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解方案篇1
一、工作目标
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根本，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体制，创新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作用，推动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形成调解工作合力，积极有效化解矛盾、解决争议，为我乡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范围
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由行政机关主持，对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通过说服劝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解、达成协议、消除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三、工作原则
（一）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意愿，不得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或调解结果。
（二）合法原则。遵循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公平公正原则。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等协商处理利益纠纷，体现公平正义。行政机关作为当事人一方时，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们平等。
（四）积极主动原则。行政机关应当增强行政调解意识，主动排查、化解行政争议，探索研究化解行政争议的措施和办法，主动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组织的沟通配合。
（五）注重效果原则。行政调解要提高工作效率，简化调解程序，促进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六）“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行政机关对本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纠纷负责调解。
（七）行政调解优先原则。全乡各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等案件过程中，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调解原则，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按照行政调解优先原则解决争议。
四、工作任务
（一）组建工作机构，落实工作人员。
建立乡行政调解工作领导小组。
（二）梳理行政调解工作事项，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制度。
乡政府对本乡范围内的行政调解工作事项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各行政调解工作事项的依据和范围，细化行政调解工作流程，制作行政调解文书，建立健全案件登记、立案受理、调解程序、调解规则及岗位责任、重大争议纠纷讨论、档案管理、登记统计等工作制度，确保行政调解工作规范进行。
（三）规范行政调解工作程序。
根据案情复杂和调解难易程度，行政调解工作可分为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
1.简易程序。对于案情简单、当场能够解决的争议纠纷，适用简易程序，行政机关应当制作行政调解书，并交付当事人，同时，备份存查。
2.一般程序。案情复杂、当场不能解决的争议纠纷适用一般程序。包括申请、受理、调解、结案、归档几个步骤。
对行政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行政机关要积极引导司法程序解决，并及时与汲事地或部门沟通，做好稳控工作。
（四）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要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及早发现矛盾纠纷隐患，对属于行政调解工作范围的事项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程序解决矛盾纠纷。
（五）完善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制度。
要做好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工作，畅通工作渠道，形成调解合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要建立案件告知和转送制度，对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在受理前告知和转送制度，对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并主动转送案件，需要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合的可商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或联合调解。对于特定的矛盾纠纷，依法依规进行调解，经调解仍难达成协议的，引导当事人依法合理表达诉求。经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一方不按协议履行义务，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五、工作要求
行政调解方案篇2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着力构建行政调解工作体系，积极探索行政调解的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加大对行政争议纠纷的调处力度，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二、工作目标
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工信委系统行政调解组织机构和网络。切实加强行政调解工作，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积极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定渠道反映诉求，基本实现目标要求。
三、行政调解基本原则
（一）优先调解。对于发生的行政争议、群体性事项在解决矛盾纠纷时，要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定程序进行行政调解，主动作为、积极履职，首先选择调解解决的方式，并运用各种手段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二）充分协商。坚持自愿、平等、合法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站在中立立场，平等对待当事人。在争议双方自愿调解的基础上，耐心做好劝解工作，并为双方充分协商、最后达成调解协议提供方便、创造条件。
（三）促进和解。为争议双方搭建沟通平台，消除双方当事人的认识偏差和误解，努力促成当事人和解，以彻底化解纠纷。
四、工作措施
㈠健全行政调解工作机构。成立市工信委行政调解领导小组，委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办公室、机关党委、法规科、人事科（遗留办）、综合科、新材料产业科、经济运行科等科室及委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做到层层有人管事、有人办事，有人具体负责矛盾纠纷调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配齐配强调解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确保行政调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对行政调解室进行健全和完善。配齐配强兼职行政调解人员，把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干部充实到行政调解工作队伍中，固定2名兼职行政调解员，并报市政府法制办备案，夯实行政调解工作基础。
㈡规范行政调解行为。根据《市行政调解办法》的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各项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机关各科室、委属各单位工作职责，理顺工作关系。规范委调解室的标识标牌、工作职责、公开内容、工作流程、排查调处、台账档案等工作，促进行政调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㈢建立行政争议纠纷排查研判机制。一是机关各科室、委属各单位要负责开展行政争议的纠纷排查、研判工作，每月定期对本科室（单位）内的行政争议纠纷情况进行一次集中梳理、滚动排查和分析研判；重大活动和特殊敏感时期前夕，要及时组织不定期的重点排查和分析研判。二是要及时掌握行政争议纠纷的动态情况。建立和完善行政争议纠纷排查台账，将行政争议分门别类，逐级逐个进行登记、梳理、排查、研判，做到调解员有排查调解记录本，要有分类汇总排查台账和矛盾纠纷定期分析研判情况专卷档案。三是及时报送行政争议纠纷排查研判的情况。各科室（单位）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10日前，向委行政调解领导小组报送1次行政争议纠纷排查研判情况的报告。
㈣构建重大疑难行政争议纠纷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和完善重大疑难行政争议纠纷的协调联动机制，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确保重大疑难行政争议纠纷案件的稳妥化解。对法律关系复杂的重大、疑难争议纠纷，要明确牵头科室，由牵头科室组织相关责任单位协调解决。
㈤进一步完善行政调解培训工作。积极参与市里组织的行政调解培训。开展对行政调解员业务知识和调解技能的培训。建立起一支具有较强法制观念和较高法律素养、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行政调解工作队伍。
五、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方案制定阶段（3月31日前）根据我委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做好宣传工作。有关资料分送综合治理、政府法制机构。
第二阶段：工作实施阶段（4月1日-11月30日）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各项制度，根据本委特点规范行政调解工作程序，确保行政调解工作合法、规范、有序开展。
第三阶段：总结验收阶段（12月1日-12月31日）认真总结行政调解工作经验，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工作运行机制，全面推动行政调解工作开展。委领导小组将组织人员对各科室（单位）开展行政调解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工作。
六、工作要求
㈠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强化行政调解的责任意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认真履行行政调解工作职责，确保行政调解工作顺利推进。
行政调解方案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协调撤诉
我国行政诉讼审判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公权不可处分"明确禁止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但调解毕竟是中国的一项优良传统,加上行政诉讼本身脱胎与民事诉讼,有些案件兼有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性质和特点,使得行政案件的承办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运用协调解决问题,总是尽力地做调解工作.虽然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与其同时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也在不断上升.在这些撤诉的案件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或做出原告要求的行为,原告认为目的达到,申请人民法院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从而诉讼就此了解.或在人民法院的默认乃至协调下解决,而使原告撤诉,从而获得法院的准许.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调或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使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不断上升.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行政讼诉法》施行至今,据有关资料显示,几乎没有哪个人民法院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撤诉的裁定①.在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案件结案的方式中,原告撤诉的比例从27%上升到51%②.从一些行政法官的报告中,我国个别地区的撤诉率竟然高达81.7%③.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的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行政诉讼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为何如此高呢显然高比例撤诉的背后是人民法院做了大量的动员息讼工作和协调工作.人民法院对撤诉进行审查的规定名存实亡.法律对有关撤诉的规定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诉讼中的调解游离于制度之外不受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往往在各项利益的权衡下作出撤诉的裁定.于是人民法院只有变相调解,进行庭外和解常被称为协商,庭外工作等;人民法院与原告,被告"合谋"用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了大量的行政诉讼,在撤诉的案件中,人民法院的随意性很大,这实际上采取了逃避司法审查,进行庭外和解的方法是有悖于法律精神的.有人认为这种人为高比例的撤诉率已给行政审判的正常开展带来了危害:表现在(1)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所追求的社会效果(2)法官的公信度下降(3)法院的威信降低(4)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5)影响法官素质的提高④.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明文否定了调解,但事实上阻止不了当事人庭外和解以及实践中高比例的撤诉率,大量的撤诉率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因
行政诉讼法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解决途径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深刻的法律基础.
(一)发展的行政诉讼实务为行政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
从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看,调解其实大量存在,基表现形式为和解既通过和解,行政机关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进而案了事了,实践中这样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从客观上讲,行政诉讼适用调解虽有悖于立法规定,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取行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既然可用调解的方法促成原告和被告双方和解不违反,那么,讳言调解以及将调解结案的方式排斥于行政诉讼法大门之外,是不科学的.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其初衷主要是防止被告即行政机关利用其特殊的地位而迫使原告放弃其合理的请求.但是,诚如有学者言:事实上,允许调解未必损害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允许调解也不见得能能够保护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⑥.在实践中,我国大部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通过以撤诉的方式结案的,相当多的案件是通过原,被告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而结案,或者人民法院协调后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然后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得到人民法院的准许撤诉.倘若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那么撤诉率将会自然下降,人民法院可用"行政调解书"的方式或用其他的调解方式来结案,其诉讼功能就会显示出来.据此,一些司法工作实务者认为,由于上面的原因导致原告撤诉,实际上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实施了调解⑦.也有一些学者以为当前由于前述原因导致的高撤诉率已使行政诉讼适用调解成为必然⑧.
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调解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适用,相信也可以适用于我国行政诉讼当中,并会运用的很好.
注释:
①: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撤诉的思考",《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②:参见杨海坤,朱忠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艰难的原因探析》,裁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孙林生,刑淑艳:"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④:参见罗应鹏《对行政诉讼中法官息讼行为的重新认识及评判》,裁于《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
⑤:胡肖华著:《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⑥:参见《完善行政诉讼法专家谈》,裁于《法律日报》2005年3月29日.方世荣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⑦:王振清主编,吉罗洪副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22页.
⑧:申涛:《关于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探讨》,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6日.
