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1
关键字：经济犯罪市场活动欺诈
一、“经济犯罪”的语源
“经济犯罪”一词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首先在1872英国学者希尔以《犯罪的资本家》为题做专题演讲时提出来的,同时希尔阐述了经济犯罪的重要性。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大关注。迟至半个世纪以后，1939年，美国学者萨瑟兰在一次犯罪学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白领犯罪”的概念,把“经济犯罪”引申到白领犯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之后萨瑟兰又研究了美国70家大公司涉及经济犯罪的980个案例,在其1949年出版《白领犯罪》著作中，萨德兰对白领犯罪这个概念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经济犯罪”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上的《略论经济犯罪与经济违法》一文。在此之前的少数文章中，只有“经济违法”或者“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的提法。在我国经济犯罪概念的普通使用,肇始于1982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决定》的出台引起了刑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引发了学界对经济犯罪概念的争议。
二、中外学者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表述及评说
(一)英美等国白领犯罪概念及评说
英美等国家的学者大多从犯罪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白领犯罪”。如：美国学者萨瑟兰认为,白领犯罪大体上可以定义为是一种由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和很高的社会身份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萨瑟兰的白领犯罪的概念包含了五个基本要素:该行为是犯罪、行为人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具有很高的社会身份、在职业活动中实施、侵害了委托信任关系。同时萨瑟兰还认为,构成白领犯罪的条件或要素,均可以在经济犯罪中发现,因此经济犯罪是白领犯罪的一种典型形态。萨瑟兰教授的概念强调了经济犯罪的主体特征,可称之为“犯罪主体型经济犯罪概念”。但是，“萨瑟兰的这一概念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认为这个概念用语含糊不清、表达不当。此外,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萨瑟兰的概念强调的是犯罪主体,是富人和有钱人,因此有明显的局限性。”同时，白领犯罪概念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其侵犯的客体。上世纪八十年代，克林纳德明确地将“白领犯罪”区分为两类，即公司犯罪和职业犯罪。公司犯罪是根据犯罪主体的特征来确立的，而职业犯罪则是白领犯罪客观方面的发展，把一切在职务活动中实施的犯罪都称作“职业犯罪”。这样，从“白领犯罪”中独立出来的“职业犯罪”便逐步与欧洲国家犯罪学、刑法学中原已存在的“经济犯罪”合而为一，并最终为“经济犯罪”所取代。
(二)德荷等国经济犯罪的概念及评说
德日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大多从刑法学的观点出发探讨经济犯罪的概念，如：1932年,德国学者林德曼主张把国家的整体经济当作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认为经济犯罪便是一种“侵犯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的可罚”。这是从刑法学角度对经济犯罪所下的早期定义。另外,在1963年,荷兰法学家莫勒提出:“经济犯罪是违反所有以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生活为目的而制定的法规的犯罪行为”。通观以上刑法学角度给出的概念,它们都突出了经济犯罪的侵害客体,可称之为“犯罪客体型经济犯罪概念”。但是，以上两个概念显然又在经济犯罪侵犯的客体方面存在不同认识。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无法统一,基础理论层面的分歧无法澄清,刑法学视野中的经济犯罪概念争议便无法消除，同时犯罪客体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也是无法消除的。
(三)台湾地区关于经济犯罪概念及评说
台湾学者大多从普通犯罪学视角出发来认识和归纳经济犯罪概念，如：台湾学者林山田归纳各家之言,得出了自己对于经济犯罪的定义,他认为：“经济犯罪乃指意图谋取不法利益,利用法律交往和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合同方式,滥用经济秩序赖以为存的诚实信用原则,违犯所有直接或间接规范经济活动之有关法令,而足以危害正常之经济活动与干扰经济生活秩序,甚至于破坏整个经济结构的财产犯罪或图利犯罪。”同时,他还指出:“经济犯罪乃使用非暴力的一种智力犯罪。经济犯罪以狡猾奸诈的手段,滥用自由经济结构赖以生存的诚实信用原则,并利用民商法、经济法与财税法令的漏洞而施行对健全之国民经济所危害的不法图利行为。”从这种观点出发,经济犯罪不同于用损害他人生命、健康的暴力攻击而取得财物的“暴力犯罪”,而是通过行为人自己的精密安排和细致策划,利用交易中许可的行为方式,使被害人不易察觉到被害事实,达到牟取不法利益的目的。所以,在林山田看来,经济犯罪是典型的犯罪学上的“智力犯罪”。
(四)我国大陆的经济犯罪概念及评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有学者开始研究经济犯罪的相关问题，然而至今国内仍未形成统一的经济犯罪概念。但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宏观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是侵害社会经济关系的犯罪。具体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所有犯罪、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所有取得财产的犯罪、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及分散在分则其他章节中涉及经济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犯罪。这种观点显然范围过宽，目前这个学说也已经不是流行观点。
二是中观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是侵害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的犯罪。即将经济犯罪的范围限定在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有关经济管理的渎职罪的范围内，侵犯财产犯罪不再属于经济犯罪。此种观点虽缩小了经济犯罪的范围，但没有严格区别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经济违法犯罪与公司等市场主体从业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区别。
三是微观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这种观点将经济犯罪的范围限制在刑法明文规定的范围内，从而把财产犯罪和贪污、贿赂罪等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均排除在外。贪污、贿赂罪等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均排除在外，但该说对一些新型财产犯罪、职务经济犯罪等复杂经济犯罪则缺乏说服力。
三、对我国经济犯罪概念的界定
(一)经济犯罪概念的界定原则
一是刑罚审慎原则。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失范”现象，经济犯罪才引起广泛关注。那时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了财产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罪等内容。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犯罪、证券犯罪、税收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以前不存在也不可能大量发生的犯罪类型逐渐引起重视。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经济犯罪与传统财产犯罪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是不同的。与此同时，经济犯罪的发展又使其无时不处在与诸如新型财产犯罪、职务经济犯罪等其他犯罪类型的纠葛之中，如果不对这些新型犯罪加以准确界定，经济犯罪范畴将有膨胀之虞。经济犯罪是法定犯。经济犯罪是国家把经济违法行为犯罪化的产物。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愈演愈烈的经济违法行为，国家把它认为有必要纳人刑法体系加以规制的部分规定于刑法中，使其成为经济犯罪。但是，如果国家这种立法活动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将难免出现刑法膨胀和“刑罚洪水”的现象。同时也可能造成“刑罚洪水”现象。刑法不是万能的，是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它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经济犯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坚持刑罚审慎原则。
二是发展原则。博登海默曾精辟地指出:“单单稳定性和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也必须服从发展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需要或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这一表述体现了法律的发展观。法律的发展观在确定经济犯罪范围中的应用就是，要从的经济犯罪的范围中排除过时的、已经不再具有经济犯罪本质特征的犯罪。这种排除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排除已经没有必要作为犯罪来处罚的行为，比如我国旧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其二是排除由于时代的变迁已经不需要作为经济犯罪来加以处罚的犯罪。
（二）经济犯罪基本特征
其一、欺诈性。欺诈性的经济犯罪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在：首先：市场主体资格的欺诈性，即不具有相关市场主体资格而冒用行为这一市场主体进行市场活动，如不具有公司主体资格，而伪造相关证明资料，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商业活动，侵犯其他主体正当权益的行为。其次：合法市场主体市场活动行为的欺诈性。经济犯罪主体具有合法的市场主体资格，但在其从事的市场活动中以欺骗手段为业，即以虚假的市场经营活动为掩盖，非法谋求经济利益为实。最后是间或的欺骗行为，即经济犯罪主体有合法的市场主体资格，同时也在从事正当的，合法的经营合同。只是在这一过程中间或利用欺诈手段谋求非法经济利益。
其二，隐蔽性。首先，在市场经济秩序下，由于分工的日益细化，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所以以欺诈为手段的经济犯罪属于十分常见的经济犯罪类型。其次，经济犯罪往往是智能犯，经济犯罪的行为人具有长期从事经济活动的丰富经验，在犯罪前大多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犯罪手段狡猾、花样翻新。再次，经济犯罪分子往往熟知法律规定和制度漏洞理由，能够巧妙地规避法律的制裁。
其四、法定犯。经济犯罪是法定犯。经济犯罪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犯，自然犯其行为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性。经济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抽象的经济秩序，并且犯仅仅是由于法律的专门规定才被作为犯罪加以处罚，其性在各个社会历史时期是变动的，不像自然犯那样稳定。
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2
关键词：扩大的市场；唐卡市场；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82—05
一、问题的提出——“市场”之争
“市场”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早期人们通常把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场所定义为市场。随着人们对商品交换形式认知的深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概念被逐渐确立起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种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的核心特征，亚当.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决定了市场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则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重复不断的交易，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与通过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具有相互替代性，而决定采用哪一种手段的原因就是交易成本。
