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心理研究篇1
>>大众传播场视阈中大学生的逆反心理探究大众传播的受众心理论网络传播中受众的逆反心理大众传播与受众心理探析新闻受众的逆反心理浅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传播的受众逆反心理探析品牌受众逆反心理的应对策略新闻报道与受众的逆反心理植入式广告中受众的逆反心理分析论大众传播的受众价值观大众传播语境下女性受众的阅读体验大众传播领域中的蹴鞠精神大众传播领域的隐私伦理分析政府应急管理中网络舆论受众逆反心理预警机制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方式影响的研究植入式广告受众逆反心理的表现及成因浅谈新闻细节描写对受众逆反心理的解构大众传播的偏向传媒态度与网络受众逆反心理从受众逆反心理看“美女新闻”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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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心理研究篇2
关键词：理论社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十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新世纪新阶段，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冲击的严峻挑战下，努力培育当代中国人的主流价值理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显必要。高校理论社团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和渠道，积极运用好自身优势，能够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一、对高校理论社团的认识
高校理论社团作为高校学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知识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充分利用高校理论社团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必须正确认识高校理论社团的内涵和重要作用。具体来说：
（一）高校理论社团的内涵
高校理论社团是高校大学生在学校党委和团委的领导下，依据学校规章制度，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团体组织。
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大背景，目前全国各高校中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学生理论社团组织。这些高校理论社团主要有：“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列主义、思想学习研究会”②、“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会”、“求索学社”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先锋社”和“大学生宣讲团”等等。这些理论社团在实际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积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头脑等。
（二）高校理论社团的重要作用
高校理论社团作为高校大学生学习、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第一，高校理论社团能够有效配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活动，有助于完善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理论社团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轻松愉快的交流环境以及学生共同感兴趣的学习内容来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学习与实践活动中来，有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扩大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覆盖面。高校理论社团还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举办专题辅导讲座，进行解疑答惑，帮助大学生在自我参与和思考中实现自我教育的目的，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④。
第二，高校理论社团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校理论社团可以把枯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与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并易于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还可以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传播者与受众群体连接起来，有利于实现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⑤高校理论社团所具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有效补充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统实现路径，而且使其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的实践平台和主要渠道。
第三，高校理论社团是沟通高校学生与社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高校理论社团通过举行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开展大学生主题宣讲活动、参加暑期主题实践活动、举办专家辅导讲座、召开理论学习研讨会、出版社团理论学习刊物等等，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广泛传播，让高校大学生真正接触和了解社会，在社会中成长成才；高校理论社团还通过开展大学生走进农村、社区街道、工矿企业、军队机关等实践活动，使高校大学生切实融入到社会中来，既在实践中提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认识，又在实践中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努力推进整个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高校理论社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途径
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在全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并使其内化于心、表现于行，高校理论社团可充分运用自身优势，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说，高校理论社团可通过以下途径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一）开展主题宣讲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高校理论社团应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有针对性的组织主题宣讲活动，并把主题宣讲活动从学校走进农村、社区街道、工矿企业、军队等，努力在社会范围内开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题宣讲活动。例如开展以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为主题的宣讲活动，通过向受众者介绍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史，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宣传与教育等，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体会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道理，增强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和保卫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和平来之不易，要热爱和平、珍爱生命，在本职工作上尽自己最大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以平等友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和谐相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了解国家争取民主的艰辛与困难，更加珍视民主，努力维护民主，积极促进国家民主制度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建设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高校理论社团还可以举办以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宣传新时期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劳动和道德模范为主题的宣讲活动，例如通过向受众者介绍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和探月工程取得的突破性飞跃、中国航母辽宁舰入列、“蛟龙号”潜水艇深海探测、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对许振超、王顺友、吴大观⑥等劳动模范和郭明义、张丽莉、龚全珍等道德模范人物事迹的宣传与教育等，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离不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离不开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大工人、农民、科教文卫体工作者、企业管理者、自由职业者等社会成员的奋斗与努力，从而增强自己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甘于奉献，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体会到社会充满正能量、充满爱心，在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争国、敬业、诚信和友善的中国人，与人以诚相待、平等交流和友善相处，恪守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真正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运用大众传媒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当今社会，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深受社会公众的青睐，人们对大量信息的获取主要依赖大众传媒。高校理论社团作为大学生的群众性组织，在运用大众传媒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具体来说：
高校理论社团可以借助学校校园网主页开辟学习、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活动专栏，及时传达和更新活动最新信息，使大学生乃至社会公众全面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主要内容，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充分利用网络聊天室、微博、天涯论坛、BBS论坛等公共平台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内容进行深入解读，通过互动形式加强对大学生以及社会公民的相关理论教育，并使其内化于心，从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社会的大众化⑦；可以编辑出版学习、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刊物，积极刊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方面的优秀文章，使理论刊物真正起到向广大受众群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理论的重要作用，并使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建立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门网站、QQ群、飞信群等，使受众人群及时了解最新动态，并准确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要旨，即树立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追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主流价值观，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公众所广泛认可和接受。
（三）借助社会实践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举办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理论社团发挥自身优势的关键所在。高校理论社团通过举行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使高校大学生直接接触社会，接触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提高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在与社会紧密联系中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知识，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社会的大众化。具体来说：
高校理论社团可在学校党委团委的领导下，组织开展暑期大学生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如赴西部边远地区进行“三支一扶”实践活动，赴红色根据地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等，通过开展这些活动，使受众群体自觉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识到国家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每个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要甘于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私奉献，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高校理论社团还可以组织参观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宣传、教育的主题展览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可以使高校青年大学生从实践感知中升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旨要义的认知，主动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积极追求主流价值理念，提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逐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带动全社会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总之，高校理论社团可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通过开展主题宣讲活动、充分运用大众传媒、举行社会实践活动等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社会的大众化。
注释：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②江胜尧：《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人民论坛》，2011年第9期.
③李生敏，葛振国：《论高校理论社团的时代作用》，《理论探索》，2011年第6期.
④王南生：《论高校理论社团的特点及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⑤纪亚光，吴荣生：《论大学生“红色社团”在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期.
