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让我们教育界、社会、家庭念念不忘的劳动教育，它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应该是以一种怎样的应然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在家庭中成长壮大，与父母朝夕相处。因此，我们在讨论劳动教育时最不应该忌讳与回避以及绕行的就是家长。
那么，劳动教育在家庭背景下应生成什么呢？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与立场，即通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各种家庭教育背景下的劳动教育变式，我们就会发现在家庭教育背景下的劳动教育其实就是培养孩子受用一生的劳动习惯。这些劳动习惯应该包括：高大上的劳动意识;历久弥新的劳动兴趣;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劳动中难能可贵的合作精神。前两者是构建孩子劳动习惯的前提与基础，后两者是家庭教育背景下培养孩子劳动习惯的应然结果。
劳动教育在家庭背景下的生成应注意什么呢？
一是对孩子劳动意识的养成要及时、及早。现下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都比较金贵，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于是在家中凡事都被父母包揽，唯恐孩子在劳作中受伤害和受委屈，家长头脑中固有的“树大自然直”的思想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被越来越放大。呈现在家庭情境中是不断上演的不让孩子在家庭中干活，孩子只管吃好、穿好、玩好就行的肥皂剧。岂不知家长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让孩子干家务会使孩子缺少必要的最起码的初级劳动锻炼，天长日久就助长了娇气与颓废之气，固化、定型了懒惰的坏习惯，甚至影响到日后上学读书的行为习惯，以至于波及学校教师对孩子管理以及家长自身对孩子的教养。因此，针对家庭背景中劳动教育的这一现实情况，首先要做的就是及时及早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索尼公司创始人、日本教育家深大曾说：“早期获得的信息会像血肉一样长在脑内，长期发挥作用。”意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也从儿童发展心理学角度作过精辟的论述：“儿童出生后头3年的发展，在其程度和重要性上，超过儿童整个一生中的任何阶段……如果从生命的变化、生命的适应性和对外界的征服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人的功能在0～3岁这一阶段实际上比3岁以后直到死亡的各个阶段的总和还要长，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把这3年看作是人的一生。”
二是对孩子的劳动兴趣的养成要警钟长鸣，不可懈怠。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尔基也重复过这句话。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书中也曾说：“学习最好的激励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有了某种兴趣，就会对该事物或活动表现积极肯定的情绪。”基于此，这就警示我们父母在家庭背景下对孩子的劳动兴趣的养成金钟长鸣，不可懈怠。家长要懂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家庭教育的不同往往表现在教育内容的生活化，教育方式的情感化，教育方式的多样化三个方面。因此，家庭中劳动兴趣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究其主要原因是家庭对孩子劳动兴趣的养成既无计划性也无组织性，是贯穿在日常生活中、在亲情感召下、在没有剧本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演绎的。这种家庭劳动教育的环境极容易造成家长对孩子劳动兴趣养成上或掉以轻心，或放任自流，或野蛮生长。为此家长必须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兴趣;教育孩子对自己的劳动学会欣赏;发现劳动中蕴藏的一切机会，用激将法激活孩子沉睡已久的劳动欲望，盘活孩子的劳动冲动;创设情境，让孩子把家庭劳动的感受及时用有效地方式（如口头的、书面的、音像的、电子的等）表达出来;让孩子发现家庭劳动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三是把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的养成当作家庭劳动教育的主要抓手。我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指出：“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让他自己去做。”这为我们家长在家庭中对孩子实施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的养成指明了方向。自我服务劳动简而言之就是指照料自己的生活，保持环境整洁的劳动。它包括在家庭中的生活自理、学习自理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家庭教育的实践表明，家庭中自我服务劳动应该以养成教育为主。如生活自理方面的盛饭、洗筷子、洗茶杯、穿脱衣服、钉扣子、叠被子、整理床铺等;学习自理方面的削铅笔、订本子、包书皮等;卫生自理方面的洗手、洗脸、刷牙、剪指甲、洗头、洗脚、梳头、洗澡、洗手帕、洗袜子、洗小件衣服等。由此可见，上述的三方面的劳动没有一样不是镶嵌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的。因此自我服务劳动习惯的养成就是要生活化、常规化，从家庭生活的一点一滴开始，在家庭生活的一分一秒中铸就，在家庭生活的日复一日中一路前行。家长要把劳动习惯在家庭背景下养成要坚持由简到繁的教育策略;劳动习惯的养成尽量不要脱离家庭日常生活，由于生活化、常规化是孩子好的劳动习惯养成的源头活水。劳动内容在一定时期要相对固定，要有可持续性;自我服务劳动与家务劳动要相结合，不仅要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还要强调“家里的事情主动干”的家庭劳动精神。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现实意义
安・谢・马卡连柯（1888―1939）是苏联早期的教育家和作家，他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的同时，还勤于著述，撰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劳动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思想，以期对现代儿童劳动教育有所启示。
1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在马卡连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他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讨论劳动的教育意义，其教育著作《儿童教育讲座》中就提出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如果不是劳动的教育，那是不能想象的。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和文明幸福的基础。”劳动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教育能使儿童了解劳动的必要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劳动的习惯。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儿童会养成劳动的牢固习惯，产生对劳动的兴趣，会把劳动当作表现其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形成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养成儿童热爱劳动的情绪情感。
（2）劳动不仅可以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提高儿童的劳动能力，还可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劳动可以使儿童手脑并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促进智力的发展，在劳动的过程中，儿童能感受到我能帮助别人，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形成初步合作的意识，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
（3）劳动教育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儿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儿童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的服务，或是体验参与他人劳动的境况，有助于儿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培养责任感，增强自信心，从而进行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对儿童开展适宜的劳动教育，还能培养儿童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
2集体劳动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
马卡连柯认为学校是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在所有的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把劳动教育和集体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他把“通过集体”、“在集体中”和“为了集体”而教育的思想广泛地运用到劳动教育之中，因为他认为，组织一个良好的集体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正是在集体组织中进行分工和协作，把劳动教育与集体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热爱劳动，关爱集体和他人，发现集体力量的伟大，体验个人的价值存在，养成珍惜个人和他人劳动成果的习惯。反之，如果没有集体，就没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儿童也不能更好地感受个人价值和集体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学校，那么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则是家庭。马卡连柯十分重视儿童的家庭劳动教育。他曾指出：“在教育自己儿童的工作中，父母永远不应该忘记劳动的原则……正是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人们未来的熟练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就会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马卡连柯认为家庭劳动教育与儿童未来的工作技术有密切关系，即能否进行合理的劳动教育会影响儿童未来熟练技术的获得。因此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经验的儿童，在未来生活中就能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如果儿童期在家庭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虽然以后他会接受相应的教育机构的教育，但他也不会获得很好的熟练技术，还可能会面临各种失败，可能会成为不合格的工作者。所以家庭是儿童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场所，对儿童劳动教育观念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马卡连柯劳动教育思想对儿童劳动教育的启示
3.1一日活动中贯穿劳动教育
儿童的一日活动中有专门的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劳动教育，比如在相关的语言领域、社会领域，我们可以直接提出相应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的培养目标，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地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在游戏活动中，可以采取游戏的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寓教于乐；儿童还可以参与环境创设体验劳动的乐趣。在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充满了劳动教育的契机，在日常生活中，贯穿劳动教育，能提高儿童的自我服务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体会到为他人服务的价值感，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
3.2重视家庭中的劳动教育
目前，因为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家长较重视儿童早期智能教育，身体健康教育，但却普遍忽视了儿童的劳动教育。儿童时期是劳动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家长的劳动行为可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形成爱劳动的习惯。家长可借鉴马卡连柯的思想，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合理利用家庭教育的优势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让儿童做力所能及的事，使家庭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
3.3注意劳动教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马卡连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在对儿童开展劳动教育时应当进行相应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的教育，让儿童通过劳动感受对错、美丑、善恶，促进儿童精神的成长，从而体现儿童劳动所蕴含的教育性，发挥劳动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语言领域活动中，可以通过讲故事让儿童了解劳动创造了人类并推动人类进步，对待劳动要诚实，有社会责任感，不管事大事小，都要认真对待；在音乐活动中，可学唱《劳动最光荣》，理解劳动的光荣与伟大；鼓励儿童自己的事自己做，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参考文献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农民；继续教育；提高；经济发展
《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民继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在河南省17个地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河南省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旨在调查清楚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现状，探讨出对农民继续教育的新模式，为河南省有关部门领导为新农村建设决策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一、数据整理和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取了多阶段抽样调查。第一阶段抽取地市中17个县市；第二阶段抽取17个行政村；第三阶段在抽取的行政村中，实行等距随机抽样，共抽取有效样本698个，构成了这次调查分析的主体。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农民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在接受调查的460户家庭中，27.3%的家庭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为小学，55.2%的家庭为初中，14.7%的家庭为高中，2.1%的家庭为中专，0.6%的家庭为大专。家庭人口平均数为4.19人，由此可以推断出每个家庭中劳动力一般在2人或2人以上，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比较低。