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买者、卖者、商品与货币构成了市场一般形式，市场是以买者和卖者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社会经济形式。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行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因而将“市场”高度纯化，排除了社会关系结构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界兴起的“形式主义”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斯密的这一观点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将影响经济行为的个体行为和制度视为由理性的、或多或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自利追求所引发的东西，因而认为从一开始的部落社会起，经济行为就与社会关系毫无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市场行为的主要形式是经济交换，而经济交换则是相对独立、在制度上尽量脱离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行为。
人类学家则用另一种视角去诠释“市场”，并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得出了与经济学迥然不同的“市场”观念。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初民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的市场性：在远离西方世界的初民社会中存在的默契交易表明交易是一种社会交往。马林诺斯基在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中所发现的“库拉圈”交易则是一种当地土著的社会关系交换。这些人类学家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交换行为具有普遍性，而经济交换只是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政治权力都是人类可以交换的具体形式之一。因而，较之西方经济学，人类学学术视野中的“市场”从一开始就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人类学真正对市场研究起到开创性作用的是波兰尼，波兰尼所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成为当代经济人类学有关各种市场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波兰尼将人类经济的整合形式主要分为三种：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波兰尼认为，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因而市场制度应该被界定为包含供给群体或需求群体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波兰尼进一步论证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市场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19世纪以前，互惠与再分配依然是人类经济整合形式的主要形式。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自律的市场”导致以交换为主要形式的市场经济替代了互惠与再分配经济，成为人类经济整合的主要形式。
波兰尼及其开创的经济人类学“实质论”学派所提出的“自律的市场”与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概念在本质上是相互契合的。但是波兰尼在解释前资本主义市场时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分歧。波兰尼认为在前工业时代的经济行为（互惠、再分配与交换）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前工业时代市场中的经济交换行为不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来定义，而是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只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市场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随着工业社会的确立，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市场行为与其他领域日渐分离，才逐渐形成一个“自律的市场”。
基于“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前工业时代的市场展开了广泛地研究。例如费南对巴西的一个地方性市场研究中发现，通过交易双方互惠社会关系的建立，有助于降低市场中不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了市场交易的绩效和水平。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研究。施坚雅在其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认为，中国农村的乡村市场并非仅仅是一个依靠互惠与再分配来维持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结构性的交换体系已经形成。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农村市场实际上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而存在，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并不是以村庄为界，而是基层市场区域。中国传统市场区域与社会、文化区域的边界是高度重合的。林南以大邱庄为研究个案，分析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运行情况，特别强调了以扩大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认为以地方网络是建构地方协调的关键，中国农村的地方性市场依赖于以亲友、家庭与社会关系所组成的关系网络而顺利运行。
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3
1.1通过价格机制促进邮电通信经济发展
1.1.1价格机制的概念。价格机制的概念是，市场上的某一类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其市场价格和商品供求变化形成的一种有机联系。价格机制通过市场价格来映射出供求关系，并根据价格变化对生产、流通作出合理、及时的调整，从而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中，价格机制是其中最为有效和敏感的调节机制，价格的变化往往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活动。因此价格机制在邮电通信经济市场中具有导向作用，通过供求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制约关系，可以有效调节邮电通信经济的杠杆。
1.1.2具体实践策略
1.1.2.1通过价格机制提升质量、控制成本。对于邮电通信的经营者、生产者来说，价格机制可以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的有效工具。为了占据更高的市场经济份额，邮电通信经营者和生产者应以廉价作为自身优势，尽可能控制成本，为价格调节提供出足够的波动空间，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经营者和生产者在尽最大努力压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应当保证邮电通信服务的质量，这样才有利于邮电通信的长久发展。
1.1.2.2通过价格机制调整邮电通信生产结构。海面上细小波纹往往暗示着水下的巨大漩涡，在市场经济中也是如此。价格上的微小波动看似平常，但是经营者和生产者不能对其掉以轻心，因为价格上的变化可以映射出整个行业的更深层次的生产结构变化趋势。对于邮电通信经营者、生产者来说，价格波动是调整生产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和生产规模的信号，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衡量邮政业务或通信产品是否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最佳参照。如果某种邮电通信产品不被受众所认可，经营者和生产者首先能够从价格变化情况中得到反馈信息，从而对邮电通信生产结构做出及时调整。
1.1.2.3通过价格机制反映邮电通信市场变化趋势。当一种邮电通信产品或业务逐渐被受众淘汰，其市场价格也会受到影响，因而不同的邮电通信产品或业务的市场价格变化可以反映出邮电通信市场的发展趋势，这也为经营者和生产者开发产品和服务类型提供了有利参考。例如，过去几年固定电话市场的繁荣与当前固定电话市场的衰败就是很好的例子，邮电通信业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手机通信中，这体现了价格机制的作用。
1.2通过竞争机制促进邮电通信经济发展
1.2.1竞争机制的概念。竞争机制的概念是，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以自身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展开激烈竞争，并因此形成了经济市场的优胜劣汰。这种市场机制使市场具有一定的自净功能，从而能够保持市场良性发展。
1.2.2具体实践策略。邮电通信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是其内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经营者和生产者与其消极等待或随波逐流，不如加强自身竞争意识，牢牢把握住时代脉搏，在竞争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及时对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作出调整，适应市场规律。
1.3通过供求机制促进邮电通信经济发展
1.3.1供求机制的概念。供求机制的概念是商品供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发挥作用的现象。供求关系是市场内部矛盾的核心，会受到竞争和价格这两方面的影响，相应地，也对竞争和价格造成影响。供求关系与市场中各个环节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最直观地反映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
1.3.2具体实践策略。邮电通信领域的经营者和生产者应充分利用供求机制来合理调节生产、经营策略，抓住机遇，改变营销手段，推广新型产品和业务。没有供求关系就无法产生市场，在邮电通信经济中，当通信能力超过市场的需求，即供过于求，其市场价格就会降低，并且延缓邮电通信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应突出自身产品特色，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通信能力滞后于市场需求，即供小于求，其市场价格就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控制成本，通过价格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邮电通信行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不能把市场供求机制简单地、人为地固定化，一定要结合所处地区实际的通信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制定自身发展战略。
2结束语
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4
关键词：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
2012年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新增1.1万公里，达9.6万公里，仍居世界第二。回顾高速公路发展历程，对高速公路管理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实践中摸索与升华，在管理体制、政府监管、资产管理等战略问题上还未形成成熟的共识，管理的法制滞后、体制不顺、内容不细、手段不强等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2013年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势必超过美国的10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届时我国拥有了世界最庞大的高速公路资产，高速公路发展也将很快实质性进入“管理重于建设”的时期，要回答如何平衡国家、高速公路投资者、高速公路使用者、公众等各方利益，在数量第一的形势下实现管理品质的第一，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问题的再探讨显得至关重要。
1.政府监管概念内涵
明确政府监管概念内涵是解决高速公路政府监管问题的前提。高速公路政府监管是监管主体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对高速公路市场经济行为的微观干预和控制[1]。根据政府管制领域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的观点，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应属于“公的监管”，监管实质是国家及其机构运用强制权利对市场经济进行的干预和控制，对已经不能通过社会私有主体之间的合同达到约束效果的经济活动实施约束[2]。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国家，由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来共同实现监管权力的取得、事中执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行政机关是由立法机关设立以贯彻政策目标的政府单位，从监管的具体实施看，行政机关是监管的实施主体，监管更多的体现出的是行政权力的作用。高速公路与其它领域的政府监管权力一样，随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集准立法权、行政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的权力集合，完全超越了传统政府行政权力的界限。划分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主体不能以组织类型而应以是否拥有监管的权力为标准。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主体广义的是经法律授权监管高速公路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监管高速公路的授权组织，狭义的是拥有高速公路监管权力并且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独立法律地位的政府行政机构。政府对高速公路领域经济运行的介入和参与主要是宏观调控、微观监管和资产管理等三方面的内容：
1.1宏观调控
