断涌现、类型的日趋复杂，向各国法院的管辖权选择、法律适用规则和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提出了新的挑战。aLi和mpi这两个项目代表了近年来知识产权冲突法领域的最新也是最高研究成果，它们都致力于推进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创制，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均以软法的形式出现，希望用这种温和的形式影响国际公约的创制和各国立法的发展。可能项目成员考虑采取这种软法形式而非采取硬法形式比较适合现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氛围，如果以条约或者公约的形式出现，将极有可能导致因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各自的利益和立场不同而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搁浅。而在国际合同领域，《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软法的方式出现，而没有采取施米托夫所倡导的国际商事合同公约的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它的方式给了学者很多启示。然而，软法形式在知识产权的冲突法领域是否可行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这种方式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以软法方式出现的冲突法创制方式可以说是在此领域的一种新的努力和尝试，这种方式能否彻底改变冲突法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容乐观。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项目成果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知识产权冲突法领域的空白，内国法院可以选择性地借此填补国内法上相关条款的缺失。其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本身。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多元化模式
与国际私法的其他领域相比，知识产权发展得比较晚，原因之一就是这个领域的跨国纠纷数量较之其他领域要少很多。而随着世界联系的紧密，知识产权跨国纠纷案件与日俱增，诉讼模式的效率低下、费用高昂的弊端凸显，这对纠纷的解决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在跨国知识产权案件中，除了诉讼之外，出现了其它解决纠纷的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兴起了“aDR”的替代争端解决方法的运动来应对这种实践的需求。而在这种方式中，国际商事仲裁是被接纳最广的方式。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是不可仲裁的，原因还是由于它是通过国家授予的垄断权，这种带有公法色彩的权利由于性质特殊被排除在仲裁之外。但是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国在立法上逐渐放松了对知识产权可仲裁性的控制，并且可仲裁的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最初的版权和专有技术争议到知识产权的有效性纠纷和侵权纠纷，都逐步地纳入了仲裁的范围。而在司法实践当中，各国的仲裁机构也由最初的不予仲裁纷纷转变态度，开始了对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由传统的单一诉讼模式向多元化的模式发展，目前以诉讼和仲裁为主，将来还会出现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国际私法的其它领域存在什么样的模式，知识产权领域就可以存在同样的模式。而这一变化和发展同样验证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属性，在解决纠纷模式上它可以并且应该和其它民商事权利处于同等的地位。
跨国经济纠纷篇10
一、国际贸易自由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势头高涨，特别是在wto的推动下，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
世贸组织成立后，继续为其成员扩大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其秉承着互惠原则，是互惠贸易成为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因为有世贸组织机制作保障，多边贸易自由化给某一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远大于一个国家自身单方面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利益。
同时，tpp的出现，一方面为贸易和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需要加以应对的新的贸易问题。tpp谈判的停滞对未来亚太构建Ftaap或许是一个不利的消息，但对陷入僵局的wto多哈回合谈判却更是一个机遇。tpp谈判不仅能够为现有的多哈回合谈判提供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方面的经验借鉴，也可以在经济层面上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做出贡献，侧面助力贸易自由化进程。
二、国际投资的便利化
近年来，国际投资条约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同时20国集团(以下简称G20)不断进行开放并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及东盟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下简称RCep)的不断深入，国际投资环境形势大好，各国投资越发便利。
新出现的双边投资条约(以下简称Bit)增加了有关非投资的敏感问题，不再一味追求投资保护及自由化，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及劳工问题。非政府组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范本更是表达了使国际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意愿，鼓励采用包含投资者的环境保护义务甚至投资者母国责任的范本。
同时，RCep16国领导人的联合发表声明也为RCep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众所周知，由于亚洲双边自贸协定数量众多又缺乏统一的自贸安排，且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存在的差异巨大，因此亚洲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始终缓慢。而RCep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局面设计的，它更多的尊重各国的利益诉求，适应了亚洲发展的实际情况。
三、国际金融市场化
从国际经验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金融市场化改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进。在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热潮中，由于各国主权原则的限制和金融领域的敏感性，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进程举步维艰，为了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目前在亚洲各国的金融立法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加强金融信息的透明度，使金融市场参与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与此同时，各国强化了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自主权。
四、国际税收法定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在全球了范围内的流通进一步增强，从事跨国投资和其它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财产日益国际化。当前，众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国际税收协调和合作组织，为达到其组织目标和原则，均制定各种指令和建议，要求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包括税收立法，进行修改和协调，在一定时期内达到该组织的指令或建议所规定的目标，由此引起各国税收制度的趋同化。税收法定原则是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的。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完善税收制度，促进国际税收的法定化发展，对增强世界经济活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国际经济纠纷解决多元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社会矛盾纠纷大量出现、司法体系应接不暇的背景下提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在现今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争端解决机制正在不断丰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北美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eCFa争端解决机制百花齐放，特别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以来，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国际经济贸易争端，而且日益取得发展中国家的信赖。
在国际民商事纠纷中，当事人更愿意选择非司法的方法，即aDRs来解决纠纷。这样的方式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虽然在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中，司法和非司法的方式是可以选择适用的，然而非司法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和解、调解固然有着权利行使方便、成本低等有点，但是它们都不具有法律的强者约束力，并不是以公平为出发点的，因此并不能彰显公平正义。因此，未来我国在国际民商事纠纷中依然不能放弃以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要坚持解决纠纷的诉讼化，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国际社会经济相互交融的今天，出现各种经济贸易纠纷是必然结果，完善国际经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倡导用多元化的手段定纷止争，是国际经济贸易争端解决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