1.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职业选择的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职业选择机会增加，从事的职业明显呈现多样化。在问卷中我们列出了10个职业，包括种植业、家庭加工业、养殖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其他职业等。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家庭，从事的职业分布在种植业、养殖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初中水平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8个；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10个。这表明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而且为职业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事种植业的比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2．对经济收入来源的影响
通过建立受教育水平与主要经济来源的交互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现状影响着农村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比较单一，随着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并且主要经济来源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同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种植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小学以下的、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占到57.8%，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家庭以种植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37.6%，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22.4%。以企业的工资收入、养殖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随着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3．对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通过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年收入、月支出作eta系数的相关分析，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月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F检验，说明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均年收入就越高，人均月支出也就越高，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良好。
4．对家庭生活状况的影响
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该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作Gamma系数分析，呈现显著的强相关关系，并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就越好。
（二）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
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实际上他们一旦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这种教育就基本上与他们脱离，而离开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主要是通过农村成人教育来完成的。
目前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如何？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时，在被访问460户家庭中，8.3%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文化教育”，6.6%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技术教育”，两者合计共有14.9%的家庭认为村里经常对农民进行文化或技术教育；20.6%的家庭认为村里针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很少搞”；32.6%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做样子”；32.2%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从未搞过”。这表明基层组织对农民的教育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将这项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显然不到位。
另外对村民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农村缺乏专门负责对村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在村级基层组织一般只有这样一个职务――农业技术人员。然而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时，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44.1%的家庭认为“没有”，有11.2%的家庭认为“不知道”，只有44.7%的家庭认为“有”。这说明农技员在农村并未真正起到推广农业技术的作用，因而导致其影响不大。从农村访谈中我们发现，农技员并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这一点在对知道有农技员的家庭调查中可以得到反映：35.9%家庭认为，农技员“从来没有向他们推广过农业技术”，另有18.6%的家庭认为“有，只不过是做样子”，有26.8%的家庭认为“有，但不多”，只有18.7%的家庭认为“有，很多”。对于农技员推广农业技术的问题，在对农村家庭了解农业知识主要途径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较好的回答。只有21.2%的家庭认为农业技术来自于“农技员的推广”。村级基层组织未能履行好自己对村民的教育职能，导致对村民进行教育的途径产生断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发展。
最后在问及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教育时，村民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88.6%的家庭认为“非常必要”或“有必要。农民非常渴望能够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也非常希望有关部门与单位送科技下乡，传授农民急需的农业科技知识。
二、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社会变迁
国际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罗杰斯指出，成人教育是现在教育面临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而对于我省的农村成人教育而言，占全省人口70%强的农村教育以及对潜在和现实的农村劳动者教育的实施和保障等方面的“危机”和“忧虑”，并没有融入现有的、主流的教育危机与忧患意识之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成为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业模式的改变，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技术的进步，都大大加速了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每个人都必须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参与社会的全面服务。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里，农村成人教育在农村社会变迁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推动着农民这个主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促使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是传播和教育。社会变迁有三个阶段：发明、传播、取得成果。发明是指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传播是把新思想传送给社会广大成员的过程；取得成果是指采用或者拒绝这种成果，从而引发的社会系统的变迁。
农村成人教育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推动，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途径；二是农民必须有较强的受教育意识；三是对教育的投资。教育的投资是前两者实现结合的关键。西方学者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定人们的教育投资需求，当恩格尔系数低于40%时，受教育者才有强烈的要求进行教育投资，而2006年，我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6%，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较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基层组织应将对农民的教育放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认识，切实转变作风，实现村民自治所规定的内容。切实将对农民的教育与传播实用技术结合起来，力求获得实效，不走过场，使之对贫困人群产生吸引力，再逐步过渡到对农民的全面教育，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村实施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就河南怎样就怎样建设新农村答记者问省略，2006.3.5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缓解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1－0015-06
农村劳动力以外出打工形式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形成了很多研究文献。劳动力迁移对于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数量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2000年外出半年以上的劳动力的人均收入转移为4522元（蔡等，2002）。就贫困地区而言，农村劳动力流动成为改善和缓解农村人口贫困的重要途径（吴国宝，2001）。
为深入研究劳动力流动在缓解贫困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课题组于2006年底、2007年初对甘肃六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村（见表1）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调查的村庄属于黄土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文化教育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农民不仅收入水平低下，而且在教育、医疗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相对“缺乏”。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有效样本348个（1户为1个样本），其中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为296户，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为52户。调查涉及总人口1818人，其中有16岁~64岁劳动力949人，其中有外出劳动力453人，占总劳动力数的47.73%。调查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1529.45元，比2006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694.55元。在348个样本中，有78户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涉及总人口415人，贫困发生率为22.83%（见表2）。调查村庄人民收入水平低，劳动力流动数量大，劳动力外出最明显的是增加家庭收入。
一、样本农户贫困的原因
关于贫困产生的原因，理论研究比较多，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识。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是“资本缺乏”，舒尔茨（1960）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阿玛蒂亚・森（1976）认为贫困是因为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刘易斯（1959）提出贫困表现为自我维持的一种文化体系，这种亚文化保守落后，并在代际之间传递。世界银行（2001）在千年发展报告中提出产生贫困的原因是某些个体或社会群体脆弱性高，即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性大，而且在遭遇风险时极易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认可的水平之下。通过对调查样本的具体分析，发现样本村贫困的原因既有自然和生态这种原发性因素，又是人力资本水平、社会文化落后和制度缺失等综合因素作用形成的恶性循环。
1.自然条件恶劣是贫困人口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从耕地资源状况来看，甘肃省川口村和涧沟村没有可灌溉的水地，只有少量平地，其余均是山地。会宁村、团结村、韩赵家村和钱家坝村人均水地面积分别只有0.010672hm2、0.001334hm2、0.017342hm2、0.000667hm2（0.16亩、0.02亩、0.26亩、0.01亩），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样本村年降雨量极少，平均年降雨量仅为200毫米~400毫米，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极度缺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这些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不仅面临严重的干旱，而且面临风灾、霜冻、冰雹、洪灾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
2.教育文化水平落后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人口的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思想观念的塑造和知识技能的获得都要靠教育来实现。在调查的农户中，348个户主（98%是男性）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5.75%，初中文化程度占24.14%，小学文化程度占46.84%，而文盲半文盲人口高达16.38%。由于农村长期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使得妇女的受教育情况远远比这个水平差。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下，不仅使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而且使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对其他非农职业的竞争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极低，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和土地产出率低的格局，萎缩了贫困农户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能力，强化了人口对土地的依赖，加剧了人们对生态的掠夺。