高速公路政府宏观调控是政府运用财政、货币、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对高速公路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控制”和“调节”，概念特征是间接的总量的。
1.2微观监管
高速公路政府微观监管是政府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微观层面上，依据法律授权对高速公路市场主体及其活动予以规范、限制和约束的行为，概念特征是直接的、具体化的。
1.3资产管理
高速公路资产管理中政府是出资者以参与高速公路企业治理和直接介入市场等方式对高速公路国有经济主体实施的直接管理，概念特征也是直接的、具体化的。
明确政府监管的作为内容，需要把握两点基本认识：一是参与高速公路市场经济活动的多面性政府主体，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都要求政府以公共机构身份持中立立场，资产管理要求政府以出资者的身份直接参与企业的内部行政管理，以使经营权与监管权分离，保证政府监管高速公路客观、中立立场；二是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内容宜限于微观监管领域，宏观调控一般以间接方式引导高速公路市场利益主体的行为走向，微观监管以直接禁止和强制性要求方式更为直接干预高速公路市场利益主体的权利、利益和行为[3]。
2.重构政府监管体系
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涉及要素的主要包括：主体、客体是谁；职能、内容是什么；类型是哪些等。目前，国内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主体模式主要两种：一是国资委监管；二是交通部门监管。对这两种模式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指出，高速公路产业仍然存在“政监、政事、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理论与实践中政府监管概念不清与其他概念混淆使用等问题。依据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概念，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是高速公路政府管理体系中的子体系，高速公路管理体系中的各子体系的管理主体、目的、内容、特征等是不同的（表1）。
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一般都通过公共政策予以实施，借鉴植草益总结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七项公共政策得到结论[2]，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高速公路的公共政策是不同的。
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的主要构成内容部分（表3）：
国外基础设施监管一般由独立的监管机构承担政府监管职能，基于我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政府监管职能近期应逐步由交通部门承担发展到由交通部门内设立单独监管部门承担，中远期走向由独立于交通行业，直属于国务院的监管机构承担。
3.政府监管的法制环境和主要内容
3.1政府监管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完善的监管法规制度体系是高速公路监管的基础性保障。应加快此项工作建设，以《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为核心基础，制定和完善包括《高速公路特需经营管理办法》、《高速公路运营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实施细则》、《高速公路权益转让合同（协议）范本》、《高速公路权益转让动态监管办法》、《高速公路权益价值评估操作指导意见》、《高速公路保护条例》、《高速公路养护维修保证金管理办法》、《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管理办法》、《还贷型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支管理办法》、《经营性高速公路收益动态监管办法》、《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办法》等为主要内容的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法规制度体系。
3.2明确政府监管的主要内容
依据美国黑弗兰、英国安东尼・奥格斯等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监管按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的分类观点，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可以认为主要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表4）。
政府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高速公路具有不同的监管内容（表5）。
4.结束语
厘清高速公路政府监管概念，依据政府监管概念内涵和政府宏观调控、资产管理等概念外延，可以重构清晰的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框架，为解决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主体、客体、法制环境、主要内容等问题，以及解决高速公路存在“政监、政事、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理论与实践中政府监管概念不清与其他概念混淆使用等问题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得到更为合理的答案。
参考文献：
[1]卢毅李庆瑞刘建江我国高速公路管制的必要性和思路【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6.3
[2]【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朱绍文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5
关键词：财产权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6
关键词：自我发展能力；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3107
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已经频繁出现在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目前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是针对在政策及政府支持减弱的条件下，如何依靠内部力量带动外界力量实现经济发展方面。相关的概念还有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力的主体不同，对能力的内涵有何影响？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充分、详细的研究探讨，可以深化对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解，避免人云亦云、流于形式。而且，对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政策制定的极大差异。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首先对比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四个概念，然后分别讨论以人、企业、市场、产业、区域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希望帮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正确理解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并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
能力的概念比较（一）自生能力
1999年，林毅夫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使用了viability作为术语“自生能力”的英文词（viability一词最早被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模型使用[1]）。林毅夫对这个概念的系统论述则是在2001年5月赴芝加哥大学作annualD.GaleJohnson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Strategy，Viability，andeconomicConvergence”[2]。林毅夫在论述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除了众所周知的“理性人”假设外，还有一个假设，即“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由此“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所谓“自生能力”，其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他认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与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和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林毅夫的结论是：“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进而他分析认为，在赶超战略下，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要求经济体制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的各项制度安排[3]，而在分析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问题时，应放弃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把企业的自生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虑[2]。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的要素配置，对于自生能力如何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问题无法做出较好的解释和政策建议。他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遵循比较优势生产运作后非常自然的结果，这并没有理论上的严格证明，也与中国的实践不符，因此只能说是一种最优的可能。在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往往是“内卷化”[4]，而不是创新。而且，仅从企业角度出发探讨自生能力，没有考虑避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和锁住（lock-in）的负面效应，无法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进行类比（例如，对于中、美、俄这样的大国而言，国民经济规模大到不可能只发展具有这种自生能力的企业）。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顺应比较优势的国家经济体制能否让具有人力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尚无定论。后进理论（underdevelopment）、依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都让林毅夫的观点受到质疑。当前对“市场换技术”的反思（甚至否定），也促使学者对“赶超战略”、“自力更生”重新思考。因此，这种自生能力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初期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的成功，但是却无法对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也是由林毅夫研究的自生能力只针对企业所限制。
（二）内生增长能力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都是既定的，总量生产函数具有稳定的形式，技术变化因素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生产率被假定为按外生的不变比率增长。因此，得到的是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起长期陷入滞胀，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学家着力寻找能够让经济不断增长的理论。在80年代中期产生了一个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支――内生增长理论（thetheoryofendogenousgrowth）[5]。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6]。根据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两条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这两条思路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研究者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根据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可分成三类――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但是在新增长理论中，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作外生给定的，因而就无法利用这一框架说明经济制度的变化或个人偏好的变化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7]。
从上述的理论综述可以得出，内生增长能力，实质上是指把技术、知识转变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促进创新活动，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
（三）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旨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8]。
