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1
关键字：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分，其中，“私益诉讼乃保持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由此可见，在古罗马时期市民为维护公共利益及社会秩序，可提起公益诉讼，且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所诉之利益不必有直接利害关系。而现在意义上的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相比，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指社会公共利益，即为社会全部或部分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其涉及文明的社会生活并以这种生活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包括一般安全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等。二是指国家公共利益，其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制止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和社会，促使形成良好社会秩序。
第二，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合法权利或财产受到损害的特定人，也包括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即，只要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特定国家机关或公益组织等就可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第三，行政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存在损害发生可能性的潜在损害。
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各国虽然在称呼上不一，然而其内涵大致相当。
在日本，其《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中将行政诉讼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四种。其中，民众诉讼不限于救济者本人权益，而是含请求纠正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的行为的诉讼，具体包括与公职选举有关的诉讼、与直接请求有关的诉讼、居民诉讼、基于《宪法》第95条的居民投票的诉讼、有关最高法院法官的国民审查的诉讼，目的在于使公民以选举人的身份通过诉讼手段制约国家机关或公共性权力机构的行为。由此可见，民众诉讼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可以认为是行政公益诉讼的一种形态。
在美国，行政公益诉讼被称为所谓的“私人检察总长制度”，即国会通过制定法律，授权私人或团体为了公共利益，针对官吏的非法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诉讼。主要包括相关人诉讼、纳税人诉讼和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三类。其中，“相关人诉讼是指私人在不具备当事人资格的情况下，允许他以相关人的名义提讼。纳税人诉讼，是指原告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讼，针对国家机关的行为导致公共资金的流失或公共资金的不当支出。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是指当国家行政机关不作为时，要求法院做出判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其职务。”
除此之外，法国的“越权诉讼”、德国的“公益代表人制度”、英国的“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等等制度建构，都是各国对公共利益予以司法保护的具体制度建构。值得提及的是，行政公益诉讼明显具有预防性质，即不需要公益侵害现实地发生，只要根据相关情况能够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就可提讼。这有利于把潜在的大规模损害消灭在萌芽状态，从经济层面考虑即是以较小的司法投入保护了较大范围的社会利益，因而对于防止社会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
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上对原告资格的要求大大降低了：从直接相对人到间接相对人甚至“任何人”，均可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这也验证了“行政法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但某种程度上来说，行政公益诉讼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当代社会根基和结构深刻变动，政治法律思想全面革新的必然产物。
1、市民社会公共权利的司法保护
公民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发展状况和人权受保护水平的反映，而公民权利的保障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发挥。法律的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的过程。然而，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实体权利必须有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才能真正把纸面权利落实为实质权利。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
无救济即无权利，只有在立法上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方是一个最可行的制度建构。其中司法救济应是一种最根本、最权威的解决途径，原因在于，独立的司法权和有效的司法运作机制较之其它权力监督机制，更能经常而稳定地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缺乏司法的权威衡量，“那么这种权益的调整就会取决于或然性或偶然性，或取决于某个有权强制执行它的决定的群体的武断命令。”“而从行政诉讼制度监督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这一特定角度来说，原告资格的赋予就是其民利的一个表现。”2、私人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行政公益诉讼产生的一个历史性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法律理论的框架，即公权力的行使仅对社会公共性利益造成损害，对人民私权益不构成直接的损害，故而公民个人没有资格对此提讼，从而使这类损害无法进入司法审查的视野的传统思维框架。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国家将一项权力授予某一机关行使后，为保证其行为合乎法律和公益，就有必要设立并授权另外一个机关对其进行监控；这另外一个机关如果滥用权力，又有必要设立第三个机关来干预和控制。这正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理论最通俗明了的表述。
分权和制衡机制在理论上是很好的，并经过很多理论家证明这是官僚系统保持一定效率和公正的最佳制度选择。但是这样的机制也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分权和制衡下的国家机关是真正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忠于正义的。然而在事实上，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并不是超脱一切利害关系之外的，他们本身也组成了若干集团和阶层，互相间也有形形的利害关系。结果往往导致，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庞大系统，公权系统呈无限扩张的趋势，运作效率愈来愈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同时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利的途径，违背了人民的根本法理。私人因公益妨害和私益妨害的划分而无权就公益妨害，这造成了公益妨害可继续存在下去和受害人得不到法律救济的不合理现象。由此也在实践中证明，创设公益诉讼制度是一个必然需要，也即通过动用私人的力量对国家公权进行制约，以充分发挥公民和团体在保护公益中的作用。
三、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
公共利益的主体抽象甚至分散，特定个人的利益在其间具有隐匿性或者微不足道，公共利益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直接使个人的利益比别人更多或更少，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更愿意坐享别人对公共利益的奉献。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使得个人难以产生付出高昂成本提起行政诉讼的动机。鉴于公共利益的这种特性，设立公共利益代表人，在公共利益受到非法行政侵害时，由它代表国家、社会或公众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完全必要的。目前认为，能够代表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如下：
1、检察机关
关于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处于当事人即原告的地位，以原告的身份参与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既不作为原告也不代表国家，而是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出现；第三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处于公诉人的地位。第三种观点更符合我国法律逻辑，因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虽然能够启动该诉讼程序的发生，但它不是诉讼程序中的一般原告。检察机关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一般原告通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它主张公共利益，也并非是当然的公益代表人，没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当然职责，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身份与一般原告身份显然不同。另外，我们也不是将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仅仅看作是公益代表人，因为检察机关除了代表公共利益外，还肩负着法律监督的职能，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同时，它还有责任对该诉讼的公正性、合法性进行监督，因此它既是者又是诉讼的监督者，这与消费者协会、环保协会等公益代表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形有较大区别。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只有处于公诉人的地位，才能与其职权职责相适应，也才可以避免诸如诉讼费用负担等困境。
2、公益组织
这里的公益组织是指以谋求社会公共利益的非营利性质的法人，如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等。公益组织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同普通公民相比具有更多的优势：现在美国法院已承认一些保护历史文物的公民团体，公共福利社团、环境组织等享有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他赋予公益组织权的国家还有德国、日本和英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35条规定：“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有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法律关系，授予诉讼实施权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讼”。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2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已是法制建设的必然趋势。近几年,行政公益诉讼已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文章也常见于许多期刊杂志,特别是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更是掀起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讨论高潮。很多学者站在比较法的角度,认为许多外国行政公益诉讼中关于原告资格的理论可以适用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笔者最近有幸拜读了华东政法大学朱应平教授所着《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一文,该文对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了全面分析,详细列举了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总检察长、个人和社会团体三种类型,朱教授同样认为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但笔者认为:他山之石未必能攻玉,国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未必能全部为我国借鉴,并以此确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也可以有检察长、个人和社会团体三种类型。为此笔者试从行政公益诉讼及原告资格的概念入手,分析国外检察长、个人和社会团体三种类型在我国的不可行性,进而提出检察机关作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唯一原告的理论,以求教于各位行家。
一、行政公益诉讼及原告资格的概念分析
澳大利亚公益诉讼的含义。学界和实务界对“公益诉讼”概念也有不同理解。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指出:“法院喜欢让该定义处于开放状态,且以每个案件的背景情况为基础对公益问题做出决定。但是法院在关于如何探讨该问题上提供了某些指导。一种获得广泛认同的方法是,看该案件是否影响共同体或该共同体某个重要的部分,或者是否涉及到某种重要的法律问题”。法律改革委员会采用法律适用的一般方法,确立了三个标准来识别“公益诉讼”:第一,该程序对共同体或该共同体某重要部分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起着决定、执行或阐明的作用。第二,该程序涉及到某个重要法律问题的解决。第三,该程序在其他方面有公益的特征或才具有判例案件程序(testcaseproceedings)的特征。巴克(BarKer)法官把“环境公益诉讼”界定为有下列特定目标的诉讼:从法院或得某种法律救济,或者从某行政裁判所获得某项决定或裁决,而这种做法的目标具有保育、保护环境的效果,或者提升环境的保育或保护的效果。虽然巴克的定义比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定义更准确也更有用,但其最大缺陷是:没有把这个概念限制到由共同体成员提出诉讼上,即没有对提出的诉讼主体进行限制。在澳大利亚,提出环境诉讼的主体多样,如由政府调控者提出的环境诉讼也有保护环境的目的,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一般被理解为只意指由共同体成员实施的诉讼。换言之,“公益诉讼”概念的主体不包括政府,公益诉讼排除了由政府实施或代表政府利益实施的诉讼。总检察长作为公益诉讼主体,不是因为它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因为它代表公共利益的原因。由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巴克法官采用的定义还有一个局限:它们不包括识别公益诉讼一项标准的“诉讼目的”,即个人提起的以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为目的的诉讼,不应被视为公益诉讼案件。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有二个特征:第一,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有总检察长、个人或社会团体。总检察长代表公益,在公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代表公益提起诉讼。这是宪法赋予其地位决定的。在确定哪些主体享有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上的难点在于:个人或社会团体并不必然拥有公益诉讼资格;法院需要确定,在哪些情况下,个人或者团体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第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公益,或者实现法律规定的公权利。