3.传统社会文化是贫困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刘易斯就认为，贫困与其所拥有的脱离主流的“亚文化”有关。贫困地区既有的地理位置，使得贫困人口居住偏远，与外界联系很少，人们思想保守、封闭、不开放，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感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十分缺乏，使得教育这种通过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调查数据显示，有83.5%的被访者表示近年来农产品品种没有变化，80.98%表示农业技术没有变化；在问到怎样决定种植什么作物时，选择根据“倒茬的老传统或是吃什么就种什么”这两项的农户占77.03%。传统文化固化了农民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文化与贫困的恶性怪圈：贫困―思想观念落后―不重视教育―文化素质更低―更加贫困。
4.制度因素是样本村贫困人口存在的根源之一。这里主要指以中国城乡分置的二元体制为主的实体制度所造成的农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农民缺乏参与政治决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也没有享受到属于公共产品的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灌溉等基础设施服务，并且农民教育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权益的缺失更加严重。在被调查的川口村等6个样本村，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很多基础公共产品欠账的问题，虽然已纳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在面临自然灾害、疾病、市场风险和其他突发事件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很容易受到这些因素冲击的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遭受贫困的折磨。
总体来看，收入水平的低下只是贫困的表象特征，贫困的内涵和原因是多元性的。样本村在自然因素、教育水平、文化观念和制度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与贫困之间形成了多个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怪圈，在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这种循环难以被打破，使得贫困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贫困“生产”贫困。样本村农民面临着极大的自然风险，受自身能力的限制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又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脆弱性高”，很容易遭遇贫困。
二、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1.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影响。贫困地区的农民面临的一个首要困境就是收入水平低下，以致其难以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其首要动机就是增加家庭收入。根据表2中数据，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人均总收入普遍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前者平均高于后者680.98元①。在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64.31%，外出打工改变了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的收入结构，打工成为总收入的主要支持力量。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本地非农产业和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63.13%，在有劳动力流动农户中仅占10.94%。这表明外出打工是对本地非农产业的一种替代，是劳动力不愿或不能在本地就业时的一种积极选择。
表3中详细列出了不同收入水平层次人口的收入结构，总收入水平越高，打工收入和非农收入的绝对增长量越快，而且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越高。在收入最高的C组中，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打工收入平均为1049.68元，占总收入的66.76%，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非农业收入高达1436.63元，占总收入的71.42%，其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在收入水平最低的a组农户，有外出和没有外出户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农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的依赖越强，收入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贫困。
2.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劳动力外出打工随身带回或汇款寄回家的钱，是作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统筹使用的，很难区分这部分钱是怎样使用的，只能从总体上看其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从表4来看，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的人均总消费高于有劳动力流动户，主要差别在于两者在子女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不同。
对于食品消费，表4反映出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人均消费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如果考虑流动出去的劳动力不再消费家庭食品，有劳动力外出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应该是419.55元。不过，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迁移出去，他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家里消费，所以，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应该在298.34元~419.55元之间，取其平均数为358.95元。那么，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相比而言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在食物消费方面仍然比较缺乏。
在子女教育消费上，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高约2.7倍，前者人均支出是130.88元，后者是356.08元。教育支出的高低与家庭所供养的学生数成正比。从表5对户均供养的学生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由于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学生数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数目直接决定教育费用的多少。有劳动力流动户户均学生数为0.99人，而没有劳动力流动户户均学生数为1.60人，而且高中生和大学生数后者比前者分别都高0.06人。在医疗费用上，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也要高，大约平均相差50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的平均医疗费高达256.04元，几乎是总支出的1/3，医疗费用过高成为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教育和医疗负担相当繁重，成为其今后摆脱贫困的主要制约因素。另外，有劳动力流动农户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相比，前者收入高而支出低，后者收入较低而支出相对高。那么为什么这部分家庭收入低支出多，却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通过对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特征分析发现，有劳动力流动户在劳动力数量和土地资源上具有可以外出的优势：耕地面积相对少，家庭规模大，劳动力资源多。劳动力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16岁~24岁的青年人在流动家庭中作为劳动力参与了流动，占到流动人口的17.66%，而在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中作为正在就读的学生，没有计入劳动力（见表5、表6）。
3.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劳动者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人力迁移以及营养与健康投入而获得②。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此主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外出者本人和家庭学生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外出者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和家庭学生受教育情况。
农民到比较发达的城市打工，在“边学边干”中总体素质发生了质的飞跃，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增长了技术和才干，适应冲击的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提高。在453名外出者中，换过2次或2次以上工作的占39.93%，工作的变换提高了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对于打工后自身的变化，有32.53%的外出者表示“思想观念更加开放”，有27.40%认为“增长了见识”，有4.11%选择“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术”，这三项合计高达64.04%，反映出流动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缓解了“人文贫困”，贫困人口在知识水平、营养、疾病预防、健康长寿等方面的能力都有提高，并积累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外出者寄回家的钱除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外，列第二位的就是用于孩子上学，占总数17.12%；（2）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对子女教育期望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愿意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学更多知识”的前者占78.11%，后者占69.38%。但是从前面得到的结论，外出者中年龄在16岁-24岁的占17.66%，外出者低龄化趋势直接导致对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替代。劳动力流动的低龄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适应性就业在短期内迅速地改善了家庭贫困状况，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这部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其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将远远小于同龄的劳动者，其后代很容易又因父代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利而得不到较好的基础能力培养，从而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
4.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缓解了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提高了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从事农业的实际人口减少，直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对流出地的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土地的耕种上，有劳动力流动户中由父母耕种的占54.73%，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只有11.54%；由夫妻（有劳动力流动户中夫妻一人）耕种的前者占40.20%，后者占76.92%。这就是说，在劳动力配置方面，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家中土地主要由家中父母来耕种，而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家中土地主要由夫妻两人耕作。这与笔者对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分析相吻合，外出劳动力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到了54.39%，流动户多是年轻劳动力外出，父母在家种地务农。
其次，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后，农民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提高。比较两类农户农业机械（以摩托车③、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为代表）的拥有量，有劳动力农户分别平均每6.17户、19.73户和22.77户有1辆摩托车、托拉机和三轮车而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每5.78户有1辆摩托车，基本上不拥有拖拉机和三轮车价值较高的农机。再者，近年来一些节劳型小型农具（玉米脱粒机、耕地机、打麦机、农药喷雾机等）由于劳动力外出流动而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3.04%在缺劳动力时“雇佣别人”，这就是说劳动力外出后能给留下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
最后，对于农产品品种和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是否有劳动力没有必然联系，80%以上农户认为近年农产品品种和农业技术没有变化。在农业种植品种和结构的安排上，没有流动户选择“吃什么种什么”和“什么好卖种什么”的都高于有劳动力流动户，没有劳动力流动户解决口粮和增加收入都依赖于农业。反映在种田目的上，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认为“吃饭挣钱都要靠种地”的占19.61%，而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只有11.82%选择了此项。但是有劳动力流动户中有83.78%“种地为了吃饭”，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户9.27%。这就是说，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对农业和打工分别有分工，农业解决吃饭问题，打工提供收入来源。有劳动力流动户对农产品的商品化意识比较强，有6.14%选择“什么好卖种什么”，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只有3.92%有此认识，不过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长期传统，倒茬也是决定农业种植产品和结构的重要因素（见表7）。
在实地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劳动力流动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后，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对土地的耕作有粗放化的趋势，他们会因为缺少劳动力多种一些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比如玉米、小麦和土豆等。尽管如此，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表现在：（1）对农药、化肥、种子等的农业投入，有劳动力流动户平均为143.69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平均为121.88元，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进步；（2）在土地耕种面积基本没变的情况下，有劳动力流动户人均农业收入为395.89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为347.4元。很明显，有劳动力流动户对农业投入比没有流动户高，其从农业中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也高于没有力流动户，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家庭收入是一种补充，有利于贫困人口经济状况的改善。