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性”一词首先由生态学家提出来，并被用来描述经济与基本的生态支持系统间的均衡[9]。meadows等人在《theLimitstoGrowth》（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将环境、生态因素加入到发展的内涵[10]。1991年11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inteCoL）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之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被扩展到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pearce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健康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取资源的可能、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更多的基本自由这几个方面[11]。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已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奚洁人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12]
对比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徐君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除了包括经济能力（主要指能源、资源、资金、增长率、效率、资产储量、资源及材料的可替代性、人均收入等）、社会能力（主要指人口容量、人口素质、文化道德、公众意识、生活方式、社会公平性、社会稳定性、体制合理性等）、生态能力（主要指生态自我调节力、生态还原力、资源承载力、环境质量等）之外，还应包括有宏观调控能力（主要指规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行为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战略目标指标体系的建设、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动态监测和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统计系统、信息支撑系统等）[1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1999年提出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断完善，目前该指标体系是国内最为系统、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在2006年版中，该指标体系共分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智力支持、社会进步5大系统、5个子系统下划分为表现系统运行结构的16组模型、进一步设置反映状态行为的45个指数、233项要素。
（四）自我发展能力
鱼小强提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效益和地区积累能力[14]。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或造血功能。它并不排斥外部力量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外部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但是如果过度依靠外部资金的扶持和帮助，会增加自身经济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如果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很差，也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发展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经济学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4]：
（1）要素凝聚能力。要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力，还包括知识、技术和企业家才能。
（2）资源组合能力。将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科技进步能力。基本途径有二：一是知识和技术创新；二是知识和技术引进。
（4）制度创新能力，即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和体制改革的能力。
（5）科学决策能力。主要指政府经济决策职能的正确发挥，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软硬环境的营造等。
可以看出，要素、资源、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中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性相对应，而制度创新和科学决策与徐君的理解一致。因此可持续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在这里是统一的。
（五）四种能力间的联系
根据前述四种能力的概念可知，它们研究的层面不同，有微观的、基础理论层面的，也有宏观的、综合应用层面的，而且互相之间并不排斥，反而是有一定的包容关系（见图1）。
图1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联系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仅关注了企业的要素配置是否和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一致，并且暗含了管理（包括科学决策）最优的假定；扩展后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了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更新（这里包括了科学决策）对要素凝聚和资源组合的能力产生的积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仍然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不是作为能力的一部分；鱼小强在把制度因素加入自我发展能力后，后者的内涵基本与宏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致。根据图1可以将要素禀赋和知识技术创新作为自我发展能力的两个基本因子。
自我发展的能力其实是各经济学派中都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由于表述不同，针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术语的规范性理论解释并不是太多，大多是将其列入增长和发展的范畴予以分析。因此，上述对四种能力的综述并不能包含当前所有的关于自我发展的能力、机制、体制的分析研究。例如，Chandler将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Capacity）定义为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结合体，包括设备和在生产、销售、管理方面的技能[15]。这个能力与内生增长能力十分相似。又如，在演化经济理论中，Dosiandmarengo（1994）[16]在对组织（尤其是“firm”）的能力（organizationalcompetences）的研究后认为，能力是个体组织特有的有效解决问题的程序、组织学习的过程、内容以及组织在解决问题达到优化交易成本的目的，并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进化（这里的进化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增长、发展）。还有种种理论和讨论，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上述四种能力的概念中，只有林毅夫的自生能力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其它三种概念并没有严格限定能力的主体。其实，主体不同，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
二、对于五种能力主体的讨论
（一）“个人”的自我发展能力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他把增加个人的能力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发展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他对“能力”的定义是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17-19]。
（二）“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会计、管理学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对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衡量，例如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长率、资本积累率、资金周转率、总资本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等。这是在各级制度、法律法规、市场、产业等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考虑如何将给定企业管理最优化。而林毅夫对企业自生能力的论述是在假设管理最优的情况下，考虑企业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关系。
（三）“市场”的自我发展能力
狭义上的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广义上的市场是规制大量商品交易的一系列社会制度[20]）。供需导致交易，交易形成了市场，市场促进了分工，分工进一步扩大供需和交易、市场规模和范围、技术进步……一系列规则相继出现，构成了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并自19世纪末开始得到了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哈耶克指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生活形式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21]。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经由“试错过程（trialanderrorprocedure）”和“赢者生存（thesurvivalofthesuccessful）”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秩序就是“自发秩序”[21]。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理念则被进一步发展和阐释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对于市场，他解释说：“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22]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其实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直接传承和发展[23]。虽然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被经济学家主要用来分析市场经济，但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他的目光首先是人的发展，然后才是市场、制度、国家体制。
（四）“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产业的产生在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一般性的解释是由于新需求的出现，而且知识技术能够供给，形成了供需关系，并通过一定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完成了交易。而通常产业的产生表现在提供某一特定产品、服务的企业的创建。产业的发展是通过规模（scale）和范围（scope）的扩大得以体现的，而促进这两方面扩大的是企业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大、技术升级、产业链的延伸。这种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受市场和非市场（产业政策或国家意志）机制的双重影响。
延续要素禀赋论的逻辑，林毅夫提出“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的产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产业部门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个可被投资者接受的预期利润，则该产业部门就是有自生能力的。能够自发地存在于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的产业，应该都是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产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它将衰亡或根本就不会出现。一个产业部门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产业部门的技术结构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变得相对过剩，原来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也会逐渐丧失自生能力。”（林毅夫、谭国富，2000）[24]但是显然，在现实世界中，很多国家的很多产业并不具备这种自生能力，例如幼稚产业（其定义可参考穆勒标准、巴斯塔布尔标准、肯普标准、小岛清标准、筱原三代平标准），因此产业政策就对产业和市场的关系做出调整，“帮助产业发展”出自生能力。
区别于林毅夫的概念，骆玲和唐志红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产业系统整体效应最大化，强调从产业层面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以及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25]
