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1
乌兰浩特一中 王树丽
今天说课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本人从说教材、说教法、说学法、说教学程序及板书设计五个方面展开。
一、说教材
1．教材所处位置、编排意图及作用
本课时属高中《思想政治》第一册第二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书的核心，与第一课共同构成全书的理论基础。本课的内容，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具体体现。通过教学，使学生懂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这些内容地位十分重要，理论也比较丰富，教材着眼于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且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通过本课时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公有制的优越性，培养学生热爱社会主义思想感情，同时培养学生树立生产力的观点，全面发展的观点，培养学生从实际出发，和创新精神。
【明确目标、素质要求】
1、知识与技能：
识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理解：从所有制、分配方式和国家宏观调控三个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运用：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能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从而证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原理或观点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信念，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本课的学习，应当使学生树立起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特别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对市场经济实行强有力宏观调控等必然性的分析，使学生从理论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教学重、难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本课的教学重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本课的教学难点。
【重点及解决办法】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基本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因此，这个问题成为本课的重点。
教材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⑴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应把握两点：
第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同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在一起。
第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第一，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标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
第二，要实现共同富裕在分配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有力的宏观调控。
【难点及解决办法】
1、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实行有力的宏观调控。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理解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
在理论上，要引导学生认识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由公有制决定的各部门、各企业及劳动者利益上的一致性可以使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控制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
第三，党有能力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
在实践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也经常出现不协调的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某些情况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又实实在在地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这就要引导学生用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二、说教法及依据
1.教学方法：
主要采取设疑、阅读、讨论、引导、事例说理法。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教材，同时采取实例分析，图片分析，数据分析及指导点拨等多种教学方法来实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教会学生学习，教师做学生的引路人。
主要教法是：情境问题训练法、案例教学法。四字（读、讲、议、练）三段（学生阅读、师生讲议、小结反馈、巩固提高）教学法
依据：①设计教法要从学出发。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课内活动多，思维密度大。
②是保证课堂教学目标实现的要求。
确实采用四字三段教学法能紧扣目标，以训练为主线，使主要知识点在学生头脑中三次成象。（读、讲议、小结）以思维为核心，培养学生思政思维能力，从而当堂完成基础知识教学，当堂进行思维能力训练，当堂实现德育的渗透，较好地完成了教学目标。
此外，在教学手段上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加教学的直观性。
三、说学法及依据
采用由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方法，让学生通过事例分析理论，指导学生阅读，训练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依据：从教学目标三个方面的能力培养要求
学法：①阅读教材、材料－－紧扣目标有针对性地阅读，并能根据教师
提出的问题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培养阅读能力。
②口头回答－－通过对讲议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培养表达能力。
③讨论－－培养分析能力。
其他，通过社会调查学生家人或亲戚中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来
调动学生的主体参与，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说教学程序
教学过程
一、教学的布局结构：
1.新课导入：探究实践：
李颖家昨天晚上看电视短片《走向世界的东莞经济》时引发了一场争论：
奶奶叹息着说：唉，这社会变资本主义喽！爸爸说：您呀，尽不懂瞎说，这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可是两回事。奶奶却说：文革时，就因为把自家的母鸡卖给了邻居，爷爷就被打成了走资派。现在是市场经济、又引进外资，这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名字罢了。 这样设计的意图是：这样导入，能迅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并能加深学生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也有助于他们养成关心家乡，关注社会发展问题的良好习惯。
2.新课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按着教材的逻辑顺序进行讲授。
(1)教师设疑，引导学生阅读，促使学生思考，然后教师作适当点拨和总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阅读能力。