大众心理研究篇3
关键词：受众研究；使用与满足
受众，简而言之就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在当前的媒体市场中，传播者愈发重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的作用，受众细分、受众调查等方式或手段也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受众的范围越来越广，传播过程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也更加明显，受众的研究分析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历史上，关于媒介效果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受众状态及其与传播者关系的争论，而传播效果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承认受众的过程。正如同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在合著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的梳理：“媒介受众研究始于20世纪初。早期的研究者中大部分都着眼于对受众的描绘，判断媒介对人们是否直接起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研究已不再生产新的见解。在过去三十年里，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新问题，发展出新的媒介理论来解释人们使用特定媒介的原因，以及使用这一媒介对他们自身的意义。下面，笔者将从受众研究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由“信息来源主宰(source-dominated)理论”到“受众中心(audience-centered)理论”
经验研究刚刚开始时最早的广泛流传的“魔弹论”中，研究者将人类群体描述成由无理性的生物组成，他们可以被精心设计的大众传播刺激动摇并被控制。在之后的研究中，受众被认为只能被动的接收传播者传递的信息，研究重点在传播者和传播过程，“火星人入侵地球”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个人的差异和两种听众在社会分类方面的特性并且揭示了：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这一研究最初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了解大众传播的效果，而只是一项对恐慌行为的研究。在“人民的选择”中，重点在于大众媒体对选民影响的研究，虽然最终的结论是：社会关系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是接受者更是传播者。但直到赫塔·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人们才开始研究受众对媒介的使用过程，分析受众心理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在个人从众多媒介内容中选择某一特定讯息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尽管在方法上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赫佐格指导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调查应该可以称得上开启了传播效果研究中对受众分析的先河，随后也有学者对“使用与满足”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在之后的里程碑研究中，我们也可或多或少的看到关于受众分析的内容：衣阿华杂交玉米种研究中，布莱斯@瑞恩及其助手指出在创新扩散过程中，早期接受者与晚期采用者在经济、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区别；耶鲁研究中，霍夫兰领导的团队分别从群体归属和个性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受众与说服效果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生活中的电视：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不同儿童对电视的使用存在的差异来源于：年龄、性别、智力、社会阶层背景、儿童社会关系的质量（如亲子关系等）。
尽管这些研究中都涉及受众分析的部分，然而，媒介效果研究真正实现从信息来源主宰理论到受众中心理论的转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积极的受众和寻求满意度的受众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却与功能分析混淆在一起。针对这样一种误解，查尔斯·赖特(Charleswright)就曾指出：要理解功能主义与大众传播的联系，有必要对功能（日常进行的传播活动的后果）和传播活动的效果加以区分。她还表示，除非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否则媒介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所以，只有足够的受众愿意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新闻媒介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
二、受众理论的类型梳理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受众研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受众理论，根据对手中地位的不同认识，可将这些理论分为三类九种，即：属于“附属论”的靶子论、商品论，属于“主动论”的个人差异论、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社会参与论和文化规范论，属于“中心论”的顽固受众论和自助餐理论。
对手中的研究实质是围绕主动或者被动而展开的，而说到底，受众的地位实际上是附属和中心、主动和被动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传播者传递的信息只有受众接收才有意义，换言之，受众接收何种信息、接收信息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同时扮演着大众媒介消费者、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四种角色。而另一方面，尽管受众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归宿，也只能接收传播者传输的内容，他们只有选择的自由却没有不选择的自由。因此，不管是夸大传播者地位的“附属论”或者强调受众地位的“中心论”都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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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心理研究篇4
关键词：人本主义心理学 使用与满足理论 “知沟”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传播学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心理学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是受众和效果研究，更是体现了传媒与心理学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特点。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认知心理学作为上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心理学流派，对传播学研究影响巨大。无论是魔弹论、有限效果论，还是使用与满足说、积极受众论，都打上了同时代心理学发展理论的烙印。
人本主义心理学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心理学上巩固了对人性的信念，强调了人的尊严，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斯洛、罗杰斯等人，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1.动机理论
马斯洛理论中最著名的是动机理论，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心理驱动力不是弗洛伊德指出的性本能，而是人的需要。需要的性质决定着动机的性质，需要的强度决定着动机的强度，但需要与动机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但只有一种或几种成为行为的主要动机。马斯洛认为，产生人们行为的根源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当一个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后、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又会产生。
2.人性观
马斯洛和罗杰斯对人性的看法不仅是乐观的，而且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综观两人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数十年来的专业生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本主义坚信，在尊重及信任的前提下，人类均具有一种以积极及建设性的态度去发展的倾向。
3.人的潜能与价值
马斯洛用潜能说明人的内在价值，认为一种潜能即一种价值，潜能实现即价值实现。
一、“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Gratification)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性是自主的，是能够进行自我选择的。因此取得预期传播效果的关键，是了解和把握传播对象即受众的内在需求。无论是传统的魔弹论还是选择影响理论，都受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侧重于分析受众对传媒及其内容的反应，将讯息内容作为传媒效果研究的出发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心理学研究走向的影响，在美国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变化，即从以传播者的意图为中心转向以受众如何利用媒介信息、如何从中获得满足为中心，并根据后者来确定大众传媒的效果。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和途径被称为“使用与满足说”(Uses＆Gratification)，受到许多人的拥护，而且因其所特有的实用性特点，得到了最为迅速的发展。实际上，“使用与满足说”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并完善的，它是一系列研究范例的综合物，一些关键人物如卡茨的相关研究为它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而“使用与满足说”在正式问世以后，它对后期的其他的传播研究如“知沟假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开始
“使用与满足”研究首次是在卡茨(1959)的文章中提到的，它对贝雷尔森(1959)“传播研究看来将要死亡”的说法做出了回答：如果继续忽视受众的主体性，仍将大众传播视为说服的研究将会死亡。卡茨建议，如果这个领域将研究的问题改成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whatdopeopledowiththemedia?)就可以解救自己，免于死亡。他举出了在这方面已经完成的一些研究，甚至包括贝雷尔森本人1949年做的“失去报纸意味着什么?”(what“missingthenewspaper”means?)研究。
布拉姆勒和麦奎尔(JayG・Blumler&DenismcQuail，1969)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总体研究策略，研究了1964年英国大选。研究者期待，根据观看者收看电视的动机将他们分类，就能揭示先前未发现的态度改变与接触宣传之间的关系，最终可能告诉我们关于效果的一些东西。研究的结果是研究者对早期研究认为大众媒介主要是为了加强原有态度的结论提出了怀疑。
2.个人需求与媒介使用的分类
1974年，卡茨、布拉姆勒和格里维奇的论文总结了当时那一领域的研究，指出那些研究涉及：①需求的外向和内向起源；②需求本身；③需求导致的期望；④期望指向的媒介或其他信息来源；⑤这些来源引向对不同形式媒介的接触(或参加其他活动)；⑥由接触带来需要的满足；⑦与满足同时产生的其他后果，可能大多是无意获得的结果。当时的文献已经提供了好几种受众需要与满足的分类方法。有些人分为即时的和延时的满足(Schramm，Lyle＆paker，1961)；有些人则分为信息教育的与幻想者和逃避者的(娱乐方面)的满足(weiss，1971)。
麦奎尔、布拉姆勒和布朗(Brown，1972)在英格兰的研究中建议采用以下分类：①转移注意力(逃避例行公事和问题；宣泄情绪)②人际关系(在交谈中信息的社会利用；信息替代了同伴)③个人的特征和个人的心理(强化或确认价值观：自我了解：发现真实)④监视(关于可能影响或帮助一个人从事或完成一件事的信息)。
卡茨、格里维奇和赫斯(Haas，1973)将大众传播媒介视为个人用以联系(或不联系)他人的工具。他们从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及心理功能的文献上，选出35种需求，并将其分为5大类：①认知的需要②情感的需要③个人整合的需要④社会整合的需要⑤舒解压力的需要。
波尔斯与考特赖特(Courtright，1993)确认：不管是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通过传播可以满足11种需求：放松、娱乐、忘掉工作或其他头疼的事情、与朋友交往、获得关于自己和他人的事情、消磨时光、感受兴奋、感觉不孤单、满足一种习惯、让其他人知道我在乎他们的情感、让某人为我做某事。
3.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新发展
尽管使用与满足研究有助于将注意力转向主动传媒使用者，该理论也受到了批评，特别是遵循文化研究传统的学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使用与满足的研究方式注重自我报告(self-report)来确定人们的动机，失之于简单和天真。另一种批评认为它依赖心理学的概念，例如需求和动机，而忽视社会结构和在该结构中所处的环境。