（五）“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一概念在国内出现较多。张瑞华等在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的背景下从承接产业转移、优势产业培植的视角研究落后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26]；周彦和吴一丁分析了新疆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27]；梅兰、王科、罗晓梅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式为造血式――对扶贫的重要性[28-30]。在2010年4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自我发展能力也被强调作为今后十年西部大开发的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魏后凯对此解读，突出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是西部新十年政策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标志着中央寄望西部在新十年走上由输血式转向内生型发展道路。”[31]
根据王科的概括，其中一部分“国内学者参考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认为如果一个区域推行与本地资源禀赋相一致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吸引本地企业选择与本地资源禀赋相符的产业和技术，并最终使本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个存在大量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区域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反之，如果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在政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驱动下，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那么该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就会丧失“自生能力”，并最终被市场淘汰，那么存在大量这样企业的区域就是无自生能力的区域。”[30]还有部分学者“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具备的凝聚、整合和产出能力定义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这种能力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但它不排斥力量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在这个系统中，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导向，区域社会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区域经济集聚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保障。”从这两种定义的区别可以看出，前者是把区域等同于企业的集合，而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则是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集合，忽略了区域经济与企业集合的差别；而后者则更接近于鱼小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概念，从四种资本、内外力量结合生态、社会两个方面考虑区域经济，其强调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造血功能则对应于自发和扩展两个阶段。
另外，王玉芳等“借鉴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在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技术、资金支持和保障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区域内生态子系统的自我调节，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控制以及人的自我发展，使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良性结构和功能，促使区域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最大福利的能力[36]。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与企业自生能力相比，是在一定外界条件的保障与支持下的内在性和自生性的能力，是区域经济生态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其实质包括系统的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协同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对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映和适应能力，是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的核心……系统的协同高于一切，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能力都必须以考虑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利益为前提。协同能力充分兼顾了各子系统的发展能力，是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度概括。持续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所具备的能够支持自身和其他子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潜力，包括发展的长期性和发展的能力，实质就是经济、生态、社会的发展潜力，只有具备了这种潜力，发展才能长久持续下去。”虽然王玉芳等声称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概念借鉴了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并与之进行了比较，但在概念上，并没有体现出两种能力在逻辑、内涵、外延、应用方面的相关性。事实上，与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王玉芳等使用了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动形成、自生性这些名词，说明其理念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的延续；而其概念的核心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只是系统论的一般解释，而且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制，形成同义反复，没有实际意义。其最大的亮点是把人的自我发展纳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与Sen的理念是一致的。
（六）能力主体和能力内涵的关系
能力主体不同，能力的概念也不同。因而，针对不同的主体，能力提升的方法和措施就应有所区别，对症下药。而且，从以上对五种能力主体的概括来看，若以逻辑来分类，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为理论依据；一类则是以自发-扩展秩序为理论依据；还有一类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依据。而根据图1中对能力层级的比较，最后一类的能力内涵更大，并包容了前两类的能力。在现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中，以区域为能力主体的最多，而且大多是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近。在区域研究中，很自然地包含了对人、产业、市场、企业发展能力的讨论，但由于这些能力的逻辑并不一致，这就给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协调，并直接导致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政策的差别，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异。
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总结及应用
前文中列举的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五种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对狭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不同定义。根据对这些概念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广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四个特性：自生性、扩展性、内生性、持续性。
自生性：在没有外部推动的情况下，能力主体可以在某种制度下适应该制度的“选择标准”而生存，但没有外部扶持不等于不利用外部资源。
扩展性：能力主体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大，可比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
内生性：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创新，使能力主体的结构升级和改善。
持续性：能力主体的存在是持久的，短期和长期都能够适应环境（广义的环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
这个概念对于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这五种主体都是适用的。
由此概念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四个特性中没有自发性，因为自我发展能力的起点不一定是自发（比照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也就是说自发性不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一国的某一产业，由于外力（国家政策、国外的技术创新）促使而生成，一样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后发优势就是空谈；又比如一个区域，它的经济起飞是靠外力促成的（国家政策、特殊时机、外资涌入），但一样可以培育出四个特性，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样的例子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比比皆是。
第二，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不是要素禀赋。这里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林毅夫的自生能力理念（如果不能自生，就不可能自发）有所不同，但不否认林毅夫所提倡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则主体在短期内会较容易加强自生性和扩展性，但内生性和持续性受益不多。主体需要利用先发（或自生）优势，积极加强内生性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只会是昙花一现。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不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例如，没有顺应“其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或要素禀赋在多个竞争者中都不占比较优势），它在短期内自生性会很弱，进而在放任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起步阶段很容易被后发劣势限制发展。但制度提供者可以通过人为设计，靠后天弥补先天不足，借助后发优势培育、加强扩展性、内生性和持续性，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林毅夫批判的“赶超战略”和自由放任经济的拥护者们所批评的产业保护、扶持政策是“可以”有积极意义的。在实践中，由于市场机制发展的不成熟和市场本身的不完美性，唯市场主义之外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政策）就是经济管理者培育、增强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国内外制度安排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中，尚未发现普适性的好制度。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针对特定能力主体的个体情况，在一定的原则下（例如总体战略）进行制度设计。根据自我发展能力的四个特性，注重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两个基本能力因子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还要注重在不断学习、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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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7
市场营销学主要是围绕消费者行为、供应商行为以及营销机构行为这三个问题展开研究。自二十世纪初产生以来，它就充分吸收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逐步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可以说，市场营销学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是一门在多学科交叉融汇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性的应用学科。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市场营销近视症、市场细分、产品生命周期和市场营销组合等概念以及市场营销职能论，成为现代主流市场营销学的核心。这些概念和理论形成了市场营销学的逻辑架构。下面，根据市场营销学的基本框架，简略谈一谈市场营销学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
