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1
一、传统音乐研究专家主旨发言
赵宋光的《有关岭南文化的若干思考》从岭南音乐文化研究现象出发，观照岭南自然地理、文化地理，清晰地勾勒出岭南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田青的《民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当下民歌挖掘、传承、保护中的种种现象为切入点，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冯明洋的《流行文化风潮中的岭南音乐》回顾了多元一体的岭南音乐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提出在现阶段全球性流行文化风潮中的岭南音乐文化建设，需要大音乐观、大文化观、大岭南观等理念引领。周凯模的《岭南音乐研究的方法学探索与实践》提出了音乐人类学视角的岭南音乐研究方法学理论。蓝雪霏的《地缘亲缘剪不断，闽粤音乐理还乱》从闽粤地理关系到闽粤历史民俗关系，以丰富详实的田野工作资料，分析论证了闽粤传统民歌的内在关系。李幼平的《广州南越王墓的音乐考古学观察》提出了“将音乐文化遗物归置于相关遗迹中进行综合考证研究”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基本原则。罗艺峰的《“汉藏——南岛文化丛”与华南玎族乐器起源的拟测》以人类学对“汉藏——南岛文化丛”的研究成果为理论认识基点，考证了由这种乐器演奏的萨佩音乐与中国疍民疍歌的内在关系。陈雅先的《探索中前行——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的岭南传统音乐舞蹈研究》阐述了以地域传统音乐舞蹈研究为切入点，树立高校服务地方文化引领学科发展理念，并形成了学科研究特色及教育特色。
二、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主题交流
（一）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陈天国、苏妙筝的《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介绍了多年潜心研究“潮州音乐”的成果，认为潮州音乐不只是地方性乐种，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仲立斌的《“延续传统”还是“开拓创新”——粤剧“申遗”后的思考》，刘泽梅的《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等，均对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遗产传承中关于“延续传统”或“开拓创新”的问题进行反思。
（二）岭南传统民间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在探索岭南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显示出近年来岭南传统民间音乐研究者扎实有效的田野工作方法，陈雅先的《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声音景观探究——基于景观生态学视野的田野与案头》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学科交叉的思维方式，解读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提出建立于潮汕民间民俗活动所形成的音乐声音景观是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珍贵声音景观。潘妍娜的《民俗空间中的当代潮州大锣鼓——对于潮州市意溪镇下地段和磷溪镇埔涵村“营老爷”活动的比较性考察》，李萍的《潮州民间音乐“传统”与“传承”一瞥——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2012潮州民间音乐考察纪行》，黄燕的《民间客家山歌主体音乐行为的考察与分析》等田野调研报告，蕴藏了丰富的岭南民间音乐活态存在信息，不仅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资料，还提出了岭南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有益见解。
（三）岭南传统音乐美学研究
刘瑾的《世俗与超越——论广东音乐的休闲文化特征与价值》从休闲文化理论的视角，提出广东音乐所具有的诗性文化特质。万钟如的《论广东音乐的非民间音乐属性》研究表明，成熟期的广东音乐具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所有特征，即它的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巫宇军的《“客家筝”美学思想探微》通过对罗九香等老一辈“客家筝”演奏家的演奏意识分析中，得出了“客家筝”由演奏向审美意境进行理论归纳和提升，并反过来用以指导实践的客家筝派风格。郭永青的《泷州歌艺术特征略论》解析了泷州歌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四）岭南传统音乐历史及其流变研究
孔义龙、曾美英的《从单件青铜乐器看岭南早期文化传播》从岭南青铜乐钟的编制和性能上对岭南地区早期乐钟展开研究，认为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礼乐文化至少经历了岭外传入、吸收融合与独立发展三个阶段，并初步探索了先秦时期岭南、岭北的文化异步的发展态势。李英的《外江戏在粤东的生发与演进》，刘德波的《广东传统乐舞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范晓君、李琳的《赣南传统采茶戏音乐对现代粤东采茶戏的影响——以〈乌云下的歌声〉为例》，董学民的《潮剧音乐的融合及变异——以对高腔的吸收为例》，杨艳的《东莞沙田疍民与咸水歌探究》，李维路的《沙湾广东音乐发源地的历史渊源及保护措施》，均通过对岭南传统音乐不同乐种发源的历史渊源考证、音乐特点分析，解析岭南传统音乐结构的发生变化，由此引申出岭南传统音乐融合、变异的特点。
（五）岭南传统音乐资源的课程转换研究
居文郁的《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开拓粤乐文化空间——回顾开设〈广东音乐〉选修课25周年》提出“传承”的核心和关键在于选择有代表性的乐种传承人，并根据传承人的演奏，整理出科学、准确、简便、实用的专业演奏谱。同时，将“无形化”的活态遗产通过“有形化”的方式记录保存下来，使之成为不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依据。邓兰的《职业院校与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刘宏伟、陈秀清的《中小学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实践研究报告》，施绍春的《潮州大锣鼓锣鼓经鼓垒教学探索》，魏石成的《广西艺术学院本土民歌传承人培养机制考察》均立足音乐课堂，以提高民族民间音乐课堂教学的实效为出发点，在探索课堂教学实践如何渗透传统音乐文化方面做出有益尝试。
三、岭南民间乐社工作坊
“岭南民间乐社工作坊”是吸引与会代表眼球的一个亮点。
（一）岭南传统音乐三大乐种“私伙局”展示
会议邀请了岭南传统音乐三大乐种（汉乐、潮乐、粤乐）的三个“私伙局”（民间乐社）到研讨会现场，展示“私伙局”活动。这三个乐社分别是：“羊城广东汉乐团”、“黄埔区潮乐社”、“番禺区沙湾镇翠园乐社”（粤乐）。这三个乐社成员的年龄在50至70岁之间，大多是退休人员，“羊城广东汉乐团”由广东客家人组成，演奏了《迎宾客》（中军乐）、《怀古》（弦丝乐）等传统汉乐；“黄埔区潮乐社”以潮籍潮乐爱好者组成，演奏了《柳青娘》、《寒鸦戏水》等传统经典潮乐；“翠园乐社”以广州当地人为主，演奏了《娱乐升平》、《旱天雷》、《雨打芭蕉》等经典粤乐。这些乐社每周聚会，以自娱自乐为目的演奏岭南传统音乐，每个乐社均掌握了大量的岭南传统音乐曲目。工作坊演出不仅彰显岭南民间音乐的艺术魅力，也创造了使与会代表近距离接触民间乐社的机会。
（二）硕士研究生田野工作成果“潮州大锣鼓”游行锣鼓表演
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创新。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倡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应深入社会实践，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由该院研究生袁静静司鼓表演了潮州大锣鼓。研究生通过向潮州民间音乐传承人采集、学习锣鼓经，产生了有社会文化价值的毕业论文选题，为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创新”做出了贡献。
结语
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围绕“传承创新”的思想碰撞，产生了丰硕成果，体现在：
（一）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历史的研究
历史是起点，其被研究和认识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待于被超越和延伸，掌握和梳理前人积累下来的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历史的研究，使我们在“传承创新”时不会忘记应立足于传统，只有在立足于传统的同时开创新意，才能使岭南传统音乐得以更广泛传承。
（二）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的研究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岭南传统音乐文化，也存在着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消化和利用，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高等音乐教育应通过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研究，守望民族精神，坚持自身的文化主导权，保持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三）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高校传承研究
通过本次研讨会，建立了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师生及与会代表能够通过学术研究引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创新，并且利用岭南传统音乐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契合新的时代精神和学科要求。
（四）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活态存在现状采取辨析的态度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2
关键词：革命传统文化；中国梦；文化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105-02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态势，传承革命传统文化，挖掘其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革命传统文化：坚持中国道路的力量源泉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革命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最终奋斗目标为核心精神，见证了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弘扬革命传统文化有助于引导人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有助于坚定人们马克思主义信仰
革命传统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党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西方思想文化之优长有机融合而创造形成的一种民族新文化形态，本质上是我们党倡导和推动建设的先进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的实践，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是在革命传统文化引领下，我们党以思想文化的新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产生了新的理论成果。实现民族复兴，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民族的思想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不断加剧，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错误言论，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而，利用革命传统文化的优势，发挥其现实批判功能，加强对全党和广大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武装，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筑牢思想基础。
2.有助于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革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昭示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但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封建主义不能保全中国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中华民族才有了出路，并逐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革命传统文化见证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宝贵记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之路，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传承革命传统文化，加强革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引导人们回顾历史，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把对中国梦的追逐建立在社情民意、历史规律的正确理解上，自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革命传统文化：激发精神动力的重要载体