⑨:王振清著:《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参考文献:
徐静琳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牧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总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胡锦光著:《行政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行政调解方案篇4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面临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对涉民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因此，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引入调解机制便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当前存在的大量涉民行政案件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案件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的引入调解机制，适用以调解方式结案，将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诉累。例如：在有些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中，复议机关一旦在作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时，双方当事人就会掉进一个“怪坑”，则会有打不完的诉讼官司，不是你告我，就是我告你。而作为人民法院却审理不到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即原具体行政行为。故在行政诉讼中如果能有效的引入调解机制，适用以调解方式结案，将会充分发挥行政审判的作用，解决当事人一些不必要的诉累，以便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效率，切实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及程序方面权利。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性。“行政案件可以调解，‘大修稿’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调解应当制作调解书’”①。但目前，在行政诉讼中以调解方式结案仍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一、行政调解问题的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三大诉讼法之一，它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被看成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②。但是，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时候，由于各种条件不是很成熟，对很多问题的规定比较原则，留有较大的空间。该法在实施以来，无论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在执行运用法律过程中，都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属于人们的认识问题，有些是因体制及观念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有些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立法本身存在的问题，为正确理解和适用《行政诉讼法》，结合行政审判实践，本人选择撰写此论文。《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条的规定是建立在“行政机关没有对国家权力的处分权”的基础上，不适用调解的原则是立法之初为避免行政机关因规避诉讼而与相对人进行协商，怕损害公共利益所作出的规定。其主要考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行政权属于公权力的范畴，它既是国家赋予行政主体的职权，也是行政主体应承担的责任。其行政机关本身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没有“交易”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允许调解的话，就意味着行政主体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的职责，这不仅违背了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原则，有损国家权力的权威，也可能使行政主体用牺牲公共利益的代价换取相对人的和解，从而使其避免败诉的结果。（2）司法权与行政权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均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权力机关负责。如果允许调解，法院将起到组织、协调的作用，这意味着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处分行政权力，违反国家机关分工的原则。（3）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功能定位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基于上述因素，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适用以调解方式进行结案。目前不适用调解方式来审理行政案件的做法已不宜存在于审判实践中，由于法院和行政机关为了解决行政争议而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协调已成普遍现象，不少地方还总结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看，其并不排斥以调解方式来解决行政争议。且有些国家已经建立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因此，目前以协调方法结案的比例较高，注重调解行政诉讼案件，加强行政诉讼案件调解制度的研究，应当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另外，《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3款规定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行政赔偿之诉可以适用调解，就意味着在法定的范围内，行政主体对国家财产有一定的处置权。既然行政主体可以通过调解协议的方式依法处分国家财产，那么用同样的方式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处分其他行政职权，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综上，《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不适用调解已不能完全适应在目前的行政审判程序中。故应在行政审判的审理和裁判方式上明确确立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调解原则。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调解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1、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诉，能够使矛盾和纠纷得到彻底的解决，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和“不断翻烧饼”等现象，真正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2、调解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因调解有便于履行的好处，即在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由其自由履行相关义务，减少上诉环节，能够达到彻底的解决纠纷。3、调解有利于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可以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一并解决双方的更多争议，而不必另案另诉。但调解是在不违背法律规定、不违背当事人的自愿情形下而进行的。4、调解有利于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保证社会稳定，这既是社会各界对法院的要求，也是法院保护自身的需要。5.调解可以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经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在实践中已基本上得到了贯彻，然而，在贯彻行政诉讼立法精神的同时，在审判实践中已有大量的行政案件在变相的适用了以调解方式来解决行政争议。因此，不允许调解的规定已名存实亡。故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一）、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有决定性的意义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应当是正义和平等价值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行政诉讼只有保持与法的价值取向一致，定位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行政救济和补偿的基点上，它才是一部符合正义和有价值的良法。行政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处理结果，从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来说，其直接动力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寻求的司法救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不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所要追求的诉讼目的。因此，行政诉讼只有定位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救济和补偿、及时解决矛盾和纠纷才是符合正义的有价值的良法。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的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行政纠纷解决途径③。行政诉讼的调解正是符合行政诉讼的以上目的。所以，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二）、行政诉讼的实践表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成为现实的必要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项诉讼活动，其与刑事自诉、民事诉讼一样，当然可以适用解决纠纷的最普遍方式――调解。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立法时过于刚性，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的做法，实际上已把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视为不可调和的双方，使行政诉讼比较缺乏人情味。从审判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撤诉率的现象已经表明，大多数行政案件是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使争议双方的矛盾得以化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或者行政机关已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自动申请撤诉；有些是在诉讼外，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给于原告某些好处而让原告申请撤诉。一般出于当事人的意愿，作为主持人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人申请撤诉的，几乎都予以批准。与其让这些变相的调解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准予当事人调解、协商，由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协商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不违反当事人自愿、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商协议（调解协议）的效力，使调解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工作方式。（三）、行政法理论的研究使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理论上的必要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利的行使者，现代行政权的行使和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主张行政机关绝对不能处分行政权力的观点已不能自圆其说。行政权作为一种国家机关执行、适用法律的活动，在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自主权，行政法规赋予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是羁束性权力和裁量性权力，虽然行政机关对其羁束性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但是，裁量性权力使行政机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处分。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政府行使的公权力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行使，而对于私权利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就可以处分。况且，公权力无论是在行政程序还是诉讼程序阶段，均存在一个自由裁量的幅度问题，综上，公权力的处分仍然是可以进行调解并做适当让步，行政机关的自主权应得到法律的保障。三、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的协商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调解不同于和解，和解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协议、相互作出让步以终结诉讼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行为；调解具有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的双重含意。因此，笔者认为，调解应作为一项基本原则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中，作为行政诉讼活动中审理和裁判的方式。从调解制度的内容分析，行政诉讼应当遵循以下要求：（一）、在行政诉讼中，调解本身应当以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为前提调解是终结诉讼、解决争议、化解纠纷的重要手段，调解协议合法成立后将具有实质上的法律效力。另外，调解要充分体现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同时能保障原告有与被告平等协商的能力，应将“坚持合法性调解”确立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在此体现的合法性说明并非所有的行政争议都适用调解，而调解的本质特征始终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行政机关不能在调解中超越或放弃法律赋予自己的法定职权，只有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才能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达到纠正违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以实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但在调解方面，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应保持消极的态度，充分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让当事人在庭外没有外来干预的条件下进行自主协商。（二）、行政协商是行政调解制度的内核实践中，往往在做调解工作以前，可以由人民法院向当事人提出进行协商的动议。允许行政机关与其相对人在明辨是非、平等协商、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协议，并由审判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协议予以认可，达到解决争议，终结行政诉讼程序的制度。首先，允许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对所争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协商，予以消除行政纠纷；其次，审判机关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只要在不违背国家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一般对该协议都予以认可；再次，审判机关在认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之后，将可直接出具终止诉讼的裁定书等有效法律文书予以终结诉讼。该文书具有终局性。因在该文书中包含有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的协商意见，给各方当事人一经送达，便具有法律效力。当其中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内容时便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三）、调解适用的范围应当采取有限原则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来看，在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调解，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职能，这也是行政职权不可处分原则。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受到限制。但如果不对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作出限制，将可能会导致法官滥用自己手中的调解权，影响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法中应明确规定“限制性的调解制度”，由争议各方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充分协商，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调解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在只有包含民事因素的一般违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才可以适用调解。具体包括的案件类型有：（1）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如行政处罚案件。（2）行政裁决案件。此类案件因法院只能作出维持或撤销的判决，因而也是行政审判中极易产生“循环诉讼”的一类案件，以土地案件居多。因此，这类案件如能通过调解的方式使当事人之间最终能达成合意，效果会更好。（3）行政合同案件。此类案件具有民事合同的特点，对这类案件进行协调，有利于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4）因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而引起的诉讼。行政赔偿诉讼可以进行调解，我国《国家赔偿法》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行政征用和行政合同等引发的行政补偿争议，亦应理解为可以适用调解，具体补偿应由行政主体和当事人进行协商解决，但应当注意对恶意串通行为的审查。（5）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此类案件涉及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但在法定或合理期间不予履行。对此类案件如果能够以协调的方式进行解决，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快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诉讼时间和行政成本，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6）行政许可案件、行政给付和行政奖励案件。（四）、行政诉讼调解模式的选择应借鉴民事诉讼的调解模式，并结合行政审判的实践进行确定调解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则判决是以强制为特征的，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审判方式。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审判的关系，使两者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方式应选择调审合一的审判模式。在审理的行政案件中，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案件都适宜调解，有的案件适宜，有的案件它就不适宜调解。故在审判实践中，协调作用的发挥已经证明，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调解不论是在庭前还是审判中，一般都是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妥善解决争议各方当事人之间的行政纠纷。但需要注意的是，对行政诉讼案件的调解要坚持先审后调的原则，不审就调，既不利于树立行政审判的权威，也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利益。即被告总是期望着有更多讨价还价的机会。判决是对原告最有利的方式。