5.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劳动力流动首先是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新的选择，当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无法承受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人们不能与生态和谐相处时，通过迁移的方式摆脱原有生态约束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劳动力流动后，新的工作形态和新的收入来源，减轻了人口对自然与生态的依赖性，对由于生态导致的贫困起到缓解作用。土地是贫困地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资源，是他们最有力的生存保障。有劳动力流动户和没有劳动力流动户，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094047hm2（1.41）和0.097382hm2（1.46亩）。对于有劳动力流动的这部分家庭，如果仅以实际务农的人口来计，这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从原来平均的0.094047hm2（1.41亩）增加到平均0.132733hm2（1.99亩），平均增加了0.038686hm2（0.58亩）。劳动力外出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能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状况。
对于退耕还林，有劳动力外出户表现得更加积极，参与退耕的比例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户，前者为8.11%，后者为7.84%。另外，访谈中了解到，外出打工后，在钱家坝村、韩赵家村和团结村存在的许多农民挖虫草、挖野生药材的现象减少了，农民开始有了自觉保护生态的意识。有劳动力外出与没有劳动力外出户耕种土地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没有劳动力外出农户中有3.92%的农户除了种植自家的土地外，还租种了别人家的土地，有外出劳动力流动农户只有2.03%租种了别人的土地。劳动力外出打工加快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三、结论
1.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为了摆脱生存环境的一种选择，与其他农村劳动力一样，农村的普遍贫困和农民的生存理性是农民外出的主要原因。④在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64.31%，成为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外出降低了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发生率，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为17.22%，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为58%。
2.劳动力流动对生态环境、流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文化观念和制度因素都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并且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有利于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劳动力外出弱化了二元结构制度对农村人口的制约，也对城市建立适应流动人口的各项新制度提出了要求。
3.总体来看，样本村农户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消费较高，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对教育和健康保健的重视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民的教育、医疗负担过重的现实。尤其对于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因教致贫”、“因病致贫”现象相当严重，这对建立适应农村贫困人口的中高等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保险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流动劳动力中，16岁~24岁的青年人占17.66%，他们的外出是对中高等教育的替代，这种替代在短期内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但是他们上学的意愿很强烈，这一选择对他们是“痛苦”的。而且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贫困―教育投入缺乏―人力资本水平得不到提高―收入更低―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教育扶贫要特别重视这部分群体的需要，切实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
注释：
①据作者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收入水平有低报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心里上更希望让别人知道的艰难处境以获得外界的帮助。
②西奥多・w・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③在相对落后的山区，摩托车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农业机械，承担运送化肥、农药、粮种等任务。
④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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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纯阳，蔡铨．贫困含义的演进及贫困研究的层次性［J］．经济问题，2004，（10）.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技术素养劳技教育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7-0007-02
劳技教育是以学生获得积极的劳动体验，形成良好技术素养为基本目标，以操作性学习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作为我国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学生的素质对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现状分析
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上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的绝对数量在儿童、青少年中的比例与日俱增。独生子女家庭日益普遍，一方面大大减轻了父母生活方面的负担，而相应地在子女的培养教育上，可投入更多的精力，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功夫，提供更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全家以孩子为中心，这使得当前有些中学生在行为习惯上存在一些毛病，如：娇气、骄傲、生活自理能力差、独占欲强、不爱劳动等，上述这些缺点，不仅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家庭和学校的因素。
二、调查研究
本次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结合观察、访问和座谈等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是对某校初一3个班的学生和家长进行无记名方式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为家庭中学生技术素养的实际情况、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劳技教学在培养学生的技术素养中所起的作用。问卷调查分为自测和他测两种，自测由被测者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他测由被测者的家长填写。
三、研究结果
本次研究结合劳技教学调查学生在家庭中的技术素养情况。自测表调查结果显示：98.3%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完成工艺小制作，1.7%的学生表示不能；在将课堂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22.6%的学生表示能自觉地运用，57.4%的学生表示偶尔能运用，20%的学生不能运用；在课余搞小制作过程中遇到问题能否处理方面，53%的学生表示能，47%的学生偶尔能；在信息意识方面，98.3%的学生能独立地搜集信息，只有1.7%的学生表示不能；信息的来源主要是报纸书本、教师、同学朋友、电视媒体等，大部分同学都能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归纳。
他测表调查显示：有57.5%的家长曾与孩子合作做过小制作；在怎样看待孩子制作的工艺品问题上，74.5%的家长鼓励赞扬，13.2%的家长无所谓，7.6%的家长觉得是浪费时间；在帮助孩子搜集相关信息上，77%的家长给予孩子帮助，33%的家长让孩子自己搜集；在孩子运用所学知识或感兴趣地进行日用品的小维修时，80.2%的家长很支持，9.4%的家长叫孩子不要修了，6.6%的家长觉得这样浪费时间，还有3.8%的家长无所谓。
学是为了用，如果学而不用或学而不会用则是教育的一大悲哀。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很多学生学到了知识，却不能或没有意识将之运用到生活中，在遇到问题时，还有近一半的学生只是偶尔能处理，这说明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还有待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有待加强。
四、反思与对策
1.在劳技教育中加强教育
《劳动与技术课程纲要》在课程目标中对孩子的技术素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初步掌握现代生活和现代生产所必备的技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终身进行技术学习的能力等。要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劳技教师必须精心组织学习内容，寻找那些对学生终身发展有益、现实生活有用、与现代科技有关的课程资源，并通过一定的加工与改造，使之成为劳动与技术课程的内容。教师必须要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建构体现技术学科特点的教学方法体系，使学生乐于学习，主动探究，从而通过劳动与技术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
不少老师认为：教育孩子在家适当从事家务劳动，是家长的责任，这话非常有道理。但学生的向师性、学校教育在学生心中的权威性，往往是家庭教育代替不了的。关于学生的家务劳动，学校应主要负责思想教育，家长应主要负责提供机会、指导操作，当然也要寓教于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生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意识不断增强。家庭生活中的购物、整理、洗涤、资料查询、简单的小维修等都是富有劳动与技术教育意义的活动，教师要多要求孩子认真参与，从而培养孩子独立从事简单家务劳动及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
2.在家庭教育中加强教育
家庭教育是教育大厦的基石，是个体发展最自然、最重要的场所。目前，家长评判子女好坏的标准失衡的情况在部分家长中还十分突出，“孩子成绩好”，一“好”遮百丑之类的想法还不少。故家长要更新观念，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孩子技术素养的培养。
在家庭中，家长要多鼓励或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家中简单的日用品，如孩子的玩具、家中的钟、水笼头、小型电器等小维修，鼓励孩子多动手实践，孩子在维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家长要给予帮助，孩子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家长应尽可能地给予方法的指导。
3.加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联系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让父母首先懂得教育孩子的基本原理，提高自身各方面素质，是教育好孩子的关键。故引导和教育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刻不容缓，正确的教育观，就是使每个家长具有全面而长远的素质教育，特别注意孩子品德和能力的培养。
学校可利用家长学校、教师家访、家长会、家长到校交流等各种形式的指导，使家庭在教育孩子的思想方法和水平上有一定的提高。作为劳技教师，与家长多沟通，引导家长重视孩子技术素养的培养，创造机会多让孩子把课堂上学到的技能应用到生活中来。
目前，教育体制改革正在深入发展。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轨，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只有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
参考文献：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耕地抛荒；农户家庭特征；分位数回归；四川丘陵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4）10-014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0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以及耕地保护问题引起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至少有30%的耕地被抛荒且呈蔓延之势”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耕地抛荒涉及问题复杂，解决难度大，短期内还找不到遏制这一现象的有效办法。国内外的学者对耕地抛荒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mottet[1]、Bakker[2]、Hodgson[3]、Lambin等[4]研究了海拔高度、坡地、土地肥沃程度、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因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而Busch[5]、prishchepov[6]、Cremene[7]、Strijker[8]、tasser[9]从诸如人口迁移、工业化进程、土地租金结构、市场刺激措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产出价格以及农村通往城市的便捷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国内学者张怀献与范和平[10]、尹坤[11]、邾鼎玖[12]、杨涛[13]、肖冬华[14]、詹琳[15]、卿秋艳[16]分别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效益、耕地自然状况、土地流转制度等方面探析了耕地抛荒的原因。从研究现状看，共同特点之一是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耕地抛荒的原因进行剖析；由于宏观因素的多样性与多变性，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认为，当前偏重宏观因素的研究存在问题：忽视了不同农户家庭在相同宏观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耕地抛荒决策。虽然郑兴明、吴锦程[17]采用Logistic模型从风险角度对农户家庭抛荒行为进行了尝试性的微观定量研究，但将农户家庭视为一个决策质点，且仅简单区分了抛荒与耕种两种情况。基于此，本文认为对耕地抛荒问题的研究并不是抛与不抛的简单二分，而是应该把耕地抛荒作为农户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并在这一假设之上定量分析不同的农户家庭对耕地抛荒程度的影响，从而尝试着构建一个以农户家庭为基础的耕地抛荒问题的微观分析框架。