革命传统文化作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统一体，其核心是革命精神。挖掘革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精神，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正能量，引导人们自觉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中，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
1.有助于培养人们爱国情怀
爱国是革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红色标语、漫画、革命戏剧等文艺运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比如，刊登在《红色中华》上的漫画《大家起来取消辛丑条约》、《帝国主义统治》等作品，体现了人民对侵略者的憎恶、对爱国志士的敬仰之情，激励人民的爱国情怀。抗战期间涌现具有艺术性和感染性的歌曲，如《松花江上》，反映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爱国主义精神为革命传统文化注入了灵性，而革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又促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爱国与否已经成为检验公民行为得失的基本标尺。出生在新时期的青少年享受着富裕的物质生活，无法体会前辈和先烈的艰苦奋斗史。运用革命传统文化中体现爱国精神的德育素材，有助于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自觉继承前辈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觉贡献力量。
2.有助于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价值观是革命传统文化的核心，更是革命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价值引领和原则指导。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提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口号，鼓励无数中华儿女舍小家、为大家，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奋斗。针对当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当时党员大多数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的不良影响。我们党从来不否认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只有满足个人利益，集体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并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2]625当前，人们的价值取向保持进步的同时出现了急功近利、价值目标短期化等问题，利己之风愈演愈烈，个人主义思想悄然盛行。我们要弘扬革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和引导人们自觉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让集体主义精神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动力支撑作用。
3.有助于人们创新能力的培养
革命传统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蕴含着创新型思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许多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并迎来新的曙光。从土地革命时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到抗战期间提出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从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提出合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我们党善于创新的结果。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能力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强弱关系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兴衰成败。今天，我们仍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人们创新热情，用创新活力建设文化强国，用创新精神增强中国力量，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弘扬革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创新思想，有助于营造创新的文化环境，铸就鲜明创造性的人才，增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全社会自主创新能力。
三、革命传统文化：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资源
实现中国梦这一艰巨而又伟大的任务，必须增强民族团结意识，凝聚民族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革命传统文化是具有显著人民性的先进文化，开发利用革命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人们践行中国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增强民族凝聚力。
1.有助于提升人们践行中国梦的自觉性
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但“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3]，这就明确了中国梦的主体力量。革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共建共享的文化，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4]。始终面向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并服务人民群众，是革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基本特性。共产党成立初期开展工人运动；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不断进行土地革命；抗战期间，人们和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是因为我们党坚持团结抗日，并从党的身上看到了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实现了民族独立，让人们切身体会到新中国的诸多实惠举措，这样，人民群众才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活动中。近代以来中国各阶级追求中国梦、争取民族独立的实践证明，如果不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高位，无论多么美好的愿景只是昙花一现，无论多么英明的政治人物都无法实现中国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革命传统文化的优势资源，对于发挥个体积极性，引导人们在践行个人梦的活动中实现中国梦，达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2.有助于增强人们民族团结意识
民族团结进步，和睦相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政治解放，成为革命传统文化璀璨夺目的内容，也是实现中国梦过程中凝聚民众力量的重要资源。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恰当处理民族团结问题，与苗族、瑶族、僮族、羌族、藏族、回族同胞以及佛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徒、耶稣教徒友好相处。广大红军指战员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充分尊重、关心、爱好各民族兄弟，以实际行动感化群众、消除隔阂，演绎着民族情深的华彩乐章。这些是对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生动教材。当下，境外利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歧视心理、、民族风俗等现实或历史问题，支持“东突厥斯坦”、“达赖集团”、“”等民族分裂势力进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繁荣发展的活动，进而分化瓦解我国，导致民族问题日渐国际化。所以，我们要通过弘扬革命传统文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引人们化解民族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树立民族团结、民族和谐的意识，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民族凝聚力，进而推动全民族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30.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3
［关键词］军队革命传统创新发展先进军事文化
我军革命传统是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及军事斗争准备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具有行为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集中体现了我军忠诚、智慧与特有政治优势的统一。新世纪新阶段，不断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是保持我军性质宗旨、不断提升战斗力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当前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发扬就必须有创新有发展，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新发展我军革命传统，使之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值得认真研究探索。
一、全面科学认识我军革命传统，增强创新发展的理性自觉
要实现我军革命传统的创新发展，首先就必须对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基础、内涵、特征以及作用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认识，只有这样，我军革命传统的创新发展才能具有针对性实效性。
就其形成基础来看，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我军革命传统主要立足于以下三个基础。其一，文化基础。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是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文化基础。“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1］(p2)传统和文化关系密切，任何传统都集成了现有文化思维方式的合理成分。我军革命传统正是借鉴了这些具有想象力的文化传统积淀而形成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文化，外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文化以及以《战争论》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军事文化，五四以来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是我军革命传统赖以形成的重要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规定了革命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革命军人必备的现代意识的基本内容，对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其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创新理论为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提供了最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思想观念都有它产生的现实基础或客观条件，同时又有它得以形成的思想渊源。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表明，要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就首先必须造就一支具有先进精神武装的人民军队。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只有强大的军魂才能铸就强大的国魂，军魂销尽国魂空，1899年他撰文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2］但是，包括湘军、淮军以及近代北洋新军乃至的军队，都缺乏现代精神的武装，缺乏近现代中国军队应有的兵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灌注于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的伟大实践，从而为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武装斗争指明了光明前途，而我军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则把一支以农民为主的军队从思想上、组织上锻造成了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我军在军事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传统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历史表明，军队革命传统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特殊历史背景及战争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道德伦理规范以及军事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其三，实践基础。