只有立足于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原告利益，树立法院权威，也只有立足于判，才会为协调成功创造最好的条件。协调办案的重点应放在行政案件中的涉民问题和政治性强而不好下判及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案件上。关于以调解方法结案的方式有：（1）撤诉。这是实践中习惯、通行的做法。（2）制作和解或调解笔录，终结诉讼。将协调的内容记入笔录，笔录中要有当事人明确表示愿意放弃或终结诉讼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种结案方式适合于能够当庭执行或没有具体执行内容的行政案件。（3）直接出具终止审查裁定书。制作的裁定书，在法律文书中载明当事人已经达成的协商意见，对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终止审查，该裁定为终局裁定，不能上诉，具有强制执行力。这种结案方式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4）行政附带民事调解书。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一样，行政诉讼中采用调解是当事人以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处分标的的合意行为，调解协议或文书与判决书的效力相当，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④。该调解书在送达前允许反悔；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调解违反自愿和合法原则，当事人可申请进行再审。这种结案的方式最为规范和严肃，但是，有时是没有必要去使用。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建设美好的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行政法所研究和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救济程序的价值。在实现公民权利最大化的同时，使行政权力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实践表明，公民在为保障自己的私权利，而与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机关进行的充满激烈对抗的行政法程序中，其结果往往不是一方的胜利，而是因为付出的巨大程序性成本导致双败。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和谐。要实现这种和谐，我们就必须重视行政救济中行政调解机制的价值，并将其作为行政救济法的基础之一。综上，调解是一种能够达到当事人无反悔、无申诉、无上访的理想结果的审判方式。如果能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建立调解制度，充分发挥调解的积极、能动作用。对于转变行政审判理念，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建立调解制度，毕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该制度，若能规定的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时，则可达到理想的社会效果，反之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应对以调解方式结案的规定，再加以明确，并将调解的标准和范围作一适当的限制，使适宜调解的案件能真正取得应有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不负民众、国家的重托，才能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贡献。【注释】①②杨悦新著“行政诉讼法‘大修稿’亮点与盲区”《中国普法网》2009年5月30日③胡肖华：《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337页。④马怀德：《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2009年版。
行政调解方案篇5
内容提要:从诉讼调解的本意来看，行政诉讼中不应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的机制。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协调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主动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间进行的协商、调停、沟通、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对其加以考察和关注，是正视现实的需要。从实现法治的角度而言，允许协调的存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和解的争论由来已久。《行政诉讼法》禁止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时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调解”或“协调”的字眼，但普遍被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认为是默认调解、和解存在并试图加以规范的一个正式规定（注：实际上，这个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调解、和解，而只是对如何“依法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未涉及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以外的内容。其中对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不能理解为法院主持调解的原则要求。）。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协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这需要考量行政诉讼的现实状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形而上之研究。
一、对调解本意的必要反思
概念是界定和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讨论和对话的前提。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前提是对调解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否则缺乏对话的基础。调解的基本意思，是指在一个中立而权威的第三方的主持、引导和促进下，通过争议当事人自己的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以解决彼此间纠纷的一种法律机制。它既不同于完全基于当事人相互的协商、妥协的和解，也不同于基于第三方的权威性裁决的仲裁、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判。如果从纠纷解决机制角度加以细致考察，可以发现，人们在使用调解一词时，还是有多重所指的。调解有时候是指解决纠纷的途径，即是指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纠纷的解决，如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注：我国目前不存在作为行政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但是，有作为民事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年9月2日通过）第46条规定：“因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可以由主管机关调解处理，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类似的规定还有如《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第62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12月29日修订）第84条。）。调解可以指在其他纠纷解决途径如诉讼途径、仲裁途径中运用的结案方式，即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从而以调解方式结案。有时候，调解也指在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途径中所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进行了调解，但未成功，进而做出了判决。
案件能否调解，基本的前提是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民事案件中之所以能够适用调解，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有实体上的处分权。如果没有处分权，没有对实体权利的放弃，案件不存在调解的余地。当然，所谓的实体权利仅仅是想象的，正如后文将要论述，调解正是在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未明晰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行政诉讼法未规定调解，让我们先回到民事诉讼领域进行一番探究。《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依此两条规定，法院调解的要求是：第一，当事人自愿；第二，案件事实清楚；第三，在分清是非之后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此，笔者认为，调解应当自愿，毫无疑问。但是，调解要求事实清楚和不违反法律规定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调解的基础是否是事实清楚？案件之所以需要调解往往就是因为事实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认为事实清楚，案件结果预期明确，或者认为法官能够做出判断，往往不存在调解的情况。双方对事实的认识不一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预期不明，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调解。这里所说的是“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是从当事人角度所做的分析，当事人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认为案件结果难以预测，不知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第一，双方对案件事实认识不一致；第二，双方对“法官也难以下判”，倒是有着基本一致的判断。从法院来说，案件一旦受理，不管案件证据情况如何、当事人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法院总是要做出最后的判断的。这个时候证明标准就很重要了，作为主审法官，需要结合案件的情况和证明标准做出自己的判断，得出心证结论。因此，从法律上说，为使案件公正、顺利解决，调解在程序上应当以当事人充分举证、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为前提（注：这里所说的证据交换，并非法定的证据交换制度，而是从原则上分析调解的程序前提。这种研究，并非在进行某种制度设计。）。所以，在事实问题上，调解的前提并非事实清楚，而是需要经过证据交换，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
当然，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因而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正如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和解一样。但这里隐含的一个意思是基于当事人具有完全的处分权，民事诉讼并不必讲求案件的公正解决。但是，一个案件之所以进入诉讼，就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纷争，存在难以和解的情况。当事人到法院来是为了获得裁判。一旦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尽管随时可以和解，但如果法院要进行调解，则应当遵循起码的公正程序。
其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事实是否清楚与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密不可分。但仅就调解协议内容来说，就某个特定的案件而言，其调解协议内容完全依法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只能说调解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至于不损害某一方的权益可就说不准了，因为由于事实不清，权益和损害本身都是难以明确的。顾培东认为，调解所追求的主要是冲突权益的处置及补偿结果。“英国法社会学家科特威尔对调解的特征作过描述：第一，在调解中，双方通常选择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第三方；第二，第三方并不试图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来解决双方的冲突，而是对冲突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要求策划一种妥协与和解的办法；第三，调解人力求提出明智的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冲突的建议，避免使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完全错误的，并使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由此可见，在解决冲突的若干不同效果中，调解所追求的仅是冲突和对抗的消弭。为了实现这一效果，在西方国家，甚至常常以损害法律原则为代价。”[1]所以，调解不能要求不违背法律或者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都是根据基本原则制定的，理论上说，不应当有违背基本原则的法律。以继承案件为例，男女平等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贯彻在继承法之中。但是，在继承案件中运用调解方式处理案件时，男女平等的原则很可能是会放在一边的，特别是在农村。调解的实质是寻求冲突解决方案。对案件进行调解，就不在乎追究对错是非，不在于追究责任，而在于解决纠纷。从这个角度说调解是“和稀泥”，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和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做出进一步规定，而只是规定在哪些情况下的调解是不被允许的。其第12条：“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1）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侵害案外人利益的；（3）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总之，调解是指由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对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停、斡旋，寻求解决方案的机制。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的实体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程序前提应当是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双方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就其与法律的关联来说，调解不能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二、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的讨论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问题，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就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的司法实践现状，则再次将这个问题纳入人们讨论的视野。1998年以来，有关此主题的论文大量发表，不少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应设立调解原则，认为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诸观点均不能成立，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探讨了调解适用的范围以及程序（注：以“行政诉讼调解”为题检索中国知网（CnKi），1981-2010总共有132篇论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4篇。该数据库核心期刊的认定标准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关于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最主要的争论就是行政机关的处分权问题。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观点，主要理由是基于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之原理。认为行政诉讼争议的是被告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行使问题，这种权力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既是职权也是职责，行政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履行，而不得放弃、转让或作其他处分。由于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处分权，因此，以当事人享有实体处分权为存在基础的诉讼调解在行政诉讼中没有生存空间。除了公权力不能处分以外，否定行政诉讼中调解适用可能性的观点往往还基于这样几个理由：（1）行政主体的行政裁量权不是任性或任意裁量权，法律留给行政主体以裁量的权力，旨在使行政主体针对实际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决定。因此，即使在行政裁量权范围内，行政主体也不得任意处分。（2）行政诉讼的中心问题是裁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争议、解决纠纷。不能为了解决争议而允许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3）如果行政诉讼可以调解，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可能会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取行政相对人的宽宥，致使无法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4）在资源、信息等方面处于强势的行政主体可能会使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行政相对人作出无限度的让步，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有违《行政诉讼法》的初衷。[2][3]当然，肯定论者对此都一一予以驳斥，并认为，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不仅在理论上说得通，从实际情况来看，甚至还很有必要。（注：相关讨论的综述见林莉红、赵清林：《回顾与反思：七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新发展》，载《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二十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笔者认为，除了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外，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包括划定范围的调解。如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虽然存在一定的行政裁量空间，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也是不宜允许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因而不应允许调解的。
第一，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即使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权，也不能认为行政机关是在自由处分这种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只是赋予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情况做出机动灵活处理的权限，并不是在随意处分公权力。这与前述调解的基础是实体上的处分权，即“放弃”权利是不同的。基于此，笔者仍然认同调解的基础在于案件本身的民事性质，如行政赔偿、行政补偿。
在当下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背景下，公权力尤其不得自由处分。其实，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原则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历史发展和法治环境改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公权力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在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就是和解。在美国，70%刑事案件是辩诉；交易结案的[4]。域外也有行政诉讼和解的规定。（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公权力是否可以自由处分，涉及相互关联的两个因素，其一，国家的法治环境和人们的法治意识；其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某种特定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的背景下，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则需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来确定。当法治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所有公权力的行使者都秉承公平正义理念去行事时，放心地让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公权力也许成为可能。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仅仅是解决纠纷，化解和消除冲突，则调解毫无疑问可以加以适用；如果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纠纷，而更重要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障公民权利，则调解需要慎重考虑。所以，公权力的处分并不是案件是否可以调解的关键。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对中国现实的考量。