一、市场营销学与经济学
市场营销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很紧密，它借鉴了许多的经济学概念与理论，经济学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由于早期市场营销方面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家，因而其长期被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来看待。但事实上，市场营销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应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其研究的范围比经济学宽，程度比经济学更为深入。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社会如何花费时间选择使用稀缺生产资源去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它们用于消费。消费者的满足是以式样、时间、地点和占有情况这四种经济效用为前提，而市场营销提供了后三种效用。所以说，市场营销是一种很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市场营销学中许多地方都应用到了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
消费者行为分析是市场营销活动的开始，它广泛借用了偏好、无差异曲线、边际效用、机会成本和理性等经济学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一些新的研究与分析工具。如，多维偏好分析和联合分析等市场研究方法中的偏好排序，就是以经济学中的偏好、无差异曲线等为理论依据。虽然消费者行为研究还应用到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但经济学的这些概念是其重要的研究前提。
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是现代营销战略的核心。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不同的市场中消费者偏好、收入水平和竞争状况都有所差别，形成了不同的需求函数，因此，企业必须对市场进行细分，以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市场定位应用的经济学原理是，通过产品差异化能制造出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形成一个“小的垄断”市场，不同的企业就可以定位于不同的目标市场上进行非价格竞争。
产业组织经济学中一些理论对营销战略的制定也有重要的影响。如波特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厂商如果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或以独特的方式为购买者创造价值，就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据此，市场营销学中强调，制定营销战略时不仅要考虑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要关注竞争对手的行动，树立真正的“市场导向”的观念。
经济学中将产品作为一系列属性来分析，认为是一个特征的集合，不同消费者对这些特征的偏好程度有差异。也就是说，消费者对相同产品有不同的反应不是源于对产品的特征有不同的感知，而是由于他们对产品特性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在市场营销中，将产品看作是“厂商所提供的对需要的满足”。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要也就成为产品开发中一条重要的准则。此外，产品策略中生产线策略、包装策略和品牌策略中还应用到经济学中互补品和替代品的概念。
营销定价涉及到较多的经济理论。首先，经济学认为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种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营销定价中就采用了差别定价方法，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其次，根据信息经济学中“价格—质量”效应原理，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会认为高质量产品的价格也较高，企业就将创立品牌与高价策略相结合，力求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一个高价高质形象。再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博弈论，为企业价格竞争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该理论在决策中考虑了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反应，其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最适宜分析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如，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能较好地解释恶性价格竞争产生的原因。另外，收入弹性、交叉弹性和促销弹性也是营销定价中常用的经济学概念。
销售渠道的建立是经济学中劳动分工这一基本原理在市场营销中的反映。渠道中的批发商、零售商或商承担了不同的职能，具有制造商所没有的分销技能。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分销产品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其经营的品种较多，范围经济效应也十分明显。这样，通过劳动分工大大降低了执行分销功能的成本，提高了分销的效率。在建立自己的垂直一体化销售渠道还是借用别人的渠道的决策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其提供了工具。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垂直一体化销售渠道会产生内部交易成本，而借用别人的渠道则会形成市场交易成本，企业通过比较这两种成本大小，选择合适的销售渠道。具体而言，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是渠道选择的重要标准。当资产专用性较高时，需要垂直一体化销售渠道，而当资产专用性较低时，借用别人的渠道更为经济。当不确定性很低时，垂直一体化销售渠道的交易成本可能更高"反之则反是。
促销是营销中最富创造性的活动，也是经济学家关注较多的一个经济现象。经济学家认为促销不仅能向消费者提供信息，而且还是影响需求、制造产品差异的手段，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促销成为一种重要的非价格竞争方式，在市场营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促销，尤其广告，是一种浪费并影响社会经济福利。
作为促销组合之一的公共关系也有一定的经济学属性。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节约交易费用。当关系契约普遍社会化后"一系列人际关系契约联结成的人际关系网就形成为一种制度安排。人际关系作为制度安排的一种也就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公共关系是企业与利益相关体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制度安排。因此"公共关系是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一项重要的营销职能。此外，市场营销学中还用到了一些经济学概念，如，恩格尔定律用于市场分析；销售中用到货币理论的信用概念；地租理论用于解释市场营销机构的位置和布局；根据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提出政府干预市场营销活动理论等。
总之，经济学为市场营销学提供了许多的概念和理论，为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现在，市场营销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形成了一些交叉的课程，如《消费经济学》、《零售经济学》、《广告经济学》和《市场营销经济学》等。随着经济学新理论和新分析工具的出现，经济学将进一步促进市场营销学的发展。
二、市场营销学与心理学
心理学是研究人们的心理、意识和行为以及个体如何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关系，其研究对象就是人。而人正是市场营销活动的主体，也是市场营销学研究的对象。由于两者研究对象的相同，也就逐步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营销心理活动的新学科———市场营销心理学。
市场营销心理学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广告促销心理行为的研究。1903年，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的《广告论》是市场营销心理学最早的著作。进入70年代后，定价心理研究和消费者心理研究成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此时，英国的大学开始讲授“消费者心理学”。60年代末，以德国学者彼德·萨尔曼的《市场心理学》为代表，市场营销心理学进入了一个完善和成熟期，其研究领域几乎涵盖营销活动的全过程。它不仅仅限于研究营销活动中广告促销心理和消费者的心理，同时也研究市场细分和厂商对中间商、推销人员的心理策略。具体而言，市场营销学在以下几方面借鉴了这些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
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分析中主要应用了心理学的认知理论和动机理论。分析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知觉、注意、态度、兴趣、体验和记忆等认知过程以及研究消费者购买动机，能解释为什么消费者愿意购买这种产品而不愿意选购其他产品，并寻找到消费者购买此类产品的真正动机。市场细分的标准有很多，其中心理标准是市场细分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个人性格和心理倾向都可作为市场细分的心理标准。根据心理标准进行市场细分后，就可以根据目标市场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如，假设目标消费者性格上比较懦弱、心理倾向上崇拜名人和权威，宜用名人做广告并加大促销力度，刺激其购买。
市场定位是消费者在不同维度上对某品牌及其相关竞争品牌的评价结果，是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特定的、而且往往是独特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在认知过程中，人们不仅借助感觉器官对商品的个别属性进行感受，而且还将各个属性联系、综合起来，进行整体反映，形成知觉。这一过程受到消费对象和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具有选择性、理解性、整体性和恒常性等特征。因此可以说，市场定位是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在消费者心中的认知定位，市场营销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有限的资源科学地用于产品的开发、定价、销售渠道和促销四个方面，最终树立一个独特的品牌形象。
产品是厂商和消费者之间联系的物质纽带，同时也是心理策略运用的载体。产品的设计就应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心理特征来进行。如，新产品应体现消费者的威望、社会地位、自尊和自我实现等个性心理特征。另外，在新产品的扩散上，消费者被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多数、晚期大多数及落伍者等五类，这种分类的基础是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针对这五类消费者的不同心理特征，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新产品推广心理策略。
包装策略主要应用到的是心理学的认知理论。包装具有识别、美化和联想等心理功能，能产生唤起注意、引起兴趣、启发欲望和导致购买行为等心理过程。依据这些心理要求，市场营销学中形成了一些反映消费者这些心理要求的包装策略。与包装策略一样，认知理论也是品牌策略的心理学基础。消费者一旦形成了对某个品牌的认知，就能从品牌中满足自我形象、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需要，同时通过移情作用，获得情感上的寄托和心理上的共鸣，对品牌产生情感，从而转化为对品牌的忠诚。这些心理学观点是制定品牌策略及进行品牌资产运营的重要依据。
针对消费者心理来制定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定价策略，也是企业常用的一个定价策略。定价方法中的认知价值定价法以及心理定价策略中尾数定价、整数定价、声望定价和招徕定价等都是心理学原理在营销定价中的成功应用。这些定价方和策略，有的是利用了消费者的情感，而有的则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认知特点。另外，在价格调整中，分析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心理活动是价格调整中最重要的内容。
分销渠道中应用心理学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找到激励渠道成员积极推销企业的产品的方法。渠道成员的知觉、记忆和情绪等心理活动以及心理倾向都会影响他们从事营销活动的行为，诸如渠道成员进货的积极性、进货的数量和周期等。渠道策略中很多对渠道成员的激励措施，就是根据渠道成员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制定调动其积极性的心理策略。