建军以来我军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实践是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实践基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战争面对的敌人是异常残酷凶狠的，人民军队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进攻下成长的。异常残酷的斗争环境，使军事斗争多次面临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我军在党的领导下，其革命传统精神逐渐得到升华。从井冈山到长征，从延安到西柏坡，我军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其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练就的。考察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还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我军革命传统和党的革命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这主要是由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处的地位和任务决定的。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因此，其主要精力集中于武装斗争，党的优良传统的形成主要也来源于和武装斗争紧密联系的领域，在此过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使党的先进性融入和带动了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形成，党对军队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则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军队斗争的实践相融合。从具体形态上看，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与我军“忠诚于党、热爱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方法上具有内核的一致性。总之，军队革命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长期军事斗争实践的精神凝聚，是中外优秀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军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4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7a-
0123-02
立人先立德，成才先成人。初中阶段是学生思想品德与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教师必须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让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它影响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民族发展的根基。传统文化并非都是可取的，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学生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培养学生高尚的修养品格，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态度，这正是在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教学中应用传统文化的本质要求。
一、分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分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初中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思想品德教师在讲授这些传统文化中有弊病或有歧义的部分时，应让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学生才能理解通透。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在思想领域，主要以儒、释、道为内核。钱穆认为，当今社会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受它们共同的影响，儒、释、道，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反映。它们各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学生在对传统文化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之前，仅凭自己的印象，通常对其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有崇古倾向，认为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经典、精髓，二是认为相较于现今的科技文化来说，传统文化并不能直接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对它持否定态度。这两种态度无疑都是偏颇的，老师在进行讲解时，有必要纠正学生的这些错误观念，可以追根溯源，从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其好坏。
例如，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讲解儒学时，可以追溯到它的创始人孔子，分析孔子的生平经历，儒学诞生的背景，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儒学的影响，董仲舒对儒学的建议等，向学生讲解儒学的多方面影响，一方面，它积极入世的思想和关爱社会的观念，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解决社会问题来说，有很大作用；另一方面，后世出于某种原因（比如说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建议是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对它的过度扭曲，较为单一的价值观，对成败结果的过度重视，都致使它忽略了人本身的完善和发展。
二、理性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传统文化只是近现代之前的文化，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田广林在《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指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老师在思想品德课教育中应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和心胸。时间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而传统文化是在这条长河中形成的，它必然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之后，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老师更有必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传统文化观念。
在东西方交流逐渐加强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价值观不同而造成文化冲撞。在这冲撞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学生在初中阶段，正是价值观的塑造期，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对其进行甄别，保持足够的理性，取长补短，加速成长。顾友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中认为，传统文化是“文化软实力”，它应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整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要讲究创新。在看到西方经济大国在世界的强势地位的同时，要理性地分辨，有选择性地接受，承认西方文化的可取之处，也要认识到他的某些不足之处，更要认识到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的独特之处。
比如，在教学湘教版思想品德教材九年级《放眼国际经济与经济》时，教师应与学生一起探究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影响以及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例如，美国是西方经济强国，在国际政治上，也占有霸主地位。其好莱坞电影、服装、化妆品等在我国有很大的市场，有很多的粉丝。但是，很多人（包括学生）根本不知道它们与国产产品到底有哪些不同，只是盲目追随。教师在思想教育中，应结合学生身边实例，让学生正确看待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并汲取其中的可取之处。
三、理论联系实际
光有理论还是不够的。理论的作用是指导实践。书本上的东西，如果没有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那么那就是一堆方块字，进不了学生的头脑里。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加理解书本内容，另一方面，让理论服务实际，为学生的生活服务。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教师在讲授课本的时候，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阐释理论；二是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让学生从身边的事入手，展开学生间的讨论。
例如，在教学湘教版思想品德教材八年级《创造生命的价值》时，教师先要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创造生命的价值，学生年龄虽小，可想的却不少，很多时候他们就像一个小小的哲学家，很多学生都困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一课里，老师就可以给学生很好的答案：生命的意义就是创造生命的价值。在传统文化里，道家和释家都致力于追寻生命的意义。道家认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生命的质量，也就是生命创造的价值。在这一课中，老师可以让学生明白，如果一个人碌碌无为，就算他生命很长，实际上，只是重复着没有价值的、相同的每一天，而有的人虽然生命很短，却为社会、为他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他的生命价值就比前者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教师可以和学生就社会上某些享乐主义不思上进者和司马迁、张衡、李时珍、任长霞之类的人物进行对比，对什么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展开探讨。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展开了历史的画卷；张衡的地球仪作为世界地震仪之祖，超越世界科技1800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中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历史人物虽然都早已作古，但他们的成就却影响至今。《史记》今天我们还在看，地震仪预防地震，今天我们还在用，《本草纲目》上的中医方子，也让我们受惠多多，所以，他们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那么，如果我们虚度生命，不好好学习，在课堂上开小差之类的，是不是在那一刻，我们是“虽然活着，但却死了”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如果我们每天都认真学习，充实自己，就是在创造生命的价值。教师通过这种与身边的实事联系起来、对比的方法，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并为自己的学习、生活服务。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5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沂蒙精神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必然具有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认识和把握沂蒙精神，必须充分认识它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条件。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沂蒙精神的地域性及其精神特质。沂蒙精神是诸多因素有机结合的产物，这些因素包括：沂蒙人特有的性格基因、民族精神的血脉、厚重的传统文化、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红色革命精神、伟大的革命实践等。从根本上讲，沂蒙精神诞生于伟大的革命实践。地理环境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性格和思想意识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沂蒙地区人民长期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蒙阴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千山环其外，百流出其中……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3]艰苦的生存条件，造就了沂蒙人民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坚强性格，相对封闭的环境，形成了淳朴、善良、忠厚的民风。