第二，正确看待当下的现实。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的观点强调调解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现实需要完全是无稽之谈。行政诉讼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并不表明调解当然具有正当性。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只有当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出现问题时，被告才会接受调解。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主体合法，事实清楚、程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是不会接受调解的。据笔者观察，实践中甚至是只要被诉行政行为大致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都是不会接受调解。如果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很可能行政诉讼中就不会有被告败诉的判决作出，甚至不会有判决的作出了。因此，当法治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行政机关对待行政诉讼的原告还是“你告我是一阵子，我管你是一辈子”的心态时，认同任何范围的调解，都可能是对行政机关违法的放任。在认为行政诉讼具有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的性质与功能基础上，若调解仅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运用，则显然没有也罢。在实行依法行政不久，在刚刚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中国，如果行政诉讼成为迁就被告之诉，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也是所有法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行政诉讼中运用协调的现实情形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赔偿诉讼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所谓调解现象，经法院调解后原告撤诉甚至成为一些法院行政案件主要的结案方式。立法上的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的悖论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经过考察，笔者认为，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法院在行政案件处理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本来意义的调解。尽管行政诉讼立法遵循逐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发生行政纠纷后很多案件进入了行政审判。而法院把案件“收进来”之后，却面对由于行政机关决策失误、管理水平低下、现行行政法规范缺乏应对等原因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很难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判决。但是，作为审判机关，法院是必须要把案件“送出去”，即是要结案的。无论采取判决方式还是撤诉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法院终归要对案件作出一个处理或者说结论。既然不能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出判决，就得想其他办法，再利用现行法律允许的方式结案，这就是协调存在的原因。对此，实践中有多种需要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情况。
（一）行政机关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跟不上时展而需要协调
有些案件是由于行政机关管理水平问题而出现的差错，比如程序上、证据上，以及适用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等。这种情况下，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违法，法院应当判决撤销。由于行政行为涉及复杂的多方主体，对原告来说，法院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种情况在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领域比较多发。由于涉及案外多方当事人的行为，需要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主体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这时，法院的协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位行政庭的法官描述了这样一则真实案例。某村村委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5.62亩发包给村民杨某承包经营，镇政府为其颁发了《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经营证》，承包期30年。后县政府又将杨某承包土地中的140平方米批给了第三人严某建房。杨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做出了撤销严某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的判决，但第三人房屋已建成并居住，原告减少的土地不但未得到解决，而且在二轮承包时县政府为其颁发的承包经营证，承包的土地又减少2亩多。杨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三个承包经营证。本案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当判决撤销。但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时间较长，农户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变化较大，二轮承包涉及调整农民承包土地户数较多，简单的判决撤销，可能引起较大的波动，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的稳定。颁发承包经营证的行政行为虽然判决撤销了，原告减少的土地仍很难得到解决，案结事不能了，不利于稳定。为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协调力度，杨某所在的村委会用机动地，将杨某先后减少的承包地全部补上，签订了承包合同，被告为其颁发了经营证，杨某也主动放弃了其他请求，撤回了起诉。（注：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陈道明：《从一件农村承包经营权案件的处理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中国法院网：http：//blog.chinacourt.org/wp-profile1.php？author=11966，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7月12日。）有的案件，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而是相关的行政行为有问题，法院难以简单地一判了之。如国土局处罚某公司违法占地，而该公司之所以违法占地，是之前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时承诺土地等事宜由政府办理，后政府又因为各种原因未给予办理。原告在收到国土部门处罚时，对处罚行为提起诉讼。从国土局的处罚决定看，无论是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还是处罚程序都是合法的，但如果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很可能由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由于行政机关整体管理水平低下，行政决定相互冲突，法院单单审查进入诉讼的行政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需要在多个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与原告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促使争议最终获得解决。（二）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明标准确定的困难而需要协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诉讼过程中永恒的问题。理论上已经形成诸多研究成果。诉讼活动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的，案件事实不清在审判中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来解决。然而，与民事诉讼不同的是，行政诉讼争议的事项不仅仅需要法院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出评判，而是涉及复杂的价值选择与判断。行政诉讼大量涉及第三人的案件，以及几乎可以说所有案件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平衡，更是使得这种价值选择与判断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很难直接做出回答。在确定了行政诉讼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之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确定的困难性、复杂性也正在于此。当然，行政诉讼法规定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在被告没有承担举证责任时法院可以判决其败诉。然而，很多案件由于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涉及第三方的权益，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法院很难一判了之。即使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也还是难以为判。
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结果是否作为行政案件由法院受理经历了多次反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案件事实与证明标准问题。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对事故进行调解和处理一直是公安机关的职责。随着行政诉讼法颁布，对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争议，随着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6月11日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而尘埃落地。但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的职责是处理交通事故现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处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即不再对交通事故作出“处理”。由此就产生了对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后，各地做法差异很大。直到2004年5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对责任认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而法院的态度，也是从积极受理此类案件到认可行政机关“逃避”司法审查的。其原因就在于这类案件法院受理以后简单地做出裁判容易，解决争议很难。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在诉讼中要对自己做出的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得取证，法院也不得以被告在行政行为做出以后收集的证据作为证明被诉行为合法的依据。按照行政诉讼法原理，如果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证据，法院应当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撤销后，被告可以根据新收集的证据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但是，交通事故确实存在并需要公安机关处理，一些事故中的受害者尚等待处理结果以获得赔偿，公安机关需要重新做出行政处理或责任认定。由于交通事故中事故现场无法保存，如果当初公安机关取证不充分，很可能根本无法再重新做出行政行为。这就需要法院在案件之外做很多协调处理的工作。
（三）行政法制不健全，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遇到的难以作出判决的情况
首先是实体法问题。由于我国现阶段行政立法不完善，某些情况下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而是基于行政目的的实现，法院在审查这些行政行为时也缺乏法律依据，显然对这种案件进行协调是必要的。比如，对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理解、对申请许可证和执照时“符合法定条件”的理解。以行政诉讼法规定“拖延履行职责”的理解为例分析。什么是“拖延”需要实体法加以规定。我国近年来虽然制定了很多法律，但作为全国人大一级的立法往往比较原则、抽象，需要行政法规和规章加以具体化。而行政法规和规章往往由行政机关自己制定，难免带有本位特征，在权利义务的规定上缺乏对等性。在法定职责的规定上，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更不用说实体法规范如果不规定履行职责的期限，则法院的司法审查成为空中楼阁，根本无法认定什么是“推延”。
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9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一规定被理解为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最长期限。其依据的是《行政复议法》第31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由于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做出复议决定的最长期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之扩大为所有履行职责行为的期限。但是，由于司法解释并无权限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做出规定，因此，该司法解释只能从相对人是否具有诉权和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的角度加以规范。那么，是否应当尊重所有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期限的规定？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履行职责的期限如何处理？对此类案件，实践中可能只能运用协调加以处理和解决了。
其次，行政诉讼法关于判决规定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54、55条界定了行政行为合法的标准。就现阶段我国行政机关的执法意识和执法水平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标准。比如“违反法定程序”中的法定程序，应当理解为行政法上对行政机关做出某个特定的行政行为所要求的任何一项程序规定，不论主要程序还是次要程序，外部程序还是内部程序。只要被诉行政行为违反程序规定，就应当判决撤销。如果完全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特别是依照行政诉讼法关于判决的规定审理和裁判案件，行政审判可以简单而高效。但实际上由于多种原因，行政审判很难如此简单。一是对“法定程序”中之“法”的理解就可能有很大差异；二是审判外因素，使得法院很难做到行政行为违反任何一项程序规定就判决撤销。
（四）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原告确实有困难需要协调
一般情况下，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具备主体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应予维持或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要求法官司法为民、审判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就客观现实而言，在中国转型社会环境中，社会矛盾和纠纷异常复杂，很多情况下法院简单地一判了之确实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因此，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法官做一些协调的工作，促使行政机关，甚至一些社会力量帮助原告解决一些生活困难，之后再做出判决或者由原告撤诉结案。如残疾、下岗、生活困难的原告违法搭建小房，在其中经营小副食百货店，工商机关、城管机关决定予以取缔和拆除。这个决定显然是合法并应予维持的。但从社会效果上看，原告的生活困难确实需要考虑，其自强不息勤奋自救的态度也应予鼓励，因此，案件中承办法官主动协调，不仅联系被告，而且帮助原告另觅方便之所进行营业，并督促办理营业执照等手续，之后原告撤诉。在这个意义上，协调与调解的含义已经相去甚远，但由于在中国的国情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需要予以考虑和尊重。
（五）是否还有其他情形需要协调
如在行政机关作出居间裁决、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涉及第三方民事权益的案件时，如果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为了解决争议，法院是否需要做出一些协调行为，促使民事争议当事人就自己的纠纷达成和解？再比如在案件影响重大、涉及群体性纠纷等案件中，为了维护某种安定团结的局面而进行协调？这都尚待司法实践的发展和丰富而加以归纳与总结。
四、协调的规范化与未来的展望
（一）对协调的正确认识
首先，对协调含义的正确理解。协调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主动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间进行的协商、调停、沟通，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协调与调解的区别在于，协调注重过程，而调解强调结果；协调重视的是法院联络多方主体的活动，而调解注重的是对当事人意愿的落实。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行政诉讼中协调后达成的协议以及对案件所做的其他结论都必须合法。由依法行政原则所规制，这一点尤其重要。行政诉讼中调解处理纠纷与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进行协调、做协调工作，意义并不相同，重点更是差异。
其次，对协调机制的正确认识。上述含义的协调，实际上突破了司法权行使的范围和界限，对其加以考察和关注，是正视现实的需要。对现实的承认和尊重，是一种社会学角度的思考，需要我们正视法律生活的实态，并解读其背后的原因。但这绝非意味着放弃司法权对公正、公平的追求，更不意味着迁就和放任行政违法。法院进行协调时，必须是基于司法能动地回应社会的需要，并坚守正义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立场。
最后，对协调要加以必要的限制。对协调的情形加以规范虽然困难，但仍然是有必要的。前述讨论的几种情况可以成为研究的基础，同时应当禁止在被诉行政行为明显违法并侵犯相对人权益的情况下进行协调。
尽管如此，对协调加以规范还是困难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难以把握，比如协调的范围是否要加以明确？如果明确规定，对于协调范围内的事项，法院是可以还是应当协调？如果只是可以，有无必要加以规范？如果应当，不协调是否违法？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至于协调的方式、协调的参加人、协调之后的结案方式等程序问题，可以根据司法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作出相应规范。
（二）评价和展望
协调突破了法院不告不理的原则，将法院变成了纠纷的处理机关和矛盾的调和机关，使得法院在力图发挥其解决纠纷、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等作用的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也使得法院超越了审判权限，很容易偏离中立的立场，违背司法权的本质。这对法院和社会来说，又可能是危险的。虽然协调是对目前行政执法状况与司法环境实态的反映和应对，但从实现法治角度而言，允许协调的存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和行政机关执法水平的提高，随着司法权功能的回归，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的所谓协调工作，也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过，在今天，如何把监督行政、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与发挥行政诉讼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注释:
[1]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9.
[2]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56.