我国学术界通说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应是指当行政主体侵害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由此可见,行政公益诉讼就是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监督和纠正那些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为保护广大人民的民生、民权,对那些虽不损害某个单独的民事主体的利益,却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应赋予法院对其司法审查权,这就是行政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的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的经典解释:“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主要解决的是在行政诉讼中什么人具备了何种条件可以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即谁可以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在我国,学者们虽然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内涵和外延理解的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但都认为原告资格意味着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成为原告的限制条件。因为资格本身就是一种限定、一种条件,如果一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没有限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原告资格问题。一般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有如下涵义,第一,原告资格是公民、法人或社会团体因具备一定条件而取得的可以作为行政诉讼原告提起诉讼的资格;第二,原告资格用以表述哪些人具有行政诉讼的诉权,仅表明在行政争议发生后,具备原告资格的人将该争议诉至法院,法院不得将其拒绝;第三,原告资格从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就已取得,是一种成为原告的可能性。它与原告的关系可概括为: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未必一定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而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然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之一,原告资格的发展推动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
所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公益诉讼,其主要内容和关键之处就在于对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设定,这将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否最终得到确立。
二、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分析
澳大利亚联邦和州立法确认了行政公益诉讼的三类原告主体:总检察长、私人个人、公益团体。
1977年澳联邦《行政决定(司法审查)法》第17条规定:(1)检察长根据本法,可以代表联邦在法院参与诉讼活动。(2)在总检察长根据本条规定参与诉讼活动时,他被认为是该诉讼活动的当事人。该法规定了总检察长的诉讼资格,没有规定个人、公司或利益团体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在环境、规划和消费者保护领域,一些立法放宽了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要求。一般来说,立法上确认某些领域公益诉讼往往与该领域侵犯公益情况比较严重有关。1999年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化保护法》第487条规定,环境活动家和环境团体通常有资格根据该法规定申请审查行政决定的命令。据此规定,“环境活动家和环境团体”可以成为申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这是利益团体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法律依据。
1974年联邦《贸易惯例法》允许“任何人”有权对违反该法条款的行为采取措施,而且“任何人”已被解释为意指不管其是否有某种特殊利益的任何人。该法规定,如果有人已经实施、正在实施或者将要实施侵犯公益的行为,贸易惯例委员会或任何其他人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即使与之没有利害关系,但为了公益提起审查令申请的,法院应该授予其资格。至于采取何种诉讼程序则取决于违法行为的性质。针对行政机关侵害公益的诉讼则为行政公益诉讼。这是个人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州法律对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也有规定。1979年新南威尔士州《环境规划和评估法》第123条规定:(1)任何人可以在土地和环境法院提起诉讼程序,申请纠正或者限制违反这部法律的命令,无论该当事人的任何权利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受到这种违反行为的侵害或者作为这种侵犯的结果。(2)在本条之下的程序可以由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任何其彵人(获得彵们的同意)、某法人机构(经过其委员会或其他控制或调控机构的同意)的利益而提起诉讼程序,只要在这些程序中有类似的或共同的利益即可。据此,第一项规定不管当事人自身权利或利益是否受到侵害,都可以申请法院审查,说明不受个人利益受侵害的限制。如果当事人自己权利受侵害,其诉讼主要是保护私益诉讼。而当自己私权利没有受侵害,但因为侵犯其公权利而导致其受到更大的损害,但其起诉是为了维护公益就构成公益诉讼。提出公益诉讼的主体条件极为宽松。至于属于哪一种公益诉讼则取决于违法行为的性质。第二项规定,如果当事人起诉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不构成公益诉讼。反之,主要是为了他人或者公共利益则构成公益诉讼。
综上,联邦和州立法规定了总检察长、个人(任何人)以及相关团体可以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这些规定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提供了依据。但是立法并没有明确将不同类型原告的资格类型化。
法院判例则对三类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提出了具体的类型化判断标准。总检察长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条件是公益或公权利受害;个人或公司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是,该类主体须在诉讼的主题事项上有特殊的利益,即比其他社会成员享有更大的利益;利益团体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是,该团体与公益事项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且与之存在某种特殊或特定的利益关系,但是法院在审查这种“特殊(特定)利益”关系时,其标准比个人或者公司成为公益诉讼原告时所要求的“特殊利益”较低。
(一)总检察长诉讼或者许可个人以总检察长名义诉讼的资格——公益受害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3
关键词行政公诉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916文献标识码：a
公诉是与私诉相对的概念，指的是由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代表国家对违法行为人提讼。
一、行政公诉制度概述
（一）行政公诉概念。
行政公诉是借鉴刑事公诉制度而建立的，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由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就行政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由此来看，行政公诉的原告就局限于“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即表现为检察机关。
（二）行政公诉制度的性质。
行政公讼的诞生是随着立法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日益加重而出现的，从性质上讲属于公益诉讼制度，是指当行政违法行为或行政机关不作为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将造成损害时，由同被诉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的检察机关，为了公益的考虑，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行政公诉所关注的是违法行为，即无论是否在实际上对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造成了损害，只要有违法行为的出现，检察机关便可。这是因为国家利益或公共秩序一旦被破坏，结果很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抑或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如造成环境污染等。
关于行政公诉制度，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
1、行使行政公诉权的主体应该是行政争议主体之外的、专门的国家机关或获得法律授权的组织，这使其区别于行政公益诉讼。一般情况下，承担此项职能的主体是检察院，但也有例外：如香港地区的平等机会委员会，虽然其仅是依法设立的民间组织，却得到法律的许可而有权提起公诉；
2、行政公诉的目的是为了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和维护公共利益，这使其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诉讼。在行政权日益强大的现代社会，传统的行政救济体系已不足以制约行政权的滥用，而公民个人的力量往往难以对行政权产生影响，因此急需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相对超脱于行政机关的，而又有足够强大力量以及丰富的资源的主体来抗衡行政机关。
二、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的必要性
（一）维护检察机关职权。
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定的监督机关，但其监督范围、领域仅限于司法领域和诉讼领域，也可以说诉讼是实现检察机关各项监督职能的根本手段和途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发回的监督作用有目共睹，但在行政诉讼这一领域却几乎毫无建树。在我国，行政权过于强大，远远凌驾于司法权之上。
实践中行政诉讼出现四大难题：告状难、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很多本应该由法律来解决的问题，最终却被行政权力所解决。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因无人告诉、告诉不能而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从而变本加厉。长此以往，行政诉讼的目的――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便会无法实现。检察机关的地位也有可能从监督行政权沦落为维护行政权行使的工具，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来纠正这种倾向。
（二）扩大行政诉讼违法行为的追究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相对人可以对行政机关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它对纠正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设立行政公诉制度的目的就是就是要将破坏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以行政诉讼的方式对应项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事实法律监督，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三）为行政公益诉讼奠定基础。
建立行政公诉制度还有一项益处：即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基础。前文提到过，行政公诉实质上是行政公益诉讼中由检察机关提起的那一部分诉讼。目前在学术界，关于是否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观念未达成统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仍未有定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不妨先建立起行政公诉制度作为缓冲，正好可以缓解当下行政行为引起的公共利益破坏而无人保护的困境。同时，可以在行政公诉实践中摸索出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道路。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珂瑾.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2]黄学贤，王太高.行政公益诉讼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3]黄共兴.试论行政公诉制度.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05（2），第5卷，第1期
[4]王爱冬.论公共权利监督的有效性.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
[5]韩兆柱.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中国行政管理.2007，2.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4
关键词行政主体缺陷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行政法学领域，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它必须符合三个构成要件：1、行政主体必须享有行政职权；2、必须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3、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通常是由两类组织构成的，一是行政机关；二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外延上，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另外，有的学者提出，除以上两类外，其他公权力组织也可能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的影响较大。是否是行政主体决定着法院对案件的受理与否。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法院只受理针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提起的诉讼，而对其他被诉组织则以不是行政主体而拒之门外。我们可以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行为的可诉性分析中可知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的不足。
我国宪法规定，村委会不是行政机关，而是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许多权力基层自治组织。当村民针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村委会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村委会此时的行为是法律法规授权而作出的，那么法院依《行政诉讼法》，应受理案件。
2、村委会此时的行为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而是为了执行政府机关（特别是乡镇一级）的文件而作出的，是否可以认为村委会是受委托组织，如是，村民可委托机关；如不是，则不属于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将不予受理。
3、村委会的是学理上的公权力组织，此时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有行政主体资格，但通常是不被认可的。
分析以上三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时，最有可能被法院受理，村民的权益也最有可能得到救济。田永案就是典型，法院认可了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即此案中的高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认可了高校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代表相同情况下的村委会也会得到认可。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判案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在行政诉讼法不完善，权益保障意思不强的今天，村委会的被诉行政主体资格完全可能不被承认。反过来我们也应该思考，如果受理，依据是什么？村委会有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资格吗？法律法规对哪些事项可以授权呢?在第二种情况下，在目前村委会和基层政府的复杂关系中，如何来认定村委会行为是自治行为还是受委托行为是十分困难的。最后如是第三种情况，其他公权力组织如何认定的标准是什么？要成为行政主体的其他公权力组织的认定标准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在行政法学研究种必须很好解决的，而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找到答案。