严格意义上说，本文提出的理论并不是解释当前耕地抛荒现象是如何产生，而是解释耕地抛荒的趋势是如何被影响，两者虽然有共同点，但有必要做出区分。
1假说的提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当前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因此耕地抛荒的决策单位也应该是家庭而不是单个农民；即在考虑耕地抛荒的决策时，不能将家庭视为一个决策整体，应该考虑家庭成员特征的交互关系――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收入来源等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
1.1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分析
职业分布。在当前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情况下，仍有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农村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只有当留守的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土地对劳动力的最低需求时，抛荒现象才会发生（在我国当前制度下，农户家庭经营耕地面积是根据家庭人口确定的，并不是根据土地对劳动力的最低需求决定的，这意味着即使减少部分农业劳动力，也能够满足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
年龄分布。年龄直接影响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的主观意愿：劳动力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将时间用于休闲而不是生产活动。基于非农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区别，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的上升将对成员的职业分布产生影响，其趋势是利于农业生产而不利于非农生产（我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成功找到工作的几率会逐渐减小，但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较小）。特别是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下，如果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活动，那么老龄化劳动力将被迫继续耕种土地。
教育程度。一般理论通常认为，教育年限越长越会促使农民选择非农职业，从而加速抛荒过程，但本文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我们认为，我国农村家庭成员接受的一般是基础性教育，其初始的教育程度并不决定职业分布（后面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家庭成员的平均教育年限为5.5年，而且农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年限并无显著差别）。相反，职业分布使得家庭成员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后续教育具有“路径锁定”的效应（后续教育主要指劳动者在职业中的“干中学”产生的知识累积）。职业分布对后续教育的这种锁定使得家庭成员的职业转换并非是没有成本的，这种职业转换成本可能会抵消职业转换收益。
收入来源。通常文献认为只要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超过农业收入，耕地就会被抛荒。但我国农户家庭收入包括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更为关键的是，农户家庭的抛荒决策并不是取决于二者绝对值的比较，而是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来源收入的效用。具体而言，“恋土情结”的存在以及农业收入对农户家庭的保障功能，使得非农收入只是补充作用。当然，随着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拉大，一旦超过既定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即非农收入能够完全覆盖家庭成员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耕地抛荒出现的几率就大大增加。
1.2“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
根据上面提出的耕地抛荒影响因素，在考虑其交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影响耕地抛荒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所谓“收入效用临界点”，是指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给农户家庭带来相同效用的点。具体来说，只有非农收入对农户家庭的收益效用超过农业收入的保障效用时，耕地抛荒才会发生（这一效用如果进行量化，可以大致等于农户家庭的部分劳动力通过从事非农职业获取的收入足够支付家庭的生活成本）。这一假说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在既定的农户家庭成员职业分布状况下，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绝对差距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其表现为：在农业收入既定的前提下，非农收入的增长导致二者绝对差距的增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只要在效用上非农收入小于农业收入，土地就会得到持续的耕种而不是被抛荒。但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增大会增加耕地抛荒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会在达到前述“收入效用临界点”时转变为现实；在非农收入既定的前提下，农业收入的增加则会使得农业收入在“保障效用”的基础之上产生“收益效用”，并对耕地抛荒的抑制作用是持续的，会不断地吸引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只要农户家庭成员年龄增长导致的效用变化未达到临界点，那么耕地抛荒会被抑制，原因在于：老龄化劳动力已有的知识技能结构更适合农业生产，且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条件下，农业收入仍是老龄化劳动力最重要的生活保障来源。而一旦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临界点，家庭成员则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彻底放弃农业生产，即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虽然年龄分布与职业分布互相影响，但就一般性而言，只要没有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农户家庭平均年龄的增长会对耕地抛荒起到持续性的抑制作用。
第三，农户家庭成员受到的教育程度对“收入效用临界点”影响是双重的。鉴于家庭成员受到的多为基础教育，在非农职业中的优势并不明显，使其在收入增长的并不具有持续性；而在农业生产中则更具优势，会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非农领域知识累积过程是断续的，而在农业领域知识累积过程是连续
的（之所以是断续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经常转换职业，使得上一个职业累积的知识在下一个职业中失去作用）。
这样，家庭成员教育与知识的增长，既对耕地抛荒有推动作用，又有抑制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教育对耕地抛荒的抑制作用具有持续性，而其推动作用则未必（这里我们并不简单地认为教育的推动作用是断续的，因为如果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并不进行职业领域转换，那就不是断续的）。
第四，职业收入水平对职业分布的影响依然要基于“收入效用临界点”，且也是双重的。即在未达到临界点
之前，即便基于收入来源、家庭成员年龄与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布使得农业劳动力减少，但农户家庭仍然会保留最低限度的劳动力，目的在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获取农业收入带来的保障效用，因此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只有达到临界点后，耕地抛荒现象才会加剧；如果职业分布使得农业劳动力增加，则农户家庭则会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逐步获取土地以满足劳动力对土地的需求，因而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连续性的。
综上所述，由于“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存在，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是交互且是双重的，即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年限、收入来源等农户家庭特征是交互作用的，这种交互性使得它们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作用存在差异，对农户家庭的抛荒决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农户家庭特征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根据前面的分析，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等农户家庭特征存在交互作用，这种交互性使得它们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根据前面的分析，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推动效果是断续性的，我们称之为具有“迁跃效应”，其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具有突然性与爆发性，其时间点就是前述的“收入效用临界点”（这一时间点的出现通常和家庭之外的外部因素有关，比如显著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这一问题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解答）；而对耕地抛荒的抑制效果是持续性的，我们称之为具有“涓流效应”，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持续有效的延迟“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到来，从而在长期内抑制耕地抛荒。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指标体系及说明
表1是根据上述假说构建的指标体系。其中，农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是指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非农劳动力是指仅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劳动力）
的特征分别用年龄、教育程度与数量
衡量；农业成本、农业产出衡量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状况；非农收入比重
（由于调研时不便与外出务工人员取得联系，采集外出务工相关数据（工资收入、工作状况、城市生活成本等）存在困难，通过询问在家家庭成员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从而间接获取家庭收入的构成状况）
表示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状况。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指标体系加入了农户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这
一指标。其理由在于，假说隐含了一个假定，即家庭承包的耕地全部具有保障效用。但如果家庭
承包耕地面积增大，承担保障效用的耕地就可能是承包耕地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此在实证过程中考察了这一问题。
2.2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2.2.1数据来源
调研情况。调研地点为四川省a县的3个行政村、B市（县级市）的2个行政村、C县的4个行政村
（由于耕地抛荒涉及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应地方政府要求以及科研数据处理惯例，本文不出现具体地名）。
调研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合计358份，有效率达89.5%。定量数据包括家庭劳动力情况、耕地面积、收入构成、2012年与2002年农业产出、生产成本；定性数据包括耕地抛荒的原因与特点、农户对耕地抛荒的认识与趋势判断。
表2显示，除了a县的SmG村与B市（县级市）的DpX村的旱地、水田的抛荒面积没有超过10%外，样本点所涉其他行政村的水田、旱地抛荒面积均超过总面积的10%。C县YH村的旱地抛荒面积甚至多达46%，这说明样本村的耕地抛荒已经很严重了。
2.2.2数据描述统计
表3显示，在358份样本数据中，188户样本农户存在耕地抛荒，因此实证分析都是基于这188户农户家庭的数据。
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于非农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比较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约为56岁，最大值甚至达到82岁，而非农劳动力平均年龄约为26岁；农业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限约为5年，非农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限为6年。但是，农业劳动力数量与非农劳动力数量大致相当，两者分别为1.6人与1.5人。②农业产出低下，生产成本较高。产出均值仅为3862元，而生产成本均值达到1353.5元，由此得知从事农业生产的利润低下，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从非农收入比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非农收入比重平均为74.59%，一是说明存在耕地抛荒的农户家庭对非农收入的依赖性较强，二是说明农民增收速度较为缓慢。③耕地经营规模偏小。农户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为5.48亩，最大值仅为20亩。耕地规模偏小限制了规模效应，不利于分摊生产成本。
3计量模型设定用。即如果农户家庭的部分劳动力通过从事非农职业获取较高的收入，那么其他家庭成员有可能放弃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可能性随非农收入的增加而增大，并在临界点达到时产生“迁跃效应”。
“举家外出”就是例证，这种情况下的耕地抛荒就是农户家庭的承包耕地面积；当然，这种情况排除了“通过土地流转避免耕地抛荒”的可能性。
农业投入产出。①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成本的所有分位数回归都没有通过检验，因此对耕地抛荒没有构成显著性的影响。原因在于：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而言，从事农业生产是其生活保障所在，生产成本只是减少了农民收益，但并不能迫使农户放弃耕种土地，否则生活保障就会失去来源；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而言，农业生产成本对其影响更小，因为其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非农收入，生产经营决策较少地受到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②产出。农业产出在0.25，0.5，0.75，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除了0.25分位，其余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回归估计值为负且较为稳定；说明无论耕地抛荒面积多少，农业产出都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非农收入比重在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在1%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其回归估计值为正，说明非农收入比重仅在耕地抛荒严重的情况下存在推动作用，即存在“迁跃效应”。如前所述，非农收入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在未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之前，非农收入比重上升并不会增大耕地抛荒的面积，只是增加耕地抛荒的可能性；而这一比重一旦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