促销利用的心理学理论与沟通和教育的心理功能有关。促销组合中每一个策略都应用了相关的心理学理论。#）广告，无论是广告形式还是媒体的选择都综合考虑了消费者的认知过程。广告效果的测量测定也采用了一些心理测量技术；$）人员推销的技巧中涉及到许多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同时，对推销人员的激励也应用了心理激励的手段；%）销售促进是利用顾客（客户）的求“实”、求“廉”、求“新”的心理，通过采用各种心理策略，吸引目标顾客的购买；&）公共关系活动中大量运用了心理策略。以建立与公众之间积极心理关系为基础，通过暗示情境和感染情境，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为，使得公众信任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此外，市场研究中还借鉴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深层交谈和投射法等。
三、市场营销学与社会学
社会学不像经济学和心理学那样与市场营销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论著研究市场营销与社会学的关系。但作为研究交换这一基本的社会活动的市场营销学，应用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原理和方法，去研究市场营销活动，能更好地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内在规律。
社会学的核心观点认为，人是社会人，是作为一个或多个群体的成员，是某种文化的代表，是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化的产物。人们会随着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习俗、制度和价值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自尊、情感、愉悦和非理性等都是人们行动的社会原因。这些观点和其中的概念在市场营销学中多处得到体现和应用。
社会学的观点主要应用于市场分析，其中，又以消费者行为分析为多。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如，参照群体、家庭、社会阶层、文化和亚文化等，都是社会学中重要的概念，它们是消费者行为分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消费者购买行为，也将直接决定企业营销策略的选取。
分析组织市场时，所涉及到的组织、权利和地位等概念也是社会学的概念。市场营销学从这些概念出发，根据组织市场的基本特点，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分析模式。
社会文化的变迁也是社会学中研究的一个重点。社会学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测常常被市场营销学者借来分析消费的变化趋势。例如：妇女在社会中地位的转换、家庭领导权的转移、儿童消费的增长以及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改变等都会引起市场的变迁。市场预测中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因素来考虑。
在新产品的扩散中，市场营销学应用了社会学的创新传播理论。创新在社会系统中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表明，创新采用者的数量随时间呈#型曲线的变化，且不同的创新在整个采用过程的时间范围上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些较早采用创新的“创新者”和“先行采纳者”在特质和对信息利用等方面与较晚采用者有明显的不同；较晚的采用者希望得到早期采用者的帮助；大众传媒信息借助人际交往得以在社会上传播。这些社会学的观点是市场营销学中新产品扩散营销策略的理论基础。针对新产品传播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并重视舆论领袖和口头传播的作用也就成为市场营销学中新产品扩散过程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该理论对营销沟通策略设计、产品定位、产品生命周期“延伸”策略均有重要的影响。
社会学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些正确对待冲突的观点和方法。这些是解决渠道成员间冲突的重要工具。另外，竞争与合作的概念是社会学用来描述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相互联系的方式，同时也被市场营销学用来说明渠道成员之间的关系类型，它对于处理渠道成员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广告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宣传，把有关信息传递给目标市场的消费者，以诱导消费者注意和产生购买动机。广告是否有效率取决于消费者对广告的认同和态度。这种认同和态度与参照群体、社会阶层、文化和亚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据此，市场营销学主张，广告策略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参照群体和文化等因素，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应指导广告实践。如，请目标消费者的参照群体做广告就是利用了社会学中有关参照群体的研究结论。
关系与网络也是社会学的概念，现也已借用到市场营销学当中。现代营销学认为，交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营销组合方法，另一种是关系方法以及扩展的网络方法。营销组合方法主要是从企业的观点考虑营销，而关系方法则是将卖者和买者之间的特定交易看成是发生在以两者之间长期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为特征的交易关系之中，网络方法进而将这种关系看作是相互联结的网络。这种基于关系和网络的交换方法观点是关系营销的基石。
总的来说，由于市场营销被认为是一个商业系统的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市场营销学对社会学的概念和原理应用不是很多。但现在市场营销学者越来越重视市场营销活动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将会在市场营销学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以上仅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三方面谈了市场营销学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学科也对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人类学和法学等。可以说，市场营销学的发展是一个兼容并蓄的过程，这些学科都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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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8
关键词概念管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概念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其发展却尤为突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创新。由于企业日益重视人性化管理,企业的管理重点、方式、手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管理正在以硬管理为主走向以软管理为主，企业管理出现软化的趋势，而这种人性化的、软化的趋势的出现实质上预示着以实物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正在向以价值、概念为主的现代管理方式过渡。
企业概念管理的内涵
1、概念管理的定义。概念管理是指在社会经济、企业组织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将管理对象、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组织形态本身等从客观实体上升到一种代表各自价值去向的观念，通过对观念的管理来实现组织的各自目标的一种管理方式。概念管理不同于依靠投入强制性的制度和物质手段的传统管理，它主要依靠思想的灌输和在同一组织中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感情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理念来使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概念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管理，但它仍要以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为载体，以某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并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不过这种无形或有形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事实上只是一种“概念”产品。
2、企业管理概念化趋势的内涵。
（1）企业组织形态的概念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网络组织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仅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改变了传统管理的刚性思维，实施开放式的柔性战略，这使得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战略视野开拓更加开阔。所谓企业组织的概念化是指企业借助于inteRnet设立虚拟橱窗、虚拟展销会、虚拟经销商等，使企业组织由实体走向概念化，并不断完善其内在功能。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虚拟化、网络化，形成虚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是指为实现对某种市场机会的快速，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拥有相关资源的若干独立企业集结以及时的开发、生产、销售的多样化、用户化的产品或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化的战略联盟经济共同体。至于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则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变化日趋迅速的要求相适应的。网络化运营的跨国公司、虚拟国家、战略同盟都是网络的形式，小企业网络是中小企业赢得协作竞争、多营优势的模式选择，新兴的虚拟组织、weB公司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概念公司，将会随着技术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也将从实体化本身向概念化转变。
（2）企业管理对象的概念化。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实体要素，但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将管理对象只停留在人力、财力、信息等实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对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做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实是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管理与开发，对物的管理其实是对物的效能的管理和开发，对财力的管理其实是对投资行为和资金所蕴含的资本属性的管理，这些上升为概念化的能力、知识、功效、属性等所蕴含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这将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实业界越来越成为管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企业经营者日益重视声誉、价值、文化等无形资产的管理，这些概念化的管理对象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以企业管理对象的核心要素“人”为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已不满足于“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人性假说了，出现了“观念人”、“概念人”等更为虚拟化的人性假说。事实上，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环境，使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是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创新和注入活力的需要，企业经营者一味的把心思放到如何留住人才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而应当把重心放到优秀人才给企业所创造的人格化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上。信息资源作为信息社会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对象，其概念化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管理对象的概念化必将导致管理科学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3）企业管理方式的概念化。由于受传统企业组织和管理对象的观点的束缚，一般企业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方面总是站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认识管理方式的变革。笔者认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内部环境下或许还有用武之地，但对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对以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组织的外部的管理控制靠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取得佳绩。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网络组织的出现，以及企业组织日益对管理对象无形化、价值化、概念化认识的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方式的转变。首先是其经济学基础从传统的信息经济学向注意力经济学、虚拟经济学发展，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信息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它能通过inteRnet等各种物质的技术的手段获得，甚至会过剩，但人的注意力和虚拟产品却是真正的稀缺资源，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和一些新兴的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重视顾客管理、服务管理的原因所在。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实质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注意力正在成为“虚拟经济的硬通货”，与此同时，虚拟产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所谓虚拟产品是以传统的产品实体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品味、潮流、时代感、服务等后续产品，虽然它是传统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衍生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消费结构层次的变化，这种传统产品的衍生物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对消费者市场的这一变化不能视而不见，这就要求管理、营销方式与之相适应。企业概念管理展望