(2)教师选择恰当的辅助资料。例如课件、图片、录像和数据等，对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加以分析说明，这样做能使比较抽象的内容具体化，便于学生理解。如对必由之路问题，向学生展示特区、深圳、文革服装等画面。
(3)设置讨论题，有人说：文革时，没有收入差距，才象社会主义。你认为呢？有人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必然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你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吗？如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加强对重点、难点内容的深化理解。
(4)教师予以适当的点拨、归纳和强调，同时渗透德育功能。
以上教学也就是通过设疑――阅读――启发――归纳的方法教授所学内容。
3.归纳总结：
首先启动学生思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由学生进行总结，然后教师用投影打出本节课内容的知识体系表。这样能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又有利于培养学生把握知识之间内在联系的能力。
4.反馈练习：
训练题要精心选取,力争体现教学重点和难点，考查学生对基本观点和原理的掌握情况，选择题主要巩固本节课的理论基础，检测学生的识记能力，简答题培养学生联系实际的能力，有利于突破重点和难点。
三、主要环节的启发、设问、引导、训练及学生自主活动过程的具体设计及设计意图：
本节课要体现现师生的双边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把构建学生学习主体为主要教学目标取向，自觉为学生的学习活动安排较为充分的空间和时间。
具体设计如下：教师通过课件、图片、录像等材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为学生接受知识创设新情景，并通过设疑、阅读、引导、归纳分析等方法，促使学生积极参与，通过设置思考题，讨论题启动学生思维。
设计意图：这样做是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引导学生自主的学习，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分析、表达等能力。
板书设计：
板书设计的功能：力求清晰，结构清楚，使学生通过板书能总结并回忆起本节的教学内容，成为学生学习的一种有效工具。
3.辅助教学手段使用的设计：利用多媒体显示录像、图片、课件，利用直观形象、生动的教具，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启动学生的形象思维，使理性知识感性化，抽象知识具体化，从而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4.训练题的功能：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2
论文摘 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的特征。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手段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姓“社”姓“资”的制度属性的区别。由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提，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并同该社会基础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要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以及后来的实践，是重要的历史性尝试。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市场经济。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过搞混合经济的设想，但没有来的及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设想，还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实践，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为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完善的，有些实践也是盲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如怎样将国企推向市场，国企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破产、三农问题如何解决、金融体制如何改革，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但是，市场经济又总是与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与之并存的必然是非公有经济的各种形式，它们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也提出了改革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任务。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出特有的优势。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3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宪政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宪政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4
关键词:工商行政管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分类
工商行政管理30年的改革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对市场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探讨自然也围绕着这一改革进程中价值观念的冲突而进行,并由此引发了从法律精神到管理原则等重大问题的讨论甚至是争论。正是在这场长期的理论争论中,承担市场监管职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的认识在不断深入,推动着市场主体准入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应当看到,虽然市场主体的概念及内涵在不断地清晰和明确,但是,对市场主体的理论认识远没有结束。因此,明确这种认识的必要性,剖析传统分类的弊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视角下市场主体再认识理论的发展,都成为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市场主体再认识的必要性工商行政管理市场主体准入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当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的重大任务。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许多从理论上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化的特点。但梳理这些理论问题时我们发现,解决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却十分简单,那就是需要对市场主体准入制度涉及的基本研究范畴——市场主体,进行理论界定和再认识。对市场主体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理论需求。市场主体是市场环境中的活动者,是市场中的能动因素,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产业的壮大,都离不开市场主体功能的发挥。不能从理论上认识市场主体的核心特征,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市场经济内在的要求需要什么样的市场主体以及我们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市场主体这一工商行政管理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二,是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需要。可以说,离开了市场主体本身,市场主体准入制度作为一种管理活动就难以成立。因此,研究市场主体的概念,考察其发展过程,对市场主体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对市场主体基本特征予以描述,不单是基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市场主体准入制度改革自身改革问题研究的起点。从多年来市场主体登记管理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也能看到,对市场主体本质及特征的认识程度如何,对市场主体概念的认识是否存在偏差,都可能直接影响到登记注册及监督管理职能的发挥及基本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传统市场主体认识及分类的弊端市场主体概念的界定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基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研究出发,传统上我们对市场主体的界定是狭义的概念。认为市场主体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及经营等活动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范围上看,包括市场上一切从事经营活动各类市场主体。