这些都是决定沂蒙精神特质的重要基因。沂蒙地区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沂蒙地区的农民起义连绵不绝。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清廷腐败、列强入侵，不甘屈辱的沂蒙人民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与一切中外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斗争。鲁南幅军起义声势浩大，捻军在蒙山沂水间转战过十几个春秋，反“洋教”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沂蒙籍的爱国将领左宝贵率清军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战斗到最后一息，壮烈殉国。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沂蒙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起而响应，护国、护法斗争一时轰轰烈烈。这些斗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充分表现了沂蒙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构成了沂蒙精神生生不息的血脉。社会意识形式具有历史继承性，同时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又相互影响。沂蒙精神作为一种进步的社会意识形式，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沂蒙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党组织就在沂蒙地区开展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对沂蒙人民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使一批优秀沂蒙儿女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军队先后在沂蒙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使当时沂蒙地区成为我党在华东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同时，沂蒙山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东夷文化与齐鲁文化的交汇融合，使沂蒙文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仁智敦厚、尽忠尽孝、崇文尚武、刚直重义、吃苦耐劳、无私奉献、自强不息的独特文化性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影响下，沂蒙地区人民固有的优秀品质和朴素的阶级感情，转化为高度的政治热情，激发出为翻身解放、实现革命理想而敢于战斗、勇于奉献的强大精神力量，催生了伟大的沂蒙精神。从根本上讲，没有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革命战争，就不会有沂蒙精神的诞生。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沂蒙精神，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特殊的历史时期铸就了特别的精神。20世纪30、40年代，面对亡国的危险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为了救亡图存、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肩负着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强大的敌人，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依靠人民群众，打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沂蒙地区的人民群众也从自己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才能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不做亡国奴，才能翻身得解放。因此，尽管条件艰苦战争惨烈，沂蒙地区的人民群众仍义无反顾拥军支前、参军参战，军民一家，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即使倾家荡产，牺牲生命，中断香火也在所不惜，“村村有红嫂，家家有烈士”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残酷的战争锻炼了党政军民，考验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铸就了沂蒙精神。
二、关于沂蒙精神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沂蒙精神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它属于一个地域，但又不限于一个地域；它属于沂蒙山人，但又不限于沂蒙山人；它属于一个时代，但又不限于一个时代。”[4]没有普遍性，沂蒙精神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会因为没有生机和活力而被尘封在博物馆中，正是沂蒙精神的普遍性为今天弘扬沂蒙精神提供了前提；没有特殊性，沂蒙精神就没有灵魂，就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正是沂蒙精神的特殊性使沂蒙精神的内涵富有时代价值。沂蒙精神具有普遍性。沂蒙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源于沂蒙革命老区、成长于齐鲁大地，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创造的，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反映。作为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沂蒙精神的内涵中包含着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容；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沂蒙精神包含着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勇往直前、敢于牺牲、团结依靠群众等内容；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反映，沂蒙精神包含着严明的组织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为民爱民等内容。总之，沂蒙精神与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精神等同根同源、同宗同魂、一脉相承，正是这种普遍性，为沂蒙精神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赋予了沂蒙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没有普遍性，沂蒙精神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沂蒙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精气神”。“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斗争给予沂蒙精神成长的土壤；再加上源远流长、世代相传的齐鲁传统文化，和山东人民自强不息、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民风，赋予沂蒙精神独有的特质。”[5]沂蒙精神同其他革命精神的区别在于其特殊性，这就是党一心为民、同人民群众之间的水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和人们群众坚定跟党走、追求光明、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信念。沂蒙精神体现了沂蒙人民所具有的爱憎分明的正义感；大义善良的高尚品德；不畏、勇于反抗的革命精神；敢于担当、勇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吃苦耐劳、变革图强、执着理想的进取精神。特定的时间、地点，忠厚、朴实的百姓、先进的政党、军队，仁、义的传统文化，浩荡的历史潮流，诸多因素塑造了沂蒙精神的个性，使沂蒙精神具有不同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特质，同时也为沂蒙精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沂蒙精神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成为一种活着的、有生命的文化血脉，凝结为一种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恒久力量。
三、关于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6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发轫，中国革命是现代中国的奠基。当传统文化重新作为我们的民族主体性价值回到历史前台时，它带来的尖锐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华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以反传统为主要标志的百年激进革命与当代中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意识形态重建的艰巨任务中，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大命题。对此，执政党、思想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都不得不认真地参与其中。
为此，本刊特以“中国革命与中华文明”为题，以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为契机，来探讨其中的问题，并期待它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的一个有效切入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激进主义
一个半世纪之前，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写道：“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隔虚而之实也。”对于魏源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而言，编撰《海国图志》，并不仅是为了介绍外部世界的知识，更为深刻的冲动是向中国士人传递“忧与愤”的危机意识――巨变正在来临，外部世界已经不再可以依靠“华夷之辨”的观念来涵盖和理解。只是，天朝上国的惯性思维对中国士人的影响显然要大于个体先觉者的醒世警言，反倒是对西洋的冲击感受更加直接的日本学人，最能认同魏源的担忧和呼吁。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邻国日本带来的冲击更为剧烈――强大的清帝国也被西方所打败，更遑论作为小小岛国的日本。《海国图志》在1850年代传入日本之后，引发了持续性影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拍案感慨：“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其弟子吉田松阴更进一步，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而《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命运，却是如左宗棠所述：“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等到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人争论“海防”与“塞防”之时，西方的威胁已经从“夷人占荒岛”的癣疥之疾发展为沙俄从北部鲸吞领土与英法德日从东南蚕食突进的亡国之忧。
对于左、李等人而言，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面对的都已经不只是对危机的预见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威胁。这种威胁也并非仅仅是敌兵临境的压力，而是实际的战争形态升级――由工业化武装起来的近代热兵器战争。在坚船利炮的全面压制之下，中国的旧式军队还没接近敌人时，就已经被击溃屠杀，个人勇武毫无用处。因而，摆在左、李等所谓“洋务派”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学习制造坚船利炮，建立自己的近代军事体系，发展重工业。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力图生产“制器之器”，188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这一系列努力奠定了中国未来百年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也开启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工业化模式。至1880年代末，“洋务运动”看似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并建立了号称当时“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然而，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士人对时势的理解：单靠少数几位官场大员的支持，显然无法应付工业化建设的复杂局面;单靠学习西方制造武器和机器的技艺，也并不能完成自强的历史任务。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工业化，为了富强和自主，中国必须在制度乃至政体上进行更彻底的改变。复古仪式热