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
1、我国行政主体概念最初定位的欠科学性
在起源上，我国行政主体概念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这一概念的引入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之前，我国行政法学理上主要是以“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用来指称有关行政管理的主体，并由此引申出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责任等相关的基本概念，这在当时的行政管理实践和行政法学发展阶段都是合理的。但随着行政管理实践的广泛展开及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该“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的概念愈现弊端。为了修正这些弊端，行政主体概念也就悄然进入了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正如杨海坤先生和章志远先生在《中国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中所阐述的，行政主体概念在我国大陆的引入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客观情况：一是行政机关概念在承载和传递“行政权力行使者”的使命上的不足；二是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的需要；三是法国、日本行政法主体理论的外在影响。上述背景既决定了行政主体概念在我国行政法学理上的特殊功能，同时也为限制行政主体理论自身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1]行政主体概念的过于功利、过于匆忙的引入必将概念理解上的不完全和欠周密，事实也证明在我国生根发芽的行政主体概念与域外的“源概念”有着巨大的不同。
2、我国行政主体概念本身的缺陷
在我国行政主体是学理上的概念，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的引入是有着功利性和工具性目的的，且引入后对其进行了改造，已不是域外行政主体的“源概念”，成为了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了的概念。许多学者认为，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并能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我认为该概念仅将享有国家行政职权的作为要件之一本身就带有局限性。因为行政包括公行政和私行政，公行政又包括国家行政和其他非国家的公共组织的行政。所以国家行政并不是公行政的全部，行政主体除了包括享有国家行政职权的国家机关外，还应包含享有公共职能的非国家公共组织。该概念应表述为：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
、公共行政改革使行政主体理论面临困境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以经济领域为主导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结构也面临重大的调整与变迁，各种市场的、社会的要素活跃起来、并促使政府垄断式的公共职能发生分化，许多职能向非国家公权力组织转移，政府走向服务行政的道路。这就使得许多社会公权力组织在一定领域行使公共职能发挥执行和管理的作用。当然，有些社会公权力组织可以纳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行列，但大多数的社会公权力组织是没有授权的，而且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哪些组织又资格获得授权，针对哪些事项可以授权等问题是我们需要明确的。因而根据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不能周延所有的行政主体，这就有必要扩展并明确行政主体的外延。有的学者认为，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其他公权力组织。试用“其他公权力组织”的概念来周延所有的行政主体，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其他公权力组织这一概念明显带有兜底性质，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没有具体的标准和主体来界定怎样的公权力组织是行政主体，完全是为了穷尽学理上的分类，也为以后新的行政主体提供纳入位置。其实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是公权力组织，只是有授权的限定，而这一授权使之可以认定为行政主体，才单独列出作为行政主体一个类别的。那么，如何将具有行政职权性质的从事公共事务的组织纳入行政主体的外延范畴是目前行政主体理论面临的困境。
4、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逻辑关系的不合理性
“行政诉讼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以行政主体而不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面对庞大的行政组织系统以及复杂的行政活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的规是：谁主体，谁被告。[2]也就是说，按照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人们要判断某一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首先需要确定该组织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凡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就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不便于行政相对人行政诉权的行使。尤其是在人权司法保护观念已成当今世界潮流的情况下，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滞后性更加明显。类似于村民状告村委会案件，往往都因为村委会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进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而被拒之于法院的司法审查之外，从而导致大量社会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难以受到司法力量的有效制约，相关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也因之而缺乏切实保障。我们上文中谈到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的需要是当初我国学者引人行政主体理论的实际用途之一，而今天行政诉讼实践中有关被告资格确认的各种问题又反过来对行政主体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三、对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建议
1、行政主体概念的内涵外延的重新界定
我国行政主体概念从产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内涵和外延也显狭窄。笔者认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本来就是域外的概念，应该充分考虑该概念在域外产生发展的土壤以及全面而准确的学术含义。而不能徒有其表的借助该概念的外衣而功利性工具性的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在现今的理论困境面前，我们应该出重新界定我国的行政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借鉴法、德、日等国家界定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架构符合我国本土特色并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及行政法学发展相协调的行政主体理论。随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深入和社会行政的增加，我国应以“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为标准界定行政主体。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职能、享有行政权力的公共组织均应属于行政主体的范畴。行政法学应加大对从事社会行政的行政主体类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行政主体应定义为：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这里所说的行政职权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职权,还包括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职权。所以其他公权力组织只要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行为的就应该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就应该是可诉的，法院此时可以依行政主体界定标准对其进行可诉性判断。所以在政主体的类型应该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那些没有法律法规特别授权但是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
2、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的重塑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由概括式、列举式和排除式的三种规定，即使是这样一种安排，行政受案也有许多的真空地带，因为我国是以是否是行政主体来确定被诉组织是否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这就导致许多本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组织行为得不到审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救济。其实，传统行政主体理论所标示的“行政实体法上的独立权利义务主体与行政诉讼法上的独立诉讼主体合一”的命题是不准确的。作为行政诉讼主体之一的被告与行政实体法上的行政主体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和阶段，其所遵循的逻辑并不相同：其一，被告的确定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只要是行为者实际地行使了行政权力，就应当成为被告。虽然被告的确定也会考虑到诉讼后果的承担，但它并不意味着参与诉讼的主体就必须实际承担最终的实体责任。其二，行政主体所体现的则是实体权力的行使与实体责任承担的一致性，强调的是某一组织具有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3]因此，行政主体的确立与认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之间并无多少必然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诉讼主体可以独立于行政主体。不管是行政主体还是非行政主体充当行政诉讼的被告，最终的实体责任都是由相同的行政主体承担的。在确定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逻辑关系相分离的同时，我国行政诉讼涉案范围应该以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为接受司法审查的实质要件；摒弃现今行政诉讼法只承认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被诉主体的规定，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同时应把行使公共事务职能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诉讼领域。这样，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的顺利开展和行政法学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5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法院；职能；创新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3—0074—02
去年冬天全国各大主要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环境问题再度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就环境问题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也不断增多，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却还仅局限在理论层面，虽然有些地区法院设立了专门的环境审判法庭，但审理案件时所依据的主要还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的，缺乏针对性，对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职能与地位进行研究，其意义就显得重大。
作者简介：邱松青，女，汉族，山东省滕州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2011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述
1.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教材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众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不同的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吕忠梅教授在《环境公益实现之诉讼制度构想》中所提出的概念，她认为“我们所指的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行为有使环境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这种表述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为研究具体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文在借鉴以上概念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观点，环境公益诉讼是在研究环境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个概念，只有在研究环境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可以来谈论环境公益诉讼。因此，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在环境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或有遭受损害之虞时，国家、社会组织和自然人为保护环境不被破坏以自己的名义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在这个概念中提讼的主体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不被破坏，以使环境可持续发展。
2.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公益诉讼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我国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能够提讼的要件之一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是一类特殊的案件，环境在遭受损坏时其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与环境有直接接触的当事人，还会影响到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因此，应将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扩大化，原告应是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其二，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实施的行为损害了环境的质量，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生存权和环境权。