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在0.25，0.5，0.75，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检验。其回归估计值分别为0.1190，0.2547，0.3707，0.4968，说明伴随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越大。
5简短的政策建议
鉴于农户家庭特征通过“迁跃效应”与“涓流效应”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不同作用，本文认为需要通过相关措施解决愈演愈烈的耕地抛现象。简短的政策建议如下：
注重对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入。这种人力资本投入，除了要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家庭成员进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一方面有利于“涓流效应”的发挥，持续抑制耕地抛荒；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对职业分布的锁定效应，增强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性。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注重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会改变生产要素配置的比例，以科技进步部分代替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从而缓解农户家庭职业分布变化对耕地抛荒产生的“迁跃效应”。同时，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将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耕地的产出水平，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从而有效发挥其对抑制耕地抛荒的“涓流效应”。
提高耕地的“保障效用”。一方面可以建立和完善诸如“粮食直补”等土地耕种的利益补偿机制，使得土地不仅具有保障作用，还有收益作用；另一方面对于长期抛荒的农户家庭，实行一定的惩罚机制，在维持其基本的承包权基础上可以收回其对土地的经营权，从而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
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经营权甚至是承包权的流转，将耕地集中于那些急需扩大土地规模的农业大户手中，使其逐步向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转变，为抑制耕地抛荒的农户家庭特征因素发挥“涓流效应”提供条件，从而有效抑制耕地的抛荒。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农民增收人力资本投资技能培训
我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的增收与农民个人的素质是分不开的,改进我国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已成为现阶段稳定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的素质改善(经由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在职培训、健康及营养的增进)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罗默、贝克尔等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提出了“干中学”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一种方法。
目前,我国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7.4%,小学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5%,受过专门技能训练的仅占13.6%。农村形成了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却严重短缺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只有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才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源泉。
实证论据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增收的实证论据
潘海红(2002)研究了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指出初、高中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农村高文化从业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较大,主要作用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高文化程度从业者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们能够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从而拓展经营领域;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人力资本附着、沉淀于人身,人力资本拥有主体流动能力的高低和流动空间的大小,决定了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形成合理、高效匹配机会的多少;对改进经营、就业观念的作用。
周逸先(2000)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及农村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对比分析,指出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对促进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成效显着;农民户主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明显,对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人口计划生育的影响比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一些。
钱雪亚(2003)根据人力资本的各因素及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宏观和个人收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
总之,他们的分析都验证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极大的相关性,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二)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的实证论据
陈玉宇(2004)、侯风云(2004)在考虑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时,考虑了构成农民人力资本的因素,如受教育的年限、经验、工龄、外出前培训、外出时间、健康状况、外出前培训费用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指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职工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偏低;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接受培训的收益率,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教育对收益的影响远远低于外出对收入的影响,外出就业相对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更高的收益;专业技能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身体健康状况是决定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关键因素;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显着,且对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
胡德龙(2005)在研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的等效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使农民年收入增加180元左右,并增加近19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高层次产业转移。
白菊红(2003)在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时指出: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平均收入越高;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入弹性大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家庭平均纯收入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户。分析显示:2001年,劳动力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平均家庭纯收入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户绝对收入高1135.01元,是未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农户收入的1.44倍;而且,家庭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越多,家庭平均纯收入水平越高。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过于单一,主要是基础教育形式,职业培训、成人教育、保健投资等形式缺乏,相关建议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展农村经济。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的状况,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减少农村失学率,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优化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环境,形成以财政支持为主的多形式教育支持体系。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要立足现实,面向市场,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这就要培育农村自有人才,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职业技术培训可采取农村自办职业技术培训班或学校,通过请专家、学者来讲学进行专业指导或与大专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合约等方式提高农民专业水平,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通过举办流动培训班,将办班设备运到乡村,降低学习成本,另外根据劳务市场需求和农民的意愿开设培训工种,采取订单培训的方式,做好培训后的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学习技能的积极性。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县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8
[论文关键词]出处人口性别；传统文化；农村家庭；劳动力
广西地处我国的南部，是汉、壮、瑶、苗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地区。2000年“五普”时，广西农村人口占71．87％；就业人口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占到77．7％。因而，农村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广西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要解决好农村的问题，不仅是农村经济问题，还有农村的人口问题，其中包括人口的数量和质量。
自从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广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下降，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伴随而来的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男女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按照统计学理论，正常范围应为103—107)，并且一直居高不下：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0．69、2000年为125．57(排在全国第6位)；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显示，广西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1．24。广西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尤为严重，2000年“五普”时，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6．50，因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是广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根源。人口性别结构失调将给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农村男孩偏好有着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联系的内在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与社会、经济、文化、伦理以及政策诸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一、文化教育落后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传统性别偏好
文化因素是影响人口性别偏好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一些人对生育男孩有着强烈意愿的原因在于他们深受包含“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在内的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婚育上的表现就是男孩偏好。在现代社会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本身已经接受了科学及现代文明的洗礼，基本上消除了传统文化中那些陈旧的性别观念和封建思想。但是，现代社会中也还存在着文化素质偏低的人口，由于接受现代教育较少，传统文化和封建思想依然在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文化特质仍然沉积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决定着他们在婚育中偏好男孩的性别价值取向。