行政调解方案篇6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颁布实施以来，虽然在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利益冲突呈多元化趋势，该制度自身的局限也日渐突出，在实践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而“最棘手问题是行政诉讼运作机制不畅”①，从而导致行政裁判的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在行政诉讼处于困境之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下，近年来一些法院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创新思维，积极探索行政诉讼的协调制度，尝试引用协调制度这一新的结案方式，来化解越来越复杂的行政纷争，不仅使得一大批行政诉讼案件“案结事了”，而且形成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衡平互动，有效地化解了行政争议，推动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于构建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呼声也因此愈来愈高，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引入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使原告、被告与法院三方都能受益。为此，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从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现状入手，在对协调制度的界线要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类型、适用范围和结案方式提出一些思考，旨在抛砖引玉。一、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现状考量所谓行政诉讼协调，它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由法院法官主动参与协调引导，就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愿景，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就诉争问题达成“合意和解”协议的一种终结诉讼方式。也就是说，行政诉讼协调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挠下，由法院法官引导行政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就争议的事实或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而形成的以解决纷争和终结诉讼程序为目的协议。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案件适用协调制度，但协解毕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审政审判中一种结案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工作过于刚性，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做法，实际上把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视为不可调和的双方，使得行政诉讼缺乏人情味。从审判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撤诉率高的现象已经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得以解决，有的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原告撤诉的结果，有的因法院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主动与行政机关交换意见，有的是诉讼外被告给予原告某些好处而使原告撤诉，作为解决纠纷的主持人――人民法院几乎对申请撤诉的都予以准许。②据统计，1996年因法院协调而撤诉的行政案件数占所有撤诉行政案件数的51.7%,1997年是56.6%,1998年上升至60.7%,1999年又升至64.6%,2000年甚至高达69%，③特别是近年来因法院协调而撤诉的行政案数更是占据了撤诉案件的绝大多数。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还没明确规定“协调”制度的情况下，一些法院大胆思维和创新，制定了《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实施办法》，通过适用协调方式由原告主动撤诉结案。我们经调查，以协调方式由原告撤诉结案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有一定的瑕疵，判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的涉及群体性的、矛盾易激化的案件；二是行政赔偿案件，通过法院协调，从而及时化解双方矛盾，解决纷争；三是因履行行政合同所引发的案件；四是诉不履行法定职责，尚需继续履行的案件；五是行政裁决、行政处理案件；六是不服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七是法律和政策界限不清的案件以及其他有协调价值的案件。对以上各类案件，法院根据合法、自愿，公平公正和主要事实清楚的原则，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进行合理的调整，促使原告撤回起诉，从而解决行政争议。因在行政诉讼中，如果完全排斥法官“协调”等柔性手段，法院“硬判”行政案件，极易导致“案结事不了”，不仅不能解决矛盾，还可能激发更大的矛盾；如果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采取协调、协商的方法，既可以“案结事了”，又避免了判决后激化双方矛盾。客观地讲，行政诉讼适用协调虽在立法上没有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以得到较广泛的运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从司法实践来看，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法官进行适当的协调，只要其协调过程和结果不违反法律，不侵害公共利益，有利于和谐稳定发展，就有构建和创设的现实必要。一是从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二是从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审判实践的需要；三是从违法行政当纠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四是从行政审判中的利益衡量来看，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是行政诉讼目的的需要；五是从行政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来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建立是正公与效率的需要。但在实践中较大的问题在于，由于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不能调解，不少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乃至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的，被告改变、撤消被诉的行政行为，或者作出原告要求的行政行为，或者在诉讼外给予原告某些好处，原告认为达到目的，便申请撤诉，诉讼就此了结。这实际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这些撤诉案件，使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解的规定被悄然规避，名存实亡。这种异化了的方式因没有法律层面上的支撑和依据，有时使得协调显得有些过于随意，并使之异化成为某些法官手中的权力。比如“以压促撤”、“以判压撤”、“以劝压撤”、“以诱促撤”、“以拖压撤”等等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和稀泥”式的无原则协调及压服式的非自愿性协调最直接的表现和结果无疑是多年来撤诉率、尤其是非正常撤诉率的居高不下。象近年来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1/3，最高达到57.3%，个别法院的撤诉率竟达到81.7%；④又比如2009年全国行政一审行政诉讼结案88050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547件，占47.2%，⑤2009年全国行政一审行政诉讼结案92192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3705件，占47.4%，⑥2009年全国行政一审行政诉讼结案95707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620件，占43.5%⑦。我们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原告，正常和不正常撤诉尤为突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告不正常撤诉呢？通过调查，一是来自法院的“协调”使原告撤诉；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原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三是来自原告人自身的醒悟而主动撤诉。除第三种撤诉方式外，第一、二种方式的“协商”、“协调”、“庭外做工作”等，实际上就是“合意和解”，但这种诸多的合意和解后而撤诉的案件的案卷中，我们往往看不出原告撤诉的原因，也看不出合议庭对撤诉申请的审查过程。与其让这种变相的调解、协调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采取有效措施，将其纳入司法监控的范畴，从立法制度上进行规范，使之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二、行政诉讼协调的界线要求尽管行政诉讼协调的确立和适用有利于保护原告合法利益，减少诉累，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我们要明确的是行政诉讼的协调既不同于诉讼中的和解，又不同于诉讼调解。诉讼中的和解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相互让步以终结诉讼、解决纠纷为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诉讼调解则作为一项原则，“既是当事人处分权的表现又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表现”⑧。而诉讼协调在行政诉讼中却不应作为一项原则，它只是诉讼活动中的审理和裁判方式。因此，行政诉讼协调并不是抛弃规则的协调和衡平，也不是无边无际的随意协调。1、合法性。行政诉讼协调应以不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为前提。因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协调”，为法律所禁止，属“非法协调”。行政诉讼协调既要充分体现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愿景，又要能够保障原告有与被告平等协商的能力和要求。在很多情况下，依法协调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能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这里的合法性说明，协调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行政机关不能在协调中超越或者放弃法定职权，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协调达到纠正违法或不合理行政行为，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保护。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协调的适用必须体现当事人自愿的意志，法院切勿采取“以权促撤”、“以拖压合”等违背当事人意志的做法进行协调。2、有限性。协调适用的范围应当采取有限原则。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特有属性来看，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争议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协调，对于不含民事因素且被诉行政行为受法律羁束的行政案件不适用协调。除此之外的行政行为，也只有存在一般违法或不合理，通过协调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纠正这种违法或不合理时，人民法院才可适用协调；对于完全合法的行政行为以及无效行政行为不能协调。因为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能，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的协调受到限制，而且，如果不对行政诉讼协调的范围作出限制，可能会导致滥用协调权，影响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因此，行政诉讼应建立有限的协调制度，法律中明确限制性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协商，法律没有限制性规定的，协调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⑨。3、适度性。行政诉讼法除具有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功能和价值趋向外，同时又要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适度性，因此行政诉讼中的协调不仅要坚持合法性原则，与民事诉讼相比必须还要适度，不能久协不决，影响行政效率。也就是说，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的时候，对于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利益进行估量和衡平时，必须充分考虑妥当的解释的场合，必须充分把握协调和衡平的度，因为行政诉讼协调不应是毫无节制的恣意的，这也是诉讼协调首要的界限。此种考虑，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利益协调。例如，是否有利于法的安定性，或者仅此而言虽说可以，还必须考虑此后的裁判中是否要有所节制等。4、约束性。行政诉讼协调应受实用的可能性和权利或权力的互让性的约束。即对于某个案例虽然可以通过协调求得较为妥当的结论，但纵览全体，考虑到与其他案例的横向或纵向的关系，则认为并不妥当。法官在进行协调时，应充分考虑所采用的条理与其他制度和规定的整合性，即纵的、横的关系，应考虑作为一般原则是否适当。这种协调，它不是自己任意的解释，要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因此，约束性是协调达成合意的基础。当事人必须对自己的权利或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没有权利或权力的互谅互让的约束，没有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权利或权力的放弃和制约，就不能达成合意。无权利或权力约束，则无合意。也就是说，一切协调的基础是以相关当事人拥有实体处分权为前提，不存在实体处分权的约束就达不成合意，也不存在协调。5、平等性。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这也是诉讼协调的前提。因为只有当事人各方地位平等，才不会存在一方压制强迫另一方接受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机会，才存在平等协商的基础。⑩当事人地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性。尽管行政法律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是行政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却是平等的。因诉讼地位平等是一切诉讼的基础。没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就没有司法的公正可言。“诉讼地位的平等性为行政诉讼合意和解提供了程序保障”。⑾另一方面是当事人“行政地位”的平等性。行政地位的平等性，是指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地位的平等性。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不论地位是否平等，但其合法权益应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公权力”也不能侵犯“私权利”。这种“行政地位”的平等性为“公权力”与“私权利”平等协商、“合意和解”奠定了实体法的基础。⑿三、行政诉讼设立协调制度的类型基于具体行政行为种类不同以及诉讼协调的界线要求，行政诉讼存在协调主要包括以下四类：1、行政裁决案件的协调。行政裁决是行政司法权的具体表现。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要求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其实质也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会始终围绕着自己民事权利义务的有无及多少来争论行政裁决的合法性，而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行为时，判断行政裁决是否正确合法也始终以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是否正确合法为标准。因此，法院行政裁决权在民事纠纷“合意和解”失去裁决基础的前提下给“私权利”让步，既不是“公权力”的放弃，又符合“裁决行政”定纷止争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立法目的。从以上层面来说，“行政裁决”中“公权力”与“私权利”存在着“合意和解”的可能性。⒀2、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协调。也即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协调。我们知道，“权自法出”，“职权法定”。“行政权既是职权又是职责，是职权与职责的结合体，作为职权可以行使，但作为职责，却必须行使，否则构成失职”⒁。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即法定职责。从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形，即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拖延履行或不予答复。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没有依法履行的，对于拒绝履行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其重作。对拖延履行，不予答复的，只能判决在一定期限履行。