传统市场主体的认识局限。我们对市场主体的理论认识是不断演进的过程。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生活中市场概念本身的弱化自然导致了市场主体概念的缺失,微观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被长期忽视所导致的。从市场主体的范畴来看,因为经济运行中最基本的“经济细胞”被界定为企业,因此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也仅有企业的概念,鲜有提及其他经济单位。即使对于企业范畴,也只简单的归类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反映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主体的业态形式非常单一,企业只是政府作为全民财产所有者的附属物,并非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
传统市场主体分类的弊端。我国企业的分类标准及其具体划分问题的讨论和演进,是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同步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管理需要,产生了不同的企业类型的划分标准。其中对市场主体按照其所有制性质、行业性质为标准进行的分类曾在企业分类中占据较长时间且较为重要的地位。
强调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固然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但在市场主体分类中对所有制概念的强化导致的政策结果是:所有制结构中具有“公”之属性的市场主体更多的得到了政策扶持,而“非公”市场主体则在政策中受到排挤。从多年的政策结果分析,那种以突出公有为主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及其政策构成,不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所固有的多层级、不平衡的特点,必定从经济上阻碍多种经济形式市场主体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望。由于这种分类本身是带着“有色眼镜”区分对待不同企业和市场主体,这就事实上使得有些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而导致不公平竞争。可以说,这是市场主体所有制分类根本弊端所在。同时,实践还证明,按所有制性质对不同对市场主体进行分类的做法影响时间越长,弊端也越突出。
工商行政管理视角下市场主体再认识的核心问题工商行政管理视角下的市场主体再认识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这种再认识涉及到一些核心问题,如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特点探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职能发挥及作用对象的内在规律;市场主体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市场主体培育及登记过程中的重点;而对现代市场主体分类的明确则使我们未来的制度设计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
把握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特点。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特点表现为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平等性和竞争性。作为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这些属性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一个没有法律赋予的自主权的单位只能是某些组织的附属物,构不成市场主体,更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独立自主地运行,因而就不会具有独立性。而市场主体的独立性与平等性又相互关联且是正常市场交易的客观要求。可见,市场主体的独立性是其平等法律地位的基础,存在依附关系的市场主体间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从工商行政管理视角看,对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特点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原因在于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市场主体、监督市场主体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重要功能,不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运行的特点,不清楚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运行特点反映着市场经济对于主体功能的内在要
求,我们就不可能创建尊重和反映这种要求的一系列制度,我们的政策就有可能不利于市场主体在运行中坚持这些属性的要求,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市场主体的运行效果。
对市场主体本质特征及界定的再认识。对市场主体的再认识离不开对市场主体基本特征的界定和描述。因为这种界定和描述不仅是理论概念上的探讨,更直接决定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未来市场主体登记范围、登记对象以及登记标准的把握,因而成为工商行政管理视角下市场主体再认识的核心问题。
目前对市场主体基本特征的研究应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强调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及合法地位。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市场主体是否具有以及具有何种民事主体资格及法律地位的问题,不仅对市场主体自身,乃至对整个市场经济活动都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作用。第二,把握市场主体的营利性本质特征。我们坚持营利性是进入市场的市场主体作为经营者的最本质的特征,意味着市场主体必须通过具体的业务活动获取利润,并将营利性作为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若离开了营利性,市场主体也就失去了作为经营者在市场中存在的资格。第三,强调市场主体资格及法律地位的国家认可。对市场主体进行登记注册和必要的审查,既可以加强国家对市场主体的宏观调控,保护市场经济中债权人的权益并实现市场秩序的稳定,也表明民事主体的资格需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或确认。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5
论文摘要：在考察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剖析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探索农地征用矛盾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揭示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6