由于广西教育发展不平衡，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2000年“五普”时，广西农村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人口仅占0．46％，小学及以下文化教育程度的人口占94％，农村人口中文盲率高达6．04％。这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人口或者没有进过学校，或者过早地离开学校，在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更多的时间是跟随他们的父辈一起生活在文化贫瘠的乡村，而知识贫乏的父辈对他们的后代没有能力进行文化教育，也不可能播撒现代文明的意识，只能灌输一些朴素的传统思想和世俗观念，使得年轻一代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祖祖辈辈的习俗，传统婚育观念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影响，偏好男孩的色彩普遍较为浓厚，致使性别因素仍然是他们生育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性别问题仍然是这些农民生育需求中最核心的问题。2008年，我们对广西农村地区的615个家庭进行了调查，存在男孩偏好的家庭占92．4％，对“为什么生男孩”问题，回答“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占67．5％。由此说明，生育男孩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大众生活中，确实还能够带给一些人和家庭的正常理性思维难以感受到的荣耀感和心理满足。尽管我国早已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村人口自身认知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有限，不能从民族利益的高度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不能从个人利益上升到社会角度来认识传统生育行为的危害性，在强烈偏好男孩的生育意愿下，他们难以做到自觉自愿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了生育男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违法生育。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超生问题较为严重，我们调查的615个家庭中，56％的家庭存在超生问题。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文化生活水平不高而且有一定的封闭性、边缘性和落后性。
实际上，农村农民在文化生活方面还没有完全真正地融人到现代文明社会之中，“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不仅影响他们的生育行为，而且这种影响还延伸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是歧视女性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歧视反映在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一些农村地区的“村规民约”中包含有对女性不公正的因素，农村地区有女无儿户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纯女户招婿入赘有时遭到不少阻力，农村出嫁妇女或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等等。因此在农村，即使物质生活富有了，如果文化生活得不到有效的改观，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依然落后，男孩性别偏好也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较大的改变。
二、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体力劳动
技术人才缺乏是农村各地农业生产经营的普遍现状，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主要根源。通过高考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很少再回到乡村生活工作，而一些农业院校毕业的学生，直接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也不多，农村生产一线实际上缺少高学历的农业专门技术人才。“五普”时，广西农村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仅占0．46％，就说明了这一点。“普九”教育虽然使农村年轻一代比他们的父辈有知识、有文化，但是这些中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回乡后基本上都是从父辈那里学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法，还是从事传统农业的耕作。尽管当今农业不断有新技术新产品出现，但是技术人才缺乏的农村普遍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无法让潜在生产力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其结果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农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低而不能有效地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虽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相对于过去得到了很大发展，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20多年来农民的生产经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模式上，仍是一种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的小农经济，家庭依旧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在自己承包的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各自种植着跟传统农业没有多大差别的农作物。由于生产经营缺乏整体计划性，无法形成产经销一条龙的规模效应，这种生产状况除了能够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外，缺乏市场导向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绝大多数是廉价产品，由此造成了农民收入多年来增长缓慢，农民只能依靠增加产量来增加收入，这就需要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不断地进行耕耘，以保证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
由于以家庭为生产基本单位的经营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农村集体组织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得到真正发挥，农业生产缺乏协调和规划，家庭承包户独立经营，缺乏合作，客观上增加了农业机械化的使用成本，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应用。在我们调查的615个家庭中，除了少数家庭有手扶拖拉机外，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没有其它大型的机械化农具，而且拥有手扶拖拉机的家庭也主要用于运输，极少用于耕作，农业的生产工具还是以传统的农具为主。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的现实，决定了体力劳动还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方式，也就是说具有体力优势的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占据着主要地位，男性劳动力仍然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这种过度依赖简单体力劳动的生产模式，本身效率低下，为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产量的增加，对于每一个生产单位——家庭而言，都希望拥有较多数量的体力劳动力。农业生产对体力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客观上增强了农民家庭生育男孩的欲望。
三、男孩偏好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有关
2007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人为3224元，2008年上半年广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158元，而同期广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2200元，7271元。农村与城镇相比，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提高，但增长不快，也远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的收人水平。目前，广西农业经济普遍仍是一种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的小农经济，农民缺乏商业意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仅进行传统种植，这种没有考虑市场需求的生产方式，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条件下，纯收入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家庭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承包的土地既要解决温饱问题，还要顾及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显得十分困难，更无法进行a身的经济积累，年复一年，经济状况终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经济基础始终薄弱，由此也使得农民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当有限，农民家庭在面临来自自然或市场的风险时，生活水平和质量将受到严重影响。因而，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是农民主要的后顾之忧，在经济基础薄弱和农业劳动力仍占全部劳动力多数的农村，每一个家庭都必须要有健康强壮的劳动力，这是以体力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的最有效措施，这种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农民产生男孩偏好的现实利益基础。
目前，广西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还不健全，农村公共卫生保障体系正处在初始阶段，而养老保险实际上在农村还没有开展起来，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了解，农村家庭中，多数家庭参加了“新农合”，而参加养老保险的家庭极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就医看病问题，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中，只解决温饱问题而缺少经济剩余的农民家庭，因病、因残或年老体弱丧失劳动力后的生活仍然缺乏保障，特别是农村的养老问题，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不能靠个人储蓄养老，在“男娶女嫁”的传统背景下也不能靠女儿养老，“养儿防老”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仍然是首选的家庭养老方式。没有儿子的农村老人就有可能成为孤寡老人，因此养育儿子既是为了应对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又是为了老有所养。在对广西农村615个家庭的调查中，农民回答“生男孩的好处”时，57．3％为“养儿防老”。由此可见，偏好男孩的生育动机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性别偏好，在社会保障还不完善的条件下，还有其实际需求和未来利益需求。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社会转型家庭教育困惑对策
【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9-0022-02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教育的长足进步、家庭规模的缩小和负担系数的降低，极大的改善了当代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质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善与望子成龙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当代独生子女家长希望孩子实现人生梦想的强烈渴望相纠结，也导致了社会转型期家庭教育的一些新问题[1]。
1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家庭教育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具有基础性和长期性的作用。而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家庭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关注投入也越来越多。但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各种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给当前家庭教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带来了很多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把握家庭教育的主要问题，推进其不断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1）教育观念落后
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得不少家长认为子女升学就是一切，他们只看分数，只重智育，忽视了学生的心理需求和个性差异，而把子女升入重点中学，考上名牌大学作为家庭教育的唯一目的和任务。“学习至上”成了孩子的生活格言。在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下，不少孩子在学习上是佼佼者，而在生活上却缺乏自理能力。甚至有的孩子长期沉沦于书本之中，动手能力等综合素质极为低下，思想道德素质也因此被忽视。
（2）教育内容单一
目前不少家庭教育的内容往往是单调、枯燥的，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许多家长在给子女的人生定位是“学好课本知识，做白领阶层”，因而对其教育的内容常常是单方面的。有的家长不惜重金为子女请家庭教师进行个别辅导，或是给孩子报辅导班，利用假期给孩子“充电”，其教育宗旨是通过超强度的训练使孩子不作者：
断进步并早日成才。而对孩子的思想教育、能力培养等其他教育内容却弃之不顾。
（3）教育方式简单
不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主要表现为放纵型、专制型和溺爱型。放纵型家庭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或疏于教育，而对于子女的成长与发展无暇顾及，使子女的生活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专制型家庭则恰恰相反，家庭长辈对孩子的教育是严加管制，强迫就范，使孩子整天在恐慌中度日；溺爱型家庭则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不惜一切满足孩子的要求，这就助长了孩子的贪欲，使其缺少理想，缺少爱心，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4）教育环境不优
家庭教育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至孩子的生活与成长。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家庭经济基础薄弱，因而对孩子的教育力度不够。特别是下岗失业家庭大多忙于生计，对子女的教育引导有所放松，甚至使其缀学回家或是过早地流入社会。社会弱势群体家庭以及流动人口家庭环境的恶化也客观地影响到家庭教育的好坏。此外，不少家庭长辈自身素质不高，打牌、闲游等不良行径也是家庭环境不优的重要表现[2]。
总之，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了生活上加倍关心外，父母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智育。为使孩子学习好，能成龙成凤，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3]。
2家庭教育问题存在的原因
任何问题的存在必有其诱发的因素，家庭教育问题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原因：
（1）传统家庭教育思想