“”应运而生，它标志着对西方的学习从器物层面深入到了制度层面。康有为认为，日本在模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之后，通过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打败中国步入强国之列。中国如果同样选择制度变革，则可以“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但是变法很快失败，孙中山等人主张的满清的革命思路遂成为主流。为革命思路提供观念指导的，是孙中山的“迎头赶上”论：即跟随者亦步亦趋是无法应对西方压力的，要迎头才能赶上――要比西方国家发展得更快才能赶上它们。这种“迎头赶上”论在当时的现实结论，就是不应在君主立宪问题上浪费时间，而是必须直接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制。
然而，尽管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起了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制，但却无法建立起一个新秩序。对此十分不满的知识分子，呼吁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之中，进行更彻底的变革，“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打破旧有伦理和家庭，争取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将“臣民”转化为“国民”;在经济上，则意味着为现代工业建设提供新的社会基础――将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成为工商业组织中的劳动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呈现出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全面反传统的激进倾向，其内在逻辑是：在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能否存续都成了问题，中国人能否自存都成了问题。无法自存自保，持守传统文化又有何意义？从“洋务运动”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迅速走过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历程。“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标示着革命将从观念和制度层面走向现实的物质过程之中，发展为暴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最终选择。
从改良到革命，从政体和制度变革到伦理和文化变革，这背后的历史动力是激进主义的社会心态。从康有为认为“三年小成，五年可观，八年十年可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十年论”，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希求十年之内要建成10万英里铁路的“十年论”、宋教仁提出的“三五年内与列强并驾齐驱”的“五年论”，再到建国以后等人提出的“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主张，这些主张背后都是同样的急切情感――“迎头赶上”西方国家的渴望。新中国成立后，延续着“迎头赶上”的历史逻辑，首先要实现的目标仍然是追赶西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58年发动的“”，就是要以社会主义实践来加快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超英赶美”不是个人的主张，而是当时共产党人和老百姓共同的渴望，延续的是从洋务运动到孙中山数代中国人共同的期待。正是这种“迎头赶上”的急迫感，塑造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自我意识：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和国家传统的民族，在近代遭遇的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局面带来的巨大反弹情绪，远比那些没有悠久文明和国家传统的民族更为强烈。诚如孙中山所言：“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当我们重新梳理历史，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任务的繁重性与复杂性都缺乏系统认知，都把“迎头赶上”的时间缩得太短，对革命与传统的复杂关系的理解也有待深入。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后见之明”，就来指斥先贤“由于他们的错误认识导致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指斥因为他们而导致“救亡压倒启蒙”、“革命摧毁了传统”，却忽视激进革命是内在于历史逻辑的：类似于中国这般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却又欠缺工业化物质力量的国家，面对外来压力而产生内部的激进变革浪潮是近代历史中的一种普遍趋势。在这种历史动力中，每次激进主义改革的失败，并不能平息这股浪潮，反而还会使后人认为前人不够激进，未来需要更激进、更彻底的变革。对于古老文明而言，激进革命是为了摧毁阻挡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部障碍。就如同土耳其改革者凯末尔的呼喊：“为了拯救国家，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摧毁从政府机器到国民精神的一切，并树立新的东西。”尽管革命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但如果没有革命的成功，没有依靠革命创建的新国家，传统文化就会成为历史的遗迹和景观，就像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古印度文明一般，失去了现实政体和民族的血肉支撑，它们只是西方博物馆和大学里的研究对象，成为西方文明中可有可无的异质文明装饰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革命实践不是个体的选择而是集体的反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拥有强大的国家，才有了恢复自信的基础，也才有了重新思考革命与传统复杂关系的机会。全球化的复杂局面与共同体的必要性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复兴
历史的进程尽管有主线和主流，但其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多种线索和逻辑。在激进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主要潮流的同时，主张发掘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的主张也构成了近代史中一条潜在线索。严复在多年鼓吹西学之后，在晚年却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公等从事西学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多非。即吾圣人之精义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章太炎在主张激进的政治革命的同时，同时又是“国粹派”的精神领袖。梁启超和梁漱溟都认为中国的精神伦理可以为经历现代精神危机的西方文明提供救治良方。“新文化运动”期间，杜亚泉等人更是以“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国固有之文明”为主张，与陈独秀、等激进革命论者展开论战。
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往往比革命者意识到的更为深刻。传统往往会以一种未被革命者意识到的现实的形态来影响其行为，影响革命之后的制度创建。比如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力图截断历史，以开创新的秩序为己任，然而，正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的：“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大革命不仅没有终止专制王权时代逐步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反，还推动和完成了这一过程。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在近代所面临的历史局面的复杂性更甚于西方，这也导致东方国家内部的传统文化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高度复杂化。面对工业化的西方的入侵，从埃及到中国，从土耳其到伊朗，各国都面临双重历史任务：一方面是要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要维护自主地位;一方面是要强调民族的荣耀、要呼唤民族的团结和共存，一方面却又必须和传统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决裂。这种复杂性，也使得东方国家普遍存在革命与传统的复杂纠葛：正因为有了西方的冲击，才有了东方国家作为文明主体的自我意识;正因为有了来自西方的新知，才会将这些国家固有的学统称为“旧学”;正因为有了改良和革命的主张和由此引入的新事物，才会将原本就有的习俗、制度和行为称为“传统文化”。因而，一方面，传统文化也往往以一种未被革命者意识到的方式来影响他们，作为一种现实力量的方式来影响这些国家的革命进程;另一方面，激进主义也在以破坏性的方式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潜在因素，为传统文化再续生机。这一正一反两种趋势的对冲，使得传统不是成为已经死去的历史遗迹，而是演化为深邃的现实力量。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今天，当激进主义逐步退潮之后，对传统文化的呼吁和诉求，重新作为一种普遍性思想潮流出现在中国。这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依托于前三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和建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环节解放出来，进入到消费型制造业生产领域，城乡各阶层逐步被整合到工业生产的复杂链条之中，彻底告别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全面迈向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然而，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人们的伦理和价值信念、社会环境、生活经验、家庭结构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与此同时，前三十年建立的历史叙事及其背后的革命伦理却逐步破碎和瓦解，与中国目前的物质成就相配套的伦理结构和价值体系，却还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此种局面带来了普遍的精神迷茫。工业化的物质力量可以“移植”和“复制”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但是，与工业化相配套，限制工业化带来的消极因素，并为民众指明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前景的伦理、价值和文化，却无法从西方照搬照抄。因为伦理和价值如果不是被一个社会的成员们内在地接受和认同，它也就仅仅是少数精英们的设计和安排，无论这些精英是来自政治领域还是作为所谓的“异见论者”。当人们越来越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时，在伦理和价值建设方面转向传统、转向现实、转向中国就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从中国传统中找寻价值资源来应对精神和伦理危机。几乎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存在对传统文化再度勃发的需求：社会大众希望从传统的智慧中找寻治愈现代性疾病的精神价值，“重读经典”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普遍共识，市场和媒体也有意在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推波助澜以期从中获取利益。与此同时，“民族复兴”这一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叙事也逐步凸显出来，成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各个阶层都可以接纳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执政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十以来，执政党着重强调复兴叙事，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力图以民族主义来统合各种思潮。“民族复兴”叙事背后依托的，既包括当下的成就，也包括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自豪，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念。意识形态重建面临的难题
当下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局，正如同汉朝所遭遇的困境一般：建国60余年，国家和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需要进行“改制更化”的历史节点。汉朝建立起大一统国家，先师法家，后学黄老，最后才以儒家为中心来涵摄诸子百家，建立起一个新的、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理论支撑。今天的中国，在经历过左右摇摆之后，也走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但面对的境况却远比汉代更为复杂。
一方面，与革命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复杂的分工体系基本形成，由此带来个体自由意识不断成长，已经无法依靠政治压力和舆论宣传来实现统合;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的倾向日益明显，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可能导致国家的撕裂，探寻和建立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依然是必须的。这使得执政党必须在深刻理解各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在深刻理解历史趋势背后的客观性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不仅自身相信，又能获得民众信赖的历史叙事。这其中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如何理解革命和传统的连续性。