处于大拐点之后的阶段，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将进入一个无趋势的复苏过渡期，而在这一阶段的前期，首先是解决刺激后遗症，即具有滞胀特征的二次去库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而刺激政策将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推升到极致，这是逆工业化规律的经济增长，对这种逆工业化规律增长副作用的消化以及寻找经济增长点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需求不足与流动性过剩的博弈
将目前所处阶段与上世纪70年代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长波衰退的后半期的基本经济特征就是全球滞胀。而现阶段情况，我们认为就需求而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以及去杠杆化将实质上造成全球的需求不足缺口，虽然有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推动力，这一点也许可以类比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日本当年的增长是以经济模式的节能化和产业升级为基础的，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都不可能向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所以，如果要新兴经济体在投资主导模式下增长，与全球流动性推动的泡沫式通胀就是一个悖论。
就通货膨胀而言，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成本冲击的过程，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被动性成本冲击对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产生了抑制。而目前的通胀预期更多来源于资产价格领域，来源于过度的流动性刺激，因此，这种刺激模式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需求不足的经济本质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泡沫而非通胀的特征。所以，这次的流动性刺激一定给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带来了易变性。
假滞胀与真通缩
按照周期的规律，在库存周期的高点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滞胀期，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之前都是如此，但从需求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易变性来看，我们认为滞胀可能是短期内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中期来看，本次滞胀向通缩的过渡也许是迅速的，需求不足仍是未来拐点后的经济本质特征，滞胀仅仅是流动性过剩的后续效果，而不具备长期持续的基础，也就是在未来一年中，经济中的滞胀是一种假象，而经济向通缩的转换将会渐渐明朗。
布局式投资
本来，在工业化起飞结束之后，投资依然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2008年之后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通胀约束使得投资必须经历一个结构变化和增速回落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所以，市场对周期性行业的抛弃从大方向上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不过，站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原点，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还根本无法把握，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热衷可以看作是一种布局，不代表一种必然。
我们的一贯观点是，对未来新的增长点的投资是这个时段的合理选择，但工业化规律告诉我们，新兴产业即便真能够形成经济的新动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现阶段，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固定思维套路，犹如旧酒被装在新的瓶子里，本质上与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市场的投资思维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线索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商法；营利性；市场经济；自由竞争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73-03
一、商法的价值
法存在的前提是权利主体的多元化，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商法越来越完备，这得益于市场经济发展中有大量的商事关系存在。商法就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所有商人和商行为应遵循的一般商事规则，也是调整和规范商人和商行为的特殊私法规范的总称。商法在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中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存在价值。
1.商法的本质特征
第一，商法是渗透着公法因素并区别于民法的私法。商法的规范对象主要是企业，并调整他们之间的商事关系，因而属于私法领域，其规范自然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和选择性。但是为了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市场发展所产生的不良现象，公平合理的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国家加强了对私法领域的干预，给商法输入了刑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公法规范，使商法中的许多规范具有了国家干预的特征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商法和民法一样，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手段。民法是普通私法，商法是特别私法，商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对私法中某些问题做出不同于民法的规定。民法多注重意思表示符合真意，多强调权利的本质方面，而商法则以保护信赖为根本目的，注重权利的外观。这就是商法与民法不同的安全理念。
第二，商法是以营利为调节机制的法律。商法的营利调节机制是商法独立存在的价值所在，也是商法的一大本质。商法的制度繁杂，规定很多，但维护商人及其他从事商行为者的营利则是其重要宗旨。因此商法有其他部门法所没有的营利调节机制。商法营利性的特点是区别于经济法的，经济法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它反对暴利；商法是在平衡商人利益、投资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上，鼓励合法的、最大的营利。商法是对商人个人利益的保护和促进，也是对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追求，是从根本上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
第三，商法是商品经济存在与发展的技术性条件。各国的商法总是处在不断地更新和变化中，这种现象并非是商法本身的缺陷，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的需要，是与时俱进的表现。随着商事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商法也要随之变迁、发展和完善。民法确认了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所有权保护，形成了市场交易的一般法律条件。相对于民法而言，商法是一步实践性很强的法律，它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整作用是很直接、很具体的，商法规定了商品经济的技术性条件，对市场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内容以及交易必须遵循的规则等都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市场经济中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也就有什么样的商法规范。