其三，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实施了损害环境利益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同时还包括对环境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实施了污染环境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毫无疑问是环境侵权的主体，理应作为被告，但是作为负有监督管理的行政机关对环境负有保护的义务，由于不作为也可以作为被告承担责任。
其四，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它不同于一般特定个体的环境利益，环境公共利益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目的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二、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一直处于中立的地位，民事诉讼案件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面对新出现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庭，目前我国各地绝大多数法院都没有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复杂性要求法官的专业性更高，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可以聚集更加专业的法官，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利用司法资源彻底解决环境污染案件。
1.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现状
通过调研发现，我国目前在法院内部成立专门的环保审判庭的还很少，导致人民法院在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是随着立法方面的健全，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扩大了原告的资格问题，民事诉讼法上明确规定的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也有此规定，但是环境污染案件是一类特殊的案件，涉及众多民众的利益与生存，故原告不能是仅仅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还应将其扩大化。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多地法院都受理了原告不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中华环保公益组织为原告提起的贵阳市镉污染案件，该案件最终以原告胜诉而告终。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案件设立了专门的环境法院或环境法庭，提高了环境案件的办理效率和审理质量。目前我国已有10多省的部分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和基层人民法院先后设立了几十个专门的环境法庭，其中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的较为普遍，中级人民法院设置环境法庭的逐年增多，而高级人民法院设置环保法庭的较少，环境法庭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尽管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为我国审理环境案件作出了贡献。
2.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的环境污染案件都呈增多的趋势。仅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为例，该院全年受理的环境案件多达90余起，当然该院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虽不能反映全国的一般状况，但也能够间接的说明全国环境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只是增长的幅度有所不同。
造成我国每年环境污染案件增多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环境影响着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当个人和公众的环境权受到侵害时，公众具有维权的意识，能够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其二，企业污染环境后环境行政机关对其的处罚力度过轻，导致环境违法成本低廉，企业污染环境的事件也就不断增多，以致造成了恶性循环；其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兴起和迅速发展。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扩大化，公众越来越关注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也随着发展，出现了众多的环保组织，近年来我国各地法院也成立了针对环境污染案件的审判法庭，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保障；其四，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各地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管理上的失控，环境污染案件不断增多。
环境污染案件的增多，给各级法院造成了压力，愈显审判资源的缺乏，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某种借口对环境污染案件不予以受理。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立案侦查时会涉及众多学科的知识，需要具备专业的人员，而法院往往缺乏这样的人才，导致以各种理由推卸不予以受理。第二，对某些已经受理的案件不能在法定规限内审结。根据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需在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6个月。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法院缺乏专业的人才，环境污染损害结果不易鉴定、取证困难，造成了环境诉讼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第三，由于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重大的环境案件，酿成了提讼的原告与受理法院之间的矛盾，这样造成了公众不敢轻易提讼，法院更不愿意受理该类案件，也让环境污染事件进一步恶化。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法院应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能力不足。
三、法院应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采取的措施和职能创新
1.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地位
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司法审判机关，处于中立的地位，对民事诉讼案件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但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环境权，绝大多数各地法院都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归结到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当中，这样不能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实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率先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在基本职能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为其他地区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模式。
2.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职能创新
本文将在法院的基础地位上来研究法院在应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进行的职能创新，该创新主要表现在：其一，设置专门的环境审判庭。在环境突发事件日益增多，环境污染类案件判决难、执行难的背景下，贵阳市率先探索成立环保法庭，该模式很快在全国推广，部分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在地方法院开始试点设立环保法庭，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专业化审判，提高环境保护司法水平。其二，扩大原告的资格范围。从司法实践来看，公益诉讼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法律对原告资格的限制，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由于法律无明文规定，法院在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会认定原告与案件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不予立案或驳回。因此为了保护环境应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扩大。
设置环境法庭是我国司法走向专门化的一种表现，环境案件与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源息息相关，与科学认知和技术也存在着巨大的关系，加之科学本身就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具有十分明显的专业性，环境案件的相对特殊性，决定了环境案件审理的复杂性，同时对案件的审理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要求审理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官具备必要的专业或专门知识。而我国在法院内部设置专门的环境法庭，配备专业的法官专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创新，是对审判资源的科学合理的配置，实行环境司法的专门化，是环境案件得到及时、正确和有效解决的基本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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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6
关键词：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管辖法院
一、概念分析
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和刑事公益诉讼。关于民事诉讼中的公益诉讼的概念定义，学界观点并不统一，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公益诉讼就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行为触犯了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损害了国家或社会公众的民事合法权益，基于其法律监督职能，代表国家或社会公众向法院提讼，追究违法者民事责任。这种观点认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只能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只有检察院才能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提讼，同时也只有检察机关能够担当起保护公共利益的重任，公民个人和民间组织不能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国家特定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可以代表国家或社会，直接以原告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该观点认为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应该包括：特定的国家机关（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这种观点最大的不同是，能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开放的，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理所当然成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合法主体。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从具体的法条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立法是属于第二种观点的，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目前仅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例如具体到环境公益诉讼就可以由环保行政机关和合法环保组织提讼。
二、适用案件范围
梁慧星教授对“公共利益”的范围的表述，“包括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保护、公共水源及饮水排水用地区域保护、森林保护事业等事项。第二，排除性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应排除下列情况：公共权力机关自身的经济利益，如政府用于改善办公条件和职工福利各项费用等；借公共利益之名干预市场所得的商业利益；如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进行干预所实现的利益等。”可见法理意义上的公共利益相当宽泛，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适用公益诉讼的范围是“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条列举的只有两项，而其他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否适用公益诉讼，就给了法官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就近十年的典型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上来看，仍然几乎全部是环境污染案件，这并不表示在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就不存在，而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哪些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的民事案件属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仍然需要法律对公益诉讼的范围做出具体的规定以便更多的有关公共利益的案件可以纳入到公益诉讼的范围中来。
三、管辖法院
从各地法院现有的内部规定和实践操作来看，绝大部分都是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管辖，只有个别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才由中级人民管辖。这一现实情况是符合司法资源合理分配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因为公益诉讼在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因此应当在顾及其特殊性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其与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协调一致。第二，从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性质、繁简程度、影响范围和争议标的金额等因素考量，也宜由基层法院管辖。根据已有的案例显示，很多案件之所以耗时长、难判决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的实践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有法官造法和突破现有法律框架之嫌，因此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层层上报并只能在获得最高院和相应司法部门的默许后才能正式进入诉讼程序。但这些因素都不能作为提升法院管辖级别所应当考虑的内容。第三，从民事公益诉讼的长远发展来看，随着实践上的丰富和立法上的完善，进入法院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必然是一个增长的趋势，因此由中级法院管辖的可能性不大。最重要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在内容和主体上的宽泛并不代表着民事公益诉讼就一定是影响范围较大的案件。地域管辖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也应当遵循一般民事案件管辖规则，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而针对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案件，例如因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或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而提起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则由污染发生地或者损害结果地、采取预防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专门管辖。