如前所述，革命与传统之间存在张力，但又不是非此即彼式的完全对立，过去在革命与传统之间建立对立性的历史叙事，源于“迎头赶上”的激进思潮和客观的外在压力。今天，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性大国，在赶超西方的历史急迫感退去之后，我们已经来到了思考如何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历史阶段。这种并驾齐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以西方、以他者来定义自身，而是必须具备真正的自主意识。工业化步入转型升级阶段
在今天，围绕着传统与革命问题进行讨论的主要有三种思潮：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他的各种思潮大致都可以视为三者的变种。在今天，三种思潮有着各自的合理性，也有着现实的物质力量和社会阶层作为支撑。
首先，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在今天的中国不可否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自由主义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今天，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独立、陌生的个体正是通过市场关系、交易和货币才能结合在一起。因此，尽管市场经济可能导致重重问题，但彻底告别市场经济已经绝无可能。这就要求我们正视市场经济带来的以个体为本位的行为逻辑。
然而，由于自由主义以个体为本位，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对立面，使得其无法成为统合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导性叙事，无法应对当前民族需要塑造共同价值的重任。在全球性的“告别革命”之后，出现的实际问题是：民族与国家的价值理想何处安放？非西方国家如何在现代化的背景下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个体的资本化能力差异更为巨大，某些个体精英可以国际化、成为世界公民，但绝大多数个体依然需要国家的保护。激烈的国际竞争表明，个体依然需要集体组织的守护。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形态虽然面临重重问题，但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架构，依然是必须的。作为一个强大政治实体的中国，显然无法选择自我、自我矮化的道路。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一个明显的弱点是缺乏历史意识。若是在西方，这不成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而言，它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目前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比如“儒家自由主义”试图将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衔接，力图将政治自由与家庭伦理相结合，但他们无视中国近代历史中激进革命的合理性，并执着于以“后三十年”来反对“前三十年”，造成“两个三十年”的断裂。还有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主张，将中国经验与欧美经验进行浅层次的类比，不进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无法塑造真正的伦理和价值认同。
其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制度遗产，也作为一种批判性力量而不可或缺。现在的经济体已经不同于早期的自由市场，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复杂的分工体系和贸易网络，在简单的货币关系背后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像马克思所揭示的，“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形式平等的交换关系遮蔽了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如果完全按照自由主义的主张行事，劳资冲突、社会矛盾必然激化。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不仅需要在经济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在思维和理论上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批判性。
但是，若想以马克思主义来统合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面对着重重问题。一个直接的挑战是，马克思主义自身需要新的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下面临两个问题：首先，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没有遭遇到全球化、金融化的历史变局，而此种历史变局已经冲击和改变了一些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概念和判断，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在理解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必要的更新。比如说，在劳资关系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和都没有体会过当下这种“全球生产”的基本经验，因此，他们关于劳资关系的论述，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加以修正。尤其对中国而言，强调阶级斗争并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而是要在主张劳资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探索未来改革的可能性。其次，关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以及未来三十年的连续性的问题：庸俗马克思主义无法作为分析方法，也不能建立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必要标准，只能削足适履，沦为装饰品。而民间的马克思主义执着于以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对未来政治走向的期待和要求也过于浪漫化，并且有走向极端化的倾向。事实上，在今天，“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实体概念，已经被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和个体化雇佣的就业模式所冲击和瓦解，依靠阶级联合来超越国家，已经不现实。因此，在今天，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文化实体也依然是必要的：我们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提升竞争力，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经济份额，从而来改善国家内部的民生和就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的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理解国家，重新定义劳工与社会、劳工与国家的关系。
最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存续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中同样是不可否认的。今天的我们，即使过上了现代生活，但在民族心理、伦理结构、文化认同方面，都具有中国的属性，我们无法成为西方人，也不必成为西方人。事实上，执政党对此已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执政党高举民族复兴叙事，表现出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思想和价值资源以吸纳和综合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立场的倾向。
但是，这种综合还相对较为粗糙，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没有认识到以传统文化来统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近代以来的很多中国学者都希望能以中国传统文化来统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钱穆力图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儒家化，为传统开出新意;冯友兰希望以儒家统合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熊十力探索以“易”来融合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然而，以传统思想资源来融合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面对的一个核心困难在于：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缺乏现代生活的基本经验，也缺乏可以理解和解释现代世界、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近代中国的一大变革，就是引入西学，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来自西方，这些理论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以及具体的语词和概念。许多来自西方的语词指向现代生活的基本经验，实际上已经进入并重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模式。离开了这些概念和语词，我们无法表达和思考。然而，根植于西方经验的语词和概念也必然会遮蔽掉中国经验中异质于西方的因素，可能导致我们既不理解西方也不理解中国。因此，我们需要以中国自身的思想、原则来为西方语词和经验进行重新定义。比如“民主”这个概念，它曾经指向的丰富经验与复杂内涵，在今天的学术生产与舆论体系中，却常常被当下的西方经验狭义化了，它的指向很明确――选举制。如果不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过程进行否定就是必然的。而如果我们要重新解释“民主”，意味着我们不能执着于争论这一概念当下含义的是非对错，而是要将这一概念置于中国古典和现实政治经验的复杂过程中，加以审慎的理解。这样的工作显然不能单靠执政党自身的理论部门来完成，它需要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文思想界的共同任务。如果没有推进这样的工作，无论把传统文化捧得有多高都没有前途，因为它无法应对当下和现实。单靠“修身”、“齐家”的伦理修行，是无法应对工业化时代的复杂社会生活，也无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形势。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7
关键词传统道德文化形神统一古今通理现代价值再创造
中图分类号B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4—0013—08
一、提出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背景
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出现了两次大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第一次反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反思的对象是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反思突出了文化批判，矛头所向直指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这一次文化反思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侵略面前，在经济、政治上以弱者受辱而又不甘屈服的心态来看待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因而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反思。所崇尚的西方民主自由和所否定的儒家文化，其性质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就是说，当时所批判的儒学主要是作为帝制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这是历史之必然。确实，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的生命是终结（不是死亡）了。同时，生产方式的现代变革带来了生活方式、知识和知识结构的更新，西方式的新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建立和实行，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读经，除了在乡村私塾仍有保留，在城市的学校中就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也几乎绝迹，而以承袭和传播儒学为己任的“士”阶层的解体，则意味着丧失了传承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不等于儒学文化生命的终结，不等于儒家文化及其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所积淀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的终结和消解。但是，当时社会的历史主题是革命，是民族解放，因此，尽管提出了要总结传统文化、继承优良传统的课题，然而显然不可能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新儒家打着“复兴儒学”的旗帜，对儒学的现代转型虽然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学术观点和理论，但由于他们的研究脱离革命的实践而仅仅停留在学理层面，因而也缺乏实践的说服力。