这对原告而言，显然效率太低，如果行政机关经人民法院从中协调而主动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这种积极作为既合乎行政目的，对相对人来说正好达到诉讼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局面。3、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的协调。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合法但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维持，而人民法院判决一经作出，行政机关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这样必然导致社会效果不好。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规定实际上为行政机关在判决后行使自由裁量权，变更不合理行政决定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因行政主体在裁量权范围内放弃一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和解，以促使行政相对人尽快地履行具体行政作为，既不违背行政的合法性原则，又符合行政尽快地恢复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还符合行政的效率理念和目的理念。从司法实践来看，现在有许多案件通过法院从中协调，行政机关不仅没有放弃法定职责之嫌，相反，会使行政行为更加符合立法旨意，各方抵触情绪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各类行政诉讼案件中最不损害行政机关权威的一种。4、行政赔偿案件的协调。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3款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因此，行政赔偿存在着“合意和解”的可能性已得到我国立法的明确认可。关于行政赔偿诉讼适用协调制度的构建，应当体现下列考虑：一是从行政赔偿诉讼目的上来考虑。“中国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⒂。可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这也是行政赔偿诉讼的主要目的。二是从实体法规定来考虑。行政赔偿诉讼是诉讼中一种，属程序法律，要受到实体法律，即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法律规范的影响。从司法实践来看，行政赔偿案件调解的结果往往是受害人赔偿数额的减少，在现行已经很低的赔偿标准下，还要降低赔偿数额，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国家是否有赔偿的意图，而这又是违背国家立法的本意的。既然国家通过国家赔偿表示其对公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那么这种尊重与保护就要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权益的保护和关怀，这也是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在价值上最大的不同。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笔者认为，对行政赔偿必须构建协调制度。一方面删除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3款，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不再适用调解制度，而改为适用协调制度。另一方面从修改实体法着手，限制行政赔偿调解制度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四、行政诉讼设立协调制度的适用范围在我国行政诉讼程序中，不适用协调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法律或规章明确仔细地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条件和方式，行政机关即没有自由裁量权，因此不存在协调适用之基础，不适用协调；二是对某项具体行政行为由法律、法规明显规定“无效”、“不能成立”、“有权拒绝”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得进行协调。除以上两类外，适用协调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类：1、行政赔偿诉讼案件行政赔偿诉讼允许调解已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出于以上所述政赔偿调解制度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来考量，从规范行政诉讼协调程序来看，行政赔偿诉讼中不再适用调解制度，而改为适用协调制度较为妥当。象侵犯公民健康权，造成其身体伤害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通过法院引导，当事人双方对具体补偿数额相互平等协商，达成合意和解，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2、行政诉讼案件（1）因行政裁决和处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可适用协调。主要有两类：〈1〉如果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裁决和处罚具体行政行为是基于自由裁量权作出，则法院可在自由裁量权范围进行协调。比如象对增收滞纳金、停业整顿、罚款、拘留、劳动教养等具有不同幅度的政裁决和处罚行政行为，通过协调来化解行政相对人的怨气和对立情绪，从而树立和提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执法公信。〈2〉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裁决和处罚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仅仅违反法定程序的，则法院可适用协调。比如象不服行政机关权属争议归属确认决定，不服行政机关对某种民事行为责任、效力作出认定，不服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民间纠纷处理决定，不服行政机关强制补偿或拆迁安置决定，不服行政机关对侵权或损害赔偿所作裁决等等，以上可以进行目的在于说服相对人接受行政行为的协调工作，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因行政指导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可适用协调。在行政指导行政行为中，作为行政相对人有进行判断并进而作出是否服从的选择自由，若相对方不服从，行政机关不能因此而给予其处罚或者其他形式的制裁。其实现是以相对方的认同为前提，比如象对“以帮助、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利益并达成一定行政目的”授益性行政指导不服的；象“行政主体对于危害公益、妨碍秩序之行为，所施以规范、预防及抑制的”规制性行政指导不服的；象“行政主体对相对方相互间发生争执，自行协商不成而出面调停以达成妥协的”⒃调整性行政指导不服的。对以上行政指导引起的争议进行协调，可以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从而监督行政机关进一步依法行政。（3）因行政合同争议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可适用协调。一直以来，行政合同争议纳入民事救济的理论基点在于“否认行政合同是属于行政行为”和“诉讼和复议救济的范围界定为单方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专门把行政行为的内涵作了扩大化解释，“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也包括双方行为”⒄。这一重要修改，为作为双方行政行为的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尽管目前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行政合同争议的案例较少，但行政合同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已在法院的司法实践得以应用。目前我国较为典型常见的行政合同有：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国有企业承包和租赁合同、门前三包责任合同以及计划生育合同、环境污染治理合同、交通线路或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合同等等。随着大量行政合同的出现，行政合同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也必将应运而生，而通过协调来解决双方的争议更是一种明显的趋势。从司法实践来看，能通过行政诉讼协调解决争议的行政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类：①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的；②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合同违约制裁不服的；③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或解除行政合同不服的；④对行政机关行使合同履行的监督权和指挥权不服的；⑤对行政机关缔结行政合同行为不服的等等。⒅五、行政诉讼协调的程序和结案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当前“官民”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协调不应仅限于一审程序，在二审、再审程序中适用协调，也能够更好、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程序和结案方式方面，应主要从适用协调的“审前、审中、审后”三个阶段进行规范。1、协调的审前程序，即启动程序。协调的适用应由行政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申请提出，并且一般应采取书面申请。法院也可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在查明事实、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作出初步判断后给当事人提出申请的建议，但是法院不能依职权强行启动协调程序，另外就是法院在协调前，应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进行审查，只有在事清责明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协调。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行政诉讼协调的运用可以有三种启动方式：第一，由当事人申请启动。只要行政争议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提出和解的想法或者要求人民法院进行协调的，从解决争议和化解矛盾的角度考虑，人民法院可以考虑进行协调。第二，由人民法院引导启动。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合法性审查、独立审判、适用法律位价、对原告不得加重处罚原则，有可能通过协调解决行政纠纷的，经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亦可运用协调。第三，由相关部门协调启动。协调不仅仅有人民法院参与引导，有些行政诉讼案件虽然由行政管理行为而起，但还涉及到其他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内部不一定解决得了，如果当事人双方以外的行政机关或主管部门出面协调，这时人民法院可以邀请政府相关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参加，从而启动协调程序，这样可以达到最优的协调效果。2、协调的审中程序，即处理程序。大多数情况下，争议是发生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由人民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分别倾听各方意见或者同时听取各方意见。但在协调阶段，人民法院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本人参加。也就是行政诉讼的协调要求当事人本人参加，且具有诉讼能力，包括行政机关应当是能够承担权利义务的行政主体，原告及第三人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二是公开进行。协调应一律公开进行。因“行政诉讼不仅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更重要的在于行政行为的公益性，可能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实际或未来的影响”⒆。三是合法协调。在行政法意义上，合意和解协议是一种公法契约，应比照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协调。人民法院主要引导双方合意和解协议确定的行为符合特定的法律规定，以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主旨。四是“协判合一”。借鉴我国民事调解、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案件调解和行政赔偿诉讼调解的经验，法院可选择“协判合一”模式，也就是说，行政诉讼协调必须坚持能协则协，当判则判，协判结合，案结事了。法院在行政诉讼协调过程中，为防止案件“久协不决，以拖压协”，应规定协调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可选择三级协调法，即承办人先行协调、庭长再协调、院长最后协调的方法，妥善解决行政诉讼纠纷。同时协调的时限应在行政诉讼的审限允许范围内完成。3、协调的审后程序，即终结程序。在行政诉讼中，对于经法院协调，当事人达成“合意和解”后，原告申请撤诉的，当然还是依照传统的结案方式裁定准予撤诉，对于撤诉的理由一般不再审查。但在法院协调制度下，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和解”后，没有申请撤诉而又有合意和解具体内容的，采取何种结案方式？目前司法理论界有多种观点：一是应以出具“终止审查决定书”形式结案。二是应以“书面协议”形式结案。三是应以“调解书”形式结案。四是应以“裁定书”的形式结案。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各有利弊。从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考量，笔者较为赞同第四种观点，即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结案方式应采用“合意和解裁定书”的形式。因为行政诉讼“法院协调”既是当事人之间的“公法契约”行为，又是法院的职权行为，既有当事人“自治”，又有法院依职权的“引导”，而诉讼行为的中止或终结，当事人虽具有促进作用，但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法院手中，对当事人中止或终结诉讼的行为是否准许，必须由法院审查后决定。因此，“合意和解”协议并不当然地中止或终结诉讼，其中止或终结诉讼的效力必须由审判权赋予。用“合意和解裁定书”的形式结案，正如准予撤诉的裁定一样，既能反映出当事人的“自治”，又能体现出法院的“审判职能”。综上所述，为了尽快构建起我国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我们应对《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比如将《行政诉讼法》第50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进行调解，但可适用协调”。在第51条后增加一款，即：“经协调，原、被告双方达成合意和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制作合意和解协议裁定书”。总之，我们要真正走出困境，必须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从而使行政“合意和解协议”裁定书成为人民法院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和窗口。注：①应松年、杨伟东：《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正初步设想》，载《法律教育网》，2009年6月9日。②王养庆：《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探讨》，载《法律教育网》，2009年9月5日。③何薇：《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司法需求》，载《审判研究》，2009年第6期，第40页。④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载《中国行政法学精粹》2009年卷第204页。⑤参见《2009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3期，第16页。⑥参见《2009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3期，第15页。⑦参见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4期，第10页。⑧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第2版，第200页。⑨王养庆：《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探讨》，载《法律教育网》，2009年9月5日。⑩仇慎齐：《行政诉讼存在“合意和解”可能性的案件类型分析》，载《法制日报》，2009年04月07日。⑾滕恩荣：《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初探》，载《中国法院网。法学研究》2009年1月5日。⑿仇慎齐：《行政诉讼合意和解可能性的基础理论分析》，载江苏省高级民人民法院《审判研究》2009年第6期，第42-43页。⒀仇慎齐：《行政诉讼存在“合意和解”可能性的案件类型分析》，载《法制日报》，2009年4月7日。⒁扬海坤主编，《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9-10页。⒂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⒃包万超：《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行政指导研究》,《行政法论丛》第1卷，第66-67页。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第5页。⒅刘伟光：《试论我国行政审判中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福建法学》网络版,2009年8月31日。⒆刘少军、郝兴辉：《谈行政诉讼中的调解》，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8期，第65页。
行政调解方案篇7
海关认为，鼎信公司将保税料件制成品“复合橡胶”办理转厂手续后，实际送货与结转企业不相符合，其行为已经构成《海关法》第八十六条第（十）项所规定的“未经海关许可，擅自转让海关监管货物”的违规行为。2005年11月9日，海关制发了《行政处罚告知单》，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拟对鼎信公司罚款人民币120万元，约为案值的10%，并于2005年11月10日送达鼎信公司。2005年11月14日，鼎信公司向海关提出了书面申辩，请求海关不对其罚款。经复核，海关认为鼎信公司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该关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决定维持原处罚意见。2006年1月5日，海关制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与《行政处罚告知单》相同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对鼎信公司罚款人民币120万元。