2.商法的价值
第一，商法是规范商人、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商法主要调整的是商人之间的以平等性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需要规范的商人，即商人应当合格。商法主要规定的是商人和其他经营者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商事交易行为规则和行为后果等，这些内容反映在法律上即为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和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商人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的营利性。因为商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通过计算和衡量自身经济利益的得失，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商法的作用内容和作用基点是确认和保护商人（经营者）的合法地位和利益，侧重于保护作为商人的企业和自然人之间的平等利益关系，以满足商人的营利性要求。因此商人应该具备一定的条件，应该具有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承担责任的能力。
第二，商法规范商行为，实现上市交易快速、安全和秩序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仅应使商人合格，也应使他们的行为得到规范。商人的本质决定商人是以盈利性为目的，通过灵活便捷的交易行为、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增进交易成功的机会。因此，商法应当顺应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对商行为作出灵活迅捷的回应，规定促进交易迅捷、灵活的功能性措施。同时，交易迅捷更应该建立在交易安全的基础上。在交易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交易的快速进行，秩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因此，商法在满易迅捷的功能方面应该与其在满易安全的功能方面相得益彰。实践证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很注意秩序问题，秩序是所有商人快速、安全交易的保障，离开秩序去追求快速、安全是不可能的。
第三，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商人的利益、投资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保护商人的盈利性是商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商事主体的活动被称为商活动，所有的商事活动的基本目标就是追求营利，而商法的本质就是营利，资本的营利又是商法调整的最根本的对象，抛开营利这个目标，其他任何一种行为都不能被称为商的行为。市场经济依赖于充分投资，只有充分而有效的投资，市场经济才能又快又好地发展。投资者利益和商人利益反映商事交易的安全快速，社会利益反映的是秩序。
二、市场经济的概念厘定及特征
1.市场经济的概念
市场经济是以促进平等、维护产权和保护交易自由进行的市场制度为基础，以自由选择、平等合作、自愿交换为基本前提，以自发形成、自由竞争、分散决策为基本前提，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形态。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在民商法条件下的自由竞争的结果会导致垄断，从而使自由竞争遭致破坏。这就需要法律调节机制来进行规范，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平衡经济活动中各方的利益，保障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地运行。根据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不在于市场的机制和功能，而是在于与“私有”、“契约”、“独立”相对应的“产权”、“平等”、“自由”等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特性的行为规范性质的制度，是建立一种通向文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主张和追求。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经济、平等的经济、产权明晰的文明经济，是市场交换规则普遍化的经济形态。
2.市场经济具有自由、平等、法治的特点
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又是以平等性原则为基础。因此市场经济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这种平等性的贯彻。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来说，自由也不是无限度的，是需要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因此说市场经济还需要具备法治性的特点，即经济运行必须要以完备、健全的法律为基础。作为经济主体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其经济活动要受到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约束。完备、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协调和处理的矛盾的依据，是公正平等的体现，能更好的维护市场经济快速、高效运行。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以法律为基础。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的法律性是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要求。由于市场外部性的存在，如果经济活动主体不择手段，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前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就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任何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必须要以完备、健全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3.市场经济的发展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应该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原则，即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要求，根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制度，并使其得到有效的实施和普遍遵守。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求我们有保护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规范的法律体系的存在，进而要求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必须要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以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同时也能利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