针对这种批评，鲁宾和温德尔(Rubin＆windahl，1986)提出了一种使用与满足和依赖理论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使用与依赖模式(USeSanddependency
model)，将个人置于社会系统之中，这些系统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需求。德弗勒和罗基奇(DeFleur＆Ball-Rokeach，1989)概括了个体与传媒发展“依赖关系”的三种关键途径。首先，传媒提供的信息使我们了解世界，帮助我们“自我理解”，以获得跟他人解释的同一性。其次，我们在行动(决定投资方向)或交往(如何应对相亲)上可能需要传媒帮助定向。英国学者(messengerDavies＆machin，2000)对儿童电视话语的研究似乎可以支持这一点。最后，传媒给我们提供游玩的机会(如看电影放松)。
另一项U&G研究衍生出来的理论是期望――价值论(palmgreen，wenner，＆Rayburn，1980)。它应用aizen和Fishbein(1972)的理智行动理论来探索传媒使用和对传媒的态度。根据期望――价值模型，我们看电视是因为我们期望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如观看连续剧寻求娱乐和放松)，而且认为很有价值(朋友推荐看)。然后我们衡量需要满足的程度(我们笑了吗?是否受到冒犯?)以决定将来是否再进行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期望总是得以实现，我们就建立起习惯性的传媒使用模式(比如沉溺于某一肥皂剧)。
传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是将受众认作积极的、主动的(active)或者消极的、被动的(passive)两种，将其概念化，并将其行为或活动作为处理变量的方法(Rubin，1994)。近期的新发展打破了自古希腊柏拉图时代就树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的桎梏，采用了更为灵活和现实的态度来分析受众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某些时候，媒介的使用者在处理媒介信息时是有选择的，理性的；但是在另外的时候，他们使用媒介是为了放松和逃避。受众行为在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可能也对媒介的效果产生影响。另一种新的方向是认为，人们用媒介满足特定的需要。例如，大众媒介的一个用处可能是消除孤单。坎那瑞和斯皮茨伯格(CanaryandSpitzberg，1993)发现了可以支持这种使用方法的证据，但是其相关性依赖于孤独的程度。
使用与满足说也被用于解释人们对新兴传媒的使用动机。帕帕可里斯和鲁宾(papachrissi＆Rubin，2000)考察了最有可能预测影响人们互联网使用的因素。他们鉴别出五种动机：人际效用、消磨时间、寻求信息、便利和娱乐。一些互联网使用者将传媒用作社会交往的替代，特别是那些在交友和面对面交流中存在障碍的人；
“使用与满足说”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都有独特的意义：它在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将从前的受众研究称为“效果型”研究的话，那么，使用与满足说则代表着一种“满足型”的受众研究，它采纳了两个新角度――人们如何使用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内容能够满足人们什么样的需要；同时它也是批判学派的后来崛起的关注对象。它本身不仅富于理论意义，而且蕴含着形成有关现代社会的某种理论的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研究传媒效果的方法，无疑提醒我们：“传播关系中有一个活跃的接受者”(Schramm＆porter，1974)。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信息传播和大众交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在受众日益活跃的、参与意识日强的当今社会。
当我们进入信息社会时，媒介使用者开始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机会，当用户可以自由点播拥有500个频道的有线电视时，使用与满足理论也越可能有机会成为自成一体的理论。
二、“知沟”研究
西方近期的知沟研究试图厘清这样一对关系，即经常被引述的导致知识沟的原因(尤其是教育，社会经济情况及兴趣或动机)与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
韦尔(weir，1995)曾设法增进人们理解动机在导向知识沟过程中的作用。包括盖那瓦和格林伯纳研究在内的多项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取得某类信息，兴趣(一个近似于动机的概念)比教育的作用更大。但其他的研究并未发现，怀有动机的人们获得的知识增加了，倒是一些其他的研究显示：动机、教育及其他因素相辅相成，才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知识水平。
韦尔提出了一个议题：为什么被认为有兴趣和动机的人却往往并未更多介入寻求知识的活动?他效仿马思洛的需求等级阶梯，提出了一幅信息寻求行为等级图(hierarchyofinformation-seekingbehavior)。韦尔认为，一个人在等级中的未知决定着他的信息寻求行为，而且只有在一个层次的信息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会致力于获取更高层次的信息。当指向人们的某类信息在某些个人自己的信息需求等级中看来无关紧要时，知识沟就出现了。
大众心理研究篇5
关键词：艾思奇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讨会述评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06-0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向、主要渠道和重要内容。2012年5月12日成立了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并在云南大学召开了首届“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50多篇，来自省内外的180余名学者与会，多位学者在会上作交流发言。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研讨，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为今后开展好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明确了方向，集合了队伍，奠定了更加坚实基础。
一、学术成果综述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主题，对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特殊贡献和重要启示进行了集中讨论，对艾思奇的思想成就和学术成果进行了广泛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及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规律、道路和方法进行了专题探讨，学术成果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1从全国性视野和本土化情怀高度评价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意义和价值
一方面，学者们系统评述了《大众哲学》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并阐述了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过程中的开拓性成就，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化过程中的突出贡献。这些成就和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另一方面，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艾思奇《大众哲学》是大众化、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读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做出了巨大贡献。
2充分展现艾思奇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做出的突出成就
学术界存有这样的共识：对艾思奇的关注和研究，主要缘于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所揭示的理论创新道路、所带来的思想启示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确定、学术论文及专家发言情况看，这一思想共识和研究指向得到进一步凝聚和凸显。从会议收到的论文看，不少作者紧扣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主题，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理论与现实的不同方面，或总结概括学术界对艾思奇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所做贡献的研究情况，或从学理上阐发艾思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或从宏观上阐述艾思奇在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地位及其特殊成就，或从微观上深入探析《大众哲学》所揭示的哲学大众化道路。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直接以艾思奇哲学大众化道路为切入点，以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深入阐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理论武装工作和群众教育活动的历史经验与主要成就。
3系统总结艾思奇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现实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主要经验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并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与他们利益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善于运用通俗的语言文字、形象的生活事例、巧妙的比喻、明快的文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出来。这些经验是艾思奇给予当今理论界、学术界的重要启示，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学者们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具体的历史的任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使命和任务、途径和方法不尽相同。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核心任务是增强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学者们认为，尽管时代条件和实践环境发生了变化，但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力图探求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有的学者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是前提，宣传教育是关键，联系大众是根本。唯其如此，方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党员普遍信仰、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有学者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研究（科研）、宣传教育（科教）、推广普及（科普）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从科学理论转化为大众的自觉认同。有学者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契合接受主体及其思想文化特点，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有学者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纳入文化建设进程，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融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过程、文化生活需要和素质发展要求中。
5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教育、宣传普及、实践运用等方面的课题
这是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有学者结合当前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把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着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就为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一些成果立足现实需要，反映当前的研究趋势，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和理论创新工作、高校党建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这些新探索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精神，对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与方法、拓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相关领域，颇具意义。