就是说，继承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实现。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对象还是儒家文化，但其背景与第一次反思不同，因而反思的特点和结果也完全不同。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遭到了“”的全面浩劫，接着又遇到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彻底否定了“”，否定了“评法批儒”，这就使得“反思”摆脱了“左”的“政治”框架，从而有可能给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历史命运以理性的考量；同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在获得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生活方式极端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世界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它适应了社会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需要。而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对精神领域的消极影响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避免重走西方的老路，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儒家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就凸显出来，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国学热、“汉服热”、祭孔活动、孔子学院、“读经运动”、重修家谱族谱等似乎是回归传统的现象就是一种明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而儒家文化要应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挑战，关键在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实现其现代的转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对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要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同志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与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他还明确提出，建设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优良的传统道德相承接。这都十分明确地反映并肯定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第二次文化反思的成果和特点。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动下，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人不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国人”作为一种人格符号，意味着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人的文化心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成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军人影响
当今时代，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它在国防实力构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代革命军人文化素养，作为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植根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沃土之中。充分运用各种文化资源，努力学习优良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大力倡导和培养当代革命军人文化素养，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出来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内容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核心地位，为其主体内容。那么中国传统的、受儒学长期影响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将之概括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天体运行，永无止时，君子效法于天，故应努力不止；地势平顺，养育万物，君子效法于地，故应兼容并包。其中的“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奋斗，积极迎接自然与社会的挑战，表现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和拼搏抗争、不向恶劣环境低头的精神。而“厚德载物”，就是包容万物，以和为贵，以忍为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和容忍精神。中华民族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两种精神，才能在长期的发展中，虽历经磨难，但始终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生生不息，努力向上，始终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而使自己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么，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当代军人有哪些影响，我们又学到了什么精神呢？
一、精忠报国，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由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重视文治教化的传统，培养出一种群体主义的精神和由此逐步凝固起来爱国主义情感。《诗经》中说“夙夜在公”，《尚书》中提出“以公忘私”，《墨子》强调“举公义”，贾谊《治安策》倡导“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等，都在强一调一种为群体、为国家而献身的精神。因此，我们当代军人历来就把“廓然大公”、“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作为价值理想，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由此，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爱国历来就被看作是一种“大节”，并进而培育了当代革命军人崇尚气节、讲求情操的正义感和是非感，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一些包含着对祖国深情厚爱的名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下，我国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从先秦华夏民族的形成，到近代抵御列强的反侵略斗争，中华儿女谱写了无数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乐章，在青史上留下一串串闪光的名字和感人至深的事迹：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豪情；苏武威武不屈、执杖塞外的气节；祖逖闻鸡起舞、江中击揖的壮志；张巡、许远血战到底、视死如归的壮举；岳飞精忠报国、重整河山的气概；文天祥大义凛然、从容就死的丹心；戚继光“封侯非我愿，但愿四海平”的志向；郑成功英勇抗清、的义举。还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关天培血染虎门，冯子材誓死抗法，邓世昌壮烈殉国……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民族危机，处于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但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所以，我们当代革命军人一定要继承爱国主义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振兴中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筑起新时代爱国主义这道心灵的长城。
二、重视身体力行，言行一致，修养践履的精神。中国道德传统特别注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比如儒家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力行近乎仁”。荀子甚至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国宝也；…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除其妖。”老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讲“养性”、“养身”、讲“良知”、“良能”，直到宋儒们主张“尊德行”，明代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等，都特别注意道德的实践性。较之其他民族，中国人民最注重“行”、“实践”、“身体力行”，这是中国儒家的一个重要待征，对当代革命军人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奋发向上、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意志力，要求人们发挥主动性、能动性，努力向上，积极进取。《礼记・大学》中提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子》中提出的“明生者强”等，就是上述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上力，孕育了当代革命军人自信、自尊、自立的品质。
四、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离不开改革创新，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改革创新精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管仲的改革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楚国的吴起变法为以后楚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秦国的商鞍变法，改变了秦国被诸侯“戍狄视之”的历史，为秦王朝统一天下做了历史铺垫；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为以后隋唐统一准备了条件。实践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使中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此，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创新理论的学习载体、传播渠道。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坚定当代革命军人的政治理想信念。面对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以及敌对势力的渗透、不良思潮的影响、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我们必须坚持马克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把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作为主线，把筑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要求融入到部队文化建设的各个力面和全部实践之中。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9
关键词：青少年；舞蹈教学；红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142—01
一、遵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挽救党的生死存亡危机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新时期的青少年舞蹈教学来说，在其中渗透进红色文化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和了解遵义会议的精神，发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荣革命传统，为中国的复兴而不断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遵义会议精神，教育着青少年要坚持崇高的理想不动摇，要始终坚持不懈的为现实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二、红色文化对新时代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意义和作用
1.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红色文化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精神财富，是青少年必须继承和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青少年舞蹈教学中渗透红色文化教育，树立起青少年正确的人生理想，有利于营造良好的革命传统氛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新时期的青少年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2.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广大青少年不应该忘记。通过在舞蹈教学中，加入红色舞蹈剧目，让青少年在舞蹈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到艰苦奋斗是我们的精神财富。红色经典舞蹈所呈现出来的积极的影响，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可以磨练青少年坚强意志，还可以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能力。