三、商法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竞争，这一点在商法独立存在的价值中得以体现。市场经济是商法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发展社会的经济，商人构成了市场的主题，商法恰恰又是鼓励和规制商人的商事行为，各国商法的修改其实是对市场关系发展更新的体现，可以说商法的发展几乎与市场发展同步。商法的存在能更好更有效地保障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1.市场经济的本质在商法中得以体现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由竞争。只有经济主体通过商品交易市场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为基础自由地进行交易，才能保证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物质资料得到合理的流动。商法自由的价值取向就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高效的内在要求。但是商法所注重的自由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在交易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交易在自由竞争过程中迅速、有序的进行。这同时也体现了市场经济对交易安全有序进行的内在要求。商法中的正义同时也是市场交易所要求的正义。缺乏正义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市场经济体系带来危机与破坏。商法不仅认可商人的种种商行为，而且在合法的基础上为商人的商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商人是以营利为目的，投资分红是实现营利的一种体现，商人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是营利活动。可以说，商法的全部规范都是围绕着商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行为设置的。商法保护商人的营利行为，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没有商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没有商法对商人营利行为在法律意义上的承认和切实的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就无从建立，市场经济也不会得到发展，社会更不会繁荣。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在法律允许的基础上通过合法交易、正当手段获得收益和利润。
2.市场经济的特征在商法中得以体现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8
论文摘要：在考察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剖析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探索农地征用矛盾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揭示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土地改革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土地改革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9
关键词：总量结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内涵及其规律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别作为两个子系统，通过两个子系统的有效运转，其内部要素的数量和结构均衡搭配，最终实现整个系统的最大化经济利益状态，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从本质上来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并非静态、局部的发展观察，而是要进行深度、动态考量的过程。两者之协调关系，并不单纯取决于总量关系，还要考察其内部结构的关联程度与耦合性。因为即使两者的总量比例相当，但内部要素发展不均衡，也会造成两个子系统的不协调发展。从理论性而言，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考察，要细致入微，从供求两个方面入手。供给方面，实体经济的产出并不具备充分弹性，更多的取决于定量的劳动力、资金与其他生产要素；需求角度，实体经济具有连续性与稳定性，存在边际效益的递减效果。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借助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两个方面表现，即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物价水平的稳定性。一旦存在经济指标的大幅度波动或居民收入减少的情况，则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体现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协调。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
第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所依托的基础。从本质上而言，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为特征的价值体系。虚拟经济自身无法创造实际的利润价值，其存在的意义主要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分散其风险，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需求。追溯虚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虚拟资产诞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例如股份公司与股票的出现、债券与金融衍生品等工具。在虚拟资产规模扩张的形势下，效规避了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客观而言，虚拟经济并不创造价值，但通过虚拟资产价格波动，将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发展，在虚拟经济中的资本化财产重新分配，也将由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来决定。第二，适度的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进步。基于适度基础上，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存在着资源配置调节作用。虚拟资产在资本化定价基础上，与实体资产的增长模式不同，其价格更多依托于市场预期，不存在边际收益的递减规律约束与投资成本限制。简而言之，市场需求旺盛则会无限积累虚拟资产，直至出现资产泡沫及其破裂。在此理论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适度规模比例，保持两者的协调性，并不因为某一方的剧烈波动，导致另一方发展功能失效。根据研究发现，基于适度发展原则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虚拟经济会向实体经济提供其发展所需的融通资金。以经济发达国家为例，其实体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大都离不开债券、股票及其他虚拟资产的融资支持，尤其在新兴科技、新能源与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融资需求越大，风险越高，单一化的实体经济主体难以承担市场风险与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而在虚拟资产的风险分散下，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规模性的融资支持。与此同时，在良好的虚拟经济体系表现下，可以有效准确地呈现市场信息，助力实体经济的产业优化与升级；另一方面是分散市场风险，简单来说，就是采用多样化的虚拟资产，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的规避风险途径与工具。举例说明，在股票与债券发行的背景下，企业与公司的风险便得到了分散与转嫁，众多股东与单个投资者的风险不再集中且相对可控。诸如此类的金融衍生工具，让传统金融资产的风险也得到了更优质化的分配与重新组合，再次保障了其规避风险的作用和价值。第三，虚拟经济独立运行规律日益明显。互联网时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虚拟资产的膨胀性扩及全球范围，随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与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资本定价基础上，虚拟资产的自我增值和积累运行规律越加独特，其自我机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加强。第四，虚拟经济的不同发展模式，会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受金融体系、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在不同国家的虚拟经济差异性特征表现下，则会形成不同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例如英美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需求追随”特征模式；日德以“供给领先”为特征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再比如发展中国家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等发展模式。不同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其风险分散、信息产生于传导等特征不同，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用效果也会存在差异性的表现。