6注重对艾思奇的哲学观和哲学研究方法论进行探讨
谈到艾思奇，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大众哲学》，这有利于推进哲学的大众化，但也会带来遮蔽艾思奇哲学思想等问题。这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已受到关注。有学者透过《大众哲学》探索艾思奇的哲学观和哲学研究方法论，并指出艾思奇能写出脍炙人口的通俗论著，正是他在哲学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上厚积薄发的表现。学者们普遍认为，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是自成一体的，其中蕴涵着他对哲学的独到理解，以及如何对待和研究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另外，一些学者还探讨了艾思奇哲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学者们基于艾思奇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指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存在形式，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成于群众生活中、呈现于哲学家自觉建构活动中的哲学和智慧，它应以大众的语言、朴实的风格和简明的道理来呈现。
二、理论向度及学术特点
在本次研讨会上，部分知名专家做了大会发言。会议交流研讨与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使本次学术研讨会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向度和学术特点。
1从研讨的切入点上看，与会学者多从艾思奇成名之作《大众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的研究切入，这反映了近10年来研究艾思奇的一个重要趋势
具体而言，或从《大众哲学》文本、语言、叙述等方面的特点研究切入，讨论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或从《大众哲学》的学术意义、思想主线、时代精神研究切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从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方式和成功范例；或从《大众哲学》的当代启示视角切入，认为《大众哲学》作为一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中国化道路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借鉴作用不容忽视，更不能低估。
2从研讨的思路上看，本次研讨会呈现两个方面的学术取向
从艾思奇的思想成就、学术成果及其所揭示的道路和启示方面开展研究，力图通过阐释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及当代启示，以求凸显和再现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学术体系，这是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另一个重要学术取向是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来开展研究，力图通过研究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方面的重要贡献，以求探索和揭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规律和当代启示。显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向也就构成了当下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思路，而其间又总是相互联系与相互交融的。
3从研讨的内容上看，主题明确，选题多样
比如：艾思奇的学术思想、理论成果及其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三化”方面的特殊贡献及其当代启示；艾思奇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道路、规律和特点；还包括艾思奇生平历程及学术成果的文献资料评述、艾思奇思想成就及学术成果的理论梳理等等。可以说，论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近期云南学术界关于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一次盛会。
4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指向上看，在于立足本土优势，探讨当代中国和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理论创新及其实践运用的问题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大决策，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当今时代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需要。在近10年的一个时期内，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基本目标，就是要解答在当代中国的前提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模式和路径问题，探究马克思主义由大众化到中国化的具体途径问题。
三、深化研究的构想
毋庸讳言，在艾思奇家乡云南成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并有组织系统化地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首届学术研讨会及所提交的学术论文呈现的丰富的研究成果，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的一些前沿性问题，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为云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论文选题存在一定的重复性，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论域有待拓展，研究方向有待凝练，学术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不够活跃和丰富，针对这些问题，加强和深化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要加强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队伍建设
目前，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主要力量有三：一是“专业队伍”，主要是由把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组成，其中不少是中青年学者；二是“地缘队伍”，一般由艾思奇革命生涯和学术活动主要发生地的学者们构成；三是“亲友队伍”，主要由与艾思奇有过生命联系、生活交往、工作接触、师承学缘关系的研究者或见证人构成。这几支队伍和研究力量各有其特点和优势。但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科研工作还主要体现为以个体研究者的形式来开展研究，有组织、集成性开展研究的科研队伍需要进一步建设。从云南本土的人文情怀来看，艾思奇是云南的骄傲，是值得云南思想理论界的学者们认真学习并引为榜样的。对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云南应努力走在全国前列，在本土形成有全国性影响的研究队伍和研究基地。通过进一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通过集成社会科学界的相关力量，形成稳定的科研力量。这就是说，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具体的研究课题上，需要进一步解决“谁来研究”的问题，目的在于增强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主体性力量。
2要系统整理艾思奇与马克思大众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和文献资料
在解决了“谁来研究”的问题后，我们应进一步思考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上“研究什么”的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本文献基础、学术理论基础、概念范畴基础、研究内容方法基础、研究目的价值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基础。今后，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系统整理这几个方面的学术文献是十分重要的。以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成立为契机，发挥各会员单位的优势，建立“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资源信息中心”，利用互联网络的优势，建设资源共享的“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信息库”，把目前相对分散的各种学术文献加以收集整理，健全和完善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资源库。
3要准确把握和及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动态
在对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现有成果和文献资料系统整理的基础上，为方便学术界开展新的研究活动，研究会有必要全面把握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动态，并按照科学化、系统化、信息化、快速化的要求，向专家学者们定期、不定期地公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动态资料，以便研究者全面把握研究状况和学术前沿。
4要鼓励从学术层面开展艾思奇思想研究，不断提升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水平
这方面可以做的研究课题很多，例如：艾思奇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研究、艾思奇思想与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研究、艾思奇哲学与中国政治和文化启蒙研究、艾思奇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研究、艾思奇哲学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比较研究、艾思奇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对话研究、艾思奇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形成过程研究、艾思奇与云南文化研究、艾思奇道路研究等等。
总之，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既是一个蕴涵着巨大学术空间和思想张力的领域，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课题，这一研究必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以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具有时代特点的理论思维，把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做出新概括，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项伟大的理论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1]
aiSiqiandthepopularizationofmarxism
——aReviewofacademicSeminar
ZHanGChang-shan
（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an，China）
大众心理研究篇6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在逐年地增长,给就业市场带来巨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心理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探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观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心理探析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浅谈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观的误区及引导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的高校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探讨议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与路径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心理指导模式初探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下女大学生就业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对策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择业观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4]陆士桢,孟登迎.人文精神与意义探寻[m].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8.