参考文献：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7
关键词：公益诉讼，诉权，利害关系人
“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时期。由于此原则的影响，传统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就是“定纷止争”，作为审判对象的争议是否存在，起诉人对争议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就成为当事人是否具有起诉资格的判断标准之一。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法制配套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行政机关落后的行政理念和严重的行政腐败，致使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案件等出现了“行政上不管、司法上无法管”的怪现象。这不仅使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更严重损害了司法威信和司法形象。而作为这一社会弊病的解决方式之一的公益诉讼，日益成为我国立法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周楠在《罗马法原论》一书中指出“私益诉讼乃保护个人专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1]。查看我国的有关民事诉讼论著，会发现关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大多都是以检察机关为起诉主体而下的，均不能反映出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笔者认为，所谓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团体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并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裁判的活动[2]。由于这一概念较为清晰地概述了公益诉讼的主体多元性、公益性和法定性三个本质特征，因此较为可取。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特殊的诉讼形式，与现行的民事诉讼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主体的多元性与法定性。任何与公益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依法律授权都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这与现行民事诉讼受案标准下所产生的原告相比，主体范围更广，从而能够最大力度地维护社会公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2.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公益诉讼，从根本上说，是因维护公共利益的力量不足而产生的。因而，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其赖以产生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所要实现的直接目的。
3.客体的综合性和特定性。公益诉讼的案件，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多是其他类型的案件难以相比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类案件不仅仅是单一的民事纠纷，大多数往往是多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体，处理过程也较为复杂。
由于本文重点论述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所以上述概念和特征主要是从主体范围角度来界定的。下面笔者就着重分析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的相关问题。
二、公益诉讼主体的设立标准
目前，就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说，公益案件的参诉主体多限于检察机关。但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和检察机关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从更深广的层次上设置公益诉讼主体非常必要。但是，应设定哪些参诉主体，他们具体分工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解决诉讼主体的设立标准问题。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的设立应有维护特定公益的能力。某类起诉主体的设置，须有与案件性质相符合的特定诉讼能力，进而能最为有效地维护社会公益。这一标准也是公益诉讼主体间合理分工的根本标准。
2.须有利于整体诉讼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由于“立法的价值目标是个多元化的体系，每一种价值目标都不是孤立和自足的，一方面需要其他价值目标的配合与促进，另一方面与其他价值目标之间又总是存在着相互抵触和相互冲突”[3]。。因此，公益诉讼主体的设置就要从权利和权力的配置上考虑，以降低成本，促进立法价值的最大实现。
3.公益诉讼主体的设置，须能全面救济社会公益。。目前，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来看，大多认为检察院为公益诉讼的唯一主体。笔者认为，将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唯一主体很不科学，原因如下：（1）在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设置上，能呈现出这样一种关系：即适诉主体“层次”越多①，当这种权益受到侵害时，其受保护的几率也就越大，社会总体诉讼成本也就越低。（2）在现代社会由于民事利益多元化，民事公益纠纷也千差万别，仅仅由检察机关担负公益救济的任务是不可能起到全面维护社会公益这一目的的。（3）检察院的民事救济权具有很强的补充性，这种补充性主要是指在无行政权救济或行政权不能妥当救济时，检察院依法对社会公益提供有限的事后救济。
鉴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设定应适合我国的国情，并顺应国际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要放宽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首先，在公益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本来就是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其次，应允许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维护公益为目的，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因为他们往往是与案件离得最近或有潜在的利害关系的群体，赋予他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往往可以使损害被限制在最低的范围之内。
三、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的立法完善
（一）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立法完善
就我国目前民事公益诉讼的研究来看，反对检察院提起民事公诉案件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法律上看，检察院提起民事公诉仍无法律依据，是一个不适格的主体。2.从检察院的性质来看，检察院是个法律监督机关，如让其参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将会形成自己监督自己的悖论。。3.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会影响法院独立行使民事审判权。[4]4.检察院败诉后实体后果如何承担，应由谁承担。
笔者认为，就1、2点来看，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上对检察院民事公诉权予以规定，而对其自身起诉案件的民事监督权予以缩减。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规定检察院对民事公益案件享有起诉权，并具体规定其起诉条件、范围和程序；2.取消检察院对其自身提起民事公益案件的抗诉权，3.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与当事人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承担同等的诉讼义务，禁止检察院享有特权。4.明确规定检察院败诉后实体后果的分担规则：（1）对检察院起诉的民事公益案件，如案件是因享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败诉的实体后果由该行政机关承担。（2）对于检察院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行为所导致的败诉实体后果，由检察院自行承担。（3）对其他由检察机关起诉的民事公益案件的败诉实体后果，由国家设立的专门公益基金会承担。
（二）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立法完善
由于社会团体本身的性质和地位与检察机关有较大的不同，因此，从现今立法上看，所需完善的多是一些程序性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团体依法律规定享有民事公诉资格，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禁止社会团体享有特权。
第二，多个社会团体都有起诉权时，一般应以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社会团体为确定标准，如再发生诉权争议，由先被法院立案的社会团体享有参诉权利。
第三，社会团体对职责范围内的案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发出公告或通知，请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意见不一致的，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机制，存在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另行起诉。
第四，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诉的败诉后果由利害关系人承担，如社会团体在诉讼中有故意违法行为或重大过失行为致使败诉的，败诉后果由社会团体承担，社会团体对其直接责任人享有追偿权。
（三）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探求民事公益诉讼的论著大多都将个人排除在民事公诉主体之外，其主要理由是：“1.公民与公益案件不存在争议；2.不存在权利被侵害的事实；3.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4.不存在诉的利益；5.举证责任的分配缺乏明确规定；6.法官调查权的限制也制约了公民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可能”[5]。
笔者认为，从我国现状来看由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必要性。这是因为：其一，在我国的历史传统中，社会一直是处在礼与法共同调整的状态。因此，人们历来并不缺乏为弱者伸张正义的优良传统；其二，对自然人行为能力缺失案件提起公诉，公民具有就近先知优势和取证容易优势，更有利于对弱者利益予以救济；最后，愿意提起公诉的公民的善举应该得到法律的肯定，而非为其行使设置障碍。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浅谈几点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建议：
第一，从立法上赋予公民提起“自然人行为能力缺失”案件的公诉权；第二，公民提起“自然人行为能力缺失”案件，应到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支持起诉的，可以派员支持起诉；第三，公民提起“自然人行为能力缺失”的公益案件，应经利害关系人许可，非经利害关系人同意，不能撤诉和处分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第四，公民提起民事公益案件，应免交诉讼费用，其败诉的实体后果由利害关系人承担；第五，公民提起民事公益之诉胜诉的，法院可以判决被告承担相关费用，并给于公益起诉人以适当的奖励。
以上几点粗浅认识尚不足以解决公益诉讼主体范围制度的所有问题，笔者只是希望这种“三元公益诉讼主体制度”的设想，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为中国法制的完善尽一点微薄之力。
注释：
①这里的“层次”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个人等纵向层次，也可以理解为社会阶层。但是，在公益诉讼中，常常是将两者混合起来适用的。
参考文献：
[1]周楠.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886.
[2]陈光中.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08,103.
[3]汪全胜.立法效益研究——以当代中国立法为视角.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52.
[4][5]中国法学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查厅.民事检察制度热点问题探索.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390,459—460.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8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民事公益诉讼；法律适用
一、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概述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时期，但引起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现代法上的公益诉讼一般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组织、个人，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根据违法行为性质的不同，公益诉讼分为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刑事公益诉讼等不同类型。其中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在民事、经济活动中，若行为人违反了民事、经济法律的规定，侵犯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特定国家机关、相关组织、个人就其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1]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修正后的民诉法以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模式确定了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针对目前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环境污染及食品安全问题，修正案列举了这两类案件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其他案件满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一条件的属于受案范围。但“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我国法律对其并无规定，对其界定也比较困难，研究者多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目前并未形成通说或大多数意见。理论上一般是指“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具体而言，包括扩散性利益和集合性利益两种类型。前者指事先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只是基于特定的事实原因才产生联系的人共同拥有的一种超越个人的不可分的利益（如因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破坏而由原告提起的公益诉讼）；后者也是超越个人并且是不可分的，它属于先前在相互之间就有特定法律关系的特殊团体，在成员的身份上也比扩散性的利益要确定（如某消费者团体的众多会员因商家的霸王条款或不当行为而受到损害时，由消费者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2]因此，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时需要对案件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进行审查，这要求原告在时提供初步证据材料证明被诉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国外，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非常广、极具开放性，充分发挥了民事公益诉讼解决争议的作用。从过去常见的环境保护诉讼发展到税务案件、学校消除种族歧视等，避免了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3]因此，我国法律需要明确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并通过司法实践确立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的规定。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修正后的民诉法对诉讼主体的表述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就需要对“法律”、“机关”、“有关组织”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一）对“法律”的界定