二、总量视角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与实体经济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不同，虚拟经济的价格决定机制主要由虚拟资产的未来资本化收入流决定，即虚拟经济的价格决定机制，是以心理预期等要素为支撑的价格体系。从本质上而言，虚拟资产与实体资产的根本差别就是资本化的表现。在市场交易机制中，虚拟资产的特征表现为价值符号特征与实体资产依托特征。基于国民账户核算体系，包括金融衍生品与股票、基金、其他有价证券等，均可划分为虚拟资产范畴。除了房地产与金融资产之外，虚拟资产构成还包括艺术品与知识产权等。对虚拟经济进行规模测度，需要从流量与存量两个角度入手，前者是某段时期虚拟经济部门交易规模的反映，后者是虚拟经济结存规模的表现。刘林川（2014）研究表明，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虚拟资产总量指标也会呈现明显波动特征，且波动走向受国家宏观政策与制度影响尤为明显。在实体经济总量测度方面，刘林川采用了mpS与Sna转化的方法，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测算发现，基于总量视角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系统间各指标关联度较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重点、协调性发展与关联程度，均在不同经济阶段存在不同特征表现。基于总量视角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可以从金融业、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进行观察。一方面，当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所拥有的资金存量，难以满足其产业或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量。所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实体经济产业或企业必须向多元化与高精尖技术化方向发展，并需要有大量资金作为支持。目前国内的实体经济虽然有相互拆借的融资方式，然而依旧难以解决资金不足的情况，不利于实体经济产业的整体持续发展。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产业通过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方式，将有力推动实体经济快速与稳定的发展。根据原银监会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分别在2015年、2016年为实体经济产业或企业注入7.82万亿元、8.31万亿元资金，为实体经济在供给侧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进程中，银行的资金支持也难以在很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实时帮助。与此同时，银行借贷还会给企业造成较重的还本付息压力。在此背景下，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资金支持，即通过上市融资的方式，在短时间内获取无需偿还本息的发展需求资金、资本。
三、结构视角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结构视角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部结构，决定了两者的协调发展情况。作为虚拟资产的重要部分，金融资产与金融市场的结构关系密切，在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特点下，虚拟经济与金融资产结构关系有所不同。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的资产构成不同，例如在银行主导型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下，银行作为全能型金融服务机构，其经营范围涵盖广泛，且在部分国家大型银行、国有银行或财团，将直接决定市场经济的走势。基于不确定性资本市场环境下，由于交易效率、信息产生模式与风险传导机制的差异，不同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会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与稳定性影响产生差异。从实体经济增长角度来说，金融部门资源配置功能的表现，将直接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merton和Bodie、刘林川等人的研究中，分别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大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性特征，及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效果。在企业微观治理结构方面，从当下国内企业的发展潮流来看，包括阿里巴巴和华为等知名企业，都在跟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最新发展趋势，采取多元化股权和员工持股的方式，来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多元化的股权体系构建，允许非金融企业参与，吸收新股东，不仅可以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还有利于强化经营管理体系。员工持股的方式，不仅可以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将职工和企业融合在了一起，而且还有助于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现代化的治理模式下，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结构将会借助金融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在产业结构化中观层面而言，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将推动对外贸易市场结构的高层次转化，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二者相得益彰。学者Dollar和Balassa通过研究发现，出口贸易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Lee等通过研究表明，进口资本产品可提升国家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通过选取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发展相关数据，milner团队在研究中得出结论，即相较于初级产品而言，制成品出口对GDp的影响更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际间产业转移现象越来越明显，且产生了国家性梯度转移。例如英美等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其新兴产业的兴起，均源自于实体产业与虚拟产业的协调发展。从资金配置宏观角度而言，长期稳定的融资关系更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纵观目前我国中小实体企业发展的阻力，就是资金不足且投融资市场不健全造成的，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旨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虚拟经济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弱点。通过观察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情况，可以发现一旦虚拟经济的风险爆发，甚至会导致金融产业产生“塌方式”崩溃。因此，自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纷纷在增加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视度，并不断提高支持度。以我国为例，虽然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受到波及较小，但是依然开始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战略上通过虚拟经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篇10