[5]毕景艳,应三潮.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新途径――自我效能培养,中国人才,2007.11.
[6]蒋洁.青年学生就业能力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7.7.
大众心理研究篇7
【关键词】媒介融合受众观
一、受众理论与受众观念理论溯源
我国的受众研究自1982年北京调查起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技术的不断变革使媒体传播发生深刻的革命，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正经历着从传播方式到内容的双重变化。经过30年的发展，受众研究逐渐完成了从实证研究到理论建设的学科架构，经历了受众研究“精确化”、“理论化”和“本土化”。
受众在传播学上，泛指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在大众传播领域里，受众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其中最主要的是指三大新闻媒介即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和电视的观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把新闻媒介的运作仅仅看成主持人和记者、编辑劳作而已，对受众的作用认识不足。但是，随着对大众传媒的多样化和媒介竞争的日趋激烈，同时，也伴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事实与最初的想法不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受众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是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在新闻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受众都在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起着各种制约作用，即“受者中心论”。
在受者中心论中，上世纪80年代受众理论探讨的重点是受众需要论，强调媒介要服从于、服务于受众的需要；90年代受众调查的重点已转向把受众作为传播活动中的权利主体来审视，提出要以受众为本，尊重和维护受众的权益。随着受众研究的深入进行，受众的需要和权益的地位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传播活动对受众的影响得到了受者的关注，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权益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这一重大变革，最终促成了“受者中心论”观念的形成。
到了20世纪末互联网产生并且发展到今天，操作简易快捷的互联网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受众地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互联网媒介中，无论是信息者还是信息接受者，他们首先都是网络媒介的共同使用者。因此，互联网上并不存在固定的信息接收者群体这一概念，故而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这一概念。
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所有网结生产、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网络传播兼有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又突破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局限。网络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同时，网络传播中，受众接受信息时有很大的自由选择度，可以主动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网络传播突破了人际传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局限，在总体上，是一种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
而在媒介融合时代，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这就更加突出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受众研究在理论上寻求到的新突破。
二、我国受众观念研究确立与受众调查实践
受众研究在中国传播学领域是开展较早、成果比较丰硕的一个部分，受众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逐渐兴起的。目前几乎所有受众研究的学者都把中国大陆受众研究的起始点界定为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开展的北京市报刊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调查，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采用国际通用的随机抽样方法和使用电子计算机系统统计分析受众调查数据，而首次在北京地区开展大规模受众抽样调查受到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关注，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突破性行动”，自此受众研究作为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进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传媒业界的研究领域。
1982年由陈崇山任组长组织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首次在北京地区开展大规模受众抽样调查，成立由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派员实施调查。以北京地区12周岁以上群体为人口调查总体，采用类型多层随机抽样法首次用计算机抽选样本，调查的重点是媒体信任度。调查发现有55.1%的受众认为当时的新闻宣传只是基本可信。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高度评价这次调查“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标准理论框架设计的，但它遵循传播研究方法及西方和第三世界学者的实验理论方法着重于注意这些方法与马列主义及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受众研究的深入开展，受众的需要、视听兴趣及权益引起重视，传播活动对受众的影响得到关注，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主体地位受到尊重，促成了“受众本位”观念的形成。
1987年6月中央电视合各省、市、自治区级电视台（宁夏和陕西未参加）进行了首次全国电视观众调查。1988年上半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首次全国听众抽样调查。此次全国调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开展全国听众调查。
1992年在全国第二届受众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正式提出“受众本位”的概念。她对“受众本位”的阐释是：“受众本位则是把受众视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一切新闻传播活动应随受众的意志为转移。传媒则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提高受众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地为受众服务。”②
随着国内受众研究的蓬勃发展，受众本位理论逐步取代了媒介本位理论，促进了媒介受众观念的确立。“受众本位”的提出是对受众认识的质的飞跃，受众的地位不再被抽象的政治化为群众，而是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被服务传受双方平等，而传播方式也由“教化”、“灌输”转变为“引导”和“服务”。而受众与传播者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客体，受众本位需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活动中以受众需求为中心，最大程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满足受众的知晓权、传播权和接近权及获取信息的需要。
尽管目前新闻传播学界对受众本位的提法还有争论，但受众理论研究和传媒业者在认识层面和实践指导上达成了某种契合，即新闻事业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化；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性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这是受众研究、受众调查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
三、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的受众观念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当今媒体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是传媒学界和业界当前研究和实践的高地。
“媒介融合”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提出，1983年他在其《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的概念。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这种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③
媒介融合趋势将给受众地位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受众的地位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其次是受众已经不满足于接收过于同质化的大众信息传播，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适合自身口味的个性化服务和精准化传播。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受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整个传播活动过程当中，他们对于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需求定位精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受众掌握了传播活动的“主动权”，甚至倒逼传统媒体不断调整媒介运营策略，升级现有的产品，以更高质量的产品来迎合市场需要，满足受众日趋多样化的需求。
媒介融合为受众提供了多样化的接收渠道，同时也让传统媒体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风险，大量的垃圾节目和信息冗余消耗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众面对海量的信息无从下手。“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遵循一对多的单向传播路径已经难以满足媒介融合时代下的受众需求。大众媒介产品生产正经历着由‘广’向‘窄’的战略性收缩；由传统媒体时代的‘传者中心’转向‘受者中心’的受众观念。与大众媒介相适应的传播策略也由面向群体的‘集群化’传播转向‘分众化’传播，尤其表现在内容生产方面，要求以更优的节目生产面向更精确的受众细分，在受众的产品使用和用户体验上赢得先机，从而在受众中树立品牌和良好的口碑，增加媒介产品的重复消费”。④
结语
媒介融合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是正在经历的一场革命，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分流了传统媒体中年轻化且购买力较强的人群，但是从远期市场开发和受众培育来看，传统媒体也拥有更多的潜在受众，经过市场细分过的受众，让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过程中更加专注满足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分众化”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将得到进一步满足。