行政复议情况
鼎信公司不服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其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并称：1、该公司在主观上没有逃避海关监管和偷逃国家税收的故意；2、该公司在客观上没有从中赚取差价谋利；3、该公司积极配合海关调查且在海关调查期间积极整改，并已补办了全部海关手续。综上，该公司不否认海关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但仅就行政处罚的罚款幅度提出异议。
复议机关经审理认为：1、海关对鼎信公司擅自转让保税进口料件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鉴于本案案值和罚款数额巨大，且当事人的违法动机不明显，在办案期间配合海关调查，案发后主动补办了涉案货物的相关海关手续，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没有对许可证件管理和国家的税款征收造成实质影响，在维持本案按违规定性处罚意见的前提下，通过调解适度降低原行政处罚幅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有关复议调解的规定，有助于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因此，复议机关向鼎信公司提出了以复议调解方式处理本案的建议。鼎信公司明确答复同意复议调解。此后，复议机关组织涉案海关与鼎信公司进行了复议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海关对鼎信公司的违法行为按违规定性处罚不变，但处罚幅度由案值的10%调整为案值的5%。
法律提示
行政复议调解是发生行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复议机关的主持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协商，互谅互让，依法自愿达成协议，由此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活动。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已于8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第一次将调解制度明确列入了复议纠纷解决的方式之一。在此情况下，海关及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复议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66号），该办法对海关行政复议纠纷的调解制度的建立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但是，由于复议调解对广大当事人来说是一项崭新的制度，其涉及的法律问题亦存在一些较为模糊的界限与标准。
是否所有的复议案件都可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
并非所有的复议案件都可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海关复议案件的调解范围是有明确限定的。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只有两种情况下，复议机关可以进行调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
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机关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一种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具体到海关，最典型的包括行政处罚方式的选择范围、量罚幅度，还包括海关审价中对同时或大约同时的价格资料的选取等等。海关自由裁量权存在一定自由度，这种自由度意味着经双方协调，海关对自由裁量行为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是合法的，这是复议调解的第一个法定范围。
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
其中行政赔偿纠纷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如海关在行政处罚、扣留中有违反有关法律的情况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行政补偿纠纷是指因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失，依法由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予以弥补而产生的纠纷。如海关在实施查验中给当事人造成了货物的损毁等损失。
这两种纠纷都可以适用调解，原因是上述纠纷的核心是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是否受到损害，是否应予赔偿、补偿，以及应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予以赔偿、补偿的问题。而权利具有自由处分的性质，当然也就存在着进行调解的基础。
本文所述案例，就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海关法》第八十六条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对当事人鼎信公司进行处罚的幅度是案值的5%到30%。在法定的幅度内，法律授予海关根据当事人的违法情节等情况，综合考量确定行政处罚的幅度。在本案中，处罚幅度为10%，这属于海关的自由裁量权。当事人对此幅度不服，应该属于行政复议调解的范围。
行政复议调解应遵循什么原则
海关行政复议纠纷可以调解，并不是说调解在所有方面都正当化了。无论是从目前《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立法还是从《海关行政复议办法》的具体规定来看，海关行政复议调解制度都是一种有限的调解制度，即应受这么几个原则的制约：
自愿原则。自愿原则包括自愿通过调解途径解决争议和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两个方面。自愿通过调解途径解决争议是指调解必须在争议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行政复议的涉案海关与申请人双方可以主动申请复议机关进行调解，复议机关也可以主动询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但复议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强行调解，调解也不应当成为行政复议程序的必经阶段。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是指虽然涉案海关与申请人愿意通过调解途径解决争议，但当双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或是达成调解协议但在送达前任何一方反悔的，复议机关应该及时依法做出行政复议决定。
合法原则。合法是海关复议调解的另一项基本要求，调解不遵循合法原则，只能导致被法律否定。合法原则主要是指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即调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范的规定。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复议调解的特点决定了此处的合法性不同于以往的严格合法性要求，而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合法原则。具体而言，纠纷当事人在接受调解时，可以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在不违反实体法禁止性规范的前提下，达成双方所满意或可能接受的调解协议。这种相对宽松的合法原则，决定了复议调解与复议决定所遵从的截然不同的制度设计理念，赋予了调解制度在法定框架下的旺盛生命力。如本案中，涉案海关在行政复议调解中从高效及时化解行政争议的角度出发，根据当事人违法的主客观因素和情节，适当地调整了行政自由裁量权，将处罚幅度降低为5%，达到了良好的执法效果。
当然，除了上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海关行政复议办法》明确规定的原则限制外，由于海关复议调解是争议双方在复议机关主持下进行的协商和解，因此仅限于对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没有影响的案件。一些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进出境管理秩序问题、危害广大人民群众权益的严重走私行为的处理等，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不能适用调解。此外，海关执法有其自身特点，特别是在一些进出境通关过程中，货物的所有人与办理海关手续的当事人常常不同一，造成有些行政复议案件涉及的关系很复杂。如近年来对海关针对收发货人进行的行政处罚提出异议的申请人往往是涉案货物的实际货主。在这种情况下，海关如直接与申请人达成调解协议，往往会对第三人的权益造成影响。这些复议案件虽然不涉及公共利益，但涉及第三方利益。应该说这类案件是可以适用调解的，但为确保第三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调解过程必须有第三方参加，且调解协议应当经第三人同意。
行政复议调解协议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吗
行政调解方案篇8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宋立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硕士，吉林长春130062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1－0164－02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断。人民法院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机制，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值得认真研究。笔者试图在这方面提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望有更好的成果出现。
一、行政诉讼引入调解机制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由此可见，在行政审判中，人民法院除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行政诉讼立法之初规定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其理由主要是：(1)行政诉讼审理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活动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行使的权力是国家公权力，而国家公权是不能随意转让、放弃和处分的；(2)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一旦行政诉讼允许调解，行政机关可能利用调解压制行政相对人，而在我国行政相对人多为百姓，如果允许不正当的调解状况出现，受到损害的往往是百姓的利益，并且行政机关可能拿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做交易，损害公共利益；(3)法院审理的内容主要是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而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无调解之余地。因此，法院判断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志是法律。
行政诉讼法律规定是应当执行的，但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以调解――以百姓申请撤诉予以结案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司法理论界的重视，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行政诉讼调解结案的情况，这是否也在冲击着法律规定的正确性?《人民法院报》曾报道过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机制，成功调解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实例。潍坊中院审理认为，该案事实比较清楚，但案件法律关系复杂，法律适用不十分明确，如果以判决方式结案，无论作出怎样的判决，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案件实体问题，而且易引发新的不安定因素，应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为宜。经过法院分析案情，讲解法律，陈述利弊，最后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一场行政诉讼案件得到圆满的结局。这对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作用，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切实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及程序权利，实现法律公平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行政诉讼引入调解机制的重要性
在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认清司法界已有的现实条件，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机制，必将有利于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和加强。
首先，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保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为密切，它们处理的事务均给社会的生产、生活以重要影响，当其在行使权力出现某种误差时，行政管理相对人如果寻求司法途径解决，作为被告一方的行政机关，如在此时赋予其明确的调解参与权，必将大大提高行政诉讼案件的及时结案率，对解决冲突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次，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时，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无法运用司法权主动地采取调解行为，一是有违法之嫌，二是容易使原告产生“官官相护”的误解，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如果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案件可调解。人民法院则可公开、公正地去进行调解，发挥司法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最终确认作用。
三、行政诉讼引入调解机制的可行性
首先，司法实践中，已经客观存在的大量调解结案的案件，奠定了建立调解机制的基础。从《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所审理的大量行政案件的审结结果来看，“调解”结案方式普遍存在，许多案件是由被告在法庭默许或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而撤诉。行政机关改变了原告行政行为，或者在庭外给予原告某些好处，原告认为已经达到目的，申请撤诉，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基本上一律“绿灯放行”。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无法给出正规的调解书，但诉讼已就此结束，而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也不错。据有关资料表明，《行政诉讼法》实施15年来，原告撤诉案件占结案数的三分之一，最高达到60％以上。这种现象的存在，已在事实上建立了调解结案的机制。如果不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将会严重影响审判的权威性、正当性、公开性。而且，对已经积累起的丰富经验不充分利用，本身也是一种浪费。对行政诉讼的调解解决纠纷，国外已有明确规定，我们也不妨引以为鉴，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机制。
其次，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赋予行政主体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而行政诉讼调解，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参与下，对某些争议的行政行为在自愿的基础上，经过沟通，达成共识，从而解决争议的一种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行政机关在严格执法时，应该首先知道法律、行政法规有没有其他规定，但法律也不可能对客观发生的一切案件事实作出一揽无遗的规定，所以行政机关在执法时，虽然依照规定不允许行政机关随意处分或放弃法定职权，但客观上却赋予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法最为典型)，具有一定的处分权，这就为行政案件的可调解创造了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行政法律中，使用许多内涵很不准确的法律概念，如“情节严重”等来作为违法的根据，也给行政机关的适用带来许多自主确定的因素和情景。同时，也产生了案件可调解的基础。
[参考文献]
行政调解方案篇9