中国家庭教育一向以儒家为正宗，以“子女是私有财产”为思想基础，以“严父慈母”为角色分工，以“望子成龙”为价值目标，以“子曰诗云”为内容，以“单向输出”为方法构成了中国家庭教育牢固的理论―实践框架，造就了家庭领域千余年的明确与宁静。而现在，这一明确与宁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重重的困惑和纷至沓来的杂乱。
（2）独生子女占很大比例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独生子女在中小学生中占了很大比例，而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往往受到太多的呵护与钟爱。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应该是一种理，一旦重“情”轻“理”，家庭教育就会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当今中小学生普遍“只知受爱，不知爱人”，依赖性强，心理素质差，学习怕吃苦，知难而退等现象相当严重。
（3）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调查表明：90%左右的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大学并成为有用人才，而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随着孩子不良表现的屡次出现，家长因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而逐渐变得“失望”。孩子小时候“众星捧月”，一旦大了，出现了问题，家长则大声训斥、批评，甚至采取更极端的教育行为。他们只允许子女在家学习，不许他们参加课外活动，或盲目请家教，花高价“买”学上，这种教育方法严重影响了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4]。
（4）家长忧患意识的转移
由于近年来社会生活中竞争日益激烈，家长们把自身感觉到的危机感、紧迫感，过早地转移到了孩子们的身上。一些家长一味希望孩子学好功课，考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社会地位相对高点，经济收人相对多点，千方百计想让子女出人头地；有些家长不仅仅盼望孩子将来高人一等，还将孩子作为一个筹码，促其为自己争光争利，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长此以往，由此引发的后果令人堪忧[5]。
3解决家庭教育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3.1更新思想
要解决家庭教育问题首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以下列出家庭教育观念更新的十个方面[6]：
（1）亲子观。破除把孩子作为父母私有财产的观念，从根本上铲除家长制赖以生产的基础，确立“为国教子”的理念，培养现代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
（2）评价观。破除单纯以学生成绩作为评价孩子的惟一标准，全面关怀孩子的身心健康，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引导孩子素质的全面发展。
（3）教育观。破除过度的单向传授和灌输的教育方法，尊重孩子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亲子互动的家庭教育形式，构建教学相长的家庭学习氛围。
（4）人才观。破除“升学=成才”的人才观念，树立“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的人才观，尊重个性差异，促进个性发展和人格社会化。
（5）发展观。破除“智育第一”、“分数至上”的狭隘发展观，以人的发展为本，强化人文关怀，促进德智体美劳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6）学习观。破除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学习观，注重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培养，教育孩子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办事、学会合作、学会创造。
（7）育人观。破除以说教为主要方式的家教方法，树立言教与身教结合并注重身教的教育理念，促进认知和情感的统一，注重榜样的力量和感受、熏陶的育人功能。
（8）成才观。破除把学校视为培养人才惟一渠道的观念，树立当代教育必须实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理念，积极主动配合学校教育，支持学校的教育改革。
（9）民主观。破除家长制的教育观念，尊重孩子的人格独立和正当权益，以民主、平等的心态和对话、交流、商量的方式教育孩子，创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
（10）主体观。破除单纯以家长的意志塑造和要求孩子的观念，尊重孩子学习和发展的自，保护孩子的兴趣爱好，促进孩子身心的自由发展。
3.2具体对策
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应该从小就培养孩子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的能力。根据不同年龄让孩子做自我服务性的劳动和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情，从动手中发展他们的爱好和特长。如在一个美国家庭中有三个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在家中都各有自己的角色和本事：8岁的男孩周末负责帮父亲割草、浇花、打扫院庭；10岁的女孩能根据不同的食品配方烘烤出各种各样美味的点心；6岁的小女孩会编织五颜六色的茶杯垫。要把孩子培养成对社会的有用之才，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主要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3]。
第一，不要对孩子过分的溺爱，注重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出发，对孩子的教养采取放手而不放任的方法进行。所谓放手，即从孩子生下来，父母就设法给他们创造自我锻炼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在各种环境中得到充分的锻炼。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而独立生活能力来自从小的锻炼。所谓锻炼是多方面的，诸如劳动锻炼、意志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根本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不要怕孩子脏着，累着。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锻炼，孩子才懂得珍惜生活，才知道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第二，经济上限制他们。向西方国家学习，让他们学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能一切靠父母。父母最多只能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剩下的得靠自己去挣。
第三，尊重孩子。一切事情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什么事情让他们自己作主，而作为父母，最多就给点孩子参考意见，不能一切包办。具体怎样，还得看他自己的意愿，哪怕是错的，也无所谓，让他经历后，他就会积累很多生活阅历，对他今后的生活才会有帮助。
4总结
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是发展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后备军。家庭教育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间接影响和决定着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针对我国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继承传统家庭教育中的有益成分，切实有效地改进家庭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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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10
【论文摘要】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和人民群众对收入提高的期待，工资水平上涨是必须的和必然的。因此，我国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成功并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恰恰是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
教育优先发展的依据在于其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制定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目的，就是从国情和教育规律出发，通过以公共产品定义教育、以教育深化扩大规模、以资源整合调整结构、以竞争开放提高质量，以及以需求导向增进效益，实现教育发展的跨越式发展，最大化发挥教育先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力数量和教育水平优势，取得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占据了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该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成反比关系的劳动力成本，二是成正比关系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和人民群众对收入提高的期待，工资水平上涨是必须的和必然的。因此，我国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成功并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恰恰是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改善为全部是高中学历的话，企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再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的话，企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此外，教育深化对劳动者个人的收益也是巨大的，这意味着可以调动家庭投资于教育的积极性。研究表明，如果城乡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水平提高至12年，即完成高中教育，城镇劳动力教育收益可提高17.0%，农村劳动力提高21.1%。如果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至14年，带来的教育收益增加幅度对城镇劳动力为41.2%，对农村劳动力为43.3%。
根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达到高峰，之后将下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社会养老负担显著提高。保障劳动力供给要求未来考虑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这种可能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也就是说，发展教育也是为迎接老龄化做必要的准备，或者说是创造条件赢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二、教育先行要大幅度提高公共投入比重
目前，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3%，只相当于法国的59%，德国的79%，英国的66%和美国的69%。我国提高公共教育投入的目标是根据这个差距设定的。但是，基于以下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设定更高的目标。
首先，学龄人口比重大要求更高的公共教育投入。上面的比较尚不足以显示我国公共教育投入的实际差距，因为教育投入规模与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关。当学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高的时候，也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根据这个原理进行模拟，即以美国学龄人口比重为基准，由于中国目前总人口中仍然有更大比例人口处在受教育阶段，模拟的结果显示，我国在教育上的公共投入仅为GDp的2.8%，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只是法国的46%，德国的52%，英国的52%和美国的59%。
其次，公共投入不足挤压居民正常消费。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为86%，发展中国家在75%左右，全世界平均为80%左右，而中国仅为46%。也就是说，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比例异常地高。教育投入过度依赖家庭，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削弱了出口和投资需求的情况下，扩大教育的公共投入，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教育公共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后果，是教育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教育费支出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上对教育的抱怨大多源于此。
第三，公共教育投入的临界最小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应该遵循一个先高后低的倒U字型变化轨迹。首先，我们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比重偏低，这固然是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源不足的结果，但更是导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处于受教育阶段人口比重大，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只有实现教育的跨越性发展，才能更快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这要求有一个公共教育投入的临界最小规模。其次，由于公共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义务教育，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普及义务教育的阶段，而更高的教育阶段相应要求较多的私人投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处于受教育阶段的人口比例也降低，从而在教育总支出保持较高的同时，公共支出比重趋于下降。我们之所以在实际中没有观察到这个规律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教育超前发展，从而不能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
三、教育资源需要进行更有效的配置
一项流传较广的研究表明，分教育阶段来看，学前教育的社会收益最高，学校教育其次，而职业教育最低。其含义并不是教育收益下降，而是指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的消长。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把教育定义为公共产品。但是，由于教育供给的类型是多样的，其外部效应不尽相同。在合理分配公共教育资源和调动家庭教育投入时，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规律，第一，在不排除竞争的前提下，坚持义务教育的完全公共品属性。同时创造条件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把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支持的对象。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健康具有很明显的外部效应，特别是具有扶贫含义，因此，农村学生的营养餐和城市学生的体育设施属于公共品领域，政府应该进行干预。第二，由于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更加接近于准公共品领域，即这个教育阶段既具有公平补课的性质，也具有个人和企业收益率高的特点，在公共支持的同时，尽可能动员社会、企业和家庭的投入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