在我国，广义的法律是指法的整体，包括法律、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及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狭义的法律仅指立法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因而对“法律”的界定可采取限定性解释或扩张性解释，本人比较赞同肖建国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严格根据语义解释，那么“法律规定的”中的“法律”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种解释方法带来的弊端，是现有法律对公益诉讼的规定极为匮乏，目前只有刑事诉讼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此作了规定。这种解释方法不可取，因为它限制或阻碍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使得人民法院过去多年的公益诉讼试点限于停滞。较为合理的解释方法是采取目的性扩张解释，即把“法律规定的”中的“法律”解释为包括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样，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拓展主体的范围，保障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平衡、稳健地向前推进。例如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诉讼主体可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侵害环境权益的诉讼主体由《环境保护法》规定，而无相关法律规定的可由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二）对“机关”的界定
“机关”的概念较广，类型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立法中规定了检察机关有对涉及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讼的权力，在我国，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另外，行政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主要是因为行政权涉及面广、具有公益性的特点，同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掌握了有关的信息资料，收集证据的能力也比较高，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但是提起公益诉讼的行政机关应当限定为地、市以上的行政机关为宜。毕竟涉及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影响范围大、涉及人数多、社会关注度高，协调复杂利益冲突的难度和压力也很大，区、县一级行政机关恐难以胜任。同时，公益诉讼级别管辖以中级法院为宜，与管辖级别挂钩的话，由地、市以上的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比较妥当。[2]除人民检察院和行政机关外，其他机关则不宜作为原告，立法机关作为立法者不能既当规则制定者又当执行者，法院也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三）对“有关组织”的界定
“有关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根据我国民政主管部门的分类，社会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社会团体三大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介绍2011年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是462000多个，其中25万左右的名称叫“社会团体”，还有20万叫“民办非企业单位”，还有2000多个是基金会。[4]上述各类组织情况复杂，资质良莠不齐，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有诉讼资格的有关组织进行限制，可考虑有关组织是否依法设立且依法登记或备案、是否符合组织的设立宗旨、经费及人员是否有保障等。
此外，鉴于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有关组织都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可能发生多个主体之间的冲突，产生主体竞合的问题，因而民事公益诉权的行使就存在先后顺序问题或共同原告制度的建立，这需要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
四、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规则
民事公益诉讼当然适用民诉法的一般程序规则，但民事公益诉讼毕竟区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需要设立特别的程序规则。例如，对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诉讼请求如何限定、举证责任怎样分配、诉讼费用的缴纳、原告能否放弃诉讼请求或者与对方和解、法院的结案方式、裁判文书如何执行等特殊程序问题，将有待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参考文献】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9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已是法制建设的必然趋势。近几年，行政公益诉讼已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文章也常见于许多期刊杂志，特别是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更是掀起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讨论高潮。很多学者站在比较法的角度，认为许多外国行政公益诉讼中关于原告资格的理论可以适用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笔者最近有幸拜读了华东政法大学朱应平教授所着《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一文，该文对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了全面分析，详细列举了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总检察长、个人和社会团体三种类型，朱教授同样认为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但笔者认为：他山之石未必能攻玉，国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未必能全部为我国借鉴，并以此确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也可以有检察长、个人和社会团体三种类型。为此笔者试从行政公益诉讼及原告资格的概念入手，分析国外检察长、个人和社会团体三种类型在我国的不可行性，进而提出检察机关作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唯一原告的理论，以求教于各位行家。
一、行政公益诉讼及原告资格的概念分析
澳大利亚公益诉讼的含义。学界和实务界对“公益诉讼”概念也有不同理解。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指出：“法院喜欢让该定义处于开放状态，且以每个案件的背景情况为基础对公益问题做出决定。但是法院在关于如何探讨该问题上提供了某些指导。一种获得广泛认同的方法是，看该案件是否影响共同体或该共同体某个重要的部分，或者是否涉及到某种重要的法律问题”。法律改革委员会采用法律适用的一般方法，确立了三个标准来识别“公益诉讼”：第一，该程序对共同体或该共同体某重要部分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起着决定、执行或阐明的作用。第二，该程序涉及到某个重要法律问题的解决。第三，该程序在其他方面有公益的特征或才具有判例案件程序（testcaseproceedings）的特征。巴克（BarKer）法官把“环境公益诉讼”界定为有下列特定目标的诉讼：从法院或得某种法律救济，或者从某行政裁判所获得某项决定或裁决，而这种做法的目标具有保育、保护环境的效果，或者提升环境的保育或保护的效果。虽然巴克的定义比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定义更准确也更有用，但其最大缺陷是：没有把这个概念限制到由共同体成员提出诉讼上，即没有对提出的诉讼主体进行限制。在澳大利亚，提出环境诉讼的主体多样，如由政府调控者提出的环境诉讼也有保护环境的目的，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一般被理解为只意指由共同体成员实施的诉讼。换言之，“公益诉讼”概念的主体不包括政府，公益诉讼排除了由政府实施或代表政府利益实施的诉讼。总检察长作为公益诉讼主体，不是因为它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因为它代表公共利益的原因。由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巴克法官采用的定义还有一个局限：它们不包括识别公益诉讼一项标准的“诉讼目的”，即个人提起的以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为目的的诉讼，不应被视为公益诉讼案件。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有二个特征：第一，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有总检察长、个人或社会团体。总检察长代表公益，在公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代表公益提起诉讼。这是宪法赋予其地位决定的。在确定哪些主体享有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上的难点在于：个人或社会团体并不必然拥有公益诉讼资格；法院需要确定，在哪些情况下，个人或者团体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第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公益，或者实现法律规定的公权利。
我国学术界通说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应是指当行政主体侵害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由此可见，行政公益诉讼就是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监督和纠正那些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为保护广大人民的民生、民权，对那些虽不损害某个单独的民事主体的利益，却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应赋予法院对其司法审查权，这就是行政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的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的经典解释：“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主要解决的是在行政诉讼中什么人具备了何种条件可以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即谁可以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在我国，学者们虽然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内涵和外延理解的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但都认为原告资格意味着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成为原告的限制条件。因为资格本身就是一种限定、一种条件，如果一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没有限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原告资格问题。一般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有如下涵义，第一，原告资格是公民、法人或社会团体因具备一定条件而取得的可以作为行政诉讼原告提起诉讼的资格；第二，原告资格用以表述哪些人具有行政诉讼的诉权，仅表明在行政争议发生后，具备原告资格的人将该争议诉至法院，法院不得将其拒绝；第三，原告资格从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就已取得，是一种成为原告的可能性。它与原告的关系可概括为：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未必一定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而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然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之一，原告资格的发展推动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
所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公益诉讼，其主要内容和关键之处就在于对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设定，这将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否最终得到确立。
二、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分析
澳大利亚联邦和州立法确认了行政公益诉讼的三类原告主体：总检察长、私人个人、公益团体。
1977年澳联邦《行政决定（司法审查）法》第17条规定：（1）检察长根据本法，可以代表联邦在法院参与诉讼活动。（2）在总检察长根据本条规定参与诉讼活动时，他被认为是该诉讼活动的当事人。该法规定了总检察长的诉讼资格，没有规定个人、公司或利益团体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在环境、规划和消费者保护领域，一些立法放宽了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要求。一般来说，立法上确认某些领域公益诉讼往往与该领域侵犯公益情况比较严重有关。1999年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化保护法》第487条规定，环境活动家和环境团体通常有资格根据该法规定申请审查行政决定的命令。据此规定，“环境活动家和环境团体”可以成为申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这是利益团体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法律依据。
1974年联邦《贸易惯例法》允许“任何人”有权对违反该法条款的行为采取措施，而且“任何人”已被解释为意指不管其是否有某种特殊利益的任何人。该法规定，如果有人已经实施、正在实施或者将要实施侵犯公益的行为，贸易惯例委员会或任何其他人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即使与之没有利害关系，但为了公益提起审查令申请的，法院应该授予其资格。至于采取何种诉讼程序则取决于违法行为的性质。针对行政机关侵害公益的诉讼则为行政公益诉讼。这是个人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州法律对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也有规定。1979年新南威尔士州《环境规划和评估法》第123条规定：（1）任何人可以在土地和环境法院提起诉讼程序，申请纠正或者限制违反这部法律的命令，无论该当事人的任何权利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受到这种违反行为的侵害或者作为这种侵犯的结果。（2）在本条之下的程序可以由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任何其彵人（获得彵们的同意）、某法人机构（经过其委员会或其他控制或调控机构的同意）的利益而提起诉讼程序，只要在这些程序中有类似的或共同的利益即可。据此，第一项规定不管当事人自身权利或利益是否受到侵害，都可以申请法院审查，说明不受个人利益受侵害的限制。如果当事人自己权利受侵害，其诉讼主要是保护私益诉讼。而当自己私权利没有受侵害，但因为侵犯其公权利而导致其受到更大的损害，但其起诉是为了维护公益就构成公益诉讼。提出公益诉讼的主体条件极为宽松。至于属于哪一种公益诉讼则取决于违法行为的性质。第二项规定，如果当事人起诉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不构成公益诉讼。反之，主要是为了他人或者公共利益则构成公益诉讼。