一、行政诉讼协调在审判实践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规定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显露出一些缺陷，突出表现为行政争议解决不及时、不灵活、高成本，一些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获得有效的保护。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行政纠纷越来越多、解决难度越来越大的当今社会，寻求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就成为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2006年，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坚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协调的方式，促使当事人和解”。2003年以来全国法院在行政诉讼协调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2003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88050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547件，占47.2%；2004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92192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3705件，占47.4%；2005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95707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620件，占43.5%.这种撤诉大多数都是法院找原、被告或第三人进行协调的结果，尤其是法院发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被告撤销或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促成原告申请撤诉。以协调方式化解行政争议，对于及时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缺少立法上的规范，审判实践中的协调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可能会使法院丧失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功能。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负有权利救济，又负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但实践中，为了片面追求协调结案，一些法院不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明确判断，不分清是非的“和稀泥”。二是部分被告为了达到不“败诉”的目的，要么无原则牺牲公共利益，要么胁迫或变相协迫原告接受和解而撤诉。三是部分原告的司法保护被虚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对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实践中的一些“和解协议”游离于现行法律规定之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撤诉后，一些行政机关或第三人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协议内容，相对人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又不能请求司法救济，其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被虚置。这些问题亟需通过完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加以解决。
二、行政诉讼案件协调解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有理论依据。诉讼协调，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积极进行协调工作，引导当事人各方尽快和解，从而终结诉讼的行为。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行政诉讼也是社会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其直接目的仍是要解决纠纷，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而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有些情形下，协调所发挥的平息纠纷，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功效是单纯的裁判无法达到的；在行政合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中，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协调，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行政主体的适当让步不一定侵害国家利益或者违背法律；行政诉讼协调的结果以法院依法核准为前提，可确保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实得到维护。
2、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尽力用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在行政诉讼中要协调好“官民”纠纷，使“官民”握手言和，将纠纷彻底平息。肖扬院长在2007年全国高级法院会议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解决观，把化解矛盾作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切入点，进一步说明了利用协调方式处理行政争议是人民法院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尽的司法职责。
3、在较多情况下，单纯的裁判难以达到彻底平息纠纷的目的，确需进行协调。目前行政案件上诉率高，再审率高，上访率高，与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有关。无论是撤销判决还是维持判决，或是变更判决、确认判决，均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一是败诉方上诉，甚至无休止的申诉，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在维持判决中，即使败诉方不上诉或上诉后仍维持，行政机关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可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重作的行政行为，相对人还可以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甚至反复多次，由此导致的间接后果是不能及时解决纠纷，不仅造成人力物大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发，达不到彻底平息纠纷的目的，政府的威信和形象受到损害，法院判决的权威受到挑战。而行政诉讼协调有利于及时息诉止争，化解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相对最大化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早日构建。
三、行政诉讼协调的适用范围
以协调方式解决行政诉讼案件，必须正确界定行政诉讼协调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从案件类型来分，能够协调处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主要包括下列案件：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有一定的瑕疵，判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的涉及群体性的、矛盾易激化的案件；二是行政赔偿案件；三是因履行行政合同所引发的案件；四是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尚需继续履行的案件；五是行政裁决、行政处理案件；六是不服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七是法律和政策界限不清的案件；八是其他有协调价值的案件。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分析，有下列案件必须进行协调：
1、党委、政府交办的案件。对于一些影响当地稳定的行政案件，党委、政府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如处理不慎，会引起连锁反映，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还会针对案件做出一些不明智之举，对政府的威望和声誉造成不好的影响。对这类案件必须要进行协调，要多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制定出恰当的协调方案，尽力将案件解决好。
2、涉及“三农”的行政案件。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案件，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果农村稳定、农村和谐，可以说达到了全社会和谐。因此，对涉及“三农”问题的行政案件，应尽量适用协调的方式，妥善处理好案件，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3、群体性案件。群体性案件一般涉及的人数众多，主体成份复杂，社会不稳定因素基数大，案件稍微处理不慎便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请简单地支持，会损害政府的形象，甚至使政府的方针政策很难落实，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加，影响经济发展。如果简单地不予支持，又会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还可能引起群体性上访。而采用协调方式妥善处理好它们的争议，无论对政府还是行政相对人都皆大欢喜，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比单纯的裁判要好。
4、涉法上访的案件。上诉、申诉、上访多是近几年来行政案件的一个新的特点，一些当事人只要不满意法院的裁判就上诉、申诉，甚至赴省、进京上访，还有的先不到法院起诉，而是以上访的形式以引起党委、政府、人大等部门的重视，而再到法院起诉。这类案件法院投资的司法资源多，浪费也较大，如果协调好关系，妥善处理，效果会更好。
四、行政诉讼协调的方式方法
行政诉讼案件协调难度大，矛盾难以调和。这就要求行政审判法官具有司法为民的责任心，坚持若干重要原则，运用高超的协调艺术，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及时解决行政争议。
（一）树立“司法为民、司法和谐”的理念，增强服务意识。从切实解决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和维护社会和谐的高度来重视协调，想当事人所想，急当事人所急，克服畏难情绪和工作马虎的不良作风。办案时要具有“四心”，即耐心、细心、诚心、恒心，穷尽一切协调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自己的真情感化当事人，以促使他们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纠纷。
（二）吃透案情，找准协调的切入点。这是协调行政诉讼案件首要的前提。如果法官没有吃透案情，抓不住焦点，就难以有针对性地做协调工作。法官收到案件后，应当认真审查原告、被告的诉、辩要点，理清各种法律关系，抓住产生纠纷的症结、焦点，依照法律、法规，参照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出最佳的协调方案，及时协调解决案件。
（三）居中协调，辩法析理。行政审判法官在协调中始终要处于中立地位，在言语、表情上都要中立，避免当事人感到法官有偏袒之心，要认真耐心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让其将其满腹牢骚和怨气发泄出来，让其感到法官尊重他的意见，从而拉近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为下一步协调打下感情基础。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法官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协调技能，辩法析理，对其中正确的意见和要求充分给予肯定和支持，对不正确的意见要当场指出其错误之处，对一些无理要求要给予批评。通过辩法析理，让当事人心服口服，使协调由可能变为现实。对于通过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要及时签订好协调协议，彻底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
行政调解方案篇10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撤诉率调解率实证分析
在我国,对行政诉讼调解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在研究国内行政诉讼调解的实际运作现状时,由于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中无调解率,而行政诉讼调解多表现为撤诉,因此人们多用撤诉率来说明调解的现状,用撤诉率来考核法院行政诉讼调解工作,法院系统称撤诉率为“调撤率”,撤诉率俨然成了调解率的代名词。何为行政诉讼调解呢?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调解,用来指称经法院的主持、参与、协调,当事人就案件处理方案达成和解,从而原告撤诉,结束司法程序的现象。本文所说的行政诉讼调解,不包括原被告直接的和解,与司法实务界所说的协调和解的含义相同。
此外,如何获知行政诉讼调解率呢?尽管行政诉讼调解表现为撤诉,但撤诉案件的卷宗很简单,主要是状和格式化的同意撤诉裁定书。至于原告为什么撤诉,有无法院的调解、行政机关的动员等,卷宗里无从得知。因此,笔者通过访谈法官的方法,对a省K区法院自2008年到2011年四年间所有的撤诉案件进行统计分析,以期管窥一斑,探究撤诉率与调解率之间的关系。行政诉讼的撤诉率能反映调解率吗?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率究竟如何?
撤诉率不等于调解率
行政诉讼调解的表现形式是原告撤诉,但原告撤诉有多种情形。原告撤诉分为按撤诉处理和申请撤诉。按撤诉处理是指原告没有提出撤诉申请,但以默示或不作为的方式拒绝履行法定诉讼义务,人民法院依法推定其有撤诉的意思表示而按撤诉处理。①按撤诉处理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种是原告在开庭审理期间,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第二种是在法定期间内未预交诉讼费用,又不提出缓交诉讼费用申请;第三种是经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按撤诉处理,与法院的调解无关。
原告申请撤诉也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原告主动申请撤诉,与被告、法院无关。通常有原告认识到自己行为违法、被告行为合法、胜诉几率不大等,是原告主动、直接处分其诉权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种是被告动员原告撤诉。主要包括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撤诉,被告向原告施加压力、许诺一些利益原告撤诉等。第三种是法院在各方之间进行协调,使得原告撤诉,即调解性撤诉。按撤诉处理和原告自己或在被告动员下主动撤诉都是非调解性撤诉。
此外,在对法官的访谈中,笔者发现,非调解性撤诉还有“法官技术性撤诉”。法官技术性撤诉是指经法官动员,原告撤诉,但纠纷并未解决。主要表现为法官经初步审查,发现原告无原告资格、或法院无管辖权、被告名称错误等不予受理或需要补正的事由后,故意不做不予受理或驳回裁定,不告知原告补正,而是先受理案件,再告知不能受理的理由,劝告原告撤诉。其目的是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下增加撤诉率。可见,法院调解使原告撤诉仅是原告撤诉的一种,撤诉不等于调解,撤诉率不等于调解率。
案件拆分后的撤诉率与调解率
2008年~2011年来,K区法院撤诉案件共889件。其中,按撤诉处理的很少,只有43件,占889件撤诉案件的4.84%。均属于经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按撤诉处理的,因其他因素按撤诉处理的没有;原告主动撤诉中,未经法院调解主动撤诉的有701件②,占889件撤诉案件的78.85%;技术性撤诉案件共有120件,占889件撤诉案件的13.50%。889件撤诉案件中,非调解撤诉案件共有864件,占889件撤诉案件的97.19%,而法官调解撤诉的案件仅有2.81%。就各年非调解撤诉案件情况看,2011年达到撤诉案件的99.00%,其余各年为2010年95.04%,2009年86.79%,2008年60.67%;而法官调解撤诉的案件,2011年达到撤诉案件的1%,其余各年为2010年4.96%,2009年13.21%,2008年39.33%。
可见,无论从总体的统计数据来看,还是从各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撤诉案件中,非调解撤诉案件比例非常高。也就是说,撤诉案件中,只有一少部分,甚至是极少的部分是法官调解撤诉的。依照调解数/受案数,计算调解率,我们发现,调解率与撤诉率之间差距比较大,最大时达到93个百分点,最小也达到23个百分点。因此,撤诉率很难表征调解率。
表12008年~2011年K区法院撤诉案件表
表22008年~2011年K区法院行政诉讼撤诉率与调解率
在此或许会有一个疑问,非调解撤诉案件数量为何如此巨大?经阅卷与访谈,笔者发现,统计数据中有“水分”。法官把群体性诉讼分开立案,人为增加案件数量。889件案件中,按撤诉处理的43件案件实为2件,多出来的41件是由一个群体性诉讼拆分来的;未经法院调解主动撤诉的有701件案件中,实为13件,多出来的688件是由一个682人的群体性诉讼和一个8人的群体性诉讼拆分来的;技术性撤诉的120件案件,实为11件,多出来的109件是由一个原告无原告资格的群体性诉讼拆分出来的。
案件的拆分对结案率和上诉率等其他指标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但对撤诉率的影响很大。因为撤诉案件的拆分,既增加了撤诉案件数,同时又增加了受案量,既增加了分子,又增加了分母,加上拆分的撤诉案件数远远大于其他的案件,例如,2011年拆分的撤诉案件数为682件,而其他案件仅有62件,总受案数只有744件。如此,撤诉率自然大大增加了。
案件拆分前的撤诉率与调解率
如此分析可知,表2中的调解率也并非真实的调解率。我们来还原K区法院行政诉讼真实的调解率。我们首先做的工作是“化零为整”,将拆分的案件还原为1个案件,使其回到案件拆分前状态。
表32008-2011年K区法院调解率与撤诉率(案件拆分前)
表3所示的是K区法院真实的调解率与撤诉率。从表3来看,法院调解撤诉的案件占全部撤诉案件的比重,有时能占到一半以上,有时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这显然与“撤诉中大多数是法官协调的结果”不相符。而撤诉率与调解率之间的差距仍不小,最大的将近30个百分点,最小的也将近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排除拆分案件的因素,撤诉率仍无法表征调解率。
如果我们将真实的调解率与官方统计的撤诉率比较就会发现,K区法院的调解率在2008年到2010年基本维持在20%左右,而且基本上调解率是下降的趋势,2011年调解率只有17.07%。而四年来,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的撤诉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从34.88%上升到94.09%(见表2)。可见,撤诉率与真实调解率的差距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在逻辑论证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撤诉案件中,法院调解结案的只是一少部分,行政诉讼调解率远非撤诉率那样高。撤诉率难以表征调解率,行政诉讼调解率事实上比较低。在学术研究中,用撤诉率表征调解率,会导致对行政调解现状的错误认识,影响到相应法律制度与司法政策的制定。在司法工作中,用撤诉率来考核行政诉讼调解工作,会造成数字游戏,甚至制造案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讲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