国家税收指的是坚持税收与国家本质相联系的税收一般，而公共税收指的是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条件下的税收特殊。将国家税收与公共税收这两个基本理念结合起来，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依法治税是实施依法治国、推进依法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纳税服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举措，两者都是现阶段我国税收工作的重大课题和中心工作。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正确把握国家税收和公共税收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认识并处理好两者关系，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解税收理念建设进程和指导税收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税收观中的依法治税
税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是税收以国家为主体，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的；二是税收以国家权力为依托，依靠国家权力强制地保障实施；三是在法治国家中，税收的征收管理必须要以法律为依据；四是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体现的仍然是国家对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的参与。简言之，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以法律为依据，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性参与社会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分配关系，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国家税收观。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税务总局对依法治税的总体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将依法治税作为税收工作的灵魂贯彻始终，自觉维护税法的权威，确保税法得到普遍、公正、准确、有效的实施，逐步形成有
二、公共税收观中的纳税服务
公共税收是一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按照“以市场为主资源配置方式”的要求，税制设计要坚持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的结合，坚持“效率、公平、简便”的基本原则，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改革方向；二是按照“市场经济中公共财政”的要求，税收之用途主要体现为“公共性”，即主要定位于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市场经济运作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并尽量不去投资一般性竞争领域；三是按照“市场经济中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税务机关应该进一步做好纳税服务工作，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四是按照“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的要求，税收征管应当置于法律的约束规范之下。因此，公共税收实际上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税收，是一种服务税收。它致力于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税制，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予以财力上的保障，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纳税服务，并按法治化的要求来规范管理，这是公共税收观的基本内容。
纳税服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重要举措。国家税务总局对纳税服务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工作主题，牢固树立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服务理念，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纳税人合理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为依托、以提高税法遵从度为目的，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手段、完善服务机制、提高工作水平，全面开创纳税服务工作新局面。
如何在公共税收观中认识纳税服务，笔者认为，至少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纳税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对税收工作的内在要求，这是对公共税收观中纳税服务的第一个基本认识。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为人民服务本来就应该是人民政府的应有之义，但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被定义为全能型的，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更多地扮演了生产者、监督者和控制者的角色，而淡化了其为社会、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政府主要职能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经济所需的外部条件，政府角色也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税务部门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这是服务型政府对税收工作的必然要求。
第二，纳税服务是公共税收理念的自然延伸，是服务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公共税收观中纳税服务的第二个基本认识。之所以说公共财政与公共税收是与市场经济条件相对应的财政与税收表现形式，强调的首先是财政与税收的公共性，强调的是作为财政收入最重要部分的税收主要用途之公共性，强调的是政府应该运用税收来提供尽可能多且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税收是公共财政和公共税收理念的必然延伸。广义上说，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就是一种为市场经济(包括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服务的税收，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服务是公共税收的重要特征。而从狭义上说，纳税服务即为广大纳税人提供服务，这是服务税收的起点与基础，是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必要前提。
第三，纳税服务应该在立足
纳税服务概念的准确界定为我们更准确、有效地开展纳税服务工作提供了基本方向，但由于纳税服务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实践中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对“如何把握纳税服务的边界”还缺乏准确了解。因此，对纳税服务内涵进行分析与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本文提出的一些基本认识，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纳税服务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