媒介融合下的传统媒体为电视机、电脑和手机等终端提供内容，以广电网、通信网和互联网将电视观众、网络用户和手机用户高度粘合，进行多渠道的全面覆盖，而作为最便于携带且拥有最大用户群的移动互联网信息终端的智能手机，也朝着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三屏合一”的方向转变，媒介融合时代的受众享有自和选择权，而媒介市场自身也会通过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对传统媒体进行更加残酷的筛选和淘汰。
参考文献
①②陈崇山：《受众本位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10、114
③孟建，《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国际新闻界》，2006（7）：24
④张超，《三网融合趋势下广电媒介发展研究》[D]，兰州大学，2011
大众心理研究篇8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page_break]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大众心理研究篇9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学热”退潮以后，关于美学理论创新的话题层出不穷。有关于美学学科基础的反思，也有关于美学思维方式的反思，更有关于美学学科体系的反思，最终在90年代演化成为轰轰烈烈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这些反思和论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学学科的发展，但是由于它们都是在“理论美学”的范围内展开的，虽然有着一定的学理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远离了大众的社会生活，无论是实践概念还是生命概念以及生存概念都与大众的美好生活相去甚远，因而我们的美学就不能深入到大众生活之中，不能成为关于大众美好生活的学问。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应的审美意识有所觉醒，这正是美学学科大有作为的时候。基于此，我们呼唤一种立足于建构大众美好生活的美学，一种从理论的框架中走出来，研究广泛存在的生活美学。
一、理论关学的发展历史及其当代困境
美学作为一门自律的学科的诞生源于德国美学家鲍姆加通《美学》一书的出版。在美学发展史上，《美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己开始执掌门户，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鲍姆加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相应地应该有三门不同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研究“知”的学科是逻辑学，研究“意”的学科是伦理学，剩下的“情”也应该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鲍姆加通把研究“情”的学科定义为美学。在《美学》的开篇中就谈论“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1]，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比是低级的认识能力，但这种较低级的认识能力也必须有专门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否则感性认识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这样，美学也就成了一门有别于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等的独立学科。美学的独立意味着这个学科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关于美学体系的理论思考成为美学家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在鲍姆加通之后的德国古典美学阶段，康德和黑格尔对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康德和黑格尔都在鲍姆加通感性学的基础上，以感性作为思考的中心，致力于解决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问题。他们都立足于各自的哲学立场建构起自己的美学理论。康德在鲍姆加通提供的美学是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想象力这个中介环节，提出了“审美判断力”问题，建构了其先验哲学的美学体系。他从“审美判断力”出发，重点分析了审美心理机制问题，抓住想象力与其他心理机能的相互组合，阐发了美感与崇高感、趣味与天才等问题。感性与理性的相互统一是他构建自己心理美学理论的核心。黑格尔则把艺术纳入绝对理念发展的历史，将艺术视为理念外化为主体心灵的感性表现，即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经历了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根据逻辑与历史相互统一的原则，以艺术美的理念为中心建构了一个庞大而又严谨的理论体系。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体系后来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即审美心理学研究范式和艺术哲学研究范式。再加上希腊的美学传统对美的本质的构建，即美本质研究范式，这三种美学研究范式就成为后来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典范。
西方现代美学打破了以黑格尔美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演变的新局面。西方现代美学立足于人本即精神主体来回答美学问题，以人本主义哲学为出发点，张扬个体的感性、本能、欲望、直觉，并将它们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审美经验问题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艺术，艺术不过是审美经验外化的产物——审美心理经验是艺术的内在根源，艺术则是审美的外在表现，审美和艺术密不可分。因而我们可以说西方现代美学是以“审美一艺术”为中心课题的。西方现代美学家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美学，而不像古典美学那样来建构一个宏大的体系。这种消解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方式张扬了美学的精神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审美的本质内涵，例如存在主义对个人审美之谜的揭示，现象学对审美意向性的阐释等都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直接源自于西方现代哲学，而对于大众的审美意识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因而只是具有学理的价值，而对于大众的美好生活没有能够提供多少助益。
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资源直接源自于德国古典美学，因而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成为美学家们的首要选择。发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为了批判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确立美学研究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创者们对美学学科的论述不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的美学家来说就有了可以阐释的空间。这时的美学论争的焦点集中在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非美学问题上。大讨论中有着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凡是认为美是客观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凡是认为美是主观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力争站在唯物主义阵营中是大家的共同取向。这次美学大讨论虽然在当时是最具有解放意义的讨论，但由于他们把复杂的审美现象划归入唯心与唯物的论争，将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几乎完全哲学化，因而其学术史的意义并不是很大①。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是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延续。各派的美学理论在这一阶段都得到了发展并且树立了实践美学的核心地位。这之后，当代中国美学家们加强了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翻译工作以及对中国美学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为建设科学的、体系化的美学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实践美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取得中国当代美学话语控制权的。实践美学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结合起来，提出用实践来融合认识论美学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分状态，用实践活动为美学寻找一个可靠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实践美学将西方古典美学研究的三种范式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包容广泛的美学体系。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和艺术论在实践美学中获得了统一。可以说，实践美学达到了理论美学的顶峰。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第三次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声称自己所建构的美学体系超越了实践美学，他们以强调感性、个体性和超现实性来反对实践美学的理性、群体性和现实性。而实际上，两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在于其哲学的起点不同，实践美学以“实践”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而后实践美学则以“生命”、“生存”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两者的论争实质上是西方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争执。实践美学依托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而后实践美学则依托于西方现代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在这场论争中，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哲学的命题上，二者看似针锋相对，但在美学研究的理性化建构上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从中西方美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建构和艺术审美的研究上，这种从学理分析和美学史资源中寻找美学建构的可能的美学研究方式我们可以称为理论美学。理论美学总是从哲学的高度为美学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极力从理论上论证人类审美活动的普遍价值，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特性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与积极建构理论美学大厦相对应的是美学家们对大众审美实践的漠视。这种漠视使得理论美学的建构一直在“高空运作”，而借助哲学话语权建构起来的堂皇的美学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现实审美活动几乎毫无关系。因而，理论美学在当代的发展遇到了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当前，发展的重要性超越了启蒙，美学的工作中心亟待转移，即美学首先应该积极地介入到大众生活之中，成为建构大众美好和谐生活的学问，而不应该再囿于概念化的范畴内自娱自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建构理论美学的学者们远离了大众生活，躲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建构了一个个美学体系，而实际上，这些体系对于大众的现实生活却无关痛痒，这种美学与生活隔离的状况使得理论美学成为无源之水。因而我们呼唤美学介入生活，在大众的生活中发挥美学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