综上，联邦和州立法规定了总检察长、个人（任何人）以及相关团体可以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这些规定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提供了依据。但是立法并没有明确将不同类型原告的资格类型化。
法院判例则对三类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提出了具体的类型化判断标准。总检察长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条件是公益或公权利受害；个人或公司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是，该类主体须在诉讼的主题事项上有特殊的利益，即比其他社会成员享有更大的利益；利益团体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是，该团体与公益事项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且与之存在某种特殊或特定的利益关系，但是法院在审查这种“特殊（特定）利益”关系时，其标准比个人或者公司成为公益诉讼原告时所要求的“特殊利益”较低。
（一）总检察长诉讼或者许可个人以总检察长名义诉讼的资格——公益受害
由于联邦立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总检察长的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故在司法判例中类型化判断标准非常简单，只要符合公益受害即可。法院认为，在“公权利”（公益）受侵害的情况下，总检察长是合适的原告，可以以自己名义或者给某个人授予许可的形式开始起诉，后者允许其他个人使用总检察长的名义作为“告发人”开始公益诉讼。总检察长就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这是其宪法功能的组成部分。总检察长在其“代表公众控诉”时亨有资格。该角色产生于总检察长作为国王首位法律官员的优先地位。据此，总检察长有义务进行监督以保证国家机关适当地执法。总检察长有资格提出调卷令、禁令、宣告令、人身保护令，也可以申请训令。总检察长还有资格提出指令，但是它被限制到公法事务上，也就是在有某种公共危害或侵犯某种公共法定权利的情况下。总之，总检察长可以代表公益提起诉讼。
（二）个人或公司的原告资格——特殊利益
法院判例在对个人或公司的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条件进行类型化时确定了“特殊利益”的标准。其难点和关键在于对“特殊利益”标准的解释。法院对“特殊利益”标准的解释和适用呈现放宽的趋势。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个体与某团体或群体有“特殊利益”关系。早期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受英国影响对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限制严格。在法院看来，公共利益的起诉者是总检察长，而个人要获得公益原告资格，必须证明其“比其他人受到更为特殊的影响”。
2、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行政法不断发展，法院逐渐形成自己的判例，来确认个人亨有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
3、到1991年切斯特曼法官将“无程序滥用”和“特殊利益”标准结合放宽公益诉讼原告起诉资格。切斯特曼法官适用下列标准：第一，如果能够发现下列情况，即当事人与这一诉讼的主题事项之间的联系不是对程序滥用，原告就应该有资格。如果原告没有受恶意驱动，不是爱管闲事的人或者反复无常的人，而且其诉讼不会给另一公民带来较大成本或不便，那么其享有充分的资格。第二，法院在对什么构成“特殊利益”予以评估时，不应该过分严格。
综上，法院在确认当事人个人或公司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公益诉讼的原告无论是个人或公司，当事人只能以公益或者公权利受到行政行为影响为由，不能以自己权利即私益受到影响为由。第二，申请人申请审查的事项之间有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要求申请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大的影响。法院认为，特殊利益是一种大于一般公众利益的那种利益，这种利益在一般公众所亨有的利益之上，它比一般公众成员的利益更大，它与公众利益相比是完全特殊的，这种利益是超出更广泛公众共同分亨的那种利益，对当事人来说它是特殊的利益，当该行政行为被撤销时，当事人可以获得这种利益。由此说明，申请人要符合原告资格，必须与涉及事项之间有特殊的利益关系。第三，法院认为，上述这些公式不应该被给予刚性的（僵化的）或不灵活的含义。从总趋势看，法院对特殊利益的解释越来越宽松，在公益受损案件中，能够提起诉讼的个人原告资格呈现自由化趋势。
（三）公益团体的原告资格——公益团体与公益事项有密切关系
利益团体经常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申请人。根据普通法，利益团体很难显示出行政决定对此造成的特殊损害。但是，根据法院采用的宽松的资格认定方法，团体通常被授予原告资格。在评估团体诉讼资格时，法院考虑很多相关因素来决定团体的地位。从实际情况看，法院主要强调的是，公益团体与公益事项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并不像前述个人或公司作为益诉讼原告资格那样更强调“特殊利益”更大、更特殊。法院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七项：第一，团体的代表性质。团体被授予原告起诉资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是某种重要的公众关注事务的代表。第二，在某地区有已经确定的利益。第三，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该团体成为政府部门或委员会的一员；该团体在过去向相关地区政府提交过意见；该团体获得立法承认；政府从该团体处寻求过建议；该团体从政府获得过资助。第四，先前参加过相关程序。该团体参加过某些相关程序，通常是作出行政决定程序本身。第五，是否有其他的可能申请人。就是说，在某项公益受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主体适合充当原告，这一事实常常支持授予某团体亨有起诉资格。第六，成员利益。在某些案件中，个体成员的利益已被考虑作为决定该团体亨有起诉资格的因系。第七，问题的重要性。有时候，可见的利害关系问题的重要性是确立资格时明示或者默示依赖的一项因素。这些判断因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法院总结出的七因素是对迄今为止判断利益团体作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概括。而利益团体的功能标准、综合因素标准和成员资格标准则是判断公益团体能否亨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主要标准。
综上，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类型和资格既有立法规定，也有司法判例支持。原告主要有总检察长、个人和利益团体三类。总检察长有较大的裁量权对侵害公益（公权利）的持为提起诉讼，或者许可公民个人以其名认起诉。个人、公司成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关键是，必须证其个人在主题事项中具有“特殊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大于其他成员的利益。这是主要的判断标准。此外还有五要点标准、“无滥用程序”等标准。法院对“特殊利益”标准的解释越来越宽松。关于利益团体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问题，主要是考查利益团体与公益事项之间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其在公益事项中的特殊利益情况。
三、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未必适用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
（一）公民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不足
澳大利亚在认定公民个人的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时强调个人的特殊利益关系，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有特殊利益关系的个人，认可其享有一般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笔者认为个人不应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原因是：一是相对于掌握着某种权力的行政主体的强势地位，公民个人的力量非常弱小，在诉讼中，双方力量明显失衡。这种失衡性往往会干扰审判机关的司法视线，使诉讼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受不到平等的对待。加上提起公益诉讼的违法行政行为涉及人员、地区多，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失范围广，收集证据的工作量、难度都非常大，公民个人要凭一已之力，收集比较全面的证据，存在极大困难，因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能力较弱。另外，一件涉及公益诉讼的案件，从起诉到法院作出裁判，公民需为此付出昂贵的取证费用、诉讼费用等及漫长的诉讼期限，大量的财力、精力被消耗，过多的消耗个人财产却不能让其个人得到利益上的平衡，容易造成个人心理上的失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二是如果把诉讼主体资格范围扩大，有可能导致滥诉。尤其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它涉及面广，受其影响的相对人为不确定的大多数，如果将这一起诉权赋予给个人在实践中不好操作，也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对于这一点在理论界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如有的学者将下面二个案例均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一是新疆三青年诉某酒店悬挂国旗违法案。2001年春，新疆乌鲁木齐市三位青年分别向两家法院起诉当地的三家涉外酒店。认为这几家酒店把国旗与其店旗平行悬挂，不分大小，违反了国旗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本案中三位青年维护公益的举动无可非议，但三家涉外酒店将国旗与店旗平行悬挂违反了国旗法的规定，依法只能由当地政府实施监督管理。当地政府对其不作为应承担责任。二是王英诉某酒厂酒瓶不加警示标志案。1997年4月，王英的丈夫因酗酒而死，年仅41岁。王英悲痛之余便想：烟盒上都标有“吸烟有害健康”，酒也能让人上瘾并能喝死人，为啥酒瓶上不加警示标志？于是，王英一纸诉状把某酒厂告上法庭，要求被告某酒厂赔偿其丈夫之死造成的经济、精神等损失共计60万元。并且要求被告在酒瓶上标出“饮酒过量会导致人中毒或死亡”等警示标志。该案从一审到二审到再审，王英均以败诉告终。诉讼期间，被告多次表示愿意给予经济援助，但拒绝在酒瓶上加警示标志。王英认为，她之所以如此费劲地打官司，并要求被告在其酒瓶上加警示标志，是为了广大活着地消费者。这二件案件其实均不应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如果明确了公民个人的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必然会发生更多这样的滥诉行为。而滥诉行为会严重影响诉讼效率。波斯纳曾提出，“效率既正义”，法律对正义的诉求不应以损害效率最大化和财富最大化为代价。“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善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
（二）社会团体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不足
澳大利亚就社会团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方面的要求比个人要低，只要求有一定的关系就行，这主要是澳大利亚的社会团体相当发达，其独立性，自治性较强。在我国，则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就社会团体的性质和特征来看，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并没有问题，但就我国目前来看，社会团体还很难担此重任。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团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仅正式登记的社会团体就从6千多个增加到20多万个。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不断增多，但多年来在政府——社会权力对比格局中，政府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一般来说，作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团体应该具有6个基本特征，即“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按这六个特征衡量，我国可能还没有“符合标准”的社会团体，满足“正规性”的社会团体，也许都不满足“民间性”和“自治性”，因为任何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都要有业务主管单位；而具有“民间性”和“自治性”的社会团体，很可能又不满足“正规性”，它们或是未经注册，或是没有法人资格，或是以企业身份存在。在我国的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关系是合作，且政府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因而还没有能力自主地选择和开辟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基本上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填补由于政府职能改变留下的空间，也很难与政府“对抗”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三）我国检察机关与澳大利亚检察人员的区别
在三权分立思想的指引下，澳大利亚通过设立议会、政府、法院分别掌管立法、执法、司法大权，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系统中没有独立地位，澳大利亚检察机关一般在组织上隶属于行政机关，是政府的代表，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其职能主要限于刑事诉讼领域，但检察官在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即国家和社会利益、或是具有公共利益意义的公民权益时，就参与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我国的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并无隶属关系，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在“一府二院”的体制下，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检察机关行使的是司法权中的法律监督权。在我国宪法体制下，公益诉权就象刑事公诉权一样并不属于行政权而属于司法权，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法律监督权，该权力是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行使，而不能象澳大利亚一样由总检察长以个人名义代表政府行使行政权那样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四、检察机关作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合理性分析
（一）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维护公共权利的职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及公共利益代表人参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就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做了原则规定。这一系列法律规定充分说明在我国检察机关被赋予了维护公共权益的职责。遗憾的是，司法实践中仅成为一种事后监督方式。由于行政诉讼的特点，行政审判工作面临的干扰大，难度大，制约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法院在不少情况下希望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活动，便于共同排除行政势力的干扰。法律监督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最大的生命力应在审判前，强化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使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监督权，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行为进行监督，避免权力及监督权力活动的暗箱运作，使之透明、公开，借此来启动和发展新的诉讼类型，来增强诉讼的活力，而检察机关要采用更加积极的方式更多的参与行政诉讼活动。对于那些侵害公共权益的行政行为，可根据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的职责，赋予其直接起诉权。
（二）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检察权应含有参行政行为的监督权