3.有利于加强青少年对历史的认知。教师通过积极挖掘红色经典舞蹈艺术的精华，引导学生从优秀的红色经典舞蹈剧目中吸取营养来加深青少年对革命历史的认知，用红色舞蹈作品来深入推进青少年的理想建设，一定能对当代的青少年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4.有利于传达红色文化的积极价值观。红色经典舞蹈作品的创作表现了我们民族时代的变迁、革命人的理想。将红色文化以舞蹈教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让青少年从舞蹈中感受红色经典文化，学习红色文化，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三、在青少年舞蹈教学中如何进行红色文化传承
1.教师在舞蹈教学中加入红色舞蹈剧目，联系青少年实际，通过排练、演出，将红色文化根植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我们以红色舞蹈剧目《红色少年》为例。全剧以舞蹈语汇展现我党富有代表性的儿童英雄以及儿童故事歌曲，整个剧目不但富有童趣性、思想性，还将民族的传统美德、追求真理与光明的精神境界结合起来传递给孩子们。当孩子们在演出的时候，通过舞蹈艺术的展现使他们受到革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积极的影响也将会传承到他们未来的成长当中去。
2.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在舞蹈中深化对红色文化的体会。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红色文化教育的日益重视，在青少年的舞蹈教学中融入红色文化，让青少年在舞蹈中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营造浓厚的学习红色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加深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认识。教师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先让学生深入了解红色经典舞蹈的艺术背景，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导学生通过红色经典艺术的舞蹈美呈现革命历史，通过舞蹈的视觉、听觉、语言的美感，让跳舞的学生身临其境，充分体会舞蹈艺术的巨大魅力，陶冶广大学生的高尚情操，锻炼学生的坚强意志。
3.利用红色经典舞蹈教学树立青少年的崇高追求，培养他们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教师以红色舞蹈教学激发学生自我超越的意识，让学生通过舞蹈产生共鸣，通过对舞蹈的学习感受红色经典艺术的美，并促进青少年树立崇高的追求，培养他们做一个勇担社会责任，激励他们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4.开展丰富的文娱活动，促进红色经典舞蹈艺术在青少年中的传播。在校园中开展红色经典文化的宣传普及，通过舞蹈的形式表现红色经典艺术作品，展现红色舞蹈剧目的艺术美，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学习热情，促进红色文化在青少年中的传播和影响，弘扬革命传统美德，丰富青少年的思想政治素养，增强红色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四、结束语
总之，在青少年的舞蹈教学中渗透进红色文化因素，通过红色经典舞蹈艺术的感染，加深青少年对历史的认识，提升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教师通过红色经典舞蹈教学，不断陶冶青少年的高尚情操，鼓励他们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为了中国的伟大复兴和崛起不断奋斗。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篇10
一、对家族意义的肯定
从上古三皇五帝之时，氏族的概念就已出现，人们以结成不同的团体的形式对抗外族;到了封建社会，相同血缘的人聚居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分享荣光与困苦。家族被看成一个人的大树与依靠，记载着先祖至今的变迁与发展。从《红楼梦》到《激流三部曲》再到《四世同堂》，都讲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四世同堂》里说过：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家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象征着没落腐朽并终将灭亡的事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的当代作品中，家族的形象却呈现为脉脉温情的守护者。《春月》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故事。以女主人公春月的一生串联起整个苏州张家的变迁。经历了维新变法、民国的成立、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与文革之后，春月相继失去了亲人，显赫一时的张家族人也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她终究等到了五世同堂，带领从各地赶来的族人汇聚在张家祖坟前，向后辈们讲述家族曾经的过往。作者在每章的开端间隔着插入了家史和族史，以家史开端并以族史结束，文言和神话的使用让行文古朴雅致，洋溢着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怀念。在开篇的家史中，状元遂构屋于其地，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筑园墙以围之，到了尾声里，皆因：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盖世之道也，岁月的无常和道法自然的观感隐于其中，因而有人将之比作民国版的《红楼梦》。然而，《红楼梦》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天地茫茫一片真干净，而《春月》的结局是饱经磨难的张家重新聚拢在一起，孕育着新的生机。
尽管作者包柏漪成长于美国，但是《春月》中却渗透着儒家集体与家族主义的浓浓影响。儒家有坚持集体主义的传统，而强调集体主义也是儒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所说的集体是人伦的交织。所谓人伦，就是按照一定的高低序列形成的人际关系。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春月归宁这一节尤其能显示出对家族的依靠和家族显示出的包容：两人都泪眼迷离，这时亲眷们和仆妇们纷纷围拢来，一面哭，一面尽力说些劝慰之词，并且对孩子百般爱抚。春月想：我到家了。家族如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给了失去依靠的孤儿寡母有力的支撑。而作家之所以写出了对家国故乡的眷恋，与她返乡的经历密不可分：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华裔作家看到了一个更温情和更有召唤感的中国，写下了对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回应。
《活着》创作于90年代初，在经历了改革的躁动与迷惘之后，余华写下了这个讲述普通人生命历程的故事。主人翁福贵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福贵一家成为佃农，自己被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建国后随着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也不断经受着苦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命。尽管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故事中每一个人都尽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安宁与幸福。福贵的父亲因为儿子嗜赌输光家产气昏在地，醒来后仍旧变卖财物帮儿子还债;妻子家珍则抛弃富裕的娘家生活与他共患难。福贵一度想把女儿凤霞送走，却还是没有忍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贯穿小说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余华看似受到西方荒诞派的深刻影响，实质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可以用一种纯朴的方式传达出对家族和亲情的眷恋。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因而，余华在创作了一些以暴力血腥折射人生荒诞的作品之后，笔触一转写下了《活着》。
《活着》是充满温情的，主人公福贵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维系家庭的幸福并延续下去。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从锦衣玉食中跌落的福贵开始耕作;为了守住去而复返的家珍，他懂得怜爱妻子;为了儿子的学费，他一度想卖掉女儿，却又因为渴望家庭完整而放弃;他为了让饥饿的外孙苦根填饱肚子，煮了一大锅豆子。尽管一切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家族的记忆成了他活着的支柱。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精神：乃以应该如此。至于如此之必无结果，道之不行，则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坚守行动的目的的正确性，而并不以行为最终的结果衡量。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4]福贵和春月这两个人物因为家族的存在得到了沟通，他们都展现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儒家家族主义的珍视与坚守。
二、在有所作为和顺应天命中徘徊的存在观
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只要符合礼的事都要去做，就算难以逆转结果，因为他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家则倡导着一种顺应自然的存在观，因为道法自然，惟其如此，故道可无为而无不为，如《老子》所说。《春月》和《活着》里角色的人生观，正是徘徊于儒道之间。
《春月》的故事背景是在清末民初，留学海外的张家长子回国后本打算用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改造社会，但保守势力的强大远超其想象。万般无奈的新族长重新盘起辫子，以中庸温和的方式对待族人，只把希望寄托在他悉心教导的侄女春月身上。族长的弟弟却是坚持了儒家的入世精神，一生都作为一个军人为革命和同伴征战。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似吸收了西方的思想，骨子里却还在儒道二者的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对于女主角春月，曾有人因其坚毅的个性将她比作《飘》中的郝思嘉。然而，春月毕竟不是喊出我是我自己的汪子君，尽管通晓英文，她仍旧遵循顺应天命的传统伦理。
很多人从春月和伯父秉毅的不伦恋情出发，将其定义为新女性，却忽视了她处置这段感情的态度。春月接到电报后立刻返回婆家，只留下一封信，其中写明予二人之情将长存，而向日之梦则永不可再矣。她最终恪守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即使这样斩断了她和秉毅的情缘，但正如春月所说为了克己为了尽到责任为了名誉。春月和女儿明玉的一场争执则更加说明了儒家施加在春月身上的影响。明玉通过跪拜让商人抵制日货，春月得知后怒不可遏，命其跪下：回答我。没有了孝道,还剩下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春月认为明玉的行为是对祖宗的不敬和家族的损毁。她不问人的行为是否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只问这行为是否符合礼。但春月却是靠着道法自然的精神熬过人生的苦难。她将等到五世同堂看作自己的命，在族长坟前立誓：我相信上天生我就为此。我答应等到山青水绿，风和日丽的时候，再召集族人来见你。
《活着》中的福贵更贴近道家，以平淡悠长的口吻讲述了自己苦难重重的一生。福贵在孑然一身时终于相信这是宿命，从而变得更为通达和明朗。他没有愤世嫉俗，反而从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成了宁静温婉的人生智者，懂得了用平和坚忍的心态对待命运。或许对于福贵来说，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他的这种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与死的理解。听了福贵讲述的我，似乎也变得更忧愁却也更睿智了。
这可谓是道家原始自然主义的圆满运用。福贵的一生中有着一次次逼近死亡的惊惧，但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死亡带来的讯息传达给后人。这其中，余华对命运的反复播弄，死亡的如影随形，念兹在兹。福贵的世界没有神灵可以乞求，命运遁入无形。他则从承担命运中懂得了活着的真谛，超越了自我。作者表面上渲染苦难，实质是赞美了生命的通达与高贵，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智慧包孕其中。在小说的最后，福贵和老牛渐渐远去，勾勒出一幅深沉平和的图景，在福贵如何活着这一命题上，生战胜了死，知命战胜了宿命。
三、在创作中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在
20世纪的最后20年，离散文学和先锋文学纷纷以朴实追忆的姿态复归传统，企图在刚开启改革从而充满着迷惘与焦躁的文化中找寻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春月》和《活着》从而跨越了时空，通过对儒家和道家的辨析与徘徊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与资讯日益多元的今日，找寻传统文化带来的遗产与精华，应当是文学作品中仍旧大有可为的一个努力方向。