二、大众审美意识的兴起与生活关学的建立
理论美学的发展历史揭示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美学家只在美学史资源中讨生活，他们满足于根据已有的理论提出新的理论；满足于在逻辑自足中建立各种理论体系，其眼光始终只盯着书本，思想神游于观念王国，没有去关心比观念、逻辑更为根本、更为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本身，没有去研究身边正在发生着的大众审美事实。”[2]因而，美学研究就在逻辑、概念里兜圈子，美学家的这种自娱自乐的努力只能够满足自己的“美学话语权”的建立而不能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广大的群众不知道美学究竟为何物，不理解美学与他们美好生活有什么关系，不了解美学的存在究竟对自己有什么价值。
美学研究远离大众的倾向遭到了一些青年美学家的批评①，这些批评的确击中了理论美学的要害，美学如果不走出纯理论的“象牙塔”就不能真正的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如果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痛痒、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不会有生命的活力。因而美学走向大众，走向生活是其理论创新的一条新的途径。我们将这种走出理论体系建构的走向大众生活的美学称为“生活美学”。“生活美学”并不是一门新的美学建构方式，它实质上是深入到大众中去、解决大众生活审美难题的应用美学。
美学走向生活或者说“生活美学”的提出是否就是要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感性审美问题呢?这就牵涉到“生活美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区别。“生活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都立足于大众生活本身的审美，都是对理论美学的一种反驳与修正。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审美主体是不同的。生活美学立足于大众的现实生活，全体大众是“生活美学”的审美主体；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审美主体是发达城市生活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相当充足的金钱，因而在物质极为丰富的发达城市中可以找到他们审美的领地，这只是一部分有钱人的美学。其次是审美活动的出发点不同。“生活美学”的出发点是大众生活中的现实审美现象，并以大众生活的艺术化、大众生活的幸福和谐为最终目标。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出发点是审美的感官享受和物质刺激，它建立在丰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是被物质商品所包围的“消费社会”的产物。最后是审美活动的价值归依不同。“生活美学”所追求的是人生的艺术化，以造福大众的现实生活为价值归依，它是由日常的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是由日常生活的“实用”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渡，是由功利实用的劳动向本真存在的澄明境界的提升；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则以直接表征物质满足的享乐的快感为价值归依，它是物质生活扬弃精神生活的“大跃进”，是“消费社会”的审美价值观，是以“审美”为幌子、以“感官享乐”为本质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理论变相。它最终以“技术”来统领审美，审美的人变成了物化的人。
立足于大众立场的“生活美学”关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大众日常生活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而生活美学的主旨就是要把美学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关注他们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注重自己身体的美化、注重自己生活环境的美化，从中获得一种舒心的享受；在人们的日常劳动中，劳动者体会到劳动创造所带来的快乐，这些都是生活美学所关注的问题。在大众的精神生活领域，美学要担当起培养大众的审美情趣、提高人的道德素养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并且弘扬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引导健康的娱乐消费方向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实现就要求美学关注大众的现实生活、关注大众的审美心理的发展。美学应该逐渐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应该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美的追求是普遍的：从美容美发、服饰、家居装修、旅游再到生活饮食等各个方面。这种审美追求可以说永无止境。大众审美意识的兴起无疑为生活美学的大展身手创造了舞台，这就需要美学超越只关心理论的传统，深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协助大众提高自己的审美修养和审美趣味。大众的审美意识兴起的时代也正是美学应该大有作为的时代。没有现实基础的学科会缺少持久的生命力，美学首先要找到其现实的立足点才能在学理上有所发展。如果美学家没有看到美学的现实的生命力而仍旧在形而上学的“迷宫”中奢谈审美的精神性、超越性、个体性和无功利性，这岂不是美学的不幸抑或美学家的悲哀?因而我们的美学发展要呼唤一种立足于大众立场的现实主义，而不能仅在理论的超越境界里沾沾自喜。
三、理论关学与生活美学要互补
从系统性和体系性出发，理论美学坚持对美学进行学理分析，探讨审美活动产生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给予自己的解答，这对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首要的任务就是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给予理论上的分析，美学当然也不例外。这种学理分析的重要性在于确立了美学的自律，使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可能。但是一味地追求理论化、思辨化使得美学这门研究人类感性的学科越来越远离人类的现实生活而成为一门“玄学”。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就显示了这个趋势。近20年来中国美学学科的所谓创新也常常超越了美学自身的范围，无论是实践美学话语权的建立还是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辩驳，其实都是哲学思想的论争在美学领域中的表现。美学理论家不愿意从具体的审美现象出发而热衷于从哲学入手来探讨美学的逻辑起点和美学的基本问题，以哲学修养和逻辑修养的高下来争取美学理论建构的话语权。理论可谓层出不穷，但是美学和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的隔膜却依然有增无减。
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大众以不同的方式在追求着美：建筑装潢、室内装修、美容美发、环境绿化、花卉修剪、影视娱乐等等与审美相关的一些行业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社会大众的审美实践来看，我们的美学正是应该大有作为的时候，而现实的美学研究却是令人失望的。中国当代美学要走出困境，重新获得自己应该具有的学术地位，就应该积极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养分，拓宽自己的学科领域，展示美学学科积极介入社会的价值；当然，在面向现实生活的同时，美学也不应该忽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即美学要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不断地寻求理论的创新、发展和突破。这样，美学一方面做好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就使美学能够在学理和生活两个方面相得益彰。
美学是一门“形而上”和“形而下”兼有的学科，它一方面要在“形而上”的层面探讨美学的学理价值，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形而下”的层面探讨大众的现实审美。它并不是一门社会应用学科，而是一门人文学科，这就要求它必须以人为本，追求其超越性和自由精神。各种社会生活中应用美学的发展最终还需要理论美学的成果来支持，而理论美学的研究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立足于现实的审美实践和审美经验，在现实审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从而形成具有学科形态的美学理论。反过来，这些具有学科形态的美学理论又能够指导现实的审美实践，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因而美学研究应该面向多元：既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美学问题，又要研究具有理论形态的美学问题。事实上，生活美学是理论美学的源头，理论美学的理论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审美经验，而生活美学又给理论美学提供丰富的审美例证，没有生活美学支持的理论美学是“有学无美”的，没有理论支持的生活美学是“有美无学”的。美学要发展，要取得突破，就必须面向多元，将立足于大众审美的生活美学和立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美学统一起来，给生活美学寻找理论依据，给理论美学寻找现实依据。
总之，美学要想走出低谷就必须走出思辨的理论的王国，走向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走向对生活审美的研究，在大众的生活幸福和心理健康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要求美学家们不仅要在思辨的领域内研究美学，还应该对生活中的实用美学进行研究；要用开放的心态来容纳各种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不能认为只有理性统摄下的审美才是正确的，而别的审美方式都不可取；要树立大美育的思想，不仅要在学校培养学生的美育观念，更要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培养全体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只有这样，美学才能从形而下的角度给人以引导，培养大众正确的审美情操，同时又探究人们的精神追求，从形而上的角度给人以启迪。也只有这样，美学才能够实现从具体的审美事实出发达到对大众终极关怀的目标。作者：刘广新胡友峰
[参考文献]
[1]鲍姆加通．美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3．
[2]薛富兴．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J]．文艺研究，2003(3)．
[收稿日期]2006—12—01
[作者简介]刘广新(1972－)，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
大众心理研究篇10
调查研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只有善于运用调查研究这个武器，才能掌握科学发展的规律，广集科学决策的智慧，提高科学行政的效率。