概念管理思想虽然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时期，但它的实践却有近十年之久，自九十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就已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产品本身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大多数产品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同时由于企业间接国际交流加深，技术信息管理方法的传播更加迅速，使得产品差别化越来越少，以传统的产品本身去拓展市场越来越困难，企业只有通过对传统产品的功效进行延续、衍生将产品上升到“概念”层次来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注意力，扩大企业的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组织再造、组织创新。虚拟组织、网络组织作为适应各种环境的新型组织形态，将成为组织再造、组织创新的必然趋势。其次，需要管理对象和组织目标的再造和再认识，无论是对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的管理，还是对企业组织内部的产品、市场、顾客的管理都需要重新定位和组织。真正能给组织带来利润的市场的不是管理对象本身，而是这些对象所蕴含着的一些无形的“概念”，这些概念如知识、有效信息、技术、企业文化、价值观、声誉等，一旦借助于其载体，如企业员工、企业组织、企业营销网络等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巨大的，是其他同类企业无法超越的，要比技术领先而占领的市场制高点更加巩固，这一点已被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首先意识到并取得成功。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一点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另外，还需要营销管理方式的再造和创新。营销方式的概念化趋势将在一些传统组织向现代网络组织转变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概念营销方式将成为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中的重要营销方式。当然，“概念”营销的关键在于获得消费者持续的注意力，若企业组织完全脱离其载体，如产品和其提供的服务等，只是搞些文字游戏，或一些虚假的热点新闻来追求其轰动效应，这只会是昙花一现，最终只会导致失败。这些所创造的概念事实上并不是虚拟、虚构出来的，它实质上是企业在探寻组织实体要素的原动力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加深了我们对企业组织实体要素的再认识，从这一点上讲，概念管理的提出将会对未来组织的发展带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将会对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经营理念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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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9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着《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着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篇10
关键词：经济分析方法；经济法教学；人才培养；合理应用
经济分析方法是指主要采用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情况，描述各类法律问题。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1]。与传统法律方法相比，经济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技术性和具体性，能够将具体的法律问题数量化，使法律的经济分析更加精确，比规范分析具有更强的实用价值和操作性[2]。对于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经济法学者们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实际教学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经济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经济性，经济法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第一，从价值追求上看，经济学以资源的有效性为前提假设，寻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法律制度中，无论是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规制法，立法目的条款中重要的法律价值理念之一就是效率。第二，从经济法的内容构成来看，经济法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的，对经济生活准则的表述通常甚至不加转换，直接由立法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将经济制度、经济技术性规范通过变为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从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功能上看，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反映基本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竞争规律、投入产出规律。经济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财政、金融、税收作用于市场经济，发挥着节约交易成本、节约资源消耗、节约权利配置的费用等功能。第四，经济法律行为接受经济评价。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要接受经济评价，市场秩序是否更加稳定，市场竞争是否更加公平自由，是评价宏观条款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的根本标准[3]。因此，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内容构成、手段功能以及评价标准，与经济学都具有相通性，在经济法教学中贯彻经济分析方法具有客观必要性。
二、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应用的难点分析
由于涉及大量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分析工具，因此，如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协调经济分析和传统法学的规范分析是经常遇到的难点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科学生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基础
经济法教学中由于内容经常涉及一些经济学（广义上）基本概念，例如预算法中涉及财政收入计算方法的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区别，税法教学中涉及税率、税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分，反垄断法教学中涉及相关市场认定中交叉需求弹性等原理，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而我国现行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很少有高校会将经济学作为经济法学学习的前置课程，这给经济法教学带来了挑战。
（二）套用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基础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规制经济学认为存在市场失灵，所以需要用国家有形的手替代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即先有市场经济后有经济法。而我国经济法是从一个非市场社会中产生的，不存在市场经济这一前提基础，中国经济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而出现。当前，主流的经济法学教材中仍普遍采用西方经济法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教学中引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叙述中国经济法的历史和特征时，难以自圆其说。
（三）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结合难
经济分析方法有自身的一套逻辑体系和分析框架，并且不同经济学派各自的观点并不相同。传统法律分析方法注重法律的教义学分析，强调概念的准确性、一致性和规范性，评判经济行为的标准是合法/不合法模式。法律概念的经济分析在概念的规范性上有欠缺，且对行为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成本/效益模式。因此，在经济法教学上存在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的协调问题。
三、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合理应用
经济分析方法的思考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在法学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增设经济学基础课程
在目前的非专业基础课程中，很少有学校设置经济学原理课程，这不利于经济法律相关课程的学习。对于法科学生而言，掌握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对于法律课程的学习乃至今后的工作都有帮助。将经济学课程作为经济法学习的前置课程，可以大大节约经济法授课教师对于基础经济学知识的讲解，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知识的讲解方面，提高教学效率。
（二）调整教材中有关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原理
现行主流教材中，甚至许多经济法学者的研究中，以西方经济学原理阐述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给经济法教学带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建议分头阐述，经济法在西方的产生过程，可以西方经济学原理阐释。对于中国的经济法，主要应以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政策和主流经济学原理加以解释。
（三）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以法律分析主、经济分析为辅
由于经济学原理的变动性强，不同学派观点存在冲突，对经济法的教学应当以法律分析为主线，注重相关法律概念、规则和制度的规范性分析，梳理其中的权力（权利）义务关系。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无法用某一个经济学原理一以贯之地解释或阐述所有的经济法问题。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应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法律概念的经济学背景知识的分析；二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对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例如，反垄断执法中的宽恕制度，可以借鉴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理论进行解释；三是对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演变进行解释，通过经济分析方法的解释，能够让学生对经济法中的法律概念、制度原理和立法思路有比较深刻和具体的理解。
结语
综上，在经济法教学中，不能过分迷信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经济法教学毕竟主要是法学课程，应当以传统的法律分析方法为主导，借助经济分析方法在概念、制度和立法思路上的解释力优势为法律分析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冯玉军，柯华庆.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