虽然西方检察机关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不一样，其组织上隶属于行政机关，但一般也被认为是刑事公诉机关，其职能主要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只是在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即国家和社会利益、或是具有公共利益意义的公民权益时，就参与行政诉讼。英美法系国家没有独立的行政审判系统，但在特定情况下，法律授权检察官以原告身份提起司法审查，通过扩大原告资格范围扩大司法审查领域。如在英国的诉讼制度中有一种检举诉讼：凡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诉讼并要明文颁布训诫令或宣言的，凡是为防止损害公共利益或约束公共机关不致发生违法行为的，经检察长许可后，可借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由此使得禁制令和宣告令这些基本上是用于扞卫私人权利的救济转而成了保护公共利益的公法救济。该程序的基础是国家利益，是为了普遍的公共利益而维护法律。在英国，现在频繁运用这套程序，它是基于单个原告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的一种重要武器，甚至被认为“是公法制度的核心”。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公共权益时是赋予了检察长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西方国家将公益诉权作为行政权都可以让检察长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享有独立宪法地位的我国检察机关更可以有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三）从诉讼法理论讲，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符合公正、效率、效益的诉讼法价值取向
首先，公正是我国政法干警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司法工作者毕生追求的价值取向。检察机关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以实现社会正义作为首要目标的，这样不仅可以在诉讼方面实行最大程度的公正性，避免陷入私人起诉可能产生的滥诉弊端，而且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起诉标准的统一，这明显有利于法院对此类诉讼的处理更趋于公正，是符合公正性的价值目标的。
其次，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地位，也有相应的各种权力，还有与此相适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由此，以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与其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作为原告来提起诉讼相比效率显而易见，符合诉讼效率性的价值目标。
第三，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起诉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对提高诉讼效益有重要作用，其一是众多的受害人可免受诉讼之累；其二是可以简化诉讼程序。
（四）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明显的优势
首先，我国检察机关具有代表国家的性质。从检察机关这一机构的来源上考虑，它最初的设立就是作为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人”、“公益代表人”角色出现的（从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就可见一斑）。我国检察机关在国家公诉人身份之外又加了一个法律监督人的角色，这更说明了检察机关的“国家人”性质。
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篇10
论文摘要：股东代位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形态，既具有民商事诉讼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一面，明确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界限对其性质的界定至为关健，股东代位诉讼在性质上属于派生诉讼和共益诉讼.对股东代位诉讼原告的资格不应进行过多的限制，被告的身份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为主，同时包括其他人。
一、股东代位诉讼的概念
关于股东代位诉讼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观点认为，“股东代表诉讼，又称派生诉讼、股东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的股东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而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形态。”，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股东代位诉讼是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等在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并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公司因故怠于追究其赔偿责任时，依法由股东代位公司提起追究董事、经理等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
上述第一种观点将股东代位诉讼等同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做法值得商榷，代表诉讼与代位诉讼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形式，不可混为一谈，关于两者的关系，容下文详述。另一方面，股东代位诉讼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不是只要发生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公司怠于起诉时，都可以引起股东代位诉讼权，只有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侵害时，才可能发生股东的代位诉讼。换言之，股东代为诉讼针对的仅仅是公司内部管理层对公司权益的不法侵害行为。第二种观点将股东代位诉讼仅仅限制在股份有限公司，似有不妥，因为无论是从英美法系商法还是大陆法系商法来看，股东代位诉讼均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为不论在有限公司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都可能存在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股东当然享有代位诉讼权，因此这种观点其实是剥夺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诉权，同时也纵容了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肆意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笔者认为，股东代位诉讼，是指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在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并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公司因故怠于追究其赔偿责任时，依法由股东代位公司提起追究董事、监事、经理等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
二、股东代位诉讼的性质
有关股东代为诉讼的性质，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要科学界定股东代位权诉讼的性质，首先必须厘清股东代位诉讼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股东代位诉讼与相关概念的界限
1.股东代位诉讼与债的保全之代位权诉讼的关系
所谓债的保全之代位权诉讼(以下简称代位权诉讼)，是指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而危机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情况下，债权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而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的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履行债务的诉讼。
从两者的概念来看，股东代位诉讼与代位权诉讼都属于派生诉讼，即代位诉讼，详言之，两者都是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原本不应由其享有诉权的诉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股东代位诉讼中的“代位”与代位权诉讼中“代位”的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
但是，这两者在发生条件、法律效果等方面还是存有巨大的差别的。具体表现在:
其一，就发生条件而言，股东代位诉讼是在公司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违法或者违反公司章程损害公司利益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始为发生，而代位权诉讼，是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务，而危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方可成立。
其二，就法律效果而言，股东代位诉讼的发生缘由是作为公司的受害人怠于追究侵权责任，股东虽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并且最终目的亦旨在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损害，但是毕竟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是股权，而非债权。另一方面，公司怠于诉讼的不作为对股东权益的损害也是间接地、潜在的，故法律规定股东代位诉讼的法律结果由公司而不是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股东承受。而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次债务人之间在代位诉讼发生之前就存在三角债关系，债权人提起代位诉讼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对债务人的债权。由此看来，代位权诉讼的法律效果直接及于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债权人。
2.股东代位诉讼与代表人诉讼的区别
代表人诉讼，是指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而由人数众多方当事人推举的代表人代为进行的诉讼。代表人诉讼是为解决群体性纠纷而设计的，其实质是对具有相同或同一种类诉讼标的的众多当事人纠纷进行诉讼主体上的合并。现代公司法中，也存在代表人诉讼，是指某一类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由其中一个股东代表其本人和其他股东提起的诉讼。可见，代表人诉讼与股东代位诉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表现在:
其一，诉讼标的不同。代表人诉讼是针对包括代表人在内的人数众多的股东与侵权行为人之间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股东代位诉讼的诉讼标峋是公司与其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公司乃作为实体法律关系的诉讼标的的一方当事人。股东欲成为诉讼当事人须以公司怠于行使诉权为前提。
其二，诉讼当事人不同。代表人诉讼的当事人一方是多数股东，代表人仅是人数众多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其他股东虽未参加诉讼，但并不影响其当事人身份。而股东代位诉讼中，提起诉讼的股东既非公司的代表人，也不是其他股东的代表人，其本身就是一方诉讼当事人。
其三，诉讼法律效果的归属不同。代表人诉讼的法律效果及于人数众多一方的所有股东，代表人本人当然也是诉讼法律效果的直接承受人。而股东代位诉讼的法律效果不由起诉股东直接承担，而是由公司承受。
(二)股东代位诉讼的性质分析
我们分析一个事物的性质，其实就是对其进行归类，换句话说，性质分析即是在被分析事物的上位概念中为其找到一个适当的坐标。因为股东代位诉讼是股东诉讼的一种，故首先须对股东诉讼进行一个类型化解读。
现代公司法中，股东的诉讼形式主要有个人诉讼(personalsu-its)、代表人诉讼((representativesu-its)和派生诉讼((derivativesuits)三种‘按照这一分类标准，股东代位诉讼属于派生诉讼。因为股东代位诉讼不是股东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而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的，其发生是有特定前提的，这一点前已论及。股东代位诉讼和股东代表人诉讼更不能混为一谈，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再赘述。究其本质而言，股东代为诉讼与代位权诉讼属于同一类诉讼，那就是派生诉讼，这也恰能说明两者(股东代位诉讼与代位权诉讼)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是同一层面的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拥有同一个上位概念(派生诉讼)。
依股东行使权利的目的不同又可划分为共益诉讼和自益诉讼两种类型。所谓共益诉讼是指股东以行使参与公司经营的权利为目的的诉讼。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权利主要是表决权和监督权，具体体现为通过表决权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并选择公司的经营管理者:通过监督权监督董事、监事、经理、高级管理人员等的经营管理行为，规范公司的运行机制，维护股东的整体利益。自益诉讼是股东以行使从公司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权利一自益权一为目的的诉讼，股东的自益权包括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其中股东代位诉讼属于共益诉讼，股东代表人诉讼与股东个人诉讼属于自益诉讼范畴。
三、股东代位诉讼的当事人
(一)原告
股东代位诉讼既然是股东代位公司追究董事等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那么，代位诉讼的原告应是股东。值得注意的是，代位诉讼的股东应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以原告的身份代位公司对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董事等向法院提起诉讼。股东资格限制条件分二种情况:一种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一种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一般无条件限制，这一点也被我国公司法所确认。对于第二种情况，为了防止股东滥诉，各国和地区法律一般都对原告股东的资格从持股期限、持股的数量等方面对原告股东进行了限制。
我国新《公司法》中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有限公司的任何一名股东，股份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股份公司的股东由于取得股份和出售股份都比较容易，为了防止滥诉，新公司法在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两个方面给予限制性规定。对于公司法的这一规定，笔者认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和持股时间限制不甚妥当。持股时间的限制意在防止有人在获知公司遭受侵害之后故意买入股票而通过诉讼牟利的投机行为。而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侵害公司权益的侵权行为一般情况下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过程。所以公司法规定的180日以上在实践中并不能很好的贯彻持股时间限制的立法目的。至于持股数的限制，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反而有歧视小股东合法权益之嫌，其实立法者的初衷在于防止小股东滥用诉权，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但是，在实际中，小股东往往并不太关心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且由于其持股数量小的缘故，小股东也很难通过知情权了解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危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所以实践中小股东提起的代位诉讼非常少见。从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赋予所有股东代位诉权也更加有利于公司权益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