——用调查研究掌握科学发展的规律。大家知道，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科学发展观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既是历史观又是价值观，既是认识论又是实践论。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地方，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首先必须有一个好思路。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有什么样的思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目标。而正确的思路不是闭门造车想出来的，不是心血来潮捏出来的，它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规律之上，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晶产物。如果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再好的思路也是找不到“出路”的，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由此可见，清晰的思路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而清醒的头脑需要调查研究来支持来理顺。我们讲科学发展，只有拿起调查研究的金钥匙，去揭示发展规律，掌握发展规律，运用发展规律，就会减少盲目蛮干，减少弯路失误，减少短期行为。通过调查研究的分析观察，找出原因，总结经验，就能有效地克服、形式主义、经验主义，从而按规律办事谋发展。诸如我县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一体化进程中，县委、县政府就是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根据气候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制定了以提升传统产业，壮大特色产业，打造品牌产业，创建了一批冶炼基地、烤烟基地、蘑菇基地、药材基地，使之尽力坚持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辩证统一。既考虑当前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自然规律；既讲究经济社会效益，又讲究生态环境效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调查研究，是与时俱进、明辨是非的过程，是虚心学习、增长才干的过程，是去伪存真、取长补短的过程，是磨练意志、培养作风的过程。归根到底，是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能力的过程。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认真落实，用深入、心入、身入的调查研究，去不断地完善自己，把握自己，坚决纠正那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违背规律、盲目蛮干、好大喜功、脱离实际的不良现象。我们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发展之责，善谋强县之计。不断地用调查研究给抢抓机遇，迎接挑战，科学发展添光加彩！
——用调查研究广集科学决策的智慧。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谁”。这就是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着重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基本动力——“依靠谁”。这就是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是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伟大的力量源泉。
正是有了“为了谁”的出发点和“依靠谁”的落脚点，才使我们每位干部在调查研究中找到科学决策的闪光点——问计于民、集智于民。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蔼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人。我们在新农村建设、公益事业建设、重点项目建设等等，都要在调查研究中听取群众意见，征求群众计策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以避免发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而劳民伤财！防止“上马前拍胸脯，上马中拍脑袋，上马后拍屁股”的恶性现象循环。推动科学发展需要正确的科学决策，正确的科学决策源自于深入调查研究，广集群众智慧之中，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只要获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就没有克服不了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参与。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每做一件决策或每做一次事情时，都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其所想，急其所急，释其所疑，排其所难。领导干部要逐步把权力运行的过程向群众公开，扩大群众对办集体事业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听听群众意见，及时掌握群众的心态，知道群众心里想的啥，家家户户期盼的啥，能为群众干点啥，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以群众意见为衡量标准和决策依据。对那些容易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重点工作和重大事项，要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连同办事程序等一并向群众公开，接受监督。
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如何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实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深深体会到：
调查研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只有善于运用调查研究这个武器，才能掌握科学发展的规律，广集科学决策的智慧，提高科学行政的效率。
——用调查研究掌握科学发展的规律。大家知道，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科学发展观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既是历史观又是价值观，既是认识论又是实践论。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地方，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首先必须有一个好思路。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有什么样的思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目标。而正确的思路不是闭门造车想出来的，不是心血来潮捏出来的，它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规律之上，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晶产物。如果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再好的思路也是找不到“出路”的，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由此可见，清晰的思路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而清醒的头脑需要调查研究来支持来理顺。我们讲科学发展，只有拿起调查研究的金钥匙，去揭示发展规律，掌握发展规律，运用发展规律，就会减少盲目蛮干，减少弯路失误，减少短期行为。通过调查研究的分析观察，找出原因，总结经验，就能有效地克服、形式主义、经验主义，从而按规律办事谋发展。诸如我县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一体化进程中，县委、县政府就是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根据气候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制定了以提升传统产业，壮大特色产业，打造品牌产业，创建了一批冶炼基地、烤烟基地、蘑菇基地、药材基地，使之尽力坚持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辩证统一。既考虑当前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自然规律；既讲究经济社会效益，又讲究生态环境效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调查研究，是与时俱进、明辨是非的过程，是虚心学习、增长才干的过程，是去伪存真、取长补短的过程，是磨练意志、培养作风的过程。归根到底，是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能力的过程。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认真落实，用深入、心入、身入的调查研究，去不断地完善自己，把握自己，坚决纠正那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违背规律、盲目蛮干、好大喜功、脱离实际的不良现象。我们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发展之责，善谋强县之计。不断地用调查研究给抢抓机遇，迎接挑战，科学发展添光加彩！
——用调查研究广集科学决策的智慧。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谁”。这就是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着重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基本动力——“依靠谁”。这就是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是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伟大的力量源泉。
正是有了“为了谁”的出发点和“依靠谁”的落脚点，才使我们每位干部在调查研究中找到科学决策的闪光点——问计于民、集智于民。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蔼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人。我们在新农村建设、公益事业建设、重点项目建设等等，都要在调查研究中听取群众意见，征求群众计策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以避免发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而劳民伤财！防止“上马前拍胸脯，上马中拍脑袋，上马后拍屁股”的恶性现象循环。推动科学发展需要正确的科学决策，正确的科学决策源自于深入调查研究，广集群众智慧之中，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只要获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就没有克服不了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参与。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每做一件决策或每做一次事情时，都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其所想，急其所急，释其所疑，排其所难。领导干部要逐步把权力运行的过程向群众公开，扩大群众对办集体事业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听听群众意见，及时掌握群众的心态，知道群众心里想的啥，家家户户期盼的啥，能为群众干点啥，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以群众意见为衡量标准和决策依据。对那些容易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重点工作和重大事项，要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连同办事程序等一并向群众公开，接受监督。
经求群众的意见具有三个好处。第一让决策者与群众联系更紧密。群众身在基层，要知道他们的愿望，决策者就必须深入到基层。第二，让群众更好地当家作主。群众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热情越高，说明他们对国家、对集体的感情越深。因此，要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放下包袱，敢于暴露真实思想，敢于提意见，说心里话。第三，让决策更科学、更合理。把群众的意见放进决策中，反复推敲，多次比较，使其更切合实际，这样决策就可以避免无的放矢、偏听偏信、盲目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